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

译过去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争夺继承权，于是霸业便衰败了；晋献公听信谗言废黜申生，以至于国家动乱了数十年；秦始皇因为没有确定扶苏的继承地位，导致宗族覆灭；汉惠帝因为继承人的问题没有明确，竟至于改朝换姓。此后因储嗣问题而败亡的事例，多得无法计算。民间草野之士尚且不能对此忘怀，而掌握权柄、身居中枢的大臣却略微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是什么缘故呢？贾谊说：“天下的命运系在太子身上，太子的善政在于及早对他进行谕导教诲，并选择辅佐他的近臣。人的内心还没有放纵时就先加以教诲，那么教化就容易形成。”皇太子的嗜欲尚未萌发，心术还没有确定，应当选择端正正直的人来辅佐教导他，使他们与太子一同居处、出入，教他学习汉人的文书，使他通晓古今治乱的成败事实，明白君子和小人的真实情状与虚伪表现。所谓教育得当，太子就能端正；太子端正，天下就安定了。如今普通人家有十产的财资，便想请老师教导子弟，为保持盈余、守住成业作打算，谁能说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反而不如一家之主的谋划呢？古代建立东宫、册立太子，是要表示其身份特殊、地位尊贵，安定百姓的心志，并不是泛泛而称的美名。如今诸王的公子都一概称作太子，嫡出庶出、亲疏远近几乎没有区别。过去晋国的申无曰：“太子承担统率天下的重任，却和诸王一样戴着冠冕远游，这不是用来区别贵贱的办法。即使衣冠相同，尚且认为不合适，何况可以连名号也相同吗？对于防止事态逐渐发展，尤其应当严禁断绝。上下二三千年之间，国家的兴盛衰亡、安定危险，没有不是由于储嗣这一件事的。应当以鉴戒前代已经发生的过失，作为今日处理各项政务的首要事情，迅速确定这一重大谋略，使天下明白无误地知道它。所谓先确立最根本的大事，根本纲要既已确立，其余事务再依次办理，那么宗庙社稷就万分幸运了。一、任用官员。古代任官的办法，是从儒者转为吏员，由外任进入内任，按照次序逐步升进，没有僭越逾越的。如今朝廷内外的百官，全都出自吏员。看他们最初进入仕途时，不辨别贤能与愚庸，不询问年龄与德行，只凭攀附权势、寻求援引，彼此提携引荐。有势力的就争先上前，没有势力的就落在后面。嘴上刚刚脱离乳汁，已经进入公门；眼睛连一个丁字都不认识，就已经接触案牍文书。即使是区区簿书这种最末等的事务，也还没有通晓熟习。他们把内圣外王的学问看成什么东西？把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道理看成什么事情？如果只图谋俸禄和考核，就争着提升品级，结果到了处理政务时却懵然无知。

译古书说：“做官而有余力，就应当学习；学习而有余力，就可以做官。” 不知道学习，怎么会知道做官？心术已经偏差，气节又在哪里？如今朝廷随朝官吏中，通晓儒学、明达吏事的人，十人中还不到两三人。天下的好官，竟都让这一类人担任，实在值得朝廷珍惜名器。吏与儒可以彼此兼有，却不能彼此缺少。儒者不通晓吏事，就会成为腐儒；吏员不通晓儒学，就会成为俗吏。必须儒学和吏事都通晓，然后才可以治理政务、面对百姓。《汉书》所说的“以儒术修饰吏治”，正是这个意思。如今吟诵一篇诗、学会半行字，就称为儒者，何曾深入学业的精微深奥？查阅考核格式、计算俸禄出入，就称为吏员，何曾知道治理国家的根本大体？吏员便指责儒者是不识时务的书生，儒者便指责吏员是不通古今的俗人。儒者自成一类，吏员自成一类，本来出于同一途径，却分裂成两件事，于是人物冗滥，没有比当今更严重的了。如今随朝官从部典吏转为省典吏，又转为部令史；部令史升入院，院中官吏再升入省，按通常俸禄月份计算，不到十年便已授任六品官。各处州县以吏员身份进身的，二十岁便开始任职，十年后得以补为路吏，再十年成为吏目，再十年可以取得从九品官阶。中间还要往返，领取资历证明、等待空缺，四十多年才登上仕籍，计算年纪已经超过六十岁了。有的人因疾病或事故耽误废弃了年月，七十岁的老人还未必能得到一个官职。以儒者身份进身的，从县教谕升为路学录，再升为学正、山长，不经过二十年不能到部任职。进入吏部选格后，又陷在选官的困境中，再经过二十多年也未必能得到铨注，往往等待选用直到老死，不能获得一纸任命的也有。幸而没有死去，能够被任命为教授时，也已经接近老年了。希望成为少年黑头公，当然不可能。如今内任以三十个月作为一次考满，便升一等；而且多数是由内任转为外任，以三年作为一次考核，三次考核升一等；再加上领取资历证明、参加选任、等待铨注和守候空缺的年月，六年才能经历一次升转。任职一次要十八年，才能升一等，迁滞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姑且就臣亲眼所见来说，像从前德兴县主簿邢某，竭尽职守、奉公办事，政绩声誉颇为显著，离任时连船资也没有置办，也可说是能干的吏员了。但因无力求取升迁，只能长期停留在常调之中，而且屡任都困在钱谷官的位置上。如今天下公正勤勉、廉洁干练的人，比邢某优秀的并不少，但当权者的荐章从未提到他们。又如从前礼部的高显卿，不过是侯司卿根前提胡床的小厮，既无学识，又缺德行，不知农事，不熟悉刑名，仅仅十五六年，已经做到四品官。如今官员行列中出身于役夫、卑贱奴仆而像高显卿这样的人，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即使知道这种情况，也没有人指斥他们。怀有才能、抱有德行的人沉没在下级官署，才能低劣而妄自尊大的人却突然登上枢要之位。像这样不公平，实在令人感慨。过去汉宣帝把太守看作吏民的根本，曾说：百姓能够安居田里，没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得到合理处理。能够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吗？唐太宗说，养育百姓全在都督、刺史，县令尤其直接接触百姓，不能不慎重选择。像路、府、州、县的官员，实在关系到百姓的安危。如果把内任看得重要、把外任看得轻微，就是不知道治理政务的根本。长期任职于内地的人，只求迅速升迁，没有经历田野百姓的艰难；长期任职于外地的人，只求苟且领取俸禄，不熟悉朝廷的体面和制度。如今朝廷既未确定选取人才的科目，就应当考虑挽救弊病的办法：在朝廷任职的，应稍加裁抑；在外任职的，应酌量优先升迁，这就可以了。今后州县吏员，应当全部从儒学子弟中选取；每年令风宪官选择品行没有过失、廉洁能干而有声誉的人，贡送补用。省部典吏，县里的补入部中，州里的补入省中；考满后，部典吏发往外路充任司吏，省典吏发往宣慰司充任令史。每年再从其中选取名次在前的人，贡送补任六部、寺、监的令史；考满后，发往各省充任令史，并令其依照惯例进入流品。台、院令史，从外任八品官中选取；省掾，从外任七品官中选取。把内外任职的俸禄月份合并计算，以决定升降。县教谕与路司吏同等资历，路学正与宣慰司令史同等资历，各按所长委以职务。百官中三品以下、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应当在内外之间互相注授。历任外职一次便升迁，任随朝官一次便补任。凡在外任职的，必须由内任官员发出；在内任职的，必须从外任官员中选取。这样大概可以使儒者通晓吏事，吏员出自儒者，儒与吏不至于互相抵牾，内外也不再有轻重之分。即使不能完全建立选举的制度，也足以挽救一时的弊病了。一是选官之法。选曹是政治教化的根源，是人才产生的地方，极其重要。所谓选，就是选择的意思。古代的选官法，选择有才能的人任用，不能任用的便淘汰。如今的选官法，只考察俸禄月份的多少，决定品级和俸给的高低，仅此而已。虞舜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便黜退昏庸、升用贤能；周成王时三年便总计群吏的政绩而加以诛赏，却没有听说三年必定转升一官、三次考核必定升一级。选官法败坏，没有比当今更严重的了。贪污无行的人，都是铤而走险、侥幸求利的小人，他们同流合污，声誉却常常归于他们。廉洁自守的人，多是与世俗少有协调的刚烈之士，因为嫉恶太过，怨恨却常常归到他们身上。这全在于居上位的人能否辨明是非。如今一定要等到被告发、审理定罪后，才把人指为贪污，那么实际贪污而能够曲折周旋、侥幸逃过告发的人，比比皆是。像路总管李多尔济、刘沃哷一类人，初任时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积蓄，身上还负有斡脱债务，如今却田地连接成片，解库、铺席到处都有；如果不是取之于民，又从哪里得到？这些人实际上都是贪污者，只是从未被告发罢了。等到他们任满替代，贪廉不加区别，一律领取资历证明、求取仕进；那些贪污者家产已经富足，行囊也很充实，到京城肆意行贿，无所不至，往往首先得到优美的任命。

译那些廉洁耿介的人被衣食所困，天天都无暇自给，以至于有的两三年闲居在家；即使已经领取了资历证明，也没有力量投牒求选。等文书送到吏部，又被吹毛求疵、百般刁难；幸而进入选格，在京城等待任命，又困滞一年以上，饥寒不能避免。这样，急于求进的人反而可以迅速升迁，安于退让的人却受到体覆、保结、勘验等阻碍，这就是朝廷在诱导人们奔走竞争。如今正七品以上的大小官员由省中除授，从七品以下由部中注授；然而资历文书送到省中，按例仍由部中拟定，吏部因此得以打开行贿的门路。散官与职事官的品级有高有低，有力量、有援助的人便拟定较高的品级，势单力孤、没有援助的人便拟定较低的品级；即使是土木偶人，只要经过考核，也能升迁品阶，更不问做人的贤愚、任官的能力如何。进入选格以后，公然出售空缺，把职位优劣作为贿赂多少的标准，各官与吏员互相通融，私下投递，分别拟定姓名和职位。没有力量的人，只好甘心接受偏远任所；钱谷官的任命，竟至于勾连倡优，以“有才”当作“有财”，把“前资”戏称为“钱资”。每到注选时，无不争求地处近便、职位优美的空缺；至于边远地区和接连钞库的地方，有的官员十多年也不能替代，民间甚至有“使钱”的说法。有钱而不吝惜，便能得到好职位；没有钱便无法谋取官职，即使空有好汉名声也没有用。因此人人都想着苟且谋利、肥厚家产，把这当作荣耀升迁的办法，谁肯忍受艰苦、挨饿受冻，自取偏远任所的排斥？最终免不了彼此诱导而变得不廉洁。这就是朝廷在引导人们贪污。选官之法不公平，难以一一列举。姑且就臣所见来说，像丘恢丘总管的儿子，父亲在世时已经授任崇安县尹，因奸污囚犯之妻，被判罢职且不再叙用，闲居八年；父亲死后，他改名丘魁，自称白身承袭父荫，又被授为宁都州同知，听到的人无不惊骇嘲笑。又如孔文升，本是浙西廉访司书吏，巡按常州时改作文声，虚称历任学正，考满后自行体覆，捏造材料进入府州选，又因为是宣圣后裔，便升为太平路教授。除授命令已经下达，他却仍在宪司办理事务。如此欺诈伪造，省部却完全不追究，实在是孔门的耻辱，也是风宪官的羞惭。又如牟应复，轻薄无行、傲慢凶狠而没有才能，起初历任下州学正，重贿阎承敕，保称自己是亡宋旧官的儿子，便得以插入路选而升迁。从此援引先例的人，只要通过翰林、集贤院，求得一份保结文书，不问其人的品行根底，便加以虚假的奖励和过分的褒扬；关说文书一到，便立即按所拟办理，稍有不完备，必遭疏驳，于是没有才能的人反而升入选格，有能力的人却长期被压抑。想要选官制度清明、人才兴盛，是不可能的。古代从州县官以上，都由天子亲自选择，所以铨曹每拟定一个官职，必先禀报天子；天子想任用一个人，也要向执政大臣询问是否合适。如今却把省部除授的官员指为常选，把天子委任的人指为必里克选。天下的官员，哪一个不是天子的臣子？怎么能因一个省部便自行分成两条途径呢？由于常选所除授的职位不是出自天子之意，而必里克选所任用的又不是内外公认的人才，所以不能归于统一。如果完全把必里克选排除在常选之外，那就是天子的言语受制于省部之手，几乎成了把太阿宝剑的权柄倒持在自己手中。汉宣帝任命刺史、郡守和国相时，总要亲自召见询问，观察其出身经历，退朝后再考察其所作所为，以验证他所说的话。唐太宗曾把刺史的姓名列在屏风上，坐卧之间都加以查看，把他们任官期间的善恶事迹记在姓名下面，以备黜陟。古代选官已经如此精细严明，仍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才。如今所谓遵守选官法的人，常选只要少一个月或一天，便绝不许升迁；任职虽多而资历根底浅的，合并计算也必定降等；必里克选则一概被指为不合体例，难以裁定。却不知道，常选之中大半没有才能，都可以淘汰；必里克选之中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以任用的人才吗？不严格选择人才，却严格拘守格式；不清理源头，却只澄清末流，这是不懂古人选官之法的本意。如今应先选择风宪官，委任他们经常考察官员；除去贪赃等明确犯罪者外，凡是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务的，品行不廉洁的，内闱不修、私生活不谨慎的，逢迎取容而毫无建树的，都允许弹劾罢免。凡有德行，能够防止顽劣、扶立懦弱；有才干，足以处理繁杂事务、治理艰难局面；即使只有一件事值得称道、一个行为值得取法，也都允许核实后荐举。依照古法分为上、中、下三等考核：记上考的升迁，中考的平调，下考的降职，不入考的黜退。由宪司每半年或每季末造册，开列呈送都省。如果各官的资历、年龄、籍贯、三代情况已经记载，原任官职和在任实绩已经见于考书、解由之内，便不必重复书写，只注明历任俸禄月份已足即可；并令他们回家等待除授，不许亲自携带文书赴京。各省每月分类咨报，派官员乘驿马迅速入选。令选曹根据考书中的上、中、下等次决定黜陟、诛赏，然后照职位空缺进行铨注，把应当授予的宣敕发交各省。这样一来，在元籍中标明并散布之后，贤能的人不必费力便自然升迁，谁不知道受到勉励？愚昧不肖的人没有机会徇私而被降黜，谁不知道感到畏惧？赏罚既然完全公开，众人的心自然会服。从百姓生活的安乐与忧苦、官吏的贤能与否，既然已经由宪司负责，又有监察御史不时派出巡察问事，何必重复派使者巡行各郡县？只须每年委派清廉能干的官员巡按各道，专门考察实情；风宪僚属中若有人政绩无可取、举劾不公，比照有司的罪名加重二等。这样施行一年，选曹便不能出售空缺，仕人不能用计谋置办官职，台察也不能徇私灭公。这是断绝弊端、遏止侥幸的关键办法。

