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三

译“从前段秀实曾经对唐德宗说：‘譬如猛虎之所以使百兽畏惧，是因为有爪牙；爪牙废弃了，那么孤独的小猪和一只狗都能成为它的敌人，说的正是这种情况。’臣愚昧，不能不为此作过多的考虑，希望陛下留心，不要忽视。”廖刚任御史中丞后，又上奏说：“臣听说国家不能废弃军队；不只是为了防备外国敌人和外部祸患，即使在闲暇无事的日子，也不应废止。然而军队贵在选拔训练，不在数量多；数量多却不能使用，不仅不能成功，有时还会坏事。如今诸将的军队冗杂泛滥得很，有的是收集叛逃者，有的是招纳盗贼，衰老病弱、年幼羸弱之人无所不有，只求人数多，根本不考虑是否能用。此前一切事务来不及过问，如今和议已经确定，本来是为了休兵息民，怎么能容许不能作战的人仍然空占兵籍、侵蚀百姓的膏血呢？臣希望向诸位大将宣布，让他们体察国事、顾念百姓，认真选择，淘汰那些不能披甲带兵的人，以十分之二三为比例，听任他们自行处置。冒用姓名请求领取粮饷的人，也可因此注销，并设立奖赏以杜绝后患。没有归处而愿意留下的人，另立名册编为屯田卒，授给河南土地，使他们耕种、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同时资助供应我军；这样大概东南困敝的百姓可以稍得休息，而屯田戍守也可以长久维持不废，这是一次行动而得到两方面的好处。” 武义大夫曹勋上书说：“臣私下认为，古代把军队寄寓于农业之中，用来抵御强大的敌人；两汉以来，无不如此。只有魏和唐建立府兵制度，民兵才废止。唐朝全盛时，平定大恶、剿灭元凶，无不是官军；等到德运稍微衰弱，藩镇割据、强盗兴起，也无不是官军。所以历代有叛变的将领，却没有叛变的士兵；唐朝以后，多有叛兵而少有叛将，或许正是这个道理造成的。如今州县百姓是军队人数的百倍，却在道义上不能抵御内部侵扰，力量上不能抵御外来侵犯，大概是因为从来没有训练使用过他们。近来看到各路州县正在实行火甲制度，用来抵御夜间盗贼，百姓安然接受，像平素已经习惯一样。臣曾经推行过，完全看到了它的便利。如今希望实行建立民兵的办法，使他们粗略懂得部勒编制，稍微懂得战事；厢设坊，坊设甲，甲设伍，伍设长；允许置办武器铠甲，用来练习武备。州里委任都监，县里委任令佐，带领民兵的将领专门负责训练操练；再委托太守提督。不到一年，一路便可以得到百万士兵，确实可以秘密控制军队，使他们不能肆意妄为，彻底消除内部侵扰和外来侵犯的祸患。如果这个意见可以采纳，请下令臣取来统一条目，便可看出它不扰民而有利无害。” 御史中丞张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年来敌人侵犯正统，将士畏惧怯弱，望见风声便奔逃溃散，攻破残害州县如同撕裂朽木一般容易，这是忠臣义士所愤怒叹息、敌人所暗自讥笑的事。臣曾寻求其中原因，不过是骄纵懒惰罢了。如今每次出兵，水路船只、陆路车辆都接连随行，说是家属老小，实际上全是妇女；所以出兵的数量中，妇女必定超过士兵，弊病一天天滋长，这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事。因此他们居住就要求宽敞洁净，饮食就要求丰盛精美，使用物品就要求有余裕；一有不足，便触犯法律、违背禁令，比盗贼还厉害。要求这样的军队听命御敌、奋勇立功，也就困难了。作为将领，本来应当端正自身、率领部下，与士卒共同劳苦；但往往也带着婢妾歌舞自随，所以在上者这样做，在下者便加倍仿效，上下互相遮掩，再没有什么顾忌。如今陛下屏退远离嫔妃，凭借骑马统治天下，驻跸建康，深深警戒前车覆辙，彻底革除旧日染成的习俗；从前的弊病，按理应当严厉惩治。臣愚昧地希望，所有军人的家属，遇到出军之日，一律不得随军，各自在本寨居住；官府经常加以存恤，修缮房舍，酌量增加口粮。如果有军人、将校、使臣擅自带领妇女老小随军，一律按军法处置。” “本辖区将校、使臣如果失于觉察，减一等定罪。主将亲自违犯，则命御营使司和御史台察觉后弹劾，从重赐予处置。这样大概可以使将士忘掉家庭、殉国尽忠，或许能够建立功劳，以革除旧日弊病。” 张守又上奏请求用田地招募士兵，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朝廷规划防守长江，点用民丁。臣认为驱使未经训练的百姓，一旦使用，恐怕会造成误事。然而所谓民兵，也不是终究不能使用，只是不能用来救济当前的紧急局势，不能希望一朝之间建立功劳罢了。近年以来，朝廷屡次推行民兵，有的设置巡社，有的编结保甲，有的增加弓手，有的按田地出兵，大体都是为了改革军政、求得实际效用。然而推行以来没有见到成效，他们出发后逃跑，遇敌后溃散，与官军相差不多。臣曾经思考，只有把军队寄寓于农业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但三代的制度不能恢复，只取其精神，仍有可以实行的地方。臣看到国家收归官府的田地有五类：一是屯田，二是逃田，三是户绝田，四是抵当、籍没田，五是罪人籍没田，顷亩很多。收入官府的租税，即使是肥沃土地，每亩也不过一二斗，多的不过三四斗。有的被冒领占据，有的荒废闲置，有的拖欠租税，有的因水旱灾害而检视减免，有的被官吏侵吞盘剥，所以实际收入官府的更少。臣愚昧地认为，如果用这些田地招募士兵，那么国家的费用不会增加多少，又能得到本地人，可以交给他们各自留恋的土地，不至于逃散。” “臣愚昧地希望，全部清查五类官田，委托州县预先确定肥瘠优劣，分为等级：上等田三十亩，次等逐渐增加，最多到一百亩为止，招募一人，授给他作为永业田，免除赋役；平时务农，农闲讲习武艺，训练教养使之成材，几年之间必定有精锐之士可以供军队使用。所有官兵暂且停止招募刺配。恭请皇上慈悲，下诏让大臣详细议论；如果有可采纳之处，就请交付有关部门制定条文施行。”

译张守任殿中侍御史，又上奏说：“臣仰念陛下整修政事、攘除戎兵，慨然有意于中兴盛业。然而如今最大而且最紧急的事情，没有超过军政的。本朝军队被童贯、高俅等人败坏，而奖惩军人的办法废弃，骄纵懒惰的风气形成。出兵戍守便逃亡，遇到敌人便溃散。小则持戈抢夺以逞强，大则杀死将领、据城叛变。天下可用的军队，几乎没有了。唐史说：‘设置军队是为了平息祸乱，等到它发生弊病，反而足以制造祸乱；弊病再严重，就会使天下困顿来供养祸乱。’今天的形势，大概已经接近这种情况。改弦更张，难道还可以拖延吗？”臣看到建炎元年十一月的诏书，要求侍从以上官员各自陈述见解，考察古代军政中可以实行于今日的办法，分条具奏。到现在已经过了几个月，却没有听说有人献纳意见，以副合陛下大有作为的心意。如今朝廷虽有设置振华新军指挥的议论，只是还担心招集、选择不容易达到人数，彼此沿袭仿效，或许会重蹈前面的覆辙。至于供给养兵的办法、训练的要领、节制的方略，也应当研究。臣私下过分考虑，认为防秋的时期只有两三个月，片刻光阴都值得珍惜；即使竭尽每日力量筹划，恐怕还来不及。” “希望皇上慈悲，重申去年冬天的诏令：或者责令他们在十天、一个月内陈述完毕，使他们尽力开诚陈说；或者召他们到中书省，发给纸笔，分条陈述。这样大概可以广泛采集众人的智慧，应当会有可以实行的办法，也使陛下的诏令不至于空发。” 张守又上奏论述教阅军兵，说：臣私下认为，兵法的弊病已经很久了，防秋之期又不远，按道理难以仓促革除；因势利用现有条件，仍然有所作为。如今天下军队固然不少，养兵费用也确实很大，难道全都不能使用吗？还是因为训练没有做到罢了。玉翦率领六十万军队攻打荆地，也一定要等他们投石、超距等训练合格后才使用，因为士气振奋，才愿意奔赴功业。天下军队的衣粮俸给，消耗官府财力的有四类：禁军、厢军、土军、弓手。即使有教阅办法，载在法令中，州县之间设置了却不讲习，平时尚且不可以，何况国家局势艰危、寇戎猖獗的时候呢？大概因为州县官吏，有的任意侵占军额，有的说是防守，有的说是差遣外出，名目种种，背弃公事、经营私利；假借教阅之名，结果连现有的军队也没有了。上下苟且偷安，日复一日，糜费国用，骄惰日益滋长；士兵眼睛不认识旌旗，耳朵没有听过钲鼓，队伍行列、起坐动作、进退方式，全都不再知晓。一旦驱使他们防守抵御，责令他们效死，和倒退着走却要求向前有什么不同？臣愚昧地希望，各路分别委派制置使和一名监司，彻底清查现有的厢军、禁军、土军、弓手，淘汰年老、弱小、疾病、羸弱者，早晚各训练一次。” “州里委任守臣，县里委任令长，并且亲自到教场检阅。如果技艺精熟、力量强健，就随事激励奖赏。不仅将来防秋一定有可用之兵，辖区内的盗贼也可以剿除。凡军兵、弓手有不参加教阅的，一律依法按军法处理。除在任官员的白直之外，如有任意冒占军额，或者长吏不及时到教场，监司、安抚司、制置司应当查核弹劾上报，从重按典章法令处置。如果有可采纳之处，就请皇上慈悲迅速施行。李石上奏说：文武相互配合，是治理国家的经纬之术，二者绝不可偏废，只是有缓急的区别。人的身体，以血气作为营养，以食气作为卫气；如今如果只因营气强健，便废弃卫气，可以吗？国家停止战争、太平无事已经有年头，便自以为是崇尚文治的时代；至于寻求所谓辅助完成文治、及早端正一贯的治理，陛下以神武而不杀戮来树立威德，把五兵寓于诗书教育之中，深远的庙堂谋略，并不是乡野之人应当忧虑的。然而按臣所忧虑的，只是其中粗浅的一面。臣曾说，虞舜举行干羽之舞，人们只知道它表现文德，却不知道其中以勇猛进取的节奏寄寓击刺的威势，用来表明并非轻易使用武力。