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八

译应造成的。如今阳气失去节度、阴气放纵，正是公子翚进谗的征兆，钟巫之难也开始萌发了。’ 一、考察《西汉书·五行志》：隐公九年三月癸酉日，下大雨并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雨雪。大雨，是水；雷震，是雷。刘歆认为，三月癸酉日按历法计算，是春分后的第一天，正是开始有雷电的时候；本来应当下雨，却不应当下大雨，大雨是正常降雨所受的惩罚。在开始出现雷电的八天之内又下大雨雪，是正常寒冷所受的惩罚。刘向认为，周历三月就是现在的正月，本应是雨水；雪、雨、雷、电混杂降下，不应当在此时发生。既然已经发生，雪就不应再次降下，这些都是失去时节，所以称为异常。一、考察《晋书·五行志》：吴国孙亮太平二年甲寅日，大雨并有雷电；乙卯日，下雪而且严寒。按照刘向的说法，此时不应下大雨，这是正常降雨所受的惩罚；在开始出现雷电的第二天又下雪并严寒，也是正常寒冷所受的惩罚。刘向认为，既然已经有雷电，雪就不应再次降下，这些都是失时的异常。上天的警戒仿佛说：君主行事失去时机，奸贼之臣将要兴起。先有雷电而后下雪，是阴气发现间隙，起来胜过阳气，弑君叛逆的祸患将要形成。孙亮没有醒悟，不久就被废黜。又元兴三年正月甲申日，下霰雪又有雷，雷与霰同时出现，都是失去时节的应验。四月丙午日，江陵下冰雹。当时安帝正遭遇尘乱。以上是臣开列在前的内容，全都是经史原文，另外没有删削润饰。其中虽然有许多忌讳的话，不应当在盛大安宁的时期陈述；但如果不取前代的灾祥事例，凭什么帮助陛下警醒恐惧呢？只是上天降下灾害，本来各自都有征验，而征验落实在人事上，又并不完全相同，难以执守一条来穷尽天意。自从《春秋》记载鲁隐公时雷雪的变异，解释的人认为这是公子翚的应验；从此以后，大体都依据这种说法来验证灾异，虽然不是全无道理，但意思却不够广泛。拿它来对照圣人训诫，大概并不是这样。《尚书》说：‘上天有明显的道理，它的类别都清楚彰显。’所以探求天意，必须按照同类事物推求。又说：‘先使君王受到感格，端正他的政事。’回应上天，必须随着具体事情加以纠正。臣观察雷震之后又下雪，只是因为阴气强盛而侵凌阳气。如果把阴气强盛的原因都寻求出来，才能看见阳气衰微的变化。臣曾俯察近来的事情，仰面验证上天的灾害，得到其大纲的有三项，推究具体条目则有十三项。什么叫大纲三项？第一，阳德没有修养；第二，小人的势力增长；第三，战争的端倪已经显现。什么叫阳德没有修养？臣听说，上天以刚健为性，所以能够居首而统摄万物；君主以刚健为性，所以能够主宰群体活动。但所谓刚，并不是独自专擅威权恩福、不可阻挠的意思；没有牵制才叫刚，没有沉溺迷惑才叫刚，没有回避曲从才叫刚，没有放纵懈怠才叫刚。陛下自登上帝位，到如今已经两年，宽厚仁慈如成汤，文美恭敬如周文王，但裁断处理事务，似乎稍显缺少刚决，难道不是在前面所说的几方面有所不足吗？臣近来听说群臣有人用刚断的道理劝勉陛下，臣不知道他们的说法究竟怎样。臣只看到陛下近日亲自裁决机要事务，自己承担得过多，其中难免有得有失。比如斥逐李隶，不听从别人的意见，这是刚断做得对的地方；大臣有罪，台臣上了一道奏章便直接罢免降黜，建节全台共同论奏也不回转，这是刚断做得不对的地方。真正大的刚健，一定以明智为根本；中庸所说的三种德行，知在勇之前。一定先知道他贤能，然后才能任用而不疑；一定先知道他邪恶，然后才能罢黜而不迟疑。因此前代正直之臣司马光说：‘听到别人的话，能够辨别是非，所以叫聪；看到别人的行为，能够辨别邪正，所以叫明。是非既然辨明，邪正既然分清，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

译所以叫刚。取正确的、舍弃错误的，诛除邪恶、任用正直，坚定明确而没有疑惑，所以叫断。’那么所谓刚断，难道是独自专擅威福、不可阻抑的意思吗？这就是臣所说阳德没有修养的第一条。

译国家尊崇奖用台谏，把他们作为耳目，是担心民情向下壅塞、奸邪在内部萌发；如果没有刚正的臣子，就一定会增加仇怨的忧虑。以进言责任要求他们，他们尚且担心瞻前顾后；既然进言又受到阻挠，谁还会再切实规劝？陛下优容直臣，本来是盛大的德行；但对耿直的议论有所忌讳，仍然显露出疑惧的迹象。臣观察近来台谏的言论，逐渐不能奏效；即使听取采用的也不少，但有的不实行，有的加以训诫，有的宣谕一番便停止，这种情况也不止一件。至于全体台谏共同弹劾，近来很少听闻；即使他们发动得轻率，也应当勉励自己接受，以此保存朝廷纲纪、树立抗直的风气。为后世留下长远利益的谋略，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难道只想让命令得到执行、没有人反对自己吗？臣深恐台谏地位轻微，实在不是国家的福气。这是臣所说阳德没有修养的第二条。臣私下认为，经筵讲读的官员，实际承担古代保傅的责任，所以程颐说，天下最重要的职任只有宰相和经筵；天下的治乱系于宰相，君德的成就依靠经筵。然而辅养圣躬的方法，难道只在讲论几个时辰吗？所以应当轮流值夜，侍奉燕闲时光，不仅共同探究义理的精微，也想在君主安逸享乐的间隙中潜移默化。臣私下听说，近来宣召夜值，多在第二天早晨；臣不知道在虫鸟休息的时刻，凭什么实行涵养夜气的道理？阳明之气上升，德性自然发挥；阴浊之气强盛，物欲必然流行。要保守防护清明之心，还有什么比义理更好呢？臣听说唐代宦官仇士良曾教导他的党徒说：‘不能让天子清闲，应当经常用奢侈靡丽的事物娱乐他的耳目，使这些享乐日新月盛，让他没有空闲顾及其他事情，这样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得志。千万不要让他亲近儒生；他们看见前代的兴亡，心里知道忧惧，那么我们就会被疏远斥退。’由此可知，小人陷害君主使他陷入罪恶，也自有办法；那么君主想要远离小人，怎么能不知道这些呢？从前禹厌恶沉溺于酒而喜爱善言；使沉溺于酒的人疏远，善言才会接近。陛下应当深思大禹的策略，正好反过来采用仇士良的计谋。大概这里一方受到重视，另一方就会被轻视；一方消退，另一方就会增长。怎么可以只追求一日的快乐，反而换来终身的忧患？这是臣所说阳德没有修养的第三条。臣听说，轻视财货、尊重德行，然后才能治理天下；彰明德行、堵塞邪恶，然后才能统御百官。臣近来从道路传闻得知，封桩库下库所收藏的宝器，陛下已经下令取入宫中。收藏在内府和收藏在外府，本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但前朝之所以把它们一并放在外府，大概是有道理的。听说象簟之类是没收入官的器物，四圭有邸是祭祀上天的器物，这些难道可以放入内府吗？过去把它们收藏在外府，大概是尊崇重视德行的意义，践行堵塞邪恶的训诫；陛下一旦把它们收入宫中，这种损害难道是小事吗？至于封桩库的钱，最初制定的办法是非军事事务不得支用。寿皇圣帝在位时，偶尔有下令取用的情况，大概是为了在内廷检阅武艺，想准备犒赏，所以确实按照犒赏的数额取用，并不是借犒赏之名而另作他用。如今陛下沿袭旧例取用，而有人因此进言，是因为取用时只有这个名义，实际使用却没有相应的犒赏。古代天子没有私财；到了汉代，虽然有少府的储藏，也不敢侵用大司农的财费，正如今天州郡有军资、公使钱的区别，若以公使之名使用军资钱，就会违反条法。陛下既然是天下的君主，怎么能不以自身率领天下？内帑的费用不加裁减，却只从封桩库取足吗？陛下虽然委曲听从近臣的请求，今后不再取拨，但陛下前一天之所以这样做，必定是因为内帑的钱财匮乏。如今如果想保留封桩钱，就必须大力节省内帑费用；费用如果不能节省，钱财必然接续不上，那么陛下能保证日后不再取拨吗？万一不能避免取拨，臣下又再次执奏，陛下能保证像今天这样听从他们的请求吗？这就是臣所说的“阳德不修”的第四项。天子的禁卫，向上应合天象，所以防守周密严格，大概是为了显示名分尊严。若按现行法式律令来说，夜间开启宫殿和城门，都必须使用墨勅、鱼符；接受诏令的人要详细记录所开启的门，并将记录送交中书、门下二省。从监门卫士、将军以下，都要到阁门复奏，得到允许后，才请验合符、开启门锁。监门官司先严整门卫仪仗，所开的门内外都列队，点燃火炬核对鱼符，确认相合后才开门。这实在是因为君王所居之处，按理应当持重谨慎。祖宗制定法令，自有长远谋划。臣私下听说，近日水门的禁令启闭不按时办理；这不是通常开启的门，更应谨慎遵守规制，怎么能因为有什么缓急就自行放松防备呢？臣听说仁宗朝时，兖国公主深夜入宫，吕诲立即上奏弹劾公主宅使臣以及皇城司掌管门户的经历，要求交付审查，认为宫门钥匙必须严密管理，按时启闭，是为了防备非常之事。如果连这也不禁止，后来发生盗窃或突发变故，又凭什么防备抵御呢？先臣忧虑国事深远到如此地步：以公主这种君主与父亲最亲近的亲属，非规定时间入宫，尚且被审查弹劾，何况地位低于她的人呢？何况关系比她疏远的人呢？这就是臣所说的“阳德不修”的第五项。什么叫小人的势力增长？臣观察今天的形势，正人和邪人相较，邪人必胜；朝臣和幸臣相较，幸臣必胜；士大夫和吏人相较，吏人必胜。臣请详细说明：侍奉君主应当依据正道。遇到应当按道理办的事，却有人说“不如随从世俗来处理”；遇到应当依法办理的事，却有人说“不如按照旧例”。士大夫本来知道，世俗不能违背正道，旧例不能凌驾法律。然而最终守道的人困顿，随俗的人显达；遵守法理的人受到阻碍，援用旧例的人反而能够通行。以至于议论有是非时，非理常常胜过是非；事情有义利时，利益常常胜过道义；人情有公私时，私情常常胜过公义。仔细观察民间，上至朝廷，往往都是这样。不知道世道的变化为何到了这种地步？这应当是上天有所感应，恐怕不是一个人造成的。然而陛下尊居高位，作为宗主统治神灵与百姓，就不得不亲自承担责任。所以说：正人与邪人共处，邪人必胜。这就是臣所说的“小人道长”的第一项。臣听说，君主用法律守护天下，士大夫用法律守护官职。君主的行为稍有超出法律，士大夫就会竭力争辩；这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法律；不是仅仅为了法律，而是为了国家。

