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八十

译臣观察天文，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掩昴宿，至今仍然如此；它的占验是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髙车，都是旄头星所代表的部众。圣明君主统御时势，能够施行非常之事。古人说：‘非常的谋划开始时，百姓会感到害怕；等到成功以后，天下就会安宁。’愿陛下不要疑虑。”张渊等人惭愧地说：“蠕蠕处在荒远境外，是没有用的东西；得到它的土地，不能耕种取食；得到它的百姓，不能使他们称臣服役；他们行动轻疾而没有常态，难以控制。有什么必要急切地劳苦士马呢？”崔浩说：“张渊所说的天时，是他的职责所在；如果讨论地势形势，就不是他所知道的。这只是汉代以来的旧说常谈，拿来施用于今天，不合实际。为什么这么说呢？蠕蠕原本是国家北边叛乱的属民，如今诛杀它的元凶，收纳它的善良百姓，使他们恢复旧日服役，并非没有用处。漠北、高凉一带不生蚊虫，水草肥美，夏天可以向北迁移，耕种放牧；那里并不是不能耕种取食。蠕蠕的子弟前来投降，地位高的可以娶公主，地位低的也能做将军、大夫，居于朝廷官列之中。况且髙车号称名骑，也并非不能使其称臣并加以畜养。南方人追逐他们，会担忧他们行动轻疾；但对国家的军队来说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 他们能够远距离奔逐，和他们进退周旋，并不难以控制。况且蠕蠕过去多次入侵国家，使百姓和官吏震惊；今年夏天如果不乘其空虚进攻，等到秋天他们再次回来，就不得安睡了。自太宗在位以来直到今天，没有一年不受到惊扰，难道还不应该急切吗？世人都说张渊辩才通达，精通术数，能够明确判断成败。臣请求考验他：问他西国尚未灭亡以前，有什么灭亡的征兆？如果知道却不说，就是不忠；如果确实不知道，就是没有术数。当时赫连昌正在座中，张渊等人自知事先没有说过，惭愧脸红而不能回答。世祖非常高兴，对公卿说：‘亡国之将领不能同他谋划，果然如此！’但保太后仍然认为此事困难，又命群臣在保太后面前评议。世祖对崔浩说：‘这些人心里仍不服，你给他们说明白，让他们醒悟。’退朝以后，有人责怪崔浩说：‘如今吴贼正在南方入侵，我们却舍弃南方而北伐，行军千里，谁会不知道呢？如果蠕蠕远远逃走，前面一无所获，后面又有南方敌寇的祸患，这是危险的道路。’崔浩说：‘不是这样。今年如果不能摧破蠕蠕，就没有办法抵御南方敌寇。自从国家兼并西国以来，南方人恐惧，故意扬言聚集众兵，用来防卫淮北。’ 他们在北方活动，我们在南方；他们疲劳，我们休息，形势就是这样。近来在攻破蠕蠕及往返之间，所以没有看见南方敌军到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刘裕取得关中以后，留下他宠爱的儿子、数万精兵和良将劲卒，仍然不能牢固守住，最后全军覆没，至今哭号之声还没有停止。如今正当国家政治清明、士马强盛之时，怎么能像把小马小牛送进老虎口中那样去冒险呢？假如国家把黄河以南让给他们，他们必然不能守住。正因为自知不能守住，所以一定不会前来；即使前来，也不过是派部众守备边境罢了。看到瓶中的水结冰，就知道天下寒冷；尝一片肉，就能知道锅里的味道。事物同类，可以由此推知彼。况且蠕蠕倚仗路途极远，认为国家军队不能到达，长期放松戒备，所以夏天分散部众放牧，秋天牲畜肥壮后才聚集，背着寒冷、面向温暖，南下侵掠。如今出乎他们的意料，进攻他们没有防备之处，大军突然到达，他们一定惊骇四散，望见尘土便奔逃；公马护着马群，母马眷恋小马，驱驰难以控制，又得不到水草，不过几天就会四散困乏，可以一举消灭，暂时劳苦而永久安逸，这是长久的利益。时机不可错过。只担心皇上没有这样的决心；如今圣上的谋虑已经决定，发出旷世的谋略，卿等还想怎样阻止它，实在浅陋啊，公卿们！” 各路军队于是出发。当时南方藩镇的将领上表说，宋国大将檀道济想要侵犯河南，请求三万人，趁他尚未出发先行迎击；又趁机诛杀在边界上的河北流民，断绝他们的向导和道路，就足以挫伤宋军锐气，使他们不敢深入。朝廷下诏让公卿商议，众人都说应当允许。左光禄大夫崔浩说：“这不能听从。往年国家大破蠕蠕，马力有余，南方敌寇震恐，常常害怕轻装部队突然到达，睡觉都不得安席，所以先声张军威、聚集部众以防意外，并不是敢于先行进攻。况且南方土地低湿，夏季炎热蒸郁，水涝正多，草木深密，必然会发生疾病，不是出兵的时节。再说敌军已经先行戒备，必定坚城固守；屯兵攻打，粮食就供应不足；分兵四处征讨，又没有力量应对敌军，尚未看出有什么好处。即使敌军能够前来，也应等他们疲劳困倦，待秋凉马肥之后，凭借敌军取得粮食，再慢慢前去攻击，这是万全之计，必定能够取胜。朝廷中的群臣和西北守将跟随陛下征讨，西面消灭赫连，北面攻破蠕蠕，获得许多美女珍宝，马匹牲畜成群。南镇将领听说后心生羡慕，也想向南劫掠以获取财物，所以吹毛求疵，妄自夸大敌军势力，希望纵情满足私欲。既然不能得到允许，便屡次声称敌军行动，以恐吓朝廷，背弃公义、保存私利，为国家制造事端，不是忠臣。” 世祖听从崔浩的意见，南镇将领又上表说敌军已经到来，同时声称自己兵力不足，请求调发幽州以南的戍守士兵来协助防守，并在漳水建造船只，严加戒备。公卿商议者一致同意，想派五千骑兵，并且以代理官职授予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人，让他们诱导边民。崔浩说：“这不是上策。敌军听说幽州以南的精兵全部出动，大规模建造船只，后面又有轻骑兵，想要拥立司马楚之、诛除刘氏宗族，必然全国惊扰，害怕灭亡，就会调发全部精锐来防备北境。后来他们查明官军只是声势而无实际兵力，倚仗自己先已聚集，必然高兴而前进，径直到达黄河，肆意侵暴；这样我方守将便没有办法抵御。假如敌军有见机行事的人，善于设置权变诡计，乘隙深入，料定我国空虚，制造变乱并不困难，这不是控制敌人的好计策。如今公卿想凭借威力驱逐敌寇，反而正是招引他们迅速到来的办法。虚张声势而招来实际祸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不可不思考，事后后悔也来不及。我们的使者在敌方，约定四月以前回来，可以等待使者到达，查明情况以后再出兵，还不算晚。况且司马楚之等人，是敌方所忌惮的，将要夺取他们的国家，敌方怎么能端坐旁观呢？所以司马楚之前往，敌方就会来；司马楚之停止，敌方也会停息，形势就是这样。”

译况且司马楚之等人，只是有些琐碎才能，能够招集轻薄无赖之徒，却不能成就大功；他们为国家制造事端，使战争连绵、祸患相接，必定就是这群人。臣曾听说鲁轨劝说姚兴，请求进入荆州；到那里后军队溃败，自己也免不了被南方敌寇掳掠贩卖为奴，最终使祸患波及姚泓，这已经证明了结果。”崔浩又陈说天时对敌方不利：“今年灾害之气在扬州，不宜先行出兵，这是第一点。午年自身相刑，先出兵的人会受伤，这是第二点。日食失去光明，白昼昏暗而星星出现，飞鸟坠落，太白星运行到斗宿、牛宿，忧患在于危亡，这是第三点。荧惑星伏藏在翼宿、轸宿，警戒将有动乱和灾祸，这是第四点。太白星尚未出现，进兵的人会失败，这是第五点。兴盛国家的君主，先修治人事，其次尽用地利，最后观察天时，所以每次举动都能万全，国家安定而自身兴盛。如今义隆建立的新国，人事尚未周全；灾变屡次出现，天时不协调；船行而水道干涸，地利没有尽用。三件事没有一件成功，连自守尚且可能不安，怎么能先行出兵攻打别人呢？敌方必定听到我们的虚声而戒备，我们也会因敌方戒备而行动，双方都把责任推给对方，都自以为是在应敌。兵法说应当分辨灾害并承受祸患，如今灾气未消，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 世祖不能违背众人的意见，于是听从了公卿的主张。崔浩又坚持争辩，仍未被采纳，于是派阳平王杜超镇守邺城，琅琊王司马楚之等人驻屯颍川。后来宋军到来，檀道济之部于是迅速从清河进入黄河，逆流向西行进，分兵驻守南岸，向西一直到潼关。世祖听说赫连定和宋军分据黄河两岸，便整治兵力，准备先讨伐赫连定。群臣说：“刘义隆还在黄河中游，舍弃他向西进军，前面的敌寇未必能够攻克；刘义隆乘虚而入，就会失去东州。”世祖对此疑惑，向崔浩询问计策。崔浩说：“义隆和赫连定同为恶人，彼此招引，又联合冯防，牵连蠕蠕，图谋放纵叛逆之心，只是在虚假地互相唱和。义隆希望赫连定先前进，赫连定等待义隆先行动，他们都不敢先进入。依臣看来，他们好比被绳子连在一起的鸡，不能同时飞起，没有能力造成危害。臣起初认为义隆的军队到来后，应当驻扎在黄河中游，分两路向北进发：东路直向冀州，西路冲击邺城。若是这样，陛下就应当亲自筹划对策，不能缓慢行动。现在却不是这样，他们在东西两面列兵，直线相距二千里，每一处不过几千人，形势分散、力量薄弱。由此看来，刘义隆的真实情形已经显露，他只希望固守黄河以求自保，免于死亡便算幸运，根本没有渡河北上的打算。赫连定残余的根基容易摧毁，攻打他必定使其倾覆；攻克赫连定以后，再从潼关向东进军，席卷向前，那么威势就会震动南方极远之地，江淮以北将没有一棵草能够站立。” 这是圣明的谋略独自发动，非愚昧浅近之人所能达到，愿陛下向西进军，不要疑虑。”平凉平定以后，当天举行宴会。太武帝握着崔浩的手，指给群臣看，说：“你们所说的崔公，就是这个人。他的才略之美，当今无人可比。朕每次行动或停止，都一定询问他，让他决定成败；他的判断像符契相合，起初从没有错过。” 孝明帝在位时，灵太后临朝听政。司徒、侍中、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表说：“臣恭敬地思考，世宗宣武皇帝命将出征、授予旌旗，随陆等人叩首归附，运筹帷幄而制胜，淮水、汉水一带自然归服。他节省费用，劳心国事，志在清平天下。因此继承先帝武功，修治文教，世代相承而日益强盛。陛下正处于周康王那样安定治理的时期，难道可以安然沉默、放任不理吗？然而，要谋取外部胜利，关键在于内部强盛；要图谋他人，根本先在于自身有所准备。萧衍虽然残酷役使百姓，却一直窥伺我国。如果遇到我国空虚疲敝、士民困窘，而萧衍年老却野心增长，想要散播毒害，那么对此不作谋划，恐怕就会受到他的祸害。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年少临政，圣德正在增长；皇太后总摄朝政，日夜勤勉而警惕。如果陛下留意承担重任，因天下车书尚未统一而愤懑，进用贤能，重视任用官员，表彰忠诚清廉之士，选拔和培养能够养民的人才，修治武器，蓄养如熊虎般勇猛的士卒；珍惜时日，不吝惜钱财，轻视珠宝而重视粮食。