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一

译想使增加财富不违背正道，不如重视根本产业，轻视末业，崇尚节俭，废止奢侈，使四方百姓各自守着自己的产业，不因看见奇异物品就改变志向；讲明先王制定国家用度时量入为出的法则，在天下施行，这样就能使公私富足，九年的粮食储备也不会匮乏。《大学》说：增加财富有根本的道路，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得快，使用得舒缓，那么财富就会经常充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想使教育培养人才一定得法，不如开辟四方门户，扩大详细延请人才的途径；用优厚爵禄来激励廉洁谦让的节操；明确诏令公卿大臣，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召来当面对答、延请询问，以观察他们的才能和品行；善于任事的，随其所宜任用；不善任事的，一概回报罢免。这样，山林岩穴中就不会有被隐没的贤才，朝廷中也会有许多声誉卓著的俊杰。《尚书》说：九种德行都能任事，俊杰贤能都在官位，百官互相效法，百工都能及时办事，顺应五时，众多功业就会成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想使人心都知道归向正道，不如用赏赐劝勉善行，用刑罚惩戒恶行，不因亲疏贵贱而区别轻重，对天下一律平等。因此，在家中行善的人必定在朝廷得到奖赏，在幽暗处做坏事的人必定在公开场合受到惩罚，用这种办法使四方受到感动而使天下信服。这样，百姓的志向就会安定，放纵、偏邪、淫侈的行为也不会发生。《尚书》说：德行光明才是真正的光明，以德行建立的威严才是真正的威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推行以上几件事，全都以至诚恳切的态度努力实行而不厌倦，那么太平盛世、极致治理的功业，还有什么做不成、什么愿望得不到呢？元祐七年，翰林学士梁焘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年富力强，早年即拥有天下；仁慈、圣明、孝顺、慈爱的实际德行，已经广为天下所知。陛下天性资质已然成熟，盛大德行日日更新。太皇太后陛下护持圣上的身体，早晚不知疲倦；她保佑的功劳，将永远福佑宗庙社稷，臣民欢欣，四海仰望拥戴。如今选立正宫，已经得到贤淑之人；冬至举行大礼，自然应当郊祀天地；天意与人事、上下各方面都协调响应。只是政务机要繁多，长久劳烦太皇太后共同听政，归还决断权给君主不可超过时日。这是陛下今日极其盛大的举措。退居深宫，保养精神，心神内守，远远光大前人的事业，为万世垂示法则，难道不是美事吗？希望早日降下处分，以彰明圣德的完整。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正确，伏望明发手诏，交付大臣施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梁焘任尚书右丞相后，又上奏说：臣昨日还在翰林院任职时，曾秘密具呈札子，披露内心，冒昧使圣上听闻。陛下圣明洞察，没有赐我疏远斥退，反而嘉奖我的忠诚，任用我辅佐政务。臣仰体陛下的眷顾知遇，更加坚定臣子的节操。只是身受宠荣，却还没有实行自己的主张，因此日夜不得安宁，期望一定有所补报，不敢稍有怀抱不尽之意，以致陛下将来产生错过时机的悔恨。陛下每次有所宣谕，必定说不喜欢管事，常常希望安静，这正是圣意的根本。臣没有一天不思考此事，私下认为陛下深居宫中，考虑深远、见识深刻，如今采纳臣前面的意见，正合时宜。伏望查考前次奏章，早日降下诏令，把决断权归还君主，以成全这一大功。臣对于竭尽激切之情进言，实在不能自已。八年，焘又就政事的要务上五次上疏，说：“臣听说，上天爱护养育百姓，必定会命仁圣之君作为他们的君主；同时又在四方生出贤人君子，供君主任用，使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共同修治善政，代替上天治理万物，从而成就太平的功业。所以君主建立政事，必定要寻求贤人君子，把他们布置在左右前后，作为辅佐，这正是用来符合上天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凭借仁圣的资质，承受上天授予的使命；太母以最公正的心，恭敬节俭，保全防护圣躬，九年之间已经成就了德业。如今陛下极其英明，独自裁断政事，中外都归心于您，太母可以说建立了有益于社稷的大功，恩泽已经遍及四海了。陛下正处在开始亲自处理政务的时候，正是求贤的日子，应当举出政事的要务，随着事情分别任用人才，使各种人才都发挥自己的长处，那么上下交相修治，治道就成功了。这就是能够敬畏上天、承受天命，符合上天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臣私下认为，今天政事的要务，大致有五件：一是人才不够纯正，二是命令不能坚定实行，三是朋党相互勾结，四是百姓贫困，五是边远地区骄横。这五种弊病已经非常严重，必须广泛寻求贤人君子，按照各自才能所长加以任用，讲求长远策略，来除去这五种弊病。陛下如果一定想使人才纯正一致，不如明确辨别君子和小人：可以任用君子而役使小人，却不能任用小人而役使君子。公正端正、不偏不倚，正直而公忠的人，是君子；奸邪谄媚、蒙蔽贤才、经营私利的人，是小人。既然知道他是君子，就一定要尊崇任用并信任他；既然知道他是小人，就一定要使他退处并疏远他。所谓信任，就是应当把他任用于重要亲近的位置，常使他在朝廷内部；所谓疏远，就是应当按照他的才能让他负责事务，常使他在外任职。还应当从四方寻求贤人君子，那么天下的贤能之才都可以得到任用。《尚书》说：‘任用贤人不拘一方’，意思是不专门任用某一地区的人；又说：‘任用贤人不要怀疑，去除邪人不要迟疑’，意思是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关键在于果断而不迷惑。陛下如果一定想使命令坚定明确，不如在变更制度时慎重，在施行设置时审慎，不要因为浅近的小事就废弃长远的考虑，不要因为巧辩之言就轻易动摇既成的法令。因为条文法令频繁更改，民情就会疑惑而不安；命令反复不定，君主的威严就会被轻视而不受尊重。凡是制定命令、建立事务，必须先同大臣谋议；即使大臣认为可行，也还不能实行；还要拿给近臣看，使他们参考；即使近臣认为可行，也还不能实行；

译还要交给百官，使他们共同议论，必须群臣都认为可行，讨论详尽成熟，完全体察人情而没有疑虑，然后才可以实行。既然实行了，就要确定下来而不能再改变，必须使朝廷内外、上下各级都谨慎遵守、恭敬信服，像日月星辰那样灿然可仰。《尚书》说：‘敬慎地掌管职事，谨慎地发布命令；命令发布，只应实行，不应反复。’意思是制定命令，是为了向天下显示信用，所以开始时必须谨慎，既已实行就不能更改。又说：‘谋虑周善然后行动，行动只在合宜的时机。’意思是不善、不合时宜的事情，不可轻率举行。陛下如果一定想没有朋党相互勾结的祸患，不如分别邪正，辨察真伪，不要被先入为主的说法迷惑，一定要采纳多数人的意见，那么事情就会合于公正恰当，不会被所宠爱的人牵制。必须察知偏私的情由，那么真伪自然会明白。常使君子在朝廷内，小人在朝廷外，那么朋党自然消散，相互勾结的欢合自然不会存在。《易经》泰卦说：‘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消退。’意思是君子进用、小人退处，邪正就会分明，泰平之道就能形成。所谓泰，就是天下安定太平的意思。《诗经》说：‘大雪纷纷落下，见到阳光便很快消融。’大雪属阴，比喻小人；阳光属阳，比喻君子。意思是任用君子，小人自然就会消退。陛下如果一定想使百姓没有困穷的忧虑，不如使赋税征敛宽缓公平，使徭役轻省简约。年成丰收、天下和平，就要安抚养育百姓，使富足的人家常有余力；遇到灾荒、劳苦疲敝，就要救济抚恤、让百姓休息，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臣下有请求宽待百姓的意见，就选择其中可行的加以施行；臣下有主张搜刮百姓的说法，就一概罢止。郡县官吏，另行制定举荐法，以隔绝私人的恩惠。像知州、通判、知县、县令，都采用公正举荐，不得援引恩例提出请求，那么就能多得到真正有才干的人，替陛下分担忧劳了。《尚书》说：‘德行在于施行善政，政事在于养育百姓。’ 又说：‘能够任用合适的官员、安定百姓，百姓就会感念他。’意思是政事一定要爱护百姓，官员任用得当，善政就能施行，百姓喜悦而归心于朝廷。陛下如果一定想使夷狄宾服顺从，不如修养文德并树立威制。愿陛下诏令大臣精选忠实、明达、可信的人，授予他们统帅之权，不要任用怯懦轻浮、奸诈的人，最终耽误边疆事务。保守疆界，寸土也不可放弃；爱护养育百姓，一个百姓也不可失去。如果他们恭敬顺从、听从命令，就应当施行恩惠和信义，这样文德就彰明了；如果他们傲慢违抗命令，就一定要加以诛伐，这样威制就树立了。不可屈从迁就，损害德行、丧失威严，养成日后的祸患，成为朝廷将来的忧患。”