译一种是钞法。自汉代以来，主要使用铜钱，也使用铁钱。到了前宋祥符年间，才设置交子；后来蔡京又请求创制会子。如今的钞法，只是沿袭前宋交子、会子的旧制，并不是古法。不必追究这种法制起于哪一代，只要能够有利于国家、救济百姓，贯通古今都可以实行。前宋铜钱与交子、会子并行，以“母”来制约“子”，因而母币更加贵重。当时民间即使有贫穷到无立锥之地的人，也有铜钱和官钞的储备；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子母相互制约而流通。如今国家大量造钞，但散布在民间的很少，小民得到它也很困难；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轻重失去了相互制约的适宜关系。法令在一时建立，弊病在后来产生，并不是法令本来不好，而是时间久了自然不能没有弊病。事情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变化到极点又会返本；能够根据弊病更新制度，然后才可以流传不朽。钞法的弊病已经很严重了。天下的物品，分量重的为母，分量轻的为子；先发行的为母，后发行的为子。如果前后倒置、轻重失常，法制就无法实行。汉代以铜钱来制约皮币的贵重，皮币为母，铜钱为子；宋代以铜钱来制约交子、会子的贵重，交子、会子为母，铜钱为子；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锭，大概是仿照银锭，以银为母，中统钞为子。后来银已经不再流通，所使用的只有钞，于是变成大钞为母、小钞为子。如今以至元钞一贯折合中统钞五贯，这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超越前，所造成的不只是大乱和极大弊病，也不是吉祥美好的征兆。如今物价一天比一天贵，钞价一天比一天贱；往年价值中统一钱的物品，如今要价值中统一贯。像至元钞五厘和一分，已经买不到东西，在街市之间也没有用途。长久不改革，至元一贯将只值中统一钱，物品值钱而钞不值钱；这样将会一天比一天贬值，钞法也越来越滞涩难行，这是第一项应当赶快挽救的弊病。每年发行钞本，兑换昏钞，只收取三分工墨费，可以说是善于为国家谋利、少向百姓取费了。却不知道一贯发出、一贯收回，流通到民间的钞只剩三分，而民间的钞反而损失了三分。况且钞票在天下流通，破旧腐烂了也就罢了，何必兑换？古代也没有兑换旧钞的办法。加上兑换钞票的便利，只能使城市中聚集的一小片人烟得到好处；至于各县百姓分散居住在村落偏远地区，离城数百里，能够兑换到的极少，从来没有便利小民。况且兑换来的昏钞既然都交付火焚，钞本便全成了虚耗。何况外路兑换后送到、合该焚烧的钞票，贯数、百数都清楚，钞角也没有缺损；在京都之下被称为“料钞”，一旦归于灰烬，实在可惜。如今只知道可以取得三分工墨费的利益，却没有意识到虚耗原钞九钱七分的祸害；对国家和百姓两方面都有损失。这样下去，钞票将一天比一天减少，民间越来越没有钞可用，这是第二项弊病，应当赶快挽救。古代把财富藏于百姓，百姓富裕，国家自然富裕。唐太宗说：“百姓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刻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就像割自己的肉来充饥，肚子虽然饱了身体却死去，君主虽然富了国家却灭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挽救弊病的办法，应当增加铸造大德新钞，与至元钞并行；大德钞五贯或二贯，折合至元钞一贯。明确规定以大德钞兑换中统钞，不过是扶助至元钞的币值，来整顿一时的弊病。钞币的母币一旦振兴，物价自然会平稳。每年从各省发行，不要再令其兑换；就用它支付官吏俸禄、和买丝料等费用；再把民间缴纳的夏税、折粮、课程、赃罚等名目的钱，起运解送到大都，用来供应日常支出、赏赐以及随朝官员的俸给。这样或许能使国家的钞本都成为实际用途，使钞票散布天下，百姓也不受损失。实行几年以后，民间的钞票就多得用不完了。钞法已经整顿，还应进一步议定铸造铜钱的办法，使铜钱辅助钞票流通，那么国家会一天比一天富强，百姓会一天比一天富足，古代隆盛的太平盛世将重新出现。假如只制造新钞而不推行铜钱，钞票就容易破损腐烂，损失多而收益少，肯定难以长久维持。假如只铸造铜钱而不推行新钞，那么钱币的价值就会过高，恐怕一旦推行，轻重悬殊，反而不便。两者不可偏废。铸铜为钱，是古今不变的法则；盗贼难以携带，水火也不能将其毁灭，世世代代都因而把它作为通行的宝货。假如这种办法不能实行，那么上下二三千年之间早就废弃不用了，何必等到今天才知道这一点？有人说铸一文钱要花费一文钱，对国家没有好处，却不知道花费一文钱可以得到一文钱，利益遍及天下，这正是国家无穷的利益。先贤曾说：“铸钱没有利润，所以能够长久，正是因为成本花费大，因此民间私铸的少。”不过，国家的赋税本来就有现成的铜，按铜价计算，也不至于大费工本。只是钞票所用的本钱轻，所以伪造者纷纷出现；立法即使严厉，最终也不能完全制止。如今天下真钞、伪钞几乎各占一半。如果不相信，只要把中统钞从开始制造到停止制造的总数，以及已经兑换、烧毁的数量分别统计出来，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认为铸钱不能抵偿费用，那么制造钞票所得的三分工本，必定连钞局的一项俸给和一切物料费用都无法支付。有人又说钱币太重，不能运送到远方，这尤其愚昧。国家运输时，钞票轻便省费；百姓交易时，钱币便利有利。两者相互配合，从来没有相互抵触。至于所谓“子母相权”，这个道理十分明白，没有什么可疑的。如今考察这些异议的根源，都是因为内外官吏把有利于国家看得重，把有利于百姓看得轻，以至于误害天下国家。现在有人上书陈言，说地产玉石、出产金银，哪里人家有奇珍异宝，朝廷便欣然采纳，立即施行，认为这能使国家获利。有人陈言说，损失朝廷一分钞票，可以成为民间十分的利益，或有不损害国家而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却一概视同废纸，压下不行，认为这不能使国家获利。上下相互蒙蔽，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痼疾；民生日益困窘，灾害日益降临。国家即使富有，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请求铸造铜钱来辅助钞法，虽然近期未必能看到对国家的利益，却是为了给百姓带来大的利益。假如一年制造钞票一百万锭，五年就是五百万锭。纸这种东西，怎么能够长久？

译五年之内，钞票就会昏暗腐烂，所剩无几；逐年兑换，全部烧毁，那么五百万锭就全都化为乌有，留下的仅仅是工墨钞十五万锭而已〔“而巳如一嵗造铜钱”疑有脱文或串句〕。假如一年铸造铜钱一百万枚，分散在天下，并不会损耗；一年接着一年，流通范围越来越广，即使经过亿万年，也仍然像同一天铸造的一样。所谓钞票只是权宜一时，钱币才是万世长久的计划。如今钞票上明明写着钱贯，这就是铜钱的形制。古人怀揣十文铜钱出门，可以买酒喝饱吃足回来，百姓怎么会不富？如今怀揣十文钞票出门，即使买冰解渴也不够，百姓怎么会不贫穷？仅凭这一点就已经是明白的验证，不必再旁征曲喻来讨论它的利弊。只是近来议论政事的人，如果不指陈丰厚的利益，就不足以震动朝廷的听闻。过去右丞叶李请求制造至元钞，说中统一张只抵一张的用处；如果用至元钞一张抵中统钞五张，而一年制造钞票的费用并不增加，自然可以获得五倍利益，于是用这个说法诱导国家，最终实行了他的主张。哪里知道遗留下来的弊病竟发展到今天？钞票价值已经降低，伪造却更加广泛；几年以后，至元钞一张只相当于中统一张，国家没有看到它的利益，民间却承受不尽的祸害，实在是误国的谋划。当时仓促相信它，直到今天还没有察觉其错误，也很可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年〕 已经听说有人请求以大德钞一贯折合至元钞十贯，这正是叶李当初的防范办法。假如按照这个说法办理，那么将来至元钞的弊病必定比中统钞更加严重；亡宋时，钞票的界额从十六界增加到十八界，又增加官府防伪标记，最终到了国家灭亡也无法挽救的地步，这个覆辙可以作为鉴戒。他只知道制造至元钞可以得到五倍利益，却不知道铸造铜钱的利益还可以达到百倍。钞票上说一伯文，就是一百枚铜钱，如今民间称为一钱；一贯文就是一千枚铜钱，如今民间称为一两。这就是说，一钱钞可折合百钱，十钱钞可折合千钱。假如铜钱一钱就按一钱使用，那么物价为钞一伯文的物品，就可以用一枚铜钱买到。各地每月申报的时估中，物品一斤值钞二钱；如今如果改用本色铜钱二钱计算，二伯文钞就可以买到物品一百斤。按原来的价格计算，可以节省钞一十九贯八伯文，这说明钱币有百倍的利益。既有利于国家，又方便百姓，却还要反复议拟，长久不能决定，实在令人感叹国家缺少谋臣。假如依照所陈办法，制造新钞来扶助贬值的至元钞，停止兑换以保全国家利益，铸造铜钱来疏通钞法的滞塞，那么富国惠民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介夫此前任湖湘司征，任职卑微而事务繁杂，作为下级官吏的一点忠心爱国之情，没有机会自行上达。我恭敬地看到历朝诏书中有这样的规定：在京城内陈言的，由中书省呈报省部听取奏闻；在京城外陈言的，经由有关官司投进。于是把此前陈奏中已经准许的内容，以及〔“太平防内”疑有讹误〕所说而未能全部表达的内容，摘出钞法、抑制强户、僧道等四件事，竭尽自己的见解，送到湖南廉访司和宣慰司投进。虽然有关方面称善，却吝于替我转达；这些话极其明白切实，最终还是沦为废纸。现在把它附录在各项之后，即使一时不能得到采纳，将来一定会被了解。身居枢要的达官大臣中，如果有人以使君主施恩、使百姓受惠为心，应当会从这些话中有所取法。我私下认为，国家与百姓实在同为一体；百姓富裕，国家自然富裕，国家富裕，天下自然安定。使用铜钱虽然暂时还看不到近期利益，还是应当先使百姓富裕。我恭敬地看到先皇帝所立《尚书省诏文》中有一条说，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交钞以权衡民间使用，已经有钱币、钞票兼行的意思。钱币用来调节物价，钞票用来调节钱币，两者如母子相互资助，这一说法确有依据。恭敬遵从此意，铜钱刚开始流通时，民间得到便利，欢歌之声充满乡里。仅仅过了一年多，便突然改变法令。我又恭敬地看到诏书中有停止使用铜钱的规定，说即使只是零星使用钱币，虽方便平民，却会堵塞钞法，严重妨害国家财政。恭敬遵从此意，我私下详细考察诏书的意思，它未尝不是认为使用钱币方便，为什么反而说对国家有妨害？仅凭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奸臣误国了。百姓富足，君主难道会独自不足吗？只要方便百姓，就是有利国家。国家与百姓相互依存而立，哪里有方便百姓反而妨害国家的道理？现在的办法，不必取用百姓的资财来使国家富裕，只要凭借国家的资财来使百姓富裕，就足够了。所谓富民的办法，没有别的道路，应当想一想古代百姓为什么富裕，今天百姓为什么贫穷。贫富相差悬殊，关键就在铜钱的兴废。农家终年勤劳，只能靠自己的劳动糊口；他们生产的谷粟、丝绵、布帛、油漆、麻苎、鸡豚畜产等物品，能卖出什么价钱？如果铜钱流通，所生产的物产就可以零星交易，不致因物价折损而受害；钱拿在手中，可以随意使用，收入多而支出少，百姓怎么会不富？如今穷山僻壤，钞票既难得到，有时得到一张十贯钞，撕扯不开；如果愿意把物品换成零钞，便无法找零；如果不愿贴补而想把整张钞票买尽物品，往往又没有什么可用。反复计较，遭受种种困苦。有些人家遇到婚嫁，急需用钱，只得把家中藏货低价出售；货物卖不出应有的价钱，利益全归商贾之类，百姓怎么会不贫穷？详细说来，今天使用钱币的便利有三点：第一，历代旧钱散落在民间，例如江浙一省，官库中堆积如山，取来供国家使用，可以抵得上天下一年的税收，并不是小小的补益。第二，市肆交易不必烦劳兑换，即使三尺高的孩童也可以进市场，免除挑拣伪钞、昏烂钞以及相互辨认的忧虑。第三，国家出产的是钞票，百姓出产的是货物；钞票以巨万计算，国家不能用它取得百姓的零碎货物；货物以零星数量计算，百姓也不能用它取得国家的巨额钞票。如果使零星货物能够兑换铜钱，那么巨额钞票自然就能流通，这是国家和百姓两方面都便利。禁止钱币的不便也有三点：第一，现有的废钱逐渐销毁，到处被变卖、熔化做成器物，使有用的宝物灭失，沦为无用的铜，实在可惜。第二，市井交易难以用碎钞兑换，店铺多用盐包纸票作凭据，酒库则用油漆木牌，所在之处的风俗都是如此，阻滞钞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第三，商贾往来、旅途住宿饮食，没有小额钞票可用，有时只得留物抵押，有时折价支付；乡村小民进市场买东西，有的背着谷粟，有的袖带土产，价值十钱的货物却买不到价值五钱的东西；有时本来只需买一钱的物品，却只能把整件货物拿去交换。这就是农、商、工、贾之间流通不便的情形。

译把这三种便利和三种不便合在一起考察，就确实知道铜钱不能废弃。即使现在，民间各处也私下使用旧钱，把废铜当作钱来流通，〔“防于半江南矣”疑有讹误〕。福建八路完全使用废钱交易，江东的饶信，浙东的衢处，江西的抚建，湖南的潭衡，街市都通行钱币，颇为便利。我曾参酌古今，如果以铜钱一伯文折合中统钞一贯一分一钱，最为适中，也与钞文中的贯形相合。如今铜价一斤值中统钞一贯五伯，每一斤铜可以铸钱一百六十枚，那么钱价和铜价也相等，自然没有私铸的弊病。加上各处炉冶、器具已有成规，可以重新鼓铸；除现有的之外，还设置官炉继续制造，严禁民间擅自铸造铜器。现存的铜足以全部使用，铜矿出产更是无穷无尽，将会看到国家一天比一天富裕，百姓一天比一天丰足；太平盛景，还有什么能超过它？这还只是说使用钱币的利益而已。钞法的弊病，其危害多得说不尽。钞票是国家的税收，是朝廷所掌握的权柄，却同民间共同使用，实在令人长久叹息，令人痛哭。如今民间的钞票，十成中有九成都是伪钞。伪钞遍布天下，朝廷却全然不放在心上，不知道谋划国家的臣子究竟是怎样用心的。譬如一年制造钞票二百万锭，发往各省兑换，最终全都化为灰烬，只剩下工墨钞三十万锭而已。如今民间的富家巨室、庸僧谬道、豪商巨贾，一家所藏有不少于三十万锭的；合起来说，箱笼箧笥中积藏的钞票岂止百千万亿之数？这不是伪钞又是什么？善于伪造的人，所造钞票与真钞没有区别，即使有见识的人也不能辨认；有的败露到官府，只是因为制造得不精良，不能使用罢了。我曾经留居杭州，看见买卖的人从库中倒出料钞给店户使用，反复观看后说：“这是伪钞。”试着用伪钞代替，店户反而高兴地接受。杭州人熟悉市场交易，尚且不能辨别，何况乡村小民呢？过去我任职时，曾经推问伪钞案件，犯人说一定的工本可以制造数百张钞票，确定能获得这样的利润，谁会不愿意去做？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顾。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只要改变钞法，全部命令旧钞到官府兑换新钞，必定会有数百万倍的钞票流出，超过原来发行钞票的本钱。从前又考察过，自周、汉以来，都使用钱币；珠玉是上币，黄金是中币，刀布是下币。汉武帝使用白鹿皮制成方尺大小、边缘用藻饰彩绣的皮币。后汉光武帝时，货币混杂使用布帛、黄金和粟。章帝时下令天下全部用布帛缴纳租税，市场买卖也都使用它。到了唐代，则完全使用铜钱，有时夹杂使用缣素，没有听说使用钞票。到了宋朝，寇瑊任蜀地刺史，创置交子，以权宜一时的需要，后来在中国推行。见识高明的人说，纸钱是鬼神使用的东西，不适合人世；把鬼神使用的东西让人使用，确实可以知道宋朝国运不会长久。没想到圣朝立法不寻求古制，反而沿袭亡宋的旧法，实在可惜。我在读书之余反复考察推究，颇为理解其中的道理。只是我缺少权位，虽有这样的心志，也无法施展；意见无法上达，只能怀才抱恨罢了。用纸制造钞票，肯定难以长久。如果要使用钞票，就必须改变制度，应当仿照古代使用货币的意思，改用绢来制造。国家设立机构、安置工匠，起用织机，依照钞票样式织成；每贯织成一张方幅，约长一尺二寸、宽七寸，四周边幅完整。贯文直接织在机上，再用五种方位的印色加以关防：东方取青色，南方取红色，西方取白色，北方取黑色，中土取黄色。五种颜色齐备，不是民间能够得到的东西，即使想伪造，又能拿它怎么办呢？不过织造只能制作大张，难以制成小幅零用；有了铜钱，就不必使用小额钞票。朝廷收支时，则用它代替轻便携带的货币，这就是“子母相权”的说法。这样做，第一可以几十年不损坏；第二伪造者无法制造；第三可以免除反复兑换、烧毁的烦劳。推行几年，形成的多、损失的少，钞票自然会多得用不完。立法的完善，没有超过这个办法的，所以说：钱币绝对不能不用，钞法绝对不能不改。这件事关系国家财政，不是普通杂律常例可以相比的；它可以使百姓富裕，可以使国家强盛，可以解除年岁饥荒，可以平息外患，可以为万世开创太平，确实是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谋划。虽然众说纷纭，谁才适合谋划此事？在道路旁筑房，年年都等不起我们；因循苟且、唯唯诺诺、悠悠拖延，是政治上最大的祸患。深深担心废钱日益销毁，伪钞日益增多，国家财政日益削弱，国家权柄日益转移，这种后续灾祸难道会小吗？伏望贤相名卿赶快谋划此事，天下幸甚。第二件是盐法。富国惠民的办法，没有超过“铸山”和“煮海”这两件事。铸铜为钱，固然是国家的大事；煮卤成盐，虽然知道它重要，却没有找到规划办理的办法。如今各处都设立运司，各盐场都设置令、丞，实际上是因为盐课数额很大，必须另设衙门专门管理，却不知道这样对民间的侵害非常严重，造成的弊病多得说不尽，对国家实际上没有什么益处。譬如福建一路，仅仅相当于淮浙的一个盐场，一年办理盐七万引，也设置运司正官、首领、官吏等，所管辖的盐场有十个，批引入盐仓有两处，官攒、人吏、〔“防食之徒”疑有讹误〕不计其数，只是在蚕食盐户罢了。如今各地运司的官吏每年轮流分司发放工本，虽说是唱名发放，实际上却明里发放、暗中收回。刚刚合并开煎，便以守催、监装、开灶、起火、停火等事项相互比附考核、封存盐埕，巧立名目，百般科派骚扰。盐场官因此加倍收取，盐户必须应付。又有总司派人催办、索取数额，十人五人结成一伙，不时下场追逼骚扰。若不从盐户身上取，又能从哪里来？上下交相征取，互相勾结隐瞒。富裕的盐户尚且能够勉强拖延，贫穷的无计可施，必然导致私煎私卖的弊病。

