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三

译所谓致知格物，就是尧舜所说的“精一”；正心诚意，就是尧舜所说的“执中”。自古圣人以口传心授、并在施政行事中体现出来的道理，只有这些罢了。至于孔子汇集圣学的大成，却因身居其位不得以此施行于天下，所以退而把它记录下来，编成六经，借以向后世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昭示其中的道理。若论本末、终始、先后次序，尤其详细明白的，就是现在戴氏所记载的《大学》篇。因此，承议郎程颢和他的弟弟崇政殿说书程颐，是近世的大儒，确实获得了孔孟以来失传的学问；他们都认为此篇是孔氏遗留下来的著作，是学者应当首先致力的事务，这实在是至理名言。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抛弃旧日习气，不再以无用的浮华文章为务，排斥似是而非的邪曲之说，稍稍把圣意留心于这部遗经，延请访问真正的儒者，把深明其要旨的人安排在左右，以备顾问和研习；使自己的学问和志向充实扩展，务求达到最精纯专一的境地，知道天下国家所以能够得到治理的道理不出于此。然后就会明白体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并独自获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传的道理。这样，再以六经的文字加以考察，以历代的事迹作为鉴戒，在内心预先防范，以应对当世无穷的变化。凭陛下的明圣，而能这样完备地疏浚学问源流、辅助自己的志向，那么将来达到的境界，哪里是臣这种愚昧之人所能估量的呢？然而臣并不是通晓大道的人，以上所陈述的，只是臣从师友那里听到的一些大概和端绪罢了。陛下由此讲习学问而有所自得，必定会有超出臣言语所能达到的地方。只希望陛下深深留意，不要忽视，那么天下幸甚。臣又听说，治理天下国家，必须有一定而不可改变的大计；今天的计策，不过是修治政事、抵御敌国罢了。这并不隐奥难懂，然而计策之所以不能及时确定，是因为受到讲和之说的迷惑。金人与我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此不能与他们议和，道理十分明白。但有人仍然提出这种说法，其意思一定是说：如今根本尚未稳固，形势尚未形成，进攻还没有恢复中原的办法，退守也没有防御敌人冲击的办法；不如用虚礼羁縻他们，趁他们来聘问时派使者答复，请求归还土地疆域，向他们显示我国的软弱，使他们悠闲骄怠，暂时不谋害我国，而我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从容兴修补治，大力做好防备。万一上天悔改而停止灾祸，或者诱导他们内心改变，那么我国最大的愿望将不用牺牲一个士卒的性命就可以实现，既然如此，还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 臣私下认为，既然知道义理上不可做，却还要做，一定是因为认为这样有利无害。但依臣看来，所谓讲和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呢？复仇讨贼、奋发自强的道理，经书中说得十分详尽。陛下聪明而考察古事，本来不需要臣再说一二句，请姑且陈述其中的利害，由陛下选择。议论者所说根本未固、形势未成、进攻不能取胜、退守不能稳固，为什么会这样呢？正是因为有讲和之说。这个说法不废止，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一件能够成功。为什么呢？进攻时没有拼死一决的打算，退守时却有可以拖延苟安的凭借；人的情绪虽然想勉强振作、自我努力向前，但气势早已涣散沮丧，没有人响应了。守卫必定不坚固，出兵必定不勇敢。这不是他们本来的志向如此，而是气势被形势分散，志向又被气势夺去了。因此，今天讲和之说不废止，陛下励精图治的志向就会浅薄，大臣承担责任就会轻率，将士赴战立功就会迟缓，百官也不能全心尽力来听从皇上所要做的事情。既然如此，根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稳固呢？形势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形成？恢复中原又到什么时候才能谋划？守备又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依靠呢？其不可指望，是很明白的。若说用虚礼羁縻敌人，那么他们虽然仁义不足，却凶狠狡诈有余；如果确实有谋害我国的心思，难道会因为区区虚礼而骄惰吗？如果确实有吞并我国的势力，难道会因为区区虚礼而停止吗？若说向他们显示软弱，那就是剖露内心、暴露实情，显示本来就有的软弱，不是有力量却故意显示软弱。这样只会使他们看清我国的底细，知道我国没有谋略，因而更加无所顾忌。即使他们不来进攻，我国倚仗这种办法自我安慰，形势分散、气势被夺，一天拖过一天，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即使拖延十年，又能有什么计划可以成功呢？这样，本来用来使敌人骄惰的办法，反而是在启发敌人、使自己骄惰；本来用来延缓敌寇的办法，反而是在养成敌寇、使自己迟缓。替敌人谋划倒是很妙，却不是我国臣子所应该说的。况且他们盗占中原，每年收取金帛，凭借全盛的势力，掌握议和与否的权力。稍微怯懦一些，就用议和来要挟我国，使我国不敢行动；力量足够时，就大举深入，我国来不及抵挡。他们从容地控制议和，而实际运用的策略常常超出议和范围，所以有利时就伸张，不利时就盘曲收缩，进退都能如意。而我国却正抬头仰望他人，听凭他们决定议和还是不议和。谋划国家的人只怕失去敌人的欢心，却不作长远打算。进取就错失收复中原的时机，退守就使忠臣义士寒心。我国急切地想要议和，志向和谋虑总是陷入议和之中，因此进退两难，进退都失败。自宣和、靖康以来，前后三四十年，敌人专门使用这一计策，击中我国的要害，制定决策、克敌制胜，纵横进退，没有一件不合他们的心意；而我国陷入他们的谋术之中，竟然没有醒悟，危害国家、丧失军队，始终如出一辙。去年的事情，人们都说朝廷大概已经知道了，然而解除戒严不久，敌使又来了。他们对我国有什么忌惮，竟然马上这样做？这又是想用以前的策略在我国身上得逞，而我国仍然没有醒悟。我国接受并答复他们，使节还没有回来，海州的围困已经危急了。他们包藏祸心、反复无常，哪里容易测度？而议论者还想拿已经试过并导致失败的旧谋略来应付他们，难道也不思考吗？至于请求归还土地疆域，希望万一能够得到，这又是极大的不思考。土地疆域本来就是我国的旧有之物，虽然不幸沦陷，难道可以让仇敌掌握给予或剥夺它的权力吗？”

译只看我们的德行和力量怎么样罢了。我们有能力取得它，敌人就不能占有，土地自然会归于我们；我们没有能力取得，敌人怎么肯把凭我国力量不能取得的土地交给我们呢？况且他们能够占有而我们不能取得，这不就明明是我们弱、他们强吗？即使他们把土地给了我们，我们难道就能据有它吗？那样只是敌人得到很大的恩惠，我们付出很大的费用，而所得的土地未必稳固。以前燕云三京的事情，正可以作为鉴戒，难道不应该对此寒心吗？假使万分之一地出现一种实际上绝不可能的情形：敌人确实不欺骗我们，我们要求他们兑现，而我们又一定能够自保、永远没有其他忧患，那当然是好事。然而堂堂大宋不能依靠自身力量收复祖宗的土地，反而向仇敌戎狄乞求，把他们当作国家的臣属，臣即使不肖，也私下替陛下感到羞耻。前些日子派使者回访时，以此作为请求，已经错了。等到陛下继承帝位，天下人的希望一天比一天高，然而赦书下达后却正严令诸将不得进兵，又再次派遣使者告知承继帝位的意思，接着修好议和的礼节，似乎有意一定要使和议成功，坐等土地疆域自行恢复；远近听到这些传闻，顿时大失所望。臣愚昧，不能理解这是什么道理，只私下感叹左右大臣谋划不够周详。古语说：对事情犹疑不决就不会成功，对行动犹疑不决就不会建立声誉。如今敌人以友好姿态来往，我们却没有停止用兵；我国用来应对他们的办法，常常不免出于两种途径而没有确定的策略，难道不就是所谓犹疑不决的事情吗？用这样的号令，使人们的听闻和观察受到迷惑，离心离德、瓦解离散，这就是还没有进攻便已经退却，还没有交战便已经失败。想靠这样成就收复之功，也已经很难了。然而错误发生还不算久，容易改变计划；过去的事情无法挽回，但今后的事情还可以追赶。愿陛下广泛询问大臣，综合采纳群策，鉴察失败的原因，寻求应对的方法，以公正的义理作决断，参照实际的利害，罢黜和议，追回使者；如果使者还没有渡过淮河，仍然来得及。从今以后，关闭关隘、断绝盟约，任用贤能，建立纲纪，整顿风俗，使我国除了修治政事、抵御敌国之外，再没有一丝可以依赖来拖延苟安的凭借，不敢怀有片刻自安的念头。这样以后，将相军民、远近中外，就没有不明白知道陛下的志向，一定要复仇并开拓国土，不再有玩岁愒日的心思；大家互相激励来谋求功业。数年以后，志向坚定、气力充足，国家富裕、军队强盛，于是观察我国力量的强弱、敌人破绽的深浅，从容起兵谋划收复。中原的旧有土地，不归我们所有又将归于谁呢？这只不过稍微延迟几年，等道理具备、形势完整，既名正言顺又实际有利罢了。这与通过讲和请求土地、苟且侥幸而必定不能成功的空想，根本不能相提并论。道理已经很明白了，只希望陛下深深留意，不要忽视，那么天下幸甚。至于四海百姓的利弊，臣认为系于百姓的忧乐；百姓的忧乐，臣又认为系于守令是否贤能。然而监司是守令的纲领，朝廷是监司的根本。想让百姓都各得其所，根本所在也只在朝廷。陛下认为，今天的监司中那些奸贪赃污、肆意暴虐而使百姓受害的人，哪个不是宰执、台谏的亲旧宾客呢？那些已经失势的人，陛下已经查明他们结交营私的情况而斥退了。在势力尚存的人中，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只是陛下没有途径知道罢了。既然如此，哪一件事有利于百姓的安乐，哪一件事有害于百姓的忧苦，陛下即使想听，又有谁会代为承奉，把民间实情传达给陛下呢？臣认为，只要把端正朝廷作为首要事务，那么这种祸患不用多久就会自行革除，而陛下似乎也有意这样做。因为前些日子召集的几位君子，都是天下所谓的忠臣贤士。用来端正朝廷的措施，哪里有比这更重要的呢？然而他们各自才能所长不同，适宜担任的职务也不同。希望陛下对于他们才能较大的人，让他们辅佐皇帝治理国家、主持政体，以辅成天工；对于才能较细的人，让他们居官任职，以兴盛各项政绩。能够处理外事的人，让他承担掌管军务、经略方面的责任；明白治国体要的人，让他担任拾遗补过的谏官。又让他们各自推荐所知道的人才，分布在各个职位上，共同谋划天下事务。使关系疏远但贤能的人即使在远处也不遗漏，关系亲近但无能的人即使在近处也一定舍弃。不要因为先入之见而造成偏听偏任的讥议，不要过分厚待私恩而触犯待人不够公正的戒律。进退取舍，只考察公论所在，那么朝廷端正以后，内外远近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监司选得合适的人，之后各州郡的得失才能够知道；郡守选得合适的人，之后所属县的治理好坏才能够察知。加重他们的责任来要求成效，举荐善行而惩罚恶行。这样一来，凡是所谓有利于百姓、使百姓安乐的事，就没有不举措实行的；凡是所谓使百姓受害、使百姓忧苦的事，就没有不革除的。还哪里值得劳烦圣上忧虑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今天急忙降下一道诏书，明天推行一件事情，想要惠及百姓却反而增加扰乱的，有的是；想要兴利却反而加重祸害的，也有的是。事情纷乱琐碎，既不是君主之道所适宜的，宣布奉行也只是做给人看、取得表面美誉罢了，又有什么补益呢？何况如今旱灾和蝗灾四处发生，百姓的粮食将要缺乏，谋划宽减赋役、准备赈济救养、使流亡者归来并消除盗贼的方法，尤其在于守令是否得人，而其根本所在又另有所在。愿陛下深深留意，不要忽视，那么天下幸甚。天下的事情到了今天，没有一件不是弊病重重，难以全部陈述。以进献意见的人如此之多来说，他们或许已经大略说尽了。然而寻求其中所谓最重要、最先务而不能拖延的事情，就是这三件。讲学，是为了明白道理，在事前引导；定计，是为了在事后养成气势并加以督促；任用贤能，是为了修治政事，在其中调理贯通。天下的事情没有超出这三项的。臣伏惟陛下趁此初政，端正根本、慎重开端、自己成就明智命运的时候，因时顺理、乘势有为。对于这三句话，深加考察采纳，果断而努力地实行，以使天下获得幸福。这样，凡是所谓多得无法尽述的事情，只要见于议论者的言辞，并且符合公正义理、切合利害计策的，自然会依次处理，各得其所。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求治之心，却不能用正确方法达到治理；