译《左传》说：‘用德来安抚远方，用威来树立德行。’ 意思是抵御外患，必须使他们畏惧威势而怀念德行。恩惠和威势一同施行，就可以制服强敌。想要挽救这五种弊病，关键在于陛下信任左右的大臣，谨慎选择侍从和重要近臣，公开选拔谏官、御史。大臣，是陛下同体共治的臣子，必须精心考察、慎重拣选。选择他们时，不要被私恩私情牵制，以断绝侥幸取进的途径。侥幸取进，就会耽误国事；既然耽误国事，必定会有后悔；等到后悔时，也已经晚了。不如在开始时就谨慎。不要被左右近臣的说法迷惑，以消除谗言离间。谗言离间得以进用，就会蒙蔽扰乱圣明，使忠直之臣疏远，辅佐之道失当，必定留下日后的忧患；等到忧患发生，也已经晚了，不如在开始时就谨慎。大臣之中，宰相尤其重要。所以宰相受到尊重，朝廷就受到尊重；宰相被轻视，朝廷就被轻视。宰相的任用以及用人得失，关系到国家地位的轻重、社稷的安危。在进退宰相的时候，怎么可以不慎重呢？愿陛下用最明白的眼光照察，用最公正的心裁断，不要轻易听信，也不要只图一时痛快。这样，忠臣贤臣就能得到任用，左右近臣也能得到合适的人。既然知道他是贤人，就不要因为臣下爱憎的言论而改变心意、产生怀疑，还要加以信任，使他竭尽忠诚谋划国事，修明辅佐君主的德行。这样百官都能得到贤能的人，万事都能处理得当，天下可以安定，陛下也可以没有忧虑。如果任用错了人，天下就不能安定，陛下也不能没有忧虑。这件事一旦有得失，在今天所关系的尤其重大。正当陛下开始任用人才时，正是四方观察朝廷施政的时候，不可不谨慎。侍从和重要近臣，是在陛下左右负责进献言论的臣子。得到贤人处在职位上，朝政的缺失就能被上达，人才的邪正就能被辨知，事情的缓急也能从中了解，选拔任用辅佐之臣就容易而且能够得人。谏官、御史，是陛下的耳目之官，尤其必须审慎任用并亲近信任。如果任用得人，他们听到的都能公正，他们实行的都能恰当；如果不得其人，他们听到的都出于私心，他们实行的都流于偏颇。如果任用的是贤正之人，陛下的视听就会聪明清楚，可以分别君子和小人，辨定是非曲直，可以使朋党勾结消除。如果任用错了奸邪之人，他们就会成为权臣的耳目，在上面蒙蔽陛下的聪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君子说成小人，把小人说成君子，使君子不能进用，小人日益增多。这样，朋党勾结的私利就会胜过公义。这个官职最为清要，这个职位最应当慎重择人。陛下聪明通达，能够洞察事物的情状，不可不加以察知。臣愚昧无能，私下曾留意贤人君子，思考如何帮助陛下今天求贤的心意，谨慎地把自己所知道的和从公论中采集的情况汇集起来，其中有可以担任近臣的，有可以担任言臣的，分别按照他们才能所长，分条另行奏报。愿陛下加以选择任用，时时从圣心亲自选出姓名，任用两三个人，以使群臣耳目受到震动，使朋党沮丧失算，使忠良欢喜而竭尽忠诚地辅佐陛下。今天想要寻求辅佐圣德的人，正应当任用这类人。希望圣心果断地一定任用他们，以符合天下的公议，那么就是朝廷的福分、宗社的庆幸、内外的幸运。臣子微薄的报国之心，只希望陛下裁察、宽赦并垂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贴黄：臣自从充任侍从，直到被提升居于近臣辅弼之位，私下观察到陛下具有仁圣的资质，希望陛下施行仁圣之事，愿陛下成就仁圣之功。天下这样广大，不可能凭一人之力独自治理。自古圣帝明王，都必须依靠臣下共同成就宏大的功业。恭敬地希望陛下任用这些群贤，早日成就大功，以慰藉臣民的期望。焘又论述使四方归心的道理，上奏说：“臣听说圣明君主兴起，必定敬重天道来修治人事。所以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取法于天。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聪明、仁慈、孝顺，得自天赋；继承帝位，彰明的德行很早就已具备，宗社也已承受上天的托付。陛下所承受的责任这样重大，陛下必须有所作为以报答上天，顺应上帝而敬奉天命，以应合万寿的福祉。上天所喜爱的，在于使百姓安定；百姓得到安定，在于仁政。仁政的根本道理，在于安静而不扰民。安静而不扰民，就是人心归附的原因。君主凭一身尊贵，居于四海之上，必须得到人心归附自己，才能使国祚长久，国家安宁，成就太平的功业。如今正是陛下开始亲自处理政务的时候，是四方观察德行的日子，应当上合天心，下慰人望，能够承继祖宗的美德，敬奉太母的训诫，安抚两宫的慈爱，给万世留下法则。这是宗庙社稷的福分，也是天下的幸运。”臣愿献上愚拙的忠诚，来稍微帮助陛下的圣明。亲近御座、每日侍奉圣颜的人，没有比左右近臣更亲近的了。人人都愿意献出内心，来符合陛下的眷顾和待遇，陛下必须知道他们的用心，这样才可以使臣下竭尽忠节。臣愿陛下戒除喜怒的任性，使爱憎公平，略过小的过失来成全人的长处，记录细小的勤劳来劝勉人的忠诚，像手臂使唤手指、手掌保护头部和眼睛一样，自始至终都要求他们尽力。这就是左右近臣归心的原因。要端正朝廷、彰明国体，没有比廷臣更重要的了。以道义辅佐君主的，有辅弼、论思、献纳的臣子；有侍从、拾遗补过的臣子；有谏官纠正过错、匡正谬误；还有御史。这些都是王朝官员中的要职，聚集在朝廷，各有职守，不可让他们相互勾结，也不可让他们结成朋党。相互勾结就会蒙蔽圣明，扰乱国政，进行奸诈欺骗；结成朋党就会损害善良之人，隔绝正直之臣，这不可不察。应当常使君子得以进用，不任用小人。君子和小人是相反的：君子正直，小人邪曲；君子忠诚，小人谄佞。君子获得权力，就会敬慎自戒而更加谦恭；小人获得权力，就会傲慢凶狠而难以控制。君子可以让他掌权，小人不可以让他掌权。因此臣说：应当常使君子进用，不要任用小人。陛下现在以极其英明的判断独断政事，正需要左右前后都得到正直之人来辅佐圣明。如果不收罗人才，凭什么能多得到公正忠诚的人来任用呢？臣愿陛下清静心志、端正思虑，以观察群臣。清心，就是极其公正而不偏私；正虑，就是不被奸邪之说迷惑，辨别邪正，消除朋党，任用贤人而不怀疑，去除邪人而不迟疑，辨明谗言而进用忠臣，容纳劝谏而培养正直，谨慎听取意见以扩大谋略，刚健决断以彰明政事、取信于人，信任臣下以保全功业【必须寻求忠实正直的臣子来信任任用】，谦逊恭敬以求得帮助【降低君主的威势来感动臣下的心，就会有舍身报国的成效，也一定会有辅佐之功】。这就是廷臣归心的原因。”

译安定国家、保全社稷，没有比百姓更重要的了。圣人说过：‘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大概百姓安定，国家就安定；百姓富足，国家就富足。各种用度都取自民间，应当常使百姓衣食充足，没有困苦和怨恨，那么各项事情他们都会乐意供给朝廷。君臣共同谋划治理天下的事情，也就在这里。臣愿陛下使法令明确可信，使刑罚赏赐公平平易，使赋税征敛宽缓简省，使徭役轻省简约；年成丰收、天下和平，就要安养百姓，使富足的人家有余力；遇到灾荒、劳苦疲敝，就要救济抚恤、让百姓休息，使他们不失去安身之处。臣下有请求宽待爱护百姓的意见，愿陛下当面诏令大臣一定实行；臣下有搜刮百姓的主张，愿陛下当面告诫大臣严加斥责。这就是百姓归心的原因。关系到中原强弱安危的，没有比外域更重要的了。应当使他们畏惧威势、感怀德化，谨守职分、修治贡礼。敌国则有主客宾主的义理，由礼信相互交接；属国则有忠臣奉事的道理，接受朝廷命令的管辖。常处在义理和信义之中，然后才可以谈得上中原。自古以来，使远方人感怀德化、畏惧威势才叫强盛，并不以开辟土地作为强盛。不以先发制人作为安定，而不以受制于人为安定。这一点不可不察。臣愿陛下当面命令大臣，务必精选忠诚贤能、具有才干谋略的人，授予他们统帅之权，不要任用因私爱而谄媚顺从的人，最终耽误边疆事务。” 谨慎守卫疆场，珍重保有土地，彰明信义、加重威势，制服贪婪、抵御侮辱；平时收敛兵力，适时行动，只有不得已时才使用武力，不可只图眼前暂时无事而姑息迁就，养成日后的祸患，必定成为朝廷将来的忧患。既施恩又施威，使他们知道畏惧而服从，奔走效命还来不及。这样就是边远地区归心的原因。这四件事，如果确实得到忠臣贤臣从旁辅佐、帮助陛下谋划，那么安静太平就可以实现。陛下如今想要发挥聪明才智，扩大仁孝之德，上面安抚两宫的慈爱，下面收取四海的期望，从宫中和左右近臣开始，进而到朝廷群臣，下至百姓，远及四方，使大家欢欣一致地归心于明君，这就可以说是安静太平了。如果群心欢欣，和气充满天地，就可以使阴阳运行有序，风雨应时，年年谷物丰收，人民富足长寿，帝王的事业也就完成了。臣蒙受特殊恩典，从侍从之臣被提拔，历任辅佐之职，私下观察到陛下具有仁圣的资质，愿陛下施行仁圣之事，希望陛下成就仁圣之功，这就是老臣微薄的报国之心。只希望陛下裁察、宽赦并垂听。” 