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一

译如今已经四年了，事变已经显现，而臣恰好担任了这个职务，正与所谓错过时机、耽误事情的情形相合，臣实在对此感到害怕。因此冒昧详细说明这些道理，来告知陛下。从前张咏镇守益州时，迟了半年才出发，因为知道蜀道尚未安定，不能仓促进军。太宗召他当面奏对，允许他便宜从事，并告诫他知道蜀地事务难以轻率决断，不能越权揣度。臣又冒昧仿照这个道理来回复陛下，惟愿陛下留心。秘书省著作郎杨简上奏说：“臣听说庆历末年，曾发生亲从卒夜间进入禁中的变乱，当时士大夫对此尤其没有反省。他们之所以导致这种事情，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任何改作，仍旧因循苟且。到高宗初年，又发生苗刘之变，士大夫仍没有反省导致此事的原因；仍然没有任何改作，只是因循苟且。到了近来，又发生吴曦之变、韩侂胄之变，士大夫仍没有反省导致此事的原因，又只是因循苟且。臣现在把一再导致祸乱变故的原因告诉陛下，就是因为没有遵循古制。古代六军的军将，都由卿来担任。如今各军将领大多只是以从事为职，武勇尚未成熟；他们是否复行古代先圣先王的训典？是否践履修养《诗》《书》《礼》《乐》的实际德行？如果没有，那么他们训练整顿各军，也不过是射、刺、击、战的技艺，很少能够用礼义来训导他们。把杀人的武器授给士卒，又让他们每天练习杀人的技艺，实在可怕，实在可怕！古代勇武的武夫，都可以成为公侯的心腹；他们擒获俘虏、审讯口供、割取敌人的左耳，安详沉着，而他们的德行都显现在容貌气度之中，就是这样。如今陛下应当精心选择通晓文武的儒者，仿照古代司马之官，来整饬、匡正并训导军队；奖赏士卒中孝顺、忠诚、善良的人，那么恶劣的人也会潜移默化，时间越久变化越深，变化越深就越安定。” 要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使国祚像泰山一样稳固，关键就在这里。如今如果不改作，就好比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却又将发生庆历年间和韩侂胄时期那样的变乱，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臣日夜忧虑，却没有途径向陛下禀告；如今能够见到陛下而一吐心中所言，从此以后又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惟愿陛下念念不忘。如今通晓文武的儒者确实很难得到，但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殿司十三军势力过于强盛，应当分出其中小半，再补充马司的余卒，以备三司之用；这样各方势力才均衡，可以防止后患。考虑祸患应当反复周全，即使选择贤儒来立法，也不过只能做到这些。”枢密院编修官葛洪上奏说：“如今将帅的才能究竟如何，臣不能全部知道；但忠诚是凡为人臣片刻也不可离弃的根本，因此不能不以此要求他们。如今安居无事时，必须奋不顾死，冒着水火，踏着刀刃，才称得上忠吗？专心思考、履行自己的职务，可以称为忠于公事；你能忘却私心，可以称为忠纯；真实而不欺骗，也可以称为忠。况且抚慰体恤士卒，是将帅的职责。朝廷常常严格禁止侵吞克扣，免除营运拖欠，警戒他们已经非常周到了。如今却有人另立名目，更加肆意贪污；看见百姓生计稍微富足，便诬陷他们有罪，动不动就估价没收其家产；看见仓廪供给稍微优厚，便强行以库务名义摊派取办草料粮食，压制摊派军需，这同抚慰士卒有什么关系呢？” 训练整顿军队，也是将帅的职责。朝廷常常严格执行点试、考核的法令，重申军队等级的命令，对他们的警戒也十分严切。如今却有人把教阅看作具文，坐作进退仅仅同儿戏一样；有技艺、有勇力的人得不到旌赏，笨拙怯懦的人也从未受到劝勉或惩罚，士卒日益骄横，往往难以役使，这同训练整顿军队有什么关系呢？何况还有沉溺于声色享受、不顾国事而专心谋求田宅的人；又有整日奔忙、专门致力于结交权贵，使书信财礼在道路上来往不断，妄想求取升迁的人。他们自称修缮兵器铠甲、建造战舰，考察实际情况，不过是把旧物装饰成新物罢了；自称节省财用，声称取得羡余，推究其根本，不过是剥削下民、欺骗上司罢了。乞请严厉告诫将帅，使上下振作奋发，重申警戒军事实务，时常像担忧敌寇到来一样忧惧，磨炼整顿，振作刷新，以求改弦更张，这样或许还能使军队有用。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侍御史兼侍讲李鸣复上奏说：“臣曾经看到殽陵交战以后，秦伯仍然任用孟明；孟明于是整顿国政，重新施恩于百姓，所以秦国虽然战败，仍然能够自我振作。街亭交战以后，诸葛亮上奏自请贬黜，蜀主却任命他为右将军；诸葛亮于是追究过失、责备自己，把失败的原因公布于境内，所以蜀国虽然战败，仍然足以立足。大概战败的将领虽然不能谈论勇武，但如果能因战败而痛切惩戒自己、振作改进，就能转祸为福、化危为安；英明的君主尚且不忍心把这样的人完全弃置不用。近来王师出征以后，疆土版图逐渐收复，褒奖的诏书刚刚颁下，败绩的消息却接连传来；那些战败北逃、奔溃失守的人固然应当惩罚，发号施令、指挥作战的人难道也能逃脱责任吗？陛下全都按照从轻的法典处理，又重新起用他们；对赵范这样罪责重大的人，也只是洗清罪责而重新委任。臣知道圣恩宽大，今日宽恕他们，是希望他们日后有所报答。只是臣不知道赵范究竟能否像孟明报答秦国、诸葛亮辅佐蜀国那样呢？臣深切认为赵范有三件应当戒除的事：第一是去除私心，第二是禁止暴虐，第三是克制愤怒。如果能守住这三条戒律，那么陛下所以责成任用他的心意，或许就不会落空。”赵范在黄州时，大兴土木，每天役使一万人；一片瓦、一枚钉，乃至竹头木屑，全都向各郡索取，名义上称作军需。先世的祠堂、后庭的燕寝，没有一样不具备；高达千仞的楼阁，还在事务匆忙、物资供应不暇之时巍然直插云空，这实在只是为了这种骚动不安、不得安宁的举动。古人说“匈奴还没有消灭，为什么要成家置业”，似乎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如今改任临岘首，号称承袭世代官职；如果不能封护百姓所爱戴的甘棠树，只知道喜爱纷华奢侈的华丽屋宇，那么百姓将不敢公开说话却敢于愤怒，从今以后都会失望。这是第一件应当戒除的事。赵范在合淝时，以一万五千名民夫的数目向一个县责令征发，又把方圆数百里的遥远地区限定在三日内完成。臣从前曾经说过，听说有人因按军法办事而死于锋镝，也有人因军期逼迫而死在道路上，至于究竟有多少，臣还不知道。如今的淮地已经不是从前的淮地了：仓廪枯竭，府库空虚，郡县也不如从前；户口减少，鸡犬寂静，乡里也不如从前；富户憔悴，贫民转徙，百姓也不如从前；将士疲惫于接战，士气疲敝于奔溃，壮士和健马也不如从前。这些全都是赵范实际造成的。倘若又把治理淮甸所采用的办法用于京湖、襄阳，那么国家的元气就会更加耗损。这是第二件应当戒除的事。赵范觊觎襄阳帅阃已经很久了，先前想借襄阳的兵力夺取关陕，而史嵩之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近来又想调移随州将领经过樊城。