译周昭不过是一个医官，为什么竟能使陛下烦劳而破坏法律，并让陛下对臣下说：“一切妨碍之处，一概免除。”既然称作“违碍”，就是说明依法不可行。给事中、舍人据理执奏争辩，是他们职责所在。可是陛下不采纳他们的意见，为什么周昭能使陛下屈从而破坏法律，给事中、舍人却不能使陛下屈从而守法呢？这道门一旦打开，以后谁来堵住它？所以说：朝臣和幸臣相较，幸臣必胜。这就是臣所说的“小人道长”的第二项。吏人的势力之盛，没有比今天更厉害的了。州县的吏人只能控制百姓，中都的吏人竟能控制官员，台省的吏人甚至能控制朝廷。州县吏人之所以能控制百姓，是因为他们同监司的吏人相通；中都吏人之所以能控制官员，是因为他们同台省的吏人相通；台省吏人之所以能控制朝廷，是因为他们同权贵幸臣相通。臣请用近来的事情说明。陛下因为防计录所裁减削损的，不过是极小的数目。其中被裁减的项目，牵涉省吏的事务尚未实行，他们就已经在外面公开宣扬说：“要削减各军的雪寒钱。”大概是想借此动摇军心。幸亏事情的真相已经明显，不能迷惑士卒之心，怨恨诽谤的话上达圣听，似乎听说陛下也已经后悔了这一举动。不知道如今困窘匮乏到这种地步，如果不节省财用，凭什么治理财政？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就更不必再议论了。所以说：士大夫和吏人相较，吏人必胜。这就是臣所说的“小人道长”的第三项。什么叫兵祸的端倪已经显现？如今士大夫们游谈聚议，特别担忧的是北朝。北朝并不足以忧虑，真正可虑的是：如果北朝边境发生警报，恐怕会有豪杰从中起事。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北朝的祸患，也将成为我国的祸患。因为成为北朝祸患根源的人，必定会借我国作为借口。到那时，我国将如何处置？接受他们，就会同北朝成为敌人，而我们也没有办法处置他们；攻打他们，就成了替北朝防除祸患，我们最终却得不到利益。这就是臣所说的“兵端有形”的第一项。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东南自我巩固，是因为有蜀地。蜀地之所以能够自我巩固，是因为有剑外的军队。如今剑外的军队，哪里只是像贾谊所说的“大腿比腰还粗”，又苦于[原文“▯盭”字样疑误]，也实在无可奈何。现在的策略，只有宽缓两蜀百姓的负担，作为加强根本的办法。然而如今两蜀的事权四分五裂：制置司掌管百姓，总领司掌管财赋，戎帅掌管军队，茶司掌管马匹。军队不能缺少，军粮和马匹也不能没有根本，因此总领司不能没有财赋；制置司又不能不体恤百姓，这也是形势所迫。臣听蜀地士人说，两蜀百姓已经贫困到了骨头。百姓极度贫困，祸乱就容易兴起。这就是臣所说的“兵端有形”的第二项。两广盐禁的法令屡次更改，大体不过是官府搬运和商人贩运两种办法。官府搬运有利于广西，商人贩运有利于广东。广东的盐完全依靠贩运到西路，如今广西既然采用官府搬运，广东的盐必然无法流通。假如朝廷催逼商人售卖钞引，主管此事的人又稍稍从中谋取财利，祸患就要发生了。广东一向有私盐贩运的危害，祖宗时期江西商人贩盐的通道尚未打通，官盐很少运到赣州上游，赣州各县都食用广东私盐，朝廷为此耗费很大力气处置。如今淮盐已经能够通行，当然没有过去那种祸害。然而赣州偏远各县，如龙南、安远等地，仍然像过去一样食用广东私盐。广东摧锋一军和大奚山一带的人，都靠贩盐谋生。官盐既然不能流通，必然要把罪责归给私盐贩子。万一禁防稍微严密，盗贼就会兴起。这就是臣所说的“兵端有形”的第三项。蜀地的黎州、雅州，广东的宜州、融州，湖北的辰州、沅州、靖州，都有戎獠作乱的隐患。只有蜀地的黎、雅二州，朝廷还留意镇抚各部戎人，又经历过败仗，近来颇为安定，不值得深切忧虑。至于宜州、融州、南丹的部族，以及辰州、沅州、罗鬼的部族，都曾深入内地，震动边疆，而几个州的边防听说非常简陋，甚至只有寨栅的名称，却没有士卒守卫。仓促发生变故时，凭什么应付？唐代李绛说，受降城原有兵籍四百人，后来天德军交接时只剩二十五人，武器甚至只有一张弓。拿今天的情况来比较，往往也是这样，难道能不忧虑吗？这就是臣所说的“兵端有形”的第四项。近来防子流通得比现钱还便利，官府和民间都感到方便，似乎看不出弊端。然而臣却像杞人那样忧虑短浅之处，曾经反复为此担心。防子不过是几寸长的纸片，却能同各种货物相等而流通，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官府允许把它当作现钱缴纳，市面上兑换使用的人也渐渐增多。假如发生缓急，富人收购兑换铺的防子，民间又没有可以私下换易的地方，臣恐怕在仓促之际，未必不会引起骚扰。近来湖北已经渐渐显出这种情形。因为湖北防子原来只准在湖北、京西界内流通，襄州、汉州的戍卒每月领取的料钱，全靠客商贸易；然而这种防子只流通到鄂州，便必须兑换，而官府又没有办法衡量调节它的价值。总司收取缴纳时，又只按照市场价格办理，和现钱不同；每一贯防子只能当作五百文左右。防子既然贬值，商旅就不肯通行；商旅不通行，军人所得的防子就更加难以兑换流转，于是防子更加贬值。各军人心浮动，纷纷以此进言，只是尚未出征，不敢公开发作罢了。难道能不预先筹划吗？这就是臣所说的“兵端有形”的第五项。推究起来，类似的问题不止这些，臣姑且选取重大的分条列举上奏。臣仰念陛下登临天位以来，五谷丰收，四方安宁，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灾异极少，可是人心起初并不因此欢喜。如今忽然出现这种异常现象，不过几天，人们无不忧虑。不论贤愚，不分贵贱，都按照自己的见闻推测阴阳变化：上天发生变动，下面的人便忧惧不安，这是什么缘故？莫非是人的志意不足以胜过气运吗？依臣看今天的形势，政局就像衰弱的人，天气和暖，左右还处处顾忌，尚且担心不能免除疾病；如果忽然遇到风寒雨湿的变化，使身体受到感触，疾病岂不是很容易发生吗？在这种时候，仍不谨慎审察饮食，精心调理起居，把这些作为保养身体的防备，臣实在不知道这样怎么可以。臣愚昧，希望陛下以德修养自身，以任用贤人来修明德行；亲近儒生，讲求治国根本；奖赏提拔君子，用来防御小人；大力彰明公道，以端正风俗；提高台谏的地位，以加强朝廷；节省用度、爱护百姓，以使天下富厚；选择贤能的守令，以振兴内政；广泛寻求良将，以巩固边疆。这样以后，天变可以平息，人心可以舒缓，保卫国家、安定家庭，政局的成败就在今天。

译臣区区的一片心意，还有没有说尽。君主之道，没有比修养德行更优先的；人臣劝告君主，也没有比修德爱身更急迫的。恭敬地思念寿皇圣帝辛劳治理天下二十多年，精神还没有衰退，志气仍然强盛，却把大位交给陛下，大概是想亲眼看到圣明的儿子亲自达到太平之治。陛下登上大位以后，四方之人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陛下的德业日益更新、声誉日益隆盛，以此仰报寿皇圣帝托付重任的深意。然而道路上的流言都说，陛下在宫中宴饮稍稍失去节制。事情是真是假本来还不能确定，但万一真有此事，那么对于修德爱身之道，岂不是有所亏损吗？酒这种东西，损伤性情、败坏德行，没有什么比它更严重；普通人沉溺其中尚且足以丧身败家，更何况君主呢？臣私下听说，仁宗皇帝在位时灾异屡次出现：日食、地震，江淮水势腾涌泛滥，风雨损害庄稼。司马光上奏认为是宴饮过度所造成，因而请求全部停止宴饮，以消解皇天谴责告诫的威势。日食、地震、江淮沸腾、风雨损害庄稼，按阴阳感应的道理推究，与宴饮有什么关系？司马光却直接指出这一点来进言，大概是因为君主的身体在上与天相通；司马光所说的，正是《洪范》所讲五种征兆中隐微的道理。既然如此，臣所说的要按照同类推究、逐件改正，并不是凭空臆说。