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六

译如今若不革除这种不合乎法令的刑罚，我还担心政事会因此有缺失；何况剖心、斩断小腿这类刑罚，只有独夫才会施行，必将被万世讥笑。如今把这种刑罚作为刑法，臣以此为耻，陛下也一定会以此为耻。若不是臣尽心报效政事，谁肯向陛下进言？若不是陛下大圣大仁大慈，谁又能相信臣的话并加以施行？臣不胜深切期望，乞请从今以后明白颁下诏书，断然废止天下不合乎法令的刑罚，只保留绞刑和斩刑，那么仁政王道就全在于此了。陛下若能听从并实行，那么即使诛罚臣一人直言愚忠的罪过，臣也感到幸运了。真宗时，殿中侍御史赵湘上奏说：“圣王施行法令，必定顺应天道。汉代制度规定，死刑案件要到整个冬季才判决，这是一项古代的善政，应当实行。况且十二月是承天节，正是天下各方祝颂的时候，而死刑仍照旧决断；何况十一月阳气刚开始出现，气势还很微弱，议论狱案、缓用刑罚，是为了扶助阳气、抑制阴气。希望在十一月、十二月内，对天下死刑案件中尚未结案定罪的，重新命令详细复核；已经结案定罪的，暂不令其执行；各地都要厚加怜恤，清扫狱房，供应饮食、柴薪、炭火等物，严加防备，不要发生其他事故。情理值得怜悯的，奏请听候敕裁；依法应当处决的，等整个冬季过去才执行。在京城的死刑犯，到了春季第一个月，也是施行庆贺、广施恩惠的时候。伏望陛下在万机之暇，登临轩阁亲自阅览，情理值得怜悯的，特别从轻减免，这也是把圣恩布施到无穷之久。何况愚昧百姓抵罪后不过延缓两个月才判决，也不算滞延太久。如果用刑顺应阴阳，那么四时之气就会调和；气候调和，百谷就会丰收，水旱灾害也不会发生。” 仁宗天圣四年，刑部侍郎燕肃上奏说：“臣仔细考察唐代大理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犯账簿一事，太宗说：‘其中有值得怜悯的，怎么能一概按照法律判决？’于是下诏，凡死刑罪，都命尚书、九卿审理。又下诏，凡判决死刑，京师要五次复奏，各州要三次复奏。从此保全性命的人很多。贞观四年，判处死罪二十九人；开元二十五年，判处五十八人。如今天下人口还没有增加到唐代的程度，而天圣二年判处死刑二千四百三十六人，比唐代几乎多出百倍。京师死刑案件虽要等待复奏，但州郡的案件中有疑点或情理可怜的，呈报上请时，法守官却多加举驳，官吏通常会因没有按规定上奏而获罪，所以他们都增饰案情，迁就罪名，违背朝廷钦恤刑罚的本意。希望准照唐代旧例，天下死罪都可以复奏一次。议论的人一定会说：‘等待回复会拖延。’臣却认为，汉律都在秋季末审理囚犯，唐代又从立春到秋分不判决死刑，从未听说因拖延而损害汉唐的治理。” 仁宗时，监察御史里行包拯请求命提刑官亲自审问罪人，上疏说：“臣伏见国家设置按刑之司，是考虑到郡县长吏有时任用不得其人，刑罚可能烦苛滥用，所以让他们负责纠察；可是重大狱案发生出入，却从未加以按问，细小过失稍有增减便急于举劾，这就是小过必察而大罪不问，怎么能符合圣人钦恤刑罚的本意？臣不敢不略举一二事来说明。臣日前任职端州时，狱中有七名重囚，案卷已经办成，恰逢提刑司巡历将到，听说案件尚未判决，便拖延推避。又邻近的春州拘禁审问罪人，追捕的人很多，被锁系二百多天，其中应判死刑的有四五人，应判徒刑的也不少，却没有听说提刑司追究拖延案件的情况。等到转运司取走公案，委派官员裁定，果然发现有误判死罪等问题，虽然官吏都受到重罚，但死者不能复生。臣私下担心，天下刑狱中像这样含冤枉屈的还很多；虽然前后屡次降下诏敕，反复丁宁告诫，却很少有人遵守。臣乞请今后各州凡审理死刑案件，不论军人、盗贼还是百姓，五人以上以及超过规定期限的，都由提刑司立即亲自前往审问判决，希望刑狱不再烦苛滥用。” 知陕州吴育请求今后不要轻易设置诏狱，上疏说：“臣听说先王垂下冕旒、塞住耳饰，不愿听见和看见别人犯过失。有触犯典章法令的，就交给有司，依照案文处理；情理值得怜悯的，尚且可以特别从宽。这样恩惠归于君上，而法令掌握在有司手中。人被诛杀，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自祖宗以来，不许刑狱机关在案情之外另行求罪，所以人人都能自安。近来传闻三司判官杨仪被投入狱中，从御史台移送到都亭驿审问，戴着刑具捆缚着经过街市，众人都跟随观看，全都惊骇不已。谁也不知道是怎样的重大案件。等到案卷完备，才发现只是因为请求办理寻常事务而获罪，并没有违法受贿。又传闻所判的罪名，按法律并不到这种程度，却出于朝廷的特别干预，恐怕不是恩归主上、法在有司的意思。况且杨仪本人身列朝班，职居馆阁，任职于省府，即使犯有大罪，即使加以诛斩，也自有宪章可依。假如不是这样，一旦受到这种待遇，就会使士大夫不堪其辱，使下民轻视上位者，这不是用来培养廉耻、显示敦厚的办法。自古刑狱大肆彰显的时候，诛灭家族、牵连宗族，冤枉的占大半。大抵雷霆震怒之时，人人都不敢说话。有司为了把罪案办得更深，各自图谋免罪；有的甚至借机谋利，以求升进，使君恩不能下达，人情不能上通，损伤天地和气，灾异接连发生。” 陛下是受到四海爱戴的君主，却忽然使道路上的人纷纷私下议论，使朝廷中的士人个个感到自己蒙受冤屈，这正是臣为陛下深感痛惜的原因。如果杨仪的罪还没有判定，臣不敢进言。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也没有借此求救解罪的嫌疑，只祈望圣明以后详细审察各种事务，不要轻易设置诏狱。若不是案情涉及重大奸恶，就姑且交由有司审理，不必在法令之外另行加重处置。这样足以安定人心，平静风俗，培养廉耻，招致和平，是天下的幸事。

译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说：“臣等伏听皇城司亲事官奏报，有百姓杀人、私下收受钱物、调解案件等事交给开封府推问，结果都查无实据，于是想拘捕最初巡察的人来对照审查。皇城司却庇护他们，不肯交出。臣等私下考虑，祖宗开创基业之初，人心尚未安定，担心有大奸贼暗中谋划、无故作乱，所以亲自选择身边亲信之人，让他们在民间巡行，秘密伺察。当时如果有人挟私诬陷枉法，斧钺就会随之而至，因此这些人都知道畏惧，不敢为非作歹。如今海内太平已经超过一百年，上下安定，人们没有别的企望，世道变化、风俗转移，本应有所革新；却因循旧规，反而造成更大的弊病，以至帝室姻亲、各司仓库，全都交给这些人，他们搜罗过失，广泛作威作福，公开收受货赂。所爱的人即使有大恶，也加以掩盖而不追问；所憎的人，举止言语无不被挑剔搜寻。臣等常以为，国家选取天下贤才作为公卿百官，尚且不加信任，反而任用这些奴役般的小人作为耳目，难道值得依靠吗？如今竟妄自拘捕平民，给他们加上死罪，使人幽禁在牢狱中，横遭苦毒，幸而没有被迫诬服，才勉强能够辨明。” 如果再不允许有司追问最初巡察的人，稍加惩戒，臣恐怕这些人从此更加无所畏惧，越发放纵横行，使京师官吏和百姓都手足无措。这难道符合祖宗的本意吗？伏望朝廷指示皇城司，命他们把最初巡察的人送到开封府，审问事情的真实情况；若另有仇怨嫌疑，或察访草率鲁莽，就分别按照情状依法处理。并且从今以后永远定为制度，希望能够堵塞欺骗蒙蔽的源头，断绝侵害冤屈的途径，从而保全国家至公之道。” 张方平上奏论说道：“臣伏思先帝勤于体恤国家，明察慎重地处理各种狱案，所以在内设置审刑院的职务，复核天下刑狱的辩争；在外设置提点刑狱司，接受百姓的诉状，使受侵害、遭枉屈的无辜者有地方申诉，并得以察举州县二千石以下的群吏，巡察一道百城，纠察摄理千里之地。这些官职的选任十分重要。官吏百姓的诉讼，州县不能查明实情，而能够再向外台申诉的，本来就很少；外台若不受理，也就完了。乡野百姓，哪里有能力站到肺石前申诉？因此天下常有受冤的人，常有积压的诉讼。如今设置这个机构，就是为了百姓，又开辟了一条取得公正的途径，难道不是国家对大小狱案都尽心尽力吗？然而如今各路所辖之地，广的达到几十个郡，而巡按辖境又不许分路同行，所以一年巡历不过一两次。贫困的百姓前来投递诉讼，既不能远道前往；有疑难、积滞的囚案，其中的滥屈也不能全部被听闻。臣愚以为，各路可以在道路适中的地方设置廨舍，一人出行巡察，一人留守受理。出行的人察看郡县治理，留守的人接受官吏百姓的诉讼，使诉讼者有固定的投诉处，治理者有所畏惧。臣近来又见州县群吏中，有人因为刚正耿介触犯长吏，或被众人所憎恶忌恨，往往因细小过犯被投入狱中，最终死于非命。” 臣愚以为，州县官吏犯罪而应当拘禁审问的，应由所属州郡列举其犯罪情状上报，提点刑狱司则由本司拘取并加以弹劾；需要答辩申诉的，移送州郡追取遣送。官吏犯罪并被拘禁，本来不是经常发生的事，留守的一人就可以审讯；如果被拘禁的人累计达到三人以上，就报告巡行的人返回共同审理。