知定州苏轼在朝辞行时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下情是否能够通达。天下治理达到极盛时，甚至普通百姓都能自行通达上情；天下大乱达到极点时，甚至亲近的臣子也不能自行表达。因此《易经》说：‘天地交合，就是泰卦。’卦辞说：‘上下交往而心志相同。’又说：‘天地不交合，就是否卦。’卦辞说：‘上下不交往，天下就没有国家。’所谓没有国家，就是亡国的意思。上下不相通，即使表面上有朝廷和君臣，亡国的形势也已经具备了，怎么能不畏惧呢？臣不敢再援引衰世昏君的事情，只拿唐明皇来说吧。他本是使刑罚废弛、国家中兴的君主，但到了天宝末年，小人居于要位，下情不能上达，于是鲜于仲通率领二十万人，全军陷没在泸南。明皇不知道，逐渐导致了这件事；直到安禄山反叛、军队已经渡过黄河，明皇还认为他是忠臣。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下情不能上通，耳目被堵塞蒙蔽，弊病必然发展到这种地步。”臣在经筵中多次谈论这件事。陛下执政九年，除执政大臣和台谏官外，未曾同群臣接见；然而天下并不认为这是错误，是因为认为垂帘听政之时不得不如此。如今服丧期满之后，正是开始听政的时候，应当把使下情通达、除去蒙蔽堵塞作为急务。臣虽然不肖，承蒙陛下提拔为河北西路安抚使；那里是沿边的重要地区，这个职位居于首要，臣应当尽心陈述奏报，陛下也应当留意听取采纳。祖宗的法制规定，边帅应当上殿当面辞行，而陛下却独自以本任缺少官员、迎接人员众多为理由，下达防止臣上殿的诏令，不让臣上殿，这是什么道理？臣如果等候上殿，不过再耽搁十天；本任缺少官员，自有转运使暂时代理，并不会缺少事务；迎接人员众多，不过再支出十天粮食，有什么不可以？但在开始听政的时候，却使将帅不能见皇帝一面就离去，有识之士都说陛下厌恶听取人言、心中轻视边事，这个兆头就在这里显现了。臣充任讲读官，每天侍奉帷幄前后五年，可以说是亲近之臣；现在将要戍守边疆，却不能见一面就离开，更何况疏远的小臣想求得自行通达，也很困难了。《易经》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应当因此自我奋发，永不停息。’又说：‘帝王从震方出，而在离方相见。’圣人兴起，万物都能看见。如今陛下开始听政，却不实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弃祖宗亲临送行、遣发将帅的旧例，反而沿袭垂帘听政时不得已的政令，这正是朝廷中有见识的人惊疑忧虑的原因。” 臣不能上殿，对臣个人来说，另外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但在陛下开始听政、天下人注目之时，这对圣德的损害并不小。臣已经在本月二十七日出门，并不是敢于请求登殿应对。然而臣起初本来等候上殿，是想稍微表达愚拙的忠心。如今不敢因为不能面见陛下，就废弃这番话。只希望陛下察知臣的诚心，稍加采纳。古代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内心先处在幽暗之中来观察光明，处在安静之中来观察行动，那么万物的真实情状就会全部陈列在眼前。经过不过几年，自然能够知道利害的真实，识别邪正的实情，然后顺应事物而行动，所以行动没有不成功的。臣冒昧用小事来作比喻：驾船的人常常忧虑看不见水道的曲折，而站在水边观看的人却常常能看见。为什么呢？因为驾船者自身处在运动之中，而站着观看的人常处在静止之中。下棋的人对于胜负的形势，即使是国手也有看不尽的地方，而袖手旁观的人却常常能够全部看清。为什么呢？因为下棋者有意于争胜，而旁观者没有这种心思。假如君主常常保持安静而没有私心，天下还有谁能够欺骗他呢？汉景帝即位之初，首先任用晁错，更改法令，削弱诸侯的封地，于是造成七国之乱。景帝往来于两宫之间，内心寒惧了几个月，终身不敢再谈军事。

译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想兴兵，对四方夷狄施加打击，战争接连不断、祸患相继发生三十多年，然后才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并封宰相为富民侯。臣由此知道，古代英明睿智的君主，勇于建立功业，没有不后悔的。景帝后悔得快，所以变乱之后又恢复安定；武帝后悔得晚，所以国家几乎陷入混乱。虽然悔悟迟速造成的安危略有不同，但与始终安静无私、终身不后悔的孝文帝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如今陛下圣明智慧远超常人，正值盛年，臣愿陛下虚心遵循理道，一切暂不妄为，默默观察各种事务的利害和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为期限，等到掌握利害的真实、邪正的实情，然后顺应事物而行动，使行动之后天下没有遗憾，陛下也没有后悔，上下共同享受太平的利益；这样，即使把终南山的竹子全部用来写，也不足以记载圣明的功业，即使兼有三宗的寿命，也不足以报答圣德。由此看来，陛下有所作为，唯一应忧虑的是太早，而不必担心稍微迟一些，这已经很明白了。臣又听说，治理政事就像使用药方。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实际上并没有严重的疾病。古人说：有病不医治，常常还能得到中等的医治。虽然不能完全除去小病，却比误服恶药、企图取得万分之一的利益而遭受无法挽救的祸患要好得多。臣担心急于求进、贪图利益的臣子，动不动就劝陛下轻率地进行变革，所以特意进献这番意见，冒昧希望陛下深信古人的话，暂且守住中等医治那种安稳、万全的策略，不要被恶药误害，这实在是社稷宗庙的利益，也是天下的大幸。臣怀着不顾自身、忧虑国事的心情，冒死进言。绍圣年间，殿中侍御史陈次升上奏说：“臣私下观察，《易经》以龙命名乾卦，以马命名坤卦。龙能够变化，不受外物制约，有君主的象征，所以用乾来命名；马属于地上的动物，能够行走而承受顺从，有臣子的象征，所以用坤来命名。乾刚健而处在上位，所以能够制御万物；坤柔顺而处在下位，所以受万物制约。刚柔既然确立，君臣的分别就端正了。因此古代圣王斥退昏暗之人、提升贤明之人，首先在于不让自己的心志受蒙蔽，表彰善人、憎恶恶人，决断都出自自己。贤能和不肖既已辨明，邪正自然分开。他们即使想要尊崇私党、推重朋比，又凭什么能够达到呢？后世的君主，有时不明白这个道理，君主的威势没有树立，权力归于臣下，最终导致危亡，正是因为失去了乾卦刚健居上的道理。臣试着论述如下：汉武帝对外勤于用兵，对内耗损百姓，并没有深厚的德行来凝聚民心。五十年间内外没有发生大事，只是因为威势和德望归于君主之上，奸臣不敢专擅国家命令罢了。唐明皇起初并没有失德，也没有特别严重的过错，最终却有流离播迁的祸患，是因为李林甫专擅权力。由此可知，君主的威势不可不树立，已经很明白了。君主威势不树立，即使想要去除邪人，过失也在于不能果断；即使想要任用贤人，过失也在于不能果断。邪人不除，就会损害忠良；忠良进用，邪人自然消退。这两者势不两立，国家治乱的根源，实际上就在于此。唐朝开成年间，陈夷行极力指斥奸臣侵夺君权，文宗犹豫不决，最终使正直之人陷入困境，这是失于不能果断。汉成帝想要任用刘歆，本应由自己果断决定，却反而询问王凤，王凤最终阻止了这件事，这是失于不够果断。除邪人既然疑虑，任贤又不能果断，权臣便得以掌握国家命令；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暗中相互结纳，把他们安置在掌握权力的重要职位上，作为自己的助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则立即排斥，片刻也不耽搁。王凤对于汉朝、李宗闵和牛僧孺对于唐朝，就是这样。朋邪之人聚集在朝廷，下面的人事就会失当；人事失当，天变就会在上面显现。近来正阳之月，天色多阴暗，臣采纳舆论，都说这是奸邪蒙蔽国家的应验。考察《汉书》，汉元帝时，郑朋、杨兴等人往来谗毁，互相争斗、暗中依附；这一年夏天寒冷，太阳发青而没有光彩，众人认为这是阳气被遮蔽、光明有所掩盖，是小人掌权的兆头；恭、显反而把罪责归于更生等人，元帝不能察明，汉朝的国运从此衰落。唐代宗初年，元载担任宰相，对内勾结宦官，对外欺骗皇帝，让群臣奏事都必须先告诉宰相，颜真卿极力论说这样做不对，因为这是想抬高君主而压低臣下。由此推论，威权和施福的权柄，应当掌握在君主手中，不应掌握在臣下手中。收回威福权柄的关键，不在别处，就在于果断。”《尚书》说：‘只有能够果断，才能防止后来的艰难。’治理成功的根本，难道就在这里吗？恭敬地想到陛下的德行与天地相当，明智与日月并列，喜爱和厌恶都遵循王道，正邪全都由圣心明断，巍巍然在二帝三王之上；汉、唐的君主，哪里值得拿来向陛下陈说呢？