希望陛下想到上天警戒的急切，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想到寿皇圣帝托付的隆重，想到天下寄托希望的深厚，恭谨自持以应对灾异，改正过失而不吝惜。人心和天意本来相距不远。陛下今天如果能够先选择一两件牵动众人耳目的过失，先行改变处理，然后命两府大臣全部革除弊政，内外听到后谁不会欢喜？这样一来，什么灾不能平息，什么变不能消除，永远保全百姓，享有大福。臣的性命轻如蝼蚁，言语却牵涉乘舆，已经铺席待罪，不敢指望赦免。龟年又上奏说：臣恭敬地读到诏书，高兴得流泪。臣官居侍从，按道义是世代承受国恩的臣子，既然遇到事情却不能发表见解、思考献策，以致劳烦诏书来询问，退下后想到自己的身份，甘愿接受重刑；如果还只略举细微之事来进言，又凭什么仰报陛下恳切悲悯的心意？谨冒万死分条列举上奏，希望陛下留心。臣听说，雷是阳精发作形成的，雪是阴气凝聚形成的。雷在惊蛰之前震动，说明阳气还不稳固；雪在雷震之后降下，说明阴气又太强盛。只是因为阴气放纵而不能收敛，所以阳气微弱而受到压制。考察古代，确实有许多证据：春秋所记、晋史和汉史所载，虽然由人事感应召致的情形不止一种，但阴气过于旺盛的征兆却相同。因此，从一家来说，男子属阳、女子属阴；从一个朝代来说，君主属阳、臣下属阴；从群臣来说，君子属阳、小人属阴；从天下来说，中原属阳、四方夷狄属阴。阴气有时侵凌阳气，所以形成这种变异。志意一动便能影响气象，根源确实在君主。然而要追寻灾异的源头，必须 进行精细深入的察考。假如只是认为人事方面稍有未尽，而没有完全符合天理，那仍然不算纯粹，应当竭尽圣心，广泛寻找同类原因。因此，对内不能不建立阳性的教化，对外不能不彰明君主之道。言路不通，小人就可能得以蒙蔽欺骗；没有人主持折冲御侮，边疆必然遭到侵凌侮慢。什么叫对内不能不建立阳教？姤卦中五阳虽然强盛，尚且害怕一个阴柔之爻牵制；成汤没有声色娱乐，尚且有防范女子进谒的戒条。私情难以控制，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只要有可以被人利用的空隙，即使只有一丝一毫也值得警惕。再如过度饮酒，更担心损伤阴阳和气。至于禁门启闭不按时，有什么紧急忧患需要考虑。臣希望借此警戒，使皇上的圣明稍稍收敛。什么叫对外不能不彰明君道？赏赐必须有功，惩罚必须有罪，掌握这两种权柄，这才是大君。如果赏罚不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善恶凭什么分别？例如近日朝廷臣子被调任外地，多是因为宫中内降的文书而直接授职。如果认为他们有罪、可以惩罚，为什么不明白说出他们的过错？如果认为他们有才、可以任用，为什么不根据具体事由授官？只是举直错枉的道理不能彰明，所以那些乘机钻营、窥伺空隙的人，暗中借此卖弄权术，终于使人人离心离德，士人不能尽心任事，只求苟且偷安，遇到缓急也难以保障。君臣之间的情形既然如此，天人之间的关系也明白可见，难道不应当明确昭示吗？公开考核功过，实行黜陟，大概可以避免赏罚失当，从而召来阴阳和气。什么叫言路不通，小人就得以蒙蔽欺骗？臣私下认为，台谏之臣承担着君主耳目和监察的责任。假如没有事情不能上达，即使有奸邪也无法容身。陛下听取接受直言，超过前代；但以近日的事情来验证，似乎有拒绝别人进言的嫌疑。萧鹧巴被授予节钺，全体台谏都进言反对而陛下不听；周昭出任遥郡刺史，给事中、舍人封还诏命而陛下也不改变。虽然这样能够显示诏令既出、威势不可收回，但显然不是有过即改、毫不吝惜的道理，恐怕会使奸邪之徒从此轻视朝廷，凭借私门横行，公议逐渐废弃。要使邪恶之气消散，应当先扫除奸邪，完全堵塞私门，大大敞开正道。什么叫没有人主持折冲御侮，边疆就必然遭到侵凌侮慢？近来听说警报传来，狄人还有其他部族的军队；他们虽然已经谋划进攻，却仍害怕我国从后面袭击他们。有时只是在边境略微显示出可疑的迹象，如果不审慎详察，就仓促采取行动，反而会造成烦扰。有军队却不训练，又重复招募士兵，士兵多而不精，更加重了对国家的侵耗。臣听说防御敌人的办法，没有比首先选择良将更重要的。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才，就把统率指挥的重任交给他，使他长期任职，自行制定攻守策略，一切听从他的部署，不要从中加以牵制。考核他若干年，一定会有成效，哪里像今天这样浮泛谋划，只成为各位将领为自己谋利的办法？类似这样的事情大概不止一条，臣依次推求，只敢选择大的事项来陈述，希望多少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臣还有一些盲见，愿稍稍帮助圣明。臣曾经考察今天的灾异，对照五行的传说，只有刘歆认为这是“常寒之罚”；在《洪范》中，则属于“聪之不谋”。陛下既然竭尽诚意求取言论，正是顺应上天的办法。然而臣曾听说景祐五年，只因初春发生雷震，便立即颁出明白的诏令，广泛求取直言，首先涉及皇帝自身的过失，并命令百官都进献规戒。如今虽然沿用旧例，但仍有尚未做到的防止忧患之处：各项政务还没有反躬自省，只召来馆臣，不能完全向下求取意见；既然求取已经不够广泛，采用时又怎么能不诚恳？言论并不难求取，难的是听取；言论并不难听取，难的是一定实行。如果不能实行，徒有文书也没有补益。陛下自从逐退遗补官以来，多次让进言之臣离职，虽然都借用其他理由授予他们美职，但人们最终都认为他们是因为触犯皇上而离去，所以大多把尽情进言看作一种惩罚。何况这次颁布明确诏书后，随即又受到违背旧例的指责，事情虽然中途停止，声名已经传遍四方。臣恭愿陛下赶快取来封章中的意见，选择其中恳切直截的论述，重加开导奖勉，并予以施行，以消除天下人疑虑沮丧的心情，来回应苍天仁爱的心意，使灾祸转化为福祥，如同回声响应声音一样。臣见识浅陋，言语狂直，性命轻微而心意迫切，只能俯伏在私室中，恭敬等待大刑。

译绍熙三年，龟年任御史台主簿。又上奏说：“臣听说四方发生败坏之事，君主必须预先知道，这才称得上是百姓的父母。后世只有魏相稍微懂得这个道理，每次命令属官查办各郡国的事情，都要求他们报告四方的异常见闻。即使有叛逆贼乱、风雨灾变，郡里不上报，魏相也总要奏闻。他同赵充国商议攻打匈奴时说：‘今年统计，子弟杀害父兄、妻子杀害丈夫的，共有二百二十二人，这不是小的变故。风雨异常，是上天的灾害；子弟作恶违逆，是人间的变故。天人都发生变动，而朝廷却听不到，怎么还足以谋划治理呢？’如今的州县，每遇灾异，除非是水灾旱灾，按惯例都不上报。近年江湖、闽浙在同一天发生地震，只有建昌军因为报告失火，才一并上报朝廷。前年福建、江西之间有些地方发生地震，只有漳州守臣上章自我弹劾。至于子弟作恶违逆，时时也有发生，只因为法令中有守令可根据事情轻重降职的条文，所以按惯例不举发查办。这种事不能因为习以为常就不闻不问。和谐之气因人事而感应，大顺的治理则从闺门内部积累起来。如果上天显示警戒，而上面听不到，说明德行没有修养；人违背天的常道，而上面不加治理，说明政事无法施行。” 像这样却想求得天下太平，是不可能的。臣愚昧，愿请圣上施加慈恩，明令各州县：凡遇有灾异却总是不把情况上报，或有恶逆之事却隐瞒不举发、不查办的，命监司予以察觉；又命御史台察考监司中不举发、不查办的，上级略加惩罚。这样或许能使上下都警戒畏惧，各自思考如何消除灾变、感召天地至和之气，臣不胜庆幸。绍熙年间，监察御史虞俦上奏说：“臣听说，警戒畏惧上天的谴责告诫，是上天仁爱君主的表现；君主小心自持、修养德行，是君主用来敬奉上天的方式。考察古代的事迹，验证当今的情形，天地精气与灾祥之气的交会，大概就像符契相合一样。近来太白星运行经过中天，这是上天降下谴责、显示征象；六月不下雨，这是因长久晴旱而出现的罪咎征兆。人人都以此为忧，唯独微臣把它当作喜事。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知道陛下的道行超出形象之外，见识能够洞察先机，一定能谨慎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以感动天地的大化，修明政事以引导阴阳调和。这样一来，就能转祸为福，消散灾气而变成祥瑞，简直如同反掌一样容易。不久，太白星逐渐恢复正常运行的度数，一场雨便使群山的枯槁草木复苏。人人都以此为喜，微臣反而把它当作忧患。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按照人的常情，既然得到天时的帮助，就一定会忘记修治人事。以为上天不发怒了，便敢于嬉游逸乐；以为上天不会改变，便敢于放纵驱驰。这样一来，祸患就会产生于所忽视之处，变故就会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发生，难道不令人寒心吗？所以，明君看见变异，能够修明正道来消除凶灾；如果连一点征象也没有，那就是上天不再谴责告诫，伤败的根源便会由此而来。