如今的教阅办法，也有古人干羽之舞的意义；虽说是文德，也不能废弃武备。” “从前鱼朝恩长期身处军中，已经不认识郝将军的阵法，把它当作李临淮的遗法；何况那些不学习训练的人呢？州里的禁军、县里的弓手之所以制定教阅办法，正是为了在缓急时使用他们。想要使用这些人，必定要依靠平日训练。况且小民如果不是安居无事，就应当让他们蹴蹋、蹷张，运转活动筋力、奔跑促使血脉流通，训练他们冒险赴危的状态，使他们熟悉旌旗、习惯金鼓，因而不惊慌怯弱；这就是训练他们以备缓急使用。况且二十多年之间，边境安定，凡是能够披甲挽强弓的人，都因年老而被简选淘汰；年轻壮健的人已经不知道战阵是什么事情，实在值得忧虑。如今州县举行教阅，本来是平时的准备；现在又不能专心实行教阅之法，反而废弃这件事。所谓禁军、弓手，州县违法差遣他们奔走听命，与普通人无异。所谓训练他们，不过是兵官、巡尉按时出来，依照惯例办理；遇到春秋大阅，有关部门不得不耗费经费，却徒然成为玩习的器具，这和棘门的戏弄有什么不同？臣希望下令州县，禁军、弓手不得违法差遣；兵官、巡尉教阅的名册，应当按时稽考，以表示太平时不忘危险的意思。” 李弥逊上奏说：“臣谨按历代天子必定有卫所，用以控制天下、威服四夷，巩固国家根本。太平日子长久，逐渐废弛；到了国家艰难、开始使用武力以来，也仍然因循沿袭，虽设置了却不讲求，这实在是今日的急务。近来朝廷虽然稍微收集四方军队，聚集到中都，但人数不多，法制不完备，军伍尚未形成，不足以形成威重之势。臣愚昧地希望朝廷采取措施，或差遣，或招募，或就近委托诸将选择精锐数万人，设置统帅总领，专门护卫王室；另外设置亲卫数千人，仿照古代制度，选募良家子弟中熟悉弓马的人，以及武臣子弟、诸将和诸军属下的子弟充任。这样大概可以控制近处、威服远方，增加朝廷的声势。如果臣的主张有可采纳之处，恭请皇上慈悲，特赐指挥施行。”

译江南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叶梦得上奏说：“臣既然已经妄自议论守江的准备，私下又想到兵法说：‘上等用兵是攻伐谋略，其次是攻伐外交，再次才是攻伐军队。’项羽和汉高帝在广武相持，项羽想挑战，汉高帝说：‘我宁愿斗智，不愿斗力。’最终擒获项羽。自古以来用兵，攻伐军队不如攻伐谋略，较量力量不如较量智慧，这是不经过作战而使人屈服的道路。如今诸将屡次取胜，大都已经返回驻屯，按道理必须休息整顿，等待深秋再次行动；因此这一两个月内不可以仓促出动，正是攻伐谋略、较量智慧的时候。我从道路上听来，人人都说敌人起初在盛夏前来侵犯，大概是习惯了前些日子的屡次胜利，想凭借威势欺凌我们，认为我们必定屈服，所以毫无忌惮。陛下既然深谋远虑、料事在先，决策用兵，顺昌首先击败乌珠，近来宿州、亳州、陈州、郑州又相继归顺；贼军出乎意料，失去了原来的谋划，在败亡、疾病之后又自行丧失军队，军力损失大约三分之一，这本来已经攻破了它的谋略。如今过去掌权的酋长及其同党，往往都没有坚定意志，那么金国国内未必不会把违背盟约、最初倡议入侵的人归罪；内部横生猜疑。而我方两河、京东的旧百姓与契丹遗民，以及去年被诛七族的党人，也应当都有伺机报仇的意志。这样我方同时使用谋略和智慧，正合适在其势力未定时行动；不必等将来大军亲自到达，便可以决定胜负。” “探报所见，主持侵犯我方的敌军将领不过十三人：乌珠等八人在京师窥伺淮浙，萨勒济等三人在关中骚扰陇蜀，伪盖天大王等二人在浚滑主持签军。汉高帝与项羽胜负未定时，先采用陈平的计策，拿出黄金四万斤离间楚国君臣，范增果然受到怀疑而不被信用，于是剪除了项羽的心腹。到了垓下战败，又下令说，得到项羽首级的人赏黄金千斤、食邑万户。魏太武帝攻打臧质时，臧质也招募能擒获魏太武帝的人，封万户侯，赏布帛各一万匹。臣私下认为，如今对乌珠以下的敌将，也应当委托诸位大将多拿出金帛，选择机敏善辩的人，放出反间，同时分别制定赏格，例如擒获兀术者赏赐官职、田亩、钱帛若干，其他人依次递减；把赏格明白写成榜文，散发张贴在新收复的州县，必定会有人传布，逐渐传到京师。即使不能使他们立即自相残杀，难道不足以离散其党羽，使他们彼此携贰吗？然后下诏访求耶律氏的后代，以兴灭继绝；褒奖前日被诛七族的人家；对能够替他们复仇以及在山东、两河一向自行结集、不向敌人屈服的人，都赐给官职品秩。将来大军渡河时，再用兵力援助他们；有能立功的人，就把他们原有的疆土分割出来，全部分别封赐。自从敌人吞并契丹以来，契丹旧家大族对它的怨恨已经深入骨髓。” “敌人强行占据燕、赵之地，我方百姓横遭驱赶征发，被迫改穿胡服、改用左衽衣襟，天天怀有愤恨。如今他们知道中国的威势大为振作，过去虎狼般使人陷于涂炭的暴行再也无法施行，上下互相猜疑，事端很容易产生。只要有一个人听从我方命令，挽起衣袖奋起，那么其他人都会像瓦片一样崩解。我方诸将乘机席卷而去，这就是兼并弱小、攻击昏乱、夺取混乱、欺凌衰亡，以及前面的敌军倒转兵器、从后面进攻使敌人败北的行动。臣区区孤忠，没有什么功劳，只是听到了民间舆论，不敢沉默隐瞒。恭请陛下施恩，采纳选择。” 宋高宗驻跸扬州时，梦得任户部尚书，陈述等待敌人的三种办法：形、势、气罢了。形以地理山川为根本，势以城池、粮草、器械为重要，气以将帅、士卒为急务。地形牢固，就可以凭借它防守；形势强大，就可以依靠它立足；士气振奋，就可以发动使用。这样敌人全都在我方的计算之内了。因此请求皇上向南巡行，以长江险阻作为屏障，防备意外。又请求任命重臣为宣抚总制使：一人驻在泗水之上，总领两淮和东方军队等待敌人；一人驻在金陵，总领江浙各路，以备退守或防止敌人进入，但没有得到答复。李光上奏请求修整京城防守御敌的准备，说：臣恭敬地听说，仁宗皇帝因四方用兵没有功效，选用大臣研究利害，召韩琦、范仲淹在崇政殿应对。韩琦等人深深忧虑夏人一旦乘胜扩大进攻、形成侵犯京城的势头，要求以黄河为界，那么就应当坚守京城。于是诏令河北军队按兵观察，不与敌人较量，使他们即使进攻也有回头顾虑。所以修整京城，不只是为了抵御敌寇，实在也是为了破坏敌人深入进攻的谋划。当时天下安定到那种程度，大臣的谋虑尚且达到这一步，似乎像是考虑过度。如今金人倚仗兵力强大，劫持亲王、大臣作为人质，以三镇为借口，势必深入进攻，那么都城防守御敌的准备，怎么能不急切办理呢？臣访察听说，朝廷专门委任李彀开挖城濠，每天役使一万人；将作监分管东城樊家冈一带，共需六十八万余工，比其他城壁的工程用料最为浩大。现在将作监和步军司实际服役的人兵不到一千人，又听说将作监长官、副长官尚未派任正式官员，张元干是书生，不足以依靠他办理。希望皇上慈悲，特地下达指挥，命李彀把所管兵夫与将作监的人驻扎在城东，共同出力，先从东城开掘。又新任少监井度正在蜀中，尚无到任日期，请赶快选任有才干的官员共同管理所役使的兵夫，每天开工、收工，各按时刻进行；仍每日轮派从官和台谏官一人亲自前往检查，大概这样可以早日办成。” 敌人听到这件事后有所忌惮，臣实在万分庆幸。光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臣僚上书说，疏浚治理都城的护城河、修筑城防工事是不必要的。朝廷已经下令札付宣抚司，都城百姓相互传说，无不感到恐惧。众人依靠城池，城池依靠德政。君主用德政治理国家，用功业使众人归附，庇护百姓，所以彼此能够相互依靠来保卫社稷。修筑楼橹，疏浚护城河，严密守御的准备，正是为了安定人心、壮大士气，从而挫败敌人深入进攻的谋划。河东、河北一向号称国家的腹心之地，距离宫室很近。如今敌人在边境，各郡仅仅能够自守。万一秋季防务不严，又形成敌军长驱直入的势头，那么大河的险要，按理应当设置防备。况且天子居住之处，是宗庙社稷所在，号称都城，又怎能安然不为此忧虑呢？如今天下的形势，确实称得上全盛。按户部户籍计算，主户大约有二千余万。仓促之间，若征召起来充任士兵，谁不会响应？陛下爱惜民力，不愿轻易动用百姓，已经告诫京畿之地的士兵实行保伍之法，召集东南士兵约定赴援日期，搜查原野以简选军队，鸣响鼓角以声张征讨之意，整顿军队向众人显示，充分显露武备节度，这些都是为了向敌人表明已有防备。如今议论的人却只专注于边河防御，反而想放松都城守御的器具。”

译臣担心这种说法一旦传出，内外都会骚动，居住在城中的人没有坚守的意志，敌人便会产生深入进攻的谋划，这不是正确的办法。恭请陛下明发诏令给执政大臣，赶快商议守御策略，疏浚城壕，增筑雉堞，屯驻军队、积储粮食，向敌方显示不可侵犯的态势，同时也用来安慰人心、保卫防守的根本，实在是朝廷内外的幸事。” 孝宗淳熙二年，敷文阁待制周必大上书说：“臣私下认为，安定边疆、开拓国土，固然在于军队；但军队贵在精锐，不贵在数量众多。如今虽然每天都在下达招募补充的命令，但各军仍从未认为兵员充足。过去王寻率百万军队，却败给光武帝的千名骑兵；苻坚率百万军队，却败给谢玄的数千人。军队果真在于数量多吗？臣不敢泛泛引用古事，姑且以近来的茶寇为例：四百名没有纪律的士卒，既没有坚固的铠甲和锐利的兵器，也没有奇谋秘计，不过是在山谷间横行劫掠、寻求生存罢了。他们从湖北进入湖南，又从湖南进入江西，如今还窥伺两广，往来数月，出入多条道路。假如帅臣、郡守、监司、路分将官稍有谋略，使用所属部队的士卒，本来就可以将他们消灭。可是现在却劳烦朝廷，远调江、鄂的军队，又增加赣、吉的将兵，并且防合各邑的土军、弓手，防守兵力多达万人，仍然没有战胜他们的办法。只听说总管失去军纪，帅臣束手旁观，提点刑狱接连更换三人；其他将领、副将、巡尉纷纷败逃，连平定和救治伤亡都来不及。小股盗寇尚且如此，倘若面对大敌，又将如何？臣听说去年冬天，江东、江西各郡在同一个月发生地震；今年庐州发生大水，城中旧桥也毁坏了。这些都是战争的征兆。” 