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七

译稼不能成熟，百姓不能安康。臣知道封赏的诏令已经施行，再说也来不及了，只希望陛下因此停止继续这样做。况且近年来收成减损十分之五，六万人饥寒交迫，无法维持生活，而宫女有数千人，吃肉穿绮，脂油粉黛的耗费无法计算。鄙俗的谚语说：‘盗贼不过五女门，因为女子会使家贫。’如今后宫的女子，难道不会使国家贫困吗？因此倾宫出嫁便使天下受到教化，楚女悲泣便使西宫遭灾。况且女子聚集而不出嫁，必然产生忧愁悲伤之情，从而招致水旱灾害交相侵扰的困苦。刑狱是用来禁止奸邪违法的，官职是用来任用相称的人才治理事务的。如果法律失去公平，官职用非其人，王道就会有所缺失。而如今天下的议论都说，刑狱因怨恨而起，爵位凭贿赂而成。若不是有污秽腥臭，苍蝇就不会飞来。陛下应当广泛访求政事的得失，选择听从忠诚善良的意见。凡遇选拔任用，都交给尚书和三公办理，使褒奖、责罚、诛杀、赏赐各有所归，岂不是大幸吗？’皇帝颇为采纳他的话，放出宫女五百多人，只是赐黄儁关内侯爵位，赐邓万世南乡侯爵位。灵帝时，尚书令阳球上奏请求罢除鸿都文学，说：‘臣恭敬地听说，已有诏令命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画像立赞，用来劝勉求学者。臣听说《传》说：‘君主所举用的人一定要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却不合乎法度，后代将以什么为鉴？’考察乐松、江览等人，都出身卑微轻贱，是器量狭小的小人，凭借世代姻亲，依附权贵豪强，低眉顺眼，迎合权势，求取在清明时代进身；有的献上一篇赋，有的以鸟篆写满竹简，却升任郎中，画像绘于丹青之上；还有人笔不能书写简牍，文辞不能表达内心，假借他人之手请人代写，种种妖妄虚伪，无不承受格外的恩宠，脱离污浊之地。因此有见识的人掩口叹息，天下人都为之嗟叹。臣听说设置画像，是为了昭示劝善惩恶，使君主从中鉴察得失，从未听说过可以让无知小人虚假作文歌颂，而妄自窃取天官之位，画像悬于图壁之上的。如今太学、东观已经足以宣扬彰明圣教，希望罢除鸿都的选任，以消除天下的讥谤。’奏书上奏后，皇帝没有省察。魏文帝召蒋济任散骑常侍。当时有诏书赐给征南将军夏侯尚说：‘你是心腹重将，特意担任重要使命，可以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夏侯尚把诏书给蒋济看。蒋济入朝后，皇帝问他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蒋济回答说：‘没有听到其他好话，只看见亡国的言语罢了。’皇帝突然问其中的原因，蒋济详细回答，并趁机说：‘作威作福，是典籍中明白的警戒。天子没有戏言，只有请陛下裁定。’皇帝立即派人追回先前的诏书。魏文帝想追封武宣卞太后的父母，尚书陈群上奏说：‘陛下凭圣德顺应天命，开创基业、改革制度，应当永远成为后世的法式。考察典籍中的文字，没有妇人分封土地、授予爵位的制度。按照礼典，妇人因丈夫的爵位而尊贵；秦朝违背古法，汉朝沿袭了它，并不是先王的规范制度。’皇帝说：‘这个意见是对的，不要施行。’于是把这件事写成诏书，下藏于台阁，永远作为后世的法式。晋怀帝永嘉末年，丹阳太守、辅国将军王导上书说：‘从前魏武帝，是通达政事的君主；荀文若，是功臣中最卓越的人。封爵不过亭侯，仓舒受到爱子的宠爱，死后追赠也不过别部司马。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万事万物，难道不会使一切受到限制吗？如今有人出任郡守，不问贤能愚昧、豪贵卑贱，都加授崇高的名号，动辄设置鼓盖仪仗，稍有行动便互相攀比。偶尔有得不到这种待遇的人，甚至以此为耻辱，天官混杂，朝廷声望衰败。臣忝居重任，不能崇高深厚地成就国家事业，反而开启了动乱的根源，贪图窃取名位，取得不合礼法的荣宠。谨将加置鼓盖、提高仪制的物品送还，请从臣开始实行，希望使雅正与流俗有所区别，使群臣的愿望不再迷惑。’ 成帝因为乳母周氏有抚养保护之功，想授予她名号，内外官员都奉诏办理。只有侍中顾和独自上奏进谏说：‘周氏保佑圣躬，并不是要抹杀她的功劳；宅第和供给比照亲属，恩泽所加已经过于隆厚。如果再授予名号，在典籍记载中看不

译到明确的先例。只有汉灵帝曾把乳母赵娆封为平氏君，那是末代君主的私恩，并非前代的规范制度。况且君主所举用的人一定要记录下来，用来为后世树立法则；记录下来却不合乎法度，后代将以什么为鉴呢？’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译宋孝武帝时，江夏王刘义恭与骠骑大将军、竟陵王刘诞上奏说：‘臣听说，悬挂佾舞有一定的数目，等级不同，仪节也不同；佩带笏板有一定的制度，尊卑高下有不同的次序。这大概是上古圣哲宏大的规范、垂示后世的明确训诫。然而时代发展到后世，万物无不衰弊，僭越奢侈成为风俗，制度法度已经不是古代的样子。晋代东迁以后，旧有法制沦落，侯爵、牧守的典章制度逐渐随着事务增多而扩张，名实一旦错位，便很难一下改变。章服制度崇尚滥用，已经延续多年。如今朝廷枢机重新整顿，皇帝的教化风气又开始更新，财力尚未充足，各项用度都应考虑节约，应当制定各种品级服饰制度的法规，以确定减省和禁抑的条文。臣等身居宗室近亲，位列台辅，是遵循正道的带头人，请从爵位开始整治；至于贬抑僭越的开端，应当从宗室亲属开始。臣等趁空闲共同陈述愚见，认为应当加以省减改易。谨陈九件事，虽害怕不能算忠诚，但希望竭尽微薄诚意。希望陛下听阅之后，稍加明察采纳，那么上下就会相安，内外就会和睦。’诏令交给外朝详议，有司上奏说：‘车服制度是依据功劳授予的，这是《虞书》中盛大的典章；名位器物必须谨慎授予，这是《春秋》明确的警戒。因此尚方所制造的器物，汉代有严格法令；诸侯私自使用天子服饰，即使是亲近之人也一定治罪。到了近世，下僭越的情况更加严重，器物服饰、装饰、乐舞、声容，已经通用于王公，也通用于平民，上下没有区别，百姓的志向因此不能统一。’ 刘义恭所陈述的意见，确实符合礼法；但九条规定仍有未尽之处。谨慎地共同增补，总计二十四条。’诏令准许施行。北魏孝文帝刚即位时，将要把显祖的神主迁入太庙，有司援引旧例上奏说，太庙中任职办事的官员按例都应赐爵，如今应当依照旧例。孝文帝下诏让百官评议，群臣都认为应当依照旧例，只有秘书令程骏认为不可，上表说：‘臣听说名位器物是帝王所珍视的，山河土地是华夏最重要的根本。因此汉高祖有约定，没有功劳不得封侯；必须在大君授命之时承担职责，在战事谋划之日竭尽心力，然后才可以接受分封土地的赏赐。没有听说预先参与宗庙事务便能在疆土上得到赏赐，只见晋国、郑国的后代把辅佐天子看作最大的功勋，吴起、邓禹之类把征伐看作最重的功绩。周、汉在远代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魏、晋往年也没有这样的记录。自从皇道开创、帝业建立以来，致力于提高三皇五帝的制度规范，思考隆盛百王的法轨，刑罚比古代稍微减轻，赏赐实际上比过去增加。如今因为神主改迁、附祭于清庙，举行肃敬之礼，却授予群臣九品官命，给显贵的办事官员五等爵名。即使帝王制定制度彼此不相因袭，但当时施加的恩泽，难道足以成为长久不变的法则吗？臣违背众议的过失，恭敬地等待罪责。’奏书上奏后，孝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宣武帝时，天大旱，司徒高肇擅自登记囚徒，想借此收拢民心。清河王元怿对皇帝说：‘从前季氏在泰山举行旅祭，孔子对此深以为忧，确实是因为君臣名分应当防微杜渐，不可轻易亵渎。减省膳食、登记囚徒，是陛下的事情；如今司徒却这样做，难道是臣下应有的义理吗？明君在上面失误，奸臣在下面窃取，这正是祸乱的根基。’皇帝于是下诏，让尚书和群臣共同审理狱讼。明帝时，太后的父亲、司徒胡国珍去世，朝廷商议追赠相国、太上秦公。谏议大夫张普惠竭力陈说不可，听说胡家挖墓穴、筑坟时遇到磐石，于是秘密上表说：‘臣听说优美的谥名和珍贵的爵位，是君王用来光荣赐予人的；尊敬君主、爱护亲属，是臣子慎重办理丧终之事的原则。一定要使功勋与名位相称、称号与品秩相合，然后才能显扬当时，流传美名于万代。臣私下看见故侍中、司徒胡公，怀抱道德、禀含灵秀，确实生育了圣明的皇后，养育了至尊皇帝，成为四海的母仪。近来承受辅佐枢机、唯才是任的寄托，居于三公之位，体现论道之明，所以已经因功劳获得九锡，特别荣宠，赐给銮车旌旗，充分体现圣上的加恩隆宠，达到慈后的至亲至爱。用来作为天下的法式，不也可以吗？但‘太上’这个称号，臣私下认为不合适。为什么呢？《易经》说天尊地卑，乾坤的定位就确定了。所以说‘伟大啊，乾元’，又说‘至极啊，坤元’，这说明乾坤不能同时并称为大。《礼记》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在尝禘、郊祀、社祭之中，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这说明君臣不能同时并称为上。臣看见诏书把司徒封为太上秦公，把夫人封为太上秦君夫人。谥号置于前，司徒的官职连在后面，尊贵光荣的美盛已经达到极点。臣私下思考，高祖接受献文皇帝的禅让，所以尊奉献文皇帝为太上皇，这是因为在已有皇帝之上再加尊号而产生的名称。’ 皇太后发布令旨来承接诏令下达，大概是取三从之道，远远比同于文王之母，位列十位贤臣之中；如果把司徒称为太上，恐怕违背了令旨承接诏令的本意。《春秋左氏传》说：‘安葬时称为公子，言辞已经表明不能再加上更高的称号。’

