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

译如今谈论宏伟计划，当然应当任用有道之人而舍弃险阻；但考核实际情势、衡量力量，不得不保全小处以求存。从晋代以来的乱世开始，六十多年间，百姓几乎灭绝，百人中不能留下一个。河洛地区成为丘墟，中原萧条，水井淤塞，树木砍伐，田间道路都被毁平，生计茫然，永远没有可以依归的地方。人民流徙江南，已经经历数代；活着的，是长子老孙；死去的，坟墓连成行。即使北望故土的思念触动他们一向的真心，眼前的悲哀也实在交相迫切。若迁都回转车驾之日，中兴帝业和五陵也重新成为遥远之地，泰山般的安定既难以凭道理保全，祖先绵延的恩泽难道不会牵挂圣心吗？桓温这次举动，确实想通观始终，为国家作长远谋划；如果不是陵墓有紧急危险，他也不会首先决定这个大计，只是独自承担天下最困难的事情。如今他发愤忘食，忠诚慷慨而深切，凡是有良知的人，谁不感动？可是百姓震惊害怕，都怀有危惧，难道不是因为返回旧都的快乐遥远，而走向死亡的忧患迫近吗？为什么呢？人民在江南扎根，已经几十年了；一旦拔除，突然驱赶到空旷荒芜之地，携带家属跋涉万里，越过险阻、渡过深水，离开祖坟，抛弃生业；富人没有三年的粮食，穷人连一餐饭也没有；田宅无法重新出售，舟车又无从取得；舍弃安乐的国家，前往习惯于战乱的地方，从本来一定安全的土地走向危如累卵的危险，必将倒毙道路、漂溺江河，能够到达的只会是少数人。国家以人民为根本，痛恨盗寇正是为了替众多百姓防备；如果盗寇被消灭，又到哪里去取得百姓呢？”这是仁德之人应当怜悯的，也是国家应当深思的。古今帝王的都城，难道有固定不变的地方吗？形势兴盛时，就居于天下中心以谋划大局；形势困屈时，就遵循休养生息的办法等待时机。必须等到德行广大、家家有三年积蓄，然后才可以谋划太平之事。如今天时、人事都有尚未成熟的地方，一旦想统一天下，恐怕会仓促而难以举成吧？臣愚昧的计策认为，暂且可以另派一名有威望、名声和实力的将领，先镇守洛阳，在陵墓旁筑起两座营垒，用来护卫山陵；扫平梁地、许地，清理黄河以南，使漕运道路畅通；然后尽力开垦广阔田地、积储粮食，逐渐为迁徙百姓准备资粮。这样一来，盗贼看见灭亡的征兆，势必远逃；如果他们执迷叛逆不改，又想前来送死，南北各军便会如风驰电掣般赶赴，像身体的手自然去救护痛痒一样迅速响应。首尾都使山陵坚固，中原便可以获得小康。陛下暂且端正衣冠坐镇紫极，增加修明德政，亲自实行汉文帝极其简朴的做法，去除小恩小惠，节省财费，慎重选任官员，训练铠甲兵士，以养育士卒、消灭盗寇为首要任务。这样实行十年，不要使它毁坏废弃，那么贫穷者会积累财富，怯弱者会先培养勇气，人民知道上天的德意，赴死也会视同归家。” 凭借这些来达到治理，仍然像把东西运转在手掌中一样容易。为什么要舍弃百战百胜的长远办法，把天下作一次赌博呢？陛下年纪正富，桓温又正当壮年、谋略强盛；君臣共同弘扬培养德业，收敛锋芒而守持大吉，难道不是很快意吗？如今桓温倡导高远的议论，圣朝上下又共同赞同，臣以卑微身份独自献上管见。进言的困难，确实就在今天；但臣区区之心一定要使天听闻知，私下认为在无所忌讳的朝廷，狂妄愚昧之人也可以进说，樵夫的谋略也值得圣贤考察，所以不胜极度忧虑，冒犯威严而直陈。如果陛下稍稍留神思考臣的意见，岂不是委屈一人而满足亿兆百姓的愿望吗？如果认为臣干犯忤逆、罪行重大，想加以公开诛杀，只要使臣的赤诚能够上达天听，退下后接受刑罚诛戮，即使死入黄泉，尸骨也将不朽。”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朝廷商议想依照古制设置王畿，把扬州治所迁到会稽，仍然是因为星象发生变化。尚书吏部郎沈怀文说：“周代设置王畿，汉代设置司隶，各自都是因应时宜，并不是喜欢彼此相反。安定百姓、安宁国家，其原则是相同的。假如民心安定，上天也会顺从，未必非要改变今制、追法古制才可以达到太平统一。中原旧地，历代相承，与边州不同；有时废置，既然不合人情，又可能损害教化根本，皇上不应听从。” 梁元帝承圣二年，下诏准备返回建康。将军胡僧祐、黄罗汉、宗懔、刘瑴进谏说：“建业的王气已经尽了，与敌虏只隔一条江；如果发生意外，后悔也来不及。”皇上命朝臣议论此事。朱买臣上言说：“建康是旧都，也是山陵所在；荆州镇守边疆，不是帝王居住的地方。希望陛下不要迟疑，以免日后后悔。臣的家在荆州，难道不希望陛下居住在这里吗？只是恐怕这有利于臣的富贵，而不是有利于陛下的富贵。” 北魏孝文帝表面上表示要南征，实际上意在谋划迁都。他在明堂斋戒，命太常卿王谌亲自主持龟卜和蓍筮，询问南伐之事。卦兆遇到“革”卦，皇帝说：“这是汤、武革命，顺应天意和民心的卦。”群臣没有人敢说话。任城王元澄进言说：“《易经》所说的‘革’，就是改变；将要顺应天意、顺从民心，改变君臣的命运。汤、武得到此卦是吉利的，陛下已经拥有天下，皇统光明相继。如今说是占卜出征，只能说可以讨伐叛逆，不能说是革命。这不是针对君主的卦，不能完全认为吉利。”皇帝严厉地说：“卦象说‘大人虎变’，怎么能说不吉利？”元澄说：“陛下龙兴已久，怎么能现在才与虎变相同？”皇帝勃然变色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却想阻挠众人。”元澄说：“社稷固然知道是陛下的社稷，但臣是社稷的臣子，预先参与顾问，怎敢不竭尽愚见？”高祖既然决意一定实行，厌恶元澄这样的回答，过了很久才释然说：“各自说出自己的志向，又有什么妨害呢？”车驾回宫后，便召见元澄；还没登上台阶，就远远对他说：“刚才关于革卦的事，现在想再谈谈。刚才在明堂发怒，是担心众人争相进言，阻碍我的大计，所以故意严厉变色，恐吓文武百官。” 想来你已经理解我的意思了。”于是皇帝单独对元澄说：“今天的行动，我确实知道并不容易。但国家兴起于北方，迁居平城，虽然拥有四海，文书法令和车轨却没有统一。这里是使用武力的地方，不适合实行文治；移风易俗，确实非常困难。崤山、函谷关是帝王的宅地，黄河、洛水是王者的里居；借此大举迁徙，可以光大宅居中原。任城王认为如何？”元澄说：“伊水、洛水之间是天下共同占据的中心。陛下控制华夏，使九服安定。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应当大为庆贺。”皇帝说：“北方人眷恋故土，忽然听说将要迁徙，不能不惊扰。”元澄说：“这既然是非常之事，就应当由非常之人来理解。只须由圣心决断，这些人又能做什么呢？”高祖说：“任城王就是我的子房。”于是加授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任尚书左仆射。