万一强敌不肯驯服，动辄窥伺边境，即使凭陛下神武英明的谋略，攻破他们也不难；所担心的是和平相处已久，老将没有防备，后来任用的人对于应敌的方法又不熟悉，必然要仰赖陛下劳心指授。恭请圣上预先告诫各位将领，秘密修治边防；并且命令全面考察所属统制官等，谁善于谋划，谁善于作战，谁因廉洁公平而得到士卒拥戴，都分别把姓名上报，使其留在圣心，以备将来任用。只要将领选得其人，自然会使一人抵得百人的勇力，军队人数多少便不必计较了。臣还有一些个人的忧虑，或许是过度担心。昨天有从鄂州来的人说，他在那里看到彗星从西南方出现；如今孛星也在西南方，天象常常会与事情相应。陛下德行深厚，当然应当对此有所处置；然而西南是坤维，坤维就是蜀地，消除灾异、加强防备尤其不能迟缓。近来虽然委任范成大暂充制置使，但成都距离军前很远，臣深怕在紧急时刻，事情和军机不能相互配合。愿陛下赶快选择有文武才干且可信任的大臣，或者另以抚谕为名，或者专门委以节制军务的重任，前往分担陛下的忧劳，希望能够避免日后的困难，实在是国家的大幸。” 周必大任兵部侍郎时，又上书说：“臣仰想到陛下选将练兵至今已有十四年，军政日益修明，本来不是愚臣所应妄加议论的。但臣思虑所及，不敢默然不言。臣过去听说鄂州一军，最号称精锐而有纪律。今年夏天，统制解彦详统领梁嘉谋、张兴嗣，率领三千人捕捉茶寇，其中一胜一负，是无法避免的。但听说军队行进没有法度，甚至有十人、百人成群逃散回来的。臣曾广泛询问其中缘故，都说近几年多次拣选淘汰旧人，招收新军。旧人曾经历战阵，完全熟悉军法；新军往往是防手以及有过犯的人，军籍和伍符这样的制度，他们哪里能够懂得？以前新旧士卒相互参用，还勉强可以使用；如今旧人日益减少，于是造成这种局面。”李川不愿明说此事，只弹劾解彦详等调发军队失当，导致士兵死亡一百一十四人。陛下特地下达诏令，将解彦详等人递减追夺官资，勒令停职自效；又嘉奖李川能够举发其职守，特意给予升迁。赏罚分明，谁不会受到劝勉和警戒？然而弊病的根源没有革除，怎能不设法解决呢？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向各军全面下令，除非是特别衰老、疾病的人，不得随意拣选淘汰。” 对于新军，不只是要教给他们武艺，还必须让他们早晚都接受纪律教育，希望在紧急时刻不至于误事。至于长期任用将帅，使他们负责拣选偏裨将佐、整顿部曲，这在今天尤其是最优先的事务。只愿圣明留心，臣就十分幸运了。”},{ 淳熙十四年，知桂阳军陈傅良拟写奏札进呈。臣听说，自熙宁、元丰、崇宁、大观以来，掌权者屡次更改祖宗旧制，以至酿成金人的祸患。如今天下人都在追究他们的罪责了。至于加重赋税，不仅奉行而不认为有过错，还进一步附加增益，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前是因为妄费，今天则是因为供养官员和军队。如今的经费中，军费占十分之一，官费占十分之二，官费暂且不说，敢问供养军队的费用呢？国家初建时，州郡没有禁兵，这一点明载于法令。自骑射军直到牢城军，所有名额共二百二十三人，总共只属于本城。所谓禁兵，都是三司所属的士卒，分屯各地，轮换戍守。如今所称屯驻、驻泊的军队，就是由铃辖、都监、监押等官统领的部队。三边的军队，有时因形势需要升为禁军，这就是所谓四十四处禁军，属于就地供粮的军队。自从元昊叛乱，西北有了保毅军；王伦叛乱后，东南有了宣毅军。于是各郡逐渐设置禁军，到了威果军时，禁军已经很多了，但也没有超过大郡和要害之地的范围。熙宁年间，查核天下厢军名籍，共有五十万人，却不知道作战。因此教阅军队的方法兴起。后来把厢军合并编团，作为定额，这就是如今两浙的崇节、福建的保节一类军队。教阅法施行后，又另立名额，隶属于各将领部下，这就是如今两浙的雄节、福建的广节一类军队。元丰年间的兵令规定，把雄节一类军队全部升为与禁军相同的军队，从此禁军才遍布天下。戍守法实行之初，三司的禁军调往四方，而州郡的厢军大多用来承担各种劳役。大概让他们劳作，就容易役使；把他们分散，就容易供养，这是太祖的神妙谋略。自从州郡各自拥有禁军，三司的士卒便不再外出；不外出，就常年坐食京师；常年坐食京师，天下的财利就必然全部归于朝廷。财利全部归于朝廷，而州郡增加的军队又很多，于是势必要巧取豪夺，暗中侵夺，才能满足开支。这样一来，供养军队才开始成为大患。如今屯驻各处的军队，同本城军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由三名总领负责供给，而不受地方长官节制，这是区别而已。从前所谓韩家军，如今成了京口人；刘家军，如今成了建康、池阳人；岳家军，如今成了鄂渚、江陵人。从前多次参加战阵、因功获得官职的人，往往被拣汰下来，成为在庙祠任职或添差等类的冗员；与当时招募、刺选的标准相比，大多属于下等，长久不能离开军营，儿女日益增多，所得粮食又少而且缺乏，几乎要挨饿受冻。处在这样的劳苦屈辱中，最容易被安抚收买。

译臣愚昧地认为，这正是逐步恢复祖宗旧制的机会，恐怕是上天赐予的。陛下如果确实有志于国事，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逐渐使军队不再仰赖县官供给，以节省月桩钱，那么经总制使这一名目也可以防止滥设。只是改正这些弊端时，臣恭敬地思量，陛下不吝惜爵禄来招待天下士人，给大官以重权，可以说是尊崇优宠他们。至于供养军队，国家背负加重赋税的名声，却不能推辞；臣下享受其中的安逸，上面却承担由此产生的怨恨，臣私下认为这样做不可取。孝宗时，叶适上《兵总论》说：“如今事务中最重大的，应当极力论述；各种议论中抓住关键、应当优先施行的，一是财赋，二是军队。虽然如此，财赋之所以成为大事，只是由于军队是大事罢了。军队的举措关系兴亡决断，没有什么能排在它前面。世上谈论军队的人，言论充满天下而杂乱无章，有的可以听却不能采纳，有的可以采纳却不能实行，原因没有别的。谈古代的人，说古制简易直接、节省而有效，没有军队的祸患却有军队的利益；然而古制若与今天形势、条件不同，不能施用，那么古制即使很好，又有什么益处？谈今天的人，说今制繁密、沉重而迟滞，有军队的祸患却没有军队的利益；然而今制既已习惯、既已形成，不能更改，那么今制即使不好，又有什么损害？不过，这还不是真正选择利害来决定取舍。如果真的选择利害来决定取舍，那么即使不必为了仰慕古人的名声而追求简易直接、节省有效，今天的军队有祸患而无利益这一点，连普通人都能明白，难道不应赶快谋划、立即改变吗？我曾经考虑过，三代的军队、两汉的郡国兵、管仲的内政、隋唐的府卫，都是古人留下的美名。自府卫变成召募，召募法败坏，边兵便开始强盛，于是藩镇之乱兴起。” 收夺藩镇的强大权势后，君主又以亲自统领军队为名，竭尽天下财力来供养军队。等到君主不能亲自使用军队，而军权已经不专属于诸侯时，君主四面张望，茫然无所统一。于是对内常常担心军队自行变乱，对外又不足以制伏祸患。到了拥有极其庞大的军队，却承受敌国无穷祸患的地步，这不正是当今所谓的实际祸患吗？美好的名声不必仰慕，能够根据时势衡量当时可以实行的事情，才可以说是有智慧。实际祸患不能制止，却又不知道根据时势应当改变什么，这就不能说是有智慧了。姑且试谈符合今天情况的军队常制，大致有四种：有边兵，是用来守卫边疆的；有宿卫，是用来巩固京城的。群臣不考察事情的本末，不观察形势，忘记过去士卒奋勇呼喊的情形，只专门强调军队造成的无礼之患，反而认为太祖立国的关键在于军队。京城建在大梁，没有地势险要可凭借，便把军队作为险要。其实建都大梁，是沿袭后周、后汉的旧都，并不是太祖选择后才建都的。假如果真要依靠军队来固守，那么连营百万，太祖亲自增加军队就够了，何必等到后世？当时军队总数却不到二十万，这是为什么？不以军队强大作为固国之本，是前代帝王的一贯原则。何况太祖的军队不到二十万，这就明确说明，他并不是依靠军队来固守国家。” 召募军队的范围日益扩大，供给军饷的费用也日益增加，大概是端拱、雍熙以后，契丹横行而无法制伏的缘故。康定、庆历年间，谋划国事日益错误，依靠军队固守的说法大为盛行；这种做法未加禁止，天下便开始拥有百万军队。削弱天下来供养军队，国家的治理也就无从作为了。然而上下都洋洋自得，以为自己想出了好办法；他们为此办理文书、聚敛财赋，竭尽衰世搜刮刻剥的手段，从百姓那里取财来供养军队，却仍然不够。等到军队不能使用，又低头侍奉强敌，使军队得以安居在营伍之中。因此王安石曾向神宗讲解削减军队的方法，知道军队不是越多越好养，却仍未醒悟到兵籍不必过多，反而教导各路保甲达到四五十万人，暗中想用他们代替正规军。正规军不能被代替，保甲却使天下百姓都变成军人，于是虚耗的形势显现出来，天下的力量更加衰弱。元祐年间废除保甲，史臣认为太祖设置等级制度，以什伍编制壮士，来消除奸雄的野心，兵制最为清楚，因此一百多年没有祸乱。王安石不能明白这一点，《实录》所记载的，大概就是当时议论的根本。虽然如此，王安石如果确实因为信心不足而不能明白这一点，所以没有实行，那么又哪里能说他明白呢？”},{ 至于绍圣以后，情况就更加严重了。保甲制度重新施行，正兵却依然如故，内外都受到耗损，根本和末节一同衰弱。大观、政和年间，保甲人数多达六七十万；两种办法都已弊坏，名义上具备而实际上已不存在，所以军制大为败坏，士卒不能披甲持戈，平民相互牵连，逐渐变成盗贼。干离不开始时率领兵力不过一万多人，却长驱直入而来，没有人能够抵挡。仓促之间派人召集白徒来勤王；京师一旦失守，勤王的人就会在天下各地到处抢掠了。唉，实在令人痛心啊！蓄养军队反而使自己陷入困境，军队越多反而给自己带来祸患，不使用军队反而使自己失败，天下没有比本朝更严重的了。然而议论的人还说，依靠军队就能固守，控制军队的办法很好，这些制度只能沿用而不能改革，只能增加而不能削减；这实在是严重诬蔑太祖，也会误害国家。再加上四处屯驻的军队，又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以数倍于祖宗时期的财用投入四位总领所属的巨大深渊，而州郡又各自用厢兵、禁兵使自己陷入困境，侵削民力直到耗尽。问他们如何对外抵御敌人，便说连请求议和都来不及；问他们如何对内防备，便说仓促之间令人忧虑。统制、统领、总管、路分、钤辖以及将兵等官员充斥天下，白白领取优厚俸禄，而军队却从来没有一天真正起到卫护作用。