七八年之间，陛下的圣明谋略正当强盛，亲王们德才壮盛，将相们体力尚未衰退，臣等愚臣也还能够充任军伍。手持兵器、身披铠甲的军队，如今正在积蓄锐气；燕地的弓、冀地的良马盛备之时，也还可以恢复往日。况且萧衍罪恶累积、灾祸盈满，势力不能长久；他的子弟昏暗悖逆，祸乱的端倪已经显露，乱亡的征兆，清楚可见。” 兼并弱小的时机已有征兆，上天所赐的机会并不遥远。实现天下大一统的时机，应当先行积蓄准备。从前汉高祖汉武帝都曾勉力出征，讨灭英布；汉高祖病卧之时，仍亲自任用显达之士。以万乘之主，难道会忘记安逸享乐吗？实在是因为侵害名分、扰乱正道，计无可出而不得已。如今应当仰慕两位皇帝的长远谋略，把肃清祸乱、安定天下作为重大责任。然而近年以来，东西两面不断遭受寇患，艰难忧患接连不断，虽然不久便能剪除，也大大损耗了财力。况且饥荒中的百姓流散死亡，无法保全；所收赋税没有增加，支出的费用却越来越多。不爱惜民力来使百姓安乐，便没有充足的资财来等待敌人。这就是臣日夜忧虑、惶恐不安的原因。”《易经》说：“用什么守住地位？靠仁。用什么聚集人民？靠财。”所以说：“财物不是天不生，地不长，时令不成，人民不聚集，就不能形成。”生产和聚集如此艰难，聚集人民、守住地位又如此重要，国家兴衰的道理，怎么可以不加思虑？古代役使百姓，每年不过三天；征用壮年人的粮食，任用老年人的事务。这虽是太平时代的制度，却难以仓促照办。但妨害百姓、损耗财物，难道不应当警戒吗？如今城墙和城垛一向修治完备，马厩、府库高大排列；即使府寺、胶庠学馆还有少数未完全周备，大体上各省府粗略都得到遮蔽休息之所，处理政务的各寺以及灵塔，也都足以设置防备。讲论道术的地方，只有明堂、辟雍；这是国家重大礼制。来年冬天司徒的军队到来，请酌量裁减拆除，把力量专门用于经营，务必使其尽早完成。至于广济等处多次施舍的财物，以及酬答商人、互市的费用，凡是各种营造工程，除非是供奉御用，确实属于军务急需，也应当尽量减少，以求积聚财富。这样或许府库不会横遭损耗，百姓也能保全力量。用土簋进食而德行显明，住简陋寝室而禹的功业兴盛；章台修饰华丽而楚国力量衰弱，阿房宫建造壮丽而秦国财力枯竭。国家存亡的原因，清楚可见。希望陛下思考前代君王统一天下的功业，蓄积力量、聚集财物，以等待时机。后周武帝时，准备向东出征，下诏命令边城、镇戍一并增加储备，加派戍卒。齐、陈两国听说后，也增加修缮防御工事。柱国于翼进谏说：“宇文护专权之日，发兵到洛阳，不战而败；所防备的事务积累了几十年，却在一天之内耗散殆尽。即使设置防备，没有制胜的策略，也由于敌人有所准备。况且疆界相互侵扰，彼此都有胜负，只是白白损耗兵力和储粮，并不是上策。不如解除边境的严密戒备，减少戍守防卫，继续交好、休养百姓，恭敬地等待敌人前来。他们一定会因为和好而松懈，减少防备；然后出其不意，一举便可谋取崤山以东。如果还沿袭过去的做法，恐怕不是平定天下的计策。”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唐高祖武德二年，想要放弃黄河以东，谨慎守住关西。秦王李世民请求说：“太原是王业的根基，是国家的根本。河东富庶，是京城所依赖的资财。如果全部举而弃之，臣私下实在愤恨。希望借给臣精兵三万人，我一定平定、消灭刘武周，收复汾州、晋州。”唐高祖于是征发关中军队来增援李世民，让他进攻刘武周。武后时期，麟台正字陈子昂上奏《军国机要防》说：“臣私下听说宗怀昌等军队违犯法令，是因为被逆贼伪造官军文书，诬称召见怀昌。怀昌等人专门愚昧而没有防备，所以陷没。如今各军接连失败，东蕃固然知道，但恐怕安东被阻隔，还没有弄清这是欺诈。国家如果没有与安东往来的秘密凭信，臣担心凶贼还会设置许多欺诈伪造的计策。万一安东又收到他们伪造的诏命，失去对其图谋的识破，那就是资助并助长贼人的权势，使防守府城陷没。这本来应当仰赖天恩，预先有所处置；但臣愚昧，不能不进言。又，贼人刚刚取胜却没有立即向西进犯，是深恐围攻、掠取安东会成为自保之计。如果安东被围困劫掠，那么从辽东以来的地区便不再受国家控制。臣恳请天恩早作谋划。臣听说，天子的义兵不能因愤怒而发动；因愤怒而发动，众人就会恐惧；行动急迫，人心就会动摇，贼人便会得到声势。” 所以古代圣人以守静来控制乱局，以持重来制服奸邪，使大义常存，人民没有疑惧。臣见到陛下颁布恩制，赦免天下罪人，又招募各种奴仆充当士兵，前去征讨。这是应对危急的权宜之计，不是天子的军队。况且近来刑狱长期清明，罪人已经很少；奴仆多怯懦软弱，也不习惯征战。即使招募他们，也不值得任用。何况当今天下的忠臣勇士，万分之一尚未得到任用。契丹只是小小的祸患，假借诏命，等待诛灭，何必赦免罪人、招募奴仆，损害国家的大义？况且陛下富有四海，一次战役尚未取胜，就立即赦免罪人、招募奴仆。如果再有其他忧患，又靠什么征发兵力？臣担心这样不足以向天下显示威严。臣听说圣人处理事情，一定在祸乱尚未萌发时便加以治理，所以奸人不敢谋划，贼乱不能兴起。臣听说吐蕃近来出兵围攻瓜州数日便退去，有人说这个贼人派使者联系墨啜，恐怕瓜州、沙州阻遏其使者，所以用军队护送他。臣虽未必相信，但国家近来所面对的强敌，只有吐蕃、突厥两部。至于契丹这个小丑，还不能与之相比。如今国家为了契丹，大规模征发河东道以及六胡州、绥州、延州、丹州、隰州等州的精兵，又征发稽胡精兵，全部赶赴营州，因而沿边空虚，灵州、夏州孤立。如今水势上涨、黄河合流，秋草茂盛、马匹肥壮；秦中向北据守陇右，关东又邻近党项、凶羯，奸贼若窥知这个空隙，驱使其同类盗取秦关、陇右的马群，那是国家的珍宝。防备过于遥远，实在应当预先谋划，不能让边塞兵力耗尽，使凶恶的敌虏得逞。臣恳请陛下详加审察。” 臣听说，所供养的人不是国家所使用的人，所使用的人又不是国家所供养的人，治理家庭必然败坏，治理国家必然危险。所以明君不蓄养无用之臣，慈父不养育无益之子。如今朝廷中五品、三品官员接受国家的宠荣，享受天恩赏赐，使府库空虚耗损。他们享用百姓的俸禄，却不承担为国效死的职责，圣朝对他们的恩养实在太厚了。等到边境有小股贼寇，却又说无人可以驱使。还要劳烦圣恩远道访求外人；外人原先没有受到宠禄，临难时又不肯为国殉节。这样看来，国家所供养的全是无用之臣，朝廷所遗漏的却是有用之士。如今不收用有用之人，却优厚供养无用之人，想让忠臣贤士效力、使凶贼灭亡，依臣愚见，是不可能的。近来辽军张元遇等违犯法令，实在是由于内外不能同心。宰相有的出卖国家以树立私恩，近臣有的依附权势而私下请托。俸禄优厚的人把拱手沉默当作智慧，掌握权力的人把倾诈取巧当作贤能。群居一处，只知随声附和，把徇私看作本领；讨好妻子、保全子女，却把奉献国家看作愚蠢。陛下又宽纵刑罚，使奸人漏网，不按照名实相符的原则办事，于是纲纪日益废弛，奸邪越来越多。如今国家第一要务，在于适当放宽征兵期限。山南、淮南距离幽州四千里，主管官员十月上旬出发，按每天行走一百里计算，四十天才能到达。” 即使现在水雨已经这样大，又因征发文书到那里没有多久，当天办理出发，仍然赶不上期限。何况还没有办妥出发之事，每月按日程行走也不能达到每天一百里；逾期的人要处死，这是国家一贯的刑法。到达不了期限，害怕获罪而逃散成为盗贼，这又会产生一种祸患。即使加倍赶路以求按期到达，恐怕也来不及。如果违期而不诛杀，军队就无法统率；如果违期必定诛杀，整个军队都会怨恨。况且士兵疲惫不堪使用，吴广、陈胜之所以成为盗贼，就是由此而起。实在危急，实在危急！现在江南、淮南各州运送租税的船只已有数千艘到达巩州、洛州，计算有一百多万斛。主管官员立即强令它们前往幽州，缴纳充作军粮。这些船夫大多是客户、游手无赖和各种杂色人，离家出发时只以进京办事为任务。如今已经到了京城，又强令他们前往幽州。幽州距离这里二千多里，回来又是二千多里；当时天气严寒冰冻，却一点资粮也没有，国家也没有给予优恤，只是一味强令他们赶赴期限。近来听说丁夫都十分愁苦叹息。又，各州运输纲队按照过去的惯例，多是租船到京城买粮交纳；如今如果有这类船只转往沧州、瀛州买粮，那么山东运来的米价必定在每石二百钱以上，百姓一定会受到骚动。现在国家既不优恤，又没有通晓事务、明白精细的人检查办理，弄清租米现有多少以及实际虚实。” 又没有宣布恩诏来慰劳兵夫，只是一味强令他们赶赴期限。如果他们在路上逃亡，这批粮食万一发生意外损失，那么东军二十万大军就会坐等失败，自取败亡，成为贼人的目标。实在危急，实在危急！杨玄感就是因此而作乱，这确实关系到军国的大命。山东百姓，国家近来常常用来供给军队，怜悯他们而不再征募。近来听说东军失利，山东人便骄傲怠慢，说国家害怕他们粗暴强悍，不敢征发。如今街谈巷议，多有苟且偷安之心，窥伺国家的漏洞，颇为动摇风俗。国家的大政，必须使人民没有二心。如果放任人心怀有二心，奸乱一定会逐渐滋长。臣伏想如今山东的愚民，有逃亡而不经营产业的，有游侠、奸盗，有奸诈豪横的强宗，有与州县交通、制造罪过的。这些人都是奸雄。国家又不用法令役使他们。臣恐怕无赖子弟日益横暴，上不受国法约束，下不受州县管制，既不从军，也不守业，只坐观成败，滋养奸心；对国家而言，实在不是长久之计。依臣愚见，希望下诏令臣与州县互相知会，仔细访察；凡有粗暴豪强、游侠亡命、奸盗失业、漂泊乞食、富族强宗之人，都稍加优厚，赐给财物，全部招募入军。”

