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

译“说分封诸侯是为了重视社稷，朕却没有听说过这种道理。而且上天并不是为了给君主生养百姓；朕的德行不足，海内还没有完全融洽，却要把尚未受教化成熟的人强行立为统辖连城的君主，即使是股肱之臣，又怎么能劝朕重新讨论这件事？”于是把这件事交给列侯家青翟等人议论。众人说：‘臣听说周朝分封八百国，姬姓诸侯并列，共同奉承天子。康叔因祖先和父亲而显贵，伯禽因周公而得以立国成为诸侯，世代相传作为辅弼；百官奉行法令，各自遵守职守，国家的制度才完备。臣私下认为，分封诸侯之所以能重视社稷，是因为天下诸侯各自按照职分进贡、祭祀；支子不能奉祀宗祖，这是礼制。封建制度使诸侯守卫藩国，是帝王用来扶助德政、推行教化的办法。陛下承奉大统，彰明圣业，尊重贤能、显扬功勋，使灭亡的国家复兴、断绝的世系延续；在鄼地续立萧何、文终侯之后，褒奖功臣平津侯等，彰明六亲的次序，说明上天施恩的关系，使诸侯王和受封君主能够推施私恩，把户邑分给子弟，赐予名号、尊崇建置，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如今反而把皇子之家列为列侯，就会使尊卑相差、爵位失序，不能把这种制度传给万世。臣请求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制书说：‘康叔的亲属有十人，却唯独尊崇康叔，是因为褒奖有德之人。’ 周公祭祀上天、举行郊祀，所以鲁国有白色公牛和赤色刚健之牛作为祭牲；其他诸侯的祭牲不取毛色纯美，是因为贤能与不肖有所区别。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使人向往，朕非常羡慕这种德行。”因此，暂且把尚未成家的皇子列为列侯，也是可以的。青翟等议论说：‘臣听说康叔的亲属有十人，周武王继承王位，周公辅佐成王，其中八人都凭祖先的尊贵建立大国。康叔年幼，周公居三公之位，而伯禽据有鲁国，大概是因为授予爵位、任命之时，他们还没有成年。后来康叔平定武庚禄父的叛乱，伯禽消灭淮夷的叛乱。过去五帝制度各不相同，周代爵位分五等，《春秋》时分三等，都是因时制宜来排列尊卑。高皇帝平定乱世，使一切回归正道，彰显至高德业，安定海内，分封诸侯，爵位分为两等。皇子即使还在襁褓中，也可以立为诸侯王，奉承天子，成为万世遵循的法则，不可改变。陛下亲自奉行仁义，实践圣德，文治武功兼备，彰显慈爱孝顺的品行，扩大任用贤能的途径；对内褒奖有德者，对外讨伐强暴者，北至北海，西达月氏；匈奴、西域各国都承担军队和车辆器械的费用，不向百姓征赋；打开御府的库藏赏赐主将，开启禁仓赈济贫困；减少一半戍守士卒。各蛮夷君长无不向慕风化、承受流恩而称心，远方异俗之人经过多重翻译前来朝见。恩泽遍及境外，所以珍禽来到，嘉谷生长，上天的回应非常明显。’ 如今诸侯的支子都能封到诸侯王，而皇子之家却只列为列侯，臣等私下反复仔细考虑，都认为这样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行。臣请求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四月癸未，在未央宫上奏，奏章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青翟等再次进言说：‘臣等此前奏报，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说皇子还没有爵位名号，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冒死请求立皇子臣闳等为诸侯王。陛下谦让，认为文武之德都亲自承担，皇子尚未受教；群臣的议论，有的儒者称许其道理，有的违背陛下心意。陛下坚决推辞不许，只把皇子之家列为列侯。臣等又和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商议，都说这样尊卑失序。高皇帝建立天下，成为汉太祖；封王子孙，扩大枝辅，遵循先帝法则而不改变，是为了宣扬至尊之位。臣请求令史官选择吉日，备办礼仪，把舆地图交给御史上奏，其他事项都依照以前的成例。’制书说：‘可以。’ 元光年间，主父偃劝说皇上：‘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过百里，强弱的形势容易控制。如今诸侯有的连接数十座城，土地方圆达到千里，朝廷宽缓时他们就骄横奢侈，容易发生淫乱；朝廷急于控制时，他们就凭借自身强大而联合起来，采用合纵策略反抗京师。现在如果用法律削减他们的封地，反抗的迹象就会萌发，前些日子晁错的事情就是这样。如今诸侯有的子弟多达十几个，但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虽是骨肉亲属，却没有一尺土地可以受封，那么仁爱孝悌之道就无法彰显。希望陛下下令诸侯可以推施恩惠，把土地分给子弟封侯；这样人人都高兴地得到愿望，皇上对他们施以恩德，实际上又分割了他们的国家，不用直接削减而会逐渐削弱。’皇上采纳了他的计策。东汉光武帝即位初年，大司马吴汉请求分封皇子，皇帝没有答应。他接连几年再次上奏。建武十五年三月，皇帝才下诏让群臣讨论。大司空窦融、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高密侯邓禹等上奏议论说：‘古代分封诸侯，是为了使他们成为藩篱屏障，护卫京师。周朝分封八百国，姬姓诸侯并立，建立国家，夹辅王室，尊奉天子，因此享有国祚长久，成为后世法则。所以《诗经》说： “大大开拓你的疆土，作为周王室的辅佐。”高祖有圣德，光耀地拥有天下，也致力于亲自分封兄弟和诸子，不违背旧有典章。陛下的德行遍及天地，兴复宗统，褒奖有德、赏赐功勋，亲爱和睦九族。功臣和宗室都已经受封爵位，多数得到广大封地，有的甚至连接数县。如今皇子承蒙天命，已经能够穿衣、趋拜。陛下恭敬谦让，压下此事而未议定，群臣百姓无不大失所望。应当趁盛夏吉日确定皇子的名号和爵位，以扩大藩辅，彰明亲亲之恩，尊崇宗庙，重视社稷，合乎古制、承袭旧章，也满足众人的心愿。臣请求由大司空呈上舆地图，由太常选择吉日，备办礼仪。’制书说：‘可以。’夏四月戊申，以太牢祭告宗庙。丁巳日，派大司空窦融告祭宗庙，封皇子辅为右翊公，英为楚公，阳为东海公，康为济南公，苍为东平公，延为淮阳公，荆为山阳公，衡为临淮公，焉为左翊公，京为琅邪公。光武帝封赏功臣，都封为列侯；大国给予四县，其余各有等级差别。博士丁恭议论说：‘古代帝王分封诸侯，封地不过百里，所以分封诸侯有利于建立屏障，取法于雷击，强化主干、削弱枝叶，这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如今分封诸侯四县，不合古代法制。’皇帝说：‘古代国家灭亡，都是因为无道，从没有听说功臣封地多便导致灭亡的。’于是派谒者前往授予印绶。魏齐王时，宗室曹冏上书说：‘臣听说古代称王的君主，一定分封同姓，以彰明亲爱亲属；一定任用异姓，以彰明尊重贤能。所以古书说： “任用有功者，亲爱亲属；亲近近臣，尊重贤人。”