译军队有大将屯兵，有州郡守兵，有边兵；边兵利用当地的地势，训练当地百姓，不依赖内地军队和粮饷，也能巩固边塞。宿卫兵则利用都邑附近的百姓，训练成军后轮番上值，并且同募来的士兵混编，国家只供给其中一半费用，并不是全部供养。大将屯兵全部使用募来的士兵，训练其中的精锐，只是由国家全部供养而已。州郡守兵使用州郡本地人来守卫，却不依靠州郡的财力来供养他们。因此，各种军制分别施行，兵力不集中在一处，这样即使有百万军队，也不会使国家困于财力。所以前进就能够作战，退守就能够防御，不会受到敌人的欺侮。如今，边兵是募来的，宿卫兵也是募来的；大将屯兵过去还有旧有士兵，如今又招募士兵来补充，使其编成军队；州郡守兵过去的禁兵已经消耗殆尽，如今招募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叫禁兵。四类军队全都靠招募，却竭尽国家力量来供养他们，这只是知道招募士兵、供给他们衣食罢了。这就是国家竭尽力量却仍不足以供养百万军队的原因。财力已经困乏，军队又不能使用，所以前进不能作战，退后不能防守；只要有一百人肆意作乱，一方就会震动，而敌人的侵扰欺侮也没有办法随时制止。臣希望陛下审慎思考，确定计策，把四类军队分别安排；改变今天的办法，不过两年时间，法令施行、制度确定之后，财力不足就不再是最大的忧患，而军队也可以使用了。适又上奏说：“自唐代至德以后，节度使专擅一方而抗拒上命，使自己的喜怒、叛变或归顺都在片刻之间决定，而藩镇之祸，当时已经被认为是最大的忌讳了。然而，国家权力被将领专擅，还可以说得过去。没有多久，将领又被军队所专擅，将领所做的一切，军队都要听从，于是便凭借军队劫持控制朝廷。所以国家被将领专擅，人人都知道；将领被军队专擅，却没有人知道。大历、贞元年间，节度使固然已经由士卒拥立；唐朝末年尤其严重。到了五代以及本朝初年，君主的兴废，全都由群体士卒推戴决定；一旦有人出面，天下便低头听命，没有人敢于抗争。可是议论的人只认为祸患在于藩镇，岂不是太疏忽了吗？太祖既已逐步收回节度使的权柄，所以裁汰军队，使军队数量极少；治理军队又极其严明。因此，他能够平定僭越叛乱，使天下畏服，靠的是太祖统摄纲纪、控制驾驭的力量，并不是依靠军队来使用武力。如今国家并没有出现难以治理的弊病，敌人也没有出现难以击破的强大势力，却自己困于军队，积渐形成沉重拖滞，不能轻快便利地运转。第一，是四处屯驻大军的祸患；第二，是州郡厢兵、禁兵、土兵和弓手的祸患。除去一种祸患，就能得到一种利益：一州的军队祸患除去，就得到一州的利益；一方的军队祸患除去，就得到一方的利益。军队的祸患除去，军队就会强盛，任凭需要怎样使用，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 陛下果断地认识到这一点，哪里会有长久不加以改革的道理呢？” 叶适又上奏说：“敢问所谓四种大军，您知道它们是今天深重的祸患吗？假如知道它们是深重祸患，怎么会积累五十年之久，却不寻求处理它们的办法？这样看来，不过是不知道罢了。”自靖康年间遭到破坏以后，维扬仓促应变，海道艰难，杭州、越地草创，天下遥远之处命令无法通达，近处又横向溃乱而无法控制。国家没有明确的威信和有效的权力来驱使强悍的将领，各将领便自夸豪雄。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自形成军队，傲视天下。放纵盗寇、养尊处优，没有谁比得上刘光世；任性推诿、屡屡逃避责任，没有谁比得上张俊。当时，军饷任凭他们自行征取，功勋任凭他们自行上报，将校的俸禄多于士兵的数额。朝廷以转运使主管馈饷，任意诛求剥削，再也没有顾惜，人人志得意满，彼此仇视怨恨，上下都把它看作祸患。等到张浚收夺刘光世的兵权，却没有控制驾驭的办法，吕祉因为防隽的催促，竟在一日之间杀死主帅，卷起铠甲逃走。后来秦桧考虑不够长远，急于求和，把屈辱当作安宁，大概是忧虑各将领的军队不容易收归，逐渐成为难以割除的痈疽，那么不仅北方不能收复，南方也不容易安定。因此他约定各军支取、发放的数额，分割天下的财赋，特意命令朝臣总管，以掌握军饷出纳的关键。”},{ 各将领的军队全部隶属于御前，将帅虽然出身军中，但他们的调换任免都由君主决定，以显示如臂使指、互相役使的态势。从前的大将有的被杀，有的被废黜，战战兢兢地等待命令，此后江左才得以稍稍安定。因此，知道这种制度是深重祸患，也不过如此而已。然而秦桧的考虑并不长远，他不只是把屈辱当作安定，反而直接把当时的措施视为大功，耗尽南方的财力来供养这四支大军，始终战战兢兢地担心供给不足。秦桧只是坐视这一切而不加体恤。秦桧长期居于相位，年老患病而死；后来的人习惯于所见所闻，不再认识其中弊端，只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因此朝廷把四支大军当作国命，困竭百姓财力；四名都副统制又借此侵削军粮，内臣和受宠幸者又借此控制将领权力，弊病层层相承，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何况长期不作战，老练的士卒逐渐耗损，新补充的士卒懒惰苟且，能够作战的士卒十人中只有四五人；军队气势软弱，又加上劳役、差使、调动和相互争斗，债务和家属负担日益增加，生计供养不足，怨声哀叹四处可闻。过去祖宗竭尽天下财力来供养天下军队，已经是前代所没有的；如今又竭尽南方财力供养四处屯驻军队，更是祖宗时代所没有的。如果从土地来说，北方更为重要；从财力来说，南方更加富足。运用我们南方的丰富财力，使军队强盛、士卒饱足、军事实力雄厚，凭借这些力量从北方夺取土地，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才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如今为什么反而把财力全部耗费在三十万疲弱士卒身上，承袭五六十年来积累的弊病，把土地作为平庸将领和腐败宦官贩卖富贵的地方呢？那么陛下的长远事业将要托付给谁呢？陛下如果真正奋发有为，施展不可压抑的平素志向，谋求报复与我们不共戴天的深仇，就必须从这里开始。假如军制确定后，能够减少州县的供给，使困苦百姓得到休养，培植国家根本；再严厉训练军队，使士兵一定敢于作战；整饬将领，使他们不再畏惧；只要一两次面对敌人，胜负就可以决定了。军队减少之后反而会强大，财力减少之后反而会富足。这个道理非常简明，策略非常关键，实行起来也很容易。

译叶适又上奏说：厢军负责供应杂役，禁军负责训练作战和守卫，弓手负责县中的巡逻侦察，土兵负责乡里的控制防守。供给劳役有军队，准备作战有军队，巡逻侦察有军队，控制防守也有军队。大州有四五千人，中州有三千人，小州还有二千人。计算一名士兵的费用，正额廪给占一份；因军队而设置的营伍、将校等费用，又占一份，其中路分、钤辖、总管等官占这一份；恩赐、阅视、借请券食等费用占一份；因军队造成的弊病、损公肥私所造成的亏损又占一份。百姓所谓第一等户，即使拿出全部赋税收入，也不足以供养一名士兵。如今州郡两税的正额名籍，大概把上供的财赋以及为办理酒税等名目而征收的钱，全部都上供了。朝廷既然自己供养大军，州郡又把本来应当用于自身开支的钱，全部用来供养厢军、禁军、土兵。还有被配隶的罪犯，牢狱充满，他们也由州郡供养。这样一来，财力怎能不枯竭，百姓怎能不困苦呢？供养军队，是为了有事时作战，不是为了无事时防备。无事时也要防备，就必须有不供养的军队才行。如今在无事时供养军队，竭尽州县力量供给他们衣食，本来就不是为了作战。这样即使拥有百万军队，也免不了自我贬低为天下最弱的国家，这正是形势必然造成的结果。世人议论说：供养军队的祸患，无论聪明人还是愚蠢人都知道。然而不能削减，是因为不能削减；不能削减，是因为一旦行动就会惊动众人、妨害事情，弊病还没有除去，祸乱就先发生了。这种害怕惊动众人、妨害事情，因而认为弊病不能除、反会先招致祸害的想法，本来就是庸人的常情。但说供养军队的祸患是聪明愚蠢的人都同样知道，却不对。为什么呢？其实只是没有真正认识罢了。既然知道它是祸患，那么日夜思考、发布命令，就一定要使事情达到既不惊动众人、又不妨害事务，能够除去弊病而不发生叛乱，以使天下国家得到幸福。难道可以任由事情这样发展，却只说必然会惊动众人、妨害事务吗？所以不减少宿卫、屯驻的大军，国家财力就不能宽裕；不减少厢军、禁军、弓手、土兵，州郡财力就不能宽裕。在沉重迟滞、繁琐扰乱中制定法律、确定制度，把困苦百姓当作安定，把强行耗损国家当作仁德，把使士大夫精力疲惫当作任用人才，把人心越来越鄙陋、操守越来越卑下当作远见，把不敢有所举动当作体恤国家，把供养军队而不作战当作消除奸雄之心，终于导致忘记仇耻、抛弃华夏、废弃天命、礼制败坏、音乐失序，积累众多弊病却没有能力改革。