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七十四

译《尚书》说过：“一定要有所忍耐，事情才可能成功。” 襄王不能忍受小小的怨愤，便抛弃郑国，又抬高叔隗，使她成为亲近翟国的阶梯。翟国像大猪和豺狼一样贪暴，是无法满足的。襄王不听。汉孝文帝到上林苑游幸，皇后慎夫人随从。她在宫禁之中时，常常与皇后同席而坐。到入座时，郎署长铺设席位，中郎将袁盎把慎夫人的座席引到后面，慎夫人生气，不肯就坐，皇帝也生气，起身进入宫禁。袁盎于是上前劝说道：“臣听说尊卑有次序，上下才能和谐。如今陛下既已立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妾与主人怎么可以同席而坐呢？况且陛下宠幸她，只须厚加赏赐；陛下对慎夫人的这种做法，恰恰是在给她招祸。陛下难道没有见过人彘吗？”于是皇帝才高兴起来，召见慎夫人并把这番话告诉她。慎夫人赏赐袁盎黄金五十斤。宣帝神爵元年，王太后多次出外游猎，京兆尹张敞劝谏说：“按礼制，君主的母亲出门应乘坐有帷盖的车，下堂时应由传母跟随。如今以田猎纵欲为名而让上听闻，也是不合适的。”王太后于是 აღარ再出游。成帝在后庭游玩，曾想与班婕妤同乘一车，班婕妤推辞说：“我看古代图画，贤明圣德的君主，身边都有著名的臣子；三代末世的君主，才有受宠的女子在身边。如今想让我同乘一车，恐怕不免接近那种情形吧？”皇帝认为她说得好，于是停止了这个想法。太后听说后很高兴，说：“古代有樊姬，今天有班婕妤。” 鸿嘉三年，赵飞燕诬告许皇后、班婕妤使用媚道，在后宫诅咒，并且辱骂皇上。许皇后因此被废，班婕妤受到审问。班婕妤回答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身正行尚且未必能获得福分，作邪恶之事还能有什么指望？假使鬼神有知，就不会接受不臣之人的诉状；如果鬼神无知，向它们诉说又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不做这种事。”皇帝认为她答得好，怜悯她，赏赐黄金一百斤。成帝想立赵婕妤为皇后，先下诏把赵婕妤的父亲赵临封为列侯。谏大夫刘辅上书说：“臣听说上天要赐予什么，必先降下符瑞；上天要违弃什么，必先降下灾异。这是神明显示的征兆，也是自然的占验。从前武王、周公承顺天地，享有鱼跃乌鸣的祥瑞，却仍然对上天和祖先恭敬畏惧，举止变色，相互告诫。何况如今处在末世，不能保证继嗣的福分，又屡屡遭受天威震怒的异象呢？即使夙夜自责，改过改行，敬畏天命，顾念祖业，精心选择有德的世族，考察占卜幽闲淑女，以承奉宗庙、顺应神祇之心、满足天下人的希望，求得子孙繁衍的祥瑞，仍恐怕已经太晚。如今却任凭感情放纵欲望，倾心于卑贱女子，想让她成为天下之母；既不畏惧上天，也不惭愧于人，迷惑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俗语说：‘腐朽的木头不能做栋梁，卑贱的人不能做君主。’上天和人心都不赞成的事，必然有祸而没有福。市井之人都知道这一点，朝廷却没有人肯说一句。臣私下深感痛心，又想到自己因同姓而被提拔，却尸位素餐、不能尽忠，玷污了谏诤之官，所以不敢不竭尽死力进言。惟愿陛下深察。” 东汉光武帝时，郭皇后被废，郅恽于是对皇帝说：“臣听说夫妇的恩爱，即使父亲也不能强迫儿子取得，何况臣下能够强迫君主取得吗？所以这是臣不敢说的事。虽然如此，陛下还是应当考虑这样做的利弊，不要让天下人有所议论；这只是为了社稷罢了。”皇帝说：“郅恽说得好。他已经体谅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而轻视天下。”顺帝想立皇后，但受宠的贵人有四人，不知道该提出谁，于是想用抽签来借助神意确定人选。尚书仆射胡广与尚书郭虔、史敞上防劝谏说：“臣私下见诏书认为立后事关重大，谦逊而不愿独断，想借抽签来解决疑惑。神灵篇籍所记、祖宗典故中从未有过这种做法。依靠神灵、任凭筮卜，既未必选到贤德之人，即使碰巧选中合适的人，也仍然不是依据德行选定。人的聪慧奇异表现在天性之中，承受天命的人必定有不同寻常的仪表；应当在良家女子中参选，简择有德之人。德行相同就比较年长，年岁相同就比较容貌，考察典籍经义，最后由圣上裁断。政令就像汗水，发出以后不能收回。诏书一旦下达，便会传布四方。臣职在拾遗补阙，忧虑深而责任重，因此焦心忧惧，冒昧陈说。”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依照梁贵人为良家女子的条件，册立她为皇后。桓帝延熹年间，应奉任司隶校尉，纠察检举奸邪违法之事，不避豪强外戚，以严厉著称。邓皇后失势后，田贵人受到宠幸，桓帝有意立她为皇后。应奉认为田氏出身微贱，不应越级登上后位，于是上书劝谏说：“臣听说周王纳狄女，襄王因此出居郑国；汉朝立赵飞燕，成帝的后嗣因此断绝。皇后的重要地位，是国家兴废的原因，应当思考《关雎》所求取的配偶，远离五种禁忌所忌讳的女子。”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最终立窦氏为皇后。魏文帝黄初三年，想立郭贵嫔为皇后，中郎栈潜上疏说：“从前帝王治理天下，不仅有外廷辅佐，也有后宫内助；国家的治乱由此而来，盛衰也随之变化。因此西陵氏配黄帝，娥皇、女英下嫁妫舜，都凭贤明使芳名流传于上古；夏桀逃奔南巢，祸患由末喜开始；商纣用炮烙取悦自己，妲己因此得宠。圣明的君主慎重立元妃，必定选择前代世族之家，挑选贤良淑德的女子统领六宫，虔诚奉事宗庙，修明内宫教化。《易经》说：‘家道端正，天下就安定。’由内而外，这是先王的法典。《春秋》记载‘宗人衅夏’，说‘不能以妾为夫人之礼’；齐桓公在葵丘盟誓，也说‘不能以妾为妻’。如今后宫受宠的女子，常常位次仅次于皇帝乘舆；如果因为宠爱而让她登上后位，使卑贱之人骤然显贵，臣恐怕后世以下凌上、上下失序，放纵无度的事由上而起。”

译晋武帝宁康三年，将要纳皇后，向公卿询问人选。当时王蕴的女儿容貌、品德、美善端庄，众人推举她参加选立。中军将军桓冲等奏说：“臣听说天地运行的道理，大概相互依赖才能化育成功。皇帝和皇后的德行必须相互协调，政治才能兴隆，万物才能流行，伦理才能有序，国家根基才能长久牢固，子孙百世才能延续。天意和人心相同，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因此涂山氏配偶夏禹，夏族便兴盛；任氏、姒氏配偶周王，周朝国运便昌盛。如今长秋宫将要建立，应当及时选择。臣听说试守晋陵太守王蕴的女儿，天性柔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业都完备；而且出自盛德之家，美善早有积累。臣等共同议论，认为她可以配合乾元之德，恭敬承奉宗庙，以美好的声誉治理六宫，成为天下母仪。”于是皇帝开始纳她为后。唐太宗贞观年间，城阳公主下嫁薛瓘。起初，公主成婚时，皇帝命人占卜，卦辞说：‘二火都被吞食，开始共同荣耀，末了共同忧患；请在白天举行婚礼才吉利。’监察御史马周劝谏说：“早朝在清晨举行，是为了彼此告诫；讲习在白天举行，是为了彼此成就；宴饮在傍晚举行，是为了彼此欢聚；婚姻结合在夜间举行，是为了彼此亲近。因此上下有成就，内外有亲情，行动休息各有时节，吉凶各有仪法。” 如今一开始就扰乱礼制，不可以这样做。占卜是用来决断疑惑的；如果亵渎礼制、轻慢经典，正是古代圣人所不采用的。”皇帝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太宗对房玄龄等说：“长乐公主是皇后所生，朕和皇后都非常疼爱她。如今她将要出嫁，礼数想稍微增加一些。”房玄龄等都说：“陛下疼爱她，想稍加礼遇，有什么不可以的？请将礼数加到永嘉长公主的两倍。”魏征说：“不可以。从前汉明帝想给自己的儿子封爵，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等？可以给楚王、淮阳王的一半。’前史把这件事当作美谈。天子的姐妹称长公主，天子的女儿称公主；既然加上‘长’字，就是礼制上的尊崇。即使感情有深浅，也不能让礼制相互逾越。”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入内对文德皇后说：“我想增加长乐公主的礼数，魏征不肯。”文德皇后听后大喜，派宦官带钱二十万、绢四百匹到魏征宅邸，宣达命令对魏征说：“近来常听说您为人公正，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如今议论长公主礼数的事情，您不允许增加，这才验证了向来听闻的情况确实不是虚妄。希望您常保此心，不要改变今天的操守。朕很高兴听到您的话，所以命人带这些东西来赏赐您。” “您若有事情，尽管直说，不要顾虑外在形式。”皇帝曾经退朝后怒气冲冲地说：“一定要杀掉这个乡巴佬老头。”皇后问要杀谁，皇帝说：“魏征，他每次在朝廷上都侮辱我。”皇后退下后穿好朝服，出来说：“臣妾听说君主英明，臣下才会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正是因为陛下圣明。臣妾怎敢不向陛下道贺？”皇帝于是高兴起来。太宗时，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十六七岁，容貌极其美丽，当时无人能比。文德皇后访求得到她，请求让她充任嫔妃。太宗于是聘她为充华，诏书已经发出，但台谏官还没有发布。魏征听说她已经许嫁陆氏，便急忙进言说：“陛下是百姓的父母，应当抚爱百姓，忧虑他们所忧虑的，欢喜他们所欢喜的。自古有道的君主，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所以君主处在楼台亭榭，就希望百姓有房屋安居；享用精美食物，就希望百姓没有饥寒之忧；顾念嫔妃，就希望百姓有家庭团聚的欢乐。这是君主应有的常道。如今郑氏的女儿早已许配他人，陛下却毫不疑虑地把她取来，完全不顾及此事，传布到四海，难道符合做百姓父母的义理吗？臣听来的消息或许还不确实，但恐怕会损害圣德，内心不敢隐瞒。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应记录在史册，愿陛下特别留意。”