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二

译景衡又请求命令黄潜厚回避，第二份劄子说：“臣昨天已经具上劄子论列，黄潜厚是宰相黄潜善的亲兄长，如今所任命的户部尚书一职，确实有亲属嫌疑。他们二人各自请求回避，希望陛下以圣明慈爱特准所请，以显示至公，成全兄弟的美名。至今还没有看到施行。臣听说，法令是天下的法令，应当与天下共同遵守。如果朝廷自己先违法，又凭什么责备天下不守法的人呢？况且州县小官如果有亲属嫌疑而不回避，监司、郡守必定会弹劾他。如果朝廷之上，兄弟亲属不自行请求回避，而谏官、御史又不加以论列，那么天下的法令只在郡县之间施行，却不在朝廷之上施行。这样还希望人心服从、治理功业成功，不是很困难吗？况且即使今日谏官、御史畏惧回避而不敢发言，公众议论终究也无法掩盖。将来一定会有人说起此事，臣私下料想，陛下也必然会追究台谏官阿附而没有尽言的罪过。所以臣宁可今日获罪，也不敢将来获罪。况且黄潜善也曾多次上奏请求回避，陛下正应当准许他，这不仅能成全黄潜善的美名，也能使臣免受将来的罪责，臣实在十分庆幸。” 关于任命黄潜厚为户部尚书的指挥，恭请改正，另行给予差遣。景衡又上奏请求派张瑱任和州知州，所上劄子说：臣访查得知，和州境内多次受到盗贼侵扰；本州通判张瑱，廉洁明察而有吏治才干，郡中百姓爱戴他，于是他设法谋划，严密守御，使盗贼不敢侵犯。等到张瑱离任后，盗贼便攻破城池，纵火焚烧，官府和百姓住宅一天之内便化为灰烬。张瑱虽因年资符合并以知州资序而请求任宫观祠禄官，但听说他的精力尚未衰退，仍然可以治理一郡。如果朝廷因为和州遭受兵火之后而想选择守臣，应该没有比张瑱更合适的。任用人才，关键只在于根据其才能授予职任；试用后取得成效，就可以没有疑虑了。臣与张瑱从未相识，只是从士大夫的公论中听到这些，因此冒昧上奏，希望陛下裁决选择。” 建炎元年，知开封府宗泽分条陈述四件事，所上劄子说：“臣听说，人君的职责在于选择一位宰相。过去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举用皋陶，于是不仁之人被疏远；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举用伊尹，于是不仁之人被疏远。皋陶辅佐舜，除去四凶之后，九种德行都得到施行，各项功业于是凝成；伊尹辅佐汤，革除夏朝之后，人人都具备一德，德行达到上天。由此可知，只有使不仁之人远离，不能让他们把邪恶传播给众人，才能使众贤在朝廷和睦共事，彼此援引，共同成就大功。人君深居九重之内，弥补调和、镇抚表率天下，只能仰仗朝廷群臣来成就政事罢了。宋高宗得到傅说，商朝因此复兴；唐宪宗得到裴度，唐朝因此复兴。臣希望陛下在众多士人中，不论亲疏，不论远近，不凭梦兆，不凭卜筮，虚心考察，再参考国人及左右近臣的意见，任立一人为相，使他既能应对变化，又能守持成法。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他就能率领激励众人的意志，彼此修治补救不足。他们在位都节俭正直，大小臣僚都怀有忠良之心，以此持守天下的正道，成就天下的事务，天下难道还有不能大治的吗？陛下如果果真尊崇道德，远离邪佞；同大臣说话时恭敬而信任，不要让小人参与其中；” 同贤人交游时亲近而有礼，不要让不肖之人参与其中。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斥去邪人不要犹豫。这样言语得到实行，天下就治理好了。”《尚书》说：“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知道了却不实行，没有益处；实行却不能贯彻到底，也没有益处。这件事只在于陛下努力实行罢了。” 绍兴四年，中书舍人綦崇礼举荐起复朝散郎、新任建昌军知军仇悆充任监司，上奏举荐状说：“奉尚书省劄子，承奉圣旨，命行在从官各自举荐可以充任监司的人。臣看到，起复朝散郎、新任建昌军知军仇悆，天性忠厚，志趣操守端正，进士登科，学术丰富；历任县、道等职，都有治理的业绩；约束自身，没有过失；憎恶坏人如同仇敌。他处理政务以奉行法令、遵循事理为要务，抑制豪强，扶助贫弱，不向强暴势力屈服，不向权势利益低头。所到之处，百姓都思念爱戴他。假使让他承担一路监司的职任，一定能激浊扬清，消除百姓疾苦，正如进言者所说。如今保举他足以充任监司职任。如果朝廷擢用他，而后来发现他不如臣所举，臣甘愿与他同罪。谨此记录上奏，恭请圣上知悉。” 崇礼任兵部侍郎时，面对奏陈第二份劄子说：“臣听说，君主之所以有臣下，是用来帮助治理的。臣下贡献实际功用，君主便享有他的功劳；臣下窃取虚名，君主便承受由此产生的弊害。实际功用的利益在于国家，虚名的美处在于自身。有志于国家的人，不计较个人的毁誉，只忧虑天下的治乱；只求自身清白的人，不顾天下的治乱，只忧虑个人的毁誉。然而为国家尽力、取得实际功效非常困难，世人未必尊重；窃取名声归于自己，做起来容易，而且还能得到赞誉。这两种做法的取舍，关系到风俗，影响到治乱，拥有天下的人不可不察。”“从前西汉的士人，只因他们为国尽力而不求名声，所以汉朝的治道昌盛；司马氏的臣下专门追求浮华虚名而没有实际功用，所以晋室灭亡。前代的鉴戒，难道可以忽视吗？”“臣私下观察今日士大夫的风气，知道国家不能振兴，大概就在这里。没有激昂奋发的志向，却把谨慎自守当作贤能；没有舍身赴死的节操，却把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当作智慧。正当圣贤之人奔走努力、唯恐时间不够的时候，知道没有什么事情不该做的人才应当受到尊重；却被说成是生事。正当百姓凋敝困苦、需要慰劳安置、使他们返回安定生活的时候，辛勤任职于州县的人才应当受到崇尚。” 却反而讥笑那些庸俗的官吏，以至于为了逃避“言利”的名声，常规赋税和日常经费渐渐不能治理；为了取得“懂得处理事务”的名声，旧有章程和过去的成例多被废置搁置。像这一类事情，都是为了使自己方便、成就自己，并不是国家的福分，难道是陛下所需要的吗？”“臣愚昧，恭敬地希望陛下圣明，深刻洞察其中的道理。凡是考察官员、决定赏罚时，应当选取能够有益于时政、对国家有实际帮助的人加以进用；察看那些只有虚名而没有实际、欺骗众人以求取声誉的人，将其黜退。升降既然明确，喜好和厌恶既然彰明，那么人才和风俗就会随之大为改变，真正贤能而有实际才干的人就会出来为陛下效力。”