这不过是宿卫、屯驻军队从上面困扰国家，厢军、禁军、弓手、土兵从下面困扰州郡罢了。陛下只考虑对外的事情，却不谋划内部；心里想实行困难的事情，却不真正去做容易的事情，这是什么原因呢？贠兴宗上殿轮对，请求扩大招募，写奏札说：臣听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险要之地就是敌人所畏惧的地方。所以蜀地有重重关隘的险要，守护蜀地没有比守关更好的；吴地有长淮作为界限，保卫吴地没有比固守淮河更好的。至于荆襄一带，千里都是平坦之地，这是四面受敌的地方。外面没有长淮可以阻挡，附近没有重关可以固守，既无关隘又无河流，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险要的了。有险要之地，圣人尚且常常加以忧虑；没有险要之地，确实能够一天没有防备吗？从前宋、齐六代之间，夷狄盗贼南向窥伺，屡次兴兵又屡次停止，不能窥取一寸土地，大概是因为当时这里是重镇，并且屯驻重兵。因此荆襄空虚，没有险要可以凭借，难道应当用军队作为险要吗？何况春夏之间，汉水可以徒涉，道路又有许多交错通出的路线，可以数出：从光化出兵到次湖，可以窥伺夷陵；从临汝出兵到新野，可以窥伺襄阳；从唐州出兵到枣阳，可以窥伺西郢；从陈州出兵到宛丘，可以窥伺光化。如果没有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并在这里集中重兵，臣深恐汉、蜀之间的形势脉络不能贯通，首尾难以呼应，就不同于常山首尾相应的形势了。这正是值得忧虑的地方。臣愚昧地恭敬希望陛下屈尊费心，在祸患尚未形成之前加以谋划，选择将领中有文才能够使众人归附、有武略能够威慑敌人的人，负责经营治理这一地区；并且以屯田为名，调移内郡军队，增加兵力来戍守。调移仍然不足，就再增加招募。如今荆襄的军队很少，而守蜀的军队一旦遇到外部忧患，要从千里之外抽调，实在不容易及时到达。有人说，朝廷对于荆襄并非从未选择将领，各将领也并非从未招募军队；臣认为各将领招募没有方法，是辜负了陛下委任使者的责任。臣在湖北听到的情况全都清楚：凡是捕人补充军队，像捕捉逃亡者一样；所给待遇又违背约定，将领的命令既然连自己都不能使人信服，百姓谁还会相信呢？只有从前刘锜在京城招募茶商，竟有几千人，用来补充正规军额。如果能够像刘锜那样掌握招募的曲折方法，那么盗贼也可以招来使用，何况我们的百姓呢？韩琦说：招募军队的次序在于主持其事的人，贠兴宗不得侵夺按例应给的物资，没有其他阻碍拖延，百姓自然不会隔绝不来。这样拿出几十万缗钱，就可以得到一万名士兵。韩琦的话，是舍弃小的成就来成就大事的方法。希望陛下在命令各将领增加戍兵之外，再增加私人招募的常例，使他们广泛招募强壮健实的人，希望能够防守一方，使其坚固如金城。兴宗又请求抚恤义士，写奏札说：“臣听说，威严和恩惠偏废一方，就不能统御军队；军法偏于一方，就不能役使众人。如果只有恩惠而没有威严，人们就不会畏惧；只有威严而没有恩惠，人们就不会怀念归附。由此才知道，抚慰士卒、养育人民，都是为了张大我们的气势、保全我们的威严。假如各位将领、大校平时明目张胆地奴役士卒，像驱赶野兽一样驱使他们，那么众人离心离德，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了；一旦有战事警报，又还有什么可以依靠呢？”臣谨按，兴元、洋州一带的义士，是西蜀东道的屏障。那里地势险要厚重，百姓强悍而崇尚武力。他们年幼时便离开父母怀抱，人人都可以用义理打动，也可以用威势驱使。因此绍兴初年，王庶在西部边境竭力安排，凡是城郭、乡社，百姓各有户籍，每户各有等级，大致让各等级分别出丁，以丁代替士卒。无事时轮流阅习，有事时出兵戍守；有的可以捐免本户徭役，有的还可以免除本人差役。恩意非常周到，条文规定也很完备。王庶这样尽力实行，并不只是为了保卫蜀地，也是为了保卫国家。因此南山控制着要害冲要，义士熟悉利害，生于当地、战于当地，心中都有保全妻子儿女、守护祖坟的念头，理应专心守卫。

译臣观察饶峰之战、梁洋之战以及近来防守关隘的战事，义士都立有功劳。朝廷迟缓而最终不知道，是各位将领隐瞒了这些功劳。若有人能够以王庶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百姓就会有所申告。然而近来这些义士受到的冤屈，大致有四种，这是边将的罪过。义士和各县弓手、手力相比，实际上没有雇钱；但官府能够驱使他们，使他们无从推辞，是因为原先下达的安排规定了等级，并以免除官业钱为条件。如今却篡改文书，实际符合条件的人未必得到免除，得到免除的人又未必确实符合条件，这是第一种冤屈。凡有战事，正规军披着坚固铠甲却顾虑躲避、不肯向前，义士却穿着纸衣，被驱赶着先行。近来有关机构有人提议增加铠甲、盾牌，酌量发给义士；议论一传出，境内士民便纷纷发言争论。仰事父亲、俯育儿女，是境内士人所知道的；一家接一家地奔赴战场、肝脑涂地如同义士一样的情形，境内人士却不知道，这是第二种冤屈。王庶当年役使的，就是义士。大规模阅兵时有食钱，出军时增加衣粮钱；有特别功劳的，登记确定姓名，按次序授予官职。如今义士舍弃农事出征，肩膀受寒而归，劳苦确实有了，饱食却没有；功劳确实有了，赏赐却没有，这是第三种冤屈。绍兴初年，义士作战结束后就立即解散，各自都有一家团聚的欢乐。近来官府无故占用他们，叫他们割草放牧，叫他们挑担负重，还叫他们借充官吏往来的差役。而且义士究竟应当称为百姓，还是应当称为士兵？称为百姓，就不应私自扰害；称为士兵，就不应私自役使。如今却完全反过来，这是第四种冤屈。边地百姓有这四种冤屈，作为将帅的难道忍心不加考虑吗？臣愚昧地恭敬希望下令四川宣抚司查实情况并优厚抚恤。像兴元、洋州等地曾经确实充任义士、却被官府或私人压制勒索，未按规定捐免家业钱的人，都允许以本人名义申诉，一律予以捐免。各阵亡将士之家，也请按照这个例子施行。若本户还有多余男丁，请不要再以义士名目差遣；以后名额有缺，在男丁较多的地方另行抽补。需要戍守时，虽然令其自行准备衣粮，也请从今以后再酌情减免本户各种杂科名目，务必从宽厚办理。各将领和州县平日无故占用、私自役使禁军，相关法律务必切实执行；仍请取用王庶当初实行的约束，逐一核查举发，希望边民不敢产生怨恨。义士原有一名官兵统领，按规定应有数名将领，也请宣抚司下令选择任命众人乐于推举的人；像近来的阎宝这类人，完全可以任用。又查得阶、成、岷、凤、熙、秦各州边界，从绍兴辛巳年起曾受到宣抚司发给旗榜的人，多次建立功劳，却被各将领掩盖阻遏，未能申报列名；今后若有人愿意充任义士，也请比照兴元、洋州义士，依次免除科徭，希望使西部边境日后遇到缓急时，能够增加力量援助官军，不至于在危急时刻无所依靠，并能继承太平、义勇军的遗风。恭敬希望陛下特别施展睿智，详细斟酌臣的意见，使边地百姓的生路一旦打开，抚恤温暖的恩德广泛遍及；这不只是为了凝聚西部边疆百姓的心，也是圣主仁爱而不因地域远近有所区别的心意。兴宗又论述军队的实际状况，奏说：“臣听说，天下的法则不在于军队数量，而在于军队实际力量没有得到训练。军队实际力量没有训练，就等于没有军队；训练却不精良，也等于没有训练。不训练、不精良，有关部门竟忧虑军队冗滥而想要裁撤，这是倒退着走却想要前进。三代初年，兵源本来出于农民，农民应征便成为士兵。因为农民有固定的数量，所以士兵有固定的人数。每家各自准备一名士卒；其中年老的、有疾病的、家中只有一个男丁且无人照顾的，都不服军役。到了有事之时，官府不是普遍役使众家，而是役使其中的少壮男子；军队的形势截然分明，如同头、足、手臂和手指相互护卫，开合进退无不协调。我国从未供养无用的士卒，所以士卒非常精锐；国库从未支出泛滥的费用，所以费用非常节省。这就是三代之间能够纲纪四方、百战百守都能保全的原因，大体都是采用了这个办法。到了管仲治理齐国，才改变周制，使都邑与乡里分开，使士兵和农民分居。国中的士人作为士兵，所以士兵不再务农；郊野的百姓作为农民，所以农民不知道服兵役。管仲的谋虑到此为止，只能谋划齐国而已，远不是先王的制度。不过当时集合齐国的士人，按照乡长统领的法令编制，一军不过一万，三军即为全军。齐桓公采用这种办法，在诸侯国中昂首前进，使诸侯低头听命；这仍然是因为齐国军队实际力量强，训练选择精良而不冗滥。秦汉以后，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士兵都靠招募效力来取得官职，居处有营伍制度，行动受到尺籍约束，最后又有刺字墨刑的标记。他们把自身卖给官府，即使年老、即使成为家中唯一男丁，也都终身不能离开。假如有关部门一旦想要裁撤他们，有关部门就显得太缺少恩德了。从前曾听先儒说：士兵从二十岁以上直到衰老，不过四十多年；真正勇猛精锐、能够攻坚的时期不过二十多年。如果终身供给他的廪禄，那就是一名士卒有二十年没有用处，却仍在官府领取粮食。由此推论，供养十万、五万军队，其中很多都可以裁去。屯兵十年，就有五年属于无益的开支。这话确实正确。臣观察秦汉以来，军队冗滥而懈怠的国家常常危险，军队训练精良的国家常常安定。比如王寻在昆阳役使百万军队，苻坚在淝水役使百万军队，袁绍在官渡役使四十万军队，哥舒翰在潼关役使十多万军队；在他们中间，怎么能没有老弱混杂的士卒呢？又让好战的将领统率他们，使这些无罪的百姓走上死地，也就不足为怪了。却完全不知道，威武本来是辅助文德的；圣人使纪律始终严明、赏罚始终守信，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