译《尚书》说：‘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从而亲爱九族。’ 《诗经》说：‘心怀德行才能安宁，宗室子弟就是城墙。’由此看来，没有贤能之人就没有人能共同建立功业，没有亲属就没有人能共同辅佐治理。亲爱亲属的办法，如果专门使用，弊端会逐渐变得微弱无力；尊重贤能的办法，如果偏重任用，也会产生劫夺权力的弊端。先圣知道这一点，所以广泛求取亲疏各类人才而一并任用。亲近时有宗族盟约、藩卫的坚固保障，疏远时有仁德贤能之人的辅弼帮助；国家强盛时有人共同治理，衰弱时有人共同守卫土地；安定时有人共同享受福泽，危急时有人共同承担祸患。正因为这样，才能拥有国家、保全社稷，历经长久岁月，使根本与枝叶延续百世。如今魏国尊崇尊长的法令虽已明确，但亲爱亲属的道理还不完备。《诗经》不是说过‘鹡鸰在原，兄弟急难’吗？由这句话看，兄弟应当在丧乱危难之时互相救助，在忧患之间同心协力；即使平时有兄弟之间的怨忿，也不会忘记共同抵御外侮。为什么？因为忧患相同。如今却不是这样，有的宗室虽被任用却不受重视，有的被放弃而不予任用。一旦边境报警，关门反而拒绝宗室；股肱不能扶持，心腹没有卫护。臣私下想到这些，睡觉都不能安席，想献上赤诚之心，向宫阙进献谏言。谨将所听闻的情况汇集起来，叙述成败的道理。论说如下：从前夏、商、周历经数十代，而秦朝只传二世便灭亡。’ 为什么？三代的君主与天下共同治理百姓，所以天下人与他们共同承担忧患；秦王独自控制百姓，所以国家倾覆危急时没有人救助。与百姓共同享乐的人，众人一定会为他的忧患担忧；与百姓共同安定的人，众人一定会救助他的危难。先王知道独自治理不能长久，所以与众人共同治理；知道独自守卫不能稳固，所以与众人共同守卫。兼用亲近和疏远的人，同时安置同姓和异姓，使轻重足以相互制衡，使亲疏足以相互防卫，兼并的道路被堵塞，反叛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到了国家衰弱时，齐桓公、晋文公率领诸侯，周王不能按礼接受诸侯进贡的束茅；齐军讨伐楚国，宋国不肯修筑周王城，晋国诛杀周王的宰臣。王室纲纪松弛而又重新张立，诸侯先前骄傲而又重新肃敬。二霸之后，国势逐渐衰落。吴、楚凭借长江险阻固守，方城山虽有意图谋九鼎，却畏惧逼近同姓周室，奸邪之情消散于心中，叛逆之谋消灭在口头。这难道不是因为信任重用亲戚、任用贤能，使枝叶繁茂、根本得到依靠吗？从此以后，各国转相攻伐，吴国被越国兼并，晋国分裂为三国，鲁国被楚国灭亡，郑国被韩国兼并；到了战国时期，姬姓诸国衰微了。只有燕、卫还独自存在，但都弱小不振，西面受强秦逼迫，南面畏惧齐、楚，忧虑恐惧灭亡，根本没有余力相互救助。到了周赧王时，周王室降为平民，仍然依靠枝干相互支撑，得以占有一个空名的王位。天下没有真正的王，持续了四十多年。秦国占据形势有利的土地，施展诡诈的手段，征伐关东，像蚕食桑叶一样逐步吞并九国。到了秦始皇时，才确定帝王之位。花费如此长的时间，使用如此大的力量，难道不是因为要建立根深蒂固、根系不可拔除的事业吗？《易经》说：‘还要亡国吗？还要亡国吗？国家的命运系在茂盛的桑树上。’周朝的德业，可以说正符合这句话。秦国看到周朝的弊病，认为国势弱小就会被夺取，于是废除三等爵位，设置郡县官制；抛弃礼乐教化，采用严苛政令。宗室子弟没有一尺土地的封爵，功臣没有立锥之地。朝廷内部没有宗室子弟作为深根来辅佐，外部没有诸侯作为磐石般的藩卫；不把仁爱之心施加于亲戚，恩惠也不流布到宗室枝叶。就像砍掉大腿和手臂，只独自依靠胸腹；又像把船放入江海，却抛弃船桨。旁观者都为此寒心，而秦始皇却安然自得，认为关中险固、千里金城足以成为子孙世代称帝称王的事业。难道不是荒谬吗？当时淳于越进谏说：‘臣听说殷、周称王时，分封子弟和功臣，拥有一千多座城。如今陛下君临四海，子弟却只是平民；万一出现田常、六卿那样的臣子，却没有辅弼，靠什么相互救助呢？’ 事情不以古人为准，却能够长久，我从未听说过。秦始皇听信李斯片面的说法，驳斥了淳于越的意见。到了他临死那天，没有可以托付的人，把天下的重任交给凡庸之人，把废立皇帝的命令托付给奸臣之口。后来赵高一伙诛杀铲除宗室。胡亥小时候学习刻薄的教诲，长大后继承凶暴父亲的事业，不能改变制度和法律，也不宠信任用兄弟，反而以申不害、商鞅的学说为师，向赵高咨询谋划，把自己幽闭在深宫，将政权委托给奸贼。身体残废后困守望夷宫，还想做一个平民，难道可能吗？于是郡国离心，百姓溃散叛乱。陈胜、吴广在前面倡导，刘邦、项羽在后面使秦朝疲敝。假使秦始皇采纳淳于越的建议，压下李斯的议论，分割州郡土地，分封子弟为王，封立三代之后，报答功臣的劳绩，使士人各有固定的君主，百姓各有确定的主人，枝叶相互扶助，首尾彼此发挥作用；即使子孙有失道的行为，当时又没有商汤、周武王那样贤明的人，奸谋还没来得及发动，自己就已经被诛杀了。这样区区的陈胜、项羽，又怎么能够伸展手脚呢？所以汉高祖凭三尺剑，驱使乌合之众，五年之内就成就帝业。自开天辟地以来，兴起建立功勋，没有像汉高祖这样容易的。砍伐深根的大树很难成功，摧毁枯朽的东西却容易用力，这是形势和道理所决定的。汉朝鉴戒秦朝的过失，分封并培植子弟。等到诸吕专擅权力，图谋危害刘氏时，天下之所以没有倾覆动荡，百姓之所以没有改变归附之心，只是因为诸侯强大，像磐石一样牢固。东牟侯、朱虚侯在朝廷内部奉命行动，齐、代、吴、楚等诸侯在外部成为屏障，所以才如此。假使高祖沿袭秦朝的法律，忽视先王的制度，那么天下早已易主，不会归刘氏所有。然而高祖分封的土地超过古制，大的跨州兼郡，小的连接数十座城，上下没有区别，权势与京师相当，所以产生了吴、楚七国之乱的祸患。贾谊说：‘诸侯强盛，就会不断滋生祸乱和奸邪。想使天下安定，没有比广泛分封诸侯、削弱他们的力量更好的办法；使海内的形势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样，那么下位者没有背叛之心，上位者也没有征伐之事。’汉文帝没有听从。到了汉景帝，仓促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减贬黜诸侯封地，亲近的诸侯怨恨，疏远的诸侯震恐；吴、楚首先谋反，五国随风响应，祸端从高帝的制度裂缝中爆发。文帝、景帝先前宽缓造成的过失太深，后来急于削弱却没有逐步进行。所谓末梢太大必然折断，尾巴太大就难以摆动；即使尾巴与身体相连，尚且有时不能听从，何况不是身体一部分的尾巴，怎么能够摆动呢？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的建议，下达推恩令。从此以后，齐国分为七国，赵国分为六国，淮南被分割三次，梁、代分成五国，于是逐渐衰落；子孙势力微弱，只能领取租税供给，不参与政事，有的因酎金不合规定而被免爵削地，有的因没有后嗣而除国。

译到了汉成帝时，王氏专擅朝政，刘向上疏说：‘臣听说公族是国家的枝叶，枝叶凋落，根本就没有遮蔽保护。如今同姓宗室被排斥在外，外戚党羽专擅政权，排挤宗室，使公族孤立衰弱，这不是保守社稷、安定巩固国嗣的办法。’这些话深切恳到，并引用了许多事例。成帝虽然悲伤叹息，却不能采用。到了哀帝、平帝时，异姓掌握权力，借周公的名义制造田常式的叛乱，高拱双手窃取天位，一朝之间便使天下臣服。汉朝宗室王侯解下印绶，奉献社稷，还害怕不能成为他的臣妾；有的人甚至替他制作符命、歌颂王莽的恩德，难道不可悲吗？由此看来，并不是宗室子弟在惠帝、文帝时期才独自忠孝、到了哀帝、平帝时期便转而叛逆，只是权力轻、势力弱，不能掌握决定局势的力量罢了。幸亏光武皇帝具有非凡的才资，在王莽已经成势时擒获王莽，在汉朝后嗣断绝之后续接汉统，这难道不是宗室子弟的力量吗？可是他竟然没有鉴戒秦朝的过失，反而仿效周朝旧制，沿用分封王国的法令，希望侥幸获得无穷久远的帝业。到了桓帝、灵帝时，宦官掌握权柄，朝廷没有舍生赴难的臣子，外部没有共同分担忧患的诸侯；君主孤立在上，臣下在下方玩弄权力，根本和枝末不能相互控制，身体和头部不能相互驱使，因此天下沸腾，奸邪凶恶之徒一同争夺，宫庙焚烧成灰，宫室变成荆棘丛林；占有九州土地，身体却没有安居之处，真可悲啊。魏太祖武皇帝亲具圣明的资质，又兼有神武的谋略，以王室纲纪废弛断绝为耻，怜悯汉室倾覆；在谯、沛兴起，如凤凰飞翔于兖、豫之间；扫除凶恶叛逆，消灭如鲸鲵般的巨寇；迎回皇帝至西京，定都于颍、沛。德行震动天地，义举感动人神。汉氏奉承天命，把帝位禅让给大魏。大魏兴起至今已有二十四年了。观察五代存亡，却不采用其中有益的谋略；看到前车倾覆，却不改变自己的车辙。把子弟封王，却只给他们空虚的土地，不让他们统治百姓；宗室逃居民间，听不到国家政权，权势与平民相同，处境和普通百姓无异。内部没有根深不可拔的稳固基础，外部没有磐石般坚固的宗族盟友援助，这不是安定社稷、建立万世基业的办法。况且现在的州牧、郡守，就是古代的方伯、诸侯，都拥有跨越千里的土地，兼任军政民政之职；有的相邻数国由数人分别掌握，有的兄弟共同占据，而宗室子弟竟没有一人参与其中、与他们相互维系，这不是强化主干、削弱枝叶、预备万一之患的办法。如今任用贤能之人，有的越级任命为名都的长官，有的任为偏师的统帅；而宗室中有文才的，必定只限于担任小县县令；有武略的，必定只安排在百人长之上。