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五

译如今兴办工程，正值盛夏，工程期限又过于急迫，不能避免伤害人的生命；物资虽然由官府供应，也不能避免劳累百姓的力量。如果按照定陵的制度和礼物稍加裁减，那么伤害生命的事情就会相应减少，劳役也容易供应。果真这样，臣私下认为先帝在天上俯视此事，一定会大为欣慰。臣冒昧请求陛下详细思考、长远谋虑，以礼制来裁断感情，令大行皇帝的山陵以永昌陵、永熙陵为例。这样既足以完成先帝恭谨节俭的德行，奉行遗诏，又足以发扬陛下仁爱孝顺的德行，光明昭示即位初期的政绩，一举而使各种善处都得到。希望陛下留意，臣冒犯龙颜，实在惶恐激切至极。” 神宗时，程颐代替父亲上书说：“臣听说，孝道没有比使亲人安宁更大的，忠心没有比爱戴君主更优先的，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没有超过这两点的。无论聪明还是愚笨，没有人不知道忠孝是美德。然而如果不得其道，反而会造成伤害。所以自古以来做君主的，没有不想对父母尽孝的，却多半得到不孝的讥讽；做臣子的，没有不想忠于君主的，却常常背负不忠的罪名。为什么呢？因为有这样的心意，但实行时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伏惟陛下以至高的德行承继宏大的基业，以大孝奉事先帝，圣心恳切深厚，天下人都知道。然而臣身份疏远卑微，还敢怀着区区之心冒着万死进献此说，是希望陛下用至孝的心，完全实行至孝的道，鉴察历代的过失，为先帝作长远深思，那么天下臣民的心，没有不感到慰藉安宁的。所谓历代的过失，臣考察秦汉以来，做帝王的人处在天下最尊贵的地位，拥有四海的财富；他们活着时，奉养得怎样？死后安葬得怎样？然而很少有能够保全陵墓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只有魏文帝和唐太宗所传承的嗣君，能够尽到孝道，为此作长远谋虑，陵墓直到今天仍然安全，事迹昭然，记载在史册上。唉！这两位嗣君并不苟且追求高大奢侈来满足自己的心意，而是把使亲人安宁作为心愿，可以说是至孝了。” 汉武帝安葬时，霍光主持政务，对大局认识昏昧，陵墓过度奢侈，以至于墓中再也容纳不下物品；赤眉军作乱时，陵墓于是被挖掘。明白事理的人说，赤眉军的暴行，与霍光亲自造成的没有区别，是说他不能深思远虑，以致招来后患。魏文帝、唐太宗从俭办理丧葬，后世并不认为他们不孝；霍光厚葬汉武帝，千百年来始终免不了被视为罪人。自古以来，明明看到了这个教训却不能实行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众人的议论难以违背，世俗人情又逼迫所致罢了。如果只求迎合通常的人情，最终忘记长远考虑，这就是对人情厚重，却对先君薄情，难道不是糊涂吗？魏文帝所作的《终制》，以及唐代虞世南所上密封奏事，都足以作为效法的准则；其中指陈问题深刻恳切，有些话甚至是常人不忍说出的。希望陛下取来阅读，就可以看见明君贤臣所作的深远考虑。古人有句话说：‘死者没有终极，国家有兴废。’自古臣子在面对重大事情时，竟把谈论国家兴废视为忌讳，没有人敢议论到这一点；如果只顾顺从人情，辜负死去的先君，就是最大的不忠。臣私下担心，陛下追念先帝，圣情无穷，一定想把陵寝建得高大厚重，以尽孝心。臣愚昧地认为，这样违背先帝节俭的德行，损害陛下的孝道，对实际没有益处，反而会给后世留下祸患，不是应当做的。” 伏愿陛下克制压抑至深的感情，深深作长远考虑，承奉遗诏，严格告诫有司，所有规模制度全部依照魏文帝的制度办理；明器所需要的东西，都用瓦和木制作，金银、铜铁、珍宝奇异之物，一概不得放入墓穴。然后把这件事明白地昭示远近，并刻在金石上。这样，陛下的孝道就会显耀于无穷，陛下的明智也会高过空前历代。至于纨绔丝帛等容易腐朽的物品，数百年以后也可能造成祸患，汉薄太后陵就是这样。有人说，山陵即使修建得高大，即使没有随葬品，怎么能让后世相信呢？臣认为不是这样。天下已经知道这件事以后，后世必定会知道。我曾游历关中，逐一看过汉唐各陵，没有一座完整，只有昭陵没有遭到侵犯。陵墓旁边的居民，至今还能讲述当时俭朴的事情；这就是它历经数百年、屡遭盗乱却独自保全的原因。臣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哪里有陛下想厚葬自己的亲人，而臣反倒想薄葬君主的道理呢？实在是因为厚待先帝，没有比这样更厚的了。遗失的簪子、脱落的鞋子，尚且应当保存收藏，不敢不恭敬，何况国家的陵墓，怎么能不穷尽深远地为它谋虑呢？陛下刚刚继承皇位，群臣畏惧威势；臣如果不说，恐怕以后就没有人敢说了。” 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荒谬而治我的罪，那么臣即使死了也不后悔；如果认为臣的话正确而采纳它，就可以为先帝带来福泽，彰显陛下的孝道，安定天下人的心，垂示万世的法则。这样所能补益的，难道不深厚吗？臣内心悲痛而诚意激切，言辞和意旨狂率冒昧，希望陛下详阅并深加体察，天下人将不胜期盼。御史中丞邓润甫上言说：“那些谋求兴利的臣子议论前代帝王的陵寝，允许百姓申请射猎、耕种和开垦，司农寺竟然批准了。唐朝各陵因此全都遭到砍伐毁坏，昭陵的高大树木也被砍伐殆尽。熙宁年间已经颁布法令，明令禁止砍柴采伐；遇到郊祀时，就命令官吏前往祭祀，这种德意可以说很深远了。小人贪求财利，不顾大局，希望贬黜提出创议的人，一切按照现行法令办理。”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范祖禹进献旧事说：“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二月，皇帝亲自制定《终制》。当初，文德皇后病重，对皇帝说：‘我活着时没有给别人带来益处，不可以死后反而劳害别人。希望不要因为修建坟墓而使天下劳费，只依山筑坟，器物只用瓦和木罢了。’到安葬时，皇帝又为她写文刻在石上，称述皇后的节俭遗言，说薄葬是为了使盗贼死心；他们只求珍宝，既然没有珍宝，又有什么可求的？我的本意也是这样。君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何必要陵墓中有物品才算自己的所有物呢？如今依九嵕山修建陵墓，凿石的工匠才一百多人，用几十天就完工；不收藏金玉、车马、器皿，一概只用土木塑造形体，希望这样可以使奸盗之徒死心，使死者和生者都不受牵累，应当让百代子孙奉行作为法则。’到了这里，皇帝因为汉代预先修建山陵，可以免除子孙仓促时的劳费，又考虑到自己崇尚节俭安葬，担心子孙随从世俗而奢侈浪费，于是亲自制定《终制》，依山修陵，只容纳棺材而已。” 臣范祖禹说：厚葬造成的祸患，是古今都清楚知道的。把金玉藏在山陵中，就是替大盗积聚财物，并标明它们所在的地方，难道不是危险吗？因此自汉代以来，没有不被挖掘的陵墓。后来的君主知道厚葬有害无益，却姑且照做，以招来祸患；这种前后相接的事迹，却没有人加以警戒。太宗虽然制定《终制》来告诫子孙，但昭陵的安葬也不能算俭薄。到了唐朝末年，仍然不能免于尸骨陵墓暴露的灾祸，难道不是高宗的过错吗？”},{