译即使休养已经充分，也应当扩充军队。”威势哪里需要多到冗滥的地步呢？恭敬地思量，我太祖皇帝冒着风雨，平定祸乱，使四方安定，便取用这些百姓而加以抚慰。天下用于防备抵御的士卒不过三十多万人；郭进、李谦溥等人在一方屯戍，多的五千人，少的三千人而已。到了太宗、真宗皇帝时，军队编额稍稍宽松，也不过四十多万人。仁宗皇帝时，屯兵戍守西方，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已经提出裁减淘汰的主张。皇祐年间，文彦博一句话便裁减保防军三万五千人，每年节省二百四十多万。这些都是祖宗留下的成法。如今陛下天资神明，效法祖宗，常常招募精锐勇士，对外谨慎安排屯戍，把居安思危作为防备，用来激励各位将领，恩德已经非常深厚。近来各位将帅招募补充兵员，务必检阅精锐，颁发铠甲样式和制度，务必使军备齐全，纲纪和文德相互辅助，已经足以比肩三代了。然而臣私下担心，各路将领因循旧例、害怕受到非议，冗散人员没有裁去，精锐勇士没有补足，这是不可不深入谋划的。臣观察自军队兴起以来，各将领有些人只是挂名列籍，实际居住在市井，并未到军中服役，名额却还保留着，臣不知道他们是在防备什么。”}], 军队编额空缺还没有补足，随即又有人死亡，也有人逃亡；军吏没有及时将他们从名册中删去，主将也多有犹豫，有的隐瞒一半不报，有的虽按时上报却没有报尽，臣又不知道这样做是妨碍了谁。对于年老、有病者，按规定应当减半供给；如今却相互庇护、混乱不清，终身供给廪粮。无所归依的人由官府自行供给，愿意回归民籍的人也不得离去，直到老死，白白占用军队编额，臣又不知道这样做是妨碍了谁。像这样，军队中的三种冗滥问题，长此下去都值得忧虑；各位将领所掌握的军队实际人数，哪里能够得到真实情况呢？假如一军有三万人，每军中有一万五千人，那么如果核实出一万五千人中有一千人属于冗员、病员、死亡者或逃亡者，三万人中就有两千人是冗员了。推及各路来说，假如有十八军，那么总共就有两万人属于老弱等人员。每名士兵每年耗费钱一百千，一年便是二百万缗。其中确实有愿意回归民籍的人，军吏略加周济供给，也不算是有损恩德。何况陛下与尧、禹一样，节省费用、勤于政事，各军必定不能容忍暗中保留的冗员和病员。臣曾经到边地任职，亲自见到这些情况，知道全都如此，不敢欺骗陛下。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告诫、激励各军，凡敢于隐匿姓名、扰乱军队实数的，一律禁止。军中如果有人逃亡或死亡，军吏不立即删去名籍，私自将其编入军额的，今后一概允许自首并免除罪责；不自首的，朝廷自有明确法令惩处。各军中年老、有病、衰弱的人，退役后若有依靠，愿意成为平民的，也应当准许；若无所依靠，才按规定发给半额供给。这样，对上不失去朝廷的恩德，对下又不使他们无所归依，军队中的三种冗滥就可以逐渐消除。臣又看到四川等地的厢军十分滥冗。厢军有事时可以补充禁军的缺额，怎么可以过于滥冗呢？如今各地多把体弱者刺充为军，有的刺充羸弱患病之人，一家甚至有三名或两名士卒，不过是为了装点州郡的威仪而已。间或有无赖的官吏，私自役使、调借他们一整年，却称作出差的士卒；每月收取工匠和技艺方面的名额，使他们终身得以逃避操练，却称作技艺士卒。朝廷设置军队，本来是为了保卫百姓；如今蜀中却用军队来侵害百姓，祸患深重而紧迫，君门相距万里，陛下从哪里知道这些事呢？这是臣冒昧为陛下陈述的。臣现在还希望陛下严加降下圣旨：四川等地厢军中，凡年龄在十五岁以下，或强行增加服役年限和月份，或以羸弱、有病之人欺骗州郡的，都应当一并允许州郡精心加以检查，然后再登记入籍。各司、各州、各军若以技艺、工匠为名义役使士卒，官吏如有收取财物，请一律按贪赃论处。这样，天下的官吏就不敢谋私，天下的军队也不会显得冗滥，各自都能实行徇公守本的办法，办理有益于拯救时局的急务。臣没有见过比这更严重的弊病了。知池州袁说友上奏说：“臣只是一个身份微贱、出身疏远的人，近来错误地承蒙朝廷选拔提升，冒昧地任守池阳。辞别陛下时，陛下谆谆训示臣，让臣调度防守军民，向统帅宣示圣意。臣恭敬地体察陛下的恩德和意旨，只知道竭尽微薄之力，以报答陛下亲自派遣臣任职的恩宠。两年之间，臣切实询问考察军屯事务，对于凡是涉及利害得失和是否妥当的事情，大致知道了梗概。臣冒昧摘取当前可以实行的三条意见，以对朝廷谋划稍有补益：一是长期任用统帅，二是选拔正、副将，三是修治兵器。”“什么叫长期任用统帅？从前赵充国制定平定先零的方略时，年纪已经七十岁，汉宣帝仍然信任并任用他，连续二十年防守边疆，任用越久，信任越深，所以能够击退敌人、取得胜利，威势和谋略没有谁能抵挡。晋元帝既然任用了祖逖，祖逖正有发誓肃清中原的志向，却突然用戴若思替代他，结果恢复中原的功业终于没有完成。由此可知，将领和士卒之间，关键在于号令长期得到信服，恩惠和威严长期取得信任，然后才能彼此熟悉情况，知道各自的才干和能力。这四件事都必须等待时间才能显现，本来不是短短几年所能达到的。”“如今边关之外的屯驻军队，各有统帅。他们开始任用时，贵在详细选择；既然任用了，贵在长期任用。如果不考虑他的才干是否可用，只是姑且任用，往往不到一年，就有的因不称职而被奏报罢免，有的因升迁而调往更大的防区。” 那些因不称职而被奏报的人，固然不必任用，但问题也在于起初没有慎重选择。假如他确实可以任用，又何必屡次调动、频繁更换，偏偏在上下级刚刚熟悉的时候就突然替换他呢？将帅的职任与文臣的职任不同，一个地区的险要便利、部属的才干能力、士卒的强弱，只有相处久了才知道。了解得深，遇到缓急事情时才能确实信任并使用他们。如今如果将领还没有熟悉军中的事务，或者只是刚刚熟悉而任职时间还不长，就又调换到别处，那么将领和士卒彼此看待，就像刚刚相遇的陌生人，岂不只是像旅舍那样频繁迁徙吗？一旦有紧急情况，将领不了解士卒，士卒不了解将领，彼此的能力不能熟悉，谁是谁也不熟悉，这样还不败坏事情的，恐怕很少。”“臣近来任守池阳，曾经看到统帅屡次更换。将帅越换，事务越荒废，只是白白耗费钱帛，加重士卒的骚扰，对于军政丝毫没有补益。这是最大的祸患。臣希望陛下特许臣陈奏：今后凡是外地屯驻军队的统帅，开始任用时务必慎重选择；选得合适的人，就专门长期任用，即使任职年限很久，也不要仓促更换，使他熟悉军政中的利害，了解士卒的能力强弱，安心施展志向，长期经营管理，如同治理家务、办理自己的事情一样。

译即使有功劳可以记录，也只须在现任职务上升迁，不要调到别处去，这样或许能够有所收获。因为长期专心于军政，必然会有很值得观览的成效。什么叫选拔正、副将？从前霍去病由校尉起家，辛庆忌由校丞起家，都是奋力进取的偏将，最终成为汉家的名将。因此，偏将和小将本来就不能忽视。如今军中升迁差遣的制度，是由副将升为正将，由正将升为统领，由统领升为统制。只有统制一职，还要等枢密院审察后才能获得。至于正、副将由统帅自行选置，臣近来任守池阳时，看到军中差遣正、副将，往往因为他们职位很低、权力很小，似乎并不经意，却不知道今天的正、副将，都是将来统领、统制的储备人选。现在不加选择，将来逐步升到统制，果真可以任用吗？只有在他们刚开始任职时就精心选拔，日后升任了才能确实要求他们任事。不要因为职务低微而忽略他们，而应当考虑到他们将来的作用；又怎么可以因为职位低、权力小就突然轻视他们呢？臣希望陛下下达明确诏令：各屯驻军队的统帅，今后凡正、副将有缺额，必须详细考察、精选，审慎选择忠诚勇敢的人，然后差遣任用。朝廷还应不时抽取其中一二人，令其到朝廷接受试验阅看，以考察其才能。这样或许可以把将帅的储备人才预先从这里选出，日后稍有缓急，就可以责成他们建立功效，这确实不是小事。” 什么叫修治兵器？从前周家恢复古制，诗人首先歌咏备置器械以防意外。圣人把整治兵器作为根本，因为兵器确实是军政的首要事务。如今各屯驻军队的兵器种类不一，每种都以数千万计。现在虽然卷起铠甲、暂不使用，但一年之中既有风雨、干燥、潮湿等气候，所收藏的兵器难道没有损坏、剥落、脱落的祸患吗？往往不能按时修整，即使修整也不按规定，草率鲁莽，只是姑且应付旧例；兵器堆积在一起，损坏腐朽，虫蚁侵蚀，漆色剥落模糊，凡是这类情况，难道可以在修造制度上苟且从事，不加重视，不按时加以修治吗？一旦忽然有调发，件件兵器都损坏腐朽，稍有不能依靠，误事就不会小了。臣近来任守池阳，曾听军中熟悉事务的人说，凡是兵器，应当上面有高爽干燥的屋舍，下面远离地气，每月修葺、每十日整治，按时按法认真修理，才可以使用。如今军屯上下，肯意留心此事的人，恐怕还不多，实在很不应该。臣希望陛下下达严厉诏令：各屯驻军队统帅，凡有关兵器的事务，不必年年虚增器械数目，姑且按现有数目，按时整治，天天修理、每月修葺；发现损坏，就依照规矩修理，不要吝惜费用，不要草率从事，不要制造虚文；仍然应当在三军每一将的驻地，各设置高爽干燥的屋舍来储藏兵器。这样可以使兵器没有损剥、腐坏、脱落的祸患。每年命总领按时点阅、试用，保结说明后详细上奏。这样一旦有调发，兵器就可以依靠，足以凭仗，不至于误事。臣亲眼看到军中的利害，正如前面所陈述的，倘若陛下肯采纳，便请赐予施行，确实有补于军政，是天下的大幸。说友又上奏说：“臣曾听《传》中说：‘施加恩惠，就足以役使人。’又说：‘用德行施加恩惠，是作战取胜的原因。’又说：‘衣食充足，然后才懂得荣誉和耻辱。’这些话都是说，先抚恤、安存他们，之后才可以要求他们任事；被我们役使的人，也将心情舒畅愉悦，愿意自行表现才能。自古以来善于使用天下人的人，大都如此，何况用兵呢？”