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八

译后来又下令胡瑗完全依照古钟的形制制造新钟，共制成十六枚。胡瑗所制定的律尺、律管，比王朴所制的钟低半律，钟磬的音调很协调。那时没有允许当面进呈，于是只送到太常寺收藏，如今还在。后来又防备另行差官，详细审定李照、胡瑗等人的律尺和律管。当时议论的人都说，胡瑗所取的秬黍，大小长短或许有所不同，认为还没有完全符合古制，于是压下不用。至于八百一十分之法，却都认为正确，没有反对的。臣认为，胡瑗的尺和黍虽然有长短大小的差异，尚未完全合乎古制，但比旧乐已更接近法度；如果再让诸儒略加讨论，或许可以施行而合乎雅正。臣又私下认为，陛下用心详细审定雅乐的时候，恰好获得这批古钟，这是瑞应。因此，如果现在就确定律尺和律管，让诸儒尽力讨论辩难，取其中较长的一说制定尺法，然后制造钟磬来验证音声，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此前议论的人固执地以李照不合古法的器物为准，认为这种乐已经用于郊祀天地，不可轻易改动，要等到有懂音律的人才可以改。况且祖宗的旧乐相传八十多年，经历真宗东封西祀，李照一旦狂妄行事，仓促败坏了它，却没有顾忌不可轻易改动。如今想依据经典裁定、纠正律度，反而说还要等候知音之人。假如今世终于没有知音，那么李照那些不合经典的器物就会传给后代，成为千百年后的笑柄。这也是陛下明白可判定议论者大错的地方。臣认为，陛下既然已经明白律度，就不必再把知音作为理由。知音自古以来就难以得到，并不只是当今如此。如果世上没有夔、牙那样的人，就应当暂且依据法度。即使有清浊高下的差别，失误也不会太远。因此臣希望陛下只采用胡瑗八百一十分之法，下诏取上党秬黍，选择其中大小适中的，差遣一两名精干有力的宦官和一两名身边的信臣，在宫中重新加以校定。陛下趁闲暇亲自临视裁决，先由黍求得寸，确定寸后求得尺，尺确定了，律、度、量、衡四件事就都端正了。然后依照古法，用新尺推算步数和日影；如果相合，这是第一项没有错误。再用新管埋在地下候气；候得的气如果相应，这是第二项没有错误。这样以后就可以颁行天下，明白告知天下律度量衡的法则，并据此修定雅乐；下诏让当今稍微懂得音律和经术的人共同讨论，事情没有办不成的。不过，这件事虽然不是朝夕之间的紧急政务，陛下能在处理万机之余考虑并确定它，也将是千载不朽的美事。至于先前获得古钟，恐怕禁中忘记了当时进呈的图样，现在重新画了一份，随奏状一并进呈。以上所陈述的情况如前。臣以研习儒学和史学为业，理应撰写文章陈述启奏。又因为臣长期请病假，既不能请求入殿面奏。如今事情涉及辩论，臣不敢修饰文辞，贵在把事理说得畅达，所以敢于直说事情的始末。祁请求减少编磬数量一事，上奏说：据中书省送下监铸编钟所李照的奏状，是请求把编钟十六枚减为十二枚。奏状后面的批语奉圣旨，命送给修撰乐书冯某等人详细审定后上奏。臣私下认为，制作乐器，取法和象征并不只有一个方面吧？律吕播发为声音，音律的均衡都在于极其和谐，归根结底是为了协调雅正。但器物的长短、声音的清浊，还要彼此增减调节。诸儒各自驾驭辞说，自称一家之学，纷纷依据经师的传授来争辩博洽；考察到实际情形，究竟谁有定论？从前伶伦制定律管，起初并没有相配的类别；后来夔掌管音乐，只取能够和谐。后世的道理更加深奥，原来圣人确立乐制的用意，难道只是拘守一端吗？金石乐器悬挂设置，数量屡有变更，从镈钟悬十二枚，直到编钟悬二十四枚。大概八音的器物，是因物制宜，历代沿用，于是创制越来越多。弦乐器的声音从一至五十，律声从一倍至三倍，有的减半认为合适，有的备足数目也没有害处。改变音调和度数，以应和为常法；工师的常额、雅乐和郑声没有分别，就不足以备齐问答、击奏、考校的尺度。只沿袭旧例，又怎么能独自明白其中道理？这不是周朝枢密使王朴曾经制造律准来考察声律，太常窦俨、和岘也曾经参与校订吗？议论者认为尺度太短，雅乐的音调过高，从此很少有人能够通晓音律，乐业也无法传授下去。如今只因李照一向熟悉音律，便让他校定大乐。李照又调和钟律，使各钟音调齐一，务求声音和谐；考察他的用心，确实也很精密。他还请求把编钟改为十二枚，认为这样与律数相配而足够。不过，学者大多有许多尚未通晓之处，学习《周官》的人或许反而失传。于是交付下议询问，广泛寻求最恰当的意见。何况礼乐是重大的典制，正当天下太平以后才能完备。如果把各种说法一并采纳，就有妨碍礼制、聚众争论的烦扰；如果仓促更改古法，又有做事不以古人为师的戒惧。臣考察所见图样和记载，都各有意义，希望圣上察看其中的用意而作决定。祁讨论武舞所执九种器物各有用途，上奏说：“臣查考，武舞有六十四人，左手拿盾，右手拿戚，分成八列；又另外让乐工拿旌旗站在前面，依次拿鼗、铎、錞、铙，拿相的在左边，拿雅的在右边，各自分行夹道引导。到了奏乐、舞队入场时，从鼗以下的器物都振动起来。舞工站定后停止；等舞蹈将要退场时，又振动起来，舞工全部退出后停止。臣私下详细考察，设置鼗、铎并不是没有意义。大概旧史和礼经只举其大概，不说细节，所以各器物一齐前进，没有先后次序。鼗，是所谓引导舞蹈的；铎，是所谓通报鼓声的；錞，是所谓调和鼓声的；铙，是所谓止鼓的；相，是所谓辅助音乐的；雅，是所谓节制步伐的。錞和铙、铎在《周礼》鼓人所掌的四种金器之列，用来调和军旅。武舞象征武功，所以可以参用军器。这样，舞蹈的姿态和节拍，由鼗引导，由铎通报，由錞调和，由铙停止，由相辅助，由雅节制步伐，其中的意义就很清楚了。哪里有舞蹈刚开始引导，止鼓却参与其中；止鼓已经摇响，通铎又乱了次序；进退没有伦次，始终没有分别的道理呢？”

译臣虽不熟悉旧例，私下按自己的意见处理，认为舞队入场时，应由鼗、铎在前引导，用錞调和，用相辅助，用雅节拍。等舞蹈将要完成时，就鸣铙使队列前进，敲雅来节制步伐；武舞人员分别站在左右，和舞队一起退出，鼗、铎、錞、相都停止而不再演奏。所以《司马职》说：‘鸣铙而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样就确实符合乐意，或许可以恢复旧日的职掌。”祁请求另行撰写郊庙歌曲，明白叙述祖宗积累的功业，上奏说：“歌诗的兴起，历史很久远了。陶唐、虞舜以前，典籍散佚，传承已不可考；商颂大概还有保存的篇章，而周诗最为完备。臣听说班固曾议论，认为商、周的雅乐和颂诗，上溯到有娀氏、姜嫄，以及吞食燕卵、踩踏巨人脚印而生下契、稷；又叙述玄王、公刘、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姒配合成就的德行，直到成汤、文王、武王受天命，武丁、成王、康王、宣王中兴，以及下至辅佐他们的伊尹、周公、召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等人，无不加以褒扬。既然确实有这些美德，声音便开始用来歌咏，并施用于钟磬等金石乐器，声势浩大充沛，终于充满天地之间，使后世子孙能够祖述和称颂，并无穷无尽地抒发出来。” 孤秦扰乱礼制，礼制灭亡，音乐残缺；到了汉朝第六代，才开始设置乐府，采集诗歌，夜间诵读，多采用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创作诗赋，略略讨论律吕，以合乎八音的调子。然而汉代郊庙歌诗没有祖宗的事迹，也没有制定雅乐，因而彼此变乱；盛德的声音逐渐失去了法度。”史官追念而愤恨，深深斥责这种过失。南北朝霸业杂乱，音乐歌谣有哀有怒，对偶篇章节拍短促，以文采华美相互夸耀。唐朝屡次兴盛，很能效法前代功业，下诏在郊野举行礼仪，把乐章缀于旒冕之下。然而到了郊庙歌咏，也只记载一时的事情；文辞华丽却赶不上郑声，帝王功德又没有进入雅乐，重复的句子和庸俗的音调，使商、周的遗风衰落了。安史之乱兴起，正声也一并丧失，有的流入河海，有的沉入坑谷。宋朝兴起，承接五代末流，继承千载以来的事业；受命之初，政务繁多，无暇顾及，所以还来不及协调律音，而乐正、礼官又不是久负学问的宿儒故老，制作雅乐的美善，长期没有听闻。虽然在荐享大礼时另行制作辞曲，但都沿袭旧体，从未真正改作，于是使祖宗光明的功业埋没在枯槁的简册中，天命不能彰明，反而使神灵感到羞惭。