译哲宗元符初年，著作郎周常上奏说：“祖宗各陵的器物，只使用涂金的服饰，又没有珠玉，大概是致力于质朴素简，用来昭示训诫。自裕陵到宣仁后的寝宫，却施用了金珠，希望将这些物品收存到景灵殿，以遵守先帝遗训。”诏令把它们安置在奉宸库。徽宗时，陈瓘请求怜悯抚恤修治山陵的役夫，上疏说：“臣听说唐穆宗修建山陵时，长久下雨，天气寒冷，服役的人饥饿寒冻，严重时甚至有人拿着锹、抱着扫帚而死。敬宗怜悯他们，于是修治道路的役夫，每人都赐给绢帛。臣认为绢帛是有限的物品，怎么能够人人都给呢？况且各种负责应奉事务的人，按例都很劳苦，需要怜悯的并不只是修路役夫而已。国家自裕陵以前，大事完毕之后，立即颁下恩德诏令，向两京等处发布，凡是参与应奉事务的人，全部加以恩恤；这种施惠而不耗费钱财的做法，不是赐绢所能相比的。近来泰陵应奉事务的人员，因为雨水异常，州县督促责罚比平时更加严厉，所以应当体恤他们的情况、怜悯他们的劳苦，也应当加厚恩恤。希望陛下留意，臣就十分幸运了。” 孝宗时，赵汝愚论述山陵的三件事，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大行太上皇帝突然离开了天下的奉养，凡是身为臣子的人，谁不痛心？何况臣家累世蒙受皇恩，尤其悲哀思慕。只是遗憾自己身处遥远之地，没有办法效力奔走，尽犬马之劳。我冒昧提出三点管见，稍微表达万分之一的诚意，唯愿圣明裁决采纳。第一，祖宗陵寝都在洛阳，历朝的制度和礼典都保存着。只有绍兴年间，徽宗皇帝的梓宫已经运回，却未能归葬，所以一时权宜安奉在会稽。虽然寝宫守卫的制度已经严密，但山陵的坟土还没有恢复，规模浅薄，实在令人深深忧虑。我听说当时议论的人想等恢复疆土以后，迎奉灵驾，归葬到永昌陵旁。考察他们最初的谋划，起初似乎很好，但岁月拖延，容易形成因循。即使能够收复西都，难道还应当再次商议迁葬吗？如今大行太上皇帝山陵，派遣使者的日期已经确定，陛下对于送终之事十分笃厚，行动都遵循礼教训典。臣认为，与其贪图虚名而承受实际祸害，哪里比得上按照礼制及时安葬，深藏而牢固防护，永远作为无穷的谋划呢？从前舜建都蒲坂而葬于苍梧，禹建都平阳而葬于会稽，都是因为巡行而不能返回，于是就在当地安葬。” 帝王的做法，难道不可以效法吗？伏愿陛下远遵虞舜、夏禹，近法汉文帝，依山修陵，务求深厚；金银装饰一概屏除，使后世千万代永远断绝后患。这样，陛下奉事亲人的孝道，从开始到结束都可以没有遗憾了。如果受到权宜之说的牵制，错过这个时机而不这样做，臣恐怕陛下日后即使有追悔之心，也终究难以改造，实在不能不深思熟虑。从前汉成帝修建延陵，极其奢侈，刘向上疏极力劝谏，甚至说到‘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他的言辞深切，没有什么避讳。陛下如果取来他的奏书再读一遍，就可以从中得到鉴戒。第二，古代居丧三年，从天子到庶人，都是天下通行的礼制。到汉文帝时改变古制，改用日数代替月数，后世沿用，不能改变。只有晋武帝虽然安葬后除去丧服，但仍穿深衣、戴素冠，降低坐席、撤去膳食，直到满三年以后才恢复吉服。臣仰想着陛下天性纯厚至诚，笃厚于孝养，二十六年间在两宫之中，父亲尽父道、儿子尽子道，没有人说过一点闲话，即使是尧、舜、文王、武王的美德，大概也没有超过陛下的。区区晋武帝，又哪里值得拿来劝进呢？如今一旦遭遇变故，陛下不能没有早晚思念、羹墙追思之情，而两宫相望，又将怎样表达这份感情呢？” 这就是不幸而处在礼制变通的情形。”圣人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不根据事情而制定适宜的办法呢？恭敬地想到皇太后年岁已经很高，突然忧愁悲伤，独自居处在旧宫之中，按照人情推想，难道不会触景生悲吗？陛下如果每天到长乐宫朝见，又免不了多次出行而烦扰百姓。臣认为应当趁安葬以后，迎请太上虞主归入别殿以奉行祭祀，请皇太后回到南内，以便侍奉供养；仿效先前鸿庆宫的制度，把德寿宫作为神御殿来奉祀香火。这样，陛下一举就能同时办成三件事，各项费用也全都省下了。第三，臣私下听说显仁皇后居丧时，太上皇帝曾降下手诏，禁止天下以帮助修建奉安宫为名进献贡物、造成费用、扰害百姓，皇帝的言语恳切周至，恩德实在深厚。然而事情重大，礼体重要，有司仍免不了过分奉承，使命往来奔驰，官员车马络绎不绝，所到州县造成各种劳弊。如今浙东遭受旱灾，百姓饥饿贫乏，张着嘴等待哺食，正仰赖县官供给，而工役大量兴起，征调又正紧迫，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将怎么办呢？臣伏读太上皇帝遗诰，其中说：‘山陵制度务必从俭约办理。’臣由此推究绍兴年间先前的诏令，就知道太上皇帝时时刻刻爱护百姓的心意，始终没有忘记，并不是只说空话、姑且沿袭旧例而已。” 臣希望陛下明白下诏给有司，讨论旧典；凡是土木营造的工程、官吏和士卒车乘的数目、供给赏赐犒劳的费用，以及繁琐文饰、对实际使用没有益处的末节，都逐项列举并详细陈述，说明某件事可以节省，某件事可以省略。那些不能节省的，就优厚地支付雇工费用，用来招募浙东的饥民服役；这样饥民可以得到食物，服役的人也可以没有怨言，或许能够符合太上皇帝遗诰的本意。臣正为此忧虑，忽然听闻祸变，心志荒乱，言语狂妄僭越，罪当万死。伏望圣上慈悲，曲加宽宥，特地下诏令大臣参照典故，详细斟酌后施行。”

译赵汝愚又论述山陵，请求遵用七月安葬的制度，上疏说：“臣不避死罪，又有愚昧的诚意，仰冒天听。臣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恭敬接受太上皇帝遗诰，当时号哭悲痛，哀伤忧苦深入内心。臣伏思绍兴年间奉安宫的规模浅薄，国家不可以因虚名而承受实际祸害，于是冒昧陈述管见，妄自进献盲人之言，请求遵循虞舜、夏禹巡狩的礼法，采用汉文帝薄葬的制度，及时按照礼制安葬，依山修陵，深藏而牢固防护，永远作为无穷的谋划。到十二月初一日，臣写成奏章，封缄后附驿传送出，还不到十天，却听说有司沿用近来的惯例，不等到七月，已经选择日期奉安梓宫了。臣仰想太上皇帝仁圣的德行超过历代君王，陛下的大孝有始有终，远远追法三代，正要穿着衰服实行三年丧制，竭尽思念追慕之情，但大葬的礼制却尤其采用权宜办法。岁月推移，这是臣最为害怕的。我听《礼》说：‘坟墓不能不深，是为了长久思念。’又说：‘葬，就是收藏。’如今太上皇帝的梓宫虽然已经奉安，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何况两京相距遥远，道路艰险漫长；即使有希望收复，难道还应当再商议迁葬吗？” 哪里比得上考据古代的义理，及时安葬，以谋求万世的安宁呢？《礼》又说：‘天子七日入殡，七个月后安葬。’本朝旧例，丧葬礼制也都采用七月。伏望陛下以睿智慈悲，查照臣近日所奏，由圣意裁断，严令有司，遵用历朝典礼，议定施行七月安葬的制度。山陵制度务求深厚牢固，却不必过分开阔，以收藏无用之物。这几个月时间还可以营办。这样，太上皇帝在天之灵可以永远安宁，陛下奉亲送终的礼数和深长的思念也都可以没有遗憾了。臣远在外地任藩镇，山陵是重大事务，哪里适宜轻率议论？只是情意急切，不能默然不说，所以谨冒死上奏，内心实在惶恐至极。” 王十朋代替越州帅、王尚书上疏说：“臣去年秋天辞别陛下那天，亲自听到圣上的声音，陛下把永祐陵、昭慈宫崇奉修治的事情告谕臣。臣仰见圣心孝道深厚，连饮食之间都显露出来，即使尧舜的德行，又怎么能超过这呢？臣到越州之初，首先朝拜陵庙，瞻望松柏，不胜悲伤流泪。凡是荐祭的物品、崇奉的器具、修造的费用，臣仰体圣上的心意，没有不尽力办理的。臣冒昧有一点愚拙的忠心，怎敢不冒死上奏？臣私下看到，梓宫寝宫的修造，每年小修一次，三年大修一次，通常都以此为常例。这固然是陛下奉祀先帝、无穷无尽的心意，也是臣子应当奉行而不懈怠的。然而臣私下认为，陵寝所在之处，是神灵所凭依的地方；神道贵在幽静，按理应当安宁静谧。如果年年频繁修造，难免惊动神灵。因此古人不修整坟墓，并不是圣人薄待亲人，而是认为使亲人安宁没有比使神灵安宁更重要的，这才是孝道中最大的。如今梓宫寝宫的栋宇已经牢固，器用已经齐备，松柏已经茂盛，陛下崇奉的心意也可以说达到极致了。臣想请求从今以后，不必拘泥于三年大修、每年小修的规定，只令本府经常预备瓦木、工匠之类，以等待不时的需要。凡是栋宇有所损坏，就更换修理；器物有所陈旧，就更新；松柏有所枯死，就补种。这样，工程劳役不会繁多，而彩绘颜色常常鲜明；岁月渐久，陵庙反而更加安宁。用来彰显先帝俭朴德行的恭谨，符合陛下使神灵安宁的孝道，臣不胜庆幸。” 光宗时，枢密使赵汝愚论述山陵，请求交给礼官详细议论，上疏说：“臣看到，哲宗皇帝元符三年已经葬在永泰陵；到绍兴元年，昭慈圣献皇后升遐。当时高宗皇帝正驻跸于会稽、江淮之间，每天忙于征战，昭慈皇后的灵柩未能归葬陪祔，开始暂时停厝，大概是采用权宜办法，想借此激发三军之心，不断绝收复中原的希望。