译隋文帝嫌长安城的规模制度狭小，准备迁都，夜里与高颎、苏威二人商定此事。散骑常侍庾季才天一亮便上奏说：“臣仰观天象，俯察图谶记载，龟兆也恰好相应，必定会迁都。而且尧定都平阳，舜定都冀地，由此可知帝王居住的地方，随世代而不同。况且汉代营建这座城，至今将近八百年，水都咸苦卤涩，很不适宜居住。希望陛下顺合天意人心，谋划迁徙。”高祖惊愕，对高颎等人说：“这是什么神人？”于是发布诏令，在龙首山营建新都。唐武后时，麟台正字陈子昂上《谏灵驾入京书》说：“臣听说，明主不厌恶切直的言论来接受忠言，烈士不畏惧死亡的刑罚来竭尽劝谏。因此，有非常之策，必定等待非常之时；有非常之时，必定等待非常之主。然后才能严肃神色、直言抗议，即使赴汤蹈火也不回头，即使遭到诛灭也不后悔。难道只是想欺骗世俗、夸耀习俗，厌弃生命而喜爱死亡吗？实在是认为杀身的危害小，保存国家的利益大。所以审慎谋划、确定议论后，甘心接受一切。何况遇到非常之时、非常之主，进言一定能被采用，死又有什么可怕？千载流传的事迹，也将在今天永垂不朽。” 臣恭敬地想到，先帝已经离开天下、抛弃群臣，万国震惊，百姓遭受屠裂。陛下凭借早年成熟的圣德，承受宗庙的重任；天下人的希望低声相告，人人都希望仰赖圣明教化，得以保全余生。太平之主将要在今天重新出现了。何况皇太后又以文德之母的贤明，增添轩宫的光辉，军国大事依据遗诏裁决。这是唐尧、虞舜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臣恭敬地看到诏书，梓宫将迁往西京，銮舆也想随行，这是并非上策的谋划。聪明人也会失去谋划，朝廷却没有听到骨鲠之臣的良策，反而有许多顺从的议论，愚臣私下疑惑，认为这是错误的。臣自己反复思考：生逢圣明时代，沐浴皇恩，从头顶到脚跟，无不受到养育；如果不能经过丹凤门、抵达濯龙园，面向玉阶、东望金屋，发出声音直言劝谏，就是圣王的罪人。因此臣不顾万死，请求进献一言，愿蒙陛下听取阅览，即使甘愿赴鼎镬也在所不辞。恭敬地希望陛下明察。臣听说，秦占据咸阳时，汉定都长安时，凭借山河险固，天下便归服了；然而仍然要向北借助胡地苑囿的利益，向南依靠巴蜀的富饶，从渭水进入黄河，转运关东的粮食，越过沙漠、隔绝荒漠，取得山西地区的珍宝，这样以后才能削平天下，镇压诸侯，驾驭长策、利策，纵横控制整个宇宙。如今却不是这样：燕、代地区正受匈奴侵扰，巴、陇地区遭受吐蕃祸患；西蜀疲惫衰老的百姓，要在千里之外背粮，北国十五岁的男丁也被征发去守边。日月不停地奔走应命，这种弊害实在不堪忍受。秦地原来首尾相连的形势，如今已经残缺了。现在所剩下的，只有三辅之间罢了。近来又遭遇荒年饥馑，百姓接连受饥。从黄河以西，全都成了赤地；沿陇山以北，很少还能遇到青草。没有谁不是父兄相继死亡、妻子儿女流离失所，丢下家业去防守边境，尸骨和遗骸遍布原野。这些情况，朝廷都已经充分知道了。幸赖宗庙神灵保佑，上天悔改而停止降祸。去年收成稍薄，前一个秋季略有收获，使病弱困顿的百姓得以保全性命。天下真是幸运，可以说恩泽已经很厚了。然而流亡的人还没有回来，田野仍然荒芜；白骨纵横，田间道路没有主人。至于储蓄积聚，仍然令人悲伤。陛下没有估量其中的困难，偏要遵从先前的意愿，于是想长驱而行，亲自按节前往秦京。千乘万骑的供给，从哪里取得？何况山陵刚开始营建，墓穴尚未完工。土木工程和工匠役夫，都必须征用民力。如今又要统率疲弊的百姓，兴起数万军队；在京畿附近征发，鞭打羸弱的老人；凿山采石，驱使他们赶赴工程。只怕春耕无法按时进行，秋收也必然绝望。凋残病困、幸存下来的百姓，又要再次遭受饥【一作“艰”】苦。如果承受不了这些弊害，必定会有逃亡者作出讥刺和怨恨的歌谣。那时将用什么言辞来记述这件事呢？这也是关系宗庙社稷的大事机，不可不深加【一作“审慎”】谋划。何况国家没有能维持两年的储备，百姓家中很少有能维持一周的积蓄。十天不下雨，尚且足以深深忧虑；如果忽然再遭水旱灾害，百姓靠什么度过？陛下没有深入察看事情的始末，独自违背群臣的意见。臣恐怕三辅的弊害不会只像前些日子那样。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圣人把六合包容为宇宙。纵观远古直到今天，何尝不是把三王称为仁，把五帝称为圣？所以即使周公制定礼制、孔子著明道理，也无不称述尧舜，以文王、武王为法则，为历代帝王留下伟大功业，构成千载以来的宏图。然而舜死后登山巡行，葬在苍梧而没有回来；禹会合群臣，死在会稽山而永远终止。难道他们是爱惜蛮夷之乡而鄙视中原吗？实在是想借此显示圣人没有内外之别。所以能使典籍把这当作美谈，帝王把这当作最高的范式。何况我朝巍巍大圣，功业超过五帝三皇；凡日月所照耀的地方，无不归顺臣服。为什么偏偏只有秦、丰之地可以安置山陵，而河洛的都城却不能营建陵寝？陛下难道没有察觉吗？愚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况且景山高峻秀丽，在群峰中最为秀美；北面遥对嵩山、邙山，西面远望汝水、黄河。这里处在祝融氏的故地，连接着太昊氏的遗墟，帝王的遗迹纵横分布在四周。园陵的美好，还有什么能超过这里的呢？陛下从未察看这些，却说这里不可用。以愚臣浅陋的见识来看，这里确实很值得重视。何况瀍水、涧水之间，是天地交会之处；北有太行山的险阻，南有宛、叶地区的丰饶；东面压制江淮，享有湖海的利益；西面通向崤山、渑池，占据关河的宝地。凭借圣明君主来养育淳厚纯粹的百姓，天下太平，君主恭敬自守、端正南面而治即可。陛下不思量瀍洛的壮丽景观和关陇的荒芜，却想舍弃泰山般的安稳，踏上焦原般的险境，忘掉神器这一最大的宝物，而去追求曾参、闵子骞那样的小节。愚臣昏昧，认为这是太过分了。陛下为什么不采纳谏臣的策略，听取民间流传的歌谣，向太后咨询，与宰辅共同谋划，使天下百姓的愿望知道有所安定之处？天下岂不是大幸？从前周平王迁都，光武帝定都洛阳，山陵和寝庙都不在东京，宗庙社稷与祖先坟茔却都在西土。然而《春秋》称赞周平王为开创之王，《汉书》记载光武帝为汉代祖，难道他们是不愿意尽孝吗？为什么圣贤在这里的褒贬会失当呢？实在是因为时势有不可行之处，事情有不一定能成之处。大概是想舍弃小事而保存大局，避开祸患而归向福祉，这正是圣人所看重的。

译小事上不能忍耐而破坏了大的谋划，这是仲尼最重要的告诫，愿陛下明察。如果因为臣愚昧，不采纳朝廷的意见而执意出行，臣恐怕关陇的忧患将永远不能止息。臣又听说太原储藏着价值巨万的粮仓，洛口积聚着天下的粮食，这些都是国家的大宝。如今却想舍弃它们而不顾，背弃这些地方长驱而去，有见识的人会震惊，天下人会失望。倘若盗贼像鼠窃狗偷一般，万一没有料到他们的行动，向西进入陕州郊外，向东侵犯武穴镇，盗取敖仓一捧粮食，陛下拿什么预先阻止他们？这是天下最重大的机要，不可不深深畏惧。即使盗贼还没有转眼就被消灭，诛杀刑罚已经施加，灭掉他们九族、焚烧他们的妻子儿女，哭泣悔恨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先谋划后办事就能安逸，先办事后谋划就会失败。国家的利器，不可以拿出来给人看，这句话不是徒然说说而已。臣实在希望陛下记住它。臣是西蜀的乡野之人，本来住在山林草莽之间，幸逢天下交泰，得以游历王国，所以知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道理；也想退隐岩谷，消失于朝廷之外，却私下感念娄敬放下车驾、不顾身份而议论非己之职，为汉高祖谋划万全之策，取得千古的美名。臣难道偏偏要胆怯而赶不上他吗？