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八

译成帝时，王凤专擅政权，灾异越来越严重。刘向作为宗室遗老，于是上密封奏事劝谏说：‘臣听说，君主没有不想安定却常常陷入危险、没有不想长存却常常走向灭亡的，这是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大臣掌握权柄、执掌国政，没有不造成祸害的。从前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和崔氏，卫国有孙氏和宁氏，鲁国有季氏和孟氏，长期掌管国事，世代执掌朝廷权柄，后来田氏夺取齐国，六卿瓜分晋国，崔杼杀死齐君光，孙林父、宁殖赶走卫君衎并杀死卫君剽，季氏在庭中奏舞八佾，三家用天子礼制的《雍》乐撤祭，三家共同专擅国政，最终驱逐鲁昭公。周朝大夫尹氏掌管朝政，扰乱王室，子朝、子猛轮流被立为王，连年才安定。所以《春秋》说“王室乱”，又说“尹氏杀王子克”，正是极力谴责。《春秋》列举成败、记录祸福，这一类的事情很多，都是阴气盛而阳气微、臣下失去臣道造成的。所以《尚书》说：“臣下如果制造威势、制造福祉，就会危害你的家，给你的国家带来凶祸。”孔子说：“俸禄权力离开公室，政权落到大夫手中，是国家危亡的征兆。”秦昭王的舅父穰侯以及泾阳君、叶阳君专擅国政、独揽权势，向上借用太后的威势，三人的权力重于昭王，家产富过秦国，国家十分危险；幸亏范雎醒悟并进言，秦国才重新保存下来。’ 秦二世把政权委任给赵高，任其专权放纵，堵塞蒙蔽大臣，最终发生阎乐在望夷宫逼迫皇帝的祸患，秦朝于是灭亡。近来的事情并不遥远，就是汉朝取代秦朝的往事。汉朝兴起后，吕氏诸人昏乱无道，擅自相互尊奉为王；吕产、吕禄凭借太后的宠爱，占据将相职位，又兼掌南北军队，享有拥立梁王、赵王的尊位，骄傲自满没有止境，想要危害刘氏；幸亏绛侯、朱虚侯等忠正大臣竭尽诚心和节操诛灭他们，刘氏才重新安定。如今王氏一姓，乘坐朱轮华毂车的有二十三人，身着青紫官服、佩戴貂蝉冠饰的人充满宫帷，像鱼鳞一样密集地排列在皇帝左右。大将军王凤掌握政务、运用权力，五侯骄奢僭越、势力过盛，一同制造威福，任意施展打击；行为污浊却假托治理，出于私心却托称为公事，依仗东宫的尊贵，借用甥舅的亲情来增加威势。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门下；他们掌握枢机，结党营私，称誉他们的人就升迁，违逆怨恨他们的人就被诛杀伤害。游说之士帮助他们编造说辞，执政者替他们发言；排斥宗室，使刘氏宗族孤立弱小；其中有才能智慧的人，更被诋毁而不得进用，远远排除宗室担任官职，不让他们到朝省任职，恐怕他们与自己分掌权力。又多次称说燕王、盖主来使皇上疑心，借避讳吕氏、霍氏为名而不肯直称其名。’ ‘内有管叔、蔡叔那样的祸乱萌芽，外面又借用周公的名义；兄弟掌据重要职位，宗族相互盘结。历观上古直到秦汉，外戚僭越尊贵，没有像王氏这样的。即使周氏、皇甫氏、秦国穰侯、汉朝武安侯以及吕氏、霍氏、上官氏之类，也都比不上他们。事物发展到极盛，必定会发生异常变故；先出现征兆，是在为这些人显示警告。例如孝昭帝时，泰山立起冠石，上林苑柳树自行倒伏而又竖起，后来孝宣帝即位。如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的地方，梓树生出枝叶，扶持遮蔽屋宇，树根伸出屋外并垂入地下；即使是泰山立石、柳树复起，也没有这个征兆明显。形势不可能有两个同样强大的势力，王氏与刘氏也将不能并立。如果下方有泰山一样的安稳，上方就有累卵一样的危险。陛下身为人子的后代，守护祖宗宗庙，却让国运转移到外亲手中，自己降为奴仆；即使不为自身考虑，又把宗庙怎么办呢？妇人嫁入夫家，内属夫家，外属父母家族，这也不是太后的福分。孝宣皇帝没有把权力交给舅父平昌侯，所以能够保全安定他。明智的人能在祸患尚未成形时兴起福祉、消除祸患，应当发布明确诏书，宣示恩德，援引亲近宗室并取得信任，疏远外戚，不把政权授给他们，全都罢职令其回府第居住，以此效法先帝的做法；这样既能厚待安抚外戚、保全其宗族，也确实是东宫和外家共同的福分。’ 王氏可以长存，保有爵位俸禄；刘氏可以长久安宁，不失去社稷。这是用来褒奖亲睦内外两姓、为子子孙孙谋求无穷安定的办法。如果不实行这个策略，田氏就会在当今重新出现，六卿也必将在汉朝兴起，成为后代子孙的忧患；事情明白昭著，不能不深思谋划，不能不及早考虑。《易经》说：‘君主不慎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慎密，就会危及自身；事情不慎密，就会导致祸害形成。’希望陛下深深留意圣心，审慎而坚定地防备秘密祸患，借鉴往事的警戒，采取适中的办法取得信任，处在万全安定的实际状态中，保全宗庙，长久奉养皇太后，天下幸甚。哀帝年少时居住在封国，看到成帝把政权交给外戚王氏，王氏僭越强盛，心中常常郁郁不平。即位后，他多次想有所匡正，封拜丁氏、傅氏，夺取王氏的权力。师丹自认为是皇帝的师傅，身居三公之位，得到皇帝信任，便上书说：‘古代居丧期间，君主不说话，听从冢宰处理政事，三年不改变父亲的治道。此前先帝的灵柩还停在殿堂之中，官爵却使臣等以及亲属显赫尊贵。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尚未确定，却预先封皇后的父亲为孔乡侯。又任命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接连下达，变动政事，突然急迫而没有渐次。臣即使不能明确陈述大义，又曾不能坚决推辞爵位，反而相继白白接受封侯，增加了陛下的过错。近来郡国多处发生地震，洪水流出淹死百姓，日月失去光明，五星运行失常，这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混浊的应验。臣思考，人的本性是没有满足的，即使年纪六七十岁，仍然广泛获取、不断求取。孝成皇帝深深看见天命，明察至高的德行，在壮年时克制自己，立陛下为继承人。先帝突然抛弃天下，而陛下承继帝位，四海安宁，百姓不再恐惧，这是先帝的圣德，应当是符合天意人心的功德。’ 臣听说天威近在咫尺，希望陛下深思先帝建立您为继承人的用意，并且克制自己、亲身实行，以此观察群臣百姓是否随之教化。天下是陛下的家，至亲的宗室还怕不能富贵吗？不应当仓促行事。先帝没有充分考虑，却任命臣为太傅；陛下又把臣托付为师傅，所以臣没有功德却充当三公，受封大国，增加赏赐黄金，位列三公，职责又在君主左右，不能竭尽忠心弥补过失，反而让庶民私下议论，灾异屡次出现，这是臣的大罪。臣不敢再说什么，请求辞职归隐海滨，又恐怕被嫌疑为虚伪不诚，惭愧辜负重任，所以按义理不能不竭尽死力。奏书上了几十次，其中多是恳切正直的话。