译仍然要宣布恩诏，慰劳并抚恤他们，然后以礼仪遣送上路。若这样做，山东的流动民众就会安定如泰山。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震慑奸豪的异心，另一方面可以得到精兵讨贼，不必烦劳、怨恨稽胡等部。况且他们既然已经身在军中，父兄子弟自然不敢再作奸犯科。从前汉高祖征讨山东，让萧何镇守关中。汉军多次失败，萧何每次都从关中征发子弟来帮助汉军，三秦没有盗乱之患，汉军具有强盛雄健的声势，大概就是采用了这个办法。败坏群体、使军众失败的，只有奸雄。奸雄既被羁束，祸乱的弊端自然平息。臣恳请圣恩早作谋划。《诗经》说：“不要放纵诡诈随从之人，应当遏制寇贼暴虐。”紫袍、绯袍、绿袍、金带、牙笏、告身、金银器物等，如今军队已经集结，进攻贼军已有期限。臣想招募三万死士，长驱直入贼人的朝廷，一战扫平。军中没有高爵和重赏，便无法激励勇士，使贪功求赏的人奋勇。希望天恩赐给前面所说的袍带、告身、器物二千件，以此劝勉激励士众，臣不敢虚耗使用。近来将军不能明确赏罚，所以士兵不能同心。如今聚集十五万军众，兵器、铠甲、粮饷每天耗费万金；如果不能早日平定，恐怕费用会更加扩大。山东百姓已经贫困疲敝，不能再役使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人〕 特此恳请天恩准许臣的请求。肃宗还是太子时，安禄山作乱，建宁王李倓掌管亲兵，护卫皇帝车驾渡过渭水。百姓拦在道路上挽留太子，太子让人晓谕说：“至尊皇帝流亡播迁，我怎么能够违背他的左右、离开他呢？”李倓进言说：“逆胡扰乱常道，天下分崩离析。如果不依靠人心来谋划复兴，即使想随从皇上入蜀，散关以东也将不再属于国家。最大的孝行莫过于安定国家，殿下应当招募豪杰，奔赴河西，收取牧马。如今边防屯驻的士卒不少于十万人，而李光弼、郭子仪的全军都在黄河以北，可以共同谋划复兴。”防之上者，广平王李俶也赞同此说，于是议论确定下来。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论述关中事务，上奏说：“臣近来阅览史籍，每当读到治乱、废兴的关头，总要反复参照考察，探究其根由：与治理同道的，没有不兴盛的；与混乱同途的，没有不衰败的。这是常理。有时措施没有不同，安危结果却有差别，这是时势的变化。至于统治人民的君主掌握着重大的权柄，建立国家有重大的权力，得到它就必然强盛，失去它就必然衰弱；这是历代不变、百王相同的道理。统治者的权柄，在于彰明自己的德行和威势；建立国家的权力，在于审慎处理轻重关系。德与威不可偏废，轻与重不可颠倒掌握。蓄积威势来彰明德行，若偏废一方，国家就危险；居于重位来驾驭轻权，若颠倒掌握，就会悖乱。倚仗威势，德行就会受到自身威势的妨害，这是招致失败的道路；丧失重权，轻权就会转而压制自身，这是开启祸门的原因。陛下天赐勇略和智慧，立志削平祸乱，因痛恨当前的昏乱，整顿军队奋力征讨，天下震动，没有人敢于安居；这确实是英明君主拨乱救民、不得已而用兵。然而威武四方施加，并不能说就是已经蓄积了威势；真正应当战战兢兢保全、珍惜、谨慎守住而不失的，只有居重驭轻的权力。陛下又果断追求成事，急于应对时机，耗尽国家来供奉军队，倾竭京师来资助外方，颠倒掌握权力的形势，如今又相似了。” 臣因此忧心如狂，不觉冒昧进言，擅自越过了只等待顾问询问的规矩，深入推测国家忧危的根源。这是臣的愚见，是自知能力有限却尽忠于事奉君主的本分。古人所说“愚夫的话，明主会选择采用”，希望陛下幸加留听。臣听说，国家建立时应当根本大而枝末小，因此能够稳固。又听说，治理天下，就像身体支使手臂、手臂支使手指，小大相称而不悖乱。身体能够支使手臂，是因为身体大于手臂；手臂能够支使手指，是因为手臂大于手指。王畿是四方的根本，京城又是王畿的根本。形势上应当使京城如同身体，王畿如同手臂，四方如同手指；这样，行动时就不会悖乱，平居时也不会危险，这就是居重驭轻、天子的大权。不仅是用来驾驭中原诸夏，也是镇抚戎狄的办法。因此前代的制度，是把天下租税转运交给京师；迁徙各郡县的豪杰，安置在帝王陵邑；选取四方壮勇之士，充实边城。赋役方面，对近处轻而对远处重；恩惠教化方面，使近处的人喜悦，并招来远方的人。太宗文皇帝平定大业、天下安定之后，仍致力于军备，不忘记忧患，设置府兵，分属禁卫；大体上各府有八百多处，其中在关中的几乎有五百处。” 天下的力量加起来也不能抵敌关中，这样，居重驭轻的意义就很清楚了。承平日久，武备逐渐废弛，虽然府兵、禁卫都还存在，但士卒很少操练军队和战车，所以安禄山盗取了颠倒掌握权力的柄，凭借外部势力过重的资助，一举之下声势滔天，两京都不能守住。还依赖旧有制度大体保存，典章刑法中强本弱枝的用意尚在，因此沿边失陷后，边防的储备仍然存在。再加上各牧有马，每州有粮，所以肃宗能够以此作为资助，重新恢复国运。乾元以后，大恶贼刚刚平定，又有外患发生，全部军队向东出征；边防已经空虚，禁军戍卒也空缺。吐蕃乘虚深入成为盗寇，所以先皇帝没有力量抵御，只得向东巡幸。这些都是丧失居重驭轻的权力，忘记深固根本的忧虑。内部有寇乱，崤山、函谷的险要便失守；外部有侵扰，汧水、渭水一带便成为战场。在这种时候，朝廷和市场离散崩析，事变令人忧虑，片刻之间祸患万端；即使有四方军队，又怎能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到这里，难道不为之寒心吗？幸而依赖宗庙社稷的威灵、先皇的仁德圣明，排斥退却丑类，再次安定宫城，城邑完整，宫庙没有毁坏。这又是非常的幸运，自古以来从未听闻，足以看出上天对皇家保佑之深。因此应当把这作为最大的警戒，以弘扬长久的谋略。陛下实在应当上合天心，下察时势变化，远考前代成败，近鉴本朝盛衰，垂下无穷的美德，建立不可动摇的功业。”

译如今的形势值得忧虑，比从前更加危险。臣恭敬地想，陛下圣明的谋划已经有了成算，只是臣愚昧未能明白，冒昧献上自己的忧虑。先皇帝从陕郛返回后，吸取过去的教训，逐渐增加禁卫，慢慢修治边防。当时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三位节帅，用来抵御西戎；河东有太原全军，用来控制北方胡虏。这四支军队声势都很雄盛，士卒和战马精强。又征调各道戍兵，每年趁秋季加强边塞防备，尚且不能确保边界牢固、阻挡敌军奔突，京师戒严的情况接连发生。陛下继承皇位后，威势震慑远近邻国，愚蠢的昆夷仍肆意施毒，举国前来侵犯，企图吞并岷山、梁州。侵略贪求已经很深，几乎到了覆亡的地步，于是请求通好，稍稍停止交战。这大概是因为战马缺少、士卒疲惫，想用谋略暂缓局势，绝不是畏惧威势、感怀恩德，真心想守信结盟。所以多年来优柔应付，始终没有坚定地订立重要盟约；停兵稍久，马匹便逐渐繁殖增多。他们必定会借一件小事发生忿争，趁机再次大肆侵掠。张光晟又在振武诱杀众胡，自此以来，胡虏使者绝迹不来。他们的嫌怨，已经有足够明确的证据。即使吐蕃确实与我们和好、回纥没有怨恨，戎狄贪婪诈伪，也是他们的常情；只要有可以窥伺利用的便利，他们哪里肯端坐自守？” 如今朔方、太原的军队远在山东，神策六军的兵力又接连出关。如果有奸臣诱使寇贼，狡黠的敌虏窥伺边境，乘着空隙和虚弱，稍稍侵犯亭障，这正是臣私下忧虑的事。还不知道陛下将用什么抵御他们？臣听说，讨伐叛乱之初，议论的人大多轻视此事，都说有征讨而不会交战，战事不会超过一个时节，估计兵力不会太多，费用不会太广，对事情没有扰害，对人民也不会劳苦。哪里料到战争连续不断，祸患纠缠，变化难以预测，日子一天天拖长，渐渐违背了当初的谋划。所以前人把兵器视为凶器，把战争视为危险之事，极其戒惧谨慎，不敢轻易使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应当取胜却反而失败，应当安定却反而陷入危难，使将亡变为生存、把小患变成大患，都只在翻掌之间，怎么能不害怕并慎重对待呢？近来的事情非常明白，足以作为鉴戒。过去被天下视为祸患，都认为除掉他们便可达到太平的，是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过去被国家信任，都认为任用他们便可消除祸乱的，是朱滔、李希烈。后来李正己死了，李纳接替他；李宝臣死了，王武俊接替他；梁崇义死了，李希烈反叛；王武俊被杀，朱滔又携众而起。” 这样看来，过去的祸患已经除去四分之三，祸患却最终没有减弱；过去所信任的人，如今反而自行反叛，也难以再加保全。由此可知，建立国家的安危在于形势，任用人办事能否成功在于人才。形势如果安定，异类也能同心；形势如果危急，即使同舟也会成为敌国。陛下难道可以不追鉴过去的事情，更新长远谋略，遵循不偏废德威的权柄来安定人民，恢复居重驭轻的权力来巩固国家吗？可是陛下却勤勉急迫，竭尽心力，追求没有止境的要求，盼望难以必然取得的成效。对于替别人除害的心意，已经做到极致；但对于宗庙社稷自我保重的计策，恐怕还没有做到极致。近来将帅出征，长久没有彻底消灭敌人，只要以此为借口请求增援，陛下便为他们抽调边军，使环卫军缺额，抽空内厩的马匹，耗尽武库的兵器，占用将领家中的子弟来增援军队，征用私人饲养的牲畜来增加骑兵。即使如此，还没有交战便说缺少财物；陛下又替他们筹措，毁坏民间房舍，向商人借贷，倾尽司府钱币，设置请▯之科。关中一带征发已经过度，宫苑之内防卫也不完备。万一将帅之中又出现朱滔、李希烈那样的人，有的凭借边塞堡垒固守，诱引豺狼；有的突然在京城郊外发难，惊扰侵犯城阙，这也是臣私下忧虑的事。” 还不知道陛下又将用什么来防备？凭陛下圣德君临天下，天下百姓都欢欣拥戴，这种非常的忧虑，难道是应当说的吗？然而身处安定而准备危险，是明智君王所致力的事情；把进言视为忌讳，是中等君主才不实行的。如果防备已经严密，那么进言又有什么害处？如果忽略了而没有防备，又怎么可以不说？臣因此把狂妄愚昧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不敢有任何避讳，不敢因中等君主所不实行的事情而使圣朝有所忧虑。希望陛下仔细审察，加倍防备。况且现在的关中，就是古代方圆千里的王畿之地，是王业的根本。秦国曾凭借它倾覆诸侯，汉朝曾依靠它平定四海。大概是因为凭借山河险要，处在肥沃田地之上：势力弱时，可以在内部保全一方，占据天下的一半，蓄养力量等待时机；势力强时，可以在外控制东夏，占有天下的大地，蓄积威势彰明德行。关中的豪杰勇士，与登记在营卫中的士卒没有区别；关中的车辆和乘具，与列在马厩牧场中的军用车马没有区别；关中的财物，与储藏在国库中的财物没有区别。一旦有急事，早晨征集便可聚合起来。如今办事的人却先拔除根本，舍弃重要之处而取用轻微之处，这正是所谓倒持太阿剑，把剑柄交给别人。讨论制度安排，强干弱枝的办法反而被颠倒；安抚怀柔，悦近来远的道理也遭违背；向通达事理的方面寻求，没有一处是合宜的。” 只是臣庸弱怯懦，私下替陛下感到痛惜。过去的事情无法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臣不胜恳切忧国之情，冒昧献上狂妄浅陋的意见，以备陛下择取其中一端。陛下如果俯察臣微薄的诚意，宽容听取愚臣的计策，让李芃援救东洛，让怀光救援襄城，李希烈的凶徒势必退败，那么所派出的神策六军士卒战马，以及点名征召、率领将领子弟向东行进援助的人，都可以追还。河北既有马燧、李抱真坚守，也没有必要再借调兵力。又命令李晟回军，修复禁军；明令泾州、陇州、邠州、宁州，只令他们严密防守边界，仍然说明以后不再征发，使他们知道各自保守安居。再降下恩德诏令，慰劳招徕京畿地区，详细说明京城之下各种徭役繁多，又有天下各方会同，诸道入朝奏事，抚恤劳苦、怀柔远方，本来就应当宽厚容纳。京城及畿县所征的间架税、榷酒税、抽贯钱、贷商钱、点召等各种类似征敛，一律停止；这样希望已经缴纳的能够消除怨恨，正在办理的能够获得安宁，人心不动摇，国家根本自然稳固，祸乱就无从发生。朝廷因此更加尊贵，然后才可以根据时势施行教令，宽严进退都由自己掌握，还有什么人会不服从？端正根本、整顿纷乱，没有比这更容易的办法了。”

