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一

译况且朝廷之所以废弃众议而任凭个人意见，不过是厌恶听到不同意见罢了；难道没有想到，事情尚未实行时就有不同意见，我们还可以斟酌可行与否，择善而从；等到实行以后才出现不同意见，国体已经受损，救治也来不及了。朝廷的施政举措动辄关系国家治乱，试行错误，哪里容得反复多次？臣希望从今以后，国家有重大议论时，陛下在上面虚心听取，使群臣在下面都能畅尽其言。大臣应当至公无私，众人共同选择其中最恰当的意见。至于选拔人才来担当重任，也一定要以公论为主。这是今天收得人心的第一件事。贾谊说：‘用庆赏来劝勉善行，用刑罚来惩戒恶行。’先王施行这样的政事，坚如金石；颁布这样的命令，像四时运行一样守信；依据这样的公正而无私心，如同天地。如今的赏罚，不能完全满足众人的心愿，莫非还有不够公平恰当的地方吗？难以平衡的是事情本身，只有任凭道理而不夹杂感情，把轻重交给事实，之后施行处置才会恰当，别人也无从议论。如今有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的，询问起来，厚赏的必定是某位权贵所主张的人，薄赏的必定是孤寒而无人援助的人。又有罪行相同而处罚不同的，询问起来，轻罚的必定是某位权贵所主张的人，重罚的必定是疏远而没有党援的人。” 朝廷对待天下，应当像上天对待万物一样，栽培或倾覆都出于无心，怎么可以让一丝一毫的私意夹杂在其中呢？诸葛亮不过是偏远地区的辅佐之臣罢了，但他说：‘我的心像秤一样，不能替人任意增减轻重。’所以当时有被他废黜罢免的臣子，不但没有怨恨，反而还想着报答他。何况堂堂天朝，如果真能以最公正的心施行最公平的政事，任用或罢免所加于人，谁敢不服？只希望陛下常存这样的心，在上面总揽纲纪；大臣常守这样的道，在下面执掌权衡。赏赐一个人，必须使所有行善的人受到劝勉；惩罚一个人，必须使所有作恶的人受到警戒。这是今天收得人心的第二件事。官员丧失德行，往往始于接受宠赂，这是古人认为最应警戒的事情。乾道、淳熙年间，在朝任职的人以馈赠送到家门为可耻，在外任职的人以携带苞苴进京为羞惭。如今受这种风气熏染，竟安然不以为怪。陆贽说：‘鞭子和靴子收受不止，就一定会涉及衣裘；衣裘收受不止，就一定会涉及币帛；币帛收受不止，就一定会涉及金玉。’从今天看来，哪里还只是这些呢？新奇巧妙的贿赂彼此夸耀，永无穷尽；横征暴求任意出现，也没有止境。于是军民的膏血被榨取得一干二净，怨恨和谤议纷纷兴起，一天比一天严重。然而，近臣贵戚未必都有从中获利的心，往往只是有人借他们的名义来进行侵夺刻剥，大体上都是利益归于私家，怨恨集中到朝廷。究竟有什么便利，使这种事情不能禁止呢？如今如果真想平息天下的议论，关键就在于朝廷明白地向世人表示要屏绝这种行为。情节严重的，退还其财物并治罪其人，使他们的心迹完全暴露，借他人名义为自己谋私的人便不能肆意妄为。端正自己、树立仪范的方法，还有什么能先于此事呢？仍希望陛下从圣心裁断，颁降明诏，警戒内外，使大家都洗除贪婪暴虐，砥砺廉节，惠爱安抚军民，消除怨恨祸患。这是今天收得人心的第三件事。朝廷的规划，应当宏大，不应狭隘；太平之世的气象，应当宽裕，不应逼迫窘蹙。商民一起传播浮言，似乎值得愤怒憎恶，但盘庚却任用他们入朝，反复耐心地开导说明，和蔼得如同一家父子。周公作《无逸》告诫成王，也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应当更加敬慎修德。’又说：‘滥罚无罪之人，杀害无辜之人，怨恨就会一同聚集到自身。’因为怨骂而杀人，是周公所畏惧的事情，为什么偏偏要轻率地触犯呢？先前因为谣言纷纷，于是发布了禁止讥议呵斥的命令。禁止讥议呵斥已经过分了，甚至发展到流放、杀戮，人民反而更加惊骇。《传》说：‘我只听说用忠善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用威势来防止怨恨。’自从禁止讥议呵斥的命令实行后，京城百姓摇手互相告诫，形成了在道路上相遇也只用眼色示意的风气。这是什么样的气象，怎么能出现在圣明君主刚刚即位之初呢？严刑重罚，本来想以此统一众人的心，却不知道人情产生疑惧，人心不统一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不仅如此，朝廷把各种人才安排在各个职位上，本来就是要依靠他们的言论互相匡正。可是如今怯懦成风，精锐之气消磨软弱，朝廷有政事缺失，便拱手沉默不说，只在家中私下叹息；朝廷有错误举措，便进前献媚逢迎，退下后暗中非议。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是人情共同的本心，怎么会昏昧迷失到这种地步？也是因为诱导还没有做到，猜疑阻隔却先已形成。人人只想苟且容身，谁还敢竭尽心力进言？况且自孝宗以来，皇帝即位不久，便下诏求言，访问范围甚至下及樵夫。如今求言诏书颁布得已经迟缓，过了数月之后，却仅仅限于官吏，没有涉及士人百姓。正当刚开始要明察四方、广听众议之时，却突然向人显示范围并不广泛，凭什么振作士气？凭什么使下情上达？这样看来，虽然公布诏书的文书已经修成，人们还是会把它看作徒具形式的文章。” 如今如果真想安慰天下人的期望，就应当扩大规划，昭示德意，解除烦苛的罗网，开辟宽裕的道路；又应依照旧典，广泛传播诏令，使平民百姓都获准议论政事。这样，担忧祸患的人或许能够安心，忠直之士也能够自我奋发。这是今天收得人心的第四件事。古今天下最容易失去的，没有比人心更容易失去的；最容易感动的，也没有比人心更容易感动的。转变人心的机会，几乎就在反掌之间。如今朝廷内外都惊疑不安，远近百姓都叹息怨恨，如果不采取重大措施安慰他们，臣恐怕离心离德会日益严重，一旦发生骚动，将有难以收拾的忧患。这是群臣都知道的，只是恐怕陛下厌恶听到这些话，所以没有人把实情告诉您。可是，臣区区之心难道是希望朝廷专门崇尚姑息，苟且用温言软语使人高兴吗？只是希望做到公正、平等、正直、宏大，完全遵循天下的道理，不夹杂个人私心。《易经》所谓信与顺，不过如此。希望陛下与几位大臣亲自实践并努力实行，那么上天和人们的帮助，将会有不求而自然应验的。元祐时期的治理，难道还难以达到吗？臣的心情迫切，言辞狂直，恭候威严的责罚。

译兵部侍郎曹彦约上奏说：“臣恭敬地反复阅读圣训，仰见陛下敬畏谨慎以奉事上天，历尽艰难以成就事业，不夸耀自己的聪明，不鄙视愚昧卑贱之人，广泛采纳意见、访求人才，直到对治理之道有所裨益才停止。臣身居言语侍从之列，职责在于思虑国事的忧患；圣意尚未顾及的地方，臣还应当设法报答万分之一，何况陛下恳切求言，难道可以不说一句话来效力吗？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之初，并没有在天下显露失德之处，但天下共同参与治理的人，常有凛然不安的忧虑；天下议论治理的人，常有感到不足的叹息，这不能说是小事。难道新政应当实行的还有没有做完的吗？还是即将到来的事变难以预测？或者是提出异议的人喜欢纷纷议论而不值得防范？又或者是怀疑他们的说法不合适，想设法压倒他们？在明良精诚一心、兢兢业业处理万机之时，君主的德意本应充分宣示，恩泽本应广泛流布，却偏偏在贤士大夫争论是非时疑惑，在采纳或违背意见的末节上迟疑，那么致力于达到治理成效，便永远没有可期待的时候了。君臣和谐议政的朝堂，何必嫌弃臣下的直言？善于谋议的君主，何必难于采纳意见、颁行施用？即使所说还有未尽之处，即使事变容有难以预料，提出异议的人正应当体恤，而他们的说法不合，也不值得强行压服。” 臣没有时间广泛譬喻、曲折引证来说明以往的过失，也不敢苟且求容取悦世俗的喜好，私下认为厚重的皮衣可以御寒，自我修养可以止息诽谤。至于国是没有确定、人情没有信服的原因，陛下和群臣都足以奉诏陈说，臣不再逐条列举以扰乱圣听，请允许臣就容易实行的事情直接进言，希望能够有所补益。陛下谨慎地早晚问安以侍奉长乐宫，开放王社以敦厚天伦，孝友的行为应当足以取得天下信任了。然而兄弟之间的至亲之情仍然被狂妄小人所误，民间道路上的异说仍然沿袭‘尺布不缝’的谣言；事情关系国体，人人都认为难以处理。臣却认为这很容易。遵守法令是臣子的职责，施行恩典是君主的权柄。汉代淮南厉王想危害社稷，大臣张苍、冯敬等请求依法论罪；汉文帝既赦免他的罪，又废黜他不再封王；他不幸死后，便把他的三个儿子都封在原来的封地，以表示私恩。这是以往明确的验证，也是本朝太宗皇帝已经实行过的办法。如今如果遵循文帝顾念亲情的义理，效法太宗皇帝继承并延续封国的用意，明确表示好恶，使人无隙可乘，即使不能立即止息诽谤，诽谤也会自行平息。陛下招抚山东以恢复疆土，安抚忠义之士以使遗民庆幸，统一的契机应当可以从这里开启了。” 然而跋扈的将领在制阃之内肆行凶残，掌握兵权的人在两端之间持观望态度，去留没有常规，阴谋包藏未发；事情关系国家大势，人人都认为难以处理。臣却认为这很容易。守住虎牢城，郑国就不能同晋国争战；堵塞太行山的险要，楚国就不足以抵挡汉军。用兵之道，可以凭借地形限制和形势禁制，不能只靠正面强攻。江内地区，是两淮的腹心；正军，是忠义军的主宰。有三万正军，才可以控制一万降卒；有十万正军，才可以控制三万忠义军。如今盱眙孤立，江面宽远，三衙涣散，被人认为脆弱怯懦。如果能够把江外缺额的军队迁入，在江内建立重要屯驻，军队人数众多并且集中，就有足够人才可以选用；军队归回自己的营伍，就没有空隙可以被分割。这样可以节省军粮，减少运输，使具有超石拔距之勇的将士从中涌现，也使军中牛酒不断、军声日盛的消息传到外面。然后经营淮河沿岸，振作树立威权，那么犯上者反而会变为孝悌之人，狂妄狡猾者没有不归顺服从的。陛下安置勇将，分布列置于边阃之外，破格迅速擢用，不拘泥于常制，本应足以得到合适的人才。然而每有一次选用，舆论便喧腾不已。” 幸而没有发生事情，满朝便互相庆贺；不幸而事情失败，满朝便把怨恨归于任用者。事情关系国家议论，人人都认为难以处理。臣却认为这很容易。寇准镇守北门时，白沟就没有发生警报；张浚镇守江左时，淮水、淝水一带就没有震动。如今大的方面是帅守，小的方面是一州，选任既已确定，臣不敢轻率议论。金陵职位空缺，正是公论所注目的地方。符合公论，朝廷便可以安睡；违背公论，海内便会寒心。筋力不足的人，既不能胜任；地位声望未达到的人，也不能拿来试用。有的人已经试用却不受军民拥戴，有的人尚未试用却得不到公论支持。哪里只是臣一人忧虑，凡是关心国事的人，都不免过度忧虑。臣认为，人才不能完全依靠公论来选择，也不能只凭权力强行任用。与其任用轻浮、空疏、浅薄、急迫的人，不如任用迟钝木讷之士；与其任用刻薄聚敛的人才，不如任用宽裕温和、有德之人。他们仁爱的声望足以安定百姓，器度气魄足以压服众望；志趣相同，属官便可以任事；清正耿介，彼此便可以用道义规劝。这样用人，刚直的人就可以使淮南的谋划停止，俭约的人就可以使子仪的宴乐废止。” 陛下在正旦临朝视事，把求贤当作急务；在访落时亲自擢用人才，把清静退让之士列为首选；又以拔茅连茹为喻，按照同类一并征召，本应当有次序地进用他们了。然而求言诏书所颁，有的被指为徒具形式；选召所涉及的人，有的又担心范围不够广。这件事关系国家根本，人人都认为难以处理。臣却认为这很容易。求贤，是君主的心意；用贤，是君主的实际行动。仁宗任用执政大臣，有时在天章阁赐给札子，让他们尽情进言；真宗对待两制官，有时直到深夜还赐予对答，同他们商议政事。因此朝廷内外没有不能尽情表达的情意，田野乡里的百姓也没有不安定的风俗。如今已经来到朝廷的人列于朝班，却不能实行他们的言论；尚未到来的滞留在外，也不能保证他们得到进用。有了意见却没有采用，有人便怀疑他们因为直言而受到阻挠；应当进言却没有发表，有人便怀疑他们受困于怯懦。时日流逝，功效毫无；如果沿袭这样的做法，同从前尚未求贤时有什么不同？如今如果考察他们的言论，相信他们所学，任用其长处而舍弃其短处，那么能进言的人就不会只当面顺从，有所怀抱的人也不会在内心非议。陛下求言的心意已经写在御笔之中，公布诏书的文告又出于亲手诏令，勤恳诚切，唯恐有所不及，本应可以取得求言的实际利益。