这样使廉洁高尚的士人全都把志向耗费在车马辖制之内；有才能的人以同不相类者为伍为耻，这不是劝勉任用贤能、按照礼制特别褒奖宗室的办法。泉水枯竭，水流就会干涸；树根腐朽，树叶就会枯萎。枝条繁茂可以护卫根本，枝条凋落则根本孤立。所以俗语说：‘百足之虫，到了死时还不倒下，是因为扶持它的脚很多。’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比喻大事。况且城墙的根基不能仓促建成，威望名声也不能一朝树立，都要逐渐经营，平素积累。就像种树一样，时间久了，根基才深厚牢固，枝叶才茂盛。如果仓促间把树移到山林里，栽在宫阙下面，即使给它培上黑色肥土，用春日阳光温暖它，仍然救不了它的枯槁，又哪里有余暇使它繁茂生长呢？树木尚且像亲戚，土地尚且像士民；建置时间不长，就会轻视下属、怠慢上级；平常安居时还担心他们离心叛乱，到了危急时又将怎么办呢？所以圣明的君王在安定时不放纵安逸，是为了考虑危险；在国家存在时就设置防备，是因为害怕灭亡。这样即使猛烈的风突然到来，也没有摧毁拔除的忧患；天下发生变故，也没有倾覆危亡的祸患。吴大帝黄武七年，孙虑被封为建昌侯。过了两年，丞相顾雍等上奏说：“孙虑天性聪敏，体察通达，所崇尚的学业和德行日益更新。北方接近汉地，应该晋升爵位，称王。”吴帝没有答应。过了很久，尚书仆射【缺】存上书劝谏说：“帝王兴起，无不褒奖尊崇至亲，以此光耀群臣。所以鲁、卫二国在周朝，恩宠超过诸侯；汉高帝封五王列于汉室，都是为了藩卫本朝，作为国家的屏障和镇卫。建昌侯孙虑，天性聪敏，文武才略兼备，按照古代典制，应该确定适当的名号。陛下谦逊自抑，不肯依照旧例，群臣无论大小都因此忧惧。如今奸寇肆意妄为，战争尚未止息，作为心腹和爪牙，只能依靠亲近之人和贤能之士。我曾与丞相顾雍等商议，大家都认为孙虑适合任镇军大将军，授予他镇守偏远地区的职责，以光大国家事业。” 黄武年间，南宫、鲁宫刚刚建立，尚书仆射是仪以本职兼任鲁王傅。是仪认为两宫距离过近，于是上疏说：“臣私下认为，鲁王天生具有美德，文武资质兼备。按当今形势，应当镇守四方，作为国家的藩屏和辅佐，宣扬德行美名，广泛彰显威灵，这正是国家的良好规划，也是海内所仰望的。但臣的言辞鄙陋浅薄，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思。愚臣认为，两宫之间应当有所降等区别，以端正上下尊卑的次序，彰明教化的根本。” 晋武帝时，议郎段灼陈述当时的适宜措施说：“臣听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见方的城、五里见方的外城，四面包围进攻，却有不能攻克的，这是因为天时不如地利。城墙并非不高，护城河并非不深，粮食并非不多，兵器并非不锋利，却弃城而逃，这是因为地利不如人和。然而古代的君王，并非不知道先施恩德、凝聚人心。人心如果和睦，即使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也无法攻取；人心如果不和，即使有坚如金属的城池、深如汤水的护城河，也不能守住。臣由此推而广之：舜弹奏五弦琴，吟咏《南风》诗，天下自然得到治理，这是因为尧时的百姓可以家家受到封赏。过去灾难频仍，奸雄屡屡兴起，扰乱众人的心志，刀锯相继施加，流离死亡者的孤儿，悲哀的哭声至今未绝。因此臣认为，陛下应当深思远虑，防止事变从细微处萌发，弹琴咏诗，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最重要的莫过于广施恩惠，使百姓和谐。所以推行恩惠足以保有四海，不推行恩惠连妻子儿女也保不住。因此唐尧把亲睦九族放在首位，周文王把使妻子受到教化看作急务；明君圣主无不先亲近后疏远，由近及远。臣认为，太宰、司徒、卫将军三位王，应该留在洛阳镇守；其余诸王中，凡是从州郡征召来便足以任职的，年满十五岁以上者，都应遣送到自己的封国。”

译为他们选任中郎、傅相，选择文武才干兼备的人辅佐他们；允许他们在封国内听政，整修兵马，广泛布施恩德、传播信义，必须像抚养自己的儿子一样安抚百姓，像爱护自己的家庭一样爱护封国。君臣名分确定，百世也不会改变。使诸王拥有相连的城池、开拓土地，成为晋国的鲁、卫，这就是所谓磐石般的宗室，天下都会服从其强盛。虽然说这是割分土地，好比从袋中分出储藏物，也不过是一家所有罢了。如果担心后世诸王势力强大，自然可以预先制定制度，使他们推施恩惠、分封子弟；这样枝条分散、叶脉广布，势力逐渐削小，最终逐步分到万国，也是后世的利益，不必忧虑。从前汉代，诸吕心怀疑惧，宫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亲属，宫外有九个强大的诸侯国，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如今的形势是，诸侯强大，正如泰山般稳固；但他们不是我族类，内心必然不同。魏国的法令却禁锢诸王，使亲戚隔绝，这是最大的不祥。近来又无故把天下瓜分，设置五等诸侯；上面不像贤者，下面也没有功劳可议，却是非混杂，一律接受茅土封赏，似乎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制度；如果最终沿袭不改，这也是扰乱人心、逐渐酿成祸乱的阶梯。国家兴盛，是因为九族亲睦、百姓和谐；国家衰败，是因为骨肉相互防范隔绝、百姓离心。” 所以夏国不安定，伊尹归附殷；殷国不和睦，吕氏进入周。夏朝覆亡的教训，正是后来事情的鉴戒。咸宁三年，卫将军杨珧等提出建议，认为古代分封诸侯，是为了藩卫王室；如今诸王、公爵都在京师，不符合捍卫王城的意义，而异姓诸将又居住在边境，应该参用亲属。于是晋帝下诏，按各王封户的多少分为三等：大国设置三军，共五千人；次国设置二军，共三千人；小国设置一军，共一千一百人。诸王中担任都督的，各自迁往自己的封国，使封国彼此相近。东晋元帝时，后军将军应詹上疏陈述有利措施说：“先王设置官职，使君主有恒定的尊位，臣子有确定的卑位；上面没有苟且之志，下面没有觊觎之心。到下至秦朝灭亡，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县令，本来是根本衰替而末端凌驾，纲纪废绝。汉朝兴起后，虽然还不能恢复旧典，仍然把封侯与置守并行，所以能够享国长久，几乎可以和古代相比。如今经历大乱之后，制度重新创立，应该根据这一点防患，整顿订正法令制度，先把盛大德行和开国功勋的人列为受封之首，那么圣世的教化就可以与唐尧、虞舜相媲美了。” 北魏太武帝时，方士祁纤奏请设置四王，以太阳运行的东、西、南、北为名，想借此招致祥瑞、消除灾异。皇帝下诏让司徒崔浩和学士们议论此事。崔浩回答说：“先王建立封国，是为了形成藩篱屏障，不应借用虚名来求得福祉。太阳和月亮运行周转，遍历四方；京都所在，正处在四方之中。四王的封地实际上覆盖王畿，若这样命名，反而违背事理，不可采用。” 孝明帝时，下诏查访冤屈。光禄大夫、右丞张普惠上疏说：“《诗经》说‘文王的子孙，宗族本支延续百世’；《易经》说‘大君有命，开创国家，承继家业’，都是为了彰明德行、亲睦宗族，使宗室成为城墙和屏障。汉高祖封爵时发誓说：‘即使黄河变得像衣带一样狭，泰山变得像磨刀石一样平，国家也要长久存在，并延及子孙后代。’又用丹书盟誓加以申明，用白马之盟加以重申。因封国强大而分封为王，因犯罪而缩减封邑，这些情况大概是有的；但从未听说父亲奠定基业、子孙继续建构，世代承袭忠贤，却一人死去就削减封邑，并把这作为恒常制度。因此，尚书令臣元肇不能远考古义，近究已有的制度，依据最初封爵的诏书，认为亲王有二千户，第一次分封的蕃王有一千户，第二次分封有五百户，第三次分封有三百户，便说这是亲疏有别、世代递减的法令。又根据开国五等爵位中有所减损的说法，认为这是世代递减的趋势，于是制定格令上奏，夺减封邑，声称这是高祖的本意；又把后来制度与既有防范措施的差错混为一谈，这也太过分了。于是使有功勋的亲王都含冤，幽明之中同样蒙受冤屈，纷纷诉讼多年，无法平息。臣于是远考有关制度和格令，深入追究此事，发现关于世代变更、递减、夺取的说法，古今都没有依据。