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

译这难道是小事吗？孙路掌管耳目之职，既不随事奏报，朝廷已经实行隐瞒蒙蔽，他又请求免罪，拖延敷衍、轻慢玩忽，竟到了这种地步。臣认为这种风气渐渐不能助长，任其发展下去……这样的祸患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这是臣深深忧虑的。臣不是不知道陛下必定已经厌烦臣多言，左右近臣也必定已经进言说臣多事；但是臣蒙受恩德深重，不敢把自己同一般人一样看待。即使因此获罪，也没有什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作为君主，发出不善的言论却没有人敢违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可以丧失国家。舜知道事情会这样，所以回答禹说：‘确实如此，那么好的言论就没有什么会被隐藏。’臣下能够实行自己的言论，天下士人就愿意立身朝廷，所以野外没有被遗漏的贤才。贤人都在朝廷，各国就都能安宁。君主能够尽收天下的善言，不遗漏天下的贤人，并且每件事都一定广泛征询众人，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所以能够不虐待无处申诉的人，使他们各得其所；不废弃困穷的人，使他们都得到供养。只有帝尧能够做到这些。禹依据大道陈述规戒，所以用这些话告诉舜；舜以尧为法则，所以用这些话回答禹。其要点只在于听取言论、任用贤人、顺从众议、爱护百姓罢了。臣今天讲解《孟子》，如果不敢劝齐王发放粮食来救济饥荒，那就与这些道理正好相反。齐王是齐国百姓的父母，却坐视齐国饥荒，百姓将要辗转死于沟壑，而孟子不敢再进言，这好比冯妇再次搏虎，哪里能使好的言论不被隐藏呢？臣看齐王不忍心看一头牛死去，用羊替换它，并非没有仁爱之心；可是不能把爱牛的心推及爱护百姓，看见牛将死便知道怜爱，看见百姓将死却不知道怜爱，所以百姓饥饿而不救济，这就是他不仁的原因。齐国人没有用仁义之道向齐王进言，孟子也不敢把尧舜之道陈说在齐王面前。孟子与齐王见面的时间少，齐国人见齐王的时间多。这就好比刚萌芽的植物，一天给它温暖，十天让它受寒，即使想让它生长，难道办得到吗？这就是他不明智的原因。齐王既不仁又不智，是因为不能听取言论、任用贤人。过去仁宗对辅臣说：‘听说州郡曾经在夏秋之际先上奏说及时雨充足，庄稼茂盛，后来有时发生灾害损伤，因害怕获罪而不敢上报，使百姓不能免除赋税，这很不符合长吏爱护百姓的心意。’于是制定法令，不因州郡官吏上报灾情而治罪，并听任他们免除百姓的租税。又有人上奏说水灾超过实际情形，有司请求加罪于他。仁宗说：‘州郡大多上奏祥瑞，至于水旱灾害，有时却压下不让上面知道。如今守臣自己陈述房屋倒塌、官府和民间房舍毁坏，他的心意也是为了百姓，怎么应当加罪呢？’仁宗圣明的心意如此体恤百姓。假如孟子处在仁宗时代，难道会有不进言的吗？臣愿陛下以舜、禹的话为法，以仁宗的心为心，以齐王为戒，知道做君主的困难，不能不求取谏言；求取谏言又不能不加以访问，使好的言论日益听到，贤人日益进用，那么四海百姓就非常幸运了。仁宗的旧例，恳请陛下经常留心阅览。中书舍人孔武仲请求轮流让侍从官进对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前些日子近臣上奏，请求停止侍从官轮流转对，只专门责成他们早晚思考论议政事的成效，朝廷已经施行。臣认为，思考论议政事，是侍从官的职责；但如果不以法度来约束，那么责任就无从归属，进言与不进言都随个人意愿，论思的成效又在哪里呢？过去唐太宗听到直言进谏，就奖励激励；长久不谈论政事，就责备轻视。风气受到感召，群臣自然自我勉励，因此终贞观之世，朝廷内外没有壅塞蒙蔽的事情，朝廷没有谄媚奸佞的臣子，政治治理的成效远远超过近世。仁宗皇帝曾经驾临正阳门，亲自接见群臣；又曾经打开天章阁，召来八位执政大臣，赐他们座位，授给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政事的要点；还曾对辅臣说：‘近来进呈封事谈论政事得失的，为什么这样少？难道不是言路壅塞造成的吗？’英宗皇帝曾对范纯仁说：‘近来的风俗值得嘉许，群臣能够屡次前来谈论政事。这样，君主每天都会有所增益。’仁宗、英宗这样急切地求取臣下言论，所以至和、嘉祐、治平年间的政治，直到今天还受到称颂。昨天陛下亲临经筵，允许讲读官进对，凡参与讲读的不过五六人，陛下听到的规戒之言已经很多了。’ 何况侍从官不止五六人，其中能够谈论天下事情的本来很多，只是忧虑还没有办法率先引导他们罢了。恳请陛下远则考察唐太宗以及仁宗、英宗勤于求取臣下言论的义理，近则推广经筵允许侍臣进对的意思，轮流让两名侍从官进对，命令他们各自陈述见解，选择正确的意见加以推行。这样，即使转对的制度废止了，论思的责任仍然存在。元祐年间，中书舍人陈轩上奏说：‘祖宗旧制，各道帅守、使者辞见的日子，都召见他们到便殿对答。不仅可以全面了解利弊，也可以观察考察人才。如今皇帝临朝几刻便退，只有执政大臣能够在皇帝身边，有时过了十天一个月，谏官才得以觐见，其余人都没有机会进前，这恐怕不是所谓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的道理。愿下诏有关部门，使其依照旧例办理。’

译绍圣元年，知杭州曾肇请求下诏天下都可以直言，并实行百官轮次对答。奏状说：‘臣听说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想要收揽权柄、修明政事，使天下的耳目焕然一新，就一定会公开听取、全面观察，大大广开言路，使朝廷的得失、民情的利弊、百官的忠奸贤愚，全都上达，然后虚心审察，用古代的道理衡量，参照时势的变化；凡是出于天下公论、没有违背过去、将来可以施行的，就决断施行；凡是出于个人私意、对前事没有根据、对后世会产生弊病的，就废弃不用。凭此来治理天下的事务，应对万物的变化，所以所做的事情一定成功，所希望的事情一定实现。古代兴起的君王之所以功业施于当时、恩泽延及后世，没有不是出于这个原因的。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亲自具备至高的德行，开启宏大的光明，正要早起晚睡，总揽权纲，革除时弊。既然有这样的志向，就应当发布圣明的诏令，下达明诏，使人人都能直言时事，没有任何忌讳，以扩大圣明，以疏通壅塞，正是在这个时候；可是朝廷内外寂静无声，没有听说有所咨询访问，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议论的人或许说：如今天下没有事情，朝廷清明，陛下遵循守持旧有章法，足以称为治理有方，又何必在进言方面费心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臣认真思考，认为这话错了。为什么呢？舜继承尧的事业，并没有不同的道路；当时尧年老而舜摄政，本来就是这样。舜打开四方之门，明察四方，听闻四方；等到任命九官时，天地人神、草木鸟兽等各方面的政务，没有不被举发处理的；最后又任命龙担任纳言。即使凭舜的盛大德行，又处在天下极其安定的时代，沟通天下情势仍然不敢不把进言当作急务，何况德行还没有达到尧舜的盛大程度，时代也没有达到唐虞的治理程度呢？只是臣下掌握政事时，有时会被个人私心蒙蔽，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于是设置许多关卡防范，堵塞进言之路，把刚直正论说成矫激，把沉默求容说成忠厚。这只是任事者的便利，并不是朝廷忠诚的谋略。过去汉宣帝初年，上书的人都要写成两份封奏，主管尚书的人先拆开副封；如果所说不妥，就搁置不奏。等到魏相执政，奏请取消副封，此后天下的情实没有不上达的，宣帝因此知道百姓疾苦，成就中兴功业；魏相之所以总领百官、号称贤相，也是因为能够去除壅塞蒙蔽。