既然如此，应当忧虑时反而欢喜，应当欢喜时反而忧虑；臣并不是故意求得与众人不同，只是也确实是根据古代训诫这样说。《尚书》说：‘只有上帝的意旨没有常定，行善就降下各种祥瑞，行不善就降下各种灾祸。’” 又说：‘上天没有偏爱，能够敬畏上天的，才是上天亲近的人。’又说：‘上天难以相信，天命没有常定。’又说：‘皇天没有偏爱，只辅助有德之人。’上天并不说话，它用来明白地向人显示的，不过是日月星辰的征象，以及雨旸和灾祥的征验而已。君主承受上天的意旨来处理政事，必定要就这些征象和征验加以观察。臣私下详细考察太白星所显示的征兆，记载在《晋史》中；云汉所造成的旱灾，歌咏于《周诗》中，这些都不是小的变异。陛下消除变异的办法，迅疾得就像击鼓应声一样。何况陛下自登基以来，需要下雨就下雨，需要晴朗就晴朗，年成丰收，百姓和睦安乐，上天的眷顾大概不是偶然的，一定是陛下有办法招致而来的。过去唐太宗刚刚得到天下时，贞观元年关中饥荒，二年天下发生蝗灾，三年发生大水；把这些与陛下相比，本来不能相提并论。然而唐太宗因上天的警戒，勤勉地抚恤百姓，把饥荒变成丰收，成就了贞观时期的盛治。假如陛下常常存有上天在左右监察、升降赏罚的念头，更加保持长久不息的诚心，上天或许会再次降下美好的天命，陛下就能与尧、舜比肩而共享盛名了。大体说来，上天对于君主，既然眷顾深厚，那么责望也必然严格。凡是心中念头刚刚萌发、喜怒表情刚刚流露之时，无论是在朝廷上焦虑劳苦的时候，还是退朝后宴饮享乐的时候，上天都在上面鉴察，细微之处也没有什么能够隐藏。只要有一处做得不够，就不是顺合天意。因此，天意所赞许的地方，日、月、星三光就完整明亮，寒暑调和，风雨按时，五谷成熟，草木茂盛；天意所否定的地方，就会发生灾异，形成凶年，出现水灾旱灾，发生错乱乖戾和疾病疫疠，如同回声应和声音、影子跟随形体一样；这些事情必然到来，是本来就确定的道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仰承天意，俯修人事，这样或许我们用来敬奉上天的行为，始终都没有愧怍；上天用来仁爱我们的恩意，也能持续得更加长久而没有穷尽。这是国家社稷的福分，也是百姓生灵的幸运。《诗经》说：‘正是这位周文王，小心谨慎，明敬奉事上帝，于是获得众多福佑。’这全在于陛下努力自勉罢了。虞俦又奉诏应命上密封奏事说：“臣近来奉行圣上的诏令，因为阴阳不和、雷雪交替发生，命侍从、台谏、两省卿监、郎官和馆职分别条列说明当时政事的缺失，上奏报告。只是臣极其愚昧浅陋，任职台察，已经超过一年，自己想到没有什么可以补益报效的，每天都背负着忧虑和责任。如今陛下虚心征求意见，用来回应上天的变异，如果臣仍有所隐瞒回避，臣的罪过就大了。谨慎地条列陈述，冒死献上。” 一、臣听说，阳气奋发就形成雷和电，阴气凝聚就形成冰雹和雪。正当阴阳相互逼迫时，雷和冰雹都会到来。等到阳气被阴气胜过，雷便停止而降雪开始。鲁隐公九年三月，从癸酉日大雨并发生雷电，到庚辰日大雨降雪，共计八天。刘向认为，鲁国所说的三月，就是今天的正月。雷电还不应当发生，既然已经发生，雪又不应当再降，这些都是时令失常，所以称为变异。吴太平二年三月甲寅日，大雨并发生雷电，到乙卯日大雨降雪，也不过两天。史臣认为，先有雷电而后有雨雪，是阴气显出空隙，便乘机起来胜过阳气。此后灾祸动乱的应验，竟像符契相合一样，往代史籍都有详细记载，唉，实在可怕！如今正是一年的开始，即建寅之月，三阳当令，按卦象属于泰卦。从戊寅日到庚辰日，雷、电、雪、雹在三天之内一齐发生；与鲁国的情形相比，次数较多；与吴国的情形相比，则较为稀疏。臣愿陛下把往事的应验作为将来的鉴戒，警戒畏惧、修身反省，以回应上天仁爱的心意，那么灾变的意向就会被堵塞在上面，祸乱就会在下面平息，这只在陛下一念之间而已。

译一、臣听说，朝廷属于阳，宫禁属于阴。太阳照耀白昼，月亮照耀黑夜，于是寒暑得以形成。天子治理阳道，皇后修治阴德，这样国家才会得到治理。假如宫禁之中宴饮没有节制，就不是用来尊重并谨慎保养皇帝身体的办法；赏赐供给不加节省，就将导致宫中府库空虚。后妃和宫人通过内廷请托干预政事，势力就会扩展到外朝，尤其不能不在其细微之处加以防范，在其渐渐发展之前加以杜绝。以上任何一项存在，那么雷雪的变异，就是上天用来郑重告诫陛下的意思。若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就没有实际回应上天的行为，上天的愤怒就会更加深重。至于勋戚、贵近之臣，时常安排宴饮，召集倡优和各种伎艺之人，又常常等候宣召引见；水门的开启和关闭也多不按时，这难道是所谓严格区别等级威仪、整肃宫禁居处吗？臣愿陛下敬畏上天的威严，谨慎端正治国的开端，如此宗庙社稷就万幸了。一、臣听说，君子属于阳，小人属于阴。自古以来，君子和小人势不两立。君子在朝廷内部、小人在外，于卦象就是泰卦；小人在朝廷内部、君子在外，于卦象就是否卦。如今朝廷清明，贤士众多，有官守职责的人都修治职务，有进言责任的人都尽忠职守。可是现在正值建寅之月，三阳在内，本应是泰卦却成了否卦，这是为什么呢？莫非是在外的小人相互结交、结成党羽，暗中谋求进用，像某些人那一类，难道将要接连而来了吗？这是打开大奸之徒可乘之隙、触动上天威怒的原因，便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过去汉元帝即位初年，萧望之、周堪、张猛等人，与恭、显、许、史这些人杂然并立于朝廷，彼此攻击是非，邪正相互激荡。当时发生日色变青的灾异，反而被认为是周堪、张猛掌权造成的罪过。不久，周堪因病去世，张猛在公车署自杀，这岂不是与天意相违吗？汉朝国业的衰败，从此就奠定了根基。臣愿陛下观察防止茅草相连、君子相引的卦象，以进用君子；警戒履霜而至坚冰的渐变，以防范小人。不要让鸮鸟与鸾凤同处一树，也不要让薰草和莸草共放一器，这样天意就会得到舒解。一、臣听说，中原属于阳，外族属于阴。自古以来，外族势力的强弱，常常关系到中原国家的盛衰。如今国家南渡，甲子已经超过一轮，敌人的气数将尽，朝廷内外都认为中原可以收复。近来边境传来的报告和传闻，是真是假还不能确定；只是讲和已经很久，边防准备废弛，恐怕会有奸雄渐渐萌生不臣之心，窥伺我方空隙，或许会出现仇耻尚未洗雪，而唇齿关系却先行寒心的危险。侯景之事，可以作为深切的忧虑。臣愿陛下明令大臣，挑选各路帅臣，使他们提前筹划经营，以防备意外。一、臣听说，君主任用或罢黜臣下，必须明白地向众人显示劝善惩恶的意图。因此，进用一个人，人人都认为他应当被进用；罢退一个人，人人都认为他应当被罢退。舜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被疏远；舜诛杀四凶而天下归服，都是采用了这个原则。假如早晨朝廷驱逐一个人，使人心生疑惑；晚上又驱逐一个人，使人心生恐惧，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大概自从余端礼、赵彦逾、石宗昭、徐元德离去以后，朝廷士大夫没有不疑惑而又恐惧的。为什么呢？一旦突然从宫中传出命令，被罢退的人沉默不语，无法测知其中的端倪；留下的人徘徊不安，常常担心遭受谗毁，每天都想着离去，再没有坚定不移地为朝廷效力的意志。臣恐怕从此以后，再没有人为陛下兴办事业、建立功业，也没有人为陛下亲身承担怨恨。陛下孤立在上面，将有什么好处呢？臣愿陛下遵守至正之道来照察百官，有善行就进用，有过失就罢退，明确向他们显示您的好恶，以坚定他们事奉陛下的心，与他们共同承当天子的职位、治理上天赋予的职责，以回应上天的变异。一、臣听说，明君不厌恶急切直率的劝谏，用以广泛观察政事；忠臣不逃避严厉的诛罚，用以直言进谏。使进言的道路畅通，是国家社稷的福分。自从杨万里、徐柟这类人离开京城以后，朝廷士大夫大多不敢私下议论当时的政事，内心有认为不对的地方，也不过彼此相看叹息罢了。这难道是盛世的气象吗？像杨万里那样轻率任意地发言，暗中触犯禁忌；像徐柟那样强行聒噪、说个不停，似乎又不够安静。他们虽然都不能说没有过错，但平日也属于善于进言的人；现在却把他们弃置不用，失去了古人以重金悬赏千里马、求取贤才的用意。敢于进言的风气，积极培养尚且未必能兴起，何况还要加以压制呢？近来又有狂妄庸俗之人上书，所说并不真实，陛下只命人听读，可以说是宽厚的恩典。但四方万里之外并不知道他的说法究竟怎样，传闻若不加审察，人们将会认为朝廷因言论而治罪于人；这样覆巢毁卵，凤凰之鸟不再到来，岂不是与征求言论的诏令相违背吗？希望陛下宽赦这一点。汉代每当发生灾异，必定下诏命贤良文学之士直言朝政得失，这才真正是回应上天的实际做法。” 第一，臣听说，《尚书》说：“天命归于有德之人，五等服饰各有五种纹饰。”又说：“授官不可授给私人亲近，只看他的才能；赐爵不可授给德行恶劣的人，只看他的贤能。”《左传》又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要同众人共同决定。”这些话说的是，君主施行爵禄赏赐，必须授予贤能之人，然后才足以符合上天的心意、顺应天下人的愿望。