译高宗时，崇礼在讲筵殿进呈劄子说：“臣观察汉光武亲自喜好处理官吏事务，也因此考核三公。有些人虽然有所失误，但光武对他们的礼遇稍显薄薄，甚至造成诛杀、斥退、责问、侮辱之类的后果。任职的责任过重，竟到了这种地步。因此朱浮曾上奏防子，讥刺光武过于苛细明察，说光武信任刺举官，罢黜鼎辅重任的人，一有弹劾奏报，便立即加以免退。这样看来，能够善终的人就很少了。后来朱浮任司空，却因卖弄国恩而被免职，又因为欺凌同列，光武常常记恨他；只是爱惜他的功劳才干，不忍加罪。这说明凡是被罢黜的人，大概也有自取其祸的原因，并不只是苛察造成的过失。像冯勤，早年便因才干被光武认为贤能；他任司徒时，光武想让他以善行善终，于是以朱浮为戒，反复郑重告诫，勉励他遵守忠臣孝子的道义。于是冯勤更加恭谨俭约，竭尽忠心履行职责；光武亲近看重他，及其去世后又深为悼惜。推及这种心意，光武对于三公大臣，难道会不能保全他们始终受到恩遇吗？关键只在于那个人自身罢了。从前伊尹告诫太甲说：‘我亲自先在西邑夏见到，只有自己周全始终，辅相也才能善终。’这是伊尹事奉君主的志向；《诗经》称赞仲山甫说：‘既明达又智慧，以保全自身；早晚都不懈怠，以事奉君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这说的是周宣王任用贤人的美德。作为人臣，上等应当像伊尹，次等应当像仲山甫，这也就足够了。考察冯勤的言行，再核对《诗》《书》中所赞美的标准，正在这里，那么冯勤的贤能就无可怀疑了。唉！君主是人的头，臣下是君主的股肱，彼此一体、互相依存，共同承担安乐和忧患。如果有过错就归于君主，当然不是人臣归美于君主的道义；把过错推给臣下，也不是人君自我归罪的实际表现。只有君臣各自尽到自己的道义，上下才能共同享受福泽。这就是魏征所以希望做一个良臣的原因。臣我尽心竭力在这件事上效忠，唯愿陛下加以明察。” 崇礼又议论朋党勾结，所上劄子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陛下特别振奋英断，认为某些人结党勾结、奸邪反常，毫不犹豫地斥退他们。邪正既已分明，朝廷内外都心悦诚服。臣私下考虑，两省是政令发布之处，都司是纲纪所在；臣恐怕后来任职的人，有的会因为‘惩羹吹齑’而有所戒惧，从此不再议论政事，渐渐废弃职责。那些朋比之徒，大都依托正义的名义，果断地互相侵凌攻击；一人倡议，十人附和，以此推行他们的奸计。即使被斥退驱逐，他们仍然互相称誉，未必会安然退听。如今既然重新任用官员，如果废弃职守、不能振举，听不到耿直的言论，这就会使朋比之徒得到借口：对下可以煽动迷惑流俗，对上可以把过错归于朝廷，危害实在不小。臣愚昧，希望陛下以圣慈特意发布圣训，告诫在职官员，使他们各自履行职责，尽情直言，敞开胸怀，不要因前事而有所畏惧，务必开辟公正之路，杜绝邪曲之门，以仰副陛下焦劳忧念治理的心意。” 崇礼又请求漕司官员共同办理财用，所上劄子说：“臣恭敬地看到，各路转运司的官员大多在两员以上。历来朝廷在本路有所兴办，或有供应军需之类的事情，掌管财用的漕臣往往指名专门委派一名官员办理。大概是想让他独自承担责任，使事情能够依靠他办成。然而被委派的官员不只是想赶快办成事情以免受罪罚；既然专门负责办理，便会产生希求奖赏的心思，无暇顾及经费，于是必然督责州县，凡是所有钱物，或许全都用尽而不留余地。本司没有参与差遣的官员，因为已经接受了专门的指挥，势必也不能扣留占用，只会导致纷争。等到漕运经费不足，又督责州县从常数之外加以征取，州县便受其弊害；州县受其弊害，百姓便遭受其祸害。这大概是历来朝廷没有思考到的。臣愚昧，希望陛下以圣慈特意降下圣旨：从今以后各路凡有非常规的用度，漕司官员不得再专门委派一人办理，命令他们共同办理。” 崇礼又当面奏陈第二份劄子说：“臣私下观察，蜀地自古以来大多有英才。自汉代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相继出现以后，世代都不缺少人才。到了本朝，尤其依赖蜀地人才的任用，如陈氏的尧叟、尧佐、尧咨，范氏的镇、百禄、祖禹，苏氏的洵、轼、辙，都是蜀人。其余知名人士也难以一一列举。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士大夫四处流散，川蜀士人多返回故乡，就近接受征辟，不能走出四路。如今行朝多年在外，朝廷中竟没有蜀人；近来即使从江浙远到荆淮、闽广之间，州县中也很少听说有蜀人在官任职。这难道是陛下广泛访求俊杰、立贤不拘一格的心意吗？近来虽有德音发布指挥，命宣抚、监司、郡守在尚未获得差遣的人中选择可用者，把他们的才能具状上报；愿意赴行在的人不得受到阻拦，这当然已经很完善了。但臣愚昧，仍认为还不够。恭望陛下深切诏令大臣，先行搜访，选择平素有声望、确有才干的人，不论有没有差遣，也不等待地方荐举姓名，直接由朝廷号召而加以收用，以显示陛下把天下公之于天下的心意，慰藉远方士大夫的期望。” 绍兴年间，张浚议论任用能够担当事务的人，上奏说：“过去汉高祖从逃亡的俘虏中得到陈平，信任他而不疑，甚至耗费万金，却轻易地交给他。假如书生儒士参与听闻他的谋略，难道不会痛惜而竭力阻止吗？臣认为不只是汉高祖难以做到，陈平接受这些财物而不推辞，更是难以做到。假使今天做臣下的人，遇到陛下把万金交给他，恐怕将会因自失身份而逃走。拯救天下的危难，救济百姓的急难，如果君臣不能同德一心，慷慨地具有超越天下的气概，事情就不容易建立功业。陈平本来没有辅佐帝王的才具，只是他的英姿雄略略胜当时众人罢了，尚且能够辅佐汉朝成就四百年的基业。何况凭陛下的明圣，仰承祖宗历代积累的美德，如果做臣下的能够不吝惜自身，不顾念私利，不忧虑个人祸患，承担天下的责任去做事，或许就能有所成就。像臣这样愚昧浅陋的人，终究恐怕不足以完成陛下使令的万分之一。”

译绍兴二年，张浚又上言说：“臣过去遍考传记，深入探究前代得失、存亡的原因，私下观察汉高祖之所以屡遭危难而又振兴起来，不过是胸襟豁达、气度宏大，信任三杰罢了。汉高祖承接秦朝灭亡后的局面，从开始到最后都凭借这种道理平定天下，由此可知宽宏大度、任用人才，确实是治理天下的长久办法。如今金人狂暴，与当年灭亡楚国的秦人没有不同；陛下承继祖宗二百年的基业，仁恩惠泽丰厚地留存在民间，又圣德日新，声名传遍天下，中兴的治业难道还会遥远吗？臣愚昧，希望陛下鉴察汉高祖取得天下的原因，默默体认它。凡遇事情有疑虑和异议，就同臣下共同更新；选拔有才能的人、任用贤人，并以信任相期。大概自崇宁、观后以来，士大夫的风气渐渐败坏，以求学为业的人往往背离正道、经营私利；所以向人君进说的人，有的怀有朋党私心，有的想发泄从前的怨忿，于是使大臣不能施展志向，小臣不能尽展才干。况且郡守、方伯的职任也已经很重要了。过去被弹劾的人，动辄十几名，接连被罢斥；考察他们所攻击的事情，大多是过去的过错。臣认为，处在今日的职位上，如果贪赃污秽、没有才干，百姓确实受到伤害，查究而得到实情，黜退他们是可以的。” 但如果只是指摘过去的事情，虚实尚未明白，却使几个郡之间忙于迎送而没有空闲，这难道是替国家谋划吗？何况在多事之时，利害关系有大于迎送的事情；由此推论，近臣的进退、将帅的任用和罢免，尤其应当谨慎审察。况且平民之间的交往，尚且有彼此推心置腹、相互信任的人，在缓急关头以死相许；何况陛下以帝王的尊位，治理天下的广大疆域，想要实现中兴、平定祸难，如果不能得到几位社稷之臣，信任并任用他们，又怎么能成功呢？