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七

译《传》说：‘田猎不在外过夜，饮食不用于祭享，出入没有节制，那么草木就不能正常生长。’ 这就是违背春令的行为。臣知道皇帝如今出行，事情从简节省，所经过的地方，官吏和百姓都讽诵召公甘棠遗爱。即便如此，行动不合礼制，也不是向四方示范的办法。希望陛下借此巡视田野，察看庄稼，消闲徜徉，放慢车驾而返回。到了秋冬时节，再振作威严声势，整顿法驾，配备周密的警卫，设置旌旗羽旄。《诗经》说：‘仪态庄重严肃，都是德行的边缘表现。’臣不胜愤懑，伏地亲自书写奏章，请求前往行在所，极力陈述至诚。”皇帝看了奏章，立即回宫。桓帝延熹六年，皇帝到广城校猎，光禄勋陈蕃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君主在苑囿中有所举动，只有仲秋时到西郊，顺应时令讲习武事，猎取禽兽以助祭祀，用来敦厚孝敬之德。如果[疑]违背这一规定，就是放纵。所以皋陶告诫舜不要‘效法逸游’，周公告诫成王不要‘沉溺于游猎’；虞舜、成王尚且受到这样的告诫，何况德行不及这两位君主的人呢？太平安定的时候尚且应当节制，何况当今正有三空的困厄呢？田野空虚，朝廷空虚，仓库空虚，这叫作三空。加上兵乱尚未平息，四方离散，正是陛下焦心忧虑、面容憔悴、坐以待旦的时候，哪里适合张扬旗帜、炫耀武力，放纵心意去观赏车马呢？又因为前一个秋天多雨，百姓刚开始播种麦子，如今却错过劝勉播种的时机，还命令他们承担驱赶禽兽、清除道路的劳役，这不是圣贤体恤百姓的本意。齐景公想要到海边观览，在琅邪游玩，晏子便陈说百姓厌恶听到旌旗车马的声音、见到举手皱眉的感受，齐景公因此没有出行。周穆王想要任意留下车辙马迹，祭公谋父便诵读《祈招》诗来制止他的心意，这确实是憎恶逸游对百姓造成的危害。”奏书呈上，没有被采纳。后魏孝文帝的车驾将要从水路到邺，已经下诏让都水官署调回营造工程的材料，用来制造船只。御史中尉高道悦上表劝谏说：“臣听说，广泛采纳舆人之言，是君主最重要的事务；规劝、箴诫、匡正，是臣下忠诚守节的表现。因此设置进谏之鼓、容纳毁谤之言，都是从前的制度；虚心广泛听取意见，则是今日应当奉行的道义。臣既然疏陋鲁钝，冒昧担任荣显的官职，兼掌进献辅弼之职，当然应当陈述所见，承受恩宠。臣私下认为，都作营造的材料，各部门分别编定、征调，向来都有固定用途，工程已经完毕，却要调给都水官署用来制造舟船。这样就缺少了永久坚固地建设宫室的功用，反而用来满足暂时游玩的需要，损耗格外加倍，最终还会成为废物。况且百姓踊跃服役的诚意，本来是希望营建宫室；如今却修造舟船，反而去做不急之务，公私上下都惶恐不安，人人深感惊怪。又想驾御龙舟，经过石济；那里的黄河纤道早已荒废，驾船、划船的人也一向不熟习。如果想顺着正流划船，水深水浅的危险，古今都十分慎重；如果想靠人挽牵前进，到授衣之月，人在水陆之间赤身劳作，恐怕违背把百姓视如子女的道义。况且邺与洛阳相望，陆路平坦笔直，时令适宜时往来并不困难，却反而舍弃周道的安稳，去涉渡河川的危险，这实在是愚者智者都能想到、朝野上下都感到疑惑的事情。” 臣反复进退思考，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又随从车驾的群臣，听说将携带妻子家属，船只之间更加隔绝，男女混杂，内外不分。当今皇帝的声威和政治清明，正要革新制度、裁定礼制、调和风俗、规范天下。臣私下认为，这一举动或许会损害宏大的治国方略，失去天下共同遵守法则的期望。况且氐、羌侵犯顺化之道，尚未恭顺；西部偏远的戎族，旗帜铠胄仍然相继袭扰；南方盗寇逼近京畿，蛮民疏远乖戾，每每制造叛逆，窥伺空隙，祸患或将发生。臣担心外间愚民会认为，应当精选皇帝的亲近宗室，安抚安排后方事务，使奸邪之徒停止觊觎的念头，使边境盗寇断绝窥伺疆域的野心。臣禀性愚直，知道什么便不敢隐瞒，怀着区区忠心，冒昧将这些意见上闻。” 宣武帝时，车驾将要到邺，司徒左长史李平上表劝谏说：“臣伏见已丑日的诏书，说皇帝乘坐轩车銮辂出行已有日期，凤服龙骖即将驾临。近日将要在淇阳讲习武事，大规模阅习邺、魏之地的军队，在绿竹之地驰骋骕骦，在漳水、滏水流域奔驰骐骥。这实在是幽明上下共同欢欣、神灵百姓共同喜悦的事。臣愚昧狭隘，私下却有所疑惑。为什么呢？嵩京开始营建，洛邑也刚刚兴建，虽然年头已经超过十年，根基却还没有完成。代地百姓迁到洛阳，刚要把全部家产耗尽在迁移上，牛畜死在运输途中，翻越太行山的险阻，渡过长津的艰难，辛苦备尝，才到达京[疑]。富裕人家尚且损失大半，贫穷人家的情形可以想见。又多年从军，没有时间开垦耕作。自景明以来，才稍稍得到休息；从事农业的人还没有积存两年的粮食，筑造房屋的人才有几间屋子。无不尽力于伊水、瀍水一带，人们正急于完成这些事务，实在应当安静休息，教导新迁之民勤勉农作，使国有九年之粮，家有水旱灾害的储备。若再用徭役束缚他们，那么废弃的事情就多了。一个人服役，全家便失去生业。如今秋季庄稼遍满田野，禾稷豆类遍地，銮驾所到，践踏必定很多。不如端坐于中天，安居而招徕四海；在嵩山原野显示武威，在伊水、洛水之间举行礼射。” 士卒和马匹没有跋涉的劳苦，万民都有歌咏安康的歌声，难道不是很美吗？” 唐太宗贞观七年，皇帝将要到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说：“陛下高居紫极之位，应该救济苍生，应当按照自己的欲求来顺从百姓，而不能让百姓来顺从自己的欲求。既然如此，巡幸离宫，是秦始皇、汉武帝所做的事情，不是尧、舜、禹、汤所做的事情。”言辞十分恳切，太宗告诉他说：“朕有气疾，遇热便会突然加重，所以并不是内心喜好游幸；非常赞赏你的意见。”于是赏赐他帛五十段。贞观十一年，太宗向东巡狩，将要进入洛阳，驻跸于显仁宫。宫苑官署中有许多人受到责罚。侍中魏征进言说：“陛下如今巡幸洛州，是因为那里是从前征行之地，希望使它安定，所以想要向故老和城郭百姓施加恩惠。可是恩德还没有施行，官署和苑监却有许多人获罪。有的因为供奉物品不精美，有的又因为没有进献食物。这就是不懂得知足，志在奢侈靡费，既违背巡幸的本心，又怎能符合百姓的期望呢？隋炀帝先命令下属多做进献的食物，进献得不多就施以威刑惩罚。上位者的爱好，下属必定更加过分，争相制作，没完没了，终于导致灭亡。这不是史籍中听闻的事，而是陛下亲眼见到的。隋主因为无道，所以天命陛下取代他。陛下应当战战兢兢，每件事都节省简约，追踪盛世的功业，明白地教训子孙。为什么今天反而想处在人臣之下呢？陛下如果认为这样已经足够，今天的程度还不止于足够；如果认为这样还不够，即使增加万倍也仍然不够。”太宗大惊说：“没有你，朕听不到这些话。从今以后，希望不会再有这样的事。”

译太宗到洛阳宫，在积翠池泛舟，回头对侍臣说：“这些宫苑台池，是隋炀帝所建，他驱使百姓服役，把雕饰建造到了极致，却连这样一座都城也不能守住，使万民陷入忧患。喜好不断巡幸游玩，百姓无法承受。从前诗人说：‘哪一天不出行？哪一种草不枯黄？’‘东方大地和西方大地，织机上的经纬都空了’，正是说这种情况。于是使天下产生怨恨和叛乱，自己身死而国家灭亡。如今他的宫苑全都归我所有。隋氏覆亡，难道只是因为君主无道吗？也是由于辅佐大臣不贤良，像宇文述、虞世基、裴蕴这些人，身居高官，享受厚禄，接受别人委任，却只知道奉承谄媚，蒙蔽阻塞君主的聪明，想让他的国家不发生危亡，是不可能的。”司空长孙无忌奏说：“隋氏灭亡，君主方面是堵塞忠直正直的言论；臣下方面是只想苟且保全自己，有过错起初不纠举，盗贼日益滋长，也不如实陈奏。由此看来，不只是天道所致，实在是君臣不能相互匡正辅弼。”太宗说：“朕和诸卿承受着隋朝遗留下来的弊病，只应当弘扬正道、移易风俗，使万代永远依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贞观十四年，皇帝到同州沙苑，亲自格杀猛兽，又早晨出发、夜晚返回。特进魏征上奏说：“臣听说，《尚书》赞美周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传》记载虞箴，以夷羿为戒。过去汉文帝来到霸坂，驱马下坡，袁盎拉住缰绳说：‘圣明的君主不乘危险之处，不侥幸冒险。’如今陛下驱驰六匹骏马，奔驰在不可预测的山地，如果发生马惊车翻，陛下即使想轻视自身安危，又把高祖庙社稷怎么办？汉武帝喜好格杀猛兽，司马相如进谏说：‘乌获以力气著称，庆忌以勇猛闻名；人尚且有这样的能力，兽也应当如此。’最终若遇到异常强悍的猛兽，在令人惊骇、无处可逃的地方，即使有乌获、庆忌那样的本领也无法施展，枯木朽株都会成为危难。