后来秦桧主张和好，南北形势已经分裂，永祐陵、永思陵因循旧状，没有改变；人们见惯以后，把它视为常态，于是造成各陵仍然只覆浅土，制度低下简薄，实在令人深深忧虑。又在献殿之中用高大屋宇遮蔽，不能通达天地之气，也不能见到日月之光，年岁越久，正式安葬遥遥无期；考察典礼，本来已经不合适，按照葬书验证，也是十分忌讳的。臣每当想到这里，实在痛心。如今大行至尊寿皇圣帝将要选择依山安葬之地，应当考察旧典，稍微仿照祖宗山陵的制度，也顺应南北方的风土条件；只要使皇堂的尺度不可过分宽大，墓石的厚度不可不增加，修建陵台时酌定为中等规格，仍然设置献殿，不要再使它幽闭不通。这样或许葬者可以永远安宁，后代子孙也能得到福祉。” 如果已经奉安而还没有举行正式安葬，就等遇到适当时机另行筹划。如果蒙受圣明特赐批准，伏乞下令礼官详细议论施行。” 赵汝愚又论述山陵的利害，请求交给有司集中议论，上疏说：“臣听说，奉养生者不足以承担大事，只有送葬死者才可以承担大事。既然如此，大行寿皇圣帝山陵的奉祀，陛下怎么能不谨慎办理呢？臣仰想祖宗陵寝都在洛阳，制度高大深厚，简册中都有记载。皇堂向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台三层，正方形，每面长九十尺，既高又宽，守卫极其严密，是后代子孙应当观察效法的。起初因为南渡，暂时在会稽山选择葬地，称作奉安宫，大概不是永久制度，实际处在浅土之中，上面又用上宫遮蔽。原本希望收复神京以后，再上奏迁移灵驾，虽然这个志向非常美好，但事实却难以实现。岁月迁延，如今已经六十多年了。东南各郡到处都是山，凡是选择葬地都必然受山势限制，地势局促，不同于中原。自昭慈皇后陵以西已经使用了五个墓穴，山势逐渐远去，地势也越来越低。往年思陵安葬时，深度不满九尺，填土以后仅仅能够盖住棺木，听到的人都寒心，几乎等于轻慢地收藏。江南土地虽然低薄，难以比拟旧都，但京畿附近是王气汇聚之地，难道没有好的兆域吗？只是受到阴阳术数的拘束，又受到日期期限的限制，刑罚责罚极其严厉，事情体制又极其重大，人人怀着苟且之心，各自只为自身打算，以至于国家长远的谋虑、君父面临危险羞辱的祸患，都来不及顾惜。”

译唉，实在令人痛心！《传》说：‘死者没有终极，国家有兴废。’历考古今，没有不是可以作为商鉴的。如今昌陵、熙陵相距遥远，收复还没有日期，怎么能只是追求虚名而为实际祸患打下根基呢？臣近来见到按行山陵的正副使从会稽回来，他们都说阴阳家一类的人必须使用丙山壬向的完整格局，按图索骥，不再另行营建。如果按照昭穆次序安排，苦于没有多余土地，只剩下一个墓穴；再往下就是思陵，那么穆、恭二宫将来如何合葬陪祔在它的后面？其中的利害，臣不敢说尽。错过今天不谋划，日后后悔又怎么来得及？伏望陛下孝思无穷，只考虑长远谋划，不要拘泥于远近的分别，不要被阴阳之说迷惑，选择平原高燥之地，为大行皇帝建造深厚坚固的陵墓，崇高修建陵台，全部遵循旧制。陛下尽到送终的礼制，寿皇享有万世安宁，臣子就不胜庆幸了。议论的人如果说，历代圣主已经占卜奉安，神灵安稳妥当，寿皇又笃厚孝顺，料想本来不是这样的心意，这实在是妇人般的仁慈，大概不是天子的孝道。从前吴国延陵季子到齐国去时，他的长子死了，便把他葬在嬴博之间，说：‘骨肉归于土中，是命运。若尸气弥散，就没有不到的地方，没有不到的地方。’说完便继续前行。孔子认为这符合礼制。” 何况寿皇的英灵在天上，又有什么地方能够限制、隔绝他呢？作为臣子，应当谋划实际的利益，不能追逐空洞的言论。臣学术荒疏，区区管见就是如此，不敢闭口不言。臣听说已经下达指示，委派侍从、台谏和礼官集中议论安穆、安恭皇后合葬陪祔的礼典。伏乞圣上慈悲，将臣这篇奏章一并下发，交给有司集中议论施行。” 宁宗时，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上奏说：“臣私下想到，至尊寿皇圣帝的圣德神功覆盖天下，深厚的仁爱恩泽浸润百姓。他离开人世升遐，天下都悲哀思慕。应当得到吉祥的土地，用来安藏衣冠，给后代子孙留下深厚福泽，永远没有尽头。然而选择依山安葬的地点，至今已经数月，议论纷纷，始终没有确定的说法。臣曾私下探究其中原因，都是因为专信台史，而不广泛访求术士；一定要选取国音坐丙向壬的墓穴，而不广泛寻访名山。因此规格粗略苟简，只想陪祔在绍兴各陵旁边。不但没有得到地形气势的良善之处，至于墓穴中水泉的祸害、地面浮浅的忧患、狭窄逼仄而造成破损的后果、惊动各陵的顾虑，即使明知这些，也无暇顾及。群臣中议论的人，又多不熟悉这类卑微末节的术数，所以不能果断剖析判断，以致烦劳明诏，广泛访求。在朝臣子实在为此痛心，难道敢不进言回答吗？臣听说：‘葬的意思就是收藏，是用来收藏祖先遗体的。作为子孙来收藏祖先的遗体，就一定要用谨慎郑重、真诚恭敬的心，作为使遗体安稳牢固、长久深远的谋划。假使形体得以保全，神灵得以安宁，那么子孙兴盛，祭祀不断，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古人安葬时，一定要选择地点，并用卜筮来决定；如果不吉利，就另选地点再次卜筮。近世以来，卜筮的方法虽然废止了，但选择葬地的说法仍然存在。士人和庶民中稍有财力的人家，想要安葬祖先的，没有不广泛招请术士、遍访名山，互相参照比较，选择其中最好的地方，然后使用的。有的如果选择不精，土地不吉，就必然会有水泉、蝼蚁、地风之类侵害墓内，使遗体和神灵不得安宁，子孙也有死亡绝灭的忧患，实在令人畏惧。有的虽然得到吉地，但安葬不厚，埋藏不深，那么在兵戈乱离之时，没有不遭遇被挖掘、暴露的变故；这又是应当考虑的重大问题。至于穿凿已经很多的地方，地气已经泄散，即使有吉地，也没有完整的力量；而在祖坟旁边多次兴起土木工程，以致惊动祖先，也可能招来灾祸。这虽然是术士的说法，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由此看来，今天明诏所询问的事情，其得失大概已经可以看见了。至于台史的说法，错误荒谬之处很多。就礼制而言，《礼记》记载说：‘死者头朝北，生者面朝南，都是遵从朔方。’又说：‘葬在北方，头朝北，是夏、商、周三代通行的礼制。’ 这就是说，古代安葬时，死者一定头朝北而面向南，因为南方属阳、北方属阴，这是孝子的心情：不忍心让亲人真正死去，所以虽然把亲人葬在墓中，仍希望他背靠阴、面向阳。哪里有面朝南而背向阳、面向阴的道理呢？如果从地理术数来说，凡选择墓地，必须先考察其主山形势的强弱、风气聚集还是散失、水土的深浅、穴位方向的偏正、地势力量是否完整，然后才能比较地势的好坏。即使确实有按国音选择方位的说法，也必须先具备这五项条件，得到形胜之地，然后才能推行那种术数。如今却完全不谈这些，只相信庸俗荒诞的偏颇说法，仅仅按五音把众姓分类，认为各家住宅的朝向各有适宜，这真是极不合经义。不仅先儒已经极力辨析，近世民间也多不采用。如今却说这是自祖宗以来世代遵守的法则，顺从就吉利，违背就凶险；那么姑且不问其中道理，只拿事实来验证，它的荒谬也会自行暴露。自从永安迁奉以来，已经遵用此法，但在九代之间，国统两次断绝。靖康之变，宗庙社稷化为废墟；高宗中兴，骑一匹马南渡；寿皇又从旁支入继大统；直到思陵，也采用了此法。可是寿皇停止勤政之后，很快就去世了；太上皇违和患病很久，以至于退位；赤山也采用了此法，而庄文、魏邸又相继去世。如果说吉凶取决于人，不在于地；不废弃这种说法，国家又凭什么兴盛？那么所谓国音之说，本来就是无用的空谈。采用它未必带来福，不采用它也未必带来祸。为什么还要这样笃信它、这样严守它呢？如果说这种方法果真灵验、不可改变，那么洛陵、越陵全都坐南朝北，本来确实符合国音；可是为什么吉事少而凶事多呢？台史所说的话，进退都没有根据，大多如此。试着逐一诘问，让他们陈述答辩，他们必定无言可解。如果从地势来说，绍兴诸陵，臣没有亲眼见过，不敢轻率评论。然而赵彦逾明明说，旧日确定的神穴土层浅薄，向下挖五尺，下面有水和石头，难以安葬。荆大声却说，新确定的东顿穴，比先前确定的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向下挖九尺，就没有水和石头。臣曾详细考察二人的说法，反复计算，新穴比旧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那么新穴挖到六尺一寸五分时，就已经与旧穴五尺以下有水石处的高低相等了。