译即使有达到治理的办法，却不能按照正确次序去实行。一旦恭敬节俭、劳苦忧勤过度，到了难以承受而又看不到成效的时候，最终也会因循怠惰而一事无成。这难道是天下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所盼望的陛下即位初心吗？到了那时，即使想后悔，臣恐怕也只会更加劳烦圣上忧虑，而成功的期限无法预料。何况旱灾蝗灾的灾害，遍及方圆数千里。陛下刚开始施政，清明行义还没有过错，上天却显现出如此赫然严重的警戒，其中一定有原因。臣愚昧地认为，这正是上天深厚仁爱陛下的表现，不等到政事有过、行为有失就先降下警告，来启发圣心，使盛德大美自始至终都完整无缺，没有可以被非议挑剔之处。就像商代中宗、周宣王因灾异而修养德行，最终实现中兴一样，也应当在这三项策略上屡加反省，赶快谋划实行，以顺应民心，来报答天意。凭陛下的圣明，必定能够妥善处理此事。愚臣所担忧的，只是议论者不能深思灾异所以发生的原因，认为其中难免有改革变更；有些事情或许不是太上皇帝的意思，陛下便不应该实行，以免违背亲长的心意。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臣恭敬地思考，太上皇帝至公无私，德行与天地相合，临朝御政三十年，经历艰难、办理百事；他任用人才、创制政事，都是因时循理，以应对事变，从未拘泥于某一种固定说法。先后始末各有不同，就像春夏秋冬的变化彼此相反，却共同成就一年的功业；存养精神、感化天下，其中没有丝毫私意凝滞。他之所以能够超然远离帝位，像脱下鞋子一样舍弃万乘之尊而不以为难，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推究他把帝位传给陛下的心意，难道不是认为陛下一定能够讲明并光大帝王之学，继承尧、禹的事业吗？难道不是认为陛下一定能够复仇、开拓疆土，以增光祖宗吗？难道不是认为陛下一定能够任用贤能、修治政事，使百姓得到安宁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臣所陈述的，正是用来大大奉行太上皇帝遗留谋略、庇护后世的圣心，并帮助成就陛下尊亲、承继父志的圣孝。议论者却想拘守一时偶然的事迹，只照着其中一两件去做，并以此作为太上皇帝的本心，这就是拿事物有形的粗浅表象来说明天地变化的神妙，难道不是错误吗？况且古代禅让授受的美善，没有比尧舜更盛大的；但舜承受尧的禅让，在二十八年之间，对礼乐、刑政作了许多改革变更。其中大的事情，如举用十六位贤相，都是尧没有举用的；罢黜四凶，都是尧没有罢黜的。然而舜不认为这是嫌隙，尧不认为这是罪过，天下人也不认为这是错误。这些事载在《虞书》中，孔子记录下来作为大典，垂示万世法则。何况臣所陈述的，并不是要把太上皇帝的一切约束制度全部改变，也不是把他认为低下的抬高、认为尊贵的贬低，然后全部更换设置。因循、改革、减损、增益，只看是否合乎义理罢了，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陛下又有什么可疑虑和嫌避的呢？希望早日谋划实行，以使天下得到幸福，不要怀疑臣的计策。至于进攻和防守的关键、形势和制度的安排，臣没有学习过，不敢妄加陈述。然而臣私下听说，上游督师一向声望很轻，黜陟任用不当，已经在实际结果中得到验证；下游戍守的军队，竟然直接放弃淮甸，使长江的险要与敌人共同占有，这正是古今共同忧虑、愚智都感到困惑的事情。臣虽然鄙陋昏暗，也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况且如今秋气已经高爽，敌情难以测度，传闻纷扰，都说敌人或许会再次采取去年的举动。虽然虚实尚不可知，但这两件事确实关系到强弱安危的形势，其变化只在呼吸俯仰之间，紧急程度还不足以形容。希望陛下也一并留意，臣不胜至诚愿望。臣凡庸愚昧，没有学问，前些年冒昧参加有司主持的群试，太上皇帝赐予我末等名次，使我得以忝居官禄。后来又错误地听信别人说法，蒙受过分征召，恰好因疾病滞留而未能前进。如今血气更加衰弱，精神更加耗损，退居山野田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仰报大恩。臣敢借明诏，竭尽愚诚，冒死上书陈奏。臣迂腐疏陋、狂妄妄言，不知避讳，触犯权贵近臣，切直批评政事，罪当万死。只希望陛下哀怜宽赦，并责罚其中冒犯天威的罪过，臣无比震恐戒惧，俯伏等待治罪。朱熹权发遣南康军事上奏说：臣伏见三月九日陛下关于臣所奏之事所下的申敕，要求监司、郡守逐条陈述民间的利弊，全部上报，不得有所隐瞒。臣以平民儒生的身份，蒙受圣恩，待罪于偏远军垒，竟得遇仁圣之君求言求治；陛下不因臣地位疏远而间弃，臣怎敢不尽心竭虑，以符合诏书的要求？然而臣曾经忧虑，进献言论的人不顾天下国家的大体，却罗列细小事情来显示忠诚；听取言论的人不察天下国家的根本大计，却揭发隐微之事来显示明察。因此进言虽然很多，实际上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听取言论虽然广泛，实际上也不能穷尽天下的善政。臣确实没有才干，但不敢只拿浅薄的见解、小小的言论来仰奉明诏。只希望陛下对于其中关系重大的内容加以垂听并审慎实行，那么天下幸甚。臣曾说，天下国家的大政务，没有比体恤百姓更大的；而体恤百姓的实际措施，在于减省赋税；减省赋税的实际办法，在于治理军队。至于以治理军队、减省赋税作为体恤百姓的根本，又在于人君端正自己的心术，以建立纲纪罢了。董仲舒所说的“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百姓不可不体恤，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才知道，也不必等到明察的人才说出。然而要了解他们憔悴困穷的实际情况，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臣请从臣所管辖的郡推论，然后再依次说明施行措置的办法。臣谨按，南康作为一个郡，土地贫瘠，物产生长不旺盛，水源干涸浅少，容易得到也容易干涸；人口稀少，谷价低贱而伤害农民，本来就已经是贫困的地区。可是它的赋税尤其沉重，与其他地方相比，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民间即使尽力耕种，所得收益有时还不足以缴清税赋，必须另外经营谋生，才可以补足缴纳官府的数额。因此百姓没有固定的志业，生活没有安定的依靠，不肯尽力从事农桑来为子孙作长远打算。幸逢丰年，便低价卖出粮食，只求苟安于眼前；一遇水旱灾害，便扶老携幼，四处流徙，把自己的田地房屋看得与旅店的房舍没有区别。大概只要走出郊外四处望去，荒废的田地、破败的房屋到处都是。因此臣自从到任之初，就曾具奏请求暂且把星子一县的税钱特别赐予蠲免减收；又曾具文申报提举坑冶司，请求代为奏请把夏税中折纳木炭的价钱酌量减免若干。木炭钱已经蒙受圣慈曲加恩准，唯独减税之事，漕司正在审度，准备上报版曹。

译如果能够再次蒙受圣恩，特别依照臣的请求办理，那么一方憔悴困穷的百姓从此或许就有重新获得生机的希望了。然而按臣的估计，南康接境的江州、饶州等州，土地贫瘠，像南康这样的不只一个郡一个县；赋税像这样重大沉重的，也不只一种税、一类物品。如果不大力整治，深切加以体恤，即使有时在其中稍稍宽免一些，也好比拿一杯水去救一车柴薪的火，恐怕仍然不能收到大的效果；而剥皮敲骨吸髓般的祸害，必将越来越深、越来越酷烈，最终无法挽救。国家元气日益消耗，根本日益受伤，一旦不幸发生方圆数千里的水旱灾害，百姓横向溃散、四处流亡，将会达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不知道陛下将怎样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是臣所说的百姓憔悴困穷而不可不体恤的情况。至于臣所说的减省赋税、整治军队，请再为陛下说明。拥有田地就要缴纳田租，这种制度已经很久了；而如今民间特别以赋税沉重为苦，正是因为两税的收入全部被朝廷拿去供给军队，州县再没有剩余。两税收入既然全部用于供军，数额就有定数，期限就有定限，又有贴纳水脚、转运输送的费用，州县都不容许有所宽缓和减免。州县既没有剩余来供给官吏、养活军队，而朝廷发下来的离军归正等人员又没有限度，支出费用日益增加，无处筹办，于是不得不在两税之外另立名目，巧取于民。比如缴纳粮米时收取损耗，从七斗八斗一直加到一倍、两倍还不停止；预先借支官物，从提前一年、两年一直到三年、四年还不停止。此外又有月桩、移用等各种杂额，抛卖乳香，科买军器，寄招军兵，打造铁甲等事项，从版曹总所一直到漕司，上下相承，层层催逼。今天追究书吏，明天提审知州、通判，官吏无从应付，只好一概向百姓索取。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补偿旧欠、支应眼前；即使明知一旦被发现便会因违法获罪，也顾不上了。自身获罪尚且无暇顾及，又哪里有空闲去体恤百姓呢？由此看来，今天百姓贫困、赋税沉重，其由来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不清理军队实际情况，去除浮冗人员和虚费，民力确实不可能宽缓。然而国家困缩在东南，恢复中原的功业尚未完成，为了养兵固守边境，常常忧虑力量不足，因此军队又不能马上削减。臣私下认为，只有选拔将领和官吏，核查兵籍，才可以节省军费；开垦扩大屯田，才可以充实军粮储备；训练民兵，才可以增加边境防备。如果确实能够实行这三件事，再不时拿出禁中钱财来补充经常性开支，百姓的负担或许就可以减轻。如今将帅的选拔，大多是富贵人家的愚笨子弟、服役杂流之人，只把奔走应答当作才能，把送礼托关系当作事业。他们一向声望很轻，既不受军士佩服，而他们得到这种差遣，所花费的金钱已经不可计算。因此到了军中，只务求搜刮剥削，经营买卖，用各种办法搜罗钱财来偿还债务；债务还清以后，又另生贪求，越发肆意征取。