译哀帝年少时就听闻王氏骄横强盛，心中不能认同；但因为刚刚即位，所以暂且优待他们。一个多月后，司隶校尉解光上奏说：‘曲阳侯王根，宗族地位显重，自身尊贵，三代掌握权力，五人担任将军而执掌政事，天下官员都像车轮辐条一样向他聚集，自行投靠。王根行为贪婪邪僻，贪赃累计达到巨万，横行放纵，大肆修建宅第。宅第中堆筑土山，设置两个市场，殿堂铺设红色台阶，门户装饰青色连环纹，游观射猎；让奴仆和随从披甲执弓弩，排列成步兵，停宿在离宫。水衡都尉供给陈设，征发百姓修治道路，百姓苦于劳役。他内心怀有奸邪意图，想要掌管朝政。王根推举亲近的官吏，主簿张业认为他使尚书蒙蔽皇上、堵塞下情，内则阻塞王室的道路，外则交结藩臣，骄奢僭越君上，破坏扰乱制度。考察王根是皇帝的骨肉至亲、社稷大臣，先帝弃世后，王根却不悲哀思慕；山陵尚未完工，他便公开聘娶前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忘却先帝的深厚恩德，违背臣子的义理。至于王根哥哥的儿子成都侯王况，幸而凭借外戚身份承袭父亲爵位成为列侯，又任侍中，不思报答深厚恩德，也聘娶前掖庭贵人为妻；他们都没有臣下应有的礼节，属于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说：‘先帝对王根、王况父子恩遇极厚，如今他们竟然背恩忘义。’ 因为王根平素曾制定安定社稷的策略，派他回到封国；免去王况的爵位，使他成为庶人，返回原来的郡国。哀帝想封祖母傅太后的堂弟傅商，郑崇进谏说：‘孝成皇帝封亲舅为五侯时，天色变成赤黄色，白昼昏暗，太阳中出现黑气。如今祖母的两个堂兄弟已经封侯，孔乡侯以及皇后的父亲高武侯又以三公身份受封，仍然还有亲缘关系。现在没有缘故却又想封傅商，破坏扰乱制度，违逆上天和人心，这不是傅氏的福分。臣听老师说：“违逆阳气，其极致是衰弱；违逆阴气，其极致是凶祸、短命夭折。冒犯人会有祸乱灭亡的忧患，冒犯神会有上天降病的灾祸。”所以周公写下戒辞说：“只因君王不知道艰难，只知沉溺享乐，这样也恐怕不能长寿；所以衰世的君主夭折早亡。”这些都是触犯阴气的祸害。臣愿以自己的生命承担国家的灾咎。’ 哀帝时，鲍宣上书进谏说：‘臣私下看见孝成皇帝时，外戚掌握权力，人人牵引自己偏私的人来充塞朝廷，妨碍贤人的仕进道路，混乱天下，奢侈过度，使百姓穷困，因此日食将近十次，彗星四次出现；国家危亡的征兆，陛下亲眼见过。如今为什么反而比从前更加严重呢？朝廷大臣中，没有大儒和刚正敢言、白发年高、才德卓异、议论贯通古今、慨然能够感动众心、忧虑国家如同饥渴的人，臣没有见到。如今宠幸的外戚子弟和董贤等幸臣，充斥在公门和宫省门户之下，陛下想同这些人共同承受天地之任、安定海内，实在很难。如今世俗把没有智慧的人称为有才能，把有智慧的人称为无能。从前尧流放四凶，天下都服从；如今罢免一个官吏，众人反而迷惑。古代刑罚罪人尚且使人心服，如今奖赏人反而引起疑惑，奸邪之人借机而起，小人日益进用，国家空虚，费用不足，百姓流亡，离开城郭，盗贼同时兴起，官吏变成残害百姓的人，年年比从前增加。百姓有七种亡失：阴阳不调，水旱成灾，这是第一亡；县官加重债责，增加徭赋租税，这是第二亡；贪官与公家一起侵夺，收取不止，这是第三亡；豪强大姓蚕食百姓而不知满足，这是第四亡；’ ‘苛刻的官吏征发徭役，使百姓错过农耕和蚕桑时节，这是第五亡；部落击鼓鸣号，男女被拦截侵扰，这是第六亡；盗贼横行抢掠，夺取百姓财物，这是第七亡。七种亡失尚且如此，又有七种死亡：酷吏殴打杀人，这是第一死；审理案件深文苛刻，这是第二死；冤枉陷害无罪的人，这是第三死；盗贼横行突然发动，这是第四死；有怨有仇的人相互残杀，这是第五死；年成不好而发生饥饿，这是第六死；时令之气造成疾病瘟疫，这是第七死。百姓有七亡而没有一项所得，却想希望国家安定，实在困难；百姓有七死而没有一条生路，却想希望刑罚停止不用，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郡守、国相贪婪残酷、以此形成教化所造成的吗？群臣有幸居于尊贵官位、享受丰厚俸禄，难道有谁肯对贫苦百姓增加怜悯，帮助陛下流布教化吗？他们的心志只在经营私家、招待宾客、谋求奸利罢了。他们把苟且容忍、曲意顺从当作贤能，把拱手沉默、尸位素餐当作聪明，把像臣鲍宣这样的人说成愚蠢。陛下从隐居之士中提拔臣，确实是希望臣有丝毫助益，难道只是想让我享受美食、做高官，增加高门的地位吗？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上对上是皇天之子，对下是百姓的父母，替上天牧养百姓，应当把他们一视同仁，符合《尸鸠》诗所说的公平均一。如今贫民吃野菜也吃不饱，衣服又破烂穿透，父子和夫妻不能彼此保全，实在令人酸楚。’ 陛下如果不救助他们，他们将归附、听命于谁呢？为什么偏偏私下供养外戚和宠臣董贤，动辄赏赐数以万计，使他们的奴仆跟随宾客，饮浆酒、食粗肉，连苍头、庐儿也都因此致富？这并不是上天的意思。又如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侯。官职爵位不是陛下私人的官爵，而是天下的官爵。陛下授予不应授之官，又任用不配其职之人，却希望上天喜悦、百姓服从，岂不是很难吗？如今阳方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足以煽动众人，力量足以独立行事，都是奸人的首领，是惑乱世人的尤其严重者，应当及时罢免退职。至于外戚中不通经术的防童，也都应令其退职，从师学习。应当立即征召故大司马傅喜，让他统领外戚；征召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他们都曾更任博士，历任三公，具有智慧、谋略、威望和信誉，可以让他们建立教化、谋划国家安危。任龚胜为司直，使郡国都慎重选举，三辅负责输送财物的官员不敢作奸，这样的人可以大加任用。陛下先前因为一时不能忍耐而罢退何武等人，使海内失望。陛下尚且能够容忍没有功劳德行的人很多，难道反而不能容忍何武等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不能只由自己专断、图一时快意而已。上则皇天显现谴责，下则百姓产生怨恨。即使还有进谏诤言的大臣，陛下如果只想自我谦抑、优待奸恶之臣，天下人仍然不会听从。臣虽然愚昧刚直，难道不知道多接受俸禄赏赐，享用美食，担任显贵官职，拥有广阔田宅，厚待妻子儿女，不与恶人结仇来保全自身吗？实在是迫于大义，官职以进谏诤言为职责，所以不敢不竭尽愚诚。希望陛下稍稍留意，阅览五经的文章，推究圣人的深意，深思天地所发出的警戒。臣言辞迟钝，不能胜任这片殷切之情，只有竭尽至死而已。