然而历代兴亡的事情，足以作为鉴戒。即使舜作为君主，禹还进言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愚臣微薄，冒昧效法古人，引用这些话献给陛下。伏望陛下施行威权、施行福泽时，牢记箕子所说的‘只有君主，不要怀疑，不要犹豫’，考察伯益的劝戒，像禹那样辨察言论的邪正，以区别忠臣和奸佞，斥退奸邪之人，破除朋党，那么太平的根基就可以指日建成了。” 次升当时任左司谏，又上奏说：“臣私下观察，古代君臣同心协力，兴办事业、建立功业，使天下处于像泰山一样安稳的状态，靠的只是和谐。朝廷上面和谐，百官下面就和谐；众多贤人在朝廷和谐，万物在野外也就和谐。二帝三王所以彰明盛德、扩大治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舜典》说：‘四方之门和穆，贤人被接纳而任用于大麓。’皋陶说：‘共同敬慎、协力恭敬，使内心和谐吧。’伊尹说：‘只有和谐，只有专一。’《诗经》说：‘贤士众多，文王因此安宁。’既然这样，那么朝廷之上谋划政事的大臣，如果不以和谐相互帮助，却想要实现盛大太平、招致和气，难道办得到吗？恭敬地想到陛下追念先祖的孝道，修复法度，谋求任用旧臣，光大先祖的功业，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左右大臣应当体察至高的德意，都怀有忠良之心，一心治理天下的事务，继承成就无穷的美好功业，才不辜负陛下的托付。如果心怀异志，坚持不同意见，背弃公义而趋向私利，违背善道而依附恶人，没有和睦团结、人才济济的德行，却怀有唯唯诺诺、相互诋毁的谋略，把非说成是、把是说成非，纷争喧哗，哪里只是失去了作为百官瞻仰表率的道理，实在是辜负陛下了。不仅辜负陛下，还将用这些事情来迷惑陛下的耳目。

译即使陛下的圣明远照，能够洞察幽微，真伪是非都清楚地判定于胸中，但在询问事情、考察言论之时，难道能同他们争辩口舌吗？大臣这样做，给国家造成的祸害不是小事，难道可以不察吗？伏望圣上慈悲，发布明确的德音，亲自告谕大臣，使他们怀有纯一的德行，而没有背离、憎恨之心，也许这样才能像虞舜时代的九官一样，最终共同使帝王的事业兴盛；像伊尹那样专一修德，最终能够得到上天的心意。这是天下的福分，也是万世的利益。臣承蒙陛下提拔，置于谏诤的职位，才智见识浅陋，只以微薄的见解认为，治理成功的关键只在于朝廷和谐，冒昧献上盲人般的意见，伏望陛下稍加察看。” 哲宗时，侍御史苏辙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但祖宗的纲纪都还存在，各州郡的百姓和事物大体安定。如果大臣端正自己、平静心志，没有制造事端、邀求功劳的想法，能够因循现有弊病修订法令，采取安定百姓、安靖国家的方法，那么人心自然安定，即使有异党，谁不会归心呢？先前那种对异同反复不定的心思，大概也不值得忧虑了。只是担心朝廷每次举事，大多不够审慎周详。从前黄河向北流，正合乎水的本性，而水官却开凿河道，想引导它向东改流、向低处奔下，扰乱五行的道理。等到陛下派使者巡察，知道此事不可行，却还有人固执己见不肯听从；经过多年，虽然改道回流的工程停止了，减水河仍然存在，于是使黄河以北的百姓和财力都陷入困困。如今西夏、青唐以外的地区都已称臣顺服，朝廷优厚招徕他们，唯恐失去他们；而熙河的将领和官吏却新筑两座堡垒，来侵占他们肥沃的土地，又商议接纳醇忠，以夺取他的节钺。功劳还未必能希望得到，争端却已经首先显露。朝廷虽然知道这样不对，最终却没有明确处置。如果任其发展成为边境冲突，关陕难道还能安居吗？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的应当端正自己、平静心志，不要制造事端、邀求功劳。”从前嘉祐以前，乡里轮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的祸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来雇用衙前，民间不再知道衙前差役的痛苦。到了元祐初年，力求恢复旧制，一律重新实行差役，官府收取坊场的钱，百姓承担衙前的费用，四方惊疑顾虑，众议沸腾。不久知道这样不可行，很快又恢复雇役。去年秋天，又恢复了差役法。熙宁雇役法规定，三等人户都要缴纳役钱：上等人户因为家产高强，缴钱没有定额；下等人户过去不承担差役，现在也要缴钱，所以这两等人户都免不了叹息怨恨。至于中等人户，过去已经自行承担差役，如今又缴纳不多的役钱，雇役法实行，对他们最为便利。停止实行雇役法，上下两等人户的欣喜是可以想见的，只有中等人户反而受到损害。比如京畿各县的中等人家，按例缴纳役钱三贯，如果经过十年，也不过三十贯钱。如今差役既已实行，各种差役中供人使役的役差最轻，农民在官府服役，每日耗费一百钱，是最轻的费用；但一年使用的费用已经达到三十六贯，服役两年期满，费用超过七十贯。罢役回乡后，宽乡可以闲居三年，狭乡则不到一年。这样比较起来，差役五年的费用是雇役十年的两倍；赋役所出的负担，大多落在中等人户身上。像这样的不便条目不止一项，所以天下都想念雇役而厌恶差役。如今已经五年了。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的应当因循弊病修订法令、采取安定百姓和安靖国家的方法。”臣由于见闻浅薄狭窄，不能完全知道当今政事的得失；然而这四件事如果不除去，像臣这样的人尚且知道它们不对，何况那些心怀异志、反复无常、希望国家失败以便取得借口的人呢？臣恐怕这四件事，他们已经默默记在心里，制造许多毁谤议论，等待时机发动，用来动摇众人的听闻。伏望陛下宣谕宰执：事情如果处理失当，就改正，不要迟疑；法令如果还不完备，就修订，不要厌倦。假如已经取得民心，那么异议自然消散。陛下端坐无为而享受承平，大臣从容不迫而安享富贵，天下蒙受福泽，上下共同安乐，难道不是美好吗！” 苏辙镇守陈州时，论述时事的奏疏说：“臣恭敬地认为，朝廷内外的臣民各有职掌，超越职分而发言，国家有固定的法典。臣镇守陈州，并没有进谏的职责，却擅自进言，考虑自己的狂妄愚昧，这实在是有罪。然而臣恭敬地想到，近来臣年老衰弱，不能胜任官吏事务，陛下不忍心废弃臣，亲自选择方便的地方，使臣得以安养。将要辞行那天，臣当面承受陛下的德音，陛下认为大臣的道义，都应当替国家谋划思虑，不应因为身在朝廷内外而有所顾忌，有话不尽说。古人有言：‘即使你的身在外地，你的心也不应不在王室。’臣恭敬地认为，圣德广大，没有不能容纳的。可是臣自从到任以来，至今已经一年，心神昏乱，反而有所加重而没有痊愈，所以曾经请求苟延余生，求归乡里。微薄的诚意，长久没有获得允许。陛下看到臣的志气衰落到这种地步，难道还会有意辨明是非、同世俗争论吗？因此对于政事得失，长久以来都没有参与。如今私下有所思考，上面替陛下参验官吏，下面替陛下考察百姓，而国家安危的关键，实际上就在这里。臣自己想到，蒙受历代圣主的恩典，国家的祸福，臣自身实在与它相同。志向思虑虽然衰退，但在道义上不能默默不言。然而臣想说的，并不是敢于远引古事、预先推测尚未发生的事情，来迷惑陛下的聪明。” 这些全都是陛下曾经亲自尝试过的，也是臣愚昧而有幸听闻的。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之初，谋划深远，凡有所建树，往往都符合天心。开始议论修建山陵时，深切忧虑费用广大，推明先帝薄葬的遗命，以此诏告有关官员。四方听闻后，无不感动流泪。此后一年之间，广泛发布号令，劝导督率宗族，敦厚孝悌的行为；勉励州郡，首先推行农桑之政；恢复转对制度以扩大言路；议论徭役以宽减民力。盛大的德政，不能一一记载。当时天下正处在巨大变故之后，却无不急切地想听到德音，以忘却自己的忧患。两宫欢欣，九族亲睦，群臣和百姓都蒙受福泽而安定。纷乱的议论没有传到朝廷，毁谤的声音没有在乡里听见。陛下宽厚而无为，天下已经治理好了。这样治理国家，难道不令人欣喜吗？陛下如今回头看，当日的政事，值得后悔遗憾的总共有几件？臣看来，不仅陛下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即使天下人，也没有谁认为处理失当。为什么呢？因为政令简易，符合人情所安。《易经》说：‘简易就容易知晓，简约就容易遵从；容易知晓就会使人亲近，容易遵从就会有功效。’