如今武穆文孙在春秋祭祀中助祭，只学习仪容典制，却不知道王业的艰难，实在令人畏惧。” 臣粗鄙如野人和牧童，不能完全通晓旧典，私下想到太祖武皇帝以旁支继承帝位、承受正统，平定乱局、诛除凶亡，以贬黜不正；向东系吴而斩获其首，向右击破蜀地营垒，大大雪除荆楚之仇，讨伐蕃族酋长，使士卒没有离散伤亡，国家因此安定；又罢免各道节度使，以断绝僭越的萌芽，收集天下精兵，以加强京城和京畿的防卫。太宗文皇帝扩充整顿武旅，终于平定并州、汾州，分别派遣良吏，安抚安定各国，收罗人才、任用贤能，内政治理百事，平减租税和借贷，以周济四民；贬抑成汤封禅的做法，最终停止封禅。于是我真宗继承祖宗的美德和圣功。当时匈奴穿越边塞，侵扰边郡，一次出兵便射杀著名酋长，六部落逃走，低头请罪；但真宗不计较细小旧怨，允许他们结好盟约，使北方安宁，直到今天仍依赖这一功业。又进献《妙道迪灵篇》，在高山焚柴祭祀，渡济汾河，得到景光；祥瑞福祉繁盛聚集，这些臣不能完全说尽。商代的祥瑞、周代的明鉴，比起这些都相形见绌。然而清庙中的歌辞，只记载恭敬、洁净等细节，没有推述祖宗积累德行、建立功业的根本；千品官员、万般职官，也没有地方寄托言辞。因此臣希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取三位圣祖的实录，摘取他们的武功文德，以及百姓耳闻目睹、最为详明显著的祥瑞，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事情，铺陈发扬，作成歌诗；另行下诏给近侍，略依《生民》《公刘》《猗那》《长发》一类诗篇，裁定成颂歌，使之配入金石之乐。要把握纲要而去掉浮华，根植于中和而纠正浅薄虚妄，使言辞质朴易懂、义理美善而流传久远，让天下明白知道祖宗建立国家、救济世人的勤劳，使子孙没有自满虚妄、懈怠苟安的意志，使臣下有祖述和奉扬祖德的美事；超过唐朝，胜过汉代，终于达到三代的境界，难道不是盛事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祁论述太乐署的雷鼓、灵鼓、路鼓齐备却不敲击，以及没有三种鼗的情况，上奏说：“臣查考《周礼》大司乐的职掌：雷鼓、雷鼗用于圜丘，祭祀上天；灵鼓、灵鼗用于方丘，祭祀大地；路鼓、路鼗用于宗庙，使祖先神灵来临。历代都沿用，著录为乐令。这样看来，小鼓是大鼓的先导，使奏乐有逐渐展开的次序，所以两者同时设置并不相妨。如今本朝隆重举行郊庙祭祀，只在乐悬之内各设置鼓，具备而不敲击。有鼓而没有鼗，礼制已经缺失；设置了却不用，缺失就更加严重。大概是上承五代衰败、失传的弊病，有关部门只知因循，没有空暇讨论。臣认为可以下诏给本署考察旧典，访求遗法，制作三种鼗，以备大乐之用。祭天时，让悬挂的鼓和鼗都由乐工播动、敲击，用来协调音节。这样器物完备、礼制完整，神灵就会降临了。”旧说：‘鼗，像鼓而较小，中间用木贯通作为柄。雷鼗每柄各有四枚，合为八面；灵鼗每柄各有三枚，合为六面；路鼗每柄各有二枚，合为四面。旁边用打结的皮作耳，摇动时皮耳回转，自会撞击。’又说，掌管雷鼓、灵鼓、路鼓的乐工，每一面鼓由一人负责，左手播动鼗，右手击鼓。” 祁论述太乐署有舂牍之名却没有舂牍之器，上奏说：“臣看景德年间李宗谔进献的《乐纂》，在革部中记载舂牍，说：‘《周礼》笙师掌管教习舂牍，配合应、雅来演奏裓乐；宾客醉后离去时，奏《裓夏》，用三种器物敲击地面作为节拍【三种器物是舂牍、应、雅】；这说明礼仪没有失误。舂牍大五寸，长七尺，短的有时三尺，末端有孔，涂漆并绘画，用双手敲击地面，如今一并用于宫县舞乐中。臣近来遍问乐工，他们说原来没有这种器物；等到查问乐器的登记册，册中却明确记载舂牍，且说法与《乐纂》相符。景德年间的乐工如今还有很多，臣追问其中缘故，他们才说，恐怕李宗谔撰写时只是凭本署簿册文字的错误记载，误写进了《乐纂》。臣谨慎地参考《三礼图》所画舂牍的形状，大概可以看懂；然而检验法令和旧史，其中记载文舞、武舞诸工所用的器物，只有鼗、铎、錞、铙、相、雅、干、戚、籥、翟等，没有舂牍，由此可知后人错误采用古名，把它当成了空说。’”

译祁论述竽、巢笙、和笙，上奏说：“臣奉诏与太常臣燕肃等绘制太常乐器的图样，以备呈给陛下观看。到了匏部，竽、巢笙、和笙共为一类。根据旧说，竽长四尺二寸，有三十六簧，宫管在中央，管形参差，像凤的翅膀；巢笙有十九簧，和笙有十三簧。如今据太乐各工所说，把竽、巢、和三种合为一件器物，都取胡部十七管笙制作，只是把宫管移到左右两边，作为小小的区别。巢笙、和笙在景德年间，李宗谔又奏定为二义管，都贯入匏中，如今成为十九管。臣曾向乐署索取，得到一种凤笙，乐工说这是古器，如今不能使用。臣推究验证其形制，原来就是古竽。它长四尺多，有三十六管，管列参差，还有弯曲的管颈，全部作凤形装饰；管孔都在管外，年代久远无人修理，只有管而没有簧。如今只秘密保存着它，成为无用之器。臣认为，可以招募懂音律的人修复古竽，使它符合正声，革除、替换现在乐署工匠所用浅俗、沉闷不和谐的器物，不要让它扰乱雅乐。又考察竽以配合正声，革除应合旧制的做法。《传》说：‘放弃郑声’，指的就是这种东西。” （引文结束） 祁论述精选太常乐工并招募懂音律的人，使他们充任太常官属，上奏说：从前虞舜命令后夔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说道：‘诗表达心志，歌用声音反复吟咏，五声依随歌咏，律吕调和声音，八音能够和谐而不相互侵夺次序。’后夔也说：‘啊，我击打石磬，百兽都跟着起舞。’夔所说的乐，是从虞舜到周代以前的传统。贵族子弟出自公卿，乐工也都是有明德的人；他们演奏的乐可以叙述古代，跳的舞可以使仪容动作受到感发，所以能够招来祖考神灵，与天地同和。后来道术衰微，官职失守，政事转移到诸侯手中，制度遭到凌犯僭越，音乐变得舒缓淫靡。晋国有师旷，鲁国有师乙，能够辨别南北乐风，掌握商调、齐调的宜当，援引古法验证今制，如同符合节拍。此后士人中，汉代有京房，魏代有杜夔，晋代有荀勖，隋代有郑铎，唐代有张文收、祖孝孙；他们虽然未能考订中正之声、达到尽善尽美，但推究律吕根本，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自梁到周，接连遭逢乱世，仍然使王朴、窦俨寻求失传的声韵，收集遗失的乐器，累积黍粒确定尺度，制造律准来摹写声音，探求七均、叩验五音，从而形成八十四调。窦俨又撰写《大周正乐》一百二十篇，只是内容广博而不得要领，杂乱而没有类别，禾苗和莠草彼此败坏，雅乐和郑声同列一等。可是礼制已经失传，仍可到民间寻求，其中或许有可以采纳的；宋朝兴起后，通晓这些的人还没有听说。臣认为，古代之所以任用乐工，是因为他们都是精明敏锐的人；后世之所以任用乐工，却都是车夫、仆役一类的卑贱之人。古代总管乐事的人，才能足以胜任才任用；后世总管乐事的人，却是官位显达便升迁。乐业不如古代，责任究竟在谁呢？近来各类乐工尤其混杂，有的坐在市集上做买卖，有的是勤力耕作的农人，只求逃避丁役，勉强请求登记入籍，根本不知道自己学习的是什么，更何况要求他们有所见闻。他们聚族而居、杂处州里，呆然如面对墙壁；即使教他们六乐、教他们二南，也不能使神灵和悦、邦国和谐。朝廷大规模继承祖宗的谋略功业，凡事都任用贤能，当然不会借用无才之人，使自己蒙受无德之羞，只是寻求和任用人才还没有达到要求罢了。况且一天失去官职，尚且可能导致死亡；三年废置音乐，难道不会败坏吗？古代有这样的人，乐制就能振兴；没有这样的人，乐制就会停息。从前周代官制全在武王时，尚且有失传的情况；汉代律准全部保存，律家却没有人能够据此确定音律。何况年代久远，乐器沦亡，贤者以此为耻而不肯精研，鄙夫却滥居其位以求安逸，又怎能使雅乐、雅颂恢复呢？臣希望陛下明白下诏，暂且招募天下懂音律的人，授予他们官阶俸禄，使他们充任太常官属；宽免他们的年限，任其从容讨论，选择其中的长处来备办乐典。又按旧令，太常各类乐工应选取十八岁以下、资质聪慧而可以教导的人，补足规定员额，明确制定条文以考核勤惰。这样不过十年，官制就会修整，事务就会完备，以等待陛下功业成就、创制作乐。”},{，已经奏起音乐了。