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五

译此外还有许多因此产生的烦费和虚扰之事，臣不敢一一陈述。去年河朔丰收，常平仓买米，每斗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钱；如果趁时收购，等价格上涨时出售，不仅符合古制，也不会有亏失官本的弊端，同时百姓得到实际恩惠，官府也足以取得盈余。如今各仓正有粮食买入，提举官却急忙命令停止，大概是想把粮食全部发放作为青苗钱，指望收取三分利息，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县邑小官哪里敢不奉行，哪里还有空闲顾及给百姓带来的长远祸患？各路所实行的，大概必然都是这样。朝廷如果认为陕西曾经发放青苗钱，官府有所收益而百姓认为便利，那是转运司因为军储有缺，恰逢从冬天到春天雨雪适时，麦苗茂盛，确定可以成熟，临时实行尚且可以。如今却派官员设置专司，作为每年春夏常行的法令，并收取三分利息，哪里能同陕西的权宜之计相比？况且最初诏书只打算先在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实行，等形成次序后再命诸路施行。如今这三路正担心不能奉行，却突然在各路遍设提举官，以至于西川、广南也都设置使司。伏惟陛下自即位以来，早晚忧劳，振作精神求治；况且承接祖宗百年仁政之后，百姓渐受德泽，只知道宽缓抚恤，从未受到过度扰害。只要亲自实行节俭为天下表率，常常节省浮费，逐渐裁汰冗员和冗食，自然国家用度不会匮乏，何必让谋求财利的臣子纷纷出动，以致远近产生疑惑呢？”}], 此外，还有因这件事而造成的烦扰、浪费和徒然扰民等情况，臣不敢一一陈述。去年河朔地区丰收，常平仓收购米价，每斗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钱左右；如果趁米价低时收购，等价格上涨时再卖出，不仅符合古代的制度，也不会有亏陷官物的弊端，同时百姓还能得到实际的恩惠，官府也足以取得其中的盈余。如今各仓正要收购米粮，提举官却急忙下令停止，大概是想把米粮全部散发出去充作青苗钱，指望收取三分利息，把功劳归于自己。县邑中的小官哪敢不奉行，哪里还有时间顾及给百姓留下长远的祸患？臣料想各路推行的情形，大多都会如此。朝廷如果认为陕西曾经发放青苗钱，官府有所收益，百姓也认为便利，那是因为转运司当时军储有所不足，正值从冬天到春天雨雪适时，麦苗茂盛，确定能够成熟，所以只在一时实行还可以。如今却派遣官员设置专门机构，把它作为每年春夏常行的法令，并收取三分利息，这哪里能同陕西的权宜之计相比？况且最初的诏令只是准备先在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实行此法，等有了成效、次第推开后，再命各路施行。如今这三路正忧虑不能奉行，朝廷却突然在各路普遍差遣提举官，甚至西川、广南也都设置了提举使。臣恭敬地想到，陛下自即位以来，日夜忧劳，振作精神寻求治理之道，何况又承接祖宗百年仁政之后，百姓渐渐受到德泽，只知道宽恤百姓，未曾过分扰民；陛下又亲自实行节俭，为天下先，常常节省浮费，逐渐裁汰冗余俸禄，自然国用不会匮乏，何必让那些专门谋求财利的臣子纷纷出任各地官员，以致远近之人都产生疑虑和非议呢？希望圣明的陛下再赐予广泛访察；如果臣所说不虚妄，请求全部罢除诸路提举官，只委托提点刑狱官，依照常平旧法施行。当时神宗亲自把韩琦的奏章拿在袖中，出来给执政大臣看，说：“韩琦真是忠臣，虽身在外地也不忘王室。我起初以为青苗法可以有利于百姓，没想到竟然这样害民。发布命令不可不审慎；况且坊郭人户哪里有青苗，难道使者也要强迫他们借取吗？”王安石进言说：“如果顺从他们的意愿，坊郭人户借取又有什么害处？”于是诘难韩琦的奏章说：“陛下修订常平法，是为了帮助百姓；至于收取利息，也是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比如桑弘羊笼括天下财货来满足君主私欲，那才是所谓兴利之臣。如今陛下设置官员为天下理财，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怎么能说他们是兴利之臣呢？”神宗说：“坊郭人户发放钱款怎么样？”曾公亮、陈升之都认为不应发放。王安石说：“之所以给坊郭人户发放钱，是因为常平本钱大多用于农田所需，已有余钱，便可以用来赈济城市中缺乏资财的人，又可以扩大常平储备。扩大常平储备是为了防备百姓遭遇凶荒，不知道这在道义上有什么害处？”曾公亮说：“坊郭上等户没有用钱的需要，下等户却难以缴纳。” 王安石说：“既然采取自愿，那么没有用钱需要的人自然不会发给；既然有保甲制度，难以缴纳的人自然不能申请。”陈升之说：“只怕州县逃避催收困难，所以把钱强行摊派给上户。”王安石说：“强行摊派确实可能发生，但等到严厉执行黜责一两个人，这种弊端自然会绝迹。至于河北路，恐怕不可以强行摊派。”听说韩琦曾劝告各县，说百姓都不愿投递申请文状；只有一个县起初认为不便，后来司录陈纮劝解说：“如果朝廷另选官员来查访，而百姓反过来说自己愿意借取，那怎么办？”于是韩琦便不敢投递文状。假如河北一路有一个人不愿意，韩琦一定会接受他的状子并上报。如今韩琦亲自入朝上奏，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可知百姓并不认为不便，提举官也不敢强迫。可是神宗始终对韩琦的说法感到疑惑。王安石说：“臣认为这件事很小，利害也容易明白，即使只是让州县强行给上户发放十五贯钱，也必须收取三分利息；借一贯钱，利息只不过三百文。钱因而扩大常平储蓄，用来等待百姓遭遇凶荒，这和前代科派百姓缴纳义仓米相比，并不是不善；何况又不令强行摊派，有什么害处呢？陛下却为此过分劳烦圣心、忧虑太多。” 臣议论这一件事已经说了十几万字，然而陛下仍不能完全没有疑虑；如果这样一件事尚且被异论迷惑，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办理？神宗说：“必须把众人的意见都听取并加以衡量。”文彦博、吕公著也认为不可，只是在心中非议而已。唯独韩琦肯来进言，真是忠臣。”王安石说：“事情确实应当查尽人情的真伪、事情的是非；如果不能深入察明真伪是非，只求多多采纳人的言论，恐怕不只是常平之事不能办理，而是件件事情都不能办理。”第二天，王安石便称病不出。诏令把韩琦的奏章交给三司制置条例司办理。这时，制置三司条例司说：群臣多次说常平新法不便，如今逐条加以说明，请求敕令诸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向所属官吏晓谕，使他们知道法令的本意。