至于全面考察他们的大节，深入观察他们的忠义，从一开始就访求，直到最后都信任他们，这又是陛下所擅长的。臣愚昧，愿一并把这些意见献上。” 张浚又分条陈述四件事上言说：“臣曾经读《诗经》，其中说：‘任用贤人，使能者发挥才干，周室因此中兴。’‘贤’是说他的德行，‘能’是说他的才能。如今正处于大乱之后，国势纷扰，同创业谋划事业的时候没有不同。有才有德、两方面都完备的人不可能全部得到，仍应专门选取确实有才能的人。因此汉朝兴起之初，像陈平品行有亏，英布触犯法律，只要他们的智谋勇力确实有助于实际功用，也就略去小节而取用。假如苛责细小品行和外在行迹，汉朝凭什么建立四百年的基业呢？何况那些只凭言语文章、仅仅因为亲近而先得到任用的人，真正到四方效力的人难道不会寒心吗？《易经》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这句话一定联系于《师》卦上六爻，因为上六是用师之道的终结。开始用兵时，情况与这里不同。然而所谓‘勿用’，并不是完全断绝不用，只是不让他们居于朝廷、处在辅弼的高位罢了。看孔子解释爻象的话，说‘小人勿用，必乱邦’。假使不让他们居于朝廷、处在辅弼高位，怎么会达到‘必乱邦’呢？这件事在于陛下心中明白而独自决断，以帮助成就中兴的事业，不要被腐儒纷纷的议论所迷惑，导致临事有缓急时没有可以倚仗的人。” 恭请陛下圣明鉴察。” 张浚又上言说：“堂上距离百里，堂下距离千里，门庭距离万里。人君端坐在九重宫阙之内，却想要遍知天下的事情、完全察知天下的情况，不是非常困难吗？臣曾说，做君主有一个要领，只在于善于任用人才罢了。否则，凭一个人的聪明，怎么能胜过千万人共同的思虑？因此自古贤明圣德的君主，必定选择端正忠实的人充任左右侍从的行列，广泛询问、博采意见，使奸邪蒙蔽的计谋无法施行。古人曾作比喻，说老虎有狐狸跟随，是因为狐狸终究不能偷弄老虎的威势。然而狐狸跟着老虎行走，百兽便因此退避，老虎的威信也就建立了。难道不如远远地离开狐狸更好吗？过去有些人君对臣下，明知他的操守和方法不正、施为违背义理，却认为自己的聪明足以制约驾驭他；他们曾不知道，耳目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所受损害会更多，难道可以不戒惧吗！” 张浚又议论皇极之道，上言说：“古代的人君喜爱人为善、乐于看到人改过，实在是深厚啊！臣从《洪范》中看到了这一点，其中说：‘凡是庶民，有谋略、有作为，你就记念他们；不合于皇极，却没有陷入罪过，君主就应当接受他们。’又应当和颜悦色地说：‘我所喜爱的是德行，你就把福赐给他们。’这样，人们才会共同把皇极当作准则。那些不合于皇极却仍予以接受的人，自称喜好德行便相信他，圣人这样对待下民，难道不是忠厚而宽恕吗？有人说，喜爱德行的人可以得到认可，但自称有德也可能含有欺诈；圣人相信而不怀疑，难道不会妨碍治理吗？事实不是这样。圣人修养自身来教化他人，推诚相待，经过岁月积累，即使有欺诈的人也将逐渐迁改而趋于为善，何况那些不忍心这样做、因而辜负圣人教诲的人吗？苏轼论述唐武后时说，她虽然无道，却不只是进用人才没有阻难，士人自荐也都能充分发挥才能。后来开元年间，几乎达到刑罚废置、天下大治的境地，都是武后当时收用人才的结果。唐德宗喜欢苛察而且多疑，士人无论贤愚，一概不能进用，国家空无人才，以至于发生奉天之祸。因此陆贽说：‘武后因为容易得到人才而成功，陛下因为过于精细审察而失去士人。’” 这话说得太正确了！所以臣一并陈述出来。张浚又议论进退人才，上言说：“君主对待人才，应当先在州县试用，在馆阁培养；见到可以任用的就任用，不必因为还没有完全深入了解而有所顾虑；见到可以罢去的就罢去，见到可以治罪的就治罪，不必以先前任用过他、后来却立即废弃他为羞耻。总应当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一概以无私之心对待。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百姓，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意在其中。虽然如此，人才与君主相遇相合，也有大患。有时因为一句话投合心意，即使没有长处和奇才，渐渐也会掌握权柄；有时因为一件事违逆心意，即使有贤德美行，也渐渐被疏远。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喜怒好恶的情绪不能平正而归于道，所以伺机乘隙的人得以施行奸计。这样日复一日，贤者更加退处，不肖者更加进用，最终导致国家危亡、天下大乱。起初以为这样可以取得计策中的利益，后来却没有比这种失策更大的；起初以为自己的威福可以任意施行，后来威福反而不能施行，也没有比这种后果更大的。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无不端正自身、平和心气，以求符合圣人的道理；他们用心始终在天下百姓，不敢偏私自己，所以在进退人才之际，没有不合乎事理的。” 臣希望陛下努力实行这一点。”

译张浚又上言说：“臣前些日子亲自承奉陛下的玉音，听到训谕说，拥有天下国家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百姓。如今刺史、县令的官员还没有完全得到合适的人，陛下命臣选择。臣私下感到欣喜庆幸，仰面庆贺陛下，已经看见了治理之道的根本。只是臣虽然愚昧平庸，也愿冒昧献上意见。如今治理百姓的官员很少得到合适人选，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内重外轻，祖宗的法令全被废弃了。流落在外的人终身得不到任用；在内经营钻营的人，多年之后便能得到美官。这就是治理之道分裂、百姓不能承受恩泽的原因。臣请举一二而列数如下：稍有时望的人，越级升迁，即使没有给百姓带来实际功效，只要有忠言补益皇上，自己已经富贵了，这是第一点。大臣选取人才，借机给予拔擢；英豪的言论刚提出，还没有超过一段时间，便已经身居侍从之列。如此进用，谁不归心？所以他们所说所做的，求得向人主报答的少，求得依附大臣的多，这是第二点。”士大夫一旦任职州县，就没有进身的希望，于是贪污谋私，不顾廉耻，这是第三点。受到大臣知遇的人，自身迅速显达，惴惴不安，唯恐这个大臣离去；毁誉因此不能公正，议论因此不能统一，划分门户、建立朋党，没有什么做不出来，这是第四点。” 富贵可以侥幸得到，名位可以靠机巧取得，那么他们修养自身必然不专一，做学问必然不笃实；欺骗君上、出卖交情，只看重利益，风俗怎么会因此变得淳厚呢？这是第五点。”所任用的人既不是平素有声望的人，便会受到夷狄轻视侮辱，也会受到天下人的愤怒憎恨，这是第六点。不经历民间事务，不明白利害关系，诏令的施行、职事的办理，怎么能够合乎事理？