译假使陛下推行这种道理，始终不改变，那么臣认为，长久而盛大的功业就可以实现了。后来求治过于急切，用意超过了适当限度，奸臣乘隙得以进用，邪说开始提出开拓边疆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延安有谋取横山的计划，保安有招诱敌人的计策。陛下赏赐他们金帛，借给他们兵器；小人贪图功劳，考虑祸害不够长远，轻率出兵、深入敌境，和西方戎人结下怨仇，夺取尺寸之地这种无益的土地，白白耗尽内府历代积蓄。大则使秦、雍疲敝，小则使自己死于仇敌之手。西部边境骚动不安，于是陛下第一次后悔了。然而陛下天性英明果断，具有汉武帝宏大通达的气量，即使军队和官吏违反法度，建立功业的意图也从未稍有衰减。因此左右大臣揣测知道陛下的心意，又进献聚敛财利的说法。陛下乐于听取其中的利益，却没有时间深入追究其中的祸害，于是全面采纳了它。设置条例司，来讲求天下遗留的利益。己酉年秋天，新政开始施行。从这以后，凡是变革的事情，多得无法完全计数。其中最大的，第一次是常平、青苗法，第二次是拣兵并营，第三次是出钱雇役，第四次是保甲教阅。这四件事一同在世上推行，官吏疑惑，军人和百姓愤怒怨恨。进谏劝诤的奏章交相上达朝廷，毁谤的声音传播到市井。陛下不胜其烦，因此在朝堂上长声叹息，直到太阳西斜还没有进食。然而仍然庆幸这些事情能够成功，竭力排斥众人的议论而坚持不改。天下正共同厌恶困苦，却不知道这种局面什么时候停止。而拣兵并营的策略，其祸害最先显现，武人凶悍，对此怨恨最深，造成的祸患最大。陛下知道这样不可行，于是多发给他们月粮，又收纳退伍士卒，以顺应安抚他们的心意。这样陛下已经第二次后悔了。然而军中的舆论仍然汹汹不安。陛下虽然推恩安抚他们，他们最终却不认为这是恩惠，反而说陛下是畏惧他们。恰好边臣失算，又产生了戎族的祸患。帷幄中的大臣谋划不善，不致力于安定边境，却致力于扰乱它。临行派遣执政大臣时，把边疆事务交给他，多给金钱，预先写好诰敕，以促成他们深入敌境的计划。在这个时候，天下人心都知道此举必定失败，而陛下和一两个大臣却正认为万事都能办成、万无一失。后来出兵进入无人之境，在不能守卫的地方筑城，困乏耗竭腹心地区，只求取得无益的功劳，使秦、晋百姓父子流离失所，肝脑涂地。戎人趁机疲敝之时，接受了已经筑成的城池，随即又将它倾覆。” 前来救援的军队接连溃败叛变，四方震动，君臣日夜忧劳，随后陛下才下诏自责，把元宰流放逃窜，以此向两边谢罪。这样，陛下已经三次后悔了。这三件事在尚未后悔时，陛下也认为是对的吗？认为不对吗？陛下违逆众人的心意，竭力推行而不顾一切，必定认为是对的，而不认为是错的。然而最终竟到了这种地步。既然如此，那么现在陛下认为正确而尚未后悔的事情，难道不也类似于这三件事吗？臣听说，人数众多而不可欺骗的，是百姓；勇猛强悍而不可侵犯的，是军队；地势险要而不可轻侮的，是邻国。如今陛下已经欺骗百姓、侵犯军队、轻侮邻国了。侵犯军队、轻侮邻国，变乱来得快而祸患较小；至于欺骗百姓，变乱来得慢而祸患巨大。来得快而祸患较小的，是瓦解之忧；来得慢而祸患巨大的，是土崩之患。如今瓦解之忧，陛下已经知道后悔了；而土崩之患，陛下还没有放在心上。这正是臣寒心的原因。《易经》说：“不远就能复归正道，没有大的悔恨，大吉。”这是说事情尚未败坏时。陛下不明白它是错误的，必定要等到失败以后才后悔，像前面三件事一样，那么陛下复归正道就已经太远，悔恨也会很大了。况且臣观察如今陛下认为正确而尚未后悔的，也只有三件事：青苗、助役、保甲。这三件事的弊端，臣不再重复说了。为什么呢？议论政事的人说它们不可行的，不是一个人；百姓毁坏肢体，熏灼耳目，嫁掉母亲、分开居住，贱价出卖田地住宅来求得免除负担的，也不是一家。陛下大概也已经知道了。陛下却犹豫不改，使百姓无处申诉，又加上水旱灾害，接着发生饥荒，积累怨恨的百姓奋起成为群盗，侵扰蔓延，剿灭后又复起；英雄豪杰乘机而起，一挥臂呼喊，就可以聚集上千人的队伍。这样一来，胜广之类的形势形成，这就是所谓土崩的趋势。臣恐怕陛下到了这一步，即使想再次后悔，也来不及了。因此臣希望陛下把即位时的政治与今日的事情拿来比较看看：天下纷扰不安，哪有比今天更严重的？群臣异口同声地争辩，哪有比今天人数更多的？陛下听取阅览政事而疲倦，哪有比今天更繁多的？陛下悔恨自责，哪有比今天更迫切的？陛下如果确实拿这些加以比较，那么不用等臣把话说完，得失就可以自行判断了。况且即位时的政事，是陛下的本心；今日的事情，是臣下错误的谋划。陛下放弃即位时的本心，却顺从臣下错误的谋划，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虽然如此，臣私下听说在道路上流传的说法是，如今陛下也已经后悔了。后悔了却不改变，并不是陛下的本意，而是被提出建议的臣子所迫。臣子向君主进献谋略，如果事情没有成功，却改变主意而随从众人，那么君主就可以由此测知他的深浅。君主能够测知他的深浅，那么任用或舍弃他的决定就掌握在君主手中，这正是臣子感到不便的地方。臣私下痛惜陛下为了社稷的计策，想要改正过错来安定天下，却被贪恋权力、固守职位的臣子牵制而不肯放手。陛下聪明睿智，废置任用本可由自己决定，却偏偏为此忧郁不安。汉宣帝与赵充国商议攻打匈奴，魏相非难此议，认为应当同平昌侯、乐昌侯、平息侯以及有见识的人详细商议后才可以实行。这三个人并不比赵充国贤能，但他们与国家同忧共乐，没有侥幸求取功名的心，也没有希望获得爵位赏赐的意图，这些方面远远胜过赵充国。赵充国尚且不能听从，何况那些不如赵充国的人呢？陛下将要安定百姓、保全国家，却同喜欢争功、贪好权利的人谋划，臣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臣不胜区区忘身忧国的诚心，因此地位疏远而言辞恳切，惟愿陛下明察。

译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政事，都希望达到治理，却不能没有弊端；天下的言论，都喜欢写成文章，却未必能够切合实际；天下人的感情，都有爱，却没有比爱戴君主更深切的；天下人的感情，都有忧，却没有比忧虑国家更重大的。这就是明王睿主广泛阅览、广泛听取意见，以寻求政事缺失的原因，也是忠臣志士用危切的言辞直率议论、竭尽诚意的原因。如果拿不能切合实际的言论，来陈述不可能没有弊端的政事，那么言辞就会浮泛疏略，对爱君忧国之心也不够迫切，所表达的意愿有所未尽，这样怎么能够补益世道呢？譬如施行干戚之舞来解救重重包围，讲习乡饮酒礼来治理军队，只能显见其毫无益处。过去贡禹向汉元帝竭力陈说治道，认为一切都恢复到太古时代很难，应当稍微仿效古制来约束自己。上天降生圣人，是为了万民，并不是只让他自己享乐而已。皇上赞赏他质朴正直的用意，多有听取采纳，深深自我约束减损，凡是不合常法、超过制度的，大半都废止了。至于崔寔著书立论，探究当时政事的根本，也认为救济时弊、拯救世道的方法，只在于修补裂缝、挽救毁坏，矫正弯曲、扶正倾斜，随事裁处割治，务必把这个时代安置在安宁的境地而已。四匹马横冲直闯，皇帝所行之路险峻将倾，应当用钳勒、鞬辀之类的办法来挽救，哪里有空闲顾及车铃的和谐节奏呢？” 这两个人的话，都不拘泥于一隅，能够通晓事变，拿来与前代相验证而不谬误，用来检验当今也可以作为借鉴。臣私下十分仰慕他们。恭敬地思量，国家承受历代帝王留下的弊病，正处在天下文治达到极点的时期，法度废弛却不重新建立，威令被弃置而不能施行，上下苟且沮丧，风俗雕敝浅薄，四海的形势就像乘着破船渡过长河，没有任何维系和驾御，漂流着一天比一天陷入深处，却不制定防止败坏的计策，实在令人痛心。陛下天资神圣，承受上天所授的帝命，一日继承大业，四海之人欢然归顺，没有丝毫警变，难道只是因为天命如此吗？实在是仁宗皇帝的恩德深厚至极，牢固地结在民心之中。作为先帝的儿子，治理先帝所拥有的天下，却坐视这种局面，对于保持盈满、守成不失的道理又怎么样呢？臣资质见识狂妄愚昧，昏暗于长远谋划，只听说忠直正谏可以用死来守节；从前曾考察六经的微言，阅览诸子百家的不同论说，推究近来之事，得到其中大意。至于安危、治乱的关键，是非、邪正的渐变，得失、兴亡的关头，臣没有一次不替陛下反复推究，半夜三思，白天接着思考，想要一旦发泄胸中的愤懑，指出政事的要害，以使陛下听闻而觉悟，扶持挽救国家的体统。如果君主因此警惧，把心思转回社稷的计策，睿明之德没有损伤，天下的大忧患日渐消散，那么臣退去接受鼎镬之刑，也甘之如饴；只是臣藏身于幽僻卑贱之处，没有由此进言的途径。幸而如今有明确的诏令申明谕告，即使身处山林岩穴、穿草衣的平民，也都能够直言上达，这才使臣的志愿或许适逢今日得以实现。臣敢依循科举的次序来结束自己的愚见吗？臣私下认为，王道的开端、万般教化的根本，没有比端正自身来率领天下更重要的，所以列为“贵始”。天下最大的事务，如果因畏惧而不去做，就会使德行毁坏、功业丧失，无法光大继承祖宗的美好功业，所以列为“究治”。君臣交往，必须用至诚使彼此亲近，然后才能完成天下所有的事业。大臣的职责，没有比尽心阐明道理来使君主达到治道更重要的，所以列为“明任”。设置官职、授予职位，是为了同天子共同治理天下。法制大为败坏，贤能与不肖失去区别，那么百姓将从哪里得到庇护和依赖？所以列为“议官”。君主能够凝聚天下人的心，国家的根本就坚固而没有什么能够动摇它。农民负担极重，国家费用浮滥冗余，劳役不能减免，疾病患者无人供养，这些都是当世的大蛀虫，所以列为“重民”。消耗民力，没有比供养军队更严重的。军政不能建立，骄纵懒惰就会日益滋长；将帅人才不能任用，所做的一切就不会成功。推类求胜，不能让这种趋势逐渐滋长；教导百姓作战，不能失去法度，所以列为“制兵”。