译《尚书》说：‘现在我要在先王面前举行盛大祭祀，你的祖先也将随同享祭。’ 司徒地位尊贵、亲属关系重要，理应配享先朝。如果称为太上，却作为臣子侍奉太上皇，恐怕不是司徒恭敬谨慎的本心。汉高祖创立天下，尊父亲为太上皇，母亲为昭灵后，这是帝王家族的事情。晋代有小子侯，尚且被认为是对天子僭越。司徒是三公，怎么可以和皇帝使用相同的称号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说话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兴盛，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无所措手足。《易经》说：‘拥有大德大位的人不可以自满，所以接着说谦。’谦逊使尊者更加光明，使卑下者不可逾越。天道使盈满者亏损而使谦逊者增益，地道使盈满者改变而流向谦逊者，鬼神使盈满者受害而使谦逊者得福，人道厌恶盈满而喜爱谦逊。又说：‘困于上者必然返回下方，所以接着说井。’占卜已经得到确定的兆象，却因为浅薄的理由改卜，群臣内心悲伤惋惜，也可能是天地神灵借此降下极其严厉的警戒，启发圣上的心意。希望陛下回转如日月的明察，体察微臣的请求，停止让司徒勉强与皇帝使用相同称号。称号从卑下的一方确定，采用不超越的称呼，鉴戒困于上位的后果，求取谦逊光明的福分，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唐高祖任命舞伎安叱奴为散骑常侍，礼部尚书李纲进谏说：‘臣考察《周礼》，乐工和乐胥不得列入士人的行列。即使技艺高妙如师襄、才能出众如子野，也都世代承袭本业，不改变职业。因此魏武帝让祢衡击鼓，祢衡先脱下朝服说：‘不敢把先王的法服当作伶人的衣服。’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又任命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的人都可以把这些事作为鉴戒。如今刚建立天下，正要开创太平的根基，功臣的赏赐还没有普遍施行，才能高的人仍埋没在民间，却先让舞伎佩玉拖绶，位居五品，趋行于丹墀，这恐怕不是开创基业、垂示制度、留给子孙的道路。’皇帝没有采纳。太宗贞观年间，监察御史马周上书进谏说：‘臣听说，致力于教化的道路，在于寻求贤才、慎重任官。孔子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别人。’这是说慎重举用人才最为重要。臣看见王长通、白明达，本来是乐工和舆夫、皂隶等混杂类别的人；韦槃提、斛斯正没有其他才能，只会调教马匹。即使他们的技术超过一般人，也可以多赏赐金帛，使他们的家族富足。如今却越级授予高爵，使他们和外廷朝会中赶车的役卒、倡优子弟一起佩玉拖履，臣私下以此为耻。如果朝廷的命令不能追改，也还应当不让他们列入官班，不要同士大夫为伍。’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中宗任命方士郑普思为秘书监，任命叶靖能为国子祭酒，侍中桓彦范坚持认为不可。皇帝说：‘我一定要任用他们，不能停止。’桓彦范说：‘陛下刚刚恢复帝位，军国政务的制诏都采用贞观年间的旧例。贞观时任命魏征、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任命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像郑普思这些方术之士，身份卑下、品行猥劣，哪里足以继承前代贤臣的事业？臣担心舆论会说陛下任官不选择人才，而是把天赐的官秩用来满足个人宠爱。’ 睿宗景云年间，柳泽任右率府铠曹参军。中宗时，长宁、宜城、安定等公主，以及皇后的妹妹昭容上官氏和她的母亲郑尚宫、柴陇西夫人赵氏，以及姻亲联结的数十个家族，都能够降下墨敕授予官职。这种官职号称‘斜封官’。姚元崇、宋璟辅政时，奏请罢除斜封官数千人。姚元崇等离职后，太平公主把这些官职全部奏请恢复。柳泽到宫阙上书进谏说：‘臣听说药物不够猛烈，不能清除疾病；言辞不够尖锐，不能补救过错。所以习惯听甘言谄词，并不是调养身心的方法；亲近谄佞之言，也不是治理安定的办法。臣私下看见，自神龙以来，纲纪大为败坏，内廷宠臣专擅命令，外朝受宠者控制权力，凭借贵势，卖官鬻爵，妃嫔公主的门庭如同商人的市场，主持选举的官署也像集市一样。屠夫商贩通过邪路获得官职，被废黜的人又凭奸诈冒充而升进，天下混乱，几乎危及社稷。幸赖陛下聪明神武，拯救沉溺、扶起将坠之局；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鉴戒，难道可以忘记吗？况且斜封官都是奴仆、妾侍私下请托的结果，迷惑错误地影响先帝，难道全是先帝的本意吗？陛下即位之初，采用姚元崇等人的计策，把斜封官全部停止废除，如今又重新收用。如果说斜封官之人不能抛弃，那么韦月将、燕钦融本不应褒奖追赠，李多祚、郑克义也不应赦免洗雪了。’ 陛下为什么不能在这件事上忍耐，却能在那件事上忍耐，使善恶混杂在一起，反复互相攻击，指引人走向错误，劝人走入偏邪之途？如今天下人都说，太平公主和胡僧慧范正是凭借此事误导陛下。所以有句话说：“姚崇、宋璟做宰相而行邪道，还不如端正太平公主的擅权；端正反而不如邪曲。”臣恐怕近处的流弊会发展到远处，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的过失累积成高大的祸患。不要说这有什么伤害，它的祸患将会延续；不要说这有什么危害，它的祸患将会扩大。又听说尚医奉御彭君庆，只凭巫觋的小技，就越级授予三品官，陛下为什么轻易使用名位器物，把它加给不相称的人？臣听说，奖赏一个人而使千万人喜悦，就应当奖赏他；惩罚一个人而使千万人受到劝戒，就应当惩罚他。请陛下裁察。玄宗时，李林甫没有学问，见中书令张九龄文雅有才，受到皇帝知遇，内心便嫉妒他。适逢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因斩杀可突于有功，皇帝想任命他为侍中。张九龄说：“宰相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必须有合适的人然后才能授予，不可以把功劳当作这种官职的赏赐。国家衰败，正是由于任用了不正当的官员。”皇帝说：“暂且借给他这个名位，怎么样？”张九龄回答：“名位器物不可借给人。假如平定东北两个边境，陛下还拿什么来加赏他呢？”于是此事停止。皇帝又准备任命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坚持说：“不可以。尚书，古代称为纳言，唐家多任用旧日宰相；否则也要历任内外重要职务，精选有德望的人担任。牛仙客只是河湟一带的使者、掌管文书的官吏罢了，让他位列常伯，天下人将怎么说？”皇帝又想赐给他实封，张九龄说：“汉朝的法令规定，不是有功不能封爵；唐朝遵循汉法，这是太宗的制度。边将积蓄粮食布帛、修缮器械，本来就是他的职分。陛下如果一定要赏赐他，给金帛可以，唯独不应割地封给他。”皇帝愤怒地说：“难道是因为仙客出身寒微，你才嫌弃他吗？你一向确实有门第资历啊。”张九龄叩头说：“臣出生在偏远之地，孤陋无依，是陛下过分听信，才因文学任用臣。仙客从胥史提拔上来，连眼睛都不认识文字；韩信在淮阴时也不过是一个壮士，却以绛侯、灌婴等人为伍而感到羞耻。陛下如果一定要任用仙客，臣实在以此为耻。”皇帝很不高兴。第二天，李林甫进言说：“仙客是宰相之才，难道反而不能胜任尚书吗？”张九龄是文吏，只拘泥于古义，失去了大体。皇帝因此决定任用仙客，不再怀疑。