又查考诏书说：‘过去尚且不可采纳，如今才开始列入璧【疑】，难道可以把宫内宫外混为一体、把天地内外混同吗？’ 所以乐良、乐安同为蕃国而封爵不同，广阳、安丰属于不同户等，安定的嫡系封邑，齐亲王、河间王这些亲近的戚属，又按照蕃国等级领取食邑；这只是太和年间降低制度、确定初封等级的类别，并不是功臣亲王兼设封国、世代递减的充分证据。博陵承袭爵位，也在泰和年间；当时并不实行世代递减，而是因为其父曾经获得完整食邑、足额户数，充作原有制度中相同的初封，后来才依照现行制度减削。这样，所谓减，是减去超过足额的部分；所谓足，是在被减的范围内补足。减和足的制度，不过是贡税和食邑的规定罢了。大概新兴封国所得户数足以充当本封，清渊的官吏多次减户，所以初封和承袭都称为‘所减’；‘减’，是按贡税减免；‘食’，是从封国内取得供养。这确实是高祖宽大的诏令。关于减实的道理，圣明之主自然会解释清楚；从史书上寻求，仍有未尽之处。当时尚书臣元琇怀疑减户、足户参差不齐的制度，又以开训所减的法令作出判定，这样对于不是世代递减的制度就可以没有疑问了。然而臣元肇不考察往事，却说‘五等爵位有所减损的格令，是世代递减的制度’，因为王爵有亲疏等级，便说这是世代削减的条文，妄自解释既成制度，雷同地实行世代削夺，借此毒害天下，百姓难道会服从吗？” 所以太傅、任城文宣王臣元澄，历朝担任枢要辅弼，见识贯通古今。他任尚书时，曾恳切坚持请求重新议论此事，勤勉不懈地努力，但制度不被允许，于是此事就停止了。又按照法律，罪犯可以减刑，甚至先帝缌麻亲属也应给予亲属抚恤；这只适用于当代仍有服丧关系的人。法律和诏令彼此违背，威严与恩泽的等级也不一致，使七庙中曾孙、玄孙的待遇无法治理；嫡系封爵尚且没有得到抚恤，爵禄便无穷无尽；支庶宗亲却在宗室范围内被贬黜断绝。法令如此作为仪范，亿兆百姓将以什么为观？一个人发出叹息，尚且可以说是损害治理；如今诸王和五等爵位者各自申诉冤屈，七庙的子孙全都诉说自己的急迫，陈诉的案卷堆满尚书省和有关官署，朝廷上的言论和街巷中的议论，都说此事令人痛苦。恐怕这并不是先王建立万国、亲近诸侯、亲睦九族的本意。臣惭愧地担任现职，到现在已有五年，推究制度和格令，认为其中没有世代递减的道理。请近遵高祖减省食邑的谋划，远循百代尊崇贤能的诏令；处罚时退而依据九伐之法，进爵时遵从九仪之制。这样刑罚就有条理，封爵也不会无故被罢黜。这正是周文王所以谨慎行事、不敢侮慢鳏寡之人的做法，更何况对公、侯、伯、子、男呢？如今既然下诏访查冤屈，愚臣认为此事是其中最重大的，应当查寻光锡之诏以及各项格令中被夺减、被请求的事项，逐件彻底审查。诸王开国而非因犯罪被削夺封爵的，都请求恢复原有封爵。”

译那些过去曾获得完整食邑、足额户数，后来按照旧制充作原有封邑而被减削的，如果依照从前的制度，便会使其俸禄和力量超过亲王贵戚；如果全部夺去，又会使减足的制度无法实行。愚臣认为，禄秩和力量都应当按照封国所取得的食邑确定；如果按这样的食邑供给，那么蕃王所得的粮食、布帛就会减少，仍应根据原有户邑，即使户数有余也要减削。两秦已经有完整食邑、足额户数的区别，所以不能和新封诸王的力量相同。亲属抚恤中所减损的部分，请依照法律裁断。臣伏望陛下亲近亲族、尊重贤能：尊贤者，职位一定要以功劳建立；尊贤以治理百姓，怎能不慎重？亲亲以亲睦宗族，怎能抛弃？如果蒙受允许，臣请求从按照此项判决办理开始，此前已经任用的官秩都因年久而不再追究。” 隋高祖登上帝位后，命奉车都尉于宣敏前往巴蜀抚慰。于宣敏回来后，上疏说：“臣听说，建立磐石般的宗室，汉室因此长久，构筑坚固的藩屏，周朝的国运因此昌盛长久。从前秦始皇设置牧守而废除诸侯，魏后亲近谄媚邪佞之人而疏远骨肉，终于使宗庙社稷转移到别的家族，帝位传给异姓。这些事情明白得如同看火一样。然而山川设置的险要，不是亲近宗室不可居守。况且蜀地肥沃富饶，人口和物产兴盛，向西通往邛、僰，向南连接荆、巫。周朝德政衰败时，这片土地便成为戎人祸乱的发端；炎汉政治失控时，这里又成为灾祸的先声。因此，明智者在祸患尚未显形时预先防备，善于治理者在混乱尚未发生时预先控制，这样才可以使盛业延续万世，国运超过七百年。臣伏望陛下有日角龙颜，承受天下乐于推戴的时运，配合天地，处在禅让之期。亿兆百姓归心，百神各得其职，按理应当建立藩屏，封植子孙，继承周、汉的宏大规划，改变秦、魏覆亡的旧路，抑制近臣和亲信的权势，尊崇公族宗室的根本支系。但三蜀、三齐自古称为天险，如今分封亲属为王，正是时候。如果使建国得当、封植得所，巨奸就会停止非分之想，奸臣也会无法施展邪谋；盛大事业和宏伟根基将与天地同样长久，英名盛誉和丰厚实绩将与日月同样光明。” 臣虽然学识不如博闻之士，但心系国事，特此陈述管窥之见，内心实在惶恐不安。”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唐太宗即位初年，太上皇想要加强宗室力量来镇抚天下，于是从三从兄弟以上，即使是儿童和幼童，也都封为王。太宗问群臣：“把宗室子弟遍封到天下各地，有利吗？”封德彝认为：“现在封爵过于广泛，恐怕不是向天下显示至公之道的办法。”太宗说：“是啊。我做天子，是为了养育百姓，难道能劳苦百姓来供养自己的宗族吗？”于是降低宗室封爵，郡王都改封为县公。贞观十一年，太宗认为周朝分封子弟，延续了八百多年；秦朝废除诸侯，二世便灭亡；吕后想危害刘氏，最终依赖宗室才得以安定。因此，分封亲属和贤能之人，是使子孙长久的办法。于是制定制度，把子弟中的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安州都督、吴王李恪等二十一人，以及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十四人，一并任为世袭刺史。礼部侍郎李百药上奏议论，驳斥世代封袭之事说：“臣听说，治理国家、庇护百姓，是君王的常制；尊崇君主、安定上位，是人情的基本原则。臣思考治理确定的制度，想要弘扬长久的事业，这些道理万古不变，各种考虑最终都应归于此。然而天命有长短不同，国家有治乱之异；远考史籍，对此论述已经很详细了。大家都说周朝超过了天命之数，秦朝没有达到应有的期限；国家存亡的道理，在于郡国制度。周朝以夏、殷长久的教训为鉴，遵循古代帝王并建诸侯的制度，像磐石一样巩固藩屏，深固根本。即使王纲松弛废弛，枝干仍能相互支撑，所以使叛逆之事不能发生，宗庙祭祀不至断绝。秦朝违背师法古人的训诫，抛弃先王之道，剪除华夏宗室、倚仗险要，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县令；子弟没有一尺土地的封邑，百姓很少有共同治理国家的忧虑，所以一个人呼喊，秦的七庙便毁坏倾覆。” 臣认为，自古帝王君临天下，无不承受上天玄妙的命命，名列帝王图录；他们建立基业，是遇上兴王的时运，在深重忧患中又逢圣主开创的时期。即使魏武帝有挟持并奉养汉献帝的资势，汉高祖出身于服役的卑微身份，也不只是心中有觊觎之意，即使推究形势，他们也不能不如此。假如狱讼不能归于公正，精华人才已经耗尽，即使帝尧的光辉遍及四方，大舜的德政上合天象、齐同七政，也不只是内心想实行揖让，即使想守成也做不到。凭借帝尧放勋、大舜重华的德行，尚且不能使后代昌盛，由此可知国运长短必定有赖于天时，而政治的兴衰也与人事有关。强盛的周朝占卜国运三十世、年数七百年；即使衰亡的道路已经走到极点，文王、武王遗留下来的制度和人才仍然存在，这种龟鼎所象征的国运，其命数早已在幽冥之中确定。后来周王南征而未归，东迁以躲避逼迫，祭祀断绝，王畿不能守卫，这才是国势衰微的逐渐发展，不能把责任归于封建制度。暴秦的国运越过闰余之数，气数终止于一百六十多年；承受天命的秦始皇，其德行不同于禹、汤；继世的君主，才能又比不上启、诵。即使李斯、王绾之流都开拓四方疆土，将闾、子婴之辈都拥有千乘封国，难道能够阻止刘邦等人的勃然兴起，抗拒上天赋予汉高祖的帝业吗？既然如此，得失成败各有原因；但著述之人多拘守常规，往往忘却古今的差别，不能明辨淳厚与浇薄，想要在百王末世实行三代制度，把天下五服之内全部封给诸侯，把王畿千里之间都作为采地。” 如果这样，那么把结绳记事时代的教化施行于虞、夏之朝，把象征刑罚的典章用来治理刘氏、曹氏末世，纲纪松弛混乱，后果完全可以知道。刻船求剑，未见其可行；胶柱鼓瑟，只会增加迷惑。只知道秦庄襄王时向周王问鼎、请求开通王陵隧道，便认为周室害怕秦国勤王的军队；却不知道望夷宫之变尚且难以承受，怎么能抵挡羿、浞那样的灾祸？高贵乡公被害的灾难，难道不同于申包胥所遭受的惨酷吗？这些都是因为政治昏乱、安危自行转变，当然不是靠守宰、公侯的制度就能造成兴盛或衰亡。况且数代以后，王室逐渐衰微，诸侯起初是藩屏，后来变成仇敌；各家风俗不同，各国政令不同，强者欺凌弱者，人多的暴虐人少的，疆场彼此相接，兵戈互相侵伐。狐骀之战，鲁国女子全都剪发服丧；邵陵之战，楚军战车只剩一辆返回。这只是略举一隅，其余事例数不胜数。陆士衡却拘谨地说：‘继承王位的人掌握九鼎，凶恶的宗族占据京城，天下安然无事，等待着治理来制服动乱。’这话多么荒谬啊！至于设置官职、划分职责、任用贤能，使善于治理的人承担共同治理国家的重任；分掌刺举、持节监察，哪一代没有这样的人？即使土地呈现祥瑞、上天不吝赐予宝物、百姓称官员为父母、政治可以和神明相比，曹元首仍然局促地说：‘和别人共同享受安乐的人，一定会急于拯救他们的忧患；”}],