这样，长吏即使有凶暴之人，下级官吏也不至于遭受枉屈滥刑的惨祸。郡政是宽和还是惨酷，取决于长吏是仁慈还是暴虐。若有贪婪残暴、任性专断、蒙蔽昏乱、倚仗法律削害百姓、放纵情欲而无所顾忌的人，那么流毒虐害遍及辖境，谁敢阻止？即使有属官辅佐，地位卑下而势力微弱，也不过是白白伸展螳螂的手臂；即使有副贰官，职事相同而力量较弱，谁肯轻易触犯豺狼的利口？所以多数人只能含混自守、谨慎退避，不肯附和就困难，能够坚持操守的很少。更何况普通人处在下位，很少有人不顺承风向、迎合长吏的意旨。近来像蕲州王正的奸邪暴虐、林宗言所受的侵辱，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宗言是朝士，王正是员郎官，按官阶本来相差不远，守宰与他们的地位也并非悬殊，却因所处地域属于其管辖范围，仍被摧抑屈辱到这种地步；何况尊卑不相称、地位声望相差悬远的人呢？”},{ 这样死去才合宜。因此臣请求：官吏中应当抵罪、依法收系的，交给提▯之司审劾，这样或许可以查尽事实真伪，避免因锻炼罗织而造成冤枉，确实是用刑的一项益处。方平又上奏论述道：“臣听说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刑罚，是治理的最后手段。然而古代圣帝明王用来辅佐德教，并不一定要刑人、杀人、割鼻断足之后才叫施刑。所以舜称赞皋陶说：‘你担任士官，要明察五刑，用来辅助五教，希望达到我的治理目标。施刑的目的在于达到不施刑，使百姓都归于中正。’只有臣民不防备而触犯我的正道时，才是功劳显著；皋陶于是把美德归于帝，说：‘帝的德行没有过失，临御臣下简易明白，统御众人宽厚仁慈。刑罚不殃及后代，赏赐延及后世。过失即使很大也予以宽宥，故意犯罪即使很小也不轻纵。有疑问的罪当从轻，有疑问的功劳当从重。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这种好生之德深入民心，因此百姓不触犯有司。这里说的是，君主能够用德抚育百姓，臣下能够顺承并发扬君主的美德，于是天下大明，达到和乐安宁，所以最终能够无为而治。”三代的君王以及历代的治世之主，谁不谨慎地寻求优秀的理官，以公平裁决刑法？周文王在这方面说过：“不要把众多狱讼一并包办，只应谨慎地依靠有司和牧夫。” 武王时有苏公式来掌管刑罚，穆王时有甫侯申明刑法。西汉时，张释之、于定国以宽平著称于文帝、宣帝朝；东汉时，郭躬、陈宠以怜悯宽恕著称于明帝、章帝时期。凡是君主存有敬慎体恤之心，有司就会尽心审理，使判决适当。刑罚一事，有时会淫滥，有时会泛滥，甚至造成破家灭族，关系到人的性命，难道可以不慎重吗？刑罚一事，有时能使人活，有时能使人死，有时会扰乱邦国、危及国家，是君主权柄所在，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从来没有不依靠宽厚、慈爱、惠和来取得众人拥戴的，也没有不因惨酷、暴虐、毒害而失去民心的。设置官职、选拔人才，务求能够审理得当；原告被告的供词都完备，五种辞状都经过审查核实；无论大小案件的情状，鳏夫寡妇都没有被掩盖遗弃；统一的成文法和三尺法典都明确存在。然而舞弄文法、巧加诋毁的人，曲意迎合、希求合意的官吏，仍然暗中操弄轻重，心中任意裁量，搜罗牵连、锻炼成狱，完全不顾成文法令。何况又多设罗网陷阱，另行开启诏狱，使理官不得参与议论，朝廷大臣听不到申辩；事情落入近习之手，法律竟有两三套门径。这样，君主便是以私意看待天下，而重大权柄也因此落入臣下之手，祸乱正由此产生。汉、唐覆亡的车辙还在眼前：汉代因政局混乱而设置黄门北寺之狱，唐代因政局混乱而兴起神策北军之狱。

译这两种狱制的兴起，都是衰弊之世的现象。大抵强臣擅自发号施令，女主临朝执政，往往设置刑狱来威慑控制天下；官府一旦有两套刑狱，流毒虐害尤其严重，助长其残害，防义奸宄，夺取攘掠，矫饰诬陷，玷污善良，屠害陷害贤士，邪曲冤枉之事炽盛纠结，冤屈横祸纷乱不止，只有欺诈，只有内应，只有财货，只有请托。汉代自党锢之祸兴起，铲除贤俊，国家困敝，朝廷内外分离，天下昏乱动荡，终于衰颓灭亡。唐代到了晚期，即使将相所涉的大狱，也由宦官造成；又进一步罗织豪强，没收夺取财货。《尚书》说：“掌管狱讼，不要以威势为终极目的，只应以获取财利为终极目的。” 这句话说的是，处理狱讼应当首先杜绝贿赂。后来南北乖离，百姓怨恨忧愁，国势逐渐衰败闭塞，终于形成危乱。所以可知，刑罚是君主掌握的重大权柄，也是天下共同的器物，不是可以借给他人私用的东西。法度一旦倾覆，上下都会危险。我国承袭仁德，历代相继昌盛，彰明德行，慎重用刑；以威严震慑杀戮，充分体现上天的威严；使政治平和、正直，审慎采用中等刑典；由贤良之臣审理狱讼，哪里还会选择非其人者？审慎权衡罪情的深浅，必定依照宽平的比附。忠诚、仁爱、恩惠深入人的骨髓，可以说是刑罚祥善、法令宽平，普遍得到治理而没有滥刑了。然而近年王府审讯狱讼，往往让宦官参与讯问，有司承受其意旨，颇有重新侵逼急迫之势。当时有见识的人已经忧惧，认为如履薄霜，渐渐会结成严寒，已有令人寒心的征兆。陛下圣明决断、英武奋发，天德刚健，威福不假借于人，雷霆般的威势自然远播。亲自总揽万机，首先辨明洗雪冤狱，斥退远离那些招权纳贿的奸邪，摈弃阴险谄佞的狡猾之徒，光明地辅佐常道，如同白日普照，可以说是立法垂制的大智慧、聪明睿智而英武的君主。臣愚昧地伏愿陛下彰示明确的制度，垂示戒诫于无穷，使刑罚之权，非有司不得专擅，不容许外部势力干预；这样或许可以归于五刑所对应的五福，使天下都处于中正而有福，长久遗惠于百世。请鉴察我《祥刑》诗中所说：“使百姓和善，使官长贤良，从上天那里接受俸禄。” 《尚书》说：“一人有福，万民都依赖他。”接受上天的福佑，成为百姓的福祉，德行极其盛大，难道不就在于慎重用刑吗？审刑院详议官孙抃上奏说：“臣听说《尚书》说：‘官长之间要互相规劝，百工掌握技艺，要以此进谏。’臣不才，亲自遇到宽厚仁慈的君主，担任执法之吏，便冒昧探究刑罚的根本，愿意献上愚诚，只求陛下幸加怜悯，赦免臣冒昧直言，让臣把话说完。臣私下认为，前代设置肉刑，截断肢体，刻削肌肤，使人终身不能忘记，以至于鞋子便宜而假足昂贵，有鼻子反而被视为丑陋。刑罚滥用，竟到了这种地步。汉文帝感念缇萦的心意，认为肢体一旦刑残便不能恢复，即使想改过为善，也没有途径，因此把肉刑改为鞭笞，说：砍断左脚趾的，笞打五百；割鼻的，笞打三百。然而人已经死了，笞刑还没有停止；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声誉，实际上却是在杀人。景帝只是将其稍加宽减，使肉刑得以保存的仅有少数。祖宗看到过去的弊端，免除繁苛刑法，顾念我们这些平民，爱护如同赤子，才开始实行折杖法，更新天下人的观念。这实在是古今圣贤都未曾想到的事情，一旦决定便施行；海角天涯的百姓，仿佛接受父母的教诲，深厚的恩泽已经浸润到骨髓。陛下的圣明如太阳，覆盖广博如苍天，高居法宫，深切忧虑民间疾苦，何曾不申令群吏，亲自阅览各类狱讼，而对于疑难案件的审理上报，没有不使其得到生路的。” 历代用刑，从未像本朝这样清明，理应上天以美好的祥瑞报答，赐予纯厚的福祉。陛下正处于隆盛之时，却还没有享有嗣继子孙的喜庆，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听说天地万物的本性，以人为贵；君王治理天下，本应对上调和阴阳，对下顺应万物。即使是细小的一虫一鱼、微小的一草一木，如果不得其宜，执政者尚且有罪，何况人具有肖似方圆的形貌，禀受精粹的灵性呢？上天的意思，莫非是宦官太多，而陛下还没有醒悟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古代肉刑之一叫作宫刑，圣人将其废除，是因为重视断绝人的后代。如今陛下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宦官之家争相求取别人的儿子，残害断绝人伦，只希望获得爵位赏赐，作为门户的庇护。童幼有什么罪，却陷于刀锯之刑，因而夭折死亡的，难以一一计数。有疾病而夭折，是太平之世尚且感到羞耻的事，何况没有疾病呢？有罪而施宫刑，前代君王都不忍心，何况无罪之人呢？臣又听说，汉明帝永平年间，中常侍只有四人，小黄门只有十人。唐太宗制定制度，宦官也没有超过一百人。臣不敢远引汉、唐，只请拿祖宗近来的事情来比较。陛下试着看看祖宗时宦官总共有多少人，如今又总共有多少人？” 人数多少的差别，不必等臣说明，陛下自己就可以看见。臣愚昧地认为，胎卵受到伤害，凤凰便不会到来；宦官势力兴盛，继嗣便不能生育。