译德宗兴元年间，皇帝驾临梁州，下诏给翰林学士陆贽说：“朕自从洋州出发以来，沿途百姓多次进献瓜果，东西虽然十分微薄，但他们有这份心意。现在打算分别授予他们散试官，卿应当商量是否可行。”陆贽上奏说：“臣以为，爵位是天下共有的器物，也是国家的重要权柄。只有功勋、才干和德行所应当得到的人，才可以居此位；不属于这两类条件的，不在赏赐的法典之内。对于爵位应当一向谨慎珍惜，按道理不能轻易使用。轻易使用，就是毁坏国家的公器，丧失国家的大权。公器毁坏，人们将不再敬重；权柄丧失，国家便无所凭持。事情的开端虽小，流弊却必然很大。沿途献上的瓜果，不过是乡野百姓的一点微薄心意，有它不足以彰显圣上的谋略，没有它也不足以损伤圣上的教化。衡量情形，赏赐钱帛，足以彰显陛下巡幸的恩德；用馈献来酬答官职，恐怕不是合宜的制度。”皇帝又让钦溆把中书省拟定的、给进献瓜果之人授官的奏状拿给陆贽看，并传旨说：“朕所到的地方，是想使人心欢喜。散试官只是虚名，对事情没有损害。宰臣们已经商量并拟定了授官人选，给他们也没有妨碍。”陆贽又奏道：“臣愚昧地认为，赏赐必须有信用，惩罚必须坚决，这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资助；轻视爵位、妨害刑罚，是衰败和祸乱的开端。赏赐合乎功劳，便没有不报答的；惩罚合乎罪行，便没有不受到惩处的。没有功劳却获得爵位，爵位就会被轻视；没有罪行却任意施刑，刑罚就会受到妨害。爵位、赏赐、刑罚，是国家的大纲。大纲一旦紊乱，所有纲目都会松弛。即使有善于治理的人，也无可奈何。天宝末年，受宠幸的人倾乱国家，爵位按私情授予，赏赐因宠爱增加，天下荡然无存，纲纪开始紊乱。叛逆的羯人乘机而起，于是扰乱中原。戍守边疆的岁数年年增加，防守的功勋日益增多，财赋不足以供给赏赐，于是兴起了以职官作为赏赐的做法；官员名额不足以容纳所有功劳，于是散试官的名号开始实行。青、朱等服色混杂地授给胥吏徒众，金印紫绶普遍施给舆夫皂隶，香草臭草不能辨别，泾水渭水不能分清。至今已经二十多年，没有人能够整顿。当今的弊病，正是爵位太轻。设法提高它的贵重程度，尚且担心人们不重视；如果又自行抛弃它的价值，将拿什么来劝勉人呢？圣上认为散试官只是虚名，对事情没有损害。臣恐怕陛下考虑得还不成熟，偶然说出这样的话；倘若竟认为这话确实正确，臣私下认为就错了。建立国家的道理，只有义与权；诱导人的方法，只有名与利。名接近虚，但对于教化很重要；利接近实，但对于德行较轻。凡是用来裁定是非、建立法制的，关键在于义；至于参酌虚实、衡量轻重，使各种办法并行而不相伤，交替使用而不相悖，顺应众人的欲望，估量时势的适宜，调节盈亏消长，使人们日用而不知疲倦，关键在于权。如果只重实际利益而不以虚名相辅助，就会耗尽财物，物力供给不足；如果只重虚名而不用实际利益来充实，就会流于荒诞欺骗，人情也不会趋附。所以国家的制度中，赏赐、颁给货财、赋予俸秩廪禄，是用来彰明实际利益的；等级品秩和不同服饰章采，是用来装饰虚名的。居于上位的人必须明白其中的义理，通晓其中的变化，使二者相互需要、内外相辅，让人们每天使用却不知不觉，这才是掌握国家权衡之道。谨按，命秩记载在甲令中的，有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号。虽然按类别区分，流别有四种，但掌管事务并领取俸禄的，只有职事官这一类。用来排列才能、安排贤德，这就是把实际利益寄托在虚名之中。勋官、散官、爵号三类所涉及的，大体只在服色、资荫等方面。用来驾驭尊贵者、甄别功劳，这就是借助虚名来辅助实际利益。虚实相互滋养，所以人们不会轻慢；赏赐的轻重彼此制约，所以国家不会丧失权衡。如今的员外试官，大体类似勋官、散官和爵号。虽然授予它不耗费俸禄，接受它不占用正式员额，但那些冲锋陷阵、排除患难的人，可以用它来赏赐；竭尽筋力、施展勤劳功效的人，也可以用它来酬报。它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很重要了。如今有的人不过捧一器瓜果、提一篮果品，也授给试官来酬答他的进献，那么那些冲锋陷阵、竭尽筋力的人，必然会互相说：“我冒着生命危险才得到官职，他进献瓜果就得到官职，这就是国家把我的生命同瓜果等同看待了。瓜果不过是草木；如果把人看得和草木一样，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呢？”况且员外试官没有俸禄资给，没有管理事务的权柄，没有受人敬重的尊贵，也没有免除差役的优待，只是借用虚名来笼络浮薄的风俗。浮薄之人之所以对它若有若无、尚未十分厌弃，只是因为上面的人还珍惜它。如今陛下如果又轻易使用它，认为对事情没有损害，那么人们一旦明白其中的弊害，还能再依靠什么呢？以后有人建立功劳，用什么来赏赐？陛下如果想用职事官来赏赐，那么官员名额有限而功劳无穷，本来就承受不了这样使用。陛下如果想用货财来赏赐，那么民力已经耗尽，国库也都空虚，本来就无法满足这些费用。既没有实际利益来充分劝勉，又不重视虚名而滥加授予，人们没有可以凭借的东西，国家还凭什么治理？况且种植瓜树、果树的，多是乡野贫民赖以生活的人家，他们只求衣食；假如给他们一个闲散名号，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一定想使他们欢欣，不如厚赏钱帛；百姓不失去实际利益，国家不失去权柄，各得其宜，双方都保全这些宝贵之物，又有什么不可呢？” 这实在会伤害国家的大计，希望陛下留下睿智的思考，再稍加详细斟酌。当时又有诏令对陆贽说：“先前在奉天的将士，都赐名为定难功臣。现在让宰臣等商量，随从中的宦官辛劳至极，也应当依例一并赐给这个名号。朕想到南衙朝士之中，有人经历奉天的重重围困，又想到卿等前些时候奔赴行在，经历危险，也极为艰难。现在不论宦官还是朝官，只要经历重围又到达山南的，都拟赐名为定难功臣。卿应当商量妥当。”陆贽又上奏说：“陛下的恩惠沾及近侍，仁德遍及众官，念及随难者的忧危，体恤随驾巡行者的劳苦，打算增加宠荣，将要赐给他们美名。事情虽然尚未实行，但心意已经决定。凡是身居贵近之位的人，当然知道这是承受圣上恩旨；陛下却停留详察，再加询问，这是对卑贱之人的精审慎重，实在可说是防微虑始、反省顾念，怎么会恰好向臣下询问呢？臣若自己贪图荣誉名号，又担心旁人怨恨，因循顺从而促成此事，不把自己的见解充分说出，内心明知会辜负上天般明鉴的陛下，又该怎么办？因此臣不顾言辞浅深，不计自身利害，只是直率地陈说，惟请圣上裁决。臣听说，赏赐是为了勉励功绩，名号是为了彰明行为。赏赐与功绩不相称，忠实效劳的作用就会废弃；名号超过实际行为，轻慢冒犯的弊病就会兴起。一者足以扰乱国家权柄，一者足以败坏社会风俗。授予和接受名位之际，难道可以轻率吗？”

译先前陛下驻跸奉天，迫于患难，终于驱除凶逆，实在依靠武人，于是表彰定难之功，特赐功臣的名号；这个名号很符合实际事情，也适逢时势所需，即使人数多，谁能说不适宜？至于宫闱近侍和位列百官的人，虽然奔走办事、谨慎供职，各自遵循自己的职责，但驱逐、剪除敌寇，料想并不是他们所承担的职任。况且又逢皇帝再次迁徙，天灾祸患尚未消除，他们面对危难而没有补救，怎么能称为功臣？敌寇造成的祸患正深，谁能说他们平定了患难？即使他们遭遇围困逼迫、道路崎岖难行，困难是他们所承受的，平定患难又凭什么说是他们的功劳？劳苦或许有一些，功劳又能说在哪里？大凡有生命的人，没有不亲近自己的同类、鄙视他人而尊重自己的，这也是常情；贬抑异类、奖励同类，也是一种常性。臣忝列搢绅，又正属于将要受赐的范围，私下自我衡量，尚且知道不可，何况天下公议呢？何况披甲戴胄的将士呢？人们的议论，无所不至，必然会说陛下溺爱近习，所以顺从他们苟且求得的心情，泛泛地把名号施及各部门，以分担宠幸亲昵之人的讥谤。怨恨不在于大事，往往都从细微处产生，必将挫伤战士受激励的心，聚结功臣愤恨的情绪。所使人喜悦的少，所使人恼怒的多；所得的是虚名，所失的是实事；所满足的是臣下夸耀的心志，所损害的是国家的大计。利害关系非常明白，并不难辨别。况且名号是众人评议的对象，称作公器，也会成为争端。即使考核得极其精细，仍担心彼此倾轧；处理稍有失当，怎么能不越出界限？汉高祖制服豪杰，太宗削平四方，天下安定之后，才评定功勋，其中有萧何、曹参的特殊功劳，有房玄龄、杜如晦的宏大谋略，他们在战守经营谋划方面，显然不同于一般人。即便如此，仍有人说丰沛旧人和刀笔文吏不应位居诸将之上，诸将不服，彼此揭发攻击。甚至有人挽起衣袖指天，拔剑击柱，私下交谈谋反，喧哗申诉冤屈。何况如今国运仍然艰难，王道教化尚未普遍施行，正需要依靠武力消灭仇寇，哪里是宠幸者争相求进、文士相互竞争的时候？对有功劳的人加以奖励，尚且恐怕不能使人信服；奖励没有功劳的人，本来就应当受到讥责。假如有人功绩特别显著，理应褒扬崇奖，赏赐的制度很多，何必一定在这里实行？其余没有别的功绩，只是按例随驾奔走，且等盗贼平定后再甄别登记，也不算晚。陆贽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当时上奏说：“右希颜奉宣传达圣上的处分：万荣安抚军队有功，听说也很忠义，深得众人心意。如果再拖延，恐怕事情反而不稳妥。现在商量任命一位亲王充任节度使，暂且让李万荣掌知留后之事，节度使的制书便从宫中直接发出。万荣必须改授官职，卿等立即商量后进呈。”臣性情软弱顽钝，才学见识空疏，却承受过分的奖任，暂在宰司任职；事情关系国家安危，不敢保持沉默。