译然而，外界的议论因此产生疑问，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认为诏书明言文武之臣，似乎只限于衣冠之士；又泛泛地说无论大小，恐怕仍没有涉及平民百姓。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根本，人们都认为难以防止了。我却仍认为这很容易。已经施行的赦令，还必定要说“这番话恐怕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已经造成错误的诏书禁令，还必定要说“前次颁下的命令不再施行”。何况既然说的是大小臣僚，那么凡属天下土地之内的人，都可以尽情进言了。把这个意思推广开来，只在于发布一条命令而已。孝宗皇帝在六月丙子日即位，到六月甲申日，求言的诏书已经颁下；到了八月壬午日，进士上书进言的人已经得到补授官职；到了九月癸丑日，平民献言的人已经被召赴都堂。现在如果明确颁下指挥，发扬诏书禁令的旨意，精选近臣，考定可以采纳的奏议，全部施行，不因言辞朴实直率而有所间隔，并且予以表彰赏赐，首先涉及地位疏远卑贱的人，那么在上位的人就不会有遗漏的言论，在下位的百姓也将大为改变。以上几件事，天下人都认为难，而我独自说容易。我并不是轻视这几件事而忽略它们，而是担心陛下过分怀疑进言者，从而认为不可施行；也担心进言者揣测陛下的心意，认为这些事一定不会施行。如果这些做法确实不违背圣贤之道、不触犯典章旧制，能够使圣上宽心，也能够维系人心，那么为什么不从简易处求取，反而使上下之间的情意阻隔，到了这种地步呢？但我还有话要献上：建立天下的事业，贵在果断；处理天下的事情，贵在谦逊；思虑天下的事情，贵在周详；施行天下的事情，贵在迅速。开辟十二州，是舜的功绩；“你平定水土”，于是把功劳归给禹。薄伐玁狁，是尹吉甫的功劳；“那位诸侯是谁呢”，于是把功劳归给张仲。这说明天下不能只靠一个人治理，却不能把天下的智力和力量专归于一个人。山丘由许多低小的土石积聚而成高山，江河由众多水流汇合而成大川。君主不把功劳据为己有，而归给臣下；臣子不把功劳据为己有，而归给同列。所谓谋划要考虑自己的内心，必定还要同卿士谋划；同卿士谋划，必定还要同庶人谋划。这样以后，人心才会喜悦服从，怨言和诽谤才不会产生。如今天下的事情，虽然出于君主独断，但众多人的意见，难道没有偶然相合、符合事理的吗？如果因为某人的主张而建立某项有利措施，采用某人的奏议而消除某种祸害，那么在上面作出决定的人没有失去果断，在下面推让功劳的人更加显示谦逊。这就是舜、禹用心的地方。所以说：建立天下的事业贵在果断，处理天下的事情贵在谦逊。周武王战胜商朝，尚未下车，就把黄帝的后代封在蓟地。孔子治理政事，刚刚七天，就把少正卯公开处死于市集。意思是说，盛大的德行不可不迅速祭祀彰显，奸邪之人不可不迅速除去。站在深潭边羡慕里面的鱼，不如赶快结网方便；戴着头盔铠甲、枕着马缰等待，不如弯弓射箭迅捷。应当施行赏罚时就施行，应当发布命令时就发布。听到一件善事，就像决开江河一样立即推行；去除一种恶行，就像雷电一样迅速。这样，使得对上面抱有责望的人没有愤懑怨恨，使得在下面玩忽轻慢的人不至于侥幸逃脱。这就是周武王、孔子用心的地方。所以说：思虑天下的事情贵在周详，施行天下的事情贵在迅速。如今天下最大的祸害，没有比贪赃的官吏更急迫的了。群臣已经说过，陛下也已经听到了。我私下料想陛下将要按照他们的话施行，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发布命令。天下最大的祸害，又没有比收受苞苴贿赂更急迫的了。群臣也已经说过，陛下也已经听到了。我私下料想陛下也将按照他们的话施行，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发布命令。议论的人没有深入体察朝廷的心意，便说朝廷厌弃轻视他们的意见而不采用。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陛下如果无意于求取贤才，就不会发布求贤的诏书；如果无意于听取意见，就不会发布求言的诏书。贪赃的官吏不能让他们治理百姓，苞苴贿赂不能用来建立国家。一般人都能说出这个道理，圣明的陛下难道会不知道吗？为什么忍心迂回迟缓、隐忍不办，以至于到了今天呢？应当实行台谏已经说过的意见，采用转对官所共同陈述的主张，查找贪赃罪证明显的官吏，严加治罪；即使有功劳，也不得宽免。查察肆意行贿受贿的人，远远斥逐他们；即使是亲近的贤臣，也不得放过。对此作出果断决定，对此保持谦逊态度，对此周详思虑，对此坚决施行，那么我仍然认为这很容易。由此触类旁通而推广施行，天下就没有不可做成的事情了。这样说来，天下的事情最终都只是容易的吗？禹说：“君主能够认识到艰难，才是君主；臣子能够认识到艰难，才是臣子。”孔子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圣人的话同我的说法似乎不同，为什么呢？大概说保全治理成果困难，是说君臣的内心；说施行政事容易，是说君臣的政务。有心思考如何治理国家，在道理上是困难的；有具体政务用来治理国家，在事情上是容易的。上天的命运并没有固定不变，祖宗建立的基业也并非永远不会倾覆；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奔马，用柔弱的水来承载舟船，怎么能说容易呢？然而，听从劝谏能够像流水一样自然，改正过错能够毫不吝惜，奖赏善行、惩罚恶行，只怕来不及；举用正直的人、置换奸邪的人，也只怕做得不够。这样又怎么能说困难呢？我所谓容易，只在于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众人的意见。思虑如何治理国家之所以困难，群臣已经说过了；施行治理之道之所以容易，于是我得以进献自己的主张。虽然这是两件事，实际上却是一个道理。古时候天子即位，三卿进献策略，首先从消除祸患说起，认为这样就是求福；其次说要把祸患放在前面加以思虑，这叫作预防；最后说祸与福相邻，没有人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应当预先防备啊，应当预先防备啊！万民都仰望着它，认为祸患是福所依托的，福也是祸所隐藏的地方。只说福而不说祸，不是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做法。陛下不要因为天灾尚未出现就认为安宁，不要因为外患尚未发生就认为治理得好。天灾尚未出现，楚庄王却把它当作忧患；外患尚未发生，晋国的范燮却把它当作忧虑。董仲舒所谓“出现灾异来谴责告诫，出现怪异来使人惊惧”，就是推广了这个意思；贾谊所谓“假如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突然边境发生紧急情况”，也是从这个说法发端的。我年轻时粗略地有志于时事，如今六十九岁，多病而少有安适，离死亡已经没有多少时日，心志既已不强，议论又很浅陋。自己估量筋力，已经无益于当今世道。我感念陛下求言的心意，又因为群臣已经提出责难君主的道理，所以斗胆再次寻求其中可以实行的办法来献上。我只是希望陛下施行这些办法，并不敢违背通常的说法、背弃古代的正道。只希望陛下同大臣们共同谋划此事，我内心的恳切之情实在难以尽述。

译彦约又上奏说：“我听说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确立君主，是让君主负责管理、养育他们，不是要伤害百姓，而是要保全他们的生命。丝、麻、谷、粟，都是用来养活百姓的；刑罚、威势、庆赏，都是用来保全百姓的；铠甲、头盔、盾牌、大盾，都是用来防护百姓的；赋税征收、劳役差使，都是为了使百姓长久生存。君主对天下所作的功劳如此之大，然后才居于无可比拟的尊贵地位，享有无人匹敌的富贵，以玉食奉养，以黄屋作为居所，谁敢非议呢？上天有爱护百姓的心意，却不能同百姓直接相接；百姓有希望安定的心意，却不能自己得到安定。上天把天下交给君主治理，君主一人总揽天下，所以凡是有利于百姓的必定使它平治，凡是有害于百姓的必定削弱它，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本朝大宋拥有天下，远远超过唐、虞以及夏、商、周三代。考察历代名贤的议论，就知道本朝国祚长久，正如市场上的店铺不会轻易改换一样。它的端绪十分细微，而成效却十分显著。万世帝王的基业，原本已经从这里开始了。历代圣主相承，把百姓作为根本；赋税征收希望务必减薄，刑罚希望务必减轻。兵力足以制服敌人，却常常希望议和；军队足以讨伐贼寇，却常常希望招安。爱护百姓的心意，已经同上天相通了。近年以来边境戍守尚未撤除，粮食运输不得安宁，这是事势牵制所致，并不是朝廷所希望的。一家中人口多的，往往达到一百人；供养一个人的费用，哪里只止于十缗钱？百姓困苦到了这种程度，州县却仍把他们当作可以榨取的财物。有的因水灾浸润、播种不能及时完成，却又被重复差派赋役；有的富豪能够免除赋役，负担却被转移到下等户身上。水灾和旱灾交替发生，年成歉收，事情又出于意料之外，这也是朝廷所忧虑的。土地被水浸泡的，有的连耕种入土都不能；被烈日焦枯的，有的连用铚镰收割也荒废了。灾害严重到这样，州县却仍肆意施虐。有的巡行察看当地，却懵然如同没有看见；有的只减少一两分，以应付惯例；甚至大量增加斛面，名义上叫作“出剩”；征收时把尺寸粮米零碎收取，不许合并折算；土地已经卖掉，税额却仍保留，强令原户代为缴纳；已经预先借取的，又另造名目重复征收。更严重的，唆使刁顽百姓诬告上等富户，抓住所谓隐微之处，便加以籍没；牵连到其余人家，便把他们作为正犯处理。拥有千金家产的人家、拥有万亩田产的人家，州县把这些都看作自己的财物，竟然毫无忌惮。法令明白完备，却不予奉行；朝廷的议论和禁戒，仿佛完全没有听见。败坏国家、残害百姓，竟到了这种地步。风俗如此不美，实在令人叹息。另外还有可以说的：使天下混同一统，没有比兼爱更大的力量；伤害和气，没有比嗜好杀戮更严重的事情。百姓刚刚得到些许喘息，又遭遇轻微忧患，边疆屡次受到骚扰。中原遗民背负幼儿，前来归附。祖宗的德泽深入人心，牢固得不可阻遏。实现天下一统的成效，可以循序渐进地达到。敌人把掳掠子女作为军前赏赐，我们却反而释放他们的老人和幼儿，以此显示我们的仁爱；敌人把焚烧荡平百姓房屋作为军前示威，我们却使百姓安居原处，以此显示我们的整肃。只在交战阵前斩取首级，不追逐败兵滥杀；依靠仓储积粮供军，不依靠掠夺百姓财物。这样，使那些怨恨敌人的百姓更加急切地怨恨敌人，使那些仰慕仁义的人更加坚定地仰慕我们而不改变。想使我们的声教不能达到北方和南方，是不可能的。可是听说如今边境之上，渐渐失去了本来的宗旨，仿效敌人的做法而同百姓结怨，对百姓任意发怒，却对敌国俯首贴耳。更严重的是，忠义之士被以打劫的罪名加以指斥，军队主将即使知道，也不能立即革除这种弊端。这样还想慰问百姓，只能说内心和行为完全相反了。百姓不能安稳地睡觉，歌颂之声就不会产生；边境百姓不能安居，百姓馈送箪食壶浆的欢迎就不会到来。我希望陛下慎重选择监司，如同仁宗任用张昷之那样，以按察为职责，那么境内的百姓都能各得其所；重视将帅的任用，如同太祖任用曹彬那样，把不妄杀人看作贤能，那么境外的百姓都会归向我们的教化。这样做，如果国家的根基还不能巩固，社稷还不能长久安宁，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道理。我斗胆把这些话作为陛下即位初政时的献言，只希望陛下留心体察。知泸州魏了翁上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凡内外文武大小臣僚，有所见闻而写成封章上奏的……臣曾经读《易经》，读到‘天地定位’，便是乾卦同坤卦相对；读到‘山泽通气’，便是艮卦同兑卦相对；读到‘雷风相薄’，便是震卦同巽卦相对；读到‘水火不相射’，便是离卦同坎卦相对。这是先天八卦的次序。然而说到它们的作用，便是地天交合而成为泰卦，泽山交合而成为咸卦，风雷交合而成为益卦，水火交合而成为既济卦。因为天道不向下交济，地气就不能向上升腾；山体内部不虚，泽气就不能向上流通；雷不先发声，风就不能调和；火气不下降，水气就不能上升。于是便成为否、损、恒、未济诸卦。再就它们的大体来说，水、雷、山都属于乾，火、风、泽都属于坤。其关键在于乾、坤、坎、离四卦。所以先天八卦中，乾在南、坤在北，而它们的作用则是乾在上、坤在下；后天八卦中，离在南、坎在北，而它们的作用则是离气下降、坎气上升。大体说来，居于上位者必定以向下交济为作用，居于下位者必定以上升通达为功绩。天地万物的道理，没有不是这样。何况乾代表天、离代表太阳，都是君主的象征；坤代表地、坎代表月亮，都是臣子的象征。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从来没有乾坤不相交而能够使天地各得其位的，也没有坎离不相交而能够养育万物的，更没有君臣不相交而能够使当今世道达到太平和谐的。臣曾经用这个道理考察今日的事情，却不能没有疑惑。施行一件事情，上面的人认为正确，下面的人却有的怀疑其中有私意；上面的人说话常常安和，下面的人议论却常常危惧；上面的人心中常常宽缓，下面的人忧虑却常常急迫。这样，就是居上位者不能以诚信使下位者信服，在下位者不能把情况通达给上位者，这显然是上下不相交的证据，大概不是小事，却没有人为陛下说明这一点。况且上面的人说：‘如今的事势，大概可以暂时安定了。朝廷内部，在京畿辅郡之间，善政美令正依次施行，诽谤、怨言和讹传如今也将逐渐消除。虽然旱灾的形势令人畏惧，但浙东一路雨水和晴天都合时；虽然物价还没有平定，但临安一城的钱币流通稍微通畅。对外边疆的事情，齐地和魏地的疆域也依次归服。敌国外患日益衰弱，虽然制阃之臣遭到祸害，但凶徒已经自行弹劾，随即受到削夺官职；虽然敌人狼子野心难以保证，但只要任用得人，就一定能够调度防御。’这就是上面人的说法。可是下面的人却说：‘内患外祸，没有比现在更加密集的了。