即使万无一失而没有祸患，这本来也不是天子应当接近的事。汉元帝到泰畤郊祀，因而留下射猎，薛广德上奏说：‘臣私下看见关东困苦到了极点，百姓遭受灾害，如今却敲击亡秦之钟，歌唱郑、卫之乐，士卒暴露在野外，随从官员疲劳困倦，宗庙社稷将怎么办呢？这简直不是徒步涉水、徒手搏虎所能相比的。’臣私下思考，这几位皇帝的心，难道像木石一样独自不喜欢驰骋游猎的快乐吗？却能剖析内心、委屈自己，听从臣下的意见，是因为志向在于治理国家，而不在于自身享乐。臣伏闻皇帝近来出行，亲自格杀猛兽，早晨出发、夜晚返回，以万乘之尊暗中行走荒野，践踏深林，涉过丰草，这实在不是万全之计。” 希望陛下割舍个人游乐的情感，停止格杀野兽的娱乐，对上为宗庙社稷着想，对下安慰群臣和百姓。”太宗说：“昨天的事，偶然被尘事蒙蔽了心思，并非有意如此；从今以后，我将深深引以为戒。” 太宗曾在同州校猎，当时秋收还没有结束，咸阳丞刘仁轨劝谏说：“今年雨水充足，百谷茂盛，收获才完成十二分之一，平日额外的征调已经有所妨碍，又要供应田猎之事，修桥整治道路，即使役使已经简省，仍然不会少于数万人。请稍延迟十天，使场圃的农事全部完成，然后陛下乘六马缓缓而行，公私双方都能安定。”太宗用玺书褒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玄宗开元五年，皇帝到东都，国子祭酒褚无量上言说：“从前虞舜巡狩，便分等祭祀山川和各位神灵；汉孝景帝祭祀桥山的黄帝，孝武帝祭祀九疑山的虞舜；汉高祖经过魏地，祭祀信陵君墓；经过赵地，封赏乐毅的后代；孝章帝祭祀桓谭的坟墓。希望陛下所经过的名山大川、丘陵坟墓以及古代帝王、贤臣中列入祀典的，都下诏致祭。自古接受天命的君主，必定兴灭国、继绝世，尊崇德行、报答功劳；所以保存别人的国家大过于救济别人的灾难，树立别人的后代重过于封赐别人的坟墓。希望到东都后，收录叙次唐初直到现在功臣中已经断绝后嗣的人，即使只是旁支庶出的后代，也都让他们承袭爵位。”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开元十三年，皇帝向东封禅泰山，途中多次奔驰射猎取乐。太子左庶子吴竞劝谏说：“如今正要登上岱山告成，不应追逐狡猾的野兽，使自己有临高堂之危，遭朽木之险。”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玄宗将要向西巡幸，已经又下旨对宰相说：‘向西巡幸已有日期，运输物资也已经出发。我仍听说京畿百姓还有没有安定的，倘若来年不是丰年，下面的百姓就没有依靠。朕即使到了那里，又有什么心情呢？想把日期推迟到明年冬天，等着看看谷物和麦子的收成。你们商量一下，认为怎么样？’当时张九龄等人一同奏说：‘洛阳城阙虽说是皇都，至于宫苑之间，规模本来狭小；但那里风土气候，也并不很宜人。陛下把万民放在心上，万民把陛下视为性命，亿兆百姓的安危所系，确实在于陛下自身。只要陛下身体安康，又何必顾虑这些小事？’陛下于是面色郑重，再次降下恩德之言：‘只要有利于百姓，朕还有什么可顾惜的？’这话语充满恻隐之心，感动了神灵。臣等有幸听到圣上的至言，不觉热泪盈眶。圣上的恩德爱护终于达到如此地步。又命臣等商议将此事传达出去；如此深厚的恩泽和至德，怎么能让朝臣不知道？圣明君主的盛大声名，不可让史官没有记载。臣希望宣布圣旨，改为来年十月巡幸西京；仍希望把本奏状详细遍示朝廷群臣，并宣付史官。’ 玄宗将要前往东都时，太庙的屋宇自行倒塌。皇帝询问宰相宋璟、苏颋，两人一同回答说：“三年之丧还没有结束，不可以出巡。屋宇倒塌这样的变故，是上天用来显示警戒和教诫的，陛下应当停止东巡，修养德行，以回应上天极严厉的谴责。”皇帝又把这件事问姚崇，姚崇回答说：“臣听说隋朝取苻坚的旧殿来营建太庙，唐朝又沿用了它。况且山体有朽坏之处便会崩塌，何况木材积年已久，本来就应当生蛀虫呢？只是太庙倒塌与出行同时发生，并不能说是因为出行才倒塌；而且陛下因为关中年成不好，运送粮饷劳民伤财，所以打算前往东都，这是为了百姓，并不是为了自己。各部门已经戒备，供给和准备也都齐备了，请陛下按原定日期出发。旧太庙难以重新修复完好，何不奉迎神主，暂居太极殿，另建一座新庙，以此申明奉事神灵、尽行大孝的德行呢？”皇帝说：“卿所说的正合朕意。”赐给姚崇绢二百匹，并下诏命有关部门按照姚崇的意见办理。天子于是向东而行。玄宗从东都返回后，李林甫、牛仙客知道皇上已经厌倦出巡，于是增加近道地区的粮食赋税和和籴，以充实关中。积蓄了几年，物资渐渐丰足，皇上对高力士说：“朕近十年没有离开长安，天下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朕想把政事全都托付给李林甫，怎么样？”高力士回答说：“天子巡守天下，是古代的制度。况且天下的大权不可以交给别人，等他的威势已经形成后，还有谁敢议论他呢？”皇上听了不高兴，高力士叩头谢罪，皇上的怒意才消解。从此以后，高力士也不敢再深入谈论天下大事了。

译肃宗在位时，史思明攻陷洛阳，朝廷下诏前往东京，并将亲自出征。考功郎中、知制诰苏源明上疏劝阻说：“淫雨连下多日，道路正被阻塞，这是极其不可行的第一点。自从春天以来一直大旱，秋季禾苗损失了一半，收获还没有完成，却先要进行清理道路的劳役，接着又有供应和接待行军的困苦，这是极其不可行的第二点。每当陛下驾临殿廊，臣看见旌旗下面有饥民手执兵器，倒在行列之间，每天能看见两三个；又看见市井中饿死的尸体，因求食而死在道路旁边的，每天能看见四五个，这是极其不可行的第三点。那些奸诈之徒和盗贼，房屋相连、栋宇相接，正磨刀砺兵等待陛下出行，御史大夫一定不能澄清局势、加以禁止，这是极其不可行的第四点。当初圣皇巡幸蜀地时，京城府库中的财货以及官吏、百姓的资产，都被道路上的人抢掠散失，甚至有人骑着马、快驴进入宣政殿、紫宸殿，何况陛下刚刚拥有四海，威势和控制力比不上从前已经很远了。如今向东出行，恐怕只是贼臣诱导、怂恿陛下罢了。《诗经》说：‘三星在霤’，是说危亡就在顷刻之间。臣不胜悲咽，为陛下感到痛惜，愿陛下赶快停止这次巡幸；否则，穷困的百姓乐于见到祸乱，已经在下边扼腕叹息了，这是极其不可行的第五点。如今黄河、洛水一带接连骚乱，江湖地区叛乱纷起。《诗经》说：‘中原有菽，庶民采之’，那史思明、楚元都是采摘豆子的平民，陛下为什么竟然轻视万乘之尊而急于成全他们呢？这是极其不可行的第六点。” 大河南北都沦为盗寇出没之地，王公以下的俸禄和粮饷将要匮乏断绝，将士的粮食赏赐也只能维持一两个月；可是宦官中冗余人员的供给却不比往年减少，梨园的杂伎反而更加兴盛。如今陛下不能安然高枕，恐怕就是由于这个缘故。除中书省指派的事务、太常寺主持的正乐之外，希望一概放归这些人，发给长期凭证，不必再供养他们；五六年以后，再根据具体情况逐步裁减省并。如今把他们聚集在一起，靠国家供给，实在非常不可取。李光弼正在防守河阳，王思礼已经攻下晋原，卫伯玉扫荡焉耆，越过析支，不日便可到达。御史大夫王玄志压制巫闾，进逼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越过隘口，扼守二室；邓景山凌驾淮泗，气势慨然向西推进。猖狂的贼军已经失势，被逼到缑山之下，向北不敢越过孟津，向东不敢经过甖子，算来只需几天，他们就会反绑自己前来投降了。陛下不坐等接受他们投降，却想亲自出征，以满足一时的愤怒，实在非常不可取。君王对于天地神祇，只须用牲畜和玉帛祭祀它们就够了。《礼记》说：‘不要祈求方士。’那些淫邪的巫师、愚妄的祝史，胡乱牵强附会，实在非常不可取。天子顺应天时出动，人人都为之庆幸，才叫作‘幸’；人人都因此困苦，才叫作‘不幸’。我们屡次冒犯圣上的视听，连连伏在宫殿台阶下，叩头流泪而出。即使陛下宽容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有大臣也一定会在朝廷上直言此事，众多百姓也会在外面议论诽谤，这实在非常不可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十也。我听说，儿子不向父亲劝谏，是不孝；臣子不向君主劝谏，是不忠。不孝不忠，只为苟且求取荣华、贪冒俸禄，那还不如圈里的牲畜。我虽然身份极其卑贱，也不能把自己置于圈牢之中，以至于让樵夫指着我笑话。皇帝赞许他恳切正直，于是取消了东行巡幸。唐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上奏说：‘先前已经颁下敕防，确定了出发日期，有关部门供办承应的事务，听说也大致准备好了。但是近来大雨正盛，道路艰难阻塞，众人的心情都很忧虑，却没有人敢上奏议论。