译既然如此，怎么反而能够挖到九尺，而且下面二尺八寸五分还会没有水和石头呢？况且荆大声既然知道有这样的无水吉穴，当时就应当明确指出，为什么反而把土层浅薄、下面有水石的地方定为神穴，直到今天前面的说法败露、已经无处安葬之后，才说出这件事呢？这种反复无常、荒谬妄诞，虽然是小人的常态，似乎不值得深责；但他的奸邪用心，竟想把寿皇的梓宫安置在水中，完全不加顾忌，那么欺骗皇上、迷误国家、大逆无道的罪行，实在不能容忍。即使他的话另有曲折，一道山坡的地面，面积能有多大？昭慈圣献皇后已经用过它，徽宗一帝二后又用过它，高宗一帝一后又用过它。计算下来，那里的地气已经泄尽，不会再有余气；而巡行道路、下宫等处，又狭窄得厉害，不能迁移或缩减。如今只就空余之处随意作为穴位，东西两边的距离有时远、有时近，根本没有定论。地理选择墓穴的方法，就像针灸一样，本来各有固定的穴位，不能有丝毫差错。假如医生施针用艾都像今天台史确定墓兆那样，那么攻治一个穴位，反而会使全身到处创伤，又怎么能找到正确的穴道呢？如果这之外确实再没有可寻找的地方，那也只能无可奈何。可是如今两浙数州都是京畿附近地区，三二百里之内，难道没有一处可以备选吗？为什么偏偏要在这几步狭窄之地迁就呢？即使一定要寻找背山、坐南朝北的地方，也应当先广泛寻找地势壮厚、高平、可以安葬的地方，然后再选择其中符合这种方法的。何况这种荒谬而不合经义的说法，本来就不值得相信呢？臣从南方来，经过严州、富阳县，看见那里江山的胜景，雄伟非凡。富阳是孙氏兴起的地方，严州则是高宗受命的邦国。有人又说，临安县是钱氏的故乡，山川形势宽平而且险要严密，但臣没有亲自见过。上述几处，臣虽不敢断定一定可以采用，但由臣已经见闻的地方推想那些尚未见闻的地方，怎么知道那里不会有远胜于此的佳处，并且有明显可以采用的地方呢？只是如今偏信台史的话，固执绍兴的说法，不肯去寻找罢了。如果要寻找，臣私下认为近年地理之学，以江西、福建人最为盛行。即使他们未必都精通，难道连一个大致懂得纲要、水平稳妥、胜过一两个台史的人也没有吗？希望圣明深入察究这个道理，斥退荆大声，依法处置；立即下令两浙帅臣、监司，迅速访求，酌量拨给路费，多派人夫、兵士、轿子和马匹，渡送他们到朝廷来，命令他们在京畿附近广泛察看，找到五七处之后，再派官员按行察验，命使者复查，不拘泥于官品，只选取通晓地理的人，互相参验考校，择定一处最吉利的地方，用来安奉寿皇神灵，求得万世安宁。虽然已经迫近七月的期限，但此事重大、体制尊严，不容苟且从简。孙逢吉所说“稍宽日月，另求吉兆为上”这十个字，实在是最正确的意见。希望陛下采纳施行，或许可以稍稍安慰天下臣子的心，也可作为国家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帮助。臣本是儒生，不懂术数，并非敢把淫巫瞽史的言论妄加进献，以惑乱圣听、自取讥笑。实在是因为不忍把寿皇圣体如此尊重的梓宫，托付在水泉沙砾之间、残破浅薄的土地上，所以悲痛愤懑、言辞激切，特意为陛下说明。譬如乡邻亲友之间，有人拿这样的重大事情来商量，而我明知事情的利害，知道必定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却不把实情全部告诉他，人们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不忠不信的人。何况臣子对于君父，又怎么忍心有所顾虑观望，而默默不说呢？希望陛下详细加以省察，果断实行，那么天下万世都将感到无比幸运。以上专门谈防礼。齐景公生疥疮，后来又发热，过了一个周期仍未痊愈。来问候病情的诸侯宾客很多，梁丘据和裔款对景公说：“我们侍奉鬼神，比先君更加丰厚。如今君上患病，使诸侯忧虑，这是祝官和史官的罪过。诸侯不了解实情，恐怕会说我们不敬，君上何不把祝固、史嚚杀掉，用他们来向宾客辞谢？”景公很高兴，把这话告诉晏子。晏子说：“从前宋国结盟时，屈建向赵武询问范会的德行。赵武说：‘这个人的家事治理得好，在晋国说话竭尽真情而无私心；他的祝史在祭祀时陈述诚信而不惭愧；他的家事没有猜疑，因此他的祝史也不向鬼神祈求。’屈建把这话告诉康王，康王说：‘神与人都没有怨恨，难怪这个人能光辅五位国君，成为诸侯的主导。’”景公说：“梁丘据和裔款说寡人善于侍奉鬼神，所以想杀祝官和史官。你称述这番话，是什么缘故？”晏子回答说：“如果是有德的君主，对外对内都不废弛，上下都没有怨恨，行动没有违背常理，那么他的祝史荐献诚信，内心无愧；因此鬼神享用祭品，国家获得福祉，祝史也有功劳。他之所以能得到繁多的福禄、长寿，是因为祝史替诚信的君主办事；祝史对鬼神所说的话也忠诚信实。相反，如果遇到荒淫的君主，对外对内都邪僻不正，上下怨恨厌恶，举动乖张违理，放纵欲望、满足私心，修筑高台深池，撞钟享乐、让女子跳舞，耗尽民力，掠夺百姓积聚，以成就自己的违逆，不顾后代，暴虐荒淫，肆意而无度，毫不回避忌惮，不思考诽谤怨诉，也不畏惧鬼神；神灵愤怒，百姓痛苦，他心中却毫无悔改。这样的君主，祝史仍然荐献诚信之辞，便是祝史的罪；如果掩盖君主的许多恶行而加以粉饰，就是欺骗诬罔。进退都无话可说，便虚假奉承以求媚上；因此鬼神不享用祭祀，国家遭受灾祸，祝史也有罪。他们之所以夭折、昏乱、孤苦、疾病缠身，是因为替暴虐的君主办事。他们对鬼神说话僭越轻慢。” 景公说：“既然这样，那该怎么办呢？”晏子回答说：“这是无法靠杀祝史解决的。山林中的树木，由衡鹿守护；泽中的芦苇，由舟鲛守护；薮泽中的柴薪，由虞候守护；海中的盐和蛤，由祈望守护；县鄙的人民，一进来就受到各种政令管束；在险要关隘处，暴虐地征收私税；承袭爵位的大夫，强行交换、索取财物；赋税没有常规，征敛没有限度，宫室天天更改，淫乐从不停止；宫内受宠的妾肆意在市场夺取财物，宫外受宠的臣子在乡鄙僭越发布命令；私欲和供养的要求无法满足，于是人民便困苦患病，夫妻都诅咒君上。这样看来，祝祷即使有益，诅咒也会造成损害。聊摄以东、姑尤以西，人民非常多，即使祝史善于祈祷，哪里能胜过亿兆人民的诅咒？君上如果想诛杀祝史，就应当先修养德行。”景公很高兴，于是命有关官署放宽政令，拆毁关卡、取消禁令，减轻赋税，停止追讨债务。

译汉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之事，又因为没有继嗣，所以很多上书谈论祭祀方术的人，都得以待诏，在上林苑和长安城旁主持祠祭，耗费非常多，却没有一个因此大获尊贵显达。谷永劝谏皇上说：“臣听说，明白天地本性的人，不会被神怪迷惑；了解万物实情的人，不会被异类邪说蒙蔽。那些背离仁义正道、不遵守五经正确言论，却极力宣扬奇怪鬼神、广泛推崇祭祀方术、企求从没有福报的祠祀中得到回报的人，以及说世上有仙人、服食长生不死之药就能远举轻升、登天长生、倒映日影、游览悬圃、漂游蓬莱、耕种五德、早晨播种晚上收获、与山石同样长久、炼丹变金、使坚冰变成泥水、改变颜色并充满五仓等方术的人，都是奸邪之徒，迷惑众人，挟持旁门左道，心怀诈伪，用来欺骗蒙蔽当世君主。听他们说话，声音滔滔不绝、充满耳边，好像将要遇见；寻找起来却茫茫无际，就像拴住风、捕捉影子，始终不可能得到。所以明王拒绝而不听，圣人断绝而不谈。从前周朝史官苌弘想用鬼神方术辅佐周灵王尊显威灵、召集诸侯，结果周室更加衰微，诸侯更加叛离。楚怀王大肆举行祭祀、侍奉鬼神，想借此获得福佑来帮助击退秦军，结果兵力挫败、土地削减，自身受辱，国家危殆。秦始皇刚刚兼并天下时，甘心沉迷于神仙之道，派徐福、韩终等人，带着许多童男童女入海寻找神仙、采求灵药，结果他们趁机逃走不返，天下人因此怨恨。汉朝兴起后，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人，都以神仙、炼金、祭祀、侍奉鬼神以及派人入海寻神采药等说法进言，受到尊贵宠幸，赏赐累计达千金，尤其尊贵显盛，甚至把公主嫁给他们，爵位重叠升高，震动海内。