这是第七点。一年之内多次升迁，官员不修治职务，把公家的事务看得几乎如同旅舍一般，这是第八点。”内重外轻对天下百姓的危害，以及对国家谋划的不利，既然如此，难道可以不思考改变这种道路吗？虽然如此，骤然施行，人情会惊骇，是非会一齐发生，对事情没有益处；只能慢慢治理，逐件事情纠正它，经过岁月磨炼，治理之道才可以恢复。” 张浚附带他的儿子张栻一同入朝奏陈说：“臣私下认为，自古凡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心腹之臣，与他同心协谋、志向一致，以成就治理的功业。得失利害，君臣一体，不容有丝毫间隔；这样上下相互观望，彼此响应、如影随形，事情才能成功。像伊尹对于成汤，太公对于周，次一等如管仲对于齐、诸葛亮对于蜀，书传所记载的事，始终都可以考察。不然的话，在道路旁边议论建房，什么时候才能建成？安危祸福的关键，其应验很快就会到来，难道可以不畏惧吗！”恭敬地想到，陛下是上天赐予勇气和智慧、接续历代帝王的圣主，而臣小小地首先受到陛下的眷顾知遇，被任命处理边防事务。遗憾的是臣学识浅短，没有先治理根本，却在军旅末务上琐屑奔忙，辜负圣贤、违背天地，以致将士失去法纪，谗毁诬陷接连兴起。这大概是没有先建立内政，却先从事外务，所导致的结果必然如此；都是臣不懂得根本，辜负陛下，以至于到了这种地步。臣日夜悔恨，但事情已经来不及挽回。臣如今衰老，况且误事到了这种程度，天下士大夫的心，谁还会再信任臣？陛下心中又怎么能不产生疑虑？臣的去留，正应当审慎决定。如今边境大致安定，军队大致整顿，敌人因为受伤失败，其势力本来不能发动倾尽国力的进攻。” 而臣孤立无援，进退两难，只能强作颜面地度日，动不动就受到牵制，平日的气概几乎消磨殆尽，陛下将来还要把臣用在什么地方呢？恭望陛下深切为国家谋划，精心选择天下隐居山林的贤才，把朝廷内外的重要权柄交给他们，任用要专一，信任要深厚，像前代几位君主那样；让谋划出自一人，并使他从旁招致忠信之士，共同参与辅助，不让小臣得以暗中离间，不让异议得以轻易动摇，先治理内政而后经营外事，以图恢复，或许可以月月积累功业，年年显著成效，太平的日期就有希望了。再想到陛下正处于极其艰难的时刻，遇到古来未有的强敌，如果君臣不能彼此合为一体，早晚谋划挽回局势，共同承担责任，不计较利钝，最终期待成功，臣实在担心岁月容易流逝，后悔难以追回，那将非常痛惜。臣老了，罪过又日益积累，恭望陛下怜悯，赐臣告老还乡，使臣在山林中等待终老，不要让臣出仕后狼狈不堪，取笑天下和后世，臣将感到无比幸运。张浚又议论弹劾，上言说：“自古以来担任台谏之臣的人，通晓古今，深明治理之道；他们对政事的宽严进退提出建议，没有不以天下国家为念的。考察他们所说事情的轻重缓急，都有条理。对于奸人中有才干的，必定竭力排斥、极力诋毁，唯恐言语不切实、论述不详细；这并不是存心要过分憎恶他们，而是认为不这样做，他们的奸计就能施行，他们的才术就能发挥，将会成为天下国家的祸害。” 至于才能平庸低下、政事有所差错的人，姑且弹劾他使其退职，从来不以隐昧不明的事情切切然地深加指责；这样即使那个人侥幸悔悟，将来还可以为朝廷效力，也不是没有补益。至于宗师巨儒、功劳关系社稷的人，本来不应因为末节小事而轻易议论他的过失，大概是想让四夷八蛮知道朝廷有这样的人，以此足以增长朝廷的气势。近世任用不合适的人，都是失去了这个用意；臣只愿陛下掩盖人的过失，成全人的美德，那么谁不会归心，乐意为我朝效力呢？”

译绍兴四年，王之道论述应当慎重选择知州、县令来凝聚民心，上奏说：“臣听说孟轲说过：‘取得天下有方法，取得民众就能取得天下。取得民众也有方法，取得民心就能取得民众。’国家经历战火之后，百姓凋敝困苦到了极点；而今天还能扶持到这种地步，正是逐渐中兴的开始，这是因为祖宗的德泽留在民心之中，百姓还没有厌弃朝廷。臣愚昧地认为，今天最急迫的事务，没有比凝聚民心更大的；而凝聚民心，没有超过慎选知州、县令的。自陛下即位至今八年，臣没有听说有谁出任某郡知州、某县县令时，陛下亲自召见并询问他说：‘如今治理郡，以什么为先？如今治理县，以什么为急？’他们任官期间，朝廷也没有考察他们所说的话、验证他们所做的事，并据此赏罚来显示劝善惩恶；他们任满回来时，也没有听说陛下慰劳并询问他说：‘你治理郡县，除去百姓的祸害有多少？兴办有利于百姓的事情有多少？你治理县，户口比过去兴盛还是衰落？耕作和养蚕比过去富足还是贫乏？’然后观察其才干、考核其政绩，擢升为公卿和百官。伏望圣上慈悲，怜悯百姓的疾苦，鉴察孟轲的至理名言，明诏内外臣僚：内朝自监察御史以上，外任自牧守、监司以上，都各自保举所知、堪任监司和知州县令的人三名，并明确说明他们的长处；然后召到都堂，命宰相选择任用。” 他们临行辞朝那天，陛下应当在便殿抽暇召见，询问政事的得失，审察他们是否贤能，反复叮咛告诫后才让他们出行。这样或许监司、知州、县令就会知道应当怎样爱护百姓，天下百姓也会知道陛下爱护我们是如此深切。因此无论缓急，都可以使天下人像使用左右手一样得心应手；做君主而能使天下人像左右手一样听使，那么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仁者无敌’，还需要忧虑什么外敌侵犯呢！” 吴伸论述大臣无罪获罪的奏书说：正月二十九日，右迪功郎、新授监广州置口场盐税臣吴伸，谨斋戒沐浴后写此奏书，冒死上奏。臣听说赵襄子在晋阳被围时，围困解除后，罢免了五名有功之臣，却让没有功劳的高赫接受最高的赏赐，五个人都很愤怒。赵襄子说：‘我被困厄时，仍不失君臣礼节的，只有高赫。你们虽然有功，却都对我骄傲。’孔子听说后说：‘赵襄子善于赏赐士人吗？他赏赐一个人，天下的臣子就不敢失去君臣的礼节。’臣读到这里，每每感叹不已，不能自止。难道天下竟没有高赫这样的人吗？还是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呢？还是要使忠信之士不能容身于朝廷吗？还是要使忠信之士陷入罪过吗？古人有所谓忠信却获罪的人，这正是臣白天忘记吃饭、夜里忘记睡觉、痛心替天下国家惋惜的原因。臣听说建炎年间，苗传作乱，一个人首先作恶，皇位迁移，废黜旧主而拥立幼主，擅自掌握国家威权。在那时，天下人惶惶不安，左右臣僚都不知所措，人人都有骄慢君主的心，却没有听说有完全遵守礼法的臣子；至于能够奔赴国难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唯独张浚以一个势力微弱的书生身份，率领天下义士，忠诚一发，勇气冠绝三军，于是擒获元凶，恢复了大宝皇位。张浚的忠诚，传遍八方，上达皇天，难道只是敌人知道吗？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难道只是三尺高的儿童知道，陛下自己也知道。过去申蒯陈不占奔赴庄公的危难，虽未能成功，后世仍然称许他们的义举；何况张浚倡导天下的大义，建立了不世之功呢？