陛下如果没有作为的志向，那就罢了；如果确实有这样的志向，却不广泛开辟咨询、访问、采纳意见的道路，臣看不出这样有什么可取之处。’ 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诏天下，人人都可以直言；又下诏百官，按次序进对，把至诚求助的心意告诉他们，责成他们尽忠而不隐瞒。进言有益的，不仅采纳使用，还加以赏赐；进言没有益处的，也一概包容，搁置而不追问。这样，远近之人知道陛下确实在求取言论，也明白地听取言论，谁不会感动奋发，响应陛下的要求呢？虽然如此，四海如此广大，士人百姓如此众多，不必人人都明白义理。正当陛下虚心下问的时候，难道不会有人乘机投隙，用奸邪言论和私下说辞惑乱圣听吗？这只在于陛下听取采纳时，能够加以辨别罢了。孔子说：‘将要叛乱的人，言辞会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言辞会支离；吉善之人的言辞简少；浮躁之人的言辞繁多；诬陷善人的人，言辞游移；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孟子说：‘偏颇的言辞，要从中知道它被什么蒙蔽；放荡的言辞，要知道它放纵在哪里；邪僻的言辞，要知道它背离什么；逃避的言辞，要知道它困窘在哪里。’孔子、孟子能够辨识言论，只是运用这些方法罢了。人与我接触时所说的话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能够使我不受对方迷惑，是因为辨别言论有方法。辨别有方法，即使奸邪私说纷纷陈列在面前，又怎么能够改变我的心意呢？’ 如果因为害怕被他们惑乱，便停止咨询访问，这与担心噎住而废止吃饭有什么不同呢？臣愚昧，待罪于从官之列，调任经过五郡，沿途听到的传闻都说陛下天资圣明，又有果断相助，志向将要在天下有所作为；人们日夜倾耳等待圣明的声音，可是过了很久仍没有听到什么，臣便趁着获赐进对的机会，首先斗胆把这些意见献上。恭请陛下留意采择。元符八年，户部郎中曾巩请求恢复转对制度，上疏说：“臣听说帝王即位之初，必定要顺应天下人的心意，回应朝廷内外的期望。办理这件事也有次序，关键只在于懂得要领。臣恭敬地看到，先帝继位以来，忧劳勤勉，恭谨节俭，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他的神功圣德充满天地，本来就不是臣的言语所能略加形容的。陛下继承先帝的事业，承担的任务重大、责任沉重。然而四海如此广大，事务如此繁多，亿万民众如此众多，不可能逐家到访、逐人接见。要想通达天下的实情，成就天下的事务，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就在于扩大言路而已。言路广泛，人人都能尽情陈述。人人都能尽情陈述，君上就没有听不到的事情，臣下就没有无法上达的心愿。政令的得失，百姓的安乐与疾苦，群臣的忠诚与奸邪，贤能与不肖，即使在四方万里之外，陛下不出宫门、不下御座，也可以全面知道、清楚看到。这样以后，考察政令中正确有效的，就努力推行；治理还不周备的，就加以增益或损减。百姓所希望的，就给予他们；百姓所痛苦的，就为他们除去。彰显忠良，斥退奸邪；任用贤能，罢退不肖。这样，上面的恩泽才能下达，下面的实情才能上闻。” 百官和各主管部门奉行法令、恪守职守，地位尊贵的人不因身份崇高而敢于放纵，地位卑贱的人也不因关系疏远而敢于欺骗。陛下深居法宫，端坐而无为，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若只凭自己的聪明，观察越详细，蒙蔽反而越严重；借助众人的聪明，所看到的就更长远，所听到的就更周全。因此，先王设置进善之旌，树立敢谏之鼓，陈列诽谤之木，又让乐师献书，乐官进箴言、诵读讽谏之诗，工匠进谏，近臣尽力规劝，亲戚帮助考察。这难道是因为他们的聪明不够吗？是因为知道依靠自己不如依靠众人。舜继承尧，遵守的是同一个道理。但舜刚接受帝位，就开辟四方之门，明察四方之目，通达四方之耳，是认为继承治世的人，耳目尤其不能不广。夏、商、周三代以来，咨询、访察、采纳意见，本来就不止一条途径。然而近世曾经实行的、祖宗已经试行有效的办法，就是命令百官依次转对，这实在是今天的要务。过去唐太宗刚即位，召见群臣，有的谈论古代成败，有的探究民间疾苦。每当谈到农事艰难，君臣上下就互相规勉，务必遵守勤劳节俭；谈到民间疾苦，君臣就感慨叹息，商议减免赋税和徭役。因此他能够开创基业、垂示统绪，成就贞观之治。下至唐代宗，每逢在紫宸殿听朝，常限定三人奏事；敢于进言的人，奖赏他尽心规谏；不进言的人，则责备他隐瞒沉默。”

译所以陆贽说，谏言即使没有被采纳，也不会因此深深触怒君主；只要情况确实有阻塞，最终还是能够上达。周世宗即位之初，也召集群臣，让他们陈述当时的政务，所以能够对外增强兵威，对内修治政事，而显德年间的政治成就独居高位。五代时先帝在熙宁初年，也曾下诏让百官都依次转对。旧例并不遥远，实行起来并不困难。这就是臣愚昧而恳切地对陛下有所期望的原因。如今学士大夫遍布朝廷各部门，人人都有所怀抱，都愿意竭尽所知，只是担心询问征求还不够广泛，听取谏言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陛下如果广施恩德，发布恻隐忧民的诏令，让他们尽情进言、不必有所忌讳，那么谁不踊跃奋发，各自竭尽所知，以补益陛下聪明的一点万分之一？如果陛下考察他们的意见，认为正确的就采纳、实行，并以赏赐来鼓励；意见不完全正确，或者过于攻击直率的，也应宽容和颜对待，不要因此治罪。不能只是举出一纸空文、照循旧例而已。这样，四海之内都会知道陛下有喜好询问的美德，也确实听取言论；忠诚谋略和正直议论每天都能上达，而阿谀奉承、私相蒙蔽的行为就无法实行。天下人的实情，哪里还会有郁结阻塞而不能伸展的？天下的事务，哪里还会有懈怠废弛而不能振兴的？所以臣愚昧地过度筹划，认为今天的要务，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至于广泛收用刚直敢言的人，充任陛下的耳目；命令左右侍从之官，要求他们评论政事、思考谋划并进献意见，这些都是朝廷一向讲求的事情，不必等臣说明，陛下本来就全都知道了。哲宗时，尚书右仆射范纯仁上奏请求详细审阅臣民所上密封奏章，说：“臣私下看到，旱灾发生，成为灾异，两宫为此焦虑劳苦，减少膳食，责备自身，震动了群臣的听闻。臣因为辅政无能，已经和吕公著等一起上奏请求待罪，请求降职罢黜；臣早晚忧惧，思考消除灾异的办法，以便从旁辅助圣明的谋略。愚者千虑，或许也能有一点所得。臣观察前代，常常因灾异而寻求直言，以此宣达民情，消除蒙蔽。自陛下即位之初，就下诏允许人们用实封方式进言，当时臣民所上的密封奏章多到上万，其中一定有可以实行的事情，也有可以采纳的言论。即使收集微小的火光，也可以补助太阳的照耀。大臣无法全部阅览，有司又害怕办理，因而被丢弃散失，很少得到省察记录，所以未能上副陛下求言的本意。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旨，交给三省、枢密院、六曹、寺监，把此前臣民应诏所上的密封奏章，以及后来上奏的，不论是否实行，都按照最初接收到各处的总数，命令一一检寻送入；然后选择贤明的近臣专门总领此事。仍请在尚书省闲曹以及秘书省、太常寺、国子监、工部和各闲慢寺监司局中，选取郎官、丞簿、博士、帖职、教授等一二十人，分头审阅，逐步删节整理其中紧要的大意，分别报告三省。” 其中涉及长远利害、不能立即实行的，就下发给有关职官、部门以及各处监司、州县，让他们审度情况，规定期限，详细说明可行与否并保证上报。确定可以实行的，就命令执政大臣拟定方案施行。这样一定能得到民间樵夫的意见，从而在上面辅助尧舜般的治理。” 