译正月发生潘丙叛乱，使我们不能保全兄弟之间的亲爱；二月发生刘庆福之变，使我们不能保全君臣之间的道义；三月纪邦瑞死亡，使我们不能保护归附的百姓；四月荀梦玉死去，使我们不能庇护勤于任事的官吏；五月客星进入尾宿，六月太白星在白昼出现，这些都是盗贼和战争的征兆。眼前的事变虽然好像大致平定了，但祸根乱源根本还没有铲除，号令、赏赐和刑罚也根本没有畅行。对内任用贪官治理残破的郡县，以暴政对待并激起怨恨的百姓，根本已经动摇；对外用空虚的军籍应付强悍的将领，以弱小的形势操持强敌的态势，威权和兵柄已经倒置。还说可以暂时安定，谁真正相信呢？’上面的人说：‘百官各司大概已经没有空缺失职了。朝廷内部，对在位的士人兼收并蓄，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按年考核、逐岁升迁，以表彰他们的劳绩。虽然任用了许多亲旧，但如果不是亲旧，就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为人；虽然不拘泥于资历声望，但如果只取资历声望的人，也未必肯为我们所用。对外，任事的臣僚只要发现他可以任用，就让他试任方面重职，即使违背众意、背弃公议，也无暇顾及；察知他可以控制，就破格等待任用，即使他滥用刑罚、贪污财货，也无暇追问。这些规制，自从更化以来二十年间从未改变；即使偶尔发现不是人才，也很快就消除不用。’这就是上面人的说法。” 可是下面的人却说：官员空缺失职、败坏政事，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朝廷之上，大官一开口便形成一致的声音，侍从之臣随声附和；事情没有涉及了解，了解了又不敢进言；谏官的职责本来应当讨论，却拟议了不该讨论的事；应当讨论的事，又没有得到拟议。给事中、舍人的官职，只是名义上掌管诏书辞令的开头，实际上不过是在文书末尾署名。经筵官的选任，本来职责在于切磋学问，却动不动心怀顾忌畏惧。百官各司只知道依照旧例审问、裁决事务，计算考绩，等待升迁；以至于将帅本来应当用来折冲御侮，却被国人讥笑。盗贼受到诛戮侮辱，监司本来应当扬清激浊，却变成贿赂先行。贪婪暴虐彼此相习，郡守本来应当平易近民，却同胥吏做交易，把百姓看作仇敌。所谓大臣，本来是给百官作表率和仪范的，如今反而习惯于计较个人得失利害，使百官各自不能尽到职责，这还能够说没有官员空缺失职吗？不只是这些。尊敬礼遇年高德劭的老人，本来是为了劝勉贤才；下面的人却说：‘不过是提高他们的爵秩，赏赐他们鞶带，从来没有真正向他们询问政事。’这正是郭公父老所说的‘称道善人却不能任用’，也是子思所说的‘用高爵厚禄诱引君子，却没有真正信用他们’。招请延揽俊秀贤能之士，本来是为了提高朝廷的声望；下面的人却说：‘不过用温和的诏书催促他们，安排在闲散的曹署，从来没有真正信任任用他们。’ 这正是《诗经》所说的‘召来那些故老，向他们询问占梦之事’，以及孟轲所说的‘到此为止罢了，不同他们共同享有天子的职位，也不同他们共同治理上天交付的职事’。朝廷从来没有因为言语而治罪于人，即使事情关系到朝廷政务，也表示宽容优待，不能说朝廷不接受意见。下面的人却说：‘表面上虽然也表示宽容优待，却怀疑他是在沽名钓誉，厌恶他不安分，最终还是把他斥逐；实际上却喜欢谄媚奉承、欣赏能言善辩。’朝廷从来没有轻易听任士大夫离去，即使他们请求离职再三，也一定表示挽留，不能说朝廷不爱惜贤才。下面的人却说：‘表面上虽然表示挽留，却怀疑他是在求取升迁，厌恶他标新立异，最终还是加以毁坏；实际上却偏私地任用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和小有才干的人。’朝廷之上，士大夫每天都以纲常名分不能树立为忧虑。下面的人却说：‘君命被冒犯，君主的威势被削弱；上面不能作表率，又凭什么责求下面呢？’朝廷之上，士大夫每天都以礼义廉耻不能彰显为忧虑。下面的人却说：‘苞苴贿赂盛行，女谒之风盛大；上面不能以身作则、严厉整饬，又凭什么遏止这种流弊呢？’即使这样，也不只是下面的议论如此。臣每天在陛下左右，心中尚且不能释然：陛下还没有明辨事理，尚衣局就进献衣服；天刚亮，司辇便从宫房推出车舆；九门大开，七萃侍卫森然排列；亲近的臣僚和皇亲国戚鱼贯而入。问安起居完毕后，二府分班奏事，宰臣留下秘密启奏；随后赞礼官用新制引领一班人上殿。閤门官报告没有公事，大驾便已经起行，殿陛前的楯卫也都出去了。这说的是君主治理朝政的情形。居上位的人未曾不说：“君主早起处理政务，礼制上没有缺失，也就足够了。”但我认为并非如此。古人从上朝一直到日过中天、偏西，连吃饭的时间都顾不上，仍然唯恐不能完成事务。如今陛下临朝已经一年多了，内外并非没有事情。我每天早晨侍立，只见陛下默然临朝，片刻便退朝，从未亲自听取裁断、屈尊询问，难道做君主真可以这样轻易吗？我又退下观察在职官员，只见他们像虫子天一亮就出来、太阳将落便退下，乘坐轩车，成群喧闹地到达所属官署，涉笔占据官位，书写自己的事务；文书案牍堆积如山，还未阅完，便已鸣钟告知时辰，聚在一起吃饭后返回，有的去拜访权势，有的奔走投递书信拜谒。这就是百官一天的事情。居上位的人未曾不说：“臣下分曹列局，上下相承，也就可以了。”但我认为并非如此。古人说不可使众官旷废，天的职事要由人来代行，他们承担的责任极其重大。何况如今内有争斗、外有猖獗，事情纷纷错杂而来，哪里是苟且求安的时候？我每天早晨到班列，只见那些官位低、势力疏远的人还能够办理常规文书，掌管钱粮出入；官位高、势力逼人的人却一概不敢表示可否，遇事悠闲旁观、拱手沉默，彼此推卸责任，难道做臣下也可以这样轻易吗？我是极其愚昧浅陋的人，尚且已经对此忧惧不安，何况民众最为神明，人数又最多。既然他们明察而且众多，却在街巷中议论诽谤，常常同上面的言论不相同，那么这难道可以轻视到像没有听见一样吗？陛下在潜邸时所受的旧日学问，加上后来讲求的新功，所阅览的天下义理不能说不多。希望陛下试着采纳我的话，体会八卦往来变化的作用，玩味上下交相救济的道理，并想想自古以来，哪有偏听一方、独自任事，却能使忠言无人听闻、百官有司不修职守、号令发布不出于诚心，而只是执持一件空虚的器物，长久不倒的呢？危机屡屡发生而又暂时停止，这不是美好的政治。如今错过时机而不治理，痞塞隔绝的病情日益严重，将成为不可医治的证候。怎样治理呢？一句话概括，就是使下面的情况上达而已。然而陛下在便殿和讲幄中接见臣下，所面对的不过三四位宰执、十多位讲读官。即使下情不能上达，也没有途径使陛下听闻。我私下看到祖宗时期，侍从近臣大多是亲自选拔的，而且还常常不拘时日召见他们，与他们从容讲论。即使文武朝士，直到使臣、选人，也不时有机会进见；而禁林、馆职官尤其被称为亲密近臣。司马光推究这个意思，曾请求每天轮流安排一名侍从当值，夜间留宿，以备随时召见。

译如今陛下在便殿、讲幄之外的闲暇，深居禁中，淡泊无所营求，难道不能亲自选拔天下的贤德老臣，安排在禁中附近，每日轮值一人，时时赐予召见，与他从容讲论，以使下面的情况充分上达吗？祖宗时期任用台谏，也由亲自选定。每当他们议论政事，即使对长官也不必先行禀白。自庆元年间权臣掌权以来，台谏便同给事中、舍人一起成为庙堂权臣的私人。臣认为，从今以后，陛下在群臣轮流奏对的日子里，应考察他们议论是否忠直鲠正、器量见识是否醇厚明达，从内心亲自选取；即使台谏职位有空缺，难道不能亲自加以选任，以使下面的情况充分上达吗？祖宗时期，事情关系大体，必定交给外廷集体议论。近来以来，往往事先收取议状，这种制度遂成为徒具形式的文具。臣认为当今国家有大事，难道不能尽除近来的弊病，全部交给外廷公开议论，在朝廷上辩论、由众人裁决，以使下面的情况充分上达吗？祖宗时期，群臣轮流奏对以及辞官觐见，通常要分两三批，有时吃完饭还要再召见一批。近来以来，却创立只召一批的做法，很少有所咨询访问。臣下将要有所陈说，积累诚意以希望感动君上，蓄积见闻以等待询问，却使他们不能充分表达心中所想。臣认为，从今以后，难道不能多次召对群臣，反复询问辨析，以使下面的情况充分上达吗？祖宗时期设置登闻检院，用来通达四方的奏书；朝政的得失、公私的利害、军事期限和机密，都可以上达。如今这种制度虽然还存在，却仅仅成为虚设。从今以后，难道不能申明并严格要求该机构，不要加以阻沮遏制，以使下面的情况充分上达吗？大体说来，这几件事，自从臣开始懂事以来，还来得及听前辈大臣一一谈论。高宗、孝宗时期，多次召对群臣以及亲自选任台谏等事，还有两朝关于集议、轮对、上书的事，往往都能背诵，每每使人产生“遗憾没有生在那个时代”的感叹。自从孽臣韩侂胄掌握国政以来，这些制度才开始败坏；现在若能恢复它们，正是用来继承高宗、孝宗一贯施行的规矩，接续先朝未完成的志向，在人心涣散时收拢人心，在国家根本动摇时巩固根本。这是陛下初掌政权时最切近、最紧要的事情。否则，岁月悠悠，上面有过失而下面不进谏，下面有怨恨而上面不知道，就像乾坤闭塞不通，天下虽有疆土却没有国家；又像水火尚未相济，六爻失去正位。臣不知道还能怎样为陛下谋划了。臣来自西蜀偏远寒微之地，蒙陛下不因人的地位而废弃其言，迅速下诏求言。臣感动流泪，想着奋发努力，只恨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称职。如今臣正被旧病所困，已经两次上奏请求任祠官，虽然尚未得到陛下俞允，但恐怕病情转重，再没有瞻望圣颜的日子，所以还勉强支撑着残余气息，恳切地为陛下陈说这些话。李鸣复上奏说：“臣听说，善于运用天下大势的人，不可使它轻易失去；善于维持天下大势的人，不可使它流于衰弱。开始时轻率，事情变化便交相激荡；最终衰弱，法纪纲常便废弛。天下的治理，从一开始就会有不满人意的地方。上天保佑社稷，掌权的大臣已经死亡。陛下凭借大有作为的资质，正当大有作为的时机。从前权力离开公室，如今则把它收归君主；从前政令出自私人之家，如今则把它收归中书省。正直之士进用的道路已经打开，民间不再遗留贤才；奸邪之徒的门路已经堵塞，朝廷中多是吉士。一时的气象完全改变，由中央到地方，谁不说这是要一洗多年积累的浅薄习气，追回祖宗时代的盛治，将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呢？臣唯独惋惜，陛下立志过于锐进，而谨慎持重的功夫不足；求治过于急切，而培植根本的功夫没有增加。以为富强可以谈笑之间办成，以为功勋事业可以侥幸取得。政府刚刚更新，两界的楮币都改换了，这是第一件事。自从更换楮币的命令施行，国库便全部空了。朝廷集议还没有完成，而六月的军队已经出动，这是接着发生的事。自从出兵的命令下达，公家和百姓便都困窘了。财货的来源和流通，关系着国家的命脉；军队作战的胜负，关系着百姓的安乐和忧苦。可是这些事情全都任意办理，难道不可以说是轻率吗？日月迁移，视官府如同旅舍，这是任用官员失于轻率；想要得到谁便顺从谁，把边帅养成骄纵的孩子，这是驾驭将领失于轻率。号令屡次更改，轻率发生在朝廷；和议与战争交替使用，轻率发生在中原。天下是重大的器物，却这样轻率地使用它，这就是臣首先替陛下痛惜的地方。举事若能顺利并符合心意，做起来自然容易；临到事情发生而遇到龃龉，回应起来就困难。因为难以应对，便一概放任，消极墨守，听凭局势自行发展，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可做的了。更换楮币的初衷，本来是为了补助财政；但府库枯竭、名器滥用，以及楮币贬值、物价上涨的弊病仍然存在。出兵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大规模开拓；但士卒和战马死亡，器械散失，而内部阻隔、外部争斗的忧患反而更加严重。开始时一鼓作气，到了第二次便已经衰竭，难道不可以说是衰弱吗？士卒触犯法纪，只稍加羁縻，就显示出势力衰弱于京城；主将使军队受挫，却曲意加以包庇，衰弱的政令便施行于边远地区。跋扈的习气互相煽动，姑息的风气于是形成。国家大势如九鼎，却削弱到这个地步，这就是臣再三替陛下忧虑的地方。从前一方面看，本来似乎可以挽回唐虞三代的纯厚美善；从后来的趋势看，恐怕不免流于唐末五代的衰败。考察古代来验证今天，以义理来衡量事情，究竟将怎样做呢？请陛下明察！从前时代到了春秋，周朝的势力已经衰弱。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可以使周朝成为东周吧？”意思是说，东周不足以效法，而希望使它返回西周的盛况。看他在鲁国得到任用时，对于行为虚伪而坚定、言语虚伪而善辩的人，首先加以诛戮，以公法匡正他们，没有听说用姑息的态度对待他们。又说：“卿大夫之家不许藏有铠甲，城邑不得有超过百雉的城墙。”于是叔孙氏拆毁郈邑的城墙，季孙氏拆毁费邑的城墙，向他们说明正当的道理，没有听说用厚重的赏赐诱导他们。击退莱国军队，诛杀齐国的优伶，并收复被侵占的疆土，以大义临之，没有听说向他们表示屈辱。孔子所讲明的，不过是自开天辟地以来不可改变的常理罢了。这个道理与生俱来，无论智愚、贤能还是不肖，人人都有。一旦舍弃它，即使天地也不能有所建立，何况人呢？天下的形势由强转弱，是这个道理昏暗了；天下的形势由弱转强，是这个道理彰明了。孔子的余绪，只少量体现在鲁国的施行上；而孔子深厚的蕴蓄，则全部寄托在《春秋》之中。陛下如果真能把孔子在鲁国施行的办法用于治理天下，把寄托在《春秋》中的道理推演出来规范当世，将会看到纪纲森严，法度严整，君主安然处于尊位，臣下安然处于卑位，下位者不敢凌驾上位者，夷狄不敢扰乱中华，那么国家大势就会像泰山一样安稳了。当今最重要的事务，没有比这更急迫的。臣无比俯伏祈望。