译陆贽又请求抚慰李楚琳，上奏说：右述官员近来因为品行不善，常常受到时论厌恶，屡次被奏章论列，说他心怀两端；如果不加防范，恐怕会胡乱产生窥伺之心，认为应当斥退断绝，以杜绝奸邪。近来凤翔使者来朝，陛下完全没有降恩诏，召见后又滞留了几批人，也没有放回，臣担心陛下不能忍住愤怒，颇为听从舆论；依臣愚昧刚直的看法，这不合适。李楚琳乘国家艰危之时，在岐山一带突然作乱，杀害戎帅，结交凶恶渠帅，奉天被围时，他也颇有助力；他参与叛乱之事，天下都已知晓，议论者现在才纷纷提起，见识为何这样晚呢？只是因为皇帝车驾尚未恢复，最大的贼患仍然存在，勤王军队全在京畿；紧急宣召、迅速告知，争的就是片刻时间。商岭道路曲折而遥远，雒谷又被盗贼扼守，能够通达王命的只有襃斜道；如果这条路又受到阻碍，南北就将完全隔绝。各镇处在危险疑惧的形势中，夹在两个叛逆者的诱骗胁迫之间，人心汹汹，各自怀有归附或背离的打算；他们那边获胜就投奔他们，我们这边获胜就归来。其间的事机，不容有丝毫失误。假如李楚琳发泄怨恨，公然猖狂，向南堵塞要冲，向东牵引大奸，那么我们的咽喉就会梗塞，心腹肢体就会分裂，形势难道不是非常困窘吗？” 况且李楚琳本来只以作恶为务，如今能够在两方面观望，正是上天诱导他的机会；因此应当打通他归来的道路，使他能够帮助成就大业。陛下实在应当深深以此为念，厚加安抚，使他消除疑虑，足以成事。如果他能够改恶从善，也可以帮助军队。如今若听从偏狭的议论，显露猜疑阻隔的迹象，害怕的人一定很多，哪里只是一个人？自古能够建立奇功、拯救危难的人，未必都是品行端正、温和善良之士；驱使驾驭、扰乱驯服，全在于驾驭者如何使用。早晨还称为凶恶悖逆，晚上便说是忠诚纯正；起初是寇仇，最终成为卿相。汉高祖知道陈平品行不端却没有抛弃他，因韩信自立为王而愤怒，却最终封赏他；蒯通因为分析事理而获保全，雍齿因为积累怨恨却最先得到封赏，这就是汉高祖所以恢弘帝业的原因。桓公、文公安置曾射中衣带钩的贼人而任用他的才能，放下斩断衣袖的怨恨而免除危难，这就是他们成就霸业的原因。由此看来，处理事务的关键，即使有罪恶也不得不容纳；适应时势的需要，即使是仇敌也不得不任用。陛下如果一定要仔细追究平素品行，深挖过去的过失，那么改过也不足以补偿罪愆，自新也不足以赎罪。如今的将领官吏，哪里能全都没有瑕疵？人人都会反省思虑，谁能免除疑惧？” 况且阻挠诏命的人、被胁迫随从的人，知道自己辜负恩德，哪里还敢归顺教化？这种裂痕不是小事，应当迅速谋划解决。孔子说：“做人却没有仁德，若厌恶他太过分，就会造成祸乱。”又说：“小事不能忍耐，就会扰乱大谋。”君陈说：“不要对顽劣之人愤怒憎恨。”又说：“一定有所忍耐，才能有所成就。”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必定以英主的大略、圣人的格言为龟鉴，万不可采纳浅陋儒生的小忠小节，因而损害、动摇复兴大业。臣不胜忧国谋划之至，谨陈述此事上奏。陆贽又论述从叛贼一方前来行在的官员，上奏说：“钦溆奉宣圣诏说：近来常常有低级官员从山北前来，都说自己从京城偷偷取道，奔赴行在，大多是从京城秘密取道来到行在。此类人多不是善良之人，其中有一个邢建，论说贼中的形势，言语最为夸张。察看他的情状，很像是在窥伺侦察。现在姑且命令把他留在一处安置；像这样的人，还有好几个，如果不追根究底，恐怕会有奸计。你应当商量怎样处理才稳妥。”臣恭敬地认为：“总领百官的人，与守掌一项职务不同；富有万国的君主，与百官之长的职责又不同。大体说，尊位在于掌握纲要，卑位在于主管细节；尊位崇尚宏大，卑位致力于具体琐细。因此，考核小事、纠察微小奸邪，是有关部门的职责；统御万事枢机、选拔任用各类长官、总揽纲要而使各项事务都得到举措、明察近处而使各方自然通达，这是大臣的职责。愚者智者都接纳，大小事情没有遗漏。像天空一样覆盖，像大地一样容纳；垂下旒冕、塞住耳朵，却不以过分聪察为务；隐藏人的瑕疵、包容人的疾病，致力于包容。不显露威严，人民却像畏惧雷霆一样畏惧他；不事事显示明察，人民却像仰望日月一样仰望他，这就是天子的德行。以卑位僭越使用尊位之道，职权就会在下位废弛；以尊位降下来替代卑位的职责，德行就会在上位受到妨害。” 职权废弛，事情就不能办成；德行受到妨害，人民就不会归附。事情不能办成，弊端虽急切而祸患较轻；人民不归附，裂痕看似细微而祸患重大。这种道理的得失，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圣王知道宇宙广大，不可能靠耳目遍察，所以清除无为之心，以观察万物自行运行；知道亿万人民众多，不可能靠智力和力量取胜，所以专一保持至诚之意，以感化人们的不诚。若与此相反，竟想凭一个人的听闻和观察穷尽宇宙的变化，凭一个人的防范忧虑战胜亿万人的奸诈欺骗，越是耗费心智精力，离正道就越远。所以孔子称述陶唐盛世说：“只有天最为广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周诗》赞美周文王的德行说：“不刻意知道，不刻意探察，顺从上帝的法则。”这都是覆盖养育万物、浑然大同，没有偏好憎恶、不猜忌不逞强的意思。项籍接纳秦朝投降的二十万士卒，担心他们怀有欺诈之心、再次反叛，于是一举将他们全部活埋；他的防备忧虑也算过分了。汉高祖豁达大度，天下士人到来便接纳任用而不疑忌；他的防备忧虑可以说是很少了。然而项氏因此灭亡，刘氏因此昌盛；蓄积疑心与推诚相待，效果本来就不同。秦始皇严密设置卫士而且猜忌多疑，荆轲便施展了暗中谋划；光武帝宽容博厚，马援便向他输诚，难道不是因为以虚心对待别人，别人也就愿意归附吗？任意运用权术来驾驭人，别人最终不会亲近；真心愿意归附，就会感动而喜悦，即使仇敌也能化为心腹。反之，内心不亲近，就会因恐惧而阻隔，即使骨肉也会结成仇敌。臣因此说，这种道理的得失关系到国家兴亡。臣恭敬地认为，陛下睿智圣明、文思远播，光照四方；孝友勤俭，品行高过历代君王。然而教化还没有达到大同，风俗还没有达到至治，实在是因为陛下的智慧高出万物，因而有轻视臣下的心思；周遍处理万机，因而有独自驾驭一切的意图；谋划包容众人的策略，因而有过度谨慎的防范；明察群情，因而有事先窥察的习惯；严厉约束百官，因而有任用刑罚来达到治理的规制；以威势控制四方，因而有凭力量战胜残暴的意志。于是有才能的人因得不到任用而怨恨，忠贞尽节的人因受到猜疑而忧虑，建立功业的人因害怕不被容纳而恐惧，心怀反复的人因迫于征讨而被逼迫，终于逐渐导致离叛，构成灾祸；外部战事连续不断，内部变乱又兴起。一年尚未过半，皇帝车驾两次迁徙，国家艰难困顿，这是古来未曾有过的事。以陛下至圣的德行，却遭逢这样深重忧患的时期，上天或许是想大大开启陛下的睿智之心，使您警戒小的过失而崇立宏大的功业。臣认为陛下应当奉行天意，追究已经发生的过失；凡是造成寇乱的原因，都已经详细知道其缘故，并将革除过去的弊病，以消除群臣百姓的疑虑。”

译如今承受恩德诏令，却仍沿袭流传的错误；如果还没有悔改而招致祸患，又凭什么消除灾害？臣有幸承蒙陛下过分知遇，又辱蒙陛下亲自下问；如果只是一味顺从诏旨，便是在欺骗上天，臣怎敢不指陈实情，希望多少补救缺漏？过去刚开始奋发军队、四方征讨不服之国时，正义刚烈的人都想亲自效力，舍弃叛逆而归顺的人接连来到宫阙之下，陈述谋略、进谏过失的人争相到宫门求见。陛下若能在那时趁军队气势正盛，顺应人心愿望，做到为求贤而不顾洗发吐哺，敞开胸怀，像大海容纳百川、风行无阻一样，不猜疑、不滞留；有功的人奖赏他，有义的人表彰他，正直的人鼓励他，有才能的人任用他。即使有人有志向却对时局没有补益，有人敢于进言却不完全合乎道理，也一定宽恕其妄言妄作，记录其善意，普遍优厚宽容，以礼仪安排其进退。这样天下就会闻风归附，同心归心，贤者愚者都怀有忠诚，大事小事都尽力，区区凶恶丑类，哪里值得平定？臣本来知道天下早已治理安定，必定不会有奉天之变了。如今之所以孕育祸患、消磨义气，在于陛下独自决断内心所想，专任自己的明察：归降者以为陛下在窥伺他们，输诚者认为陛下把他们当作游说之徒；议论官军挫败的人，被猜疑为怀有奸心；毁谤、阻挠并陈说凶党强悍狡诈的人，被怀疑是贼党；夸张陈述而献计的人，害怕泄露言语；进谏的人，畏惧被宣布为诽谤。” 凡是这一类人，都给圣上留下忧虑，于是全被拘留，称作“安置”。有的被诘问责备，安置在客省；有的受到慰劳，却留在紫庭。虽然呵斥和褒奖的言辞不同，但被圈禁却是一样的。既然杜绝出入，处境就如同牢狱；释放没有期限，死生不可预测；看守防范又很严密，家中的私事也完全无法通达。有的人受到束缚，动辄经历多年。想来他们的痛苦愤懑，哪里说得尽？因此归顺的人渐渐稀少，向朝廷上封事的几乎断绝。徇行义理的心既然受到阻碍，被胁迫随从的党徒就更加坚定。而贵近之臣和往来的使者，只希望揣摩圣意，靠诡辞求得容纳；只猜测皇帝喜欢听什么，不担忧事情是否真实，都说圣上的谋略深远、谋略如神。小小的贼寇孤立危急，灭亡就在眼前。陛下急于诛除恶人，便都认为这些话确实可信，于是穷尽兵力、耗竭财物，只坐等天下平定。人心反而逐渐溃散，寇乱更加滋长，终于发展到京城脚下发生战事，宫禁也不能守卫。假如陛下能在这个时候立即发布重大诏令，向天下谢罪，说明忠良遭受猜忌的冤屈，并提拔其中最为正直刚亮的人，给以优厚俸禄；追究阿谀迎合、上报不实的罪过，列举其中最奸诈妄为的人，处以重刑。赏罚一旦明确，忠邪全部辨明。用这个来面对臣下，谁敢不真诚？用这个来安抚人心，哪里会有人不服？” 有过错而能够改正，祸乱也会很快安定。臣本来知道不久京师就会收复，必定不会再有梁山、岷山一带的流亡之行了。陛下既在开始时不够谨慎，又在中途失去了谋划。如今要在西部边隅收拾残局，只有趁今天。难道还可以再次让一件事情发生差错、一句话说得过头吗？如今朱泚的叛乱还未平定，怀光又接着反叛。都城和宫阙中，猰防等人交替占据；关中、京城郊外，豺狼杂处。朝廷偏处远郡，道路沿着连绵山岭延伸。即使拿着兵器跟随君主，能够这样做的人又有几个？推心置腹地降低身份接待他们，尚且恐怕不能招来很多人；稍有失礼，他们本来就不会来了。如果又加以猜疑弹劾，再次拘禁，使反叛者得到借口，使来归者心怀恐惧，那么天下有志之士，哪里还敢再谈忠义？不伤害鸟卵和胎兽，麒麟凤凰才会到来；鱼鳖都能安适，龟龙才会游来。这就是说，使近处的人喜悦，是招来远方人的凭借；抚慰弱小，是招致强大者的办法。臣私下料想，邢建等人一定不是帮助叛逆的徒众。即使他们有过分夸张之处，行迹涉及可疑，也希望陛下怜悯他们愚昧、爱惜其才体，屈法宽待人众，并根据器量才能，随事情轻重加以甄别、宽免。勇武之人安置在军伍中，文士交给宰司任用；上等的授予职务，中等的只在选官次序上给予优待。如果有人必须离开行在，不便安置在亲军中，那么或者授予各道一个官职，或者交给各道使者记录其才能而加以任用。按照各自通常的等级，分别稍加恩惠。古人说过：“安抚我，我就奉他为君；虐待我，我就把他当仇敌。”恩惠所到之处，百姓便歌唱归附；流传到四方，谁不欣然拥戴呢？