译官府追捕搜查私盐，如同捕捉大盗，盐户只得全家逃窜。如今逃亡的盐户已经很多，却不敢申报，只能让同灶的盐丁代为办理。几年以后，必定全部逃亡。这是盐司的设置对盐户不利。商旅贩卖盐，是盐法得以流通、帮助办理官课的原因。现在运司出售盐引，盐仓支取食盐，却有照引、散帖等各种要求，必须办齐手续，才肯发放、批转。又设置批引官，挑毛病、找瑕疵，任意刁难。到了目的地售卖，又派拘收引官检查多余，无非是借机搜刮客商。盐价高时，运司官吏便假借名目先行掺买；盐价低时，则勾结盐商雇人售卖。又有上司官员和权贵之家凭借势力强行夺买，必须先满足他们的全部需要。盐商有时守候半年、一年也不能取得盐，又要按照盐引数额缴纳所谓答头钱。客商与官府交易，本来就相互疑忌，哪里还能再加以挟制？这是盐司的设置对商旅不利。运司为防止私盐，毁掉偏远盐场和偏远灶户，制定团聚煎煮之法，外设团军巡逻，法令可以说很严了。但团军每年一换，哪里会顾惜百姓？他们依附盐场数十里，弄得鸡犬不得安宁，甚至掠人、杀牛、桩配居民，无所不为。这样能够保证私盐不泄漏吗？又有盐司派人和管军头目巡查盐务，在乡村之间来回巡逻，遇到盐不审查真假，便指为私盐，借机诈骗；稍有不顺从，便酿成实际祸患。等到真正的罪犯到了官府，如果没有贿赂，就被监禁多年；他们转而指认平民，牵连逮捕没有止境。等到贪欲已经满足，便把人全部释放；有时到了判罪的地步，被判罪的无非是穷民，抄没的家财一半，多不过五七贯而已。有援助、有门路的人都能清白脱身，没有力量的人必然获罪。这是盐司的设置对百姓不利。运司立法规定，凡有私盐发生，罪责要牵连州县正官。盐从仓场出来，罪却归于州县，这种无辜受祸，和“池鱼之殃”有什么不同？加上盐户不隶属于有关官司，没有统一统摄，导致有一类惯卖私盐的无赖之徒，勾结盐司上下，包庇纵容违法行为，无所畏惧。又和盐场附近的民户交错居住，便冒用灶户、柴户等名目，混杂其中、隐占户籍。还有人把民税诡寄他人，以逃避差役；凡是遇到官府追问词讼，便假称盐户，阻挠官府，使案件不能办理。有必须依法审问的事情，便以办理盐课为借口推辞，动辄拖延经年，不能杜绝。这是盐司的设置对官府也不利。煮盐征课本来是用来资助国家的，如今议论者只知道替国家兴利，却不知道替国家省力。总计收入数目虽然很多，扣除支出费用已经不少，这和以羊换牛有什么区别，难道还要说是得计吗？就以一引盐来说，每年要供给工本、柴草等物，又有盐司官吏每月领取的俸给，以及搬运水脚等费用，全部按价钱折算扣除，官府每月所得的本钱将近一半都被耗费了。这是对国家极其不利的地方。养猫防鼠，却不知道馋猫偷食的危害更加严重；养狗防盗，却不知道恶犬伤人的危害更为紧迫。如今盐司的官吏，就像馋猫、恶犬一样为害。应当先把他们撤掉，那么老鼠自然会藏回洞中，盗贼也会销声匿迹。唐代刘晏专门采用榷盐来充实军国费用，考察他的施政，一时没有人能比，后世也没有人能够继承他的道路。他说：“户口增多，赋税自然就会增加；治理财政常常应当把养活百姓放在首位。”又说：“官吏多，百姓就受扰；只应当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取盐户煮的盐，再转卖给商人，任其运往各处，其他州县不再设置盐官。”有时商人断绝，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称为常平盐。起初江淮盐利为四十万缗，到了后期竟达到六百多万缗，因此国家费用充足，百姓没有困乏。这已经验证是良法，古今都不能改变。现在的办法，不必标新立异，只要继承叙述刘晏遗留下来的规制，就完善了。应当把盐运司衙门以及各盐场所设置的官吏、团军、巡卒全部裁撤，合并归入有关官府管理。选派省部内一名有才干的官员，充任榷盐使；在各州县选一名佐贰官，负责提调盐务；在产盐的地方设置一名乡官，专门掌管发放和收取。只需签取本地有抵业的富户，按应当承担的盐额分认全年数额，令亭户自行收取，灶户任意煎煮，在各处设置盐仓交纳。这样亭户不至于逃亡，灶户可以停止受到追逼盘剥，民户也免受团军巡逻、诬告逮捕的骚扰。既然没有骚扰，大家自然都乐于办理。如果不是亭户、灶户而自行煎盐，才叫私盐；允许盐户告发，依条例治罪。事情既归于统一，谁还敢轻易犯法？如果工本实际上都归盐司所有，而盐户只是虚担其名，能够免除额外苛虐，就已经是幸运了；即使不给工本，也不会有怨言。一年的盐引定额，预先在春季一次发下，在各路分发，由各乡官收管；让客商直接到收盐的地方支取购买，按照时价公平交易，听任他们运往别处销售；到达哪里就在哪里缴纳盐引，这样自然可以革除买引、揽引、支盐、分例、批引、过关等一切弊病。商人获利丰厚，贩盐的人自然会增多，民间也就可以买到便宜的盐食用。古今盐法不过是为了办理盐课；只要盐课没有亏缺，何必广泛设置衙门，自找麻烦？如今盐有定额，盐户有定数，私煎有定罪；如果全部交给有关官府办理，向亭户征取，既省下俸给和工本费用，自然可以完整收取盐课，官府享受其利益，百姓也能安定地从事本业。至于户口日益繁衍、赋税更加广泛，盐产日益增多、利益更加丰厚，将来增加的收益更不可限量计算。富国惠民的办法，在这里已经说尽了。

译第三件是敦厚风俗。我私下认为，自三代、汉、唐以来，历数朝代能够延续长久，即使中间经历变乱，也能在危急时转危为安、将要断绝时重新延续，都是因为风俗淳厚、人心团结，有力量维系扶助。贾谊说：“教化施行、风俗安定，人们都会顾念操行而忘却私利，恪守节操而凭仗道义。”这话说得太好了！礼义不能树立，廉耻不能兴起，风俗日益浅薄，人心日益浇漓，就像人的身体已经没有元气，怎么能够长久？风俗是国家的元气，国运的长短，取决于风俗的厚薄，关系实在重大。懂得治理政务要领的人，应当把移风易俗作为第一要务。移风易俗，没有比礼乐教化更重要的。过去鲁国的两位老儒说：“礼乐的兴起，要积累德政一百年，然后才能兴盛。”自开国以来，如今将近一百年了。《周书》说：“已经经历三纪，世道变化，风俗也随之改变。”自天下统一以来，如今将近三纪了。按时间考察，正可以兴礼乐、崇教化、变风俗，不能说太早。可是朝廷上下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只顾一时的苟且谋划，不思考万世的治理，实在令人长叹。治理国家就像调养身体；既然还不能补养元气，使它强壮充实，至少应当先除掉那些害虫，不让身体受到损伤，这就可以了。姑且就其中几件严重败坏风俗的事来说：女子在内主持家事，男子在外主持事务，男女各正其位，是天地间的大义，也是用来教化天下、端正夫妇关系的，是王道教化的根基。如今街市之间设店卖酒，放纵妻子招引淫客，暗中充作娼妓，公开收取钞物，名叫“嫁汉”；又有良家妇女私下置买男子，和他们一同饮食、同寝共处，完全没有主客、内外的区别，名叫“把手合活”；又有买来良家妇女，收养为义女，三四人聚集，煽动诱引客官，白天饮酒、夜间留宿，与普通娼户不同，名叫“坐子”。京城内外人家，在十户中有九户如此；各路郡邑也争相仿效，这种风气实在不好。对于压良为贱的行为，只等有人告发才禁止，终究不能断绝。如果命有关官府察访，或允许众人自首，凡有这种情况，都遣送归还良籍；有丈夫放纵妻子的，因为奸罪由丈夫捕告的条文，使他们无所顾忌。如果允许四邻检举，使他们同样按奸罪论断；或者事情败露，便让四邻同罪，自然会知道畏惧，不敢轻易犯法，这是敦厚风俗的第一件事。古人规定嫂子和小叔之间不互通问候，是为了区别嫌疑、辨明亲疏。如今有兄长尸骨未寒，弟弟便收取嫂子；或者弟弟死了，小弟又收取寡嫂；甚至有四十岁的妇人嫁给尚未成年的儿子，一家骨肉之间竟如同共聚交配。哥哥刚娶妻，弟弟便已经对嫂子起了垂涎之心，嫂子也对小叔有所顾盼。妻子甚至以死相逼，要求丈夫杀死弟弟；弟弟也以死相逼，要求哥哥杀死嫂子；闺门中的丑事，实在不忍说出口。旧例只允许军站中的人续娶，又命令汉人不得收嫂为妻。如今这种事已经遍天下成为风俗了。如果弟弟可以收嫂，那么侄子可以收婶母，外甥可以收舅母，儿子可以收母亲，伯父可以收弟媳；只要男女具有生殖器官，都可以成为繁衍后代之地，任意放纵欲望，还有什么做不出来？这种风气实在不好。除蒙古人外，应当立即禁绝。凡兄长死亡而嫂子愿意改嫁或愿意守节的，都听凭其意；若有人收嫂为妻，应比照通奸罪再加一等处罚。这是敦厚风俗的第二件事。纲纪、伦理、名分，是礼制的大经；卑贱者承奉尊贵者，下属侍奉上级，明确君子与小人、尊与卑的界限。如今有些人家的奴婢服役多年，有时要求得不到满足，有时想离去又不能，便欺辱傲慢，不肯听从使唤；刚一加以鞭打，便结成仇恨，免不了巧造违法之事来诬告主人。官府没有查明真假，主奴必须一同跪在庭下；有时还攀扯闺门妇女，贵贱不分，污言肆无忌惮。即使最终得到解释，双方又有什么脸面共同相处？何况南北风俗不同，北方把买来的人称为“躯口”，南方把受役的人称为奴婢，各自沿用本地旧俗，那么教化就容易实行。因此唐法规定，奴婢告发主人一律不受理；如果放任奴婢告发主人，名分就无法确立，这种风气实在不好。除谋反、大逆、谋划故意杀人外，允许他们告发；其余一切事务都不得告发，有关官府也不得受理。这是敦厚风俗的第三件事。孝道始于侍奉父母，中间体现为侍奉君主，最终落实为立身处世；因此从天子直到平民，没有什么人能够改变这一道理。如今有的父母都健在，几个儿子就已经分家析产；又有任职的官员历任在外，抛弃父母而携带妻子儿女。古人领取三釜俸禄，是为了奉养父母；连自己父母的奉养都不顾，大道已经亏损，怎么能够治理百姓？又有听到父母、祖父母的讣告，脸上毫无悲哀之色；有的只是派人带钱奔丧，自己任官依然如常；又有亲人将要死去，却不办理送终之事，反而娶妻聘女，纵情饮酒高歌。还有白发高龄的父母在堂，却被求取功名、经营利益牵绊，在外十几年，竟不知道父母的喜惧，丝毫没有想到父母的辛劳。这些都是断绝、灭弃人伦，与禽兽相差无几。三年的服丧，是天下共同遵守的丧制。古人说：“应当到孝子家中求取忠臣。”没有不孝顺父母却能忠于君主的人。又说：“对于应当厚待的人都薄待，就没有什么人不会薄待。”没有薄待父母却能厚待他人的人。这种风气实在不好。古代贤明的君王用孝道治理天下，是因为亲自率先实行；又听说古代宗庙四时祭祀，冬祭、秋祭都由天子亲自享祭，不敢让有司代行。伏望考察旧典，亲自举行享祭宗庙的仪式，这就是追念远祖而使百姓的德行归于淳厚。还应命令天下，无论官员还是百姓之家，凡父母健在而几个儿子忍心分家析产的，以及在外任官、客居异乡而违背父母生养、死葬之礼的，都以不孝之罪论处。凡遇父母、祖父母去世，都应守制服丧至服期终了。如果有人请假回家奉养父母，或辞去官职为亲人守墓，都应根据其本性听凭选择；等到孝行显著，再优厚地加以褒奖。这是敦厚风俗的第四件事。父子、夫妇，是三纲五常中最重要的关系，百世也不能增减改变。如今卖掉儿子、休弃妻子，把他们看得和犬豕一样，低价卖、高价买，丝毫没有怜悯忍让。虽然有压良买休的条例，但转卖的人却改称为“过房”；实际是把人当作躯口收钱的，又改称为“聘礼”，实际就是价钱。