如今出发之日越来越近，阴云仍然密布，大小官民都在哀号，忧愁恐惧更加严重。臣虽然昏昧迟钝，也私下作了估量。难道臣不知道首恶刚刚平定，残余气焰还没有消灭，正是逆与顺将要分明之际，也是吉凶变化很多的时候，应当迅速镇定安抚，按理说更应催促车驾吗？假如大雨积水造成的危害可以凭人力排除，防备抵御可以依靠才智，劳役费用不过是增加烦费，灾患不会危及人的性命，所忧虑的只在臣下，那么即使公私耗尽财物、上下竭尽力量，也应当致力于安定国家大业，哪里还顾惜暂时的劳苦？大家都应当共同奉行圣上的规划，怎么敢再违背既定命令？实在是因为褒斜道路险峻阻塞，向来号称可怕的道路：沿着山侧小径攀登高岩，在绝壁上连接危险的栈道；有时百里之内经历的险阻将近千处，有时一程之中要涉水四五次。若遇连日大雨积水，群峰奔流，巨石崩落滚下，轰隆声接连不断，深谷水势弥漫，往来道路不通，这些全都不是人力所能支撑、谋略所能阻止的。顷刻之间、举步之处，仓促中遭遇灾祸，都是无法预料的。普通人单人单骑，尚且难以通过这样的险阻，何况万乘天子出行，千官随从，难道可以踏入不存在保障的险境，冒犯无法防御的灾祸吗？如果石阶道路突然崩塌，阁道被水淹没毁坏，环卫仪仗稍有缺失，随行车辆的马匹受到惊吓，即使有亿万徒众，又有什么用处？陛下想要不受惊扰，难道能够做到吗？又或者雨水积滞更加严重，溪涧全都涨溢，道路已经断绝，传递运送也无从进行；群山万重，进退都不可能，即使只缺一天的粮食，又将怎么办？陛下想要不为此忧虑，当然也很难做到。君主的一举一动，应当谋求万全，必须预先防备危险，不能到了危急关头再求侥幸。侥幸能够渡过，已经留下很深的羞愧；不幸遭遇灾祸，事后悔恨又哪里来得及？孔子说：‘想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这话确实正确。臣今天并非敢于阻止陛下求速的心意，只是很担心因此不能达到目的罢了。如果陛下改变圣意，稍等天晴，那么出发日期虽然延后，道路却不会受阻；不必急赶反而能够迅速到达，确实符合天道运行，也就是知晓时机的神明表现，这才叫作上天的鉴察。臣私下听到众人的议论，所以冒昧把这些意见上陈，怀着深切恳挚的诚意，实在希望陛下明察采纳。唐敬宗想巡幸东都，进谏的人很多，皇上都不听。已经派人查验修缮宫阙，裴度从容地说：‘国家本来设置两都，是用来准备巡幸的。然而自从多难以来，宫阙营垒、各部门的官署，大多已经荒废松弛。陛下如果想要巡幸，应当命令有关部门慢慢加以修葺，之后才可以前往。’皇上说：‘从来进言的人，都认为不应当前往，正如你所说；不前往也可以。’于是下令停止修缮。

译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将要到汾阴祭祀后土。当时大旱，京师和附近郡县的粮价飞涨。龙图阁待制孙奭上奏进谏说：‘先王为了出征，先占卜五年，每年观察是否出现祥瑞；祥瑞出现才出行，没有祥瑞就增加修养德行，再重新占卜。陛下刚完成东封，又要商议西行巡幸，恐怕不是先王占卜五年、慎重出行的本意，这是不可取的一点。汾阴后土的祭祀，没有经典明确记载。过去汉武帝将举行封禅，所以先封中岳、祭祀汾阴，开始巡幸郡县，最后才在泰山举行封禅。如今陛下既已登封泰山，又想巡幸汾阴，这是不可取的第二点。古代的圜丘、方泽，是用来在郊外祭祀天地的，如今的南郊、北郊就是这种制度。汉初承袭秦制，只建立五畤来祭天，却没有祭祀后土，所以汉武帝在汾阴建立祠庙。自汉元帝、成帝以来，听从公卿的议论，于是把汾阴后土迁到北郊，后世君王大多不再祭祀汾阴。如今陛下已经建立北郊，却舍弃它而远赴汾阴祭祀，这是不可取的第三点。西汉定都雍地，距离汾阴很近；如今陛下要经过重重关隘、越过险阻，轻易舍弃京师这个根本，却羡慕西汉的虚名，这是不可取的第四点。河东是唐朝王业兴起的地方。唐朝又定都雍地，所以唐明皇有时巡幸河东，因而祭祀后土。本朝兴起的情况与唐朝不同，陛下却无缘无故想去汾阴祭祀，这是不可取的第五点。过去周宣王遇到灾害便感到恐惧，所以诗人赞美他使周朝中兴，认为他是贤明的君主。近年来水灾旱灾接连发生，陛下应当忧惧自省、修养德行，以回应上天的谴责，怎么可以反而听从奸邪之人，远道劳烦百姓，终日游乐不止，忘记国家社稷的大计？这是不可取的第六点。雷声在二月惊蛰时开始出现，八月收声，是为了养育万物；如果不合时令出现，就会成为灾异。如今冬天出现震雷，作为灾异尤其严重，这是上天反复明确地告诫陛下，陛下却反而没有觉悟，恐怕是违背了天意，这是不可取的第七点。百姓是神明所凭依的主体，所以圣王总是先使百姓成就安定，然后才致力于祭祀神明。如今国家的土木工程连年没有停止，水旱灾害接连发生，饥荒大多存在，却想劳烦百姓来侍奉神明，神明难道会享用这种祭祀吗？这是不可取的第八点。陛下之所以一定要这样做，不过是想仿效汉武帝、唐明皇巡幸所到之处刻石颂功，以抬高虚名、向后世夸耀罢了。陛下天资圣明，应当仰慕二帝三王，为什么反而降低身份去承袭汉唐的虚名？这是不可取的第九点。唐明皇因为宠信嬖妾和奸邪之人，内外交相为害，以致自身流离、国家危难，军队交战到了宫阙之下；他的覆亡乱败到了这种地步，是由于习惯了太平，放纵地行使不合义理之事，逐渐酿成祸患和失败。如今议论的人却援引开元年间的旧事，把它当作盛大的功业，竟想诱导陛下这样做。臣切实认为陛下不应采纳，这是不可取的第十点。臣的言辞没有完全表达心意，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有可取之处，希望稍赐闲暇，让臣把意见说完。皇帝派内侍皇甫继明前来询问，孙奭又上奏说：‘陛下将要巡幸汾阴，但京师民心不安，江淮百姓困于征调，按理应当先镇定安抚并加以怜恤。况且土木工程尚未停止，劫掠盗贼又公然横行。外国正在不远处整治兵备，边境使者虽已到来，难道就可以保证他们是真心的吗？过去陈胜从徭役戍守之中起兵，黄巢在严重饥荒中起事，隋炀帝忙于经营远方谋略，于是唐高祖在晋阳起兵。后晋少主受小人迷惑，耶律德光便长驱直入中原。陛下如果俯从奸佞，远远抛下京师，经过连年饥荒的废墟，修缮长期废弃、违背经义的祠庙，不考虑百姓疲惫，不体恤边境忧患，又怎能知道今天的戍卒中不会有陈胜，饥民中不会有黄巢，英雄豪杰不会在身边窥伺，外敌不会在边境观察可乘之机呢？先帝曾经商议封禅，因为敬畏天灾，不久便下诏停止。如今奸臣竟赞成陛下竭力举行东封，认为这是继承并完成先帝的遗志。先帝曾想向北平定幽州、朔方，向西攻取李继迁，但大功还没有完成，便交给陛下；然而群臣从来没有献过一个计谋、提出一个策略来帮助陛下继承先帝的遗志，反而只顾用卑微的言辞、厚重的财物向契丹求和，压缩国土、牵累爵位，对李继迁姑息迁就，竟不思考君主受辱臣子当死是应当引以为戒的道理，也不以欺下瞒上为可耻。’ 他们编造祥瑞，假托鬼神，刚完成东封，便商议西行巡幸；轻率地劳烦车驾，残害饥民，只希望平安往返，便把这说成成就了大功业。这就是陛下把祖宗艰难创立的基业，当作奸邪之徒侥幸取利的资本，所以臣长叹痛哭。天地神祇聪明正直，对行善者降下各种祥瑞，对行恶者降下各种灾祸；从未听说专门忙于陈设笾豆簠簋，就可以求得福祥。《春秋左氏传》说：‘国家将要兴盛时，听取民意；将要灭亡时，听信神意。’愚臣不敢妄加议论，只希望陛下最终亲自裁决取舍。大中祥符六年，孙奭又上奏说：‘陛下封禅泰山、祭祀汾阴，亲自拜谒陵寝，如今又将到太清宫祭祀。外间议论纷纷，认为陛下事事仿效唐明皇，难道把明皇当作有美德的君主吗？实在不是这样。明皇造成祸败的事迹，有许多足以作为深刻警戒的地方，不是只有臣才知道；近臣不肯进言，是因为心怀奸邪来侍奉陛下。明皇无道时，也没有人敢进言，等他逃到马嵬，军士已经杀了杨国忠，又追究假传诏书的罪过，他才开始说明自己识理不明、任用失当。当时即使有自责之言，也已经醒悟太晚，还有什么来得及挽回呢？’ 臣希望陛下及早自我觉悟，抑制减损虚浮华饰，斥退疏远邪佞之人，停止兴建土木工程，不要重蹈危乱的覆辙，不要留下像唐明皇那样悔之不及的遗憾。这样是天下的幸运，也是国家社稷的福分。宋真宗时，翰林学士李迪上奏说：‘陛下东封时，曾下令经过的地方不得砍伐树木、修整道路，即使把驿舍或州府官署作为行宫，也只命令加以涂饰修补而已。等到巡幸汾阴、亳州时，土木工程比过去的敕防超过百倍。如今发生蝗灾和旱灾，恐怕正是上天用来警戒陛下的。’皇帝深以为然。宋哲宗时，监察御史陈次升上奏说：‘臣听说有敕防，皇上将在本月二十日巡幸金明池。臣私下读孟子的话说：‘我们的君王不游乐，我们凭什么休息？我们的君王不巡游，我们凭什么得到帮助？’君王的一次游乐、一次巡游都成为诸侯的法度，由此可知，天子巡游与民同乐，是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如今听说圣驾巡幸金明池，有敕防不过走御桥；可见陛下身为国家的主宰，责任极其重大、关系社稷，出入起居都如此谨慎，这实在是天下的福分。臣私下听到舆论，说所建造的龙舟穷尽工巧，华丽尤其过甚，陛下必定要乘坐。按臣愚见，乘船危险，乘桥安全；陛下尚且不乘桥，难道肯乘船吗？即使陛下不乘船，臣事先进言也没有害处。万一确有此事，也可以作为防患未然的警戒，臣怎么能闭口不言？’