元鼎、元封年间，燕、齐之间，瞪着眼睛、互相夸张吹嘘，说有神仙和祭祀致福方术的人，以万计数。后来新垣平等人都因方术穷尽、欺诈败露而被诛杀伏罪。到了初元年间，又有天渊玉女、钜鹿神人、轑阳侯师张宗等奸邪之徒纷纷再起。从周、秦末世到汉代三五次盛世，已经曾经专心散财、厚赐爵禄，振作精神，动员天下去寻求神仙，耗费长久岁月，却没有丝毫可以验证的效验，足以作为今天的鉴戒。经书说：‘祭享虽然仪式很多，但仪式赶不上祭物本身，只能说是不受享用。’《论语》解释说：‘孔子不谈怪异和鬼神。’希望陛下坚决拒绝这类说法，不要让奸人得以窥伺朝廷。’皇上认为他说得好。晋武帝太康九年，下诏合并二社的祭祀。车骑司马傅咸上表说：“按照祭祀制度，王社、太社各有自己的意义。天子尊敬地侍奉宗庙，所以戴冕亲自耕田。亲自耕田，是为了重视奉献给祖先的祭品，亲耕之后，才亲自进行报祭。设置王社，是为了籍田并进行报祭。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谷物为生命，所以又为百姓设置太社，祈求并报答土地神。因此所办事情不同，报祭对象不同，这就是社有两个的原因。王景侯论述王社，也说春天为籍田祈求，秋天进行报祭。他论述太社，则说王者在畿内为百姓设置太社，并不是自己在京都设置它。景侯的这种说法依据《祭法》。《祭法》说：‘大夫以下成群结社，叫作置社。’景侯解释说：‘这就是如今的里社。’景侯解释《祭法》时把置社看作民间的社，可是另外论述时又把太社说成民间的社，我不明白其中的区别。太社是为百姓祭祀的，所以称为天子之社。《郊特牲》说：‘天子的太社，一定承受霜露风雨，以代表众多百姓。’王者普遍为民设置社，所以称为太社。至于置社，数量不一，大概以所在的里为名称。《左氏传》说：‘在清丘之社结盟。’这就是众庶之社，既然如此，就更不称为太社了。如果又说不在京都设置它，那应当安置在哪里呢？《祭法》又说：‘王为百姓设置七祀，王自己为自己设置七祀。’所谓‘自己设置’，是自己设置并祭祀；所谓‘为百姓设置’，是为百姓设置并祭祀。太社与七祀，文字结构正相同。解释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说古代典籍只有五祀，没有七祀。考察《祭五祀》，国家的大祀有七种，小祀则另有规定。《周礼》所说祭祀，凡属小祀，就使用玄冕一类的礼服。景侯解释大厉说：‘就像周社，鬼有所归，就不会成为厉鬼。’如今有人说没有二祀，不是说景侯的《祭法》解释没有二祀，而是说口头传说中没有这段文字。以景侯的明达，经过推议后才作出解释，却想用口头议论来废除这样明显的文字，不仅二社值得重新思考，景侯的解释也不是轻易可以废除的。先前奉诏解释《尚书·召诰》“在新邑祭社”，只用一头太牢，这并不能明确说明没有二社。考察《郊特牲》说：‘祭社稷用太牢。’有人一定要援引只用一头太牢的文字，来说明社没有两个，同时说明稷没有牲畜。解释者说：‘举出社，稷便可以知道。’如果举社可以说明稷，为什么独独不能举出一个来说明二社呢？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如果明明有两个却把其中之一废掉，还不如宁可有过多而保存下来；何况保存它有道理，废除它却没有根据呢？《周礼》说封人掌管设置社坛的界域，没有写“稷”字，如今帝社没有帝稷，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然而国家以社稷为主，所以经书和传文动辄称社稷。《周礼》说王祭社稷用絺冕，这就是王社有稷的文字证据。封人掌管社坛界域时没有“稷”字，解释者认为是省略文辞，这一点可以推知。臣认为应当仍旧设置二社，再增加设置帝社之稷。当时成粲议论说，景侯认为太社不在京都设置，是想破除郑氏之学，傅咸的表章认为，按照《祭法》的说法和景侯的解释相互参照，可以据此破坏《大雅》的说法。于是设置冢土，毛公解释说：“冢土，就是太社。”景侯解释诗经，也采用了这个说法。《禹贡》说只有五色土，景侯解释说：王者取五色土设置太社，分封四方诸侯时，各自割取相应方位的土色，表示王者覆盖四方。这样说来，太社又是设置在京都的吗？不知道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却同他的解释相矛盾：上违背经书、礼记的明文，下破坏景侯自己的解释。臣虽然愚昧，从小到大都在学门中学习，不敢默然不言，谨再续上此表。刘实的意见与傅咸相同。诏书说：‘社与稷是一位神灵，却相承而有两个位置，众议不一，何必改作？’

译其便利之处在于仍旧沿用，一切依照魏制。后来挚虞上奏认为：“臣考察《祭法》：王为百姓设置社，称为太社；王自己设置社，称为王社。《周礼》说大司徒设置社稷的坛界，又说用血祭祀社稷，这指的是太社。又说封人掌管设置王的社坛界域，又说军队出征时在社举行宜祭，这指的是王社。太社是为百姓祈福、报谢，祈报有固定时节，主位不能废除，所以凡是祓除社坛、以血涂鼓、奉主随军等，都是依据太社而行。这些都是二社的明确文字，也是前代所尊奉的制度。《尚书·召诰》说在新邑祭社，明文记载用了三牲。《诗经》说‘于是设置冢土’，没有二社的文字，所以废除帝社，只设置太社。诗书所说各指一事，而且都在周公旦制作礼制以前，不能用来改变《周礼》的明确典制和《祭法》的正义。此前改建宗庙社坛，营建一处社坛时，朝廷议论纷纷，执守古制以匡正今天。世祖武皇帝亲自发布明诏，确定二社的意义，作为永久制度，应当制定新礼，遵从二社。”诏书同意了。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关官署上奏：銮舆巡行江左，讲习武事、校阅狩猎，所获的肉先献给太庙、章太后庙，同时设置肉酱和酒，由公卿主持行礼；又献给妃嫔阴室，由室长主持行礼。太学博士虞龢议论说：我查考《周礼》，一年四季都讲习武事，献牲各有相应的用途。春季整顿军旅、搜猎时，用牲祭社；夏季驻营休息、举行苗猎时，用牲祭祀礿；秋季整治军队、举行狝猎时，用牲祭祀四方神；冬季大阅兵、举行狩猎时，用牲祭祀烝。考察《汉书·郊祀志》，只有立秋这一天，白郊祭祀完毕，才开始张扬威武，名叫“▯”。刘氏乘坐舆车进入苑囿，亲自拿弩射取牲畜，所射的是鹿和麑；太宰令、谒者各派一人，把猎获物装在车上，奔驰送到陵庙。这样看来，春季田猎后把猎获物荐献于宗庙，并没有先例可依据。又兼任太常丞的庾蔚之议论说：虞龢所说是对的，搜猎和狩猎不能失去时节。这项礼仪已经废弃很久，如今虞龢上表请求在春日晚些时候讲习武事、教练士众，又虔诚地准备干肉和豆实，先荐献给二庙，礼仪和情理都很恰当。社主是土地神，司空是掌管土地的官，所以祭社应当让司空主持。祭祀太庙，应当让上公参与商议搜猎和狩猎的礼仪。四时的礼仪各有不同，礼制本来就有增损，时代也各不相同。如今既然已经不再举行四方之祭，三杀之仪废弃已久。所捕获的禽兽和牲物，如果脸部受伤，或毛尚未剪齐，便不能献祭。应由太宰令、谒者选择上等牲物，奉送去先荐献于庙、社。二庙仍照旧祭祀，由太尉主持。诏书批准。南齐武帝永明三年，有关官署上奏说：“明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以祭祀先农；当天皇帝乘舆亲自耕田。”宋文帝元嘉、大明年间以来，一直都采用立春后的亥日。尚书令王俭认为：“在亥日举行籍田礼，经书中没有文字依据，应当下交群臣详细议论。”兼任太学博士的刘蔓议论说：“按照礼制，孟春之月，立春时迎接春神；又在这个月的元日祈求谷物丰收；再选择吉日亲自耕田。卢植说：‘礼制所说的通辰日，日是从甲到癸，辰是从子到亥。祭祀上天属阳，所以用日；祭祀土地属阴，所以用辰。阴礼地位较低而在后，必须排在末位。亥是十二辰的末位，所以记载称为元辰。法令说吉亥。’又根据五行学说说：‘木在亥位生发，所以在亥日祭祀先农，也有这个意义。’太常丞何諲之议论说：‘郑玄注说：“元辰，大概是郊祭以后所选的吉亥日。”亥属水，也是辰。凡是与垦田耕作有关的事情，都包含着水的洒润作用。’五行学说认为十二辰两两相合，寅与亥相合。建寅之月向东耕作，是取月建与日辰相合的意思。