译如今大都城中有马市、羊市、牛市，也有人市，使人与牲畜平等看待，实在令人痛心。这是朝廷表面上看似禁止，实际上却公开为它打开门户。百姓安于田园、不喜欢作乱，是因为妻子儿女值得留恋，生活也值得珍惜。如果父亲不把儿子当儿子，丈夫不把妻子当妻子，早晨还是骨肉，晚上便各奔东西，六亲无法保全，恩情已经断绝。沿着这种心态发展下去，就会儿子抛弃父亲，妻子抛弃丈夫，弟弟抛弃哥哥，下位者仇视上位者，纲常伦理荡然无存。这种风气实在不好，应当严厉禁止断绝。不论买的人、卖的人，还是引领送来的人，都一律判罪治罪；并连坐本贯官吏，以户口流失的罪名处罚，使他们彼此负责守护，不得抛弃天伦。这是敦厚风俗的第五件事。古代规定服饰颜色，是为了辨明贵贱、排列尊卑。如今衣冠完全相同，贵贱不分，服色混杂，尊卑没有区别。比如绣有金龙、金凤的服饰，是皇帝的服饰，百官和平民却都可以穿；明珠、碧玉制成的钿饰，是皇后的装饰，乡里平民和下贱之人也都能仿效。如果车夫、侍从、杂役囊中有一金，便可以乘肥马、穿轻暖衣服；即使有德行才艺的人，家中没有储粮，也只能甘愿徒步、穿破旧衣服，仿佛主人和奴仆一起出门，也只剩下先后次序的区别。有时他们联骑并行，分辨不出谁是主人、谁是奴仆；官吏混杂相处，也只剩下坐着和站着的区别。有时闲居时挤坐在一起，不知道谁是官、谁是吏，上下没有差别，冠帽和鞋子都颠倒了。这种风气实在不好。应当按照九品官制定九个等级，士、农、工、商、僧、道定为六个等级，最下等的臧获另定为一等，使服饰各自安守身份界限，贫富不能僭越。这是敦厚风俗的第六件事。总之，这几件事都是当前政务的急务，是国家的根本，实在取决于朝廷努力实行的程度。德化所到之处，如风吹草倒；命令下达、禁令施行，谁敢不服从？所谓用政令来整齐人民，只能使百姓知道远离罪过而不去触犯；用刑罚来整齐人民，只能使百姓知道畏惧而不敢犯罪。只有用德行来整齐人民，用礼教使百姓每天迁善，却自己不知道，风俗一旦淳厚，人心自然稳固，人人遵守道德义理，把法律看得像仇敌一样敬畏；想挽回唐尧、虞舜和三代的风气，并不困难。第四件是备荒。凶年、饥年，古代也不能完全避免，往往乱亡就是由此招致的，所以治理百姓的官员常常把备荒的谋划放在心上，考虑得十分周密。古人说，没有三年的储蓄，就说不上是国家。耕种三年，余下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余下三年的粮食。因此尧时有九年水灾，汤时有七年旱灾，天下没有因此混乱，民生没有因此困乏，是因为平时早有准备。国家统一以来，年年粮食丰收，百姓没有面带菜色；偶尔有歉收，也没有造成严重灾害，所以朝廷上下苟且偷安，不作长久的打算。万一遇到大水、大旱、大灾荒，饥馑接连而来，骨肉不能保全，户口四散，盗贼蜂起，将用什么办法防备和救济？如今民间耕种一年，仅够吃一年；即使有余粮，也不爱惜。像近年河南稍有荒歉、江淮遭遇一次水灾，便已经荡析流离、无所依归。今年山东八路遭灾缺粮，朝廷拨下钞三万锭，委派官员按户计数，成年人口每人二斗，未成年人口每人一斗，赈济两个月。后来据报，缺粮户有四十六万四百多户，大小人口一百九十万四千多人，共需米六十七万三千九百八十石，折合发放钞三十三万四千八百多锭，也可以说是善政了。然而百姓一天也不能没有食物，七天不吃饭就会死亡，怎么能忍受饥饿等待赈济？如果等当地官司申报上奏，再慢慢议定救济办法，辗转迟误，往往百姓已经逃亡过半，这是第一不可行。发生灾荒的地方，从冬天到春天，从春天到夏天，一直到秋收以后才可能重新恢复；即使得到两个月的粮食，哪里能够延续超过一年的生命，这是第二不可行。上天即使降下玉石，也不能把它变成粮食；家中即使积累千金，不是食物也不能吃饱。如果发给现成的粮食，还能救急；如今发放的是钞票和物品，不能用来充饥。即使怀中装满钞票，却没有米可以买，也只能拱手等死罢了。官府虽然耗费很多，恩惠却到不了百姓，这是第三不可行。事先没有筹备谋划，到了危急时才设法补救，即使有最高明的智慧，也无可奈何。如今京城附近，达官贵人和大户人家也没有储藏积蓄，各种工匠和平民都只能随买随吃，过着只顾今天、不谋明天的日子。现在米多价平，尚且供给不足；假如米价上涨，恰逢凶荒，百姓就全都成为填沟壑的饿殍了。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事，可是执政者却安然不以为意，有见识的人都为此寒心。我恭敬地看到《至元新格》中关于各地义仓的规定，本来是要让百姓在丰年储藏积蓄，在歉年取出食用，这已经验证是良法。至于社长，按照原来的规定，本应重新修明并举行，这些文字并非不明白，意旨也并非不美好，但已经过了十三年，仍未见实行。朝廷只是泛泛地说，百官也只是泛泛地听，不过是空文罢了。汉代设立常平仓，谷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以利农民；谷价高时则减价出售，百姓认为很方便。两千年间，历代都仿效这种做法。朱文公曾在浙东实行，最为得法。每年秋收以后，官府发钱，按照当时的价格收粮入仓；第二年发生饥荒时，按照原价出售，钱又归还官府，官府没有损失，而百姓得到救济。防备荒年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这种办法如今不能实行了，为什么呢？贪官污吏会借机作奸，若由官府收进、官府卖出，百姓尚未得到赈济的好处，反而先受到打算计点等扰害；等到收支出入时，又有克扣削减等种种弊端，反而使百姓更加困苦。应当在各地核查户数多少，或每一乡、每一都，在官地内设立一所义仓，让百姓各自输纳自己的粮食，自己掌握粮食出入的数目，不耗费官府钱财，也可以免去考核计点。百姓缴入一石粮食，自己就得到一石粮食的价值，不耗费公家，也不损害私人。虽然不如官府支付粮价那样便利，但这是仿效古制、斟酌今情的良法。

译还担心风俗不如古代，急于行义的人少，豪门大户只顾发财而不讲仁义，只想着等到饥荒之年闭仓不卖、抬高粮价，谁肯把暗中积德、救济百姓作为自己的心愿呢？如果听任自愿，必定没有响应的人，因此也必须由官府制定规式。有田一百亩的人家，限令每年出粮一石；如果有好义而愿意多出粮的，听其全部交出。由等甲户掌握纲领，选择乡里能干的人供其驱使，每年增加新粮，就随即扩大仓廪。每逢粮食缺乏时，不过是取用寄存的粮食罢了。至于收支出入，既然不关有司的事，如果规划不周，必须借助官府的力量；或掌事、任劳的人自行侵吞欺骗，应当命司县官依窃盗条例判罪并追究赔偿。若司县官因而仗势借贷，应当命巡按官依枉法赃例定罪，并追还原物。若所在地官府有能够劝导率领百姓而取得成效的，应令所属上司开具保举，优先加以升赏。这确实是安定百姓、保障生业的长久防备，也是治理国家、为后世留下谋划的重要方法。虽然说起来近于迂缓，但事情实际上十分紧迫。像今年这样的荒歉，不过是小小的征兆；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将来，不要因为它不能救济眼前便轻视地置之度外。不过，这件事若没有二三年也不能成功，而目前的紧急灾情又必须先想办法救济。朝廷之上，人人都知道这是今天的急务，不过是坐等百姓死亡，没有听说有什么处置的方略。即使官府以低价赈济出售，用有限的粮米应付无休止的荒年，长远的办法又将从哪里来？如果强令各地富户平价出售，流弊只会更加严重。大户会贿赂官府求得免除，小户则因力量贫弱而勉强奉行，只是给官吏提供买卖牟利的机会，根本不能救济乡里的危急。有人请求发给盐引，让商人运米来交；往年曾发行珠子引，盐商陷于亏折，至今还在怨恨，难道还能再用米引去虐待他们吗？即使给他们数倍的优厚利益，他们也不会愿意。如今受灾的地方虽然很多，但江淮、湖广也都丰收，趁着这次收成有余，应赶紧立法，收取四百多万石米，一半运到都城，一半留在各省，以备明年的荒歉，这样就可以了。应当仿照汉代输粟授郎的旧例，发下从七品、正八品、从八品的虚名敕牒四千道，实际上拟作散官遥授职事，分给行省，填上姓名分类申报。从七品一千道，每名交米六百石；正八品一千道，每名交米四百石；从八品二千道，每名交米三百石，这样可以得到一百六十万石米。天下富有而喜爱名位的人，都会争相趋赴。这既不是常规调补，也不妨碍选官制度。又仿照宋代官府出售度牒的旧例，除西番僧人外，发下度牒三十万张，分散到各路，凡要出家为僧为道的，都令其缴纳米粮来换取。自至元十四年开始，以截日为限，日后出家者每人缴米十石，可以得到三百万石米。归附以来，僧道都没有凭据，粮食也不向官府缴纳；现在从储积中拿出少量余粮，以救济饥荒，也不损害佛道教门。这两项办法不过耗费朝廷一纸文书，不动声色，却可以立即取得数百万粮食。舍弃这些办法而不实行，其他办法还没有看出有什么保障。出售爵位以救济时局，虽然不是正式法典，但考察古代史书，也不是首创之举，只能暂时实行，不能作为常制。度牒制度规定，今后出家者每人缴米四十石，永远作为法令。宽限二三年，义仓建成后，储蓄自然充足，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一、制定法律。法律，是用来统一天下人的行为、作为至公至正的根本制度的。皋陶担任士官时，明确规定五刑。周穆王的训书说，刑罚条目总计三千，纲目分明，井然不乱。因此百官奉行法律，各自知道应当守什么，不敢越过界限；百姓看待法律，各自知道应当避开什么，不敢触犯。自三代以来，国家施政，必定把刑书放在首位。遍观古今，从没有无固定法律而能够长久立国的。如今天下所奉行的制度，有可以援引的案例，却没有可以遵守的成法，官吏于是能够借机欺诈。例如甲乙互相诉讼，甲有势力便援引这一条例，乙有势力便援引那一条例；甲乙双方势力都用上了，就没有办法判定是非，拖延迁调数年，名义上叫作‘撒放’，使天下百姓惶惑不安，如狼回顾、如鹿惊骇，完全没有可以遵循的标准。开始所犯的罪，不知道最后怎样判决，这实际上是用刑罚陷害他们。想要强迫他们不犯法，做得到吗？内有省部，外有郡府，抄写的格例多达几十册，遇到难以裁决的事情，便查找旧例；如果其中没有记载，就临时议定拟办，所以百官都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民间根据耳目所得到的敕令、条文，杂采编纂成册，称作《断例条章》《仕民要览》，各家收藏一本，把它当作准绳。试着查看近二十年间的条例，与三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一半不能使用了；再用近十年的条例与二十年前相比，又有一半不能使用了。这就使百姓不知道应当避开什么。孔子说：‘刑罚如果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如今号令不恒定，简直像儿戏一样；有时同一事情在一年或两年前后规定不同，有时诏令刚刚下达，随即就被湮没，因此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的歌谣。上面没有治国的原则，下面没有可以遵守的法律，没听说这样能够立国的。京都是四方取法的地方，连法律都不能实行，何况四方之外呢？例如往年禁酒，私自酿酒的人家家都有，酒反而越来越薄，价格越来越高，百姓也更加困苦。又如禁止宰杀耕牛，私自杀牛的人反而更多，京城之下十家有八家如此。又如奸盗杀人，本来绝对不可赦免，却每年释放图鲁木，因此人心轻视犯法。又如婚姻聘财，明明有官员、庶民按品级高低折合钞币的条例，而如今嫁女的人最看重财钱，品官和富人有的索取七十锭、一百锭，市民庶民之家也不少于二三十锭，还要表里、头面、羊酒等物，与估价买卖人口没有区别。又如买卖田宅，旧有先亲后邻的条例，而如今百姓的产业大多归于权势之家，即使是亲属和邻居，也不能优先占有；告到官府，又因无力争竞，产业落在豪强之家，最终都被他们占有。由此推论这几件事，天下的情形大概都可以知道了。

译如今有司往往只把刑名案件看得重要，对婚姻、田宅、钱债之事却很少用心，却不知道民间争讼的端由，没有不是从婚姻、田宅、钱债开始，进而发展到奸盗杀人的。宪司、巡按每每把赃罚看得重要，对一切百姓诉讼却很少察看，却不知道百姓蒙受冤屈而无处申诉，正是为官吏受赃开了道路。审囚决狱的官员每次到郡邑，只办理成案，照例走完程序，作出一两项判决便认为尽了职，不知道大辟以下的刑名公事还有很多。路、县官吏的贪欲尚未满足，每当听说上司官员到来，就把囚徒保释候审、记录供词；审理完毕后仍旧收禁。这些都是没有法律造成的弊端。又加上衙门纷杂，事务不能归于一处，十个牧羊人放牧九只羊，谁也不知道听从谁。普天之下、四海之内都是君王的百姓，难道可以各家自行施政、各人自成一国吗？如今正官所属有自行设立的中政院，匠人隶属于金玉府，校尉归拱卫司，军人隶属枢密院，诸王属下又有宗正府、内史府，僧人归宣政院，道士归道教所；此外还有宣徽院、徽政院、都防府、白云宗所管辖户计的各司。各类头目遍布天下，各自管领，互不统摄。凡有公事诉讼，都必须约定由哪个衙门办理；有时一件事牵涉三四个衙门，动辄半年间空转文书，却不能得到一个结果。即使指定日期对问，各衙门又只顾自己所管的事务，彼此隐瞒包庇，拖到一年两年，事情始终不能断绝，于是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暴虐少数，贵人压制贱民。无法治理的弊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先帝时曾命人修订法律，尚未完成成书；近来议定的《大德律》又因所任非人，错误很多。如今应当在台阁、省部之内选择通晓经术、明白治国体要、熟悉时务的人，斟酌古今法律条文，参照先帝建元以来的制敕命令，再采纳南北各地风土民情，修成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百姓知道应当畏惧和避开什么，国家有固定的法令，官吏不敢轻侮。这将成为永远的定制，是子孙万世的利益。诸色衙门和投下头目，除了管理钱粮、营造工程以外，无论大小诉讼，凡牵涉约定管辖的，都命有司归并审理。这样或许可以使政令归于一体，案件不再久拖，真可说是成就事务的简易办法、实现太平的重要道路。一、刑罚与赏赐。赏赐是庆励，刑罚是威慑，二者都是国家的重要权柄。刑罚的威势不能施加，人们就没有畏惧；赏赐的庆典不明确，人们就没有仰慕。二者不可偏废。古代制定刑罚，必定先施用于贪赃官吏。因为贪赃官吏造成的祸害，甚于酷吏的肆虐。酷吏虽然缺少德行，人们还能够躲避他；贪赃官吏徇私灭公，百姓所受的危害更加严重。国家法律不能实行，百姓冤屈不能伸张，上情不能下达，善政不能惠及百姓，都是贪赃官吏从中蛀蚀造成的。先除去贪赃官吏，就像除草必须先拔掉根一样。贪赃行为不能实行，刑罚自然会公平。从前国家规定了枉法、不枉法的条例，如今枉法者除名、不再叙用，不枉法者也要罚停三年。法律规定虽然明白，但犯法的人并没有因此停止，最终仍不能彻底禁绝。贾谊说：‘礼是在事情将要发生以前禁止它，法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以后禁止它。既不能改变人的内心，使他自己不犯法，又不能使他畏惧法律而不敢犯法，这就是两方面都失败了。’况且司县官困在正、从七品八品之间，终身没有接受宣敕的希望；吏员困在路、县，终身没有接受敕命的期限。普通人爱惜自身而看重不犯法，是因为害怕清议，也因为前途还很遥远。既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又没有什么可仰慕的，那么做官不过是为了免于贫穷，还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呢？想要责令他们不贪污，是做不到的。如果家业已经建成，资财蓄积已经丰厚，即使除名，即使罚停三年，也不值得放在心上。近来听说江西有路司吏，因为办理盗贼案件收受钞五百锭和一箱金银，一夜之间带着全家逃走，不知去了哪里。他的意思是，长期做路吏直到老死也得不到一个官职，还不如多弄到些钞物，做个富家翁。又看到各地有州县官，不顾名节，任意侵吞百姓财物，大小民讼以及商人都收受贿赂；不幸因收受小额贿赂被告发，即使依法定罪罢职，如今闲居在家，也已经成为巨室。即使不再做官，也足以安排终身的生活。像这样的事，哪里数得完？从前有刺配、籍没的法令，在脸上刺字，终身在乡里不得被人看重；没收财产，全家都免不了饥寒。治理贪赃官吏，没有比这种办法更好的了。然而朝廷并非没有刺字、籍没的法律，历代宰执和近臣中已有许多人因获罪而被籍没，难道这种法律只能施行于朝廷而不能施行于外任官吗？又兼有在强盗额头刺字、在窃盗手臂刺字的法律。贪赃官吏对百姓造成的危害，尤其超过强盗、窃盗的危害。这种刑罚只涉及一家一人罢了，难道这种法律只能施用于强盗、窃盗，却不能施用于贪赃官吏吗？那些收受贿赂而不顾后果的人，是想用它肥养自己、使家族获利、供养妻子儿女罢了。如果使他本人陷入刑戮，田宅化为空无，妻子儿女也不能保全，那么即使不除名、不罚停三年，他也不敢轻易触犯禁令。今后无论内任、外任、大小官吏，只要贪赃罪状明确，吏员就刺面配役，官员则免职流徙；所有家财、田宅、奴婢，都命令全部没收入官府，这样或许能使贪赃官吏有所畏惧，犯法的人就会少了。法律是为小人制定的，不是为君子制定的。君子必然不会把自己同贪赃官吏等同，惩治贪赃官吏的法律也必然不会牵连君子。这样立法并不是过于严厉；治理小人，就应当这样。可是今天的政治，不是担心刑罚达不到，而是弊在赏罚不公；不是担心贪官难以制裁，而是忧虑贪与廉没有区别。对贪赃官吏固然严加治罪，却没有看到对廉吏的赏赐。如今省部设置了记录过失的簿册，却没有听说有记录功绩的簿册；宪司每年上报贪赃罚罪的册子，却没有听说有记录廉能的册子。人的本性相差并不很远，利欲是人容易受到诱惑的，苦守节操却是人难以做到的。难道功绩和廉能不值得赞美吗？