伏望陛下顺应阳春施生万物的时令，广泛发布德音，诏令岩廊大臣详细制定条禁，禁止进献；对于宦官，一概罢除其兼领外务的权力。有人说，停止进献就会导致供给不足；任用使臣，并不是供给不足，弊端在于让宦官掌管其他事务过多。陛下如果让宦官兼领外事，那么人数虽多仍然不够用；如果让他们专门守卫宫禁，那么人数虽少也绰绰有余。况且传宣圣旨、分掌职任，外廷自有三班使臣在外，何必偏要依靠宦官呢？如今三班使臣等待补缺，滞留都城，往往两三年还不能补授官职，以至于休弃妻子、卖掉儿女，沿途嗟叹怨恨。和气已经受到损伤，边隅几乎耗尽，这恐怕也是内臣侵夺官缺所造成的。如今既然罢除进献，断绝宦官兼领其他事务，姑且可以允许他们收养儿子作为后嗣，但不要让他们再拥有原来的权势。这样对内臣的打算，不至于受到伤害；对陛下的私亲，也不会造成妨害。若能如此，上天之心一定会感应，圣嗣一定会增广，招来福祥、安定社稷的策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孟子说过：‘尊敬自家的老人，并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孩子，并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 只愿陛下对朝廷内外都加以留意，臣实在感到万分庆幸。侍御史赵抃请求释放傅卞之罪，上状说：“臣伏见国子博士傅卞，近来因所骑的马受惊逃逸，冲犯禁卫，被交宪台拘系审问，又由法寺议定罪名。臣私下考虑，傅卞经学明达、品行修洁，为士人所推重敬服。如今他所犯的事，众人都知道是误犯。《尚书》说：‘对因过失造成的灾祸，予以宽赦。’《易经》说：‘赦免过失，宽宥罪过。’这些都是圣贤施行忠恕之道，认为凡人的灾祸不是出于本意，而因过失误犯受到牵累的，就应当赦免而不要迟疑。伏惟陛下至仁至圣，心怀尧舜；凡是施用刑罚，必定推究实际情由。臣愚昧，想请乞圣旨裁示，明察傅卞的过失，释放傅卞所获之罪；即使因此申张恩典而稍屈法令，也会使包容广大之德日益隆盛。”

译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的范镇上奏说：“臣等上奏陈述，开封府勘到桑达一案的事情，没有经过本司提引审问，便径行处断；虽然援引了近来的成例，但原本并没有正式条文。臣等请求今后一律依编敕施行。本月十九日，臣等接到枢密院札子，其中说：开封府因为有上述体例，请求今后完全依照编▯施行；已经奉圣旨，不予施行。臣等还不明白其中道理。臣等查考开封府前后承受特旨，审讯相关案件的情形，原本并不是因为圣意有所喜怒，而是府县失职，不能禁止奸邪；奸情发生以后又没有及时察觉，以致劳烦圣明从旁采听，这正是他们借救过之名苟且免罪的时候。然而案件结案以后再进行一次秘密查问，略加辨明黑白，应当没有什么妨害，为什么一定要深自遮蔽，暗中只求了结呢？恐怕其中有无辜者怀抱冤屈，无处申诉；这样做只能造成狱吏玩弄文字、规避法令的弊端，却不足以符合朝廷体恤刑狱的本意。先帝圣德仁明，敬慎体恤各类狱讼，考虑到京师人口众多、刑狱最为繁杂，所以设置纠察一司，澄清审查真伪，意在使凡受罪的人都自以为没有冤屈。自设置以来，每逢大辟案件，都加倍精密审理。这就是先帝不敢包办众多狱讼，而谨慎地把责任交给有司；圣明的鉴察卓然高明，与周文王相同。” 如果认为凡是奉圣旨以及中书、枢密院勘办的案件，便不再记录审问，岂不是违背先帝的本意，扰乱有司所守的职责吗？大凡制定法律，必定要关系到国家盛衰来确立制度，以防止因循苟且、杜绝祸患渐长。如今既然曲意允许奉行圣旨，对中书、枢密院勘办的案件不再复审，臣还没有看出这有什么尊重朝廷、重视刑罚的道理，反而足以使府县松懈怠慢、不勤于职守，使狱吏侵凌侮弄而无所忌惮，使罪人含冤而不得申诉。此事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臣又私下看到，朝廷旧法以及内外通行的制度，官府一向遵守，都不允许援用成例来突破条文。如今却在四方太平之日、京师作为天下取法之地、刑狱最为审慎的机构、人的性命最为重要的关头，特许突破条文而援用成例，事情和道理都相违背，也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臣等蒙朝廷选拔委任，不敢不尽心竭力，实在希望万分之一能够补益圣政，并不是想搜罗过失来显示自己的才能；只是先帝所谨慎对待的事情，也希望陛下同样谨慎。刑罚不可滥用，弊端不可开启，条文不可突破，苛刻不可扩张。臣等请求今后府司以及左右军巡所办理的大辟案件，即使是奉圣旨或中书、枢密院勘送的，结案以后也一律依照编敕施行，以求处理得允当。” 皇城巡逻卒吴清诬奏富民杀人，审讯治理却没有得到实情；有司要求对吴清进行辨明查究，主管此事的内侍却不肯遣送。监察御史傅尧俞上奏说：“近来臣曾经上言，请求派遣亲事官吴清等，交付开封府查验证明张文政一案，到今天还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思量，实在很不妥当。哪有举报别人杀人，却不让双方对质辨明，狱词尚未审尽，冤屈压抑就很可忧虑？这本来就不是陛下仁慈恻隐、慎重用刑的一贯本意。臣料想陛下并不是舍不得处置这几个人，只是想借此了解外间事情，恐怕一旦阻止他们，今后就没人敢来报告了；但依臣所见，这样做实在没有得到实际效果。如果把他们交给有司，辨明事情是真是假，再分别赏罚，那么真实情况就会日益传到陛下耳中，只需担心报告的人太多罢了。倘若只是放纵他们去报告，一概不予查问，那么用贿赂结交他们的人有罪却不被揭发，因事情触犯他们的人即使无过，也会被他们指控；即使各种举报堆满陛下面前，又有什么益处？反而只会扰乱刑禁，动摇善良之人的心。况且如今吴清等人的事情与前后情形不同，本来属于城南管辖区域，却举报城东的公事；如果事实属实，应当赏赐吴清等人，却应当治罪城东负责侦察报告的人。若事情是假的，吴清等人难道能免罪吗？假如不辨明是非，任其放纵而毫无约束，臣恐怕这些人会依仗过分优厚的待遇，借势作威，诬陷平民；这种趋势不可渐长。” 一定有人会说，如果阻止这些人，陛下就没有办法知道外间的事情；他们以此误导陛下。希望陛下深思臣所说的话，事情的道理自然可以看清。伏望陛下早日赐下裁示，派遣有关人员审理，以免刑禁案件拖延，也免得增长小人的权势。臣实在不胜恳切激愤之至。刘敞上奏说：“臣伏以先帝怜悯各类狱讼，释放无罪之人；因为京师人口众多，狱讼繁杂，所以创设纠察一司，辨明审理细微的冤屈，澄清审查错误，确实不愿让官吏玩弄法律，使百姓陷于无罪，并设置了让蒙受冤屈者得以申诉的制度。臣伏见各类大辟案件，狱案已经完备上报后，如果情理上有可疑之处，或者在复审时囚犯自行翻供改变供词，都一概移交另一机构推勘：左军便移交右军，右军便移交左军，府司也是如此。然而这三处的刑狱权势既然相等，利害又大致相同，彼此顾惜观望，各自为自己打算，宁可伸张官吏的曲意，也不顾念百姓的冤枉；这样办理狱讼，恐怕不是朝廷敬慎体恤刑狱的本意。臣认为，各类大辟案件中，凡情理可疑或囚犯自行翻供的，都应交由纠察司奏请另行差官设置机构审勘；该司狱官等仍须与原先勘问的机构没有牵连妨碍，才允许抽调差遣。这样，狱讼就不会有含冤受滥刑的事，官吏也没有侥幸试探法律的机会，好生之德便能深入民心。” 判刑部李綖上言说：一年之中，死刑犯大约有二千多人；风俗的浅薄，没有比骨肉相互残害更严重的；衣食的困窘，没有比盗贼问题更急迫的。如今犯法的人很多，难道是刑罚不足以制止奸邪，而教化又不能引导他们向善吗？愿陛下诏令刑部汇总天下判决的大辟案件，每年上报朝廷，以帮助朝廷观览省察。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神宗熙宁元年，知审刑院苏颂上奏请求春夏两季不判决大辟案件，奏疏说：臣伏思国家以仁恩覆盖天下，祖宗慎重使用刑罚，陛下大力继承祖宗的谋略功业，法令制度完备；刑罚轻重适宜，上至朝廷，下至州县，都遵守条文诏令，没有违犯的。即使杖刑、笞刑的责罚不合乎法令，也从未擅自施行。已经判决的案件，仍应加以复核；官司故意放出罪犯的，要治罪处罚；故意把罪行判重的，甚至会受到贬黜而不再任用。臣曾说，自尧舜以来，经书史籍所记载的用刑之法，审慎周详，没有能达到我朝仁慈宽恕、公平允当的。只是对于判决死刑、定案大辟，仍然不按时令进行，而议论者从未涉及，实在恐怕这也是圣明时代应当实行的一件事。臣愚昧刚直，不懂国家大体，所以斗胆用上古的说法进言。《传》说：春夏行赏，秋冬行刑。这说明三代之时，春夏从未实行诛杀。”