所以臣才敢冒犯皇帝的威严，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只希望万一有一处说中，或许能得到陛下的察纳。臣李子昂诚惶诚恐，死罪，死罪。唐代宗时，郭子仪负责京城防守。变乱突然发生，幸亏郭子仪使京城重新安定，所以天下人都归罪于程元振。群臣多次上奏弹劾程元振，程元振害怕了，便劝皇帝迁都洛阳。皇帝批准了他的计策，郭子仪上奏说：“雍州古来称为天府，右边依靠陇、蜀，左边凭借崤山、函谷关，前面有终南山、太华山的险阻，后面背靠清渭水、浊河的坚固屏障，地域数千里，披甲士卒十多万，兵强士勇，确实是适宜用武的国家。秦、汉之所以成就帝业，正是凭借这里。后来有的占据这里便安泰，离开这里便灭亡，遭遇并不止一个姓氏。所以汉高祖先进入关中而平定天下，唐太宗以来居住在洛阳的皇帝也很少。先帝凭借朔方起兵，诛杀安庆绪；陛下凭借西土，诛杀史朝义。虽然是天道帮助顺应正义，也是地势造成的。近来吐蕃横行而我们不能抵抗，臣可以略略说明原因。六军都是市井之人，窃取虚名，逃避实际赋税，一旦驱赶他们上战场，往往有一百人逃跑而没有一个向前。又有宦官蒙蔽、扰乱各项政务，荒废并掠夺政事，终于使陛下流离暴露，越过关隘而身在陕州，这实在是任用失当，难道是秦地不好吗？如今道路上的传言，不知是否可信，都说将要迁都洛阳。洛阳自从大盗乱后，几乎被焚烧掠夺殆尽，各曹官署荒废，四境人口不足千户，城镇如同废墟，豺狼成群出没，东面逼近郑、汴，南面接近徐州，北面延及怀州、卫州和相州，千里之内一片萧条，驿亭馆舍没有炊烟，凭什么供奉万乘之主、供应百官的祭牲粮食和住宿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况且那里地域狭窄险隘，只有数百里，险要不足以防守，反而正好成为交战之地。陛下难道是没有考虑京畿刚刚遭受抢掠践踏、国家用度不足吗？从前卫国被狄人灭亡，文公寄居在曹地，穿粗布衣服，戴粗布冠，最终恢复了旧国。何况赫赫天子亲自节俭、节省费用，难道还会低于一个诸侯吗？臣希望陛下斥退尸位素餐之人，去除冗余食禄，抑制宦官寺人，任用正直之臣；减轻赋税，放宽徭役，防止隐匿逃亡，抚恤鳏寡；把选贤任能的事情交给宰相，把训练军队、抵御侮辱的事情交给将帅。这样，中兴的功业指日可待。希望陛下及时启程，赶快回来拜见宗庙、谒见园陵，重新建立王室，以使天下获得幸福。皇帝看到奏章，哭着对左右说：“郭子仪本来就是社稷之臣。”朕已经决定西行，立即乘舆返回。郭子仪叩头请罪，皇帝慰劳他说：“任用你太晚，所以才到了这个地步。”于是赐给他铁券，并把他的画像绘入凌烟阁。唐昭宗乾宁初年，朱朴被提升为国子监毛诗博士，上书谈论当时的政事，提出迁都的主张：“古代称王的君主并不固定居住在一个地方，都是观察天地兴衰，顺应时势来制定事情。关中是隋朝建都的地方，我们实际上承袭了它，前后共三百年；文物、财货、奢侈、僭越和虚伪，都发展到了极点。广明年间大盗攻陷并倾覆宫阙，官署、府库、里巷、井邑和商肆，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二。近来幸至石门、华阴，剩下的十分之二中，又有十分之八九毁亡。高祖、太宗的制度，已经荡然无存。襄、邓以西，夷平开阔数百里；它的东面有汉水、舆山、凤林作为关隘，南面有菊潭环绕曲折而流，汇入汉水，西面有上洛重山的险阻，北面有白崖山脉相连，实在是形势优越、土地肥沃的地方。如果广泛疏浚漕运渠道，运输天下的财物，就可以使物资大量聚集。自古中兴的君主，都是离开已经衰败的地方，前往尚未称王却有条件称王的地方。如今南阳是汉光武帝的地方，虽然他已经在那里兴起，却还没有称王。臣观察山河壮丽的地方，多是过去的故都，已经兴盛后又衰败，很难重新振兴。江南土地贫瘠、水浅，人心喧嚣浮薄、轻佻机巧，不可以建都。河北土地厚实、水深，人心强悍固执、凶狠暴戾，也不可以建都。只有襄、邓确实处在中原中心，民心质朴善良，距离关中很近，又有上洛作为限制，永远没有蛮夷侵扰突袭的忧患。这是建都最好的选择。”皇帝没有答复。宋仁宗时，陕西四路安抚沿边招讨使范仲淹上奏《论修建北京状》说：“臣言辞激切而孤立，长期承蒙圣上的知遇。如今正值陛下为国事焦劳之时，难道可以因循沉默、自守不言吗？即使因此获罪，也算尽了臣子的心意。臣先在景祐三年五月初，于开封府进过札子，说西洛是帝王居住的地方，却完全没有储备，请圣上以将要朝拜陵寝为名，使东道有余粮就运往西面，西道有余粮就运往东面，几年之间，或许可以稍有储备。天下太平时，就居住在东京这个舟车汇聚的地方，以便利天下；有紧急灾难时，就守住西洛这个山河险固的地方，以保全中原。当时臣说西洛可以营建，是为了防备紧急灾难。如今北方的战事已经发生，再营建洛阳已经晚了。臣现在另有一些愚见，请逐一陈述。臣私下听说修建北京是为了抵御强敌；依臣看来，这可以用来张大声势，却不能作为依靠。为什么呢？河朔地势平坦，距离边境千里，敌军骑兵强悍，昼夜兼程，不到十几天就能抵达澶渊。陛下的车驾一旦出动，千乘万骑，不是几天之内能够办妥的。仓促之间，敌骑已经逼近，想要前往北京，来得及吗？

译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况且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人民不知道作战；听说敌人大举来攻，众人的情绪都会忧惧不安。陛下带着一支忧惧之师，进入危险之地，万一发生惊慌溃散，那些掌握兵权的臣下，谁能制止他们？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再说北京四面都是平地，完全没有险隘可以依凭。假如车驾平安抵达那里，而敌骑从旁边绕过，径直奔向澶渊以南，四面趁着河水结冰渡河，京师又没有防备，将拿什么支撑局面？宗庙社稷、宫禁府库、皇族宗亲外戚，以及百官显贵的家属，六军和万民的亲属，全都在那里。没有坚固的城池和深险的护城河可以依靠，也没有坚甲利兵可以抵御。陛下行在河朔，心里却挂念京师，难道会没有回头顾虑的巨大忧患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假使黄河没有结冰，敌人不能渡河，却径直包围并固守澶渊，声称要进攻宫阙，请求割地订盟。在这种时候，京师没有防备，烽火烟尘逼近，陛下能够坚守不动而拒绝他们的请求吗？唐明皇时，安禄山作乱，旧将哥舒翰率四十万军驻守潼关，请求不要出战，想以此困住贼军。杨国忠催促他出兵讨伐，结果一战大败，长安于是陷落。如今京师没有防备，敌人或许南下放牧，朝廷一定会催促河朔诸将出兵截击；万一不能取胜，就会重演天宝年间的祸患，朝廷将逃往哪里？从前隋炀帝巡游淮甸，远离关中，唐高祖据有关中，隋朝于是倾覆。唐明皇出幸西蜀，如果不是唐肃宗在朔方即位，天下就不会再归于唐朝。唐德宗想出幸益州，李晟多次上奏，请求暂且出幸山南，以维系人心。由此可知，朝廷是万国的根本；如今陕西、河北聚集着天下最重要的军队。如果京师动摇，远离这些重兵，那么奸雄就会奋起，祸患四处发生。臣听说天有九重门户，帝居九重深宫，所以王公效法上天设置险要，用来安定万国。