太宗听后大惊，亲手写诏书答复他，深深自我责备，于是停止册封，命令女子回到原来的丈夫身边。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温挺等说：“女子嫁给陆氏，没有明显的证据；大礼已经举行，不可中止。况且陆氏上表抗辩说：‘我的父亲陆康在世时，曾与郑家往来，彼此时常赠送财物，起初没有婚姻往来；亲戚都说，外人不了解实情，胡乱传出了这种说法。’” 大臣们又劝皇帝继续册封。太宗于是颇为疑惑，询问魏征。魏征说：“群臣或许是顺着陆氏的辩解，为什么要过分疏远他们呢？”魏征说：“以臣推测，他们的用意是可以看出的，是想把陛下同太上皇相比。”太宗说：“为什么？”魏征说：“太上皇当初平定京城，得到辛氏防俭的妻子，渐渐宠幸她。防俭当时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听说后不高兴，于是让东宫出任万全县令；防俭常怀恐惧，时常担心不能保全性命。陆爽认为陛下今天虽然容纳陆氏，恐怕日后会暗中加以谴责惩罚，所以反复为自己辩解，用意就在这里，不足为怪。”太宗笑说：“外人的想法，或许确实如此；然而朕所说的话，还不能使人一定相信。”于是下诏说：“如今听说郑氏女儿先已接受他人礼聘，先前发出文书时，事情没有详细审查清楚，这是朕的过错，也是有关官署的过失。授予充华的诏命应当停止。”当时没有人不称赞感叹。皇帝曾对侍臣说：“妇人幽闭在深宫之中，实在令人怜悯。隋朝末年，征求采选女子没有止境，以至于离宫别馆并非皇帝临幸之处，也聚集了很多宫人；这些都耗尽百姓的财力，朕不取这种做法。况且除了洒扫之外，她们还能有什么用呢？” “如今将她们放出宫去，任凭她们自行寻求配偶，不只是为了节省费用、使百姓得到休息，也让她们各自能够遂其情性。”于是前后从后宫和掖庭放出的宫人，共有三千多人。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礼制有媳妇拜见公婆的规定；自近代以来风俗衰薄，公主出嫁，这项礼仪都废除了。皇上圣明，举动总是遵循法制；我接受公主拜见，难道是为了自身荣耀吗？这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好礼制罢了。”于是他和妻子按礼位坐下，命公主亲自拿巾行盥洗、奉食之礼；礼成后才退下。太宗听说后称赞做得好。从此以后，公主出嫁而有公婆的，都派人准备实行这种礼仪。

译高宗将要立武昭仪为皇后，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和褚遂良入宫。有人说长孙无忌应当先劝谏，褚遂良说：“太尉是国家的元舅，如果事情不合他的心意，可能使皇上落下抛弃亲族的讥评；李勣是皇上所重视的人，也应当进言说不可。这样一位空前的国家元勋如果事情不合心意，可能使皇上背上排斥功臣的嫌疑。”褚遂良说：“我奉先帝遗诏，如果不把愚见全部说出，将来没有脸面到地下去见先帝。”入宫后，皇帝说：“罪过没有比断绝后嗣更大的，皇后没有儿子，如今想立昭仪，你们认为怎么样？”褚遂良说：“皇后本来出自名门，侍奉先帝；先帝病重时，握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我把儿子和儿媳托付给你。’这番遗言还在陛下耳边，怎么能突然忘记呢？皇后没有其他过错，不可废黜。”皇帝不高兴，第二天又谈起此事，褚遂良回答说：“陛下如果一定要改立皇后，请另外选择贵姓女子。昭仪过去侍奉先帝，亲自接近先帝的帷帐内室；如今立她为后，怎么面对天下人的耳目呢？”皇帝羞惭沉默。褚遂良于是把笏板放在殿阶上，叩头流血，说：“归还陛下的笏板，请求退归田里。” 高宗时，王皇后被废，侍中韩瑗流泪劝谏说：“皇后是陛下在藩王府时由先帝为您娶的，如今没有罪过却突然废黜，不是为社稷考虑的办法。”皇帝没有采纳。第二天他又劝谏说：“君主册立皇后，是配合天地、象征日月。普通百姓夫妻尚且知道相互选择，何况天子呢？《诗经》说：‘显赫的周宗室，被褒姒毁灭。’臣每读到这里，常常停下书卷长叹。不料本朝竟亲眼见到这种祸患，宗庙难道不会断绝祭祀吗？” 高宗将要立武氏为皇后，中书令来济进谏说：“君王立皇后，是为了承奉宗庙、母仪天下，应当选择礼义名门、幽静娴雅而善良的人，来符合四海的期望，称合神明的心意。所以文王因娶太姒而兴盛，《关雎》的教化惠及百姓，其福报就是这样；成帝放纵欲望，以婢女为皇后，皇统渐趋衰微，其祸患也就是如此。希望陛下详细察看。” 上元年间，皇帝多病，想要让位。武后说，中书令郝处俊进谏：“天子治理阳道，皇后治理阴德。这样说来，帝与后就如同太阳与月亮、阳与阴，各有主管的方面，不能彼此侵夺。如果失去次序，上面会有天谴显现，下面会给人们降下灾祸。从前魏文帝制定法令，规定皇帝去世后不许皇后临朝听政。如今陛下为何要亲自把帝位传给天后呢？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是陛下个人的天下。正应当谨慎守护宗庙，把帝位传给子孙，不应把国家交给别人，使自己的家业丧失。”中书侍郎李义琰说：“郝处俊的话可以听从，只希望陛下不要疑虑。”这件事于是作罢。中宗复位后，任桓彦范为侍中。桓彦范上书告诫皇帝说：“《诗经》以《关雎》开篇，说的是后妃之事，因为这是人伦的根本，也是国家治乱的开端。所以舜因娶娥皇、女英而兴盛，周因娶太任、太姒而兴盛。夏桀逃到南巢，祸乱由末喜开始；鲁桓公使国家灭亡，祸患从迷恋齐姜开始。臣私下看到，陛下临朝处理政务，皇后必定在殿上设置帷帐，陛下还要预先听闻政事。臣愚昧地认为，古代君王凡是让妇人参与谋议的，都导致国家破亡、自身覆灭，倾覆的车子接连不断。而且以阴凌驾于阳之上，是违背天道；以妇人凌驾于丈夫之上，是违背人伦。违背天道就不吉祥，违背人伦就不合义理。所以《尚书》说：“母鸡在早晨打鸣，只会使家业衰败。”《易经》说：“没有所成就的事业，只应主持家中的饮食。”这是说妇人不得参与外朝政事。伏愿陛下把社稷看得最重，令皇后不要在外朝正殿居住，而应深居宫中，修习妇德，以辅佐天子。” 景龙年间，武平一升任考功员外郎。当时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各自结党，互相诋毁，亲属和权贵彼此离心设防。皇帝为此忧虑，想让她们敦睦和谐，便向武平一询问意见。武平一于是上书说：“疾病在四肢，症状显露且容易驱除；疾病在心腹，病势急迫而难以医治。刑罚政令错乱，是四肢的疾病；亲贵之间互相猜疑离间，是心腹的祸患。《尚书》说：‘能够彰明俊德，使九族亲近。九族和睦了，便能辨明治理百姓。’《诗经》说：‘协和亲近邻里，婚姻关系十分和顺。’由此可知，亲族之间应以和睦为准则。近来权贵彼此猜疑设防，表面和睦而内心离散，怨恨结于姻亲之间，疑忌产生于骨肉之中。那些邀求荣宠的人，虚伪地献上忠心；那些只会花言巧语的人，苟且献上防范之计。他们在宅第中耸肩逢迎，在老妇和宦官身边闭口不言。因此交往断绝，猜嫌构成，亲爱乖离，党羽产生。霜积久了会结成冰，祸患将不可收拾。希望把近亲贵人全部召来，在内殿宴饮，告诫他们和睦相处，申明恩德与勤勉，斥退奸人，堵塞进谗之路。如果仍然不能停止，就应舍弃亲近而谋求长远，压抑私恩而显示威严。一切听凭陛下裁决。”皇帝赞许他忠诚恳切。玄宗想立武惠妃为皇后，御史潘好礼上书劝阻说：“礼制规定，父亲的仇人不能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春秋》认为儿子不能为父报仇，就不配称为儿子。陛下想以武氏为皇后，将凭什么面对天下士人？武惠妃的再从叔是武三思，从父是武延秀，他们都干犯纲纪、扰乱常法，为天下人共同憎恶。恶木垂下枝条，志士尚且不在下面休息；盗泉水飞溢而出，有操守的人尚且不饮。普通男女还要彼此选择，何况天子呢？希望慎重选择名门望族，以符合神明的心意。《春秋》记载宋人夏父之会，规定不得以妾为夫人；齐桓公在葵丘盟誓说：‘不得以妾为妻。’这是圣人明辨嫡庶的区别，名分确定，窥伺争竞之心就会平息。如今民间都说右丞相张说想借立皇后的功劳谋求再次为相。现在太子不是惠妃所生，而惠妃已有儿子；如果让惠妃登上皇后之位，太子的储位将会不安。古人之所以在祸患刚开始时进谏，是有道理的。”于是最终没有立惠妃为皇后。宪宗时，学士李绛上奏说：“臣以为，圣明贤哲的君主治理驾驭天下的要领，必定是顺应人情来办事，感通天意来招致和气。自古以来，治国之道都由此而来。陛下振作精神求治，克制自己而推诚待人，使风教影响四方，整顿各种政务，为后代树立典范，超过前代君王的美德。后宫之中人数不少，长期离别的痛苦，很能触动人心；女子幽闭而不得婚嫁的怨思，也会妨害和气。伏望斟酌实际需要，怜悯并放出其余宫人，使她们重新与亲族团聚，也可节省宫中开支。上可以表明陛下如天般广大仁德的心意，下可以成就众生顺遂本性的欢乐，使此道光耀青史，使皇帝的教化遍及天下。臣谨竭尽微薄之见，希望稍有补益。如果蒙圣恩允许，便请将此事写入诏令。以后臣还要再论减免放出之事。”