两边的祸患一天比一天严重，而控制抵御的方法还不能作为长远之计，所以列为“虑边”。总括这些问题的根本，以穷尽事情的始终，所以列为“策原”。如果只从文字上寻求，内容会不足；推行到实际应用上，则意义有余。臣区区之心，不敢对此沉默。贵始上 臣听说，治理之道有本有末，事物的道理有终有始，王政的施行有先有后，就像万条目附着于总纲，众水流出于源头；提起纲，目就会张开；澄清源头，水流就会洁净。端正根本，是为了治理末节；慎重开始，是为了谋划最终结果；应当先施行的事情，一天也不可拖后。这是善恶邪正逐渐形成的原因，也是安危治乱由此产生的原因，是君主最大的规范。过去《春秋》的文章把“一”称为“元”，学者推明其中的意义，认为这是察看大始、希望端正根本，深入探究根本而从自身开始尊重它。又说“正次王，王次春”，意思是向上承受天命，向下端正自己。君主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那么远近之人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考察大经大法，其中的义理训释已经清楚，再用天下国家的形势和道理验证，更显得深切而明白。君主即位，是天下的大根本，也是王道的起点。公卿大臣仰望君主的清明光辉，观察君主的举止施政；黎民百姓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君主的恩惠养育；外藩边境的民众侧耳注目，期待君主的威令。对于公卿大臣，必定要有办法凝聚他们的心；对于黎民百姓，必定要有办法安慰他们的期望；对于外藩边境的民众，必定要有办法使他们感受到怀柔之情。把这三件事都放在首位，还有什么万事不能治理呢？”

译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继承守护大业，都深知端正根本、重视开始的意义，想要天下安定而厌恶危乱，趋向善而远离恶，趋向正而远离邪，每日更新盛德，使光辉深厚充实，施行成为重大政令，鼓舞四海。人人听到后，没有不振奋喜悦、心悦诚服，并认为：我们的君主有某种美德，就是我们的幸运；君主推行某件事情，我们将要享受它的利益。因此，人道物情没有违背悖乱的道理，天施地化也没有逆乱灾变，然后才能使世道达到清明安宁，使国家享有长久，岂不是美好吗？《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大概可以说明这一点。《尚书》称赞高宗的德行说：“登上王位后，不敢荒废政事、沉溺安逸，使商国安定，即使大小事情，也没有什么时候使人怨恨。”称赞祖甲的德行说：“登上王位后，于是知道百姓所依靠的是什么，能够保全并惠及庶民，不敢侮辱鳏寡之人。”至于成王，上承文王、武王的事业，下有周公、召公的辅佐，法度修明，教化深厚，天下可以说安定了。然而在朝廷宗庙告祭神灵、谋划各项政事、谨慎对待细微之处并寻求辅佐时，《诗经》却说：“怜悯我这个小子，遭逢家国不幸，唉，前途多么悠长，我还没有达到成熟，我应当以此为戒，谨慎防备后患。”等到群臣因此进言劝戒，又说：“上天实在明察，天命不是容易承受的啊！”又用公刘教诫民事，用《卷阿》比喻求贤以建立政事，用“无逸”规劝任用人才，防止喜好逸乐。因此成王恭敬谨慎、戒惧自持，举动都履行德义，功业成就、政治安定，没有坠失祖先宏大的功业，永远思念商周的兴盛。贤君刚开始处理政事，对天下有所作为，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对自身警惧、教诲、约束，又如此勤勉，难道不就是所谓端正天下的根本、重视王道的开始吗？” 既然如此，三位卿依次进献的策论，都有要传授给天子的内容，正是有意于此。一篇说忧患会不断增长，应当致力于消除祸患；第二篇说在尚未发生事情时预先忧虑，就可以平息祸患；第三篇说吉凶祸福彼此相依，应当谨慎戒备而不可懈怠。忠臣爱护君主，反复叮咛，恳切劝说而不知疲倦，也只是想端正根本、重视开始。臣私下观察汉、唐衰败之时，昏暗的君主继承帝位，不重视根本和开始，废弃败坏法度，大体上无法怀柔服从天下人的心，于是百姓失望，内外势力得以窥见其空隙，终于覆亡败灭，难道不悲哀吗？陛下承受上天眷顾的天命，继承四位圣君的统绪，即位以来恭敬沉默、思考治道，三年不说话，可以说是孝顺了。穿吉服亲自处理政务，已经一年了，公卿大臣各自尽职听命，都愿意献出忠诚和力量，没有谁敢稍有懈怠；但在听取任用之时，有时不同意群臣的一致意见；在贬黜、奖赏的处理上，有时又不同于公共的判断。这难道是凝聚他们人心的方法吗？至于安慰百姓的期望，那么恩德还有未能施布之处；怀柔边远地区的情感，那么忠信还有未能达到之处。难道是深厚仁德没有迹象而难以明白，还是睿智谋略、英明决断已经有所发动而不畏惧呢？臣愚昧，不能判断。然而臣只担心中外之心观察陛下初年的政事，总是缺憾不满，难道这能说人道物情没有违背悖乱吗？” 如果这样，那么陛下想要举行典礼、追尊本生亲属，却满朝沸腾议论，认为这是失去名分的正道，不可以垂范万古；下至草野乡里，百姓也切切私语，动辄议论是非。由此看来，天下人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难道能说天施地化没有逆乱灾变吗？那么疫气流行，万人疫死；八月发生大水，都市漂流淹没；秦、晋各郡同日发生地震；星象经纬显示变异，终月不退；旱灾、蝗灾接连而来，千里土地成为赤地。由此推知，上帝的警戒就可以看见了。陛下怎么能不深思极虑呢？治理天下，没有比先端正自身更重要的。因此臣希望陛下远考察商、周的盛世，近以汉、唐的衰败为鉴，考察《春秋》端正根本的意义，遵循三位卿进献策论的劝戒，乘着大明继承光明的开端，先治理自身，以此倡导王道，来满足天下人欣喜拥戴的心，然后逐条讨论当世事务，慎重审察应当怎样安排施行。” 贵始下 臣听说，治理自身的方法，开始一定要思考，其次没有比谨慎对待渐变更重要的，最终没有比听取采纳意见更好。致力于这三件事，君主的德行就完整，王道就完备了。天命极其重大，应当思考怎样奉行顺应；宗庙社稷极其重大，应当思考怎样保全守护；百姓人数极多，应当思考怎样抚养；万般事务极其繁杂，应当思考怎样正确处理；灾异还没有消除，应当思考怎样销除；众人的情绪还没有顺服，应当思考怎样使他们怀柔归服。所以臣说，开始一定要思考：持守内心，恭敬戒惧，喜好德行而不懈怠，这是奉行顺应天命；遵循承袭法度，害怕辱没祖先，这是保全守护社稷；早晚勤于政事，通晓究察细微隐蔽之处，这是抚养百姓；审慎听取和裁断政事，不凭一己的聪明独断，这是正确处理万般事务；主动承担过错、自我更新，纠正革除以前的过失，这是消除灾异；以诚心对待万物，不忍心欺骗任何人，这是使众情怀柔归服。这几件事并非高远得难以看见，也并非劳苦得难以实行，都合乎近处的人情事理，切合事情实际；不做便罢，做了就能做到极致。圣贤的教诲都包含在其中，仁义之道的君主也不能超出这些范围。陛下幸而宽赦臣狂妄浅陋的言论，予以察看即可。说出一句有玷污的话，尚未败坏天下的大政；办理一件荒谬的事，尚未毁坏天下的大法。四方没有忧患而安逸享乐，还不算君主的大过错；崇尚高位富贵、嗜好外在事物，还没有显露君主的大过失。但它的开端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种地步，渐变下去必定能够达到。若认为一句话有玷污、尚未败坏大政，因而不加忧虑，那么渐渐就会发展到号令悖谬混乱，朝廷内外无处取得信任。若认为一件事情荒谬、尚未毁坏大法，因而不加纠正，那么渐渐就会发展到典章制度废弃败坏，各项法度无人遵守，后代君主也没有什么可以观法的了。若以为安逸享乐还不算太大的过错而不加节制，那么渐渐就会发展到整日流连，荒淫沉溺、昏昧懒惰，万事纷乱琐碎。若以为外在嗜好尚未显露大过失而不加戒备，那么渐渐就会发展到奸佞近习窥知君主的欲望而迎合奉承，干犯纲纪、扰乱权柄而无法禁止。所以臣说，没有比谨慎对待渐变更重要的。因此圣明君主在事情将要发生时加以制止，而不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在祸患尚微小时遏止，而不等到它显著。过去周宣王扶助衰微、拨乱反正，周道重新昌盛，宏大的功勋和长远的事业，可以说盛大了；然而诗人却以谨慎细微为美德。由此看来，谨慎细微，是王道治理的根本，也是君主最先应办的事务吗？太祖处理政事有时失误，担心被写入史书，退朝后闷闷不乐；有王者之心的人，难道可以把这当作轻易的事情吗？