从前赵国杀了鸣犊，孔圣人因此停止了出行；燕国尊重郭隗，贤士便接踵而去。何况是天子所作所为，天下都仰望效法。一句话使万物受阻，天下就没有不疑惧的；做一件抚恤百姓的事，天下就没有不欢悦的。所以不能把小的过失当作没有损害，因而不悔改；也不能把小的善行当作没有益处，因而不去实行。小事尚且应当谨慎，何况又不是小事。希望陛下无论事情大小，都以覆车之辙为戒；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贽又论述迁都出行的缘由，奏状说：“臣前些日子蒙受恩召，得以面见陛下，叙说泾原叛卒惊扰冲犯宫阙以及当初出行的事情，因而自我责备，推辞时把防备过失说得太重。臣奏道：‘陛下把过错归于自身，确实是尧舜至高德行的体现。’臣私下有所见解，认为造成今日祸患的，是群臣的罪过。陛下又说：‘卿是根据君臣之礼，不忍把过错归于朕，所以才这样说。然而自古国家的兴衰，都有天命。如今遭逢这样的厄运，虽然也是朕失德，但事情也应当有不由人的一面。’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诏命，陛下就谈到宗庙，眼泪鼻涕交相流下。君主忧虑、臣子愤懑，是人情常态；感情激动之下，不觉呜咽起来。” 不久适逢防环请求入对，臣的话还没有说完，如今冒昧上奏来烦扰陛下，以尽我的愚诚。臣所谓造成今日祸患是群臣罪过，并不是仅仅装饰浮泛的说法，姑且宽慰圣心；事情都有原因，这样说也希望能够重新说明。胡人羯人相继作乱，遗留的祸患尚未消除；朝廷长期因循拖延，容忍养成了许多僭越之事，朝会礼制也有缺失。陛下以神武统御天下，将要统一四海，于是命令将帅四处征讨不服从朝廷者。凶恶的首领迟迟未被诛杀，叛逆将领又接连作乱，战争和祸患相互连接，已经将近三年；从四方征调军队，无论远近无不赶来，父子诀别，夫妻分离。一人出征，十户人家供给资财；留在家中的有馈送军需的劳苦，出征的有遭遇刀兵的忧惧，走的和留的都骚动不安，乡里因此不得安宁。聚集的军队一天天增多，供给费用一天天增加；常规赋税不够，于是下令限期催缴。限期刚满，又命令增加征收；增加的赋税已经耗尽，又让各地另行摊派；另行摊派仍不足，于是设置榷算之科，兴起率贷之法。禁令防范越来越繁密，条目琐碎细小，官吏承受不了命令，百姓无法安生；农桑荒废在催征呼取之中，民脂民膏耗尽于鞭打责罚之下，市井百姓忧愁困苦，家室怨恨叹息，万民哀号，郡县也不得安宁。边境的戍卒，是用来保卫疆界的；宫禁和京城的卫军，是用来防备巡察警戒的。”

译这两种军队如果有一种缺少，就会产生敌对之心；这是国家最大的防备，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陛下急于平定祸难，屡次派兵东征，使边防空虚，亲军寡弱。不久又搜检私人牧场来取马，轻率责令将门出兵。凡拥有私人牧场的，通常都是元勋贵戚之家；所谓将门之家，都是统帅、岳牧的后代。这些人曾蒙受朝廷亲自任用，有的立过忠诚功劳，免除征役，本来是常行的典制。如今忽然夺取他们的畜牧，役使他们的子孙；有的人借贷来置办行装，有的人破产来供给士卒和车辆。道路上凄惨悲怜，部曲感到悲伤；身居贵位、建立崇高功勋的人，谁不因此离心？再加上聚敛钱财的法令，在京城尤其严苛；侯王的府第都要缴纳屋税，贩夫贩妇全都被计算缗钱。身份尊贵却没有受到优待，居处接近朝廷却没有得到区别对待，他们的愤懑，比各地因诛求日益繁重而产生的愁苦还要严重。百姓恐惧，征发没有止息，众人的情绪动摇，朝廷内外喧嚣不安，京城和京畿也不得安宁。陛下又因为各种制度废弛，立志要整肃清理，于是持守义理来掩盖恩惠，任用法令来成就治理。圣明的决断失之过快，睿智的洞察又伤于过细。决断太快，就少有宽恕他人的余地，在疑似之间不容许申辩；察看过细，就容易对事物多疑，在臆测推断之际未必符合事实。宽恕太少，重臣害怕获罪，反侧之心容易产生；猜疑太多，群臣都防备嫌疑，苟且敷衍的风气便逐渐蔓延。因此叛乱接连兴起，怨恨和毁谤一并发生，非同寻常的忧患，亿万百姓都在担心。只是陛下沉静深思，独自听不到这些情况。以至于凶恶的士卒擂鼓行进，在白昼冲犯宫阙；重重宫门没有结草为防的守御，环卫之中也没有能够喝问来人的人。自古祸乱发生，从没有像这样容易，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乘我防备的空隙，趁着人心离散而来吗？陛下有辅弼大臣，有掌管耳目的官员，有负责谏诤的臣列，有掌管防卫的机构；但他们见到危急不能竭尽忠诚，面临灾难不能效死尽命。所谓造成今日祸患是群臣的罪过，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陛下又认为国家兴衰都由天命，如今遭遇这种厄运，应当是不由人的缘故。臣性情耿介而鄙陋，学识平庸浅薄，凡是占卜算命的秘术，都没有涉猎其源流。至于国家兴衰的大道理，则曾经从典籍中听闻过。

译《尚书》说：“上天所看，来自百姓所看；上天所听，来自百姓所听。” 又说：“德行专一地施行，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三心二意地施行，没有不凶险的。”可见吉凶是否应验在人事，天降灾祸或祥瑞在于德行。又说：“上天难以相信，天命没有常规；保持那种德行，才能保住那个职位；德行不能保持，九州就会因此灭亡。”这说明上天的视听都依据人事，天降灾祥都考察人的德行，并不是在人事之外另有一种天命。所以祖伊责备纣王说：“我生于世间，难道不是有天命在上吗？”周武王数说纣王的罪行说：“我们有百姓，也有天命，不能惩治他对我们的侮辱吗？”这又是撇开人事而推说天命，是绝不可以接受的道理。《易经》说：“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孔子认为“祐”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者，人所帮助的是守信者。践履诚信，思考顺道，又能尊重贤者，所以说“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又说：“处于危险的人，是因为能使自己的地位安稳；将要灭亡的人，是因为能保住自己的生存；处于混乱的人，是因为能使局面得到治理。”所以君子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在存在时不忘灭亡，在治理时不忘混乱，因此自身能够安稳，国家也可以保全。又说：“观察履行的情况，考察吉祥的征兆。”又说：“吉凶，是得失的表现。”《易经》这部书，穷究变化而知晓事物的转化，对于性命之理可以说研究得十分精深。至于论说天人相互保佑帮助的原因，辨明安危、治乱的根由，必定以人的行为和得失为根本，而把吉凶的报应表现出来。这样看来，天命由人事决定，它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春秋左氏传》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有人自己招来。”又说：“人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生，这就叫作命。”因此有行动、威仪、礼义的规范，用来确定人的命运。能做到的人以此修养，便获得福分；不能做到的人便因此败亡而招来祸患。《礼记》引用《诗经》并解释说：“《大雅》说：‘殷朝尚未灭亡时，军队能够配合上天。’应当以殷为鉴，天命是重大而不可轻易改变的。”意思是得到民众就得到国家，失去民众就失去国家。又引用《尚书》并解释说：“《康诰》说：‘天命并不固定，说善言、行善事就能得到它，不善就会失去它。’”这就是圣贤的意思；六经相互贯通，都说明祸福由人，不说盛衰另有固定的天命。人事表现在下，天命降临在上，所以事情有得失，天命有吉凶，天人之间如影随形、回声相应。自《诗经》《尚书》以后，史书传记相承记载，治乱兴废，大致都可以考见。从来没有人事治理而天命降下混乱的，也没有人事混乱而天命降下安康的。六经的教诲既然如此，历代明显的验证又是这样，臣还担心其中有可疑之处，所以请求再用近来的事情来证明。从近来征讨频繁，刑法网罗稍微严密以来，物力枯竭损耗，人心惊恐疑惧，就像处在汹涌风涛中，不能安定。上至朝廷官员，下至平民百姓，早晚聚集族党商议，都担忧一定会有变故。不久泾原叛卒果然发生，正如众人所忧虑的那样。京城的人动辄超过亿数，他们当然不可能都懂得占算术数、都读过占卜书，但都明白招致寇乱的原因未必完全关系到天命。希望陛下鉴察过去的深重过失，建立将来的美好谋划，拯救宗庙社稷的危急，洗雪亿万人的愤恨耻辱，这都在于审察时势变化，广泛询问人的谋略。王道教化一旦修明，上天的保佑自然会到来，恐怕不应推说遭逢厄运是理所当然，以此削弱追究过错的诚意，阻碍更新政治的希望。臣听说，治理有时会产生混乱，混乱有时反而能成就治理；有的因为没有困难而失去守备，有的由于遭逢许多困难而使国家兴盛。治理产生混乱，是倚仗已有的治理而不再修治；混乱反而成就治理，是遭遇混乱而能够警惧。没有困难却失守，是忽视万机的重大责任而忘记忧患戒惧；困难很多而国家兴盛，是经历各种事务的艰难而懂得警戒谨慎。如今因混乱而失守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就不能再追回了；至于借此成就治理、振兴国家的事业，就在于陛下刻意自励，谨慎修治。在最危急、最艰难的时刻，得到正确的道路就会兴盛，失去正确的道路就会衰败，其间再也容不得后悔。希望陛下勤加思考，周密谋划，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众人，违背个人欲望而遵循正道，远离奸邪谄佞而亲近忠诚正直，推行至诚而去除逆诈，堵塞谗毁阻挠的道路，广开谏诤的门户；废除求利聚敛的法令，致力于使百姓休息的办法；记录一点善行、一点才能，以尽量使用群臣百姓的才干；忘掉小的过失和小的怨恨，使天下没有被遗弃的人才。这条道路很容易明白，也很容易实行，不劳心神，不费力气，只在于把它约束落实到内心罢了。况且陛下天性睿智明哲，具备一定能够做到的条件，怎么能舍弃这些条件而不实行呢？如果早晚都在心中立誓遵行这条道，就可以感动神明、震动天地；早晨把它施行于政事，就可以使众人信服，怀柔四方。何必忧虑乱民？何必害怕厄运？何必担心天下不得安宁？从前太公因为避开狄人而兴盛，周文王凭借百里之地而成就王业，这就是因危难而扩展盛大的事业，由偏僻狭小之地而开创宏伟的计划。何况陛下禀有英武资质，承继真实而历经四海的利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历代圣人的德泽还留在人心。只要能够更加修治，没有不能成功的。至于东北的群恶，拖延时日而逃避诛罚；泾原的乱兵，仓促间冲犯禁宫。这大概是上天保佑陛下，担心陛下凭借神武果断而产生轻视天下的心态，所以让陛下知道艰难，从而永远保有福禄罢了。希望陛下悔悟以前的祸患，以回应上天的警戒；更新圣明的教化，以承受上天的福佑。不要说时运正逢厄运而自我疑惑，不要说事情不由人而自我解脱。勤奋自励，不要停息，完全可以达到太平，难道只是荡涤妖氛、很快恢复宫阙而已吗？愚臣怀着一点忧国奉君的至诚，言辞急切，不觉烦扰了陛下。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进言者而废弃其言，也不要因为言辞而废弃直言；千虑之中或有一得，也许其中有可取之处。”