译和百姓共同享受安乐的人，必定会拯救他们于危难之中。怎么能认为，封为侯伯就与他们同安共危，任为牧守县宰就与他们忧乐不同呢？这种说法多么荒谬啊！受封的君主分列各国，凭借门第资历承袭爵位，忘记祖先创业的艰难，轻视这种天然的尊贵地位，无不世代增加淫虐，一代比一代骄奢。修建离宫别馆，迫近汉水，高入云霄；有的耗尽民力仍未完工，有的召集诸侯共同享乐。陈灵公则君臣违背礼法，一同侮辱征舒；卫宣公则父子共淫一妇，最终被寿、朔所诛。却说这是为自己谋求治理，难道会是这样吗？内外群官都由朝廷选任，提拔士庶来担任官职，以清水明镜般的标准考察他们，以劳绩年资优待其阶品，以考核政绩明确升降；官员进取心切，砥砺自励之情深厚。有的俸禄不拿进私门，妻子也不随之住进官舍。身居显要班列的人，吃饭时甚至无柴可烧；掌握符节、任职重大的人，穿的只是补缀过的葛布衣服。南阳太守穿破布衣；莱芜县长的饭甑上积满了灰尘。专心只知谋利，图谋财物，岂不是相差太远了吗？总而言之，爵位不是世代承袭的，任用贤能的道路就广了；百姓没有固定的君王，依附下属的情势就不稳固。这是愚人和智者都能分辨的道理，怎么可以被迷惑呢？至于灭国弑君、扰乱常理、触犯法纪的事情，《春秋》二百年间，几乎没有一年安宁；到了睢【上音“雌”，下音“疽”】咸秩，竟任用了执掌玉帛的诸侯。鲁国的政治道路平坦宽广，却每每等同于以服饰制度加以防范。即使处在西汉哀帝、平帝年间，或东汉东都桓帝、灵帝时期，下层官吏的淫乱暴虐，也必定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治理政事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臣恭敬地想，陛下掌握纲纪、统御上天，顺应时运而启发圣德，拯救亿万百姓于火焚水溺之中，扫除天下的灾气凶兆；创建基业、垂示统绪，德行可以与天地相配；发布号令、施行政令，言语精妙足以化育万物。陛下独自照察宫中之事，永远追念前代，准备恢复五等爵制，修整旧有制度，建立万国以亲近诸侯。臣私下认为，自汉、魏以来，遗留下来的风气弊病尚未完全消除；勋华盛世已经过去，至公的道术也随之改变。何况晋氏失去统治，郡县崩解离散；后魏乘机兴起，使华夏与夷狄杂处；又加上关河阻隔，吴楚悬远隔绝。学习文术的人，学习的是长短纵横之术；学习武艺的人，满怀的是干戈战争之心；一切都成为狙诈的阶梯，使轻薄浮华的风俗更加滋长。开皇年间国运所行，因借助外戚势力，驱使驾驭群英，任用雄猜之术，坐视光明的国运转移；这并不是能够平定天下的功业，年过二十余年，百姓仍没有见到德政。到大业继承帝位时，世道一并丧乱，所有人和物几乎都将被扫荡殆尽。虽然上天赋予其神武之才，削平寇贼暴虐，但兵威没有止息，劳苦的民心仍未得到安宁。自从陛下近来顺承圣母慈意，继承登临帝位以来，致力于治理，综合考核前代君王；虽然最高的道理无可命名，言语和形象都无法穷尽，但略陈大概，确实是臣所希望的。陛下对父母的爱敬日益深厚，虽劳苦也不知疲倦，这是大舜的孝行。每天问候太上皇及宫中长辈的安否，亲自品尝御膳，这是周文王的德行。每当宪司审理罪案、尚书奏报狱讼时，无论大小案件都必详细察看，是非曲直一概举明；又以断趾的刑法取代大辟死刑，仁慈恻隐之心贯通幽明两界，这正是大禹为无罪之人哭泣的仁心。陛下端正神色直言相问，虚心接受意见，不嫌弃言语拙讷之人，不遗弃樵夫的浅见，这是帝尧寻求谏言的作风。大力褒奖名教，劝勉激励求学之人，既提拔通晓经术者进入高官显爵，又将提升博学大儒为卿相，这是圣人善于诱导教化。群臣认为宫中暑热潮湿，陛下的寝居饮食有时不适，请求迁居高爽明亮之处，营建一座小阁，陛下却怜惜百姓的财产，最终抑制了臣民建造宫室的愿望；不顾阴阳寒暑的感应，只为安居于简陋的住所。近年霜灾歉收，天下普遍饥荒；战乱刚刚发生，仓廪又空虚。陛下心怀怜悯，劝令增加赈济抚恤，最终没有一个人流离在道路上；自己仍然只吃藜藿粗食，听到音乐便撤去簨虡，言语总是令人悲伤感动，面容也变得清瘦。周公旦因远方来使辗转译言而喜悦，夏禹文命因天下归于秩序而自得。陛下每当见到四方夷狄归附、万里之外归向仁德，必定退下反思、自我省察，凝神思虑，唯恐无端劳损中原来求取远方，不愿借万古英名来保存一时的盛美实绩；内心忧劳恳切，行动上杜绝游幸，每天早晨临朝听政，接受奏报从不厌倦，智慧周遍万物，道德惠及天下。退朝以后，陛下召见名臣，讨论是非，臣下竭尽心腹之言，只谈政事，再没有别的话；太阳刚刚西斜，便命有才学的人入见，赐给他们清闲的时间。高谈典籍，间杂诗文咏叹，偶尔谈论玄理，直到乙夜仍忘记疲倦，半夜也不能入睡。这四方面的德行，独自超过往昔诸帝，实在是自有生民以来仅有的一人。弘扬这样的风化，昭示四方，确实可以在一月之内统摄天地；只是淳厚精粹的风俗仍受阻碍，浮华诡诈的习气尚未改变，这是因为积习日久，难以立即改变。请等到雕琢成器，以质朴代替文饰，刑罚废置的教化完全施行，登封之礼也全部完成，然后再制定疆域治理的制度，讨论山河封赏，也还不算晚。《易经》说天地有盈有虚，随着时令而消长，何况人事呢？这话说得美好啊！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命宗室、勋臣、贤能之人出镇藩部，将这些职位传给子孙，继承守护其政权，若非发生重大变故，不得罢黜免职。臣私下认为，陛下封植他们，实在是出于深厚的爱护，想让他们的后代承袭守护，永远为国效力；但这难道可以使官职世代承袭吗？为什么呢？即使尧、舜那样的圣君，也还有丹朱、商均这样的儿子，何况在他们以下的人，却想凭借父亲的功劳来决定儿子的任用，恐怕差得太远了。假如有幼童承袭官职，万一骄纵放逸，那么百姓就会遭受他的祸害，国家也会承受由此造成的败亡。如果一定要断绝这种世袭，子文所主张的道理仍然存在；如果一定要保留它，栾黡的恶行已经显明。与其让现存的百姓受到毒害，不如割舍恩情于已经亡故的一位臣子，这一点是很明白的。这样看来，先前所谓爱护他们，恰恰成了伤害他们的办法。臣认为，应该赐给他们茅土，酬赏其户邑；如果确实有才能品行，就应当随着才器分别授职。这样，即使羽翼不够强，也可以免除过失和牵累。从前汉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具体吏事，所以最终保全了功臣一世，实在是因为掌握了这个办法。愿陛下深思其中的适宜之处，使他们能够承受上天的恩泽，而子孙终身享有福禄。太宗完全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最终废止了子弟和功臣世袭刺史的制度。太宗问左仆射萧瑀：“我想长久保全国家，应该怎么办？”萧瑀回答说：“夏、商、周三代能够拥有天下并长久存在，是因为大体上分封诸侯，使他们成为屏藩。秦朝设置郡守、县令，传到二世便灭亡。汉朝分封皇帝的子弟，享有国祚四百年。魏、晋废除这种制度，国家很快就灭亡。这正是分封制度具有明显成效的证明。”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开始商议分封建国。太宗命群臣讨论分封建国。魏征议论说：“如果分封诸侯，那么卿大夫都要依靠封国的俸禄，必然会导致加重征敛。况且京畿地区的赋税并不多，所需财物要依靠京畿以外；如果把这些地方全都分封为封国，国家经费就会立即缺乏。再说燕、秦、赵、代都接近外族，如果发生紧急警报，从京城出发的军队要在境内追赶驰赴，困难很大。”