译古书有句话说：‘千金之家的子弟，不坐在厅堂边缘；百金之家的子弟，不倚靠车前横木。’ 圣明的君主不乘坐危险之物，不以侥幸求安。又说：‘乘船危险，圣明的君主不乘危险之物。’伏愿陛下记住这些话！宋徽宗政和年间以后，多次下敕防出行。曹辅当时任秘书省正字，上奏说：‘陛下厌倦居于法宫，有时乘坐小车出入市井街巷之中，甚至到郊外远游，尽情游乐之后才回来。道路上的议论，起初还对此有所忌惮，如今竟把它当作常事来谈论：某日从某条路到某处，某时回来。又说只要辨认车舆的装饰便可避开。臣没想到陛下承担着宗庙社稷托付的重任，却轻视安稳、忽视危险，竟到了这种地步。君主与百姓本来因同为人而相合，相合便是腹心，离心便会成为楚越；君民离合、叛服的变化，就在顷刻之间，实在可怕。过去仁祖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忧伤怜悯，只怕他们受到一点伤害。有一天宫门禁令没有严守，卫士就越过禁城，碰触了宫中的宝瑟；幸蒙上天保佑，皇帝亲自保全了它。俗语说：‘盗贼憎恨主人，主人又有什么对不起盗贼的呢？’何况如今裁革冗余人员，斥退滥受俸禄者，驱逐佛教徒，诛杀胥吏，愚昧的百姓哪里能个个都认罪守分？万一在车驾刚出发、戒备尚未周全之时，有一个人心怀不轨，施放蜂虿般的毒害，采取困兽穷途的计谋，即使神灵垂降防护，也会损害皇威、伤及国体；何况还有臣子不忍明言的事情，难道能不加警戒吗？臣希望陛下深居宫中，高拱而治，像深渊一样沉默、像雷声一样发布号令，以苍天至高的威势临御天下，按日月运行有常的法度施政。’ 到了必须出行时，再由太史选择日期，有关部门清理道路，三卫和百官分列车驾前后。如果说这样可以减少烦扰、节省费用，使公私双方便利，那么临时下达敕防，保留不可缺少的礼仪，削减从来没有实际使用过的项目，即使不是祖宗旧制，比起穿着隐蔽的服装、隐藏踪迹，降下身份同臣民一样，使朝廷威仪衰落、百姓产生奸邪欲望，难道不还是更好吗？宋高宗建炎初年，将要驻跸建康。车驾到神主船上烧香完毕，接着要巡幸普照寺。尚书右丞许景衡上奏说：‘臣私下想到，陛下巡幸时恭敬迎奉太祖、太宗的神主，把它们载在前面的船上，有关部门像神主在太庙一样严肃奉持；陛下却不敢在未登船时烧香，确实是因为不合时宜地亵渎神明，恐怕有失礼仪。或许应当等到驻跸之后，恭敬举行奉安神主的仪式，这样礼制和仪文才相称。如今经过淮、泗一带，刚刚拜谒神主，却又驾临佛寺，臣深恐天下议论者会认为陛下把对僧伽的恭敬与对宗庙神灵的款待混在一起；这不仅使诚意有所不专，在礼仪制度上也未必妥当。如果认为巡幸是为了祈求福佑，那么天子出行，有风伯清扫尘土，雨师洒水净道，天地神明共同扶持，难道像商旅百姓一样，每次经过淮、泗便到塔庙求福吗？何况祖宗巡幸，从来没有到佛寺、款待僧侣的旧例。只有章圣皇帝东封时，路过睢阳，见到张巡、许远的庙，为他们感叹赞赏，表彰他们忠义的节操，用来劝勉臣下而已。由此可见，帝王的一颦一笑，难道会毫无意义地发出吗？臣愚昧，希望陛下专一奉先尽孝，谨守祖宗制度，不使议论者有所指责，也不被有识之士非议。’ 臣怀着无比恳切的心情，竭尽忠心爱护君主的至诚，对于亲临普照寺塔下烧香的指挥，伏请陛下特别赐令停止。绍兴三十一年，权任吏部侍郎的汪应辰上奏说：‘臣听说汉章帝巡幸河内，下诏说：‘精锐骑兵轻装出行，不带其他辎重，不得擅自修筑道路桥梁，不得远离城郭，不得派官吏迎接、刺探皇帝起居，也不得在出入前后设置人员，以免造成烦扰；一切行动都务求节省，只担心不能吃脱粟、饮瓢水罢了。’汉章帝又向南巡幸时下诏说：‘所经过道路上的郡县，不得设置储备供应；命司空亲自率领徒众支撑桥梁。若有派使者迎接、探问皇帝起居的，二千石官员应当治罪。’臣又看到唐太宗修建洛阳宫以准备巡幸，张元素极力进谏。太宗对房玄龄说：‘张元素说得有道理，应立即停止劳役。以后如果有事到那里去，即使露宿也没有关系。’汉章帝、唐太宗都处在安定太平、没有事故的时候，巡幸仍极力简朴节省，尚且做到如此。恭敬地思量陛下清心约己，没有嗜好，仁爱百姓和万物，只怕伤害它们。近来由于敌人背弃盟约、将士冒着箭石作战，陛下睡不安席、吃不知味，因此避开正殿、减少膳食。如今将亲自乘坐戎车，大规模巡阅六军，可臣私下听说沿途州县自诏令下达后就已经预先准备，供办的物品名目繁多，其中未必是日后真正用得上的，十件中有七八件。’ 他们往往向百姓搜刮、借贷，胥吏又借机满足自己的贪欲，甚至填塞田地、拆毁房屋来拓宽道路，这实在不是用来仰承并彰显圣德的做法。希望陛下明白下诏，严格加以禁止约束；有不奉行承应的，就治他们的罪，以显示陛下恭敬节俭、仁慈厚道，以及这次巡幸的本意，天下幸甚。宋孝宗时，罗愿上奏说：‘臣听说帝王出行，必须严格安排扈从，所以有大驾、法驾以及千乘万骑等仪仗，繁多而不能省略，是为了显示尊严，使人敬畏。陛下留心典礼，出入有节制；除郊祀、孟享之外，只有到德寿宫奉养两宫，每月多次出行。两宫相距不远，陛下既不愿意频繁出驾烦扰百姓，往往车驾刚刚启动，前行的人还没有停下，而扈从人员因积习成常，安然自得，没有戒备。至于办完事情回宫时，左右禁军热得气喘汗流才与车驾会合，小黄门却在马上喧笑，这是什么样子？天下太平，君臣之间可以简易相处，但也不应只顾外表观瞻而有所不足。如今北方有强敌，正窥伺我方，实在不能不加警戒。又每年春天游乐，与民同乐，虽然也列出不少禁军，但皇帝车舆并不乘坐，反以万乘之尊，裹着头巾、骑一匹马，混杂在扈从骑兵中，绕行湖山数十里；道路两旁的观者密集地靠近天威，臣子的内心不能不恐惧。又设置毬马活动，虽然是为了闲暇时练习武事，但都在天将破晓时召入宫禁，纵马奔驰，动作纷乱；即使武将和边地军人一向精通这种技艺，万一发生马匹不受缰绳控制、手上动作不合节拍的情况，在举步之间，又怎么来得及应对？’

译希望明白下诏给有关部门，在车驾出入时重新严格整肃扈从，把最不肃敬的情况奏报上来；谨慎对待游乐巡幸的防备，减少毬马活动的防备事务。陛下安定，九庙也就安定了。宋理宗时，牟子才上奏说：‘臣恭敬看到敕防，车驾将在十月三日到西太乙宫举行款谒、恭谢之礼。臣切实认为，自汉武帝开始祭祀太乙，此后有时根据太乙所在的方位修筑宫室迎接祭祀，大多是方士杂糅引用道经、星历之学而形成的。近来国家以五福太乙降临蜀地分野，于是在西湖岸边建立西太乙宫，作为祈禳之所；虽然有旧事可援，但这次工程土木规模巨大、建筑华丽，一时间已经有封存的奏章和匣奏交相进言，指出此举不对；又有人深切议论，认为陛下日后一定会借款谒之机，举行游幸湖山的活动。如今宗庙祭祀的礼仪已经完成，陛下亲自举行恭谢，想来是要恭敬体察神天、为百姓祈求福佑，哪里会是为了观赏游乐？然而道路上的议论都说，有关部门正在整修桥梁、清理道路、筹办供给，过分劳扰百姓。又传说这天想要安排水上游乐、陈列乐伎，万一果真如此，岂不是坐实了有人所说的游幸之事，也违背陛下敬天爱民的初衷吗？那些逢迎之人的说法，不过是说祖宗曾多次到西太乙宫，南渡以来也有巡幸湖山的事。’ 臣认为这是太平时期的事情，如今边境警报还没有平息，国事非常困窘，正是什么时候？难道可以完全沿袭太平盛世的盛大景象，来助长丰亨豫大的心念吗？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之初只举行过一次圜丘祭祀，此后从未轻易出郊。三十年间，陛下严肃恭敬、敬畏天命，举动没有过失；因此今天这次出行，臣尤其认为不能不谨慎。何况乘坐车驾出郊，不同于其他时候。臣暗中的忧虑，还有在这些话之外的地方。陛下难道可以不为了宗庙社稷，深思长远吗？臣不是不知道圣意已经决定，难以挽回，也知道触犯圣颜必定会招致诛责斥退；但这片忠心爱意不能自我抑止，所以冒死亲自书写这篇奏章进呈。伏愿陛下体察臣的愚拙真情，深入思考，以自己的意旨特意召集大臣详细议论此事，明白下诏给有关部门，立即停止这次出行。这样或许可以使举动合乎礼法，青史记载下来，也能成为万世的法则；疑虑暗中消除，宗庙社稷幸甚。牟子才又上奏说：‘此前西太乙宫巡幸的敕防刚下达时，臣曾秘密告知陛下，请陛下自行以圣意明诏有关部门，立即停止这次出行。臣这片忠心爱护之意，是想在事情尚未发生前加以纠正，只是力量浅薄，没能感动陛下。后来听说各位大臣也陆续上奏进谏，说明公议是不谋而同，并非臣一个人的私下言论。’