译汉平帝时，申屠刚任郡功曹。当时王莽专擅朝政，朝廷中多猜疑忌惮，于是隔绝皇帝外家冯、卫两族，不让他们出任官职。申屠刚常为此忧愤。到举荐贤良方正时，他借对策说：臣听说，君王处理政事失当，就会使神祇怨怒；奸邪扰乱政局，就会使阴阳失调。这是上天用来谴责告诫君王的，想使失道的君主豁然醒悟，使怀有邪心的大臣恐惧而自我约束。如今朝廷不考核功劳、核验德行，反而虚浮地听纳毁誉；屡次下诏设置严酷法律，压制、防范诽谤，禁止割裂议论，罪重的甚至处以腰斩。这伤害忠臣的心志，挫折正直士人的锐气，恐怕违背了树立进善之旌、悬挂敢谏之鼓、打开四方进言之路、彰明广听四方意见的意义。臣听说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听取意见、礼贤下士，均分权力、广施恩宠，不论旧臣新臣，只亲近仁人，行动合乎天地，举措没有失误。然而近处的召公仍不高兴，远方的四国却散布流言。母子之间的天性，是天道中最亲密的关系。如今圣主年幼，刚脱离襁褓即位以来，至亲却被分离，外戚被隔绝，恩情不能相通。况且汉家的制度，即使任用英贤，仍然援引姻亲，使亲属与外臣交错任职，堵塞嫌隙，确实是用来安定宗庙、重视社稷的。如今冯、卫两族无罪，却长期被废弃、不予录用，有的居住在偏远穷僻之地，待遇还不如平民，这实在不是慈爱忠孝、奉承君上的意思。作为人家的后代，自有应守的正义；无论身份最高还是最低，形势都不应成为嫌疑，所以人人无论贤愚，没有不因此怨恨的。奸臣逆子会把这看作可乘之机，若发生不可讳言的变故，实在难以预料。如今的师傅，不是古代的周公；周公那样至圣的人尚且有过失，何况行事失去中正、不合天意的人呢？从前周公先派伯禽到鲁国守护封地，以义割舍私恩，恩宠没有施加到自己的后代，因此鲁国配享天帝，郊祀延续三十多代。霍光执掌政权，辅佐年幼的君主，修明善政、进用士人，名义上忠诚正直；但他尊崇宗族党羽，压制外戚，结交权贵、据有权势，势力极其坚固，最终他死后，宗族却遭祸灭门。如今的师傅，都处在伊尹、周公那样的地位，担负辅保贤君的责任；如果这样思考教化，功业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如果不思考其中的危险，祸患又有什么不会发生？在利弊得失的关头，孔子为之叹息；保持盈满的警戒，是老子所慎重的。大凡功劳冠绝天下的人不能安稳，威势震慑君主的人不能保全。如今承接衰乱之后，又处在积重难返的时代，公家财力枯竭，赋税征敛繁重，苛刻的官吏夺取百姓的生产时间，贪婪的人侵夺他们的财物，百姓困乏，疫病成为天灾，盗贼成群结伙，数量将近以万计；军队行动、众人停留之处，有人窃自号称、割据自立，攻打京师，焚烧县邑，甚至谣传弩手已经进入宫中，宿卫都惊惧不安。自汉朝兴起以来，确实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形。国家衰弱，奸邪的谋划又得不到禁止。六种极端祸患造成的后果，危急得像重叠的蛋一样。君王承受天命、顺应地道，掌管爵禄、主持刑罚，不敢把上天授予的官爵私下给自己的宗族，也不敢因为亲属而减轻上天施加的刑罚。陛下应当进一步发扬圣明的德行，明白觉悟；远处效法帝王的事迹，近处遵循汉文帝的事业，区别五等亲属的次序，接纳至亲应有的礼序。请立即派使者征召中山太后，把她安置在别宫，令她按时入朝觐见。又召回冯、卫两族，酌情授予闲散官职，使他们能够执掌宫门、亲自担任宿卫，以防止尚未发生的祸患，遏制灾祸的源头。这样上可安定社稷，下可保全师傅，内可和睦亲戚，外可断绝奸邪谋略。东汉光武帝时，蔡茂任广汉太守。当时阴氏的宾客在广汉郡境内多次触犯官府禁令，蔡茂总是依法纠察审理，毫不回避。后来洛阳令董宣举发湖阳公主的罪行，光武帝起初震怒，逮捕董宣，随后又赦免了他。蔡茂欣赏董宣刚正，想让朝廷禁止贵戚，于是上书说：臣听说，兴起教化、推行教导，必须从进用善人开始；使国家安定、百姓宁静，没有比惩治恶行更重要的了。近来贵戚和后宫亲族之家屡屡凭借恩宠势力触犯官禁，杀人而不偿命，伤人也不定罪。臣恐怕墨刑被废弃而不施用，刑具被废置而不举用。最近湖阳公主的奴仆在西市杀人，却和公主共乘车舆出入宫禁，逃避罪责多日，含冤而死的魂魄得不到申理。洛阳令董宣坚持正道而不顾忌，冒犯公主来讨伐奸恶。陛下没有先查清审明，反而召来他要施加杖刑。董宣初受震怒时，京师侧耳而听；等到他得到宽赦，天下都拭目而待。如今外戚放纵逸乐，宾客放肆泛滥，应当命有司查办奸罪，使执法公平的官吏永远发挥作用，以满足远近百姓对惩治不法的愿望。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章帝刚即位时，因为明德太后的缘故，尊崇舅父马廖兄弟，让他们一同担任重要职务。马廖等人竭力交结，戴冠乘车的士人争相前往投奔。司空第五伦认为外戚势力过盛，想让朝廷抑制、削弱他们的权力。第五伦上疏说：臣听说，忠诚就不隐瞒忌讳，正直就不躲避祸害。臣不胜愚昧狭直，冒死上表。《尚书》说：‘臣下不要擅自作威作福，否则会给你的家族带来祸害，给你的国家带来凶灾。’