上面用来供奉权贵、求取升迁，下面用来装饰子女、满足私欲，全都从这里取得。至于招募收录、简选阅核、训练习武、抚慰士卒等军中的急务，往往都无暇顾及。军士既困于刻剥，又苦于差役；其中有才能的人得不到优待，不成器的人反而可能受到亲近宠信，怨怒积聚而无处申诉。平时他们就已经有悍然不服的心思，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又怎么能够依靠呢？至于军中子弟，也有一向熟习弓马、通晓战阵的人，按惯例却都不肯到本军投募；朝廷反而责令州郡分摊，白白耗费钱物，拖拉征集矮小、短缺、生疏而无用的人来补充军额。以上这些问题，无论根本末节、大小轻重，没有一处不相互错乱。而所谓将帅，私欲已经满足、钻营谋求也有成效，便可以收拾行装上路，指望把其他军队的积存当作自己的资财。因此近年以来，掌管军队的大臣迁调更换得很快，甚至有一年之内更换两次的。这样不仅军中的利弊无从深入了解，冗兵和浮食的人员日益增多，这些人所盗窃浪费的财物，以及送旧迎新、各种支出的费用，也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至于总管馈运输送事务的人，也都依仗隐秘势力，勾结行贿受贿；他们催督征发东南几十州的膏脂骨髓，名义上说是供给军队，实际上用车船运送到权贵宠幸之家的财物，多得无法计算。至于屯田、民兵两件事，又只是欺骗敷衍，小人借此窃取官职的资历，却没有听说取得丝毫、尺寸可见的成效。所有这些弊病，天下人谁不知道？然而掌管事务的大臣一点也不敢向陛下说一句，只是一味催促州县，使它们急迫征收横征的赋税，残害国家的根本。他们欺骗陛下时却说：这样国家就可以富裕，这样军队就可以强盛。陛下也听到这些令人高兴的说法，却没有追究实际情况，往往错误地加以奖赏宠信，授予他们事权。因此近年来，这类人都获得高官厚禄，志得意满、意气扬扬，而百姓日益困苦，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生活希望。民间有见识的人彼此私下议论，暗自感叹，认为这是最大的祸患，也是必将到来的忧患，近在朝夕之间，只是陛下独自还不知道罢了。如今的办法，如果想整顿军队实际状况来减轻百姓负担，就必须把以前所做的一切完全反过来，然后才可以有所希望。授予将印、委以财利之权，都出自朝廷公议，这样就可以断绝馈赠请托的私情；务必选用忠诚勇敢、沉着坚毅、确实经历过战阵并曾建立功劳的人，这样就可以革除轻率授官、任用非才的弊端；没有馈赠请托的私情，刻剥百姓的风气就可以改变。将领选得其人，军士就会又敬畏又爱戴，奋发自励，按时搜阅，冒名占籍、白吃军粮的人也不能容身其中。选得其人而且长期任用，就能使上下相安，遇到缓急可以有所依靠，又可以节省迎送费用。裁汰的军卒，以及所有从北方归正、添差任满的人，都可以安置到屯田中，使他们与百姓混杂耕作，并逐渐减少他们的请给。其中有才干勇力、熟习事务技能的人，就按照品秩计算，多给他们一些田地，因而任命他们为什伍之长，使他们教导部众熟习驰马射箭、击刺和行伍的法令。停止各州招募军人的命令，改为招募各军子弟中勇猛的人，另行授给田地，使他们隶属于尺籍。总的说来，应当使这些办法同现行的屯田、民兵制度互相配合，内外相辅。

译选择老成忠实、通晓兵务和农务的人，让他们主持这件事，授予重权，长期任用，不要贪图小利，不要急于求取眼前的功效。等到他们果真能够逐渐减少各处屯驻、坐吃粮饷的士兵，稍稍减少州郡供养军队的数目，然后再议定考核功绩、增加官秩，并继续任用他们。这样经过十几年，自然会逐渐显现成效。如果在成效尚未能立即显现的期间，想赶快设法解除州县民间当前的急迫困难，那么希望陛下严肃诏令主管财政、负责输送赋物的大臣，暂且从现今积存的金、谷、绵、绢数目中，每年酌量拨出三二十万，视州县贫乏情况，特别免除其起运上供官物的三至五成，由此款代为输纳。以后军籍核实，屯田建成，民兵训练完毕，那么上述酌量拨出的数目就可以逐渐减少，而州郡免除起运的数目则可以逐渐增加。州县的财力事务已经更加宽裕舒缓，然后就可以禁止苛刻征敛，责令它们以宽仁体恤办理岁课，并且按时考核；这样不但可以革除加耗、预借、非法科敷等弊端，还可以根据土地肥瘠、税额轻重而均衡减免，如此庶几使穷困百姓能够保全生业，不再有流离漂荡的念头。各地荒闲土地也应当逐步有人开垦播种，而国家赋税也应自然充足，逐步增加盈余，不必等到督促逼迫，国家就真正可以富裕，军队也真正可以强盛了。这就是臣所说的节省赋税、治理军队的主张。至于所谓根本在于端正心术、建立纲纪，那不是臣职分所应当涉及的事情。然而天下万事的根本源流正在这里，即使想避而不谈，也做不到。况且臣前些时候在隆兴初年，错误地蒙受诏命入对时，已经略略陈述过其中的大概了。现在请冒死再次为陛下把这番道理讲完。所谓纲，就像网有网纲；所谓纪，就像丝有丝纪。网没有纲，就不能自行张开；丝没有纪，就不能自行理顺。所以一家有一家的纲纪，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纲纪。乡里总属于县，县总属于州，州总属于诸路，诸路总属于台省，台省总属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同天子共同裁决可否，发布政令，这就是天下的纲纪。然而纲纪不能自行建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党反侧的私心，然后纲纪才有所依附而建立。君心不能自行端正，必须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堵塞私曲邪恶的道路，然后才可能端正。古代先圣先王之所以设置师傅之官、安排宾友之位、设立谏诤之职，都是为了在前后左右从旁辅导防护、维持扶持，唯恐这颗心在片刻之间偶然失去正道罢了。推究其中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天下的根本在于此；一旦不正，天下万事就将没有一件能够得到端正，所以不得不谨慎。如今天下的事情，正如前面所陈述的，也可以看出来了。陛下想体恤百姓，百姓的生计却日益困窘；想治理财务，财用却日益匮乏；想整顿军队，军政却日益紊乱；想恢复疆土，却还不能向北进取中原一寸土地；想报仇雪耻，却还不能把单于的脖颈系住，把月氐人的头颅拿来饮酒。这是什么原因呢？宰相、台省、师傅、宾友以及谏诤之臣，都没有履行职责，而陛下所亲近、所共同谋议的，不过是一两个近幸之臣罢了。这一两个小人，对上蛊惑陛下的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的大道，却喜爱卑下的功利之说；不喜欢庄士的直言，却安于私下馈赠的鄙陋姿态。对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中贪图利禄、没有廉耻的人，文臣武臣分别聚集，各自进入他们的门下。凡是他们所喜爱的人，就暗中替其援引，提拔安置到清要显贵的职位；凡是他们所憎恶的人，就暗中诋毁，公开肆意排挤。通过交结输送货赂，他们所盗取的都是陛下的财货和任命之权；卿置将领，他们所窃取的都是陛下的权柄。即使是陛下所谓的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有的反而出入他们的门墙，迎合揣测他们的意旨。那些幸而能够自立的人，也不过是小心自守，从来不敢说一句话斥责他们。那些特别害怕公众舆论的人，才略微能够惊退驱逐其中一两个党徒；但既不能给他们以重大打击，最终也不敢明白指出他们钱袋、巢穴所在。等到他们势力形成、威权树立，朝廷内外都一窝蜂地趋向他们，使陛下的号令和黜陟，不再出自朝廷，而出自这一两个人的门下；名义上说是陛下独断，实际上却是这一两个人暗中掌握权柄。他们所破坏的，不只是陛下的纲纪，甚至连陛下用来建立纲纪的根本也一并破坏了。于是天下忠臣贤士深深忧虑，长声叹息，不愿安享其生；而贪图利益、没有廉耻、敢于作恶的人，则从四面纷纷挽袖而起，求取满足自己的欲望。既然如此，百姓又怎么能够得到体恤？财赋又怎么能够得到治理？军政从哪里修整？疆土从哪里恢复？宗庙的仇耻又什么时候能够洗雪呢？臣实在愚钝，不能抑制心中的愤懑，因而想到臣从前入对时，得以竭尽狂妄浅陋的见解。陛下不但赦免臣而没有诛杀，后来十八年间，还两次蒙受收召，五次受到任命提拔。虽然臣愚昧昏暗，自知对世道没有用处，又被疾病和忧患牵累留滞，有时不能亲自拜受恩命；然而陛下了解臣，不能说不深；怜悯臣，也不能说不厚。只是臣却独自畏惧懦弱、藏身退缩，眼看天下纲纪废弛紊乱，百姓困苦到了这种地步，却不能拼死出言，为陛下说清楚，这就是陛下没有辜负臣，而臣辜负了陛下。今天幸而遇到圣明之主，广开言路，而臣的官守又正好属于可以进言的范围，在这种时候仍然不说，那么臣的罪过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清。因此臣冒死直言。伏望陛下曲加宽容赦免，留心审察，奋发刚断，首先端正圣心，斥退疏远奸佞邪恶之人，建立纲纪，使四海困穷的百姓得到幸福，那么臣将感到无比幸运。冒犯斧钺之威，臣怀着仰望天颜圣德、战栗等待命令的至诚心情。

译朱熹任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时，上奏说：“臣以卑微浅陋的资质，蒙受圣上知遇，至今已经多年了。两年以来，承受的恩典层层叠加，比从前更加深厚；回头看同辈，没有人能与臣相比。臣感激之深，本来就有语言难以说明的地方。然而臣私下想到，臣狂妄的言论触犯忌讳，虽蒙陛下听取采纳，不以此治罪，但臣伏候数月，却没有看到这些意见有稍许施行。臣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承受陛下非同寻常的恩典，也不知道应当从何处做起。因此惭愧恐惧，长久不得安心。没想到陛下又想召臣入见。臣愚昧地从这里揣度圣意，更加不知道陛下究竟是什么意思。若认为是想听取臣的策略，那么这些话臣已经陈述过，却不能采用；若认为是想再加恩意，那么宠遇已经很厚，也没有什么可再增加的。两者之间，都没有恰当的理由，这就是臣所以徘徊退却、恳切叩辞而不能自已的原因。然而陛下仍未答应臣的请求，于是臣又反复思考。前日进对时，口头陈述的主张，是疾病突然发作所迫，其中仍有没有说完的地方。臣曾请求以封事上达圣听，但久久不敢进呈，难道不是陛下偶然记起臣，想最终听完这些话吗？还是另有原因呢？” 臣不得而知。然而君父的命令已经两次下达，作为臣子的却坚定地躺在家中不赴召，臣对此实在感到不安。其中臣深深忧虑的，只是怕进见以后，所说的话最终仍不能采用，又白白像前次那样窃取误承宠遇；这样臣在辞谢和接受之间将十分为难，最终还会获罪。因此臣就借着前次的请求，把所要说的话全部陈述出来进献。臣想，即使让臣来到陛下面前，所说的也不过如此。伏望圣上慈悲，幸加阅览省察。如果认为这些话是对的，就依次实行，那么臣的志愿便万分满足；退居岩穴，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万一圣意一定要臣前来，那么臣也不过是求得一望圣颜，然后恳请归去罢了。如果陛下看出这些话果然没有可取之处，那就说明臣所学浅陋，再没有别的本领；即使冒昧进用，陛下又将拿什么来任用臣呢？不如因臣的恳请而允许臣退职休养，这样还足以使君臣双方都有所保全。何况陛下朝廷的侍从班列中，正有人制造流言来中伤善良，倡导横暴的议论来胁迫上下；他们的巧谋暗计，又比前日无所顾忌、妄自发作更加严重。