译史书记载，秦代一年四季都施行刑罚，王莽在盛夏杀人，这些都被讥刺为暴虐的政治。汉代制度规定，判决狱讼、上报重罪，往往要把冬季三个月全部用尽，大概是不在阳气旺盛的时候残害断绝生类，用来顺合天意、体助人情。东汉以后，有时实行，有时废止；到了近世，遂渐渐废弃而不再讲说，大概是担心囚犯拘系过久。臣认为，狱官审案，即使有牵连逮捕的人，也不会因为罪轻罪重而不追呼、参验，动辄牵涉一年半载；却从未因为拘系日久，便释放他们而不再审问。臣愚昧，愿望圣慈斟酌古代义理，采用周、汉的制度，诏令天下囚犯：除非犯恶逆以上的重罪，判决都不必等待时令；其余各种罪犯，都等到秋冬再行论决。这样既可避免在温暖和煦的日子里听到悲愁痛苦的声音，也足以成就圣朝仁恩的美德。况且无知的百姓轻易触犯刑网，杀掉他们值得怜悯，赦免他们又会成为宽纵法令。万一等待判决超过时限，恰逢恩赦降下，能够从轻减免，那么就是陛下不损害法令而保全人命，这样的事情会多得多。恩典与威严并行，百姓知道敬畏并爱戴君上，上合天心，感召和气，实在是太平盛世的高尚境界。” 熙宁二年，枢密使吕公弼上奏说：“臣伏见韩绛曾上奏请求采用肉刑，如今陛下也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韩绛又说：‘假如折断一条肢体、去掉一根手指，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尧舜也曾使用肉刑。’这只是轻信古代的说法，不适合时代的变化。自从汉文帝感动于一个妇人的话，废除肉刑以后，天下都归服于仁德。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若突然恢复这种暴虐的刑罚，必然使四海之人震惊。况且古代虽然有肉刑的法律，在尧舜时代也从未真正施行。《尚书》说：‘以象征性的刑罚作为法典，以流放来宽宥应处五刑的人。’尧舜之世，是用流放来宽减五刑。像四凶那样的人如果只流放，那么五刑也就没有施用的对象了。臣愿陛下对上效法尧舜，对下体察汉文帝，不要采纳迂腐儒生喜好复古的言论。陛下忧虑如今犯法的人多，臣愿陛下审慎选择守臣，宣扬恩惠仁爱，使百姓各得其所，那么百姓就不会犯上作乱。如今不追究根本原因，只徒然更改刑罚，臣恐怕民心一旦受到惊骇而动荡，后来即使想要保全安抚他们，也不容易安定了。” 熙宁三年，知陈州张方平上奏说：“臣伏以本朝自祖宗直到陛下，积累德行、累积仁恩，慎重使用刑罚；对于故意加重罪行的人从严追究，对于故意放纵罪犯的人从宽处罚；爱护养育下民，如同保护赤子，使他们产生忠诚爱戴之心，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近年监司官员在各地多次兴起刑狱案件；至于州郡，往往对按常规办理的公事刚刚开始推问，尚未查明事实，有关方面却已经检断；事情和道理明白，按法律也公平允当，只因偶然出现不同的意见，或有爱憎取舍不同，便另行差官设置机构重新推覆。事情本来很小，却张扬扩大为大案；借机骚扰，牵连枝蔓，以至有人往返数千里，勾取追捕证人，在盛暑严冬滞留牢狱。其中有罪犯的罪行极轻，也有无罪之人，却一人长期被拘系，导致家业破败离散，因牢狱中的疾病、饥寒而愁苦，无处申诉。等到案件结案定罪，也有并未改变原案结论的。推勘官迎合上意，巧用文辞锻炼成罪；即使是平民无罪，也一定要罗织虚妄罪名让其承担。以一个州、一路的情况推算，扩大到天下，含冤负屈之事必然很多，伤害天地和气，灾害也会日益发生。况且狱讼关系人的性命，是君王应当深切重视的事情，哪里容许官吏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事情既然由外部官吏擅自办理，朝廷也没有办法知道。” 臣到陈州后，正亲眼看见这种情形：臣自三月末赴任，到四月中旬，有关机构呈报一件公事，说有士兵举报有人冒领粮米；所据的是去年十二月的状文。此后下令查问，直到回报已经完备，才于四月十二日送到司理院，开始推▯勘，文案还没有完备。当月十九日，转运判官张次山到州▯检，取走一宗状词，带回去后，不久又另行差官设置机构推勘。四月末所差官员到达该院，直到九月初才结案，历时一百二十多天；前后被拘系的将近六十人，往返三千多里，勾取追捕证人，正值炎暑之月，还要被牵累在道路上，从夏天拖到秋天。期间病患接连发生，也有军官无辜遭受刑禁。等到判决遣发，最终都只判杖罪；推勘院缴送到有关机构的所取口供有二千一百三十一张，整理成的案卷有六百七十张，各种杂项的执行、查证文书有三十五卷。当时如果由本州自行勘查结案，不过十多天就可以办完；它造成的文书繁冗和弊害竟到了如此地步。如今又有百姓樊宗望的一件公事，已经由本州奏请判决；最近转运副使李南公到州▯检，取走上述案卷，带回去后，又已经差官命令设置机构重新推勘。”}], 臣详细查考樊宗望一案，本州审查结案已经相当详尽允当，已具文上奏；法寺作出判决，不久前也已奉准朝廷[原文“朝防”]的裁断，将其释放。臣私下担心，若差官前来设置狱所，仍像从前那样追捕骚扰，贫弱百姓将长期受困，饥寒交迫而无所依归。因此请求特地下令法寺，调取上述案卷，详细核查其中是否确有情节不圆满、刑名判定错误之处；若有，便请另差官员依照公议重新审勘施行。由于设置狱所的弊端关系天下大事，伏请朝廷特降约束：各路若非奉朝廷[原文“朝防”]命令而设置推勘院，应令推勘官在结案之日，详细记录监司所送案件的缘由、案件到院和出院的日期；凡是被勾追、拘禁的人数，以及在狱中期间有无患病死亡，被追捕的相关人员距离州县的远近和路程，还有判决的刑名，都逐项列明，申报中书，送御史台和法寺核看详审。若有不应设置狱所而进行推鞫，导致案件拖延、枝蔓扩大，冤枉拘禁无罪之人以及其他不合道理的情形，伏请议定条制颁行。这样或许上合圣朝慎重使用刑罚的旨意，感召和气，从而端正治国体制。

译元丰十年，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所统辖和制御的群体、百官和万民，就像驾驭一匹马一样，进退远近无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只是威福权力的作用，也还在于德行和礼制。上下相处的道理，不过是相互报答施与罢了。上面以礼施于下面，下面就想以礼报答；上面以德施于下面，下面就想以德报答。这样的恩泽大概不只延续一代，它留下的余波和遗泽，流布充溢，延及几十代也不会停止。朝廷屡屡因为疑似的事情，一年又一年兴起诏狱，卿士大夫都战栗地怀着只求免罪的心思，因此便攀附关系、粉饰虚假言辞，以求容身取悦。所以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没有侍奉君主的诚心，制造虚伪、掩饰欺诈，趋逐利益而不知羞耻；这种风气流传到下层，渐渐不可遏止。况且古代对于大臣，即使他们的罪行十分明显、广泛、显著和明白，尚且还想迁就他们，为他们寻找说辞；何况事情往往出于嫌疑厌恶，多属于似是而非，这一点不可不慎重。因此《诗经》说：‘砍伐树木，树干是斜曲的；劈剖柴薪，先要稳固地捆扎。’树木并非不能砍伐，但一定要顺着它的纹理，怕伤害它的本性；柴薪要劈开，也一定先牢固捆好，不愿违逆它的根本。对待物尚且如此，何况对待人呢？对待百姓尚且如此，何况对待卿士大夫呢？” 况且君主的威势，不只是像雷霆一样，权势也不只是重达万钧。大臣的生死贵贱，全在君主一人，所以大臣实际上是极其微贱的。如今用雷霆般的威势、万钧般的权力，震慑压迫最微贱的人，又用如虎似狼的官吏阻拦他们，用苛细的法律治罪，再用监狱和枷锁等刑具逼迫他们；这样对待他们，还有什么要求是得不到的呢？汉、唐的大臣，入朝时身穿冠冕，退朝后就可能进入监狱；早晨还坐在朝廷，晚上就可能在都市被杀。以今天的情形看，那时甚至可以说是很有礼法了。自祖宗以来，朝廷厚爱养育卿士大夫，天下受到感化，都肃然形成了尊重尊长、敬重贵人的心。如今近臣很容易陷入法律，风气于是渐渐衰败了。臣听说，君子说话一定考虑后果，做事一定考察可能造成的弊端。当陛下掌握赏罚、抑扬群臣的权柄来驾驭臣下时，必定不会做得过分；但我恐怕流弊发展到最后，可能比汉、唐还严重。舜诛杀四名罪人，天下都心悦诚服，可见刑罚即使在盛世也不能完全没有。至于因为个人爱憎来审议案件，因为疑似情形来定人的罪，实在不是天下人所希望陛下做的事。” 汝砺又上奏说：“臣听说秦凤路运判孙迥所说的熙河路结籴等事，朝廷恼怒守臣轻率地耗费国家财物，于是为此设置狱案。因为孙迥奉命使本路[原文“使本路使究”]调查此事，据说从经略、安抚、转运总管、知州、通判到使臣等，不论已经替任还是尚未替任，被拘留、被弹劾以及下狱的有四五十人，其他受到牵连、作为旁证的人则是数倍。