译如果认为暴行没有损害，认为善行不值得提倡，那么人们就会互相习染，逐渐都去做不善之事。舜除去四凶，任用十六位贤臣，于是天下大治，并不是刑罚少、赏赐多，而是使善人一同得到进用，使恶人自然受到感化。贤明的君王施政，就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先用雨露滋养它们，然后用雪霜肃杀它们。有雪霜而没有雨露，不能用来化育万物；有刑罚而没有恩赏，也不能算是善于施政。朝廷过去已有封赠的条例，具备的条件也很明白，但没有见到实行。今后无论内任、外任、大小官员，只要有一个像水一样廉洁、不扰害百姓，就令风宪官秉公保举，申报御史台并呈送中书省，使其与实际事迹相符合，优先升一等。任满一考，便封赠其父母；再任满一考，便封赠其妻妾。只是才德、公正、勤勉三者中有一项值得称道的，也同样办理。不过耗费朝廷一纸虚名，却可以收到激励人才的实际效果。使在官任职、服役的人清楚看到：贪赃官吏遭受祸患，连同本人以及父母妻子儿女都不能免于刑辱；又看到廉吏得到福泽，本人以及父母妻妾都能享受荣华。谁不愿趋向荣耀而避开耻辱，舍弃贪污而奉行廉洁呢？这样不用等到畏惧法律而不敢犯法，所有人都会改变内心，自己不再犯法了。一、俸禄。孟子说：‘俸禄足以代替他的耕作。’在官府任职的人不耕种却享用粮食，所以制定俸禄来代替耕作。俸禄如果不足，凭什么养成廉洁？汉宣帝诏书说：‘官吏不能廉洁公平，治理之道就会衰败。’如今小臣都勤于办事而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吞百姓财物，很难。近来贪官污吏已经习以成风。俸禄有余的人，就把它看作意外得来的财物，丝毫没有节俭之心；俸禄不足的人，就借口说没有办法养廉，任意侵吞百姓。上下互相征取，彼此沿袭成例，廉耻之道败坏了，却不觉察。应当考虑如何整顿救治才是。当前最紧急的事务虽然不专在这里，但俸禄不均本来就是朝廷的一大弊政。如今亲民之官，按规定应得俸禄十两的，发给职田二顷，唯独江南减半。难道南方土地不肥沃、北方土地不贫瘠吗？况且江北少有好讼的风气，江南却多有豪强狡猾的习俗，而发给职田却有厚薄之分，这是俸禄不均的第一点。看看内外各处，管军、管民、管理驿站等各色官员，都是替君主办事，也都是享用上天所赐俸禄；可是职田唯独给路、府、州、县以及廉访司官员，其他人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厚待那一边、薄待这一边呢？第三是俸禄不均。如今各处的职田，原来有官田的地方才有，原来没有官田的地方就没有。又有虽设官田却不给作职田的地方；在有职田的地方，除丝、麻、豆、麦之外，所收的粮食，路的正官不少于八百石，防如〔原文疑为“仿如”〕巡检也能收一百多石。在没有职田的地方，只空有职官的名义，连一粒粮食也得不到，更何况外任官员的俸钞，从五品官仅三十两，从六品官不到二十两，至于九品官只有十二两。拿俸钞买东西，能买到多少呢？十口之家，除去每年的衣服费用外，每天的饮食开销，没有二两钞是不够的。九品官一个月的俸禄，仅够六天的食用；而且应得的俸钞又多被以公用为名扣除。如果再没有职田，老人和孩子靠什么生活？又如小吏都已经增加了俸禄和米，原来领取六两俸钞的，增加到八两；每一两钞，每月再增加一斗米。这样比较起来，六品以下没有职田的官员，反而不如一个小吏。饥寒逼迫之下，却想用法律要求他们廉洁，做得到吗？这就是俸禄不均的第三种情况。如今内任官员的俸钞是外任官员的两倍，可是京城之中，平常米价也要半定〔原文疑有脱误〕一石，饮食和衣帛样样都很昂贵。按钞数计算，虽然多了一倍，按日常用度计算，实际还不到外任官员所得的一半。何况没有职田可以供养；例如外任三品官，每月得到俸钞八十两，职田米八百石，平均每月应得六十多石米；至于九品官，也能收职田米一百石以上，每月所得的米已经接近九石。随朝三品官每月领取俸钞三锭十五两，既然原本没有职田，又不增加俸禄和米。而四品官除俸钞外，每月增加一石九斗五升米。由此说来，随朝三品、四品官的俸禄，反而不如外任九品簿、尉的俸禄，这就是俸禄不均的第四种情况。制定俸禄不均，人心就不会一致，放纵邪僻、奢侈越轨的行为，无不由此而生；这种弊端哪里说得尽呢？况且俸禄这件事，自归附以来，进言的人不知有多少了，但所说的都没有抓住要领；朝廷举行改革，也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所实行的都没有达到公平。一次更改，又是一次翻覆〔原文“衮行”疑误〕，始终对弥补政务缺失没有丝毫益处。朝廷中的冗余官职，本来就难以一一列举。例如各处巡检、各路提控案牍，每年领取职田米，尤其是白白耗费。各县都设置尉司，配备弓手专门巡逻警戒，又有分镇军官相助，何必再多设巡检司？甚至一个县之内，竟有设置三四处巡检司的，只是白白侵耗民间财力，对官府没有帮助。各路既有经历、知事，足以承担案牍事务，行省又额外差遣一员，只是白白耗费官府，对民间没有益处。这类情况很多，都应当裁汰，既可以节省俸禄，又可以整顿选官法。像处州、徽州等路的总管，没有职田可以收取，即使每月增加一石五斗五升米，而省劄人员每月反而得到八石多米。这样的不平，朝廷何曾知道？如今的弊端，不在于俸禄微薄，而在于俸禄不均；不担心俸禄不够用，而担心设置的官员太滥。把有余的均分出来补助不足，取出滥设官员所领取的米粮，供给应当设置的官员，那么国家并没有损失，官员却得到好处。议论此事的大臣，日夜讲求俸米的办法，只是徒然纷纷议论，始终没有穷究其中的要领。有俸钞又有职田的，待遇过于优厚；没有俸钞又没有职田的，待遇过于微薄。尸居其位、白吃俸禄的人，徒然承受“糜费廪粟”的讥讽；勤勉任事、出力效劳的人，却有饭都吃不饱的叹息。如果能够削减多余的来补益不足，截取长处来补足短处，职田所收的粮食，自然可以够用。如今额外多耗费二十八万余石粮食，只是使国家储粮大受损失，实际上官吏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译况且丞相的职位处于群臣之上，每月得到俸禄八锭多，一天的俸禄不到十四两。即使像晋朝的何曾那样，每天食费一万钱，餐桌上没有一处可以下筷子，即便耗尽私财，也不能供给自己了。天子设置丞相，必须用优厚的俸禄来尊崇大臣；但约束自身，本来就应当戒除奢侈。应当从奢侈转向俭约，怎么能一开始就用俸禄约束他而使他的供养不足呢？如今俸钞在三锭以上的，不得再增加米。官位越高而俸禄反而越薄，实在不是尊重尊贵者、礼遇贵人的道理。又如随朝大小官员以及各处行省、宣慰司，都是枢要重臣，既不能从民间取得什么，又没有职田可收，即使增加少量俸米，又哪里足以供养？防计〔原文疑误〕君子，犹如良马；想要求它每天行走千里，却又不给它吃饱刍草豆料，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应当把原来拨给职田、应收的粮食钱钞，全部收取后由官府储存，再把中外应设官员分别按等级普遍供给。随朝官吏的俸给虽然优厚，但米价很高，凡俸钞五两，每月给米一石；外任官吏的俸给既然微薄，而米价又不值钱，凡俸钞五两，每月给米二石，俸钞超过五两的，随着俸钞增加而相应增加米粮。不愿领取米粮的，就按当时米价折算为钞。内外台察院、廉访司事务繁重而身心劳苦，官员清贫而交往断绝，比一般有司官员，应该酌量增加优厚待遇，以此来重视掌管风纪的官员。和林、上都、山后、河西各州城，不属于出产米粮的地方，应当按照当地当时的估价折算，不应拘泥于二十五两，以此来优待边远地区。无论军、民以及各种官吏，只要领取俸钱，就按照所发俸钞的数额，每月发给米粮；原来没有俸钱的，就按照所授品级依例增加发给米粮。由官府收取职田的钱粮，先满足外任官员的需要；数额足够后，剩余的全部令其起运送往都城，用来供给随朝官吏。计算他们所得的米粮，比以前多一倍，又可以不再过度耗费太仓的粮食；这就是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官员的关键办法。俸禄既然均平，政事自然就会公平；使他们免除饥寒的忧虑，自然能够保存廉耻的节操，然后再用惩治贪赃的法律约束他们，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辩解的了。一、求取贤才。治理天下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得到人才罢了。《诗经》说：得到贤才，就能够为国家建立太平的根基。《尚书》说：野外没有被遗漏的贤才，天下各国都能安宁。自古至今，国家的兴亡、世代国祚的长短，都取决于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任用君子，国家一定治理；任用小人，国家一定混乱。不必一一详细陈述，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这句话。恭敬地看到陛下的明诏，要求有德行和才能却不求闻达的人，都要把姓名上报。皇上的用意并非不勤勉，但还没有一个山林中的贤人、平民中的士人能够进入朝廷。难道四海这样广大，竟然完全没有这样的人吗？上天所生的人才，世代都不会断绝，什么时候需要向别的时代借人才呢？不必担心没有人才，只担心求取人才的方法还没有做到。等到他们自己来求取职位之后才任用，求取进身的人必定不是优秀士人。那些具有奇异才能的人，一定不肯自己出卖自身求取官位。统一以来，朝廷内外推荐人才的奏疏纷纷相继，而取用所谓好人的使者接踵往来，结果大多是猥琐卑劣、拘谨狭隘之辈，其次就是庸医、胡乱占卜的人以及画符用水、贩卖妖术的一类人，始终没有见到一个真正的好人。古语说：考察一个人的德行，要看他所推荐的人。又说：只有贤人才能识别贤人。推荐引进他人的人本来就不是好人，怎么能够识别一个真正的好人呢？况且贤才的产生，分散在四面八方；古今的大贤，大多出自偏远僻静之地，出自平民寒素之家。即使英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臣，也不能全部知道他们，难道宫殿廊庑之内、咫尺之间，就能穷尽天下的贤才吗？如今朝廷选用人才，省、部、台院互相推举；现任官员罢免之后，过去被废黜的人又重新起用，往来授予官职的不过眼前几个人而已。假使这些人全都是贤才，尚且不足以办理好政事，何况他们未必全是贤才呢？既不从寒门中选取人才，又不通过实际任事考察他们的才能如何，数年之后，旧人已经死去，后来的人又都是没有办事经验的年轻人；没有仁贤，国家就会空虚，这是有识之士最为忧虑的事。唐太宗征讨高丽时，得到薛仁贵，对他说：各位将领都老了，我正想得到新进人才来任用；我并不因得到辽东而高兴，而是因得到你而高兴。天下的人才，就像水一样；疏浚引导它的源头，疏通阻塞的地方，那么取用人才就不会枯竭，未曾见过它会穷尽。三代以及汉、唐以来，有乡举里选，有孝廉科、贤良方正科、进士科、武士科，又有任子和军功的制度，进身取用的途径并不只有一种。先广泛地选取人才，然后精心地考察选择，贤与不肖就会清楚分明。因此，贤人在这个时候即使不去求取官职也会自行到来；这并不是他们喜欢求取进身，而是以在圣明时代却不被任用为可耻。如今既没有广泛取士的科目，也没有精心选拔的办法，只从吏员中取人，此外没有进身的阶梯；天下四海之中、山林草野之下，怀抱美玉、把珍宝藏在匣中自我珍惜的人还很多。至于郡县的吏员，有的只是市井小人，有的是驾车服役的卑贱之夫，都是顽钝无耻之徒罢了。他们的技能只限于刀笔文书，精力又困于期限和程式。那些磊落有才之人，必然不肯屈身来做这种事，这是很明白的。至于朝中的小吏，如果不是达官贵人的亲戚〔原文“瓜葛”〕，就是凭借现役人员的引荐，争相依附权贵，自甘与车夫、皂隶为伍，都是懒惰无知的年轻人。有的人从民间直接来到京城，想凭文学结交权贵，但决定难以投合；如果没有礼物和贽见，又怎么足以打动人？这又哪里是贫穷的人办得到的？那些有志之士，必然不肯苟且迎合，这也很明显。过去田千秋只说了一句话就使君主醒悟，立即登上侯爵和丞相之位；郑然明只因一句话被君主知遇，便获得赏识。古今遭逢知遇，往往都是如此。如果一定要先用肥羊美酒作引荐，再用币帛筐篚来表达深厚心意，那么田千秋就会老死在郎官任上，郑然明最终也只能在堂下服役罢了。仲弓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要举用贤才。他又问，怎么知道谁是贤才而加以举用？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你所不知道的人，难道别人会舍弃他们吗？”