嘉祐元年，知谏院范镇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自从废弃祖宗的旧乐、采用新乐以来，到现在已有四五年；日食、星变，冬天打雷、秋天下雹，风雨失时，寒暑失节，阴阳不和的气象，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假使音乐不能感动天地，那也就罢了；既然奏乐有所感动，那么各种异常现象接连出现，未必不是由此引起的。去年十二月月底，大雨雪、大风，宫架竟然毁坏。元旦大朝会时，音乐一奏起，陛下就发病。臣恐怕上天的意思是认为陛下不应该改变祖宗的旧乐，却轻率地采用新乐。不然，为什么偏偏在奏乐的时候陛下发病？这是上天深切地警告陛下。最初议论音乐时，臣曾经论述新乐不正确，其中一份逐条说明，最为详尽。现在再次具文进呈，请求下交执政大臣参详。如果臣的意见有可以采纳的地方，伏请暂且采用祖宗的旧乐，以等待日后另行制作。”范镇又上奏说：“臣近来上奏，国家自从采用新乐以来，风雨失节，灾异很多，请求暂且采用祖宗时期的旧乐；这件事已经下交两制及谏官参详，到现在两个月了，还没有听说上奏。因为每逢祭祀以及九月举行的报谢之礼，都要使用音乐，不能长久拖延而不作决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臣私下认为，各种音乐的和谐，以律和金石为根本。所以律法说：‘凡是律管，围长都是九分。’所谓凡律，是指十二律。因此黄钟律管直径三分，围长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由九十分按三分损益法推算，十二律的长短就彼此形成差别；由八百一十分按三分损益法推算，十二律的积实就彼此相通【凡律围长九分，所以如此】。如今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八律，直径都为三分四厘六毫，围长十分三厘八毫。夷则、南吕二律，直径三分，围长九分。无射直径二分八厘，围长八分四厘。应钟直径二分六厘五毫，围长七分九厘五毫。十二律的围长、直径不同，积实便不能按损益法相通。外在的长短有损益，内在的积实却没有损益，这种律法是不正确的。”古代的钟有大小，所以容量有轻重差别；因此黄钟之钟的重量是二钧，容量是二千龠。由二千龠、二钧按三分损益法推算，十二钟的大小、轻重、容量就各有不同。如今的十二钟一概以黄钟为标准，没有容量、轻重、大小的区别。

译古代的钟都是圆形制作而侧面悬挂，用这种方式发出声音；如今的钟都是扁形制作，又平着悬挂，所以声音郁滞而不能发出【古钟也有平着悬挂的，但把钟柄中空以发出声音，这也不是周代的制度】。《周礼》郑玄注说：‘应合律的钟，形状像今天的铃，不是圆形，所以有两个角【指铙】。’考察铃的形状，本来是圆的，把它的两边削成角来制成钟，所以说像铃却不是圆形。如今把扁形当作不圆，把像铎的形状当作像铃，所以声音郁滞而不能发出；这种制钟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古代的磬，以一律的长度制成宽，以二律的长度制成博，以三律的长度制成股，所谓鼓，是说十二枚磬各以本律的长短为标准。如今的十二磬都以黄钟律为标准，博九寸，股一尺八寸，鼓二尺七寸，没有长短的区别；这种制磬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律与金石的制度不正确，音乐因此不能和谐。请求命筭官考核校订十二律积实按三分损益推算的数目，并把臣此次的奏状下交两制和谏官一同参详，以求容易明白和纠正。四年，翰林学士王珪上言说：“从前制作音乐，把五声播发在八音之中，使调子和谐协调，并且同治国之道相通。先王用它祭祀天地、宗庙、社稷，侍奉山川鬼神，使鸟兽都受到感动，何况人呢？然而音乐虽然盛大而声音有所缺损，就不知道它为什么还称为音乐了。如今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等八音中的七类，却没有木音。所谓柷、敔，是圣人用来表明音乐开始和结束的器物，怎么能容许缺少呢？况且音乐没有比《韶》更盛大的，《尚书》说：‘戛击’，就是柷、敔的作用。既然说下堂击鼗，就知道鸣球以及柷、敔设置在堂上，所以传文说：‘堂上、堂下各有柷、敔。’如今陛下亲自祭祀明堂，应当下诏让有关部门考察音乐的缺失，使八音的和谐得以完备。”于是把这件事交给礼官议论，堂上才开始设置柷、敔。仁宗时，张方平上《雅乐论》说：“臣听说，人禀受阴阳五行之气，具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内心所表现的情感，随着外物感触而发动。发动而没有节制，就必然产生淫逸、欺诈、虚伪的心思，发生悖乱、暴戾、傲慢的行为。因此圣人制定礼来文饰人的外在，制作音乐来调理人的内心，使情感发为歌咏和律吕，播发于金石管弦，调和雅正的声音，引导生发之气的和谐，保全人的天理，激发人的善心，不让邪气和偏邪的情感有机会接触。” 古代的天子、诸侯、卿大夫，没有特殊原因不能撤去音乐；士人没有特殊原因不能离弃琴瑟、弦歌、雅颂之声。音乐洋洋然流传在宗族、党、乡、州之间，百姓共同听到它，无不油然而生出平易正直、慈爱诚实的心情，以及慈爱肃庄的意念，所以天下和谐喜悦，礼义秩序井然。因此说：‘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说的是它感化人的深度。教化百姓、治理天下的要务，必定以礼乐为根本。到了周朝衰落，王道渐渐败坏，礼制毁坏、音乐散失，诸侯各自沉溺于所爱好的音乐，各国形成不同风俗；郑、卫、燕、赵、秦、齐、楚、越等地淫靡过度、凶暴傲慢、偏邪急促的声音兴起，抛弃先王之乐，改用变乱正声的音乐。秦汉以后，承袭沿用这些音乐；魏晋南北朝战争频繁，又混入巴、吴的音乐，杂糅胡、羯的音乐，使耳目昏乱，心志骄纵放荡。古人用来兴理的东西，后世反而用来导致祸乱。雅正的金奏之乐，虽然历代议论修补，但登歌、下管已经不是宾客宴享所用，崇牙、树羽也只是徒然设置器物，只有在郊庙中击奏拊乐来完成礼仪罢了。近来臣听说朝廷招集诸生，考订雅乐，大概是国家深思治理的根本，修复振兴衰败的礼乐，对上尊崇宗庙，对下美化风俗。” 臣愚昧鄙陋，不通晓音乐的旨趣，私下想要有所仰助，稍稍补益盛大的教化。臣听说从前帝舜命令夔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周官》大司乐掌管成均的学政，直到师、胥、瞽、蒙等官，都任用有道德、通晓教化的人，使他们世代承袭职掌，通晓音乐的精义。因此音乐用于祭祀宴享，神鬼就会降临；施用于朝廷，君臣就会端正；演绎于律吕，阴阳就会调和；施用于学校，万民就会协调。汉代记述人才兴盛，说协律之官出在儒雅质直之士中。又按汉制，卑贱者的子弟不能在宗庙酎祭中起舞，必须选取二千石官至关内侯的嫡子，才作为舞者。历代以来，乐府令、丞多任用士人。臣恭敬地看到，太常乐工大多是市井里巷中的屠户、商贩等末流之人，鄙陋污浊，杂居在里巷中；国家有大事，才临时召集他们教习，礼仪结束就随即散去，这样他们的技艺怎么能够精通呢？这难道不是轻慢三灵、亵渎典礼吗？难道符合人君恭敬奉事天地祖宗的本意吗？如今以技艺侍奉君上的人，观测天象历法有司天监，医药有翰林医官署，至于琴、棋、书、画等有一技之长的人，无不获得优厚的俸禄，间或得到皇帝特别赏赐，接连处于显美职位，身着朱紫、佩垂官章的人，在朝廷中比肩而立。” 太乐署的各类乐工，实际上是古代大夫、士的职分。他们所学习的，是先王用来教化天下、沟通天人的工具。使用时，天子斋戒、穿着法服，仪式典礼全部具备，然后才设置演奏，可见它对于国家礼制确实十分重要。然而朝廷对他们的蓄养极其微薄，教习也极其简略，甚至不能和医卜杂艺的末流相提并论，不能沾受一命之官的荣誉。因此人们望见太常署的门径，往往趋行而过，又哪里有空闲倾耳聆听钟磬之声呢？如今幸好朝廷兴起古道，考校确定钟磬制度。臣认为，应当特别设置太乐署，大略依照司天监设置官员等级和秩序，补用通晓钟律的人充任其选。选择士族衣冠之后，也可以设置官荫；如汉代为太常弟子设立选任期限，又依太庙斋郎、室长的制度，隶属太常，使他们专门从事学习，以供奉郊庙宴享，尽到孝敬恭谨的诚意。天下各处学校、庠序，都应使其具备金石之乐；春秋释奠以及行射礼、乡饮酒礼时，就演奏这些音乐，以此向天下示范、教化百姓、扩大教育。这样或许神人与人相互交接，上下都恭敬顺从，调正四时之气的和谐，发扬至德的光辉，百姓知道归向正道，人伦也就清明了。谨录蔡襄请求在郊庙使用新乐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旨意，南郊暂且使用旧乐，命两制、礼院详细审定后上奏。”