译宋神宗时，苏颂上奏论述王公封爵的旧例说：“唐朝令制规定，亲王为正一品，嗣王、郡王、国公为从一品。贞元二年五月的敕令中，御史中丞窦参等奏请：文武官员辞见、宴集时，请依照天宝三年礼部详细议定的礼仪办理。敕令规定：亲王、嗣王任职较低的职事官，仍依王爵品级排列；郡王担任三品以下职事官的，排列在同阶品官之上；除此以外，没有职任文武官的嗣王排列在太子太保之下，郡王次之；国公排列在正三品官之下，郡公在从三品官之下，县公在正四品官之下。贞元四年五月的敕令中，御史中丞窦参等奏请：文武官员辞见时，爵位虽高而官职较低，有时反而列在上级官员之上，这不合制度。今后应列在本官班次之上。贞元二十一年五月的敕令中，御史台奏称：按照公式令，文武官员入朝参见时的行立次序，各依所任职事官的品级排列。由于有检校官爵位高而职事官品级低的情况，以及嗣王、郡王所任职事官品级高低不一的情况，现请规定：凡检校仆射及尚书以上官员，以及嗣王、郡王担任职事官的，一律列在职事官本品之上【以上记载见《礼阁新仪》】。本朝旧例，只有亲王享有优厚特殊的恩礼；其余郡王、嗣王、国公、郡公、县公都没有不同的礼遇，只是在朝班中列于本官之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二年、正元四年、正元二十一年〕 唐朝各诸侯王去世后，其子可以承袭封爵，成为嗣王【永徽元年，濮王李泰去世，立他的儿子李欣为嗣濮王；垂拱初年，章怀太子李贤去世，授予他的儿子守礼太子洗马之职，并使其承袭为嗣雍王】。嗣王去世后，其子都可以承袭封爵【嗣韩王李纳官至员外祭酒，去世后，以他的儿子李璩为韩王国员外司业】。也有不承袭封爵的【嗣曹王李皋去世后，儿子李道古任朝官，不承袭王爵】；也有降爵为公、侯的【荆王李元景因犯法被贬后死去，追封为沈黎王，以渤海王的儿子长沙承袭，但仍降为侯；嗣楚王李灵龟去世后，儿子李福承袭时降为公】；也有起初只称嗣，过了几年才封为嗣王的【嗣舒王李津在天宝二年去世，儿子李藻承袭，到天宝九载才封为嗣舒王】；也有由嗣王升为郡王的。他们所兼任的职事官，有国子监员外祭酒、司业【如韩王李纳及其子李璩一类】；有加授银青阶的【景龙四年，嗣郑王李希言等十四人一并加授银青光禄大夫】；有任诸卫将军的【嗣霍王李晖，开元年间任左千牛员外将军】；有任员外洗马的【嗣徐王李茷去世，儿子李延年被授为员外洗马，承袭为嗣徐王】。有任宗正卿以及州郡上佐官的，这些都出于朝廷一时的任命，并没有固定制度【其恩礼的厚薄，以封户多少为限。中期以后，封户都成为虚名，现今已经不再采用】。本朝没有嗣王这一称号，如果想要进行封拜，臣认为应先交给礼官和中书、门下两省详细参议，制定制度，然后再施行。哲宗时，宣德郎华镇上奏说：“世人有时说，周朝实行分封，所以天下强盛；但它的弊病是诸侯相互侵夺。秦朝实行郡县，所以天下衰弱；但它的弊病是国家像土崩一样瓦解。汉朝分封同姓诸侯，矫枉过正，几十年间七国便纷纷向内叛乱。孝武帝分割侯国、削弱诸侯，削弱得太过分，强臣便无所顾忌，坐视其势力转移了龟鼎。唐朝重用方镇，地方势力逐渐强大，长久不加改变，终于导致灭亡。因此有人认为，制度必然有弊病，国家也有固定的形势；制度有弊而形势偏颇，如果不知道纠正改革，几十年以后，祸患就无法支撑收拾。这果真如此吗？还是并非如此呢？”汉朝初年诸侯国的设置超过制度限度，孝文帝盛治之时，贾谊已经担忧这一点了。后来诸侯逐渐衰弱，不参与政事，到武帝、宣帝之间，已经和哀帝、平帝时期相类似了。唐代方镇势力强大，天宝末年范阳便已经触犯纲纪，并不在几代以后；那是制度设置失误造成的。祸乱的苗头，起初都已经明显显现，只是还没有强者把它发动出来罢了。假如出现强者，就会像范阳在天宝年间兴起一样，这正是贾谊所说的火尚未燃烧起来。难道这是百年以后才形成的形势吗？不足以拿来作为论据。至于周室的分封、秦人的郡县，也都不是决定国家形势强弱、国运长短的根本原因。” 姑且粗略地说一说：周朝建立万国，亲近贤能并加以任用；爵位只有五等，土地分封只有三等。大的诸侯国没有任意扩张的势力，小的诸侯国也有自我保全的力量；用法令维系，用道义统领。恪守职分并建立功劳，就一定得到庆赏；违犯等级、侵凌制度，刑罚诛杀就会随之而来。正当周朝强盛时，各国如同手指、手臂附着于身体，没有人看见相互侵夺的趋势。后世诸侯逐渐强大而无法控制，是因为天子失去正道，王法不能实行，征伐和法令由诸侯自行专断，兼并吞夺没有禁令，放纵他们使其做大。假使周穆王没有老迈荒怠的政事，周夷王没有不能亲临朝堂的过失，周厉王没有造成《板荡》所写的乱风，周幽王没有荒淫昏乱的行为，能够遵守文王、武王的成法而不使其失坠，那么即使万世都达到成王、康王时的盛治，也完全可以做到，哪里会有相互侵夺呢？如果说分封的形势必然会发展到强大而无法控制，那么在厉王时期诸侯已经强大，周宣王将不能重新在东都加以防范，却正是借助诸侯的力量南征北伐，恢复了文王、武王的功业。秦朝设置郡县，由郡守、县令分别治理；汉朝沿袭这一制度，又与侯国同时建立。文帝、景帝以前，诸侯强大，僭越作乱、行为不轨，并没有发挥屏藩辅弼的益处；孝武帝以后，各诸侯国衰弱，等同于郡县，再没有磐石般的势力。东汉的郡国，轻重相当，都不足以维持国家。然而两汉实行这种制度，历时四百多年，天下安宁，没有出现国家像土崩一样瓦解的弊病。秦朝之所以传到二世便灭亡，是因为频繁征发远征戍守，赋税繁重、徭役沉重，百姓看不到德政，只看到繁苛惨酷的痛苦，因此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按照秦始皇、秦二世的统治方式施政，即使建立万国、亲近诸侯，也几乎无法挽救乱亡。如果说郡县制度的形势必然导致君主孤立、国家衰弱并土崩瓦解，那么文帝、景帝、武帝、宣帝，以及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期，难道就不能使百姓安康、万物丰盛，讲明道理、停止刑罚，达到周成王、周康王盛世的程度吗？由此说来，天下有道，分封建国和郡县制度都足以实现太平，保障没有祸患；天下无道，实行分封就会相互侵夺，实行郡县就会土崩瓦解。治理国家的形势，果真在于分封，还是在于郡县吗？君主只须致力于发扬正道罢了。君主之道世代昌盛，天下就会世代太平。向下应当师法汉高祖、孝文帝、明帝、章帝这样的君主；向上应当遵循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这样的君王。这样还会有什么土崩、侵夺呢？商汤的法制并非不好，却传到第五世小甲时，商朝的治道便衰落了。文王、武王的法制并非不好，却传到第四世昭王时，王室便衰弱了。西汉的法制并不比三代更美好，却传到第七世宣帝时反而更加兴盛。

译东汉的法制并不比西汉差，却传到第四世和帝时逐渐衰弱。唐朝的法制，也大致与两汉相当，却传到第四世中宗时逐渐损坏。圣贤不能世代出现，君主之道不能昌盛，那么即使是禹、汤、文王、武王的法制，也不过传一两代便衰败。中等才智的君主若能世代有所作为，振兴昌隆君主之道，那么汉高祖、孝文帝的法制实行六七代也会更加兴盛。因为安于地位而忘记危险，天下即使非常安定，危险也常会临近；保有存续而忘记灭亡，天下即使非常稳固，灭亡也常会临近；只看到治理而忘记动乱，天下即使非常太平，动乱也常会临近。夏、商的君主保守已有的成业而不知道戒惧，轻率地追求安逸享乐，却重视大兴土木。轻率追求安逸享乐，就会产生许多过失；重视大兴土木，却很少建立功德。功德不能显现而过失日益增加，危乱衰亡便由此到来。西汉的君主不忘危险和动乱，知道自我勉励；轻率地进行大兴土木，却重视安逸享乐。轻率兴造就会有功德，重视安逸享乐就不会产生过失。过失不发生而功德日益增加，治安、存续和稳固便由此而来。本朝太祖，以成汤的勇敢智慧、周武王的圣明德行，承受上天美好的命命，平定建立大业，亲身达到太平。国家的纲纪法度，以及制定制度、施行政令的办法，用来垂示宽裕、留给后世谋略的，确实已经远远超过汉、唐简略驳杂的做法，并兼具夏、商、周、汉四代长久宏大的优点。