译宋太宗即位后，不再谈论音律，曾说：“承接丧乱之后，应当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天下已经安定，才知道辛劳是有效的。倘若用饮酒听乐来自我娱乐，那么万般事务将会壅塞。”以至于乐人有人请求调任外地，真宗时有宦官因外任官员勤勉能干而替其请求，希望给他改定品秩，于是下诏让选部另选人员来代替他。又有人把某人贪污的情况报告给皇帝，皇帝便命监司按察事实，却从未随意听信他的话。先帝善于保持盈满，尤其致力于警惧戒慎，曾远考前代得失，列述一百条，写成《至鉴》。其中有话说：“仰慕美德留下的余芳，警戒昏乱朝代的失道。”这些都是历代圣君防微杜渐的大要，也是继承帝位、遵守成法的切实训诫。陛下光大继承祖宗的伟业，开始建立治国的统绪，本来应当完全效法祖宗显明美好的德行，以发扬盛德，使天下获得福泽。若深思极其谨慎，再以听取采纳意见来辅助，那么尧舜的盛治也没有什么能超过的。朝廷设置官职，命名为谏诤官，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天下事务关系安危治乱极其重大，而君主的聪明不能只凭自己运用，所以责成他们有所补益吗？并不只是沿袭旧例、凑足常设官员而已。臣子挺直身躯、端正脸色，在正邪是非的关头同君主争辩，甚至遭受杀戮侮辱仍不畏惧，为什么呢？” 难道不是因为心中被大义激发，既然承担了进言的责任，就不敢因沉默而自求便利，而希望以此感动君主吗？也不是喜欢冒犯危难、以死求取名声。推究朝廷设置谏诤官的本意，考察臣子爱戴君主的诚心，就会知道进谏的益处更多了。所以臣说，最终没有比听取采纳意见更好。近来，有御史因为进言而被罢免离去，途中的人听信传闻而迷惑，竟敢把这件事当作谈资。即使臣愚昧，也替朝廷感到惋惜。臣并不惋惜这几个人离职，而是惋惜国家的体统。过去先帝也曾贬退进谏的臣子，天下人却不以此议论。陛下一罢免御史，世人就敢拿来议论，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先帝临朝日久，喜好纳谏的德行已经足以使天下信服；即使有人触犯威严、违逆心意，有时被罢黜，人们也不怀疑。如今陛下刚开始亲理大政，即使有采纳谏言的心意，四海之人还不能都详细知道，而御史又因进言被罢职，这种容易引起疑惑的迹象，不可能家家户户都解释清楚。臣私下担心直言正谏的道路被堵塞，危切言论和正直议论不敢轻易进献，于是盛德受损。所惋惜的，就是国家体统。即使陛下天资神圣，群臣无人能及，只有听从而没有谏诤，只要仁爱达到连幼兽、鸟卵都加以爱护的程度，凤凰也有时会到来。若能选择狂直之言，宽恕直斥争辩，那么忠诚的规劝和美善的言论就会纷纷聚集到面前，治道也就达到极致了。” 惟愿陛下留心听取采纳意见，实在是万世的幸运。究治上 臣恭敬地思考，国家享有天下已经一百多年了，我朝君主与宰相同心合德，日日夜夜勤勉努力，经营治理的辛劳超过前代，但太平仍未出现，实际的弊病究竟在哪里呢？是因为喜欢安静而厌恶变动，喜欢无事而害怕有所作为。安静出于变动，无事建立在有为之上；天地生成万物，开始时没有不是旋转运行、变化不息，充分发挥其神妙，然后才在安静中收获成果。圣人治理这个世界，开始时一定要铲除荡涤，无所不做，以平定天下的众多祸难，最终才达到无事的境地。这是万物变化的先后、治道的始终，其道理是一致的。如今厌恶变动、害怕有为，那么所谓安静和无事终究无法得到，却还喜爱它、追求它，不也是迷惑吗？世俗的说法是：变动不如安静，因循沿袭容易，兴作变革困难。这是没有深入考察利害的深浅、事理形势应当如何；是拘守一隅的说法，不懂得适应变化的方法；是只贪图一时的安乐，不考虑千日之后的忧患。人患病有轻重，所以医治的方法有快慢。有时一寒一暑侵袭灼伤皮肤肌肉，这种病浅而容易去除，治疗不过是安定精神、平和气息来固守自身，计算日子便可以痊愈。至于腹心之间难以医治的疾病，就不是这样了。它所受到的侵害深，所以所承受的痛苦重。病势既已将要接近憔悴死亡，而我们还让病人自行调养来等待，岂不是迂阔吗？这一定要在生死关头奋力攻治、迅速驱除，决出胜负，哪里还值得吝惜一时的昏厥眩晕呢？居住在大厦中，没有人不想便利安稳，却又怕大规模重建。篱笆有缺漏，修补就可以；椽子、横梁破坏了，修整也可以。若是地基房屋已经倾颓崩塌，梁朽栋弯，一遇大风雨便有摧毁倒塌的危险，那么又哪里是修补整治所能挽救的呢？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却还吝惜重建的劳苦，就无法享受安居的安逸了。天下的事情，本来有不能停止的；停止它并不能振兴治理的功业、光大国家的体统。如今的弊病，难道不是天下有不能不做的事情，而朝廷却有不愿意做的心意吗？怀着不愿作为的心意，面对不能不做的事情，就只求取得眼前的过失，来不及考虑长久的计策。臣恐怕国家的政事一天苟且一天，一年苟且一年，将来可忧的渐变会比现在更加严重。两边势力强盛，窥伺轻侮王室；北方已经结成兄弟之好，西方又已经加封王爵。每年拿出数十万金帛，分别派人赏赐，把它作为结盟的礼物，可以说很优厚了。三边的要地，早晚都在用心经营；边境守备、进攻和作战，并非没有准备。边境使者屡次到来，傲慢的文书多次上呈，提出贪得无厌的言辞，开启难以堵塞的要求，来动摇我君主和宰相的听闻判断，也已经很久了。这是朝廷共同的忧患，也是天下人深深不平的事情。然而朝廷仍以休息百姓为说辞，以好战为戒，从未讨论征伐的策略，也不与他们辨明中国和四夷的名分，只是默默宽贷忍让，想尽办法应付接待，侥幸希望他们不成为南下侵扰的寇敌。臣私下认为这还不妥。黄河造成灾害，年年决口泛滥；朔方各郡被冲毁淹没，情况没有定时；百姓死于水淹的并不少，幸而保住余生却因河患而困乏的也很多。积聚柴薪、修筑堤防的劳作，没有停止的时候。大体上，在东面堵塞，水就奔向南面；在西面阻挡，水就流向北面，却看不见它原本的流向。这样所谓的河患，究竟在哪里才是根本呢？洪水的危害可以说到了极点。这是朝廷共同的忧患，也是天下人熟知的事情。然而朝廷仍把开河当成功劳，把堵塞当利益，招募富人，度人为僧，以供给费用，想平息几丈之内的冲决，却导致千里之地漂没溃坏；还没有听说制定确定的大计，观察水流趋向，迁移百姓避开灾患，然后从容谋划治理。

译臣虽然非常愚昧，也不敢赞同。列举当今的事务，没有比这两件更重大的了。这两方面都是形势所决定、不能停止的事情，却仍然停止而不去做；由此推及其他，那么各项政务的苟且简略，臣就无法一一列举了。因此天下人激昂奋发的气概少了，偷安懒惰的心态多了；事情劳苦却不能建立功业，政令发布却不能使王道兴盛，原因就在这里。惟愿我们的君主和宰相深究利害的根本，依据时势加以权衡，遵循圣贤的防范，相互在朝廷上讲求、磨炼、淬砺、洗濯，不被偏执一端的说法迷惑，而以奋力施行作出决断；喜好变动而不厌恶，大有作为而无所畏惧，以振作天下柔弱而不能振兴的状态，完成国家坚强壮盛、完整充实的体势，这样就可以了。古人所说‘太阳正中就必须晒干，手握刀就必须割下’，既然时机已经到来，难道可以错过吗？” 究治下 臣听说，君主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而无所畏惧，那么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做。然而名与实的区别不可不察。假如天下的事情全都能够做到，天下人就没有不知道其善于治理的，后世也没有不称赞其难能可贵的。天下事务全都去做，是实；天下人都知道它善于治理、称赞它难能可贵，是名。事务有本有末，名实有先有后；本接近实，末接近名，实在先，名在后。喜好实，就致力于根本，即使没有追求名声，名声也会随之而来；喜好名，就追逐末节，未必有实际内容。这就是名实的区别。过去圣人在天下施政，并不是为了求取名声才去做，等到功业成就、事情办妥，名声自然获得。舜任用十六位贤相，诛除四凶，是为了除去天下的祸害、兴起天下的利益，然后才有举善黜恶的名声。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疏浚九川，疏导九河，把洪水驱入大海，是为了保全百姓的生命、使他们获得粮食而生存，然后才有抵御灾害、排除祸患的名声。夏、商、周三代君临天下，实行井田耕作，按什一征税，用学校施教，以肉刑惩罚，是为了援助百姓、使他们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地，然后才有至治的名声。既然如此，名声难道是因为喜欢它、追求它才得到的吗？王政的弊病，没有比喜好名声而不做实际事情更大的。喜好名声而不做实际事情，就会失去事情的根本和开始，所追逐的只是末节。后世不知道圣人是先有获得名声的实际功业，只看见他们的名声极其美好，便私下喜好并想求得它，于是猎取那些近似的东西来施行，等到追究实际内容，却什么也没有。今日的弊病，确实有类似之处。国家曾下诏让司农条列三年的收入支出，命执政讨论国家大计，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谓冢宰在年末通行法制、安排财政吗？然而征取超过法定限度，横征暴敛的命令屡次下达；积蓄并没有增加，浮滥费用却无穷无尽，不能按照收入来确定支出。耕作三年还没有一年的储蓄，遇到旱灾、水灾，百姓大多面有菜色。