译臣私下认为，五代多有变故，大乐沦亡，直到王朴、窦俨才开始加以详细制作。太祖皇帝常说雅乐的商声偏高，近似哀思，不合中和，因此下诏让和岘讨论；和岘以影表尺与王朴所定的尺相比，增加四分，于是制造十二律管，校验声音，比王朴所定的乐律降低一律。当时虽然下诏允许施行，却未曾制作乐器，直到现在所用的仍都是王朴的旧器。臣恭敬地想，陛下继承并发扬祖考的事业，专心致力于礼乐，广泛招延天下儒者，寻求推演经义，设置专司负责制作，已经将近二十年，耗费数以万计。然而《周礼》《史记》《汉书》虽有旧说，施用于制作器物时，已经不能相合。近来两制、诸儒共同议论，约依古制降低一律，制作功业刚刚完成。陛下亲临便殿，等侍臣按阅完毕后，一同观看聆听；器物制作精良，声律和畅。陛下审慎，又命令详细审定。臣私下认为，如今皇祐年间累黍所得的尺与影表尺相同，这是与古制没有差异的第一点；降低一律后，歌者声音协调，接近中和，这是第二点；上合太祖皇帝降低一律的旨意，这是第三点；此前诸儒有不同意见，也只是在器物形制大小及缘饰文字方面，时有异同，至于声律本来没有别的说法，这是第四点。” 有这四项明确的验证，所以可以使用而无须怀疑。臣听说圣人制定礼、制作乐，都是因时制宜、垂示法则，必定考察《周礼》的旧典，以求得古乐。自秦汉以来，关于古乐的说法已经亡失，何况器物形制和声律，怎么能够全部传下来呢？幸好如今保存下来的部分还大略可以仿效；虽然不能完全赶上古代，但与现今的乐器相比，器物精良而声音和谐。把它用于郊庙，在朝会上演习，也是当时的一件盛事。臣看到前代诸儒议论事情，从来没有完全确定，多数时候也依靠君主裁决。如今南郊祭祀日期将近，如果众议有一处不能相合，便把新乐屏弃不用，那么陛下二十年来精心寻求的成果，一旦又被舍弃了。一定要等上天降下秬黍以后才确定尺度，这是空谈。伏望陛下作出圣断，特别准许施行。” 英宗时，张方平请求郊祀使用新乐，事情大略说：“臣此前承受宣召，在崇政殿观看新乐；近来又听到圣旨，说将来的南郊祭祀暂且使用旧乐，命两制详细审定。臣认为，后周的律法本于王朴、窦俨的考订，王朴既是人杰，窦俨也是通晓经术的儒者，他们所制作、传下来的制度，必定贯通精深义理。考察王朴的奏议说：‘自秦以来，旋宫之声废绝；从汉到隋，历经十代、数百年，保存下来的只有黄钟宫这一调。十二律中，只使用七声，其余五律称为哑钟。’唐太宗任用祖孝孙、张文收考订雅乐，旋宫八十四调才又在当时出现。唐末战乱，两种乐器全都毁尽，出资征求也没有找到，文字记载也亡失了。召集官员详细斟酌，最终仍不知道它的制度。梁以及后唐、后晋、后汉，毁坏尤其严重，以至十二镈钟不能再贯通其音律，只是轮流敲击，编钟、编磬仅仅具备仪式形式罢了。丝、竹、匏、土等乐器只有七声，即使黄钟宫这一调也不和谐完备，其余八十三调于是全部泯灭。周世宗亲临查看钟架，忧虑雅声沦落衰败，于是命窦俨详细考察八音，粗略加以调和，并让王朴通晓律历，宣示古今乐录，命令进一步讨论。” 王朴于是依照周法，用秬黍确定尺度，制作十三弦律准，分定尺寸、设置柱位，以律准校验十二律管的声音。十二声中循环使用七声作为均调，旋宫之声长期断绝，因王朴而重新出现。于是命令太常按谱演习；建国初年沿用此制。太祖认为雅乐中的商声偏高，近似哀思，不合中和，于是下诏让和岘详细审察其中道理。和岘说：‘王朴用秬黍制的尺，比西京铜望臬和古制石尺短四分，乐声偏高确实是由于这个原因。’于是下诏依古法创制新尺，并以黄钟九寸管命乐工品评校验声音，果然比王朴所定的律管低一律，于是重新制造十二律管取声。从此雅乐的声音和谐流畅。景德年间，御史上言太常乐器多有损坏、音律不调，先皇命李宗谔考校教习，随后亲自临视阅看，也先用律准确定钟磬；从此乐府渐渐有了制度。陛下自景祐以来，讲求乐事，当时李照等人各自凭所见，议论不合经典，制作违背法度，不久也被废止。圣心深思治理的根本，把礼乐视为大事，所以孜孜不倦地访求考察，务必穷尽其中精要，考订声音、制作器物，大概已经十分完备。王朴在周代虽然制造了律准，略定八音，但当时周世宗正在经营四方，动用武力征伐，政务无暇，只是编次旧器，考击声音，大略使其和谐而已。” 太祖曾下诏让和岘重新确定律法，但尺也未曾有所改造。如今陛下既已符合众议，新制金石乐器，在广大的朝廷中试奏，声律又相协调，这正是太祖遗留下来的意旨，也是先皇深远的思虑。既然这样，又有什么疑虑而制作成功却不用呢？音乐本出于人的内心，借器物形成声音；声音既然和谐，就会反过来感动人的内心。先王凭借它沟通人与神、改变风俗，它的作用是很大的。然而历代审定音律的人常常很少，而且声音的精妙，不是浅薄的学问能够达到的；必须与耳相应、与心相通，然后才能通晓其中精微。儒生学者按着文字拘泥古说，局限在器物形制和制度之间，却不能知道律吕本于自然之道。掌乐的官员和乐工只记得击拊、节奏的次序，却不知道教化的根源。臣往年曾经参与宣示《乐府要略》，私下因为昏昧妄自作注，由此才知道圣心对于乐律的通达，根本出于天赋。外廷诸臣不足以仰望圣明，也不能参与制作新乐的议论。如今郊祀日期临近，请求命太常督促乐工按谱演习新器，使他们更加精熟，以此祭礼天地、荐享祖宗，伸展陛下孝敬的诚意；这样多年的辛劳也不至于白费，不必过分谦让而耽误盛典。”

译神宗元丰二年，太常礼院主簿杨杰上言大乐七件事。第一，歌声不能延长诗句，五声不能依随歌咏，律吕不能调和声音。臣谨按《虞书》说：‘诗表达心志，歌延长言辞，五声依随歌咏，律吕调和声音，八音能够和谐，不相互侵夺次序。’这样神人与人才能和谐。大概歌是为了延长诗的言辞，五声是为了依随歌的咏唱，阳律、阴吕是为了调和歌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能够和谐，不相互侵夺次序，然后神人与人才能和谐。如果歌不能延长诗句，五声不能依随歌咏，律吕不能调和声音，八音不能和谐而彼此侵夺，那么神人与人怎么能够和谐呢？况且金声厚重舒缓，失于调节就会过重；石声温润，失于调节就会过轻；土声含混，失于调节就会过低；竹声清亮高扬，失于调节就会过高；丝声纤细微密，失于调节就会过细；革声隆盛宏大，失于调节就会过洪；匏声聚集绵长，失于调节就会过长；木声短促无余，失于调节就会过短。只有人禀受中和之气，发出中和之声，足以权衡八音，使它们没有过重、过轻、过高、过低、过洪、过细、过长、过短的失误。因此古代升堂歌唱看重人的声音，八音律吕都以人的歌声为标准，一声歌唱配合一句话；言辞虽然可以延长，却不能超过它的声调【如《大善曲》“肃肃艺祖”一句，用仲、南、黄、仲四声歌唱，声律最为和谐】。如今歌者有时吟咏一句话却滥用数个律调【如《正安曲》“至诚感神”一句中，一个字兼用夷、黄四声】，有时章句已经唱完，乐声却还没有结束【如《正安曲》唱完后，仍有黄、无、夷、夹、大、五等声调】，这就是所谓歌不能延长诗句。”}], 臣恭请裁减繁杂的声调，使一声配一歌、一言，遵行“永言”之法。况且诗是表达人的志意的，咏诵而成为歌，五声随着歌声，所以叫作“依咏”；律吕协调演奏，所以叫作“和声”。先儒说：“依照人的声音制定音乐，借助乐器来表现音乐；本来是仿效人的声音，而不是人去仿效乐器，这就是这个道理。”如今祭祀乐章都随着各月的律调，声音不依从歌咏，反而让歌咏依从声音；律不协调声音，反而用声音去迁就律，这不是古制。臣请详定大乐，以歌为本，律必与声相和。第二，八音不协调，即钟、磬、箫和▯四种清声的问题。谨按《虞书》说：“箫韶演奏九成，凤凰来仪。”大概虞舜的音乐以箫为主。《商颂》说：“既和谐又平正，依照我的磬声。”大概商代音乐和平，以磬声为依据。《周官》说钟师掌管金奏，凡有乐事，就用钟鼓演奏九夏。大概周代音乐合奏，以金声为首。