译《左传》说：‘大夫不应有国境之外的交往，也不应接受束脩之类的馈赠。’ 近代先贤的事迹表明，皇后即使对亲族友爱至极，最终仍让阴就回到封国，迁徙并废黜阴兴的宾客。后来梁氏、窦氏之家相继违法，明帝即位后，终于多有诛杀。从此洛阳中不再有权势外戚，文书往来和请托之事一概断绝。又曾告诫外戚说：‘辛苦自身去礼待士人，不如为了国家戴着盆仰望天空，因为两件事不能同时做到。’臣曾把这句话铭刻在心，写在衣带上。可是如今议论的人又拿马氏来说事。臣听说卫尉马廖用三千匹布，城门校尉马防用三百万钱，私下供给三辅的士大夫，无论认识或不认识的，没有不全部得到供给的。又听说腊日也给在洛阳的人每人赠钱五千。越骑校尉马光在腊日使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昧地认为这不合经义，惶恐而不敢装作没有听见。陛下如果有意厚待他们，也应当采用能够使他们安定的办法。臣今天说这些，实在是想上对陛下尽忠，下对皇后家族加以保全，希望陛下明察。后来马防任车骑将军，将要出征西羌，第五伦又上疏说：臣愚昧地认为，贵戚可以封侯使其富贵，不应让他们担任具体政务来任用。为什么呢？用法律约束他们，就会伤害恩情；因亲属关系而徇私，就会违背法制。臣听说马防如今将要西征，臣想到太后的仁慈、陛下的至孝，担心最终出现一点小小的差错，就难以处理亲情和政务。听说马防请求任命杜笃为从事中郎，并赏赐他许多财帛。杜笃被乡里废弃，客居美阳；他的妹妹是马氏的妻子，他仗恃这层关系与人交往，当地县令苦于他的违法行为，便将他逮捕拘禁并依法论罪。如今马防所议论起用的人，已经都让人疑惑惊怪，何况还要任命他为从事中郎，恐怕议论会牵连朝廷。现在应当替马防选择贤能之人来辅佐他，不可再让马防自己请求任用人选，以免损害政务声望。如果马防有什么想法，臣岂敢不亲自上奏。后来马氏诸人获罪退回封国，窦氏开始显贵，第五伦又上疏说：臣凭借空疏浅薄的资质，承担辅佐君主的责任；一向性情驽怯，而今地位尊贵、爵位显重，受大义驱迫，想要自我策励，即使遭遇百死，也不敢选择退避之地。何况正逢这是一个不能隐讳的时代呢？如今承接历代百王的弊病，士人崇尚文饰机巧，都奔向邪路，没有人能够守持正道。臣看见虎贲中郎将窦宪，是椒房亲属，掌管禁兵，出入宫禁，年少而志向美好，谦恭下士、喜爱善行，这确实是他招致士人、结交宾客的方式。然而出入贵戚之门的人，大多是有瑕疵、曾被禁锢的人，很少有能守约、安贫的节操。士大夫中没有志向的人互相倒卖名声，云集在他的门下；众人的气息聚集起来足以吹倒山，蚊虫聚集也会发出雷声。这正是骄纵放逸由此产生的原因。三辅中议论的人甚至说：‘既然因贵戚而被废黜禁锢，就应当再靠贵戚来洗刷罪名，就像解除酒醉还要用酒一样。’ 偏邪险诈、趋附权势的人，实在不可亲近。臣愚昧，希望陛下和中宫严厉告诫窦宪等人闭门自守，不要无故与士大夫交往，在事情尚未萌发时就加以防范，在祸患尚无形迹时就加以考虑，使窦宪永远保有福禄，使君臣和悦相处，不留下丝毫嫌隙。这是臣最大的愿望。元和三年，太尉郑弘病重，上书说：窦宪奸邪恶行贯通天地，海内疑惑，都说窦宪究竟用了什么办法迷惑皇上。近来王氏的祸患，明白可见。陛下身居天子尊位，应当保有万世的国祚，却相信谗佞之臣，不考虑国家存亡的关键。臣虽然生命只在顷刻之间，至死也不忘忠诚，希望陛下诛除四凶之罪，以满足人神共同积聚的愤懑和愿望。汉和帝永元二年，任窦宪为车骑将军。诏令使者替窦宪的弟弟窦笃、窦景分别兴建宅第，劳役繁重，百姓愁苦。御史何敞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匈奴成为桀骜叛逆，已经很久了。平城被围和匈奴递交侮慢文书的耻辱，是臣子即使捐躯也必须死战雪耻的两件事。然而高祖、吕后忍下怒气、暂解怨恨，放过他们而没有诛杀。臣恭敬地想到，皇太后具有文王母后的操守，陛下具有和乐安宁的风姿。匈奴没有犯下叛逆之罪，汉朝也没有新的可耻之辱，正值盛春开始农作，却兴起大规模劳役，百姓都怨恨不悦。如今又竟然替卫尉窦笃、奉车都尉窦景修建馆舍宅第，延伸满街、阻断里巷。臣虽是见识短浅的人，实在私下感到奇怪。窦笃、窦景是亲近的贵臣，应当成为百官的表率。如今军队正在行进，朝廷为军务焦唇劳心，百姓困苦，公家财力也没有余裕，却突然兴建大宅，增饰玩好，这不是用来树立美德、昭示后世无穷的做法。应当暂且停止工役，专心忧虑北方边患，体恤百姓的困苦。奏书上报后没有得到理会。后来何敞被任为尚书，又上密封奏事说：忠臣忧虑国事，冒犯君主威严的脸色，讥刺贵臣，甚至不惜杀身灭家还要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君臣之间的义理重大，有不得已的苦衷。臣恭敬地考察往事，国家将要危乱、家族将要遭祸，都有其原因，清楚而容易知道。从前郑武姜宠爱叔段，卫庄公宠爱州吁，只知溺爱而不加教导，最终导致他们凶暴叛乱。由此看来，像这样溺爱儿子，就如同饥饿时给他吃毒物，正好是用来害他。臣看见大将军窦宪起初遭逢大忧，公卿多次上奏想让他主持国事，窦宪极力谦让退避，坚决推辞显要职位，言辞恳切深厚，天下听说后无不欣喜。如今一年多尚未有边患，大礼也还没有结束，却突然中途改变，兄弟专擅朝政：窦宪掌握三军重权，窦笃、窦景总领宫廷禁卫的权力，却暴虐地役使百姓，奢侈僭越，逼迫凌辱，诛杀无罪之人，任意发泄心意。如今议论汹汹，人们都说叔段、州吁又在汉朝复生了。臣观察公卿怀持两端、不肯把话说尽，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窦宪等人有懈怠失职的想法，那么自己已经会得到吉甫赞美申伯功劳那样的好处；如果窦宪等人陷入罪责，那么自己也会像陈平、周勃顺从吕后掌权一样，终究不会因为窦宪等人的吉凶而忧虑。臣何敞区区之心，实在想设法使双方都安全，斩断这种绵延不断的祸根，堵塞祸患滋生的通道。上面不愿使皇太后损害文母的尊号，也不愿让陛下受到‘誓于黄泉’的讥讽；

译下面又使窦宪等人能够长久保有福祐。然而即使是奴婢谋划上可安定主父、下可保全主母，仍不免遭受严厉的震怒。臣想到累代祖先蒙受皇恩，到了臣已经八代；又凭借愚陋资质，在十年之间历任显要，身居机密近侍之位。每当想到深厚的恩德，便忽然忘却自身性命。臣虽知道进言必会遭到灭族，仍冒死尽忠，实在不忍亲眼看见祸患发生，却保持沉默、苟且保全自己。驸马都尉窦瓌虽已成年不久，却有不隐瞒的忠诚，近来多次请求退身，愿意抑制家族权力，可以让他参与谋划，听从他的意愿，这确实是宗庙最好的计策，也是窦氏的福分。当时乐恢任尚书仆射，看见窦宪兄弟放纵，也上疏劝谏说：臣听说百王的过失，都由权力下移造成。大臣掌持国政，常常把势力过盛视为祸患。臣想到先帝圣德未能长久，早早弃世；陛下年纪尚轻，继承大业，几个舅父不应干预王室正政，以此向天下显示私情。经书说：天地失和，万物夭折；君臣失序，百姓遭殃。政事失误而不加挽救，后果将不可测。如今适宜的是，上面以义割舍私情，下面以谦退自我引退。