虽然亲自穿戎服、与人较力并非臣所能胜任，但对于经营武备、谋划军事，或许还有一些见解。政事安排的安危，取决于形势；任命授职的成败，取决于才能。形势好比器物，只在于安置的位置；放在危险之地就会倾覆，放在平稳之地就会安定。才能好比负重，只在于所承担的重量；所授任务超过能力就会跌倒，任务与能力相当就能前行。所以负重的人不能靠微弱的能力承担重负，大器不能随便放置。有很大的力量却给他加上过重的负担，尚且担心发生跌倒的意外；选择了安全的地方安放大器，仍担心难以防备倾覆。把职任交给不适合的人，把位置放在不安全的地方，却希望它不颠覆、不危险，当然很难。刘士宁凶恶残暴，众人都不能容忍；李万荣顺应人心，关闭城门拒绝并驱逐他，为国家除去祸害，也有值得嘉许之处。确实应当连夜上奏朝廷，请求选择合适的节度使。如今所陈奏的内容很有些张皇，只流露出希求官位的心情，完全没有退让的礼节。根据这种鄙陋的操守，他与纯良之人相差很远。又听说他本来是滑州人，偏偏厚待本州将士，与他们相互投合，才不过三千人；各营士兵已经十分怨恨他。根据这些偏颇邪僻的情况，他也不是将帅之才。况且邀结君主而用武力夺取职位，是不忠；驱逐主帅而谋求取代其权位，是不义。犯有这两项罪过，又加上才能不足，得志后骄纵自满，不违背上级就会失败；这里所说的违背，是犯上，所说的失败，是使军队溃败。这两种情况都是祸患的阶梯，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如今即使仓促加给他宠命，也是想压制他的贪求，委曲地表示保持现状，希望消除他的凶恶邪念。然而他的行为不谦逊，所得官位又没有名分；放纵他，便会使他更加反复而疑惧；善待他，便会使他失望而肆意作恶。善始善终的人尚且很少，何况开始就不善，却希望他能凭义理保全自己呢？又因为他曾经自行蓄谋，危害主将，等到居于人上之后，常常害怕被人图谋，必然会在部下将校之间制造许多猜疑阻隔的事端，上下互相猜忌离心，怎么能长久安定？即使没有触犯纲纪、扰乱常法，也必然会使军队受挫、边境受困。所以，过去承担当地方镇任职的人，选择了有才德却不适合委任的人，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不是凭才德授任，最终还能镇守国家、巩固节操的，从来没有。这就好比想把器物放在安全之处，却不选择能够使它安稳的地势；想让负重者完成任务，却不衡量他能够承担的才力；处在不适宜的位置上，不失败还会怎样？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说法迂腐空疏，与军事机宜不同，比喻疏远而不切合事实，臣请求指出汴宋一带近代成败的事迹；这些都是陛下亲身经历、亲眼见过的，可以作为深刻的鉴戒，请陛下阅览察看。过去田神功镇守河南，统辖汴、宋、徐、泗、兖、郓、曹、濮八州之地，兵力和粮食都很充足，职贡也完备修治；向左肃清青、齐，向右安抚滑、魏，南面控制淮、浙，北面辅卫荥、瀍，富盛得像长城一样，不受震动，不致倾覆。这是因为把政事安排在能够安定的地方，把职任授给能够成事的人，其利益和适宜性，可以说是很大了。等到田神功入朝觐见，遭遇重病而未能返回，先皇帝对他表示哀悼，优厚尊崇地任命了贪图因循便利、明知田神玉才力不能胜任、却排斥众议而最终授予他的人。后来他驾驭无方，经营谋划失去法度，权力归于豪强将领，势力分散到各座城池；祸机一旦兴起，内有叛乱，外有破败，把三军交给暴虐的主帅，把五郡托付给奸邪之人，转运物资经过的道路也屡屡受阻。这是因为把政事安排在必然危险的地方，把职任授给必然失败的人；所造成的败坏和伤害，也已经非常严重了。

译近来刘玄佐驱逐、扫除大奸，终于收复大梁，在这里镇守将近十年。虽然不能勤勉自身、节省费用来安抚疲敝的百姓，也不能竭尽力量和诚心来发扬盛大功业，但他还能够使号令出自自己，部属畏惧他的威势，整顿修治军队，振作声威，远近都在谈论注视，暂且还算能够保持完整的军队制度，掌握一方仍有所凭借。等到刘玄佐去世，朝廷命吴凑代替他；刘士宁凶恶顽劣，竟敢稍有不满便发作，本来不得众心，而且非常没有才干。如果宽缓他十天半月，他必然会自行离心沮丧；顺应时机加以控制，片刻之间就可以平定。陛下深切顾念百姓，姑且只求容忍抚养，反而使奸徒得逞、庸人狂妄，只让他们肆意发表丑恶强横的言辞；他们哪里会怀有承受任用安置之恩的心？运输道路几乎断绝，百姓受到更深的残害，原本坚实如墙的军队，竟全都沾染成了污浊的风气。追究造成祸患的根本，难道不是失误在苟且因循吗？如今如果又授予李万荣，和刘士宁有什么不同？凭借武力站住脚跟而取得职位，谁能说不是这样？用邀结君主的手段取得任命，谁能说不是不合正当依据？如果一味邀求，便是不顺；如果一味答应，便是不诚；君臣之间势必产生嫌隙阻隔。与其等祸患滋长后再谋划，不如在萌芽时就断绝。忘掉长久深远的考虑而喜欢因循苟且，本来就不是英明君主统治天下、作长远谋划的办法。而且治理国家的道理，是用义理教导人；要教人侍奉君主，首先要让他们顺从尊长，这样才能消除争夺的祸患，断绝窥伺觊觎之心。这正是圣人用来兴起恭敬谦让、使暴强者服从的方法，因为礼制通达，名分便确定了。假使刘士宁担任将领，怠慢上级、虐待百姓，而李万荣怀有奉国的忠诚，秉持嫉恶如仇的性情，抛弃他、违背他，这可以；讨伐他、驱逐他，也可以；但谋害自己的主帅而篡夺他的职位，就不可以。为什么呢？地方镇守之臣往往拥有专断之权，若要给他加罪，谁会没有借口？如果让倾夺职位的人轻易取代原任，利益所在，人各有自己的打算；这个祸源一旦暗中滋长，灾祸必然难以挽救。这不只是助长祸乱的道路，也是开启谋逆端绪的做法；四方诸侯，谁不会因此离心？得到一个人却防害群帅，这有什么好处呢？何况这个人也还未必可靠，白白扰乱风教，使百姓产生不良心思。前些时候驱逐刘士宁，大概是仓促间发生的事，各郡守将本来没有共同谋划，一座城中的军队和将士也没有统一意志，况且朝廷对他们又接待不一、抚慰不均，党助李万荣的能有多少？他们还各自衡量成败的形势，在逆顺的名分之间犹豫徘徊，怎么肯舍弃生命，同他一起作恶？如今之所以尚未立即发生变故，都是因为李万荣诱导他们，许诺赏赐、财物，并且暂且表示服从，以等待朝廷的诏令。陛下只要在文武群臣之中，选择一位和善宽厚、敏达能干、素来为军队爱戴信任的人，任命为节度使；再下达优厚的诏书慰劳那些军队，奖赏李万荣安抚平定的功劳，另外加以宠任；褒扬将士和睦相处的义举，厚厚赏赐资财行装，使众人知道可以保全安定，人人都怀念恩惠；舍弃这种平乱的办法，还能再求什么呢？推究事情的大体情势，按道理必然会安定平息。李万荣即使想要跋扈专横，形势上又能做什么呢？三军既已自行离心，各座城池又不肯援助他；因为他逼迫驱逐主将，各道必然又会憎恨嫌弃他，近处没有亲附的人，远处没有援助的人，不必劳烦上天出兵讨伐，他也必然会自行灭亡。陛下还有什么需要担忧的，却想接受他的邀求而任用他呢？臣虽然孱弱怯懦，私下仍觉得此事不安。昨天因希颜传达圣旨，臣已经同赵憬等人一起附在口头奏议中，反复陈说，担心其中多有遗漏；臣又整夜详细思考，恐怕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臣不胜拳拳愚诚，谨再次秘密上启报告。若蒙圣恩察纳，臣立即与赵憬等商量应当处置的事项，列成条款上奏。倘若以后事情有违失，臣请求承担败坏和扰乱政事的罪责。德宗初年设置六统军，待遇相当于六尚书，用来安置罢免镇守职务的人。按照沿袭的做法，制书用麻纸书写。当时窦文场任护军中尉，暗中劝说宰相，依照统军的规格降下麻纸制书。翰林学士郑絪上奏说：“按照旧例，只有封王、任命宰相才使用白麻纸；如今不知道陛下是否特意以此宠信窦文场？”于是把这件事写入法令。皇上又对窦文场说：“武德、贞观年间，宦官不过是员外将军，穿绯服的也没有几个。自从李辅国以来，才开始毁坏制度。朕如今任用你，不能说没有私情。如果再为你降下白麻制书，天下人一定会说是你胁迫朕这样做的。”窦文场叩头道谢。皇上对郑絪说：“宰相不能拒绝宦官，朕听到你的话，才醒悟过来。” 宪宗时，翰林学士李绛上奏说：“臣谨按守谦秘密陈言，圣上商量，准备任命昭义兵马使乌重衡主持军中事务；这样做实在不得已，必须给他节度使。臣私下认为，这样处置确实不合适。近来因为田从史接受任命不是出自朝廷，终于生出邪心，造成这些恶行。如今乌重衡驱逐田从史，突然执掌节旄，两河听说后，必然会生出怨望，认为陛下暗中用官爵诱使他的将校驱逐主帅；人情虽然称快，国家体制却已经受伤。如果让乌重衡主持军务，势必要立即授予节度使，这就等于威权和恩福不在朝廷；从事情体制上说，和田从史有什么不同？议论者如果说乌重衡一旦掌握主帅权力，必然不会受制于朝廷，臣观察事情形势，实在恐怕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田从史心怀恶意、蓄谋奸诈，欺骗皇上、违背命令，所以乌重衡能够仗义归顺，献纳诚款，以顺从为名，他的部众于是服从。如今乌重衡如果不顾宪章，凭武力取得职位，那么他的同列将士难道会平息而不说偏颇的话吗？