译有人说，原来的敕令称“官府从中收入并无所得”。如今河北提举官却命令收取三分利息，这是失信于百姓。本司如今考察《周礼》泉府之官的制度，其中说：“借贷者收取利息，最高达到二十分取五分，国家的财用都由此取得。”如今常平新法预先发放青苗钱，只约定在成熟时根据物价酌情折算；成熟时物价上涨，就允许酌量减少按市价应缴的钱，这就是说尚未确定应缴的实际数额，所以河北约束州县收钱不得超过三分。京西、陕西等路，大多不超过二分。这些规定都是为了根据当时价格防止损失，并没有预先确定实际数额；恐怕到缴纳时州县反而加倍收取，所减的钱数不多，导致百姓受损，所以并不是在法令之外擅自侵刻。各路所规定的数额，只有河北稍多；但说“不超过三分”，并不是确定收取三分利息。如果物价低平，就有应缴纳本色粮物而不收利息的情况，或者只收一分、二分利息；因时而定，多少相互补偿。与《周礼》规定向百姓借贷并收取固定比例的利息相比，已经不算多。近来又命令预先发给价钱，即使遇到物价极贵，也不得超过三分。既然比《周礼》收取的还少，为了扩大储蓄、根据时价酌减而防止损失，两者并不相违，当然没有失信的道理。” 又有人说，《周礼》中国家事务所需的财用取自泉府官的赊贷利息；如今常平不归三司管理，专门用来救济百姓的困乏，与周公的制度相比，并不是用来取得国家事务所需的财用，所以说“官府从中收入并无所得”。有人说，上三等户和城郭中有物力的户，本来就是兼并之家，如今却规定借钱数额允许他们借贷，并不是抑制兼并的意思。又因为河北每保必须有一个上三等户，上等户一定不愿申请；官吏既然担心贫户不能缴纳，难道能免得把他们差作甲头，准备让他们代为赔偿吗？提举官又严厉责备州县，百姓不愿申请就要结罪上报；如果选派官员晓谕后百姓却愿意申请，就要另行处置。本司如今考察，乡村上三等户、城郭有物力户也有缺乏资财的时候，向人举债，难道全都是兼并之家吗？如今贫民有余钱可以借给这些人，使他们免于向私人借债而支付一倍利息，这正是原来诏令抑制兼并的意思。河北每保必须有一个上三等户，是为了查验防范浮浪之人；如果有上户愿意与他们同保，就自然不许发给钱，何必再实行强行摊派？如果说上三等户一定不愿申请，必须差作甲头，那本身就是强迫摊派、违反法令。何况今年开封各县很有三等户愿意申请，这就不是强迫摊派；以近处情况推知远处，事情的道理是可以明白的。至于提举司的约束，只是防止因循避事、破坏法令的人，并不是强迫驱使，不应说成必须强行摊派。” 如果提举官有的急于求取利益，暗示州县强行摊派，那么诸路还有安抚、转运、提点、刑狱等官，他们都是朝廷委任的官员，地位都在提举官之上。如果有州县官员故意破坏新法，或曲意顺从提举官的意旨来强迫百姓，就应当检举并依法处置，同时详细说明事情经过奏闻，怎么能因为官吏违法，就想废除新法呢？” 有人说，百姓各有本户税赋和预买绢的负担，如今又增加一层预先发放青苗钱，人户就难以承受。本司如今考察，百姓税赋以外，各路依照惯例征敛的名目确实很多。然而在缺乏资财时，免不了向私人借债，利息常常达到一倍，这正是贫民越来越困苦的原因。如今把常平本钱贷给他们，正好救济他们的急难；又规定等到成熟时根据斛斗物价的贵贱，再让他们缴纳现钱；这种本金利息不得超过二分，正可以免除向兼并之家借债而支付一倍利息的负担，百姓有什么难以承受的呢？” 有人说，只要亲自实行节俭、经常节省浮费，自然国家用度不会匮乏，何必让兴利之臣四处活动，以致远近产生疑惑？本司如今考察，先王的政治从来没有不把粮食和货财作为起点的；设置官署、任用官吏，大多是为了农事。近世以来，农民尤其困苦，朝廷只有徭役，却一向没有按年预先储备的办法。近来京畿的陂塘、堤防、沟渠，大多没有修治，以至都城附近往往有绵延数百里的土地荒废成污莱，父子夫妇流离失业。四方偏远荒僻之处，不问也可以知道。一处发生水旱灾害，死者便相互枕藉，流亡者塞满道路。像前一年河北发生饥荒，不得不漕运江淮的米来救济，但对于百姓流亡和饿死的情况仍没有补益。甚至遇到非日常的用度，有时不得不向上等户强借钱物，百姓典当出卖田产房屋来供应暴急的命令，这也可以说是国家用度匮乏。至于差役使农民困苦，使他们失去本业，是士大夫共同看见的事实，不必等到解释之后才知道。因此陛下即位时的诏书反复告诫，要以务农理财、免除人役作为政事的急务。如今设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管农田水利和差役事务，原因就在于此；本来不是让他们削夺百姓来供给君主的私费，怎么能说他们是兴利之臣，从而使远近产生疑惑呢？”},{ 有人说：如今常平钱有一千多万缗，散发出去充作青苗钱；百姓所欠的债务，既然财力已经耗尽，又加上水旱灾害，不得不暂缓征收，后来又因郊祀赦令而予以免除。十年以后，这一千多万缗钱散发出去便无法收回了。常平旧法本来符合古代制度，又没有亏陷官物的弊端，不应当改变。臣司如今考察常平新法：预先发给本钱，并且命公人作保认领，又必须十户以上结为一保。像河北，还规定保内必须有三等户中的一人，过去曾预先购买过防绢以及青苗钱、蚕盐。它的防范制度尚且没有完备到这种程度，却没有听说有拖欠而被免除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平新法如果不是官吏故意破坏，不会无缘无故导致官物亏陷。如今新法中也兼存旧法，只是旧法关于广泛储蓄、抑制兼并、救济贫弱的办法还不完备，又没有专门主管的官司，所以各路往往只图获利，多在米价昂贵时收购，以至斗斛米粮有的经过数年仍卖不出去，不能补益救济。再加上买卖粮食时，官吏作弊的情况很多，因此才需要参照《周礼》中赊贷的办法，增修新法，专门设置一司，由提举官负责察觉和纠正这些弊端；这并不是废弃旧法、违背古代制度。有人说：新法不应当把条约公开说明，明白写出利息数额。臣司如今考察《周官》关于借贷给百姓的制度，其中明白规定以国服作为利息。圣人制定法令，只是为了向天下显示诚信，按照正当的道理取用财物，并不是把它作为私利。这在道理上有什么可疑忌之处，又有什么不能明白写在条约中的呢？

译有人说：坊郭户既然没有苗田，就不应当向他们贷款。臣如今考察常平旧法，也把粮食卖给坊郭之人。如果现在只给农民发放有余粮，而仍不许坊郭之人借贷，那就是让常平仓积存多余财物，唯独使坊郭之人不能受到朝廷救济穷困、救助断绝生计的恩惠。《周礼》关于借贷给百姓的制度，并没有把都邑与乡野区别开来。如今新法大半取法于《周礼》，是已经实行过的制度，并不是专门采用陕西预先发放青苗钱的条贯。现在新法刚开始实行，官吏不能体会朝廷立法的本意，不肯公正地推行：有的把钱和粮食强行摊派给百姓；有的为了便于催收，只把钱粮贷给财力和物力较强的户；有的扣留拖延，不及时发给百姓；有的放纵公吏索取财物，使百姓白白增加费用；有的不给百姓估量财力，发放钱粮过多，以致难以催收，也难以防范查察；有的让浮浪之人冒充一保之户，冒领官物，以致难以催收；有的拖延不及时催收，却反而无理地考核责罚公人和百姓之类。这些都是州县官吏懈怠怠慢、借机作奸，不能把责任归咎于法令。请命各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经常严格察访，依照条文施行；命有关官员据实立案取证，重新严加黜责惩罚。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如果失于举发察觉，致使朝廷察访后查明属实，也应当根据情节处罚，只依朝廷法典施行。皇帝听从了。当时琦任相州判官，又上奏说：“臣近来因为河北路差遣官员设置专司，在春夏发放青苗钱，明白收取三分利息，损害国家体统，上下都知道这样不便。但由于制置条例司由大臣主持掌领，人人心中非议，却不敢公开说出来。臣蒙受陛下三朝眷顾，又担任安抚之职，实在不忍随声附和、默默不言，于是详细陈述其中利害和事情始末，请求陛下广泛访察，希望陛下豁然醒悟，立即加以改正，使天下歌舞颂扬圣明，不让这件事成为盛德的累赘。老臣献上忠心，难道还有别的用意吗？”如今臣看到制置司认为臣所说的全都不对，把臣奏疏中的条目逐一驳斥，请求下诏敕令各路以及直达御前的进奏院，将中书省晓谕的札子颁行天下。臣详细查看制置司驳斥的事项，发现其中删去了臣原奏中重要而紧要的话，只举出大概内容，专门采用片面说法，曲意设法加以阻挠，又引用《周礼》中以国服为利息的说法来文饰其谬妄，上则欺骗圣上的听闻，下则愚弄天下百姓，想要使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说它的错误。臣不胜痛恨愤懑，必须再次逐条辨明，希望陛下亲自阅览，然后交付中书、枢密院审察，再送御史台召集百官定议。如果臣所说不对，甘愿接受流放和诛杀。” 如果制置司的处置违背方正妥当的原则，天下必定会受到它的祸害，那么就请依照臣前次奏章所请，全部罢免各路提举官，只委托提点刑狱司依照常平旧法施行，以安慰众人的心。