译但杨恢没有听从他的命令。赵范虽然心中愤懑，也还没有找到机会发作。如今职务任命已经确定，诛杀和处置都可由他自由决定；城池虽然还是从前的旧城，但蕃、汉之人如今杂居其中。驾驭得法，狡猾欺诈者可以成为使者；驾驭失当，狡猾欺诈者就会成为敌人。何况主帅刚刚更换，人心疑惧；倘若不推诚布公，反而带着私人怨愤对待他们，那么士气就会受到摧折，意料之外的变故也不能保证不发生。这是第三件应当戒除的事。臣同赵范没有丝毫嫌隙。从前北方军队侵犯蜀地，蜀地在朝廷任职的人每天叩见政府，乞请任命赵范为襄阳帅，借助襄阳的力量来缓解蜀地的灾难；当时臣确实也参与其中。后来臣担任武部贰卿，又以属官身份侍奉他，看见他拍掌谈论军务、愿意捐躯报国，没有一次不击节赞叹。如今赵范建牙开府、统帅帅阃，而臣恰好任职御史台长官；做应当做的事，以不辜负陛下亲自遣任赵范，这是赵范的责任；说应当说的话，以不辜负陛下提拔任用臣，这是臣的责任。臣所论说的，不只是忧虑国家，也是为了爱护赵范。愿陛下把臣这篇奏章下发给赵范看。赵范如果果真以臣的话为戒，整顿政务、体恤百姓，像秦国孟明那样引咎责己，像蜀国诸葛亮那样，那么京湖一带的局势就可以使陛下少一些宵衣旰食的忧劳了。否则就还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惟愿陛下加以察看。贴黄：臣考察到，马谡是诸葛亮的密友。祁山之战时，他统率各军担任先锋；一败于街亭，论罪达到死刑。蒋琬认为天下尚未平定，却杀戮有智谋的将士，难道不可惜吗？诸葛亮说：孙武之所以能够制胜天下，是因为执法严明。如今四海分裂对峙，战争刚刚开始，如果又废弃法令，凭什么讨伐贼人？诸葛亮的见识远大、高明，就是如此。近来杨义弃军逃走，徐敏子弃军溃败，这还可以说是被敌骑逼迫。但汴州距离战场二百余里，而且中间隔着一个郡；赵葵、全子才各自拥兵数万，树立大将的旗帜和军鼓，本应整顿阵势援助诸将，却一听到风声鹤唳，便都抱头逃窜了。这是什么样的举动？传到敌境，他们会认为中原还有人才吗？赵范对无罪的百姓，却施加惨酷手段；对有罪的将领，却采取宽恕态度。按照奏章上报的内容来看，这大概只是一篇徒具形式的公文罢了。他竟把战败不能支撑说成歼灭了敌人的精锐，把狼狈逃回本国说成保全归还的根本，把听到风声就先行溃败说成急于保全全军。他固然认为朝廷可以欺骗，却哪里知道天下的公论是不能欺骗的？从前太祖把南方的战事交给曹彬，还授给他一柄匣剑，说：‘副将以下有不听命的，就把他斩了。’ 潘美等人吓得变了脸色，不敢抬头仰视。赵范哪里配谈到这种程度？这就是臣深深替国家感到惋惜的原因。理宗时，监察御史吴昌裔论奏赵范丢失襄阳防区说：‘臣听说街亭之战，过错在马谡，而诸葛亮却认为责任全在自己；宜禄之败，罪责在浑瑊，而郭子仪却认为罪责实在自己。把不是自己的过错归到自己身上，是人的常情；如今他们竟能这样责备自己、承认过失。诸葛亮和郭子仪这种盛大的胸怀，真可以作为万世将帅的法则啊！臣私下见到，自敌人侵犯襄汉以来，唐州、邓州首先投降，均州、安州接着叛变；光州被围攻攻破，峡州被焚毁一空；枣阳之战死者达十四万人，沙市之乱死亡者以二十万人计；八州残破，千里萧条。主帅负有这样的责任，赵范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责罚？不过赵范当时凭借襄州一座孤垒，正好被重重包围，他督促激励三军，最终击退强敌，功过相抵，尚且还有可以申辩之处。近来阅看荆州、鄂州所上报的文书，才知道襄阳之事大错特错：克敌军首先叛变，忠卫军随后叛变；积存的粮食器械被扫荡殆尽，士绅和百姓的住宅遭受的祸害尤其惨重。虽然侦察报告彼此有所不同，但证据和情状却无法掩盖。汉水、岘城一带城池坚固，如金汤一般；军储和守城器具充足，根本富强。这大概是从绍兴年间名将岳飞营屯，到嘉定年间帅臣赵方迁治以来形成的。即使金人屡次进犯，江面也不动摇，凭借险要地势并由人力守卫，所以能够如此。’ 赵范正是赵方的儿子，于是世袭了他的官职；论将略、论帅谋，又长期耳濡目染、心传亲授，本来正应当谨慎巩固封守，治理防御军民，以报答国恩，继承先人的事业。然而他却疲于驰骛远方，暗于知人，轻信反复无常之人，失去了驾驭变诈的办法，养痈遗患，招致祸患伤身，最终使变乱从内部发生，自取忧患。百年积聚的生民财物，竟莽然化为灰烬；中兴以来修建的楼橹，也被视为可以弃置的遗物。退守荆州以后，名实都已丧失；即使舆论暂时还没有涉及他，赵范面对自己的父亲，难道能不在心中惭愧吗？臣采集各方公论，都认为赵范的罪过应当赐予褫夺官职、降谪的处分，另选当时的贤才来代替他统领军队。然而荆襄是天下的咽喉要地，襄州既已失守，江陵尤其重要；在紧急时刻筹办经营，终究还没有像赵范这样的人才，不能把他永远弃置不用。臣想援引《春秋》责罚主帅的义理，乞请陛下明断，削减他的官秩三等，重申告诫各军，使他收拾逃散的军队，以恢复襄阳来作为自我效力的机会；这样或许在边疆骚动之际，还能让人知道朝廷有纪纲，可以杜绝奸邪萌芽，可以缓解狄人的祸患。谨将所知所察详细具奏上报。’贴黄：‘臣自从听到襄阳的消息，就起草弹劾赵范的奏章。有人对臣说：如今朝廷倚仗赵范来求得自身安稳，赵范又倚仗北军来巩固自己；如果台谏官加以论列，不仅会招致大臣的忌恨，也会引发边臣的疑惧，内外交恶，祸患将不可预测。’ 臣沉吟了好几天，反复再三思考，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炎兴初年，国家事务刚刚创立，张、吕等大臣在上执掌国政，韩、刘等将领在下拥兵自重；他们的功劳关系社稷，谁敢议论？然而赵鼎担任御史时，今天论列刘光世，明天论列韩世忠，风采凛然，从未稍加宽容，也没有听说当时的将相因此猜疑忌恨。何况如今真正的叛乱首恶在北军，赵范已经依法处置了王旻，朝廷本应议定对赵范的惩罚，赶快谋求改变局面，这正是时候。如果说凶恶的将领本来没有叛乱之心，襄城仍然是为我守卫；这种沉积已久的旧见解，掩盖过去的错误，日积月累，最终必定造成再次误判，恐怕不是办法。因此臣冒昧把前次奏章抄录下来，再次缄封上报，惟愿陛下赶快明断施行。

译贴黄：臣私下认为，本朝三百年来赖以建立和维系的，是国法和台纲。如今事势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凭恃的，唯独宪法这一脉尚且存在。近来边臣一个接一个地行为失度，便连台纲与国法也一并废弃了。赵范在襄阳任守将时退保江陵，臣已经在前一篇奏章中详细列举过他的罪状。知荆门军朱扬祖奉命乘障守御，有城可以防守，却竟然抛弃百姓和社稷，擅自离开本军，这是无视国法。前京湖制机赵楷因罪被弹劾，降为闲官居住永州，却长久拖延朝廷命令，未离开沙津，这是无视台纲。正当形势艰危之时，更应当修明纪纲；像这两个人，难道能够容许逃脱惩罚吗？希望圣上慈悲，将朱扬祖罢免贬黜，以向军民谢罪；将赵楷再行降职，押送到贬所。这样或许能使懦弱者有所畏惧，使凶恶者没有可以倚仗而欺侮人的东西。伏候敕旨批示。昌裔又论奏赵范被召还的命令不当，说：“臣近来因克敌军变，襄阳被焚毁荡平，军队败坏的责任在赵范，想请求将他降秩三等，以正国法，并且命令他谋求恢复旧城，以责成他日后立功。这都是前代的旧例、本朝的常法。如诸葛亮因街亭失守而被贬，韩琦因秦州之事受罚，张浚因富平失律获罪，都载在旧典中，可以再行考察。陛下赶快赐予允准，剥夺赵范的职务和防御使官位，但保留他的使者名号，责成他收复边疆。深明事理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恰当。可是襄州失守，已经过了四十天，进军收复仍无期限，已经违背众望。有人说，叛逃残兵偷偷占据城中，防守哨探的敌兵，侵扰边境。京西将有五名叛将到来，并联合汉东各城，都想迁徙治所。淮、襄一带的百姓日夜渡江逃散，人心动摇不安，事变无法预测。难道是襄阳战事失利以后，财力耗尽、兵力困乏，不容易立即进军吗？还是赵范经历变故之后，心灰胆怯，不能再谈勇气了？臣正想再次上密奏，督促他承担罪责。今月初二日，臣恭敬地看到邸报，赵范奉命赴行在奏事。又听说这是因为他的弟弟赵葵有所请求，想让赵范代替统帅淮东，而让赵葵担任副职。” 这对于兄弟相亲相友的情分，以及朝廷叙述人情的用意，可以说是曲尽其详了。然而如今战事正接踵而来，最急迫的正是赏罚。起初责成赵范经理军务，不过是想姑且显示薄惩；现在既然将要调换赵范的职务，就应当明正典刑，严加惩罚。倘若反而解除他的重大责任，召他回来，使他脱离被破坏的城池，安置到安全之地，那么功过就没有辨明，赏罚也没有章法。