《易经》说：‘天险不可攀登，地险有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这正适合今天的情势。臣请求陛下赶快修筑东京的高城深池；军民百万，足以作为九重宫阙的防备。车驾不出，则圣人坐镇而统御四海，不必劳烦移动；车驾如果出行，则由大臣留守九重，也没有回头顾虑的忧患。敌人或许会谋划说：‘边城坚固，不能仓促攻下；京师平坦，却可以深入进犯。’如果我们修固京师，使敌人不能侵犯，就能破坏并挫败他们南下的打算。敌人入侵得浅，边塞营垒已经坚固；敌人入侵得深，都城也已经坚固。他们请求割地，我们可以不答应；他们请求决战，我们可以不出战。他们进不能造成祸患，退又不能安全返回，然后乘机扰乱他们，敌人返回就追击他们。即使他们有所抢掠，也可以拦截、邀击并夺回。等他们衰弱而我们振作起来，未必不能大胜，这难道不是陛下保全社稷、安定四海的完整策略吗？有人说：京师是帝王居住的地方，筑高城、挖深池恐怕会有失体统。臣听说后唐末年，契丹率四十万军队护送石敬瑭入朝，而京城没有防备，闵帝于是灭亡。石晋时，叛臣张彦泽引契丹军攻入宫阙，而京城没有防备，少帝于是被俘。这些都是因为没有防备而灭亡，怎么能说修筑城防会失体统呢？臣只忧虑国家的祸患，没有工夫顾及所谓失体统。若认为修筑城池护城河有失体统，难道不仍然胜过播迁流离的灾祸吗？朝廷百官一定明白这件事，只是害怕议论者说这样有失体统，因而不敢开口。臣身居西部边疆，本不该请求单独进言来谈此事，实在是有罪。然而臣子的心，哪里敢忘记君主和亲人的忧患？何况臣一向愚笨拙劣，只知道报效国家，却不知道会因此受到诽谤。从前奉春君只是贩卖货物的人，却劝汉高祖定都关中，张良还赞同他。第二天汉高祖便命车出发，臣忝居近臣之列，便贸然提出建议，同奉春君的僭越相比，并没有过分多少。至于西洛，是帝王居住的地方；太祖曾经营建修整，意在留给子孙，内外有山河相互依托，又能接应东京的形势，并连接关陕的险要。河阳又据有大河的险阻，是防守河东的要地，也是西洛的北门。长安自古以来就是兴王之都，是天下的胜地。只愿朝廷留意此事，长期委任有才干、有谋略的重臣负责，那么天下就大为幸甚了。宋庠论述封畿时上奏说：“臣谨按周代制度，君王的都畿方圆千里，千里之地称为寰内，井田有百万之数。自从兵力强盛以后，疆域便用来控制诸侯。汉朝定都关中，也把京兆、冯翊、扶风分为三辅，又取河南、河内、河东、弘农四郡，合并三辅中事务繁剧的地区，派司隶校尉督察。虽然地域面积并未超过周制，但它包有山河的险固，位居各郡国之首；所设置的使持节，地位不与部刺史相等，也有王畿的含义。魏、晋以后，才把司隶的辖区称为司州；南北分裂争战，名称与实际开始不相符合。然而东晋在江左建国，常让宰相兼任扬州刺史，朝廷的根本，常常依赖于此。到了唐朝统一天下，又定都长安，于是根据关河地形便利，把州郡分为十道，而关内道全部是王畿。虽然没有司隶的名称，仍把华州、同州、岐州作为上辅，把河南作为东都，并设置京畿、都畿观察使。这些都是强化中央、据有极要之地，统辖各地。国家因循旧制，五代时都城在汴州；那里不是旧日京邑的地位，各州也没有辅卫京畿的实际。自从太祖凭借圣明武略扫平僭伪，四方万国都臣服于京师。虽然城阙雄伟尊严，里巷人口繁盛，但出了各县之外，便属于其他州。州即使距离京城很近，也已经属于另一条路。京畿以内十六县，才设置两名提点官，官员地位琐末低下，甚至低于漕运机构，哪里称得上尊重甸服、重视王官呢？臣希望大略依照周、汉旧有章法，把三京四周的州划为畿内：以曹、濮、单、陈、蔡、郑、滑等八州辅佐开封，作为中畿；以孟、汝二州辅佐河南，作为西畿；以宿、亳二州辅佐应天，作为东畿。三畿所属各州，都提升为‘近辅’，共同设置一名畿内观察使统辖，并取防省、给舍等官作为出入任用的人选。各辅州都请求正式任命刺史，选用待制官以下、正郎以上的官员作为出入任用的人选；俸禄、秩序和班品区别于一般郡县，革除今天只有虚名的弊病，同时显示圣朝整顿官制的开始。然后登记畿内户籍，均衡其租税，减轻其徭役，沿用汉代旧例，把天下豪族迁入三畿各州以充实那里；四面设置关梁，盘查出入以严明王制，并让禁军营府分据寰内。这样，天下就会震服，王室也会安定。”

译宋高宗时，赵元镇论述皇帝西行事宜，上奏说：“臣昨天奉接圣训，分条陈述当前的事务，除已经奏闻的以外，臣私下认为，东晋渡过长江后，完全占有淮甸，群贤协力，也仅仅保住一隅之地，还是因为它在外没有受到陵辱侵犯的忧患。如今强敌南侵，把长江看得如同平地，淮南本来就不再属于我们，而江东的郡县中，凡是具有都城防守形势的地方，都已经遭受践踏，这同东晋相比远远不能相提并论了。即使想在这里建立国家，能够办得到吗？何况如果要平定齐、鲁，收复晋、赵，确定建立皇极、居中统治的计划，只有关中这个深奥险固的地区，才有可以依靠的兵力和百姓。太祖皇帝时，已经有迁都的议论。陛下如果一定想经营中原，应当从关中开始。如今关中已经丧失了一半，想经营关中，就应当从蜀中开始。想要前往蜀中，又应当从荆南开始。即使如此，汉中邻近长安，兴元又邻近秦、凤；太平日久，商贩往来，山谷险绝之处都已经形成道路。昨天长安的溃兵，径直奔向兴元，完全没有受到阻拦。从兴元前往剑门，更没有栈道可走；而剑门两边，也有防守道路可以到达成都。这样看来，蜀中所依恃的险要，还必须加以安排，使道路完全不能通行，然后才可以保全。张浚这次出行，专门负责召集西部军队，没有听说他筹划经营、守卫蜀地。如今岳州、鄂州的道路已经畅通，可以选择两三名使臣，带着诏书交给张浚；同时选任利州、防峡等路的监司和守臣，委托他们共同谋划，作为守卫蜀地的准备。等张浚回报之后，再决定向西行进，暂且驻扎荆南，慢慢谋划下一步行动。为今天的形势考虑，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谨将各项条陈列在下面。”臣曾经说过，天下的事情一定要有确定的主张。一个普通人的谋划，只能谋划自身；一家人的谋划，只能谋划一家，也不能漫无定见地辗转迁徙，始终没有守持的地方。何况要建立国家，作为长久的事业呢？去年四月初，陛下从临安出发，幸临建康，慨然有收复中原的意图。臣曾经上言说，要守住江南，应当把淮河作为外部门户，请尽早派遣各位将领驻守淮南，并把杜充统制的军队交给他指挥。既没有派遣，杜充也没有前往，淮南终于没有守住。后来想守住长江，以百姓丁壮充当士兵，以王羲叔为使臣；臣曾上言说，百姓不值得依靠，王羲叔也不可以任用，但意见终究没有实行，长江也没有守住。开始商议巡幸时，不敢提出作战守备的策略；后来水陆艰险，停泊在会稽，等到洪州失守，又巡幸平江，转而议论决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不久兴国传来警报，进军不能继续前进，于是又移驾四明。从开始到结束，原本就没有确定的主张。假如林之平派出的海船没有到达，朝廷就只能束手端坐，再也没有逃脱的办法。每当想到这里，臣都感到寒心。所以臣认为，巡幸的安排，希望以今年的事情为戒。如今秋天已经不能再登上海船，除了沿上游前往荆襄之外，已经没有办法了。臣个人愚昧浅陋，不足以承受陛下的圣明训示，只有请陛下自行决断选择。