译贽又论述收复河中以后请求停止用兵的奏状说：“昨天钦溆传达圣谕，给臣看马燧、浑瑊等奏报平定怀光、收复河东的奏状，同时命臣商议应当作何处置，并令钦溆奏报。凶恶的叛党已经被消灭，京畿得以廓清，这实在是圣上宏大谋略的功劳，也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祚。应当处置的大略，已经附在钦溆口头陈述中；辗转传话，恐怕不能完全表达本意，所以谨再次陈述我的浅陋意见，希望陛下稍加留意察看。”臣听说祸患有时能产生福分，福分也可能产生祸患。防备祸患才能获得福分，治理有成又是防患的开端。所以晋国在鄢陵取胜，范燮反而祈求死亡；吴国攻克强大的越国，夫差却由此开启了灾祸。由此可知，福分不能屡次侥幸求取，既得之物也不能总是贪求。处在福分中却考虑祸患，福分就可以保全；看见有所获得便忘了防备，祸患就一定会到来。臣私下担心那些阿谀奉承、希求宠幸的人，以及轻率躁进、喜欢惹事的人，会利用凶恶叛党覆亡的机会，揣度英主削平叛乱的心意，争相进献甜言蜜语，诱导陛下开启逐利的欲望，说王师所向无敌，说残余叛党举手投足间就能平定。请陛下调转蒲坂的兵戈，再次发动淮沂的战争。这种议论一旦开启，必定成为祸乱的阶梯。所以微臣姑且把可能由此产生的祸患作为忧虑，还不敢把已经获得的福分当作贺礼。为什么呢？建中年间的灾难，其事就可以作为验证。” 当初是因为积蓄怨恨而不能宽容，或者因为急于求胜而轻率发动战争。所以文喜征讨泾原时，泾原的创伤还没有平复；崇义征讨汉南时，杀伐摧残又接踵而来。违抗命令的将帅并不是没有诛杀，讨伐叛逆的军队并不是没有取胜，坚定果断并不是不坚决，赫然发怒也不是没有发泄。然而由于百姓得不到体恤，只听见诛戮之事，有罪无罪都不敢自保，因此怀有怨恨而心怀疑惧的人害怕刑罚接连降临，畏惧祸患、处于危险疑虑中的人又担心猜忌谗毁的灾祸波及自身。于是他们像蝗虫聚集一样抗拒讨伐，像狼回头顾望一样背弃恩德，遍及黄河两岸并延伸到淮夷，冲击三辅而包围京城。皇帝的车驾因此两次出行，行宫甚至被叛军包围。当时天下大为动摇，民心几乎离散，天命连片刻都难以保全，王威不能出一座城池之外，国家处于危险艰困之中，绵延相连，像桑树被缠束、旒旗将断一样。幸而没有彻底覆亡的情况，多次出现；形势的危急困窘，实在足以令人寒心。那时并没有过去那种熊罴般整齐强盛的军队、雷霆般奋发的声势、武库中锋利的剑戟，也没有充足的府库财赋。用来发布命令、统率士众、取得威势、平定祸乱的条件，与建中初年相比，难道不是极其微弱、极其衰败吗？然而陛下怀有深切悔过的诚意，发布非同寻常的重大诏令，知道滥用武力、穷尽兵力会长期制造乱局，知道急迫征发、加重赋税会耗尽财力，知道残害百姓、放纵欲望会招致危险，知道违背众意、强行率领人心会积成罪恶，知道百姓困苦到了极点会引发怨恨，知道上下郁结不通会失去人心，于是把恩德之音广泛发布，以此重新开始。” 诏令所到之处宣读时，听到的人没有不流泪的。即使是凶暴蛮横的坏人，也一定为之抽泣。真诚感动万物，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于是怀有枭鸟般凶恶之心的人也喜欢听到善言，灾异邪气因和谐的气氛而消散。由此奸邪之徒改变了心思，百姓和贤能之士归附诚心。暂时称王、叛乱离散的人，削去伪号而来请罪；观望形势、首鼠两端的将领，也归于一心，以纯诚来效力。流亡受冻挨饿的人，希望保全家室；驻守边地、经历战争的人，希望保全性命。将要枯竭的恩德重新得到滋润，已经断绝的君臣关系重新交接。天下人心完全发生变化。过去讨伐他们，他们反而更加叛乱；如今释放宽宥他们，他们全都前来归附。过去凭百万军队竭尽力量，如今只凭咫尺诏书便使教化普遍施行。由此可见，圣王施行治理之道、使暴乱者服从，依靠德而不依靠兵，已经很清楚；各路将帅违背臣子的礼义、抗拒上天的诛罚，只求活命而不顾灭亡，也很清楚。臣还担心陛下因为臣前面所说简略而没有明白，请允许臣再追溯根本，详细说明。从前河朔、青齐同恶相互煽动，拥兵据地，历经朝代都不向朝廷朝贡。陛下以王道教化尚未统一为耻，以奸邪未能制服为愤，于是调发六军神策军，以及河阳、河东、泽潞、朔方的骑兵向北征讨；又命永平、汴宋、幽陇、江淮、闽岭的将卒向南奋力进攻。” 耗尽国家的粮仓府库来供养军队，征用公私的马厩牧场来壮大武力。赋税征敛遍及万类，征发劳役覆盖八方。劳苦已经非常严重，声威也已经十分盛大。后来日久年长，军队疲惫，财力耗费，两河叛寇的祸患越来越重却没有好转，国家的根本已经开始倾覆。等到泾原士卒倡乱，朱泚军队制造灾祸，豺狼般的叛军盘踞禁宫，凶兽在驰道上择人而食。奉命讨伐河朔的军队，遍布道路而归；宋郊奉行顺义的军队，只顾守垒都来不及。在这样的乱局中，天下沸腾。如果有图谋夺取天下的雄心，或有遮蔽上天、极其奸猾的人，乘着灾祸和空隙而来，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后来听说朝廷悦纳归降者，同党全都自行收敛。朝廷内部没有非分的议论，外部也没有越境侵犯。等到听说上天的恩泽洗涤瑕垢，诏书恢复爵位，他们一点也不计较旧怨，望见风声便诚心投降，争相奔驰上表，只怕落在后面。考察他们平日的心愿，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了。这些人都是借助兵力来解脱怨恨的一类，留恋土地、苟且求安的一辈；贪生怕死，是万物蠢动的普遍情性；忧虑危险而求取安宁，是各种事物的通常本性。拥有天下、把百姓视为子女的人，应当以天下人的欲望为欲望，以百姓的心意为心意，本来就应当满足他们的愿望，除去他们的畏惧，供给他们所求，使家家自行安宁，人人各得其愿。家家如果安宁，国家也就安定；人人如果遂愿，君主也就安泰。这就是喜欢使万物生存并把这种恩惠施及万物，才是使自己生存的办法；施加安宁并把这种安宁施及万物，才是使自己安宁的方术。把别人推入死地，却希望自己长久生存，自古至今从来没有这种道理；把别人置于危险之地，却希望自己长久安定，自古至今也从来没有这种道理。因此从前的圣王知道生存是人们所喜爱的，自己也喜爱生存，所以和人民共同享有生存，上下的欢乐就都能得到。圣王知道安宁是人们所获利的，自己也以安宁为利，所以和人民共同享有安宁，公私利益就都能保全。如果有人反而违背常理，昏昧迷乱而不恭敬，就应当从外部考察其倔强的原因，从内部反省自己在抚慰驾驭方面的过失。修治近处以招来远方，检点自身来率领众人。所以《尚书》说：“只要动用干戈，就应当反省自身。”又说：“在两阶之间舞干羽，七十天后有苗氏便来朝见。”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就修养文德来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使他们安定。”这些就是证据。如果不明白怀柔的道理，只致力于攻取，不检查教化尚未达到的原因，不反省诚信感化尚未取得信任的过失，只知道施加严厉威势，只知道放纵愤怒，把人看作禽兽，暴露在原野上；轻视人如同草芥，用锋利的兵刃杀戮他们。

译叛乱者不肯归顺，就命令发兵讨伐；讨伐不能取胜，就将要议定刑罚。这样便使背负罪衅的人害怕必死的诛罚，使奉命出征的人忧虑无功的责罚。编户百姓被困在织机纺织之中，因而产生变乱的念头；士卒因为害怕死于战场而思念归乡。万种人情彼此冲突搅乱，哪里会有安定呢？一个人不肯服从，整个境内都遭受灾祸；一境不得安宁，天下都会受到扰乱。战争相连，祸患聚集，变故从各方面兴起。所以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而不能招来，国家分裂崩溃而不能守住，却谋划在国内动用干戈，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吧。”这大概是必然的常理，是极其正确的格言，足以作为明鉴和大龟，贯通百代而不可改变。如今事情反复如此，能不害怕吗？道理有必然性，所以道路虽不同，最终都归于同一轨道；言论有极为正确的原则，所以不同朝代也会像符契相合一样互相印证。近来因为东北叛徒废止朝贡，陛下愤怒他们违抗命令，大举发动军队。结果朱泚这个逆贼诱发奸乱，乘机起事；所防备的敌寇还远隔山河，未曾料到的叛军却已经在京城偷偷发动。萧墙之内的警戒，难道不应验了吗？前代典籍垂示的教训既是如此，近来的事情明显的验证又是这样。因此诏书声称哀痛之情，悔恨征伐之事，把众多罪过归咎于自己，发布明确诚信的话来示于众人。过去的过失全部惩戒，最大的罪过也都宽宥；以减省赋税来约束自己，以停止战争来发誓。于是亿万百姓受到感化，四三位叛乱将帅感念陛下自我更新的诏谕，喜悦陛下盛德的言辞，改变态度、改变说辞，完备地修行臣子的礼节。至于他们内心深处的言语和秘密谋议，当然还没有完全坦然，必定还会聚集党徒，侧耳观察陛下所做的事情，考察陛下所发的誓言。如果言语和行动相符，改过向善的心就会逐渐坚定；如果行动和言语相背，担忧祸患的姿态就会重新产生。自从京城稍微安定，皇帝乘舆返回，适逢怀光再次作乱，朝廷又进行上天的讨伐，停止用兵的话却没有兑现，我们这里还没有恢复安定。山东各路将帅之所以不敢发出异议，大概只是因为河中的土地紧邻王城，迫于朝夕之间的忧患，不得不加以剪除罢了。如今如果改变车驾方向、移动旌旗，再指向淮西，淮西元凶必定会欺骗胁迫那些同恶之徒，离间劝说新近归附的将帅，对他们说：“奉天停止用兵的诏谕，只是因为形势困窘急迫才这样说。朝廷稍微安定，就一定会再次诛伐。”这样一来，朱泚灭亡而怀光被诛，怀光被诛而希烈被征讨；如果希烈平定，祸患将依次牵连到我们。那些平素积蓄疑虑、怀有旧日负罪感的人，难道不会因此动心吗？心一旦动摇，就会充满忧惧，便有自身覆亡、家族灭绝的忧患。忧惧充满之后，就会担心唇亡齿寒的祸患。同样患难的人，即使像胡越那样相隔遥远，也会彼此怜悯；有共同忧患的人，不用邀约结交也会自然亲近。