译四方的贤才，有些是从亲眼所见中了解到的，有些是从耳闻中了解到的，有些是从别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中了解到的。自己所知道的有限，自己所不知道的却无穷无尽。取用人才的关键，在于把别人所知道的人当作自己所知道的人，并不是因为平生有交情、只见过一面而后才称为自己所知道的人。如今朝廷上下，不询问什么人是贤才，也不知道贤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只把花言巧语、逢迎迎合看作精明，把勤于奔走、善于周旋应付看作能干，把长期出入门下、携带礼物追随往来的人看作熟人。所谓好人所知道的不过这些，他所推荐的也不过这些；如果让这类人都能够做官治理百姓，只会看到人才日益减少，政事日益乖乱，纲纪日益败坏，再也无法整顿恢复了。假使一路、一个县、一个衙门之内，只得到一个真正的贤才，委任他并使用他，还有什么政事不能办好？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不疏浚源头而只澄清水流，不端正表象而只想使影子端正，即使日夜纷纷更改，也只是徒劳无益。应当命令各道廉访司，沿各路访求遗逸人才，不论已经出仕还是尚未出仕、现任还是闲居，只要德行值得取法、才能足以称任，卓然受到乡里敬重，或者在郡县有声望的，不限人数，全部把姓名上报；等待给予破格提升，任用担负繁重紧要的职务，并兼顾内外官职。设置监察御史五十多人，命令每人每年推荐一人，并严令承担推荐责任；如果大大错荐，就甘愿接受罢职且不再叙用。这样他们必然不肯徇情容私，以免给自己招来祸患。贤才遇到这样的时代，就会乐于出来效力；朝廷得到人才，也足以分担忧劳。古代君臣贤明相逢的盛况，如今又可以看到了。一、培养士人。自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以及春秋战国以来，从王宫、国都，下至闾巷，没有不设学校的。人才从闾里的私塾升入党庠，继而进入乡校；国学则按月登记、按季度考核，直到三年一次的大考，选拔贤能之人，授予爵位，给予俸禄。汉、唐以后，对此更加崇尚，建立太学，供养学生，人数多到以亿万计算。即使六朝纷乱、南北战争，也从未有一天废止学校。公卿大夫中如果有不是出自学校的人，即使身居尊荣，终身也以此为耻。因此古今任用人才，必定从学校中选取，舍弃学校便没有别的取人之途。恭敬地看到陛下的明诏，设置学校，是为了培育成人才；仰请各处正官、教官主持其事，诚心劝勉，严格加以训诲，务必使学生成材，以备擢用；又仰请中书省议定并实行贡举之法。如今内有京都，外有郡邑，并不是没有学校，只不过徒具空名罢了。京都设置国子监，安排生员，但无非是权贵游惰子弟；他们整天群居在一起，连句读都没有读通，已经登上仕籍。想指望他们成材，实在不可能。如果真想从国子监中选取人才，难道靠二三十个乳臭未干、没有知识的孩子就能全部承担吗？在学的诸生既没有规定的出身途径，来求学的人当然不会多。所设置的伴读又不加选择，有人重金贿赂监官，挤出陪堂的名额，便可以登记入学；至于所伴随、所诵读的究竟是什么，完全不知道，只是一心想着将来成为部领史、儒学教授罢了。朝廷培养士人，是为国家作长远的深计，却规定每月给已经取得陪堂资格的人一十五两钞；权势之家和官宦家族把这点钱看得很轻，贫寒儒生又从哪里拿得出来？如今朝廷每年耗尽内府、太仓的财物来供养集赛、赏赐僧道，难道会少这十五两钞，吝惜于培育人才吗？朔望两次祭奠拜谒已经很简慢，春秋二丁祭祀只是挂起碑刻，供奉宣圣的一块牌位，花费官钱置办祭品，几乎没有值得观看的礼仪，只把一杯酒、一块腐肉当作恩德的表示，粗疏草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各路都设立学校，按例设置教授；凡是隶属于文庙的钱粮，唯独不考核、计点其项目。朝廷对待士人也可以说很优厚了，为什么他们竟不体会皇上的旨意，专门敷衍苟且，把偷盗、侵吞、欺骗当作能事，把拖日子直到考核期满当作尽职？只把书册列为支应，破费的食粮很多，却看不见一个人坐斋读书。每年租税收入，仅仅够供给教授、正录、直学和吏胥几家而已，生员子弟一点一合米的好处都沾不到。学校已经成为虚设，却又设置一个儒学提举司，对上不能承接政令、宣扬教化，对下不能给后进作表率，尤其是冗余滥设的机构。况且如今担任教授的人，选拔失当，香草和臭草一同被选进来；其中有犯赃及十恶罪的徒众，有市井无赖之辈，也有江湖间谈论相面、算命、技术的流类，还有一些新进的年轻人，假借儒者名义，完全不通文理。主持学校的人如果没有选对，怎么能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学官与一般有司官不同，儒者首先看品行；如果士人的操行稍有亏损，声名行迹不好，就很难让他担任师儒之职，何必等到被告发、取得口供之后，才说明他不是儒者呢？台宪上司只因为他是儒官，常常特别加以宽容，实在是错误。比如卲文龙，是黄班塘的贼党，出身卑贱，两次受杖刑，不守法度的行为乡里都不能容忍；他因奸淫而换妻，又把女儿养作妾，闺门中的丑事路人皆知。他初次任职于建康，第二次任职于平江，这些地方都是士人众多的地区，在各郡中居首，却让这种人担任学官，难道不是圣明教化的玷污、士人群体的耻辱吗？又如方平，本来是别人家的奴仆，长期滞留都城，靠钻营关系、欺诈冒名，两次被授为教授，却一次也没有到任；他在都城靠包揽公事为生，每天住在有生员的家中饮酒，群优嘲笑戏弄他，称他为“方大头”。他抛下父母妻子不顾，父母妻子都因冻饿而死；讣告传到都城时，他正在娼家饮酒，丝毫不举哀，也不回去奔丧。直到现在，他的父母和妻子三人仍未下葬，乡里人作诗讥刺，贴满墙壁，传遍都城，说起来实在可耻。其他郡的学官像这样的，大概也不少。又有等待选授而尚未任命的五百多人，其中哪些人有才学、明达敏捷，哪些人教导培养学生勤勉精细，应当根据选用情况，使实际任用人数与之相应。那些弄虚作假、拼凑关系、凭滥名混入选中的人，又占十分之四五；指望他们培育成人才，怎么可能呢？主持培育人才的人本来就不用心，人才也不肯来求学。如今登记在儒籍中的人，不知道伟大品行本应建立在学习礼学〔原文“防学”疑误〕之上，却以为借助门路就可以做官，都说何必读书才可以得到富贵？既然仕进之路并不从儒学出身，就不必白白耗费时间和精力，只要厚重贿赂翰林院、集贤院，求取一份保举文书，或者称为才华卓异，或者称为故官，或者称为先贤子孙；平民身份的人立即可以被保举为教授，刚进入州里的选拔，就要求升入更高的仕途，刚任职一任，就谋求儒学提举，只求升迁迅速，哪里还问教养士人的事情？因此学校终于废弛，进言的人都把责任归到差役上，却不想想唐、宋盛世，儒生并没有免除差役，而士风却很盛，人才也很广泛；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前面有声名诱导，后面有利禄吸引。即使前几年不服差役，也没有见到一个人成材的。如果专心学习儒业就能得到任用，那么人们自然会仰慕崇尚它；即使要承担差役，也不足以压制这种风气。

译假如读书求学却没有施展的地方，那么人人都会厌弃儒业，即使免除徭役，也不足以激励他们。士人位列四民之一，为国家服役，本来就是应尽的本分。而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必须从士人中选取人才，不是工、农、商能够相比的。朝廷自然应当因为他们才德优异而优待他们，免除徭役使他们身体安逸，存问抚恤以培养他们的志向，用优厚爵禄来系留他们的才干，给予信任以实现他们的志愿。必须这样，才可以充分做到乐意培养人才。若只是把优待优异者作为空文，却没有激励劝勉的良法，最终对世间有什么补益？近来朝廷举荐擢用了两三个孔氏子弟，说是尊崇圣道不能不从这里做起。近年谱牒派系不清，只要姓孔的都称为圣人后裔，愚蠢而没有学问的，竟也充任路教，刚刚经历初级阶次，便升为八品官。真正有能力继承圣人之学、阐明圣人之道的人，反而不能援用这个先例。孔夫子的道统垂范万世，天下凡是践行仁义的人，都是孔夫子的门徒，难道只集中在一家一姓之中吗？如果朝廷广泛延揽儒士，使孔子的道统大为推行，那么百姓就会蒙受它的福泽了。这并不是说要偏爱孔氏子孙来显示尊崇达到极点。今后应当以教育培养的实际成效来责求他们，教授官常常命风宪官和各路随行的文资官严格进行实地访察；凡是平素品行有亏、没有资格为人师表的，立即弹劾罢免；精选德行、文学为众人推重敬仰的人补授现有空缺，并勤加勉励。每年由朝廷优厚供给衣粮来赡养他们，名额限定为二百人或三百人，考察他们的才能高下，依次录用。这样或许可以使学校不成为虚设，使人人都知道自己奋发努力。几年之间，就可以诵读“济济多士”这句诗了。一、奔竞。奔走钻营的风气尤其不能助长。古人只担心自己的德行没有修养、学问没有讲习，并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因此，能出仕便出仕，不能出仕便退藏，一切安于天命；出仕或退处、任职时间长短，都各随时势，何曾知道有奔走钻营的事呢？本朝统一天下之初，竭力革除虚伪，选用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那时求取仕进的人很少，人心还保有古代的意味。近年来，侥幸取进的门户大开，庸碌妄为的人纷纷进用，士人的操行日益浇薄，廉耻的防线日益衰败。即使为人执鞭、替人拂尘，乃至防痔、尝粪之类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不肯做的。有些人攀附权贵、经营求进，竟然因此获得升迁，众人便交口称誉、羡慕，认为这是有本领；若有人安分自守，以向人请托为羞耻，众人便交口讥笑，说他不会办事。习惯既已形成风气，防线就不可解除了。过去桓玄以前，世上处处都有隐士，以不能及时出仕为耻，却独自不求仕进。皇甫希之让人隐居山林，号称“高士”，当时人说他是“充隐”。难道当今正值盛世，反而连一个高尚之士也没有了吗？朝廷既不以此为耻，天下人也就不把妄求仕进当作耻辱了。姑且就近来的事情说明这一点：如前前年赵著作依附于梁平章门下，希望得到恩赏，又请求抄写《大元一统志》，选用善于书写的人二十名。他对人说：“按照旧例，已经历任并升职一资的人，白身之人就可以进入流品，每天支领食钱，公家供给笔札。”听到这话的人受到鼓舞，没有不争相奔趋的。于是赵著作门外送来的食物馈赠络绎不绝，人人都希望求得一个保举，仿佛登上天府；仕途的升沉出于他的顾盼指点，任用和罢黜由他一句话决定。直到今天谈论此事的人无不以为可笑。又如去年皇上下令书写金字经，命礼部和翰林院官选择字体，一时间奔走钻营、喧闹纷扰，京师中人人投奔门下，千方百计经营。侍郎高显卿、学士张师道，甚至下至应奉邓善之、奏差张士开等数家的门下，都公开行贿；各自拿出帖子，分占名额，不按照字体来决定取舍。有办法安置的就合乎程式，竟然论价买名，像商人做买卖一样。没有通过礼部发出的，就到经局投奔门下，动辄达到几千几百人。礼部和经局互相诋毁。只看这两件事，就足以为风俗衰败而感慨了。奔走钻营日益增长，风气习俗日益下降。从今以后，尤其恐怕会一天比一天严重。编修《一统志》，前后两次都看到了它开始时的情形：监中征求人时，人们还不屑于前往；如今却人人争着求取，只怕得不到。书写金字经，前后三次都看到了它开始时的情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各省征取人员时，没有不竭力推辞、请求免除的，官府还要凭借权势逼迫他们前来；其次，虽然人们乐于服从，也还以主动求取为羞耻；如今奔趋而来的人像集市一样，争相进取、竞相抢先，只怕落在后面。由此可见，人心和士习一天不如一天。此事关系重大，掌握风俗教化枢纽的人却全不考虑，为什么呢？管子说：“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这一切，都是不知礼义廉耻造成的。只要在上位的人能够断绝侥幸求进的门户，这种风气自然就会停止。尺寸大小的名位，求取就能得到，不求取就得不到，人怎么能不争夺？锥刀般微小的利益，趋前就有，落后就没有，人怎么能不追逐？世俗相互沿袭，安然不知奇怪，而能不求取、不奔趋，卓然自立于名利之外的人，千万人中没有一个。风宪官尤其是礼义廉耻产生的源头，往往也可以通过求取而得到，又怎么能怪世俗之人都这样呢？古人说：“天下有道，公论在朝廷；天下无道，公论在民间。”天下实在不可以一日没有公论。公论所在，就像明镜高悬、秤衡平正，丝毫不能容纳虚伪，即使不去奔走钻营也可以了。自从公论不能彰明以后，美丑妍陋全都没有确定的评价标准，爱憎取舍完全出于私情。人并不是喜欢奔走钻营，而是形势使他们不得不这样。比如抄录志书、描写金字，并没有追章琢句的技巧和考察古今的困难，即使是愚夫下流，只要能够缮写书籍，都可以参加选取；给他们食物、赏钞，已经足以酬报劳作，却又给他们升职、减免资历，这就是朝廷向天下人打开奔走钻营的道路。当今内外那些困顿或显达的士人中，白首穷究经书、赤心报国，却没有获得一级半级升迁的，不知有多少；仅仅会点缀字画，便可以捡取朝廷的官爵，难道不被天下后世耻笑吗？市井之间，没有不羡慕那些得到书写差事的人很快就能升迁，也没有不怨恨那些没得到书写差事的人为什么不早点求请托付；得到书写差事的人都志得意满，得不到的人也深深自悔自恨。百姓习俗淳厚或浇薄的分界，正表现在今天。如果现在不挽救，流传的祸患不知道最终会到什么地步。若想立即扭转浇薄风气、改变人的心术，哪里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姑且先从志书、金经两件事做起：应当把前一次已经升迁、已经注授的，追查并恢复原有资历，全部改正；这一次请求升迁而尚未升迁的，截止某日停止并革除，使他们断绝妄想，让天下人明白朝廷意向所在，自然各自知道进退取舍的适宜，以及出仕、退处、行动、退藏的正道。即使还不能完全改变天下的风俗，奔走钻营的风气也能去掉十分之七八。对于世间教化来说，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