二十四日，臣恭敬看到内批，陛下并非不明白臣等的意思，但款谒之行始终没有立即停止，这仍是把臣等的话当作尚未发生的担忧。内批说‘这是为国家祈求祥瑞，起初没有其他临幸游乐的意思’，这个意思固然十分明白。但湖山之间本是游乐歌舞之地，百姓在这里耗尽家产，士大夫在这里沉溺心志；堂堂人主只要存有一颗敬畏之心，所到之处都可以有福，本来没有东西之分。又何必亲自出郊，劳烦千乘万骑，从而引起人们对游幸的疑虑呢？内批又说‘一切有关排办礼仪的事务都务求简约’，这个意思固然也很好。但车驾出郊远达十里，所到之处清理道路、砍伐树木、毁坏房屋，难道能免除劳民？与其在道路之间节省简约，哪里如始终遵循礼义、慎重对待一次出行更为安稳？况且迎合陛下心意的人，不过说：‘京畿附近的盗贼近来已经肃清，趁现在出行一次也不算过分。’ 他们却不想淮地的哨所尚未安定，蜀地的围困尚未解除，边境百姓死于刀箭的不知有几千万亿。陛下如果想到这些，臣深信圣心一定会凄然皱眉。又不过说：‘百谷顺利成熟，各处都丰收，趁现在出行一次也不算过分。’却不想湖湘、襄阳、蜀地都因旱灾受苦，千里土地荒芜，百姓没有隔夜储粮，官府和民间的积蓄实在令人悲痛。陛下如果想到这些，臣深料圣意一定会慨然动心。又不过说：‘在太宫举行裸享时阴云停雨，在世室举行宗庙祭祀时明月当空，这是天地和祖宗明显降下的眷佑；如今趁冬享举行恭谢、款谒之礼，也不算过分。’却不想景星庆云并不是来赐福给我们的，凄风苦雨恐怕正是在警戒我们。对敬畏还是放纵的念头，差一分就关系到国家是治理还是混乱。前些日子因为畏惧天威，早晚不敢荒怠安逸，所以才得到上天顺遂的眷顾。如今只因一次放晴，就说这是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因而放纵自己继续这样做，怎么知道上天的眷顾能够长久保持呢？陛下见识高远，遍览古今，难道也不知道巡幸会造成的祸害吗？车辙使周朝灭亡，骊山使秦朝覆亡，这是远行巡幸造成的祸害；华林园使晋朝衰微，梨园使唐朝衰败，这是近处游幸造成的祸害。如今陛下在湖山之间鸣响銮铃、戒严清道，也接近近幸了。怎么知道近处游幸不停下去，日后不会转而变成远行巡幸呢？还有一种说法，对陛下自身也很有关系。宣和年间车驾时常出行，正字曹辅进谏说：‘万一车驾刚刚起行时，有一个人心怀不轨，施放蜂虿般的毒害，逞用困兽穷途的计谋，即使皇天后土、宗庙灵神一同垂降保护，也会损害皇威、减损国体，何况还有臣子不忍说出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灾祸突然发生在车驾之下，难道能不警戒吗？’臣读史读到这里，从来没有不痛恨当时的情形、深深哀叹曹辅忠心的。如今陛下以仁慈立国，君民一心，绝不会发生曹辅所说的事情；但也有不能不考虑的地方：四郊多有营垒，时局艰难危险；贼臣的孽子藏身于旧海地区，弄兵的余党潜伏在京畿附近。禁卫军驻守何处，伪造的符信才能进入宫禁？宫闱又在什么地方，妖言讹传可以使人恐慌？加上连年土木工程，民怨遍地，因此曹辅的话，臣认为不应忽视。这是对陛下一身安全的忧虑；还应当为子孙万世考虑，给他们制定法则。制定宽松的法令尚且会留下弊端，制定贪纵的法令，其弊端又会怎样呢？如今陛下巡幸西宫，车驾一出，便会成为惯例，传给后世，久而久之就会习以为常。凭陛下的圣明，经历既久，艰难也全都知道，却仍不能自我节制游幸的快乐，不能完全容纳忠直的言论；后世子孙难道都能贤明吗？臣恐怕一定有人会拿今天的事作借口，在湖山之间穷极奢靡、极尽游乐，甚至有比这更严重的。

译到那时，国力会因供给巡幸而困乏，民力会因土木工程而疲惫，忠臣义士死于进谏，也未必不是陛下今天的举动诱发的。古代君主抑制感情、节制欲望，是为了替子孙谋划长远。陛下难道不考虑这些，偏偏要把它打开并放纵下去吗？陛下巡幸一次西宫，就打开子孙奢侈放纵的祸根，难道忍心让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吗？陛下试在闲暇安静之时超然远望、肃穆深思，从自身的忧虑想到子孙的忧虑，再想到天下国家的忧虑，筹划其中的利害，立即停止这次出行。所压制的不过是很小的事情，所保存的却是极大的利益。如果习惯听从左右逢迎的说法，玩赏细小的娱乐而忘记重大的忧虑，臣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可取。臣又考察汉史，汉武帝元鼎五年，在甘泉建立泰畤，亲自祭祀太乙。汉武帝即位到这时大约三十年才有这一举动，是因为他的学问不足以明白义理，义理不足以克制欲望，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陛下讲学至今三十多年，正是圣德成就之日，应当与尧舜相符，却想仿效汉武帝亲自祭祀太乙的举动，臣实在为此惋惜。汉武帝刚刚祭祀太乙，就下诏称扬，说仿佛看见太乙显现十二种景光，于是内心更加自满；后来又封禅泰山、祭祀后土、巡幸建章宫、巡视海上、营造甘泉宫和通天台、飞廉观，几乎没有一年空闲。他的奢侈之心一旦萌发，就不能自我停止，难道不值得恐惧吗？况且祭祀太乙本来是为了求福，但臣考察汉史发现，汉武帝最初祭祀太乙的那一年就发生日食，从此旱灾、蝗灾、黄河决口、蛇斗等灾异接连不断，没有一年没有灾害；南越叛乱、匈奴入侵，也发生在这一年。至于东方盗贼兴起、巫蛊祸乱发生、战争接连不断，所谓福佑竟然是这个样子。汉武帝到晚年才醒悟，下诏说自己一生所作所为狂妄悖理，唉，也已经太晚了。汉武帝自己都说所作所为狂悖，陛下试着看看他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确实狂悖可笑吗？为什么还要仿效他呢？汉武帝尚且知道后悔，陛下难道甘心处在汉武帝之下吗？难道一定要到晚年才后悔吗？到了晚年才后悔，哪里还来得及？所以臣希望陛下凭三十年讲学的功夫，与尧舜相符，而不希望陛下同汉武帝相比。臣既然已经献上密启之忠告，怎敢忘记廷争的职责？因此冒死直前缴奏，恭敬进呈，希望陛下深切察知臣的内心，改变指挥，特意停止先前的命令，以平息人们的议论。听从劝谏，是帝王的盛德；陛下想驾临西宫，如果只因人们的议论而屈己从人，成就超越古今的美德，就远胜于执迷不悟，使后世执笔议论的人都能够把罪责归于今天。只希望陛下赶快谋划这件事。贴黄：祥符年间，王钦若等人建议封禅泰山、祭祀汾阴。当时王旦正任宰相，真宗心里忌惮他，说：‘王旦不会认为这件事不可行吧？’王钦若说：‘臣可以把圣上的意思告诉王旦，他应当不会反对。’王旦后来勉强答应并跟从了此议。此后关于天书的事情，他便不再提出异议，议论者都非难他。今天的事情，臣私下估量陛下必定没有畏惧宰相的心，而两三个大臣相互逢迎，也一定不会等到圣上明示之后才服从。既然如此，那还依靠他们做什么呢？孟子说：‘迎合君主的恶行，罪过最大。’两三个大臣，难道还可以拿王旦来作借口吗？臣认为，如果陛下不能果断地以义理克制欲望，自行停止这次出行，那么两三个大臣决不会竭力陈述正义，来改变圣意。太学生刘黻上书进谏巡游巡幸说：天下有道时，君主因为忧劳勤勉而忘记逸乐；天下无道时，君主因为逸乐而忘记忧劳勤勉。自古以来，国家太平，四方夷狄宾服，享有国祚日久，奢侈之心便逐渐产生。比如汉武帝震慑匈奴单于，却修建千门万户的壮观宫室；唐明皇北方边境没有战事，却巡幸骊山温泉。至于隋炀帝、陈后主，危亡日益逼近却游观没有节制，更不足以效法。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始终兢兢业业、敬畏谨慎，终始忧劳而不贪逸乐；谈到游观狩猎就不敢进行，每天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哪里曾借祈禳的说法来满足游观的享受？近年以来，把巡幸当作利益，把玩乐当作常事，不免有轻视世事、轻忽天下的心态。匈奴单于并没有受到震慑，却有汉武帝多欲造成的耗费；北方边患并没有平息，却有唐明皇贪图安逸的毒害。陛下年纪还轻，为子孙谋划、为后世树立法宪的关键全在陛下。自己所作不合乎法度，后代继承人拿什么来效法？十多年间，创建龙翔宫、集庆宫、西太乙宫，又以巡游示范给他们，以祷祠引导他们，以虚诞不经的说法蛊惑他们。孔子说：‘年少时养成的习惯像天性一样，习惯久了就像自然一样。’ 积累日久、习惯成熟之后，就会牢固得难以破除，谁还能纠正它呢？况且西太乙宫工程中，奸佞之人进言说：‘太乙所临的分野，就会降福。’近年从吴地迁到蜀地，如果真像祈禳之说所讲，西北坤维一带本应安定。如今五六十州，安全的不到十几个，战败投降的接连不断，福在哪里呢？汉武帝在长安祭祀太乙，到晚年因虚耗国力而遭受祸患，才后悔方士的荒谬；虽然他后悔得不早，仍然胜过始终不知道后悔的人。