四位舅父可以长久保有爵位封土的荣耀，皇太后也永远没有辜负宗庙的忧虑，这实在是最上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永元四年，大将军窦宪诛杀河南尹张酺。夏阳侯窦瓌上疏说：窦宪等人受宠显贵时，群臣争相阿附，唯恐赶不上；如今严威已经施行，众人都说张酺应当处死，完全不再顾念事情的前后经过。臣看见夏阳侯窦瓌一向存有忠善之心，约束告诫宾客，从未触犯法律。臣听说王政对于骨肉亲属的刑罚，有三次宽宥的原则；即使宽厚也不能过度，但也不应过于刻薄，应该加以宽贷赦免，以此崇尚厚德。皇帝被他的话感动，窦瓌于是得以保全。安帝开始亲自处理政务，追念祖母宋贵人，把她的家族全部封爵。又任用元舅耿宝、皇后兄弟阎显等人，使他们一同凭借威势和权力。尚书翟酺上疏劝谏说：臣听说，箕子假装疯狂而离去，殷的叔孙通背离秦朝而归附汉朝，他们并不是自行背弃君主，而是因为时势不允许。臣承受特殊而绝大的恩宠，正逢这样的政局，难道敢随声附和、接受宠幸，而忘记头顶苍天、脚踏大地的道义吗？臣恭敬地想到，陛下承受天命、登上帝位，正逢中兴，应该建立太平功业，却还没有听到实现教化的办法。远处的事情难以说明，请以近事来证明。从前窦氏、邓氏受宠，震动四方，兼任官职、兼带印绶，黄金财货堆积，以至于图谋、玩弄神器，改易社稷，这难道不是因为势位尊高、威权广大才造成这样的祸患吗？等到他们覆败，头颅掉地，即使愿意做孤独的小猪，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取得尊贵地位没有渐进过程，失势时必然迅速；接受不合正道的爵位，灾祸必然很快到来。如今外戚受宠，功势几乎与天地同大，自汉元帝以来，从未有过可与之相比的。陛下如果真以仁恩遍及亲族，然而俸禄离开公室、政权转入私门，前车覆辙再次重演，难道不会遭到摧折吗？可是朝廷大臣在位，没有人肯发表正直议论，只是相互附和、互相依附。臣恐怕威权一旦假借给外戚，收回就很难；猛虎一旦振翼奋起，最终便无法控制。所以孔子说：‘把珍珠吐在水泽中，谁能不含在口中？’老子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拿出来给人看。’这正是安危的最高警戒，也是谋划社稷的深远策略。节俭德行所体现的恭敬，在政事上表现为守持约束节制；所以汉文帝在露台惜费百金，帷帐只用黑色粗布装饰。有人讥笑他太节俭，文帝说：‘我是替天下守护财物，怎么能随意花费呢？’后来仓库里的粮食腐烂到不能食用，钱串朽坏到无法清点。如今自陛下开始执政以来，时日还不长，费用和赏赐却已经无法计算；聚敛上天赋予百姓的财物，积聚到无功之家，国库空竭，民生凋敝，一旦发生意外，又要加重赋税，百姓的怨恨和反叛一旦产生，危乱就可以等待了。从前周成王执政时，周公在前，召公在后，毕公在左，史佚在右，四人挟辅维持着他，使他亲眼看见端正的仪容，亲耳听见正直的言论；他一日即位，天下便豁然安定，人们说这是因为法度一向已经确定。如今陛下有成王的尊位，却没有这几位贤臣辅佐，即使想崇尚雍和光明、实现太平，能够做到吗？自去年以来，灾异谴告频繁发生，地面裂开、天空崩坠，高岸变成深谷。如果修养自身、心怀恐惧，就能转祸为福；如果轻慢上天的警戒，祸害就会更加深重。希望陛下亲自操劳、体恤百姓，精研思考，努力寻求忠贞之臣，诛除、远离奸佞谄谀的党徒，减少玉堂的奢盛，尊重上天授予的爵位，割舍情欲享乐，停止私下宴饮的嗜好；把帝王的图书典籍陈列在左右，心中牢记亡国的原因，以及兴王取得天下的原因。这样或许可以止息灾害，招来丰年。奏书上报后没有得到理会，外戚和宠臣都害怕并憎恶他。永初年间，邓太后的哥哥大将军邓骘因母亲去世，上书请求退职。邓太后不想答应，便询问班昭。班昭于是上疏说：臣恭敬地想到皇太后陛下亲自具有盛大美德，推行如唐尧、虞舜那样的政治，打开四方进言之门、使四方耳目都通达，采纳狂夫的瞽言，也接受樵夫的谋虑。妾班昭得以凭愚陋衰朽之身，处在盛明之世，岂敢不披露肝胆，以报效万分之一。妾听说，谦让的风气和德行，没有比它更大的。所以典籍赞美它，神明也降下福祉。从前伯夷、叔齐离开国家，天下人都服膺他们的廉洁高尚；太伯离开邠地，孔子称赞他三次让国。这些事所以能光显美德、扬名后世，正是因为谦让。《论语》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参与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由此说来，推行谦让的诚心，影响深远。如今四位舅父深切坚持忠孝，主动请求退身；但因为边方尚未安定，您却拒绝而不答应。如果以后再有一点事情加在今天之上，恐怕谦让的美名就不能再次获得了。因蒙您询问，所以冒死竭尽愚诚。自知言语不值得采纳，只是想显示虫蚁般的赤诚之心。邓太后听从了她的意见，于是邓骘等人各自回到乡里的宅第。质帝本初元年，又给梁冀增加封户一万三千户，并封他的子弟以及宦官刘广等人，都为列侯。太尉杜乔劝谏说：陛下即位，不先急于施行礼敬忠贤之人的制度，反而先给身边的人封爵。梁氏一门和宦官党徒，都带着没有功劳的印绶，分割劳臣的封土；这种违背法度、滥施封赏的行为，哪里说得尽？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难道只是损害政事、造成混乱而已吗？还会危害自身、亡国灭家，怎能不慎重！

译桓帝元嘉年间，郎中、汝南人袁著年仅十九岁，看见梁冀凶暴放纵，无法抑制愤怒，便到宫阙上书说：臣听说孔仲尼感叹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是自伤地位卑贱、不能招致祥瑞。如今陛下处在能够招致祥瑞的地位，又具备招致祥瑞的资质，但祥和之气仍未应验，贤愚失序，这是权势被权臣分割、上下阻隔的缘故。四时运行，功成就退；爵位越高、宠禄越厚，很少有不招来灾祸的。如今大将军已经位极功成，正应当作为最高的警戒，遵行悬车致仕的礼制，高枕休养精神。《左传》说：‘树木果实繁多，就会压折枝条、伤害树心。’如果不抑制削弱权势过盛的局面，将无法保全自身。身边的人听到臣的话，必然侧目咬牙。臣只是因为年少而被破格拔擢，所以才敢忘却忌讳。过去舜、禹互相告诫，不要像丹朱；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像殷王纣。希望废除诽谤之罪，以便天下人开口进言。晋武帝太康年间，升任裴頠为尚书左仆射。侍中职务不久又命裴頠专门掌管门下省事务，他坚决辞让，皇帝不听。