“臣私下认为，如今最不能养活自己、衣食极其困乏、妻子儿女受冻挨饿，养生送死全都没有依靠，天天叹息、一天比一天严重，知道这种情况却没有能力救济他们的，只有各军的士卒。”“臣近来任守池州两年，曾亲眼看到军屯士卒贫穷、怨恨、叹息的情状。如今士卒每日的供给，虽然等级数额不同，大体不过是二升半米和一百钱而已。这本来是过去规定的数额，为什么从前可以靠它生活，而今天却突然说不够呢？”“臣曾经询问将帅，他们自己说军中的财力与过去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上面没有宽裕的财力可以暂时拿出恩惠分给士卒，下面也没有临时的给予来周济危急、惠及贫困。”“从前财力宽裕时，每日训练、每月操习，将帅拿出金帛来激励、奖励技艺；技艺精熟的有赏，心志勤奋的也有赏，勇力增长的又有赏，这种赏赐几乎没有停止过。而且他们家中遇到婚姻、疾病、死亡等事，也都由各将上报，统帅全部给予救济。这几种做法，都是因为上面的财力宽裕，所以能够时时给予恩惠、犒劳。”“如今完全不是这样了，统司掌管的钱物都有定额，每天越来越贫乏，因而各种筹措、办理都不敢进行，导致上下都受到逼迫，彼此像秦国和越国一样冷眼相看。士卒除了按规定应得的钱米以外，丝毫也没有别的收入，怎么能不贫穷困苦呢？这只是将帅为自己辩解的说法。”“然而臣又询问士卒，考察众人的议论，另外还听到了三种说法：一是发放时有所克扣，二是米粮发放时想方设法求取剩余，三是钱财耗费在馈赠权贵上。”“臣确实听说，军中发放士卒钱米，往往不能立即按时按数发给，沿袭成例，暗中有所削减克扣。等到实际支付时，各将分发给士卒，原本应得的钱米已经有所折损了。每人所得本来就只有毫厘之数，哪里经得起再有折损呢？数万人的供给，每个人都各有扣减，少数积成多数，全都归到别的用途上去了。这就是所谓发放时有所克扣。”“大军仓官发放米斛，大多沿袭旧习，设法求取剩余；每月削减、每年克扣，自有固定的做法。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剩余称为宽剩，虽然不是明目张胆地收取，实际上却是暗中积蓄，这些都是削减士卒的供给，来肥厚上面的需求。

译这就是所谓发放米粮时求取剩余。将帅的职位，全由朝廷任命授予；居于这些职位的人怀有无厌足的欲望，满足自己贪求升进的愿望，于是向权贵之家馈赠财物，讨好贵近之人，往来于道路之间，习以为常，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馈赠财物的费用，究竟从哪里来呢？不过是剥削士卒，用来充作自己的开支罢了，这就是所谓钱财耗费在馈赠上。既有上面的财力不足，又受到这三种弊病的严重困扰，士卒当然会憔悴、穷困，无法养活自己。因此人人心怀怨恨叹息；如果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在紧急时刻要求他们效死用力、成就国家大事，恐怕也很困难。现在的办法，是想稍微宽解士卒，却暂时看不到能迅速奏效的策略。臣认为，所发给的钱米本有定额，不能增加，那么对于前面三种弊病，是否也可以稍加革除呢？希望陛下下达诏令，立即发布圣明的处分，严令各总领所，今后在发放士卒钱米时更加认真筹措，使每人都足额得到，按时领取，不得有丝毫削减克扣。大军仓官发放米斛，不得削减下面的供给来充肥上面的积余，不得沿袭旧例以求宽剩。严禁各屯将帅馈赠权贵的弊病，广泛进行查察，一有违犯，便从重按典法处置。每逢朝廷任命统帅、升迁差遣统制，都要严加训诫，以警戒他们谋私，希望他们知道戒惧，或者能够稍微减轻士卒穷困的痛苦，使人人感奋，足以要求他们将来效命。过去汉代韩信任将军时，多用恩惠抚慰众人，因此得到士卒拼死效力。盖宽饶任司马时，待士卒十分有恩，卫士多达数千人，人人都叩头请求留下，以报答他的厚德。这些事都记载在史册上，都是明显的效果和有力的验证。希望圣明的君主以此来任命将帅，那将是天下的大幸。” 参知政事史浩上奏说：“臣听说，按时检阅田猎，诗人便歌咏羽旄仪仗的美盛；孟子详细说过，君主的举动一定要记录下来，人人都称赞善美。这是因为在农事的空闲时节，应当想到整治武备。臣听说陛下将要前往白石，难道是留恋田猎吗？实际上是要大规模阅看车马军队，以坚定将士执戈保卫国家的心志，激发他们投石、拔距的勇气。遇到缓急之时，勤劳效力而不推辞，想来这正是陛下长期放在心上的事情。臣有一点浅见，实在应该冒昧上闻。这件事看似小，意义却很重大。众人聚集的地方，必然有人观看陛下的威仪，所以应当严令有关官司，精选精锐士卒，去掉凶恶、邪僻、狡猾、蛮横之辈，选取骁勇雄健、训练有素的人。犒劳务必做到公平，号令务必纯正安静，希望使三军争相效勇，不让任何一人感到失意。然后选取其中驯良的人，安排在陛下身边，周围环列卫士，编入御营。天子尚且亲自洒扫道路、清除尘土，众人必然会像蜂飞蚁走一样奔赴。陛下入内时登坛盟誓，出行时按辔徐行，按道理都应谨慎防备，实在不是过虑。富贵人家的子弟尚且戒惧不要靠近高堂边缘，万乘之尊更应当预先设防。对于驰骋取得优胜、扈从而宣扬劳绩的人，既然已经实行劝奖，便会鼓励、激励许多人。应当使这次显示武功的盛事，不成为徒然展示美观的虚文。臣心中有所激发，不能默然不言。希望陛下俯察臣拳拳爱君的心意，特别宽免臣喋喋不休、越职进言的罪责。” 赵汝愚请求在关外招募、刺充义勇军的奏疏说：“臣查考全蜀四路三面都靠近边境，内有黎、雅、文、叙等地。四川近年屡次发生警报和骚扰，全靠强兵分处镇守。比如黎州一郡，西面有五部落，南面有卭部，川西南还有青羌、弥羌，边境防线长达二三百里，需要防守的地方不止几处。然而本州现有的兵员，有西兵，有禁军，有义勇，还有各州戍兵，臣请逐一为陛下说明。旧例每年有屯戍的西兵五百人，遇到防秋时再增加戍兵三百人，人数不能说少，人也不能说不勇，只是因为这是远道戍守的客军，每年更换，又不熟悉当地地形；州郡又因为他们是御前诸军，担心万一稍有挫败会损害朝廷的威望，所以一向只让他们在城中防守。因此平时借助他们的威名进行弹压还绰绰有余，到了缓急关头，实际上却不敢轻易使用。此外还有禁军，编额五百人，本司多次下令本州设法招募刺充，却无人愿意前来，现有三百五十多人；另有新招义勇二百人、各州戍兵三百五十人，共九百人。” 其中各州戍兵一向脆弱，又因为屡次作战失利，直到现在士气还没有振作起来，可以依靠的只有本州禁军和新招义勇。然而除去本州留驻的人数外，分屯在各个营寨的人数极少，稍有动静，确实就缺少可以调遣的人。臣到任之初，正遇到嘉州董蛮作乱，臣不得不从各州调兵防守，但那不过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不敢完全依靠。臣私下思量，陛下正在谋划恢复宏大的事业，立志收复中原；如果北方一旦发生战事，西兵哪里还容许长期远戍？或者蕃蛮乘机窥伺、侵犯边疆，那么朝廷不能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不可不预先筹划的。臣想在关外沿边各处招募、刺充强壮五百人，名为义勇军，在成都府集中编组训练；每年轮流派二百五十人到黎州屯戍，与黎州义勇一同训练，并使他们逐渐熟悉当地地利；留下二百五十人驻营备战，以备嘉州、叙州调发。这样或许可以稍微增强军势，能够左右应付。希望陛下慈悲俯从臣的请求，特地下达圣明处分，准许所招义勇军按照黎州已经得到的指挥施行。至于每月应发的钱引，臣查考本司现有的义勇军余剩钱，可以用来支给；对户部和其他各司的钱物也没有妨碍和缺欠，确实是可以长久实行而便利的办法。臣恭敬地请求陛下明察。”

译汝愚又论述各州厢军、禁军的弊病，上奏说：“臣看到近年以来，州县的财物已经取尽，使用也已经耗竭了。如果所供养的军队都能实际使用，即使竭尽百姓的力量来满足军费，也还可以；如果供养的军队不能使用，却仍然竭尽百姓的力量，像这样不停下去，怎么能不稍作变通呢？”“各州禁军中，经过拣选仍不合格的人，近来朝廷已经下达指挥，要求分批轮番教阅。臣任职两郡时，多次亲自考核，发现大多是以前招募刺充的人：有的身材短小，不够等级标准；有的年纪稍大，筋力衰退懒惰，终究武艺生疏，不能依靠。如果一并拣出充作厢军剩员，再重新招募刺充，那么州郡的员额会突然增加，更加难以供给。臣认为，应分派各路监司，等到秋凉以后，遍访各郡，从厢军中选取强壮者，替换禁军中的老弱者。今后厢军有缺额时，暂且停止招补；每季末，专门委派守臣搜查、阅看禁军中的老弱者，用来补足厢军员额。禁军有缺额，就刺充新军；新军如果仍不合格，就由守臣专门承担罪责。这样几年之内，老弱会逐渐减少，强壮者会日益增加。然后严格禁止私自役使士卒，重申考阅训练的命令，将来朝廷有所征发，州郡也不至于没有准备。” “其次，各地厢军尤其冗滥，大多是因为员额定得过于宽松，所以担任郡将的人起初并不珍惜，往往在交接调动之际，容许请托，于是出现招募刺充违法、假借名义冒充请领、冗员占据编制、差遣借调过多等弊病，侵耗廪粟，对公家没有补益。臣认为，应秘密检查各州的尺籍，根据各郡事务的闲忙，稍微削减其员额；将来大略仿照武雄等地的标准制定招募刺充办法，不合格的就空缺不补。如今财用匮乏，这也是节制浮滥开支的一种办法。希望陛下留心，臣不胜庆幸。”敷文阁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天下将兵之政弊病很深。竭尽各郡的力量来养兵，时间不能说不长，但始终没有可以依靠的实力。朝廷不时下令督促责成，州郡对一切细节却都像漠不关心，这是为什么呢？