译鸣复又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天下，有治理根本的道理，也有守持法度的制度。上面明白治理的道理，下面实行守持的法度，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天下是重大的器物，事务众多，机务繁杂，不是一个人的智慧所能周知，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独自承担。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把事务中重要的部分交给辅佐自己的大臣。凡天下重大的政令、重大改革，必定让他们共同评议可否然后施行；重大的谋议、赏罚，必定同他们订正是非然后决定。应对天下的大变故，排除天下的大患难，进用天下的大贤，罢黜天下的大奸。其他琐碎细务，都不让它们劳累大臣的心，这叫作‘道揆’。把事务中具体的一面交给各部门官司：懂钱粮的百执事让他们治理财赋，懂经略的让他们整顿武备，明晓礼制的掌管礼仪，明晓法律的主管法律。吏治好坏、民生安危，即使天下各种变化每天陈列在面前，也都有人依据条文和成例来处理应对，这叫作‘法守’。把重要事务委托给大臣，把具体事务交给各部门和百执事。重要事务方面，要使大臣清心省事来思考自己的职责；具体事务方面，要使各官竭尽智慧和能力来效忠。自尧舜三代以来，从未有过改变。陛下振作精神、重新开始施政，也已经超过一年了，天下都翘首盼望太平；可是无论内外，不满人意的地方十之有八九。若考察实际情况，或许中书省的事务没有理清，六曹的职务没有举起，不可能没有人议论。况且中书省是政令根本的出处。只有安静才能辨别行动，只有简要才能驾驭繁杂。如果把精神耗费在浅近粗疏的末节上，把智虑疲惫在琐碎细务的末梢上，以至于军国要务、凡是关系宗庙社稷安危和百姓利害的事情，事情紧急时便草草应付，事情过后便悠悠拖延、消磨时日。臣恐怕古人所说的“谋议国政、治理国家，辅佐君主弘扬教化”，似乎不是这样的。六曹，是用来施行君主命令、为四方制定规范的。设置一个职务，就应当彰显这一职务的成效；任用一个人办理一件事，就应当追究这件事的实际结果。如果只是外表美观有余，实际功用不足，振作事业功效的意图少，粉饰治理工具的意图多，那么案牍堆满面前，却接受吏员替自己办成的结果，职务全都荒废，几乎对公家没有补益。臣恐怕古人所说的“分掌职务、率领属官、倡导九州牧伯、成就万民”，似乎不是这样的。如今天下的形势已经很清楚了。去年出兵，本来是为了寄托恢复中原的希望，如今一败便振作不起来了。去年更换楮币，本来是为了平抑货物价格，如今百货反而更加昂贵。东面有徐、邳的盗寇，说明新开拓的疆土全都是招致祸患的原因；南面有广、惠的盗贼，说明旧有的辖境也敢于发生变乱。想议和而军队还不能撤，想安静而形势又不容停止。边疆将领骄横怠慢，已有尾大不掉的势头；番汉杂居，有相互欺诈、结为敌对的忧患。国家的议论容易动摇，人心多有疑惑。像这样，却还想在纷至沓来的事变中沿袭旧常规，能保证一定成功吗？臣希望陛下宣告谕示大臣，理清中书省的事务，以远大的事情为忧；加重六曹的责任，以怠慢和忽视为戒。使上下相互维系，纪纲不紊乱。承担道揆的各自尽到道揆之责，承担法守的各自执守法守之职，天下大概就有希望治理了。有人说：“六曹不履行职务已经很久了。应当勘查核实的事情，常常含糊其辞；应当明确指定的事情，常常作两可之说。所以一定要由都司书拟之后，道理才明白；一定要由庙堂裁夺之后，事情才决定。”臣说：不是这样。如今的侍从，仍然就是过去的都司。哪有任用都司便能办事，任用侍从便反而废事的道理？如今的都司，就是现在的六曹郎官。哪有在中书省任职便贤明，在六部任职便愚昧的道理？同样都是人，换一个位置便都能如此。只是居上位的人怎样对他们承担责任罢了。如今大臣虚心无私，近来任命官员的诏令发布，哪一个不是庙堂拟定、陛下表彰提拔的？委任官员、要求他们成就事情，应当像身体支使手臂、手臂支使手指一样。实在不必分亲疏轻重。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却不要求他办好这件事，有什么益处呢？臣曾读柳宗元《梓人传》，说木匠的道理类似于宰相。文中说：木匠估量房屋栋梁所需承担的任务，察看木材能否胜任，挥动手杖说：“斧头！”那位拿斧头的人便快步走到右边；回头指着说：“锯子！”那位拿锯子的人便快步走到左边。不一会儿，拿斧头的砍削，拿刀的削治。不能胜任的人，木匠便恼怒地让他退下，他也不敢怨恨。木匠把宫室图样画在墙上，满尺大小却把制度完全画出，计算到毫厘便建造大厦，期间没有反复进退。建成后，在上梁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建造”，那便是他的姓名。这完全可以作为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法则。臣每每对此赞叹，认为即使古代的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他们的规制也不超出这个道理。如今政府每天困于事务繁多，而六曹竟至于只剩下充数的官员，所以冒昧陈述这个道理，来烦扰圣听。惟愿陛下与二三位大臣切实谋划，使它有利于国事。” 鸣复又上奏说：“臣曾读书，看到周公、召公辅佐成王，召公对周公不满，直到作书告诫他，称周公为‘小子旦’两次，称召公为‘君奭’四次，无非是寄托殷切之意，表达恳切之情。说商朝经历了许多年，于是从伊尹直到甘盘，追溯他们作为商朝辅佐的共有七人；说文王能够承接上天的大命，于是从虢叔直到南宫括，推举他们作为周朝辅佐的共有五人。又说：‘如果要渡过大河而到达彼岸，和你召公一起渡过去；之所以寄望于召公，只是担心你不能到达。’又说：‘辅佐我们二人，你是否赞同呢？’这是勉励召公，只怕他不能尽心。不满的人是召公，开释他的疑惑、使他心悦诚服的人是周公。唉，这就是周朝所以兴盛的原因吗？况且建造大厦，不是一根木头能够支撑；安置天下重器，难道是一人的力量所能完成？如果身居中枢的当权者，先有彼此猜忌的私心，那么在施政措施上必然会有龃龉而不能成功。周家忠厚的治理，彰显于分陕而治，歌咏于《二南》，流传到历代三十世、八百年，实在是周公、召公二人共同成就的，这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陛下总揽权纲，恢复数十年来久已废止的典制，同时设置二相。

译臣私下观察庙堂的谋划和雄断，想来陛下是见改革已经很久而治理成效还不明显，想使谋划王道、裁断国事的人都能充分展露自己的见识，彼此协力共济吧。作为二位大臣，应当怎样仰承报答圣意呢？臣曾冒昧认为，郑清之有宰相的器度而才干不足，乔行简有宰相的才干而力量不够；合并二人的长处来共同成就功业，或许就可以了吧？然而臣私下又有所忧虑。自后世克制私欲的学问不明，掌握要权的人都不免徇从私情。权力合为一人，便会过分自用，同列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权力分为二人，最终又会彼此猜忌，小人便得以乘其危机。张浚、赵鼎一同受命为相，间隙忽然产生，像蚌鹬相持，最终落入秦桧之手，这是分任权力的弊病。秦桧独任宰相，暴虐的气焰炽盛，忠臣义士只能忍气吞声，这是专任权力的弊病。如今天下可以说事务繁多，集合众人的智慧才成为智慧，兼具众人的勇气才成为勇气，尚且担心力量不够，难道可以使二位大臣心志不一吗？臣希望陛下把这番意见下达给二位大臣，令他们以周公、召公为法，以张浚、赵鼎为戒，不要再出现秦桧那样的人，拿着刺虎的手段来售弄奸邪；这将是宗社的大幸、百姓的大幸。” 鸣复又上奏说：“臣近来听说都城又发生火灾，七年之间，灾祸接连发生，陛下焦心劳神，不能安居。宰执承担罪责、引咎自责，不敢安居；各部门和百执事在惴惴不安地奔走之余，精心思考、反复斟酌，寻求向陛下进言的办法，也不能说不多。臣滥居方面重任，靠近辅藩，在无事时既不能提出防患于未然的谋略，在有事之日又不允许施展救急之策；事情变化杂乱，人心忧惧危疑，臣实在害怕。臣不避狂妄愚昧，谨献三句话：第一，愿陛下修养真实的德行来感动上天。在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上天的鉴察也极其严密；在无声无息之间，人事对上天的感应也非常容易。必须早晚敬畏天威，然后才能挽回天意；必须独处屋漏之下也无愧于心，然后才能长久承受天命。不要只说避居正殿、减少膳食，就已经足以显示亲自行善的实际；那恐怕只是具文。第二，愿陛下施行真实的政事来安定百姓。两淮、京襄为什么陷入涂炭？四蜀、关陇为什么死于战争？妄开战端，既然已经造成纷扰的灾祸，就必须暂时停止战端，然后才能收获安静的福祉。不要只说从府库发出一百多万钱、从仓廪拨给十多万斛粮食，就已经足以救济一时的急难；那恐怕只是小恩惠。第三，愿陛下寻求真实的人才来辅佐政务。宰执、侍从任用得人，朝廷就能治理；监司、守令任用得人，郡国就能治理；将帅、守御任用得人，边境就能治理。任命在朝廷，能够各自当选得当，任职遍于天下，才能各自称职。不要只说朝廷上佩璋服饰巍峨、佩玉之臣整齐济济，就已经足以囊括一世的人才；那恐怕只是外表好看。所修养的是实德，所施行的是实政，所任用的是实才，这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没有比这更切要的。果真能够实行这三项，那么转祸为福、化危为安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患难到来，正是君主建立功业的地方，惟愿陛下对此加意。”鸣复又上奏说：“臣以鄙陋愚庸之才，滥受器重任用。先前在便殿召见应对时，除两次陈奏奏议之外，臣因远离宫阙、思念不已，曾冒昧进献狂妄之言，希望陛下确定根本、掌握大权、求取实才、施行实政。臣到任郡中还未多久，姑且再次奏报。然而那只是举出纲领，还没有分条说明；只是提出要点，还没有铺陈详情。如今陛下不因臣不肖，反而从藩阃召回臣，使臣参与政务机要；臣揣度时势、审察事势，认为当今急务没有比这些更切要的，所以冒昧重申此说以进献。” 什么叫大本？就是《易经》所说“主器出震，明两作离”。古代帝王即位，必定首先确立世子，作为宗庙社稷长久不绝的计策。世子是君王的副贰，是天下的根本。世子确定了，天下国家的根本也就确定了。然而，与其立子容易，选择贤者困难；选择贤者本身并不难，难的是选出真正贤能的人。试从这个困难处想，必须先加以培养，然后才可以选择；必须谨慎选择，然后才可以托付。英宗年纪还没有长牙，就被养育在禁中，仁宗皇帝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抚养并教育他，使其气质得到完善，不需要再选择。这是先培养后选择。高宗皇帝下诏任命知南外宗正事，命令广泛选取宗室子弟进呈。后来有的像猫经过便被踢开，不足以承担重任；有的仍然拱手站立如常，于是足以托付。这是谨慎选择。近来御笔屡次颁下，命令宗正司参酌常典，建立内学，选拔培养宗室贤才。天下一致传诵，说陛下已经知道要以宗庙大计为忧虑。如今听道路传言，宗贤虽已选出却还没有决定，内学虽已设置却还没有完备。与其在外面培养，哪里比得上在宫内教育？与其向别人咨询，哪里比得上自己裁断？在从容优游、耳濡目染的时候，正是性情习惯形成之时；在举止容态和周旋应对之间，正是德性器量显现之时。陛下正值春秋鼎盛，应当会有皇嗣诞生。然而立贤还是立子，都取决于天命，不是人力所能强为。陛下如果能够承顺天意来办这件事，努力实行已经开始的措施，必定建立内学，必定培养宗贤，观察他们凭借什么，考察他们由什么而来，察看他们安于什么，然后从容作出选择，那么人心便有所归属，天命便有所归向，而陛下的圣心也将安泰宽裕了。这是重大事务，陛下已经开了头，臣恭敬地以此向陛下道贺。什么叫大权？就是《尚书》所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古代英明的君主，没有不是亲自执掌大权而能够在世上有所作为的。然而天下广大、事务众多，难道是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全部应付的吗？言论在臣下，实行在君主；其中利害的关键，只在于能否果断决定。抱着狐疑之心，就会招来谗邪之口；持有犹豫不决的意志，就会打开群邪的门路。汉孝元帝优柔不断，所以政令出自多个方面，汉朝的事业因此衰落；光武帝刚健果断，所以总揽权纲，汉朝的国运因此复兴。有天下的君主，都可以以此为鉴。陛下每天亲临经幄，所阅览的天下义理已经很多；