不仅赵范可能苟且逃脱刑罚，恐怕边臣听说后也会心灰意冷，这不是用来彰明国法、使人心畏服的办法。臣近来看到别之杰的申报，说虎翼旧军统制刘廷美奋力作战，击败叛卒，收复樊城，可见事势仍有挽回的余地。倘若能够授任得人，趁着紧急时机整顿经营，收拾残余力量，谋求恢复旧日疆土，那么门户既然牢固，上游便可以凭此无所恐惧。否则，把赵范调到安全之地，却把襄阳弃置为荒墟，只知道用三海八柜作为防御，却不知道凭借汉水和方城山作为坚固屏障；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受寒却不加过问，咽喉襟带已经断绝却不感忧虑，保障孤单残破，藩篱浅薄脆弱。没有襄阳，江陵就危险；没有江陵，吴、蜀之间就会中断。假如有一名骑兵闯入我方长江沿线，形势每日不同，人心震动骚扰，那么它关系到国家存亡，绝不只是一个地方受痛、一方面受病而已。” 淮水、淝水一带击退秦军，是因为朝廷已经决定了处分；河北遵奉唐朝命令，是因为朝廷处置得当。臣观察今日襄阳之事，抚慰防御失当，过错在统帅大臣；而区分处置不合适，则又有负责此事的人。”从前绍兴初年，郦琼叛变，当然不是小变故。然而朝廷当时的处置，每一项都切中事机。高宗下诏自责，说：“由于朕委任了不合适的人，导致全军疑惧不安而反叛。”张浚面见皇帝，引罪时说：“这是臣没有才能，误了国家，以致上面还要忧劳圣心。”于是推荐赵鼎进入宰执要职，朝政便振作起来；任命刘锜统帅淮西，军纪便得到整顿。这样可以感动天地，扭转事变，更加巩固中兴百年的基业，实在只在君臣一念之间。如今陛下忧色显现在玉色面容上，却还没有看到拨乱反正的英明谋略；大臣亲自劳瘁，做了百般事情，却还没有安定危局的奇策。自责的诏书过了时日还没有下达，凭什么感动武夫悍卒的心？引罪的奏章久久没有听闻，凭什么解除众多困难和群臣疑虑？这样玩忽拖延岁月，白白丧失良策，使国土日蹙、百姓灭亡，灾祸很快就会到来。臣不知道事情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臣忧虑国家很深，一再冒昧进言，又把高宗君臣的事情讲给陛下听。”},{ 只希望陛下大发慈悲，奋发作出英明决断，赶快筹划这件事，那么宗庙社稷就万幸了。昌裔又论述安癸仲防守之事说：“臣私下见高宗绍兴二十八年，礼部侍郎孙道夫说：‘成都帅不可不慎重选择，应当寻求能够主持四川军政的人二三名，任用他们。’高宗说：‘应当预先储备人才，以备缓急时任用。’孝宗淳熙十年，太府寺丞勾昌泰上奏说：‘蜀地制置使掌管六十州的安危，希望从侍从官中常备一两人，任作安抚使。’孝宗说：‘必须选择能够准备担任制置使的人。’这是因为蜀地远离朝廷，帅臣应预先储备：乡里人应在事情发生前竭力进言，朝廷应加意迅速筹划，君上应重申命令，亲自派遣。这是我朝祖宗深谋远虑、预先储备人才的制度规模，实在是万世子孙所应效法的。臣作为蜀人，惭愧地处在言路之职，如果乡里有紧急情况却不进言，就是辜负乡国；朝廷有成法却不举奏，就是欺骗朝廷。前些日子臣在二月妄论四件事，详细说明蜀地的危急情形，尤其把预先储备帅臣作为首要之事。伏蒙圣慈俯加容纳，特意停止侍从官职务，出任成都帅臣。臣认为，陛下这番心意，就是高宗、孝宗的心意。然而任命已经颁下却很快收回，使者已经派出又重新召回，议论屡次改变，臣私下实在不能明白。

译臣私下认为，蜀地二十年来，私意横行，人情相互阻隔；帅臣不是奉承自己的人就不能长久总领，不是有旧交凭借的人就不能安稳，幕府中不是他所荐举引进的人便不能充任，朝廷上下积弊深重，牢固地形成了一套说辞。因此百姓有疾病而上面不知道，士兵有饥寒而远方不能得知，战斗中有上报功劳的却得不到赏赐，溃败已有明显情状却不加惩罚。如果不是得到有威望、识大体的人，严肃执行明确的命令，整顿纲纪而重新更新，那么这种剥蚀腐烂、蛊惑败坏的局面，将没有一天能够革除。如今臣既然已经停止办理事务、准备前往，哪里还敢再行论列？只是预先储备帅臣一事，实在应当请陛下赶快留意。赵彦呐年老多病，智谋勇力都已耗尽，多次上奏请求退处祠禄，难以倚靠。去年秋防，臣在先前的奏疏中已经说过此事，何况如今敌兵侵犯麦积，正值可能俘获溃兵而使其横行之时，江油的贺请病了，事势非常危急，百姓不得安宁；而在朝列的乡人没有谁把孙道夫、勾昌泰的话告诉陛下，实在可叹。近来听说前任总领安癸仲因为臣上奏揭发他的奸贪，害怕被驱逐磨勘，便设法经营谋求再次起用：近处托赵彦呐向朝廷推荐替代人选，远处让他的儿子恭行在内廷结交，甚至唆使利州士民列举功状，用利益诱使远方平民散布谣谈，派遣干人李真、蒲午、蒲恭带着财物行贿请求，又结交大程官童炳、曾永等人，通过关节输送专擅。他想要动摇言路，窃取帅臣的权力，正如绍兴年间钱良臣的事情一样，乡里的议论纷纷，人人都能说出此事。臣与安癸仲原本没有旧仇，只是见他担任总饷时，横征暴敛兴起，军民都怨恨；担任抚谕时，侵夺权力利益，郡县骚动不安。他任一个使职尚且不行，何况让他承担专门统兵征讨的重大使命，岂不是耽误陛下的大事吗？况且过去辛卯之变，安癸仲作为漕臣先逃到合阳；乙未之变，安癸仲作为总领，乘船到了阆州，利州上下百姓对他怨恨入骨。所列功状，绝不符合事实，都是假托编造，欺骗朝廷。如果误听他的话而轻率加以信任，蜀地的事情就完了。这就是臣为陛下痛心疾首、反复列举说明的原因。乞请陛下施加圣慈，特命大臣早日选择帅臣人才，临朝亲自派遣，以安慰蜀地百姓急切盼望救援的心情。仍请将安癸仲改授其他职任并加以贬斥，作为欺骗君上、贪求进用者的警戒。至于干人李真、蒲恭、蒲午等人，扬言交结行贿，污蔑清明的朝廷；仍乞下令临安府秘密加紧搜捕，严厉追究根治。即使从递解押送归案开始，也足以肃清吏员的奸邪而彰明国法。谨此录奏上闻，伏候敕旨。贴黄：臣私下见王沂公曾经主持国政，曾说：‘恩惠要归于自己，那么怨恨让谁来承担？’听到的人都叹服，认为这是名言。大概是说，大臣办理政事，不应当把恩惠收归自己而逃避怨恨。臣论奏安癸仲贪婪之事，已经到第三次了。每逢陛下交付外任使臣执行，政事堂中却拿笔不批下；等到交给检正都司，又过了多日仍不呈报。不知道惩治一个贪吏、驱逐三五名干人，有什么恩惠和怨恨，以致上下遮掩推诿到这种地步？臣所进言不能实行，又凭什么分别考察事情？希望陛下施加圣慈，查阅臣屡次的奏疏，赶快将安癸仲罢免，并将干人李真等彻底治罪，押送发遣执行。淮东制置使李曾伯上奏说：“臣查得，臣接到尚书省札子，五月十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令内而侍从、台谏、给舍，外而制阃，各自举荐帅臣人才二人。臣私下认为，推荐人才很难，推荐帅臣人才尤其难。古代的方叔、召虎已经相距遥远，如今谋求三军的统帅，是要准备一时选用的人才。圣旨隆重颁下，却谦下地命令我们荐举进用，难道不是认为要考察臣所主管的事务，只有善于举荐的人才能举荐同类人才吗？只是臣本来没有才能谋略，忝居藩翰之任，衡量自己尚且不足，哪里能够识别人而任用他呢？臣经过一个多月考虑，已经声名地位显著的人，本来不必等待臣的荐言；推求那些声名尚未显达的人，则可以从共同办事的经历中有所了解。如今有两个人，臣私下见朝奉郎、前任建昌军知军事余鳌，他从高邮尉任上便留在淮东幕府，臣见他熟悉军民利害，得到将士拥戴，仪态端正昂扬，有远大成就的器度；议论根本正大，志趣不趋向卑污。臣命夏皋修治泗州事务时，上下沟通承接，都是余鳌辅助办理的。其中有一件事尤其值得了解：过去余鳌刚考中进士，恰逢朝廷派使者前往宣谕蜀道，招呼余鳌一同前往；他以依凭他人为耻，甘愿以办理吏事来表现自己，临到关键时刻意志不可改变，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品格。如今稍经风霜，他的才气大概更加老成了。” 宣义郎、襄阳府通判兼京湖制机王登，先前以秭归尉的身份留在荆州幕府，臣见他通晓兵家韬略，熟悉当世事务，磊落坦荡，没有疲弱软懦的习气；办理政事多有规劝补益，发表议论不依附逢迎。臣命高达收复襄阳时，左右支撑，实在是王登辅助了他。