译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说：“臣伏见自大历以来四十多年，宫中人数逐渐增多，臣担心除去供驱使的人员之外，人数仍然很多。对上，朝廷屡次供给她们衣食，增加了供应和耗费的烦劳；对下，她们与亲族隔绝，承受幽闭和怨旷之苦。这件事应当节省费用，也应使人的情感得到满足。近来已经蒙受圣恩，酌量拣选放出一些人；但从道路上传闻，放出的人并不多。臣伏见自太宗、玄宗以来，每逢灾荒旱灾，常常拣选放出宫人，事迹载在国史中，天下都称颂此举。伏望圣慈再次加以酌量，那么盛明的德行可以感动天意，感悦之情必能招致和气，使光彩流传史册，美德继承祖宗贞观、开元的风范，在今天重新出现。” 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上言：“臣等伏见公主上表自称‘妾李’。臣以为，臣妾这一称谓取的是卑下之称；家人之间的称呼，也在于区别嫌疑。因循旧有章法，恐怕未必恰当。臣等商议，今后公主上表，从大长公主以下，都希望令她们自称‘某邑公主第几女’上表，并且不再称说族属。所希望的是借此端正臣子的名分。郡主、县主也希望依此办理。”宋仁宗天圣年间，太后去世，议论政事的人多方揭露太后在世时的事情。右司谏范仲淹上奏说：“太后接受先帝遗命，调护辅佐陛下十多年，应当掩盖她的小过失，以保全太后的德行。”皇帝因此下诏，命令朝廷内外不得随意议论太后在世时的事情。起初，太后的遗诰规定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与决断军国大事。范仲淹说：“太后是母亲的名号，自古没有因为保育皇帝便代替太后而立的先例。如今一位太后去世，又立一位太后，天下将要疑惑。陛下不能一天没有母后的辅佐。”庆历年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上奏说：“臣听说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诏书说：‘观察后宫，人数实在太多。怜悯她们长期幽闭、久与亲族离散，暂且裁减，分别让她们各自嫁娶。’ 从此以后，宫中前后放出三千多人。又在贞观二年七月二日，太宗对侍臣说：‘妇人幽闭在深宫之中，实在令人怜悯。隋氏末年不断征求采选，这些事情都耗尽了百姓的财力，朕不取法这种做法。她们除了洒扫之外，还有什么用处？’于是命尚书右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在掖庭西门把宫人拣选放出。臣不知道如今宫中人数是否很多，或许供驱使的人已经有余，应该下诏酌量，特别命令减免放出，以顺遂人的本性，又节省多余费用，这也是君主盛德的事情，可以感动天意。” 明道二年，将作监丞富弼上奏说：“臣听说右司谏、秘阁校理范仲淹因为上章进谏废后之事，被贬为睦州通判，并且派人押送出京。臣惊骇万分，恐怕陛下仓促行事，尚未充分思虑，所以冒犯天威，触犯斧钺，陈述一片愚诚，请陛下裁察。皇后自从居于中宫，没有听说有过失，陛下却忽然要废黜她，舆论沸腾。自太祖、太宗、真宗治理国家以来，凡七十年，从未有过这种事。陛下身为子孙，不能遵循祖先的教训，却要实行废后之事。治理自己的家尚且不能依道而行，又怎么治理天下呢？范仲淹身为谏官，所以极力进谏，正是他的职责。陛下为什么要治他的罪？即使他的谏言不恰当，也应当容忍它，以招来进谏，何况范仲淹所谏之事正大大符合亿万人的心意。陛下又放纵个人愤怒，不顾公众议论，取笑于四方，臣实在不认为陛下这样做是对的。从前庄宪太后临朝时，陛下受她控制，处境十分被动；庄宪太后之所以不敢重演武后的故事，是依赖一两位忠臣挽救局面，使她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陛下才得以保全帝位，这实在是忠臣的力量。如今陛下刚刚获得暂时安宁，就忘记往日的忠臣，罗织罪名，把他们斥逐。” “陛下以万乘之尊，废黜一个妇人，本来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因此损害的国家体统却极其重大。把废后说成家事，因而不听外臣意见，这是唐朝奸臣许敬宗、李世勣谄媚奸佞的说法，陛下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陛下如果一定要废后，只须不采纳进谏，何必再加以责罚，使自己的过错更加严重？如今即使平民百姓之家要休弃妻子，也必须告知父母，得到父母许可后才敢休弃。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庄宪太后的陵墓刚刚修毕，坟土尚未干，便因色欲之心废黜皇后，却不告知宗庙，这是对父母不敬。如今陛下做一件事而得到两种过错：对天下废黜无罪的皇后，这是第一；驱逐忠臣，这是第二。这两件事都不是太平时代应当做的，臣实在为此痛惜。庄宪太后临朝时，因为刘从德去世所给予的恩典过重，台谏官曹脩古等四人联名上章极力进谏，庄宪太后大怒，陛下不得已贬斥这四人，但内心非常怜惜他们的离去。庄宪太后去世后，陛下立即下令召回他们，优厚地给予恩典和奖赏，重新安排在宪省；曹脩古虽已去世，也厚加赠赐礼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陛下怜悯他们忠诚正直，不顾祸患。如今范仲淹所进之谏，比曹脩古等人的陈述更为强烈，曹脩古等人后来得到起用，而范仲淹却被贬弃，陛下前后态度为何不同呢？” “何况范仲淹一向忠诚正直、不屈不挠。”庄宪太后当时议论冬季朝仪之事，大力匡正君臣名分。陛下因此亲自提拔任用范仲淹；他既然列居谏官之职，陛下又曾多次宣谕，令他无论大小事情都必须进谏，不得有所隐瞒。这正是陛下想听到自己的过失，即使古代圣明的君主也没有超过这一点的。如今范仲淹听到过失便进谏，正好符合陛下宣谕的本意，反而遭受祸患，这是陛下诱导他后又使他陷入罪责。从今以后，陛下还凭什么役使臣下？即使每天宣谕，谏官也会以范仲淹为戒，必然不再相信。谏官不进谏，绝不是朝廷的福分。如今百官所做的事情，不过是一司一局的事务，即使才干平常的人也都能做，这是容易做到的。像范仲淹这样，才是臣子中难以做到的人。现在凡是只做一司一局事务的人，都可以安坐而获得升迁，立即身居显要；而范仲淹不惜性命为陛下论说政事，却被远调外郡。臣恐怕百官因此都只求做容易的事，而不肯做困难的事。陛下一旦遇到难办的事情，不知还有谁替陛下办理？担任谏官的人务必要敢于直斥过失，才称得上称职；因循退避就是失职。如今因循缄默的人已经身居显要，而敢于直谏的人还处在闲散之地。如果这样，不如废除谏官；如果不想废除，就应贬黜因循缄默者，起用敢于直谏者。”

译“请陛下赶快设法解决。如今天下遭逢凶年歉收，盗贼遍地，国用空虚，人心惶恐不安，奸雄看到这种情形，已经生出窥伺觊觎之心。陛下应当战战兢兢、日夜勤劳，早起晚食，每天与群臣讨论安定天下的策略，还恐怕来不及；如今却自己制造不安，废黜嫡后，驱逐谏臣，使这种丑声传到四方。奸雄知道陛下不采纳谏臣、朝政不能振作，就会更加高兴，以为内外都已混乱，形势彼此相合，必然会发生变故。臣一想到这里，就心寒骨颤；这属于自然显现的征兆，绝不是臣的臆测。希望陛下审慎思考，明察此事。废后既然已经实行，即使能够悔过，臣仍愿陛下赶快召回范仲淹，恢复他的谏职，这样可以减少两种过错中的一种；或许能够使进谏之路不断，朝廷纲纪重新振作，使奸雄不能窥测陛下的深浅，这是社稷的庆幸。殿中侍御史段少连等上奏说：‘臣因义愤激发而进谏，因职责获罪，天地能够容载臣，实在是何等深厚的恩幸！然而道理还有未能申明之处，实情还有未能表达之处，臣心中郁结，怎敢不全部陈述？起初听说皇帝不合时宜地召两府大臣商议皇后入道，一天之内，京城喧闹起来，都认为皇后母仪天下，本来没有入道的道理。’ “第二天又听说两府大臣联名陈状，请求降皇后为净妃。臣与孔道辅、范仲淹等担心诏命一旦执行便难以恢复，所以一同到殿阁上书进谏；可是执政大臣进言，使我们不能当面进见，只命令我们到中书省商议。宰相虽知道这样做不对，却仍责怪臣等反复轻率。因此孔道辅、范仲淹被斥退为外郡长官，臣等也一概受到罚责。臣以为，陛下亲自执政以来，任用正直之臣，开通进言之路，天下没有不欢欣的。如今突然因为谏官、御史伏阙进谏，便立即贬黜责罚，朝廷内外都认为这不是陛下的本意。大概是执政大臣借助天威来贬黜孔道辅、范仲淹，堵塞后来者进言的道路。希望陛下仔细思考此事，使谗言不能得逞，使忠臣与奸邪有所区别，那么天下就大为幸甚。又恭敬地看到戒谕说，从今以后有封章，应当依照旧例秘密上奏，不得群体到殿门面对进谏。可是伏阙上书难道不是旧例吗？如今突然断绝这条道路，那么国家再有大事，谁还敢结伴进言？何况孔道辅、范仲淹端正敢言，素来为奸邪所忌；如果因为进言而贬黜他们，恐怕奸邪得志而飞扬，方正之士听到风声便逃窜隐藏。从前唐代阳城、王仲舒伏阙，为陆贽洗雪罪名；崔元亮叩击殿阶，为宋申锡申理冤屈，当时都受到称赞。’ “如今陛下尚且不忍废黜并驱逐皇后，而两府大臣却联名陈状，商议降她为妃，难道谏官、御史敢于废止伏阙进谏之事而默默不言吗？陛下请深思孔道辅等人的进言，他们究竟是阿党，还是忠诚正直？希望陛下裁断并宽赦他们。” 段少连又上奏说：“臣听说，高明纯粹精正、凝聚德性而没有瑕疵，是天道的常态。然而烟气妖氛遮蔽光明，明暗偶然失常，只是阴阳失调的灾变罢了。能够体现天德的，是君主的德体；治理阴阳的，是臣子的职责。陛下秉持纯一的德性，统治天下，凡有生命之类，没有不浸润于德泽之中。然而妖氛遮蔽光明、明暗偶然失常而使圣德受到牵累，是因为大臣贪恋俸禄而不进谏，小臣畏惧获罪而不发言。臣独独是什么人，竟敢献上狂妄无知之言？实在是因为怀着爱戴君主之心，私下痛惜陛下具备仁圣的各种美德，却缺少忠直的良辅；又因一时不能忍受的愤怒，以及不能及时恢复正道。所以臣才披沥肝胆、倾诉实情，为陛下澄清妖氛蔽翳对圣德的牵累。《易经》说：‘夫妇各守其道，家道就端正；家道端正，天下就安定了。’《诗经》说：‘给妻子作榜样，以治理家国。’既然如此，统治天下、修明教化根本的君主，必定应当从内宫做起，再以此规范外廷。昨天两府大臣忽然很晚才出来，民间喧传皇后被责罚而入道了，又传说她被降为妃而离开宫廷。臣与孔道辅等都在言职，认为皇后母仪天下，如果没有重大过错而轻易动摇她的地位，就会使风俗教化衰败。” “况且听说入道、降妃的议论出自臣下；妃后有罪，出宫时要告知宗庙，废黜时要降为庶人，哪里有不向天下公布、不告知祖宗，却暗中实行臣下意见的道理？如果皇后因小过被降为妃，那么臣下的妻子有小过，也应当降为妾了。臣等上抗章请求面见，并没有得到召见，这难道不是奸邪之人离间陛下吗？臣等到中书省时，执政大臣详细说皇后有嫉妒行为，起初议论入道，最终降为妃；又说有人上密封奏章，担心皇后对圣躬不利，所以修筑高墙，把她安置在别馆。臣等详细说明朝廷内外的议论，认为不可这样做，希望赶快下达明诏，恢复皇后的中宫位号，以安定民心。第二天诏书发布，却说中宫有过错，掖廷都知道；只是特意表示宽容，没有实行废黜，把她安置在别馆，让她自行反省，供给待遇一切如旧。臣不知道把她贬黜、安置别馆，究竟仍算皇后，还是算妃？诏书不说清楚，凭什么取信于人？陛下立皇后已经十多年，辅臣却仓促提出降黜的建议，迷惑圣听；士大夫又因循缄默，没有人敢替陛下进言。臣所说的妖氛蔽翳而牵累圣德，大概就是臣子失职了。” 皇后地位一旦动摇，有两件极其严重的后果，执政大臣难道唯独没有想到吗？内外臣僚直到外戚亲里，都可能萌生觊觎之心：有的进献女子，希望被选纳；有的巧妙经营宠爱，以便结交内宫。这样就会使陛下迷恋女色而扰乱纪纲；纪纲一乱，变故就会发生，社稷还能安定吗？《易经》说：“三个人同行，就会损失其中一人；一个人独行，就能得到朋友。”这就是第一件极其严重的后果。陛下所做的事要成为万世的法则，如果因为后宫争宠便实行废后，将来凭什么载入史书并昭示子孙？况且自祖宗以来从未有过废后的事。《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努力修明祖先的德行。”这就是第二件极其严重的后果。臣私下担心奸佞之人会援引汉武帝幽禁陈皇后的故事来惑乱陛下。况且汉武帝是骄奢淫逸的君主，本来不值得效法他的行为；臣子应当辅佐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岂能辅佐君主成为汉武帝那样的人？如今皇后被安置在别馆，必定会恐惧而修身反省。陛下仁慈宽恕的德行施于天下，难道唯独不施加于中宫吗？古人说：“一个人独自面对墙角，整个厅堂都会因此不快乐。”如今四方正逢凶年，百姓有忧愁叹息，又听说中宫被幽禁废置，哪里只是满堂不快乐而已呢？