大凡君主不可能没有过失，假如有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行为，宰执和侍从应当进言，给事中、舍人、御史、谏官应当进言，士大夫也应当进言，这些都是为了把君主引向正道。如今陛下并非不知道正道，也并非不能接受人们的意见，宰执以下却希求宠幸而不进言，或者虽然进言却不竭力，这都不是爱护陛下的做法。他们难道真认为这些事正确、不必进言吗？只是把陛下看作不足以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相比的君主，而是按汉武帝、唐明皇那样来对待陛下。金熙宗时，翰林待制兼右谏议大夫程寀上奏说：‘古代天子都有巡狩，没有一次是无所事事的。有时考察各地风俗，有时审理冤狱，有时询问百姓疾苦，以此传播宣扬德泽，这些都是巡狩的名义。国家刚刚兴起，实在担心各郡国的新近归附百姓逐末弃本，染上旧有的污习，形成奢侈欺诈；也担心有不明的狱案、越制滥用的刑罚，或者徭役没有定时，使士农工商四民失去职业。如今车驾巡视四方，将要依照古代的做法行事。臣希望圣心洞察明白，把这些事情交给各地长官和副职：整顿纠正风俗；或者设置匦匣，让人申诉冤屈；或者派使者到各郡国询问无处申诉的百姓，实行古代巡狩的事务。过去汉昭帝询问百姓疾苦、寻求民间困苦，正是如此。这样一来，和气宣通，天下大平，坐着等待即可实现。’

译金世宗将要巡幸金莲川，有关部门已经准备供办。薛王府掾梁襄极力进谏说：‘金莲川在重重山岭以北，土地阴冷，五谷不能生长，郡县也难以建立。这里自古就是极边荒废、弃置的土地。气候与中原特别不同，一日之间降霜，寒暑交替到来，尤其与上京、中都不同，绝不是圣体适宜调养的地方。凡是供奉养给的物资，无不需要从远方劳烦运输，翻越山岭、跨过险阻，费用是平常的数倍。至于驻扎住宿的防所，军队骑兵拥塞，主人客人无法区分；马牛受风惊逸，难以收回；奴婢逃亡，也无法追捕。抢掠践踏不容易禁止，公卿百官和卫士中富有的人，车帐仅仅容身；贫穷的人只能住在洞穴、露天处，舆台皂隶也免不了困顿跌倒，饥饿时不能得到食物，寒冷时不能得到衣服。一个人得病，便会传染给众人，无辜者夭折受伤，这和用刀杀人有什么不同？这些还只是小事。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臣听说高城深池、深居严禁，是帝王的藩篱；壮士健马、坚甲利兵，是帝王的爪牙。如今行宫所在地没有高大殿宇、宽广房屋，也没有城池的坚固，这是废弃了帝王的藩篱。那些悬挂铠甲、平日骑坐的马匹，每天遭受暴晒和雨淋，臣知道它们一定会瘦弱。用来抵御外侮、等待使用的军队，住在洞穴和野外，忍受寒冷饮食、寒夜而眠，臣知道他们一定会疲惫困病。’ 守卫宫殿的环周营舍，只能容纳几个人；一旦连日大雨，衣甲弓刀被水浸湿，变得柔软脆弱，哪里还能够使用？这就是失去了帝王的爪牙。秋末将要回去时，人已经疲惫，马已经衰弱，包裹里的粮食已经空了，粗纸制成的衣服已经破旧，却还要远道巡幸松林，跟随进行畋猎，行走在不可预料的地方。往来之间，动辄超过十天或一个月，转运、搬迁的劳苦更是比先前加倍。凭陛下的神武，骑射技艺天下无人能及，至于马匹脱缰等变故、猛兽袭击等忧患，姑且不说。假如在行猎之际突然刮起烈风、暴风，尘埃冲天，夜间雾气四面弥漫，几步之内都分辨不清道路，以致陛下的车驾像在崤陵时那样躲避，像襄城时那样迷路，百官在道路上狼狈不堪，卫士在队伍中错乱交杂。在这种时候，陛下心中难道不会警戒悔恨吗？神龙不可以失去应在的位置，君主不可以轻率出行，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所住的宫舍尤其简陋，殿宇和周围的墙垣只用毡布，值宿的官员、轮班的士卒整天奔走，又加上饥渴，已经疲倦不堪；还要让他们彻夜巡逻警戒，露天坐着不能入睡，人的精力有限，怎么能够承受？即使陛下使唤他们时他们因喜悦而不以劳苦为怨，难道比不上不使他们劳苦更好吗？所以统治百姓的君主，不可以依仗别人没有异心，关键在于预先把自己防护在没有忧患的境地。’ 燕都地势险要雄壮，北面依凭险峻的山岭，南面压制中原和夏地，形势如坐在厅堂高处俯视庭院。本地所生的人马勇猛强劲，辽国虽小，只因取得燕地，便能够控制南北，安坐而获得宋朝的财币。燕地大概是京都的首选，何况如今又有宫殿城阙、井邑街市的繁盛华丽，仓库、府库、武库充实，百官及其家属都防守在其中，并非同从前的陪都可比。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隘，东西绵延千里，山势高峻相连，近在都城畿辅之内，容易据守。皇天原本就是为了限制中外、开创大金万世基业而设置这些地方的。无奈在无事之时，陛下却越过这里而居处草野，轻视价值无法估量的圣躬，贪爱沙漠的清凉，忽视祖宗的大业，这是臣所痛惜的。又说到巡幸所经过的地方，山路险阻而漫长，林谷昏暗迷蒙，上面有悬崖，下面多深沟，‘坐在高堂边缘’的戒惧，不可不加思考。臣听说汉、唐的离宫，距长安不过一百多里，然而汉武帝巡幸甘泉宫，终于中了江充奸计；唐太宗居住九成宫，几乎导致结社作乱的变故。太康年间在洛水弯曲处田猎，后羿据守黄河而使国丧失；魏帝到近郊拜谒陵墓，司马懿乘机窃取权力而篡夺国家。隋炀帝、海陵王虽然恶德已经满盈，人人却都不敢议论，只因他们离弃宫阙，远行巡游征伐，祸患便迅速发生，这些都可以作为殷鉴。臣曾经论述过，安抚百姓、救济众人，即使唐尧、虞舜也认为很难做到；而今天的百姓，依赖陛下的英武，没有兵革之忧；依赖陛下的圣明，没有官吏虐害；依赖陛下的宽仁，没有刑罚冤枉；依赖陛下的节俭，没有繁重的赋税，可以说已经能够得到安定和救济了。至于游猎、纳凉的快乐，不过出于富贵有余之后的享受，安静时想要活动，并不像衣食关系自身那样不可舍弃，停止它是极容易的事。唐太宗将要出行关南，因为畏惧魏征而停止；汉文帝想驰马到霸陵，袁盎进谏便立即作罢。这就是陛下能够实行唐尧、虞舜难以实行的事，却不能停止中等君主也容易停止的事，臣实在不能理解。况且燕京的凉爽，不能和济南相比。陛下在治理济南时，每逢炎热蒸腾的天气，也不离开府署；如今宫禁深处台榭高敞明亮，安闲宁静清和，暑气怎么能够侵入呢？议论者说，陛下向北巡幸已经很久了，每年随驾前往，大小官员前歌后舞而归，如今再次出行，难道就一定会立即不可行吗？臣愚昧地认为，祸患由不加戒备而产生的情况太多了。西汉崇尚任用外戚，因而有王莽之祸；梁武帝喜欢接纳叛将降人，因而有侯景之变。如今连续多年向北巡幸，习惯于没有祸患，前往而不停止，臣对此非常恐惧。明知事情不可行，却仍然冒险去做，那么以后必定会有难以收拾的后患。议论者又说，从前辽国君主春天到水边、秋天到山中，冬夏到巴纳等旧地，至今人们还喜欢谈论，认为那才真正得到快乐的趣味，陛下只是仿效他们罢了。臣愚昧地认为，三代的政令尚且有不能实行的，何况辽国那些错误的举动呢？而且本朝与辽室不同，辽国基业的根本在山北的临潢。我知道他们游玩的地方不过在临潢附近，也没有重山阻隔，冬季还要防守燕京。契丹人以追逐水草、放牧牲畜为业，以穹庐为住所，迁徙没有定处。又因土地狭小，仪仗器物很简略，辎重不多，所以隔三五年才能出行一次，并不是年年都这样。我本朝皇业的根本在山南的燕地，怎么可以舍弃燕地而前往山北呢？上京的人居住在栋宇房屋中，不便迁徙。如今国土幅员万里，只奉一位君主，太平日久，制度大不相同，文物制度日益增广，辎重浩大繁多，随驾的百姓和聚集的人众，几乎超过一百万人。怎么能够年年出行，只为一人的快乐，使每年百万百姓困于劳役、损伤财力，不能各得其所？陛下难道忍心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在合围之时，麋鹿充满围场，其中大而健壮的才捕取几十只来供奉宗庙，其余都释放，不愿多杀；这是陛下的恩惠施及禽兽，却还没有施及随驾的众多臣民。