制置司说：“《周礼·泉府》所记泉府之官，百姓借贷时收取利息，最高达到二十取五，国家的财用就由此取得。如今常平新法同《周礼》借贷百姓收取利息相比，已经规定了固定的分数，并不算多；遇到物价极其昂贵时，也不得超过三分，这又比《周礼》所取的利息少得多。”臣认为，周公制定太平之法，必定没有剥削百姓、谋取利益的道理。但汉代儒生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解释有时会有不同。按照《周礼·泉府》的记载，泉府掌管用市场征收来的布帛，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滞积而妨碍百姓使用的货物；按货物的价格买入，登记并标明价格，等待不时之需的买者，各自按照货物的价值办理。臣认为，周代制度是：百姓有货物放在市场上却没有人购买，或者货物积滞而妨碍百姓使用，官府就按当时的市价买入，登记货物价格以告示百姓；如果有人急需购买，就按官府原先买入的价格卖给他，这就是所谓的王道。经文又说：凡是赊借，祭祀不得超过十天，丧事不得超过三个月。郑众解释说：赊，就是赊买；因为祭祀、丧事的缘故，向官府赊取购买物品。贾公彦解释说：赊借给百姓时不收取利息。经文又说：凡百姓借贷，应当同主管官司辨明，以国服作为利息。” 郑众解释说：“所谓借贷，是指从官府借取本钱和货物，所以有利息；使百姓不必用钱取利，而是用该国所出产的物品作为利息偿还。”假如该国出产丝和絮，就用丝和絮偿还；该国出产细葛布和粗葛布，就用细葛布和粗葛布偿还。臣所说的周代制度中有从官府借取本钱和货物的情形，也不是要向百姓谋利，只是让百姓把所借的钱改用国服缴纳，这就是所谓的王道。郑康成解释说：“是把在国家服役事务上缴纳的税作为利息。”如果从官府取得园圃、廛市之田，借贷一万钱，那么一年要出利息五百钱。臣认为，《周礼》规定园圃、廛市之地二十税一，近郊十一税一，远郊二十税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税一，只有漆林的税是二十税五；漆林是自然生长的物产，不是人力耕作所得，所以税额较重。康成于是依据这个税法，说从官府借钱，如果取得园圃、廛市之地、借贷一万钱，就出利息五百钱。贾公彦又据此解释说：近郊十一税一，借一万钱一年出息一千；远郊二十税三，借一万钱一年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的百姓，借一万钱一年出息二千。臣认为，照这样说，就必须把漆林所征的税算进去，借一万钱的利息应为二千五百钱。” 然而，当时未必真是这样。如今发放青苗钱，春季借给一万钱，半年之内就命令缴纳利息二千钱；秋季再次发放一万钱，到年终又命令缴纳利息二千钱。这样一来，借一万钱的人，无论土地距离远近，每年都要缴纳利息四千钱。《周礼》中最远地区的利息是二千钱，如今青苗钱所收利息竟超过《周礼》一倍，那么制置司所说的“同《周礼》相比，收取利息已经不算多”，也是欺骗圣上的听闻，并且以为天下人都不能辨别。况且古今制度不同，贵在适应当时的需要；《周礼》所记载的制度有许多不能施行于今天，并不只有这一件事。如果说泉府这一官职在今天可以实行，那么上文所说的官府买入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和民间积滞的货物，等百姓急需时再按原买价卖给他们；百姓因祭祀、丧事到官府借用物品，限定十天、三个月归还官府而不收利息——这些周公治理太平、已经验证过的制度，制置司为什么不全部申明并实行呢？怎么可以只提出注疏中关于借钱收息的一件事，来诋毁天下人公开提出的意见？况且郑康成又注释说：王莽时期，借钱给人治理产业，只计算实际所得的利息，利息不得超过年利十分之一。贾公彦解释说：王莽时期虽然根据本金多少确定数额，但催收时只按实际获利多少征收；假如本金一万金一年获利一万钱，就催收一千钱；获利五千钱，就催收五百钱，其余情况也都依据利息催收十分之一。”

译臣认为，王莽时期官府贷给百姓一万钱，年终获利一万钱，只令百姓缴纳一千钱；如果获利更少，所收利息也更薄，比今天青苗钱所取的利息宽缓得多、少得多。王莽以后，上自两汉，下到唐朝，再也没有听说过借钱取利的法令。如今制置司遇到尧舜那样的君主，不用二帝三王的治道来辅佐圣政，反而借钱取利，比王莽时期还过分。这是天下人不能不指责为错误的事情，也是老臣不能不加以辨明的。何况今天天下的田税已经很重，本来就不是周礼所说的什一之税，而且每亩还另有农具钱、牛皮钱、盐钱、趜鞋钱之类，共有十多项，称为杂钱；每逢夏秋征收时，官府又常常以绢帛、斛斗折价低估，命百姓用这些杂钱折纳。此外，每年还把官盐分给百姓，称为蚕盐，折收绢帛；又有预买、和买、防绢等名目。这类加征无法全部列举，都是周礼田税什一之外的额外征敛。官府取利已经很重，伤害农民已经很深，为什么还要援引周礼“国服为息”的说法，称放青苗钱取利是周公太平时期已经实行过的办法？这就是诬蔑、玷污圣典，蒙蔽、迷惑圣明，老臣怎能不为此长叹痛哭呢？制置司又说，提举官约束州县，收钱不得超过三分、二分，大概是怕收取时斛斗方面的负担加倍。各州县酌量减少钱数并不多；如果物价低平，百姓有应当缴纳的实物，官府就不收利息。臣也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真实。然而，小麦是不能禁止民间囤积的物品，历来常平仓不收购小麦，就是怕积存久了损坏。今年雨雪按时而来，麦价必然低下，提举官一定不肯让百姓缴纳实物，因为收下实物后就无法变卖周转。如果拿它到转运司兑换钱，那里各处军粮中支用小麦的极少，必然很难兑换；这样就会占压本钱，下一次便没有钱再分给民户。臣由此知道，制置司和提举官本来就没有让百姓缴纳斛斗实物的意思，所以特意开出允许缴纳现钱这一条，将来只会说百姓愿意缴纳钱息，而不容许缴纳实物；这样百姓就必须卖掉麦子来缴钱，难道不是祸害百姓吗？只愿陛下早日明白臣所说的话。制置司又说：乡村上三等户以及城郭中拥有产业的户，也有缺乏钱财的时候，需要向人借债，难道他们都是兼并之家吗？臣认为，乡村上三等户和城郭中有产业的户，不只是臣知道他们一向就是兼并之家，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如今制置司说他们不是兼并之家，只是想多把青苗钱发放给他们，自己也能获得更多利息罢了。可是诏令的本意本来是救济困乏之人，如今却把钱贷给这些人，天下人明明白白地知道朝廷专门以取利为意，这实在有伤国体。制置司如果说《周官》有贷给百姓的办法，按照正当的道理取息，在理无碍，那么这不是兴利之臣又是什么？至于现在兼并之家通常开设质库、设置课场，如果担心他们向贫民收取加倍利息、伤害贫弱，那么各地都可以由官府自行开设，以压制兼并之家。但从前代以来，只因厌恶这种做法太接近衰败削弱，不忍实行。如今青苗钱这件事，难道不就是接近这种做法吗？制置司又说：每保必须有一名上三等户，是为了检察防范浮浪之人。这种强制安排的情势，不用臣说也已经自己显明了。制置司又说：如果认为上三等户一定不肯申请领取，等到差遣他们充任甲头，那自然就是强制勒令、违犯法令。这又完全没有察觉到事情的形势和人情中有些行为是出于不得已。况且青苗法在朝廷内部有大臣竭力主持，事情势在必行；在外又有专门差遣的官员，只把发放钱数多作为职责。办理此事的州县官吏，往往把强制勒令改变说成百姓自愿，大概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害怕；人情所迫，也不得不顺从。监司官员对于事情的形势和人情，又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宫禁深远，陛下哪里能全部知道？