朝廷专门派使者设置狱案，又让本路职司主持此事，这样当然没有什么查不出来的；然而一方之内已经骚然不安了。臣听说，国家中的事情听从君主，军队中的事情听从将帅，为国家谋划，关键只在慎重选择人才。如今设置将帅不当，所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然而正值军务兴起之时，士人百姓冒着箭矢、经受霜雾，出入万死一生之地；他们往来所接触的，不是贪污官吏，就是屠夫酒贩之类的小人，没有有操守、知礼义的士人能够参与其中。利益不丰厚，就不足以驱使他们；法令不宽松，就不足以容纳他们。所以担任将帅的人，必须放松法度约束，不吝惜金帛，然后才能使人拼死效力。当地官府一向就是这样办事，如今却突然用严密的罗网搜捕他们，万一因此无法承受，后果不堪设想。听说朝廷起初允许结籴时，就同官员、秀才约定了办法，又不曾制定固定价格，因此本路把粮食卖给官员、秀才时，价格又压得很低。” 他们即使有罪，却还没有达到扰乱法令的程度。朝廷于是以此兴起狱案，所以人们不能没有疑惑和怨恨。如今六州的局势也还没有稳定，劳苦的人尚未休息，离散的人尚未聚集；哈玛尔在左方窥伺，果荘在右方窥伺；蕃落虽有归附之意，却仍首鼠两端；营田之事也还没有办妥。正应当共同谋划、合力经营长久之计，如今却因这件事使局势受到扰乱，臣恐怕边地臣僚受到牵制，不敢再有作为；小人则像野兽受惊一样，产生不安之心。万一敌人利用上下之间的疑心，出兵进攻，恐怕我们所遭受的损失将无法用这里的所得来补偿。陛下得到熙河，耗费了多少财力？使用了多少人才？竭尽天下的力量才得到它，却因为几万钱财的支出而轻易改变；用尽天下人的谋虑才得到它，却因为一个匹夫未经审察的话而轻率怀疑它。这是开始时给予的分量很重，最后却轻视得太过分了。事情本来就容易起于意料之外，祸患也常产生于人们忽略的地方，臣实在替陛下对此深感忧虑。听说结籴等钱已经渐渐有了次序，请交给有关部门，允许按年收纳。像已经明确收入的，当然不在赦免之列；其他轻微违法的事情，伏望朝廷宽免，以安定边远困苦地区官民的心。” 汝砺又上奏说：“臣查考近来开封府的奏报，军人张全因杀死阿苏合而被处死。臣想到祖宗恩德广大深厚，法令简约宽缓，这种风气深入人心，所以主管官员详细查阅案卷，上下都把矜悯慎重作为要务。每有一件可以施行的刑罚，议论总要反复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所说的意见未尝不从宽厚出发。至于死刑，一定是实在无可奈何，才敢依照明慎的原则执行。前代使用刑罚，大概没有比这更慎重的了。如今朝廷一天处理万端事务，顾不上细小政务，考察事实真相，必定不能像主管官员那样深入；即使尽力查阅案卷，也不能像主管官员那样详尽；检用法律条例，也必定不能像主管官员那样熟悉。如今主管官员都认为不应杀人，朝廷却一定认为可以杀人，这就成了朝廷敢于杀人，却不敢于让人活下来。朝廷的好恶，主管官员会把它当作表率；朝廷的做法，主管官员会把它当作成例。上面有所偏好，下面一定会更加过分。如今朝廷议论刑罚想要加重，主管官员都将把罗织深究当作要务，其弊端很快就会出现。朝廷所实行的，主管官员便据此作为成例。从前强盗中没有参与谋划的人可以宽免，如今却杀掉了；强盗杀人时虽同伙同行、却没有参与也不知道情形的人本可宽免，如今也杀掉了。”

译从此以后，被杀的人将多得数不清。对于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爱惜生命的德行来说，这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小，难道可以不慎重吗？”臣又想到，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施行大仁，恩泽兼覆天地，即使一草一木、一只蝼蚁，也还想爱惜保全，何况人民呢？伏望陛下，只要有可以使其生存的理由，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元丰二年，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苏轼上奏说：“臣听说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说：‘诏令规定，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受刑的人不能恢复原状。’这是先帝所重视的事情，但官吏还没有做到。如今被拘禁的人常常因遭受拷掠而死，有的因饥寒、疾病死在狱中，这难道不是违背人道、存心害人吗？朕对此非常痛心。命令郡国每年上报因拷掠、鞭笞或疾病而死的囚犯，列明其所犯罪名、县籍、爵位和里居，由丞相、御史考核官吏的功过优劣上报。这是汉朝盛世、汉宣帝的善政。朝廷重视、珍惜人的性命，哀悯各类狱讼，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囚犯因拷掠、鞭笞而死，法律规定的责任很重；唯独因病死亡没有明确法律，官吏上下没有人承担责任。假如按时上报并检验尸体，确认没有其他原因，即使累积有一百人，也不问罪。至于饮食供应不按时、用药不当导致死亡的，哪里数得清？如果本来所犯罪行应判死刑，还不足以深切哀悯；但因轻罪被拘禁而死，和杀死他们有什么区别？” 这些冤屈和痛苦积累起来，足以感伤阴阳的和气。因此，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原文疑有缺乱，疑为“二十四”]日，皇帝亲手下诏说：“监狱关系百姓的性命。近来听说有关部门每年考核天下奏报时，因疾病死在狱中的人很多。我私下担心狱吏与犯法者相互勾结作奸，检验尸体时可能有不明实情之处，使我的百姓无故遭受这种祸害，实在令人怜悯。” 经书不是说过吗：“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于不合常法。” 把这些规定完备地制定为法令：今后各地军巡院、州司理院所拘禁的罪人，一年之内在狱中因病死亡达到两人的，推司、狱子一并按杖六十定罪；每增加一人，加罪一等，至杖一百为止。若是辖有五县以上的州，每院一年死亡达到三人；开封府府司、军巡院一年死亡达到七人，也依照上述死亡两人的法律定罪，加等办法同样实行。主管狱讼的官员，推鞫案件达到两次，就治本官之罪，并按违制、失入论处。县狱也依照上述条文办理。若辖有三万户以上，就依照五县以上州军的条文办理。若有不依条贯供养、治疗囚犯的，另依本法处理。仍命开封府及各路提点刑狱，每到年终汇总死亡囚犯的人数上报，由中书门下提点检查。若死亡人数过多，即使官吏已经受罚，也应议定加重贬黜责罚。实行还不到几年，朝廷内外臣僚便争相说它不便。到熙宁四年十月二日，中书札子详定编敕所上奏说：‘如今众官参详，狱囚不是因疾病死亡，或者不是因不给医药饮食，以至受到非理惨虐、谋害而死的，自有逐条规定。至于捕赏格，如果确实是因病死亡，就不是狱官的罪责。’ 何况有不幸遭遇瘴疫而死的人很多，却使狱官被滥加贬罚，也未必妥当。如今请求只实行旧条，以上关于狱囚病死的条贯不再施用。”奉圣旨依照所奏办理。臣私下认为，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手诏，是陛下爱惜生命的德行，远远与汉宣帝相同，本应无穷无尽地推行下去。然而郡县庸俗的官吏不能深刻理解圣意，只因其中有小小的行不通之处，便随意提出驳议；有关部门不能修补它的缺失、解决它的阻碍，反而把它整个废除，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臣认为，让狱囚病死而使狱官获罪，确实不妥。为什么呢？狱囚的生死不是人力能够完全保证的，却责罚官吏那些无法保证的事情，官吏又害怕获罪，便会想尽办法逃避责