近来朝廷选择侍从官，有的人因为交结关系而得到节钺这样的重任，有的人没有功劳却获得授职。门下后省行使封还驳正职权，有时不经过台谏论列意见，就直接发下宫中防文和宣谕。不仅使名器已经被轻视，也使纲纪无法树立。这难道符合“在朝廷上授予爵位”的意义、“天命归于有德之人”的意思吗？上天极其明察，不会无缘无故显示灾异。臣希望陛下振奋乾刚之德，收回已经发出的诏命。如果天下舆论都认为恰当，天变就可以扭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第一，臣听说淳化二年发生大旱，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的缺失。枢密直学士寇准回答说：“天与人的关系，感应就像声音与回声、形体与影子一样。大旱的征兆，大概是刑罚有不公平之处。近来祖吉、王淮都轻视法律、接受贿赂，祖吉已经伏法诛杀，家产也被籍没，而王淮身为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却只在私室受杖刑。用法的轻重竟如此不同，炎旱的罪咎不是凭空发生的。”太宗大为醒悟，第二天召见王沔严厉责备他。近来铨试中发现代人考试的事情，有关官司观望拖延，不仅有官职的宗室不予推究治罪，至于同此事有牵连的人，又故意拖延，只把其余人员整理成案件上奏裁断。用刑如此，岂不是不公平吗？怨恨和非议交相兴起，损伤了和气。臣希望陛下特别降下睿明诏令，命临安府催促追捕尚未到案的人，迅速具备案情上奏，一体施行，以回应天变。

译起居舍人刘光祖上书说：“臣近来奉到圣旨，因为阴阳悖乱，雷霆在不合时令的时候发生，淫雨成为灾害，朕心中非常恐惧。推究寻找这些灾祸的原因，还不知道由来。凡是朕自身有过失、朝政有缺失违误的地方，可以命令台谏、侍从各自分条上疏来报告，不得有所隐瞒。臣鄙陋而平庸，每天侍奉左右，诏令所涉及之处，怎敢不竭尽自己的愚见诚心？臣想到国家遭逢厄运，正是在前些日子的五六月之间，人心离散阻隔，天理乖违背离；那时社稷已经倾覆，陛下自身危急到无法保全，万姓遭受涂炭，三宫受到祸患，按照当时的事势，危急已经间不容发。上赖祖宗德泽尚未泯灭，天命和历数有所归属，大器既已传承，朝廷内外于是安定下来。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亲心所忧的事，本来不需要等臣来说明。可是陛下登基一个多月，洪水就在京畿附近暴发，天目山涌裂而出的水道将近数百条，陂塘决口泛滥，漂流的尸体以千计，家产被荡尽、狼狈不堪的人不知有多少。陛下看到这些灾变，忧惶警戒，是否也曾保存在圣心之中？明堂禋祀之前，太阳过于炽烈、暑气蒸腾，众人都说风雷雨雹的征兆已经出现；而陛下洁净诚心、恭敬畏慎，在将要举行祭祀的那天晚上，雨只沾湿尘土，足以明显显示上天很快作出了回应。然而罗▯以股肱重臣的贤良，在祭祀前一夜突然去世；黄裳以保傅之臣的忠诚，也接踵遭遇不幸，这些都不是小事。陛下亲临天下不久，就同时失去了两位贤臣的辅佐，这对于天命尤其应当思考。何况禋祀以后，淫雨不停，农夫报告庄稼受害，说稻谷没有受到旱灾损伤的，就会败于水灾；没有败于水灾的，就会受到连绵雨水的损害。饥荒之年百姓忧愁困苦，近半个月以来米价涨到原来的数倍，百姓无法生活，怨恨叹息的声音远近一致，抢劫盗窃渐渐兴起，流离失所的人已经遍布多处。况且雷在非时发生，震电惊异，雨水随即倾注，天空又阴暗昏黑，雷雨暴风连续两昼三夜。陛下下诏责备自己、求取政事缺失的意见，却只得到一天晴朗，寒气便突然到来，连绵阴雨重重阴暗，形势丝毫没有缓解，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上天的威怒实在无法测知端倪。陛下只要从这些事情观察，既然如此忧惶警戒，即使想不放在圣心，也做不到。臣私下认为，陛下忧惶警戒的念头还不够勤勉迫切，所以开始求言时，天色顿时放晴；不久天意认为陛下不过姑且应付旧例，阴雨又重新发生，昼夜相继，整整七八天还没有停止。汉代大儒董仲舒曾说：‘国家将要发生失道败亡时，上天便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人若不知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使其警惧；仍不知改变，伤败就会到来。’由此可以看出上天的心意是仁慈的，爱护君主而希望制止祸乱。” 古今谈论灾异而最接近事理的，没有比董仲舒更好的了。董仲舒的学问纯正合乎经义，论理又切实，陛下应当深深体会他的话，然后才能看见上天极其仁爱陛下的心意，因此不能不根据上天的谴责告诫来反省自己。臣不敢再引用其他儒者的说法和别的占候之书，以免烦扰圣听，只愿依据六经来说明。《易经》震卦说：“雷声接连而来，君子因此恐惧戒慎、修养反省。”所谓“洊”，就是震动不止一次。意思是雷接连震动，一定有它的原因，所以君子因此恐惧而修省。《无妄》卦说：“天下雷行，万物都归于无妄。”意思是听到雷声便感到恐惧，万物都没有妄念。《益》卦说：“风雷相合就是增益，君子因此见到善行就改迁向善，有了过错就改正。”意思是君子观察风雷的象征，改迁向善、改正过错，作为自身的增益。《尚书·洪范九畴》论述八种庶征说：“吉祥的征兆有五种：君主容貌庄肃，天就按时下雨；君主治理得当，天就按时放晴；君主明哲，天就按时温暖；君主善于谋划，天就按时寒冷；君主圣明，天就按时起风。”又说，凶咎的征兆有五种：君主狂妄，天就总是下雨；君主僭越，天就总是晴热；君主放纵，天就总是温暖；君主急躁，天就总是寒冷；君主昏暗，天就总是刮风。君主在容貌、言语、视察、听闻、思虑这五方面，如果能够庄肃、治理、明哲、谋虑、圣明，那么五种气就会调和而成为吉祥征兆；如果反过来成为狂妄、僭越、放纵、急躁、昏暗，那么五种气就会乖乱而成为凶咎征兆。它们相互感应的道理，自然就是如此。臣先前所作的《谨始五箴》献给陛下，大概就是担忧这一点。人的身体本来同上天相通，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难道能不畏惧吗？《尚书·金縢》篇又记载成王和周公的事情。成王起初受到流言迷惑而怀疑周公，当时正值秋天庄稼成熟却还没有收割，天上突然雷电大作并刮起大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也被拔起，国人十分恐惧。等成王悔过，拿着书册哭泣说：“今天上天震动威严，是为了彰明周公的德行，我不敢再怀疑您了。”上天于是降雨，风向反转，倒伏的禾苗全部重新挺立起来，年成仍然大丰收。成王心中对周公由怀疑转为相信，而上天的应验迅速得如同翻掌，这又说明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接近。《诗经》说：“上天正在接连降下疾病灾害，防备祸乱的事情非常多；百姓的言语没有一句好听的，却竟没有人警戒惩戒，实在可叹。”所谓“荐瘥”，是说疾苦接连不断。疾苦和祸乱如此之多，却竟没有人惩戒警省，实在令人叹息。又说：“雷电轰鸣，天下不得安宁，政令也不善；百川沸腾，山顶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高陵。可怜今天的人们，为什么竟没有人警戒惩戒？”意思是天地的变异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竟然还没有人因此警戒惩戒，这实在令人悲哀。又说：“上天降下灾害和威怒，若不加思虑、不作谋划。”意思是说，上天降下灾害、显露威怒，人却不思虑谋划，那么也就只能防备败亡罢了。又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逸；敬畏上天的变异，不敢放纵驰驱。”这是说，天怒天变，不可不敬畏。幽王、厉王是无道之君，所以当时的卿士作诗讥刺他们，诗中多次谈到灾异，认为他们看见灾异却不知警戒，因此才成为幽王、厉王。《春秋》虽是鲁国史书，但实际上是孔子的著作。其中记载日食、地震山崩、星星坠落、白昼昏暗、晦日降雨、树木结冰、大雨、降雪、大雨、雷电、水灾、旱灾饥荒、蝗虫螟虫等，举不胜举，都是用来表示警戒之意，使后世君主考察这些记载。那些遇到灾异却不畏惧的君主，往往终于亡国。《礼记》说：“如果有疾风、迅雷、暴雨，就一定改变常态；即使在夜里，也必须起身，穿好衣服、戴好冠而坐。”这些都是敬畏上天震怒的表现。《周礼》所说保章氏的职责，是记录星辰日月的变动，辨别其中的吉凶，观察天下的妖异祥瑞，以及水旱、丰收荒歉的征象，察知天地之气是和谐还是乖戾，用来诏告应当采取的救弊政措施，访求施政事务的先后次序。所谓诏告救弊政，就是预先告知应当挽救的政事；