倘若失去众人之心，前面的事情难道还远吗？根据这个道理，乌重衡一定没有别的图谋。即使军中有人请求把节度使授给乌重衡，此时的举动也一定不是忠心。他的同类将领既然很多，就不会愿意让乌重衡独自得到这个职位；另给他一镇，或许可以稍微满足众人的心愿。臣恭敬地希望圣上先秘密告谕乌重衡，授给他河阳节度使；任命元阳为泽潞节度使。这样人心就会完全服从，国家体制也能保全。况且乌重衡突然从军中将校被授予河阳节度使，在军队行列中属于意外得到恩典，难道在此时还会迟疑徘徊吗？抛弃义理、损害忠诚，以福求取祸患，即使极其愚昧低下的人也一定不会这样做。元阳功劳一向很高，公众声望又有积累；泽潞与他长期接近，也会承受他的影响。如今如果任命他，就让他直接进入潞府，慰劳将士，使家属不至于贫乏，各自得到安存；三军听到后，自然感到喜悦。乌重衡既得到地方镇守之职，元阳又能顺应人心，这样处置一定不会有差错。时机和机密之事十分可惜，实在令人痛心。威权一旦丧失，哪里还能再得到？恭敬希望圣恩不要因为臣愚昧而弃置此言，特意赐览，决断于宫中思虑，成就这项圣明功业，臣冒昧献上陈说。”宪宗时，河东王锷将要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拾遗白居易认为：“宰相是天下人共同瞻仰的职位，不是有深重声望和显著功劳的人不能担任。考察王锷，他千方百计搜刮财物，不顾百姓困苦，把所得财物称为羡余进献朝廷。如今如果把名位器物借给他，四方听说后，都会认为陛下得到他进献的财物，就与宰相及各节度使私下谋划说：‘谁能比得上王锷？’

译于是争相搜刮剥削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进献给陛下，纲纪就会大为败坏。若不接受，又会显出恩遇有厚有薄；事情一旦失误，就无法追回。” 宣宗时，中书门下上奏：“谏官有空缺，请求补授。”皇上说：“谏官贵在能够履行职责，不必人数众多。像张道、牛丛、赵璘这些几个人，能使朕每天听到过去不知道的事情，就足够了。”过了很久，牛丛出任刺史，入宫谢恩，皇上赐给他紫服。牛丛说：“臣所穿的绯服，是刺史按规定借给我的。”皇上立即说：“那就暂且赐给你绯服。”皇上十分珍惜服饰章采，有司常常准备数套绯服、紫服随行，以备赏赐；有时半年也用不上一套，所以当时人把得到绯服、紫服看作荣耀。皇上重视翰林学士，但升迁官职一定考察年资，认为不可以因为亲近大臣就私自授予他们官爵。宣宗曾下敕把医工刘集补授为场官，盐铁转运使柳仲郢上言说：“医工医术精湛，应当补授医官。如果把铜盐事务交给他，凭什么考核他的优劣？况且场官是低微品秩，不是皇帝特别下敕所应亲自授予的职位。”皇上立即赐给柳仲郢绢帛，打发他离去。后来有一天见到仲郢，慰劳他说：“卿议论刘集的事情很对。”皇上曾经生病，医工梁新的治疗很有效；梁新已经亲自陈请求官，但皇帝只下敕每月给他钱三十缗。当时蒋伸从容地对皇上说：“近来官职似乎很容易得到，人们都在想着侥幸求取。”皇上惊讶地说：“这样下去就要乱了。”蒋伸回答：“现在还没有乱，只是侥幸求取的人很多；这样下去，发生祸乱也不难。”皇上反复称叹说：“以后恐怕再也不能单独召见卿了。”蒋伸没有明白皇上的意思，不久皇上便任命蒋伸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懿宗时，优人李可及能创作新声，自行谱写曲调，歌词和曲调都凄婉曲折。同昌公主的丧事结束后，皇帝与郭淑妃悲悼思念不止。李可及为皇帝创作乐曲《叹百年》，教数百名舞者表演，都用珠翠装饰，刻画鱼龙图案，地衣一项就耗用缯帛五千匹。他依曲填词，哀伤思念反复萦回，听到的人都流下眼泪。皇帝认为这是天下最悲哀的曲子。李可及凭借恩宠横行得非常厉害，皇帝想提拔他为威卫将军。中书侍郎曹确进谏说：“太宗制定法令，文武官总共六百四十三个。他对房玄龄说：‘朕设置这些官职，是为了任用天下贤士；工商和杂流，即使技艺高出同类，也只应厚厚给他钱财，不可以把官职借给他，使他和贤者并肩站立、同席而坐。’文宗曾想任命乐工尉迟璋为王府率，右拾遗窦洵直极力争辩，最终只授他光州长史。如今要把李可及授为将军，置太宗的法令于何地？臣认为不可。”皇帝没有听从。宋真宗即位初年，右司谏孙何上言说：“臣恭敬地看到，国家安抚统治许多地方，并设置众多职官；在外有郡将、通守，朝士代行关征榷酤使者的职务并兼管其事，下至幕府中低微的属官，有的也由朝廷选拔补授。用人范围既广，推选就难以精审；贡部上报姓名，动辄超过千人；凭门第资历入仕的，也达到百人。稍微显出任职劳绩，就升入京官品秩；奉命出任地方官时，冗杂过剩尤其严重。每逢亲自祭祀圜丘，广泛施行恩泽，不论贤能还是不肖，都允许依次升迁，以至评事、寺丞任职几年便能通达馆阁名籍，赞善、洗马不到十年就登上台郎之位。臣私下估算，如今的官员名册中，台省、宫寺共约八百人，良莠混杂，名位品秩泛滥，这不同于《虞书》考核政绩、《周官》计量治理成效的制度。唐朝旧制，郊祀和庆典赦宥，只增加官阶和勋级罢了。如今如果十年之内连续大赦，恐怕京官会多于胥吏，朝臣会多于州县官；岂只是会受到车辆相连、斗量官员的讥刺，也会有耗败财物、滥用官器的过失。况且所发俸禄，都来自土地征收的赋税，必须依靠民力，何必白白耗竭公库，来增益这些人呢？已经授予的官职，削减起来既困难；尚未升迁的人，则应当严格防止其滥进。古人所说的减少无用的费用、罢去不急需的官职，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臣恭敬希望陛下特地下诏，从今以后郊祀时的群臣，一律不得升迁。若确实有功绩闻名、才名早已显著的人，自然可以破格对待，难道还要等待按阶次逐级升迁吗？至于合并省减吏员，则关系到任免大权。当时右司谏耿望也认为这样做对。”因此咸平二年亲自郊祀时，只增加官阶和勋级，命有司考核其优劣再加以升降。但到咸平三年差遣任期届满接受替代时，大多都经过考课引见，很多人获得升迁改任，很少有人被降黜，官员名册于是逐渐增加了。真宗时，右正言夏竦进言说：“臣听说《周官》说：‘按照贤能授予爵位，百姓就会谨慎修养德行；按照功劳授予俸禄，百姓就会奋发建立功绩。’爵位是用来对待贤人的，俸禄是用来对待有功劳者的。贤能之人得不到相应爵位，爵位却授给不够贤能的人，百姓就会轻慢；有功劳的人得不到相应俸禄，俸禄却给了功劳不足的人，百姓就会懈怠。轻慢就会废弃德行，懈怠就不会建立功劳。所以先王重视车服，慎重使用名位器物，尊崇德行、报答功劳，以此教化天下。国家鉴取三代典章，采纳汉唐旧事，文质相济，基本没有偏离中道。但在官职授受方面，仍有令人疑惑之处，为什么呢？王者平定祸乱、拨乱反正，从自身开始治理国家，贤哲一同兴起，攀附帝王建立功业。等到功业成就、政治安定，仍然要评议贤能来封爵，计算功劳来赏赐。哪里有守成之君顺应天命、承继祖业，恭敬地继承皇位，而藩邸中的臣仆却突然升为清贵之职呢？如果是师傅之官、赞佐之吏、辅翼之功，理应受到宠荣；可是那些执鞭驾车的御者、导引随从的贱役，竟争相乘坐驿车，争着接受有命服。一般官员因此恐惧，把这种人称为随龙之臣。短短几年之间，他们就破格升迁，用新进者压过旧臣，实在很没有道理。过去卫国人奖赏仲叔于奚，他辞谢封邑，请求赐给繁缨以便朝见，卫君答应了。孔子听说后说：‘可惜啊！不如多给他一些封邑。’只有名位器物，是不可以借给人的，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臣恭敬希望陛下发扬不避讳过失的德行，采纳臣这愚昧直率的议论，改立明确的制度，把法则传给万世，使日月般的光辉流传并惠及子孙。

译夏竦又进言说：“治理国家要把握大体，驾驭贤能要靠爵位。国家凭大体而立，必须宏大深远；贤能因爵位而尊贵，不可有僭越滥授。治理国家不能把握大体，制度就会繁杂琐碎；爵位授予贤能不公正，服饰和职位就会颠倒失序。孔子说：‘只有天最为广大，只有尧能效法它。’说的就是大体。又说：‘只有名位器物不可以借给人。’说的就是端正爵位。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保存国家的大体，就会削除繁琐；正确使用爵位，就会去除失序。这样看来，中正宽大的原则就能施行于典章法令之中。国家承受上天的大命，统一拥有天下，考察古制、垂示法则，常理秩序得以安定。然而承接唐朝衰乱离散之后，又拨除五代纷争竞争的根基，冗余制度因循沿袭，有些还没有完全去除。臣听说，身穿有等级的命服，就是天子的臣子；除授官职，必然要听闻皇帝赐予的诰命。哪里有低品官员、州县职务，将要接受诏命，却还要缴纳绫纸的钱？有见识的人谁不因此郁闷？况且军国费用动辄以万计，府库中的财物，哪里需要依靠这一点收入？难道忍心使王者的恩惠泽及天下，却又向百姓索取钱财吗？又听说唐朝衰弱时，兵权在节度镇将手中，部下和属吏的官职都只是临时假授。皇家承受天命后，政令出自天子，但州郡职员仍沿袭旧有格式。