只愿陛下早日明察。制置司说：先王的政事，从来没有不以食货为开端的；设置官职、任用官吏，大多也是为了农事。近世以来，农民仍然困苦，朝廷遇到非经常性的用度，有时不得不向上等户强借钱物，百姓典卖田产房屋来供应暴虐的命令。如今设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任农田水利差役使者，原本都是为了这些事情，固然不是让他们剥削百姓来帮助君主的私费，但难道能不被称为兴利之臣，从而引起远近疑惑吗？臣详细考察制置司明确提出借钱取利的办法，说按正当的道理取利在理无碍，那么这不是兴利又是什么？至于东南地区所差遣的均输官，也都是兴利之臣。而且西川四路乡村百姓多是大姓人家的佃客，一姓所有的客户，动辄就有三五百家，他们向来靠借贷衣食，仰赖大姓生活。如今如果再差官设司，把青苗钱贷给他们，那么佃客在主户那里原来已有的借贷既无法避免，又必须再承担官府这一重利息。其他百姓本来就不愿申请青苗钱；广南路土地空旷、人口稀少，水乡的习俗大体足以维持生计，如今也设置官司借钱取利，所以对远方百姓尤其不便，难道能不说会引起远近疑惑吗？国家疆域极其广大，一方发生水旱灾害，是时常难免的；但国家从来没有不借给百姓粮食和种子，尽力施行救荒政策来接济他们，因此饥馑之人得以复苏，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安定。自祖宗以来，可以说仁政已经充分施行，从未向上等户强借钱物。只有英宗以及陛下即位初年，天下各地都有优厚赏赐，朝廷从京师供应还来不及，因此曾有两三路的州军向坊郭富民借贷；但也立即运还了。如今制置司竟把这种事情说成暴令，颁布到天下各地，只知道主张青苗法，却不顾毁谤议论如此严重，实在令人惊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制置司又说：“常平旧法也把粮食卖给坊郭之人。《周礼》所说贷给百姓，并没有都邑、乡鄙、田野的限制；如今新法只是依照《周礼》太平时期已经实行过的办法，并不是专门采用陕西青苗的条款。”臣详细考察制置司这番话，尤其不真实。历来常平仓遇到年成不好、物价稍高，到了应当降低原价出售粮食的时候，乡村方面便下达各县，取各乡邻近下等户的姓名，印发关子，让他们拿着关子到仓中，每户买三石或两石；坊郭方面则每天卖给流动居住的户，每口五斗或一斗。因此百姓实际得到恩惠，对救济饥荒贫乏非常有帮助。臣从未见过坊郭中有产业、物力充足的户来常平仓零星购买斛斗粮食。这显然是制置司借青苗之名，想多借钱给坊郭中有产业的人，以希望获得更多利息，又假称这是《周礼》太平时期已经实行的办法，说它没有都邑、乡鄙的限制，来文饰自己的曲说。只愿陛下深入审察其中的妄诞。

译臣近来以内藏库的绢二十万匹作为河北常平仓的本钱，转运常平仓司于是向制置司申报，招募愿意依照青苗钱法借贷的人。制置司札子依照申报施行，坊郭户中愿意的也听其申请。真定府申请绢三万匹，还没有来得及运取，常平仓司便差遣殿侍康承丙到所属县催促。真定府认为这是张皇骚扰，告诫康承丙不要向县里下牒。常平仓司于是追回公牒。臣照察此事，便记录上奏，希望朝廷看见它造成的深重危害。后来又奉准中书札子：康承丙原是皮公弼等请求充任的差使干当，并且屡次命令提点刑狱司察看所发放的青苗钱，不得勒令或强行摊派；一旦发现，便立即停止，并把主管官员的姓名具奏上报，使臣知悉。臣查考转运司此前摊派出售给坊郭户的绢，每匹估价一千五百三十钱，按一千六百钱计，限半年缴钱。下等户甚至还有卖掉家财才能补足缴纳的。如今提举官以绢二十万匹作本钱，每匹上等绢按一千三百五十钱计算，每千钱取利二分，每匹已经是钱一千六百一十；下等绢按一千三百钱计算，加上利息也是一千五百六十钱，并且要随税缴纳。这样在一百多天内缴足，和转运司的卖价相差并不远。这对农民难道不是祸害吗？又差遣使臣督促逼迫发放，县邑小官为了苟且避免罪责，把强行摊派说成百姓自愿，哪里还能辨明呢？况且制置司虽然由大臣主持，最终却成了可以直接定夺的机构。如今直接下令允许把绢发给乡村户，依照青苗法缴钱；又命令坊郭户中愿意申请的也可以申请。这样一来，从来没有定夺权的司，竟然可以直接施行不关白中书、枢密院且不奉圣旨的事情，如此一来，中书之外又多了一个中书。中书办事也必须进呈，或者等候皇帝画可，从未有直接处分的。只愿陛下察知制置司的专擅。既然如此，便可知道在外守职的臣僚谁敢不服从？希望陛下早日辨察，使事情归于政府处理，这对国体或许有利。熙宁二年，右正言李常论述青苗钱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焦虑劳苦，废寝忘食，忧虑体恤百姓，寻求使国家富足安定、让百姓休养生息的办法；可是献议的大臣安排失当，设立法令、派遣使者，布置遍及天下，开始说是补助耕作和收获，最后却谈到利息分数，使百姓疑惑恐惧，骚动不安，不再相信朝廷有爱民之心，只说朝廷不过是巧为剥削罢了。陛下虽然想推行至诚而不忍伤民的心意，百姓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臣听说，在凉薄的地方制定法令，其弊病还只是贪婪；如今在贪婪的地方制定法令，又有什么善处呢？臣深入体察事物情状，广泛访问民间风俗，人人都说，即使完全依照百姓意愿取钱，也难免使他们轻易获得钱财、放纵妄费，不考虑日后缴纳给官府的困难，到了期限便困迫窘急。何况如今官吏致力于追求功效，用各种办法防范百姓；其中最严重的，是使善良百姓为了逃避申请、缴纳的费用，虚报认缴一贯钱，以缴纳二分利息。臣考察三代直到近古，从未听说想求得治平、辅养百姓，却制定出这样弊害深重的法令。如今百姓家室已经极其空乏，苛刻剥削、巧取豪夺，使他们一天比一天陷入困穷；困穷到了极点，就只能做盗贼了。陛下治理天下的时间还不长，德泽浸润百姓还不深，而辅佐大臣制定这种法令，使毒害流布海内，大小地方都惊恐骚动，仇视朝廷；如果不早日阻止，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 这就是臣日夜忧虑恐惧、始终不能停止，多次冒着遭受斧钺诛戮的危险上达天听的原因。臣希望把青苗钱一概停止废罢，以安定舆论人心。直到今天还没有看到停止的指挥，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悯，把臣前后论述青苗钱的札子全部交付有关部门施行。李常论青苗钱的第二份奏状说：臣谨按《前汉书·食货志》所载，王莽每逢兴造什么事情，必定依照古代传说和经典文字。国师公刘歆说：周朝有泉府这一官职，收取卖不出去的货物，卖给需要的人，这就是《易经》所说的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为非作歹的意思。王莽于是下诏说：周礼有借贷，古代乐语有五均，各种传记又有斡旋之法。如今开放借贷，推行五均，设置各种斡旋机构，是为了调齐百姓、抑制兼并。于是他在长安及五都设立五均官，把长安东西市令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城的市长都改称为五均司市，称为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其余四都分别以东西南北为称。每处又设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之中能够采集金、银、铜、铅、锡，捕取龟、采集贝的人，都要向司市、钱府自行申报，顺应时气采取。又依据周官向百姓征税：凡田地不耕种的，称为不殖，缴纳三夫的税；城郭中的住宅不种植树木、禾稼的，称为不毛，缴纳三夫的布；百姓游荡无事的，缴纳一夫布一匹。不能缴布的人，就到县官那里做杂役，由官府供给衣食。