不从根本上整顿，却只整齐末节；不估量其力量，却责成其功效，即使每天下一道命令，也还是没有益处。”“臣近来从广南进入蜀地，连续承任连帅的职务，确实亲自督察所属各部，没有留下余力；但真正因此振作才艺的，十人中不过二三人，懒惰废弛、依旧如常的，则到处都是。然而形势使他们难以全部尽力，确实是因为州郡的力量也有不能强求的地方。如果想整顿、阐明将兵之政，就必须补足空缺的编额、修理兵器、准备激励犒赏三项；这三项都不是徒手可以办成的，如今却全都缺乏财力，无法顾及。帅司、漕司又不与州郡同心商议，只是用公文责令办理，这同凭空谈论河流、画饼充饥有什么不同？臣愚昧地认为，应下令各路帅臣、漕臣，逐一询问查考：某郡缺额多少，应当怎样招募？兵器缺少及损坏多少，应当怎样修理？一年应当考阅多少次，应当怎样激励犒赏？三件事各应由什么名目的钱物来供应？如果各州都有储备，就制定期限和程序来考察成效；如果确实没有可出的钱物，应由帅司、漕司设法供应；实在不得已，就向朝廷申明情况，酌量从度支拨赐钱物加以帮助，然后才可以责求军政的实际成效。臣看到陛下耗费财物来养军，劳心费神来制定制度，对于天下的将兵，难道不是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够派上用场吗？可是州郡实际上从来没有弄清其中的道理，臣不敢沉默，冒昧大略陈述这些意见。” 成大任知处州时，又上奏说：“臣看到，国家在屯卫正兵之外，另外命令各州自行招募禁卒，所以各路都形成完整的军队，谋划十分深远。军法逐渐松弛，武备长期缺乏；陛下圣明威武，声威远播，谋求长远控制，大规模考察军队实数以壮大国威，又严格各郡教阅军队的法令。如今兵器仪仗公开设置，训练考核精细明确，郡守开始知道有军队，士兵开始知道有战事；不用增加招募士卒的费用，却可以坐享成军的实际效果，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臣私下询问过去的弊病，仍有两端：一是拣选考阅不精，二是营伍没有建立。什么叫拣选考阅不精？按照禁军的法令，只有郡守和兵官可以把不堪披带甲胄的人调充为厢军，此外各种杂役都专用厢军。过去一概混杂役使，禁卒各有事务，从来没有讲习武艺。自从陛下整顿军政以来，这些人有的害怕操练的劳苦，有的留恋司局职事的优厚待遇，便纷纷找借口降为厢军。春、秋两次拣选，他们千方百计不去。尤其狡猾的人，便直接降为剩员，终身不再拣选，所以禁军中仍有怯弱者，厢军反而多有强壮者，事情完全颠倒，议论此事的人都感到不平。这一弊病不除，恐怕会辜负陛下强兵的意图。什么叫营伍没有建立？” 按照祖宗旧制，营房损坏漏雨，兵官不得调任。连续下雨时，有关官司应先修葺营寨。中间虽曾多次重申并严令州郡办理，却全然没有加以省察。有营房却没有房屋，有房屋却没有士兵；披甲的军队杂居在民间里巷，早晨出营没有规定时间，傍晚回营也没有确定地点，集合和行踪难以控制，号令召集难以整齐，士卒的甘苦难以了解，真假难以察辨。一旦调发，就像市场上的普通人一样；即使有法制，又凭什么实行纪律呢？这一弊病不能振作，恐怕会妨碍陛下整治军队的法令。希望陛下慈悲，严令负责拣选士兵的官员依法办事，清查各路现有的厢军剩员，不论属于什么官司，全数拣选考核；仍应先规定宽限期，必须本人到场呈验；如果临近期限托病，或者申称出差，立即从名册中开除，不要再讲情面。精心考察其中可以成为精锐战兵的人，十人中必有三四人。那些被司局占用、名义上仍属禁军的人，也可以改正其身份。还要命令各地修建营房，率领士卒迁入，并分别具报完工日期上报朝廷。拣选考阅精细，人才就可以依靠；营伍建立，纪律就可以施行。两件事一并办成，成建制的军队就会显出威势，只等陛下下令罢了。”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兵制 宋孝宗时，知太平州洪遵请求保留拣选合格的禁军，写了一篇札子说：臣仰见陛下锐意经营武事，恢复中原的志向从不懈怠；至于区区防守江面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预先防备意外，是古人所戒备的。臣查考本州控制、扼守长江，距离和州才五十里，是最为冲要紧要的地方。虽然有采石一军，专听建康都统节制，但江面宽阔遥远，如裕溪、大信、鲁江口等处，自中兴以来，大将刘光世、刘锜相继屯驻，刘彪、陈敏以及李显忠又相继驻守。最后，督府调发各州拣选合格的厢军、禁军来到这里。乾道元年以后，才没有屯驻军队。臣私下看到，建康、池州既然已有大军，各州士卒按例免于调发，又增加各州拣选合格的人。本州与两州的情形相同，只有拣选合格的禁军四百二十七人，按照指挥全部调发。不仅水灾之后可能有盗贼乘虚窃发，尤其担心边境临近长江，军势单弱，无法弹压，确实关系重大。希望陛下慈悲，特降圣明处分，准许将这些人留下，就在本州所属路分编组。臣每天按视、教阅他们，仍旧置办制造军装，以备缓急时调发。” 臣冒犯天威，实在不胜惶恐，即使死罪也不敢隐瞒。洪遵任知建康府时，又论述给军士展期发放俸禄的札子说：臣听说汉高祖刚起兵时，所下的命令中有这样的话：‘军士不幸死亡，官吏要替他置办衣服、被衾和棺材，收殓后送回他的家中。’四方因此归心，史家把这件事当作美谈，所以能够摧毁秦朝、消灭项楚，几年之间建立帝业。这项举措确实有补益。臣仰想陛下奋发刚断，调动殿中精兵十多万人，移戍金陵，威武声势震慑华夏和夷狄，难道只为寄托中原人的希望而已吗？然而臣听道路上传说，军队行进不合时令，受到暑热蒸闷，遇到河流干涸而受阻，勉强才能抵达；而且营舍潮湿、痹湿之患没有防备，疾病接连发生，死亡不断，实在令人怜悯。臣到任之初，精心配制药剂，征集、责成医工将近百人，派官监督，巡查营门为士卒诊视，又让胥吏登记人数。近来安定、痊愈的人逐渐增多，只是军校死亡后当月的俸禄随之停滞搁置，贫困者都有饿死的忧虑。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慈悲，特降圣明处分，采用西汉羽林孤儿的制度，酌情参照本朝军士暴露在外的法令：今后军士死亡，可酌量延发一个月俸禄；他们的儿子年满十五、十六岁以上，即使尚未达到披带兵仗的标准，也允许插牌登记招募刺充，等候他们长大。孤儿和幼小而无人主持照料的人，由官府发给钱米抚养。这样或许能使辕门之中人人感恩，一旦驱使他们奔赴刀锋箭矢，就能视死如归；而死去的人也将来世结草报恩。臣冒犯天威，只希望陛下裁察。” 虞允文上奏说：“臣奉行元降的指挥，受命与吴璘共同筹措招军买马。臣于四月初到达吴璘军前，与吴璘共同商议在陕西招募士兵，以忠义敢勇为名目；已经预先议定赏格以及每月发给的钱米，现已施行。据吴璘对臣说，自从收复秦、陇一带以后，修明弓箭手的旧法，发给原来管领的田地，停止收取敌占区创行征取的租税。因为顺应当地习俗，人人都乐意为本朝效力，现在逐渐看到了成效。臣因此计算，敢勇军按一万人计算，每年需耗费川钱引二百余万道。如果招募是出于强迫，那么新近归附的百姓一旦违背自己的意愿，恐怕会失去他们的心；而国用又有无法接续的忧虑，不可不预先考虑。臣曾仔细思考如今陕西的事务，只有蕃汉弓箭手旧法，确实是祖宗寓兵于农、长久有利的策略。如果推广实行，彻底反其敌人残暴的政令，那么百姓有登记在籍的田地，田地不用向官府缴纳租税，归正之心就会坚定；官府没有养兵的费用，每年还能获得因籴粮食而产生的利益，生财之道也会扩大。以至于百姓免受招募刺充的骚扰，能够安守原有习俗，而新聚集地区的风俗自然安定，公私双方都有利，确实是今日适宜的办法。” 臣已经把事情的缘由详细具奏说明完毕。臣与吴璘商议，虽然命令各军分别招募，但不愿应募的人不得强迫；仍然按照弓箭手的办法编组西人。近来又收复熙、兰等州，前后编组的人数合计已经达到二万六千多人。王彦一军从今年四五月以来，招徕忠义人和大汉军，也达到六千多人。兵力日益扩大，国用没有无法供给的忧虑。士大夫的议论都认为这是招募士兵的上策；臣与吴璘也拟定优厚的重赏，刺充、收录愿意应募的人，以助军势、补军队实数。至于战马，臣在两个月内已经买到一千多匹，都是达到标准、身材宽壮、有脚力、训练成熟、适合作战使用的马。新近收复的边郡所购买的马都还没有运到，预计到秋冬之间可以达到一百纲，大致已经安排就绪。现在准备将御进的马在本月初九日发运，按计划分批起发；此外，各军战马的分拨军分去处也已经先行具奏，请求降下指挥，现已凭此遵照施行。恭请陛下明察。” 允文又上奏说：“臣近来奉圣旨，与员琦共同拍试各军。臣遵照御札，凡是人、马、器械、铠甲，全都亲自逐一呈验阅看。分批增加入队的士兵已有五千多人。臣又曾想到，荆、鄂两军都是精锐可用的军队，只是过去学习弓弩极其松弛破败。自去年十月以后不断督促责成，到如今前来拍试时，提升弓力、斗力的人已经有五千多人。那些七斗、八斗弓，既不能射到远处，又不足以穿破铠甲。其次，枪手所占人数很多。臣也已经选取其中一部分，命令他们改习强弩，共得六千人。加上原来管领的强弩手，以及臣招募的神劲弩手，可以达到一万五千人，强弓手还不包括在内。假以十年，长兵器的威力增强后，哪一仗不能取胜？敌人的长处是铁骑，这是官军所不能抵敌的；中国的长处是强劲弩，这是敌兵非常畏惧的。明白的人可惜这两军，多年以来没有留意于此。臣已经当面告谕新近学习弩术的士兵，从今以后每人分月接受拍试，按时用银钱犒赏激励，务必使弓弩斗力增加，踏弩发射纯熟，以等待陛下恢复中原、进军讨伐时使用。臣已经将详细数字附在员琦的奏章中进呈，此外先把总数另写札子上奏说明。” 恭请陛下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