赵元镇又上奏说：“臣已经陈述了愚见，仰冒圣上的听闻。还担心臣所说没有讲尽，因此把胸中所蕴藏的想法再次为陛下陈述。车驾驻跸的地方，是天下的根本。外面设置藩篱般坚固的防卫，内部严整朝廷和宫殿的居处，然后才能从内部控制外部，使调动运行合宜。这就像人的身体，有腹心，有手足，不可以随意调换。如今舍弃两浙水乡险阻的地区，而把都城迁到建康这个开阔显要、四通八达、各方争夺的地方，修整宫城，迁置官府，连府库中的金帛也全部随之搬迁。不吸取扬州仓促之间遭祸的教训，却作长久安居的打算，实在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如果说建康是古代帝王的居所，拥有地势上的优势，那么从尧舜、三代以及秦、晋以来，建都的地方并不相同，都是各自适合自己的地方，从未一味沿袭前代。没有听说后世兴起的君王，必定要居住在前代君王的地方。若说建康北临淮甸，足以联系中原人心，有利于进取中原的形势，那么迁驾已经半年了，进取的计划究竟怎样？中原归附的人有多少？响应起兵的人又有多少？若说这里便于号令，那么此前两次抵御敌人时，车驾亲临，鼓舞士气，各位将领振奋努力，接受命令就立即前进。假如朝廷的威令不能执行，驾驭臣下没有办法，即使身在营垒之中，也没有益处。不考察利害的实际，不衡量时势和措施是否适宜，只采纳书生的高谈阔论，只依据史册上的旧事，却先使自己陷入颠危之地，才说要谋划恢复，臣私下认为不可。即便如此，臣知道定都建康不是好策略，但陛下如果因为臣的言说，立即商议回銮，臣也认为不可。自从朝廷南渡以来，内外臣民没有不以恢复中原的主张进献给陛下的。臣从郎官历任谏官直到担任宰辅，前后向陛下进献计策，也把这件事放在首位。陛下笃厚于孝悌，本来也未尝不在考虑这件事。然而臣对陛下所期望的，是不要忘记恢复的念头，始终谋划恢复；仰头顺应天意，俯身观察人事，衡量德行和力量，窥察敌人的破绽后再行动，不敢轻率举动、轻易发动。如今恢复的形势已经张大，恢复的名义已经确立，平日献策的人都认为恢复的功业可以踮脚等待，于是却想回到二浙，苟且偷安于眼前，自行采取退缩削弱的计划，必定会把陛下看作不孝不悌的君主，把臣看作不忠不义的人。不孝不悌的名声，陛下固然不能承受；不忠不义的罪名，臣又哪里敢承担？这些议论此事的臣子，日后必定不会被宽赦。臣所说的想要商议回銮，也同样不可。因为一旦移动迁徙，就会形成强弱之势，不能仓促决定。”唉！只采纳虚名而忘记实际利益，只张扬虚假的声势而承受实际祸患，其中的利害究竟怎样呢？浮泛的言论容易动摇君主，轻信也容易使人改变，使承担责任的人难以尽力，因此天下的事情才容易失败而没有功效。如今替陛下谋划，只有委任群臣，不责求眼前的成效，使他们完成前些日子的各项安排，务必取得今天形势规模所带来的利益，用来符合陛下孝悌的心愿，这并不难。像臣这样怯懦、愚昧、昏暗的人，确实不足以做到这些。前些日子的规划和安排，是臣力所能及的；今天的规划和安排，就不是臣所能做到的了。不强迫人去做他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古人所取的办法。如今拿不能做到的事情责求臣下，却要求他们一定做到，他们就会不顾性命，甚至不惜诛灭全族，这样对国家的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呢？臣在帷幄中进读，即使没有参与国家政务的议论，万一陛下询问涉及臣，臣所说的也不过如此。如果这些话不适合今天的情势，也就难以用今天的责任来要求臣了。那么还任用臣做什么呢？臣之所以不躲避雷霆般的震怒，仰面冒犯斧钺诛罚，披露写下自己的赤诚而控告陛下，实在是不敢用讨好取容的话欺骗圣上的听闻。

译伏望陛下察知臣悲哀急切的恳求，特别施加恻隐的仁恩，放宽法网，保全臣的性命，把臣投置到无用之地。臣即使在死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感到满足。两浙西路安抚使叶梦得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朝廷已经命翁彦国经营建康，以备巡幸。臣私下认为，国家在汴阳定都，本来是万世无穷的计划。然而圣上的思虑深远，为了万一的防备，或许有不得已的情况，那么形势所在之处就不能不考察。建康处在东南的交通要津，实际上依靠长江作为险阻。然而从豫章向东，从长沙向北，从江陵向西，长江水路绵延数千里，控制扼守的要害，都以武昌为襟带。孙权建立三国鼎立的形势，抗拒魏国、控制蜀国，把武昌作为用兵之地。所以周瑜、吕蒙依靠这里击破曹操、擒获关羽。晋元帝南迁，首先任命陶侃以龙骧将军兼任太守，所以苏峻作乱时，最终依赖他的功效。宋、齐以后，专门经营陇、蜀，没有把武昌放在心上，侯景长驱直入，毫无忌惮，终于造成梁朝的祸患。唐朝把鄂岳设置为一道观察区，曾经委任重臣镇守；到牛僧孺罢相后，唐文宗又把鄂州设置为武昌军，设立节度使，特意命牛僧孺镇守，由此可见历代兼制江湖的用意，大致的形势也就清楚了。唐朝虽然定都关中，与吴、晋情况不同，也不敢忽视武昌。至于从各方面辅卫建康，又环绕着五座城：一座叫石头城，一座叫冶城，一座叫白城，一座叫苑城，一座叫新城。” 长江的险要，只能作为隔绝敌人的界限；而守卫长江，还必须有相应的防御。如今只有新城在扬州境内，关系到的利害稍轻，其余四城都不可废弃。韩滉镇守浙西时，正值朱泚作乱，暗中修筑石头城；人们怀疑他另有异志，这件事也足以说明石头城的作用。臣愚昧地认为，鄂州应当建为帅府藩镇，长期驻扎重兵，作为建康的西门。石头城应当寻找旧址，兴建修整，分派兵力防守屯戍，以谨慎守卫长江，然后建康才可以依靠它而牢固。伏望圣上特别命令大臣共同商议施行。臣忝居论思之职，虽然此事不属于臣的辖区，但想到如今的形势，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愿意竭尽力量，希望有秋毫般的补益，不敢以越过职分为嫌，便冒昧献上愚见，冒犯天威。臣不胜惶恐激切、坐立不安之至。” 叶梦得任江南东路安抚制置大使时，又上奏《宫室议》说：“臣听说古代帝王宫室的制度，经书没有全部记载，只大略见于《周官》和《礼》。宫门有五重，朝堂有三处，寝宫和后宫都各有六处。所谓五门，就是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皋门，先儒认为是王城的外门；库门在其次，宗庙和社稷在它里面；雉门是王宫的门，所以两旁设置阙观。这就是五门的区别。所谓三朝，就是外朝、内朝、燕朝。《周官》中的朝士掌管外朝的法则，公卿大夫以及公、侯、伯、子、男和三公都有固定位置，这叫外朝。司士掌管朝会仪位，三公、卿大夫、王族、故士、胥士、太仆、太右都有固定位置，这叫内朝。太仆掌管君王的服饰和座位；君王到治朝视察政务时，太仆先到君王的位置前，随后退入，其他礼仪也如此，这叫燕朝。《礼记·玉藻》说，君王穿朝服，每天在内朝视朝，退回内寝听政。先儒认为，外朝在库门之外，凡国家有大事，召集万民询问意见时，君王就在这里处理；内朝在路门之外，凡每天视朝会见群臣时，君王就在这里处理；燕朝在路门之内，凡每天退朝后听取政务时，君王就在这里处理。