译希望下诏让皇后回宫，恢复她的位号，杜绝非议和离间，像从前一样对待她；这样天地秩序得以端正，阴阳得以调和，人与神共同欢悦，岂不是很美好吗？陛下如果被邪臣阻挠，不采纳小臣的意见，臣恐怕高宗皇后的冤屈必将在后世显现，宫闱失正造成的祸乱也将在将来发展到不可测度的地步，请圣明的陛下仔细考虑。景祐元年，开封判官庞籍上奏说：“臣上月十一日曾上密封奏章，弹劾内侍韩从礼等传达美人尚氏的教令，命开封府免除工匠单庆等六人原本承担的差遣，特别请求将他们全部交付依法审断。韩从礼等人以及传令给各司的敕令，今后宫闱中的教令都不得施行。朝廷内外听到这件事，谁不欢欣快意？由此可见陛下英明果断，实在是九庙无穷的福祉，也是四海永久安宁的福气。臣愚昧地进一步希望陛下使宫禁之中上下有序，不要因恩宠暗中开启祸患的阶梯，耗损金珠而逐渐困乏国力，通过私下请托扰乱政务，放纵外戚而干犯法令；这既损害圣德，又扰乱朝纲，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秘书丞余靖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景祐元年八月十五日的诏敕：近来由于中宫有违善道，降为次妃的位次，仍让她居住在别馆。郭氏应令在外宅居住，不得再入内；美人尚氏令在洞真宫披戴道服，永远不得入内；美人杨氏则安置在别宅。这大概是皇帝陛下广泛显示忧勤之意，摒弃声色，割舍私情，抑制偏爱，以遵从典礼，即使尧舜也不能超过，天下实在幸甚。诏敕又说：‘长秋宫地位重大，负责宣扬阴教；顾念这个职位不可长期空缺，必定要选择贤德之人，准备举行聘纳，以辅佐祭祀。’臣谨按《春秋》：君主所举之事一定要记载下来，以昭示后代，本来就应当谨慎郑重，保存为规制法则。臣私下认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曾参与听闻朝政，处在母仪天下的位置，保佑圣躬，安固宗社；陛下恭敬奉行慈训，充分尽到孝诚。先太后去世，刚过祥祭、练祭，陛下虽实行按月缩短丧期的制度，但内心的丧服之情尚未除去。古代三年之丧，从天子直到庶人，礼制是一样的。所有纳后的礼仪，请求等到先太后的服丧期满以后，再审慎选择世代显贵的门阀，选进贤淑之人，兴办内宫教化，统领六宫，必须符合众人期望，然后才议论立后；不应当频繁更改，以惊动四方，这才是陛下以孝治理天下的根本。” 从前鲁文公居丧期间纳聘礼迎娶夫人，《春秋》对此加以非难。《公羊传》说：“婚娶在三年丧期之外，这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回答说：三年之内不谋划婚姻。”这些都是孔子记载下来作为后世法则的。伏望陛下谨慎对待这一举措，以昭示后代，稍微推迟婚期，就是臣缠绵不舍的愿望了。” 庆历元年，孙沔上奏说：“臣听说虞舜治理家室而娶纳瞽瞍之女，周文王修明内治而治理邦国。周南歌咏《关雎》的德行，孔子删定《诗经》，把它列为三百篇之首。鲁国史书在经书之前记载元妃，左丘明直书其事，把它作为十二位国君纪年的开端。《易经》以风火相生为《家人》卦之象，说明号令施行于外，要由内在的中正之德来彰明；如果不能严明风火的威势，就难以端正家室。礼制说：‘自身修养好了，家室就能整齐；家室整齐了，国家就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天下就能太平。’王政的根本，就建立在这里。由此可知，先圣担心亲昵私情造成祸患，所以为后世建立法制。恭敬地说，皇帝陛下仁德深厚而广大，明达如光照临，好善不倦，从谏不违，继承三朝的谋训，亲自承担万机政务的忧劳，因勤政而晚食，已经将近二十年；即使古代圣帝明王尽心行事，也没有超过陛下的。如今朝廷没有专权之臣，陛下也没有失道之事，然而阴阳仍未调和，灾变仍未停息，法令不能施行，恩威不能显著，难道是治理内宫的道理还有未达到的地方吗？臣不愿迂远地援引古代事例，只想把自己听到、看到的五件事陈述出来。如果因这些言论获罪，这是臣的职责。” 臣以为，中宫端正其位，德行与至尊相配，主持阴教，成为天下妇女的表率。三妃、九嫔、世妇、御妻等，等级上下分别统属，不得僭越错乱，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自景祐以来，宠妃宫闱三次被贬，宫禁中又两次触犯圣意，大概是祸患起于细微之处，而恩遇过于丰厚；地位尊贵便性情强悍，福分到了极点便会产生祸患。退居屏处之后，僭越仍旧如初。如果不建立严格制度，臣私下恐怕祸阶会逐渐产生。昨天看到上元佳节，内庭出游，美人、才人大多不随从，车盖飞驰遮蔽日光，车辆奔驰声如雷霆；各自尊崇华美的卫队，分道争行，众人都看在眼中，这不是向外界展示并为后世树立榜样的做法。臣请求今后贵品嫔御等都修备礼节，戒止奢侈，平常随皇后出入，不得各自排列仪仗，擅自骄矜逾越。仍请求选择一两位端庄严肃、地位较高的夫人，立为宫师，以辅佐内宫规范；这样上下有别，内外就不会疑惑。臣私下认为，设置宫廷政务，首先要整治内职。尚书、侍御、司记、典言等内职共一百二十人，才算完备。所以先朝的数量，侍史不过五百人，俸给只到一千零二十贯，都有纪律，并不十分奢侈过剩。如今听说人数增加了十倍，已经超过二三千人；俸禄增加十倍，有的达到二十万贯；私身供养的女子，数量又超过这个数。” 各部门供应和耗费的情况，账簿上都可以查知；一年之中，所用费用哪里有尽头？这不是向天下显示节俭的做法。臣请求索取宫中各院宫人以及私身供养女子的总数，呈报陛下裁决。如果不是供巡游幸临之处使用，就应命令检验核定实际需要的人数，酌量留下，其余放归本家，任从她们选择。现有的供给数额，应当减去一半。这样可以消除宫人幽闭旷怨之气，也可以节省国家财库的费用。臣私下认为，内侍的职务最为亲近，传达国命、出纳王言；即使常常加以抑制，尚且有人凌驾放肆。如今升迁往往不到一年，赏赐没有一天中断，高大的宅第连成街坊，名园彼此相接，玉帛充满后房，音乐声传到别院；官位尊贵、俸禄丰厚，职权重大、人员众多。如果不为他们建立仪制，恐怕必然会高踞于宠荣之上。臣请求御药依旧只用二员；御带、押班、都知，也请求选择谨慎持重、公正严明、勤勉自畏而且过去确有才能的人充任。三年选任一次，官职不许越级改转。没有子嗣的人，令其收养一个儿子；这样上面没有长久显贵的人，下面也有进身之路，这也是一代长久的制度。臣私下认为，九重宫禁如勾陈星垣，万乘车驾如华盖，宫墙直向紫微庭院，威严如云龙。没有深严就不能显示尊贵，没有禁戒就不能称为完备。”

译宫禁之外的人进入就要抵罪，误入也要伏诛。这样可以使宫内的话不传出宫门之外，宫外的话也不传入宫门之内，用来防患于未然，限制内外往来。如今陛下的起居言语，众人没有不知道的；帷帐之内的宴饮游乐，宫外没有不传闻的。内降的斜封诏书，平坦地如同道路一般，免刑、求赏，响应如神，全都是由于左右近侍成为出入内外的通道。近臣中颇有奸邪之人，能够窥伺动静，迎合圣意，巧妙中意，大多都采用这条途径。如果不及早辨别，防微杜渐，臣私下恐怕会滋长奸邪而突然发生变故。臣请求凡应当入内以及听候召唤的宦官，都任用五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人。各宫院的内侍子弟，必须限定为七十岁以上，并分定班次，上下不得混杂出入。仍命内东门司专门负责稽查；其中暗中供候的人员，除优人和公主院担任挑夫的官员外，都放归原来营所。所有内道场，请求今后一概断绝。这样整肃宫廷，足以使史册增光。臣私下认为，君王所需用的财物，应在年终会计核算；这是天下的财物，天子可以使用，有关部门不得吝惜。但如果出纳不谨慎、支费不节制，难道可以容忍奸弊而不追究其弊病吗？如今御宝凭由司、内东门劄子从各库取用犀角、玉器、金银、钱帛，一年仅三百多万贯；只要有入内取用的名义，却不知道究竟用在什么地方。” 这些数目既然很多，就不能全部记清。近来听说小吏伪造文书领取库金三十两便依法抵罪，何况御宝是宫禁内部掌管的东西，外人凭什么能够诈取？臣私下恐怕前后妄自支用的，不只是这一个小吏。请求派遣与此事没有利害关系、但有办事能力的臣僚设立机构，把宝元年以后没有御宝凭由以及内东门劄子所取用的左藏库等处金银、犀玉、钱帛大数，对照账簿以及谢恩表状，编成文历；内藏库也从宝元年以后，把宫中支用金宝钱帛的总数逐项核查，这样就能看出无边的费用和长期积累的欺弊。仍请求今后各宫阁凡有取索，发出凭由、劄子后，先下达内侍省，都知入内复奏，然后登记造册，抄送当班人员更换办理，并会签正式文书下发各库藏，才能支取官物；不得直接取索，或者另行设置关防。这样节省用度，也是长久有利之事。这五件事，实在是政治教化的根源，是太平盛世的基础。中宫端正，内宰的制度就能施行于六宫，宠妾就不能在皇帝身边越礼。宫禁严密，宫中之事就不会传入众人之口，外廷也不会结成朋党。宫人不裁减，费用就会供应不足，幽怨旷怨便会感动阴阳而造成灾变。内侍不加限制，威权就不能统一，还会因引荐而招来奸邪之徒。” 御宝管理不严，财货不加核算，盗窃欺诈和公然取用就会毫无顾忌。唉！恩宠能够压倒威严，亲昵能够消解正道；听信甜言媚色，顺从心意，迎合先意而希求恩宠，仁爱日益深厚，忍痛决断就更加困难；若不是至圣至明，实在无法避免这些弊病。伏望皇帝陛下以公道控制私情，发扬日月般的光明，施展雷霆般的决断，不让柔媚之人干扰圣明，不让爱幸之事违背道义，那么还忧虑什么天下不能治理呢？”