其中有一节尤其值得记述：过去王登凭勇爵身份，因捕获盗寇到荆州帅府，帅府因恼怒他不行拜礼，他便转身离去，最终凭儒科出身奋发进取，有志向的事情终于成功，由此可见他的品行。如今长久处在风寒之地，文才学理也逐渐更加精密了。这两个人，臣考察得已经很熟，所以敢于毫不迟疑地荐举他们。还有一个道理：马厩中如果没有金日磾那样的人才，就可以任用公孙临羌；桑弘羊、朱买臣、田千秋、韩顷等人的才德如果不多，就可以仰慕诸葛亮。如余鳌、如王登，臣曾经同他们谈论过这些道理；假使让他们充分施展，一定可以保证他们自我廉洁整饬。臣愚昧，希望陛下施加圣慈，命有关部门登记记载他们的姓名，特加以表彰擢用，作为将来任事的人才储备。如果以后他们不如所荐，臣甘愿接受错误荐举的处罚。” 洪舜俞进献史事说：“晋朝谢安恰逢荆州、江州二州都缺少长官，桓石虔有攻取沔阳的功劳；谢安担心他骁勇猛烈而处在形势险要之地，最终或许难以控制，于是任命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桓伊为中流将领，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既然让三位桓氏分别据有三州，他们彼此没有怨恨，各自都得到了适合自己的任用。谢安谋划长远而使彼此不争，大多都是这样。” 臣听说，驾驭臣下如果得道，天下的狡诈之人都会成为可以驱使的人；驾驭臣下如果失道，天下的狡诈之人都会成为敌人。所谓驾驭，是用马来作比喻：马如果咬着偏曲的马衔、冲撞车驾，放纵而难以控制，若由王良、造父来驾驭，就会鸣响和鸾，追随水道曲折而行，进退伸缩无不如意；否则就是烈马，不肯受羁绊。人们只知道谢安任用三位桓氏是谋划长远、使彼此不争，却不知道驾驭之术其实默默包含在其中。桓石虔的轻捷勇猛无人能比，既然夺去他的上游之地，而桓石民和桓伊又不是需要担忧的人；况且当时荆、江、豫三州的军事都在谢安都督之下，而兵权实际上掌握在朝廷内部，这就是首部沉重、尾部轻弱。如果朝廷不能掌握兵权并控制将帅的任命，王彪之所说的‘兵权集中于一门’，难道不是根深蒂固的隐患吗？谢安怎么能不为此深思？懂得这个道理，就懂得君主用八种权柄驾驭臣下，即使是王者也不敢忽视。

译礼部尚书魏了翁进献史事说：“唐宪宗时，裴度上奏说：‘淮西平定，河北安宁，王承宗收敛锋芒、割让土地，韩弘乘病出兵讨贼，难道是朝廷的力量能够控制他们的命运吗？只是因为处置得当，能够使他们心服罢了。’臣认为，宪宗处在唐朝纲纪长期松弛之后，藩镇大臣拥兵自重，帅臣不接受朝廷授任；从夏蜀、山东、泽潞、易定、魏博、贝卫、澶相等地看，朝廷的命令不能施加于他们，这与今日事情的难易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淮西战役处置得当，终于能使顽悍者改变心意，使强横者归顺，由此确实可知，克敌制胜、抵御外侮，并不全在于国势强弱、兵威多少，只在于我们如何处置。近来边帅不和，朝廷只知道曲意包庇，听任他们彼此倾轧，以致养成祸乱的根源，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置。起初，淮西制阃治理黄州，不只是控制险要关隘，实际上还兼管黄陂的克敌军。后来既然命令杨恢分掌一阃，假如杨恢可以任用，那么在军队溃败以前，诛杀叛将范青就不必交给湖广总领何元寿；军队叛乱以后，招抚陈温等人，也不必交给荆鄂都统王旻。如今舍弃制阃而不交给他办理，反而交给其他部门，臣实在不能明白。看杨恢的言辞，说王旻有诱使叛军的迹象；接着王旻又告谕陈温，准许他到德安境内扎营，这说明确实是王旻使他这样做的。孟珙招抚接纳叛军时，完整引用叛酋陈温的话，说：‘如果杀掉杨恢，任用孟马帅担任制置使，那么我们这一伙人就接受招安。’这是什么话？而孟珙竟然公开把它列入功状，并不以此为嫌，恐怕有试探朝廷的意思，所以孟珙也是可疑的人。杨恢不能安抚驾驭军队，以至于造成这种局面，应当以老虎犀牛冲出囚笼的罪名治罪，杨恢还有什么话可说？然而如果王旻因为诱使叛军而获得厚赏，孟珙因为转述叛酋悖逆之语而获得升迁任用，那么唐末藩镇军队自行选择主帅的风气就形成了。如今朝廷不问是否可行，而一概听任他们，仍能说是处置得当吗？如果侥幸没有出事，这样养痈遗患，还不如诱使叛军而受赏；照此行事而任意发动，又怎能长久安宁？希望陛下与几位大臣竭力筹划解决。魏了翁又进献史事说：“寇恂重新被任命为颍川太守，执金吾贾复在汝南部。贾复将要在颍川杀人，寇恂把他捕获并拘系在狱中，在市上杀了他。贾复以此为耻，返回时经过颍川，对身边人说：‘今天见到寇恂，一定亲手杀了他。’寇恂听到他的谋划，便命所属县准备丰盛的供具，储备酒浆；执金吾的军队进入辖界时，每个人都按两个人的饭食供给。寇恂于是到道路左边出迎，迅速返回。贾复勒兵想追赶他，但官吏和士兵都喝醉了，于是贾复经过而去。寇恂把事情上报，皇帝便召见寇恂。寇恂到后，皇帝引见他；当时贾复先已在座，想起身避开。皇帝说：‘天下还没有安定，怎么能私下争斗！今天朕来替你们分辨。’于是两人极尽欢娱，结为朋友而离去。” 臣认为，先儒说，贾复不能约束部将，寇恂因此杀了那名部将；贾复如果通达事理，一定会谢罪，然而他反而积蓄怨愤，想亲手杀死寇恂，完全没有责备自己的意思。皇帝应当先把是非曲直说明白，使贾复惭愧谢罪，然后再安慰勉励，让他自行解除怨恨，这样才好。臣曾说，天下的事情只应以至理为限；理所达到的地方，即使强暴凶狡之人，也不能不收敛耳目而服从。假如一概不作可否判断，只求包容迁就，这就是姑息苟且的政治，凭什么能够安慰、使人心服呢？庆历四年，韩琦任陕西四路招讨，郑戬任四路都部领，尹洙任渭州知州，狄青任泾原副都统。在此以前，韩琦请求停止修筑水洛城，郑戬坚持请求完成工程。韩琦从陕西回来，停止工程；郑戬却仍命刘沪、董士廉照旧督促工程。尹洙发檄文命令刘沪、董士廉停工，他们不听；尹洙派人代替刘沪，他们又不接受。尹洙发怒，命狄青带兵到边地追捕刘沪、董士廉，用刑具押送到德顺狱。成诏释放刘沪、董士廉，命令最终筑成水洛城，但尹洙与狄青不服从。欧阳修的论议说得好：‘应当命令中使秘密告谕狄青说：“刘沪修筑水洛城，并不是擅自役使民众，不可以加罪。如果在临阵时违背节制，自然应当按军法处置。”’ 然后又告谕刘沪说：‘你违背大将的命令，本来就应当有罪。现在因为修筑水洛城有功，所以赦免你。你应当完成工程，以此赎罪。’城筑成后，又告诫狄青不可失去水洛城，以遂自己的意愿。”臣认为，像欧阳修所说的这样处置，君臣之间的情分和体统就都尽到了。绍兴六年，张浚以宰相身份都督江上军务，命韩世忠屯驻承楚，命张俊屯驻建康。在此以前，张浚在淮上谋划渡过淮河进攻北方，向来只依靠韩世忠任用。韩世忠以兵力少为辞，想抽调张俊部下的赵密来帮助。张浚以行府檄文命张俊交出赵密，张俊不接受命令。张浚上奏请求降下圣旨，张俊也向朝廷禀报，双方意见一方说可以、一方说不行，朝廷感到为难。赵鼎的论议说得好：‘张浚以宰相身份督领各军，如果号令不能执行，凭什么办成事情？但是张俊也不能简单拒绝，于是应当责令张俊执行行府的命令，不应当仍向朝廷请示。再下令给张浚，让他一面专断办理，不必再行申明，是担心贻误事情。’臣认为，像赵鼎所说这样周全斡旋、处置恰当，上下之间的体统就端正了。襄阳、黄州两位帅臣并肩侍奉君主，各自施展见解来谋求报效。近来却听说两位帅臣不和，恐怕有私下争斗的忧虑。如果确实如此，关系非常重大。这是朝廷应当用贾复、寇恂的故事告谕他们，使他们各自消除以前的疑虑，共同渡过许多艰难。否则彼此的脉络就不能贯通，遇到缓急也不能互相倚靠，国家大事将怎么办？希望陛下留意。淳祐年间，徐元杰进献史事说：“唐德宗时，陆贽论述淮西事务的奏状说：‘克敌制胜的关键，在于将帅选得其人；驾驭将帅的方法，在于掌握驾驭他们的权柄。将帅不是合适的人，兵力即使多也不足以依靠；掌握权柄失当，将帅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发挥作用。将帅不能使唤军队，国家不能驾驭将帅，不只是耗费财力、玩弄敌寇的弊病，也有不能约束而自取焚毁的灾祸。’”