臣虽不敢冒昧比拟仲尼的褒贬，私下认为张浚比高赫贤能得多。唉，人的才干有长短，事情也有优劣，可以说他忠诚有余而智谋不足。臣请为陛下把其中的道理全部陈述出来。臣听说张浚统帅陕右时，忧国忘家，遇到危难便以生命相赴，饮食不求多味，俸禄不贪余财；听到有利于国家的言论，便感叹不已；见到忠义之士，延请礼遇唯恐落在后面；清廉爱民，士卒受其感化而不贪；公正忠诚地治理部下，官吏百姓都称善而没有诽谤。这就是所谓忠诚有余。可是他判断敌情不够审慎，使曲端无辜陷罪；不明察身边人的谗言，执意依据自己的私断，丧失五路土地，使数万军队遭受挫败，覆败陕右军队，导致敌人得以窥伺四川，招致朝廷震怒，聚集乡里的怨恨。这就是所谓智谋不足。如今五路失利，四川孤危，罪责在张浚，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但臣之所以进言，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担心这样会使朋党的私心得意，落入敌人的计谋，断绝忠臣进言的道路。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听说，女子无论美丑，一旦入宫就会遭人嫉妒；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一旦入朝就会遭人嫉恨。这是因为贪求冒进之心是人之常情，朋党之祸古今都有。况且担任台谏官的，必定想尽快升为侍从；担任侍从的，必定想尽快升为辅弼；担任辅弼的，必定想尽快独掌钧衡大权。这就是贪求冒进逐渐形成的过程。甲担任台辅，就有甲的亲戚故旧；乙担任台辅，就有乙的亲戚故旧。甲如果被罢免政务，甲的亲戚故旧便无所依靠；乙如果被罢免政务，乙的亲戚故旧也无所依靠。这就是朋党的私心。如今张浚回到朝廷，不再担任元枢之位，必定会掌正台司的权力。同列官员必定嫉妒他；如果有人因此得到荐举、擢升、改任或调职，百官也必定嫉妒他。若不结群攻击他、排斥驱逐他，那么上下官员都会放缓迁升的阶梯，朋党也就不能稍稍巩固自己的地位。万一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以失地之罪排挤他，使陛下不得已将他驱逐，这岂不是使朋党的私心得意吗？臣听说，鲁国凭季友平定祸乱，魏国凭无忌折冲御侮；虞国不用宫之奇，结果被晋国吞并；吴国不用伍子胥，结果被越国吞并；田单在燕国放纵反间计，使乐毅被罢免；陈平在楚国施行反间计，使范增离去。

译子玉死后，晋文公的君臣互相庆贺；廉颇被驱逐后，白起的筹划谋略才得以施行。即使假设张浚的才智不如这几个人，他的忠诚却确实超过他们。臣私下认为，如今世上像张浚这样的人，还能有几个呢？万一忠臣被驱逐，必定会有不忠之人接踵而来。看张浚用兵，虽然曾经击败金人，金人未必不会忌恨他的忠诚。假如反间计得以施行，张浚因罪被罢逐，这岂不是落入敌人的计谋吗？臣听说齐桓公先有尊崇周王的功劳，后来又有灭亡项国的罪过。《春秋》记载“夏灭项”，是替齐侯避讳。因此古人用功劳遮盖过错，确实是有道理的。如今张浚复辟的功劳大，失地的罪过小；不只是臣能够知道，天下人也都共同知道。为什么呢？金人起兵三十多年，向北灭掉契丹，向南侵扰中原，天降乱患，丑类极其猖獗。张浚凭五路分散的兵力，抵挡百万貔貅般的精锐之师；深入敌人重地的部众，如同用石头投掷鸡蛋，不能抵敌是明摆着的。他还能支撑数年，与金人相持。等到他退守四川，敌人最终仍未能攻下，这也大概是张浚的功劳。如果说失去陕西的土地、五路军队溃败，便可以定为罪过，那么从前失去太原的有利形势，以致神京陷落；失去神京的有利形势，使两位皇帝流离播迁，祸患延续到今天，终于使皇帝的车驾巡行到海边，使贼臣在中原割据。当时掌权的大臣，与张浚相比，罪状轻重本来就有差别；这样看来，张浚功劳大而罪过小，也就更加明确了。假如把张浚置于罪罚之地，使后来建立功勋的人个个都想跟随赤松子遨游，使尚未建立功劳的人都把张浚当作警戒，那么以后遇到患难，谁还肯奔赴患难呢？这岂不是断绝忠臣进言和效命的道路吗？臣私下看见街巷中的交谈，人人都替张浚感到危险，都说：“某一党、某些人想要进言了。”张浚一来，弹劾他的章疏就会接连上奏，必定在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加他的过错罪恶。陛下即使有像赵襄子那样的明察，也一定不能抵挡巧言如簧的言论来保全他。若真是这样，张浚未来朝时，他的罪过还缓；张浚一到朝廷，他的罪过就会迅速加重。万一果真如道路上的传言所说，张浚获罪被驱逐，将无处逃脱。为什么呢？张浚不来，议论者必定说：“他怠慢而不恭敬，有违抗诏命的罪过。”张浚一来，议论者必定说：“他是使军队覆败的将领，有失地的罪过。”如今他迟迟不动身，难道不是害怕人们的议论吗？还是也自认为没有功劳而归，因羞惭而行动迟疑呢？他尚未到达，就已经有人列举他的罪过；等到他回到朝廷，对他的定罪还有什么可疑的呢？臣又听到道路上的传言说：“不只是一个两个的人想要进言，而且将要结群攻击他。不仅要结群攻击他，一定要使他因罪被罢逐才肯罢休。”唉！开通进言之路，是为了接纳公正忠诚的意见，排除偏私的朋党。如今因为朋党的私心，对亲近的人和旧交，即使有大恶，也加以阻止并庇护；对不是亲近或故旧的人，即使有小过，也必定搜求罪过并驱逐。以至于执政大臣不敢任用一个小吏，忠臣不能保全自身，真是令人痛惜啊！唉，说张浚的短处容易，承担张浚所承担的事情却困难。如果试着任用那些议论张浚的人，让他们承担张浚的职责，他们的失败一定比张浚更加严重。臣私下认为，自从国家遭遇艰难以来，还没有像张浚这样的人。万一使进言者的意见一定得到实行，张浚因此获罪离职，不知道还有谁能继承他的忠诚呢？古人说一个贤人胜过百万军队；如果贤人不能容于朝廷，还想修治政事、抵御强敌，岂不是很困难吗？臣曾听说，周公派管叔监管商地，管叔却凭商地叛乱；周公是管叔的弟弟，管叔是周公的兄长，周公的过错难道不应该受到责备吗？当时人们却用周公的功劳遮盖他的过错，后世也不曾因此怪罪周公。议论者反而说：“周公的过错，就像日月出现蚀一样。” 如今张浚失地的过错虽然明显，但他奔赴国难的忠诚也达到了极点。臣担心巧言容易被采纳，而要作出明断却很困难。伏望陛下深入考察此事，不要让朋党的私心得意，不要让敌国得以乘隙而入，不要让忠臣因此隐没自己的行迹；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福分，也是天下百姓的幸运。臣与张浚居住在不同地方，势位也彼此相当，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故旧，起初对张浚并没有私情。如今臣议论张浚一人，却牵连到满朝的权贵，臣本来知道今天不会获罪，日后必定会招来怨恨，臣被弃置斥退，几乎是不能避免的。一定会有人进言而毫不惭愧，对此臣自认为把富贵看得很轻，把忠义看得很重。