译一、核实。虚浮文饰而没有实际，败坏政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汉宣帝赏罚分明，综合考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方面的人才，都精通各自的能力。当时尚且有王成虚报户口、黄霸妄称神雀，议论者以有名无实讥讽他们，何况比这更差的情形，不用说也知道了。如今朝廷发布政令、颁行命令，出于一时轻率空泛的话，百官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百姓也不把它当作可信，渐渐成为徒具形式的文书，只是徒然使外表好看。即使普通百姓不能用道理治理自己的家庭，何况能够治理天下吗？姑且就所见的事情来说：明诏要求德行、文学高出同辈的人，由有司保举，肃政廉访司复核查实，以备擢用。近年来内外所举荐的人并不少，却没有见到擢用一个人才、收纳一个士人，难道不是用虚文来求取人才吗？如果推荐状写得明白，就必须录用；如果人不适合任职，就一定和保举他的官员一同罢黜，这才是实际任用人才。明诏要求对政事不便、人情未通、朝廷得失、军民利害上书陈言的人，都可以密封呈献。近年来官员和百姓陈说的也不少，却没有听说采纳一条谏言、依从一件事情，难道不是用虚文来求取意见吗？应当选派省台中曾经担任外任的文资官，专门详细审阅，选择其中可取的，不必再议拟，立即施行，这才是实际采用言论。格例规定，各县县尹具备五件政绩的为上选，成就三件的为中选，五件全都没有做到的必须罢黜。如今各官的解由中，没有一个不说自己具备五件政绩的，都是任期届满替代之后巧加修饰的词语，由私人填写，上司更不追问，只要辨明凭证没有伪造、俸禄月份没有差错，便发给半印，并依原本抄录连送到选曹之日，真假没有区别。真正具备五件政绩却没有势力的人只能按常规调任，虚称具备五件政绩而有势力的人却能援引条例升等，难道不是用虚文考核政绩的弊端吗？应当由各官所属的上司考察他们任职期间是否有五件政绩的实际事迹，另行开具申文送交吏部，以此决定升迁和罢黜，这才是实际责求成效。国家设置御史台，设置肃政廉访司，不论什么事情，都命令它们纠察弹劾。凡是查问公事，任何人不得阻挠破坏。如今所纠劾的，只能施用于小官下吏；若是占据要津、凭借权势如城社般牢固的人，谁也不敢过问，即使说了也不被听取。所荐举的人送到行省、到达吏部，只被当作废纸；即使有奇异的人才，最终也不能任用。言论既不能实行，于是反而被认为是在欺骗；而外任的巡按书吏等人，反倒借风宪的威势，徇私受贿，无所畏惧，他们成为百姓的祸患，超过有司。如今台察选用的人物如此冗杂，难道不是把虚文看得很重而造成监察弊病吗？既然责任专一，那么所说的话无论可否，都必须得到信任和听从；如果所说不公，就严加诛罚，这才是实际任用风宪官。至元《新格》规定，寻常事务限五日办结，中等事务限七日办结，大事限十日办结，都必须在期限内发遣办理；违期的，按照事情大小、逾期日数的多少远近，分别及时决定处罚。如今小事动辄半年，大事动辄数年，婚姻、田产、钱债案件有十年、十五年不能判决的。争讼婚姻，先娶到的姑且成为夫妻，等到儿女满堂，最终还没有结案；争讼田宅，先成交的人姑且占有产业，直到双方财力都耗尽，双方的诉词才自行停止；争讼钱债，欠钱的人一再请求而拖延，索债的人困于等待。何况刑名案件，疑难案件本来难以立即判决；但供词对质清楚的，也可以用几句话裁断。有司只是把人命看得过重，牵连拖延数年，涉案人员大半被关押至死；只知道一个已经被处死的人应当慎重，却不知道因关押而死的人是其十倍，实在更加严重。没有一件事依照期限发遣办理，违期的也没有一个人依照格例处罚，难道不是用虚文来议断狱讼吗？若有案件超过期限仍不结案，就应以不称职之罪论处，按照贪赃滥权的罪名一并确定责罚，这才是实际审理诉讼。诏书屡次下达，停止罢除劳民而又不急需的徭役，存问抚恤鳏、寡、孤、独之人，爱护百姓的心意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孟子说：“有仁慈之心和仁慈之声誉，而百姓却不能受到他的恩泽，这是没有施行先王的政令。”古代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先从这四类人开始，并不是说官府专门供养他们，只要教化推行、政事有成，使这四类人不至于无所依归就足够了。如今给他们衣服、供给他们食物、赏赐他们钞币，却说“爱民之道仅止于此”，这就像修桥造船来救人一样。况且鳏寡孤独大多住在乡村和深山之间，没有拿着瓢乞食的地方，实在可怜。如今列名在官府户籍上的人，都是坊正、巷长大略按照市井间所知道的情况来应付故事罢了；真正穷困而无处申诉的百姓，从来没有登记在册、得到恩惠。听说吉州有王清甫一户，家中富有百金，势力凌驾官府，却每年也请求衣粮，获得赏赐；像这样的情况非常不少。耗费仓廪粮食于民间，实际上没有丝毫补益，难道不是用虚文来表示爱民吗？假如上下相安，家家富足、人人有余，那么鳏寡孤独自然各有依靠，这才是仁爱取得实际效果。国家设置司农司来整顿农政，在各路、各县的正官衔内加上兼劝农事，每年仲春命令他们亲自出行劝农，重视农业的心意可以说已经尽到了。农桑之事，是百姓赖以维持生命的根本，一天不劳作，终年就会饥寒，谁肯懒惰务农、安于逸乐而给自己留下忧患呢？关键在于上位者养育、爱护百姓，使他们不失农时，自然人人安于生计，不废弃农业。若让亲民的官吏放纵侵夺搜刮，日夜喧嚣，使鸡犬都不得安宁，即使每家设置一名劝农官，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例如每年出城郊外劝农，各官却借此作为游宴之地，带随从不下几十上百人，里正、社长摊派征敛以供给，有人甚至典当衣物、借债来应付命令；这样一番扰民，实在不小。所谓用无益之事损害有益之事，难道不是用虚文来从事农业吗？若严禁游手好闲之徒，彻底停止妨碍农事的事情，那么努力耕作的人就会增多，田野自然得到开垦，这才是实际重视农业。国家仿效古代设置翰林院、集贤院、秘书监、太常寺，可以说文物制度盛备。如今翰林院中多是不识字的鄙夫，集贤院成为一群不肖之人的渊薮，编修、检阅都归于依靠门馆的富家子弟，秘书监的丞、著作大半是庸医和妄言占卜者。任职太常寺的人，有谁通晓五礼六律？居于成均馆的人，有谁精通《诗》《书》和六艺？而且只要替公家分担一天事务，就酬给一天俸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如今十天之中只聚集三天，其余一个月中有二十一天闲居私家，却虚领俸禄，领取这些俸禄却怠慢那些职事，这可以吗？况且九天闲坐，也不过是执行旧例，大家一起饮酒罢了。若说没有事情可办，就不必滥用这些职名来装点门面。至于医学、儒学、蒙古学各自设置提举司，更是对国政没有益处。像这样的情况很多，不能一一列举，难道不是用虚文设置官职吗？无论内外衙门，凡是新近增设的，都应全部裁汰；原有的冗员，也应严格裁减合并，使官员没有空占职位的，人人没有荒废事务的，这才是任命官员取得实际效果。国家设置太史司天来明察占测，尊奉国师、宗师来严肃祈祷，可以说侍奉上天的诚意已经尽到了。如今日食月食，就限期召集人员击鼓奏报以彰显信用；推算历法却从来不能确定应验；星象失去常行轨道，只托辞禳解度厄来分取官物，从未指出它的变化缘故；耗尽公帑来供给西番的好事，徒然资助妄僧饮酒纵欲；大量陈列金帛来满足道士的醮筵，只是填饱贫道的口腹身体。近来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灾异接连发生，上天表示警戒，也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可是人们安然没有畏惧之心，对修禳之事又轻视怠慢，难道不是用虚文来应对上天吗？苍苍上天高在头顶，临照鉴察并不遥远，哪里是准备一些文书、用虚伪的敬意就能感通的？反躬自省、修养德行，妖异灾气自然消除；悔过而行善，吉祥自然降临，这才是明白地侍奉上帝的实际行动。以上几件事情，只是其中最严重的，其他事务往往也都是这样。近来朝廷更新各项政务，整顿革除过去的弊病，比如裁减官吏、分拣集赛台、禁止必里克，一时号令雷厉风行，众人的听闻和心意都因此震动，以为德化成功指日可待。侧耳等候了几个月，却全都寂然无闻，这就是朝廷用空话戏弄人罢了。想让百姓不受惊扰，是不可能的。凡是推行一项政务、颁布一项命令，务必一定实行；设置一个官职、划分一项职责，务必一定见效。上面没有苟且的谋划，下面没有怠慢轻视的心思，上下同心，以实际行动相互配合。所谓掌握这样的政务，应坚如金石；实行这样的命令，应像四时运行一样守信；依据这样的公道，应像天地一样无私。这样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一、户计。国家设置各种户计，是最为得当的制度，古今都不能轻易改变。然而制度实行久了就会产生弊病，如果能针对弊病加以修整，使它长久而不败坏，就是良法。例如军户、站户制度本来是尤其好的法制，弊病在于户计消乏。军户虽然困于供应军期，站户虽然疲于造船买马，但其中也有许多人家子弟不肖，自行败坏荡尽家产，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军、站户役的难以承担。不过，站户当役必须现有钞币，可以没有丁男，却不能没有产业；军户当役必须本人亲自服役，可以没有产业，却不能没有丁男。实际上丁男和产业相互资助，二者都不可缺少。例如九户站户承担一匹马，四户承担一条船；消乏的虽然很多，兴旺增加的也不少。只要核验各户新近征收的税额实数，使各户相互稽核，有一户消乏，就用其他户的剩余来补足。军户中有由贴户共同承担的，也有一户独自承担的，多半因为单丁无人应官，导致逃亡。这些户虽然断绝，遗留下来的产业却还存在。丁男消乏，就另行签取贴户来补助；产业消乏，就用逃亡户留下的产业补充，自然都不至于消乏。然而军、站两种户役出力最多，每年承担供给已经非常辛苦，如果又让他们和百姓一样实行和雇、和买，消乏就会更加严重。如今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服差役方便，有人认为不方便，却完全不知道南北情况不同，似乎很难一概而论。北方站户大多贫穷，终年谋生，仅仅能够办完应办的差役；南方站户都是巨富之家，有一家输粮百石，却只以四石承担水站差役，其余便安享产业利益，依靠损害贫困者来维持。北方军户都是元朝原先签定的，有丁男也有产业，大户一家亲属多至四五十口，超过规定土地数额之外，剩余产业也很多；南方军户只是新近归附的军人，偶尔有一两个超等大户，还是军官之家，其余都是宋亡时的无赖之徒投充当军，归附以后登记为军户，只有妻子而没有可抵押的产业。这样拿北方的站户和南方的军户相比，再让他们承担差役，简直会使贫民无法生活；拿北方军户和南方站户相比，即使重复承担差役，也没有造成大的损害。如果按照原先签定的顷亩、粮石数额来确定，那么除照旧额免除外，尚有剩余的，才令其和百姓一样承担差役；这样或许南北不会有偏重负担的过失，也可以避免差役重复合并的忧虑。至于金户这一项，所签定的户计分散在各路，而淘金地点集中在几个金场；虽然命令各户自行淘采，实际上都是用钞币买金来完成官课。既然已经免除他们的税役，就把税役费用作为购买金子的资金，对百姓也没有损害。从前设置淘金漕运司，金户无法自行生存，后来撤罢了，大家才稍稍安定下来，但仍免不了受到各金场官员和头目的侵扰。如今金子有定额，户数有定数，不必设置官员登记户名，也不必拘守正月下场、十月闭场的期限。只要责任有司官用心提调，按照各处里正的旧例设置排子头催办，依照每年征粮的惯例按照原额征纳，他们就能安定经营生计，不至于失去生活依靠。至于匠户这一项，朝廷在京城征取的匠人与外路服工的匠户不同。在京城的，每月供给家口衣粮、盐菜等钱，又可以开设铺席进行买卖；服役之外，自然可以回家工作，都是本色匠人，供应本职差役，即使没有产业也可以。外路所签取的匠户，全是贫民，都没有可抵押的产业。原来居住在城市、依靠局院附近谋生的，还能够勉强存活，但这样的户数不多；那些分散在各县村落之间的，十户中有八九户与局院相隔几十、上百里，前面被工程催逼，后面还要顾念妻子，来回奔波，实在狼狈。他们所得的衣粮，又多被官府克扣，随处滥设局官三员，以及典史、司吏、库子、只候等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译各级官吏又都有老人、妻小以及随从人员，一个局院之内不下于一二百人，却没有俸给，只是捕风捉影，蚕食匠户来供养衣食。人匠既没有一寸田、一尺土地，全靠做工谋生；亲身服役之后，老人和家属靠什么供养？例如抄纸、梳头、木工和各种杂色匠人，哪里懂得络丝、打线等事务？不是本色匠人，只能雇工。每月雇工钱之外，又有供养、追催、往来等费用；应得的口粮又已经被算作公用，工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活，官府也无计可施，最终必然逃亡。如今已经十户逃亡了两三户，再过几年恐怕会逃亡殆尽。今后除在京随朝匠户外，各路局院都应全部命有司管领，酌量设置局官一员，支给俸禄，其余职名全部革除。按照水马站的例子，在有税户中签取匠人，免除其税徭，命他们雇工服役。如果本户自己能够充当匠人，或者愿意雇用匠人进入局院受雇，都听凭自愿；这样或许贫困下户可以免去雇工负担，又能得到雇钱来赡养家庭，自然人匠不会逃亡，工程也容易办成。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是我在民间亲眼看到田野利害后得知的，只是没有机会向上申达，而朝廷访察民情又没有到达下民；像这样的弊端，又怎么能够知道呢？这些事情应当及早整顿挽救，使百姓能够安心奉公，官员不用耗费太多力气就能办成事务，这样对国家和百姓都得到便利。我的政绩在湖南，又认为户计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于是到有司投进意见，附录在这里，请圣朝裁定。各种户计制度实际上很合乎法度，或许只是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这并不是朝廷的过失，而是因为不能周遍了解民间疾苦罢了。假如让朝廷知道这些情况，怎么会不随之加以改正呢？圣朝以仁慈施政，何曾有一丝一毫损害百姓的事情？例如水马站户，朝廷免除他们的粮税和差役，所给粮资足以补办供应之事，也可以抵充里役；金户办理金课，就从本户应纳的税中推算办理；匠户服工，官府供给口粮以赡养他们；灶户烧盐，则给他们工本银，盐场炼制既给工本，又给口粮，计算所得课程，恰好与买价相同。朝廷不计较这些琐碎费用，是要优厚抚恤百姓罢了。宁可让公家储备多支出一些，也不愿使民力更加困乏，爱民的厚意由此可见。如今各处巡尉司设置弓手，少的也不下三十名，多的达到一百名；各路、各县的狱司设置禁子和牧民官；各衙门设置只候、曵刺，天下全都是替皇帝服差役的百姓。只是把内里的差事分派给他们，既然免除粮税来优待他们，有司却不替他们从户籍中开除，反而命令纳税户在应交粮额之外分担包纳，另立名目叫作“包米”。考察古今，从未见过这样的事。若推究其他各种户计，难道朝廷唯独吝惜这几百石米吗？只是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的人没有选对，尸位素餐、苟且领取俸禄，不肯把情况转达罢了。如果行省、朝省知道有这样的弊病，决不会肯做出这种害民的举动。把应当免除的粮食转加到普通百姓家中，怎么能区别厚薄，却让他们像砖瓦一样受到池鱼之殃呢？况且弓手、只候、曵刺、禁子与水马站、匠、金、灶等户，劳逸也相差悬殊。站户有消乏，金户必须出本色金；灶户要办理盐课，匠户不能离开局院。稍有不足，呵责就接踵而来。所准免的税粮，哪里够供给使用？而弓手、只候、曵刺、禁子等户的差役非常优厚，听说他们不必自己花费，又可以借机肥家，却不知道凭什么名义给他们免粮。如今四方没有忧患，盗贼逐渐消失，巡尉的名目仿佛只是虚设。遇到失火、逃亡、欺诈等公事，巡尉司一番买募弓手，遍扰乡村，挨家摊派，百姓遭受指派摊取的祸害；他们横冲直闯、大声喧叫，使鸡犬都不得安宁。民间百姓只能忍气吞声，没有地方申诉。只候、曵刺分别进入各官门下，官员把他们视同私人，任作心腹；他们公开行使关说请托，倚仗权势，欺骗胁迫吏民。凡有公讼，必须先通报只候，然后才能向长官递达。每天跟随到官署，站立侍候问事；有衙役钱，就叫作钱行杖钱，名目很多，所得不少。禁子在狱中，则有直监钱、烧纸钱、好看钱、递饭钱等，百般索取，囚人低头听命，谁也不敢过问。这几种人付出很少而收入加倍，获利多而害处少，又得到免粮，实在太过分了。既然给他们免粮，却又命纳税户替他们包纳。以诗礼传家、世代为官的人家，却要替小民贱役代交户粮，而且出于无辜之人，实在令人愤愤不平。若蒙皇上听纳，请把包纳的米仍命各户自行认交，作为官府的正供；这样即使命令执行到最后也没有增加多少困难，即使不免粮，百姓也可以甘心。若不这样，就按照各种户计依例开除免粮，或许不至于偏重负担而累及纳税之家。再不然，直接命令包粮的纳税户自行承担原来的差役，即使不免粮，他们也会甘心。这件事很容易改正，可惜一直没有人陈说，只希望明智的君臣采纳。一、集赛。古代称为侍卫、禁直以及左右前后侍从的人，如今称为集赛台。今天仿效古代，但古代名目很多、职名繁杂；如今的名额和职名看起来比古代简略。《周礼·天官·冢宰》说：膳夫、庖人、内饔、外饔、浆人、烹人、笾人，就是今天的博啰齐；幕人、司服、司防、内宰，就是今天的舒库尔齐；掌舍、掌次，就是今天的巴喇噶齐；阍人，就是今天的谔德齐；缝人、屦人、典妇功，就是今天的伊噜勒齐；宫人，就是今天的珠拉齐。古代按职务分配劳役，按照等级确定差别，使人适合其职、职位适合其人，所以人人没有非分觊觎，各守自己的本分。如今却不是这样，不限定员额，不责求职事，只要带着丰厚资财，有人引荐，投奔门下，就可以报上名字，请领粮草，获得赏赐，都叫作集赛台。因此人们纷纷而来，争先竞进，不问贤愚，不分等级，不择品行；像屠户、商贩等下贱差役，市井小人以及商贾之流、军卒中的末流，甚至倡优、奴仆、贱民之辈，都能够涉足宫禁。