钟、磬、箫是众乐所宗奉的乐器，为圣帝明王所珍重，共有十六件，其来由已经很久了。汉代在犍为郡得到古磬十六件，郑玄注《周礼》，以及《大周正乐》《三礼图》所载编钟、编磬、箫，也都以十六件为数，表示天子的音乐使用八钟、八磬、八箫，再加倍合为十六。十二种是律的本声，四种是律的应声。本声厚重浑浊，应声轻扬清亮。本声比作君父，应声比作臣子，所以这四种声音有时称清声，又称子声。自景祐年间李照议定乐制以来，钟、磬、箫开始不用四种应声，已有本声而没有应声，有倡声而没有和声，已经四十多年了。八音怎么能够协调呢？如今巢笙的管共有十九根，用十二管发出律吕的本声，用七管发出律吕的应声，使用已久，声音十分和谐。臣请参考古制，依照巢笙的例子，在编钟、编磬、箫中使用四种子声，以协调八音。第三，金石之声相互侵夺次序的问题。谨按《大司乐》说：“用五声来调节，用八音来传播。八音虽然不同，但用来应合律吕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乐曲奏出一个声音，各种乐器都应和这个声音，既不能不足，也不能有余。八音能够和谐，彼此不侵夺次序，说的就是这个。如今大乐演奏琴、瑟、埙、箎、笛、箫、笙、阮、筝、筑时，每奏一个声音，镈钟、特磬、编钟、编磬就连续敲击三声，在众乐器中格格不入，声音最为繁密，并且掩盖压制其他乐器；要达到所谓彼此不侵夺次序，岂不是很难吗？臣请详定大乐，使镈钟、特磬、编钟、编磬都依照众乐器的节奏，不可连续敲击三声，以求八音彼此不侵夺次序。第四，舞蹈不能象征功成。谨按《乐记》说：“音乐，是用来象征功业成就的。手持盾牌，像山一样站立，是武王的事业；舞姿发扬、脚步强劲，是太公的志向；武舞中止息而全体就坐，是周公、召公治理天下的情形。”又说：“武舞开始时向北进发，第二成象征消灭商朝，第三成向南，第四成表示南方诸国疆域已经确定，第五成分列，周公在左，召公在右，第六成重新归队，以尊崇天子；这就是大武之舞六成，象征周德的成就。”本朝以谦逊的德行接受禅让，郊祀、宗庙的音乐先奏文舞，接着奏武舞。武舞的舞容节拍有六变：第一变象征六军刚刚出动，方向应当向北；第二变象征上党平定，方向应当向北；第三变象征维扬平定，方向应当向东南；第四变象征荆湖归附，方向应当向南；第五变象征卭蜀归顺，方向应当向西；第六变象征军队凯旋、整顿军旅，方向应当先向北而后向南。如今舞者不只是发扬蹈厉，进退俯仰也不能表现成功盛德，方向还错失；而且文舞的舞容节拍也完全没有法度，所以说“舞不象成”。臣也恭请参考《乐记》中象征功成的文字，详定文舞、武舞的舞容节拍，并改正舞蹈方向，以符合成功盛德。第五，音乐失去节奏。谨按孔子对鲁国太师说：“音乐是可以理解的。开始演奏时，聚合整齐；放开演奏后，纯正和谐；清晰明白；连续不断；这样才算完成。开始演奏时聚合整齐，众多羽籥相合；放开演奏后纯正和谐，节奏清楚；清晰明白；连续不断，乐曲的余绪无穷；这样之后才算完成。”如今大乐演奏，声音不能齐一，节奏混乱，往来没有次序，哪里听得到所谓聚合整齐、纯正和谐、清晰明白、连续不断呢？臣请考察孔子的话，详定大乐的节奏。第六，祭祀、享祀没有分别用乐的次序。谨按《大司乐》分别安排乐舞的次序，用来祭、享、祀：演奏黄钟，歌唱大吕，舞《云门》，以祭祀天神；演奏太蔟，歌唱应钟，舞《咸池》，以祭祀地祇；演奏姑洗，歌唱南吕，舞《大磬》，以祭祀四望；演奏蕤宾，歌唱林钟，舞《大夏》，以祭祀山川；演奏夷则，歌唱小吕，舞《大濩》，以享祀先妣；演奏无射，歌唱夹钟，舞《大武》，以享祀先祖。

译金石等乐器共同演奏叫作“奏”，用人声咏唱叫作“歌”；阳律一定用来演奏，阴吕一定用来歌唱，这是阴阳相合。顺应阴阳相合，才能交接神明、表达精诚。如今冬至祭天不歌大吕，夏至祭地不奏太蔟，春季享祀祖庙不奏无射，秋季享祀后庙不歌小吕；既不能奏律歌吕，顺应阴阳相合来感通上神，又没有专门祭祀四望、山川的用乐制度，那么凭什么辅助、引导、宣发阴阳之气，使万物生长呢？所以说“祭祀、享祀没有分别用乐的次序”。臣请依照《周礼》分别用乐的次序，以奉行祭祀之事。第七，郑声扰乱雅乐。谨按孔子说：“厌恶紫色夺去朱色的地位，厌恶郑声扰乱雅乐。”然而朱、紫有颜色，容易区别；雅乐、郑声没有形象，难以辨明。圣人担心它们难以辨明，所以确定律吕中正的声音，给万世以示范。扬雄说：“中正便是雅，过于淫靡便是郑。”又说：“黄钟产生于中正之声，以中正使其平和，坚定不移，郑声、卫声不能进入。”如今雅乐的古代乐器并非不存在，太常所掌律吕也并非不完备；可是学士大夫置之不讲，考击演奏交给卑贱乐工，怎么能不使雅、郑混杂呢？臣请审慎调校太常的钟、管，依照典礼使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使上下都明白十二律的音调，这样郑声就没有机会扰乱雅乐了。如今撰成《大乐十二均图》一卷，详细记载律吕、宫调，又各取本宫乐章一首附在书中；根据图来考察声音，雅乐、郑声就能清楚区别了。杰在《堂上钟磬议》中说：“根据中书省劄子的条文，奉命详定郊祀、宗庙礼文。臣请每逢亲自祭祀宗庙，歌者在堂上时，不再同时设置钟磬；宫架在庭院时，不再同时设置琴瑟匏竹，也不要把它们放在床上。郊坛上下的乐器，也请依此改正。有关官司代理行礼时，也准照此办理。”臣谨按《虞书》说：“敲击鸣球，拍击琴瑟来歌咏。”这是有虞氏堂上之乐；又说：“堂下吹管，摇鼗鼓，合奏、止奏柷敔，笙和镛交替演奏，箫韶九成，击石磬、拍石磬。”这是有虞氏堂下之乐。《正义》说：“球是玉磬，《商颂》说‘依我磬声’，也是玉磬。”《大射礼》规定钟磬在庭院。如今庙堂之上鸣奏玉球，是因为《郊特牲》说：“歌者在上，是尊贵人声。”《左传》说：“歌钟二肆”，可见堂上有钟，也说明磬在堂上，所以汉、魏以来登歌都有钟磬。《燕礼》没有钟磬，是因为诸侯的乐制不完备。由此可知，堂上象征朝廷的治理，堂下象征万物的治理；堂上堂下八音都完备而互相配合，不可▯，其实道理是一致的。又按《礼》说：“升堂歌唱《清庙》，诗中说：‘清庙是祭祀文王。’” 这是周代堂上所歌之乐。《大司乐》说：“路鼓、路鼗，阴竹制的管，龙门所产木材制的琴瑟，九德之歌，九防之舞，在宗庙中演奏。音乐演奏九变后，人与鬼神便可以依礼相交。”这是周代宗庙中迎降神灵的音乐。既然降神之乐有献奏琴瑟，那么宫架中的琴瑟就不能撤去。所有郊祀以及有司代理行礼，请在坛上、殿上依旧设置钟磬；宫架演奏降神之乐时，也请依旧设置琴瑟。匏竹不放在床上，则请依照礼文所奏请的办理。杰奏请在太庙殿上设置钟磬的奏状说：“臣听说，声音的道理与政治相通。堂上的音乐，用来象征宗庙、朝廷的治理；堂下的音乐，用来象征万物的治理。堂上堂下使用音乐虽然不同，但八音都能和谐，各自不可▯，其实道理是一致的。如今太庙的音乐，堂下八音齐备，万物的治理可以说周全了；堂上的音乐却▯去钟磬，宗庙、朝廷的治理中八音有所不完备。臣的职掌在礼乐，不敢不说。谨按《礼》说：‘钟声铿锵，用来树立号令’；《诗》说：‘既和谐又平正，依照我的磬声。’ 由此可知，音乐的号令凭钟声而树立，音乐的和平依靠磬声，那么钟磬怎么可以▯去呢？臣前些日子承受圣旨，提辖修制朝会殿上的玉磬，去年曾上奏，请依《虞书》‘敲击鸣球’的意义，等玉磬制成后，先在太庙殿上使用，以符合陛下考察古制、奉祀先祖的志向；不久奏疏交付外廷，却没有奉朝廷诏令施行。如今玉磬虽未制成，恰逢春阳发生之时、太庙举行孟享之日，臣想请圣上裁决，依古制恢复在殿上使用钟磬，以求发扬至美的声音，号令众乐，感格祖考，使天下达到和平。上自朝廷，下及万物，都蒙受福佑。臣不胜恳切愿望。三年，秘书监致仕刘几等上奏说：“臣等看到，太常大乐所用钟磬共有三等：王朴乐一等，李照乐二等，胡瑗、阮逸乐三等。王朴的乐声太高，这是太祖皇帝曾说过的，不必讨论就很明白。仁宗景祐年间，命李照制定乐制，于是降低律法来取得黄钟的声音。当时人们习惯旧有听法，怀疑新声太重，所以李照的乐制因此没有采用。皇祐年间，胡瑗、阮逸再次制定大乐，比王朴乐降低了一些，而声律相近。等到大钟铸成，有人讥评其声音沉闷郁塞，于是也没有采用。这样，郊祀、宗庙仍旧使用王朴乐。乐工等自行陈述：如果使用王朴乐，钟磬便难以依从清声；如果改制、降低律声，钟磬的清声才可以使用，这更加证明王朴的钟磬声音太高，难以全部采用。如今把三等钟磬的声音相互校验，王朴、阮逸乐的黄钟，正与李照乐的太蔟相当。王朴、阮逸的乐制，编钟、编磬各十六件，虽然有四种清声，实际上是黄钟、大吕的正声相差一个音级。李照的乐制，编钟、编磬各十二件，虽然有黄钟、大吕，却完全▯去四种清声，不合古制。圣人制作音乐，是用来记录中和之声、引导中和之气的。清声不能太高，重声不能太低，使八音协调，歌者从容演唱而能使和声延续，这才叫中和之声。臣等精心选择李照的十二件编钟、编磬，参照律制，又增加王朴的无射、应钟以及黄钟、大吕清声，作为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种清声，使众乐器跟随它们，歌工也兼用清声歌咏；这样声音清而不太高，重而不太低，中和之声就可以考验出来了。请下调王朴乐的两个律，以确定中和之声；在太常钟磬中选择可用的采用，不可修理的就依照确定的标准另行制造。”