如今最公正的议论触犯了权臣，大不了使臣终身不能做官进身罢了。至于张浚复辟的忠诚，是古今都难以做到的，臣实在仰慕他。假使臣因为忠义获罪，即使伏在斧钺之下，奔赴鼎镬之中，也在所不辞，难道会害怕朋党的祸害吗？臣所陈述的，都是披肝沥胆的真心话；是听取还是治罪，只听凭陛下的命令。冒犯圣颜，臣惶恐俯伏等待治罪，实在到了极点；臣谨伸长身子，冒死百拜。张浚引咎辞去宰相之位，进言者拿汉武帝诛杀王恢的事情来作比。观文殿学士李纲上奏说：“臣私下见到张浚被罢免宰相，进言者拿汉武帝诛杀王恢的事情来作比。臣担心有智谋的人闭口不再谈论军事，有忠义的人扼腕叹息而无从发愤，将士离心离德而不肯听命，州郡望风而陷落，再也没有坚固的城池。陛下将要和谁共同建立国家呢？张浚处置安排失当，确实有罪；然而他一片为国效命的心意，也有值得怜悯之处。愿陛下稍加宽容，给他机会，以期待他日后的功效。” 绍兴九年，李纲又被授任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李纲具奏极力辞谢说：“臣迂腐疏略，没有周全保身的办法，稍有行动就招来烦琐的议论。如今臣刚从江西罢职回来，时间还不久，又蒙受洗涤罪过、重新任用之恩，授予统帅军政的权力。从前汉文帝听说季布贤能，召他入朝，后来又罢免他遣返回去。季布说：‘陛下因为一个人的赞誉召用臣，又因为一个人的毁谤罢免臣，臣恐怕天下人会因此看出陛下识人的深浅。’至于臣个人小小的进退，哪里值得稍加计较？然而几年之间，臣屡次奋起又屡次跌倒，上面有损陛下知人善任的明察，实际上又关系到国家体统。”诏书说李纲多次上奏辞任，不愿再严重违背他的意愿，于是准许了他的请求。

译绍兴八年，赵元镇援引潘良贵、常同的事情，上奏说：“臣昨天进入尚书省，因为斋戒而不应当趋朝奏事。臣恭敬地看见陛下亲笔批谕关于潘良贵和常同差遣的诏令。臣因为没有签署刑罚文书，兼任的职名尚未确定，必须等到当面奏明后才能施行。臣曾说，朝廷最可贵的是安定宁静；安定宁静，和气就会熏蒸天下，自然降下福气。如今幸而朝廷中多有君子，没有乖张异己之人从中搅扰，足以坐享安静的风气。然而潘良贵像被上天夺去了魂魄，轻率妄为；常同一类人又不分辨是非，随俗毁誉，自行制造不安，才导致这些纷纷扰扰。臣仰想陛下以日月般的明察照临百官，以天威作出神明的裁断，已经把事情的曲折全部看清了；以臣的愚见，实在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然而臣还有一点所得的考虑，想停止也不能，只好冒犯圣颜，实在无处逃避罪责。臣对于这几个人，哪里有什么厚薄不同？至于进退取舍，确实关系国家体统，臣不敢不说。”张绚、潘良贵都是两浙人士，与臣本来没有交情。常同虽然曾经推荐过臣，但他自己担任言官后，多次用言语侵犯臣。臣曾因此恳求辞去职位。子諲起初是在种师道宣司幕府中与臣相识的；他虽是外戚贵游子弟，却爱好学习、乐于行善，文雅有余。平日交游议论之间，凡是有助于正当议论、有益于善类的事情，他从未不竭尽诚心。士大夫因此称许子諲，子諲也因此得到陛下的知遇。至于潘良贵、常同等人，都是子諲平素敬重的人。如今常同已经外出，张绚又决不可留，这就是因子諲而导致这几个人相继离去，恐怕对子諲不太光彩，也不是他的本心。臣冒昧献上愚忠，愿陛下稍稍留意圣心：如果子諲没有罪，不应当外任，或者陛下不愿偏私潜藩旧人，那么请优厚地授予他职名，安排在近郡，这样以后不迟于适当时机仍可召回任用。潘良贵若授予次等职名，就安排到小郡；若授予本等职名，就安排到宫观任职。这样轻重各有区别，赏罚的意思，天下人就会明白无疑了。常同、张绚暂且降下不准许他们请求的指挥，等潘良贵等人的差遣办理完毕，再慢慢分别处置他们。或者调到清闲缓慢的职任，或者令其外补，怎样都可以。这样或许朝廷能够安静，士人舆论能够心服，足以彰显陛下包容狂直之人的美德，而子諲的去留也能两全其善。况且潘良贵等人今天的过错，确实不可宽恕；但考察他们平素的为人，也只能说是端正善良之士。假如一旦把他们一并驱逐，臣深恐子諲心中忧郁，更加不能自安。这是因为子諲这个人敬畏义理而乐于行善的缘故。臣区区愚直，哪里敢怀有私心、结党庇护他们？如果陛下不认为臣的话正确，就完全按照亲笔批谕办理差遣，也还不晚。然而臣身为宰辅，实在不愿让那些喧闹多言的人妄自议论朝廷，这也是为了爱惜子諲。臣不避烦琐冒渎，再次招致诛责贬谪，唯愿陛下深加省察。臣感到万分幸运。宋高宗时，赵元镇又上奏说：“臣刚刚听说陛下降诏，准备将申先降职外任；关于申辩诉说的言章奏状，因为这两天休假，所以还没来得及进呈。又因为这是亲笔诏令，不敢停留延误。请问是否可以立即发出，或者容许臣在二十一日内奏禀完毕，然后再施行？一向以来，从官被降职，不能没有名目，必须根据他的奏状定罪，才降下处分指挥。臣详细看申先所陈述的意思，是因为议论沈与求才导致今天的事情；言辞确实过分失当，说他没有罪也不对。臣愿陛下扩大天地般的度量，稍加容忍，以保全事情的体面。如果他所说的没有其他过分之处，又为什么要降职呢？只是他放纵言辞而不屈服，令众人难以忍受；而陛下能够容忍他，这才是盛德之举。臣区区愚见，还有一些曲折情由，唯愿圣上明察。申先得罪陛下、激怒众人的根源，本来是沈与求的事情。如今如果仅根据他的奏状定罪，降职遣送，臣恐怕张浚免不了忧虑疑惧，而章惇、蔡卞一党的人在外面就会欢欣鼓舞。凭陛下宽仁大度，竟不能容忍一个狂直之臣，反而使大臣不安、群小交相庆贺，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臣充任宰辅，没有什么可以补报陛下，只有一片朴实忠心，岂敢不竭尽。” 贴黄：臣对申先并没有特别深厚的情分。昨天申先议论沈与求，臣很不赞成，也曾奏禀过此事，料想陛下还记得。如今有人议论申先的奏章，说臣不应当与台谏官树敌；这正是臣劝诫申先的话。又有人说，大臣正要执行台谏的意见，以表示自己没有私心，那么申先对臣不能没有怨望；但臣不躲避谴责驱逐，仍冒昧斗胆冒犯圣听，实在是因为治罪一个申先只是小事，而其中所关系的利害却非常重大。大臣并不是想倚仗张浚来抬高自己，暗中满足自己的私意。伏望陛下明察。赵元镇又上奏说：“臣曾因任命申先降职之事，详细陈述其中曲折，烦扰了圣听。幸蒙圣慈俯察臣的愚诚，特赐亲笔诏令，准许臣奏禀完毕后再施行。臣仰知陛下如天地般的仁慈，使雷霆般的怒气稍稍平息。不仅使申先得以保全进退，也使臣下遇到有所见解的事情时，能够尽情陈述自己的浅见，没有什么隐瞒回避。这样，陛下包容涵养的德行就会高明广大，能够宽免细小过失，所谋求的就是长远宏大的事业了。臣幸甚，幸甚！然而臣还有想要禀告陛下的事情：当初陛下因为伯雨的言论，追贬章惇、蔡卞，录用申先，是为了表彰善良、区别邪恶，明辨是非。即使人在九泉之下，也能知道什么受到惩罚、什么得到劝勉，这就足以作为万世臣子的善恶戒鉴。当时朝廷内外都知道这一道理，复兴之士认为陛下聪明绝世，洞察事情的根底，不被浮泛的议论所迷惑。臣也不顾自己见识浅薄，不回避众人的怨恨，亲身承担了这件事。如今还没有过去多久，申先却遭到斥退，确实是因为四名台谏官的请求，陛下不得已而施行。如果又因为他赴阙申诉的话，再加以削职夺官，那就不是所谓十代以后仍宽宥后人的道理了。臣恐怕章惇、蔡卞一党会借此窥伺圣意，灾祸的机兆一旦发动，奸计就会得以施行。