徽宗刚即位时，中书舍人曾肇请求修订转对制度，诏令百官和民众尽情议论时政，说：“臣恭敬地读《诗经》《尚书》，看到周成王亲政之初，叹息着求取辅佐，甚至再三如此；群臣进言劝戒，也都极其诚恳恻切，没有什么忌讳。然而考察当时，仍是在服丧期满、朝拜宗庙之后。等到康王继位，从乙丑到癸酉，才九天时间，君臣之间就相互训诫告勉，仿佛唯恐来不及。按《诗经》《尚书》的记载，这本来不是空话；康王还穿着丧服，君臣上下却如此急切地互相告诫，难道不是因为天子的地位极其重大，守住它极其困难，敬畏恐惧尤其应当从开始时就有吗？所以即使在服丧期间，也要虚心接纳善言，难道敢于把自己置身事外吗？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聪明恭谨节俭，天赋资质早已成熟，孝顺友爱、慈祥仁厚，都表现在言语行动中。自从出居王府宅第以来，虽然还没有施行什么政事，但天下已经称颂，认为是贤明的君主。等到登上帝位几天，政事的张弛、废置，出于独断的决定，没有一件不曲尽事物的实情，大大慰藉民众的期望，于是天下又欢呼，认为是英明的君主。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夷夏百姓的庆幸。然而臣认为，四海如此遥远，不是一个人的视听所能周遍；万端政务如此繁多，也不是一个人的思虑所能应付。” 必须汇合天下人的眼睛来替陛下观看，汇合天下人的耳朵来替陛下听闻，汇合天下人的心来替陛下思考。这样，陛下即使不亲自观看也能明察，不亲自听闻也能聪慧，无须亲自思虑、亲自作为，天下就能治理。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开放言路。言路开放，上面就没有听不到的事情，下面就没有无法上达的实情。凭借这一点来振兴衰败、革除弊病，免除疾苦，考核能干与否，辨别忠诚与奸邪，只要是陛下想做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能施行的。过去舜继承尧，遵守同一道理，尚且明察四方之目、通达四方之耳；等到禹继承舜，也拜受昌言。汉宣帝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时，就下诏让百姓上书，并取消副封，以防止蒙蔽阻塞。唐太宗刚即位，孙伏伽以小事进谏，太宗厚加赏赐来勉励他，以此诱导进言的人。至于本朝，可以说政治清平，而自祖宗以来，多次下诏让百官依次转对。神宗在熙宁初年将此举实行，以兴起事功，成为后世的法则。臣希望陛下远法舜、禹、成王、康王所行的办法，近取神考的旧例，修订转对制度，发布不避讳的命令，明白诏告百官，下至民众，使他们能够尽情议论时政，没有任何隐瞒，然后陛下选择其中好的意见实行，并且用赏赐答报他们。” 意见大的就加授爵位和官秩，小的就赏给金帛。那些言论不足采纳、近于狂妄悖逆的，一概搁置，不以此治罪，希望借此鼓舞天下敢于进言的风气，疏解郁结、沉滞、阻塞的实情。当前最优先的事务，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愿陛下赶快实行。”

译右正言邹浩请求依照神宗旧例，下诏命侍从进言，又说：“臣恭敬地看到，神宗曾经下诏让侍从官议论政事，大意说：‘传记说：近臣要竭尽规谏，把这看作荣辱，和君上同享休戚。如今处在这个职位的人，看到我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却默默不说，有时还私下议论、暗自叹息，大概是认为责任不在自己。这难道是习惯成俗，竟把这种情况当作理所当然吗？也许有人含藏文采、怀抱才智，等待倡导后才进发。应当命令侍从官，从今以后看到我和朝廷政事的缺失，无论大小，都分别写成奏章，极力直言，不得隐瞒。’唉，善言进来却不采用，是我的过错；引导你们进言而你们不说，是你们的不恭敬。我将以此考察在位者事奉君主的实际情况，并据此明确升降。自五帝以来，像我神考这样神圣超卓的君主，可以说群臣没有谁能够比得上。然而他尚且如此询问缺失，不敢忽视。如今陛下厚待近臣，也体现了神考的用心。只是近臣未必都能体察圣意，臣冒昧希望他们按照所见极力直言，不要隐瞒。希望陛下仿照神考旧例，特地下诏书说明这一深切心意，也许人人都会想着竭尽所知。陛下依此阅览，难道不只是兼收并采、安坐而能无为吗？” 而且臣下忠诚还是奸邪、政事得失的实情，也能因此清楚知道、全部看见，这是一条重要的治道。” 宣和六年，司封员外郎李光请求开放言路，上札子说：臣听说帝王的美德，没有比询问谋议更大的；处于安定太平之时，尤其应当把警戒放在首位。历观前代有作为的君主，即使才智有余，耳边也不断听到切直的言论；即使天下大治，也不忘记戒惧谨慎。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凭借睿智宽仁的资质，承受祖宗积累下来的盛平基业，劳心求治将近三十年，华夏安定，天地交泰，祥瑞相应，史书不断记载。所谓太平事业圆满的时期，确实就在今天。陛下所应当忧劳勤勉、早晚不懈，虚心听取并采纳群臣意见；群臣所应当精诚自励，早晚进献劝戒。然而近年以来，士大夫习惯于因循安逸，凭借宠幸俸禄而阿谀逢迎已成风气，甚至妄自引用荀卿‘只有听从、没有谏诤’的话，来堵塞言路。人才满朝，却没有人敢于发言。陛下有容纳意见的德行，群臣却在谋划拒绝进言的办法。朝政的缺失，臣下的奸邪，百姓的利弊，天下人的安危休戚，凭什么能够全部听到？古人说：‘堂上远隔百里，堂下远隔千里，门庭远隔万里。’说的就是阻隔蒙蔽的祸患很深。” 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广泛召集群臣，明白诏告天下，扩大众多正直之士进言的道路，打开不避讳的门户，使忠良刚直的人能够提出规劝、补益，使正直的言论得以上达；使倾邪、谗佞、巧诈之徒不能阻塞蒙蔽，使下面的实情得以上通，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徽宗时，陈瓘论求言诏书未涉及旧日辅弼的札子说：臣私下看到，陛下近来因为日食，下诏允许朝廷内外臣民用实封进言，天下忠直的言论一定会由此进来。然而求言的诏书普遍下达到臣民，却没有对年高德劭的老臣施行请教的礼节。臣私下担心，年高德厚的故老，久已离开朝廷，有的在贬谪名册中，有的已经告老退休，但他们忠于国事，心中想要进言。如果泛泛地应诏进言，就不合旧日辅弼的身份；秘密进献密封奏章，又有强行聒噪之嫌。如果不是圣上亲自询问、俯身涉及，并以隆重的谦敬表示尊重，那么老臣的意见或许不愿意告诉君上。因此周代忠厚，尊敬侍奉年高德厚者；秦穆公改正过错，又重新询问黄发老人。《诗经》《尚书》所记载的，正是圣主应当实行的事情。愿陛下趁着因灾变而警惧之时，明白表示养老请教的礼节，一定会有高明谋略前来辅助初政，匡正君王、治理政事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伏望陛下上禀慈闱，商议实行，天下幸甚。陈瓘又论奖赏进言者的札子说：臣近来听说，奉议郎郑敦义、进士何大正都因上密封奏章进言，各自得到恩赏，这是为了开放忠直敢言的道路，履行前诏所说的话。” 蒙蔽阻塞的祸患从此就革除了，这是尧舜的用心。然而臣私下认为，天下的善言虽然有的值得赏赐，但朝廷推施恩赏不能过于仓促。赏赐过于仓促，不能没有弊端。古人说：‘进言而有赏，恐怕拘谨耿介的人会因害怕赏赐而不敢说，贪婪冒进的人会羡慕利益而妄自进言。’此前诏书下达后，人们都欢欣鼓舞，想要进言。然而拘谨耿介的人，本意在于忧虑国事，虽然希望自己的话被听取，却又嫌疑自己是为了求赏，想说又不说，最终畏缩不前。这是第一种不能没有的弊端。汉宣帝初年，取消密封奏事的副封，天下的言论才得以全部上达。官吏百姓上书陈说有利于政事的意见，稍有不同，就下交杜延年评议处理；后来上奏时，常常由两府和廷尉分章审理。当时密封奏章虽然很多，君主却不劳累，是因为宣帝左右有可以信任、可以委托的人。如今陛下侍从之中，还没有看到可以委托的人，千章万疏，全都烦劳陛下亲自阅览。