译《尚书》说：“威严胜过私爱，才能真正成就事情。” 《易经》说：“把问题揭露到王庭之上，这是用刚强决断柔弱。”《左传》说：“人既然有私欲，怎么能刚强？如果不运用上天所赋予的刚健中正之德，进行决断就很困难。”如今昊贼侵扰西部边境，负责攻守的臣子还不敢提出一个建议，大概是儒者不懂军事，不可预先妄言。如果大臣尽心尽力、诸将奉命效死，恐怕也不会成为大患。四肢的疾病侵入皮肤，逐渐积累成为疮痍，发作在手指手掌，还没有造成大的损害；心腹的疾病逼近膏肓，壅积成为痈疽，溃烂到头目，就来不及救治了。这五件事如果安排妥当，就有无穷的福祉；如果因循拖延而不办理，恐怕会成为不可预测的忧患。踏到秋霜，便会发展到坚冰；薪柴中积藏火种，最终会燃烧，这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只在于决断时不要疑惑，实行时唯恐来不及，行动不要错失时机，间隙不容一发，那么就是百世的利益、万方的幸运。这些都是陛下的家事，不是臣下所能涉及的。至于政教的纲纪还没有建立，辅相的心志和德行还没有一致，朋党中邪正还没有分清，在位者的才与愚还没有辨别，进用贤人比让死人复生还难，罢黜奸佞比拔起大山还难；法令被亲恩扰乱，赏赐流于滥施，这难道不是根株已经生长于内，而斧斤却没有砍除吗？” 如果圣人一旦考虑到这些事情，那么各种事务自然会归于正道。具体条例和名称，等候陛下圣明裁听；其中的说法，臣将在以后为陛下陈述。臣本来并非博学多识，只是竭尽愚诚，并没有遍加诋毁群臣，也没有专门攻击皇上的德行；只是担心言辞过于切直而招致怨恨，权贵也不能保全臣的性命，从而给老母留下忧患。至于侍奉君主的心意，臣就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伏望陛下在二更之后的闲暇，再赐予详细阅览，臣将十分荣幸。” 孙沔又上奏说：“臣伏见芳林园南宅，现安置着已故豫王的灵柩，要到三月初三日才举行攒殡。各宫前来祭奠、慰问的礼仪已经完毕，如今却看到宫中车驾频繁出入，早晚往来，这已不完全是哀痛之情，颇有朋游的便利。人员逍遥窥探，仆从驾御喧哗，禁军放纵欲望，严厉呵斥宫人，很难加以检察；这实在隐伏危险，也应当防微杜渐。臣恐怕奸细趁机制造惊变，暗中发动意外之事，而人们对此毫无察觉，后果就不可知了。臣料想陛下内心正为此苦痛，只是周详思考还没有顾及到。臣忝任掌管耳目之职，必须把情况上达圣听，想请陛下下达指示。故豫王原来的宫人，应当留在那里早晚侍候祭奠，其余人都停止活动，不要擅自出入，这样实在最为便利。” 二年，知谏院欧阳修上书说：“臣近来听闻宫禁之中，因皇女生育，在左藏库取绫罗八千匹；染院的工匠正在大雪严寒之际凿冰取水，染练供应，十分艰辛。臣思量陛下恭谨节俭、勤劳国事、爱民忧国，像这样劳苦百姓而徒然浪费的事情，陛下一定不肯做。然而外间议论相互传说，都说现在染练仍未停止。臣又看到近来内降美人张氏，亲属受到恩泽过于频繁。臣忝为谏官，每当听到有稍微损害圣德的事情，就必须尽力进言，难以逃避上天的责罚。臣私下看到，自古帝王宠爱的嫔御，如果能够谨慎节俭、柔顺善良，不索求恩泽，就可以长久保全君主的恩宠；有的放纵自己、骄奢淫逸、过多索求恩泽，便都很快招致祸败。臣不敢远引古事，只以近来宫禁中的事情来说。陛下近年所宠爱的尚氏、杨氏、余氏、苗氏之类，在受宠时骄奢放纵，陛下不早加裁抑；等到恩宠满盈，如今她们又都在哪里？何况听说张氏本是良家子，先前由修媛降为美人，朝廷内外都知道，认为她与杨氏、尚氏等不同，所以能保持宠爱最久。如今宫中一旦取用骤然增多，恩泽日益扩大，逐渐形成奢侈之事，就会招来外间的议论。” “臣不知道陛下是想爱惜并保全张氏，还是想放纵她而使她败坏？如果想保全她，就必须常令她谦逊节俭，不至于骄傲自满。臣料想八千匹绫罗，必定不是张氏一人独自使用，不过是分发给众人罢了；这样就是白白耗费财物，最终还要由陛下承受内外讥议。由此说来，广泛散发又有什么益处？去年正月一日，曹氏封为县君，到初五日又封为郡君，四五天之间两次庆贺封拜；又听说另有内降，大概是疏远亲戚都来求取恩泽。父母因子女而显贵固然可以，但名分也不可过分，其他疏远亲戚都可以减免罢止。臣认为，张氏尚未入宫以前，那些疏远亲戚的名位都在哪里？如今张氏富贵了，何必广泛给闲散之人恩泽，自己招来诽谤议论，连累圣德？如果陛下只是替张氏考虑，也应当这样做；何况这件事不只是关系张氏，凡是后宫恩泽过多、宫中用度奢侈，都是损害圣德的事情，关系到国家体统。臣应当尽力进言，伏望圣慈及早防微杜渐，及时裁减。” 皇祐三年，知谏院包拯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旧日开矾铺进纳授官人李绶的儿子，要与已故申王宫的承俊结为婚姻，事情内外传闻，无不惊骇愕然。臣查考御史台编敕中的条文：凡皇族议亲，都必须具列门阀世次，交由宗正寺官员审查复核；必须确实是衣冠名门之后，不是卑陋庸贱之流，也不是富商大贾之家；如果查出有不实之处，即使遇到赦令也不免除其罪，还应责令弹劾官员经常加以访察，获准后方可结亲。李绶的儿子正好触犯这些条制。臣以为，婚配的次序贵在门当户对，氏族的选择关系到名门宿望；这是礼教中极其重要的事情，应当谨慎严格办理。考察李绶，不过是卑陋庸俗之流，仕宦显贵之家与他断绝关系；他先前凭借进纳已经滥受恩宠，怎么还可以冒犯并玷污国婚，使皇族尊贵的支系下嫁给非同类之人，扰乱常制，损害朝廷的美誉？臣请罢止这门婚姻，另行寻求有德的门阀；仍请求申明命令有关部门，今后皇族婚姻都必须依照敕令选定。”

译四年，知谏院范师道上奏说：“臣听说，礼是用来节制感情的，义是用来克制偏爱的；这是平常人难以做到的，只有聪明睿智的君主才能做到。近来因为宫中人数太多而将她们遣出，这确实是盛大的德政。然而，有些事情关系到风俗教化和国家治乱的大局，却还没有得到留意，臣斗胆为陛下陈说。臣私下听说，各閤的女御，有的因为周董养育公主、侍奉御宝、代拟制书等功劳，一并升为才人；又有许多不经中书省发诰命、而由掖庭私下谋求迁升拜授的人。周董升迁还说得过去，女御凭什么名义升迁呢？才人的品秩已经很高，古代有固定员额，唐制也只有七人而已。祖宗朝宫闱中供给侍奉的人不过二三百人，列入五品的没有多少。若是各閤都升迁，便再也没有员额限制了。外面的人不【原文“▯”疑为“能”，据意译】详细知道，只会说陛下对宠幸之人过于偏爱，恩泽没有节制。妇女和小人的性情相同，宠幸过度，便会产生轻慢之心；恩泽没有节制，便会产生无厌足的怨望。驾驭她们不可不讲究方法。况且用度过于烦琐，索取过于广泛；一个才人的俸禄，每月相当于中等人家百户的赋税，年节时的赏赐还不包括在内。何况诰命的颁出不经过有关官署，难道是盛世应有的做法吗？恐怕斜封墨敕又要在今日重现了。” 张方平上奏论说：臣听说，礼始于正式婚姻，《诗经》以《关雎》开篇。《易经》说：“端正家道，天下就会安定。”所以帝喾设置四妃，虞舜娶娥皇、女英二女，涂山氏配禹，简狄生契而开启商朝，周朝则自古公亶父、王季以来，有姜任、太姒等贤德后妃，世代相承。因此文王能以自身行为作寡妻的表率，并推及治理家国。三代的制度中，后妃嫔御都是为了辅助整治内宫、赞成内政，宫门之外的事情，不是她们应当参与听闻的。自秦朝【原文“▯”疑为“以后”或相关脱误】以后，后妃才开始干预朝政。秦以弟弟魏冉主持国政，所以范雎认为，秦国只知道有穰侯，不知道有秦王。到了汉代，吕氏趁惠帝早逝，乘机兴起，干预帝位，阴阳错乱，根本倒置，末流崩溃，导致王朝迁徙、国运转移。汉孝成帝即位后，把政权交给王氏，皇统中途衰微，正统三次断绝，外戚家族昌盛强大，掌握权力达四代，而东宫太后又成为他们的宗主。到了王莽，终于篡夺了帝位。及至东汉，孝安帝以后，外戚拥立了四位皇帝，临朝称制的皇后有六位。她们深居帷幄之中，隔绝内外朝廷，权柄无不归于父兄，诏令专门出自宦官。于是便有了贪图幼主易于控制的拥立、嫉忌贤能的祸难，以及暗中策划自保的邪谋；小人乘机而起，又像牵牛踩坏田地一样肆意侵害。正直之士内心悲痛，想投鼠又怕打坏器物，结果祸害家庭、凶危国家，弊端逐渐滋长。近如唐代景龙年间中宗、韦后之乱，以及天宝年间的败亡，都使宗庙社稷危亡断绝，仅如一线相续。《春秋》的义理认为，君子最重要的是居于正道。即使继承王位的君主年幼，承继帝位之后，仍应由冢宰总理听取朝政，由师傅、保氏在上辅导和保护其自身；商代有阿衡专擅辅政之美名，周公则勤劳于王室，说的就是这些人。因此三代的政治原则中，没有后妃干预政事的道理。汉代自诸吕之乱后，大臣商议拥立谁为帝，首先选择外戚中贤能的人来确定大计，所以孝文帝入继帝位，也有赖于薄氏仁厚善良的缘故。到了汉武帝，机敏见识超越远人，深谋远虑而独断决策，又有顾命大臣金日磾、霍光辅佐，能够克成帝业，真是雄杰英主。魏文帝鉴于东汉覆亡的前车之鉴，为后世确立长久的制度，也曾制定戒誓，这件事值得效法。至于六宫的职位，考察《昏义》，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的数目。按照《周礼》，世妇、女御的职掌存在，但员额没有记载，大概是为了说明君子不随便沉溺女色；有妇德的才选入充任，没有合适的就空缺。自周室衰败，诸侯僭越放纵，秦兼并六国后，迁徙各国后宫，任意满足奢侈之心，爵号也日益尊崇。汉代文帝、景帝致力于奉行俭约的德行，几代相继昌盛；到了武帝、元帝时期，选纳后宫日益扩大，宠幸之人越来越多，甚至达到掖庭三千人、增加等级十四级的地步，因此君主沉溺于享乐放逸之中。于是产生骄傲怠惰的迷惑，厌倦勤政而废弃政务，祸乱因此滋长。唐代景龙年间的灾祸、天宝年间的败亡，都是从妇德失正开始的。当初她们都依仗当时天下太平、国家全盛，却不思考百姓从事生产的劳苦，也不顾念四方百姓供给正当赋税的辛劳，沉溺留恋，逐渐发展到蛀蚀国政。女宠干预君主的权度，奸邪小人暗中窃取事权，国库因过度挥霍而耗尽，赏罚因偏私亲昵而错乱滥施；祸患在当时招来，给后人留下鉴戒，实在令人寒心。因此考察历代治乱的踪迹，阅览史册记载的得失议论，选择善行、避免过失，有很多可以举例说明。至于戒慎失政的方法、保全外戚的办法，没有比赐给他们俸禄而让他们住在自己的府第，教导他们学习而使他们遵循礼法，给他们配备儒雅笃行之士作辅导，断绝他们与邪僻险诈之徒交往更好的了；应以恭敬谦让、节俭守德者得到赏赐来示范，以傲慢游荡、僭越奢侈的嗜好来惩罚，用义理节制他们。这叫作以恩宠爱护他们；若放纵使他们骄横，便是给他们招来祸患。