译如今中原士大夫纷纷汇集到东南，所进献的封事，难道会没有公正的议论吗？臣愚昧，伏望圣慈考察祖宗旧例，专门委派两名侍从官，选择其中公正忠诚、端方明达的人，让他们负责遴选。根据其中可取的内容，节录编成册子，每季度或每月进呈，以备陛下在夜间阅览。这样，忠言嘉谋或许能够有所补益，从而仰副陛下因恐惧而修省、在艰难中求取帮助的本意。李光任礼部尚书时，请求增加选任台谏官的奏状说：“臣恭敬地接受二月九日手诏中的节略文意：因为太阳出现异常，妖氛四面聚集，命侍从官依照前后诏书，各自推荐一名能够直言极谏的人。臣以庸碌空疏之才，侥幸位居侍从之列，面对这样的天变，既不能仰承圣意有所建言，也不能推荐一人来应合明诏；即使陛下不认为这是罪过，臣自己实在惭愧恐惧。臣恭敬地看见，朝廷自从废除制科以来，已经超过六十年了。士子只学习经义，作为有司取用的文章；如今一旦要求他们以贤良之才被推荐，就必须准备文辞文章，缴纳进呈，全部依照嘉祐年间的旧例办理。臣私下认为，这样实在难以得到合适的人。近年以来，风俗逐渐衰败，士大夫只务求依违奉承，抱持只求保全自身的说法，害怕沽名激进的声誉，不用尧舜之道来侍奉陛下。如今敢于打开进言道路、触犯皇帝威严的人，臣固然没有见到；何况要寻求疏远在野的士人，如富弼、苏轼一类，哪里容易得到呢？所以应当冷落寂寥而没有声名。如今朝廷的艰难已经到了极点，陛下亲自驾驭战车来抵御强敌，又因灾异而求取直言，即使是救火救溺，也不足以比喻事情的急迫。如果依照通常格式推荐士人，即使偶然有人入选，也要等他进呈的试卷稍微符合标准，才允许召试；再加上通过殿试前的六论考试和办理差遣，过程迂缓，等到正式朝廷考试时，如果不借给他数年时间，也很难完成。” 这难道是陛下今天因天变而求取言论的本意吗？臣恐怕有人会妄自议论，说陛下只有求言的名声而没有求言的实际，连臣也私下对此有所怀疑。臣在宣和年间，起初被授任尚书郎，按惯例应当进殿对答。那时权幸当道，奸邪充斥，臣心中愤懑不能自已，极力陈述一两件弊政，首先以开通言路为说，大臣厌恶臣，便贬臣为桂州阳朔县知县。何况臣今天蒙受陛下的奖拔知遇，官位达到通显；正值国家经历祸乱之后，强敌和伪齐日益窥伺，再加上天变如此，陛下仍然忧惧自责，下诏恳切地寻求直言正直之士，希望听到针砭时弊的话，可以说已经迫切至极；而臣长期拖延，不执行明诏，罪责实在无可逃避。臣私下想来，如今大小臣僚、各司各府，没有言责的人既不再议论政事，只是偶尔借转对时诵读陈旧言辞来敷衍塞责罢了。陛下所依赖的、用来全面了解四方利弊和朝政缺失，纠正君主过失、辨别臣僚邪正的，不过三五名台谏官而已。自古天子有七名诤臣，唐代制度设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各四人，左右拾遗、补阙各四人，共十六人。本朝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正言各两人，通常不少于六七人，专门议论君主的过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九日、一人、六十年〕 人不是尧舜，谁能没有过失？只是依靠谏臣来纠正挽救罢了。御史是国家掌管正直之职的官员，专门以排斥攻击奸邪为职责。唐代制度设御史大夫一人、御史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监察御史十人。本朝沿用这一制度，虽然人数有时增减，却从未缺额。因此从三公、宰执、侍从到各司，即使力量相当、势力相等，只要不是合适的人，都可以加以论奏。所以能够在权幸开始被进用时就排斥他们，在祸乱尚未萌发之前就加以阻止，这个职责难道不重要吗？陛下即位以来，台臣、谏官以及参与言事之列的官员不过两三人，而御史中丞、谏议大夫的职位长期空缺。难道是士大夫怀有奸心、结党相附，能够以忠诚实心侍奉陛下的人很难找到吗？为什么长久不任命呢？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士大夫从未辜负陛下，而陛下却怀疑他们，这是陛下自己堵塞耳目。大体说来，君主的意向，即使只在一皱眉一微笑之间，众人也都能窥探出来；他们的回应就像回声一样迅速。关键只在于陛下怎样施行罢了。陛下任用一名刚正不阿的士人，在位者就都会节俭正直，万物也都会吐露生机。陛下任用一个谄媚奸佞的人，在位者就都会贪恋俸禄、保全宠幸，小人也就无所顾忌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人〕 这其中的利害难道不是相差千万吗？臣离开朝廷已经很久，身上系着郡守的印绶，所受宠禄已经优厚，却没有什么可以补益国家。臣反复想到，忠臣即使身处田野，也不能在道义上忘记君主；偶然因为陛下明白询问，便又冒昧说出狂妄浅陋的话，仰面冒犯圣听，死有余罪。唯愿陛下宽赦臣的愚昧，采纳听取臣的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二人、四人、六人、十人〕 著作郎张嵲趁着入对进言说：“吴地和蜀地处于唇齿相依的形势。蜀地距离朝廷遥远，如今已经一年没有元帅了。蜀地的利害，臣大略知道。忠诚勇敢的人，让他抵御外来侵犯还可以；至于安抚治理百姓，却不是他所能胜任的。应当在以前的宰执中选择能够担当川蜀事务的人，委以重任。但川蜀关系国家的利害，不是心腹之臣不可任用。如今最要紧的是尽早得到一位贤能的宣抚使。”他又说：“自从车驾驻跸吴地以来，似乎从未把襄阳、荆南放在心上。如今应当赶快选拔有治理和驾驭才能的儒臣，担任两路帅臣，让他们招集流散人口，发展农桑，修治城墙，以此作为保卫巩固的基础，进一步加强上游地区的形势。”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人撰写 用人 宋高宗时期，章谊请求谨慎选择执政大臣，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承受上天之命而成为上天的儿子，宰相代替上天办理政务而使各项功业兴盛，百官卿士如同日月四时运行不息。这样，君主可以无为而安逸，臣下却有作为而劳苦，所以说：‘上天有什么言语呢？四时运行，万物生长。’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来，从未改变过。如今陛下即位已经多年，求治十分迫切，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在朝廷上焦虑劳苦、忧惧战栗；而群臣却在下面奉行命令、承受教诲，优游安乐。