译每天临御路朝，对天下的事变也已经熟悉。陛下也曾深入考察古代治乱的根源吗？自古以来，预示祸乱的端由有四种，而消弭祸乱的根本只有一个：强臣擅自掌握兵权，朋党相互煽动，外戚干预政务，中常侍掌权，这些是祸乱的征兆。权力的操纵、赏罚的取舍全都出于君主自身，庆赏、刑威不转移给别人，这才是消弭祸乱的办法。加重强臣的任用，使他们感戴我的恩德；收回他们的权力，使他们畏惧我的威势，那么强臣就没有擅兵的忧患了。对宽厚有容的人，任用他而不要怀疑；对急切善辩、巧于言辞的人，斥退他而不要迟疑，那么朋党就没有相互煽动的忧患了。依照公议而不因私情，用公器授予官爵而不因私恩，那么外戚就没有干预政务的忧患了。把腹心之任托付给君子，用法制防范小人，那么中常侍就没有掌权的忧患了。陛下果真实行这些，使天下大权全部归于君主，使天下大政都出自中书省，那么纪纲就会修明，法度就会严整，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不能办成的呢？这是紧要事务。陛下应当谨慎防范细微之处，臣斗胆以此劝告陛下。至于人才的贤能与否、政事的得失，二者相互关联；有了实才，才会有实政，脉络相通，不能把它们分开看待。陛下即位已经十四年了，天下有希望得到治理的心愿，却没有实现太平的事实；这样看来，陛下所任用的人恐怕没有尽到职责，也没有不辜负陛下的。宝庆、绍定初年，权臣专擅国政，钳制天下人的言论，夺去他们的志气，所以众人彼此附和，当时的人才被困在偏颇之中。端平以来朝廷改革政治，鼓舞天下人的气势，使他们能够伸展，所以谈论辩说风发泉涌，但当时的人才又受到过于激烈的伤害。阿谀固然不是盛世的事情，过于激烈而不能停止，难道是国家的福气吗？臣从前在台端任职时，曾经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在请求召对之初，首先进献致中和、建皇极的主张。如今虽然已经数年，这种风气还没有平静。不仅没有平静，草野之士又推波助澜，使它更加猛烈，这同南北部互相讥讽揣测，三君、八俊、八及彼此标榜有什么不同？若不是还没有形成党锢之祸，恐怕已经很危险了。阿谀逢迎久了，已经转变为矫激；矫激走到尽头，又渐渐陷入浮夸空虚。有人说：“我的言论不被采纳，我的志向不能施行，那就只有离开罢了。”唉！同船遇到风浪时，胡人和越人尚且会互相救助；生在这个王国，要离开又将到哪里去呢？难道以为自己年轻，没有做官的心思、不参与世事，就果真可以免除排挤倾轧的灾祸吗？想洁身自好却扰乱君臣大伦；既然学的是孔氏之学，君臣之间的义理怎么可以废弃呢？舜任命九官，要求他们同心敬业、协力恭谨，没有听说他们把矫激当作事业；周朝分设六职，告诫官员恭敬履行职责，也没有见他们把引退逃避当作高尚。唐虞、成周时代的太平，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陛下如果真能像舜那样询问四岳、开启四方之门，一定要求他们取得实绩；施行政令时一定要求他们完成功业；考核他们在暗处和明处的表现，依据成绩加以黜陟，那么实才不必担心不能显现。用八柄驾驭群臣，就像周朝治理邦国、都邑和乡野，各自谨慎管理自己的职司；按月总结、按日办成，各自尽到职务；年终进行小的废置，三年进行大的诛罚和赏赐，那么实政不必担心不能举起。否则，虚有名声的人被任用，却不考察他究竟办成了什么事；只有空话的人被进用，却不计较他取得了什么功绩。用这种办法求得治理，没有看见能够真正治理好的。臣在会稽时，有人议论时事，忽然对臣说：‘端平不能成为元祐，没有什么可怪的。元祐的君子，收拾熙丰时期的纷更变法，致力于安静；端平的君子，厌恶嘉祐、绍兴以来的因循委靡，致力于纷更变法。三京之役，是采用恢复湟鄯的旧日智谋；元祐会这样做吗？税亩之事，是散布青苗法的余习；元祐会这样做吗？举事像熙丰时期那样，却想取得端平的成效；要想成为元祐，难道不奇怪吗？’ 端平不能成为元祐。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陛下既然知道失败的原因，就应当寻求成功的办法。臣也斗胆把这番话一并告诉陛下：大本在内确定，宗庙社稷的形势就因此巩固；大权在上掌握，祸乱的根源就因此消除。用天下的实才施行天下的实政，官吏就能称职，百姓就能安居乐业。这样一来，无论内外的治理，都可以依次兴办。傅说告诫高宗说：‘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惟愿陛下不要因为困难而不努力实行，这将是宗庙社稷的大幸、天下的大幸。’ 军器监丞杜范入对说：‘陛下亲自阅览大政，至今已有两年。如今不但还没有看到更新政治的成效，甚至有人担忧渐渐不如从前。弊病的形成必有根源，挽救弊病也必有根本。积累三四十年的腐败习气，浸染熏染，日益深重、日益腐朽，已经有难以全部挽救的地方。其根源不过是“私”这一个字。陛下固然应当惩治弊病的根源，使私意彻底清除；但陛下有天位之重，或许还藏有个人的怨恨；天命归于有德之人，或许赏赐过于出于私意；上天讨伐有罪之人，或许又受制于个人感情。左右近习的言论，或许沉溺于私人的听信；没有益处的土木工程，或许奢侈耗费私人财物。提高礼貌来尊重贤者，却不能充分任用；温和言辞神色来接纳谏言，却很难实行。这说明陛下的私心还没有除尽。君臣同心的美德没有彰显，同列之间的意旨不能互相信任。诏敕末尾押字，事情却事先无人知晓；同堂决定事务，彼此没有人评议可否。群臣在朝廷集议满堂，施行却决定于个人意见；众贤列位在朝，秘密谋划却决定于私门。这说明大臣的私心还没有除尽。君主和宰相的私心如果还有未除，所颁布的教条就只能成为空文。近来召用名儒，阐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学问，有些喜好议论的人便跟着诋毁讥笑。陛下一旦被这些言论迷惑，就会产生厌弃儒学的意思。这正是贤者和不肖者进退的关键，也是天下安危所系。愿陛下把所讲明的道理见之于施行。杜范任右丞相后入朝觐见。皇帝亲自书写“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赐给他。杜范又上奏五件事：第一是“正治本”，意思是政事应当经常出自中书省，不要让旁门小道窃取威福之权。第二是“肃宫闱”，意思是应当严格内外界限，使宫中与官府成为一体。第三是“择人才”，意思是应当根据人的长处任用，并让他长期担任本职，不要只遵守按常规迁转的旧格。第四是“惜名器”，意思是文臣的贴职、武臣的阁卫等名位，不应成为徇私卖恩的地方。第五是“节财用”，意思是应当从君主自身开始，从宫中开始，从贵近开始，考核封桩库和国用出入的数目，弥补堵塞其中的漏洞；查求盐法、边防、楮币变更的项目，斟酌其中的利害。仍请求早日确定国本，以维系人心。

译皇帝命宰执各自分条陈述当今的利弊以及政事中可以施行的事项，杜范又上奏十二件事。第一是“公用舍”，即进退人才都参考国人的议论，那么趁着空隙钻营求进的人就无从插入。第二是“储材能”：内朝储备人才，就从侍从、台谏中储备宰执，从卿、监、郎官中储备侍从、台谏；外任守帅储备人才，就以江面通判作为幕府人才，以郡守作为江面郡守的储备、帅阃的储备，其他职务也都如此。这样临时就没有缺乏人才的忧虑。第三是“严荐举”：应诏告中外臣僚，凡是荐举人才，必须明确写出职业、功劳、事状和事实，不许只写褒美之辞。朝廷登记考核后发现不如所荐者，连荐举人也一并处罚。仍应下诏，不许侍从、台谏替人谋求荐举。第四是“惩赃贪”：从今以后，有人因赃罪上报案件，就立即下令勘验取证；果真有贪赃败露，必须依照祖宗的法律办理。没有实际迹象，而监司妄以赃罪诬陷他人的，也应酌量加以责罚。台谏根据传闻说到赃罪，也要下令勘验取证。第五是“专职任”：吏部不可兼任给事中、舍人，京尹不可兼任户部、吏部，经筵也必须专设官员。第六是“久任”：内任中，财赋、狱讼、铨选以及其他繁重职务，必须满三年后才迁调；外任的监司、郡守，也必须让他们任满两任；不能胜任的，便立即罢免斥退。第七是“抑侥幸”：向中外发布告示，各自致力于本职；朝廷不可因为积弊旧例而过分施恩，宫廷不可因为私下请托而废弃法令，勋旧之家以及外戚亲戚，也不可因为名器而轻易授予官爵。第八是“重阃寄”。第九是“选军实”。第十是“招土豪”。第十一是：应当仿照祖宗方田的制度，在田地之间开凿沟渠，纵横经纬彼此灌注；把挖沟的土堆成田间道路，使敌军不能并驾奔驰、列阵前进，像曹玮守陕西的制度一样，那么戎马到来，所到之处都有阻隔限制；而且沟渠以内还可以屯田耕种，比陆地上更有利。第十二是“治边理财”：这确实是当今的急务；有明于治边、善于理财的人，应当搜访出来上报。秘书少监袁甫上疏说：‘臣私下伏地思考先臣某人之事，宁考在朝时曾进献运用精神的主张，大意认为君主推动天下，其妙处在于精神。宁宗欣然嘉许并采纳。臣如今又搜集遗留下来的论说，为陛下详细说明。陛下刚刚大力改革政治，每天同大臣讨论治理之道、经略国家，精神的运用本来应当能够使天下受到光明教化、随风而动。然而内外事务繁多，弊病不断滋长，因循拖延岁月，还没有达到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君臣之间聚集精神、专心办事的时间常常很少，而事务到来时耗损精神、劳累心神的情况却常常很多。这正是今日的大病。陛下每天清晨天色初明便临朝，大臣奏事之后，有时穿插台谏的论奏，有时接着百官轮流奏对，而经筵早讲已经迫近了。进膳之后，陛下又在宫中省阅章奏，而晚讲又将迫近。这样一天之中，焦急忙碌地使精神疲惫，不是太过分了吗？精神使用过度就会枯竭，心神劳累过度就会疲敝，这是必然的道理。何况天下的事情有缓急、轻重之分。对于缓慢而轻微的事情，姑且从容徐缓地处理，就可以把精神集中到紧急而重大的事情上，也不会有耽误事务的忧患。如今陛下既要听政，又要劝讲，已被每日的时间不足所困，而中书省的事务不问大小，内而各项政务，外而边防事务，纷纷交错地聚集，全都归到庙堂处理。没有一件事情的区别取舍不牵涉陛下的思虑，没有一纸申明不经过陛下裁决。虽说中书省处于总括机务的地位，似乎本应如此，但臣也担心掌握要领、驾驭具体事务的道理未必是这样。陛下和二三位大臣有限的精神，既然已经被泛泛的日常事务夺去，那么对于紧急政务和重大事务所应当静观默察的事情，哪里还能有精神来运用呢？所谓紧急政务和重大事务，是什么呢？对上要敬畏上天，对下要爱护百姓，所有极大、极重的责任，都集中在陛下一人身上。陛下也曾思考过这些吗？正月初一，风从乾方吹来，占卜说将要发生战争。过了三天，月亮侵犯太白星，占卜说强侯将要作乱。天下百姓疲惫困敝，立春早晨，条风从西北吹来，占卜说将有暴霜杀伤万物，粮价上涨。惊蛰后的一夜，非时降雪，占卜说这是逼近灾变的征象。又过七天，太白星与填星相合，占卜说将有疾病和内部战争。随后出现陨霜的异常，果然在寒食之后发生，那么春日的占卜就没有落空。陛下看到这些灾异，警惕地反省自己，凡是可以招致和气的事情，没有不尽力去做。这正是陛下应当专心运用精神的地方。近来徐、邳失守，海州也随即放弃，新近收复的州郡，形势全都像瓦片一样瓦解在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虞地既急于加强内部防备，又孤立单薄，守军一半是北方人，完全了解我方的内外虚实。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寒心。军队的实力因轻率进兵而遭到损毁，戍守士兵又因屡次失败而被消耗，已经空虚不堪，怎么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况且各地的军情很容易激变，杀害官吏、焚烧州县，像惠阳最近发生的事情，难道能逐渐发展而不加制止吗？齐安的隐患还未能让人安睡，豫章附近又恐怕发生变乱。推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都是由于统帅府长期空虚，平素没有镇压控制的威势，兵力和军备单薄，容易开启受人凌侮的端绪。这也是陛下应当格外振作精神、加倍留意的事情。然而臣私下观察今日的形势，君臣上下并不是没有日夜尽心，只是大都把缓急、轻重混在一起处理：起初想把一切都看得紧急，最后反而使真正紧急的事也变得缓慢；起初想把一切都看得重要，最后反而使真正重要的事也被轻视。对方既然有所区别和专任，那么我方就必然无法专心，这也足以让人明白，精神耗损、心力疲惫的弊病正在于此。可是为什么仍因循苟且，不能奋然改变旧状而谋求更新呢？士大夫中有忧虑国事之心的人，只能仰面靠墙暗自叹息，却没有人敢于详尽地向陛下说明；即使说了，陛下也未必能够真正采纳实行。孟轲说：‘尧舜的智慧并不把天下万物都周遍照顾，是因为急于处理最重要的事务；尧舜的仁爱也不把所有人都同样爱护，是因为急于亲近贤能。’ 尧舜是大圣人，尚且不把面面俱到当作才能，而只把优先处理最紧要的事情看作可贵。怎么能从容散漫、泛泛而论，却希望治道兴盛起来呢？所以，善于运用自己的精神，即使忧劳勤勉，也绝不会有劳损疲敝的忧患；不善于运用自己的精神，即使身体心力已经疲惫，反而没有真正忧国勤政的实际。时光飞逝，岁月不会等待我们。陛下不要依仗年富力强，就轻易耗用自己的精神。臣忠诚爱护陛下的心情出于恳切悲痛，只希望陛下同两三位大臣日夜集中精神，不要因为琐碎小事耗费有限的精力，一定要使心志思虑专注于国家大政，使规划谋略着眼于长远，天下的事情就会纲举目张，太平也就不难实现了。唯愿陛下裁察采纳。益王府教授吴昌裔上奏说：‘臣曾经读《仪礼》，开头就看到“君执挚”的礼节。