陛下不要让臣轻易触犯他们的锋芒，再次走上已经覆亡的旧路。” 臣私下观察今日天下的形势，像一个人患了重病，从内里的心腹延伸到外在的四肢，几乎没有一根毛发不受疾病侵扰。虽然在起居饮食方面还没有达到妨碍日常生活的程度，但那种危险逼迫的症状，在高明医生看来，早已一看见就逃走了。必须得到像卢扁、华佗那样的人，给他服用神奇的丹药和良剂，为他洗涤肠胃，除去病根，然后才有希望获得安全。如果不是这样，病势就会一天比一天深，而病人自己还不知道，这实在令人寒心，已经不是庸医和普通药物所能救治的了。所以臣前日的奏章，特意引用“药不使人昏乱眩晕，疾病就不能痊愈”这句话，意思就是为了说明此事，只是所说还没有完。天下的事情，应当进言的多得不可胜数，只是按次序还有没有轮到的，臣没有时间一一说完，暂且只就天下的根本和今日的急务，深切地为陛下陈述。天下的根本，就是陛下的心；今日的急务，则是辅导太子、选任大臣、振兴纲维、改变风俗、爱护养息民力、修明军政这六件事。臣请冒死把这些全部陈述出来，只希望陛下留心听取。臣之所以把陛下的心看作天下的根本，为什么呢？”},{ 天下的事情千变万化，端绪无穷，但没有一件不是以君主的心为根本的，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君主的心端正，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一件不是出于正道；君主的心不正，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一件能够由正道产生。因为不只是赏赐所鼓励的、刑罚所威慑的事情，都会随着君主心意的趋向而变化，势必有不能自已的地方；而且在相互观察、彼此感化之间，风气转移得非常迅速，作用还要更加明显。因此，君主以微小的身躯居于深宫之中，他内心的邪正，似乎不是别人能够窥见的；但它显现在外面的征验，常常如同十双眼睛在注视、十双手在指点，根本无法掩盖。这就是大舜所提出“惟精惟一”的告诫、孔子所说“克己复礼”的道理，都是为了端正我们这颗心，使它成为天下一切事务的根本。这颗心既然端正，目光就明察，听力就聪敏，一举一动都合乎礼法，自身没有不端正的地方；因此所做的事情不会有过分或不足，能够把握中道。即使天下这样广大，也没有一个人不归附于我的仁德。臣谨按《尚书》记载，舜告诫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的心体本来具有虚灵、知觉，其实只有一个；然而却说有“人心”和“道心”的分别，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人的知觉，有时产生于形体血气的私欲，有时源自天性本然的正道，而作为知觉的根源各不相同，所以有时危险不安，有时精微难见。然而人没有谁不具有这种形体，因此即使是上等智慧的人，也不可能没有人心；人也没有谁不具有这种本性，因此即使是下等愚昧的人，也不可能没有道心。这两者混杂在方寸之间，如果不知道怎样治理它们，那么危险的就会更加危险，微妙的就会更加微妙，天理的公正最终便无法胜过人欲的私心了。所谓“精”，就是明察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而不使它们混杂；所谓“一”，就是守住本心的正道而不使它偏离。致力于此，丝毫不间断，一定要使道心常常成为一身的主宰，而使人心时时听从它的命令；这样，危险的就会安定，微妙的就会显明，一举一动和言语行为自然不会有过分或不足的偏差。又考察《论语》：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就是仁。”“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就归附于仁。”“实行仁德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所谓仁，是本心全部的德性；所谓己，是一身的私欲；所谓礼，是天理的节制和条文。人的本心所具有的全部德性，没有不是天理所成就的；然而既然有了这个身体，也就不能没有人的私欲来加以损害。

译所以实行仁德的人，必须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礼，这样所做的事情就都合乎天理，本心的德性也重新在自己身上完整起来。本心的德性既然完整，即使天下这样广大，也没有一个人不归附于我的仁德。然而其中的关键本来就在于我自己，而不在别人。每天都克制私欲，不把这件事看作困难，那么私欲就会涤荡殆尽，天理就会流行，仁德便可以无穷无尽地发挥作用。这是大舜、孔子所说的话，臣冒昧地谈论了实行这些道理、用力修养的方法，大致如此。伏望圣明鉴察！然而，邪正的征验显现在外面，首先表现在家人身上，其次表现在左右近侍身上，然后才能通达朝廷并影响天下。如果宫闱之内端庄、严肃、整齐、肃穆，后妃具有《关雎》所称的德行，后宫没有以盛饰争宠的讥议，妃嫔如贯鱼般依次有序，没有一个人敢倚仗恩宠私情而扰乱典章常法、收受贿赂而进行请托求情，这就是家中的端正。退朝以后，从容安息，贵戚近臣、携带的仆从、宦官和宫中执事陪侍在左右，各自恭敬地履行职务；君上畏惧“不恶而严”的威严，臣下谨慎遵守“戴盆”的戒诫，没有一个人敢勾通内外、窃取威权恩福、招揽权势、买取宠幸，以至扰乱朝政，这就是左右近侍的端正。从内廷禁省直到外朝廷，二者之间洞然通达，没有一丝一毫的私邪夹杂，然后发布号令，群臣听从而不疑；进用贤能，斥退奸邪，众人的心志全都服从；朝廷纲纪因而能够振作，没有受侵扰的忧患，政事能够修明，没有徇私偏阿的过失。这就是朝廷、百官、六军、万民都不敢不出于正道，而治理之道得以完成的原因。内心一旦不正，那么上述几方面本来就不可能得到端正；上述几方面有一处不正，却说内心是端正的，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因此，古代的圣明君王都战战兢兢、勤勉不懈地持守这颗心，即使处在纷华扰动之中，或在幽静独处、容易放纵自己的地方，对于怎样做到精纯专一、克制私欲、复归于礼，都如同面对神明、如同站在深渊山谷边一样谨慎，从来不敢有片刻松懈；但仍然担心在隐微之处或许有所差失而自己不知道，所以设置师保之官来启发、开明自己，安排谏诤之职来自我规劝、匡正；至于饮食酒浆、衣服居处、器用财贿，以及宦官宫妾的事务，没有一项不由冢宰之官统领，使君王前后左右的一举一动、一静一止，无不受到有关官司法度的约束，不留下丝毫空隙，不让片刻之间有机会隐藏哪怕一点私心。虽然凭借一人之尊、深居九重深宫之中，却凛然常常如同站在宗庙之内、朝廷之上。这就是先王的治理所以能够由内而外、从细微到显著，精纯洁白而没有一点瑕疵遮蔽的原因；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教和功业，至今仍然可以作为后世效法的准则。臣私下看到《周礼·天官·冢宰》一篇，正是周公辅导成王、为后世垂示法则之处，用意最为深切；如果想知道三代君主端正内心、真诚意念的学问，考察这一篇就可以看见其中的实际。伏望圣明鉴察！陛下请试着按照这些道理思考：我所说精纯专一、克制私欲、复归于礼并持守本心，果真曾经有过这样的功效吗？我们修养自身、整齐家庭并端正身边左右，果真曾经有过这样的成效吗？宫禁省署内部的事情，臣固然有不能知道的；然而不见其形而观察其影，不看见其内而看外部的表现，那么爵位赏赐的泛滥、货赂的流行以及街巷中的私下议论，早已多得无法胜数了。臣私下从这些迹象窥察，恐怕陛下在家庭内部所作的修治，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至于身边近侍和受宠幸之人的私情、恩遇过分，过去渊觌、说抃等人势焰炽盛，震动一时，如今已经无须再说；唯有前日臣当面奏陈的事情，虽蒙圣上慈悲曲加开导说明，但臣愚昧的内心认为，这类人只应让他们守门传令，供役于洒扫除尘，不应借给他们权势、尊崇和官位，使他们得以在宫内施展邪媚、制造淫巧来动摇君心，在宫外建立门庭、招揽权势来连累圣政。至于他们有才无才、有罪无罪，本来都不应成为问题，何况他们有才正好用来作奸，有罪之后难道还能再任用吗？又如从前主管丧事、奉钦命主持几筵的事情，远近听闻后无不暗自发笑。臣不知道国史会怎样记载，野史会怎样记录，传播到敌国、流传于后世时，又会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呢？即使其中另有曲折，正如陛下前日向臣解释的那样，陛下又怎么能在每一家都安排一个人替您解释，让每个人都明白呢？受过刑、品行卑劣的小人，本来不同于常人，反而竟能迷惑圣心，损害圣德，到了这种极点；而公卿大臣拱手旁观，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来挽救这种过失，臣开始痛心的正是在这里。等到臣来到都城，又知道掌握这种权势的并不只是这一个人，侍从之臣中也已经有人出自他的门下。臣看到，陛下即位以来，臣下稍有见识的人，没有不把这件事作为进言内容的；但既然都没有得到听取采纳，严重的甚至因此获罪，所以近年以来再也没有人说这些话了。大概是因为知道其根基牢固、不可动摇，说了也没有益处，只会造成冲突，以至于所说的其他事情也不被采用，所以只好把这件事置之度外，先议论次要的问题。不仅如此，也是因为过失刚刚萌发时，人们第一次看见，觉得异常，才争相进言；等到时间久了，见闻习惯了，便把它当作寻常事情，不值得再说。正如近几年冬天打雷、秋天下雪，时时发生，人们于是也不再觉得奇怪；然而这难道是可以视为常理的事情吗？只是臣愚昧昏暗，不懂得审时度势，所以今天仍然再次议论这个人人忌讳、厌恶谈论的人和事；虽然幸而没有受到阻拦、诛责和斥退，却也没有看到任何施行的举措。