梁朝的窦氏在汉代几乎没有留下后裔，武氏、韦氏在唐代也没有留下后代，这些都足以作为警戒。至于遵循乾坤之法、端正闺宫之治，没有比选拔良善姓族的女子、采纳世代仕宦人家的后裔，屏斥卑贱妖艳的姿色，排斥猥琐微贱的淫荡行为，按次序进用柔婉顺从、有德之人，尊重亲近清静闲雅的性情，使恩泽像雨露一样均匀施加、光明照临而没有偏私更好的了。这样可以借助上天长久无疆的福佑，取得文王那样众多而长久的善庆。” 至于保全国家、求得治理的办法，以及节省费用、安定百姓的善政，没有比减少后宫品号、停止虚授的廪禄、遣散游闲冗员、节省徒然耗费的服饰车服、裁减用度以宽解民力、平息长期怨恨以消除灾气更好的了。因此，太平之世贤明君王修身正家、爱民治国的道路，没有比这些更优先的了。谨此论奏完毕。六年，翰林学士胡宿上奏说：臣于本月二十一日草拟福康公主特进兖国公主的制书，私下听说将要举行册礼，但从事体看颇有不便。自祖宗以来，公主、长公主从未举行过这种礼仪。过去汉明帝封皇子时，把封地都减半，明德马皇后说：“诸位皇子食邑不过几个县，难道还不算俭省吗？”汉明帝说：“我的儿子哪里敢和先帝的儿子相等呢？”唐贞观年间，太宗的长乐公主将要出嫁，皇帝命有关官署准备的资送物品加倍于永乐公主，魏徵说：“不可以拿汉明帝的话来作答。况且天子的姊妹称为长公主，加上‘长’字，是表示尊崇；感情或许有深浅不同，但礼数不应因此有所逾越。”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入内告诉长孙皇后，皇后派使者赐给魏徵金帛。陛下即位以来，曾多次进封楚国、魏国二位大长公主，也不曾举行册礼，如今却要把这种礼仪施行于兖国公主。”

译这就使她同大长公主的礼数发生逾越；又因为尊贵公主的缘故，贤妃也将受到特殊典礼。已有【原文“防令”疑为“诏令”】进发诏书，告知不举行册礼。这样母女之间一人举行、一人不举行，礼意尤其不相称。写入史册，后世将会讥评，必定说陛下偏向亲近的感情，损害圣德的美誉。臣希望陛下采纳汉明帝的话，接受唐文皇帝听取劝谏的做法，遵循祖宗旧典。如果本朝公主曾举行过这种礼，就举行它，大体也没有嫌疑；如果从未举行过，就应暂且停止。臣因为知道陛下喜爱忠谏、采纳至理之言，臣的职分又在谋议政事，所以不敢沉默不言。” 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说：“右臣近日听说有圣旨，命令召回前任兖国公主宅管勾的两名内臣，使他们重新回到公主府。臣与杨畋、龚鼎臣一同上奏论列，认为这样不合适，却未蒙允许采纳。臣听说，父亲爱护儿子，就应以合乎义理的正道教育他，不让他陷入邪道。公主生长在深宫，年纪幼小，没有经历过傅姆的严格教导，不知道行为得失的道理。臣认为陛下应当用德行引导她，用礼法约束她，选择品德淑慎、年长有经验的人，让她们侍奉左右，早晚教导劝谕，使她走上善道。她若仗恃恩宠、任性妄为，提出不合法的要求，就应稍加抑制，不能完全顺从，这样慈爱之道才算尽到了。这两个人过去在公主府，罪恶累积如山，本应受到重诛。陛下宽赦他们，将他们斥逐在外，正当朝廷内外的议论将要平息之时，如今才过几个月，又命令召回，路上议论纷纷，言语十分可怕。这不是成就公主肃敬和谐的美德，也不是彰显陛下以义理教导她的训诫。臣实在愤懑忧郁，为陛下感到惋惜。伏望圣上慈爱地体察臣愚拙而忠诚的心，收回并停止先前的命令，不要让四方都指责此举为过分之举，损害盛德；这不是小事。” 七年，司马光又上奏说：“臣先前曾上言，认为前任兖国公主宅管勾的内臣等人罪恶极大，请求不要召回。近来听说传宣入内，内侍省命令押送上述内臣梁怀吉到公主府，依旧管办事务。外间议论喧哗，无不惊骇诧异。臣听说太宗皇帝时，姚坦任兖王宫翊善，兖王有过失，姚坦总是把一切都直言劝谏、纠正。兖王和左右侍从都以此为患。左右侍从教兖王假称有病，一个多月不上朝，太宗非常忧虑，召兖王乳母入宫询问兖王的起居情况。乳母说：‘兖王本来没有病，只是因为翊善姚坦管束得太严，兖王举动不能自由，郁闷成病罢了。’太宗怒道：‘朕选择正直之士担任兖王的属官，本来就是要引导他向善。如今他既不能接受规谏，又装病，想让朕赶走正直之人，以便自己自由行事，难道能如愿吗？况且兖王年少，不懂得想出这个办法，都是你们这些人教他的。’于是命人把乳母揪到后园，杖打几十下，又召姚坦来慰劳勉励。太宗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实在是因为真正爱护他，就没有比引导他归于善道更好的办法。若放纵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忍心责备呵斥，恰恰是害了他。齐国献穆大长公主，是太宗皇帝的女儿、真宗皇帝的妹妹、陛下的姑母，在天下人中可以说是极其尊贵了。” 然而献穆公主仁慈孝顺、谦逊恭敬，像寒门人家的女子一样；她侍奉李氏宗亲，把妇道完全做到，敬爱重视丈夫，没有嫉妒的行为。直到今天，天下称道妇德的人，都把献穆公主列为第一。献穆公主难道不知道自己身份尊贵吗？实在是因为身份尊贵却不骄横，然后才能保全福禄、成全美名。所以臣认为，陛下教育儿子应以义理为准则，应该以太宗皇帝为榜样；公主侍奉丈夫应遵循礼法，应该以献穆公主为榜样。这样，风俗教化就会流传四方，声誉也会留传后世。如今陛下曲意顺从公主的心意，不再用礼法裁制她，使她无所畏惧，陷入恶行，任性而为，触怒君父，轻视、厌弃她的丈夫，不遵守妇道；这样将凭什么向四方树立风范、给后世留下准则呢？《易经》说：‘家人严肃，虽有悔恨和危险，结果却吉祥；妇女孩子嬉笑放纵，最终会有遗憾。’这说明治理家庭崇尚严正，不可只用恩宠来治理。伏望陛下斥逐梁怀吉等人，仍将他们发遣回原先贬谪流放之处。公主身边那些想让陛下召回梁怀吉等人的人，都是教导公主作恶的人，也应全部治罪并逐出。另行选择柔和谨慎、忠厚老实的人补充空缺。还应告诫公主：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公器；如果屡次违抗诏命、不遵守规矩，即使是天子的女儿，也不能因私情而得到宽免，希望她有所戒惧。” 只要始终遵循善道，就可以长久保有福禄，不失去美名；否则，众人的议论十分可怕。” 英宗即位初年，侍御史司马光请求遣放宫人的奏札说：“臣恭敬地看到，前代帝王去世以后，后宫中地位较低的宫人都予以释放，遣出宫去，让她们回到亲属身边；这样做是为了顺遂人情、重视人伦、节省浮费、远离嫌疑。臣私下想到，先帝恭谨节俭、少有欲望，清正约束、遵守礼法，后宫中侍奉左右、承受宠爱的人很少，但先帝享有国祚长久，宫中人数年年增加、月月累积，掖庭中白白领取粮食的人颇多。陛下在哀痛之初，不忍遣散她们。如今山陵安葬、祔庙的大礼都已完成，臣愚见，应该援引前代旧例：先帝后宫中，除受过宠幸、有子女以及品位稍高者，和掌管文书的人之外，其余都发给妆奁，遣送出宫，让她们各自回到亲属身边，或者听凭她们自行婚配。”

译把这件事写入史册，也将是圣朝的一桩美事。” 司马光又上奏说：“臣听说，王化兴起，始于闺门，所以《易经》以乾坤为根本，《诗经》以《关雎》开篇。前代都选择良家子女充入后宫，职位、名号、等级各有固定员额。祖宗时期，仍有公卿大夫家的女子在宫中；她们初入宫时，都必须是十二三岁以下的幼女，医官还要为她们诊视，防范禁制十分严格。近年以来，旧制很有破坏，宫中地位低下的女子竞相置办私产，等级逐渐增多，再没有限制。监官勒令牙人，使他们雇买女子，前后相继，片刻也没有断绝，以至于军营、井市和下层民间的妇女混杂在宫中，无法辨认。这些人安置在宫中，怎么会合适呢？臣想到这些，实在愤懑惋惜。如今陛下即位之初，各项制度都要更新，嫔嫱的职位都空缺而尚未完备。臣认为正应趁此时制定制度，依照古礼，使后宫人员的等级、员额都有明确规定；如果人数不足，就暂时空缺员额，额数补足以后，不得再增加。凡初次入宫的女子，都必须年幼且尚未婚配；即使要选乳母，也必须选择良家出身、性情品行和顺谨慎的人，才可以入宫，并把这套制度传给子孙，作为万世法则。” 这实在是治乱的根本、祸福的源头，不可以把它当作小事而忽视。” 司马光又上呈给皇太后的奏札说：“臣听说，圣人的德行能使四海之外、编入户籍的百姓，都像孝子奉养父母一样，从四面八方聚集归附于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把仁爱恻隐的真诚推及他们。所以《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四海之地极其遥远，编户百姓地位极其微小，真诚推爱尚且可以把他们当作子民父母，何况闺门之内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呢？过去汉明德马皇后没有儿子，汉明帝让她抚养贾贵人的儿子刘炟，并立为太子，还对她说：‘人不一定非要亲自生儿子，只怕爱护抚养不够罢了。’马皇后于是尽心抚育，劳累憔悴超过对待亲生儿子。汉明帝去世后，太子即位，这就是章帝。章帝也天性孝顺淳厚，恩爱之情发自天然，母子之间始终慈爱，没有一点间隙，前代史书记载此事，作为美谈。臣恭敬地想到，仁宗皇帝忧虑皇位继承人不能确立，想到宗庙社稷责任极其重大，便从宗室中选拔皇帝，以承继大统。不幸即位数日，突然患病，虽然殿下抚视照料，慈爱无所不至，但医官医术不精，药物治疗没有效果。臣私下听说，前些日子病势稍有加重，举止言语不能自主，身边的人把每件事都上报，致使殿下因此不能忍受；两宫之间隐约有了相互责备和怨望，众人忧惧惊骇，不寒而栗。” 如今仁宗皇帝刚刚弃世，皇帝的疾病又长期未愈，天下形势危急得像重叠的鸡蛋，只有依靠两宫和睦才能安定，就像天覆盖大地承载万物一样。怎么可以仿效普通人家，为琐碎的言语争执，使彼此出现一丝一毫的隔阂，给宗庙社稷造成忧患呢？臣因此日夜焦心落泪，行动谨慎、屏息叹息，宁肯早死也要把话说尽，不敢贪图活着而闭口不言。臣想到，皇帝对内是仁宗皇帝同堂兄的儿子，对外是殿下的外甥女婿；从幼年起，殿下就在宫中抚养他，天下的至亲还有超过这的吗？而且仁宗立他为皇子，殿下难道不应因为仁宗的缘故，特别加以爱护体念、包容他的过失吗？何况皇帝在藩邸时，直到即位初期，一直孝顺谨慎、温和仁厚，举动都遵循礼法，这也是殿下亲眼所见、明白知道的。如果不是疾病扰乱了他的本性，怎么会有这些过失呢？