译臣听说，人主使用天下人才，只在于明察和决断而已。明察足以辨别，就能识别人而善于任用，临事时不至于缺乏人才；决断足以有所作为，就能使控制、任用、罢免、赏罚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天下的英雄豪杰，也无不在君主笼络和驾驭之中奔走奋发。一定做到这样，将帅就能选得其人，敌国外患便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若平日闲暇时，咨询访察不广，体察认识不亲，有才能的人不能使其发挥作用，能够任用的人又未必符合其才干，更何况犹豫迁就、相互牵制，或者不明白遏制奸邪萌芽的道理，姑息包容，逐渐丧失所谓统御控制的方法。起初如果不能杜绝势力凌逼渐渐形成的趋势，最终没有不发展到横向溃决、四处泛滥而无法遏制的。这些情况在春秋末期、汉唐末年以及八代纷乱时期，都有事实保存在史册上，不可不察。唐德宗猜疑多忌，有将帅却不能驾驭，丧失驾驭将帅的权柄，已经很久了。当时九节度的军队，起初未尝不只听从皇帝的命令；自从李希烈、李怀光之流一旦失于控制驾驭，日后的祸患不等有智慧的人也能预知。陆贽是忠于德宗的人，他因论述淮西事务，告诫皇帝说克敌制胜的关键，实在在于将帅选得其人。他接着说：驾驭将帅的方法，在于掌握驾驭他们的权柄。又斩钉截铁地反过来说：将帅不是合适的人，兵力即使多也不足以依靠；驾驭失去权柄，将帅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发挥作用。他极力说明其中的弊病，认为这不只在于耗费财力、玩弄敌寇，还谆谆告诫皇帝有不能约束而自取焚毁的灾祸。唉！陆贽的话也十分切中要害。可惜德宗的明察不足以识别李晟的忠诚功勋，决断不足以制止李怀光所持的铁券，以致奉天纷扰的祸患多得无法抵御，至今仍使人掩卷长叹三声罢了。唉！有光明谋略、果断明断的汉光武帝，于是二十八将的才能各随其志向和能力发挥，从而为中兴建立功勋；有刚明果断的唐宪宗，于是善于任用裴度的忠诚，而李愬、韩弘之流也各自能够努力建立收复失地的功效。难道说相隔五百年才出现的真主，竟要让光武、宪宗在汉唐之间独享美名吗？因此臣对于陆贽的话更加恳切不已。宝祐二年，起居郎牟子才上奏说：“臣近来见蜀地事务极其危急，曾进献直言，认为应当任用李曾伯镇守蜀地，以蒲择之、吕文德辅佐他；同时选择威望很重的大臣担任荆州制阃，以便与蜀地相互接应。臣又认为应当召回余晦，以消释群臣的疑虑，这些都是顺应人心而采取的办法。臣急切地听闻陛下赶快采纳，并密封送达大臣，等待裁处。陛下忧虑顾念西边，一听到臣的话，立即同大臣商议，真是不亚于头发着火时救火。自从大臣独任宰相以来，不曾召臣谋划一件事；前些日子忽然召臣到相府，反复议论了好一会儿才结束，但其意旨所在，大概只是认为遥远地控制的办法正确。大臣说：‘蜀地的力量已经屈竭了，如果不把荆、蜀联为一体，借荆州的事力来援助蜀地，就不行。’臣说：荆州的力量已经消耗在襄阳、樊城，哪里还会有余力援及蜀地？大臣又说：李曾伯既然接受节制，事情紧急时就必须进至夔门控制局面。臣说：李曾伯既然是荆湖制置大使，哪里有舍弃本职公事、越过夔门的道理？即使让他前往，万一襄阳、樊城有事，李曾伯将赶赴襄阳、樊城，还是赶赴西蜀？大臣又说：李曾伯不过夔门，必定派吕文德代替他前往。” 臣说：这样的处置终究还是遥远地控制，不如正式任命李曾伯为宣抚使，让他专心一意经营西部事务；而吕文德既然是李曾伯所任用的人，必定会同李曾伯一起向西。大臣又说：李曾伯节制四川，本来不应推辞。臣说：以制置使的身份节制另一位制置使，那么接受节制的人自然没有办事权；如果还不立即召回余晦，李曾伯也不肯接受节制。大臣又说：李曾伯尚且不肯接受节制，如果正式任命他为宣抚使，难道他肯接受吗？臣说：李曾伯是忠义之人，假使人主推诚任用他，用温和的诏令催促他，他难道是木石，不能感激奋发来报答皇上的恩德吗？大臣又说：‘韩宣因为城还没有筑成，不愿前往阆州；清叟也有奏疏，命令暂且完成筑城。现在暂且命杨大渊办理，那么专任杨大渊又不可，前后说法有二。’大臣又说：现在暂且命李曾伯节制，却让李曾伯自己请求一人留守重庆，李曾伯一定会委任蒲择之；蒲择之既然在剑阁，就暂且让黄应凤主管留司。臣说：这种处置太过绕曲，终究脱不开遥远控制的格局；恐怕这样施行，重庆这个根本之地没有重臣镇守，那么事情最终会涣散。大臣又说：余晦应当召回，但李曾伯尚未接受节制，不能发布命令。” 臣说：不召回余晦，李曾伯决不会接受命令，统兵的人也会怀疑这是在设置障碍，原因不止一个。大臣又说：如果召回余晦，同时发布任命李曾伯为宣抚使的命令，李曾伯一定会飘然离去，这样一天之内就失去两位帅臣。臣说：余晦已经狼狈到这种地步，失去他又有什么损失？李曾伯负有当世的重大声望，蜀地三军和百姓都希望得到他，把他作为自己的司命之臣。李曾伯忍心辜负人心吗？又忍心辜负皇上的意旨吗？臣不是敢于同大臣争辩，只是事势到了这种地步，大臣却一概自行裁断，自以为朝廷谋略高深，不是小臣所能比。臣到了这里，也不得不争辩，然而难道是我愿意这样吗？有人说：大臣忧虑边疆、思考职守，日夜尽心竭力，不能说他不是把西部事务放在心上。但是您的话这样急切，难道大臣果真有不忧虑蜀地的过错吗？臣认为，大臣的过错不是不忧虑蜀地，而在于只任凭自己的见解，不接受全部的直言，喜欢顺从皇上的意旨，却常常违背公议；这就是他的过错。还有更大的过错，在于自称懂得军事。军事难道是容易懂的吗？像韩琦、范仲淹出入边疆，尚且不能完全了解；如今足不出朝廷，而说洞悉万里之外的军务，这就是遥远控制的说法所以牢不可破的原因。

译况且军事不应由朝廷遥遥控制，这是古代的原则。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如今军中无论大小事务，全都由朝廷在上面控制，只徒然用书信慰劳各位将领，使将领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制阃，那么所谓懂得军事的说法，臣实在不能明白。赵充国说：‘军事难以遥测。’臣希望到金城绘图上奏方略。如今西部事务已经败坏，却让李曾伯在数千里之外节制各位将领，下面向节制请示命令，上面又向朝廷请示，迂回曲折，坐失时机，那么所谓懂得军事的说法，臣实在不能明白。晋侯设置三军，谋求元帅，赵衰说：‘晋縠可以。’于是让郤縠统领中军。如今不谋求元帅，却谋求节制，分设左右三军，却没有元帅来承担统领中军的重任，专想倚仗节制，那么所谓懂得军事的说法，臣实在不能明白。《易经》师卦六五说：‘长子统率军队，弟子用车载着尸体回来，凶。’如今让长子在数千里之外统率军队，却想让蒲择之留在边地，黄应凤留守司治；既让韩宣总领，又让杨大渊代替韩宣总领，那么所谓懂得军事的说法，臣实在不能明白。大臣虽然熟悉条文法令，能够弥补调和将帅之间的关系，固然懂得兵家的节度，但自称懂得军事，这就是大臣的过错。过去程颐每次同司马光谈话，从来不放过任何问题。范纯仁提出十件事，司马光只争得三四件便停止了。程颐说：‘司马光只是因为能够接受全部的直言、容纳各种人才，即使有人触犯违逆，他最终也不发怒，这就是他的长处。’如今大臣能像司马光那样，不因别人触犯违逆而发怒吗？过去又有人说，范祖禹对于司马光，一定能够共同成就国家大事。司马光严肃地说：‘你认为祖禹见到我的过错会不说吗？’如今大臣能像司马光那样，乐于听取别人攻击自己的过错吗？程颐是司马光荐举的人，范祖禹是司马光的属官，可司马光对他们的辩论也并不少加宽恕。有过错就全部直言，臣在两位大臣面前远不能相及，但不敢不以他们为法，来表达臣微小而诚挚的爱护辅助之忠心。希望陛下郑重明白地宣谕，使大臣以司马光的心为自己的心，不再重复以前的错误，也不要再增加以后的过失，完全改变遥远控制的方略，一概依从公议，以挽救我们的蜀地，这样还可以有所作为。