人人希望得到赏赐，天天盼望恩典，陛下亲自应付，不免稍有劳累，这不是使圣体安宁、圣心澄明的办法。这是第二种不能没有的弊端。况且上书进言的人各自竭尽忠诚，凡是朝廷应当保密的机密、尚未发布的命令，他们都事先揣测其中意图，往往直接说出而不加避忌。” 事情还没有办理施行，怎么可以先赏赐进言者呢？今天的事情，大概就有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三种不能没有的弊端。又如今年省试落第的人不少于几千人，上密封奏章的有十分之三四。他们临行时又留意此事，各自有所期待。自己估计所说的话可以得到赏赐，就都等着不久便获得恩命；有了期待并得到之后，才会欣喜。臣恐怕朝廷的恩命难以让每个人都满意。这是第四种不能没有的弊端。臣愚昧地认为，这四种弊端，都是由推施恩赏过于仓促造成的。臣希望陛下告谕辅臣，暂且赏赐郑敦义、何大正，以此诱导天下敢于进言的人。其余奏章中有可取的，也一并登记姓名，将来统一推施赏赐。赏赐如果稍缓，拘谨耿介而想要进言的人反而不必嫌疑；陛下在万机之余，也可以从容阅览；朝廷应当保密的机密，一定等到先行施办之后再赏赐；想走却又留下来的人，可以让他们安心等待命令。这样，四种弊端就都消除了。臣愚昧妄自议论政事机宜，冒犯天听，唯愿陛下裁决宽赦。”

译钦宗靖康元年，监察御史胡舜陟请求御史进言的奏札说：“臣私下认为，御史是君主的耳目之官，以进言为职责。因此监察御史自唐代直到本朝，都议论政事，考察官员的邪正，与殿中侍御史相同。元丰、绍圣年间，这些都写在法令中。到了崇宁年间，大臣营私舞弊，想让事情对自己方便，于是改变祖宗既定的制度，使君主失去兼听的明察，南台御史也开始有不进言政事的，名义存在而实际废亡，对治理的危害尤其严重。如今正是多事之时，应以开放言路为急务，伏望陛下下达圣旨给本台，命令在监察御史的职责条文中增加进言政事的规定，以恢复祖宗的制度。”高宗建炎年间，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奏说：“臣听说太平兴国年间，有平民用黑色袋子装书进献，太宗嘉奖并采纳，还回头对宰臣说：‘近来下诏允许进言，即使言论狂妄悖逆，朕也不加治罪。’淳化年间，武程上书，言辞狂妄浅陋，大臣李昉请求加以贬黜，以示惩罚，太宗责备他说：‘朕什么时候因言论治罪过人？’臣因此知道，祖宗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平定祸乱，虽然其规模宏大、谋虑深远，不容易全部窥见，但大体说来，接纳谏言是最盛大的美德。仰望陛下早晚勤劳谋求治理，渴望听到善言；凡是为求言而下达的诏书，十道中大概有五六道，确实很有祖宗求谏的风气。” 然而近来朝廷内外议论政事的臣子，瞻前顾后、畏惧忌讳，大多只搜罗琐碎旧事，没有多少刚直之言，来满足陛下听取正直规谏的愿望，臣实在不能理解。臣听说康澄上奏议论时政，认为天象的变化显现并不可怕，听不到直言才是最值得畏惧的。臣虽然愚昧刚直而没有见识，私下观察国家近来的事情，也有并不可怕却非常值得畏惧的。希望陛下再次告诫百官，明确表示渴望谏言的意旨，使他们各自按照正道行事，尽情进言而不避忌讳，借此消除天变、挫败敌人的进攻，那么太平、淳化年间的治理成就，就不远了。唯愿陛下留心，不要忽视。” 尚书右丞许景衡请求恢复转对制度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建隆年间的诏书规定，臣僚转对时，都必须指出时政的得失、朝廷的急务，或者刑狱中的冤屈滥用、百姓的疾苦。近来的制度是，每逢文德视朝，允许两名侍从官转对，即使退朝，也允许用密封奏章进呈。近来因为朝廷事务繁多，往往废止而不再讲求。现在正是国运艰难、修治和整顿政事的时候，参与议论谋划、进献意见、辅助国家，正是侍臣的职责。希望陛下详细斟酌，遵循祖宗旧例，每月初一前后在前殿、后殿起居时，都允许侍从官转对；即使退朝，也命令他们当面进奏，以符合陛下虚心求言、继承恢复祖宗成法的意旨。绍兴三十年，正字周必大上奏说：“臣听说，遇到重大的疑难事情，就向卿士谋议，这一训诫写在《洪范》中，成为后世的根本准则。仁宗皇帝在位时，有时驾临资政殿，召集两府和侍从，询问天下的事情；有时驾临迎阳门，召集两制近臣，赐给他们直言进谏的题目；有时打开天章阁，从宫内发出手札，让他们分条陈述时政中应当实行的事情。这样做是想采纳朝廷中好的意见，解决当代的疑难；他盛大的德行和成就，直到今天仍然巍巍高大。陛下自登临万机以来，经历了各种事务，凡是所谓事务机宜，都难以逃脱圣明的鉴察。近来陛下奋发刚断，兴起治国功业，更换将领，举用正直、置换枉曲，治理内政的办法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荆襄、两淮一带方圆数千里，田地还没有全部开垦，民兵还没有全部精练。若将这些地方放置不管，就是不体恤；若给予补助，又可能不是巩固边防的办法；若实行屯田以充实边塞，又必然有惹起事端的嫌疑。这正是议论者日夜进言、陛下早晚忧虑、朝廷谋划筹算仍然急切不止的原因。人的心力有限，必须借助众人的智慧；单凭明断臆测难以精确，不如参考亲自见闻的谋议更为审慎。臣希望陛下以《洪范》的训诫为鉴，效法仁宗的规矩，把这两个疑难问题列为清问，向内询问谏官、侍从，以穷尽众人的智慧；向外询问沿边的将帅和守臣，以尽量采用亲身见闻的谋议，使他们深入思考，各自据实回答。一定要使边境安定，盟约不受损害；我方的防备已经修治，而对方的观察和听闻也不产生疑惑。然后陛下与二三位执政大臣总括其中好的意见，权衡利弊而实行，不过几句话，议论就可以决定了。相比之下，那些每天在殿前进奏、偶尔被君主听到的言论，泛泛地说些危险之言，最终却没有可实行的办法，名义上知道大体，实际上迂腐空疏，比较其中的利害，差别实在很大。这就像治病，应当汇集良方；如果没有良方，只是谈论病状，即使说自己懂得脉理，难道能算善于治病吗？拖延经过一年半载，起初又有什么补益？思考祸患、预先防备，恐怕不能这样。伏望圣明，特赐睿断。” 高宗时，胡寅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虚心求言，即使日已西斜也不倦怠。凡职事官以上，都允许当面进见，借助众人的谋议，采纳群臣的意见，以收复故土、成就功业。陛下的德意非常美好，但近来等待召对的人，隔着下班次，有五六天甚至十多天才能轮到。卑微的官员和冗散的小吏，各有固定职守，既然这样长期徘徊，不免妨碍并荒废职事。其中的嘉言正论，耽搁而不能上达，又无法符合陛下见到贤才如同口渴求水的心意。臣愚昧，希望陛下特地下达指挥，凡应当面奏对的臣僚，如果到了当天还没有被引见，就命令他们退下，写具所要论奏的话，依照祖宗时期百官转对的旧例，用实封交閤门进呈。这样陛下有通达聪耳的美德，臣子没有沉滞不通的叹息，双方都能得到好处。” 章谊请求广泛召集士人、讨论天下利害的奏疏说：臣听说，大厦的建成，不是靠一根木头的枝条；帝王的功业，也不是靠一个士人的谋略。如今国势尚未安定，边防尚未设置，钱粮、军队、兵器等问题，屡次送到朝廷；军书和紧急文书的急务，在道路上交相奔驰。一两天之间，几乎有数万件。陛下与二三位执政大臣早晚思考谋划，本来可以说没有遗漏的应答，裁决衡量也可以说不知疲倦。然而求治的诚意虽然深切地存在于九重宫禁之中，筹划的效果却没有凝聚在各项政绩上。臣反复思考，这大概是帝王的功业不能独自实现，而群士的谋略应当普遍征集的缘故。凭陛下天赋纵横的圣明，本来已经不自恃个人聪明，而把政务委托给执政和任事之臣。假如执政、任事之臣也不敢自以为能够独自思考，而是借助天下有智谋之士的谋略，那么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臣希望陛下设置一个机构，广泛招延天下熟悉治国体制的人，让他们尽情谈论天下利害：关于政事，就讨论哪些应当后办、哪些应当先办；关于法制，就讨论哪些应当采用、哪些应当舍弃；关于财赋，就讨论怎样才能充足；关于甲兵，就讨论怎样才能强盛；关于都邑，就讨论什么地方可以作为居中的都城；