译神宗时，大司乐刘昺上言说：“五行之气有相生也有相克，四时的禁忌不可不颁示天下。木德旺盛时，角声兴起，得到羽声便能生长，以徴声为辅相；如果使用商声便主刑罚，使用宫声便主战争，所以春季禁用宫、商。火德旺盛时，徴声兴起，得到角声便能生长，以宫声为辅相；如果使用羽声便主刑罚，使用商声便主战争，所以夏季禁用商、羽。土德旺盛时，宫声兴起，得到徴声便能生长，以商声为辅相；如果使用角声便主刑罚，使用羽声便主战争，所以季夏土德当令时，宜禁用角、羽。金德旺盛时，商声兴起，得到宫声便能生长，以羽声为辅相；如果使用徴声便主刑罚，使用角声便主战争，所以秋季禁用徴、角。水德旺盛时，羽声兴起，得到商声便能生长，以角声为辅相；如果使用宫声便主刑罚，使用徴声便主战争，所以冬季禁用宫、徴。这是夏、商、周三代共同实行的制度，也是《月令》记载得十分明确的内容。制作音乐本来是为了引导和气，如果使用失当，反而会伤害和气。淫靡嘈杂的声音扰乱、触犯四时之气，已经很久了。陛下亲自挥翰下诏，使淫靡哇声转为雅正，四时禁忌也一并颁布，那么协和之气就会纯美，乐声连续流转而完成诏令。” 大晟府绘制图样并颁发下达。侍御史陈防上奏说：“臣谨慎考察，古代先王使用音乐，都有上下相应的节次。《虞书》说：‘敲击鸣球，拍击琴瑟来歌咏。’注说：这是舜在庙堂上的音乐。又说：‘堂下吹管，摇鼗鼓，合奏、止奏柷敔。’注说：这是堂下的音乐。又说：‘笙和镛交替演奏。’注说：间隔交替，就是二者轮流演奏。又说：‘箫韶九成。’注说：箫说明细小乐器齐备，乐曲演奏九遍而凤凰来仪，说明音乐盛大。周代音乐的节次也有四种：升歌、下管、间歌、合乐。《仪礼》的《燕礼》《乡射礼》有乐工歌唱《鹿鸣》，笙工入场演奏《南陔》，间歌《鱼丽》，吹笙奏《由庚》，合奏乡乐《关雎》《鹊巢》，都是三遍结束。大射礼有升歌、下管，而没有间歌、合乐；乡射礼有合乐，而没有升歌、下管。间歌用于射礼，因为射礼的音乐本来就简略。燕礼、乡饮礼四种节次齐备，是因为重在君臣相处、宾客交往，所以音乐完备。乡饮酒礼说‘合乐’；《周礼》说‘大合乐’是天子、诸侯的礼，所以还有间歌。” 所谓“大合乐”，就是又加以完备。王者用音乐使鬼神降临，理应把六律、五声、八音、六舞合在一起演奏，没有遗漏。所以音乐的次序是：歌者在堂上，琴瑟为之和声，这是尊贵人声；吹奏的乐器在堂下，金石乐器随后，这是尊贵人的气息。乐工开始歌唱后，匏竹才兴起；匏竹兴起后，才击播鼓、鼗鼓，再击钟磬来应和。因此说：礼在上方相互交感，乐在下方相互应和，这是和谐达到极致。如今升歌在堂上，却在前楹设置两架编钟、编磬，扰乱人声；匏竹排列在堂下，而歌者却坐在钟磬之间，失去了上下的次序。皇帝升降、灌鬯、接受嘏辞时停止演奏宫架，只用登歌；迎神、送神、沃盥、复位、酌献、有关官员荐俎时停止登歌，只用宫架，这些也都违背古制。《周礼·乐师》说教习乐仪，行走时以《肆夏》为节。注说：君主行步时以《肆夏》作为节拍。《周礼·钟师》说凡有乐事，用钟鼓演奏九夏。解释者说：钟声中可以演奏九夏，是说堂上歌唱，堂下用钟鼓应和。《周礼·内宰》注说：荐献、撤馔的礼仪，应当与音乐相应。孔颖达说：“天子荐献时歌《清庙》，撤馔时歌《雍》《明》，荐献和撤馔都只用升歌，其他乐章不演奏。至于迎神之乐，《周礼·大司乐》规定，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使用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演唱九德之歌，表演九韶之舞，演奏九变；等到分列乐章、依次用来祭享先祖时，则演奏无射，歌唱夹钟，表演大武，以五声加以文饰，以八音传播乐声，就是这样。臣请求，宗庙之乐中，皇帝升降、沃盥、祼鬯、酌醴、受嘏、复位，以及凡是行步的节拍，都在堂上升歌，堂下用钟鼓相应，如同演奏《肆夏》的仪式。有司荐献撤馔时，则只用升歌。迎神之乐演奏九变，宫音使用钟，歌唱《兴安》之歌，表演《文德》之舞【即《大司乐》的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用琴瑟相和，用鼓鼗传播乐声。送神也如此【送神之乐虽未见经典记载，按义理可以仿照这样办理】。如今每个乐章演奏一成即可。至于三献之礼，则演奏无射，歌唱夹钟，表演文舞，各种乐曲都演奏一成【如周代的《大武》之舞】；只有荐腥之后，才完备演奏堂上、堂下的乐曲，陈列功德之舞【如太祖、太宗的文舞、武舞一同演出，其他各帝只演奏文舞】，乐曲演奏六成，这样或许合于舜的《箫韶》和周代的大合乐。” 哲宗时，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请求不要用教坊伶人为舞郎，奏道：“臣听说，音乐用来象征德行，舞蹈用来彰明功绩，这是上古以来就崇尚的。三代盛时，礼制法度繁多完备，记载在传记中，可以详细考见。舞蹈中屈伸俯仰的姿态、快慢进退的节拍，都是为了发挥当世的功勋烈绩，并昭示后世，使其无穷流传。恭惟本朝制作，文典十分完备；但天地、宗庙祭祀所使用的八佾舞，仍以教坊伶人为舞郎，这并没有完全体现虔敬之意。臣愚昧地请求，陛下特地下诏给礼官、博士，讲求汉、唐以来的典故，斟酌裁定适宜的办法，确定舞郎制度，不要让教坊伶人滥充人数。”

译徽宗崇宁七年三月，议礼局说：先王的制度，舞蹈有大小之分。大型文舞使用羽和籥，小型文舞只有羽而没有籥，称为羽舞。大型武舞使用干和戚，小型武舞只有干而没有戚，称为干舞。武舞又有戈舞，但戈不用于大型舞蹈。近世武舞用戈来配干，从未使用戚。请求武舞用戚配干，弃置不用戈，这样或许符合古制。又说：伶州鸠说：‘大钧有镈而无钟，是为了使其细声鸣响；小钧有钟而无镈，是为了彰显其大声。’这样看来，钟是大乐器，镈是小钟。以宫、商为钧，称为大钧，其声宏大，所以用镈来使细声鸣响，而不用钟；以角、徵、羽为钧，称为小钧，其声细小，所以用钟来彰显其大声，而不用镈。这样大小声便不过度，声调彼此呼应协调，和平之声就产生了。镈、钟是两种器物，用法不同，所以周人分别设置主管它们的官职。后世的镈、钟，不仅不分大小，而且混成一种器物；又在乐架上的编钟、编磬之外设置十二个镈钟，配十二辰，这些都不对。镈钟大概就像特磬，是与编钟、编磬相互配合使用的乐器。” 编钟、编磬的阳声有六种，用来应合十二律吕，既然已经对应十二辰，又设置十二个镈钟来配合，就在意义上重复了。请求宫架之乐去掉十二个镈钟，只设置一口大钟作为钟、一口小钟作为镈、一面大磬作为特磬，作为各种声调所依凭的标准。诏令准许。崇宁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学士蔡攸说：九月二日，皇帝亲自祭祀明堂，按礼应当使用大乐。考察《乐书》说：‘正声得到正气就使用它，中声得到中气就使用它。’自八月二十八日已经得到秋分的中气，大享之日应当使用中声之乐。如今详细考察古代的神瞽，是考定中声来制定律；所谓中声，就是黄钟，并不是另有一种因中气而称为中声的乐。考察历代典籍，起初根本没有正乐、中乐两种乐。如果把一种黄钟作为正声，又把一种黄钟作为中声，那么黄钟作为君声，不应当有两种。况且皇帝制定起律、均声的方法已经确定，大吕位于黄钟之后，是阴吕、臣声。