人的心是精神的主宰；如果心有疾病，精神就会昏乱，茫然无知，言语行动不能自我省察记忆，不辨亲疏，不分贵贱，这正是病人的常态，不足为怪。殿下聪明睿智，天下的道理没有不通晓的，怎么可以用正常人的礼法去责备一个有病的人呢？” 如今殿下虽然早晚忧劳，只是徒然困苦自己，最终又有什么益处呢？依臣愚见，不如精心选择一两名医官来治疗皇帝的疾病。十天或一个月之间，观察他们治疗的进退；有效，就给以重赏；无效，就用严刑威慑。在病未痊愈以前，只应严密告诫左右侍从，谨慎做好侍卫工作。皇帝举止言语有不合常态的地方，都不得上报，希望不要增加殿下的忧愤。殿下只管宽解圣上的心情，调和精神、保养元气，以安定国家纲纪，等天下仰候天地降下佑助、圣体痊愈，然后把治理太平的事业交给他，不也是美事吗？古代慈母即使有不孝的儿子，仍能以至诚恻隐之心抚养爱护，使他内心惭愧、知道错误，改变心志向善。何况皇帝至孝的天性禀受于上天，一旦疾病痊愈，神志清明恢复如初，他用来报答盛德的作为，难道会是小事吗？臣愚昧的忧虑和苦心直言，全部就是这些。请求殿下再加以裁择，臣冒死叩拜上奏。” 治平元年，司马光又上呈给皇太后的奏札说：去年仁宗皇帝去世，皇帝刚继承帝位时，因为忧伤而成病，殿下想到社稷责任重大，便与皇帝共同听理各项政务，以安定群臣百姓的心。如今圣体已经恢复，四方平安无事，殿下把政务推还皇帝而不居功，自取安逸，进退举止都合乎分寸，天下臣民谁不称颂？臣不自量力，想成全殿下的全部美德，就像借萤火和烛光的微小光明，仰助日月的盛大光辉。伏望殿下稍稍宽恕臣的罪过，最终采纳臣的言辞。臣私下认为，治理家庭的道理，虽然尊卑贵贱不同，人情却是一样的。曾观察天下士人百姓之家，长幼共同居住，长者有时恩意不周，衣食不丰；幼者有时容貌不恭，言语不逊。如果幼者孝顺恭敬而不怨恨，长者慈爱宽惠而不责罚，那么上下和睦，家道因此兴盛。如果幼者把长者的行为看作怨恨，长者把幼者的行为看作责难，那么上下离心，家道因此衰败。他们开始彼此失和时，事情似乎很小，最终造成的祸患却很大。再加上谗人从中离间，于是父子相互猜疑，兄弟彼此憎恨，祸乱暴虐一并兴起，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凡是闺门之内，子女、儿媳若以孝顺恭敬之心尽心侍奉，尊长就应当欣然以慈爱之心接纳她们。

译如果她们有过错，就应当以忠厚之心教导；教导已经周全却仍不听从，那么责备她们可以，治罪她们也可以。等到她们已经改正，又应当重新以欢悦的心情接纳，不能因为一次违逆了自己的脸色和心意，就终身厌恶她们，使她们再也无法解释谢罪。因此骨肉亲人之间，可以有威严和愤怒，却不应有憎恨和疾恶；可以有诘问责备，却不应有猜疑忌恨。这就是自古圣人驾驭亲属的道理。臣私下想到，皇帝和皇后对于殿下兼有内外两重亲属关系，自幼受到殿下保育；如今成为万民父母、享有天下富贵，谁能说不是殿下的力量？臣认为，殿下本应抚育爱护他们，感情如同对待亲生子女，周全保护扶持，以成全长久的大恩；不可以偶然一点小小过失，便积蓄长久的怒气，抛弃养育生成的厚恩，招来疏远断绝的深怨，这是愚人智者都明白的道理。皇帝去年得病时，礼貌、言辞确实有使殿下疑惑、得罪殿下之处，臣已经对殿下说过：不可用无病之人的礼法去责备有病的人。醉酒后犯错，酒醒了尚且可以赦免，何况有病之人不能自我省察，原本不是有意要做，怎么可以追究细节而把它当作罪过呢？皇后从幼年时起，早晚都在殿下怀中嬉戏，殿下分给她甘甜食物和果品，抚慰照料、温暖爱护她，对她只有恩爱而没有威严。如今她已经正式成为中宫皇后，又能够重新奉上膳食、进献盥洗用品来侍奉殿下，她心里依仗从前的爱护，不把自己当作外人，仍以孩童时的心情期待殿下。因此她有时提出要求，不能及时得到满足，就会恼怒怨望，不能完全做到像普通婆媳那样的礼节。殿下即使因此恼怒、责备她，本来也是合宜的，谁能说不可以呢？只是事情过去以后，殿下如果就此抛弃她，不再收容体恤，像仇敌一样憎恨她，臣认为这就过分了。臣在宫门之外，没有办法知道禁宫中的事情，私下听到道路上的传言，也不知道真假；传言都说，近来皇帝和皇后侍奉殿下，比过去更加恭敬勤谨，而殿下对待他们过于严厉，接见他们过于简慢。有时他们进来拜见，殿下虽然赐座，却像接待疏远的客人，交谈不过几句话，片刻之间便又把他们遣走。这样母子之恩如何能够通达？婆媳之礼又如何能够施行？使他们疑惑恐惧、不敢主动亲近殿下，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臣私下想到，殿下以母仪天下，超过三十年，柔和明达的声誉遍及内外。皇帝潜居藩邸时，增进德业，仁圣之望照耀远近。先帝以至公大义选择贤能者建立皇位继承人，海内之人都说，皇帝继承统绪之日，慈爱孝顺的风气一定会从宫廷家庭推及国家，实在没有想到民间忽然会有如今这样的异议。推究事情的根源，大概是皇帝患病期间，宫省之内一定有一些奸邪之人，编造修饰言语，彼此离间构陷。一方面想假装效忠，以此取得殿下的信任，侥幸求取俸禄利益；一方面自知平素过失很多，害怕嗣君严明，有所不能容忍；另一方面想暗中玩弄权柄，憎恶君主聪明，使自己不能任意妄为。因此他们日夜窥伺，搜集哪怕一丝一毫的过失，没有不报到殿下耳中的。殿下即使极其聪明，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疑心；即使极其仁慈，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愤怒。皇帝刚强的性情被众人的说法压制，无法为自己申辩，怎么能不愤懑忧郁？于是使两宫之间产生隔阂，彼此失和，长久不能解除；传闻流传到外面，以致朝廷内外的士人竟有人敢于私下议论是非，实在令人惋惜。如今上天使殿下内心受到启发，殿下深刻发出慈爱的诏令，卓然作出长远的考虑，把天下政务全都归还皇帝；这正是宗庙神灵的保佑、百姓的福分。然而臣私下料想，那些奸邪之人心中像沸汤一样，越发感到不安，一定会竭力谋求离间。他们都只是在谋求自身私利，并不是替国家和殿下考虑。臣希望殿下深切察知他们的用心，不要再听信采纳，斥退远离这些人，不要让他们处在左右近侍之列。召见皇帝并告诉他，过去纷纷扰扰的事情都是这类人造成的，从今以后，母子之间应当坦然相处，不再互相猜疑。皇帝一定会流泪哭泣，叩拜伏地，感激涕零、摧心谢罪；这样一来，两宫之间的欢乐就会完全恢复如初。凡皇帝、皇后进见时，殿下应当以温和的脸色相待，从容留他们交谈来往，不要动辄加以限制隔绝；【原文“▯”字疑误】可以置酒欢宴、谈笑说话，和他们亲切相处，完全按照一家人的礼节。这样殿下安坐便能享受他们的孝顺奉养，还有什么快乐能超过这个呢？心平气和，长寿无疆；国家安定，内外没有忧患；美好的名誉光耀流传，无穷无尽。与其信任奸邪、猜疑防备百般，终日忧戚，因忧愤而生病，使国家不得安宁、祸乱横生、讥讽诽谤流传后世，这两种做法的得失相差太远了。况且殿下既然能够把祖宗的基业交给皇帝，又能够把重大政务授给他，却偏偏在恩情礼遇方面始终不能豁然回心、平息旧日怒气，这是什么原因呢？如今宫闱之中，殿下的骨肉至亲只有皇帝、皇后、长公主以及皇子、公主几个人罢了，其余人都如同过路之人，对于殿下有什么关系？如果连至亲都不能用恩情和信任来团结，反而猜疑疏远，那么疏远的人难道会独自愿意接受殿下的恩遇，尽心竭力而始终没有二心吗？尊贵没有比成为天子的母亲更尊贵的，富有没有比接受四海供养更富有的。如今殿下拥有这样的富贵，却不能自得其乐；亲近本可疏远的人，疏远本可亲近的人，使受恩的儿子、儿媳惶惑徘徊而不能安心，局促不安而不敢前来；他们虽然内心怀有反哺报恩的心，却没有机会施展，臣私下为殿下感到惋惜。臣父子都蒙受先帝的大恩，从普通调任官员中被擢升，列入侍从之臣；人心不是木石，怎么能片刻忘怀？如今先帝去世以后，臣只是因为不避死亡，进献忠诚正直的言论，希望殿下母子和悦、国家安宁，这就是臣用来报答和效力的方式。臣不胜区区而激切的诚心，陈述这些让您知悉，惟愿殿下留心明察。臣司马光冒死叩拜上奏。”

译侍御史傅尧俞上奏说：“臣听说，立志于大事的人，必然会舍弃细枝末节；善于开始的人，应当谋划好结局。只有懂得大小事情的轻重，才不会被众人的议论迷惑，保全事情始终的道义，因此能够成就超越前代的美德。恭敬地想到，殿下辅佐先帝，以母仪范式统摄天下，世人都说，即使明德长孙皇后也难以相比；盛大的功业，可以说已经有了完美的开端。先帝晚年，国家根本尚未确定，殿下竭尽诚心辅佐，援引皇帝出藩邸继承大统，这就像用手提挈并维系四海，其功劳力量哪里说得尽呢？后来又两次颁下诏书，令殿下权同处理机要政务；对内调护圣体，已有不需服药而病愈的喜事；对外安抚镇守夷夏，天下有泰山般的安稳。如果再稍稍留意谋求事情圆满，那么超越前代的美德就全备了。确定大计、安定宗庙，为国家建立不可动摇的根基，然后以退处清静来结束此事，成就盛大美德，使后世万代仰慕，这是大事业。除此之外都是琐末细微之事，本来可以洒然抛开。伏望殿下依照四月九日最初颁下的指挥施行，归还政事，在清静的禁宫中安享燕息，从容接受天下的奉养。自身享有前所未有的恩宠，家族享有不可估量的盛福，众多美德全部成就，不过是一句话改变决定的事情。何况当初已经谕告外廷，等皇帝康复之日便还政；如今皇帝身体清健，逐渐亲理万机，不了解殿下深意的人，怎么能不产生疑惑呢？” 殿下数十年间积累德行、累积功劳，辛勤已经极其深重；倘若在事情将要圆满的关头稍有不完美，将来即使再痛惜，又哪里来得及呢？臣不明白，殿下为什么对此有所顾忌，却顾忌一句话的改变，不肯以此成全大德、消除群臣疑惑呢？前代的是非善恶，殿下应当已经讲习研磨得十分熟悉。臣之所以恳切进言，是因为如今朝廷的体制并不便利，对殿下也没有益处；而且担心左右之人不能深思大局，只求姑息的宠爱，因循日久，最终会连累盛德。臣等若不进言，实在有负殿下。至于奸佞之人制造异说，替疑似之事强行解释，不可不加以察辨。伏望殿下明察臣的赤诚，断然在心中作出决定，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三年，殿中侍御史范纯仁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皇太后亲笔写信，追尊濮王为皇夫人、皇后，陛下已经下敕命施行。臣私下认为，追崇濮王一事，起初是因为中书省提出了不正当的谋划；陛下谦逊谨慎、尚未施行期间，听说皇太后曾亲自下书严厉责备政府，因此暂时停止。如今皇太后又下命令追崇濮王为皇，事情始末前后不同，天下将凭什么取信？