译关于征讨，就讨论应当派什么人去讨伐；四民怎样才能各自顺利地生活；百官怎样才能不失职守；盗贼遍地，必定要有安抚聚集百姓的办法；夷狄入侵，必定要有抵御击退的策略。然后由宰相总括众人的长处，在朝廷确定议论；陛下公开听取、全面观察，并把成效责成宰相负责。这样规模就会宏大深远，未来的成效可以期待。传记说：禹想到天下有遭水患的人，就像自己遭受水淹；稷想到天下有饥饿的人，就像自己挨饿。所以孔子的坐席来不及坐暖，墨子的灶突也来不及熏黑。今天天下百姓饥饿、受水患的情况十分严重，正是有志之士和仁人忙碌忧惧的日子。收取、阅览群臣的谋议，共同完成当前的事务，来拯救百姓的急难，除了陛下仁慈圣明，还有谁能做到？太阳到了正中就应当晒东西，拿起刀就应当割取，实在不能稍有迟缓。唯愿圣主留心，臣幸甚。” 试中书舍人李弥逊请求允许内外职事官进言的札子说：臣听说，朝廷的栋梁之材，不是靠一根木头的枝条；帝王的功业，不是靠一个士人的谋略。舜有二十项大功，都是从众人那里取得的，这是天下不变的道理，何况在艰难时期呢？国家多事以来，已有十多年，伟大的功业还没有完成。陛下深切痛悔先前的过失，竭力图谋大计，宫中的谋划和朝廷的筹算，本来没有遗漏。然而万端政务极其繁多，每天都无暇应付；在千头万绪之外，还有应当回头顾及、预先防备的事情，或许隐藏在平常看不见的地方，不依靠众人的智慧，很难明察。今天最急迫的要务，是政事不能不修治，但自我治理的办法还没有兴举；夷狄不能不防备，但善后之计还没有确定。这是有志之士深深忧虑的事情。臣希望陛下就这两件事诏告内外侍从官以及现任职事官以上的人，让他们得以全部陈述。陛下与一两位大臣慎重选择并努力实行，一定能够大大补益圣明的听闻，帮助成就恢复大业。外任官员，命令他们在所在州军用实封投进；行在官员，依照当面奏对的惯例办理。起居郎洪遵请求修注官在经筵进言的札子说：臣不肖，有幸凭借负责记注而陪侍经筵，瞻望天威，近在咫尺。” 至于皇帝赐茶分珍，赐华美的墩座让我坐，都是像臣这样卑微的小臣平生不敢希求的。臣私下看到，春秋两季讲筵，每逢双日，预先书写经筵官的名历；讲读完毕，允许留下来奏事。修注官虽然也参与签书，却从来没有奏事的人，都说近来的惯例就是这样，联名登记一次，不应当另立为两种体例。臣听说元祐年间，起居舍人吕陶曾请求等讲读结束后，臣僚再次留下奏事，并且允许在旁侍立。由此看来，讲筵结束后尚且可以入内侍奉，为什么不许奏事呢？希望陛下以睿智慈爱，下令给讲筵机构，依照讲读官的成例办理。洪遵又进呈经筵旧故事说：仁宗皇帝对辅臣说：‘近来上密封奏章议论政事得失的人为什么这样少？难道不是言路阻塞造成的吗？’于是诏令閤门、通进银台司、登闻检院、登闻鼓院，从今以后州县的奏请以及群臣的表疏，都要迅速上报。” 臣听说，树木顺着墨线就能挺直，君主顺从谏言就能成为圣明之主。古代圣王认为身边辅弼、进谏诤言的臣子还不够，于是又设置敢谏之鼓、进善之旌、诽谤之木。下至百官以官箴规劝君王的过失，百工和百姓，也都可以进言。二帝三王的盛治，就是采用了这条道路。臣恭敬地仰慕仁宗皇帝，承继三位圣主留下的美好基业，天下已经安定太平，本来可以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却仍然深思远虑。每下一道命令、发布一项政事，都勤勉谨慎，专门以出现过失为忧惧。他曾说：‘臣下能够进献忠言，朕有什么舍不得像夏禹那样拜谢的呢？’又把密封奏章很少的事情告诉辅臣，反复叮咛告诫，唯恐言路阻塞。那时海内安定，又有安俊杰等人居于重要职位。臣僚所陈述的、公车所奏报的，即使只有一句话、一点善意，也能早晨送到、晚上施行。所以在四十二年之间，治理功业非常兴盛，超过三代，汉唐也不足以相比。臣私下认为，拥有天下的人，应当以仁宗皇帝为法。” 中书舍人周麟之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勤勉寻求百姓的疾苦，广泛采纳民间的讽谏和舆论，兼听各方意见，孜孜不倦，仿佛唯恐来不及。四方的利弊，即使极其细微、极其详尽，平民可以进言，士大夫可以进言，监司、郡守等接近百姓的官吏也可以进言。这实在是虞舜询问四方、明察四方之目、通达四方之耳的时代。陛下求言的心意，听到意见唯恐不能实行，实行了又唯恐不能彻底；天下人的期望也正是这样。因此近来士人和平民上书陈献利害，以及守臣到任后分条陈述富裕百姓事务、请求施行的，数量很多，负责审阅的人不止一个。但依臣看来，大体有三类：有的施行于百姓而百姓得利，按法衡量也与法律相通，像这一类本来没有疑问，朝廷都依次施行了。有的施行后可以使百姓获利，但与旧法以及一时的指挥或大相抵触，或略有不合；言论不能全部废弃，法律也不能轻易更改。像这一类，臣也分别权衡事情的轻重，请求朝廷酌情参议，决定可行与否。还有的本来已有正在实行的成法，是州县应当奉行的，却仍然不断申请，进言的人又很多，阅览的人容易厌烦。臣每次审阅到这里，如果说没有办法施行，实际上确实有弊端；假如一件件都申明并加以严格执行，又会繁琐不胜。凡是这一类事情，臣现在想把它们分别归类汇总，取得圣上的裁决，特地下达明诏，告诫郡县官吏，使他们明白熟悉条令，不得容许私情，遵守既定法宪，不要造成违背；用心于早晚，尽意奉行。这样或许可以使陛下爱护养育百姓、广泛谋议并采纳众议的恩惠，遍及天下，没有一个人不能承受恩泽，天下幸甚。”

译右正言陈渊上求言奏札说：“臣听说天地极其广大，日月极其光明，而人在天地覆盖承载之中、日月照临之下生活，都是天地日月的恩德。如今如果让人早晚都称赞天地日月，人一定会认为他得了狂病。为什么呢？天地日月并不会因人的赞誉而增加光明，也不需要人的赞誉。君主的德行像天地一样广大，像日月一样明亮，这是本来应当如此的，即使赞誉，又能增加什么呢？所以君主平时应当听到的，只是切实直率的议论而已；空洞的言辞、修饰的说法，用来互相讨好取悦，并不是急务。况且凡是赞誉，不是欺骗就是阿谀。让欺骗和阿谀的人得以施行他们的意图，是臣下的利益，对君主又有什么利益呢？至于切实直率的言论，才是君主的利益，却又是臣下不利的事情。因此君主听到切直之言常常很少，听到赞誉之语却常常很多，这一点不能不察。打开道路来求取谏言，和颜悦色地接受，还担心进言不能到达，何况喜欢圆熟软媚、喜欢听顺耳话而厌恶听到自己过失呢？过去崇宁、大观直到宣和年间，一时任用的人，往往顺从迎合的多，纠正挽救的少，逐渐导致败乱，原因就在这里。真心希望陛下推重切直之言的利益，鉴戒赞誉之言的危害。” 狂妄愚昧的人即使言辞很过分，也一定宽恕；阿谀奸佞的人即使人数很少，也一定疏远。这样下面的实情就能上通，天下就能治理好了。” 陈渊又上奏说：“臣听说，过去太平之世，工匠诵读箴言谏语，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言论，百姓进行讽谏。讽谏尚且不废止，不只是没有废止而已。舜求取言论，于是设置诽谤之木，就是让人们诽谤自己；周公告诫成王说：‘小人怨恨你、咒骂你，你反而要更加尊敬自己的德行。’这又是不禁止人们咒骂自己。由此说来，后世所谓诽谤讥刺之刑、指斥君上之诛，难道是古代的道理吗？祖宗时期，诽谤讥刺、指斥君上的法律，大概有不得已而实行的情况。自绍圣以来直到宣和末年，为什么这样多呢？假如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听到后改正它就可以了；又怎么可以凭一个人的权势，把天下的公论全部钳制住呢？如果本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却罗织文饰罪名，那么天下士人听到后，将会有人隐藏自身、不肯出仕，有人闭紧嘴巴、不肯说话。这就是今天的祸患由此造成的原因。真宗朝有一个因诉讼而投进匦函的人，言辞涉及不恭逊；真宗记录下他所诉讼的事情，给外廷看，说：‘如果把他的言论全交给有司办理，那么他的冤屈还没有得到伸张，指斥之罪却先加在他身上了。’