译所谓访求施政次序，就是谋划事情应当怎样施行以及先后次序。以上六部经典中的话，足以作为万世的训诫。如今陛下应当效法《易经》所说的恐惧自省，端正心念以防止妄为，迁善改过；应当思考《尚书》所说敬慎地实行五事，以招致吉祥的征兆；应当效法成王因天变而信任周公；应当诵读周人关于灾异的诗篇，鉴戒幽王、厉王失道的过失；应当畏惧《春秋》所记灾异，以惩戒衰世亡国的过失；应当像《礼记》所说半夜起身、穿衣戴冠那样，敬畏上天的威怒；应当体察《周官》的意思，见到灾祥征兆便讲求修明政事来挽救。这样才可以说是真实地以行动回应上天，而不是只停留在文辞上。本朝大儒欧阳修说：“天与人的关系，像回声和影子一样，丝毫不差；从来没有无所招致却自行来到的灾害，也没有已经发生却不作出回应的变化。”这是至理名言，陛下难道不应当思考吗？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有三件大事：父子之情长久以来仍未能沟通，宫闱之中的处置长久以来仍未妥善，山陵的议论长久以来仍未安定。下面有许多浮泛之言，人们很少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如此一来，吉祥的征兆与和谐之气从哪里产生呢？何况号令不稳定，群阴当权。风雷的变化，是用来显示号令不稳定；淫雨的灾害，是用来显示群阴当权。为什么这样说呢？大臣的进退过于轻率，台谏官的任用和罢黜没有定规，这难道不是号令不稳定的重大表现吗？进退大臣、任用或罢黜台谏，事情都从宫中直接发出，颇为急促，这难道不是群阴当权的明显表现吗？天人之间如此紧密地相互应验，就像回声和影子一样不会有差错，也是理所当然的。陛下不要认为外间的人只是妄言，不妨反过来从陛下自己的内心寻求答案，也一定会知道自己确实有不安之处，只是事情已经做了，还想把它办成，所以即使有人进言，也一概拒绝不听。臣请借陛下因灾害而恐惧之时，访问政治上的缺失，为陛下分别明白地说明。退去留正并没有错，何必再更换台谏官呢？擢升黄度可以说是正确的，但不久又把他外放，为什么呢？导致陛下号令不稳定的原因，实在是群阴当权所造成的。可是陛下还替这种做法隐瞒讳饰，认为大权应当由自己发出，威权和权柄不能下移。这样看来，小人的谋划，是想暗中控制今日的宰相并动摇他。陛下应当及早醒悟，不要使大臣怀有疑惧之心。大臣一旦怀有疑惧之心，就会四肢不能舒展，群议容易动摇，朝廷纲纪日益败坏，政令交错发出，国家也就无法治理了。如今陛下想要独断专行，正是小人暗中窃取主权的阶梯和媒介，而陛下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况且陛下认为前一天仓促即位，是出于不得已，还是并非不得已呢？大臣不得已而拥立陛下，是为了国家社稷着想；陛下不得已而听从大臣的决策，也是为了国家社稷着想。君臣都为社稷着想，却不知道如今的社稷已经安定了吗？还是仍然没有安定呢？陛下和大臣既没有谋划好开头，也没有妥善处理后续，才使天灾达到这样的程度。臣担心陛下和大臣将来都无法向天下和后世的议论交代。臣常说，如今正处在遭受祸变、忧患危急之后，如果上下内外都能尽心相互扶持，重新振兴国家，本来一定可以做到；如今却不是这样，人人各有不同的趋向，事情违背了当初的谋划；为自身谋划时急切，为国家谋划时迟缓，实在令人痛惜。陛下请因臣的话静心考察。比如陛下发布命令，如果大臣看见不可施行，就应当当面奏报；给事中、舍人应当封还驳正；台谏应当论奏争辩；侍从应当救止劝阻。如今他们都害怕留下形迹，不敢稍稍违忤。既然陛下身边的臣子如此，那么还依靠什么来指望公卿大夫士人呢？这难道不是急于为自身谋划而缓于为国家谋划吗？不过，臣下肯把实情告诉君主的人，确实很少。陛下不妨想一想，上皇深居九重宫禁之中，终究不能全部知晓外事；大统已经传授，尊号已经确定，从太上皇后以下的人，都致力于弥缝遮掩、防止陛下得知，以至于使陛下父子长久不能相见，这一切都是由于弥缝遮蔽造成的。陛下如果对各种事务不加考察，那么内外臣子替陛下弥缝遮蔽，也会像这样。若不是君主聪明刚健，能够主持正论，能够亲近君子、远离小人，能够分辨是非，就很难使臣下把一切都说出来。臣生性至为愚直，对事情没有偏袒私护；如果心中有所想法，只要认为可以进言，就不再顾虑外在的痕迹。愿陛下体察臣的一片赤诚，接受臣苦口相劝，不要忘记天灾，与大臣共同审慎地修明政事。至于陛下孝敬之心存于内心，在宫廷之内、屋漏之处，凡是亲自实行而外人无法知道的事情，陛下也不要使其中有一丝一毫对上天感到惭愧，这就可以了。臣起草奏章时，又反复替陛下思考：雷霆震怒，小人妄称是上皇先前孝行的过失；但事情已经过去，今日的责任已经落在陛下身上。陛下今日的孝心，恐怕也还有未达到之处。臣认为应当竭尽诚意，遵行孝道，厚重地侍奉三宫，以补赎上皇过去的过失，慰藉烈祖在天之灵的期望。这样，雷电的变异或许可以消除。至于淫雨成为灾害，正是群阴当权、阳气微弱而君道衰弱的证明。对此应当专门责成大臣办理朝廷政事，不要让左右近臣参与其间；应当彰明纲纪，以整肃内政；选任州郡长官，以安抚百姓。只要使阳气增长、阴气消退，就能够使由剥卦转为泰卦，事情的道理是明白的，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臣这几天听说陛下多次颁布宽免抚恤的命令，对于军队、百姓、拖延未决的刑狱以及宿卫人员露宿受苦等事，无不放在心上。比如拿出内帑的钱，替百姓代缴和买、身丁等沉重赋税，这是帝王盛德的举措；但这些还没有足以消除天灾，陛下不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既然已经知道原因，而陛下的心意却还没有决定。

译《尚书》说：“如今上天决定人的明智，决定国家的吉凶，决定国运历年的长短。” 这句话大概是忧虑天命究竟会如何终结。所谓“其”，是表示事情还不能确定的语辞。君主有时明智、有时昏昧，国家有时吉祥、有时凶险，国运有时短促、有时长久，这些都不能预先知道，所以说这是最大的忧虑。陛下不要相信谄媚蒙蔽之人的话，反而把一切归结为时运和命数，从而懈怠敬畏上天的心。无论有没有灾害，都始终同样敬畏，那么天命的吉祥征兆就可以确定了。臣诚心诚意地以此来回应明确的诏令，冒犯天子的聪听，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省察；天下幸甚。权知户部侍郎袁说友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天与人的关系，自三代以来，相关论说已经多得数不清了。到了汉代董仲舒，便说：‘灾异是上天谴责告诫君主，正是上天仁爱君主的表现。’大概天心与君德本来就是一体，灾异和谴告是按时显示警戒，不仅乱世如此，治世也是如此。君主如果能够因灾害而修身反省，看到变化而戒慎恐惧，事情合乎时宜，政令合乎道理，那么天心就会昭然感通，帝王的福祚就会长久，有些福庆甚至不必祈求便会自行到来。考察古代，成汤以六件事自责而成就商朝，周宣王反躬修行而复兴周室；他们所感召的结果昭然可见，确实不可欺罔，难道不值得相信、不值得畏惧吗？”恭敬地想到，陛下神圣文武，具有世所罕见的英姿；仁慈睿智，具有君临天下的大德。俯视汉唐诸帝，陛下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陛下承受列圣累积的国运，继承光尧中兴的事业，接受寿皇付托的大命，忧虑深远，没有什么比这更切近当前形势的了；陛下本来应当有所作为来奉承天心、报答上天的恩赐。近来荧惑星运行失序，太白星白昼出现，金星遮掩心宿，火星运行经过都城，地震也十分广泛。太阳正居中天时出现黑子摩荡，黑色灾气横贯天空，红气又乘其上。十天到一个月之间，变化竟有五六次，这实在不是安定君上、保全臣民的征兆。到了望日，陛下整肃车驾乘舆，前往慈极宫行礼。都城之内，无论老人还是幼童，仰望皇帝仪仗，无不欢欣鼓舞。灾变带来的忧惧变成了和气，喧哗诽谤变成了欢声。不足两夜，瑞雪便应时降下；又不到两天，太阳就重新明亮起来。以至于群阴消退潜伏，星辰运行渐渐恢复顺畅。先前情形那样，今日情形又这样，难道不是灾祥转变的关键，正系于陛下的一举一动之间吗？为什么感应会如此迅速呢？臣心中感慨不能自已，因此把愚昧的诚意全部说出。深思天意实在难以测度，关键完全系于君主的一念。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什么都听不见、看不见；应当常使敬畏之心存在，不敢有所失坠。从今以后，臣愿陛下修身省察、警戒自励，时间越久越加笃实；坚定志向，周详思虑，无论大事小事都谨慎对待。勤勉奉行对两宫的定省之礼，思考万事安危的关键。倚重信任大臣，扩大言路；节省财用，使节余日积年增。审阅奏章，使章奏早晨送入、晚上便得到答复。这些都是君主真实的德行，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陛下天资英明睿智，如果对这几件事更加用心，那么天心喜悦，帝命眷顾，和气招来祥瑞，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 难道不只是前日的灾异会突然消失，而且天道还会循环返还，必定有助成大业、建立大功的事情发生吗？