这就是三朝的区别。所谓六寝、六宫，先儒根据《周官》“宫人掌管君王六寝的修缮”这句话解释，认为路寝一处，小寝五处，大概都在路门之内；六宫是王后的居所，又在六寝之后，与君王的六寝相对应，这就是六寝六宫的制度。秦、汉以后，制度屡有沿革。考察唐代的近制，唐朝以宣政殿为前殿，称为正衙，就是周代的内朝；以紫宸殿为便殿，称为阁，就是周代的燕朝，却没有外朝。每天君王到正衙会见群臣，称为常参；朔日、望日祭献陵寝，因有思念之心不能临幸前殿，就召集仪仗进入紫宸殿，称为入阁。到了五代，这些礼仪逐渐废弛，常参不再每天会见群臣，只是大臣一天到便殿朝见一次罢了。后唐明宗即位后，才下诏让百官每五日跟随宰相入便殿朝见，称为起居。本朝沿用唐代旧制，参考古代制度，重新有所增减。如今汴都南面的熏风门、朱雀门，应当作为古代的雉门；以大庆殿为外朝，所以每年元旦大朝会就在这里举行，而它的门就是应门；以文德殿为内朝，所以每月初一六参官入朝见驾时就在这里举行，而它的门就是路门，这称为过殿。文德殿旁边设置东西阁门，是仿照唐制，以紫宸、垂拱作为阁门。遇到朔日不过殿，就召集仪仗进入阁中，在紫宸殿听政；望日以及每五日百官入朝问安，也都在垂拱殿举行；作为燕朝，则每天在这里听政。这是沿袭唐室旧制并加以扩建修整，不得不这样做。如今陛下既然以建康作为别都，那么应当仿照周代洛邑与汴京的制度：每年大朝会，皇帝在大庆殿接见百官；每月初一过殿，在文德殿举行；望日和六参，在紫宸殿举行；每天在垂拱殿听政。这四座殿不可缺少。此外，忌日不坐垂拱殿，以及吏部引见候选官、军头司呈验武艺等，都是本朝增设的制度。又有崇政后殿讲筵和迩英殿，也不可废弃。这些都是典章礼制所在，将要传之后世并长久实行，本来就应当一并完备。端门也应增加为三门，以端正天子的礼制；这样朝见群臣、接待四夷、发布政令、施行礼仪、正定名分，都可以上比洛邑，其次也不失祖宗的本意。至于宫室高低的尺度、宽窄的数目，先王本来没有制定固定制度，都是各自根据时势来安排。

译商代的重屋，堂高三尺；周代的明堂，堂高九尺；至于禹降低宫室规格，那么夏代的世室高不过一尺罢了。它们的高低本来就不相同。周代的路门，不能容纳五辆车并行，每个门洞宽一丈六尺五寸；应门有两个门道，三个门洞宽二丈四尺。它们的宽窄本来也不同。恭敬地想到，陛下以宽仁取信于亿万百姓，以敦厚朴实为天下表率，圣明的志向本来就有确定的方向。如今宫城以内土地有限，如果主管官员能够推明陛下的德意，只取典礼上不可废弃的部分，而不追求外观壮美，那么与其规模大却有所缺失，不如规模窄小却能够完备。至于六寝六宫在宫城内的安排，《周礼》记载不详细，祖宗成法在汴京已有体现，应当根据时势和便利作出安排，须由圣上裁决，不是臣所敢涉及的。臣冒死上呈《宫室议》，伏望陛下留意采择。叶梦得又上奏缴进《行宫图》和《宫室札子》说：臣近来接到尚书省札子，奉有圣旨，认为本府行宫先前因临时修建而不合规制，各有关司的屋宇也因临时修造而多有草率简略，专门委托臣考察筹划，制定固定规模，绘图缴进，逐步依法营建修葺，务必要能够长久使用。臣衰老浅陋、没有才能，错误地承蒙重任，实在不是臣所能胜任；但承受诏命，又震恐不敢贸然推辞。退而考察古代，周文王、周武王已经在丰地定都，称为宗周；到周成王想把都城建在洛邑，于是又营建洛邑，称为成周，也叫东都，用来使四方道路距离远近适中，让朝觐和贡赋能够平均便利。到周宣王遭遇犬戎之难，在东都召集诸侯，选备车马和器械，随后便返回东都居住，周朝于是中兴；这说明有正都和别都，是周代以来就有的制度。晋文公重耳在城濮击败楚国，直到齐桓公小白匡正天下的义理，联合诸侯于践土。周襄王巡守并亲临其事，《春秋》记载“天王狩于河阳”。鲁僖公到天子所在之处朝见，左氏又记载晋文公在衡雍为天子修建王宫，这说明天子巡狩也要修建宫室。然而《洛诰》称“在郊外用牲祭祀，又在新邑举行社祭，各有郊祭和社祭，诸侯国的君长都在场”，那么别都的礼制应当大略同正都相同；而巡狩时的宫室只是为了接见四方诸侯，就应当从简。如今陛下巡幸东南、驻临安，大概属于巡狩所用的宫室；既然又把建康作为别都，那么在车驾尚未返回汴京以前，建康行宫接受四方朝见、发布政令，按临安的制度来看，应当有需要增加和完备的地方。孔子称颂禹的德行说“降低宫室规格，把全部力量用在沟渠水利上”，由此看来，宫室虽然属于应当准备的事项，但关键在于不奢侈广大，以低俭为美。汉高祖进入关中后，命令萧何修治未央宫；他看到宫室壮丽，愤怒地说：“天下动荡不安，百姓辛劳困苦了好几年，成败还不能确定，为什么要把宫室修建得过分奢侈呢？”世人因此认为汉高祖贤明。晋孝武帝时宫室破败，谢安加以修缮，全部仰观天象、按照北极星的位置来规划，使其合乎天子宫殿的体制，后世却讥笑这件事。恭敬地想到，陛下宏大地克服艰难，圣明的谋略宏远，勤俭的心意，天下都已听闻。臣近来有幸侍奉圣驾，亲眼看到，即使在服饰、饮食、器用之间有些是臣下和百姓难以承受的，陛下也都安然处之。如今中原刚刚平定，正逐步谋划经营，开始采用成周的制度，根据时势和事务的需要营建别都，以振兴王业。臣愚昧，却不敢不体察圣上的志意；不耗费财物，不无故征发徭役，不扰乱百姓，参考古今典礼中必不可缺的部分，然后再行营建。只是如今宫室的地基范围，近来营缮禁中与外庭时划分的地方高低错落、大小不齐；如果只按照现有地基测量规划，就会偏曲狭小，应该增添的殿宇、官府等也难以安排。若要参照完备制度，作为长久持守的计划，就必须调拨禁中空地，安排可合并利用的地方，这不是臣敢于独自决定的。如今臣先分别草拟规模，筹划绘成图样两本，各处附上说明；又参考古今典礼及沿革制度，撰成《宫室议》一篇，置于前面，一并缴进。” 伏望陛下以圣明慈爱亲自裁断，下令交付臣，让臣重新编定完备的定本进呈。凡图中增添殿宇、官府，迁移改造的安排事项，以及融并禁中地界的丈尺数目和内外防守利害等需要奏禀的事情，分别撰写劄子，逐一条陈。臣学术浅薄，思虑不深，见闻不广，无法仰副陛下委任差遣的本意。冒犯天威，臣无比惶恐，内心激切而战栗至极。梦得又奏上《营葺行宫制度画一劄子》说：臣遵奉圣训，先前草拟了营修行宫图两本，以及宫室议论一篇，一并缴进。凡图中参考古制、应当增添殿宇官府的事项，融并禁中地界的丈尺数目，以及宫城外门的制度，都应详细奏禀。现将各项分别条陈如下：一、《周官》说，王城四面各开三门，这是天子的制度。大抵五门都取正中一门为名，两旁又各开两门，合称三门。至于雉门，是王宫的门；每年正月初一举行朝会、悬示治国法象时，又在门的左右设置象魏，称为两观，也有称为阙的。诸侯不能完备三门，也没有两观，所以只有鲁国因周公受赐，得以设置两观。新建南门、新建雉门和两观，都见载于《春秋》。现在行宫只是沿用建康府旧有的制度设两门，在门上增扩门屋九间而已，这是诸侯的制度，恐怕不合典礼。如今测量旧城，两门各宽一丈七尺，两门之间相距六丈。如果就在中间另开一门，就不必改建，可以直接设为三门。门前东西两侧的仪仗舍都有空地，可以增设两观。