国子助教桑惠度议论说：‘考察郑玄的说法，以亥为吉辰；太阳之气在子位开始生发，元始之气在亥位开始，所以取阳气的元始，用来象征万物生长。亥又属水，是十月所建之辰，百谷都依赖它的滋润而成熟。’助教周山文议论说：‘卢植说：“元就是善；祭祀上天属阳，所以用日；祭祀土地属阴，所以用辰。”蔡邕《月令章句》解释元辰说：“日是天干，辰是地支。祭祀上天有事，用日；祭祀土地有事，用辰。”’助教何佟之议论说：‘《少牢馈食礼》说：“孝孙某，于次日丁亥，以荐献岁时之祭于皇祖伯某。”注说：“丁日未必一定是亥日，只是举出一个日期来说明罢了。”禘祭太庙时规定祭日用丁亥；如果不是丁亥，就用己亥、辛亥，只要是亥日即可。郑玄又说：“一定用丁巳，是取其美名，因为‘丁’有自我警戒、自我变更之意，都是谨慎恭敬的意思。”这样看来，丁亥本来就是祭祀所用的日子，并不是专门用于祭祀先农。汉文帝用这一天亲耕籍田并祭祀先农，所以后来的君王相继沿用，并没有另外的意义。’殿中郎顾暠之议论说：‘郑玄说先郊祭、后选吉辰，却没有说明一定用亥日的原因。卢植说明子、亥属于辰，也没有证明亥是固定的辰日。汉代开始亲自耕籍田时，汉文帝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开设籍田，这是草创时期的诏令，还没有看到亲自驾车耕作的吉日。” 汉昭帝在癸亥日于钩盾弄田耕作，汉明帝在癸亥日于下邳耕作，汉章帝在乙亥日于定陶耕作，又在辛丑日于懐地耕作。魏国烈祖的记载明确写的是辛未日，并不拘泥于某一个辰日。两代的事例都可以作为征验。推究晋朝取代魏朝、宋朝沿袭晋朝政制，都是遵从郑康成的说法，并不是另有见解。班固在叙述亥位时说：“阴气相应。”亡射在此收藏万物，而又夹杂阳气以阻隔种子。况且亥既属水，辰又以孕育为本性，播种时选择吉日，大概就在于此吧？班固叙述丑位说阴气，大旅之律帮助黄钟，宣发气息而使万物萌芽。叙述未位说阴气，气受到任用并帮助蕤宾，使君主所播种的万物成长得高大茂盛。由此可见，汉朝多次选择不同日期，魏室又有所迁改；斟酌旧制而采用丑日，确实也有依据。参议奏请采用丁亥日，诏书批准。

译明帝建武二年发生旱灾，有关官署议论雩祭。根据明堂祠部郎何佟之的议论说：《周礼·司巫》说：“如果国家发生大旱，就率领巫人举行舞雩。”郑玄说：“雩，是为旱灾举行的祭祀。”天子向上帝祭祀，诸侯以下则向上公之神祭祀。《周礼·女巫》又说：“发生旱灾时就举行舞雩。”郑玄说：“让女巫起舞，这是旱祭，是为了尊崇阴气。”郑众说：“求雨要用女巫。”《礼记·月令》说：“命令有关官员替百姓祈祷祭祀山川百源，于是举行大雩祭上帝，使用盛大的音乐；又命令各县举行雩祭，祭祀对百姓有益的百辟、卿士，以祈求谷物丰实。”郑玄说：“阳气旺盛而经常干旱；山川百源，都是能够兴云致雨的地方。”众水发源之处称为百源，必须先祭祀它们的根本。雩，是叹息呼求雨水的祭祀。所谓雩帝，是在南郊坛旁筑坛，祭祀五方五行之帝，并以先帝配享。从鞉、鞞到柷、敔所奏的是盛大音乐，其他雩祭只用歌舞。百辟、卿士，是古代上公以下的神灵，指勾龙、后稷一类。春秋传说：“苍龙星出现，便举行雩祭，至四月停止。”王肃说：“大雩，是求雨的祭祀。” 传文说：“苍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说的是四月。” 如果到了五月、六月仍然大旱，也可以采用雩祭礼；关于雩祭的意义，在五月已经有所说明。晋朝永和年间，中丞上奏制定雩祭制度：在国都南面筑坛，祈祭上帝；百辟和舞童分为八列，共六十四人；歌唱《云汉》诗。规定都是在孟夏时求得雨水后，用太牢报祭。当时博士议论说，旧日已有雩坛，汉、魏两代各自考订过制度。考察《月令》说：“命令有关官员祈祷祭祀山川百源，于是举行大雩祭；又说，命令各县雩祭百辟、卿士。”那么大雩所祭的，应该只有五方五行之帝。勾芒等五神既然是五帝的辅佐神，按照郑玄的说法，应当在庭中配享。郑玄说：“雩坛在南郊坛旁边。”但没有说明在东边还是西边。考察地位尊贵者居右，雩坛比郊坛地位低，按理应在左，所以应当在郊坛以东、营域之外筑坛。既然祭祀五帝，坛的形状应当是圆的。考察雩坛的高度和宽度，礼书和传文都没有明确规定。按照《觐礼》设置方明神坛的做法，坛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种玉器祭祀天地四方之神；君王率诸侯亲自举行礼仪，是为了教导尊敬尊长。雩祭五帝，大致可以仿照这种做法。现在筑坛，坛高应为四尺；宽度也以四为尺度，直径四丈，周长十二丈，并设四级台阶。设置五帝的神位，各依照所属方位，和明堂的仪式相同。皇齐在明堂以世祖配享五帝，如今也应当在雩坛配享。古代孟春在郊外祭祀上天，祈求嘉谷；孟夏举行雩祭，祈求甘雨。这两种祭祀虽然不同，但目的相同；只有冬至报祭上天，原本没有在求得雨水后报谢天帝的礼仪。如今虽然缺少冬至祭天之礼，但南郊祭祀已经兼有祈求和报谢的礼仪，按理不应另外举行报谢之事。礼制规定，在郊外祭祀上帝时，应当崇尚节省费用；周代祭祀灵威仰和后稷，各用一头牲畜。如今祭祀五帝和世祖，也应各用一头犊牛，此外都依照南郊礼仪办理。武皇的丧期尚未结束，自然可以不奏盛乐。至于旱祭中的舞雩，本来是叹息祈求之意，并不是为了娱乐，所以认为不涉及避讳或嫌疑。其余由祝官、史官所念的祝辞，只须仰求神灵降下恩泽罢了。礼制规定舞雩由专职人员担任，不得缺少；如今的女巫都没有学习歌舞，正在进行教习和考核，恐怕不应仓促使用。依照晋朝的议论，可让童子参加，或许能妥善取舍。司马彪《礼仪志》说：“雩祭穿黑衣，大概是崇尚阴气的意思。”如今祭服都是黑色，基本不必改变。所歌唱的诗以及各种供给物品，都应立即命令主管官员申报、督促并准备齐全。皇帝听从了这一意见。东昏侯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议论说：“我听说圣帝明王治理天下，没有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的。所以冬至在圆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春分朝拜太阳，秋分夕拜月亮，用来教导百姓侍奉君主的道理，教化臣下尊严地对待君上的意义。因此礼书说：‘君王一定把天当作父亲，把地当作母亲，把太阳当作兄长，把月亮当作姊姊。’《周礼·典瑞》说：‘君王插着大圭，手执镇圭，以五彩五重的藻席承托玉器，来朝拜太阳。’马融说：‘天子在春分朝拜太阳，在秋分夕拜月亮。’《觐礼》说，天子在东门外出行拜日。卢植说：‘朝拜太阳是在立春这一天。’郑玄说，‘端’字应当是‘冕’字，朝拜太阳是在春分之时。《礼记·朝事议》说：‘天子戴冕，手执长一尺一寸的镇圭，率领诸侯在东郊朝拜太阳，是为了教导尊敬尊长。’所以郑玄知道这里的‘端’应当是‘冕’。又《礼记·保傅》说：‘三代的礼制，天子春季在早晨朝拜太阳，秋季在傍晚夕拜月亮，用来彰明敬意，但没有说明所用的固定日期。’马融、郑玄说：‘用春分、秋分。’卢植说：‘用立春这一天。’ 何佟之认为：“太阳是太阳之精，月亮是太阴之精；春分时阳气正开始增长，秋分时阴气将要增长。天地最为尊贵，所以祭祀用冬至、夏至这两个阳阴之始；日月的礼次于天地，朝拜太阳、夕拜月亮用春分、秋分来区别，既有道理又有依据，那么马融、郑玄的说法就是合乎礼义的。”汉代的制度是早晨朝拜太阳，傍晚夕拜月亮。魏文帝诏书说：“《觐礼》记载天子在东门外拜日。”《反礼方明朝事议》说：“天子戴冕，手执镇圭，率领诸侯在东郊朝拜太阳。”由这些话看来，大概是诸侯朝见天子、祭祀方明神时，天子因而率领他们朝拜太阳。汉代改变周代制度，群公不再有四时朝见天子的事情，所以也不再到东郊朝拜太阳，这是合乎礼制变化的。虽然每天早晚都在殿下朝东拜日，但这种礼仪过于烦琐。如今采用春分朝日的礼仪，减省汉代每日拜日的仪式，又没有诸侯朝会之事，便不必出到东郊。现在的正殿本来就是举行朝会和礼仪的庭院，应当常在春分这一天于正殿庭院拜日。关于秋分夕拜月亮，文献说得不够清楚，现将有关议论奏上。