况且皇太后自从撤帘以后，深居九重，未曾参与听闻外朝政事，怎么能再下诏令有所建置？这大概是政府臣僚只想把错误做到底、掩盖过失，根本没有想到朝廷祸乱的根源。况且自三代以来，从未有母后诏令施用于朝廷的事情。秦汉以后，母后才开始参与幼主的政务；从此以后，权臣想做非同寻常的事情，便必定借用母后的诏令来实行自己的意图，而且往往是在逼迫胁制之下发出，天下人最终都知道事情是权臣所为。如今陛下以成年君主的身份临朝已经四年，万机政务应当出自皇帝亲自裁断；对内奉养慈亲，只应竭尽仁孝之诚，尽力供养四海罢了，哪里还需要再烦劳内宫的命令，来掺杂扰乱国家章程呢？一旦开了这个头，流弊极大，将来或许成为权臣假托诏命的凭借，实在不是君主自求安宁的办法。” 伏望陛下深切体察臣的言辞，追回并停止先前的诏令。凡是涉及濮王典礼的事情，陛下自然可以采择公议来施行，何必把母后的命令施用于成年君主临朝的朝廷呢？臣现在正在家中待罪，每日等候诛杀或流放，但这片区区忠诚之心不能自已，仍希望能使明主醒悟并听取臣言，以安定宗庙社稷。臣即使死上万次，又还有什么遗憾呢？”四年，知谏院杨绘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有个名叫景氏的内人，曾在仁宗朝任御侍，后来出嫁给许宗贤，近来已经获准离婚，又被召入宫中。臣私下认为，文武政事的根本在于闺房，家庭之道要从亲近细微处修养。何况她已经嫁过人，怎么可以再次进入禁宫呢？伏乞将她放出宫外，以平息舆论。”治平年间，右庶子韩维上言说：“臣近日接连听到传闻，说宫中将前往诸位大臣家，为颍王选择王妃。如果确实如此，臣私下认为不合适。臣听说，夫妇关系是家庭中最大的伦理，目的是端正家道，并承继宗庙祭祀，延续万世后嗣。所以礼制的施行，唯独对婚姻最为慎重；这种谨慎是到了极点。《坊记》说：‘诸侯不可在国内任意搜取美色，所以君子远离女色，以此作为百姓的纲纪。’这句话是说，诸侯不得在自己的封国中像捕鱼一样搜罗美色，因此要推远女色，把它作为百姓的法纪。” 臣恭敬地想到，皇子颍王孝友、聪明，举止行动都合乎法度，正专心学习经学，以期成就德行。如今为皇族选择婚配对象，关系尤其重大。臣愚见认为，应当逐一从有功勋、有声望的人家中选择，慎重挑选品德贤淑的女子，考察古代纳采、问名等婚礼义理，依礼完成婚姻，不应只图草率地选取美貌。近世轻视抛弃礼教，不把它当作要务，婚娶的制度从朝廷到民间都荡然无存，所以风俗日益衰败，违犯礼法的人很多。贤士大夫无不为此愤懑叹息，私下庆幸国家或许能够有所振作。如今陛下即位之初，圣明清正，正为长子求娶妻室；如果事情却出于草率简略，就恐怕不是用来矫正世风、砥砺习俗、使其复归雅正的方法，也无法让颍王明白，建立家庭的道理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容貌。传记称，美色足以动摇人的心志；《诗经》歌咏贤淑女子，正是用来配合君上的。这实在是有智慧、有仁德的人能够见微知著，远见祸福根源，并为后世留下警戒。陛下不可不加以留意。臣有幸侍奉宫廷，又任王府官员，如果稍有补益，便不敢不说。冒犯天威，臣惶恐激切到了极点。” 《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内治 宋神宗熙宁元年，殿中侍御史里行钱顗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历代圣明君主刚开始统治四海时，必定会做出非常美好的事情来顺应人情，也必定竭尽至诚之心来感动上天。陛下继承大宝，忧劳于各项政务，有弊病必然革除，听到善言必然实行。然而如今阴阳仍未调和，灾异多次出现，难道是圣明教化还有没有完全施行的地方吗？臣私下思考，或许有一个方面。臣恭敬听说，仁宗和英宗两朝之间，现今还有很多宫人幽闭在掖庭，难道没有怨恨隔绝之情，从而扰乱和气吗？臣伏乞陛下特别放在心上，痛切体恤，迅速下诏，依照祖宗开宝、祥符年间的制度，酌量人数遣放出宫，务必让她们各自听从方便安置；使她们上无久困怨恨之苦，下有顺遂本性的快乐。这样对上足以感动天意，对下足以顺应人情，圣明君王的美好典范，没有超过这个的了。”侍御史知杂事刘述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当今的忧患在于官员冗滥。官员冗滥是由于通过各种途径入仕的人太多，因此贤能与不肖混杂，耗损国库俸廪，使百姓困弊。如今如果不尽早裁减节制，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增长，将来怎么办？臣看到，皇族郡县主出嫁，她们的丈夫都原本没有官身，却授予殿直；其中有些是民间之人，只因富有钱财，往往冒认他人家三代有官职者，假充婚姻对象，扰乱国家常法，玷污皇族婚姻关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近来的制度也允许他们取得文官资序和恩泽，并参照士人的做法，逐渐恢复唐制，这也是挽救弊端的一端。依臣愚见，今后希望只在现任文武官员中选择亲家，而且必须是原本不是通过进纳钱财取得出身的人：其中京朝官、武臣以及不受磨勘限制者，特别升转一官；幕职官任职三考以上、按铨选资格不妨碍磨勘者，给予升转京官；州县官中具有令、录资序的，和两使职官、判官、主簿、尉、斋郎、监簿之类，给予初等职官待遇；其余说不尽的类别，请朝廷按类似情况酌情制定指挥。所希望的是稍微堵塞滥授官职的源头，逐渐澄清仕进的队伍。” 三年，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去年朝廷下令到京东购买数万两黄金，当地征发摊派十分暴急，百姓很是怨恨。又听说广南新设置的钱监获准购买珍珠，京城传言说将用来供应宫中十閤的费用。大概是愚昧的人不明真相，借着百姓的议论制造话头，认为陛下年富力强，三年丧期和祥禫礼既已结束，将要亲近声色，逐渐追求闲暇逸乐；这是他们的迷惑。臣知道陛下聪明睿智、以天下为心，必定不会把心思放在这些事情上。然而再仔细想来，天下有道，百姓就不会议论；圣明昌盛的朝廷，不应使百姓这样议论，看来似乎也有引发议论的原因，不可不加以体恤。臣的职分在于言官，怎敢不为陛下一一陈说？臣听说，宫禁中的职位本来有等级次序，设置十閤并非古代礼制。有人说仁宗晚年想广泛寻求继嗣，谄媚之人乘机窥伺，才形成这件事。英宗即位后因循旧制，实际上是把无益之事当作常规，反而损害了有益之事。为什么呢？既然名义上分设各閤，除了嫔御的供给器用之外，还要设置官员和相关人员，助长事势，动不动就有逾越僭礼的情况。况且礼制的设置，本来就是为了防止弊端逐渐滋长；如果一开始按俭约立法，弊端尚且会趋向奢侈，今天这样做，实在关系到圣上的考虑。” 何况陛下尊奉两宫，与仁宗时的情形不同，还应防备受宠进用的臣子逐渐提出无益的计策。臣愚见请求陛下深思谋划、慎重开始，临事因时制宜，等三年丧期完毕，首先废止十閤制度。这样德音一经颁发，人心自然喜悦。何况如果在举止行动之间使人无法窥测、无从猜度，岂止能成就一时的盛美，还将使万世都看到美好的光辉。臣区区的诚心，所愿的就是这些。” 哲宗元祐年间，御史中丞傅尧俞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来任命韩忠彦为尚书左丞，接着又因为他的弟弟嘉彦娶了公主，舆论纷纷认为不妥。臣才疏，不敢主观揣测其中的是非。臣私下认为，李德裕确实是唐朝的名相。他曾建议恢复旧制，规定驸马都尉不得同要职官员往来；开元年间对此督责尤其严厉。如今却公然到宰相和大臣的私宅去，这些人没有别的目的，不过是泄露宫禁秘密、勾连内外罢了。若有事要禀告宰相，可以允许；但到了中书省，就不应随便再到宰相私宅。当时防范禁制如此严密，如今却集中在同一门第，议论者的话确实很有道理。况且君主的举动一定会被记载，记载政事又一定慎重对待开端。陛下自即位以来，励精图治，从未有过失当的举措，如今却首先开创这种先例。将来有人援引此例作为比照，弊端必将更加严重；而且史册会记载说这是始于陛下的事，使后世指责讥议，难道不值得顾惜吗！愿陛下深思。陛下任用臣等，是认为我们聪明明达；臣如果知道而不说，辜负陛下的罪过，即使杀了我也不足以赎罪。” 哲宗正在选择皇后时，太皇太后说：“如今选中了狄谘的女儿，年龄和命理似乎合适；但她是庶出，过房的事情还必须议论。”枢密直学士王岩叟进言说：“按照《礼经·问名篇》，女方家回答说：‘这是臣女，是夫妻所生；至于外家官职名讳，我不知道。’如今狄氏将用什么说辞来进呈呢？”这项议论于是搁置了。哲宗选定皇后以后，太皇太后说：“皇帝得到贤后的帮助，有内助之功，这不是小事。”王岩叟回答说：“内助虽是皇后的职责，但端正家庭必须在于皇帝。圣人说‘端正家庭，天下才能安定’，所以在开始时就应当慎重。”太皇太后因此把这番话对哲宗说了两遍。中书舍人彭汝砺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古人治理国家，并不只是修养自身、完备内在，也有后妃辅助的作用。后妃夫人能够辅佐君子，并不只是出于天性，也在于平日所受的教育。后妃是君主的配偶。天下国家的安危治乱，宗庙社稷的祸福，子孙的贤能与不肖，都同她有关，难道只是关系到她个人吗？这可以说是责任极其重大。把治理天下的责任、圣人的事业寄托给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子，这可以说是极其困难。那么选择她难道能不慎重吗？选择之后还必须知道如何教育她；从寒冬到暑夏，绝非一日积累而成。教育她使之成材，也一定要循序渐进。按礼制，女子十岁以后不再出门，由保姆教她柔顺温和、听从长辈，学习处理麻和苎、缫治丝茧、织布编组带，学习妇女的事务以供给衣服；还要观看祭祀，传送酒浆、笾豆、腌菜肉酱，依礼协助祭祀奠献。《诗经》说：‘后妃在父母家时，心志放在女工上，恭敬节俭、节制用度，穿洗涤过的衣服，尊敬师傅；这样才可以使父母安乐，回归后以妇道教化天下。’古人对她的教育一向如此完备，所以她后来成就极高。《诗经》又说：‘谁来主持祭祀？是那庄重而年轻的女子。’祭祀时妇女要遵守斋戒，履行母道；她幼年时就已学习侍奉母亲的道理，如果没有平日的教育，怎么能做到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