译臣私下思考，若要使陛下听取疏远之人的意见，并驱逐平日深深宠爱信任的人，确实是很难做到的事；然而这件事的利害臣已经在前面陈述过，臣更加忧虑的是，恐怕这种情形不能成为后世圣君的法则。伏望陛下深深为宗庙社稷和子孙万世考虑，忍痛实行，天下将感到极大的幸运。至于收受钱财的渠道，又不在士大夫，而专在将帅那里；臣前日也曾冒昧当面奏陈，陛下告诉臣说，确实应当深入察究并严厉惩处。臣退下后才听说，陛下对于环列之中的宦官，已经有所更换安置，于是知道陛下本来已经深察其中弊端，并不需要等待别人进言；然而陛下还没有公开纠正其罪过，反而以崇高资序、重镇之地宠待他们，使他们安然处于这种地位，这些无知小人还有什么忌惮呢？何况内外将帅中不这样做的没有几个，陛下也没有推究同类而把他们全部罢黜。臣私下听道路传闻，自从王抃被驱逐以后，各将领的差除任命，多出自这个人之手；大概王抃与此人专门替各将领与内侍交通，收受贿赂买官，得到内侍的意旨后，向军中暗示，按等第论荐，以此欺骗陛下，实际上是将帅与内侍之间的掮客。如今虽然把他罢去，却没有纠正他的罪行；又听说从前鄂帅克剥的事情，也是此人在内外奔走营救，终于使罪人漏网、进言者获罪，朝廷内外至今都为此感到不平。后来又有人匿名张贴揭榜，揭露他的过恶，也被施以杖刑并发配。这不只是处置太过偏颇，足以成为圣政的累赘；从此以后，便再没有人敢进言揭露诸将的罪行。让小人掌握重兵，有的处在宫禁周围、君主肘腋之间，有的处在江湖千里之外，而朝廷内外竟没有一个人敢揭露他们的奸恶，臣深恐这对国家大计很不妥当。前代的鉴戒其实也并不遥远，伏望陛下稍稍留意圣虑。陛下耗尽百姓的膏血来供给军费，本来实在是不得已；然而作为军士的人，反而从来不能得到温饱，严重的还要砍柴、织草鞋，拾取屋舍粪土来勉强度日。更严重的，甚至使妻女涂脂抹粉，倚在市门旁求食。怨骂、诽谤、悖逆、违背常理的话，甚至有不堪听闻的。一旦有紧急情况，臣不知道陛下还能倚仗什么？这些都是将帅巧立名目，层层盘剥、聚敛搜刮，暗中夺取军士的粮饷赏赐来扩充自己的财产，同时向近幸之臣行贿，以图谋升迁任用。他们彼此已经满足之后，才不时拿少量财物名义上称作羡余，暗中供奉宴饮私享的费用，把士卒的怨怒祸害嫁给陛下。而且幸而陛下一旦接受了他们的献纳，后来即使知道他们有罪，也不能再追究了。出入宫禁、充当心腹的臣子同将帅在外交通，彼此共同欺骗蒙蔽陛下，竟到了这种地步，哪里有一丝一毫爱戴陛下的心呢？而陛下却没有醒悟，反而宠信防护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人。以至于宰相不能议论任用处置是否得当，给事中、谏官不能议论任命授官的是非。由此看来，陛下端正身边左右的做法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已经很清楚了。况且“私”取得这个名称，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据有已经分给自己、只有自己独占的东西，不能同外部相通的称呼。所以以普通匹夫来说，就把一家看作私有范围，不能把它同乡里相通；以乡人来说，就把一乡看作私有范围，不能把它同国家相通；以诸侯来说，就把一国看作私有范围，不能把它同天下相通。至于天子，凡是上接苍天所覆盖、下至大地所承载的地方，没有不是自己职分内所有的，也没有一处不能相通，那么还为什么要有私心呢？如今因为不能战胜一念之间的邪念，以至于产生私心；因为不能端正家人和近幸的缘故，以至于有了私人。用私心任用私人，就不能没有私费；于是内里损耗正规经费的收入，外面接受羡余的献纳，以至于形成私人财产。陛下上承皇天所生之子的身份，完全负责管理上天所覆盖的一切，使天下没有一处存在私而不公的地方；上天把这些交付给陛下，实在并不微小。可是陛下不能充实扩大这份职责，反而自行割裂它，使其变得狭小，于是天下万事的弊端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这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臣私下听说，太祖皇帝改建大内，工程完成后，宫殿和御用正殿敞开重重宫门，回头对侍臣说：‘这就像我的心，稍微有一点邪曲，人人都看得见。’臣私下认为，太祖皇帝并没有专门从事文字言语之学，但他方寸之间的心地正大光明，正与尧舜之心完全相合；这就是他开创华夏、为后世留下无穷福泽的原因。伏望陛下远考前代圣人，近以皇祖的训诫为法则，专一地克制端正内心，那么无论远近，谁敢不归于正道呢？伏望圣上明察。如果从时势的利害来说，天下的形势，合则强，分则弱。所以诸葛亮告诫他的君主说：‘宫中和府中都应当成为一体，升迁、处罚、褒奖、贬斥，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和行忠善之事的人，应当交付有司评议其刑罚和赏赐，以彰明陛下公平清明的治理，不应当因为私人关系而使宫内宫外采用不同的法令。’当时昭烈帝父子凭区区蜀地抗衡天下，计划以十分之九的力量谋取中原，以复兴汉室；凭借诸葛亮的忠诚智慧进行深谋远虑，而其策略不过如此，可以说是深知时务的关键，并且暗合先王的法度。蜀地本来就小，如果在其中又把公与私分成彼此不同、如同两个国家一样，那么就是想凭梁州、益州的一半去图谋吴、魏的全部；而且对内亲近小人、对外排斥君子，废弃法令、保护奸邪，使内部产生的东西日益侵害外部，公正所建立的东西总是不足以胜过私情，那么这两个国家又会彼此攻伐，内部的私欲总是获胜，外部的公义总是失败。外有邻敌的忧患，内有阴邪的祸害，日夜夹攻而不停止，作为国家已经十分危险了。从义理上说既然如此，从利害上说又是这样，那么今日的事情如果不早日端正，臣恐怕陛下虽然劳心求贤，却只要有一处被这个问题妨碍，贤人就一定不能任用，所任用的全是庸碌、昏乱、奸佞巧诈之人；虽然勤于建立政事，却只要有一处被这个问题阻碍，善政就一定不能建立，所实行的全是阿私苟且的政令。日往月来，养成祸患的根源，而贻福后世的谋划尚未长远，辅相的职责没有修明，上面的纲纪败坏，下面的风俗败坏，百姓忧愁、士兵怨恨，国势日益衰弱；一旦突然发生意外，臣私下感到寒心，不知道陛下将怎样收拾后果。既然如此，臣所说天下的根本只在陛下一心，难道还不应当急切惶恐地设法端正它吗？

译臣昨天当面奏陈的奏札中有一段说：‘伏愿陛下从今以后，每当一个念头萌发，就一定谨慎地察看它：这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呢？如果确实是天理，就恭敬地扩充它，不使它稍有阻塞；如果确实是人欲，就恭敬地克制它，不使它稍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没有一件不以此裁断。知道是对的就实行，实行时只怕力量不够，不应担心力量过度；知道是错的就除去，除去时只怕不能果断，不应担心果断太过；知道是贤能的就任用，任用时只怕不能专一，聚集时只怕人数不够，不应担心形成朋党；知道是不肖的就斥退，斥退时只怕不够迅速，除去时只怕不够彻底，不应担心有所偏私。这样，圣心洞明通达，内外融通透彻，没有一丝一毫私欲能够夹杂其中，天下的事情将完全由陛下施行，无不如同心愿。如今恐怕日子久了，根本已经不存在，所以再次具奏，伏望圣上明察。至于辅导太子的主张，臣前日所说数世相传的仁德，只是已经略微显露端绪，还不敢全部说尽。’ 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对他的辅导不能不谨慎，这一点在《保傅传》中说得很详细。陛下圣学高明，贯通古今，理应不必等臣说明就能明白。然而臣曾私下奇怪，陛下调护东宫的做法为什么如此疏忽简略呢？由前面所议论的事情看来，难道不是因为陛下自我治理尚且没有摆脱疏略，因而也把这种情形当作理所当然而不加考虑吗？自从王十朋、陈良翰以后，东宫僚属中名声被称为得人、能够称职的已经很少了；而且有时还让邪佞、轻薄、卑下、庸碌、荒妄之辈参杂其中。所谓讲读，不过姑且应付文书、凑足人数，未听说有规诫辅正的功效。至于从容相处于朝夕、陪侍太子游宴的，又不过是几名使臣和宦官罢了。皇太子天性聪慧，早年成熟，对事理的阅历也已深厚，似乎不需要辅导；然而人心难以保证，气质习惯容易受到污染。习惯于正道就正，习惯于邪道就邪；这就是古代圣王教导世子时，必定选择端方正直、道术广博、见闻丰富的士人同他居处，又令他驱逐邪人、不让他见到恶行的原因。古代常常在细微之处谨慎防范，不等到他有过错之后才规劝。如今三代制度虽不可详考，姑且按照唐代六典来说，东宫的官属中，师傅、宾客负责辅导，而詹事府和左右春坊实际上仿照天子的三省，所以由詹事、庶子统领，选任十分重要。现在师傅、宾客已经不再设置，詹事、庶子徒有名义而没有实际职权，左右春坊于是直接由使臣掌管，实在太轻率、太疏忽了。立了太子却不设置师傅、宾客，就无法启发他尊重老师、亲近朋友、尊崇德行、喜爱道义的心；只让春坊使臣侍奉左右，就无法防止他嬉戏轻慢、亲昵狎亵以及奇邪之人杂然进用的祸害，这已经不是小事了。至于皇孙，德性尚未定型，见闻尚未广博，更不能同皇太子相比，因此保养教育的措施尤其不能不严密；而今天东宫和王府的官属又尤其不完备，责任尤其不专一，难道主持此事的人也有尚未想到的地方吗？臣认为应当严令大臣，讨论前代典故；东宫除现已设置的官职外，另行设置师傅、宾客之官，使他们同太子朝夕相处；罢去春坊使臣，使詹事、庶子各自恢复原有职掌。宫中的事务，一句话传入、一项命令发出，都必须经过这里然后才能通达。又设置赞善大夫，仿照谏官来规劝过失。王府则应当稍微依照《六典》中亲王府属官的制度，设置傅、友、咨议掌管训导，设置长史、司马统领各项职务；精心选拔年高有德之人，不混杂其他才材，全部设置为正式官员，不兼任其他职务，明确他们的职掌并责成取得成效，这样官属就大略完备了。陛下还应当按时召见他们，使他们陪侍宴游，从容启发诱导；凡是古代先圣先王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治理天下的要道，以及陛下正在奉行并已经取得成效的事情，还有陛下努力仰慕却尚未达到、惭愧悔恨却尚未免除的事情，都一一详细地告诉他们。这样，圣子神孙都将能够得到陛下心传的精妙，宗社的安定、纯厚功业的巩固，就可以流传永久而无穷了。这是今日急务中的第一件。臣看到近日圣诏命令皇太子参与裁决各项政务，这表明圣虑深远，将使皇太子按时熟悉国家政事的得失。然而臣的愚见认为，让他熟习政务不如勉励他修养德行；何况皇太子在东宫培养德性将近二十年，对于天下的事情，大概不必再学习也没有不熟悉的。臣只是担心他端正内心、修养德行的学问还没有达到，而对于物欲私心仍不能免于牵累，那么即使熟习政务，也可能不能在取舍之间自行决断。所以臣私下议论辅导培养尚未达到要求，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陛下对此再多留意而已。伏望圣上明察。至于选拔任用大臣的主张，臣前面所说陛下劳心求贤而贤人不能任用，已经略微说到端绪了。凭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情一定要得到刚强明断、公平正直的人才可以任用吗？之所以常常得不到这样的人，反而容许鄙陋之人窃据职位，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一念之间不能撤去私邪的遮蔽，平日私下的爱好和受宠近侍之流，不能完全依照法度行事。如果任用刚明公正的人担任辅相，就恐怕他们会妨碍我的事情、伤害我的人，使我不能任意行事；因此在选拔之时，总是先排斥这类人，把他们置于考虑范围之外，然后选取那些疲弱懦怯、软弱圆滑、平日不敢直言正色的人加以揣摩；又从其中挑出最为庸碌浅陋、确定可以保证不会有所妨碍的人，然后提拔安置到职位上。