这真是所谓本末倒置、上下易位；用这种方式求得治理，正如要到越国去，却把车辕朝向北方。敌国入侵，谁为陛下制定抵御击退的策略？盗贼纷扰，谁为陛下陈述消除平息的方法？财用匮乏，人民流离失所，宗庙社稷不得安宁，国土疆域日益收缩；执政大臣完全没有扶危持颠的心意，只把做到宰辅、位高金多当作快乐，一旦遇到缓急之事，谋划的只是奔走逃避。假使陛下有所觉悟，即使施行罢免，他们最高也可以希望开府，成为大观文；次一等也不会失去资政、节度使的地位。国家势力衰弱，兵祸相互纠缠，九族分离，二圣播迁，只有陛下独自承受这种无聊困苦，这就是臣忧心沥胆、希望陛下慎重选择执政大臣的原因。” 陛下如果得到两三位贤能的执政大臣，就能慰藉天下人的希望，平息边疆的灾难；而陛下安闲无为，把治理的责任交给臣下，天下有才智的人都会为陛下奔走，竭尽自己的力量。这样君臣的职位才会端正，治理之道才会实现。这是上天的道理，不是臣的臆测，唯愿圣明的君主留心体察，臣就万分幸运了。”},{ 陛下如果得到两三位贤能的执政大臣，便可以慰藉天下人的希望，平息边疆的祸难；而陛下从容安处、无为而治，责成大臣完成政务，天下有才智的人都会为陛下奔走，竭尽自己的力量。这样，君臣各得其位，治理之道就能实现了。这是上天的道理，不是臣的私臆之说。希望圣明的君主留心体察，臣幸甚。谊又请求参照考察众人的意见，选择大臣，上奏说：臣听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要与士人共同决定；在市朝上处刑，要与众人共同弃绝。大概刑罚和赏赐是国家的大政，帝王不敢私自决定。对于人的喜爱或厌恶、任用或罢黜，必定要询问百姓，向卿士谋议，以观察公论所在，然后决定任用或舍弃。考察经书，虞舜是圣明的君主，他所任用的禹、益、伯夷，也都是圣贤之臣。他们尚未被发现时，必定先从广泛询问开始；发现并任用他们，则是由于众人共同举荐。因此孔子称赞说：“舜有五位贤臣，天下就得到治理。”又说：“能够无为而治的，大概就是舜吧！”这是说舜得到人才之盛，从而实现良好治理。后世结党相附的大臣，心怀私意、培植党羽，想要钳制众人的言论，以蒙蔽并夺取君主的视听，于是编造说法：“臣下轻视君上，君主授爵给卑贱之人而让他们谋求执掌大权，国家就会动摇。”从此天子进退大臣，听不到天下的公论；而执政掌权之人则援引党羽，彼此附和，像瓦片一样拼凑成团，天天走向混乱灭亡的境地，君主也就开始孤立了。如今陛下与之共同谋划天下治理的，只有两三位执政大臣；有的人尚未充任官职，有的人尚未完备，因此如果不下达广泛询问的诏命，就不足以得到杰出的人才。近来参知政事谢克家因病辞去职位，陛下深思国家大计的重要性，幸而听从了他的请求；对内可以避免大臣妨害贤能的讥责，对外可以满足百姓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的心情，这是非常大的恩惠。臣听说，参知政事的选任，地位仅次于宰司，责任重大、职权重要，必须通过询问众人、取得众人协调一致的举荐，才足以使朝廷内外信服。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每天与宰相议论政事的是非可否，仰承并完成陛下求贤若渴的愿望，那么安定荣盛就从此形成，祸患灾害就从此平息，失去的疆土也就从此可以恢复。假如不是合适的人，国家的治乱就由此分开了。孟轲说过：“身边左右的人都说贤能，还不能这样认定；各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能这样认定；全国的人都说贤能，然后再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他。”伏望陛下体察虞舜喜好询问的德行，观察孟轲考察言论的方法，公正地听取并全面观察，参照考察众人的意见，极其谨慎地作出这一时期的选任，然后由圣心亲自裁断，使他辅佐国家大政，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谊又请求加重宰相的责任，上奏说：臣私下见到，陛下登极以来，已经任命了五位宰相。此前四位宰相因为不称职而被罢免，如今都从容处于闲散宽旷的境地，不再承受忧患和责罚，对他们本人来说并不算失策。可是陛下的国势一天比一天窘迫，宗庙社稷一天比一天危险，众多官员和亿万百姓、六宫九族不断迁徙，几乎没有可以容身立足的地方，这都是宰相误了陛下。陛下始终把议论和任免一位宰相看作君主的职责，却从来没有亲自施行威严决断；至于御敌的大计，也没有明确指示臣下。我担心这样又无法妥善处理后续局面。要抵御外患，必须先确定进攻和防守的安排；要成就内政，必须先掌握施行威权和恩惠的权力。宰相，就是替陛下选择负责攻守的人，并辅佐陛下施行赏罚政令的人。从前御营的军队由宰相统领，情况紧急时，他便奉陛下之命趋向攻守的部署，这样做究竟如何呢？赏罚、喜怒不考察功罪，便自行从宰相那里发出；施行威权和恩惠的权力，这样做究竟如何呢？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指示谋略方针，并以开拓疆土来要求宰相；亲自听取裁断，以明确赏罚，那么宰相的权力虽然专一，而宰相承担的责任也会加重。委以重任，责成其完成，并以数年为期限，境外的祸患就可以平息，中兴国家的功业也可以期待，君臣都将共同享受其福，岂不是美事吗？谊又论述大臣多次请求引退，上奏说：“臣私下观察近来，大臣屡次进退任免，致使陛下烦劳遣使宣谕、传达诏令，慰问劝勉他们，竟然再三反复，然后他们才就任。从春天到夏天，几乎没有一个月空闲。这虽然是人臣进退之礼中不可废弃的，但若论他们是否以诚心侍奉君主、把天下的重任担在自己身上，恐怕还不妥当。《礼记》说：‘侍奉君主的人，要先衡量自己的能力然后入仕，不入仕之后才衡量能力。’孔子说：‘施展自己的才力，任职于相应的位置；不能胜任就停止。’如今担任陛下大臣的人，在最初被授官任命时，必定自负其才，认为战争可以平定，盗贼可以平息，失去的疆土可以恢复，并把这些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们提出的嘉言和正直议论，能够仰合圣心，于是接受任命而不推辞，这就是所谓先衡量能力然后入仕。等到执政以后，事情没有实现当初的愿望便请求离去，就必定会有一番说辞。若进谏不被实行，言论不被听取，恩泽不能下达到百姓，那么离去也可以。力量小而责任重大，不容易承担；智慧少而谋划宏大，不容易谋成；不能胜任而停止，那么离去也可以。否则，如果功业已经成就，声名已经实现，却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占有自己的名声，体察上天之道，退身引退，那么离去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