哪里有负责笞打的吏员、供人役使的舆夫皂隶，却按阶次叙授银青服色，官衔称为检校，有的兼任乌府之官，有的借授青宫的品秩？在礼制方面，难道不是僭越了吗？所谓惠爱百姓的道理，难道在于此吗？确实应当特地下诏，把冗余事务一并削除，类似这些情况，全部刊正改定。把它写入信史，使光耀流传百代。《诗经》说：‘周虽然是旧邦，它所受的天命却不断更新。’ 仁宗景祐三年，右司谏韩琦上奏说：“臣听说，寒暑运行顺调，年成就会丰收；赏罚分明，君主的权柄就会受到重视。所以君王兴起教化、建立政事，动辄效法天道，必定根据功劳议定赏赐，必定根据罪行施行惩罚。正如春夏使万物生长繁殖、秋冬使万物肃杀凋零，万物无不顺从。假如与此相反，就像该寒冷时反而温暖、该温暖时反而寒冷，万物没有不违逆的。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把握中道来驾驭天下，就可以与尧舜的盛治相媲美。臣才朽职卑，冒昧参与谏诤末列；有所听闻见到，每每愿意竭尽心力，上补淳厚的治理，稍微报答陛下隆盛宽广、乐于听取意见的心意，所以不敢在职位上保持沉默，以免辜负陛下的甄别擢用。请陛下怜悯并察看。臣近来看到，睦亲宅建成，从提举臣僚以下，都有诏令增加品秩，以此劝勉劳绩。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永和实际总管其事，所以有遥领团练使的任命。至于他的同列，也很快一并得到恩典。当时公议都认为不对，大概是因为一个人的一项官职，导致众多人都获得赏赐。有人认为，省局之内官次彼此妨碍，因此按次叙迁也不算危害太大，臣因此不敢立即上疏论列。如今听说前省都知又得到优厚的使额，臣私下观察众人议论，更加感到怀疑。实在因为劝勉和阻止人的办法中，爵位和赏赐是最重要的。如果不考察他的官籍，只按年资劳绩酬报，那么就应当有显著功劳记录，按时申报宠任；否则都涉及没有名分。所以《尚书》说：‘官职不要授给私爱的亲近之人，只授给有才能的人；爵位不要授给品德恶劣的人，只授给贤能的人。’过去卫国奖赏仲叔于奚，他辞谢封邑，请求得到繁缨以便朝见，卫君答应了。孔子听说后说：‘可惜啊，不如多给他一些封邑。只有名位器物不可借给人。’东汉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取郎官，明帝不答应，只赐给她钱一千万，并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百姓就会承受他的祸害，所以这件事难办。’这些都是古代先哲君王谨慎对待刑赏根源的道理。恭敬希望陛下想到，对近臣顾念私恩，就必然使有功劳的臣下怨恨；失去辨明和挽救的智慧，国家大计就会日益败坏。请特意显示最公正的态度，立即追还并停止此事，使褒奖一个功劳而天下受到劝勉，纠正一个罪过而天下都信服。行善的人会更加想着努力修行，不仁的人会更努力改过自新，以此达到美好安定的风气，长久符合中正宽大的教化。” 庆历三年，知谏院欧阳修上奏说：“臣近来看到，国家每次发布诏令，常常担心官吏不能遵守执行，却不知道弊病在于朝廷自己先破坏了法令。朝廷不能使自己守信，谁肯相信并执行它呢？然而许多事情是因为小人侥幸求取，而朝廷不知道抑制断绝所给予的恩惠；即使稍微损害朝廷体制，造成的损害却很多。臣听说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僚上言，请求今后大臣的厮仆不得奏荐为班行官。敕令颁下才三四个月，却已经反过来任用吕夷简的仆人袁宗等二人为奉职。吕夷简身为大臣，破坏扰乱陛下朝政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只要对他的私利有好处，即使败坏天下大事，也尚且没有顾忌，何况肯替陛下珍惜法令呢？但朝廷自己应当怎么办？如今一项法令刚刚发布，大臣就先破坏它，那么其次臣僚的仆人，难道可以不给吗？不给，就是执行法令有两种标准；给他们，就是违背最近颁下的敕令。今后又废弃有司替陛下守法的职责，不顾国家体制，只顺从人情。有人说，两个仆人得到敕令和官职在新敕令颁布之前；但为什么授官却在新敕令颁布之后？凡是发布命令，本来就是为了革除以前的弊病。法令既已出台，后来又用旧法冲击新法；如今袁宗等人虽然曾经得到旧敕令，但在正式授命之前，已经应当适用新制度，自然应当革除原来的安排。”}]}], 夷简不能加以制止，反而放纵他们侥幸求进；朝廷又不执行最近的敕令，自己毁坏典章法度。今后诏令还凭什么遵行？袁宗等人，伏乞特别收回授予奉职的命令，另给一个军将之类的名目，足以表示优厚恩典，但不能使无功之臣凭私宠奴仆而扰乱国法。’皇祐八年，侍御史知杂事何郯上奏说：‘臣听说，閤门最近进呈四日紫宸殿宴请外国使者的座次图，入内都知王守忠也排在杨景宗之下预列座次。臣查访得知閤门的仪制：内外臣僚带有刺史、节度、观察、留后等遥郡官衔的，都不得按照正式官班列位；至于赏赐和进献，也与正式官员大不相同。只有正式担任刺史以上官职的人，遇到宴会时，才允许列坐殿上。如今如果因为守忠兼带两使留后的名号，便依照正式官员的惯例升殿赴宴，那就意味着从今以后，内外臣僚凡是带有遥郡官衔的，都可以上殿预坐，开启僭越、破坏法令之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朝廷的仪品，是用来辨别尊卑上下的区别的，不可轻易抛弃旧章而造成紊乱。何况祖宗典法，从来没有内臣在殿上参加宴会的事。这种弊端一旦开启，损害实在不小。伏望下令给閤门，迅速改正此事，一律遵守旧制；并且命令今后遇有宴会，凡职位不应预坐的人，不得妄自提升其座次。希望借此显示朝廷纪纲的严正，戒止臣下僭越妄求的念头。’

译何郯又上奏说：‘臣听说，朝廷下达敕命，因昭宣使王守忠修治祭器，认为他有劳效，特授景福殿使，仍赐给节度观察留后的月俸。臣起初听到的内批指挥，只是授王守忠为宣庆使；第二天又听说要授给他节度观察留后的官职。如今虽然节度观察留后的命令没有实行，却仍把该职的月俸赐给他，又更改使职名号，劳效浅而赏赐过重，朝野议论都认为很不妥当。爵位的设置，是用来待遇有功之臣、勉励忠义的，所以赏赐的厚薄，应当视功劳大小而定，归根到底只在于不虚授罢了。至于担任一个职务、办理一件事务，只要有所成就，本来就是臣下尽力的通常职责。以通常职责而接受赏典，已经是过分了；如果再加厚赏，正好会开启浇薄滥赏的源头。况且王守忠掌管修治祭器，也只是臣下办理一件事务、尽力效劳的通常职责。可是陛下重视宗庙之事，为了酬答他的劳效，从昭宣使越级授为宣庆使，恩赏的施行不能说不厚，正好适中。然而王守忠竟然还不满足，继续要求君主的命令。凭着小小劳效和本分职责，所求尚且如此；如果超过限度，那么后来有冒着箭石、捍卫边疆、抵御敌寇的臣子，果真建立显著功效，又将用什么爵赏来满足他们呢？何况内臣兼领遥郡，祖宗的制度只到观察使为止，而且不是积累劳绩，也从未随意授予。如今王守忠虽然没有授给两使留后的官职，却得到相应俸禄；人情所希求的事情，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既然得到俸禄，必然还想得到官职；如果又顺从他，那还有什么职位是不能求取的呢？事情应当在开始时就加以戒止，到了末端尚且来不及禁止，何况不在开始时戒止，那么弊端将会泛滥横流了。关于王守忠，乞求只按照原先下达的指挥授予宣庆使，所给两使留后俸料也乞请停止发放。陛下如果想优厚地表示宠待，就请多赐给他金帛，已经足以作为恩典了。至于爵禄是国家的公器，不可轻易授予；授予而不滥用，朝廷的纪纲大概才可以保存。’臣因才疏学浅而得以充任耳目之官，遇到事情就直言，因此不避讳忌，伏望圣朝特别赐予省察采纳。何郯又上奏论述两府官员升迁的防范说：‘臣等看到，前任两府臣僚接连得到任命，不再考察功劳、计算劳绩，而特别颁出一概的恩命；近来的典故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先例，舆论喧然，都不知道其中缘由。爵禄固然是君上所能专擅授予的，因为它可以激励世人、磨砺懒惰，使天下人趋向忠义、建立事功，甚至能够殉节捐躯而不后悔。所以古代君王对此极其重视、极其谨慎，赏赐一个人，必定要使天下人都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不敢把天下所重视的东西当作自己的私恩而轻易使用。如今如果授予和接受爵禄时都没有正当名义，又凭什么进行劝勉？有功之人得不到足够的奖励，正是古代所重视的事情，如今却反而把它看轻。即使给以最显贵的官职、最优厚的俸禄，也将无法磨砺天下人，人人反而会生出觊觎、侥幸求取的心思；如此还凭什么治理国家呢？何况股肱大臣，是天下人所希望作为表率的人，难道只会把一官之恩据为己有，而不替国家顾惜大体吗？臣等本来知道，爵命施行之后，一定会有人辞让而不接受。伏望朝廷察看臣等所说，考核旧典；如果今后按惯例授官，事情有轻有重，就应当立即向朝廷内外明确说明，使人明白无疑。