译议论者说，前代谨守文治的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害怕见到风日，弯弓上马全都不能做到，志气消沉懦弱，筋骨力量拘束柔弱，面临危难便战栗恐惧，束手待毙。陛下鉴察他们有这种情况，因此不怕劳累自身，远行到金莲，甚至到松漠，名义上说是避暑围猎，实际上是想通过劳作来讲习武事。臣愚昧地认为，战争不可忘记，田猎不可废止，宴饮安逸如鸩毒也不可怀抱；但事情贵在适中，不能过度。如今为了防止骄纵懒惰的祸患，先奔向万分之一的危险之途，这和没有病却服药有什么不同？况且想要习武，不必越过关隘，到涿、易、雄、保、顺、蓟等境内，那里地域宽广而平坦，又在国家疆域之中，按时田猎，谁说不可以呢？伏请陛下颁发如丝纶般的诏令，调转北行的车驾，封闭鸡鸣山的道路，安定防守中都，不再向北巡幸；这样，宗社无穷的福祉和天下最大的愿望就实现了。如今海内安定，朝廷尊严，圣人有所作为，本来正是臣下顺从拥护的时候；但臣凭蝼蚁般的生命，进献危急恳切的话，仰面触犯雷霆之威，陷入吏部议罪，小则削除名位，大则身体和首级被分割肢解。为自身打算，难道不是愚蠢荒谬吗？只是希望陛下深思广虑，不因进言者身份卑微而废弃其言，以宗庙和天下为心，俯身听取采纳，那么小臣平素的愿望就能实现，即使死了也如同获得新生。除此之外，臣没有别的企求。世宗采纳了这番意见，于是停止了这次出行。章宗明昌四年将要巡幸景明宫，御史中丞董师中、侍御史贾▯、治书侍御史钮祜禄遵古进谏，认为劳民伤财还只是小事，若发生意外变故，所牵涉的关系就非同小可。圣人效法天地而顺应时势行动，所以每次举动都能万全无失。如今边境尚未驯服，局势反复不定，颇勒格巴斡贪婪暴虐而又强悍，实在深可忧虑。陛下如果询问左右近臣，他们必定有人迎合取悦而说：堂堂大国，何必忧虑他们？但蜂蝎都有毒，祸患往往从被忽视之处发生。如今都城壮丽，内外苑囿足以使皇上安逸；近畿山川中飞禽走兽充足，也足以检阅操练武事，何必动用千车万骑，居住草舍、夜宿霜野，逼近边疆，远远劳烦侦察候望之人，去冒不测之祸呢？皇上没有采纳。董师中等又上疏说：近年水旱成灾，陛下明诏自责，求取谏言，停止不急的劳役，节省无名的费用，天下都欣喜庆幸。现在正当春天开始农作，却急忙派有司修建行宫，按事情轻重衡量，似乎并非急务。况且西北二京、临潢诸路近年来收成不好，又加上百姓承担养马、签发军士、挑挖壕沟等劳役，财力极其困乏，流离者还没有复业，米价十分昂贵。如果扈从人员到那里，又必然推高每日购买粮食的价格，买一升一合粮食的人数以万计；过去由北京等路的商贩供应，倘若因为物价昂贵或粮食不能及时到达，那么饥饿的百姓将再次出现像从前那样杀太尉、毁坏太府瓜果、发出愤怨之言而起兵作乱的事情。

译《尚书》说：‘民情是完全可以看见的，小人却难以保守安定。’ 何况南北两属部落，几十年来一直捍卫边疆，如今被颇勒格巴斡诱骗胁迫，举族倾覆而随之离去，边境动荡不安，这样的情形怎能不令人忧虑？如果忽视它而前往，难道是圣人每举皆全的做法吗？近来太白星白昼出现，京师发生地震，又有北方出现红色气象，到天将亮时才散去；上天显示这些征象，希望能够警醒圣意，修养德行以消除灾变。何况放纵游乐，是古人所戒惧的，从远古周、秦，近至隋、唐以及辽国，都因此而产生祸端，怎能不谨慎？怎能不畏惧？泰和二年，将要巡幸长乐川，刑部尚书李愈恳切进谏说：‘如今戍守的士卒贫困羸弱，百姓骚动不安，三叉尤其接近北部边境，常常需要防备外患。又听说泰和宫处在两山之间，地势狭窄，雨水积涝迅速汇集，本来就不如北宫池台那样优美舒适、幽静闲适。’皇上没有听从。夏四月，李愈又进谏说：‘北部侵占了我国一千多里的旧疆土，陛下不谋求雪耻，却又想向北巡幸。一旦有警报，臣恐怕丞相襄、枢密副使实黙等人不足以依靠。何况皇嗣尚未确立，群臣之心尚未安定，怎么可以远行追求安逸享乐呢？’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奇异。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凭借骑马作战取得天下，却不凭借骑马作战来治理天下；顺应天意取得天下，也要顺应天意守住天下。当四方边境有警、华夏尚未安宁时，四面八方都产生了等待后继君主的心愿，处处都盼望获得新生。有奉行天命、拯救世人的君主，不得已而用兵，事情在于合宜，内心并非以此为乐。等到荆棘丛生的地方被清除，烽火的光芒沉寂，安定时不忘危险，便因时讲习武事。因此春夏秋冬各有相应的事务，称为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设置车辕、竖立旌旗作为门，穿着褐衣、缠束质朴的衣物作为▯。前面的禽兽逃脱，追逐鹿要依靠虞人，这些都不是吕不韦所陈述的厉饰之文；气氛严肃时击鼓三通，戴圣记载了合围的戒令。礼制规定三面驱赶，此外还要整顿军队、搭建营舍，治军并举行大规模阅兵；借此使长幼有序并学习威仪，辨别号令名物并诵读文书契约。显明田野荒地并以此为务，是为了防备战事中发生意外，难道只是沉溺嗜好吗？也不过是举行礼仪罢了。如今国家在玄朔之地兴起统治，习俗形成于弓箭之中。还是潜龙之时，分承天潢宗室的尊贵，驰骋于此尚且不可以；何况飞龙登位之后，承受帝位重任，仍把心思放在这里，怎么能自我轻视？国家每逢春日阳气上升，车驾便向北行；’ ‘秋风屡次带来清爽，大驾向南返回。借田猎之事来选拔车辆和徒众，采集珍奇异物来供给饮食。臣认为这实在太过分了，斗胆竭尽愚诚，希望陛下思考，也不要弃置像割草砍柴之人一样的微言。长达十天、延续一月，出行追逐禽兽，经过细柳的龙台，连接长杨的熊馆。彩虹般的旌旗遮蔽太阳，雷鸣般的鼓声震动天空。九重宫禁的兵卫森严密集，万乘天子的仪仗威严肃穆。奔驰迅疾，往返腾跃，天马纷纷飞驰，斜冲横奔。再加上高冈峻岭、丛生的沼泽和长满树木的森林，道路不只是盘旋千回的山坡，有的甚至如同九折坂一样曲折。臣私下认为，千金之家的子弟坐着时尚且不靠近厅堂边缘；如今陛下富贵无比，怎能频繁冒这样的危险呢？强弓、苦竹箭，长矛、利戈，穷尽山林沼泽来设置网罟，合拢包围圈而纵放鹰犬。云霄幽远空旷，飞禽没有可以逃避的捷径；山谷交错复杂，猛兽没有能够逃脱的地方。禽兽无不折断翎羽、脱落羽毛，角被缠住、蹄被束缚，鲜血溅满荒野，哀号声使人耳中悲痛。臣私下认为，君子看见它们活着，便不忍看见它们死亡；诸侯怜悯牛羊战栗的样子，因而施行仁政。如今陛下禀有圣人的资质，处在圣人的地位，应该充分具备并推行好生之德，推扩不忍之心，怎能屡屡做这种事呢？’ ‘周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周公赞美他；汉文帝每天射狐兔，贾山为此哀叹。至于祭祀俎豆中的祭品，本来应当亲自射取；至于供应宫廷厨房的食物，则有司自会负责。伏望陛下使精神游于太素之境，端正思虑而施行仁政，常常存有爱护万物之心，简少游猎之事，革除连续十天、延续一月的旧例，戒除汉光武帝夜间回宫的过失，使虞舜的德泽施及动植物，使商汤放宽罗网以保全鸟兽的生命。这样，承受恩德的祥瑞就会相继到来，听到圣德之乐的百姓也会随之舞蹈，使有知觉的人民倾心感戴，使尚未臣服的国家向往教化而来宾服。况且在宽广的厦屋之下、细密的旃席之上，公卿在后，师保在前，询问治理之道以调和教化的机理，谋划公正的舆论以使四时和顺，彼此周旋揖让，这不是很快乐吗？又何必亲自劳苦柔弱的身体，在兵马之间逞强，屈身冒犯尘埃，到马嚼子和缰绳之上去取得游猎的快乐呢？所以说：喜好活动不如喜好安静，有所作为不如无为。这才是天下愿意听闻的，也是圣王的大道。’ 御史大夫托克托随从车驾从上都返回，到了鸡鸣山的浑河，皇帝将要在保安州田猎，马突然跌倒。托克托进谏说：‘古代帝王端坐在九重宫阙之上，每天同大臣和博学老儒讲求治国之道；至于放鹰逐狗，并不是他们所做的事。’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世祖的车驾巡幸上都，监察御史崔敬上奏谏防说：‘太祖把上都作为避暑之地，车驾巡幸，每年以此为常。那里有大安殿，有鸿禧、睿思等殿宇，是为了保养圣躬，适合日常起居，存有敬畏之心。如今实喇鄂尔多思，只是先皇用来准备宴饮游乐的地方，并不是平常临朝御政之所。如今陛下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多次降下仁德之诏，只应实行亲自祭祀宗庙的礼仪。即使草木禽兽没有知觉，也未必不会欢悦；而国家多有变故，天道也在变化。臣充任风纪之官，以进言为职，希望大驾返回大内，居于深宫，严格安排宿卫，与宰臣谋求治国之道。万机之余，便命经筵官进讲，探究古今盛衰的原因，光明圣学，这才是宗庙的福祉。’