译《传》说：“挚，是以质朴表达自己的诚意，以真诚表达自己的恳切。” 所以要专心诚敬地等待君主询问，积累诚意来告知君主。从前的儒臣，大都谨慎遵守这一礼节。臣虽然出仕已晚，浅陋愚拙，没有什么可以比拟先贤的地方，但在第一次谒见君父时，怎么敢不潜心思考、反复筹虑，倾吐自己的诚恳心意，寻求尽忠于陛下的职责呢？臣听说天下的道理，有感就一定有应。阴阳的屈伸，所以冬天之后必有春天；日月的晦明，所以白昼之后必有黑夜；寒暑的往来，所以降雨之后必有晴天。充满天地之间的事物，没有一件不是感应的道理。君主处在天地之间而立，掌握着感应的关键。君主一旦觉悟，风就会回转；一旦有所警惧，旱灾就会消除；说了一句善言，星辰就会运行顺畅；一股清明之气出现，山川就会出云。这种感应的机理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呢？不寂静，就不能感受万物；不虚心，就不能有所回应；不真诚，就不能感动万物。以天理发动，万物就与之相应而没有虚妄，都会归于诚实；以人欲发动，朋党就会顺从你的意念，最终造成祸患。天人感应显现得迟缓或迅速，只看人君用什么来感应它。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承受上天造化，具有神明的决断，圣德日益增进，承担国家神器，继承四宗盛明的事业，这是极大的孝；亲自掌握政权，决定八种权柄的授予和剥夺，这是极大的刚；锐意钻研经术，穷究百圣的精微，这是极大的明。凭借这样一位世所罕有的英明睿智之主，又处在改正纲纪、革新政治的时代，本来应当很快取得信任，一年之内使风俗改变、感化流行，大大得到上天的回应，使天下都归顺君上。然而人情贪玩苟安，弊政尚未革新；乾象不断变动，妖异灾气交错出现。月亮侵犯金星，火星进入帝星垣，太白星白昼经天，流星坠地，风雷雨雹等灾变，太史因忌讳而不愿记录的事情，每月都有；四方叛贼的事情，触犯司马之法的，也没有一天不存在。臣如果不去观察这些现象的形状，而只考察它们所显示的征兆，听见纷杂的议论，私下实在疑惑忧惧。陛下试在深宫幽静的居处、清闲安适之时，政事不来扰乱思虑，宠妃近侍也不来接触清明之心。在这种时候静观深察，究竟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莫非正是澄清根源、端正根本的地方还存在不足吗？在建立政令、创制事业之间，天德还不够刚健吗？在修养自身、谨慎独处之际，承受的天命还没有得到整饬吗？在谋划事务、衡量万物的地方，代行上天职能的工作还不够明白吗？朝班制度和官员表章等用来治理天职的措施还不够公正吗？军队、编制和府卫等用来奉行上天讨伐的措施还不够端正吗？所谓天，并不是昭昭可见的许多东西，也不是苍苍的天空本身，而就在陛下的心、百官的志向、朝廷的政事以及三军百姓的视听之中。臣请求把这些方面分别列出，替陛下详细说明。天地生养万物，各自都有无所不足的道理。’天理存在于人身上，但常常有不能完全体现的地方。反身自省而达到真诚，天理就保存；被外物感动而随之发动，天理就消亡。因此，舜整治上天叙定的典章，禹整理上天所赐的常法，汤安抚上帝降下的中正之理，没有一天不是在与上天相应。天尊地卑，于是君臣关系确定；圣人创制、明白阐述，于是父子亲爱；兄弟和睦，于是父母的心安宁；夫妇有别，于是内外的秩序端正。用来维系宇宙、治理国家、不使民间伦理大乱的，就是这一道理。陛下圣心虚静，天理融通明白，关于根本大道和经常法则的道理，谁不精心讲习？然而本末颠倒，礼制政令纷乱；君命受到违犯，威权被逆节之人夺取；奸邪的萌芽时时出现，倡导的言论凭臆测而决断，这些都表现出轻视朝廷的心思。这些问题难道能到陛下自身之外去寻找吗？袁丝没有进谏劝止君主骄纵的话，张敞没有请求回到私第的奏书，徐传没有宣布罪行的诏令。大概经历一世之后，君臣纲纪仍不明；子仲没有得到封蔡的命令，子安没有得到列侯的爵位，巢隐没有得到改卜的典礼。大概经历一代之后，兄弟之间的伦理也不再恢复；承继正统的人不顾及私人亲属关系和礼制。京师建立宗庙，未央宫设置帷帐，却没有尊重嫡统的意义；奠定王化根基，必须依靠后妃的正当德行。后宫屡次选人，教坊大规模选取女子，而嫔妃的侍奉没有节制。陛下不要认为掌握诏命的大臣与王道制度无关，不要认为出于亲情的朋友与国家常法无关，不要认为并列奉祀两位先帝会妨害宗社神灵，也不要认为深宫闲居不会显现于国家教化。内心的念头一旦在这里显现，征兆就会在那里显露，迅速得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实在可怕。陛下如果有一天赫然震怒，肃然深思，追赐一竦的谥号以诛责奸邪，录用涪陵的孤儿以敦厚伦理，奉行秀园的典礼而抑制顾复的私恩，戒止张媛的言语而防范私情偏邪的请求，那么大纲就会端正，等级威仪就会尊严；小宗的法统就会明白，嫡统就会受到重视；兄弟如鸰鸟般各归其位，子孙就会繁衍；嫔妃如鱼贯般顺序而行，寿命也会稳固。这些无非都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为后代积蓄福泽的根本。‘儿子盗用父亲兵权’这种话，常人难以说出口；劝告不要触犯风霜雾露，也不是适宜公开说的话。然而臣子只要说一句话，君主就能听从而立即觉悟，大概正是触动了君主内心自然涌现的天理。如今说到权臣，不过是想彰明纲常，陛下却说这是搜求细微过失；说到继承人，不过是想使恩义伦理更加深厚，陛下却说这是轻率议论；说到王邸和外戚藩王，不过是想辨明等级名分，陛下却必定因此忧愁不乐，表现在神色言辞上，终于使隐藏在人心中的天地常经，成为满朝相互告诫的世间大戒，这难道是树立人伦、规范后世的办法吗？这就是臣冒昧议论陛下天理还不够纯正的地方。一天运行一周天，是天运行的规律；一呼一吸之间无不体现天理，是君主的德行。天德不能运行，生养教化的功效就会闭塞；君德不强盛，物欲的私心就会流行。因此，帝尧德行广大流行，商汤德行日日更新，周文王德行纯粹而不停止，都能与天合为一体。威权和福赏、享用珍美食物，称为君主；赏赐庆典、刑罚威严，称为君权；礼乐征伐的出处，称为天子；典章礼制、任命讨伐的施行者，称为天王。凡是治理万种细微事务、统制各种行动、使百姓归入法度的，都是天德。陛下早起临朝，大明时听政，处在天德之位，本来没有不清明的地方。然而振作精神的志向虽然勤勉，达到治道的成效却更加遥远；革新政治的志操比起最初已经衰退，进言来了就多疑，事情到了面前却少有决断，犹豫自得而后悔，已经开启了群邪窥伺的端绪，这难道能不追究原因吗？大概是被过多的物欲牵累，所以天德不健；被琐碎的文义牵制，所以天德不健；被亲近私昵者的请求蒙蔽，所以天德不健；被旧日恩情所牵制而任用授官，所以天德不健；让宠幸近侍之人堵塞听取意见的渠道，所以天德不健；因谗邪之人的言语而猜疑仁贤，所以天德不健。陛下为什么不想想，左右近习和善于逢迎的人，难道不是砍伐德行的斧头吗？

译外戚因姻亲而获得显贵官职，难道不是损害德行的病患吗？保姆、宦官和女巫，难道不是使德行沉溺的深渊吗？奸佞之人的谗言，难道不是损伤德行的陷阱吗？陛下如果能够体察乾道刚健的德行而防闲阴邪，采用《洪范》所说刚健的德行而克制偏邪，实行《中庸》所说勇于担当的德行，经营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使政事一定归于中书省，宫廷与外朝的事务一定统属于冢宰，纲纪一定统一于台省，选举一定以天官为根本，那么用这些来规范王朝制度，岂不是清明端正？整肃我朝纲纪，岂不是严肃？用于堵塞私下的歧路邪径，岂不是能够杜绝？用于军队纪律和军政，岂不是严明？这才是天德、王者的政治，不只是像后世那样振作精神、综合考核而已。司马光历事四朝，他所说的没有超出仁、明、武三种德行；范祖禹进呈《帝学》一书，其要旨也不过是说，效法仁宗、英宗就可以达到天德。祖宗用来治学的道理，前代正臣用来告诫君主的道理，除了天德之外没有别的法门。有人说，陛下有帝尧那样的神明，却只是沿袭孝元帝优柔寡断的旧迹；有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勇决，却稍微接近唐文宗不能坚决果断的风气；有可以效法仁宗而达到天德的资质，却由于天道运行不息，未能完全达到四十二年那样的治理，这又凭什么强化各项政务、使百姓更新呢？这就是臣冒昧议论陛下天德还不够刚健的地方。整治上天的命令，关键在于时时刻刻；所谓时，是事情应当及时处理，时时发动整治。因为天命不停地流行于日常起居之间，时时整治就会带来吉祥、长寿和无边的美善；一有不整治，就会造成凶祸，使国命不能延续，甚至在一两天之间早早坠失命运。这里常常有明确征兆和确定保障的告诫，这正是帝王君臣共同戒惧谨慎的地方。我国积累的德行深厚，承受的天命长久。陛下恭敬地侍奉上天，无不恭谨严肃。然而天命难以长久保持，天位本来艰难，灾祥降临没有定数，安乐和忧患的界限实在可怕。一定不要游乐于安逸，不要沉溺于享乐，然后才可以整治天命；一定不敢嬉戏放纵，不敢纵情驰骋，然后才可以整治天命；一定要迅速敬畏德行，施行德行，然后才可以整治天命；一定要知道小人的依靠所在，知道农事艰难，然后才可以整治天命。沉湎于酒，天命就不会再来，班伯大声疾呼的告诫不可不思考；沉溺于女色，天命就会多有偏邪，南威那样柔媚的美色不可不远离。大兴土木，不是谨慎对待上天警戒的办法，《大宝箴》《琼林箴》的告诫不可不每天陈列在面前；因愤怒而出兵，不是顺应天道的办法，丹书、造矛等铭辞不可不每天反省自身。夷夏的大势动荡不安而尚未确定，边远地区的百姓离散而尚未聚集，塞外的官吏士卒反复无常而难以供养，盗贼奸宄如鸱鸮般凶恶而难以安定，天下愚夫愚妇心中怨恨咒骂而难以保全。臣希望陛下在此时赶快重视，上下共同整饬，采用司马光停止宴饮的告诫来保全太和，听从王素遣出女口的劝谏来延续国脉，实行王曾关于玉清昭应宫的建议来减轻民力，听取富弼‘二十年不要谈用兵’的话来使天下富足安定。深思宋仁宗能够克制自己、敬畏天命的做法，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以迎接并延续上天赐予的国命，这是今天最紧急的事务。如果临朝接见臣下时，所奏都是例行公文；宫中宴饮游乐时，所问多是民间琐事；而关系到安危界限、利害关键、天运所系的事情，却不进行深远周密的思考，这难道是整治天命的办法吗？不要使众官空缺，天的职能要由人来代行。治理百姓的是官，代替上天行事的是宰相。担任道揆、承担职任的人，应当以造物主的心意为心，调和五行、顺应四时，然后才可以代天行事；一件事物失去应有的位置，就不是天道；镇抚四方夷族、使百姓归附，然后才可以代天行事；一个人不得其所，就不是天道；统领百官、均平四海，然后才可以代天行事；一个贤人不能得到适当职位，就不是天道。使万物各得其位、各得其养而和谐同一的奥妙，不过在于宰辅周密辅佐之间；代行天工的人，难道不应当尽到上天赋予的本分吗？陛下向上考察天运，向下衡量人情，恭敬遵循先王谋略，同时任命两位宰相，圣明的决断先已确定，民望也确实信服。按理说，朝廷士大夫应当喜形于色、相互庆贺，天下百姓也应当伸长脖子盼望太平。然而自从廷试以来将近三个月，还没有看见他们勤勉强力、早晚不懈地实行陛下想做的事情。何况如今天下积弊深重，事势到了极点：外有窥伺边境的虎兕，内有潜藏而将要发作的龙蛇，四方每天都有败报，朝廷内部的忧患近在旦夕。形势如此凛然，这难道是高举奏章、请求退职所能解除舒缓的吗？这难道是闭门称病请假所能镇定的吗？这难道是躲避权势、远离毁谤所能吞忍接受的吗？唐朝宰相在政事堂轮流十日主持笔政，任职人员实在太多。国朝宰辅遇到紧急事务，轮流值日掌笔，军务因此得以总摄。吏部、礼部委托延赏，刑部委托浑，军旅事务委托张泌。唐德宗责成宰辅专任，已经做到极致，但后来进言又中途后悔。张浚可以专门治理军旅，胡松年可以专门治理战舰和财用，也可以专门委任一位大臣。我高宗时责任专一，但事情最终没有实行。因为宰相不是其他官员可以相比的，不可以只用一个职名来限制，也不可以把下属有司的事务推给他就算了。天下的机要政务应当共同评议，天下的人才应当共同决定进退，朝廷的事务应当共同商议区分，边郡官吏的琐碎事务应当共同制定条目；同心敬业、协力恭谨，这才是和衷共济。这些都发自内心，然后才叫和。表面上相同罢了，怎么能得到和？关键在于内心吗？所谓和，并不一定是完全相同。从前臣李琦等议论政事，言辞像争辩一样激烈，但到了下殿之后，仍不失和气。如今在殿上只是唯唯诺诺、说好说是，退朝以后却各人心怀自己的意见，这难道不同于前代正臣所说的和吗？臣公著等每天聚集在都堂，总是同列各自把所见充分说尽；如今虽然仍像过去一样在都堂会聚，但人人怀有不同意见，不能把心里话说尽，这难道不同于前代正臣所说的和吗？涉及政事，就应当询问集贤院；涉及典故文学，就应当询问东西厅，必须每件事情都共同商议停当，然后才称为和。想知道选官事务，就询问吏部；想知道财用，就询问户部，必须人人广泛征询访问，然后才称为和。假如表面顺从而内心违背，阳面赞同而暗中不同，这难道是所谓忠臣不失和谐的节操吗？臣希望陛下重新告诫两位宰相，永远同心同德，开诚布公，竭尽节操，勉力行善。应当问：如今什么事情值得忧虑？什么人可以任用？什么利益可以兴办？什么弊病可以革除？什么是当务之急？什么是危险的关键？要珍惜每一分光阴，努力实行善政；以杜衍、韩琦的公正自任，以司马光、吕公著的正学自期，以梁师成、贾似道那样崇尚私交而不厚重义理为戒。这样做，哪里还要担心经营治理的事业不能超过前代呢？