裴頠进言说：贾模刚刚去世，又用臣来代替他，只会增加外戚得势的期望，彰明朝廷偏私的举动。皇后的亲族何曾有能够自我保全的？大家都知道，亲属势力过重的人没有谁能够逃脱祸患。然而汉代二十四位皇帝中，只有孝文帝、光武帝、明帝不重用外戚，都保全了自己的宗族。难道他们只是特别贤明吗？实在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安定政理。从前穆叔不接受越礼的宴飨，臣也不敢接受这种非同寻常的诏命。又上表说：咎繇为虞帝谋划，伊尹辅佐商朝，吕望辅翼周王，萧何、张良辅佐汉朝，他们都播扬功业教化，光辉达到四方极远之地。至于继承帝位的君主，咎单、傅说、祖己、樊仲也同样兴隆中兴事业。有的从侧微卑贱者中明白选拔，有的出身平民，这难道不是崇尚德行的任用，因而达到这些美好成就吗？纵观近世，不能仰慕远古，沉溺于眼前私情，多任用皇后的亲族，以致政局不得安宁。从前疏广以舅氏不应任作太子属官来告诫太子，前代认为他懂得礼制。何况朝廷为什么要取用外戚？即使才能相同，也应当先任用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以彰明最大的公正；汉代不用冯野王，就是这个道理。东晋明帝即位，任命明穆皇后的哥哥庾亮为中书监，庾亮上疏辞让说：臣平庸浅陋，年轻时没有特殊操守。从前因为中原多有变故，旧国遭逢战乱，臣随侍先臣，远远地得到有道之人的庇护，才得以容身避难，不过是求得食物罢了。没想到竟遇到时运之福，逢上美好的时代。先帝兴起后，给予臣非同寻常的眷顾，既把臣当作同国士人看待，又加以婚姻关系，于是凭借亲近宠爱而进身，屡次忝居不合身份的职位。臣在二十岁时开始修饰衣冠，沐浴于美好风气之中，频繁出入宫省，出任统领六军。十多年之间，地位超过先前的显达之士，没有功劳却受到这样的待遇，实在没有人能与臣相比。小人福禄浅薄，福分过多就会生灾；知足退让的本分，是臣所应当守持的。然而臣贪图荣宠、昧于进取，一天天如此，诽谤议论已经聚集，几乎要上达圣朝。正要自己上奏时，先帝却驾崩了，区区微薄的诚意，最终没能上达。陛下登基，圣明政治焕然一新，宰辅贤明，百官都称职，歌颂安康的声音确实存在于极端公正之中。然而国恩没有停止，又让臣兼领中书监。臣如果领中书监，就是向天下显示私情。为什么呢？臣是陛下皇后的哥哥，姻亲关系所带来的嫌疑，与骨肉中表亲属不同。即使太上皇极其公正、圣德没有私心，世道丧失正道却由来已久。天地四方之内，人人都偏爱自己的姻亲；人人都有私心，天下就没有公正了。因此前后两汉都抑制后族党羽，以安定进用婚姻亲族的问题。危险的是，假使西汉七族、东汉六姓都不是姻亲，而是各凭平等条件进用，即使不能全部保全，也决不会全部覆败。如今之所以全部覆败，更是由于姻亲亲昵。臣历来观察平民百姓出身的人，在世时朝廷中没有党援，当时也没有依靠，立身的根基轻薄；只要没有大的过错，尚且有时能够被宽容。至于外戚凭借姻亲关系，和天地相连、与四时相接，根基和援助深重广大；一旦有人身居权宠，四海侧目，事情稍有不当，罪责便重到不能赦免，自己招来灾祸，国家也因此受损。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姻亲私情，是众人都无法避免的。因此，非亲属的依附会被相信，姻亲的进用却会受到怀疑。怀疑积聚在百姓心中，祸患就会在宫闱深处形成。这些都是前代已经形成的鉴戒，实在令人寒心。万物中有不能相通之处，圣贤也顺应这种情形而不强行改变。冒着亲属关系的嫌疑去求得一点作用，不如避开嫌疑来彰明最大的公正。如今以臣这样的才能，又兼有这样的嫌疑，却让臣内为心腹，外总兵权，用这种方式求得治理，臣从未听说过。这样招致祸患，可以立刻等待。即使陛下身边的两位宰相明白臣的愚诚，朝廷百官多少也了解臣的心情，但天下之人难道能逐家逐户去解释，使所有人都坦然无疑吗？富贵荣宠，是臣不能忘记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寸〕 刑罚和贫贱，是臣不能甘心承受的。如今恭敬接受命令，处境反而会好；违背命令，处境就会困苦。臣即使不通达事理，又为什么要违背时势、违抗君上，自取祸患和责罚呢？实在是仰观殷商覆亡的鉴戒，衡量自身而知晓祸患；臣自身不足珍惜，却不能为国家招来后悔。所以臣诚恳不已，多次陈述赤诚之心，只是臣的忠诚浅薄，未能得到明察谅解，忧虑惶恐、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希望陛下垂察天地般的鉴识，明察臣的愚诚；那么臣即使死去，也如同获得生年一样。庾亮的奏疏上报后，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停止了任命。成帝时，苏峻之乱平定，领军将军庾亮上疏说：臣是平庸鄙陋的小人，才能不足以经世济民，却凭借亲戚关系，屡次忝居不合身份的职位，窃居恩宠越重，诽谤议论越多。皇家多难，臣不敢请求退职，于是辗转随行，便承担了显要任职。先帝患病时，臣参与侍奉医药；先帝临终顾命，臣又参与听闻后事。这哪里是因为臣有德而授予，不过是因为亲属关系罢了。臣知道这不应该，却不敢逃避命令，实在是因为普通百姓的交往尚且有所寄托，何况君臣之道，义理贯通于天性。臣哀伤眷恋，不敢违抗。况且先帝错误地眷顾臣，情谊如同平民朋友；既然恩重而命轻，臣便感动于知遇而忘却自身性命。加上陛下当时正在守丧，先后亲自处理万机，沟通内外，臣正处在这个位置上，因此激励节操、奔走效命，不敢犹疑。臣虽知道没有什么补益，仍立志以死报答；但才能低下而地位很高，只知进取而忘记退让，乘着宠遇而骄傲自满，渐渐自己也没有察觉。进不能安抚内外，退不能推举贤能、尊长让位，于是使四海离心，诽谤议论沸腾。祖约、苏峻不能忍受这种愤懑，放纵行凶叛逆；事情由臣引发，社稷倾覆，宗庙空废，先后因忧患逼迫而驾崩，陛下废寝忘食超过一年，四海悲哀惶恐，百姓肝脑涂地，这都是臣招致的，是臣的罪过。