如今把黄钟减去三分，就进入大吕律了；却改名为黄钟中声，这不仅混乱更改了皇帝制定的律，又使阴吕、臣声僭用黄钟之名。如果依照《乐书》所说‘正声得到正气就使用，中声得到中气就使用’，那么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常常不用正声而用中声了。把黄钟作为正声，把大吕改称为中声之黄钟，就等于皇帝所制定的黄钟常常不用，而大吕常常使用。这是压抑阳声、扶助阴声，退用律而进用吕，危害极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如今宗祀明堂，因为八月的中气尚未过去而使用中声之乐；以南吕为宫时，本律的正声全都不能参与。请求废除中声之乐，一律遵循皇帝制定的律，只使用正声，使天人协调，刊正讹误，并把这一原则载入《乐书》。诏令准许。徽宗时，李复上奏议论音乐，说：“臣听说，天下治理安定便制定礼制，功业成就便制作音乐，这是王者极盛的举动。天下和洽，人心喜悦欢畅，发为和谐的声音；又因人声的和谐而传播到八音之中，并且用来表现功业成功的形象。三王的音乐彼此不相沿袭，难道只是故意求异吗？是因为各个治世的成功各不相同。《礼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音乐难道是容易理解的吗？三代的音乐灭亡已经很久了。唐贞观年间，命祖孝孙、张文收考订雅正之乐，粗略有所完备但仍不完善。后来屡经兵乱，乐器和乐书如今都已失传。典籍所说的内容，虽然都以黄钟为根本，讲上生、下生、隔八相生，以及律管的径长、尺寸和长短，但这些都只是糟粕罢了。有没有人能够舍弃旧说，豁然领会各种声音、辨别各种音调，我从未听说过。黄钟是十二律的起点，减半就是清声，加倍就是缓声；把它三分而损益，便产生相生的声音。十二次变化后又回到黄钟的总声，这就是循环旋转、以各音为宫的方法。万物运动都有声音；如果精通制作音乐的精微奥妙，凡是听到声音，便知道它是什么音、合于哪一律，是正音还是变音，是清声还是浊声。这样才算懂得音乐，才可以议论音乐。” 近来陛下下诏选官制定音乐，又广泛搜求前代乐器。前代乐器各自只适用于一个时代；如果得到汉、唐的乐器，那就是汉、唐的音乐；如果得到魏、晋的乐器，那就是魏、晋的音乐。若只是想多见识一些乐器，当然可以；但仓促地把它们用于制作今天本朝的音乐，恐怕未必合适。晋代荀勖取牛铎作为黄钟，出于独到见解，果真符合古制吗？音乐制作出来，是想感动天地、感通鬼神；自汉代以来，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音乐。朝廷过去曾经制定过音乐，陛下认为还没有尽善尽美，也不能表现祖宗的功业；又因为本朝国运承受火德，唯独徵音尚未明辨，这本来就应当重新认真考定。如今听说众人的意见，也只是依照往昔的糟粕来制作乐器，这怎么足以符合陛下下诏的本意？懂得音乐的人，是从耳中听到、从心中领会的，本来就不能用言语传授；遇到与内心相应的声音，才能默契领会。徵音，是属火、属南方的音。火性向上炎升，声音也应当象征这一点；如今却想使它趋向低下而压抑它，恐怕不对。臣希望陛下下诏天下，广泛寻求天性自然能够懂得音乐的人，优厚地遣送他们到议乐所，多方考验；如果确实没有错误，就共同讲论音乐，这样或许能够有所成就。” 如果只是依据旧说中的尺寸长短、宽窄轻重来制作乐器，那么这些都是工匠能够做到的，又哪里足以称为音乐呢？臣愚昧的见解就是这样，惟愿陛下选择采用。”

译高宗时，平民韩驹上奏说：“音乐败坏已经很久了。从前汉代有个制氏，只能独自记住音乐的铿锵声罢了。当时距离周代还不远，而士大夫已经比不上制氏了。但尚且还有一位宿儒工师能够传承先王的乐器。自此以后，先王的乐器隐藏不再出现，士人连铿锵之声都听不到，更何况能够懂得其中的意义呢？既然不能懂得它的意义，又怎么知道它所成就的功效呢？况且从先王时代起，百姓已经不能胜过任性苟安、放纵欲望的心，自己沉溺于淫靡之声；但那时还没有扰乱乐器。淫靡之声，大概也是从管、磬、琴、瑟之中产生的，尚且还受到禁止。后世才开始增加弹筝、击缶、吹竽、掷鼓之类的戏乐，这才开始扰乱乐器。它刚出现时，有的来自民间里巷，有的来自夷狄；等到逐渐流弊，连邦国也使用了。后来乐器越简陋却越制作精巧，越精巧却越泛滥，百姓不能再体会古人的旨意，原因就在这里吧？每每诵读前代记载，我总是愤恨叹息，哪里想到今天竟亲眼遇到《韶》《濩》这样的音乐创作？人的眼睛已经看惯了简陋乐器，耳朵已经听惯了嘈杂之声，突然向他展示正规的音乐，其广大和悦、高明博备，确实会使他茫然，好像一下子从虞庭进入了阙里。古代记载认为，师旷等人演奏音乐能使鸟鱼随之升降；起初我只把这当作空话，如今才验证确实如此。” 何况如今的音乐本来就是由圣明天子亲自兴作，又有神物为之制定，哪里只是师旷等人所能制作的呢？士人虽然耳闻浅、见识少，但比起鸟鱼也灵性得多。只要玩习它，必定有人能够在音乐上有所成就，只是这不是我愚昧的才智能够做到的。即便如此，整理衣冠、勾指学习，走受业于君子的道路，也还能议论其中的大略。孔子说：‘懂得它不如喜爱它，喜爱它不如以它为乐。’孟子也说：‘因为音乐而喜悦，生命就会生生不息，这怎么可以停止呢？’古代的音乐，乐器质朴，声音简约；魏文侯听了却坐着打瞌睡，孔子听了却停止吃肉，其中的意味必定在于质朴而有文采、简约而有深意。士人参与其中，那么音乐的精微奥妙会独自从心中获得；表现在外的，不过是手舞足蹈罢了。至于穷究万物的学问，哪里是纸上言语所能说明的呢？这正是圣明天子所创制的音乐，已经接近成功了。然而还不够。凭颜子的贤明，必定不会被郑声迷惑，但孔子仍让他放弃郑声，是担心郑声容易使人迷惑。哪里能要求人人都像颜子一样？然而入宫听到正乐，出宫却听到嘈杂淫靡之声，能够成就音乐修养的人就少了；能够成就并长久保持的人，就更少了。一定要使乡里、田野以及宾客婚姻、祈祷祭祀等场合，都一律使用这种音乐，把从前的简陋乐器一扫而空，那么士人就没有容易被迷惑的东西，便能养心尽性而达到大道，逐步施展所学，为圣明时代所用，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我终究没有足够的资格参与这件事。秘书正字张孝祥请求重新订定太常乐章的札子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谨慎修身、斋戒精诚，亲自祭祀郊庙时从不吝惜圭币，以怀柔百神；唯独献上的声诗还不能与圣明的德行相称。臣考察太常所奏乐章，按篇章次序来说有详略不同，考察文义则有的相互抵牾而不协调。三年一次的亲祠、四时的常祀，大都使用这些乐章；但承习传抄的讹误，有司却不加讨论，臣对此非常忧惧。恭惟真宗、仁宗确实最先亲自制定荐飨乐章，用来申扬盛美、宣示至和、借三灵之力表达欢悦，光明显著如同日月星辰；当时奉诏撰写的辅臣、翰苑之士，也都借助圣德余光垂范典册，后世编纂的《雅》《颂》都不足以与之相比。臣愚昧地希望圣慈深切诏令近臣，把太常全部乐章重新确定篇次，标明区别各个部分，详细上奏御览。陛下在万机之暇，可援用历代圣贤的故事，选择宗庙、郊禖亲祠所用的乐章，充分发挥睿智思虑，挥笔写成；其余部分则分别命大臣和两制、儒馆之士重新撰写，汇编成书，交给太常，以等待来年郊祀时奏用。这样或许可以在中兴之时追继《韶》《勺》，流传施用无穷。” 金章宗明昌五年下诏，按照唐、宋旧例设置机构讲议礼乐。有司说：雅乐自周、汉以来只保存了大体原则，魏、晋以后重新制作律度，始终没有确定的结论。到后周保定年间，在地下得到古玉斗，于是用来制定尺和律。后来牛弘认为这样不可行，只使用苏绰制作的铁尺，隋代也沿用它。唐朝兴起后因袭隋代的音乐，没有改动。黄巢之乱时，悬挂的乐器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孙又依照周法铸造镈钟、编钟。处士萧承训等人校定石磬，合在一起演奏。到后周显德年间，以黍粒确定律制，议论者认为这比唐乐高五律。宋初也使用王朴制作的乐律。当时和岘认为后周显德的律声接近哀思，于是制作西京铜望臬石尺，重新铸造十二支律管，使音高比王朴所制低一律。景祐初年，李照用黍粒累积成尺来制定律，认为音声仍然偏高，又改用太府布帛尺，于是使太常乐降低三律。