译挚与大防本来同心，只因吏员名额的增减，竟引发了党论之争；张浚与鼎的感情如同兄弟，只因宾客往来，便造成谗言离间。一点缝隙没有谨慎防守，小人就乘机而入；近臣不和，各项政务都因而懈怠，这难道是辅佐皇帝完成天工的办法吗？一代的人才，是用来共同治理上天所授职事的。陛下革新政治以来，召用众多正直之士，白发的耆老、刚正敢言的博大儒者，以及受权臣压制、长期郁积民望的人，全都得到录用，在朝廷任职，可以说是太平之世的吉祥征兆，是国家的光彩。然而贤者充满朝廷，治理却没有超过过去，甚至常常与乱世同样，难道是君子果真没有才能吗？善人果真不能办事吗？儒术果真迂腐无用，不能有益于国家吗？不蒙蔽帝王的臣子，才是侍奉帝王；不与上天共同居有天位，便不是尊重贤能。因为明知贤能却不用，用了却不能让其充分发挥，就是没有敬慎地履行职责，不能顺应上天。尊重侍奉黄耇，任用旧臣，还要向年高者询问，这是《诗》《书》赞美的美事；疏远有高尚德行的老人，抛弃年长者，违背老臣和旧有职位之人，这是商周衰败的形象。陛下召集那些旧日元老，凡是年高、长寿、俊杰之士，没有不在各自职位上的。然而经历四朝、掌理全蜀的贤臣，仍有尚未得到任用的，令人发出‘予忌’的叹息。有的人亲自耕作十年，清白自守，连一介之物也不取，却仍有人怀疑他“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这些成就。他们陈述谋略、抗论时，丝毫不比诸儒逊色；穿戴服饰、办理事务，也不比晚出的学者衰退。可是如今却把明哲说成愚昧，把老成说成戏谑，还把他们弃置在闲散的廪禄之中，这是什么缘故呢？任用贤能之士，任用真正能够办事的人；寻常人中只有成就德行的贤俊，才能辅佐我们、治理百姓，这是建立政事的根本。不要任用奸邪之人，不要凭借利口、巧言、令色、便辟、侧媚来取悦人，这才是《周官》的法度。陛下登用、尊崇俊良之士，凡是庶官中贤能的人，都已经分布在台谏、尚书等省院之中了。然而，事先审度形势、反复思量，竭力进谏反对用兵的人，常常有“为什么还不让我还归”的兴叹；竭尽气节、无所不言、揭发奸邪贪墨的人，每天都有“恐怕正因此获罪”的忧虑。他们挺身而出抗拒群小，并不是为了私利；出力为国家效命，也不是为了求取声誉。可是如今却说他们才胜过德，说他们重利而舍义，并且认为他们有意洁身而去，这是什么缘故呢？公卿大夫，应当任用有经术、明大义的人；但那些只会唯唯诺诺、供给差遣、奉行文书的人，仍然夹杂在其中，这就不能没有粗疏驳杂、良莠混杂的嫌疑。法从近臣之中，难道没有能够陈述善道、广开见闻的人吗？可是那些精力衰退、软弱退缩、不敢尽言的人，也列身其中，这就难免有美玉与石头混淆的弊病。在职位上不懈怠，是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的条件；任职者应当时刻想到自己所处的职位。若自己任官而不亲自履行职责，懈怠政事的弊病就会产生；“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只同正直的人亲近”，这是说做官一定要遵守自己的职责。若办事时彼此观望脸色，徇私情的弊病就会产生。“鱼儿潜藏在深渊，有时游到水洲”，这是说处在下位的人得不到上位者的援助。若自己浮夸争逐、奔走钻营，只计算资历、谋求利益，贪图升进的弊病就会产生。“凤凰鸣叫，在那高高的山冈”，这是说正直的声誉能够在当时传播。若上下都选用软弱者，只求容纳一个头颅、保全一身，因循缄默的弊病就会产生。陛下用来治理上天所授政务的，有三类人：大夫，四辅、疑丞，以及台谏、尚书诸省的长官和各位执事。如今上面没有乐意真诚同他们共事的心意，下面没有以国家公义为先的节操；忠良诚实的人怨恨自己不被任用，尽忠的人忧虑自己被怀疑，以身承担事务的人害怕失去恩宠，以言语触犯皇帝威严的人担心被厌弃轻薄。朝廷各部门的贤士，还不能一个个经过最精当的选拔，却想用来弥补裂缝、修补破损、支撑倾斜邪曲的局面，并求在一两个月内发生变化，岂不是很难吗？臣希望陛下谨慎对待好恶方面的偏见，戒除邪正混杂，保守最初的心意，专一任用诸贤，不要让那些在外任上失职的人日夜窥伺，图谋求得重新起用，以此动摇朝廷；这样，上天所授的政务才会公正，人心也就会欢呼拥戴了。赏与罚这两种权柄，是用来端正上天惩罚的。陛下振作精神，明察决断，总揽权柄纲纪，一纸诏书斥退两个凶恶之人，一篇奏疏驱逐两名将帅。凡是怀有欺诈、贪污货财的人，都依次屏退斥逐到外地，可以说是体现了震怒的正当明断和五刑的公正。然而，威令虽然振作，升迁与惩罚却没有章法，姑息柔顺地对待豪强，渐渐导致法纪废弛。边臣不听命于朝廷，统算军吏不尊奉王官，衙校、偏裨不畏惧主帅，这难道是一天造成的吗？用威势面对有罪之人，叫作上天的惩罚；奉行王命讨伐不仁之人，叫作上天的使者。大概命令和讨伐都应当以天意来论断；一旦把个人私意置于其中，那就是我的赏罚，而不是上天的赏罚了。没收贤臣家中的财产，收取冀州的财货，斥卖元载的家产，藩镇中聚敛货财的人家一律登记，这就是上天的惩罚。如今夺取百姓财产的人往往得到宽贷，侵夺军队赋税的人往往被略过；盗窃府库金钱而已有案可查，搜括京城钱财而厚藏不散的人，都置之不问，却只摘出其中靠近的一人，姑且惩罚他，这恰恰是给其余党羽示警并替他们谋划，这就是上天惩罚不公的第一件事。杀戮马谡，废黜商浩，拘系刘彦之，凡是使军队败亡的将领一定惩罚，这就是上天的惩罚。如今在汴、洛丢弃军队的将领不斥退，在邳、徐残害百姓的将领不诛杀；救援宿州却丢弃所携军粮，进攻唐州却抛弃铠甲兵仗的人，全都被废弃法令、不予追究。这不只是不明白《春秋》责罚将帅的义理，而且那些轻佻浮薄、屡次失败的同党，也得到宽贷，这就是上天惩罚不公的第二件事。神策军将领倚仗恩宠而骄横，君子认为这是唐德宗失于刑罚；禁军拦住车驾、声称寒冷，英主感叹这是后唐庄宗无法制驭。施行军法，应当从身边和近处开始，这才是上天之道。如今在京城之下，距离天威不过咫尺，军士折断鞭子、呼啸叫嚷，邻近各家都惊恐不安；他们瞪眼逞强，军官便替他们停住防务；借口停止操练，朝廷便赏赐钱帛；统辖部众严整紧密的将领，却因招致怨恨而被罢职遣归；纵容部下的将领，反而以有功为名按等级行赏。这就是上天惩罚不公的第三件事。绛州士卒因为没有粮食而叛乱，郭子仪于是执行了对行营的诛罚；淮地军队因为防备秋季敌患而溃散，李泌最终执行了军门斩戮。军队内部像蟊贼一样互相争斗，按法令是不能赦免的，这才是上天之道。如今各郡国的军队动辄越过等级法度；广南盗寇因为逃亡而逃脱惩罚，建州士卒因为溃败而迟迟不诛。丹徒水军，直到派遣帐下士兵才得以平定；高沙戍卒，直到颁下黄榜才投降。这不只是疮痍残破、灰烬未息，百姓怨愤、敌军首领和祸乱根源仍被姑息，国家法宪也因此成为上天惩罚不公的第四件事。外部敌寇没有平定，是四肢的疾病；内部政事没有治理，是心腹的忧患。宫禁宿卫喧哗毁谤而不加治理，奸雄就会看出机会而萌生异心；朝廷掌政的权柄不统一，藩镇回去后就会更加横行。天下的变故纷纷扰扰、没有整齐的次序，也只在于治理国家的人谨慎对待政令和刑法罢了。

译如今政令受到污损而被玩弄，文法成为束缚和敷衍的工具；罪行因为隐匿而不能彰明，功劳因为有所疑忌而不能奖赏。天下的大奸大恶仍有漏网之鱼，普通百姓和小人也竟敢争强抗衡。治理政事如此，祸乱怎么会止息呢？臣认为贪赃官吏不能收敛，不是因为没有公正的法令；假如得到一个李绛，百姓就会争相输送家财来代替缴赋。边臣不能戒惧，不是因为没有果断的主帅；假如得到一个宋璟，边将就不敢妄求边功来希望邀赏。王驾鹤掌管禁卫，众人害怕他作乱，却能在坐谈之间把事情转变，这全靠一个裴甫；卢从史擅自控制镇兵，有人怀疑他将要作变，却能在从容之间把他捆绑押送，这全靠一个裴垍。朝廷如果有道，宰相明达贤哲，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不能办成呢？臣希望陛下谨慎审察政事治理，宣明典章制度，以根本常理的大公为准，断绝姑息的私意，不要使朝廷政令一有差错，过去的奸恶和新生的弊害便得以遗留繁衍、改种易代于明时；这样上天的惩罚就会公正，人心也会服从了。臣所说的六件事，并不是故意把言辞说得支离破碎。上天所承载运行的法则，流行不息的叫作“命”，具有秩序的叫作“理”，落实于自身的叫作“德”，授予他人的叫作“工”，施用于事业的叫作“职”，用于刑罚的叫作“讨”。名目虽有六个，根本却只有一个。一个是公，另一个是私；一个是天理，另一个是人欲；一个是阳明之气胜盛而君子得到任用，另一个是阴浊之气流行而小人得到滋长。《易经》说：“天下万物的变动，归根结底取决于守正而专一。” 《尚书》说：“善行没有固定的主宰，必须协同归于能够专一的原则。” 《中庸》说：“天下最大的根本，是贯通天下的常道；实行这个常道，靠的是专一。”所谓“一”是什么？就是天。天是什么？就是诚。陛下每天临御经帷，勤勉修习圣学，使清明之气居于上，使浑浊之气处于下，不知是否曾经保持、涵养这个“一”呢？明达的老师在前面进谏讲解，在后面又继续讲解，不知是否也都贯通于这个“一”呢？臣常常痛惜陛下具有天地守正专一的心，却被血气和物欲的私念所攻取；具有圣人精纯专一的学问，却被诸儒铺陈散漫的学说所妨杂。不只是后宫左右受宠的嫔御能够扰乱陛下的聪明，即使在细毡之中，关于毁誉是非的议论，也能扰乱陛下的纯一。因此天理刚刚显明便又昏暗，圣明的决断刚刚锐利便又衰弱。实行一件善事，却仍有小小的不忍之心牵累其中；任用一位贤人，有时又有人凭一点小才越过他而后来居上。端正善良的人虽被喜爱，却还没有完全防止败坏离散；险邪偏颇的群小和安静无为的言论虽已进入，却还没有完全排除。喜好功利的根源，在一天之内就这样相互交战。这难道是陛下的本心吗？辅弼劝正的职任还没有专门官员，诵读讲说的时间不过几刻，对于学问的精微内涵还来不及专一讲明，而内心隐微危殆之处又免不了受到众多事物的攻扰。众说混杂，最初的心意于是转移；这正是程颐所说的“讲读官五人，大多兼任其他职务，竟没有一名专任辅导”的话。他当年对元祐政事如此恳切，确实很值得体味。陛下如果能够采纳臣程颐的主张，以礼征召学问渊博的儒者，让他们每天亲近便殿，专门以端正君主为职责；或者赐他们在宫中值直，使他们共同讲论经义和政理。这样长久受到熏陶，德性便会融通持守；所培养的志向专一，治理的功业就会兴起。如此，在学问上便可以成为孔子、孟子，在德行上便可以成为尧、舜，经历许多年便可以达到商、周的盛治，无非都是同一个道理。像臣所说的六件事，也都包含在其中了。起初晋国没有诚信，浚常总是追求深刻，臣因此有罪；惟愿陛下裁察幸察。昌裔任监察御史，又上奏说：“臣听说，维系天下命脉的关键在于国论，防止人心邪曲的关键在于朝纲。国论不能确立，命脉便随之患病；朝纲不正，邪气便会乘隙而入。这关系到天道阴阳的界限、人才消长的枢纽、世运治乱兴衰的征兆。过去的君子，常常从这里观察时局。臣仰望