译因此任命诏书还没有发布，而所要选取的人已经预先定下；姓名还没有公开，朝廷内外已经预先知道此人绝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所以凭陛下英明刚断、世所罕见的才略，所选来辅佐自己的，却从来没有像汲黯、魏征那样的人，反而常常任用像秦桧晚年那样的执政者和台谏官。秦桧以人臣身份窃取国家权柄，害怕忠言使君主觉悟、从而揭发自己的奸恶，所以专门选取这一类人来堵塞贤人的道路、蒙蔽君主的心，这是他权势所迫而不得不采取的做法。陛下尊居帝位，威权福柄都在自己手中，又何必依赖这些人，却要同他们共同处理天下政务，使自己蒙蔽聪明、亲自破坏纲纪，让天下承受他们的弊害呢？选用他们的原因既然如此，选拔就不可能精当；选拔不精当，任用就不可能慎重；任用不慎重，他们自我担当的态度也就轻薄。用最庸碌的才能担任最轻慢的职责，那么虽然名义上是大臣，实际上不过是供给应诺、奉行文书，以求不失去自己的职位和资级，所作所为同吏卒一样罢了。要说他们能够辅佐圣德、整修朝政、振兴纲纪，不必等到聪明人，也知道他们一定做不到。再低下一级，就只会作奸欺骗、培植党羽、收受货赂，使陛下的朝廷混浊紊乱了。其中尤其严重的，甚至过了十多年才败露离职；然而那些排列在后面、希望依次补缺的人，又已经不过是这类人罢了。大概从他们担任台谏、侍从时，所作的选择就已经如此；后来又挑选其中尤其庸碌的人加以提拔任用，那么陛下常常不能得到天下贤才来委任，也就不奇怪了。然而当初任用他们时，也只是说姑且希望他们不要妨害我的私意罢了，哪里知道他们妨害天下公义，竟到了这种地步呢？陛下如果试着反过来审察这种心意来求取人才，那么差不多就可以得到贤才了。大概不要寻求那些能让自己高兴的人，而要寻求那些能使自己畏惧的人；不要寻求只会迎合自己心意的人，而要寻求能够辅佐自己的德业、不担心自己承担的责任不重，而常常担心自己所委任的责任还不够重；不要为燕私和亲近之臣一时的打算，而要为宗庙社稷和百姓万世无穷的打算。陛下如果真能依此选取人才、依此任用人才，却还说得不到合适的人，那么臣就不相信了。这是今天的第二件急务。至于振兴整肃纲纪、改变风俗的说法，也就是臣前面所说的勤于建立政事却始终不能建立善政的情形，臣已经说明了其中的端倪。凭陛下忧劳勤勉、希望天下大治的心意，已经没有不到之处，难道会不希望纲纪振作、风俗美善吗？只是陛下在一念之间还不能除去私心邪念的蒙蔽，所以朝廷之上忠臣和邪臣混杂进用，刑罚和赏赐不能分明；士大夫之间志向趣味卑下污浊，廉耻败坏。可是仍把这些看作事理本来如此，不想办法振作激励、纠正革除。大概内心明正，然后才能整齐外在；自己没有这些弊病，然后才可以责备别人。如今宫省之间本是禁密之地，天下不公正的行径、不正派的人，反而能够在其中藏身盘踞；陛下所看见、所听到的，无非是不公不正的事情，于是这些事情熏染消磨，使陛下喜爱善行的心意不能显著、憎恶邪恶的意志不能深切，其危害已经难以尽述。等到他们作奸犯科时，陛下又不能狠心割舍私人的宠爱，把他们交给外廷议论，按照有司的法律办理；因此纲纪不能不受到损害，而对外施行的政令，也因此不愿深究严办。比如近年方伯、连帅，曾有人因有[原文“▯”字疑为“赃”]污不法而被告发。审讯尚未结束，却已经下令让他出任郡守；等台臣提出意见，便给他祠禄，并把此事说成是他自行陈述请求。至于那些被他藏匿、共同作恶的人，又不再逮捕交付狱官，只名义上降职，实际上是把这件事解散了。这虽然是宰相曲意包庇乡党来欺骗陛下，但臣私下认为，陛下并不是完全没有察觉他们的欺骗；陛下心里一定以为：人情各有偏私，我既然想满足自己的私心，那么他们也想满足自己的私心；君臣之间颜面情分安稳熟悉，势必不能不稍加宽容。并且以为即使如此，也还没有严重妨害政事，却不知道这样败坏纲纪，使朝廷内外听闻后私下非议、街巷议论，都产生轻侮朝廷的心思；奸赃官吏则都受到鼓舞，互相庆贺，不再畏惧陛下的法令，这也不是小事。又如廷臣争论配享之事，其中邪正曲直本来各有所在，却一概不问，把双方都罢黜。监司挟持私怨诬陷郡守，却不问谁是谁非，双方都罢免。监司借酒使性凌辱郡守，也不问谁是谁非，双方都给祠禄。宰相结党营私，辜负任用使命，却曲意加以保全，让他离去。台谏顾念私人恩情，暗中拱手不言，陛下也不追问。有些人起初从小官被提拔为台谏，三四年间只知趋附应和、迎合上意，不能明白提出一件事情，却年年升除、岁岁迁转，达到选任的最高等级。有一天议论到一两个武臣的罪恶，便立即贬为郡守，不给他正式职名。近臣有的近来主管东畿，有的远镇西蜀，一旦遭到流言攻击，便详细查究、逐项分析，无所不用其极。等查究分析的结果上报，发现传闻不实，造谣的人却安然无事，一点呵斥也没有。山陵诸使贩卖辟阙等职缺，烦扰官吏百姓，御史提出意见，也不予处置，甚至有人反而得到越级升迁。御史论及畿漕，名义上补入卿列，实际上却剥夺了他的权力。对他们所弹劾的人，即使酌量稍加贬抑，随后仍接着提拔任用。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只有主张亲近之臣这一件事，赏赐必兑现，惩罚必执行，毫不宽贷；除此以外的百事，大多致力于包容迁就，曲直是非一概不问。似乎听说圣意认为这样处理，才算公平。这确实是尧舜的用心。然而臣对此私下有所疑虑。如果推究根本，臣在前面已经冒昧论述过了。只就“平”这个字来说，臣对《易》象中“物平施”的话，私下很有感触。古人想要做到公平，必定衡量事物大小高下，并根据这些决定施予的多少厚薄，然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公平。如果不问是非曲直，平等对待，那么善人常常不能伸张，恶人反而侥幸免罪；把这种做法当作公平，正是造成最大不公平的原因。

译所以即使是尧舜那样的治理，既然举用元凯，也必定放逐共兜。这就是《易》象所说的“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善是天理本来如此，恶是人欲的邪妄，因此上天运行的规律，既降福于善而降祸于淫恶，又把赏罚的权力交给主管政事的官员，使他们能够补助上天祸福所不能完全达到之处。既然如此，做人君的，怎么能不谨慎执掌这一权柄，努力承顺天意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深加留意：从臣班之中，贤能与否尤其混杂，甚至有人终年闭口不言，听不到一句有益于圣听的话，却只知随群逐队，排挤别人、连续补缺。那些凶悍狡黠的人，竟敢制造流言、发表横议，正如臣前面所陈述的；宰相害怕他们的凶焰，反而阻挠公议而顺从他们。台谏也不敢把这些事报告陛下，更不敢请求治他们的罪。臣听说古代圣王广泛求取贤哲之人，让他们辅佐后代。既然如此，今天正是广泛求取贤能、把他们安置在官位上的时候。但这些人的志趣操守不谨慎，害怕损害自身，竟敢暗中制造谗言，公然肆意胁持，以实现奸谋，不为国家打算。希望陛下慈悲，秘密降旨询问。陛下看待这样的纲纪，认为如何？难道不应当反求自身，赶快采取措施振兴整肃它吗？上面的纲纪不能振作，所以下面的风俗日益衰颓败坏。这种祸患形成已经很久了，而浙中尤其严重，大多习惯于柔弱媚人的姿态、依违附和的话语，把不分辨是非、不辨明曲直当作得计。下属侍奉上级，本来就不敢稍微违逆他的心意；上级统治下属，也不敢稍微拂逆他们的情感。只要是自己的私意所在，便千方百计地经营谋划，一定要达到目的才罢休。严重的甚至把金珠当作肉干肉酱，把契券当作诗文来馈赠。宰相可以用财物引诱，就引诱；宰相的亲近之臣可以打通关系，就打通。亲近之臣只知求取所得，再也没有廉耻。父亲教导儿子，兄长勉励弟弟，都使用这种手段，不再知道忠义名节的可贵。这种风俗形成以后，即使贤人君子也免不了受到它的影响。一旦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的人出现在其中，便群起讥笑排斥，指称他是道学之人，加给他矫激的罪名。上面迷惑圣明的听闻，下面鼓动流俗。从朝廷之上直到乡里民间，十多年来，人们用“道学”二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像崇宁、宣和年间所谓“元祐学术”，排斥贬辱他们，一定要使他们无处容身才罢休。唉，这难道是治理天下的事情，竟还忍心再说吗？更严重的是，竟敢当众公然宣称，认为陛下曾说如今天下幸好没有变故，即使有守持节义、为义而死的人，又有什么用处。这话一传播开来，使有识之士极为忧虑。臣因此知道，这一定不是陛下说的话。守持节义、为义而死的人，在平常安定无事的时候，确实好像没有什么用处。然而古代君主之所以一定急切地求取他们，是因为这样的人面临患难能够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么在太平时期一定能轻视爵禄；面临患难能够竭尽忠节，那么在太平时期一定不会奸邪随从。平日无事时得到并任用他们，君主的心志就会在上面端正，风俗就会在下面美善，足以预先折挫奸邪的萌芽，暗中消除祸患的根源，自然不会真的发生守节死义之事。这并不是说一定预知后日会有变故，所以预先储备这些人来应付它。只是有些人平日自恃安宁，便认为这类人才必定没有用处，专门选取一类不讲道理、没有学识、看重爵禄、轻视名义的人，认为他们不务矫激，便加以尊宠。因此纲纪一天天败坏，风俗一天天苟且，非常的祸患潜伏在幽暗之中，突然在意料之外爆发；平日任用的人纷纷转身投降叛变，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共同承担患难。这样，往日前被排斥、流落在外的人，才又不幸地显现出他们忠义的节操。从天宝年间的叛乱看，那些将相、贵戚和受宠近臣，都已经在叛贼朝廷叩头投降；而起兵讨伐叛贼的人，最终到了杀身灭族也不后悔的地步。像张巡、许远、颜杲卿这一类人，不过是远方下邑、君主连面貌都不认识的人。假使唐明皇早日得到张巡等人并任用他们，难道不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吗？张巡等人如果早被唐明皇任用，又何至于真的作出守节死义的举动呢？商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这就是有识之士对那些人的言论深感忧虑的原因。臣虽然知道陛下圣学高明、见识谋虑深远，决不会产生这种议论，但每当想到小人竟敢假托圣训来掩盖奸恶，而其危害竟足以严重挫伤天下忠臣义士的气节，臣也未尝不痛心疾首，不敢把有识之士的忧虑当作过度的担心。陛下看待这样的风俗，认为如何？难道不应当反求自身，赶快采取措施改变革除吗？这是今天的第三、第四件急务。至于爱护养育民力、修治整顿军政的说法，民力不能充裕，是由于私心没有克服，也由于宰相、台谏失职；军政不能修治，是由于私心没有克服，也由于亲近之臣得以谋划军帅人选。这几种说法，臣都已经在前面极力陈述过了。现在请就民力不能充裕一事推究说明。臣听说虞允文担任宰相时，把版曹每年收入中那些必定可以核实指认的项目，全部取出，称为年终羡余之数，输送到内帑；至于那些名义上有、实际上没有，积累拖欠、只是空载在簿籍上而无法催收办理的项目，则拨还给版曹。他的说法是：内帑的积蓄，将用来预备日后用兵进取时随时需要的费用；而版曹目前的经费，本来已经不缺少岁入之数。听他的话确实甘美动听。然而从此以后，二十多年间内帑每年收入不知有多少，却把它当作私下储藏，交由私人掌管；宰相不能按照制度和贡赋调度节制其收支，版曹也不能凭簿书稽核其存亡。它每天消耗、每月损减，用来供奉燕私费用的，不知有多少了。可是何曾听说他们能用这些钱像太祖皇帝所说的那样换取敌人的首级呢？只是使版曹经费日益缺乏，督促催逼日益严峻，以至于废除祖宗以来破分的良法，必定以十分足额征收为限；认为还不够，又制定考核监司、郡守功过优劣的办法来诱迫他们，不再问他们施行政教的得失，只把能够剥削百姓、供奉上级的人当作贤能。于是朝廷内外顺应这种风气，争相实行苛刻急迫的政令；监司明白告谕州郡，郡守明白告谕所属县邑，不必留心民间事务，只要致力催督财赋。这就是民力受到严重困困的根本原因；至于税赋之外没有名目的赋税，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类，还没有论及。