如果在辩论之间，已经屈服于群臣的奏议，却自以为这样就足以遥远控制四川四路，那么轻率起用余晦，就会造成一年之久的错误。如果召回余晦不迅速，任用李曾伯又迟缓，那么误害蜀地，将有无法尽数说明的后果。希望陛下赶快筹划。度宗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说：匈奴冒顿大举入侵，包围韩王信；韩王信多次派使者向敌人请求讲和解围。皇帝赐给韩王信书信责备他说：‘一心求死并不是勇敢，一心求生也不能担当责任。敌寇攻打马邑，难道君王的力量不足以坚守吗？安危存亡的关键，就在这两点，正是朕责备君王的地方。’【见《前汉书·韩王信传》】李广任将军，出兵雁门攻打匈奴，匈奴兵多，击败李广的军队并生擒李广；李广逃脱回到汉地，汉朝把他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官吏判定他损失兵员太多，应当斩首，后来以赎刑免死，降为庶人。【见《前汉书·李广传》】臣听说，做将帅的道理，在于既能勇敢又能持重；这样进攻就没有轻率脱离的忧虑，退兵也没有停滞畏缩的过失。将帅的弊病，通常忧患在过分依恃勇力，尤其忧患在没有勇气。依恃勇力的人轻视敌人而招致失败，固然会给国家带来祸患，但他的志气还值得取法；没有勇气的人锐气消磨，日渐陷于苟且偷安，他给国家造成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常武》诗说：‘震动惊骇徐方，如同雷鸣霹雳，徐方受到震惊。’说的是可贵在于能够勇敢。《出车》诗说：‘那旗帜飘扬，为什么不迎风招展？忧心深重，驾车的人也疲惫不堪。’说的是可贵在于能够持重。王者的军队，用刚强来制胜柔弱，用柔和来辅助刚强，行动而能万全，所向无敌，或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汉高帝时，匈奴冒顿大举入侵，在太原包围韩王信；韩王信不能奋力作战，反而向敌人请求和解，所以汉高帝责备他说：‘一心求死并不是勇敢，一心求生也不能担当责任。’意思是，做将帅的道理，如果只抱定必死之心，就会受伤，反而不能算作勇敢；如果只抱定求生之心，就不足以担当军事责任。韩王信大概只抱定求生之心，没有必死的意志，敌军入侵时不能支撑，最终失败灭亡是理所当然的。汉文帝时，李广攻打匈奴，依恃勇力而轻视敌人，多次被匈奴生擒。出兵雁门时，军队损失很多；出兵右北平时，全军几乎覆没。他虽号称名将，所到之处却多次失败，这是轻敌的过错。虽然如此，将帅是军队的司命；与其选择怯懦的人，不如选择果敢锐利的人；与其任用韩王信，不如任用李广。选择将帅的人，难道可以不在这一点上加以衡量吗？臣私下见襄阳被围，长期僵持不解，命令将领前往救援，选择的人并非不多，但他们气势衰竭、志意偷安，情势显露、力量屈竭，大规模劳苦尚未停止，扫清敌患遥遥无期，难道不是将帅不能胜任造成的吗？淮西的寇乱骚扰各郡，巢穴已经很近，忽来忽去；其中如果有人能够惩戒闭门不战的过失，似乎足以振奋人心，却突然派遣大将，自己招取失败；如果不是旁边的郡县有一处失守，敌人就会乘势离去，祸患也会日益加深，难道不是将帅不能持重造成的吗？”},{ 襄地失守在于力量薄弱，淮地失守在于轻敌；惩罚和劝勉的办法，难道可以偏废一方吗？如今对防师失去军纪的人，已经加以惩处了。那些畏缩观望、连一箭也不发的人，难道可以不申明严厉的军法，用来稍作警戒吗？臣是个琐屑浅陋的儒生，不通晓军事，只是妄自陈述所见，略尽微薄之力，惟愿陛下裁量择取。金宣宗时，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自从兴兵以来，将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希望陛下命重臣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只要确实有才干可以任用，就立即召见，予以褒奖、显扬和勉励，使他们自行效力。这样必定会有奋不顾身、报效国家的人。过去李牧担任赵国将军时，功劳、爵位和赏赐都可以自行决定，出兵进攻、入内防守，都不受朝廷从中反复干预，因此能够向北击破强敌，向西压制强大的秦国。如今任命将领，如果不以文法加以拘束，不在中间加以牵制，而是委任其职、责成其事，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才智，那么收复失地的功业就可以期待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当时正提拔任用王守信、贾鼐尔等人为将领，他们都鄙陋庸俗、没有才能，不懂得军事法令。张行信担心他们贻误国事，又上奏说：“《易经》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圣人用来告诫后世的话，严厉到这种程度。如今大军纵横驰骋，人心惊恐，处理应敌和兴治理政，若不是贤能明智之人便不能胜任。狂妄之徒和庸碌之流，竟然得到提拔，参与机密政务，实在毫无道理。”于是皇帝把他们全都罢免了。

译元世祖时，东平人赵天麟上奏说：“臣听说刚强与柔和并用，才能成就天地运行、广大无边的功业；文治与武功并行，才是国家长久的谋划。事情兼有生杀两面，虽然可以交给臣下办理，但权力仍在圣明的君主手中，不应归于下属。自从天理分判以来，天地各得其位；君臣之间，以仁为文治的实质，以义为武功的根本。至于阴阳变化莫测，体用没有固定方式，振举义理和武力以拯救百姓，仁也包含在其中了。施行仁政文治、整饬政务义理，难道可以忘记武功吗？所以仁是义的根源，义是仁的适宜表现；文是武的根本，武是文的辅助。自黄帝以来，才开始使用弓箭，历代帝王都遵循同一原则。秦、汉崇尚功业，从三国直到隋、唐、五代，以及金、宋，四千多年间，未曾听说有一天停止用兵。亿万平民百姓，常常希望君主一人能够享有福庆。其中也有君主独断专行，从而开启国家安泰或危乱的门户；也有把权力委托给将帅，从而引发兴盛或衰败的变化。推究这些结果的原因，是可以说明白的。权力，是天子的神器；具体事务，是臣下所执行的。权力用来维系轻重，所以不是臣下应当掌握的；事务各自分属不同部门，所以也不是天子适宜亲自处理的。如今国家设置枢密院，用来统辖内外军队，决定武臣的官职和爵位；又有紫垣如沐春色，荣耀照耀六军；丹阙的神威，凛然统摄各卫；又设置元帅、统军、招讨、鄂啰等官职，数量多至万、千、百、十；夫长一类的职务，以及熊、罴、貔、虎等勇猛之士，分镇八方、维系边疆；骐骥、鹰、鹯等军士，也全都遵守约束。又如武库中的武器，在京师设置专署；弓箭、铠甲等局，分别在各处分工制造。这些都是由下属办理的具体事务。凡是各种事务，都要报送枢密院，由它奏闻皇帝。这就是把权力归于君上的体现。恭敬地说，国家对于权力和事务的处置，实在十分明白严密。臣私下认为，统率士兵的，是将领；统率将领的，是君主。统率士兵的方法有四项，实际施行又有八种表现。什么叫四项？一是忠，二是谋略，三是勇，四是果断。什么叫八种表现？见到敌人便竭力勤王，叫作忠；听闻敌情便设法制胜，叫作谋略；粮食充足、正直无私而又凭恃力量，叫作勇；进兵作战、以求取胜，叫作果断。这说的是攻战中统率士兵的将领。劝告君主率先实行这些原则，叫作忠；严格军法以平时训练军队，叫作谋略；坐镇帷幄而在谋略上挫败敌人，叫作勇；不无故生事、不希求侥幸，叫作果断。这说的是太平时期统率士兵的将领。至于统率将领的方法，也有两项：一是分统，二是专任。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将帅设置得充足，以备国家使用其爪牙，于是各地区分别掌管，职位置各有专司，不让一名将领独自成为首领，这就有了分统的办法。” 这是万世长远的谋划。