译皇帝陛下君临海内，登基已经一周星，改定政纪已经两年。陛下斥退、远离败坏混乱的天下，希求端平、扩展恢宏的治理。陛下励精图治虽然勤勉，但要求成效却还相距甚远；振兴事业没有达到最初的心意，运筹施行又似乎违背了原来的期望。强敌像鸱鸟一样张狂，军中的奸恶纷纷兴起。环顾世间事务，件件都不牢靠。所幸陛下擢用掌管风宪的官员，扩大忠直之士进言的道路。御笔直接下达，而外朝还不知道。国家的真元气数全系于这一线希望，或许由此可以知道，隆盛太平的运势还值得期待。”“臣不过是一个疏远微贱之人，近来才自任靖共，忽然承蒙错误的恩宠，得以忝列监察之职。如果过去那些正直的先贤担任这一职位，有人问：‘这是什么官？’便回答：‘这个官不比闲散迟缓的差遣，所以有人入台的第二天就议论社稷大计，任职的第三天就谈论治乱的根本。’臣虽然妄庸，但在接受任命之初，岂敢不敞开心胸、竭尽言论，以报答陛下亲自擢拔的恩遇呢？” “臣私下认为，本朝家法的治理体制宽厚，而宪章法度深明。外戚避开亲近干政的嫌疑，不敢参与政事；阍寺只供洒扫之职，不敢窃取权柄；近幸和宦官畏惧清议的指责，不敢擅自干预国事。军国大事，便交给两三位大臣公开议论；时政有缺失，便设置五六名台谏官秘密察访。因此政事归于中书，言路的责任重大，政令审慎周详，朝廷尊严稳固。能够确定公正的是非、消除奸邪萌芽，正是由于这些制度。”“景德年间的议论，重点在于战争；庆历年间的议论，重点在于讲和；治平年间的议论，重点在于镇定群臣的疑虑；元祐年间的议论，重点在于扶植众多正直之士。议论革除弊病时，不被姑息牵制；议论变更法令时，不因疲倦和厌烦而停止。任用君子时，不把小人夹杂其中；主持正论时，不把邪说混杂其中。上至君主，下至大臣，都在事情发生前谋划，依据义理而坚守。这就是议论能够纯正专一、不偏不二的原因。”“如今的国论究竟选择了什么呢？在主和与主战两种主张之间反复权衡，邪正两条道路却一并容纳。议论一种楮币制度，却忽而收取、忽而放行，前后不一致；议论设置一处督府，却有时罢除、有时实行，始终不统一。命令发出后又反悔，议论已经决定却屡次改动。有的是被牵连拖累、随波而行，却没有介然自守、坚决不移的态度。” 议论越多，事情却越不能办成，难怪如此啊！欧阳修因为专擅威胁而论劾吕夷简，蔡襄因为怀安而论劾晏殊，唐介因为灯笼锦而论劾文彦博，王陶因为不上朝班而论劾韩琦，韩绛因为事情被搁置、不下达而论劾富弼，刘安世因为授官任职多涉及亲旧而论劾公著、大防、纯仁。事情只要有过失，即使是公衮那样贤能的人也不能回避：有人因濮园之议而弹劾执政，有人因袖中的奏文而弹劾新任官员，有人率领同列议论吕升之的交结，有人连续上九道奏章议论方平的除拜，有人因废格诏书而治罪吴奎，有人因不合众望而排斥宗愈。人只要有过错，即使是丞相、辅弼那样贤能的人也不能屈从，台谏官明察而据实进言，君主虚心听取，大臣依法承受，这就是国家纲纪赖以维持而不废的原因。如今的朝纲果真没有受到扰乱吗？说到亲属故旧，就替他们扣留奏章；说到私人亲近，就说事情已经办结；有妨碍，就删节批帖后发出；情况有疑，就调停而停止执行；今天升迁一个人，说是‘保存近臣体面’，明天又升迁一个人，说是‘为远臣留下地步’。屈损台谏的精神风采，顺从人情的去留，恐怕会使士气消磨软弱、下情阻塞不通，这不是纠正官府邪曲、扶助国家命脉的办法。虽然如此，国论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私见，而是天下共同认可的正确意见；朝纲也不是台谏臣下的私利，而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公法。世上有宽容德行的人，往往开始时锐意慷慨；希望治理国家的人，在最初必然厌恶玩忽积习，但到了长期安逸之后就会习惯苟安。开始时开导容易接受，时间久了勉强劝说也难以平复，掌管耳目监察的官员最终会陷于孤立，这非常可怕。臣希望陛下以公论要求大臣，不要违背革新之初的志向；以公法要求台谏，不要改变开始引导进谏的初心，使君子有所依凭而安心，小人有所畏惧而震慑，君主根本强固而外来的邪说不能进入，国家脉理严密而外寇暗中消退。这样，三院作为纲纪之地，从今以后就会成为微臣磨砺节操品行的地方。纲与纪，只愿陛下谨慎守持并努力实行。臣谨慎记录上奏，恭候陛下裁断。

译《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一。《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二。明代杨士奇等撰。治道。宋理宗时期，牟子才任史馆检阅官，上奏说：‘臣是蜀地的鄙陋之人，出身寒微，家世却有幸列于科第。前些年编纂修订会要，借居成都的官局，臣实在没有才能，却因充数而列在末属。如今四朝大典正在重新编校，又因负责翻阅校勘这类微末事务，得以列名于史馆。此次因轮流应对而有幸瞻望圣容，又恰逢陛下感慨时事、准备革新各项政务的开始，臣何其幸运，能够遇到这样的盛明之时，哪里敢拾取陈旧言论来敷衍一时的职责？谨将今日应当特别留意的六件事分条陈述，为陛下说明。唯愿陛下幸而听取。’臣听说，大臣辅佐君主，只应当使自己的心公正，以裁决天下事务；尤其应当使自己的心和谐，以成就天下事务。这两者互相需要，缺一不可。治理天下的人，大都采用这个道理。恭敬地想，陛下任立两位宰相，安排在左右，正逢这样的时势；天命和人心是去是留，内忧外患纷杂交错，难道不应当开诚布公地裁决事务，彼此敬业协恭地兴起治功吗？然而从实际行事考察，往往私心胜过公理，公正之理有所亏缺；偏见产生，公道就不能建立。把没有偏私的心，置于人欲横流的冲击之中；把至为广大之理，运用于智巧杂出的环境。大臣如果这样，天下的事情怎么会端正？从细微征兆考察，往往朋党分裂，气类不能一致；外表相同，内心却各不相同。把大有作为的岁月，交付给暗中互相划分界限的争斗；把尚可有所作为的时机，委托给在表面迹象上互相弥缝的周旋。大臣如果这样，天下的事情怎么会成功？况且大臣所应当负责的是什么呢？就是纠正君心的过失，伸张敢于进言的士气，开辟众多正人的道路，守住祖宗的法度，消除人心的怨恨，纠正边防议论中的错误。陛下谨守宫廷中的行为，知道应当治理自己的心。然而劝戒的文章不能制止沉溺歌乐的讥议，偏爱溺爱的行为也没有人能掩盖道路上的议论。女冠一类的人未必事事请托，但有时会成为苟且求进的媒介；貂珰一类的宦官未必口中直接说出天子的法令，但有时会侵夺大臣的权柄。宦官依靠贵戚而钻营，权力纲柄暗中交给私人亲属。宫中直接降下的命令不经过中书省，祭祀祥瑞之事又常被左道邪术迷惑。深宫中宴游嬉戏的轻薄，不如大清早临朝听政的庄重；近习之间亲昵狎玩的私情，不如亲近儒臣那样简明端正。振作严厉的初期，设法纠正排除各种妄为之事，难道不是大臣的责任吗？一定要同心协谋，积累诚意以感动君主，使君主处在没有过失的地位，然后大臣纠正君主过失的功劳才不会落空。否则，就是害怕直截了当的批评，用弥补掩饰的办法来应付，这不是端正君心的做法。谏官和御史应当以弥补君主的缺失为职责，以弹劾奸邪为本务。然而古今共同的弊病，往往是容易劝谏君主，却难以进言于大臣；敢于攻击君主的短处，却不敢违逆大臣的意旨。近来言事之臣屡次议论权要，出于公道，在长期郁积之后，可以说是不畏惧强暴权势了。然而一旦嫌隙产生，彼此便相互排斥而离去。还不到半年，议论数次改变，是非曲直已经清楚可见。如今不考察他们所言是否恰当，不辨明他们内心的是非，有的按例授予美职，有的姑且准许告假。离去的人渺不可即，朝廷与他们竟判然相忘。这是虽然极力掩盖，忌讳却更加明显；虽然表面上没有痕迹，疏远却更加严重。整顿振作之初，要寻求主持公道的方法，难道不是大臣的责任吗？必须同心协力，扶持并借助他们，使进言者都有伸张正气的勇气，然后大臣尊重贤人的志向才不会有所遗憾。否则，是非混淆，邪正同流，不是伸张正直之气的办法。变更政治以来，已经知道要开辟正道了。然而自从陛下怀疑君子没有成效以后，身边亲近之人都得以掌握推荐士人的权力；自从大臣喜爱小人有才以后，平生的亲旧故交都得列入被推荐士人的名目。所以这些人遍布各个职位，交错分布于各州郡：不是天子的旧友，就是大臣的同乡；不是天子的亲戚，就是大臣的姻亲；不是天子的近亲，就是大臣的故旧。在朝廷听取唱名任命的场合、两府供人观瞻的职位上，如果带着一丝一毫的私意来处理，就无法向天下显示公正。整顿振作之初，要寻求肃清朝廷官场的方法，难道不是大臣的责任吗？必须同心协力，广泛采纳有声望、有实绩的人，使四海之内没有不来应聘的人，然后大臣求贤的心愿才不会有愧。否则，把爵禄当作自己家的财物，把显要职位当作经营求取的场所，不是任用正人的办法。其次，论及道揆的说法是：近年以来，朝廷不知道断绝私情、崇尚公道，只知道破坏法守、扰乱纲纪。给舍官为了替陛下守住这条法令，对滥施恩宠、幸进赏赐的任命加以封还驳正。大臣不能加以防止，已经像杜衍那样裁抑，实在有愧。如今却委婉曲折地传达谕旨，志在一定要实行，这就使封还驳正的职责不是废在给舍官，而是废在大臣身上了。贪奸赃物狼藉，防谏官本应防察并治理，这是防谏官替陛下守的法令。大臣不能在最初慎重选择官员，已经值得议论；如今却收纳、拭除前过而重新录用，不到十天，这就使弹劾的法令不是废在防谏官，而是废在大臣身上了。堂除和吏部所掌的缺额，应当分区区别办理；吏部正是替陛下守住这条法令的机构。大臣不能防止公正取士的鉴别，本来已经很令人不满，如今却只用一张纸批示下达，侵夺有司的权力。这就使选举的法令不是废在吏部，而是废在大臣身上了。整顿振作之初，要寻求恭谨遵守成法的方法，难道不是大臣的责任吗？必须同心协力，各自发扬自己的职分，使祖宗制定的法度没有一项不被遵守，然后大臣尊崇祖宗的心愿才不会有愧。否则，习惯于偏爱私情，曲从人情，不是重视法守的办法。我朝以仁义立国，陛下凭仁义取得民心，足以使国家根本安宁稳固。然而自辛卯年以来，敌国深入侵扰，年年遭受杀戮，百姓几乎没有遗民，祸患一并化为灰烬。襄、蜀、荆湖一带百姓的怨恨，则是自从清野命令下达、淮水流民渡过长江以来，饥饿之火驱迫他们，彼此相聚作乱。两淮百姓的怨恨，则是由于铜楮钱泛滥、和籴艰难，又加上沉重科敛，随后还遭到焚烧杀戮。各郡百姓的怨恨，则是从四月到九月不下雨，农事大受破坏，运粮船只全部断绝。浙西百姓的怨恨，则是公私都困乏，米价每斗一千钱，贫民只能听天由命，洪水严重的地方甚至发生人相食。京畿百姓也有怨恨。整顿振作之初，要寻求消除群体怨恨的方法，难道不是大臣的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