魏国秘书监薛循请求论说：“旧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考察《周礼》，朝日没有规定固定日期；郑玄说用春分、秋分，所以后来实行秋分夕拜月亮。多数人在东方潜伏之处向西拜月，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月亮所在的位置。” 薛循认为，朝拜太阳应当用仲春初一，夕拜月亮应当用仲秋初一。淳于睿驳斥他说，引《礼记》说：“在东方祭日，在西方祭月，以端正它们的位置。”《周礼》规定秋分夕拜月亮，这是上古流传的制度；向西拜月，虽然好像背离月亮实际所在的位置，但就像月亮在天上而在坎位祭祀它一样，礼书也不再说这是背对月亮。何佟之考察《礼器》说：“举行朝日、夕月礼，必须仿效日月的位置。”郑玄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从西方升起。”又说：“大明从东方产生，月亮从西方产生。”这就是阴阳的分别、夫妇的位置。郑玄说：“大明就是太阳。”由此可知，朝日面向东方，夕月面向西方，这大概是各自依据其所在的位置。就如同天子东西巡行时，朝堂的官员以及接受任命的官员仍然面向北方朝拜，难道能因为背离太阳或月亮的实际位置就产生疑问吗？何佟之说：“魏代实行的制度，很好地掌握了增减取舍的适度。晋朝初年在南北两郊废弃圆丘、方泽，冬至、夏至的祭礼也停止了；至于春分、秋分的朝拜，又因此废止，实在没有道理。江左草创时期，旧有章典多有缺失；宋氏因循旧制，未能恢复古礼。我私下认为，皇齐顺应天命登上帝位，典章教化都焕然一新，应当使盛大的典礼在盛世实行：春分在殿庭西侧朝拜太阳，面向东方行礼；

译秋分在殿庭东侧夕拜月亮，面向西方行礼。这就是所谓必须仿效日月、端正其位置的意义。这样一来，使四方前来观摩教化的人无不欣喜地称颂美德。旒藻的装饰，大概是取法于上天最质朴的形象。朝拜太阳不能采用与祭祀昊天同样的至高礼仪，所以应戴三旒的玄冕。近代祭天穿衮服、戴十二旒的冕，极尽文饰之义，这就是古今礼制的变化。祭天和朝日的礼仪既然不同，所穿服装也应有区别。近代天子举行小朝会时穿绛纱袍，戴通天金博山冠，这就是今天朝拜时的服装，等级次于衮冕。我认为应当依照这种服装拜日月，很合乎礼制中等级差别的适宜。何佟之并不任职于礼局，却轻率奏议国家大典，实在是越权，惶恐地追悔并感到震惧。皇帝听从了这一意见。” 北魏宣武帝时，太常卿刘芳因为社稷没有树木，于是上疏说：“按照合朔的仪注，日食发生时，要用朱丝作绳，环绕社树系三圈；如今却没有树。又《周礼·司徒职》说：‘设置社稷坛的界墙，种植田主之木，各依本社土地所宜的树木。’郑玄注说：‘所宜木，就是松、柏、栗一类的树。’这是第一条证据。又《周礼·小司徒》封人职说：‘掌管设置天子的社坛界墙，作为王畿的界标，并在那里种树。’郑玄注说：‘这里没有说稷，是因为天子以社为主；稷是社的从属。’这是第二条证据。又《论语》说：‘哀公向宰我询问社，宰我回答说：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这说的是各地土地所适宜的树木。这是第三条证据。又《白虎通》说：‘社稷为什么要有树？是为了表示尊敬并使人识别，使百姓远望就能看见并产生敬意；又是为了表彰功劳。’考察这段话，正是解释为什么要有树，完全没有讨论有树还是无树的问题。这是第四条证据。既然说社稷为什么要有树，那么稷也有树就很明确了。又《五经通义》说：‘天子的太社、王社，诸侯的国社、侯社，制度怎样？’ 答道：‘社都有墙垣而没有屋宇，中央种树；因为木是有木质的，土地神主管生养万物，而万物没有比树木更好的，所以要种树。’这是第五条证据。这一条最为详细周全地解释了社稷有树的意义。又《五经要义》说：‘社一定要种树。《周礼·司徒职》说：“分封社地并种树，各依土地所生之木。”《尚书》逸篇说：“太社只用松，东社只用柏，南社只用梓，西社只用栗，北社只用槐。”’这是第六条证据。这又明确证明太社和四方社都种树，并以树木加以区别。又见各家礼制图籍中的《社稷图》都画有树，只有诫社、诫稷没有树。这是第七条证据。虽然已经辨明社稷有树的依据，但仍未确定应当种什么树。考察《论语》所说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可见树木因时代而不同；而《尚书》逸篇却说太社用松、东社用柏、南社用梓、西社用栗、北社用槐，这样看来，同一时代的五社所用树木又各不相同。我认为应当种松。为什么这样说？《逸书》说‘太社只用松’。如今种松，不必担心违背礼制；只有稷没有明确证据，但稷是社的从属，大概也不应离开松树。” 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唐武后时期，东都设置太社。礼部尚书祝钦明询问礼官博士说：“周代的田主使用土地所宜的树木，如今社主用石头，怎么办？”张齐贤与太常少卿韦叔夏、国子司业郭山恽、尹知章等议论说：“《春秋》记载，君主出兵时要祓除社神、给军鼓衅祭，祝官捧着社主随军而行，所以说‘不用命者在社坛处死’。社稷之主用石头，是因为石主可以奉持携行。”崔灵恩说：“社主用石头，是因为石头出于土地而最为坚实吗？”《吕氏春秋》说：“殷人祭社用石。”北魏天平年间迁置太社石主，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周代田主使用土地所宜的树木，大概是民间的社主吧？并不是太社之主。于是询问旧社主，长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又问博士这该怎么办。张齐贤等议论说：“社主的形制，礼书没有流传下明确规定。天子亲自出征时，社主还要装载携行，这样的重量并不过分。《礼记》说祭社是祭祀土地，社主代表阴气。《韩诗外传》说：‘天子的太社方圆五丈，诸侯减半。’五是土的数目，社主应当长五尺，以符合五这个数；宽二尺，以符合阴数为偶数。上端削尖，象征万物生长；下端做成方形，象征大地的形体。埋入土中一半，使上下比例均衡。请按照古尺来量定。”又问：“社稷坛按照四方分别使用相应颜色，而中央又用不满数尺的黄土覆盖，这是什么意思？”张齐贤等回答说：“天子的太社宽五丈，按四方分区；坛上覆盖黄土，象征君王覆盖、护佑四方。既然如此，就应当用黄土覆盖坛顶。旧坛顶部只覆盖了不满数尺的黄土，覆盖范围狭小，违背古制。”于是用四方的颜色装饰坛的四面和台阶，而坛顶全部覆盖黄土。祭祀所用牲畜都用太牢。后来又把先农改称为帝社，并另立帝稷，命张齐贤等参与制定制度。宪宗曾问祈禳的办法，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藩回答说：“孔子生病时，制止了子路为他祈祷；汉文帝每次祭祀，都告诫有关官员恭敬行礼而不要祈求。假使神灵没有知觉，就不能降下福祉；假使有知觉，本来就不应当私下向它求取以讨好、取悦它。况且，对人合乎义，便能与神和谐；人是神的主宰，人民安定，福祉自然到来。”皇帝高兴地说：“应当和诸公上下相互勉励，以保守这番话。”后来皇帝又问神仙和长生的事，李藩知道皇帝将要受到迷惑，便极力陈说这些都是荒诞妄说，不可相信。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上奏论九宫贵神坛的事说：“按照天宝三年十月六日的敕令，九宫贵神确实主管水旱，功劳足以辅佐上帝，德泽足以庇护百姓，希望嘉禾丰收，灾害不发生。每到四时的初节，命令中书门下派官员代理祭祀，按照礼制，九宫贵神的次序仅在昊天上帝之后。祭坛在太清宫太庙之上，使用牲牢、币帛、玉璧等祭品，与祭天地神祇相同。天宝三年十二月，玄宗亲自祭祀；乾元元年正月，肃宗亲自祭祀。臣想到，连年以来水旱失时，恐怕是有关官员祈祷请愿时诚意和恭敬有所不足。如今正值孟春，应当修明祭祀典礼，希望从明年正月祭祀之日开始，派一名宰臣主持祈请。以后四时祭祀，也都派仆射、少卿、尚书等官员主持，希望稍微提高这件事的规格，以表达严肃恭敬之意。臣等上月二十五日已经在延英殿当面奏陈此事。恭敬地奉行圣旨，命令我们查考旧仪后进呈。现在想要赶上祭祀时日，恭请命有关官员修整装饰旧坛，务必做到庄严洁净。”