倘若边境暂时发生战事，任命将领、兴师出兵，就必须确立名将来总领，并当面告诉他说：“京城内的事务由朕来裁制，京城以外的事务由将军裁制。”这样才有专门委任的办法。不过这只适用于一时的战事：出征时如果不专门委任，节制就难以统一；太平时如果不实行分统，长久下去就会产生变故。用高爵来尊宠他们，用厚禄来供养他们，用这两种办法来驾驭他们，这样就没有防备不到之处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设置枢密院使一员，使其品秩与行省首官相同，其余官员依次排列等级。如今正值太平，无论事情大小，都必须等待共同议论，不许有人擅自专断。至于卫府司营，已有“防古监军”，不必另行议论，这就是分统的办法。倘若出兵，就暂时实行专门委任的办法。还希望陛下在内外卫府司中训示臣所说的攻战时统领军队、太平时统领军队的四种德行。这样，事情就常常谨慎地处理在下，而权力就常常归于上。权力归于上，人们便没有觊觎之心，百姓也能得到安宁。赵天麟又上疏说：“臣听说，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既然如此，就不可不谨慎发动。将军是国家的爪牙，关系到人的性命，尤其不可不慎重选择。自上古以来，民众没有固定的志向；圣人兴起以后，大一统的事业才由此分明。自从黄帝使用弓箭擒获蚩尤以后，周代有方叔、召虎、尹吉甫这类人，汉代有淮阴侯、条侯、霍嫖姚这类人；赵国有廉颇，燕国有乐毅，楚国有吴公，齐国有孙子。他们英姿勃发，树立了四方英杰的气概；意气昂扬，振作了百世流传的声名。有的建立了拔旗斩将的功劳，有的具有扭转乾坤的才能，有的具有辅佐讨伐罪人、慰问百姓的德行，有的怀有辅佐君主、匡正世道的才略；无不感应风云，契合如鱼得水，依托日月的光辉，把姓名流传在史册上。至于尚父姜太公如鹰，孔明如龙，吴汉使敌国畏惧，李勣如长城，这些都是将军中善于作战、善于取胜的人。”有的人把人看得如同草芥，任意割杀；统率众人如同对待蜂蚁，轻视他们；队伍不整齐，行动快慢没有节度；三令五申而命令仍不能执行；夸耀才能、陈说计谋，而他的才能并不适用；营垒轻易就可被掩袭；铠甲兵器虽锋利，对军队却徒然无益。所以，慎子担任鲁国将军，一战战胜齐国，尚且还不能算可以；白起在长平战胜赵国，却坑杀了四十多万人；柏直乳臭未干，使魏王的军队受挫；辕门演习如同儿戏，招致汉文帝的讥诮。这虽然是担任将领者失职，也同样是有关官署选任将领的过失。所谓良将，刚强时效法上天，可以仰望却不可冒犯；柔和时效法深渊，可以观望却不可进入；离去时如同收取闪电，可以看见却不可追赶；停留时如同山丘，可以瞻仰却不可撼动。这就是所谓良将，不是很伟大吗？这样以后，龙韬豹略便从胸中发出，雾聚云集般的士卒和军队，都归其麾下统领。他一旦威严地发怒，乘风归顺而来的人将会接踵而至，哪里还会有与之争锋、迎刃而上的敌人呢？因此，选拔大将，本来就不是普通将领可以相比的。骅骝、骐骥奔驰千里，纵横九州，如果不给它们吃比平常多几倍的草料，就不足以使它们发挥全部才能、保持全部力量而役使它们取得功效。良将也是这样。当国家无事时，就选拔英雄，用高爵尊宠他们，用厚禄供养他们，加给他们特殊礼遇，让他们担任清闲的职务。一旦突然发生危急，就实行专门委任，毫不迟疑。这样才会有在酒宴之间折冲，使敌人在疆场上失败；彼此心口发誓，甘愿托付性命；即使肝脑涂地，也不吝惜赤诚之心的人。这难道不是王者善于任用将领所导致的吗？”},{

译先帝平定江南，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至于平安无事的时候，安然自得而不加考虑；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任用那些身居高位、只知享受俸禄的人。假如他们触犯皇家最严重的禁戒，损害宫阙的威严，即使后来悔恨得捶胸顿足，又哪里还来得及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深切体察祖宗的意旨，于是广泛选取杰出人才，下诏征召隐居山林泉石之间的人，飞书召集军营壁垒中的将领。凡是德行足以镇服人心、才能足以超越同辈、谋略足以坐待而消除变故、勇气足以深入敌阵的人，都应按县次第接续供给粮食，命他们随同计吏一起来到京师，安排在上等馆舍，以天子的明鉴加以申明，以优厚礼遇接待他们，授予闲散而尊崇的班位，并把重大而不时的任用寄托给他们。从前唐朝有郭子仪，担当国家安危达二十多年。还希望陛下对所有武臣宿将中功劳卓著、声望崇高、德行显著、才能清正的人，都应给予特殊待遇，以此激励后来者。臣并非不知道圣朝与上天齐高，福运开启、国运正盛；但既然应当用文德来安抚远方，又何必还要依赖将军的力量呢！然而，审慎处理事务、预防变故，是圣人最为戒慎的事情，因此不得不这样做。赵天麟又上奏论述防备之策说：“臣听说，最为重要的是将领，最为危险的是兵事。虽然兵事取决于将领，但它的根源全在君主。君主任用将领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使用他们就会如有神助，守卫就会像山一样坚固，进军就会像风一样迅疾，整治军队就会像网纲提挈网目一样有条不紊。假如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所造成的危害将不可胜说。因此，周武王剪除商朝时，首领统帅竟是渭水边的垂钓老人；讨伐夏朝的大臣就是莘郊的农夫，又岂只是将门之中才有将领呢？采葑采菲，不能因为根部不好就连叶子也不要。设置官职只取贤能，任职办事只取有才能的人。《诗》《书》中的话，确实没有欺骗我们。若说继承祖业的人往往熟悉世代所从事的事务，因而任用他们、加以高位，也应当只借其名望而考察其实际才能，这才可以。否则，就如同举荐渭水渔翁的儿子，任命他为太师；寻求莘郊农夫的族人，提升他为右相。他们虽然与伊尹、吕尚同姓，却没有伊尹、吕尚那样的才能。要求他们取得实际功效，不也很困难吗？这不仅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危害。如今国家统领军队的臣子，往往由儿子承袭父亲的职务，其中竟有不熟悉武艺的人、不读兵书的人；有的担任副倅，有的镇守一方，有的披甲远征，有的横戈迎敌。幸而边远异族归附，走投无路的敌寇销声匿迹，这些全是社稷神灵的庇佑和皇上的洪福，哪里有什么将军的智谋和力量呢？” 不幸如果不能取胜，就既损害天子的威光，又使功臣的子孙尸骨弃置在边地尘土中，魂魄飘荡在异域；士卒的生命如同石火风灯般短促，流血汇成河流，僵死的尸体遍野，这不是很可悲吗？究其根本，都是由于不审慎任用将领的缘故。况且用兵有六种险难：一是天时，二是地形，三是敌情，四是间谍，五是使者，六是士卒。这就是六险。严寒酷暑、阴雨连绵、疾风迅雷，卷起雁塞的沙尘，吹飞荥阳的瓦片；有时郁积的气息蒸腾成雾霭遮蔽天空，有时忧愁怨恨之情化作冰雹铺满道路，这就是天时之险。高山陡坂、深谷密林，有的道路九曲盘折直上云天，有的千回百转深入井谷；士卒疲惫，辎重运输艰难，却能在几步之内埋伏百万敌军，在九天之上使三十六军降服，这就是地形之险。假装败逃、诈称败北，突然快走而又故意缓行；有时敌军在前而从后袭击，有时看似在左却从右面夹击；敌众我寡、敌强我弱，这就是敌情之险。纵横家、游说之士，以似是而非的话惑乱人心，以迷惑防备的话扰乱判断；看似忠诚却又奸佞，看似真实却仍然欺骗，这就是间谍之险。交战之时，使者往来其中，一句话说错便难以挽救事端；奉送文书时误投他处便会形成事端，甚至泄露我方机密、帮助敌方阻挡逆流，这就是使者之险。灾祸之风偶然一吹，祸乱之事便由此兴起；战机不能确定，军令不能施行，众人的心意离散，这就是士卒之险。冒着这六种险难出兵，如果不是良将，谁能担当得了呢？良将有四种方法：第一叫作定心，第二叫作饱气，第三叫作防胜，第四叫作身斗。因此，即使疾雷震裂山岳、狂风撼动大海，也不会惊慌；驱驰士卒、擂鼓进军，面对众多敌人仍视若寡少而不畏惧。