皇祐年间，阮逸、胡瑗改造律制，使上下各降低一律；有人认为音声幽暗郁结而不和谐，于是仍旧使用王朴的乐律。元丰年间，杨杰参照采用李照的办法使用钟磬，增加四个清声，使王朴的乐律降低二律，作为新乐。元祐年间，范镇又制作新律，使李照的乐律降低一律，但没有实际采用。”},{ 到了崇宁年间，魏汉津认为范镇熟知旧乐，却因旧乐的音高无法再往下降，于是把当时君主的手指关节作为尺的长度；他所铸造的钟、磬，就是今天所使用的乐器。不过，由于王朴所制定的律声偏高，朝廷多次下令改制。李照用太府尺制定律管，世人习惯了旧有的听觉标准，便怀疑这种尺度太重。后来范镇等人讨论乐律，又采用李照所用的太府尺，也就是周、隋两代所用的铁尺。牛弘等人认为，这种尺度与近古相合，最为适宜。如今现存的乐器中，用唐初的开元钱校验其分寸，结果也相同，那么魏汉津所用的手指尺，大概与周、隋、唐所用的尺相同了。魏汉津采用李照、范镇的说法，却以同他们一致为可耻，所以改用当时君主的手指关节作为尺，使众人不敢轻易议论。虽然他的尺制属于奇异的说法，但所制定的尺度实际上与古制相同，而且清音、浊音以及音高、音低都恰到好处，并不是超出法度规定、凭个人私意妄自制作的。大概今天的钟、磬虽是崇宁年间制作的，实际上也是周、隋、唐三代的乐制。考察今天所使用的乐律，声调平和，没有过高或过低的弊病，可以长久使用。只是辰钟、辰磬自古以来就多有缺少，应当补铸辰钟十五件、辰磬二十一件，连同原有的钟、磬，各组成二十四簴。皇帝说：我曾看过宋人的乐论，他们认为乐律以人的声音为主，不应拘泥于乐器本身，归根结底只在于声音和谐罢了。以上总论音乐。《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九。明代杨士奇等撰。任用人才。商汤问伊尹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选知他们是否有方法吗？”伊尹回答说：“从前尧能够见到人便知道其才，舜任用人以后才了解其才能，禹则根据功绩成就来举用人才。三位君主举荐贤人的方法各不相同，却都取得了成功；尚且还有失误，何况没有法度，只凭自己的直接意愿任用人，任用人才一定会有重大失误。因此君主让臣下自己贡举、陈述才能，就能避免万分之一的失误。”商汤又问：“王者凭什么选拔贤人？”伊尹回答说：“王者得到贤能之材来辅佐自己，然后才能治理天下。即使有尧、舜那样的明智，如果辅佐的股肱之臣不完备，君主的恩德就不能流布，教化恩泽就不能推行。所以明君居于上位，慎重选择士人，努力访求贤才，设置四位辅佐来辅弼自己，任用英俊之士治理官府；尊崇他们的爵位，厚重他们的俸禄；贤能者进用并获得显达荣宠，疲弱无能者退下去从事劳力。这样君主没有遗漏的忧患，臣下没有邪恶奸慝，百官能够治理政务，臣下乐于职守，恩德流布众生，润泽草木。从前虞舜左有禹、右有皋陶，不下堂就使天下得到治理，这就是善于任用能人的效果。”周武王问太公望说：“得到贤人、敬重士人，却有时不能因此治理好国家，为什么？”太公望回答说：“不能独自决断，反而根据别人的言论来决断，这是灾祸。” 武王说：“什么叫根据别人的言论来决断？”太公望说：“不能决定应该罢黜谁，却根据别人的话罢黜；不能决定应该任用谁，却根据别人的话任用；不能决定应该做什么，却根据别人的话去做；不能决定应该惩罚谁，却根据别人的话惩罚；不能决定应该奖赏谁，却根据别人的话奖赏。这样，贤能者未必被任用，不肖者未必被退黜，士人也未必受到尊敬。”武王说：“好。那么这样的国家会怎样？”太公望说：“这种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真实情况，却喜欢听别人的真实情况；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却喜欢听别人的过错，因此国家不可能治理好。”武王说：“好。” 武王又问太公望：“举荐贤人却因此导致国家危亡，是什么原因？”太公望回答：“举荐贤人却不任用，只是有举荐贤人的名声，却没有得到真正贤人的实际效果。”武王问：“这种过失在哪里？”太公望回答：“过失在于君主喜欢任用小善之人而已，所以得不到真正的贤人。”武王问：“喜欢任用小善之人，会怎样？”太公望回答：“君主喜欢听取赞誉而不厌恶诽谤，把不贤的人当作贤人，把不善的人当作善人，把不忠的人当作忠臣，把不守信的人当作守信的人。这样的君主把得到赞誉看作功劳，把受到诋毁看作罪过；有功的不奖赏，有罪的不惩罚；党羽多的人得到进用，党羽少的人被斥退。因此群臣结党营私而蒙蔽贤人，百官相互结党而奸邪增多。忠臣因无罪而遭诽谤至死，奸臣因没有功劳却得到赞誉和奖赏，于是国家就会走向危亡。”武王说：“好！我今天听明白了诽谤和赞誉的真实情形。” 齐桓公即位后，发兵攻打鲁国，心里想杀掉管仲。鲍叔牙说：“臣有幸跟随您，您最终凭借臣拥立您的尊贵地位，臣却没有什么可以增加您威势的。您如果只想治理齐国，有高徯和臣鲍叔牙就够了；您如果还想成就霸业、王业，非管夷吾不可。管夷吾所处的国家，那个国家很看重他，不能失去他。”于是桓公听从了他的意见，假装要召见管仲，想一泄私愤，实际上是想任用他。管仲知道内情，便请求前往。鲍叔牙迎接他，在堂阜接收管仲，使他脱去桎梏，斋戒洁身后带他去见桓公。桓公用厚礼任命他为大夫，让他主持政事。桓公让管仲治理国家，管仲回答：“地位低贱的人不能统领尊贵的人。”桓公便任命他为上卿，但国家仍没有治理好。桓公问：“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贫穷的人不能支配富足的人。”桓公把齐国一年的市租赏给他，但国家仍没有治理好。桓公问：“什么原因？”管仲回答：“地位卑下的人不能约束亲近的人。”桓公于是立他为仲父，齐国才大为安定，最终称霸天下。孔子说：“管仲虽然贤能，如果得不到这三种权力，也不能使他的君主面向南方而成就霸业。” 桓公问管仲：“我想让爵位和俸禄腐败在酒中，让肉腐烂在祭器里，这恐怕不会损害霸业吧？”管仲回答：“这只是把极其珍贵的东西用来享乐罢了，但也不会损害霸业。”桓公问：“怎样才会损害霸业？”管仲回答：“不知道贤人，会损害霸业；知道贤人却不任用，会损害霸业；任用了却不给他实权，会损害霸业；给了实权却不信任，会损害霸业；信任了却又让小人参与其间，也会损害霸业。”桓公说：“好。” 管仲病重，桓公前去问候。桓公说：“仲父如果弃世，寡人能让竖刁参与政事吗？”管仲回答：“不可以。竖刁自行阉割来求得进入君主身边，他对自身都如此残忍，还会把君主放在心上吗？”桓公说：“那么易牙可以吗？”管仲回答：“易牙杀掉自己的儿子来给君主进食，他对自己的儿子都如此残忍，还会把君主放在心上吗？如果任用他，一定会被诸侯耻笑。”桓公死后，竖刁、易牙果然发动了叛乱。桓公问宁戚：“管子今年老了，难道要弃下寡人而去世吗？我担心法令不能推行，许多人失职，百姓疾苦怨恨，国家盗贼增多。我怎样才能使奸邪不发生、百姓衣食充足呢？”宁戚回答：“关键在于得到贤人并任用他们。”桓公问：“怎样才能得到贤人？”宁戚回答：“为他们开辟进身的道路，加以考察并任用，尊崇他们的职位，增加他们的俸禄，显扬他们的名声，那么天下的士人就会纷纷起身赶来。”桓公说：“既然已经举荐贤士并任用了，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布衣出身的奇异之士登门求见寡人呢？”宁戚回答：“这是因为君主考察得不明，举荐得不显，用人时又疑虑，所授官职低，俸禄薄。况且国家得不到士人，有五种阻碍：君主不喜欢士人，身边却有谄媚奉承的人，这是第一种；能够提出有利于政事意见的人从未被召见任用，这是第二种；道路被堵塞、贤能被掩蔽，必须依靠近臣和亲信才能得到察知，这是第三种；审理案件时穷究言辞，用法律苛责他们的过失，这是第四种；掌管政事的人想擅自把持国家权力和命令，这是第五种。除去这五种阻碍，豪杰俊士就会一同兴起，贤能智慧的人就会寻求任职；五种阻碍不除，上面就会蒙蔽官吏百姓的实情，下面就会堵塞贤士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