译臣恭敬地看到，祖宗旧法规定：凡州县催收办理官物达到九成以上，称为“破分”，各部门立即停止催收，版曹也置之不问。由此州县可以用余下的钱粮互相补助，贫民稍有拖欠，也可以拖延一些时间等待蠲免；恩惠从朝廷施及乡里，君民双方都得到满足，公私都便利，这实在是不可更改的良法。前些时候自曾怀掌权，才废除这项法律，全部清理州县旧欠，认为其中有隐漏，全部拘束催收；于是民间税物一分一毫都必须足额缴纳。曾怀凭此得到进身，终于取得宰相之位，而百姓所受的伤害、冤痛日益加深。得到财物而失去民心，尚且已经不可取，何况如今政务烦琐、赋税沉重，百姓最终流亡；所谓财物，也将没有可以取得的道理。如果不早日救治，必定造成深重危害。臣每次读《大学》末章，看到其中论述小人被任用来治理国家，灾害一并到来，即使有善人也无可奈何的话，言辞恳切痛切，未尝不使臣寒心。只希望陛下稍加留意，赶快发布德音，以使天下获得幸运。其次，陛下所任用的宰相不能选择朝廷内外的大吏，只根据私人情感的厚薄；所任用的台谏不能公正地进行纠察弹劾，只根据自己爱憎是否痛快。因此监司、郡守多半任非其人，而其中贤能的，有时反因举办公务、履行职事触犯台谏而遭到斥逐。至于监司人数太多，事务权力不能归于一处；铨选之法虽然严密，县令却从未择取合适的人，这又是法令中尚有不完善的地方。然而根本端正，这些问题就不难处置；根本不端正，即使偶然实行这些措施，臣恐怕不但看不到好处，反而会有害处。又曾经就军政不能修治一事推究说明：臣听说近来诸将谋求升进，必先搜刮克扣士卒来增加私财，然后用这些钱财结交陛下的私人，求他们把自己的姓名传达给陛下的贵将。贵将得到姓名后，就把他交给军中，让军中从什伍编制以上逐级保明；称说他的才能武艺足以担任将帅，然后详细写成奏牍，向陛下举荐。陛下只看到层层推举、案牍齐备，确实以为这是公正荐举，可以得到人才，哪里知道他们已经讨价还钱，像晚唐的“债帅”一样呢？仅这一件事，有耳朵的人无不听到，有嘴的人无不谈论。然而由于他们门户幽深、行迹诡秘，所以没有途径窥见他们私下交通的实际情状；因此即使有人说起，陛下最终也不相信。将帅是三军的司命，而选择任置将帅的方法竟乖谬到这种地步，那么那些有智谋、勇力、才能和谋略的人，谁肯压低心志、低头屈身到宦官宫妾的门下呢？这样，陛下所得到并任为将帅的，都是庸俗之人和奔走供役之徒，本来不知道兵法谋略、军队纪律是什么，只把能够克扣剥削放在首位，把交结关系作为图谋。陛下不知道其中缘故，却还希望他们修治整顿军政、激励劝勉士卒来增强国势，难道不是错误吗？然而将帅任非其人，所造成的弊害不只是士卒受害。推究其危害的极点，还会波及百姓。将帅如果任得其人，军籍就会严明，储蓄就会充足；屯田得以建立，漕运就会节省。如今的将帅既是这样，当然不能指望他们核实军队实数、充实储蓄。至于屯田，他们尤其不愿亲自经营，所以朝廷不得不另设使者主管治理；但军屯士众依靠的是拨发调遣，又不得不让军队参与其中。然而听说他们占据保护军人，不肯招募愿意耕种的人去屯田，反而强迫那些不愿意的人前往。到了屯田地点便懒散不耕，反而危害百姓的田地。屯田使者是文官，他们的力量大概有所不能制服，因此陛下想办这件事十分迫切，却长期不能成功。屯田不能建立，漕运就烦琐耗费；各州的苗米有时甚至全部起运，却没有粮食供给本州军队，于是加耗、斛面等弊端纷纷产生，百姓更加困苦。又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类，往往也是因为供给军队的缘故而不能废除。如果屯田建立起来，各路所需的供给减少，那么这些项目大概就都可以禁止了。如今却不是这样，这就是设置将帅不当，而危害足以波及百姓。以上这些问题，根株深固，枝条广阔，不是早晨改变、晚上就能除去的。然而追究它的根本，也只在于陛下反求自身。圣心如果确实没有不正，就一定能够拿出内帑的钱归还版曹；版曹不至于极度缺乏，就一定能够恢复破分之法，废除考核优劣的科条，以宽解州县。圣心如果确实没有不正，就一定能够选择宰相来选任牧守，选择台谏来公正地纠察举劾。圣心如果确实没有不正，就一定能够严禁宦官与军将相互交通，把选任将帅的权力交给宰相。宰相如果确实任得其人，就一定能够替陛下选择将帅来振作士气，核实军队实力，扩大屯田来节省漕运。从上面的朝廷到下面的州县，治理百姓、主管军队的官员既然都任得其人，然后再明白诏令宰相商议裁减监司人数，精心选择人选，重视他们的责任。又诏令铨曹按照县政事务的繁简分为等级，经常切实询问天下官吏中能够治理县政的人，不拘泥于是否有人荐举，不限制资格高低，登记他们的姓名，依次补任最繁剧的县。果真有治理成绩，就优待提拔；不能胜任职责，就贬黜退职。凡州县之间没有名目、不合情理的供给，以及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政令，其中非常严重而可以革除的，可以逐步革除，那么民力差不多就可以得到宽解了。至于屯田的利益，依臣愚见，应当让大将招募军士，让屯田使者招募流民，各自设置屯田，彼此不相牵制。屯田的供给、授田、考核督察、赏罚等，政令都由各自所属机构自行安排处置。军中本来有将校，可以不必另设官吏。屯田使者则听任他征辟设置三五名属官、任用一二十名供差遣的人，以备使令。又选择一名熟悉兵农事务、兼且了解军民情况的从官担任屯田使，总体治理两司事务，沟通奏请，催促各方应办供给。又按照岁时巡行察看，考察他们勤劳或懒惰的实际情况，实行诛罚和奖赏。这样，两个屯田机构彼此争相努力，各自致力于建立功绩，田事可以成功，漕运可以节省；各路以往不得已而未能完全革除的无名不合理供给、横征暴敛政令，如今也可以全部禁止，民力差不多就会更加宽裕。这是今天的第五、第六件急务。屯田一事，依臣的策略，也应当等将帅将来任得其人之后，才可以施行。

译如果将帅仍然像今天这样，臣恐怕只会白白破坏漕司已经取得的成果，对将帅和军屯的实际事务没有补益。只是请求陛下下令，趁着这次水灾之后，广泛招募流离失所的闲散民众，同时实行民屯的办法，以等待看到成效。仍请诏令漕臣更加切实地询问尚未完全查明的利弊，分条具奏上报，然后根据事情逐项商议，及时安排处置，差不多可以使已经形成的成果不至于动摇，不至于轻率地废弃败坏。伏乞圣明裁察。以上六件事，都不能拖延，而它们的根本在于陛下的一片心。一心端正，六件事就没有不端正的；一旦有人的私心欲望夹杂其中，那么即使想要耗尽精力、劳苦身心来求得这六件事端正，也将只是徒然做成文饰形式，天下的事情反而更加不可治理。至于这就是所谓天下最大的根本，也是急务中最急迫的事情，更不能稍有迟缓。只希望陛下深加留意，赶快谋划实行。假使这个根本确实端正，急务确实得到修治，却仍不能取得治理成效，国势不能强盛，中原不能收复，仇敌不能消灭，那么臣请求伏受斧钺诛杀之刑，以向陛下谢罪。即使陛下想赦免臣，臣也不敢接受。然而臣又私下听说，如今士大夫的议论，与臣不同的并不止一种；等推究它们的实际内容，却都属于似是而非的说法。那些喜欢因循守旧、以无事为乐的人说：陛下年纪渐渐高了，而天下也幸好没有事情。年纪渐高，血气不能不衰弱；天下无事，就不应当再让庸人来扰乱。那些奋发激励、主张有所作为的人又说：祖宗积累的愤恨不能不宣泄，中原失去的故土不能不收复；把这些作为事务，圣心不用劝勉就会自然奋强。若舍弃这些而不谋划，即使想要鞭策激励、有所作为，也没有可以指向和仰望的目标作为标准，最终也只能归于萎靡罢了。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臣却一概认为不对。喜欢因循的人，只知道圣人的血气有时会衰弱，却不知道圣人的志气没有衰弱的时候；只知道天下有事时不能苟且求安，却不知道天下无事时尤其不能有丝毫懈怠。何况今天的天下，难道已经可以说没有事情了吗？况且以卫武公来说，他已经九十五岁了，仍然在国内进行规诫警告，寻求规劝谏诤，又作《抑戒》诗来自我警戒，让人早晚诵读，始终不离自己身边。他的年纪难道还不很高吗？但他戒慎恐惧的心，难道因此稍有衰退吗？何况陛下看卫武公的年纪，还不到他的三分之二，而所承担责任的重大、所处地位的尊高，又有十百千万倍于卫武公之处。臣虽然不肖，又怎敢先把陛下置于卫武公之下，直接说陛下不能做到呢？况且天下的事情，并不是艰难多事最值得忧虑，而是安逸享乐如饮鸩毒最值得畏惧。即使功业成就、政治安定，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去做，也还应当早晚警惕，处在安定中思虑危险，不能稍有懈怠。何况今天的天下虽然好像没有眼前的紧急变故，但百姓贫困、财用匮乏，士兵懈怠、将领骄纵；外有强暴的强敌，内有忧愁怨恨的军民，其他难以言说的祸患，隐藏在耳目不能触及、思虑不能到达之处，有的近在宫廷深处，有的远在数千里之外，不知有多少。宫廷深处的情形，臣已经在前面陈述过了；这一句更请求陛下稍加留心，追究思考以前的事情，既然还没有看得见的成效；再回头看以后，又没有可以遵守的规章。臣私下看到，平常人将要把一件极其细微的事情交付给别人，尚且一定先制定规模式样，使它尽善尽美，然后受命办事的人才有所遵循，不会失去自己交付事务的本意。何况拥有天下的人，将要把天下最大的事情交给别人，难道能不先制定尽善而可以遵守的规章交给他吗？然而臣对于这件事，不敢把话全部说尽。如果防碍圣明，只要稍加思考，那么在这个时候，确实也正是更新德业、重新整顿纲纪、不可错失机会的时候。臣狂妄越礼、率直冒犯，罪当万死。伏望陛下裁量赦免，但又怎么能立即说天下无事，便以安逸享乐来处置呢？那些思考奋发有为的人，又只知道恢复中原不可忘记、颓废堕落不可长久，却不知道盖世罕有的大功容易建立，而最细微的本心却难以保持；中原的强敌容易驱逐，而自身的私欲却难以除去。果真能够先处理最难的事情，那么容易的事情就会不待言说而自然办成；不先处理最难的事情，只想在容易的事情上侥幸取胜，那么即使早晚不停地谈论，也只不过是空话，用来满足一时的心意罢了。何况这件事的失误，已经发生在隆兴初年，不应当仓促停止用兵而讲和，结果使安逸享乐如饮鸩毒的危害日益滋长，而卧薪尝胆的志向日益疏远、逐渐遗忘。因此这些年来纲纪松弛，祸乱的苗头产生，区区东南地区的事情尚且有许多令人无法不忧虑的地方，哪里还谈得上谋划恢复中原呢？所以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且说些大话来欺骗陛下；臣所希望的，只是陛下先以东南尚未治理好为忧，端正内心、克制自己来端正朝廷，修治政事，希望真实的成效可以逐渐取得，不至于另外产生祸患，妨碍长远谋划。所谓真正善于用《易》的人不谈论易理的容易，真正有志于恢复的人，果然不在于抚剑击掌之间。议论的人又有人认为，陛下深通老子、佛教的学说，获得了认识本心、见到本性的妙处；对于古代圣王的道路，大概有不谋而合之处。因此不喜欢世俗儒者的寻常空谈和僵死法则，对于当今的事务，宁可认为管仲、商鞅那种一切以功利为标准的说法值得采用。如今却把陛下所厌恶、鄙薄的东西陈列在面前，也可见这些议论越多，便越与陛下不相合。臣认为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议论，不是使盛大德业日新又新的办法。老子、佛教的学说，本来就有与圣贤不相同之处；其根本区别在于：圣贤以性命为真实，而他们以性命为空虚。圣贤认为性命真实，所以所谓寂然不动，是说万事万理都灿然存在其中，民众的伦常、万物的法则没有一样不具备；所谓有所感而遂能通达天下事理，就必定顺应事物，遵循法度，不会有一件事发生差错。他们认为性命空虚，所以只知道寂灭是快乐，却不知道寂灭不是实理的根源；只知道应接事物、显现形迹，却不知道其中有真与妄的区别。因此按照我们的学说来修养，体与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没有间隔；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没有一件事不合乎理。按照他们的学说，则本末横向分裂，内外彼此断绝；即使有所谓明澈灵通、虚静明妙之处，也救不了灭绝天理、扰乱人伦的罪过和颠倒运用的过失。