即使像贾谊那样不能说服人，像李牧那样不能进攻，也不因看见小利便贸然趋进，而是保存大局、激励自己。这就是所谓定心之术。培养威势、积蓄锐气，饮食充足，直行仁义；奉承王命出征，抵御奸邪之风而坐镇一方。他的英威可以凌驾紫霄，他的信用可以使敌国归服。这就是所谓饱气之术。檄文一到便如风从令行，旗帜所指草木随之倒伏；胸中洞悉穰苴的方略，口中吐出陈平的奇谋。这就是所谓防胜之术。凭借匹夫之勇而使强敌肃然，挺起七尺身躯而威震异域，如薛仁贵三箭建功、庾公乘矢退敌一样。这就是所谓身斗之术。臣认为，得到具备这四种方法的将领，六种险难便不足以成为险难；没有这四种方法的将领，就没有不危险的地方。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珍惜禁卫九重宫阙的威严，保全功臣子孙的性命，不要让外敌获得利益，不要使中原遭受灾祸。” 凡是武臣九品以上，其应当承袭职爵的子孙、弟弟和侄子，都应命枢密院考核他们的实际才能，然后根据情况授予相应官职。这样，天威就能长久巩固，百姓的生命也能获得新生；下方不会有赵括那样的危险，上方可以享有轩皇那样的安逸。这样也能使武臣的子孙知道天官之职不可滥得，于是尽心学习本家的事业。《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马政。宋太宗端拱元年，国子博士李觉上奏说：“臣听说，冀北、燕、代，是马匹生长的地方，也是敌国所依恃的力量。因此，制服敌人的办法，实际上以骑兵为当务之急。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要使国家拥有更多马匹，就应以利益诱使敌人，让他们经过多重翻译而前来交易。然而，购买马匹的费用年年增加，马厩和牧场中的马匹数量却没有增加，大概是因为失去了马匹繁殖生息的道理。况且敌人放牧迁徙，随着水草奔驰追逐，任由公马交配母马，顺应马匹的天性，所以逐渐繁殖增多。等到交易来的马匹抵达中原，就把它们拴住束缚起来，喂给枯干的饲草，使公母马分离，抑制它们的生性；马匹因而衰弱疲惫，数量随之减少消耗，这是理所当然的。又不像中国本土的马，经过驯服已经养成习性，吃枯草，住在华美的马厩中，一向如此，所以繁殖较多，每天没有什么损耗。古代实行赋税的办法，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天子直辖地区方圆千里，共有提封百万井；除去山川、城池、城邑、住宅、苑囿等三十六万井不缴纳赋税外，六十四万井出戎马四万匹、兵车一万乘，这就是赋税中马匹的数额。大诸侯国有马四千匹、兵车一千乘，所以称为千乘之国；卿大夫有马四百匹、兵车一百乘，所以称为百乘之家。” 这样一来，天下如此广大，诸侯如此众多，作为赋税征收的戎马就很多了。因此，唐尧直到晋朝，都处在黄河以北，而北方敌人不能造成祸患，是因为马匹多。后世戎马全由官府供给，所以匈奴连年成为祸患，是因为马匹少。因此晁错劝说汉文帝，鼓励农业生产，下令百姓家中有车、有骑马一匹的，可以免除三名士卒的赋役，也就是免除三名甲卒的赋税。到汉武帝时期七十年之间，百姓在街巷中拥有的马匹成百上千、成群结队；骑乘母马的人反而被摒弃，不得与众马聚集。这说明马匹都在中国繁殖，并不是从西北购买来的。如今军队中公马很多，而繁殖增息的数量却尤其少，为什么呢？都说官府供给的饲料费用不足；而且母马生产得多便会羸弱，马驹能够进食后又会侵耗饲草粮食，母马更加瘦弱，养马的士卒有罪而没有利益，所以马驹出生后，竟命令给它灌灰使它死去。后来官府知道有这种弊病，于是议定给养马和养驹的士卒适量赏赐钱帛；但所赐并没有多少，仍然沿袭从前的弊端。臣现在仔细估算，国家所购买的戎马，价格低的每匹也不少于二十千钱，往来供给和赏赐又另在此数之外；这就是在外国高价购买，却在中国轻易抛弃，并非合理的做法。国家即使暂时无暇另行挑选母马，分别蓄养牧放，也应暂且把买马价格减去一半，用来赏赐养驹的将士，增加他们每月的供给，等到以后交纳马匹时再停止。” 这样，货物就不必流出国境，而马匹却能繁殖增多。大约有母马二万匹，所生马驹收取一半，也可以每年获得一万匹。何况母马还会继续生驹，十多年之间，马匹一定会增加一倍。过去猗顿是个贫穷的士人，陶朱公教他饲养五头母牲畜；他于是到了西河，在猗氏以南大量畜养牛羊，十年之间，繁殖所得无法计算。何况让天下的马匹繁殖生息呢？” 宋仁宗庆历四年，知谏院余靖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国家一向在河东、陕西以及沿边各处估价购买蕃马。近来从西夏敌人不肯臣服以来，买马数量减少，不足以供国家使用。这大概是因为中原长期废弛马政，不能使马匹繁殖增多，以至于专门依赖西蕃的马匹，才造成了这种弊病。臣谨按《诗》《书》以来中国养马繁殖的旧事，才知道马匹并不只是产自西蕃。秦国的先祖名叫非子，居住在犬丘，喜爱马匹和牲畜，善于饲养繁殖。周孝王召他在汧水、渭水之间主管马政，马匹便大量繁殖。犬丘就是今天的兴平，汧水、渭水就是今天秦州、陇州的边界。《周官》记载校人的职掌：春季牵出马驹以养护其血气，夏季训练马匹以防止蹄踢和啮咬。卫文公居住在黄河岸边，建立他的国家，诗人歌咏他说‘骊马和母马三千匹’；不说公马而说母马，说明母马是蓄养繁殖的根本。卫国就是今天的卫州。诗人又称颂鲁僖公能够遵循伯禽的事业，也说‘公马强壮肥盛’。鲁国如今属于兖州。左氏说：‘冀州以北的土地，是马匹生长的地方’，就是今天镇州、定州、并州、代州一带。《月令》说季春之月，应当使成群的牛和公马交配，并把母马放到牧地游牧；” 仲夏之月，把放牧的母马与马群分开，就拴住公马驹，这也是秦人的马政。汉代太原有家马厩，一座马厩有一万匹；又有楼烦、北地，都出产名马，就是今天并州、岚州、石州、隰州一带。汉武帝出兵攻打匈奴时，官府和私人共有马十四万匹，这是汉代马匹最多的时候。唐朝以沙苑监最适宜养马，就是今天的同州。又查考唐朝从贞观到麟德年间，中原有马四十万匹；开元年间设置七坊四十八监，其中一半在秦陇、绥州、银州一带。由此可知，自古以来牧马的政令，能否修治实行取决于人为，并不取决于土地。臣私下看到，如今同州以及太原以东的相州、卫州、邢州、洺州，都有马监；其余州军的牧地有七百多处。臣恳请特别降下敕令，在群牧使所属的都监、判官等人中选派一员，前往监督牧养旧有牧地，察看水草丰美的地方，选择适宜繁殖、能够牧养马匹的地点，专门派人把马匹放牧在四方远郊，完全依照《周官》《月令》的方法办理，务必使马匹繁殖增多；另行制定赏罚，以明确鼓励和禁止，希望几年以后马匹蓄养繁盛。” 宋仁宗嘉祐五年，群牧使宋祁上札子说：“河北各孳生监的母马数量少，每年都妨碍繁殖配种。考察麟府州的马最适宜繁殖，按照先前颁降的条贯，其马分作五等收买：第一等每匹十八疋绢，至于第五等，每等减少一疋。后来诏令又规定，在各等级原例上各减绢二疋，因此第一等马如今只有十六疋绢。蕃汉兴贩马匹的人户都没有利润，导致母马越来越少。臣私下担心，各监每年逐渐繁殖茂盛之后，仍会因额数不足而耽误将来分配给各军。本司现在斟酌，麟府州所购买的五等母马，希望暂且在原有条贯、尚未减绢的牧马五等价格中，对第三等以上各特别增加绢二疋，第四、第五等各特别增加一疋。仍命各场买马达到三五十匹，就随即计算成纲，运送到京师，交给估马司核价，再由本司重新挑选，分为好马、杂马两等，转送到各孳生监，帮助增加繁殖。臣等又看到，汉武帝时期，因为将军骑马不足，于是命天下各亭养马，每年考核繁殖数量；由此可知，权宜制定法令，古今都是一样的。如果将来各监母马数量充足，就再依照原先颁下的条贯施行。这样一方面可以招来经营贩马的各户，把好马卖给官府；另一方面，三五年以内，繁殖的马驹会逐渐增多，为应付紧急情况预备补充战马，就不会有缺额。” 请陛下裁决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