译任。囚犯稍有疾病，就责令保人和看守留置，不再给他治疗；如果没有亲属，或者虽有亲属却在远方，因病瘦弱而死的人必定更多。臣谨按《周礼》规定，医师年终考核其医疗事务，据此决定俸禄：十人中十人治愈为上等，十人中有一人未治愈为次等，有两人为再次等，有四人为下等。臣愚见，想请求军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选派衙前一人、医生一人，各县各选派曹司一人、医生一人，专门负责治疗患病囚犯，不得再兼任其他差役；以一年为考核期限，根据本州县拘禁囚犯的多少确定佣钱，从免役宽剩钱、坊场钱中拨充；仍在三份中先发给一份，期限届满后考核比较。除罪人拒捕以及因斗殴导致死亡者不计入人数外，每十人中死一人以上为上等，死二人为中等，死三人为下等，死四人以上为下下等。” 上等全额发给，中等发给二成，下等不发给，下下等定罪，刑罚从杖六十至杖一百为止，并且不区分首犯和从犯。上等、中等的医生期限届满后愿意再次负责管理此事的，听其自便；每人发给历子，记录考核等第。如果医博士、助教有空缺，就从历年考核等第中最优者补充。这样一来人人都会尽心尽力；如果认真治疗，使囚犯因此获救的人一定很多。而且人的性命极其重要，是朝廷非常珍惜的；免役宽剩钱和坊场钱各地堆积如山，所费很少，却可以使无辜之人保全性命，人数多得不可胜数，感动人心，符合天意，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只是有一个弊端：如果死亡人数稍多，所差的衙前、曹司、医生和狱子串通一气，让囚犯假称有病，以便夸大死亡人数。臣认为，如果这种惩罚不涉及狱官、县令，狱官、县令就没有理由愿意同这些人串通欺骗。请求每有病囚，便令狱官、县令具保说明病情上报州府，由监医官及本辖有关官吏查察；若谎称有病，狱官、县令都按故意或过失欺罔、以公罪私罪论处，杖六十。伏望朝廷详细斟酌，早日赐准施行。元祐三年，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复判河南文彦博上奏请求慎恤刑罚说：臣近来深切看到，内外刑狱颇有枝蔓拖延的情况，盛暑严寒之时，囚徒被拘系在监狱，其中难道没有冤屈滞留之事吗？这会感伤和气。” 朝廷每到盛夏，必定实行疏决，以防水旱灾害，审查并减轻被拘系的人，这是圣上慈悲体恤到了极点。然而守臣、狱官很少能真正符合陛下的心意，因而损伤仁厚教化。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所以三王任用德治而不专任刑罚：德属阳，处在盛夏万物生长之时；刑属阴，处在严冬万物不宜生长之地。由此可清楚看出刑罚应当轻重有别。臣不敢拿经史中的远古事情来劝说，只想说唐宪宗号称中兴之主，在任德、任刑方面颇得其理，曾对宰相说：‘于頔心怀奸邪，劝朕任用刑罚，是想让朕失去人心。’圣人能够感动人心，天下才会和平；君主如果失去人心，国家根本凭什么安宁稳固？臣认为，如今的牧守、监司，应当选用明智、仁惠、厚重的人，宣布朝廷宽大的恩泽，施行和乐仁厚的政令，改变刻薄的风气，那么太平盛世便可以垂衣拱手而达到。神宗时，陈襄上奏请求疏放秀州、越州两狱的相关人员说：臣伏见中书札子，派屯田郎中沈衡、著作佐郎张载前往秀州、越州二州设置专司，推勘祖无择、苗振的案件。听说其中因牵连而获罪，以及被牵涉、作为照证的人数不少。” 如果依照制度和勘验条例办理，就必须逐一勾追证人对质结案。由于杭州、明州二州距离勘所各有数舍路程，往来追捕拘摄，不免造成骚扰。臣私下认为，朝廷设置诏狱，本来是因为守臣违法越制、危害百姓，所以才差官取勘。如果把无辜的牵连之人一概拘留对辨，或许会因被牵连而获罪，反而成为对平民的伤害，实在很不

译符合陛下绳治官吏、爱护百姓的本意。请求特降指挥，下令各处勘官，只审查祖无择、苗振以及现今被禁、确实情节严重有害的人；所犯重罪依例追呼照证，结案完毕。除此之外，其余罪轻不应治罪的人，以及应当拘系的干证之人，如果已经勾追，立即取状释放；尚未勾追的，一律免予追究。即使有些小的过错，因本州官员获罪而被牵连的人，也请求出于圣上慈悲，特别施恩宽免释放，不再制作案卷结案执行。这样才不至于蔓延拖延，另外造成骚扰。”苏轼被交付御史狱，形势十分危险，没有人敢出面营救。直舍人院王安礼从容地对皇帝说：“自古以来，胸襟宽宏的君主，不因言语而治罪于人。苏轼凭借才华奋发求进，以为爵位可以很快取得；回头看自己却长期如此碌碌无为，他内心不可能没有失意。”

译如今一旦把他交付司法审理，恐怕后世会说陛下不能容纳有才之人。”皇帝说：“朕本来就不会深加责罚，只是这样做是替卿宽免他。卿只管离去，不要泄露这番话。”苏轼当时正受到众人怨恨，我担心那些进言的人会借此来害卿。” 金君卿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天下各州郡上报的案件繁多，狱讼并没有明显减少，以至于在炎热荒远的地方，正值盛暑时节，拘留在狱中等待批复的人，往往不论年月地滞留，反复徘徊于愁苦之中；这种戾气的产生，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伏望陛下遵循祖宗的武功，以仁德守持，提纲挈领而放宽法网，想要达到刑罚停用的境界；但郡县官吏又将怎样才能符合陛下敬慎体恤刑狱的心意呢？臣私下详细查看新近颁下的编敕条贯，其中有须奏请听候敕裁、勘验罪行后上奏、禁令案件奏请裁决以及应当处以极刑、断决、发配之类的，不计总数共有七十条。除死刑外，流刑、徒刑、杖刑罪犯很多，都必须上奏等待朝旨。而且各种狱讼从县到郡，钩连查验，等到案件审成，已经过了很久；以至于上奏后得到批复，即使是较近的州军，也需要半年以上。何况州域广大、地处偏远的地方，以至法寺案卷堆积满堂，竟没有一天空闲。其中有些事情极其细微，可以根据实际情由比附适当条文，置于中等刑罚，不必奏请。这不只是朝廷大政和军务已经很多，又会使琐碎事务丛集，烦劳圣上忧虑。何况在盛夏恤刑之时，反而使这些囚犯被拘系，动辄经过一年半载，实在值得怜悯。作为州郡长官，即使有皋陶、苏轼那样的明察，想奉行宽大诏令，推广陛下爱惜生命的德行，使狱中不再滞留囚犯，难道做得到吗？” 臣如今愚见，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敕令，选择台谏名臣以及法寺、审刑院的官员，对编敕中涉及论奏的条款详细议定。除命官犯罪，以及疑案已经形成死刑、情理值得怜悯的案件，仍旧奏请听候[原文“▯裁”]外，其余案件斟酌轻重，凡不须论奏的，确定刑名，令郡府遵行，不要让琐碎案件和繁复文书全部成为陛下废寝忘食的忧虑。并且使犯禁之民知道有确定的法宪，同时使远方在盛暑之际不再有人长期拘禁；这样或许刑罚清明、诉讼简少，以迎接和气应验。臣的见识固然浅陋，不足以辅助仁政教化，实在惶恐俯伏等待治罪，战栗汗流、惶惧不安到了极点。” 哲宗元祐元年，右正言朱光庭上奏请求撤罢大理狱，说：“臣听说《易经》说：‘圣人顺应事理而行动，刑罚就会清明，百姓就会服从。’恭敬地认为，陛下上合天心，下顺人意，一举一动无不合乎正理。刑罚清明、万民服从，正适合今天的情势。臣私下听说，陛下下诏委派御史中丞刘挚、右谏议大夫孙觉查考大理狱，探察奏报中的不当之处，由此可以看出陛下宽仁的盛德。既然大理狱可以撤罢，那么本来就有开封府、御史台办理狱讼，何必再设置这一狱？况且狱名不止一种，也不是治理太平国家的美事。又在皇帝居所旁边，哪里应当成为设置监狱的地方？凡做人臣，不致力于崇尚理义来辅佐太平，反而增长刑罚来损害仁德，没有比这更不忠的了。臣私下看到，刑部侍郎崔台符、户部侍郎杨汲专务刻薄，因此官位显贵，长期担任大理官，熟悉并惯于做损害仁德的刑罚之事，实在是不忠之臣。臣请求撤罢大理狱，并将崔台符、杨汲这两个刻薄不忠之臣贬黜到外地，使天下知道圣人只崇尚仁德来教化百姓；如此刑罚会更加清明，万民也都会服从。” 元祐五年，给事中范祖禹上奏请求重新下诏恤刑，说：“臣近日承准中书省录黄中的节文，尚书省检照元祐敕令：各处监狱在暑月每五日清洗一次枷锁和手械，令罪犯按时沐浴。五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命刑部遍行下达各路、开封府界，今后每年暑月依照上述条文施行。臣查考祖宗旧制，每年冬夏都下诏恤刑；自太宗皇帝雍熙三年以来，历代圣主都遵行，从未改变。到了熙宁三年，编修中书条例所上奏，委令各路提点刑狱司每年四月、十月检查举报，并发文给各州长吏，完成后上奏。臣私下认为，祖宗敬慎体恤各类狱讼，特意由朝廷下诏，是因为盛暑和严冬之时，要使普天之下直到海边角落的监狱囹圄，都知道圣明君主深居九重仍然怜悯顾念他们，这正是仁恩所在。如今命刑部遍下各路，虽然比让提刑司自行检查举报更为郑重，但州县奉行、宣布并记入史册，仍然不如恤刑诏书。臣私下对此深感惋惜，请求依照祖宗旧制，令学士院每年冬夏下诏，并从今年十月开始，以符合陛下仁慈体恤刑狱的心意。” 祖禹又上奏请求疏决说：“臣伏见陛下因为长久干旱，疏决在京城及三京被拘系的囚犯，圣心焦虑劳苦，敬慎体恤各类狱讼。祖宗以来，赦免过失、宽宥罪行，往往得到许多嘉祥的应验。然而如今天下都不下雨，旱灾十分广泛，恐怕因刑狱冤屈滞留而损伤和气的，不只在四京。