太宗平定晋地、征伐燕地，王业大定，重视教化，光大成就伟业。真宗总括文治、武功两端，兼用威势与德化，使殊俗之地震服，令中原和谐。礼乐完备以后，才到泰山岱宗告成功、到后土祠祈求五谷丰登。在法宫、明堂之中垂衣拱手，体会广成子的教诲，效法黄帝的治理，以清静无为涵养天下。仁宗以节俭约束自身，以慈爱抚恤百姓，慎重地施赏用刑，把百姓视同初生婴儿，使他们生长而不受伤害，富厚而不困乏，扶助而不陷于危难，节制而不使其耗尽；施行三王的善政，使天下四十多年受到恩宠，百姓和乐，好像处在春台之上。英宗具有聪睿明哲的资质，了解人间的利弊；即位之日，振举权力纲纪，修明法度，慨然有兴办建置的志向。虽然在位不久，但规划规模已经宏大深远。神宗继承先帝的志向，继续办理先帝的事业，早起晚睡、勤于政务，振作精神处理各项政事，阐明治国之道，讲求修整武备；制度创制日益更新，典章制度全都得到实施，表彰修饰治国工具，奋发显扬声名文采，灿然如三代的文物制度，凛然如中夏的威严气势，帝王事业更加值得称道。如今慈母和陛下又凭借仁慈宽恕、忠诚厚道的德行，以圣明相承来成就事业；兢兢业业，把已经治理好的国家看作尚未治理，把已经安定的天下看作尚未安定，能够面对艰难、勤勉不懈，世世代代都有兴办建置之举。因此历经一百三十多年，君主之道更加昌盛，天下更加安治，三代的盛况也从未有过这样的。考察古代，以今世为准，国家的强弱盛衰本来没有可以固定的形势，只在于君主的德行如何罢了。君主致力于彰明德行以昌隆治道，治道昌隆而宏伟盛大的功业就稳固了；那些局部的形势之论，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知太常礼院刘攽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周礼》记载分封诸侯，都有诏命文书和典章防范，又有盟约，书写在宗彝上。到了汉代分封功臣，也有丹书铁契，收藏在宗庙中。实在是因为封爵之事要传承后世、无穷无尽，不能不慎重对待这种礼制，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后世发生争论。仁宗庆历年间，本朝才开始为诸王设置身后承袭封国的制度。当时皇上的恩德虽然深厚，但主管官署的典章防范不完备，约束也不明确。日前邢国公世永去世，冀王、越王两宫发生争讼，寻求旧例来判断是非，从中书、宗正寺、礼院到史院，都没有可以据以讨论的文书；但这也并不是主管官署有所遗失。臣等认为，诸王宫中承袭封国的很多，今后如果不制定约束，恐怕日后常常会发生无休止的争竞，宗室之间争辩，损薄亲亲之义、伤害教化，实在不是美事。本朝制度虽然不能完全采用三代旧制，但自应因时制宜建立法典，明文写入律令，使人能够遵守；正本收藏在太常寺，副本存于中书，太史、礼官各存一份。这样就符合《周礼》所说的宗彝、约剂，也符合汉代的丹书铁契，传示无穷，在制度体例上十分便利。希望朝廷特别予以详慎斟酌，下交礼官等共同议定施行。” 毕仲防上奏说：“圣人治理天下，常道制度不止涉及万事，而万事之中，有两项制度最为重大，一是封建，一是郡县。商、周以前，只知道封建的好处，不知道郡县也有好处；秦、汉以后，只知道郡县的好处，不知道封建也有好处。喜欢古制的人赞成封建，趋附时势的人修治郡县，因此王通称说郡县的治理，却不知道它的作用；柳宗元认为封建不是圣人的本意，汤、武实行封建是出于不得已。这就是好古者与趋时者说法不同的原因。然而世代更替数十次，有时治、有时乱，有时强、有时弱，有时长久、有时短促，却没有能够超出封建、郡县这两种制度的。封建就是设置诸侯，郡县就是设置牧守；诸侯的势力重，牧守的势力轻。如今只知道势力轻容易控制，却不知道势力重也容易治理，这就是柳宗元认为封建不如郡县而产生疑惑的地方。三代以前，诸侯的势力并不是不重；三代以后，牧守的势力也不是不轻。但到了末世晚路，最终都归于乱亡。所以关键不在势力轻重，而在于居上位者的善恶得失。居上位者行事善良并且有所得，即使势力很重，也不敢倚仗势重而反叛；

译居上位者行事邪恶并且有所失，即使势力很轻，也不肯安守势轻而顺从。两条道路所造成的弊病相同，但说到治理，郡县的形势不如封建那样长久而完备。凭借长久完备的形势却最终仍有弊病，是因为都失去了封建的本意。从前唐尧、虞舜实行封建，世代相传有万国，不知道封建的弊病；商代实行封建，世代相传有一千七百多个国家，也不知道封建的弊病；周代实行封建，世代相传有八百国，后来终于出现封建的弊病，但这不是封建本身的罪过，而是居上位者不善，使封建的本意已经丧失。因此开始时国家分裂为八百个，日益衰弱后合并为几十个，又合并为十二个，又合并为九个，又合并为六个，最终全被秦国兼并，周朝才灭亡。假使周朝没有极其愚昧的君主，没有失去封建的本意，能够控制八百国而不让它们互相兼并；一旦发生兼并，就代为重新分封，使国家众多而容易治理，力量弱小而容易控制，那么封建怎么会有不好呢？否则，秦采用李斯的建议，废除天下诸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设置郡守和郡尉，才过了两代就改换国姓，这就是郡县不如封建的第一点。汉代把同姓、异姓夹杂着分封为诸侯，郡守又因主父偃的主张，采用计策削弱同姓诸侯，所以社稷被王氏夺取，这就是郡县不如封建的第二点；从魏代以后，完全铲除封建的痕迹，一概用郡县治理。郡县的力量不足，于是按照强弱来谋划，因此没有不被强臣夺取的，这就是郡县不如封建的第三点。难道只是郡县的形势不如封建吗？唐朝天宝以后，常常把郡县改为藩镇，大量借给藩镇权力。到了唐德宗贞元年间，藩镇节度使势力强大而骄横，所以没有朝贡之礼，也不把生杀之权交还朝廷。天子赐给他们铁券，尊崇宗室，也没有用处；下诏削夺其权，以军队征讨，也不能成功。既没有封建的好处，反而有封建的祸害，所以方镇也不如封建的功效。况且，外部强大的是封建，外部弱小的是郡县。外部强大，祸患从外部产生；外部弱小，祸患从内部产生。从外部产生的祸患，内部可以加以控制，祸患来得迟；从内部产生的祸患，外部无法控制，祸患来得快。这样看来，封建可以控制外患，郡县却不能控制内祸。怎么知道封建可以控制外患呢？封建制度下设置诸侯，诸侯拥有国家。国家有君主，也有臣下、士人和百姓，也有邻国；上下互相维系，左右彼此牵制，诸侯畏惧道义而不敢轻举妄动。” 一旦轻举妄动，臣下有的会不服从，士人百姓有的会不信任，邻国有的会不听命。不服从，臣下就会极力进谏；不信任，士民就会向上申诉；不听命，邻国就会出力抵御。假如封建没有失去本意，国家众多而势力弱小，有人想轻举妄动，天子的军队只要利用臣下进谏、士民申诉、邻国抵御这三方面中的一项，就容易控制了。因此可知封建能够控制外患。怎么知道郡县不能控制内祸呢？郡县制度下设置牧守，牧守是外臣。外臣没有大的势力，没有专擅的军队，也没有擅自裁制的权力。内部发生强臣之变，外臣即使知道，也不敢擅自行动；即使以牧守的权力去制约强臣，其力量对内对外都不足以使强臣忌惮，只能日渐被削弱，朝夕不断用力而已。因此可知郡县不能控制内祸。不仅有能否控制的形势，而且还有能否治理的实际效果。封建制度下，疆界容易划分得均衡，赋税容易平等，粮食俸禄容易分配，官吏容易选择，兵民容易建立；郡县制度下，疆界不能均衡，赋税不能平等，粮食俸禄不能分配，官吏不能妥善选择，兵民不能建立。这也是能治理与不能治理的实际情况。因此，这两种制度的形势，开始都归于无事，但封建最终归于可治理；末了都归于乱亡，但封建最终归于可以长久。假如居上位者掌握了封建的本意并且善于守持，那么所谓长久的弊病也不会发生。所以长久制度的弊病，是由于居上位者失去封建本意而又不能善守；如果不能善守，那么即使采用郡县，动乱也会来得更快。这就是郡县不如封建的明确道理。譬如普通人家，一定要凿井。井是家家不能没有的东西，但也有可能增加祸患。假如有个狂妄的孩子踩进井里淹死，那么井不但没有好处，反而造成损害。但人们不会因为狂童踩井而废弃水井，因为知道这不是井的罪过。如今因为诸侯不顺从，不责备居上位者不能守住封建本意，却反而责备封建制度，这就像有人被狂童拖入井中淹死，却不责备狂童踩井，反而废弃水井，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至于方镇，更是毫无道理可言。