译又有一类流官和胥吏，经过审断而不能叙用，无处容身，便攀附关系投奔进去，企图升迁转调。趋附的人既然很多，年年增加，长久不加收束，哪里会有穷尽？集赛这个名目，本来是要侍奉君王身侧、值守禁庭的。如今却出入私门，在车尘马足之下奔走效劳；真正应当充当集赛的人十个中不到两三个，所以这是各官门下的集赛，不是天子面前的集赛。冒用侍奉皇上的名义，来供私人家门差使，这是欺罔最严重的事情，却安然实行而不以为意。如今各种集赛，除近身随行人员外，其余投奔者，只知道由集赛官、排子头担任使长，逢年过节馈赠，早晚跟随，给假回家，来去都要厚重行贿；所请的粮草，要求分取一半以上。四班集赛轮流服役三日，按例闲九日；但三日之内从未真正服役，只是早晚到各官门下，见面报到而已。富人只要财力一到，便可以求取必里克，早早得到名分；贫人则苟且寄身其中，贪取恩赏，欺骗上面、轻慢下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一人每年支领粮十石、内外绢匹、两匹马的草料，有的三年、四年还要发钞一百三十锭；拿有用的财物供养这些无用的人，实在是对朝廷有损无益。诸王、公侯的子弟按例也都是这样，进身既然容易，弊病就越来越多。我这个愚笨而不肖的臣下，列名在正宫位下的鄂啰齐中，至今服役三年，熟知其中弊端，常常暗自发笑。每年朝廷支给粮食、发给衣服来养活我们这些人，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呢？如今江北、江南富家大户通过攀附而来的人数不胜数，他们纵情行贿、挥金如土，鞍马骑从像贵游子弟；有的把座车作为家居，有的娶伶人为妾，像这一类人极大地败坏风俗。追究其缘由，是韩光甫因为说谎出入托和巴门下，不到半年便授为杭州府判，人人争相羡慕，说投充集赛就可以得到六品管民官，于是煽惑富豪百姓，凭空生出奔走钻营的心思，都是他招致的。近来看到朝廷有严格实行分拣的命令，我暗自高兴，庆幸遇到圣朝施行这样的善政；即使被斥逐，也实在心甘情愿。哪里料到各官头目反而只顾为私人谋划，不顾大局，因此这项政令必然无法施行。若去掉一个人，国家虽然能省下一名虚耗的费用，但各官不免失去一户供给；从公家取得而把利益归于私人，难怪他们要百般阻挠。如今仓促改变原先命令，停止罢除分拣，固然可以看出圣德宽容；但如果认为不应分拣，就应当在最初听取奏报时拒绝；如果认为一定应当分拣，哪里应该在已经批准之后又改变它呢？君王的话如同丝线织成的诏令，宣布的命令又如汗水流出，既然已经发出，怎么可以再收回？百姓的观瞻是掩盖不了的。万世之后的青史将怎样评价这件事呢？像舒库尔齐、博啰齐、伊勒都齐、珠拉齐、实保齐、伊噜勒齐、巴喇噶齐、和尼齐、摩哩齐等职，都是君王身边必须任用的人，不能缺少。今后应当限制名额，选择人品，又按照职务贵贱高下确定他们出身的条例，遇到有名额空缺时才允许选补；这样人心自然不会有过分的期望，国家也不至于滥施恩典。至于笔且齐这一项，如今省、部、台、院以及各司、庶府所使用的掾史、吏、贴，无不是天子的笔且齐，各自所掌管的差役已经有确定员额，不必再增添这个虚名。至于齐哩克昆，除蒙古人之外，汉儿都是有户籍的百姓，命他们就在民间服差役即可。普天之下、四海之内都是皇帝的齐哩克昆，为什么还要再区分彼此？如今正宫位下的齐哩克昆，既有总管府所管辖的户计，又有四集赛官所管辖的身役，却不知道列在集赛中的人，原来是百姓为了逃避差役而投充进去，希望得到粮草和赏赐罢了。如果把现有的名额收作投下户计，命令他们各自回家办理赋课，全部隶属于正宫位下总管府管领，既可以免除朝廷供给的虚耗，又可以成为正宫增加办理事务的实际利益。至于鄂啰齐这一项，各库已经设置库官六员，又有库子、司吏等人；这些就是鄂啰齐的职名，足以承担出入收支的责任，何必重复滥设？还有皇太后位下的各种集赛，如今已经终止服役，仍然占着虚名，照例供给，耗费钱粮而没有益处。考察古典，实在没有名义，应当全部遣散，使他们各自从事本业。若准许我的陈说施行，自然可以免除分拣的许多烦扰。每年国家可以省下粮食几十万石、绢帛几千万匹，年收草料的三分之一就足以支撑；百姓也免除盐折、草料之负担，官府省去劳力，百姓得到利益，实在是两全其美。既然职役已有定员，挟带资财投奔的人就无从施展；既然出身已有定例，必里克的选取也不用禁止便自然停止。这是国家无穷的福泽，是子孙万世的利益。一、僧道。我私下考察，自唐虞三代以来，国家国运长久，百姓安康，不曾听说有释、老之教。三国、六朝以后，僧尼、道士才开始遍布天下，求取福田利益的人，不归依老氏便归依释氏。君主有所好尚，往往又加以过分推崇。福并不是像粮食、丝帛、金银财宝那样可以求来取用的东西。上位者喜好节俭，百姓的财力就丰足；节省劳役，百姓就不困苦；生者得到养育、死者得到安葬而没有遗憾，那么四海百姓都能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域。百姓生活安定快乐就是好事，狱讼没有冤屈就是布施。何必铺张浪费，制作繁琐文饰，把泥金、检玉等礼仪做得复杂，再向虚无之物祈求呢？一个僧、一个道士的祝祷，不如百姓众人的共同愿望；一座寺、一座道观的祈祷，不如千家万户的同声祈愿。古谚说：“福从赞叹中产生”，正是说这个。西方是佛出生的地方，佛是圣人，怎么肯制造祸福来要求人们敬奉？佛教人以不贪、不嫉妒、不伤害生命、不损害万物为善，所以说“即心是佛”。哪里曾经要求陈列玉帛、庄严香灯，早晚诵经礼拜，甚至杀人祭祀、释放囚犯来显示恩德，却把这些叫作做好事呢？如今国家的财赋有一半流入西番，戴红帽、穿禅衣的人便公然出入宫禁，整个朝廷竞相崇尚，没有不倾尽资财供奉他们的。

译这些都是庸僧制造的妖妄之事，并不是佛真正的本心本性。道家以老子为宗旨，只在于清静无为；祖师是赤松子的后代，只求辟谷、抛弃人间事务。如今张天师纵情于姬妾宠爱，广置田庄，招揽权势，欺凌官府，竟成了江南的一大豪霸。他的祖师风范和道门法则，正不是这样。诸佛、三清在天之灵，不可以欺诬；往往只是传承法术的人失去了最初的本意。愚昧的百姓和世俗之人不知道什么叫作佛、什么叫作天师，只看见剃成红色的头，就指认是佛；看见黄色的冠，就指认是天师。即使有百张嘴也不能解释他们的迷惑，这实在足以使人对世道感慨。朝廷特意加以宠异，另行设置宣政院，说道教既然弃俗出家，就不是有司可以统摄的。可是他们竟倚仗宠信作威作福，公开行贿，把曲说当作正理，把是当作非。僧道的诉讼是民间的数倍，像奸盗、杀人等各种违法之事，他们也都有。学习释、老之道的人，离弃嗜欲，去除贪婪和嗔怒，与尘俗不同，这才可以；但他们却有艳妻美妾，满身污秽而不知羞耻，争夺利益、争取名声，奔走钻营没有止境；即使是俗人也不屑做的事，更不是僧道所应有的。僧道势力的兴盛，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然而僧道造成的弊病，也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朝廷如果不稍加裁减抑制，恰恰会因此加重将来的祸患。应当用礼法约束他们，以名分义理加以制约，使他们不至于骄奢无度、败坏宗门风气，这才是最恭敬奉事佛道的做法。如今各寺已有讲主、长老，各观已有知观、提举，足以承担管理之责。各路又滥设僧录司、道录司，各县都设置僧纲、威仪，反而成为僧道的蛀虫，应当革除。况且另为僧道设置衙门，是三代以后从未听说过的事。亡金轻弃人民而崇尚鬼神，所以设置二司，与民官鼎立为三，难道巍巍圣朝竟不效法古代圣王的常法，反而沿袭残金的弊政吗？况且担任僧录、道录的人，都是无赖之徒，偶然交谈便得到任用，仓促授予此职，竟能与三品正官用平等的公文往来。一个白身之人，突然处于这种荣贵地位，职位既然取得容易，也就看得轻慢，难怪他们放纵私欲、妄为胡作，再也没有顾忌。近来命宪司查纠清理文卷，僧官局促恐惧，而僧人都庆幸得以安宁，这就是明白的验证。所欠缺的，只是道家尚未一体清查文卷罢了。僧道中如果有安心于寂灭、止息尘世念头的人，一定不会自行触犯宪法，即使没有官府的保护也可以。如果行为举止不检点，以致自身陷入刑戮，这也为佛法、道教所不容，应当命有关官司管理他们，严加审究治罪；罪状明确后，比照常人加重一等判决，并遣送还俗，他们也会甘心。如今僧道不养蚕却穿衣、不耕种却吃饭，全都得以免除徭役赋税，而愚民往往把财产托名寄放，或者全部舍入常住产业以求躲避差役，使国家实际的利益流入无用的空门。百姓除了在民间缴纳赋税，还要承担里正、主首的差役，又要承担和顾、和买，不只是舍本逐末，实际上也是劳逸不均。今后寺观常住的税粮，应当按照古法，全都缴纳给官府；等到其中确有佛法高深、道行卓绝的人，由众人推举之后，再免除他的徭役、免纳他的税粮，这样或许可以养成清净的风气，也足以激励浇薄的民俗。外面还有白云宗这一派，尤其荒诞妖妄。它起初并没有什么法门，只是在家念佛，不吃荤、不饮酒，不废弃耕种蚕桑，也不拖欠赋税。前宋时认为他们夜间聚集、早晨散去，恐怕发生意外，尚且加以禁止，但也不过只有几家。如今他们都不守戒律，肆意吃荤饮酒，只是假借名义规避差役，动辄达到数万人，全都说是在诵经礼拜。他们既自别于俗人，又自异于僧道，朝廷没有察觉他们的伪诈，特意为他们另立衙门。如今宗摄钱如镜肆意违法，比僧录司、道录司更加严重，也应当革除，以清除国家的蛀虫，宽解百姓的负担，这样就可以了。《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国之道 元成宗时，郑介夫上奏说：“我私下认为，释教、道教与孔夫子的学说并立为三教，但不知道释、道所谓的教究竟是什么？背弃君主和父母，毁灭纲常，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用这种东西教导人，可以吗？明明知道它不对，趋从的人却越来越多，大概是批评它的人没有针对它的病根，所以它才得以找到说辞。说世间没有佛、没有仙，不可以这样说，确实是有的；但用一句话概括，不过是‘没有用’罢了。对国家没有益处，对人没有帮助，即使尊崇它、奉事它，又有什么用呢？圣人的道，一天也不能没有；三纲五常的道理，一天也不能缺失。百姓依靠这些才能自我维持，没有这些，连一天也无法安居。即使没有佛也可以，没有仙也可以。况且佛、仙二家的说法，不过是窃取圣人之道的残余罢了。孔夫子不屑于做的事，他们却拿来抬高自己。孔夫子难道不知道什么是佛、什么是仙吗？只是因为它们与日常生活和正常行为不切合，所以从来不谈。昏昧的人反而说佛能够超脱尘世，孔夫子却不能免于尘世；佛是上半截的事，孔夫子是下半截的事，所以孔夫子不如佛。唉，说这种话的人，愚蠢得太厉害了！却不知道孔夫子正是上半截的事，佛反而是下半截的事。” 季路问侍奉鬼神的事，孔子说：“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神？”季路又问：“敢问死是什么？”孔子说：“还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这一章正是三教是非由此分开的依据。说佛能超脱尘世，是因为他进入圣境而不沦入鬼道，能够长生而不与世俗同归腐朽。说圣人不能免于尘世，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脱离鬼与死亡。他们的话固然高妙，却没有想到天下亿万苍生，难道能够全都成为佛、全都成为仙吗？能够超脱尘世的，能有几个人？追溯古今，有时千百人中只能有一个，有时经历数代也找不到一个，这正说明人不能免于尘世。三纲沦丧，九法败坏，礼乐崩坏而阴阳隔绝，人的同类性已经消灭很久了，哪里还会有所谓佛和仙呢？孔夫子之所以不谈这些，大概正是为世道作长远深切的考虑。君臣、父子、夫妇，是人的大伦；人禀受天地的灵气而生，少年时学习，壮年时实行，期望为世所用。关于为人的道理还没有明白，哪里有闲暇追问鬼神？关于生命的道理还不知道，哪里有闲暇追问死亡？能够无愧于做人，能够不辜负这一生，然后再回头求取佛道，或许可以免于轮回而达到不死。佛和仙不正是下半截的事吗？何况如今奉佛求仙的人，追逐风声、吠叫影子，糊里糊涂地不知道佛和仙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祖师的宗旨和法门是什么。例如达摩面壁九年，维摩诘讲不二法门，都只是为自身修持，何曾施加祸福？他们对人也从未要求人敬奉自己。后人替他们修饰庄严、忏悔诵经，煽惑愚民，这不是佛的真实本性。张道陵远居深山，萨真人随身只带一只瓢，厌恶同世俗交往，何曾妄自向人有所求取？人们也不敢轻易送给他什么。后来设立符箓、醮禳等事，欺骗收取钱财物品，并不是祖师当初的本意。如今看见穿禅衣的人，便拜为佛；看见戴黄冠的人，便叩拜称仙。他们连自身尚且不能保全，哪里能帮助别人？却想依靠他们祈祝皇帝长寿，祈求国运延长、百姓安乐，这不是大愚蠢又是什么？往年我留在留都，看到帝师去世，朝廷通过驿站急忙接来小帝师继任，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庸人罢了。全朝上下，满城的老幼，都到郊外迎接，望见他的车马便在道路旁顶礼膜拜，却不知道自己所敬重的是什么、所仰慕的是什么，愚蠢竟达到这种地步！我竭力排斥这种错误，反而招来怪怒，被指责为毁佛谤道，几乎像漆沫黏住一样不可解脱。现在用祖师口中说过的话来解释，就可以释然了。从前达摩从南天竺来，梁武帝下诏召他到金陵，问道：‘我建造寺院、布施经书、度化众生，多得数不清，有什么功德？’ 达摩说：‘一点功德也没有，这只是天人所得的小果，是有漏的因，像影子跟随身体一样，虽说有其实并不真实。’这句话足以解除那些追求福田利益者的迷惑。陈抟隐居华山，宋太宗召他到宫阙之下，延请入宫交谈，并让宰相宋琪等人问道：‘先生得到玄默修养的方法，可以传授给人吗？’陈抟回答：‘修炼保养自有方法，即使能够白日升天，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如今圣上洞察古今，深入研究治乱，正是君臣同心合德、实现治理的时候；勤于修炼，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宋琪等人把这番话上表，皇上非常高兴。这些话可以作为求神仙者的鉴戒。那些愚昧昏暗的人不知道以此为法，却任意采纳无稽之谈；公卿、士人和庶民迎合心意，勤勉奉事，稍有怠慢，便害怕灾祸临头，凡是他们所爱所欲的事，无不听从。为什么不想想这些妖妄之徒，上不能补益国政，下不能使众生兴盛，中不能修养自身和家室，却耗尽有用的财物去侍奉这些无用之物？我不知道他们怀着什么心思。再说他们的祖师和法门，不过是几间用来遮蔽风雨的屋舍，视床榻之外的一切如同旅舍，哪里需要宽广的千间大厦、万片琉璃瓦？一只钵足以供给早晚饮食，身体以外的东西都属于多余，哪里需要千仓万箱？前有仪仗后有随从，如今天下大寺观的租税收入动辄数万，徒众成百上千，饮食享用超过宫苑，积蓄可以与国家赋税相当。那些长老、观主为此经营求取而得来，屋檐栋梁华丽，珍贵器具陈列齐全，拥着妓女宴饮，通宵达旦。佃客、火工以及男女杂役交相侵扰，败坏政事，侵夺百姓无所不至；经营财货、结交官府，与普通百姓之家没有不同，佛道教门到了这种地步，已经丧失殆尽。如果不稍加抑制，祸患会越来越深，恐怕多得无法说尽。唐武宗会昌年间，因为僧尼耗损侵蚀天下，命令合并裁省佛寺：上都、东都各保留二寺，上州保留一寺，中州、下州全部废除，并分为三等：上等寺保留僧人二十名，中等十名，下等五名，其余僧尼一律勒令还俗。总共毁掉招提、兰若四万多所，收回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令二十六万零五百名僧尼还俗，真是痛快。应当按照这个意思制定条款：先把留在京都的西番大师以礼相送，全部遣返回本国；天下寺观的钱粮也一律拘收，改由官府支用并缴纳。那些游手好闲、懒惰不务农事、蚕食常住财产的人，与俗人没有不同，都应令其回乡务农、从事本业。如果确有德行、真正修行、吃粗食而断绝欲念的人，即使对世俗事务没有补益，但能够止息妄念、远离尘世，也有可取之处；不过官府每天供给米二升、料钱二贯、每年绢五匹，并准许设置随从二名供役使，每人每天米二升、每年布三匹。这样对待他们，也已经足够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六万五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