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吗？臣本来疏懒平庸，错误地蒙受选拔擢升，以论议思考为职责，所以敢于把知道的全部说出而不隐瞒，以报答天地造就之恩。只希望圣上慈爱，留心察看；如果臣的话没有违逆圣心，也就是圣德仰合天意。臣冒犯御前，惶恐失措，实在承受不起。宁宗即位后，彭龟年充任赴金国吊祭、接送伴使，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中的条文，因为雷震失时、淫雨成灾，推究其中的过失，却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凡是朕自身有过失、朝政有缺漏，都命令台谏、侍从分别条列奏报。臣官居侍从，职责就在于论议和思考，不必等到诏令访求也可以进言，何况已有诏书命令陛下自责；如果还有所隐瞒，岂不是辜负圣恩？臣不知道陛下这道诏书究竟是要办实事，还是只停留在空文？如果是要办实事，那么陛下即位之初曾下诏求取直言。如今四方的奏言已经交到公车署，其中涉及陛下过失、朝政缺漏的，必定很多；却没有听说陛下稍加采择并见诸施行，那么今日这道诏书，臣恐怕仍不免成为像前日一样的空文。如果用空文来侍奉上天，上天难道会因此感动吗？臣听说庆历年间灾异多次出现，当时宰执曾在御前谢罪，仁宗告诉他们说：‘不必谢罪，只须自行办理政事。’当时范仲淹任参知政事，退下后便逐条列举应对灾异的四件事上奏。皇祐年间，又因星变从宫中发出手诏十二条，命中书门下、枢密院从军国各项事务中推求实际问题，有应当更改、整顿、振兴的，秘密详细具奏。” 于是文彦博等请求每天提出两条，把应当更改、整顿、振兴的事项，详细当面奏报，希望所说的必定实行，所实行的必定恰当。祖宗这样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臣认为陛下今日首先应当广泛采纳应诏进言，选取其中条列上奏的事项，责成大臣，依次施行；像皇祐年间的旧例那样，自然可以回应上天并消除灾变。即使不采取这个办法，臣也认为没有关系。刘敞曾说，三公的职责是主持调和阴阳；议臣的任务，是说明天与人相互感应的道理。陛下应当按照三公的职责责令他们，使他们陈述阴阳不和的道理；应当按照议臣所学责令他们，使他们阐明天人相互关联的关系。这确实是懂得治国根本的议论。陛下如果果真这样责求实际，臣怎么敢用空文来应诏？陛下如果只做表面文章，那么臣即使以实情回答，也没有益处。因此臣先以务求实际来期望陛下，然后才敢进言。臣听宋祁说过：‘灾异发生，政治教化的根本在于朝廷君臣之间。其他琐碎细小的事情，实在不足以解释阴阳不和、议论天人相感。’如今明确的诏令所涉及的，只限于陛下自身的过失和朝政的缺漏，大概是知道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就在这里。臣谨据这两点，参照灾变，为陛下陈述。

译上天鼓动万物的，是雷和风；君主鼓动万民的，是号令。上天有雷风的变化，正是对君主号令的回应。雷是天地发动万物的力量中最不可预测、最难令人相信的；然而雷在二月发生，八月收止，人们根据它的规律来安排节令，从来没有差错。所以万物因雷而发动，蛰虫因之出动，也不会受到危害。如果应当收止时却仍然发生，就会误伤万物。陛下是否也曾因为雷震失时，而反过来从号令方面寻求原因呢？陛下和大臣恐怕都不能推辞责任。陛下即位以来，喜欢亲自下御笔决定升降黜陟，常常令人无法预料。若说这是向人显示聪明威断，那么它固然有时能安慰人心，但扰动人心的情况也不少。陛下难道不想一想，君主掌握天下的利益和权势，一喜一怒关系到万物的休戚；如果使人无法揣测，那么人们怎么能够自我安定呢？在人心正寻求安定的时候，反而使他们产生不能自安的念头，这恐怕不是初政的美事。司马光曾告诫神宗皇帝说：‘陛下喜欢在宫禁之中指挥外面的事务，不是由公卿推荐、牧伯纠劾的，有时越级升官，有时无故罢免，外间的人惊疑骇怕，不知该听从什么。’ 公卿、牧伯所纠劾的人，有时被说成贤能而实际并不贤能，有时被说成有罪而实际并无罪，但这些事情都有迹象可以查见，责任也有所归属，所以不敢大肆欺骗蒙蔽。如果奸臣秘密向陛下禀告，使陛下以为是自己的圣意而实行，那么威权和福祸赏罚就集中到私门，怨恨诽谤却归于陛下。’这是司马光《体要疏》中的话。陛下过去在潜邸时，本来最喜爱这篇奏疏，难道今日竟忘了吗？陛下如果确实平心静气地熟读司马光的话，反复思考，那么今日的举措是对是错，立即就可以判断了。臣所以把号令不可预测视为陛下的过失，原因就在这里。寿皇圣帝的山陵之举，是国家的大事。起初选择稽山，大臣认为土层浅薄；又选择赤山，太史又认为不吉；再命令占卜下宫，却又认为下宫不可迁葬。日月已经迫近，神穴还没有确定，有司应当办理的事务，根本不知道趋向何处，这难道不是朝廷的过失吗？太上皇迁居的地方，也是国家的大事。先后三次改变地点，使天下听闻此事后无不疑惑，这又难道不是朝廷的过失吗？随龙人员施恩一事，陛下即位第二天本来已经有宣谕；后来大臣拟定上奏，达到一再请求，必定想要施行，陛下却把它扣住不下发。臣曾亲耳听到陛下说：‘我还没有见到父母，却先给随龙人员推恩，哪件事更重要，哪件事更轻呢？’有见识的人听到这番训示，无不感叹陛下的圣明；但大臣又请求下发此令，使陛下的真诚实德不能取信于天下，这难道又不是朝廷的过失吗？只是宗庙议论没有一定的规制，所以发布命令时才会有两三种疑惑。臣所以把号令反复、不能取信视为二三位大臣的责任，原因就在这里。雷震失时的回应，或许就在于此。孟冬之月，六阴之气过于旺盛，却称为阳月，是因为阴气盛极就会衰退，阳气应当开始生长。如今却淫雨成灾，大概是阴气胜过阳气。推及人事，就是君弱臣强，是阴气胜；内廷侵扰外朝政务，是阴气胜；小人侵害君子，是阴气胜；盗贼危害平民，是阴气胜；蛮夷图谋中原，是阴气胜。陛下承受上天的明命，大臣虽然有辅佐拥戴之功，但威权和赏罚的权柄实际上在陛下手中。前些日子大臣包庇一名大官、排斥一名台臣，陛下察觉后，罢免大臣而擢升台臣，人们已经佩服陛下的英明决断。君弱臣强的弊病，应该不会存在。陛下在潜邸时本来就不亲近声色；登上大位以后，又亲自书写诫言，把声色和饮酒作为戒条。既然已经没有沉溺其中，也就没有什么能够牵制陛下，内廷侵扰外朝政务的祸患应该不会存在。只是陛下想着见太上皇，早晚都不忘怀，但中间有阻隔断绝，无法相通；越是急切地寻求，阻碍就越加牢固，使陛下彷徨无计，经营南内，甚至有迁居的打算。如果果真如此，陛下思念亲人的心可以说达到极点了；然而对于宗庙社稷的计策，不知道是否经过了周密考虑？这恐怕仍然免不了引发阴气胜过阳气的感应。天道虽然遥远，本来就不容易知晓；但人心并不遥远，气机一到便会显现。自古以来，从没有没有招致却自行发生的灾害，也没有已经出现却不作出应验的变化。陛下固然不能预先断定事情不会如此，便不加思虑。推考已经发生的事情，也可以作为鉴戒。陈瓘曾说，承受父母的容颜、奉养父母以使其心志安适，应当以大舜、周武王为榜样；在内整修家人之间的礼法，就会恭敬顺从而没有缺失；对外治理朝廷事务，就会威权分明而不相混淆。这才是大舜、周武王所说的孝。臣愿陛下按照陈瓘的话来侍奉亲人，那么内廷侵扰外朝政务的祸患，或许将来可以避免。陛下登基那天，就下令收召人才，并告诉臣等，所发出的召命，没有一个不是负有天下人的声望和期望的。如今朝廷中的士人，文质彬彬，固然多是君子。然而臣曾暗中仔细观察士大夫之间的情形，却发现猜疑防范、顾虑忌讳的心思很多，安适闲雅的意态很少。大概是君臣之间的感情还没有融洽，正邪之间的道路也还没有分明。陛下信任重用君子的意图，还没有使人真正信服；而亲近小人的迹象，却已经显露在外。君子告诉陛下的话，小人有时能够参与听闻；小人误导陛下的意思，君子却有时不能知道。正道恐怕消退，邪道恐怕增长，这也免不了引发阴胜之应。当六七月之间，淮、浙大旱。抢掠之徒所到之处，像蚊虫聚集一样迅速聚集；如今虽然稍有平息，但饥寒正在逼近。朝廷虽然采取多种办法抚恤救济，然而州县处处没有粮食。如果错过现在不作谋划，往后怎么能保证盗贼不会发生？这也免不了引发阴胜之应。湖南的蛮獠今年侵扰内地，已经耗费兵力调动防守，才大体平定。似乎又听说敌人在言语和文书往来之间寻找麻烦；我方内部正忧虑饥荒逼迫，怎么能在外面再有兵革争端？防备抵御的安排茫然无措，仿佛要捕捉风一样，这也免不了引发阴胜之应。淫雨成为灾害，回应或许就在这些事情上。臣一向没有学术，也不善于推步占验，只是因灾害寻求同类原因，把听闻的情况进献给陛下。愿陛下思考造成灾害的原因，寻求消除灾害的方法，件件追究实际，不要只做表面文章。总的说来，君臣之间各自反省自己，那么把灾害转为福庆、把灾气转为祥瑞，简直易如反掌。只愿陛下留心思考。臣因奉使在途中，便借诏书驿传的机会上奏报告。言语狂妄，甘愿等待显明的诛戮。