如果只是出于一时恩典，愿将臣等的章奏下发，询问公众议论。假如认为臣等所说有道理，即使难以追还、停止先前的命令，也可因其上表辞让而把过分的恩典全部停罢。这样，上面没有虚授之讥，下面又有互相谦让的劝勉。与其一次举措造成两方面的损失，不如这样做，事情会好得多。臣等身负言责，不敢顾虑躲避而保持沉默。’ 皇祐二年，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论述给麦允言卤簿一事说：‘从前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卫国人让他佩戴繁缨上朝。孔子说：“可惜啊！不如多给他一些封邑。”只有礼器和名号，不可以假借给人。爵位尊卑叫作名，车服等第威仪叫作器。这两者，是君主用来保养、蓄养臣下并安定治理国家的，不可忽视。如今麦允言是皇帝亲近的臣子，并没有建立超过众人的大功大劳，却赠给他三公的官职，供给他一品卤簿。他所得的繁缨，难道还不算太过分吗？陛下虽然想用尊贵的秩禄宠待此人，却正好增加了他的罪责。为什么呢？三公之官，像鼎的三足一样承辅君主，在上对应三台星。卤簿，是用来褒奖大功的，这些都不是近习之臣应当得到的。陛下想到允言勤劳服侍左右，在生前已经使他极尽富贵，死后又用三公之礼为他送终，鼓吹、箫、铙等仪仗声势显赫于道路；这其实是在彰显他的僭越奢侈之罪，使天下人侧目握腕而痛恨他，并不是用来给他增添荣耀的。希望陛下阅览仲叔于奚的传记，留意孔子的话，就会知道名器的重要，不可加给不应得的人。何况唐代制度规定，群臣中对国家建立大功的人，婚礼和丧葬时才供给卤簿，其余人不在供给范围内。伏望陛下收回、停止先前的命令，麦允言今后也不要再供给卤簿，不要让天下人暗中指点，认为朝廷举措过当，那就非常幸运了。至和二年，侍御史赵抃上奏说：‘臣看到，近年以来朝廷破格授予节度使、宣徽使，次数颇为频繁。臣私下认为，这两种使职的名额，在唐朝末年授予还比较容易；到了圣朝，授受却十分慎重，职任极其优越，实际权力也很重要。臣僚如果不是有勋劳的旧臣，名器怎么可以轻易借给他人？应当慎重制定赏格，用来防止侥幸求进之门，必须有确定的规章，这样大概有助于达到大治。臣愚昧，乞请下令：今后宣徽使和节度使中，文臣必须曾经任职于中书、枢密院，并且德望足以为人推服；武臣必须曾经在边疆任职、建立功业，才允许授任。兼且宣徽使原定名额只有两员；至于使相之任，体制地位尤其重要，更应慎重珍惜，怎么可以轻易议授？我曾听说太祖皇帝时，命曹彬收复江南，功成凯旋，虽然赏赐很多，最终却没有授曹彬使相。臣认为，这类官职平时无故随意授予，臣僚也随意得到，就不会认为它尊贵。四方如果发生变故，万一有紧急事务，必然会有贤能、智慧、豪杰伟大的人为陛下应对变乱、抵御侮辱，建立功业。到了这种时候，朝廷讨论爵赏恩赐，又用什么官职来安置他们呢？长久以后实行的制度，必须从今天就加以思考、重视、珍惜，不能不慎重。伏望陛下特别赐予圣裁，将臣所请求的事项交给两府议定，坚决遵守施行；对上遵循祖宗之法，对下使爵位的赏赐更加尊重，则朝廷内外都会感到幸运。’

译仁宗时，监察御史傅尧俞上奏说：‘臣听说，爵禄是天下的砥石，君主用它来磨砺世人、磨去庸钝；这并不是说让人人都满足于高爵、厌弃厚禄，而是说赏赐如果确实与劳绩相当，天下人就知道受到劝勉。假如不是这样，即使把官阶品秩提高到极限，也不能满足贪求冒进之心，只会开启侥幸求取的道路；不能成为勤劳困苦者的激励，反而徒然树立营求私利的恩路。伏惟陛下留神察看。臣看到单州团练使刘永年被授为齐州防御使，臣私下思量，永年升进本来就是因为恩泽，尚未建立显著功绩便得到荣宠，已经很优厚了。何况旧有条例规定，武臣正式授官以上的，不许没有劳绩而叙迁。如果按照这名额久次便能获得，那么建节之日也可以凭年月取得；至于其他人，却不能援引这个先例。这种说法尤其不妥。只应当按照通常制度授予俸禄，不应当有援引先例的嫌疑；既然废弃法令而把职位假借给人，怎么可以堵塞贤才被拔擢的趋势？事情的体制和道理都很明白，并不难懂。难道有朝一日的约束不能限制刘永年，今天的指挥却可以用来堵塞后来的人吗？这样不足以向天下昭示诚信，只会更加招致轻视。臣恐怕因此而烦劳圣上耳目的人会越来越多，陛下将无法拒绝。近来钱晦知代州，也没有改官，不知刘永年和钱晦有什么不同呢？’ 伏望陛下收回停止新的任命，更加慎重对待名器，等刘永年建立显著功效以后再升迁提拔；这样，有才能的人会更加奋发，而没有才能的人也知道自我勉励。并且使条例诏令不至于成为空文，臣不胜恳切激愤之至。’ 尧俞又上奏说：‘臣近来曾论奏刘永年没有劳绩却转官，乞请执行收回停止的处理，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施行。臣听说，爵禄是天下的公器，法令是君王的大权。既然不能凭大权自我持守，反而把公器私下给人，却还要徒然告诫不得援引先例，这是臣大惑不解的地方。假使把公器私给刘永年，其他人还可以被陛下公平无私的德行隔绝在外，这已经是损害；何况其他人根本不可能被隔绝呢？如果不再计较考核，一概按照先例升迁，那么天下的公器将会怎样呢？如今办事不责求实际功效，贪竞之风还很多；不制定法令来压制侥幸，却废弃陛下已经制定的成法，为侥幸求进开辟道路，这是臣尤其替陛下痛惜的地方。况且法令从刘永年开始，却又在刘永年这里废弃，更是极其奇怪。设置言事之官，是让他们拾取朝廷的缺失，古人只担心他们不肯发言；如今却不是这样，平时议论，往往十件中有七八件被搁置。像破坏法令、滥授官职这样明白显著、毫无疑问的事情，既然已经上达陛下，陛下却置之不理，那么设置言事官又有什么用呢？希望陛下务必垂意省察。’英宗治平二年，龙图阁直学士何郯上奏说：‘我听说圣人养育贤才，能够品评他的德行，能够衡量他的才能，能够授予相应官职，于是分为三等：上等贤才任三公，次等贤才任台谏、监司，下等贤才任守令，用这些职位寄托权力并使他们喜悦。于是为他们建造宫室、配置车马来供养其身体，为他们设置旌旗、冕弁来供养其尊贵，为他们设置钟鼓、琴瑟来供养其欢乐，为他们设置弓矢、斧钺来供养其威严。然而这些不能私下授予，只看他的德行，只看他的才能罢了。假如授予的不是合适的人，就会开启侥幸求取的端绪；如果有小人得到它，其他人便会一起奔走追逐、求取这种职位，好像本来就属于自己一样，渐渐形成风俗，人人都认为取得它非常容易，没有困难。一天圣人将要革除这种弊端而罢免贬黜他们时，没有不怨恨满口的。这并不只是小人的过错，过错在于君主当初轻率地授予他们。君主不在事前加以禁止，却在事后才制止，大概已经来不及了。唉！任用人的时候，能不谨慎吗？从前卫国把繁缨授给仲叔于奚，孔子非难此事；馆陶公主替自己的儿子请求郎官，汉明帝拒绝了。由此可知名器是这样重要。如今陛下继承崇高的德业，谋求长久的基业，广泛建立纲纪，思求契合天人；在事前施行时一定考虑事后，在开始谋划时一定顾全终局。只是选拔任用人才的困难，尤其值得重视：品评他的德行以后再授予官职，衡量他的才能以后再确定职位，使朝廷上下、公卿大夫都能享有与其相称的荣耀和安宁。’这样，士人就没有觊觎之心，职位也没有虚授的情况，天下官员冗滥的弊端便会停止，名器的使用也会端正。大理评事这样的低级官职，宋太宗尚且称为清望官，不肯授给伶人的儿子，何况更高的职位呢？希望陛下重视它。英宗时，殿中侍御史范纯仁上奏说：‘臣听说，君主的大权在于刑罚和赏赐。赏赐不僭越，行善的人就受到鼓励，臣下也没有觊觎之心；处罚不滥用，作恶的人就受到惩戒，人人也没有受到压抑的忧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在这两方面慎重。陛下即位以来，对于刑罚固然已经很慎重了，但对于滥赏的弊端，却没有听说有所改变。近两个月以来，尤其多有轻率授予的情况，如待制、龙图、修撰等职，接连授予了将近十多人。难道这些人必定全都是贤才吗？况且他们又没有另外建立什么功勋，只因提拔了一个人，任用稍优于同列，便使人人依次升迁，以满足他们希望得到升迁的心意，一味采取姑息办法。就像只为止住小孩哭泣一样，轻授爵位、滥施恩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伏惟祖宗制度，尤其慎重授予尊宠名号；即使小官也从未轻易授予，何况近侍之职，怎么能成批成队地晋升呢？伏望圣慈诏令中书门下：凡经筵、杂学士、待制、修撰等职，都依照内制、外制、修注的体例，各自确定员额。必须才德都很优秀，或者由圣意选拔，或者委以重任，或者另立事功，并且等到出现空缺，才允许授任；其余情况不得拟议升授。这样就能掌握驾驭臣下的办法，革除侥幸之风，使近侍职位得到合适的人选，名器更加尊重。’