河朔、青齐本来就应当响应。建中年间的祸乱势必重新兴起。国家在刚刚重新建立的初期，正当群凶叛乱稍稍停息之后，又接连发出叫嚣，甚至任意奔突冲击。讨伐他们，我们的力量来不及；放纵他们，寇乱的祸患就会更加严重。臣愚昧地认为祸患不小，只是不知陛下将用什么办法来应对。如果已经有办法，轻视他们也可以；如果还没有办法，希望陛下不要轻率行事。凡是要谋求最终成功，必定在于慎重开始。祸乱的机端一旦发动，就很难再挽回。臣请求粗略陈述当今驾驭之道所宜，唯愿圣主审察取舍。君主掌握的大权，关键在于恩惠与威严二者兼施，废弃其中一个都不可以。只有恩惠而没有威严，别人就不会畏惧；只有威严而没有恩惠，别人就不会归附。假如知道恩惠可以使人归附，却废弃取得威势的工具，那么所施的恩惠正好足以显示软弱，又有什么值得归附的呢？假如知道威严令人畏惧，却遗弃施恩的德行，那么所施的威严正好足以招致敌人，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用恩惠来培育威严，积蓄威严来尊重恩惠。威严能够得到培育，就不会受挫；恩惠受到尊重，就能形成恩德。因此恩惠与威严交相积蓄，威严与恩惠相互施行。君主想要使远方的人柔服、使强暴者归服，如果不明白这个方法的要领，就无法做到。如今皇运中兴，上天的灾祸将要悔改；朱泚偷偷占据上国，怀光窃据京畿，年头还不到两轮，就相继被斩灭。这正是众多罪恶之徒惊惧之日，也是天下百姓改变看法之时。威严已经施行，恩惠却还没有普遍施及。实在应当上以符合上天的眷顾，下以收拢众人的心情；发布抚恤百姓的恩惠来补助威严，乘消灭叛贼的威势来施行恩惠。河中受到牵连污染的党徒，一概宽宥，不再追问；淮右僭越叛逆的罪人，一概赦免，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免除或借贷给疲惫困苦的百姓，停止战争，使战士休息。把过去停止用兵的命令兑现，以彰显大君包容污垢的宏大诚信和仁德，使万姓都说：“王言多么伟大！”又说：“王心多么专一！”这样，威严不用施加，却会像神明一样令人畏惧；恩惠不需耗费太多，却会像父母一样使人怀念归附。凡是处于危险疑惧、害怕遭到讨伐的人，一定会说：“淮右僭逆的罪过尚且可以赦免，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忧患呢？”凡是被胁迫而与叛党同恶的人，一定会说：“河中受到牵连污染的党徒尚且可以宽宥，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罪疚呢？”凡是疲惫困苦、思求安定的人，一定会说：“我们的君主拥有战无不胜的军队，却克制而不让它驰骋，看来确实要停止征伐了！” 凡是衰败残破、盼望得到治理的人，一定会说：“我们的君主痛恨乱局，能够忍耐而不发泄，看来确实是在体恤隐微困苦的人了！”天下人心如果这样，而祸乱仍不能停止、治理之道仍不能施行，那是不可能的。臣不敢保证一定会顺从的，只有希烈一人罢了。揣度他的私心，并不是不愿顺从；推想他的内心忧虑，也不是不曾后悔。只是因为他已经狂妄失策，窃取了大名，虽然承受陛下完全宽宥的恩典，却不能不在天地之间感到羞惭罢了。即使他不接受命令，也只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对内没有名义发动军队，对外没有同类可以求助，他的计策不过是厚待部下，苟且拖延时日。虽然内心放纵横行，形势上必定不敢妄动。陛下只需命令各镇各自守卫疆界；他既然气势受挫、计策穷尽，就只是牢狱中的囚徒，不遭人祸，也会受到鬼神诛罚。朝廷只管崇尚德行来等待他，臣确知他必定逃不出所预料的结局。这就是古人所说“不战而使敌人的军队屈服”吧！如今如果不顾诏谕，又要重新兴起战争，既损害威势又轻视恩惠，舍弃容易的办法而采取困难的办法，这是抛弃明确的诚信而专务泄愤，给敌人以借口而资助寇乱的援助，使穷困者无暇得到抚恤，使劳苦者不能安居；国家的安危也许就无法保证，这正是成败、治乱所系的关键。希望陛下把这件事看得困难，谨慎对待；臣区区不胜忧虑爱惜之心，正在于此。如果陛下不疑心地采纳臣这番狂妄浅陋的意见，臣将谨慎草拟招抚晓谕的文辞，详细陈述防备抵御的谋划，恭候陛下宣布许可后，才敢上奏。”

译淄青的李正已害怕皇帝的威势，借机会上表献钱三十万缗，以窥探朝廷和皇帝的意图。他的欺诈用心，朝廷还没有答复。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祐甫说：“李正已确实是欺诈，陛下不如趁机派使者慰劳他的军队，把他所献的钱赏赐给将士。如果李正已奉行诏书，就是陛下的恩惠已经融洽了军心；如果他不肯这样做，他自己就会收敛怨恨，军队也将发生混乱，还能使各藩镇不把朝廷看作重视贿赂。”皇帝说：“好。”李正已惭愧而服从。宪宗元和七年秋，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他的儿子怀谏年仅十二岁，军中扶立他处在节度使的位置上。李吉甫上奏说，必须发兵讨伐，以惩治长期以来的弊病。李绛上奏说，田季安之罪确实应当诛灭，但时机已经不允许，形势也不同；臣愚昧地估量，不必劳师动众。吉甫立即进呈用兵的详细奏议，绘制军队进攻道路以及攻讨利弊的图画，并且记载河北土地平坦、土壤肥沃、桑柘和物产丰富的情形，认为如果不讨伐，魏博必定不会发生变化。后来在延英殿召见时，皇上又问魏博的事说：“你们两人的见解不同，哪一个更好？”吉甫说必须兴师攻取，以显示国威。皇上说：“按这种形势恐怕确实应当如此；如果不讨伐，就再也没有办法取得治理。”李绛奏道：“依臣愚见，酌量事情和形势，必定不必兴师动众。魏博应当归还朝廷。”皇上说：“凭什么可以证明？”李绛说：“凡是河南、河北叛乱离散的地方，情形大致相同：他们害怕部下诸将拥有权力，担心有人乘机图谋自己，所以都让诸将平均统管兵马，不让权力偏在一人，使力量相当、权势均衡，无法发动变乱。这些人如果广泛同诸将商议，谋划必定泄露，且意见也难统一；如果一个将领发动变乱，兵力自然少而不能成功。以此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先动，这是叛军内部的制度安排，对处理事情反而有利。” 再加上严酷的诛罚和重金悬赏，所以没有人敢首先发动。如今怀谏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主持事务却不能亲自处理，必须借助别人的权柄，托付别人的性命；这样一来，所托付的人权力必然很重，所任用的人说话必然能够实行。权力厚薄如此不同，怨怒必定兴起。从前权力均等、力量相当，恰恰足以产生祸患，是因为这种安排造成了祸乱。为什么呢？兵力相等，彼此不肯服从，这是自然的形势。如果军中互不服从，主帅不能裁断控制，就必定归附于一个宽厚简易、军中一向爱戴的人；兵权既然有所归属，怀谏自然就要遭祸。如果不在当地处置他，就必须把他送到朝廷；部将突然掌握一方权力，这同两河的形势就大不相同了。叛军内部所憎恶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担心部下仿效田兴，以此接受国家的利益。魏博将领如果发生这种变化，既害怕邻近藩镇攻伐，就必定恳切请求归附朝廷；如果不依靠朝廷，就无法存立，这是必然的道理。希望陛下按兵蓄积威势，等待形势变化，不出两三个月，必定会有消息上报。关键在于迅速应接，及时抓住机会；如今只需暂且严令各将领，简练军队、排列兵阵，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皇上说：“卿所陈述的叛军内部情形，深深切中机要；详细考察这种形势，也不必用兵了。” 另一天在延英殿，李吉甫又大力陈述用兵的计策，说粮草、绢帛等都已经按次序准备妥当。皇上又问李绛怎么看，李绛的奏议仍如从前。他说：“这件事的道理十分明白，不应当疑惑。况且军队不能轻易发动。比如讨伐镇州时，四面兴师，近二十万军队同时出动，两支神策军远赴河北，道路受到骚扰，耗费七百余万贯，最终没有成功，成为天下笑柄；失策的耻辱流传到今天，战争造成的创伤还未平复，休养也没有稳定，立功者尚未登记奖赏，战死者尚未抚恤收敛，伤残之人害怕战斗。若再奉诏征发，驱赶他们去作战，臣恐怕不乐意从征的祸患不止于此；没有功劳而溃散的军队，还会另有值得忧虑的事情。况且魏博的形势不需要用兵。希望陛下从圣心裁断，不要被浮泛的议论迷惑。”皇上振作身体，按着手说：“朕决定不用兵了。”李绛趁机激励皇上的心意说：“虽然圣上已经决定不用兵，臣恐怕退朝以后还会有人再来迷惑圣听。”皇上神色严肃，声音严厉地说：“朕已经说定不用兵了，谁还能迷惑朕？卿不必忧虑。”李绛于是起身拜谢祝贺说：“圣上为了万姓而委屈自己，抑制威势，实在是社稷的大计。”十多天后，魏博的使者果然来到。军中已经归附，部将田兴上奏请求朝廷裁处。使者到来后，皇上临时召宰相入对，说：“卿所推测的魏博形势，果然如符契相合。”李吉甫请求暂且派使者去宣慰，以观察事情的发展。李绛说不可以；如果诏使到达魏博，万一他们妄自邀取朝廷的条件，事情一旦有一点差错，就难以处置。在犹疑误判之间，时机就已经失去，即使追赶也来不及了。如今田兴受到全军归附，坐等朝廷命令；如果不在此时立即给予恩宠任命，等将来诏使带着三军的表章回来，请求授予田兴节制之权，那么威柄就不出于朝廷，恩泽也不出于圣上。对于军中所请，应当以感荷和特授回应，难道只是暂且表示推诚不疑就够了吗？这样才能应合时机、顺应变化，抚慰接纳他们的态势，总摄其心，平定两河；成败就在这一举，不可错过。李吉甫平素同知枢密梁守谦交结，暗中为他援助，因而连过去惯例中派中使宣慰的事也说不可以，唯独魏博没有这样做。皇上于是命中使张忠顺前往宣慰，等他回来再处置。李绛又奏道：“如今正因田兴投诚归国，三军仰首等待圣谕，更应当立即处置，以迎合时机。等诏使带着三军表章回来再授予田兴，那么威柄就不由朝廷掌握，恩泽也不出于圣上。” 这个机会实在可惜；如今再次失去之后，即使追悔又来得及吗？现在估量张忠顺的行程，他才刚刚回过陕州，希望陛下明日就降下白麻诏，授田兴为节度使。这样恩泽出于君上，威柄归于朝廷，利害得失，明白得如同日月。伏请圣上慈悲，不要疑虑；诏使宣读诏命之日，暂且授予留后，怎么样？等他另外建立功效，再正式授予节度使。”李绛说：“即使授予留后，恐怕也未必能够这样做。况且应当估量朝廷的力量，能否坐而控制魏博？应当趁此机会奖励他的忠诚节操，恩宠破格而出，感动也非同寻常。如果授予留后而他忽然不接受命令，就反而成为凶悖之人；那时又必须姑息迁就，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呢？希望陛下由圣断决定，特别赐予处置。”第二天于是降下白麻诏，任命田兴为检校工部尚书、魏博节度使。张忠顺所奉制书已经到达，田兴感动流泪；三军接受宣读，欢欣鼓舞。李绛又奏道：“魏博十多年不知道朝廷教化，朝廷的赏罚法令都不能达到那里。一旦以六州之地归于朝廷，剖开河朔的腹心，倾覆叛乱的巢穴，如果不大加赏赐，超过他们的期望，军心就不会感动，事情的形势也难以预料。请特别赏赐钱帛一百五十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十万钱〕