臣希望陛下推行恩惠泽被四方，下诏各路转运司、提刑司官员，迅速分别前往所属州县，审问现今被禁的罪人，疏理案件，判决遣送。仍应先遍行指挥，迅速结案了结，不要使案件拖延；深切告诫官吏，务必查察冤枉，使朝廷的德意传达到远方，感动人心，这样或许可以大致消除灾害。” 祖禹任右谏议大夫时，又上疏请求宽缓刑罚：“臣伏见蔡确已经责降为英州别驾，重新安置。臣知道陛下谋划深远、考虑周密，原本就在毫不迟疑地铲除大奸，这是为宗庙社稷着想，并不是陛下个人私自发泄喜怒。对一人忍心，是因为不愿对天下人忍心；不爱惜一人，是因为要爱惜天下人。然而蔡确凭借凶恶的德行窃据相位，作威作福，欺骗蒙蔽先帝，屡次兴起大狱，排斥陷害善良之人。因此听到蔡确的名字，没有不震惊畏惧的；他把朝廷的名器当作自己的私物，卖恩结党，所以贪图利益的人大多被蔡确任用。如今那些辅佐蔡确的人，不过是怀念他过去的恩惠，曾经同他相互勾结作恶，害怕他重新起用，不敢同他结怨；否则就是见识偏颇、议论错误，认为蔡确是因诗获罪，想减轻他的责任。总之不出这三种情况。臣听说帝尧刑罚一个人，天下便服从；《尚书》说：‘消灭他的首恶，胁从者不予治罪。’古代明王征讨叛逆，也不过诛杀首恶，其余一概赦免不问，使他们自行改过。如果穷究党羽，牵连蔓延不止，使害怕获罪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人心就会不安，必然有刑罚过度、滥及无辜的情况；这是先王深切告诫的事情。”

译圣人的治道，不过求其中正；天下的事情，也不能任意做到极端。一时任意做到极端，后来必定会后悔。使用刑罚，宁可失之于宽，不可失之于急；宁可失之于疏略，不可失之于过于详密。自乾兴年间贬逐丁谓以来，六十多年没有流放逐黜大臣，如今已经使用重刑，四方听闻，无不震惊；但无论愚人还是智者，都认为蔡确获罪是罪有应得，并没有再使舆论惊骇。况且丁谓当时正在相位，所以朝廷中有党，不得不贬黜他。然而章献明肃太后、仁宗既已贬黜丁谓党羽，随即下诏说：‘内外臣僚凡是同丁谓往来的人，一概不问罪，用来安定人心。’如今蔡确已经罢相数年，陛下任用的人多半不是蔡确的党羽；其中那些一向怀有奸心、为众人所知的人，固然逃不过圣明的鉴察。其余只是见解偏颇、议论不同的人，如果都认为是蔡确的党羽而驱逐，臣恐怕刑罚失中，人心不安。况且蔡确已经被流放到荒远边地，不担心他不死；小人已经吓破了胆，不必再担心他们不畏惧。现在只应选用忠良，努力施行仁义，继之以善政罢了。如果因为一个凶恶之人而牵连士大夫，使他们相继被贬逐而不停，那么人心就会震动不安。当前朝廷最应当安静，臣希望陛下以天地般的德行包容、隐忍，容纳养育群臣，不要求他们事事完美，等他们有明显过错时再贬逐也不晚。” 臣所受恩典深厚，与其他人不同；如果对国家有益，便不敢隐瞒。”臣对此实在万分恐惧。绍圣元年，祖禹任陕州知州，又论述恤刑说：“臣私下认为，先王敬慎体恤各类狱讼，致力于宽缓刑罚，以期达到没有刑罚的境界，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国家从太祖到五宗，以圣明继承圣明，以仁德继承仁德，怜悯百姓，大都采用中等刑罚；这正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维持一百三十多年太平的根本。臣伏观陛下圣性仁厚，具有尧、舜、成王、康王的资质。近来听说有关部门奏报案件，大多力求从宽。臣希望陛下长久守持这一心意，不要失去。有劝陛下严刑峻法、用来威服肃清四方的人，应当拒绝而不要听从。陛下是百姓的父母，海内百姓都是赤子。君主的权势尊贵如天，不可测度如神，谁敢不畏惧？哪里还担心威势不能树立，何必一定要用严刑来使人肃服？只要陛下的圣意专门以宽仁为主，像天地涵养万物一样，刑罚大概就可以清明简省了。臣长久侍奉经筵，没有什么可以辅助陛下；如今将要远离陛下身边，思考能够帮助陛下施行阴德、增益福禄、凝聚人心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优先的，所以不敢不说。伏望陛下深留圣心，天下幸甚。”绍圣三年，监察御史蔡蹈上疏论监设狱中使不应受理大理寺囚犯诉讼：“臣近来私下听说，敕令派遣中使郑举到大理寺，设置狱所；有囚犯当面陈诉冤屈，郑举便接受他们的诉状，实在使众人听闻后惊骇。” 臣伏见，大理狱是朝廷所重视的机构，除非刑部、御史台，其他不得详细复核、纠察；而监设使臣本来没有审理狱讼的职权，却敢于听受诉辞，制造事端、冒犯职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曾经看到大中祥符年间的诏书说：‘近来内臣奉命出外办事，据说有收受诉状的事情，恐怕因此造成冤屈压抑；从今以后应当严加禁止，违者从重论处。’臣私下认为，祖宗防微杜渐的用意，可以说既明智又深远。臣愚见，希望陛下稍加思虑，特降圣旨，下令大理寺彻底查问办理，或许可以使奉使命的小臣知道禁戒所在，不敢借机制造事端。” 哲宗时，陈次升上奏请求规定期限疏决案件，奏疏说：“臣恭敬地认为，祖宗以来，将至仁的政令施加于百姓，以爱惜生命的德行怜悯各类狱讼。正当夏季祈求消暑、冬季祈求御寒之时，朝廷考虑到刑狱可能拖延、囚犯长期困苦，所以制定了及时断结案件的法令。熙宁年间，又命刑法官吏一同到中书省，强令留宿，限期断案。中书省收到案件便立即下达指挥，片刻不让案件滞留，百姓确实受到恩惠。后来却因刑寺屡次申请，只有刑法官断结案件的名义，实际恩惠却没有施及囹圄，实在违背了祖宗立法的本意。臣请求降下圣旨，令刑部及朝廷各省同时确定办理期限，不要使被拘系的囚犯滞留，或许仁德就能广泛施及幽暗隐僻之处。” 次升又上疏论皇城司狱说：“臣私下认为，宫禁中的狱讼关系宫廷禁地，历来多由内臣专门审理，难免有冤屈压抑。听说皇城司如今设置狱所，陛下至仁至慈，顾念无辜之人，特意派外官共同审理，务求做到至公。即使虞舜爱惜生命的德行，也没有超过这件事的。然而在刑禁之下，五种刑具加身，还有什么口供不能逼出来？如果不尽心审理，稍有观望徇情，必然导致冤枉和滥刑。请求圣上慈悲，严令推鞫官员更加审慎克制，务必使判决公平允当，或许在案件结成之后，无论判轻判重，都能各自符合事实。罪罚与情节相当，也正可以彰显陛下哀悯各类狱讼、明察慎刑的心意。” 尚书右仆射范纯仁上疏论诛杀蔡确应当同师臣等商议说：臣愚心虽然知道蔡确为众人议论所不容，却又担心圣明政治或许有所亏损。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教化清明，如青天白日，没有轻薄的雾气遮蔽；道德纯粹完备，如精金美玉，没有丝毫瑕疵。如今因为一个蔡确的缘故，使朝廷施行罕见的重刑，天下长久安定，百姓很少见到这种事，必定会产生疑惧惊骇；又恐怕给后世留下影响，载入史册。稍有议论拟议，对于陛下的圣德神功都非常可惜。臣身负恩宠而窃居职位，罪过本不容诛。譬如父母有忤逆的儿子，天地鬼神都不能容忍宽贷；但如果父母亲自把儿子置于必死之地，又恐怕会伤害父母的恩德。臣的微小心意，实在正在这里。陛下保全社稷的心意，天地神明都明察鉴照；微臣爱惜陛下圣明政治的诚心，也应当能够得到陛下体察。臣不顾一身万死，来陈述补报君恩的愚忠。只希望圣上慈悲，委曲详加考虑；如果还要再次加重责罚，伏请交给师臣以下官员共同商量，这样可使责任归于臣下，不连累圣上的英明。臣爱君忧国、情辞激切到了极点。”