译成宗元贞二年，监察御史李元礼上奏谏阻巡幸五台说：‘臣听古人说过：“天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社稷的大计，只要是自己见到听到而又不属于职司范围的事情，宰相可以实行，谏官可以进言。”如今朝廷虽然不设置谏官，监察御史的职责属于言路，就是谏官，怎么可以坐视天下得失而一句话也不说，不能对圣治增加万分之一的帮助呢？臣恭敬地看见五台正在创建寺宇，土木工程已经兴起，工匠和役夫不下数万人，附近数路的州县供应和运输十分繁重，男子无暇耕种，女子无暇纺织，各种物品价格飞涨，百姓将要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又听说太后亲临五台，布施金帛以广泛积累福德利益，其中不可实行的事情有五项。为什么呢？现在正值盛夏，庄稼正在茂盛生长，百姓一年生计全仰赖秋收；扈从队伍经过，千乘万骑，不能没有践踏庄稼的事，这是第一项不可行。太后年纪已经很高，亲自劳损圣体，往返暑热道路数千里，山川险恶，不避风日，轻易冒犯雾露，万一调养失宜，后悔也来不及，这是第二项不可行。陛下即位以来，遵守祖宗成法，正是应该兢兢业业保持盈成的时期；凡是皇上的举动，都一定会记入史册，留给万世作为法则。如果记下的事不能成为法则，那还要它做什么？’ ‘这是第三项不可行。财物不会从天上来，全部出自百姓；如今朝廷的费用是往昔的百倍，却又劳民伤财来供奉土木工程，这是第四项不可行。佛是本来自西方的圣人，以慈悲方便为教，不同万物争竞；即使用天下所有珍玩供养他，也不会因此欢喜；即使没有一件东西奉献，也不会因此发怒。如今太后为国家和苍生崇奉佛法、祈求福报，福报还没有获得，却先使圣体劳苦；圣天子又荒废朝夕定省、思念亲人的礼怀，这是第五项不可行。伏愿太后在途中回转车驾，端坐深宫，节俭以涵养德性，安静以调养精神；上可以遵循先皇后的美德，下可以尽到圣天子的孝心，也可以慰藉百姓的期望。这样即使不等待祈福，福也会自行到来。臣元礼错误地担任言路之职，不避僭越而恳切进言不止，实在是因为臣子爱戴君主的心情迫切，希望陛下能够醒悟、听见臣的心声。与其承担不进言的责任，宁愿获罪于敢于进言，天下幸甚。’ 武宗刚即位，就前往上都巡狩，到了赛音布拉克地方。翰林学士王文用上奏说：‘先帝刚刚弃世，陛下巡狩却不按时返回，就无法使百姓得到安慰。应当立即返回京师。况且臣听说，君主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其位而众星环绕，不在于辛勤远行。’皇帝醒悟，当天就批准了他的奏章。文宗巡幸防国仁王寺，在玉泉泛舟。监察御史盖苗进言说：‘如今连续多年收成不好，边境又不安定，正应当恐惧戒惧、修养反省，哪里有闲暇游乐而面对深不可测的水渊呢？’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话，赐给他对衣和上等酒，当天便返回宫中。顺帝时，车驾将要到柳林田猎，御史台官员进谏说：‘陛下正值春秋鼎盛，应当思考文皇帝托付的重任，使天下达到隆盛太平。何况如今赤县的百姓供应劳作繁多，农事正开始兴起，却要在冰雪之地驰骋；倘若发生马匹失足、车辕折断之类的变故，将把宗庙社稷怎么办呢？’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外戚 汉高后立吕氏诸人为三王，专擅权力，处理政事。朱虚侯刘章年仅二十岁，颇有气力，因为刘氏宗亲不能得到官职而愤怒。他曾入宫侍奉高后宴饮，高后命刘章担任酒吏。刘章自己请求说：‘臣是将门之后，请允许我按照军法行酒令。’高后说：‘可以。’酒兴正浓时，刘章进献饮酒歌舞，随后说：‘请允许我给太后讲一首耕田歌。’高后把他当作小孩子畜养，笑着说：‘只是你的父亲懂得田地罢了；你生来就是王子，怎么会知道田地呢？’刘章说：‘臣知道。’太后说：‘那你试着给我说说田地。’刘章说：‘深耕土地，密集播种；禾苗竖立起来希望它茂盛，不是该种的苗就锄掉清除。’吕后沉默不语。惠帝元年，太后临朝称制，商议想立吕氏诸人为王，询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说：‘高帝杀白马立誓说：“不是刘氏而称王的，天下共同讨伐他。”如今封吕氏为王，不符合当初的盟约。’太后不高兴，又询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周勃等回答说：‘高帝平定天下，封自己的子弟为王；如今太后称制，封自己的兄弟和吕氏诸人为王，没有什么不可以。’太后高兴了，退朝。王陵责备陈平、绛侯说：‘当初和高帝歃血订盟时，难道诸位不在场吗？如今高帝去世，太后作为女主，想封吕氏为王，诸位即使想迎合她的心意而背弃盟约，又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高帝？’陈平、绛侯说：‘如今当面在朝廷争辩，臣不如您；保全社稷、安定刘氏后代，您又不如我们。’王陵无言以对。宣帝即位，霍光去世，封霍光哥哥的孙子霍山、霍云都为列侯，任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霍氏的女婿和亲属很多被出任官吏。山阳太守张敞上密封奏事说：‘臣听说，公子季友对鲁国有功，大夫赵衰对晋国有功，大夫田完对齐国有功，国家都酬报他们的官职和封邑，并延及子孙；最终田氏篡夺齐国，赵氏分割晋国，季氏专擅鲁国。’ 所以孔子作《春秋》，考察盛衰，对世代担任卿大夫的现象讥刺得最为严厉。近来大将军霍光决断国家大计，安定宗庙，平定天下，功劳也不小。周公辅政不过七年，大将军却掌权二十年，海内人的命运几乎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当他势力兴盛之时，感动天地，逼迫阴阳，月亮出现异常，太阳发生日食，白昼昏暗而夜间发光，大地剧烈震动裂开，地下生火，天文失常，妖异祥怪不可胜数，都是阴类盛长、臣下专制所造成的。朝臣应当明确说：‘陛下褒奖宠信故大将军，以报答他的功德，这就足够了。’近来辅政大臣专权，贵戚势力过盛，君臣名分不明，请罢免霍氏三侯，让他们都回府第居住。至于卫将军张安世，应当赐给他凭几和手杖，准许他退居休养，按时慰问召见，以列侯身份做天子的老师；用明诏说明这是恩典而不是听从臣下请求，群臣再以义理坚决争取，然后才答应。天下一定会认为陛下不忘功德，朝臣懂得礼法；霍氏世世代代也将没有祸患。如今朝廷听不到正直的声音，却让皇帝亲自撰写诏书，这不是正确的策略。现在两位侯爵被外调，出于人情也不相去甚远；臣以自己的心意推测，大司马及其枝属一定会产生畏惧之心。近臣自己感到危险，并不是周全的策略。臣张敞愿意在大朝会上公开说明这件事的开端，却身处遥远郡国，进言的道路无从通达。内心精微的想法，口头难以表达；说出来的细微意思，文字也难以充分写明。所以伊尹五次投奔夏桀，又五次投奔商汤，萧何推荐淮阴侯韩信，也经过多年才得以传达，何况相隔千里之外，凭借书信文字来说明事情和意旨呢？希望陛下省察。皇上非常赞赏这个计策，却没有召见他。后来霍禹、霍山等谋划叛乱，事情败露，霍禹被腰斩，霍禹夫人显以及各女、兄弟都在市上处死；与霍氏相连而获罪诛灭的有几十家。皇后霍氏被废，幽禁在昭台宫，告发霍氏的人都封为列侯。当初霍氏奢侈，茂陵人徐福说：‘霍氏一定灭亡，因为奢侈就会不谦逊，不谦逊就必然轻侮君上，轻侮君上是违逆正道。’霍氏掌握权力已久，天下人都憎恨他们，而他们又以违逆正道行事，不灭亡还等什么？于是上书进谏说：‘霍氏势力太盛，陛下如果爱护厚待他们，应当及时加以抑制，不要使他们走到灭亡的地步。’奏书上了三次，每次都得到‘知道了’的答复。到这时，有人为徐福上书说：‘臣听说，有个宾客拜访主人，看见主人家的灶炉烟囱直通屋顶，旁边又堆积着柴薪，便对主人说：“把烟囱改成弯曲的，把柴薪移远些，否则将有火灾。”主人没有回应。不久发生火灾，邻里共同抢救，幸而把火扑灭。’ 于是主人杀牛置酒，向邻人道谢；被火烧伤、烧焦的人坐在上席，其余的人各按救火功劳次序入座，却没有记录那个提出改烟囱、移柴建议的人。有人对主人说：‘假如当初听从那位宾客的话，既不用花费牛和酒，也终究不会有火灾。如今论功劳设宴请客，改弯烟囱、移走柴薪的人没有得到恩泽，反而让烧焦头、烧烂额的人做上席吗？’主人这才醒悟，邀请那位宾客入席。如今茂陵徐福多次上书说霍氏将要发生变故，应当预先防备并断绝祸患。假如当初徐福的意见能够实行，国家就不会有割地封爵的费用，臣下也不会有因叛乱被诛灭的祸败。往事既已如此，徐福却独自没有得到表彰功劳，希望陛下明察。’ 宣帝思念报答大将军霍光的恩德，于是封霍光哥哥的孙子霍山为乐平侯，让他以奉车都尉身份领尚书事务。魏相借许广汉上密封奏事，说明《春秋》讥刺世代为卿，厌恶宋国三世担任大夫以及鲁国季孙专权，这些都足以危害国家。自从后元以来，俸禄权力离开王室，政事由冢宰掌握。如今霍光已死，他的儿子又任右将军，哥哥的儿子掌握枢机，兄弟和女婿凭借权势占据军职，霍光夫人显及各女都能出入长信宫，有时夜间奉诏开门出入，骄奢放纵，恐怕逐渐无法控制，应当采取措施削弱并夺取他们的权力，破除他们的阴谋，以巩固万世基业，保全功臣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