凡从山林水泽中捕取鸟兽鱼鳖百虫，以及从事畜牧的；嫔妇从事桑蚕、织纴、纺绩、补缝的；工匠、医者、巫者、卜者、祝者以及其他方技之人；商贩、商人坐在店铺、里区、旅舍中经营的，都要在所在地的县官处自行申报所从事的行业，扣除本钱后，计算利润的十一分之一，把其中一分作为贡税。” 胆敢不自行申报，或者自行申报而不如实的，便把其所采集、经营的全部没收入官，并罚作县官劳役。每年各司市总是在四季中间的月份，实际确定所掌管物品的上、中、下三等价格，各自用来作为本市的平价，不受其他地方价格约束。百姓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民间日用物品，凡是适合民用却卖不出去的，均官便考察核实，按其本来价格收购，不使它折换成钱。各种物品价格高出平价一钱，就按平价卖给百姓；价格低于平价的，听任百姓彼此交易，以防止囤积居奇者抬高价格。百姓想祭祀、办理丧事而没有钱的，钱府只用所收工商贡税的钱借给他们；祭祀借期不超过十天，丧事借期不超过三个月。百姓有时贫乏断绝，想借钱经营产业的，均官也收受其申请；扣除费用后，按所得本钱收息，利息不得超过每年十分之一。官吏用苛刻暴虐树立威势，借各种缘由触犯禁令、侵害剥削小民；富人不能自保，穷人无法自存，于是起来做盗贼。等到王莽还没有被诛杀时，天下户口已经减少一半了。臣恭敬地看班固叙述王莽事迹，详细情况就是这样。他所施行设置的制度，大都粗略取法先王，开始时提出的说法也不能说不美；但后来错谬乖僻，竟使百姓困苦无聊，稍一动手便触犯禁令，富人不能自保，穷人无以自存，因而起为盗贼，最终导致败亡，这是什么原因呢？”

译因为他的志向在于求利。假如一心只想求利，即使完全仿效三王的制度，这种法令仍然不能实行，何况只是借用古人的话来欺骗世人呢？孔子说：“放纵地追逐利益而行事，就会招来许多怨恨。”这正是明白的验证。如今青苗法与王莽的事情没有不同，逐渐违背了最初爱护百姓的心意，却一概只谈利益而不顾其他；这就是臣知道它再也不能实行、希望停止的原因。臣实在担心陛下还没有完全阅览班固所载王莽事情的始末，所以恭敬地抄录其梗概，不怕上烦天听。恭敬地希望圣上在处理万机之余，特意反复阅览，深加鉴戒。青苗法一事，恭请早日下诏停止废罢，天下幸甚。《易经》说：“不远离正道，很快就能复归，不会留下悔恨，大为吉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熙宁三年，李常等人论王广渊实行青苗取息的奏状说：“臣等恭敬地看到，河北提举常平广惠仓王广渊近来到了京师，宣称青苗新法已经晓谕河北，收取三分利息。又听说制置条例司想把这种办法推行到天下，臣切实认为这是错误的。臣略微听说了它收放钱财的办法，据说下等户恐怕无力偿还，不敢轻易发放；上等户却有十分之七八愿意申请。如果这样，就同立法的本意相违背了。新法本来以摧抑兼并、惠及贫弱为意，可是下等户得不到，反而用来供给上等户的富余，这就是帮助大商人、大户积蓄财产，来乘人之急、利用百姓困乏，凭什么说是调节轻重、盈虚的办法呢？” 何况朝廷诏令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百姓，公家并不从中获利。”这也就是先王散布恩惠、兴办有利于百姓的事业，以补助耕作和收获、增益财物、调节多寡，并抑制豪强对百姓肆意夺取的意思。如今才过几个月就收取二分利息，便同诏令的意思非常相违。将来奸吏借机行事，聚敛之臣日益刻剥百姓，那么即使收取加倍的利息，也未可知。刘歆替新莽开设借贷、推行五均，其弊病最终导致亡国，却只说计算所得利润，收取利息不得超过每年十分之一。《周礼》说凡百姓借贷，以国服作为利息，郑康成的注释也引用王莽制度来解释。如今使人缴纳十分之三，又比亡新时期多了一倍。既然允许一年借贷两次，那么利息就达到十分之六以下，百姓如何承受得了？《小雅·常棣》说：“竟然这样剥削，收集怨恨还自以为有德。”凭陛下的睿智圣明，有意达到三代的隆盛，如果生财有道、用财有节，臣恐怕天下财富充满积聚，数也数不清；可是王广渊这样的奸小之人却开始设置制度，笼括天下利益，一旦使百姓赋税加重，直到困苦不堪，怨恨归于朝廷，危害难道会小吗？恭请陛下依法处置王广渊，以惩罚擅自发号施令的官吏；明白诏令有关部门推究法令的本意，晓谕所派提举官，不得强迫百姓，一切听从百姓意愿。如果陛下还不能明白辨察此法难以立即推行，暂且只在河北、陕西几路试行，臣也将万分庆幸。天下极其广大，百姓极其众多，不能仓促治理。李常又论王广渊和买绢帛、强行摊派并取息，上奏说：“臣近来听说，京东转运使王广渊把陈汝义进献的羡余钱五十万贯，随着和买绢的钱分发出去，如今却令每贯缴纳现钱一贯五百文。除常税折科、放买之外，又取了这二十五万贯。大凡凭借转运使的权势，临驾郡县，用鞭笞强迫百姓拿出利息钱，即使收取加倍利息也还可以做到。虽然如此，如果这件事不加惩治，臣恐怕奸邪逐利的小人相互以剥削聚敛为务，不考虑穷乡僻壤的家庭日益破败、百姓日益困穷。陛下的德政不能再次下达并普遍惠及百姓，祸乱就要兴起了。如今中等、下等户有田不过二顷，二顷田的收成不过一百斛，几口之家一年吃粮就要用去一半以上；再加上缴纳租税、肥田以及婚丧疾病等费用，全都要靠谷粟。如今又强迫他们拿出钱来，可钱并不是农夫平常所有的东西；如果不拿粮食换钱，就要卖掉田地房产来取得，有的因此失去口粮，有的因此断绝生计。这样发展下去，却希望民间安居、盗贼不起，实在困难。”臣私下听说御史程颢已经常常进言，请求交付有关部门施行。李常又论青苗法，上奏说：“臣听说《易经》说：‘用什么守住君位？靠仁。用什么聚集人民？靠财。’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为非作歹，就叫作义。” 自从伏羲以来，治理天下的人没有不以仁德守住君位、以财货聚集人民、以义理治理财货的。知道不是仁德就不能守住君位，那么凡是设置法度、发布号令，假如不仁就不能采用；知道不是财货就不能聚集人民，那么家户人口众多、鳏寡贫困，连粮食都不足，就无法保全；知道不是义就不能治理财货，那么租赋收入、征收和发放的办法失当，也就不能施行。从设置网罟、制作耒耜，到划定井田、牧地，按十分之一征税，所制定的法令必定以仁德为根本，养育百姓必定以充足财物为基础，治理财货必定以义为原则，上下彼此满足，治道就成就了。所以孟子说，治理国家必定要尊信仁德贤能、遵守礼义，然后才会有政事；有了政事，财用才会充足。既然如此，政事不能同仁德贤能共同谋划，不能完全遵循义理，就不能施行。治理财用而不依据仁与义，上面会匮乏，下面会困穷。所以古人说：“做君王的人，是要把利益用正道导引并布施给上下的人。”后世圣人不再出现，仁德恩泽消失，暴君污吏只知道厚待上面、刻薄下面，剥削百姓来放纵欲望；赋税已经很重，徭役已经到了极点，却不想通过节省上层用度来约束自己、减少巧取豪夺以满足心意。所以自周幽王、周厉王以来，《诗经》《尚书》所记载的，无不讥刺赋税过重、惩戒过度取敛，主张爱护百姓；不担心不能增加上面的收入，却担心刻剥下面的百姓。因此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又说：“财物散给百姓，人民就会聚集；财物聚在君主手中，人民就会离散。”又因为冉求把赋税收得比往日加倍，孔子便想击鼓攻打他，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从前夏桀极力阻遏、耗尽众人的力量，极力割剥夏地百姓；后世谈到暴虐征敛，必定以他为标准，说“大桀小桀”。商纣加重赋税来充实鹿台的财物，填满钜桥的粮食。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专门垄断天下利益；秦朝收取超过一半的赋税，竭尽天下财力来供养自己的统治。此后从汉威帝、汉灵帝直到隋唐，其恶政弊法也足以列举。这些都是法度号令不以仁德为根本，租税赋敛不合于义，又不能散布利益、保全百姓，因而导致灭亡、失败、动乱的明证。臣实在愚昧，只粗略辨明义理，只知道使风俗富厚、厚待百姓，体恤鳏寡，救助贫困断绝之人，这是先王的治道；不知道欺骗百姓、欺世盗名，刻剥百姓、使生灵困苦，竟可作为治世的办法。臣又愚昧昏暗、不够敏锐，不敢凭借非义的做法去违背、欺诈圣上。起初没有想到，王安石以文学闻名于世，以品行得到君主信任，竟不以仁德为根本发布号令，不考察义理来治理财赋，反而辅佐陛下实行这种使百姓受害、使怨恨聚集的办法。