译一、行宫现在有朝殿一所，以及两侧廊屋。朝殿的两根柱子已经损坏腐烂、中间空虚，现正计划购置材料修换。其余廊屋等也大多损坏漏雨，八作司时时不停地检查计算、修补整治，从未有一天空闲。现在核查宫城内的地势，东西南北各相距一百九十多丈。东面除去去年淮西宣抚使张俊扩展新城五十多丈，南北两面除去内教场五十多丈，这些都属于禁中。在外部，东西相距只有九十多丈；南北从朝殿到宫门虽有九十多丈，但西面还有禁中曲尺形侵占的地面需要除外。南面到宫墙只有四十多丈，东面内东门、小殿以外就是禁中墙，一直延伸到旧几筵殿后面。其南面从旧几筵殿到宫墙也只有二十八丈五尺。现在如果以朝殿为正殿，把它向南迁移作为大庆殿，再在其后的地基上建紫宸殿，在紫宸殿西面通向禁中的曲尺形侵地上建垂拱殿，使垂拱殿与紫宸殿排成一列；在它们前面建文德殿，就可以略微仿照汴京旧制。这样融并禁中旧有曲尺形侵占的空地，西面五十多丈、北面三十多丈；垂拱殿西面只有十多丈。一、宫内各司以及内藏库、军器库等，中书门下两省、枢密院、翰林学士院的办公机构，在汴京都设于内庭，并建置在皇城之内。它们往来的通行道路，都设有门加以隔断；与禁中相接的地方，不是隔着殿宇，就是设置行廊。现在行宫除内藏库等分散建在四周空隙地面、彼此不相连接外，御厨、御药院、翰林司、入内内侍、讲筵所等，都分设在朝殿中门外的两侧廊屋。两省和枢密院合并为一省，连同学士院都设在外面，这些都是一时的权宜制度。通行道路处也没有另设门。内东门、小殿东面和内教场三面，以及张俊扩展的新城与禁中相隔之处，都只是筑墙，恐怕不能用来显示尊严。如果按前面所说的办法处置，在正中建紫宸殿，西面建垂拱殿，连接空地，新建一条行廊，直通内教场东墙；其南面余下的土地，可以仿照汴京旧制，缩小建造两省、枢密院、学士院的东面，把小殿东面的旧墙改建成一条行廊，直通南面，用来分别设置御厨等重要的供应事务机构。这样不但可以大致具备所增添的屋宇，实际上也能在外部防护禁中；还可以把旧几筵殿基至南面空地、一直到宫墙的地方，建置内藏库等设施。凡是经过道路以及可以测量、必须会合的地方，都另行开设门。东面改建为廊，需要融并占用禁中六七丈的地面。一、祖宗旧制中，崇政殿、迩英殿都在皇城东北内。崇政殿就是讲武殿，是检阅、操习武事的地方；军头引见司呈报、考试武艺以及忌日前不在前殿坐朝等事，都在崇政殿举行；吏部引见候选官员等，也在崇政殿举行；讲筵则在迩英殿举行。现在宫城东北没有空闲地面，西北的内教场射殿常常用来引见各军，这正合乎祖宗讲武的本意。如果把它改作崇政殿，那么后面的空地可以顺势建迩英殿。如果那块地不能融并使用，就把垂拱殿西面改建为行廊，内禁中也有空闲地面可以修建。由于这些事情都属于宫禁范围，不是臣所能干预的，不敢擅自拟定。以上谨具进呈。章谊请求在临安驻跸，上奏说：“臣私下见到，东南地区四五月间地气蒸腾湿润，渡过淮河向南，土地多为盐碱，尤其低洼潮湿。如今千乘万骑驻跸的地方，应当选择地势开阔、干爽高燥之地。虽然回銮汴京已经确定了日期，但暑热刚刚兴起，按理应当稍微推迟。臣详细考察臣所管辖的杭州：东南俯瞰大江，西面总揽湖山秀色，北面通达大道，引来漕运江淮、荆湖的物资，水路通达川广、京东、京西各路，比起镇江、常州、苏州、湖州等地，格外雄伟广大。自从钱氏建国以来，杭州有防备而没有遭受兵乱；近年虽遭方腊破坏、陈通侵据，也都凭借国家的威灵，很快收复。加上州署和官舍逐渐宽敞，道路城郭也容易修治，水泉甘美清香，百姓不受暑热之苦，距离闽越山川又近；形势巩固，正值初夏。如果届时蒙陛下警跸南行，船首如鹢的御舟按时顺流而动，长河如带，不必担忧风涛；鞍马暂时休息，也没有鞭打驱赶的劳苦。与淮南相比，这里的地势高爽，确实可以避却炎暑，暂时驻扎六军。臣与本州官吏怀着拳拳之诚，恭敬瞻望，伏乞陛下宣示宰执，审察后施行。” 孝宗即位后，想要完成高宗的志愿，首先下诏经营建业，以图谋进取。但大臣们贪图安逸，计划迟迟不能决定。王阮参加礼部考试时所作的对策说：“临安盘曲幽深，背靠湖海，土地肥沃，足以休养生息、繁衍人口；它的地利在于休息。建康是东南重镇，控制长江，顷刻之间可以上下通达千里，足以俯视吴楚，接应梁宋；它的地利在于进取。建炎、绍兴年间，敌人乘胜长驱直入，而我军也非常疲惫。上皇顺应时势、暂且韬晦，不得已与敌人议和，于是驻跸临安，是为了休养生息。三十年来，缺损的补全，毁坏的修复，有弊病的整治，废弃的恢复，与过去相比，已经好得不可同日而语。主上独具远见，准备把这些条件用于事业，并不是认为临安确实不适合居住。战守的形势既然不同，行动、静守、进退的道理也各不相同。古代建立国家，必定有所凭恃；谋划国家大事的关键，必定依靠它所凭恃的地势。秦国有函谷关，蜀有剑阁，魏有成皋，赵有井陉，燕有飞狐，吴有长江，这些都是它们凭借以立国的地方。如今东南的王气集中在建业，长江绵延千里，是控制和防守的要地，却放弃而不顾，退守幽深之地，仿佛要在那里终身居住。”

译“像这样却说是在谋划国家，果真算得上善于谋划吗？况且作战以地势为根本，湖山回环的形势，哪里比得上龙盘虎踞的雄伟？胥潮奔涌猛烈，哪里比得上长江的险要？如今议论的人只是习惯于吴越偏僻固守的地势，却不知道秣陵交通四达，这就好比富人的财物不拿到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去使用，却把金子藏在箱子里守着；我愚昧地担心它在半夜被人偷走。倘若皇帝顺势出行，中原就在脚步可及之处，何况只是一个建康呢？”古人说过：‘千里之行，始于脚下。’人只怕不去做罢了。主持贡举的范成大读到这篇文章，感叹说：‘这是人中豪杰啊。’隆兴年间，起居郎胡铨上《建都疏》说：‘臣听说与人搏斗，如果不扼住他的脖颈、拍击他的背部，就不能取得完全胜利，为什么？因为形势对自己不利。汉高祖即位第五年定都雒阳，当时正有崤山以东的叛乱，秦国旧地又还不能全部占有，形势也十分危险。假如不先定都于四面险塞之地，那么天下就不会归汉所有。王郎在河北反叛时，只有钜鹿、信都为世祖坚守，因为天下的根本正在那里。假如放弃这些地方而不守，天下就不会归汉所有。所以臣曾经议论，项羽取得关中却不能守住，是因为没有扼住咽喉、控制背部。’ 高帝决定定都关中，正是为了扼住咽喉、控制背部。王郎取得钜鹿、信都却不能守住，是因为没有扼住咽喉、控制背部。世祖决意守住河北，正是为了扼住咽喉、控制背部。项羽没有扼住咽喉、控制背部，所以失去天下；高帝能够扼住咽喉、控制背部，所以取得天下；王郎不能扼住咽喉、控制背部，所以失去天下；世祖能够扼住咽喉、控制背部，所以取得天下。这就是两汉存亡的决定因素。娄敬、邳肜可以说是社稷之臣。臣私下观察今日天下大势：淮河以北，是天下的咽喉和背部；建康是扼住咽喉、控制背部的要地；钱塘则是安逸苟安、如饮鸩止渴的危险之地。安居钱塘，就是与人搏斗却不扼住咽喉、控制背部，这是项羽、王郎走进死胡同的策略；如果据守建康，向下俯临中原，就是高帝、世祖兴起王业的策略。何况如今西北想要归附的人，就像汉代百姓歌咏思念汉朝一样，已经等待很久了。假如不果断决策迁移车驾、确定都城，凭什么维系西北伸长脖颈盼望归来的心呢？冒昧触犯天听，臣内心激切惶恐至极。”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封建 秦始皇刚刚兼并天下时，丞相王绾等人说：‘诸侯刚被攻破，燕、齐、荆地处偏远，如果不在那里设置王，就没有人去镇守充实，请求立陛下的诸子为王，只希望陛下恩准。’