译李德裕又上奏论九宫贵神说：“臣想到，自大和以来，水旱失时，陛下常常忧虑农事，每每挂念百姓，所以臣等要上合圣心，修复废坠的礼典。臣看见大和三年礼官、御史等人的奏状，有人说：‘即使主管水旱、兵荒，品秩也不过相当于列宿。如今五星全都作为从祀之神，日月尚且只列于中祀。’又说：‘太一、天一，这九位神灵对于天地来说，就如同子男之爵。’臣私下考察他们的意思，都是认为星辰不应与天地相比，却不知道统而言之，星辰也属于天地；星辰在天上形成形象，自有尊卑之分。谨按后魏《五均志》说：‘大辰第二颗星，光盛而常明的，是天皇的露寝，大帝经常居住在那里。’这首先是从深奥的道理说明变化通达的迹象。天皇大帝以及它的精华光耀、魄宝，大概是万神的秘图和河图洛书的命数，都是由此承受的。这就是上帝为星辰的明确证据。天一掌管八气、九精的政令，以辅佐天极；其光明有常，阴阳就能有序，大运就能兴盛。太一掌管十六神的法度，以辅佐人极；其光明恰到好处，神与人就能和谐，王道就能平治。北斗又有权、衡两星，天一、太一参列在它们之间，所以能够成就天工，辅佐神道。” 如果一概按照列宿来论定，实在是乖谬。又考察《汉书》说：‘天神中尊贵的，是天一、太一；辅佐它们的称为五帝。’古代天子在春秋两季祭祀太一，把它列入祭祀典礼，已经由来很久了。如今五帝仍然列为大祀，太一怎么可以降低礼制？适当提高它的祭祀规格，本来就是合宜的。刘向说：‘祖宗所确立的神祇旧位，实在不容易改变。’又说：‘古今制度不同，经书没有明确文字，最尊贵、最重要的事情，很难凭借疑惑的说法加以纠正。’以刘向的博学通达，尚且难以改制，何况臣等学问不能穷究天人之理，对祭祀典礼尤其懵懂，若妄自斟酌，恐怕不能恰当。恭请另命太常卿和礼官详细审定，希望能够取得明确的依据。《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二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礼乐【祭礼】宋太祖时，左拾遗、知制诰高锡上密封奏议，认为武成王庙陪享的七十二位贤人中，王僧辩未能善终，恐怕不能算德行完备。不久，皇帝下诏命吏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和高锡重新评定，功业从始至终没有瑕疵的人才可以参与陪享。秘书郎、直史馆梁周翰上奏说：“臣听说，自有天地以来，在天地覆载之内，圣贤辈出，古今一脉相承。考察他们一生的始末，很少有人能各方面都完美。周公是圣人，辅佐武王平定天下，辅助成王达到太平之治，盛大的德行和功勋充满天地。对外有淮夷构成祸乱，对内有管叔、蔡叔散布流言；他防备小人反咬和胡作非为，几乎陷于颠沛困顿，甚至发生禾倒木伏的灾异，才得以辨明真相。这能说是完美无缺吗？”臣认为不能。“孔子是圣人，删定《诗》《书》，制定礼乐，宗法继述尧舜，以文王、武王为法，最终却漂泊离开鲁国，奔走而困于陈国；虽然在定公、哀公时曾被任用，却始终不被季氏、孟氏容纳；又曾如踩到盗跖的虎尾一样危险，听到南子所佩玉饰的声音，远远受到损辱而损害名声，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这又能说是尽善尽美吗？”臣认为不能。“至于其余平庸的后世贤人，琐碎地建立一些事业，与这两位圣人相比，哪里值得一提？如果要责求他们经受磨难而不改变，始终如一，臣私下认为这样的人实在难以找到。” 追溯唐朝尊崇祭祀太公的本意，大概是因为天下虽然广大，却不能废弃武备；境内存在争斗，就不能没有战争，因此借助太公佑护百姓的道理，树立他作为武事之宗的地位，希望张扬国威，于是进封王号。贞元年间，祭祀典礼更加修整，于是让历代武臣陪享太公庙，仿照文宣王庙释奠的制度，设置弟子列侍的仪式。事情虽然不合经文，意义却足以流传后世、作为劝勉。况且从前不乏通达贤能之人，对疑难进行讨论，也可以说取了折中之道。如今如果一定要考核类别，另立可否标准，因为羔羊袖口的一点小毛病，就忘掉狐裘的重大优点，恐怕所选之人几乎没有可以保留的。比如乐毅、廉颇都曾逃亡而成为俘虏；韩信、彭越都被剁成肉酱而遭诛杀；白起在杜邮被赐剑自杀；伍员的尸体漂浮在江边；李左车也是一位败军之将；孙膑确实是受过刑的人；穰苴曾在齐国朝廷因士卒败亡而获罪；吴起在楚国死于非命；周勃虽有重望，却有曾被置于甲室、囚于尚方的嫌疑；陈平善于谋略，却有被诬称接受诸将金钱的毁谤；周亚夫死在狱吏手中；邓艾被用槛车押送追捕；李广因延误军期而自刎；窦婴结党而遭祸；邓禹在回溪战败，终身没有担任统领军队的机会；马援死在南方边远地区，尸体运回时朝廷还没有派人到阙下举行祭奠仪式；至于诸葛亮一类人，侍奉偏远地方的君主，王景略一类人，辅佐非正统地位的君主；关羽被敌国擒获，张飞遭到部下杀害。凡此名将，全都是人中的豪杰。如果一定要指出瑕疵，谁能没有牵累？若按这种标准加以淘汰，完全可以全部弃除。况且他们的功业高大，声名显赫，樵夫牧童都听说过，列将和通侯也私下仰慕。如果一旦把他们从神位上除去，排斥出祠庙，只是吹毛求疵地寻找异代人的过错，挥袖而怒斥古人的罪恶，必定会使当时人心顿然迷惑，私下议论纷纷兴起。仰望高山、景行，更将向谁瞻仰前人的足迹？英魂烈魄，也会对当今时代产生遗憾。何况陛下正要振奋军威，遏制叛乱谋略，讲求兵法，营建武祠，本来就是为了劝勉激励武臣，借助神灵的暗中保佑。忽然使长廊空旷遥远，只留下可以绘画的形象；中殿前面空空荡荡，看不见陪享的座位，似乎很不恰当。臣私下对此深感疑惑。深思此事贵在得其中正，用以维护大体和要领。如果今天可以议论古人，恐怕后人也能够非议今人。愿陛下采纳臣微薄的忠心，特地下明白的敕令，请把此事交给朝廷议论，取其长处。建隆初年，有司说周朝属木德，木能生火，应该以火德称王，崇尚赤色，于是把戌日定为腊日。建隆三年戊戌年腊祭，有司选定辛卯日为七日之后，和岘上奏议论说：“考察起来，蜡祭始于伊耆氏，后来经过夏、商、周三代直到汉代，名称虽然改变，实质却相同。汉代属火德，以戌日为腊日。所谓腊，就是交接；新旧相接时，通过田猎禽兽来祭享百神，报答一年终了、收成完成的功劳。王者因此在上祭享宗庙，在旁祭祀五祀，展现孝心，以万物作为祭品表示恭敬。魏、晋以后，全都沿用这一制度。唐朝承接土德，贞观年间以前，在寅日祭祀百神，在卯日祭祀社宫，在辰日祭享宗庙；开元年间制定礼制，三种祭祀都在腊辰日举行，以符合土德。如今以戌日为腊日，却在此前七日的辛卯日举行蜡礼，恐怕不合适。况且宗庙、社稷都遵用腊日祭享，唯独蜡祭不在腊日举行，请下令礼官议定。”议论结果采纳和岘的意见：今后蜡祭百神、祭祀社稷、祭享宗庙，都使用戌腊这一天。太祖时，司寒祭通常在四月举行，命官员率领太祝，用牲畜、币帛以及黑色公牛和秬黍祭祀玄冥之神，然后开冰，把冰供献给太庙。建隆二年，设置藏冰署并修整这一祭祀。秘书监李至上奏说：“考察《诗经·豳风·七月》说：‘四月之日献羔祭韭。’这是说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那么周历四月就是今天的二月。《春秋》传说：‘太阳位于北陆时藏冰。’是说夏历十二月，太阳位于危宿；‘献羔而启之’，是说二月春分时献羔、祭韭，开始打开冰室。‘火出而毕赋’，火星在黄昏出现，是说四月中旬。又考察《月令》，天子献羔开冰，先把冰供荐给寝庙。详细考察开冰之祭，应当在春分举行，现在是有司的错误。”皇帝看完奏章说：“如今四月的韭菜已经可以用来盖房了，还说什么供荐新物？”于是纠正了礼制。太宗太平兴国八年，黄河在滑州决口，派枢密直学士张齐贤前往白马津，用一头太牢沉入水中祭祀，并加用玉璧。从此凡是黄河决口泛滥、修堤堵塞，都举行祭祀。秘书监李至上奏说：“考察五郊迎气的日期，都祭祀各方的岳、镇、海、渎。自从兵乱以后，有些地方不在国境之内，于是缺少了这些祭祀。国家已经收复四方，期间虽然奉诏特意祭祀过，却还没有确定为常祀。希望遵循旧礼，在迎气之日分别到所属州举行祭祀，由各州长吏依次担任献官。”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