译诏令刚开始发布时，臣还认为他确实有怜悯百姓、考察古制来立法的意图。等到他的党羽和聚敛小人公开宣称要收取利息、规定利率，臣才明白他只是略微借用先王的遗迹，志向在于聚敛。臣起初担忧朝廷的好恶受到误导，所以直截了当地议论此法必不可行。后来大小官民都惊疑，远近沸腾，弊病日益显现，人人都认为它不对。正在这时，曾公亮、陈升之、赵抃都位居百官之首，身居辅政大臣，首先主持这项议论，却一点也没有坚持操守。台谏官有的因职事阻隔而不能进言，有的暗中偷相附和，而四海万里之内受毒害的人无从申诉。陛下不认为臣无能，把臣置于谏诤之列，臣不知道这是希望臣与众人雷同、闭口不言，只是姑且充数居位吗？还是希望臣竭尽忠诚、用尽思虑，挽救和纠正政事的缺失呢？臣对王安石虽有旧交之谊，假如怀有私情而不说话，谁肯替朝廷进言呢？如今王安石不思考《诗经》刺责聚敛是因为聚集怨恨，不思考《易经》卦象称赞增益下民是因为能使百姓喜悦，也不学习以推己及人、改正过错、舍弃自己意见而听从别人这些君子的道理，反而每天同他的党羽吕惠卿等暗中筹划、私下计议，想要文饰自己的过错，企图凭口舌战胜公议，哪里还会把国家和社稷的安危放在心上？臣切实听说，他们把持守正论的人说成随同流俗，把忧虑国事的人说成惊扰圣听，把百姓的愁叹说成出自兼并之家的言论，把卿士们共同的议论说成产生于怨恨嫉妒之口，又妄自援引经书、考据传注来支撑他们的说法。” 他们说周人国家事务所需的财用，是从利息钱中取得，却不知道泉府实际上是接受市民所缴的五布。臣考察《周官》，周朝用来补助国用的，有九赋；征收财货有九贡，用来供给邦国的费用；又用九式来均衡节制。大府用关市之赋供给君王的膳食和服用；邦中之赋供给宾客；四郊之赋供给稍秣；家削之赋供给匪颁；邦甸之赋供给工事；邦县之赋供给币帛；邦都之赋供给祭祀；山泽之赋供给丧纪；币余之赋供给赏赐，却没有说借给百姓所得的利息用来供给国用。如今说周朝国家事务所需财用取自利息钱，已经是错误了。对上是迷惑陛下的聪明，对下是欺骗天下人的耳目，还会给后世留下笑柄，实在令人痛心叹息。臣又考察《周礼》之所以一定要借贷给百姓，大概是先王推行至仁、爱护万物、曲折周全的深意。之所以让借贷收息，是不使百姓侥幸获得钱财后懒于从事本业。周人划分井田、牧地，六乡以五家为比，设比长；五比为闾，设闾胥；五闾为族，设族师；五族为党，设党正；五党为州，设州长；五州为乡，设乡士大夫。六遂也是这样，大小相互统属，上下相互监察，使彼此互相保护、爱护，使死者得到安葬。每个男子、女子都分得一百亩田，鳏寡孤独又有固定的粮食供给，再按十分之一征税，按理说不应有一个人缺乏生活所需。只有死亡、丧葬、疾病、冠礼、婚礼之类的事情，属于不幸而无法救济的情况，间或有人贫困、无力周济用度，于是才命令泉府之官掌管：祭祀丧纪的费用可以赊借，耕田的人可以借贷。那时百姓每天都受到君上的仁德，完全知道君上对百姓贫富有无的关怀；下面像孩子依靠父亲，上面像父亲养育孩子。乡、遂、闾、井之间，贫乏而借贷的人，一年也没有几个。唉，先王对百姓周旋照顾、曲折周全的心意，可以说完全尽到了。这就是所谓保护百姓如同保护婴儿，也就是所谓没有一个男子不能得到救济。所以孟子能够完整地讲述太平治理时期的事情，说：“春天巡视耕作，以补助不足；秋天巡视收成，以帮助不够。”又称引夏朝的谚语说：“我们的君王不出游，我们凭什么休息；我们的君王不巡游，我们凭什么得到救助。”由此又可知，补助百姓的仁政不只是周朝如此。如今却不是这样：田地不论多少都没有固定界限，百姓不论贫富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不了解自己的百姓，百姓不信任自己的君上；租税收入若不行贿就无法缴纳，催征赋税如果不施鞭笞就不能办成；税收征敛重重叠叠，百姓躲避官府如同鸟兽躲避网罟，政令又不统一。官吏残害百姓，就像猎人等待捕捉鸟兽一样；百姓离散居处，并没有比、闾、族、党那样的互助组织，也没有胥、长、师、正那样的统属管理。加上他们愚昧闭塞、顽固不化，不能作长远打算；贫穷低下而无所依靠的人，习惯成为逃亡之人。他们知道只要凑成千百人一群、十五户一保，拿着一纸借券便可以空手得到钱，所以不愿意借钱的人也很少。等到他们拿出贿赂，带上粮食，和市廛中的商人交换买卖，除去胡乱使用的部分，真正能够把钱拿回家、用于田亩生产的，也没有多少。到了偿还的时候，一百亩田的收入，除了两税、徭役之外，还有支移、折变、配买、和市、贷粮、麦本，如今又要支付青苗钱的本息。到时候收入不足，就卖掉衣食所需的财物；还不足，就卖掉牛具；再不足，就卖掉田地；仍不足，就卖掉妻子儿女。有的逃离乡里，有的成群起而做盗贼。这就是臣前日札子所说的：即使一概依照百姓意愿取钱，也难免使他们容易得到财物、放纵妄费，不考虑日后向官府缴纳的困难，到了期限便困迫窘急。如今即使取其自愿，尚且会这样，何况迎合上意的小人和畏惧获罪的官吏，安排失当，所造成的祸患还要超过这百倍千倍。这同向兼并之家借贷是不同的。百姓之所以向兼并之家借贷，大概都是邻里近村的人；他们前来借贷，确实都是因为穷困饥饿、不得已而为之。假如能够应付早晚生活、准备农事，就不会前去借贷。出借的家庭也都能看出借款人确实贫困断绝，而且一向有信用，确实是为了养活妻子儿女、资助耕种收获。如果只是想满足口腹之欲、从事饮酒赌博以谋利，或者要做触犯法律的事情，出借者就不会借给他。由此看来，每年向人借贷的人也没有多少。既然如此，青苗法正好只会诱使那些不考虑后果、妄事花费的穷民借贷罢了。如今法令专门谈利息，最终正是用来伤害他们。过去子产曾经用自己的车马在溱水、洧水之上帮助人渡河，孟子说：“只知道施惠，却不知道治理政事，因为他对每个人都施惠，使每个人都高兴。”如今制定法令，竟免不了使每个人都受到伤害，难道可以吗？何况其志向还在于积蓄财货呢？如今党羽包庇聚敛小人，公开大谈利息，纷纷宣扬；却想让天下官吏不迎合上意、不强迫百姓，臣不相信。王广渊从前被条例司称为公事干练、才智明敏之人，前些日子奉使试行义仓法，竟然拦截齐州前来缴税的百姓，让他们先到义仓，然后才缴税，于是冒称百姓认为这种办法便利。”