译朝廷即使把臣寸斩、屠戮，也不足以向祖宗七庙的神灵谢罪；臣即使焚身灭族，也不足以堵塞四海对臣的责难。臣辜负国家，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实在是上天不容、土地不载。陛下怜悯臣而不诛杀，有司放纵臣而不处死，自古以来，哪里有像臣这样不孝不忠的人？臣不能在宫阙北门前伏剑自尽，苟且活着喘息；即使活着，也如同死去。朝廷还有什么道理把臣列在人臣之中，臣又有什么脸面把自己列在人伦之内？臣想投身草野，这是反思过错的心意。但明诏却说臣只是独善其身，圣明的裁决没有体恤察看，反而加重了臣的罪过。希望陛下鉴察先朝错误授官的过失；即使施加宽赦、保全臣的首领，也应当弃置臣，任凭臣自行生死，这样天下人才大致懂得劝善惩恶的纲要。隋文帝仁寿二年，兵部尚书柳述娶兰陵公主为妻，倚仗宠爱而任性逞威。文帝询问符玺直长韦云起关于外界认为不便的事情，当时柳述正在身旁。韦云起说：柳述骄横豪纵，从未经历政务，兵事机密关系重大，不是他所能担当的。臣恐怕舆论会认为陛下任官不选择贤能，只是偏私宠爱之人，这也是最大的不便。文帝认为他说得很对。唐太宗贞观七年，蜀王妃的父亲杨誉在尚书省与人争夺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留在官署审问，尚未作出裁决。他的儿子任千牛，在殿廷上陈诉说：五品以上官员，除谋反大逆外，不应被留身审问。因为杨誉是皇亲国戚，所以案件故意制造枝节，不肯裁决，拖延了数月。太宗听说后大怒说：‘知道他是我的亲戚，所以故意把事情办得这样艰难。’立即下令杖打薛仁方一百，解除他的官职。魏徵进言说：城墙上的狐狸、社坛旁的老鼠，都是依凭险要之物，所以要除掉它们也不容易；何况世家贵戚，历来被称为难以治理。汉、晋以来都不能禁止控制这种情况。武德年间，因为贵戚多骄纵，陛下登基后才开始有所收敛。薛仁方既然是主管此事的官员，能够替国家守法，怎么可以无理加以刑罚，以成全外戚的私情呢？这个源头一旦打开，各种事端就会争相发生，后来一定会后悔，但将来就来不及了。自古能够禁绝此事的，只有陛下一人。预先防备意外，是治理国家的常道，难道能因为洪水尚未横流，便想自行毁掉堤防吗？臣私下反复思量，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刚才是我没有考虑周全。但薛仁方擅自禁止别人申诉，颇有专断行为，虽然不合于重罪，也应当稍加惩罚整肃。’ 于是下令杖打二十下，赦免了他。武后已经掌握政权后，渐渐自行放纵。于是武承嗣请求建立七庙，追封她的先祖为王。中书令裴炎劝谏说：太后是天下人的母亲，以盛大德行临朝执政，应当保持最大的公正，不应追封祖先为王来显示自己的私心。况且难道没有看见吕氏的事吗？武后说：吕氏封王，权力属于活着的人；如今追尊先世，和当时的情形在生死上不同，怎么能相提并论？裴炎说：蔓延的野草难以图谋铲除，事情渐渐发展就不能任其滋长。武后不高兴，停止了这件事。唐中宗神龙元年，立韦氏为皇后，追赠皇后的父亲韦玄真为上洛王。左拾遗贾虚己上疏说：异姓不得封王，是古今通行的制度。如今正是中兴之初，万民都在仰望观望，先追封皇后的家族，并不是向天下扩大彰显美德的做法。况且前朝追赠皇后父亲为太原王，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应当防止这种趋势发展。唐玄宗开元年间，皇后的父亲王仁皎去世，将要下葬时，朝廷援用昭成皇后家族窦孝谌的旧例，规定坟高五丈一尺。侍中宋璟等请求按照成文法令办理，皇帝已经同意。第二天又下诏要照窦孝谌的旧例办理，宋璟退还诏书说：节俭的德行体现恭敬，奢侈则是最大的恶。僭越礼制、厚葬亲人，是前代所警戒的。所以古代墓地有墓穴而不起坟，人子处在悲哀迷乱中，尚且来不及按礼制自我节制。因此圣人制定齐衰、斩衰、缌麻、免服等丧服制度，衣衾、棺椁也各有规定的尺寸和数量。即使有贤德的人，也应防止个人私情；众人都致力于奢侈，唯独能够节俭，这就是所谓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原则。中宫如果认为窦孝谌的葬制超过礼制，起初并没有什么不对；但一概依从的命令，本来就不足以作为贞观时期的法则。长乐公主出嫁时，魏徵认为不应给她增加超过长公主的礼仪，太宗欣然采纳，文德皇后还派使者重重致谢。韦庶人追封她的父亲为王，擅自建造鄷陵，灾祸很快就到来了。国家知道人情没有穷尽，所以制定制度；不能因个人而动摇制度，也不能因爱憎而改变法令。近来民间竞相追求奢靡厚葬，如今皇后的父亲是尊贵的亲属，不担心缺少使用之物；高大的坟墓、宏伟的寝殿，不担心无人修建；百般物资由官府供给，一天就可以完成。臣之所以屡次进言，只是想成就朝廷的政令和中宫的美德罢了。假如中宫的心意实在不能改变，请准许按一品官陪葬帝陵，坟高四丈，这才稍微合乎适宜。皇帝说：朕常常想端正自身、整饬天下纲纪，对皇后难道会有私心吗？然而这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你们却能够说出来，朕就准许你们的奏议。又派使者赐给宋璟等绢四百匹。唐宪宗时，宰臣在延英殿奏事完毕，趁机谈到前代外戚专受宠幸、危害政事。皇帝说：朕常把这些事作为鉴戒；外戚不只是不能拥有权力，朕甚至从未给过他们特殊脸色，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宰臣李绛等说：鉴戒往古的过失，建立当今的制度，这件事光耀千古，道理超过百王。如今妃嫔、皇后的外戚势力，向外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特殊之处，他们只知道恭敬谨慎，常常害怕有所违犯。至于官职、赏赐和宾客往来，岂只是没有人敢超过制度，实际上连普通人也比不上。所以自陛下即位以来，皇后亲族之家没有一个人因犯法受到惩罚，这正是事先加以约束所造成的结果。皇帝非常高兴，说：如今难道能够这样吗？如果他们有逾越，朕一定宽赦，这才是保全外戚的办法。宰臣陈贺说：陛下检束抑制外戚的办法，自古帝王没有能赶得上您的。圣明的裁断远远引据古事，睿智的政令光明显著，可以作为万代遵行的法则。唐文宗开成三年，任郭旼为邠宁节度使。皇帝询问柳公权外界的议论，柳公权回答说：任郭旼为邠宁节度使，外界颇为疑惑。皇帝说：郭旼是尚父的侄子、太后的叔父，从金吾将军调任一个小镇的节度使，外界有什么可疑怪的？柳公权回答说：并不是说郭旼不应当任节度使，而是听说陛下近来把郭旼的两个女儿接入宫中，有这回事吗？皇帝说：确有此事，是让她们入宫侍奉太皇太后。柳公权说：外界不知道，都说郭旼把女儿送入后宫，所以得到方镇之职。皇帝说：那么应该怎么办？柳公权回答说：只有从南内把她们送回家去，外界的议论自然就会平息。