译神宗时，知谏院陈襄请求断绝权贵破格陈请恩例的札子说：臣私下看到，近来臣僚以及已故臣僚之家，为内外亲属陈请恩泽，冲改已经授予差遣的人员和空缺。朝廷虽然先前已经下达指挥，规定超过一个月便不许冲改，然而所陈请的恩例名目稍多，因而中书、枢密院不时不停地到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取用已经差注的职位空缺，终究很不妥当。因为各处等待空缺的人守候名次，动辄经历多年；等到授予差遣、离京等待空缺时，或者已经前去赴任，却又被冲改，即使身在远方，也不得不重新前往铨院另候空缺次序，孤寒而长期在外奔波的人，难道不会叹息怨恨吗？朝廷既然已有恩例，允许他们指定和选择优便差遣，已经是优厚的恩典，怎么还可以允许冲夺已经被他人使用的空缺呢？实在没有道理。况且陈请恩泽的，多是地位较高的臣僚之家；不合道理地侥幸求取，逐渐形成惯例，互相攀附援引，渐渐无法革除。国家的爵禄、恩赏，是用来待遇贤能之士的；如今却只因父兄亲属的私恩而陈请，使没有功劳、只凭门第的人占夺优便差遣，一切出于侥幸，实在不是至公朝廷慎重名器、区别能否的原则。臣认为要立法改变弊端，必须先从贵显者开始。乞请今后，除前两府出镇、沿边安抚帅臣辟举人才依条例施行，以及因劳绩酬赏、由大堂除授人员允许指定选择破格现有空缺之外，其余事项，乞请先从两府直到文武臣僚，以及分司、致仕和已故臣僚之家：凡符合条件而陈请弟侄、儿男及异姓骨肉恩泽，或奏荐人员差遣等，一律在季阙前一个月内，指定选择合适的优便处所，依照条例等待，不得临时陈请破格现有空缺，也不得冲改已经授予差遣人员的空缺。这样大概可以使权贵断绝侥幸求取的希望，使寒士没有被夺取职位的忧患，从而稍微得到均衡妥善。神宗即位后，御史中丞司马光论王广渊的札子说：‘臣前两次上奏说，王广渊倾诈巧伪、奸邪不正，请求把他的职名全部夺去，派往远地监当。近来听说本人带着旧职知齐州，仍然赐给章服。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奖赏他，而不是贬黜他。假使王广渊自从改任京官以来，谨慎修身、安守本分，不作奸邪谄媚之事，直到今天，不过是第二任通判；如今所得的待遇竟然这样，难道还能说作奸谄媚没有好处吗？孔子说：“只有礼器和名号，不可以假借给人。”现在的章服，就是所谓的器；职名，就是所谓的名。这两样东西本身都是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然而天下人看重它们，是因为不是贤才就不能得到。唐宣宗重视并珍惜章服，不轻易赏给别人；有关官司制作绯衣、紫衣以备赏赐，经过一年也用不掉两三套，所以当时穿绯紫服色的人，人们都认为尊贵。名器好比珠玉，如果使它容易得到，就会像瓦砾一样，那还怎么值得珍贵呢？近年两次覃恩赐给绯紫服色的人，已经过于泛滥；如今又像陈铸、王广渊这些人都赐给章服，这是使今后得到章服的人都以此为耻，而不以为荣。况且陛下让王广渊出任外官，必定已经知道他的奸邪行迹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如今又反过来用职名和章服宠待他，这是劝导人们去仿效王广渊的所作所为。臣私下担心，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伏望陛下圣断，依照臣前次奏章，把王广渊的职名全部夺去，连这次赐给的章服也一并收回，派往远地监当，使赏善罚恶清楚明白。’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七。《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八。明代杨士奇等撰。谨慎对待名器。宋哲宗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孙升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君主主持利势、用以兼制天下、役使众人的，只有法制而已；朝廷凭一句话使臣属受到宠辱、使风教震动四方的，只有发布命令而已。所以法度和纪纲，是维系上下的根本，不可有丝毫过失。法制失误，君主的权势就会丧失；命令有过，朝廷的话就会被轻视。自古以来天下国家之所以动乱灭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近来朝廷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事，因为给事中封还驳正，认为任命不当，陛下奉圣旨改为不让他书读门下侍郎的制命，也不让他执奏，直接送吏部施行。吏部把事情的理由具文申报尚书省，仆射和左右丞也都不执奏，于是便以不完整的告命降下。姑且不论陛下偏爱一个没有才能的人，授他知枢密院事；难道朝廷负有维持纪纲、执守法度之责，大臣却可以依违苟且，不替陛下守法，使朝廷发出不完整的告命，向外宣示，抛弃公道，损害圣德，毁坏典法，不能传示后世吗？龟玉毁坏的过错，究竟应当归在谁身上？身居朝廷纪纲之任，却不能纠劾大臣，还有什么脸面出入陛下禁庭，称作御史？伏望圣慈，先纠正门下侍郎、尚书省仆射和丞不守法的罪责；或者，如果安焘自从被任用以来有臣所不知道的建言启沃谋略、庙堂帷幄功业，就把这些宣示给台谏，公布于朝廷，交给门下省书读、省察、审核，然后再施行。等陛下的法制不失、命令完整以后，再治臣妄言违逆之罪，重重贬黜削夺；这样或许能使台谏的风节稍微恢复到嘉祐、治平年间。臣即使被斥逐、抛弃、弃尸沟壑，死后也永无遗恨。’ 二年，孙升又上奏说：‘臣听说，爵禄是天下的砥石，君主用它来磨砺世人、磨去庸钝。所以忠信之士得到爵禄，是为了劝勉士人；而名号与礼器，不能假借给人。士大夫的忠义风节，难道是生来就有的吗？都是靠陛下磨砺培养而成的。假如爵禄不能给予忠信之士，名器又私下假借给不应得的人，那么天下的士人，谁知道应当受什么劝勉，又互相勉励去做忠信节义之事呢？’臣曾认为，给事中掌管门下省，是法度命令发出的地方，以谋议、思考、献纳为首要职责，不是苟且迎合、勉强容忍、培植交情、求得安禄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法度命令如果有差错、过当之处，可以在尚未下达时加以议论、匡正；而谏官御史只能在命令已经施行后谏诤补救。命令尚未下达，改变其意图比较容易；已经施行，形势上就难以夺回。道理本来就是这样，那么给事中的职任，怎么可以轻易交给不合适的人呢？唐代吕元膺由给事中授为同州刺史，入朝谢恩时，宪宗问他当时政事的得失，吕元膺论奏十分激切，皇上赞赏他的刚正。第二天，宪宗对宰相说：“吕元膺言语正直、气概刚强，我还想把他留在左右，让他论说政事得失，你们认为如何？”李藩、裴垍上前祝贺说：“陛下能够采纳谏言，远远超过前代君王，这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臣等不能广泛求取正直之士，又不能多次进献直言，有负圣心，应当受到罪责。现在请让吕元膺恢复为给事中，以备顾问。”皇上高兴地听从了。像李藩、裴垍，可以说没有辜负大臣的责任。如今顾临、张问担任给事中，顾临慨然论议，封还驳正的奏议震动朝廷内外。后来因为河事重大，派使者前往北道，有侍臣想把顾临留任。大臣既不能听从这个请求，又不能及时选补忠诚正直、端方贤良的人来任职，以慰藉士人的期望。张问年老昏昧而不知羞耻，苟且容身、尸位素餐，被朝廷士大夫讥笑；御史论奏他不称职，请求给他闲散职位以保养衰老残年。大臣却姑且徇顺人情，取悦于他的阿谀迎合，既把他留下而不让他离去，又让他专任给事中的职务，充数领取俸禄，没有任何献纳。这样就变成了应当留下的人被赶走，应当离开的人却被留下，使朝廷的爵禄名器不足以磨砺世人，使忠信节义之人没有受到劝勉。执政大臣难道不辜负陛下委任责成的心意，难道不愧对李藩、裴垍吗？伏望圣慈详细察看，查考臣前次奏章，出于圣断，罢免张问的给事中职务，另选有德有识的人任职，以慰藉朝廷内外的期望。’ 右谏议孙觉等人上奏说：‘臣等看到，朝廷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给事中认为不当，便封还驳正。陛下没有采信他们的话，于是没有把原件送交本官书读施行。臣等私下替朝廷感到痛惜。安焘有才还是无才、这次差除是否适当，自有天下的公论，臣等都暂且置之不论。所痛惜的只是朝廷的法度。况且三省的设置，事务彼此表里相应，权势前后相承。凡命令发布，先从中书省开始：一人宣读，一人奉行，一人执行；然后经过门下省：一人读制，一人省察，一人审核；如果有不恰当之处，就允许封还驳正，然后由尚书省接受并付诸施行。纪纲程序如此严密，是因为要通过发布命令来尊重国家体制。缺少其中任何一道程序，制敕就不完整，朝廷内外也难以取得信任。近来任命吕公著为门下侍郎，不经过门下省便下达，给事中范纯仁竭力辨论此事，就是如此。国家用来维持四海、传之万世的，只有遵守法度而已。何况正值陛下服丧期间、由帘幕听政之时，更应谨慎守法，不可有丝毫差失。如今安焘的命令不送给事中书读施行，就是使封驳这一职务成为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