译臣恐怕天下官吏上怕朝廷，下怕使者，有的为了迎合上意，搁置两税而催督青苗钱；然后又用鞭笞催督租赋。愚昧的百姓如何承受得了？臣恐怕不出一两次借贷，天下就要崩溃了。古人说：平民专门谋取利益，尚且称为盗贼；君王却这样做，那就更加少有不乱的了。孔子说：放纵追逐利益而行事，会招来许多怨恨。《诗经》说：百姓多有邪僻，不要自立法令去诱导他们。又说：百姓陷于贪乱，宁愿遭受荼毒。如今税役苛刻繁重，百姓空虚贫乏，即使官仓有不充足的忧虑、公帑有不够用的顾虑，也不想节省用度、爱护人民、重视农业根本、抑制末业，反而想用欺诈的办法谋取利益，就好比割自己的肌肤来满足口腹，错误已经十分明显。从前魏文侯把租赋增加到平日的两倍，有人来道贺，魏文侯说：如今户数没有增加，租赋却每年加倍，这就像把皮衣反穿、背着柴薪的人，只知道爱惜皮毛，却不知道皮被磨尽后，毛就没有依附了。这是很好的譬喻。所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又说：怨恨难道只在明显处吗？应当预先看见并防范。我要面对亿万百姓，心情戒惧，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怎么能不畏惧呢？如今陛下想要劝勉农桑、兴修水利、减省徭役、恢复常平制度，这正是先王不忍伤民的心意。可是献议的大臣却只把这些意思搅乱、蒙蔽来迷惑圣听。凡是有志于朝廷和国家社稷的人，没有不为此忧虑、辛劳的。《诗经》说：百姓也太劳苦了，差不多可以让他们得到小小的安康；施恩于中国，以安抚四方。臣希望陛下下诏天下，全部停止青苗法；慎重选择转运使，并长期任用天下县令，使各路都上报近十多年间任县令而在百姓中有政绩的人，逐步更换如今无能的县令；再授予他们农田水利、徭役、常平等事务，使各自讲求办法、安排施行，宽缓期限，给他们数年时间，并考核其政绩。这样，四海万里之内，就没有不受到陛下德泽的地方。臣又听说，从前鲁国想实行田赋，季孙让冉有去询问孔子，孔子说：如果想实行这种制度，周公的典章还在；如果一定要这样实行，又何必来询问呢？臣极其愚昧，但一片诚意，深切希望陛下鉴察先哲的话，彻底考察已经受弊害的民俗，凭独断决意，在一朝之间停止此法，另行讲求治理之道，给百姓垂下福泽。假如姑且采取聚敛的意图，勉强实行此法，那么臣的话就是迂腐疏远、偏僻滞塞到了极点，竟敢妄加讥议时政，擅自废止朝参，多次违背圣旨，罪过太大了，哪里还应继续居位？希望早日把臣放逐，这就是臣最大的幸事。李常又上奏议说：“臣听说《易经》说：‘王臣艰难辛苦，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臣自知狂妄昏昧，冒犯违拂天威，这样的事情本来已经多次发生。臣之所以反复陈说、始终不能停止，是因为深深服膺《易经》的道理，知道有过犯就要进言而不能隐瞒，不知道自身是否能够保全。然而臣并不是不知道早晚会遭受诛戮，只是不忍轻易把没有隐藏、没有尽说的意思埋藏起来，以免留下无穷的遗憾。请允许臣略陈一二，只希望陛下裁量取舍。”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不久，便把王安石从江湖之上召起；还没有几次召见，便让他参与机密政务。当时朝廷内外彼此庆贺，认为三代盛隆的局面可以立即建立。王安石却首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天下人开始议论他身任大政，却专门干预有司的事务。可是善良之士还有人宽恕他，说他是先替公家解决财用不足，准备辅佐陛下以仁义治理财赋，以节俭率先天下，以合乎正道的方式交接财物，以合乎礼制的方式供奉养给，着重削减浮费，谋求充实仓廪。至于教化方面的事情，还可以等待以后再说。不久又有均输的议论，制定青苗法，天下人本来已经非常惊骇，但善良之士还没有深入非议，认为他的志向在于便利百姓、均平有无，远远仿效先王补助耕作、帮助收成，按道理并无妨碍。孔子则亲自追究自己的过错，说：“我孔丘是幸运的，假如有过错，人们一定会知道。”又说：“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又说：“有过错却不改，这才叫作过错。”王安石不知道考虑这些，陛下又跟随他而不能醒悟，这是为什么呢？臣也略微听说他之所以坚持错误而不改，有三点：一是不堪忍受怨恨仇视以及士大夫的讥议，所以不肯改；二是心胸狭窄而自以为是，喜欢谄媚、憎恶正直，确实径直坚持己见，不认为自己有错，所以不改；三是倚仗小人，小人每天充满他的门庭，仕进退黜、荣耀衰败都取决于事情能否推行，这些人争相用谄媚的话使他高兴，用愤怒的话激怒他，使他更加坚持，期望一定获胜，不问义理究竟在哪里，因而不改。这三点都是王安石自己造成的；因此受害的是陛下的百姓，应当忧虑的是陛下的社稷。这就是臣为陛下深切感到迷惑的原因。陛下仁慈明智、睿圣聪敏，早已听闻治道的要领；即位未久，便承受了祖宗长期安定的根基。陛下查看图籍，伤感地哀悼百姓尚未得到安定；召见卿士，慨然叹息人才不足，正想尽量收罗天下英俊之士，共同讲求治平之术，开创可以传继后世的事业。等到他改正错误时，人人都仰望他。孔子却自己追究过错，说：“我孔丘真是幸运，假如有过错，人们一定会知道。”又说：“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又说：“有了过错却不改正，这才是真正的过错。”王安石不知道考虑这些道理，陛下又随从他而不醒悟，这是为什么呢？臣也略微听说了他之所以坚持错误而不改的原因，共有三条：不能忍受怨仇以及士大夫的讥讽议论，因而不肯改正，这是第一条；心胸狭窄而自以为是，喜欢谄媚、拒绝批评，竟把诚实正直的话也不认为是错误，因而不肯改正，这是第二条；依靠小人，小人的门庭终日充满来往之人，他们的升降荣辱都取决于政事的兴废，于是争相用谄媚的话使他高兴，用激怒的话使他愤怒，使他更加坚持己见，务求一定取胜，而不问道义事理究竟在哪里，于是因此不肯改正，这是第三条。这三条都是王安石自己造成的；因此受到弊害的，是陛下的百姓；因此应当忧虑的，是陛下的社稷。这就是臣为陛下深感困惑的原因。陛下仁慈明睿而有智慧，很早就听闻治国的要道，还未成年便统御天下，享有祖宗传下的长久安定的根基；陛下查看地图和户籍簿册，悲悯地为百姓尚未得到安定治理而哀痛；延请接见卿士，感慨地叹息人才不足。如今正想把天下的英俊人才全都收罗起来，共同讲求使天下达到治平的办法，创立可以传继后世的事业。

译如今却要共同守着这套小小的弊法，还要让卿士大夫迎合心意、顺从旨意去奉行；不这样做的，就加以驱逐。这不只是王安石辜负了陛下任用他的本意，陛下也辜负了天下人当初拥护任用王安石的本意。臣不知道陛下是甘心接受它所获的利益而竭力推行，还是只喜欢它顺合心意而厌恶违逆，抑或是委曲迁就王安石，姑且这样做。臣请分别说明这三点。关于苛刻搜刮、巧立名目削夺百姓财物的做法不可行，臣以前已经多次论列，不必再讲也已十分明白。如今陛下深居九重，难道能完全知道百姓的困苦吗？难道以为家家户户都能温饱，仓中有余粮，箱中有余帛，便可以任意使用权术、定数加以搜取吗？四海之内都是陛下的赤子，陛下却想仿效管仲，凭齐国方圆千里的土地去防制邻国百姓吗？何况这种办法疏漏、谋划浅陋，一施行就会留下后患。如今中等和下等人家，农桑所得仅仅够缴纳赋税，往往都是如此。年成不好、收成不足，不能靠吃草根树皮活命的人很少，难道还忍心用巧取豪夺的办法虐待他们吗？即使陛下甘心接受它所得的利益，臣姑且只从利益方面来说：百姓承担两税，就像人终身患病一样。夏税常常要缴到九月、十月，秋税常常要缴到第二年四月、五月；秋税还没有缴完，夏税又开始催征了。每次催征时，若仍然不足额，县令害怕逾期获罪，必定强迫吏役代替百姓缴纳，然后再用鞭打的办法追讨回来。这并不是因为县令懒怠失职，而是百姓贫困，不能在短时间内筹足。两税给百姓造成的困苦尚且如此，青苗钱又怎么能够及时收取呢？况且十八路地域广大，一年之中必定有三路遭受虫蝗、水灾、旱灾，那么拖欠、逃亡、停征以及亏失的钱数也不会少。何况如果不幸遭遇大饥荒，百姓因贫病而瘦弱，流离失所，甚至起来做盗贼，那么所谓本金和利息又还剩下什么呢？假如一年放贷一千万钱，所得利息只有二百万元，臣恐怕二百万的利息还不足以抵偿亏失的数目，难道还可以指望靠利息来资助国家用度吗？即使只从获利方面说，这种做法不能获利，已经明显得很。何况它违背义理、败坏教化、残害百姓和万物、聚集怨恨并招致祸乱，种种弊害更是数说不尽。陛下即使贪图它的利益而竭力推行，其无益也已经十分明显了。如今朝廷忧虑财用不足，却没有听说陛下节俭以身作则；一座宫殿的费用有时计算到百万，一次宴饮游乐的费用有时计算到数万，却想从困苦贫穷的百姓那里一点一点搜取财物。陛下偏听偏信、独断任用，不是顺合心意的话就不采纳，还要把他们全部杀掉或驱逐，这就是想让上下众口一词、大臣小臣都结党逢迎，而没有一句不同意见的话。陛下认为这样做是朝廷的福分吗？不是。