缩小它的权力，就和郡县没有区别，反而不足以抵御祸难；扩大它的权力，就只是有封建的势力，却没有君臣、士民、邻国彼此畏惧的关系。这是唐朝灭亡的途径，也是五代寻求祸患的道路。如今国家上面鉴察三代分封诸国、两汉同异姓杂建诸侯、秦魏晋周隋实行郡县、唐与五代设置方镇的得失，而方镇的祸患又迫切而近在眼前，所以坚决断绝方镇节度使无益的势力，使京官朝吏都能够出任郡县长官，到现在已经百年没有发生祸乱了，这确实是得到了治理之道。” 然而如今有人认为州县权力太轻，东南地区不能不加以忧虑，这不只是担心尚未发生的事情。前些日子的贝州战役和智高的军队，正是权力太轻造成的危害，东南的祸患已经显现出来了。如今如果一定要变更制度，就不如实行封建；如果一定要因循旧制，就不如实行郡县。方镇的祸患已经除去了。然而，封建的形势如果没有四夷之患、物资积蓄丰足、兵力强盛，并且臣下中有贤能的异姓之臣和同姓宗室，就不能仓促实行；郡县制度已经长期实行，最终也会产生弊病。如果仍守郡县的常法，弊病今天不会发生，必定会在后世形成，因此不能不改革。如今的防范办法，可以是先选择贤能的贵臣，然后出任郡守；先选择贤能的宗室亲属，然后封为侯爵，如同汉代同姓异姓杂建诸侯，但规模要大，也不要达到七国那样的强大；规模要小，也不要像长沙王那样弱小。让京官朝吏轮流担任令、丞，辅助治理。这就是在变更中不急躁，在因循中有所改革。等到四夷更加服从，积蓄更加富足，兵力更加众多，贤良大臣和贤能宗戚更加多，然后大规模分割土地、广泛建立诸侯，把天下分成千国；在上面制定法令并守住整体，以恩德团结他们，以军队防御他们，不让任何国家有能力互相兼并。这才是万世之计，也才真正得到封建的本意。”},{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仁民 周文王建造灵台，并开挖池沼时，掘地发现了死人的尸骨，官吏把这件事报告给文王。文王说：“重新安葬他。”官吏说：“这具尸骨已经没有主人了。”文王说：“拥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人的主人；拥有一个国家的人，就是一国人的主人。寡人本来就是他的主人，又何必去寻找别的主人呢？”于是命令官吏用衣冠重新安葬尸骨。天下人听说后，都说：“文王贤明啊，恩泽还施及朽骨，更何况活人呢？”有人得到珍宝会因此危害国家，文王却从朽骨之事中阐明自己的心意，于是天下人都归附了他的心。” 文王向吕望询问：“治理天下应当怎样做？”吕望回答：“有王道的国家使百姓富裕，有霸道的国家使士人富裕，仅能保存的国家使大夫富裕，实行灭亡之道的国家使仓库府库富裕。”这叫作上面充盈而下面漏空。文王说：“说得好。”吕望回答：“把善行留到以后再做，就不吉祥。”当天，文王就打开仓库府库，赈济鳏夫、寡妇、孤儿和独居老人。武王向太公询问：“治理国家的道理是什么？”太公回答：“治理国家的道理，只在于爱护百姓。”武王问：“怎样爱护百姓？”太公说：“给百姓带来利益而不要伤害他们，帮助他们成就事业而不要使他们失败，使他们生存而不要杀害他们，给予他们财物而不要夺取他们，使他们快乐而不要使他们困苦，使他们欢喜而不要使他们愤怒。这就是治理国家的道理，也是对待百姓应有的准则。”说到底，就是爱护百姓。百姓失去所从事的事业，就是伤害他们；农民错过农时，就是使他们失败；有罪的人受到过重的惩罚，就是杀害他们；加重赋税征收，就是夺取他们的财物；徭役过多而使民力疲惫，就是使他们困苦；百姓劳苦却还去扰乱他们，就是使他们愤怒。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爱孩子、兄长爱弟弟一样，听到他们饥寒就为之哀伤，看到他们劳苦就为之悲痛。武王攻克殷之后，召见太公问：“将怎样处置殷的士人和百姓？”太公回答：“我听说，爱一个人，连他屋上的乌鸦也一并喜爱；憎恶一个人，连他身旁的余物也一并厌恶。把敌人全部杀光，使他们一个也不剩，怎么样？”武王说：“不可以。”太公出去，邵公进来。武王问：“应当怎么办？”邵公回答：“有罪的杀掉，无罪的让他活着，怎么样？”武王说：“不可以。”邵公出去，周公进来。武王问：“应当怎么办？”周公说：“让他们各自住在自己的住宅里，耕种自己的田地，不改变原有制度，也不另创新制，只亲近施行仁德的人。百姓如果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武王说：“这胸怀多么广大，足以平定天下！凡是士人君子受到尊重，正因为他们有仁德。”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回答：“政治在于使百姓富裕而且长寿。”哀公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减轻赋税，百姓就会富裕；没有烦扰的政事，百姓就会远离犯罪；远离犯罪，百姓就会长寿。”哀公说：“这样一来，寡人就贫穷了。”孔子说：“《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从来没有见过孩子富裕而父母贫穷的。” 齐桓公到平陵，看到有户人家让老人自己供养自己，便问其中缘故。那人回答：“我有九个儿子，家里贫穷，没钱给他们娶妻，所以我让他们出去做佣工，还没有回来。”齐桓公从宫外侍御人员中选出五人，给这九个儿子娶妻。管仲进宫拜见，说：“您施加的恩惠，不是太小了吗？”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您只看到个别情况才施恩，那么齐国能够娶妻的人就太少了。”桓公问：“那应当怎么办？”管仲说：“下令全国男子二十岁成婚，女子十五岁出嫁。” 桓公问管仲：“王者最应当尊重什么？”管仲回答：“尊重天。”桓公仰头看天。管仲说：“我所说的天，不是指苍苍茫茫的天空。统治人民的君主，应当把百姓看作天。百姓拥护他，国家就安定；百姓辅助他，国家就强盛；百姓反对他，国家就危险；百姓背弃他，国家就灭亡。”《诗经》说：“人如果没有善良的品德，就会使一方彼此怨恨。”百姓怨恨君上，却仍不至于灭亡的，从来没有。景公看见一个婴儿在路上乞讨，问：“这孩子没有归宿吗？”晏子回答：“君主还在，怎么会没有归宿？如果可以，请让人收养他，并把这件事登记上报。” 景公在寿宫游览，看见一个年老的人背着柴，面带饥色，景公为之悲伤，叹息说：“命令官吏供养他。”晏子说：“我听说，喜爱贤能的人而哀怜不肖的人，是守护国家的根本。如今君主怜爱老人，使恩惠无不施及，这正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景公面带喜色地笑了。晏子说：“圣王见到贤人就高兴，见到不肖者就为之悲哀。现在请允许我查访那些无人供养的老弱者，以及没有妻室的鳏寡之人，对他们分别评定等级，供给俸秩。”景公说：“好。”于是老弱者有了供养，鳏寡者有了配偶和家庭。景公曾经赏赐后宫，宫中的台榭披着锦绣，鸭和雁以豆粟喂养。他出宫时看见路旁有饿死的人，便对晏子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死？”晏子回答：“这是饥饿而死的。”景公说：“唉！寡人的无德，怎么严重到这种地步！”晏子回答：“君主的德行显著昭彰，怎么能说没有德呢？”景公问：“这是什么意思？”晏子回答：“您的德行施及后宫和台榭，您的玩物用锦绣穿戴，您的鸭雁用豆粟喂养，您经营宫内、自己享乐，又把这种恩惠延及后宫亲族，怎么能说您没有德呢？只是臣希望向您提出请求：按照您的心意，把独自享乐的心推及百姓，使百姓也共同享有，那么哪里还会有饿死的人呢？您不把这种心意推及百姓，只顾经营宫内，偏私地使用财货，使财物集中在少数地方，豆粟布帛腐烂在仓库府库中，恩惠不能普遍施加于百姓，公心不能遍及全国，这正是桀、纣灭亡的原因。士人百姓所以反叛，是因为恩惠偏私。君主如果察纳臣婴的话，把您的盛德推及天下并公布实行，就可以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君主。一个饿死的人，哪里值得忧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