译所以自古以来学习他们学说的人，起初无不似乎有可喜之处，但考察最终结果，则偏邪淫荡、邪曲逃遁的见解很少有不产生的，并且会危害政事。因此程颢常常辟斥它说：“自以为穷尽神妙、通晓变化，却不足以开通万物、成就事务；所说的话似乎无不周遍，实际上却置身于伦理之外；穷究深奥、极尽幽微，却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天下的学问，若不是浅薄鄙陋、固执拘滞，就必然会陷入这一方面；这就叫作正路荒芜，圣门闭塞，必须辟斥它，然后才能进入正道。唉，这真可以说是合乎义理的言论。可惜它还没有机会被陛下听到，使陛下误听和尚的欺诳妄说，以为确实与圣人之道相合，甚至把治心、治身、治人分为三种方法，又把儒者的学问看作最低等的学问。臣私下替陛下忧虑这种思想会危害政事，也惋惜这种说法流传到后世。如果陛下还不认为臣的话正确，那么陛下的天资不能说不高，学习不能说不久，而用来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并推及天下的效果究竟在哪里呢？难道不应当思考其中的原因，赶快回转过来吗？臣听说仁宗时期有一位程颢，和他的弟弟程颐一同向周敦颐学习，确实得到了孔子、孟子以来失传的道统。同时又有邵雍、张载彼此切磋，广博而归于简约，于是使圣人之道由昏暗重新光明，他们的功劳非常大。庸俗儒者、浅薄学人既不足以窥见其中的深奥；奸邪之人、鄙陋之徒又因为他们所说的居处必定诚敬、举动遵循礼义，妨害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因而相互怨恨憎恶，指称他们为道学，并加以诋毁讥讪。臣前面已经略加论述了。世俗之人既然无知，把道学看作不美，那么他们一定希望天下所有人都没有道、都不学习，全都像自己一样，然后才合乎自己的心意。邪说放肆流行，人心偏邪，没有忌惮，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正是闵马父深为忧虑的事情。如今周敦颐等人的著作，朝廷藏书中保存了不少。陛下试着取来阅读，以圣明高明的学问，必定会有默然契合之处，并且显现在施政行事上。如果陛下因此赐下一句话来表彰他们，那么端正内心的效果不只是陛下自身有所获得，同时端正人心也在于此。伏望陛下深加留意。至于管仲、商鞅功利主义的学说，那就更加浅陋了。陛下之所以取用它，是因为既然斥责儒者之道为寻常空谈、僵死法则，而天下事务又一天天来到面前；佛教的学说又不足以应对这些事务，因此对他们的言论有所兴趣，希望它们能够富国强兵，或许取得眼前的效果。然而实行他们的学说到今天已经几年了，国家却一天比一天贫困，军队一天比一天衰弱。所谓眼前的效果，也没有看见。圣贤所传授的生财之道、理财的原则、文治武功的奋发、道德的威严，本来正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根本，却反而没有人讲求，难道不是错误吗？如今议论的人只看见老子、佛教的高深和管仲、商鞅的便利，却认为圣贤所传的明白善理、诚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根本没有新奇可喜的说法，于是当作寻常空谈、僵死法则而不足以学习。哪里知道这些寻常言谈中自有精妙道理，僵死法则中自有灵活运用，本来不是老子、佛教、管仲、商鞅的浅陋学说所能比拟万分之一的呢？伏望陛下察看臣的话，究明这四种学说的异同并加以明辨，就会知道臣所说的，不是臣个人的说法，而是古代圣贤的说法；也不是圣贤凭空创造的说法，而是天地间的经常法则、自然之理。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这样的贤人，也不能违背它。这样，对于臣的言论和那些议论者的说法，应该取舍、遵从还是违背，不到一天就可以决定了。然而臣对此又私下有所感触而自我悲伤。臣侍奉陛下至今已经二十七年，在这期间得以见到陛下的次数不超过三次。自从隆兴初年第一次见到陛下时，臣本来就曾经屡次以亲近之臣为题进言；辛丑年第二次见陛下，又曾经论及此事；今年第三次见陛下，所说的仍不过是这些。臣是远方下层、田野间的人，难道会对这些人积累怨恨，专门想攻击他们来满足自己的私心吗？臣之所以屡次进言而意见不合，却不敢后悔，唯一微小的心意只是为国家打算，不敢为自身谋划，臣的愚拙也由此可见。然而近来岁月流逝，如同河水奔流，一去不再返回。不只是臣苍老的面容、白发已经逼近迟暮，臣私下仰望，也觉得陛下的容颜已不同于往日。臣鄙陋迂滞，本来不能另有忠言奇谋来补益圣听；而陛下日益更新的盛大德业，也还没有使臣能够释然，忘掉往日的忧虑。那么臣对此怎么能不深受感触，再次为自己悲伤呢？臣身处衡门茅舍，心却驰念朝廷，私下不能胜任爱君忧国的诚意，冒着万死，剖露肺腑，献上乡野之人进献芹菜、烤肉取暖那样微薄的忠心，也借此请求陛下体察臣这个不肖之人。伏望陛下哀怜，裁量赦免并择取其中有益的意见，那么不只是臣的幸运，实在也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幸运。《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道 宋孝宗时，朱熹上奏说：“臣听说，从前帝舜因为百姓不能亲相亲爱，五伦不能和顺，于是让契担任司徒，教导人伦：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妻之间有区别，长幼之间有次序，朋友之间有信用。又担心教化有时不能被遵从，便命皋陶担任士官，申明刑法来辅助五教，并以达到无刑为目标。大概三纲五常，是天理和民众伦理的大节，也是治道的根本。所以圣人的治理，制定教化来阐明它，制定刑法来辅助它。虽然施行时有的先有的后，有的缓有的急，但那种反复叮咛、深切恳切的用意，从未不在这里。至于夏、商、周三代君王的制度，也有这样的规定：‘凡审理五刑案件，一定要推究父子亲情，确立君臣义理，以此作为权衡。’大概一定这样做，然后才能讨论刑罚轻重的次序，衡量罪情深浅的程度，而用尽自己的聪明、实现忠诚爱护的地方，也才能得到恰当施行而不违背。先王合乎义理的刑罚和杀戮，即使有时会伤害百姓的皮肉、残害百姓的身体生命，但惩罚一个人而天下人都震惊畏惧，不敢任意作恶，这正是用来端正、扶助和守护人们本来常有的善性。后世谈论刑法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其中陷入申不害、商鞅刻薄之术的，已经不值得讨论了。至于鄙陋儒生姑息宽纵的议论、异端因果报应的说法、庸俗官吏图方便、为自己谋利的办法，则又全都把减轻刑罚当作要务。然而刑罚越轻，越不足以敦厚民间风俗，往往反而助长百姓悖逆作乱的心，使诉讼案件更加繁多，这是不讲先王法度的过错。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有妻子杀丈夫的，有同族子弟杀同族父辈的，有地客杀地主的，有司议定刑罚，最终都依从流放宽宥的办法。杀人的不处死，伤人的不定刑，即使二帝三王也不能凭此治理天下，何况这些事情还关系到父子亲情、君臣义理和三纲的重要原则，更不是普通人之间的案件呢？但臣不敢因为这些事情，便劝陛下严酷用法、果断杀人。臣只是私下认为，凡是像这些涉及人伦教化根本的案件，有司不依据经学和义理裁判，却让世俗儒者的鄙陋议论、异端邪说、庸吏的私下打算在其中得以施行，那么天理民伦还有多少不会消亡？舜所谓的无刑，又要到哪一天才能实现呢？所以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深切诏告朝廷内外掌管政事、主持狱讼的官员：凡有诉讼案件，一定先论定尊卑上下、长幼亲疏的区别，然后再听取双方关于曲直的说辞；凡下属侵犯上级、卑者凌犯尊者，即使有理也不宽宥；对于理亏的一方，还要加重罪罚。凡有人获罪，其中有不幸而导致杀人或伤人的，即使情有可疑、值得怜悯，到了上奏复核时，也不许轻率采用拟议宽免的惯例。又诏令儒臣广泛采集经史以及古今贤哲关于教化刑罚意义的议论，删取其中精要的语句，汇编成一部书，用来教导学习古道而入仕的士人，以及所有执法治民的官员，使他们都大略懂得古代圣王所以敦厚典章、广施教化、制定刑法、彰明罪责的大要，而不敢暗中采取姑息、因果报应或图方便的办法，那么差不多就可以有助于成就世间教化，并上承陛下爱惜生命、厌恶杀戮、以达到无刑为目标的本意。” 朱熹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提举，上奏说：“臣听说，君主用来处理天下事务的根本在于一心；而心中所主宰的，又有天理和人欲的区别。这两者一经分开，公私、邪正的道路就判然有别了。天理，是这颗心本来的状态，顺着它行事，内心就会公正；人欲，是这颗心的疾病，顺着它行事，内心就会偏私邪曲。公正的人，安逸而且日益美善；偏私邪曲的人，劳苦而且日益笨拙。它们造成的结果，直到国家的治乱、安危，都有极大的差别，而开端只在一念之间罢了。舜、禹相传的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正是说的这个道理。”臣私下曾感到奇怪：陛下凭借大有作为的资质，承受先帝托付，忧劳勤勉，愿意求得治理，恭敬节俭，爱护百姓，到现在已有二十年了。可是近来陛下临朝时慨然叹息，有时不免因治理成效没有进展而忧虑。臣因而私下由此推求，得出了自己的看法，请冒昧陈述一二，哪怕因此获罪万死。天下的治理，固然一定要出自君主一人；但天下的事务，却有不是一人能够独自承担的。因此，君主既要端正自己的心，诚实自己的意，在朝廷堂陛之上、宫禁深处，也一定要广泛寻求天下敦厚诚实、刚正明敏、公正严明的贤才，任用他们担任辅弼宰相；使他们广泛选拔士大夫中聪明通达、正直诚信、敢于进言、忠信廉洁而足以有所作为、又能有所操守的人，按照各自的才器能力，安置在相应职位上，使他们共同修治各种职务，对上辅助君主的德行，对下巩固国家根本；并使左右亲近、私人防闲和供驱使的卑贱之人，不得从中作奸。有功劳的，就让他长期任职；不称职的，就另行寻求贤能者来替换他。因为人可以退职，但职位不可苟且由人充任；人可以罢废，但职任不可轻易夺取。这是天理本来如此、不可改变的道理。君主明察这个道理，不敢把一丝一毫的私意插入其中，那么他的心就会广大而至公，庄严而极其端正，安然实行本来无须烦扰的治理，坐享百官群职取得的成功。只要有一处违背这个道理，就成了人欲私意的毛病；其中的偏党反复、昏暗猜忌，必然天天扰乱于内心之间，而奸诈虚伪、谗毁邪恶、琐碎纷乱和昏乱蒙蔽，也将有说不尽的弊端。这同样是事理必然的结果。恭敬地想，陛下即位执政之初，曾经选拔任用豪杰英才，把政事交给他们办理。不幸其中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有的庸碌浅陋、猥琐鄙俗，不能承担委托；有的结党营私、欺骗蒙蔽，自己招致罪责。而陛下的内心，本来又有对前日权臣跋扈的疑虑，因此不再广泛寻求贤哲，只姑且选取柔顺圆熟、容易控制、顺从承意而不违逆的人来充任职位。于是左右亲近、私人防闲和供驱使的卑贱之人，开始得以侍奉清闲，充当驱使，而宰相的权力日益减轻。后来陛下又担心权势有所偏重，因而更加造成对自己的壅蔽，于是又不时听取外廷的议论，即使议论非常狂妄、攻讦，也不加违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