秦始皇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讨论，群臣都认为可行。廷尉李斯议论说：‘周文王、周武王所分封的子弟和同姓很多，后来亲属关系逐渐疏远，彼此像仇敌一样互相攻击；诸侯更是相互诛伐，周天子也不能禁止。如今海内依靠陛下的神威统一，都设置为郡县；诸子和功臣用国家赋税给予厚重的赏赐，这样已经很容易控制了。天下没有异心，就是安定的办法；设置诸侯反而不利。’秦始皇说：‘天下人共同苦于战争不停，正是因为有侯王。依靠祖宗宗庙的庇佑，天下刚刚安定，又重新分立诸国，这是在制造兵乱，却想求得安宁，岂不是很难吗？’廷尉的意见正确，于是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秦始皇在咸阳宫置酒，仆射周青臣进献颂辞说：‘陛下神圣，平定海内，把诸侯改为郡县，使天下没有战争的祸患，这是上古都比不上的。’秦始皇很高兴。博士淳于越说：‘殷、周的王业延续了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和功臣，使他们成为王室自己的枝叶辅佐。如今陛下拥有四海，子弟却只是平民，万一出现田常、六卿那样的臣子，谁来救援您？事情不以古人为准，却能够长久，这种事我没有听说过。’ 汉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朝即位，后来把代国分为两个国家，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小儿子胜则为梁王。后来又把代王武迁为淮阳王，把太原王参改为代王，全部得到原来的代国土地。过了几年，梁王胜去世，他的儿子时继立；贾谊担任梁怀王太傅，上疏说：‘陛下如果不确定制度，照今天的形势发展，不过传一代、两代，诸侯就会任性而不受控制，豪强势力建立并壮大，汉朝法令就无法施行了。陛下用来作为藩篱屏障、也是皇太子所依靠的，只有淮阳、代这两个国家。代国北边面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够保全自身就足够了。淮阳与大诸侯相比，仅仅像脸上的黑痣，正好只能成为大国的诱饵，不能有所禁制防御。现在权力在陛下手中，分割土地封国给儿子，却只足以成为诱饵，难道能说是高明吗？君主的行为不同于平民。平民只修饰小节，争求小廉洁，以便在乡党中安身；君主只求天下安定、社稷稳固而已。高皇帝把天下分给功臣封王，反叛者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而起，认为这样不行，于是逐渐铲除不义的诸侯，使他们的国家空虚；又选择吉日，在雒阳上东门外分立诸子，全部封为诸侯王，于是天下安定。’ 所以有大作为的人，不会被小节牵累而妨碍大功。如今淮南的土地，远的有时相距数千里，中间还越过梁、淮阳两个诸侯国而隶属于汉朝；那里官吏百姓往来长安服役，往往要耗尽家资，在半路补缀破旧衣服，钱财和各种费用也都相当于这些苦楚。他们既然苦于隶属汉朝，又极其希望得到封王，逃亡归附诸侯的人已经不少了。这种形势不可能长久。臣愚昧的计策是，希望把淮南的土地全部增加给淮阳；同时为梁王立后，将淮阳北边的两三座城以及东郡分给梁国，以扩大梁国；如果这样不可行，也可以迁移代王，让他以睢阳为都。梁国从新郪以北连接到黄河，淮阳把陈地以南划界到长江，这样，大诸侯中有异心的人就会吓破胆而不敢谋反；梁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足以禁制吴、楚，陛下可以高枕无忧，终生不再有崤山以东的忧患。这是使后世两代都受益的办法。如今局势安然，只是正好遇到诸侯年少且人数不多，过些年陛下就会看到了。秦国日夜苦心劳力来消除六国的祸患，如今陛下凭借力量控制天下，动动下巴就能如意，却高拱双手坐视六国的祸患重现，实在难以说是明智。假如自身没有事情，便蓄养祸乱、留下旧患；明明看见却不加以决定，等万年之后把天下传给年老的母亲和弱小的儿子，将使国家不得安宁，不能说是仁德。’ 臣听说圣明的君主会询问臣下，而不亲自预先规定事情，所以能让臣下充分表达自己的愚忠。唯愿陛下明察恩准。汉文帝八年夏，又把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都封为列侯。贾谊知道皇上必定还要重新封他们为王，便上书劝谏说：‘臣私下担心，陛下接纳淮南王的诸子，却竟然不和臣这样的臣子共同谋划，难道没有考虑过吗？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过幸蒙陛下赦免并迁徙，他后来因病而死，天下又有谁把他的死归罪于君王呢？现在不应当奉养并尊崇罪人的儿子，这只会在天下人面前招来诽谤。那些人年轻力壮，难道会忘记父亲吗？白公胜为父亲报仇，所杀的是他的祖父、伯父和叔父。白公发动叛乱，并不是想夺取国家、取代君主，只是发泄愤怒、实现心愿，拔剑刺向仇人的胸膛，本来就是要与仇人同归于尽罢了。淮南虽然土地不大，黥布曾经也利用过它；汉朝至今存在，只是侥幸而已。掌握仇人的力量，足以成为危害汉朝的资本，从策略上说并不有利；即使把淮南分成四国，四个儿子仍然会同心。给他们增加人口、积聚财物，这并不是会在广阔都城中出现子胥、白公报仇，就是恐怕会有剸诸、荆轲从两根柱子之间突然发动；这就是所谓借盗贼的兵力给老虎增添羽翼。希望陛下暂且多加考虑。’ 汉武帝时，大司马霍去病上书说：‘陛下过分听信臣下，使臣去病在军中待罪，本应专心思考边塞之事，担心暴尸荒野、无以报效，才斗胆考虑其他议论来干预执掌政事的人。臣确实看见陛下为天下忧劳，怜悯百姓，以至于忘记自身；减少膳食，节省声乐，削减郎官名额。皇子承蒙上天保佑，已经能够穿衣、趋拜，到现在却还没有爵位名号。师传官一事，陛下恭谦退让，不肯顾念；群臣私下盼望，也不敢越职进言。臣私下禁不住犬马般的忠心，冒死请求陛下诏令有关官署，趁盛夏吉日，确定皇子的爵位。唯愿陛下明察。’制书说：‘交给御史和丞相。’臣青翟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论说：‘古代划分土地建立国家，同时分封诸侯，是为了承奉天子、尊崇宗庙、重视社稷。如今臣去病上疏，没有忘记自己的职守，并借此宣扬圣恩，说明天子谦卑退让、自我贬抑以劳苦天下，又忧虑皇子还没有爵位名号。臣等应当奉行义理、遵守职守，只是愚昧懵懂，未能及时办理此事。现在正值盛夏吉日，臣等冒死请求立皇子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冒死请求陛下赐定所建立国家的国名。’制书说：‘听说周朝分封八百国，姬姓诸侯并列，其中有的只是子爵、男爵，作为附庸；按照礼制，支子不能主持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