真宗的用心，和舜、周公的意思，可以说不约而同。后代子孙难道可以不把这作为法则吗？” 陆贽说：‘进谏的人多，表明我有能容纳意见的才德；喜欢进谏的人，直接显示我有贤明的才德。进谏者即使狂妄愚昧，也显示我有宽恕的才德；进谏者即使泄露机密，也显示我有听从的才德。以上任何一点，都是盛大的德行。君主想知道谏言的益处，这些话已经说尽了。’” 陈渊又上奏说：“臣听说，人之所以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是因为想求得胜过别人，却不知道一心求胜于人，最终就没有人能够胜过。只有不求胜，才能胜过别人。《尚书》说：‘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胜过我。正因为这样，所以能够汇合天下胜过自己的人，借助他们来成就自己。’还忧虑什么不能胜过呢？孔子说：‘我很幸运，如果有过错，人们一定会知道。’孟子说：‘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就改正。’圣人并不是从来没有过错，而是以有人知道自己的过错为幸运；君子有了过错，也以能够改正为可贵。从未听说他们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这就是他们能够建立功业，而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们争胜的原因。他们所取得的胜利，不是很多吗？为什么呢？如今人做不善之事，明知不善却故意去做，本来不值得说；有的人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却没有被察觉，最终陷入不善，只是因为开始时善与不善还没有辨明。如果有人在这时指出他的瑕疵并加以批评议论，那么这个人的见闻和智慧，一定有胜过我的地方。如果拒绝而不接受，进言的人固然没有损失，而我的不善仍然存在。若取用他言语中的善处，把它作为自己的所得，就是把天下的善都变成自己的善。” 即使想不胜过别人，又怎么可能做到呢？” 陈渊又上奏说：“臣听说太宗皇帝曾经用乡里俗语告诉真宗说：‘指出我的缺点的人，就是我的老师。’这虽然是人们平常说的话，圣人却采用了它。君主只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所以和祸乱一起做事却自己不能觉悟；如果能听到自己的过错并加以改正，即使是尧舜也可以不断进步。由此说来，指出我的缺点的人，不是我的老师又是什么呢？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选择他的善处来跟从，看到他的不善处就改正自己。’不善的人，尚且要在内心反省自己，把他当作老师，何况攻击我的缺点，正是要使我进步到善的境地，难道不可以作为老师吗？这很明显了。仲虺告诫商汤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人，就能成为王。’像这样得到老师，难道是因为别人给予才得到的吗？不是因别人给予而得到，这就叫作自己得到。君主能够自己得到老师，天下就没有不归附他的。他成为王，谁能抵挡呢？” 光宗淳熙五年，翰林学士周必大上奏说：“臣听说，君主的冕旒遮蔽视线，黈纩堵塞听力，他之所以能够明察万里之外的事情，是在内把耳目寄托给台谏，在外把耳目寄托给监司。如今台谏既然已经把所听闻的事情告诉陛下，那么担任监司的人自然应当多次把所属地区的利弊进献上来。现在除每年巡察、举荐一两个官吏之外，很少听到有人把某郡县应当兴办的利益、某郡县应当革除的弊害，彻底上达陛前。难道真的没有利害可以说吗？大概是没有曾经周遍地询问征求的过错。臣希望陛下明白诏告各部刺史，有的每月、有的每季，各自把所属地区应当停止或施行的事情，仿照成周小行人所掌的关于万民利害、政事教化、刑政得失，以及作恶犯令、年成丰歉、民众和乐等事项的文书，分条详细上报，不得用微薄物品和琐碎小事来敷衍塞责。这样不但陛下可以安坐而周遍知道天下的事情，也可以由此考察这些人的才干优劣，发布诏令决定升降。”

译宁宗在位时，袁说友请求皇帝广纳忠言，奏道：“臣私下深切地看到，陛下搜罗选取人才，安置在朝廷任职，一定是想让他们各尽所长，以成就功业。臣观察朝廷中的臣子，大多都谨慎地遵守成规，不能有所补益。若是这样，那么还有谁不能任职呢？陛下在深宫之中从早到晚忧劳国事，群臣却没有一个能给予丝毫帮助，大概是因为亲近的人少而疏远的人多。陛下早晚议论政事，不过只同两三个大臣商议；即使侍从、谏官，本来已经有时能够进见，何况在他们之下的百官呢？百官中即使有奇谋远虑，又怎么能够得到采用？隔两三年才轮到一次面对皇帝陈奏，像我们这些疏远卑微的臣子，在近距离面对天威时，正惊惶恐惧、战栗不暇，哪里还能够从容地谈论天下大事呢？不过是指摘一些细微末节，来应付旧例罢了。这样就使陛下虽然有意听取言论，却未必听到的都是可以采纳的言论；虽然有心接受劝谏，却未必听到的都是切直的谏言。至于一旦有所施行，近臣便说‘皇上的意向已经有所趋向’，小臣便说‘朝廷自有成算’；事情有利有害时，大家都闭口不言，稍有差错，才全都说不可。间或有敢于进言的臣子，陛下又因此给他升官进秩，这只能招来迎合圣意、苟且求合的人，而清廉端正的人又嫌这样像是冒进，反而不肯进言。” 臣认为，尚未实行他的言论便仓促提拔这个人，正是堵塞进言道路的做法。于是天下的利害，陛下以一人之身独自承担责任，还能对天下士人有什么期望呢？即使臣也深感惭愧。臣希望陛下明令有关官署：凡事有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不论侍从、百官，都不要拘泥于轮对制度，让他们各自竭尽忠诚。其言论可以采用的，即使没有权势援助，也应当竭力主持他的主张；尚未取得成效的，不可立即加以升迁提拔，以免使贤者有所顾虑。这样或许群臣的谋略都能得到采用，功业也就可以成就了。” 都官郎官袁燮上奏说：“臣没有才能，四月六日，冒昧凭着自己的平庸浅陋，得以面见圣颜，陈述治国之道，劝陛下广泛访求英才。臣读完奏章后，又当面奏陈，申说广泛访求人才的意思，说陛下想全面知道是非得失的实情，关键在于勤于喜好询问。陛下再三点头赞许，圣旨说：‘询问就能明白。’于是臣肃然起敬，深深佩服，圣人的谋略训诫竟然这样简明而切实。臣退下后同朝廷士人谈及此事，也没有不称赞圣言简明扼要的。陛下既然已经洞察这个道理，臣以为一定能够每天同贤臣反复问答，扩大聪明才智，希望在天下大有作为。然而臣侧耳倾听了十旬，陛下仍然端坐拱手，深沉默然，还像从前一样，臣私下感到疑惑。难道圣意自有主张吗？”臣听说《易经·乾卦》说：‘君子以学习来聚集知识，以询问来辨别是非。’乾卦讲的是君子的德行。意思是，学习即使十分丰富，心中如果有所疑惑，不加辨析就不能明白，这就是询问之所以可贵。《中庸》说：‘舜大概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吧？舜喜好询问，又善于考察浅近的话。’仲虺告诫成汤说：‘喜好询问就会见识广博，自以为是就会见识浅陋。’由此可知，勤于喜好询问，确实是帝王的盛德。陛下既然知道这样做会明察，就应当知道反过来便会昏暗。” 明察就会光辉四照，无所不通；昏暗就会对是非得失懵然无所辨别，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况且今天朝廷中的臣子，谁有某种长处？谁有某种才能？谁可以担当重任？谁可以办理一项职事？谁是众望所归的人？谁受到清议的贬斥？陛下能够全都知道吗？当前的政务，什么是纲领？什么是细目？什么应当先办？什么应当后办？尚未建立的是什么事情？尚未革除的是什么弊端？陛下能够全都知道吗？官吏贵在廉洁，但贪污污浊的人很多；官吏贵在仁厚，但残酷暴虐的人众多。有的催逼多年积欠，鞭打不止；有的借朝廷威令，罗织罪名陷害无辜。