孟子说：“朝廷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敢于直谏的士人，国家就常常会灭亡。”又称赞周文王的德行说：“有敢于直言的人，国家才能昌盛。”古人所说的众贤在朝廷中和谐共事，以及舜任命九官、群臣济济一堂、和谐达到极点，都不是指众口一词、结党逢迎以顺合君主的心意。过去齐景公对梁丘据说：“梁丘据和我相和。”晏子说：“那只是相同，并不是和谐。”齐景公问：“和与同有区别吗？”晏子说：“和谐就像调羹，君主认为可以，其中却有不可以的地方，臣下进献不可以之处来成全可以之处；君主认为不可以，其中却有可以的地方，臣下进献可以之处来去掉不可以之处。”古代君臣以进献可行之处、替换不可行之处为和谐，并不是一味附和。君臣之间尚且不能如此一味附和，卿士大夫入朝则陈述才力、担任职务，退朝则交游讲习，又怎么能结党逢迎呢？周公所做的事，召公曾经不高兴；孔子任用人才，子路曾经面露愠色；子夏所说的话，子张曾经不采纳。过去赵宣子任用韩厥为司马，韩厥杀了赵宣子的仆人，赵宣子还认为这是值得庆贺的事。左雄推荐周举担任尚书，周举反而弹劾左雄的罪过，左雄因此自认为善于知人。吕公著、孙觉和王安石，都是平日相互友善的人，难道会想在一旦之间就彼此断绝关系吗？这是因为朝廷的事情不能因个人私交而废弃公议，也不能以违背正道的做法作为结党逢迎。这正是朝廷乐于得到、王安石应当愿意听取的意见。前些日子孙觉奉诏出外巡按，并不是认为这套法令可以实行；后来他借故回避，哪里还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认为不用等到前往任所，就已经知道这套法令不可实行。陛下是要宽宥他的本心，还是要把他定为有罪呢？陛下任命吕公著为御史中丞。臣虽然不知道他具体说了些什么，但祸乱的苗头、危亡的渐兆，连御史中丞都不能说，谁还能够说呢？如今摘取他有关造辟的话来定罪，臣恐怕上下都顾虑躲避，大小官员都观望不前，彼此对政事闭口不言，陛下的聪明见闻也不再广博了。陛下即使以反复无常罪责孙觉，以诬陷藩镇罪责吕公著，天下人也都会认为陛下是因为他们违逆了您的旨意，又违逆了王安石的意旨。假如陛下的意思并不是前面所说的两种情况，只是想委曲迁就王安石而勉强推行，那么还有更令人震惊、忧虑的事情。王安石心胸狭窄而自信，渐渐违背义理，把一定要推行作为目标，把取得胜利作为事情，不再顾念百姓的生死和国家的安危。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必定加以治罪并排挤驱逐；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无论有无才干都提拔任用。臣不知道陛下背倚屏风面向南方，继承祖宗百年的基业，总揽四海九州的命运，难道是要把它作为王安石坚持错误、争强好胜的资本，把赏赐、刑罚和诛杀的大权作为他树立朋党、报复怨仇的工具吗？臣实在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近来司马光致书给王安石所管的条例司和常平使，说：“如果可以罢止，那么天下百姓都将受到它的恩泽；如果不能罢止，那么天下百姓都将受到它的祸害。”如今百姓的忧乐、国家的安危，系于王安石的一句话。如果确实像司马光所说，那么这项法令是否实行，连陛下也不能独自决定了。何况王安石轻率办事、轻信他人，只有忿恨争胜之心；利用他的性情蒙蔽并暗中引导他的人，就是吕惠卿。如今王安石的喜怒好恶、政事的取舍，都只听吕惠卿的，那么百姓的忧乐、国家的安危，就不只是系于王安石的一句话，也系于吕惠卿了。唉！古代陪臣掌握国政、政权落到大夫手中，难道不正是这种情形吗？司马光当然不是狂妄悖乱、毫不思考，才说出这样的话。陛下难道不将此作为忧虑吗？唉！社稷是最大的宝物，百姓的生计是最重大的事情，实在不可忽视、轻率处置。过去诗人哀叹周王室大为崩坏，不过说：“难道是那些强横者，难道是那些残酷搜刮者，难道是那些在位者，难道是那些任职者。”

译陛下试着观察一下，如今这四种人难道还少吗？《诗经》说：“不亲自处理政事，最终使百姓劳苦。”又说：“盗贼般的言论非常甘美，祸乱因此滋长。”臣希望陛下以独到的智慧洞察它，在心中作出决断，广泛听取舆论，委曲遵循最高的义理，完全采用先王之道，重新谋划长久治世的办法，不要让盗贼般的甘言诱惑自己，残害困弊的百姓而成为祸乱的阶梯。这样岂只是臣的幸运，也是社稷和百姓的幸运。孔子说：“不能不断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这是说有智慧的人能在事情尚未萌发时察觉，明智的人能在形势尚未显现时看见，不让‘无可奈何’的悔恨等到大惊之后才来谋划。臣是鄙陋的乡野之人，本来甘愿安于贫贱；自去年夏天以来，四次请求出任外官，都没有得到批准，反而错误地承受任用，又不能推辞。臣回顾自己，狂妄讥刺之处很多；如今又激愤不平，把肺腑中愚直的诚意全部说出，准备到死才停止。假如陛下最终仍不认为臣的话正确，希望惩罚任用臣的过失，早日赐臣流放或诛戮，臣将感到万分幸运。《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理财 宋神宗熙宁初年，有个叫魏继宗的人，自称是隐居民间的人，上书说：“京城各种货物没有固定价格，价格有贵有贱，富人能够压倒穷人；能够使财货流通，才可以治理天下。”如今富有的大姓乘百姓急迫之时，牟取数倍利润，财富既然过度集中，国家用度也就困乏。请从榷货务借钱，设置常平、市易司，选择通晓财利的官员负责，寻求善于经商的人替国家转运交易，使他们确切知道市场货物的价格；价格低时就提高价格收购，价格高时就压低价格出售，从中收取余利来供给朝廷。于是中书省上奏：“在京城设置市易务官，凡是可以交易的货物，以及滞留在百姓手中卖不出去的货物，都按平价收购；愿意用货物交换官府物品的，听其自便。如果要卖给官府，就估量抵押物而贷给钱，规定期限使其偿还；半年缴纳利息百分之十一，到一年利息加倍。各司的摊派供给，都依靠这些钱财。”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说：“天下财用没有余裕，掌管财赋的官员拘泥于弊旧法令，内外情况彼此不了解，盈余和亏空也不能互相调剂。各路每年上供都有固定数额，丰年道路便利，可以多运送，却不能超过定额；年成不好、物价昂贵，难以供应，却又不敢少交。远方要缴纳数倍的运输之物，中都却以半价出售，徒然使富商大贾乘公私急需之际，擅自掌握物价涨落和财货聚散的权力。” 如今发运使实际总管六路赋税收入，他的职责是负责筹划茶、盐、矾、酒税等事务，军队储备和国家用度大多依赖这些收入。应当暂借给他钱财，资助他的经费，使他全面了解六路财赋的有无并加以调剂使用。凡是采购、征税、上供的物品，都可以从贵处调到贱处，改用近处物资来替代远处物资；还应让他预先知道中都帑藏每年支出的现有定额，对应当供应办理的物品，可以根据便利情况变更、收购储存，以等待朝廷命令。这样可以逐渐把调节物价、收敛和散发货物的权力收归公上，并根据各地财物的有无加以调度，以便转运，节省劳费，去除重复征敛，使农民得到宽缓，希望国家用度能够充足，百姓财力不致匮乏。诏令本司详细拟定条例上报。知谏院陈防论述三司条例、请求施行均输法的奏札说：‘臣恭敬地看到中书省的奏札，制置三司条例司上奏请求施行均输法，朝廷于是任命司勋郎中薛向充任江淮制置发运使，来主持这件事；又从内帑拨出数百万贯钱，让他收购货物、赚取利息，以帮助县官的经费。臣深切认为，兴利的办法，不是当今适宜施行的。陛下圣德文明，超越前代；您即位之初，天下人都说二帝三王的政治必定会在今日施行，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