又曾下诏命群臣努力修治自己的职务，不要把处理文书、期限考核当作根本，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谓振兴教化、厚植风俗吗？然而朝廷所拟定、讨论、颁布的制度命令及告期，大多是关于赋役、狱讼、米盐、货币的请求，只是庸俗官吏所做的事情，尚未见到能够使天下回心向道的工具。又曾下诏命中外臣民用密封奏章议论时政，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谓明王询问治道、寻求谏言，百官规谏君王缺失吗？” 然而公车并不召见他们当面对答，尚书也不询问他们的意见，未听说陛下召见他们燕闲交谈、反复阅览奏章并引见询问。这些都是过错。凡是这样做的，难道不是把名声放在实际之前吗？如果确实能够平均节制财用，使百姓宽裕，就可以命冢宰制定国家的经常费用；如果确实能够用德行引导百姓、用行为感动百姓，就可以在文书考核之外责求群吏；如果确实能够不厌其烦地求取善言，毫不吝惜地改正过错，就可以招来天下人上密封奏章议论政事。凡是这样做的，就是把实际放在名声之前。天下正忧虑名声浮泛，却看不见朝廷勤于治理的成效。假如君主一旦奋然揭示实际功业，给天下人的耳目以震动，那么德行日益增长、功业大有成就，就像雷霆震动、日月照临，威势声名光彩耀耀，达到天地边际，并显著流传万世。所得的名声，哪里是先前那些近似的东西可比呢？臣敢于进一步讲述前代有所作为的君主，他们特别的功勋、美盛的功业，已经在往昔得到验证，以此请求陛下作出明断。过去汉宣帝振作精神亲自处理政事，综合考察真伪，信用明确，刑赏分明，国家枢机周密，品秩制度完备，上下都没有苟且之意，于是百姓安居乐业，匈奴单于仰慕义理而来朝享献。议论者认为他的成效优于汉孝文帝，德行可与商、周的贤王相匹敌。唐宪宗作出决策、确定议案，彰明抗拒国威的态度，平定了数十上百年来藩镇僭越叛乱的局势，于是叛乱的阶梯、悖逆的根本都被诛除削平，国家的纪律重新振作。齐威王只是小国的诸侯，过去把政事交给臣下而不治理，强邻交相侵扰。等到他封赏即墨大夫、烹杀阿大夫，发兵向四方出征，赵、魏、齐的君主都请求讲和，国内之人震恐，再没有人敢掩饰错误。这些都是实际去做而取得实效的例子。何况凭借国家长期大定久安的形势，既深入做出实际成效，又不损失相应名声，那么还有什么不能施行、什么不能建立呢？难道只是汉、唐可以相比的吗？惟愿陛下留心考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道 宋哲宗时，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进献前代故事说：“宋太宗淳化三年二月，下诏把新刻印的《儒行》《中庸》篇分别赏赐给中书、枢密院、两制、三馆、御史中丞、尚书丞郎、给谏等人各一轴。注：在此以前，皇帝御试进士时，曾以《儒行》篇为论题。皇帝想要激励士人敦厚修养儒者品行，所以特意命令雕版印刷。到这时，先赏赐新及第的举人孙何等人，其次赏赐宰辅近臣、台阁臣僚以及铨司选人。圣旨谕令他们依照此篇修身治事，并且各自在听事之所张挂，终身遵奉。”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皇帝撰写文臣、武臣七条。文臣七条：一是清心，即平心对待事物，不被喜怒爱憎迁移，那么各项事务自然会端正；二是奉公，即公正刚直、洁身自持，那么百姓自然敬畏服从；三是修德，即用德行感化人，不必专门崇尚威猛；四是责实，即专门求取实际功效，不要争逐虚浮声誉；五是勤察，即勤于察访民情，不要使赋役不公平、刑罚不适当；六是劝课，即劝告晓谕百姓，勤勉实行孝悌之行、从事农桑之业；七是革弊，即寻求百姓的疾苦并加以整治革除。” 把这些赏赐给出任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府军监、通判、知县的京朝官。武臣七条：一是修身，即修饰自身，使士卒有所效法；二是守职，即不越过本职，不侵犯扰乱州县的民政；三是公平，即平等抚慰士卒，不偏不倚；四是训习，即教训士卒，勤加操练武艺；五是简阅，即检阅士卒，了解他们的勤惰、勇怯；六是存恤，即安抚士卒，同甘共苦，常使他们齐心，不让他们失去安身之处；七是威严，即控制驾驭士卒，不让他们触犯禁令。把这些赏赐给节度使以下至刺史，以及诸司使以下出任部署、钤辖、知州军、县监、押、驻泊、巡抚的官员。又把《礼记·儒行》篇赏赐给亲自管理百姓、办理事务的文臣；其幕职、州县官和监务使臣，仍一并赏赐敕令加以戒勉。命崇文院刻版摹印，送到閤门分发。” 臣恭敬地看到先朝赏赐臣僚《儒行》《中庸》篇以及文臣、武臣七条，是为了激励士大夫，修饰品行操守，并使中外臣僚谨慎奉行官箴。凡是出任外职的人，在朝廷辞行之日各赏赐一本，仍命閤门反复郑重地宣谕。凡属臣下，没有不恭敬接受并奉行的。庆历年间，先朝因为已经很久停止赏赐七条、《儒行》《中庸》篇，曾下诏重新申明此事。然而后来臣僚长久得不到赏赐，没有受到警戒防范，以至于有的士人品行不完备，求取仕进而不知羞耻；有的官员恪守职务失当，苟且简略而没有功效。臣想请求重新举行这一制度，依照旧例，在朝廷辞行之日由閤门发给，并宣谕戒勉。臣愚昧地认为，敦厚勉励士人，安定风俗，激励劝导官吏，使他们治理地方、恪守职责、忠诚廉洁，这正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也是循序达到太平的道路。所以臣冒昧竭尽区区之心，向上干扰圣听，希望能够补益圣明的政事。恭请下交有关部门施行。” 著作郎范祖禹进献前代故事说：“唐太宗到洛阳宫苑，​​对侍臣说：‘隋炀帝建造这里，使百姓结怨，如今全都归我所有。正是由于宇文述之流，对内阿谀奉承，对外蒙蔽君主的聪明，所以才这样。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 臣范祖禹说：“过去周公、召公辅佐成王时，每一句话、每一次谈论，没有不把夏桀、商纣作为警戒的。他们的臣下口中不断说着国家危亡的话，他们的君主耳中不断听到国家危亡的话，所以天下国家能够得到安定。唐太宗看见隋炀帝亡国的结果，因此看到他的宫苑，就以阿谀奉承、蒙蔽君主之事来告诫群臣。知道对方为什么灭亡，就会谋划我们为什么能够保存，于是不敢懈怠。这就是三王兴盛的原因。” 汉昭帝下诏说：“朕凭微薄之身得以保守宗庙，战战兢兢，早起晚睡，修习古代帝王的事业，通晓《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还不能说已经明白。应令三辅、太常各举荐贤良二人，各郡国的文学高第各举荐一人。”臣范祖禹谨按：《大戴礼·保傅传》说：“从前周成王年幼，还在襁褓之中，召公任太保，周公任太傅，太公任太师。太保保护他的身体，太傅教导他的德行仁义，太师引导他的教诲训导，这就是三公的职责。于是又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是陪太子宴饮的人。三公、三少向太子明确讲授孝、仁、礼、义，来引导并使他熟习，逐渐赶走邪人，不让他见到坏的行为。于是都选取天下端正之士、孝悌之人、博闻之士和有道术的人来辅佐帮助太子，使他们同太子一起居住、出入。因此太子一出生就看见正当的事情，听到正当的言语，行走正当的道路，左右前后都是正人。长期同正人相处，不可能没有正直的品行，就像生长在齐国，不可能不会说齐国话；长期同不正直的人相处，不可能没有不正直的品行，就像生长在楚地，不可能不会说楚国话。” 等到太子稍稍长大，就进入学校学习。关于学习礼仪的记载说：“天子进入东学，尊崇亲亲之恩而重视仁德，那么亲疏就会有次序，恩泽也会相互推及；天子进入南学，尊重年长者而重视诚信，那么长幼就有区别，百姓也不会互相欺诈；天子进入西学，尊重贤能而重视德行，那么圣明有智慧的人就能居于官位，功业也不会衰竭；天子进入北学，尊崇贵者而尊重爵位，那么贵贱就有等级，下面的人也不会逾越。”天子进入太学，接受老师的询问、学习治国之道，退下后在太傅那里学习修习。太傅惩罚他不合规范的地方，纠正他不足之处，这样他的德行和智慧就会增长，治国之道也就能够得到实现了。三代的礼制规定，天子春天在早晨朝拜太阳，秋天在傍晚祭祀月亮，这是用来表明有所敬畏；春秋两季进入学校，向国老请教，手持酱而亲自进献，这是用来表明孝道；行走时配合鸾铃和和铃，步行合乎《采齐》的节拍，快走合乎《肆夏》的节拍，这是用来表明行为有法度。对于禽兽，看到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到它死去，听到它的声音就不忍心吃它的肉，所以远离厨房，以此增长恩爱之心并彰明仁德。《明堂位》说：“仁厚而好学，见闻广博而谨慎地遵循道，天子有疑惑就询问，一经询问便能回答而不困穷，这叫作‘道’。所谓道，就是用道来引导天子。经常站在天子面前的，是周公。内心诚实，敢于决断，辅佐善行并匡助义理，这叫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