这就是百姓不能忍受苦难的原因。陛下能够全都知道吗？将帅拥兵，固然有忠于国家的人，但徇私者很多；固然有勇于立功的人，但怯懦者很多；固然有勤于阅兵操练的人，但苟且简略者很多。搜刮侵夺日益严重，名册多有虚假，这就是一旦有缓急便不能依仗他们的原因。陛下能够全都知道吗？以上几件事，臣私下推测，陛下未必全都知道。以陛下纯厚美盛的圣德，却不能对这些事全都知道，原因在哪里呢？也不过是端坐拱手，深沉默然，很少向臣下明确询问罢了。” 如今宰执奏报政事，陛下还会有所咨询访察；自从臣列于近臣之中，能够听到圣上亲口之言的机会已经很少了，何况疏远的臣子呢？这正是国家的大患，临政已经很久却没有建立治功，都是由此造成的。有人认为，君主一句话的过失，史官会记载，天下人会议论；询问得不恰当，还不如不问。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自古帝王的言语，难道能够没有过失吗？只是得到贤臣开诚陈说、纠正挽救，最终归于至善罢了。难道可以害怕别人的讥刺议论，终究不去询问吗？假如陛下从今以后，凡有疑惑必定询问，咨询宰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详细；至于侍从之臣的献纳、谏官的奏陈、百官的轮对，以及监司、郡守入殿觐见的人，都逐一加以询问，探究他们胸中所蕴藏的见识，他们一定会披肝沥胆，尽其忠诚。这样一来，事情无论大小，难道还有不知道的吗？臣又听说皇太子天资英秀纯粹，总是遵循善道，可以说是盛德了。然而在接见应对宫僚时，也很少有所询问。这大概不是不想询问，而是认为圣父在上深沉默然，作为儿子的道理也应当如此。臣曾见一个普通士人，想要立身自立，若有疑惑，也一定会咨询询问。何况太子作为国家继承人的责任重大，关系极大，难道可以不把此事当作急务吗？” 这件事在于陛下亲自率先实行。陛下亲身表现出诚心好问的态度，在上面率先垂范，并把臣所奏之事宣示东宫，使太子明白知道好问的益处。每月将同宫僚问答的话语详细记录，全部上报陛下，那么太子的智慧谋虑会日益明察，德行事业会日益充实，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陛下不要忽视臣的言论。”

译元世祖在位时，赵天麟上奏说：“臣听说，明堂所需的木材，不是取自一棵树的枝条；太平盛世的功业，也不是依靠一个士人的谋略。把众人的听闻作为自己的听闻，听力就会更加聪敏；把众人的所见作为自己的所见，视力就会更加明察。尧有在衢室询问政事的制度，舜有在总章访问臣下的制度，兼取天下人的智慧，尽知天下人的情实，所以能够文武圣神，承受皇天的眷顾和授命；温和恭敬而深沉明智，使玄妙的德行无穷增长。这是帝王最大的功业，也是古今共同赞美的事情。如今国家效法尧、比肩舜，安定并养育天下百姓。自先帝以来，乾坤重新建立，日月再次明亮，一家之典章制度正在更新，百姓的风俗逐渐改变，太平之气刚刚建立，厄运又卷土重来。有共工、崇伯一类的人煽动滔天、违抗天命的祸乱，上天降下明察，诛灭他们的首领，又任用贤臣，于是修治政事制度。然而像倒扣的盆子底下难以照见的地方，百姓无处申诉的城市，残余的恶劣风气还未消灭，盛大的教化还未弘扬。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没有谁能比官吏更多；如果不加以详细询问，谁肯明白说出呢？臣认为，内外官僚都承受天命，有的施行教化，有的举张大纲，有的整治军队和百姓，有的监察守卫、经营办理，各自居于自己的职位，各自掌管自己的事务。这些人都通达弊病的根源，了解利害的精微之处，也都有一点为国的诚心和坦荡至公的议论。” 虽然国家已经广开言路，却不曾专门向百官询问。那些百官大概会想：‘布衣之人，生活宽裕，不受官职职责的拘束，却有进言的资格；从上到朝廷，下到军队和百姓，没有不是应当进言的事情，所以敢于进言。’如今我们既然担任官职，职责之外的事情就不适合知道。向前进言，恐怕有侵犯其他官职之嫌；退后不言，又违背忠诚恳切的心意。因此，能够超然无所畏惧，敢在君王面前陈说仁义的人，万中没有一两个。臣私下惋惜，国家听取意见仍有所遗漏，百官忠诚的劝告也未能充分表达。唐文皇贞观五年，下诏让百官陈说政事得失。中郎将常何是武人，没有涉猎学问，他的门客马周替他分条陈说二十多件事，件件都是当时最切要的。太宗惊讶地询问，常何如实回答，并且说马周是忠孝之人。这是没有学问的人借他人之手代为陈说，也足以看出他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况且如今山野草野中的人、住在简陋房屋中的士人，尚且允许他们上书陈言，何况内外的命官呢？伏望陛下增光于诏书之上，垂问朝廷百官，并旁及外路官员，使他们满足内心的愿望。天与人的相通，凭什么来审察？帝王共同遵循的原则，凭什么来实行？” 朝廷的美好庆典，凭什么来增益？古今治理的大体，凭什么来施行？守成的治国之道，凭什么放在首位？教化与刑罚的先后，凭什么来说明？纲常的正理，凭什么作为根本？边远地区尚未归服的，凭什么使他们归附？民间百姓的疾苦，凭什么来救济？有关官署的私弊，凭什么来革除？粮食财货的富足，凭什么来达到？这些尚未能全部列举的事情，又凭什么来询问呢？凡省、防、院、部以及管民官五品以上的官员，内外各衙门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分别召来应对。凡官品不在规定范围内而想应对的，听其自便。凡没有文才的人，便陈述实际事情。在京师应对的，直接呈送都省；在外地的，递交给所统属的机构，再转达都省。都省不敢擅自拆阅查看，于是奏报皇帝。皇帝命大臣议论此事，于是都省判送礼部，礼部官员、察院官员一同评议。议定后，具文呈给都省。都省以及御史台、翰林院官员议论其中可以实行的，奏报皇帝后施行。凡言论切中事实的，到考核时加以升阶；不切中的，不治罪。凡才干杰出、卓异超越同辈的人，另行破格任用。这样，国家听取意见就没有遗漏，百官的忠告也能得到充分表达。《虞书》说：‘使四方的眼睛都明察，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 这也是实现这一道理的一种方法。赵天麟又上奏说：“臣听说，国家的政令有时松弛、有时严紧，百姓的心情便随之产生不同的哀乐。通过百姓来验证而知道政令的情况，听取他们的声音而看见他们的实情。思想存在于心中便叫作志，发之于言便成为诗。诗有六义的区别，道理却没有两种不同的端绪；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曲罢了。所以众史官在前代掌管诗歌，圣人在后世加以删定，三百多篇列入六经，本来就不是轻视的事情。难道只有这些诗篇吗？上古以来，曾设置稗官，九流之中也包括小说。凡是道听途说所造作的、民间百姓浅近见识所达到的，也让人记录缀辑而不忘，或许其中有一句话可以采纳。战国以后，权力总揽于君主，认为普通人的议论很少有说得恰当的。圣人的著作足以作为法则，因此天子不再采诗，诸侯不再贡诗，乐官不能通达雅乐，国史不能明察世道变化。” 只有汉武帝时期，制定郊祀礼仪，在甘泉祭祀太一，在汾阴祭祀后土，于是设立乐府，采集歌谣。于是有代地、赵地的歌谣，也有秦地、楚地的风俗歌谣。然而汉武帝只是喜好虚名，不再考察实际，所以当时的治理体制，绝不能同上古帝王的治理相比。如今圣明的君主拱手居于帝位，贤臣辅佐政事，百姓已经得到安定，四海都来宾服，又何必还要搜集市井民间的言语呢？只是古今圣贤相同的地方，在于立志行仁，在于厚待百姓罢了。这一点相同；至于政事因时制宜、有所损益的中正节度，则不能相同。为什么呢？在耀文的时代讨论结绳记事的制度，难道能够实行吗？在救治弊病的时候谈论无为的道理，难道可以听从吗？所以即使有先王留下的成法，也不能一一全部遵从。于是不得不从旁广泛搜求、远方考察，广泛通达众人的情实，希望道路虽不同而归宿相同，各种思虑最终一致。圣明之主开放言路以后，进言的人没有不是通晓经典的儒士、熟悉文书法令的官吏，他们都只拿着大体泛泛而谈，未能完全了解舆论并详细记录。由此看来，市井民间的言语也确实不能抛弃。从前尧有四个凶恶之人，尧不能除去；等到舜做相，却除去了他们。这不是舜比尧更加明察，而是因为舜曾在下层陶器、捕鱼、耕种、种庄稼，亲自遭受过百姓的苦难，所以了解这些事情。”