译制书上以‘内库’的名义拨钱，充作三军赏赐。宦官中有人阻止这项请求，对皇上说：“赏赐太多了，以后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又怎么办？”李绛奏道：“从前窦融处在光武帝削平天下之时，河西还没有被讨伐，心怀后代将受诛罚的忧虑，为躲避祸患而谋划，尚且得到这样的崇高奖赏，使福泽留给子孙。田兴承袭旧有局面，没有眼前即将到来的忧患，也没有顺从就能得到邻道援助的条件，却天生具有忠义，心志如霜雪般坚定，举六州之地、两河的财赋来归顺；如果吝惜一百五十万贯钱物，就不能收取这一带的人心。钱帛用掉了还可以再有，机会一旦失去却难以恢复。假如调发十五万军队攻取六州，一年才攻克，难道不值得庆贺？但计算费用要三百万贯，事情完成后还应当赏赐，又在这笔费用之外。如今估量这次赏赐还不到其中一半，却反而顾惜这点小费用而失掉国家的大计，实在可惜。”皇上反复审视这件事，高兴地说：“朕之所以亲自穿洗过的衣服，办每件事都节省不用，正是为了在重大紧要的时刻使用；不然内库积藏钱财有什么用呢？”于是准许了他的奏请。诏书到了魏博，钱帛也沿途送达，军中踊跃向宫阙拜谢哭泣。当时田兴刚接受节旄，各道派驻魏州的专使有几十人，成德、兖郓的使者各有十多人。他们看见制书和钱帛到达，都垂手失色，惊叹说：“自从艰难以来，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处置。恩泽如此深厚，反叛有什么好处呢？” 河朔的人心大为改变，直到今天还称道这件事。僖宗干符六年，郑畋升任门下侍郎。当时黄巢的势力逐渐强盛，占据安南，传递文书请求担任天平节度使。皇帝命群臣议论，大家都请求暂借给他节旄，以缓解灾难。郑畋想趁机授予他岭南节度使，但卢携正倚重高骈，希望让他立功，于是说：“高骈的才略天下无双，淮南又有天下强劲的军队，并且各道的军队正在到来。黄巢不过是小小的贼寇，为什么舍弃高骈而任用他，难道要让四方军队离心吗？”郑畋说：“不是这样。黄巢的叛乱根源在于饥荒，他的部众因利益而聚合，所以能够兴起。江淮是天下根本，国家长久太平，士卒忘记了作战；各地只会闭垒自守，不敢出战。如果用恩惠赦免他的罪过，使政策施行到丰收之年，他的部下就会思念归附朝廷。众人一旦离开黄巢，他就像砧板上的肉一样。此所谓不战而使敌兵屈服。如今如果不从谋略上讨伐，却只用兵力恐吓，恐怕天下的忧患还没有止境。” 昭宗时，张濬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朱全忠的威势震动关东，安居受杀死李克防，把潞州归附朱全忠。朱全忠于是同幽州的李匡威、云州的赫连铎上奏说：“先帝巡幸梁地，是因为李克用与朱玫联合，所以请举兵诛讨李克用；愿意率兵作为掎角之势。”皇帝命文武四品以上官员议论，大家都说王室尚未安宁，即使得到太原，也仍然不能真正占有。张濬坚持争辩说：“先帝当时流离于战乱之中，大概是李克用、朱全忠彼此不肯屈服造成的。请趁他们势弱时讨伐，截断两雄的势力。”皇帝说：“平定黄巢时，李克用的功劳第一；如今趁他危急讨伐他，天下人将怎样看待我？”长久不能决定，孔纬说：“张濬说的是有利于万世的事情，陛下所顾虑的只是眼前之事。臣看军队一旦渡过黄河，叛贼必定败亡。如今军中的费用还足够支撑数年，希望陛下听从，不要疑虑。” 《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撰 经国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左拾遗田锡论述军国的关键事务和朝廷的大体，奏疏说：“臣下自从忝居谏官之职，至今已经一年，没有一句话能够有益于时政，没有一件善事可以上报君恩。大概是因为陛下圣明，天下无事可谏；朝廷公正，也无事可言。然而尸位素餐、旷废职守，臣的忧惭更加深切；竭尽忠诚、补救过失，早晚都不敢忘记。如今冒昧把军国的关键事务、朝廷的大体写在一篇奏疏中，呈达圣聪。恳请陛下明察并宽恕臣，容纳臣的意见并加以采用。”臣所说的军国关键事务有一条，朝廷大体有四条。现在为陛下逐一引证说明。臣听说古代圣人治理天下，能收放其睿智谋略，舒展或收束人心，使万人的心意如同一心，四海的意志如同一意。这就像驾驭马匹，又像铸造金属。善于驾马的人，要它奔驰便奔驰，要它停止便停止；善于铸造的人，要它成为圆形便成为圆形，要它成为方形便成为方形。如果失去了关键，又错过了时机，那么万人的心便不能一致，四海的意志也不能统一，就像不善于驾马、不善于铸金，使马奔驰却不奔驰，使马停止却不停止，使金属成圆却不圆，成方却不方。这样一来，即使危险和动乱尚未萌发，也不能不忧虑；即使关键和时机尚未丧失，也不能不恐惧。所以古人说：“处在安定时要想到危险”，又说：“治理国家不能忘记动乱。”臣常常想到唐朝末年，天下分裂，中原的土地疆域不过千里。自从先帝扩张皇业、开辟天下，平定吴地、攻取蜀地，容易得如同劈竹。只有河东残余的孽党，始终不能平定。等到陛下一举攻取河东，功业声名光明盛大，连世宗、先帝都不能相比。然而自河东攻破以后，圣驾往返，诸军都盼望赏赐，四海之内也等待广施恩泽。哪里料到陛下还没有广泛施行赏赐功劳的恩典，还没有举行表彰功勋的礼仪，至今已经两年，这就是所谓错过时机。如今北方的戎族不来朝贡，幽州的孤立堡垒尚未恢复为国家疆域。臣认为，以国家兵甲的强盛、朝廷物力的充足，消灭戎人很容易，取得幽州也不难。但自古以来驾驭蕃戎，只在于向他们显示威势和恩德。显示威势，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劳苦百姓、耗费财物；显示恩德，是把他们看得如同草芥一般，又像天地一样包容他们。他们有时来朝贡，也不阻止他们归附；有时背弃和好盟约，也不因他们侵扰反叛而发怒。臣担心陛下因为幽州尚未取得、外患尚未平定，万一他们又来侵扰边境，陛下再次考虑亲自出征，想要快意圣心、施展睿智谋略，那么即使出兵必定成功，每一行动也不会有丝毫差错。然而臣请陛下或者举行郊禋之礼，或者施行封禅之仪，借此奖赏河东的功劳，借此表示对功勋的信任，使人心松懈怠惰。这样人心又会喜悦，军士的功劳劳苦最终都会得到酬报，皇帝的恩泽也会广泛流布，物情通达安泰。这就是所谓陛下驾驭他们的意志、熔铸他们的内心，使他们奔驰便奔驰，使他们停止便停止，使他们成为圆形便圆形，成为方形便方形。如果不用威势和信义来铸造他们的内心，不用恩惠来驾驭他们的意志，臣恐怕将会出现使他们奔驰却停止、使他们成为圆形却成为方形的情况。到那时，陛下一定会想到臣今天的话，一定会思考臣今天的劝谏。这就是军国的关键事务第一条。又想到交州尚未攻下，战士没有功劳。《春秋》说军队久驻会疲惫，《兵书》说军队停顿会挫伤锐气。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边疆，只致力于扩大德业。武德有七项，陛下为什么不扩大它呢？上天生养四夷，陛下何必一定要把它们收入版图？如果圣德日日更新，皇帝的教化日日远播，远方夷族自然会入贡，外域自然会来降。如果他们不来归降，也不来入贡，那么他们自己的国家自会遭遇灾疫，他们自己也会遭受凶荒。《尚书》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又说“四夷来朝称王”。《周易》说圣人先于天时行动，而上天也不违背他；上天尚且不违背圣人，何况四夷呢？臣曾读《韩诗外传》，其中说成王时越裳来朝贡，经过九次翻译才到达。周公问他们为何来，他们回答说：“上天已经没有迅疾的风、猛烈的雨，海上也没有波涛，已经三年了。想来中原大概有圣人，何不前去朝见他呢？”过去太宗征讨辽国，魏征苦苦劝谏；到了贞观太平以后，天下州郡有三百六十个，羁縻州有八百个，屯田、设置戍守都在边远荒地，难道都是逐一用兵以后才来归附的吗？如今陛下攻取交州，为什么这样急迫？况且大国攻取交州，被称为瘴海，前往的人不习惯当地风土，军队停留在那里已经很久了。愿陛下暂且停止这场战争，暂时停止南征。交州没有平定，不足以损害陛下的功业；交州已经取得，也不足以增光陛下的威名。臣只是担心军队疲惫、财物耗费，惋惜军队久驻而锐气受挫。征讨的军事行动，费用十分巨大，都是百姓辛苦劳作所得的财物，也是各国所供纳的赋税。恳请陛下爱惜经费的使用，愿陛下体恤征戍的劳苦。这就是朝廷的大体第一条。臣曾读《六典》，其中说左右拾遗、补阙掌管入内供奉、讽谏，凡是发布命令、举行事务，有不便于时势、不合于道义的，小事则上封事，大事则在朝廷进谏。臣又读《唐书》，看到给事中可以封驳诏书。所谓封，是封还诏书而不执行；所谓驳，是驳正诏书中的错误。又有起居郎、起居舍人，可以站在天子阶下，完备记录君王的言语。如今谏官寂静无声、毫无踪影。假使诏书有所错误，审察后认为制敕有不可执行之处，给事中也不敢封还而不执行，也不敢驳正其中的错误；给事中、谏官既不敢违背皇上的旨意，拾遗、补阙又不敢进献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能站在轩陛之间，不能记录君王的言语行动，使圣朝的善政或许有所遗漏而无人知道，致使陛下的德音或许有人不知道，也没有被记录。再加上御史不敢弹劾上奏，左右丞如今还缺员；中书舍人又是陛下的近臣，掌管陛下的诰命。臣每逢起居之日，只看见他们随班入朝，行拜舞礼后回来，从未见陛下召见他们与他们交谈，从未听说陛下向他们询问政事。臣担心他们各自有所见解，想等到询问时才说；各自有所陈奏，想等到有机会时才上奏。恳请陛下或者就政事询问他们，或者召见他们交谈，希望他们各尽忠诚，从而考察他们的才器和学业。如今三馆之中，虽然有集贤院的书籍，却没有集贤院的职官；虽然有秘书省的职官，却没有秘书省的图籍。臣恭敬地读到去年九月十一日颁下的制敕，整顿百官条目，又在朝堂演习礼仪，并责成宪司申报举荐。这说明陛下想恢复古道，大力振肃朝纲。臣只看见所演习的是仪式，没有看见所举荐的是职官。如果各种官职都得到举荐，威严礼仪自然会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