译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说：“臣认为，圣人的政治以慎重用刑为根本，王者的居心以施行德政为先，所以审理裁断案件尤其重在敬慎体恤。设置官署、创立机构，必定有深刻的用意。臣谨依据制度沿革的道理，冒昧议论应当如何防范和控制。谨列条上奏：一、京师的监狱，从开封府、御史台、大理寺、各寺监、开封县和祥符县，以及县尉司、左右外厢马步等军司、三排岸，直到临时设置的诏狱和白天监禁、夜间拘禁等，不下二十多处。祖宗以来，虽已极其详细慎重，但仍担心有关部门查得不实，使有冤屈的人无处申诉，所以祥符年间下诏设置糺察司来统辖管理它，如同各路有提刑司、各县有提点官一样。特别重视这一职务，不兼领其他事务，使其能够专心办理判决诉讼、审查囚犯的事情。他们访察时不受禁止接待宾客的限制，巡察时不受冬夏季节的限制。耳朵所听到的，只寻求冤屈压抑之事；眼睛所看到的，只审察惨酷暴虐之情。侦察、伺察、检核，都深得要领。凡死刑案件，先由本处制作案卷并审录问讯，然后申报糺察司，派官复审。如果有疑虑，一并允许驳回重勘，防止拘系拖延和处决过滥。大事则分条上奏辨明，小事则移文告诫督促。” 并且广泛修建审理场所，在门上设置明显标志，使受到冤枉的人知道到哪里申诉，使玩弄法律的官吏不能放肆地作奸欺骗。明察、慎重、哀悯、体恤，在这里达到了极致。近年将它罢除并归入刑部，称为糺察案，只让三个胥吏主持办理。各处申报到的死刑文案，也只委派一名郎官与吏部派来的官员共同审阅，不过是提囚犯来宣读案情，再取得服罪或辩解的供词罢了。名义虽然还在，实际上已经废弃。由于刑部主管天下狱讼，簿书文牍纷纷堆在眼前，即使是刚强明察、精干能办事的人，每天的精力也不够用，所以京城各处的刑狱再也没有得到纠正、审察和检查。何况省部距离遥远，平民或许不知道这些地方，哪里能全都到长官、副长官那里求得自我申辩呢？臣担心人群聚集之地，冤枉陷害无辜，却没有办法伸张他们的痛苦和怨恨。臣愚见，应该重新设置糺察在京刑狱司，或许可以符合先王审查事实的本意，扩大陛下爱惜生命的德行。” 自本朝以来，大理寺主管裁断天下奏报的狱案，刑部负责复核，所以大理寺设有详断官，刑部设有详覆官。淳化年间，因为萧氏诉讼一案判决不当，朝廷担心各类狱讼审理不慎，才开始在中书省旁设置审刑院，由侍从官主持其事，设置属官四员，后来增加到六员，称为详议官，大概是先议论判决是否恰当然后才执行。当时既然已有尚书刑部，又设置审刑院，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刑部接受冤诉，主管平反昭雪；对于大理寺、审刑院审理不当的案件，也不能再参与断狱之事。由一个机构裁断，由一个机构审查，再由一个机构平反，前后相承、上下相互制约，主管事项各不相同，各自都能尽心尽职，这正是极端慎重的用意。元丰三年，开始撤销审刑院，改为刑部详议司，虽然名称改变，职任也没有改变。旧官制施行后，又把详议这一机构归入大理寺，将详断官改为评事，将评议官改为丞，案卷交刑部勘当后施行。从此刑部开始参与断案，大理寺、刑部的责任既然相同，便都成为维护法令的机构。审议判决一经确定，就成为定案，不再改变；如果有人申诉判决不当，又由刑部接受诉状并办理。” 如果果真涉及枉屈和偏私，就理应辨明纠正；那么原来由刑部作出判决的官员，也必须自己说明理由，采取应行措施。开始时自己裁断，中途又自己平反，最后还要自己弹劾自己，这实在人情上不合适。万一主管者护短，坚持错误，那么申诉的人凭什么伸张冤屈？臣愚见，应该重新设置审刑院，由中书省押领刑案，派一名舍人主持；以大理寺六名丞充任详议官，职掌仍依旧制。刑部则由一名侍郎专门掌理平反及其他职事。这样对上顺合治国体制，对下符合旧有典章。臣谨录此上奏，请求下达指挥，考察旧例，参考斟酌后施行。” 陶再次上奏说：“臣下以为，都城广大，万民聚集，奸诈伪乱之事层出不穷，刑事诉讼确实繁多，推勘、审讯、裁断尤其应当详细谨慎。朝廷钦敬怜恤生命的用意，防范禁制最为严密。每当开封府把死刑案件审理完毕，本府已经录问后，便申报刑部，请求复核。刑部实际是关告吏部，由吏部差遣官员共同审察，称为审问。囚犯没有翻供和异议，便依法论决；事情有可疑之处，就移交其他机构审理。这正是为了察明冤屈和滥刑，慎重对待人命。怎么可以拘泥于一己的私见，而想要别人必定判他死罪呢？臣下又看见，开封府勘办小阿贾杀人案件，吏部差遣刘斐审问。刘斐看阅案卷，认为案情确实有可疑之处，于是疏列陈述七件不圆满的事项，申报刑部，请求进一步防问。后来【原文“防”字疑误】本府回报三件事，都说是错误供词；又据刘斐续次条陈，案情不圆满的地方有十二项。刑部既然看到刘斐申报如此，担心阿贾的案情可能涉及冤枉，便交给大理寺再行推勘，希望查得实情。这并没有违背法令条文，知府蔡京却擅自上奏，说阿贾的大情已经查正，就应当处死；又说刘斐不应上疏驳正，刑部不应移交推勘，都应论罪。他们徇私争胜，逞强立威，僭越职分，不顾义理，竟到了这种地步。” “况且人命极其重大，死了就不能复生。小节既然还不圆满，大情也可能有不实之处。若立即把阿贾处死，就是说犯死罪的人不必再审问；在刑具之下，冤枉杀人的必定很多。何况朝廷立法极其仁爱，天下死罪案件只要稍有疑虑、值得怜悯，都必须上奏听候敕裁，往往还会酌情宽贷。哪里有不容许审问辩难，便要立即行刑的道理？又按照录问的条制，凡移交别司勘查追究的，都要明确指出不圆满的案情，回文告知原办机构。如今刘斐既然列述十九件事情，都是不圆满之处，刑部就必须重新详勘。假如阿贾果真没有行凶，那么蔡京显然犯有残忍锻炼、错误收监定罪之罪；假如阿贾确实是凶手，蔡京仍有草率判押、失职之过。关于生杀的关键，刘斐都没有过错。万一朝廷听信蔡京的妄奏，加罪于刘斐，那么今后审问的官员都会畏惧退缩，不敢申陈实情，被刑讯的人也会多受压抑冤屈，无处申诉。况且刑部尚书掌管天下狱讼，又兼有纠察在京刑狱的职任，可以统辖开封府，按劾其罪。如今刑部既然履行职务，反而被开封府按劾，就使上下尊卑的分际颠倒错乱，这不是尊崇朝廷、教化四方的做法。”

译“又因为蔡京自任开封知府以来，毫无治理政绩，审理案件、判定罪罚错误极多。对于段继隆的事情，他竟亲自书写涂改，放纵违法卖官的人；对于僧人惠信的事情，他又明知错误而妄加奏报，曲意包庇受重禄、接受贿赂的官吏。在本应最为公正的朝廷，应该检举蔡京前后的罪恶，重重予以贬黜降职。如今不但没有依法治他的罪，反而又任命他为真定府知府兼安抚使，按公论衡量，实在不能认为恰当。臣恭请停止这项新任命，等大理寺审结、判正小阿贾等三件案件后，再另行听取朝廷指挥。” 当时刑部审议囚犯案件，宰执主张杀掉他们。有司认为可以保全性命，不奉行诏令。左谏议大夫郑雍上言说：“这件事固然可以治罪，但推究他的用心，是在于广施好生之德罢了。若仓促因此治罪，臣恐怕会近于嗜杀。如今有司想杀而朝廷使之生存，尚且担心仁恩德意不能遍及天下，何况反过来呢？”【原文“防”字疑误】哲宗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囚犯于是得以活命。《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撰 慎重刑罚 宋徽宗政和年间，刑部尚书慕容彦逢上奏说：“臣下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怜悯各种狱讼，制定了检查病囚的法令。法令认为，愚民犯法，虽然被拘系审讯，但治理国家自有常法；他们患病时，在饮食医药方面，也应像对待婴儿一样照料。臣等仍担心当职官吏不能深切体会陛下的德意，希望圣上慈悲，命各路提点刑狱司年终核查州县病囚死亡的数额，除依条文治罪外，再选一路中死亡最多和最少的各一处，保明情况上报。特地下诏说明赏罚，使他们知道应当受鼓励还是受抑制，希望借此符合陛下好生的德意。” 彦逢又上奏说：“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亲自建立皇极，心地澄明而成为教化的源头，德行盛大、功业隆盛，远远超过古今，盛美的举措不可一一计数，而且都彰明显著，流传无穷。上帝广临天下，珍贵祥瑞接连而来。如今正将坐临明堂、颁布治理之道，登上介丘告成。时令调和、年岁丰收，家家丰足、人人富裕，四海内外欢欣往来，好像同处一堂，百姓自然不应犯法。秋官因朝廷没有滞留未决的狱案，在朝廷上称庆。何况天宁密迩，正在搜集讲习盛大礼仪，百官奉觞祝贺，异邦也款塞来朝。在这种情况下刑罚几乎被搁置，谁不把这一切归于仁德？臣等忝列典司之职，能够和击壤歌唱的百姓一起，上祝陛下万寿无疆，欢欣鼓舞到了极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岁〕 徽宗时，中牟县审讯享泽村村民谋反案，开封府知府范纯礼审查其中缘故，上奏说：“这个百姓进戏场观看演员，回去途中看见工匠制作木桶，便拿来戴在头上，说：‘和刘先主相比怎么样？’于是被工匠捉住。”徽宗问：“应当怎样处置？”范纯礼回答：“这是愚昧粗野、无知无识的人，若以叛逆论罪，恐怕有负陛下好生之德；只须按不应为的罪名杖责，就够了。”徽宗说：“这样怎样警戒后人？”范纯礼回答：“正是要让外间知道陛下刑法不滥，足以作为训诫罢了。”徽宗听从了。陈瓘进呈前代故事说：“从前审刑院断绝积压的公案，仁宗高兴地说：‘天下如此广大，而断刑能够做到这样，由此可知刑事诉讼极少，有司没有拖延。’于是下诏奖励法官，并把这件事交给史官记载。” 臣私下看到，元丰年间，开封府狱案清空，神宗大为高兴，提拔开封府知府王安礼为尚书右丞，下至胥吏也全都得到赏赐。从此以后，内外有司都以狱案清空为喜悦。仁宗因为诉讼简少而赏赐法官，神宗因为狱案清空而提拔府尹，都是用来表示仁爱百姓的心意，其道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