译何况上天的聪明明察，来自百姓的聪明明察；上天的明察与威严，也来自百姓的明察与威严，难道不应当把百姓放在首位吗？臣私下认为，国家如果设置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那么百姓的疾苦就可以知道，郡守县令的贤能或愚昧就可以辨别，朝廷政事的得失就可以听见并引以为戒。又考察市场价格的高低，就能知道百姓所趋向、所崇尚的东西；察看各地风俗的善恶，就能知道政令应当施加在哪些方面；听取歌颂的和谐声音，就能知道哪些法令应当遵守。伏望陛下命绣衣使者巡行各地，同时采集民间歌谣，把它们送达宪台。凡是政事中的过失，移文都省，修改条目，奏报宫阙，交付各处行省施行，这样是为了广施仁恩。凡是祝颂中和谐的歌辞，下达太常，编成雅颂，奏报宫阙，献于天地宗庙并演唱，这样是为了广扬孝敬。仁恩和孝敬在上面广泛施行，百姓在下面心气和顺。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音和，声音和则天地的和气也会相应。因此阴阳调和，风雨按时，甘露降下，五谷丰收，朱草生长，山林不至于光秃，水泽不至于干涸，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龟龙游于池沼，这大概就是和气达到极点的情形。” 圣人说，改变风气、变易习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方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听取言论 卫侯所说的计策不正确，群臣附和的人如同出自同一张口。当时孔伋住在卫国，便对卫侯说：‘您的国事将会一天比一天坏了。’卫侯说：‘为什么？’孔伋说：‘这是有原因的。您发言自以为正确，而卿大夫没有人敢纠正您的错误；卿大夫发言也自以为正确，而士人和百姓没有人敢纠正他们的错误。君臣都自以为贤能，臣下又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们贤能。称赞他们就能顺从而得到福祉，纠正他们就被视为违逆而遭受祸患。这样一来，善政从哪里产生呢？《诗经》说：‘都说自己有智慧，谁能辨别乌鸦的雌雄？’这不也像您的君臣吗？’齐景公从田猎归来，晏子在遄台侍奉。于犹快步奔驰前来拜见。景公说：‘只有据能同我和谐相处吗？’晏子回答说：‘据只是同声附和，怎么能叫作和谐呢？’景公说：‘和谐与同声附和有区别吗？’晏子回答说：‘有区别。和谐就像调羹，用水、火、醋、肉酱、盐、梅来烹煮鱼肉，用柴火烧煮，由厨师调和，调节味道，补足不足，减少过分。君子吃了它来平和心情，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以，其中却有不可以的地方，臣下便提出不可以之处来成全君主认为可行的事情；君主认为不可以，其中却有可以的地方，臣下便提出可行之处来消除君主认为不可行的地方。因此政事平稳而不违背法度，百姓没有争斗之心。” 所以《诗经》说：‘也有调和的羹汤，既已警戒又已调平，诸事都能获得福佑，时时没有争斗。’先王调和五味、协调五声，是为了平和人心，成就政事。声音也像味道一样，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互配合而成。清浊、大小、短长、快慢、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密疏阔相互补济。君子听了它来平和心情，心平则德和。所以《诗经》说：‘德行的声誉没有瑕疵。’如今据却不是这样，君主说可以，据也说可以；君主说不可以，据也说不可以。这就像用水来补充水，谁能喝呢？又像琴瑟只弹奏同一个音调，谁能听呢？同声附和的不可取，就是如此。” 景公在大白天披散着头发，驾着六匹马，让妇人驾车从正门出去。刖跪击打他的马，使车返回，说：‘你不是我的君主。’景公惭愧而不上朝。晏子看见裔敖，问道：‘君主为什么不上朝？’裔敖回答说：‘从前君主在大白天披散着头发，驾着六匹马，让妇人从正门驾车出去。刖跪击打他的马使车返回，说：“你不是我的君主。”景公惭愧而返回，没有果真出行，因此不上朝。’晏子入宫见景公，说：‘从前寡人有罪，披散着头发，驾着六匹马从正门出去。刖跪击打我的马使车返回，说：“你不是我的君主。”寡人凭借天子赐予大夫的身份，得以率领百姓守护宗庙，如今却被刖跪当众羞辱，使社稷蒙羞。我还能够同诸侯并列吗？’晏子回答说：‘君主不必厌恶这件事。臣听说，下位没有直言，上位就没有能够隐瞒过错的君主，百姓也就多有忌讳而不敢说话。君主有骄纵的行为，古代的明君在上，下面就有直言；君主喜好善行，百姓就没有忌讳的话。如今君主行为失当，而刖跪能够直言，这是君主的福气。因此臣前来道贺，请赏赐他，以表明君主喜好善言；请以礼相待，以表明君主能够接受劝谏。’景公笑着说：‘可以吗？’晏子说：‘可以。’于是下令给刖跪加倍俸禄，不必按固定时日入朝，也不再承担事务。晏子又对齐景公说：‘朝廷议政时保持威严庄重，好吗？’景公说：‘朝廷庄严肃穆，这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妨害呢？’晏子回答说：‘朝廷庄严肃穆，下面的人就没有话可说；下面没有话说，上面就没有听闻。下面没有言论叫作哑，上面没有听闻叫作聋。又聋又哑，除了危害国家还能是什么呢？况且聚集豆子和粮食，才能装满仓库；聚集稀疏的经线和纬线，才能织成帷幕；泰山的高大，不是一块石头造成的，是层层累积低小之物以后才高大。治理天下，不是靠一个士人的一句话，固然可以接受而不采用，哪里有拒绝而使言论根本不能进入的道理呢？’楚灵王暴虐，白公子张屡次进谏，楚灵王很厌烦，对史老说：‘我想制止子张的劝谏，有什么办法？’史老回答说：‘采用他的意见确实困难，制止他却容易。假如他劝谏君主，就对他说：“我左手掌管鬼中，右手掌管殇宫（鬼中指死者名籍；《礼记》说，夭折而死叫作殇，殇宫就是殇者居住之处。所谓掌管，是把握他们的名册，制服其身，知道他们所居之处），各种劝谏，我全都听够了，宁愿听些别的话。”’白公又按照史老的话劝谏楚灵王，说道：‘从前殷王武丁能够使自己的德行高明达到神明的境界，进入河水，又从河水前往亳，于是三年沉默来思考治道。” 卿士们担忧地说：‘君王的话是用来发布命令的；如果不说话，就没有可以承受的命令了。’武丁于是作书说：‘凭借我来端正四方，我恐怕自己的德行不能与天相类，因此才不说话。’像这样之后，又派人依据图象到四方访求贤人圣人，找到了傅说，召来提升任为三公，并让他早晚规劝进谏，说：‘你像金属，我用你来作磨刀石；你像渡河，我用你来作船和桨；你像大旱，我用你来作及时雨。敞开你的心，滋润我的心。药如果不能使人昏眩，疾病就不会痊愈；如果赤脚走路却不看地面，脚就会受伤。’像武丁这样神明，他的圣智这样广大，他的知识没有缺失，尚且还说自己没有治理好，所以沉默三年来思考治道。已经得到治道，仍然不敢独断专制，又派人依据图象到四方访求圣人。得到傅说并任为辅弼之后，又怕他荒疏遗忘，所以让他早晚规诲劝谏，说：‘一定要同我互相修正，不要舍弃我。’如今君主或许还比不上武丁，却厌恶规劝进谏，不也是很难吗？齐桓公、晋文公都不是嫡嗣，却回旋安抚诸侯，不敢淫逸放纵，内心同于美德善言，因此得以拥有国家。近臣进谏，远臣批评，平民传诵，以此自我警诫。所以他们入国时，四境还没有完备，后来却统一天下，直到拥有王畿和甸服，成为统属诸侯的霸主，直到今天仍被称为贤明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