译庆元年间发生大旱，朝廷下诏求取言论。知赣州兴国县庄夏上密封奏章说：“君主属阳，臣下是君主的阴。如今威权和福祸赏罚下移，这是阴气胜过阳气。阴气积累到极点，阳气就散乱而不能收摄，其弊害便表现为火灾、旱灾和蝗灾。愿陛下体行阳刚之德，使后宫、外戚以及内省各安其位，使黄门不得越出职分；这就是抑制阴气、扶助阳气的方法。” 权礼部侍郎兼侍讲许奕也应诏上言说：“国家应当以真实的心意实行实际的政事，使百姓从死亡中活下来，不能只在祷告祭祀上要求灾害偿还而已。蝗虫到了都城，才下令礼寺讲究酺祭；天下哪里不是王土？难道只因灾害到了境内便感到恐惧，偶然没有到达京城，就始终不把它当作灾害吗？”又说：“诛杀权臣时，下面直到闾巷之中，欢呼声像雷鸣一样，大概是变更政治的开始，百姓怀有厚望；但时间一久，政治并没有真正改变，这就是诽谤怨恨由此产生的原因。”又说：“内降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王璿上递状文，内容不实，却设法求得幸免；裴伸是什么人，怎么突然授为带御器械？”当时应诏进言的人很多，许奕的话最为恳切直截。国子博士张虙也应诏上疏说：“上天的心意，就是我祖宗的心意。几年来，大概有一些事情是祖宗不敢做的，如今却做了。凡是祖宗时期几次举行却没有成功、已经实行又重新停止、开始因人言而听从、最终又因国体而改变的事情，如今都毫不迟疑地处理了。凡是祖宗深思远虑、反复顾念，用来消除恶运、遏制乱源，始终戒慎共同守护的事情，如今都变成了眼前图求便利、追求痛快的谋划。议论的人只知道衰败萎靡的风俗不可不振兴，毁坏败坏的风气不可不整顿；却不知道，衰靡毁坏之后，振兴整顿的方法最难施行。为什么呢？国家元气已经受伤，不能再加扰乱；人心刚刚苏醒，不能再使其惊骇动荡。况且制造纸币起初是想便利百姓，朝廷既用一刀切的政令惊扰他们的听闻，又用固定价格迫使他们服从，于是郡县之间便骚动不安。监司、郡守中那些老成而行动迟缓的人全都被排斥不用，反而任用那些新进而喜好功名的人；他们见到事情便声势如风，遇到事情便追求痛快，事情还没有办成，国家根本已经受损；国家还没有得到好处，百姓生活却已经困苦。这些事情全都损害了祖宗仁厚的德政，也是旱势越来越严重的原因。”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八。《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九。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灾祥。宋宁宗嘉定年间，著作佐郎、知徽州事袁甫上奏说：“臣出任外地官职，按理不应越职议论朝廷之事。但听说本月三日，京城发生火灾，延烧到宗庙，三省、台部、百司、庶府以及百姓住宅，大半化为灰烬；奔逃躲避而死亡的人也有不少。这大概是皇天震怒到了极点，是国家罕见的灾害。四方听闻的人，无不惊骇恐惧。臣子如果怀有爱护君主的心，正应当超越拘束，披沥肝胆，使陛下觉悟，挽回天意。如今朝廷如果只把失火的人斩首示众，而陛下又不过是退居便殿、减少膳食，只引用一两个典故，按照惯例办理，就想把灾害转为福祥，这是绝不可能的道理。况且灾气造成异变，大多是逐渐积累而成；敬畏上天的震怒，应当谨慎对待细微的苗头。陛下为什么不思考呢？连年荒歉，百姓贫困而无处申诉，流离失所、饿死的人填满沟壑，上天已经震怒了，而陛下还没有觉悟。星辰运行显示变异，没有不是兵灾的征象。今夏水势泛滥，三个月不退，上天已经震怒了，而陛下又没有觉悟。闽中、江右的盗贼暴乱相互蔓延，章贡、盱江的叛卒接连骚扰，敌兵侵犯蜀地，动摇我襄汉，草寇在衢州兴起，逼近我京畿，上天已经震怒了，而陛下又没有觉悟。董仲舒有句话说：‘上天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又降下怪异来警醒恐惧；如果仍不知道改变，伤败就会到来。’陛下历观这些年来，灾害谴告已经有了，怪异警戒也已经有了。上天对陛下的仁爱，竟然如此深切至极，而陛下仍然没有觉悟。如今京城发生火灾，可以说是伤败的证明，天意震怒到这种地步，已经到了极点。陛下如果不在此时深思造成灾害的原因，赶快考虑消除变异的方法，翻然悔悟，严厉地自我责罚，臣恐怕天怒会更加猛烈，实在可忧可惧。臣听说，灾变不会凭空发生，总是因事情而起。臣请说明它发生的原因：宫闱既已整肃，嫔妃侍御却又增加，沉溺享乐，损害圣德，这难道是天意吗？陛下即位以来，群臣百姓都仰望期待，却没有听说陛下总揽政务，只是一味等待臣下把事情办成，这难道是天意吗？国家有忠臣贤臣，他们实在是国家元气，却遭到摧折困阻，生机几乎断绝，这难道是天意吗？上下之间不相交往，把进言当作忌讳，人人闭口结舌，渐渐习以成风，这难道是天意吗？其他如贪赃奸邪的官吏充斥州县，剥削百姓血汗，贿赂公行，私人家中的积蓄超过公家，怨恨诽谤交相兴起，于是灾变发生。天意与人心，实际上处在同一个关键上，祸患产生的根由，正在这里。昨天禁卫宫门发生火灾，朝廷内外本来已经惊异；如今竟然灾及太庙，陛下想到祖宗，难道不悲痛吗？况且火势逼近君门，这是要使陛下反躬修德；延烧到三省，是要使大臣戒惧悔过；又烧到御史台、谏院，是要使掌管风宪的地方彰明公论；再烧到六部、寺监、库务，是要使满朝士人洗心涤虑。上天像这样震怒，仍然不忍立即忘掉仁爱之意，所以让陛下亲眼看见、内心觉悟，改变旧弦、改走新路。如果还认为保持镇静就可以应对灾变，岂不是更加加重天怒吗？今日下诏自责，陛下必定不会畏惧；但回应上天应当有实际行动，空话怎么足以感动人呢？只恐怕诏令发布后略同寻常，施行时没有任何振作改变，四方百姓一定认为陛下面对这样的灾害本应如此，而实际上从未真正知道恐惧。上天仁爱陛下的心，到这时就会大失所望。事情迫在眉睫，稍有间隙便会发生变化，关系到宗庙社稷，臣实在寒心。因此臣不顾自己疏远卑微，把愚昧的诚意全部说出。臣愿陛下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彻底革除过去的过失；清心寡欲，亲自处理各项政务；减少嫔妃侍御，以整肃宫闱；进用忠臣贤臣，以加重朝廷；排斥奸邪谄媚之人，奖掖扶持正直敢言之士；诛除贪婪暴虐的官吏，大力改变贿赂公行的风气；每天与二三位大臣公开说明大公之道，彻底杜绝私心。如果这样做了，而天怒仍不回转，灾变又再次出现，那么即使砍碎臣的头来惩罚臣的荒谬妄言，臣也不后悔。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就在今天，愿陛下赶快谋划。袁甫又上奏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连续颁发手札，继而发布德音，因为回禄之灾蔓延，近在京城，便反躬自责，广泛求取直言，充分显示了陛下敬畏天威、悔过修德的心意。臣未接到诏令以前，曾在九月十九日首先上呈奏疏，直达宫门，认为答谢上天明白的谴责，没有比下诏自责更好的办法。如今求言的诏书果然下达了。臣如果爱惜自身而忘记国家，不再把内心全部吐露出来，稍稍尽到恳切忠爱的责任，以仰助圣明万分之一，那就是臣大大辜负陛下。陛下即使不诛杀臣，上天也将诛杀臣。谨上密封奏章，只愿陛下垂听。”臣捧读明确的诏书，读到其中“痛哭流涕，怎样才能赎回过失”时，不觉仰天流泪，知道陛下确实有这样的心意，所以才有这样的言语，绝不是靠修饰辞令的人所能作出的。况且灾祸发生在都城，上天的意思在哪里？大概是要陛下借着眼前看得见的事情，察知那些看不见的事情。陛下深居幽深的宫殿，四方即使有危急之事，宫门相隔万里，怎么能够全部知道？左右的臣子即使知道却不说，疏远的臣子想说却没有道路，所能依靠来反复告诫、使圣心觉悟的，只有上天罢了。上天说，盗贼横行，百姓遭受残害，房屋、庐舍、坟墓往往变成废墟，严重伤害孝子慈孙的心；这些是陛下看不见的，所以让陛下亲眼看见火势延烧太庙，惊动神灵，片刻之间化为灰烬，即使想不痛哭流涕，也做不到。上天说，各地州县水灾泛滥，江湖城市一片成为大水，百姓赖以生存的器物几乎全部漂没；这些是陛下看不见的，所以让陛下亲眼看见官署焚毁、居民房屋荒废烧毁，大片区域变成瓦砾，即使想不痛哭流涕，也做不到。上天又说，近年来战争频仍，老人幼童辗转迁徙、填尸沟壑，壮年人流散四方；这些也是陛下看不见的，所以让陛下亲眼看见都城百姓在道路上逃避奔走、号哭呼喊，看到朝士的官舍化为灰烬、骨肉亲人四处奔散，即使想不痛哭流涕，也做不到。上天又说，年年收成不好，饿死的人遍野，公私力量都耗费在赈济灾荒上；直到如今，饥民还残存一口气，形状像鬼一样；这些是陛下看不见的，所以让陛下亲眼看见都城被焚烧的人家，全都仰赖官府供给钱粮，而钱粮很快就会耗尽，百姓的饥饿却没有尽头；其中死伤的人，最终只能到地下含冤，即使想不痛哭流涕，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