皇帝当天就听从了他的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外戚。宋仁宗天圣七年，群牧判官庞籍上奏说：帝王施行法令，必须从身边的人开始，使左右近臣和贵戚有所畏惧而不敢犯法，犯了法也不予宽免，那么天下谁还敢轻视法令、任意加减呢？身边的大臣、亲近而尊贵的亲戚出入宫禁，得到亲密厚重的宠遇，按常情所想望的只是恩宠。对恩宠的要求没有止境，骄傲怨恨便逐渐积累。诸葛亮所说：‘用官位宠爱他，官位到了极点，他就轻贱官位；用恩惠顺从他，恩惠到了极点，他就轻慢恩惠。’有了轻贱官位的心态，又继之以轻慢恩惠的心意，没有不猖狂放纵、逾越法度、肆意妄为而无所顾忌的。罪过恶行积累满了，之后才把他交付法令制裁；前代那些自身败亡、宗族覆灭的人，都是因为骄纵过分、未能及早控制。所谓本来想给他带来福分，结果恰好足以给他带来祸患；不如用义理截断对他的恩宠，用法令控制其势力渐长。知道他有过错却不宽免，大的过错就不会发生；知道没有缘故就不赏赐，侥幸求赏的念头自然消失。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用法律威慑他，法律得到施行，他才知道恩德；用爵位加以限制，爵位施加得恰当，他才知道荣耀。’这样使他们操守行为能够自我约束，常常怀有害怕祸患的心；受到宠爱厚遇时，必然怀有感恩之意。永远保有大吉，与国家同享安乐，难道不是君王对待身边亲戚的最大仁慈吗？哪如把痈疽养成，直到它自行溃决呢？」臣不久前任开封府兵曹防军，亲眼见到王世融因为殴打本府客司军将仇保，依法本应赎铜，却特意勒令停任。况且仇保不过是京府中的一个跑腿小吏，世融却是贵戚之子。陛下斥责他横行放纵、逾越法令，停了他的官，这实在是国家执法最为恰当的做法，也是深切保全外戚的心意。若陛下驾驭身边的贵戚，都像处置世融这样，那么还忧虑什么法令不能实行、人民不知畏惧呢？何况这只是几年前的事，本来圣心一定还没有忘记。近来听说作坊料物库的监官勾连宫中戚属，侵盗官物，事情败露后逃走，三司正在查捕之时，却降下防禁，不让追究到底。这不是臣在本职上亲自听闻的，而是从传闻中得知；万一确有此事，也不是什么好事。陛下为什么不派人彻底查究，将他交付法司处理？等他知道过错以后，或者因赦文稍加叙用，或者供给衣食加以豢养，但不让他担任职务。若因此悔过改正，就是陛下重新造就了他。这就是公法不屈从于私恩，也能彰显臣所切望的、圣上法度不同于往日的变化。计算过失，则这边重而那边轻；论及亲属关系，则那边亲而这边疏；议论罪责，则那边依法加罪而这边却宽免刑罚。臣恐怕朝廷内外有人效仿这种做法，依法惩治他们，就成了同罪而刑罚不同；如果因此宽免他们，法令纲纪就废弃了。从前汉武帝时，隆虑公主患病，便拿出黄金一千斤、钱一千万，预先替儿子昭平君赎免死罪，武帝答应了。后来隆虑公主去世，昭平君骄横醉酒杀人，廷尉请求依法论罪。武帝说：“法令是先帝制定的。为了弟弟而诬蔑先帝的法令，我还有什么脸面进入高庙呢？”又说这样做会辜负万民，于是批准了廷尉的奏请，悲哀得不能自止。况且隆虑公主是皇帝的妹妹，昭平君是皇帝的女婿。既然已经答应赎免死罪，最终却不宽赦他，大概是因为食言的羞惭小，而废弃法令的过失大。因此臣希望陛下谨慎遵守法制，使朝廷内外一体遵循。」 景祐三年，右司谏、供谏职韩琦上奏说：「臣遍览各类文书，大体看到后族往往凭借外戚关系，少有致力于检点修养的。因此，抑制他们的势力就能获得安宁，放纵他们的欲望就会招来祸患。何况圣明之君统治天下，慈爱施及亲属，既然务求保全恩情，实在应当防微杜渐。臣私下认为，新授成州防御使杨景宗，出身寒微，本来没有功勋业绩，只因是外戚，便冒进取得贵阶。接连在各城警备盗贼，又在要地统领军队，放纵情性触犯法律，到处都有奏章论列，而朝廷对他宽贷实在太多，他的豪横暴虐却没有改变。近来庄惠皇太后升遐，他乘驿车回到京城，本应早晚哀号，以尽追念之情，却还没有来得及卸下行装，便急着扩建宅第。丁谓的旧宅，已经由晋国赐给，规制宏大壮丽，房屋宽广绵延，在京畿之内很少有可以相比的。何况左右百姓的房舍，已经有人安居，一旦突然命令他们迁徙，又不容他们寻找、选择居所，于是竟毁坏民间房屋，惊扰驱逐老幼，使他们全都暴露在外，引起众人的怨恨叹息。宅第又靠近殿廷，他任意发怒讥诮，动辄造成喧闹严厉之声，必然会传到皇上耳中。恭敬地想，宫禁极其严密，天子的清光又近在咫尺，臣下在其中行走，平日尚且总是戒惧不安；身处宫掖之间还没有畏惧忌惮，若让他到了州郡之中，谁能阻止他的侵凌？」 如果不举劾他的过错，并告诫勉励他今后改正，就是任由这种无知的性情在任职期间逐渐形成小过错，使他以为因为受到亲宠便无人追问，终于积成大恶，这难道是宪法刑律应当舍弃的吗？这样就是明知已有苗头，却故意助长其蔓延；推施恩宠，却不能保全其最终结果，只会白白使皇上的仁慈受到牵累，也足以伤害敦厚教化。臣想请陛下诏令有关官司，明确查办他的罪行；或者屈法宽待，使他走向善道，或者依法加刑，惩戒他的不恭，全部由圣上的心意裁决，稍稍堵塞舆论。臣卑微地参与谏职，只是把所听闻的全部说出，本来不敢乘人之隙倾陷他人，察看时机来议论政事，实在是希望陛下保全外戚、崇隆孝治，维护国家体统。」 庆历四年，右司谏、供谏职余靖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已经降下敕命，差遣职方员外郎张尧佐提点府界诸县镇公事。朝廷外面的议论都说张尧佐见识浅近，依托后宫嫔妃的势力，已经得到宫中降下的指挥，改赐章服，又由内批授予省府差遣。大臣们犹豫不决，不能坚持执奏，于是让他担任府界提点。伏惟陛下节省浮费，放归、减省后宫人员，杜绝斜封授官，不徇私谒而施宠，这些都是近日亲自实行的极好政事，怎么能又使人们议论纷纷到这种地步呢？臣深深替陛下惋惜。大凡嫔妃的亲属姻亲，只需多赐给财帛，就足以表示恩意。至于张尧佐出身进士，自然应当按照他的才干和声望授予差遣，何必越级破格对待，使众议沸腾呢？府界提点比省府判官本来就是降等的职位。可是吕公弼也是辞去三司判官，接受这项差遣，不到半年就已经升迁。议论的人不谈他的才干，只说他是故相之子，所以升用得太快。将来张尧佐若依照这个先例升进，外面的议论也只会说这是斜封私谒之类的事情，臣私下恐怕会连累圣德。若陛下一定想要爱护他，不如授给他一个有职田的近郡，这正好可以向张尧佐表明陛下屈己从人的德行，而他的资序也不会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