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二

译大臣在上面倡导，小臣在下面附和，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说法，牢不可破。如果不是陛下刚明果断，不被群臣的议论迷惑，那么关系社稷的大计，还能和谁共同谋划呢？有君主，却没有臣子，真是令人长久叹息。臣愿陛下推诚尽孝，始终如一。在言语行动之间，不忘社稷；饮食呼吸之间，必定想到祖宗。谨慎修养自身，上可以承顺天意，振兴国家、平定乱局；下可以慰藉民心。任用贤能不要三心二意，斥退邪佞不要迟疑，以革除前日任用不当的过失。有善行一定奖赏，有罪恶一定惩罚，以振作今日已经衰敝的纲纪。于是下诏告诫，各级官员无论职位大小，都要怀有忠良之心，去除亲附和议的私心，赞助国家的大计。陛下既然以孝率领群臣，群臣也都以忠来响应。这样就可以感动天地、通达神明，慰藉在天之祖宗的灵魂，不辜负太上皇托付的心意了。中原还担心不能收复吗？中兴还需要等到以日月来计算吗？十朋又上疏说：臣恭敬地想，陛下凭借英武的姿态，施展刚明的决断，不被群臣的议论迷惑，任用忠诚而有谋略的人，派遣两位将领出征淮甸，首先平定了灵壁，击败敌将萧琦并使他投降；又平定虹县，使富察和穆大周仁投降；归附的人以万计；又在宿州击败敌人，取得该州。可以说是每天拓地百里，逐月三次建功了。抓住时机进军，势如破竹，恢复故土有期，神人共同庆贺。正是勇者效力、智者献谋的时候。何况臣蒙受错误的推荐，亲自被擢升为陛下的耳目之官，难道可以没有愚者偶得一得的思虑，来补益朝廷谋划和雄断的万分之一吗？臣私下认为，王者仁义之师，是为了吊民伐罪而发动的；何况中原本来是我们的土地，人民本来是我们的赤子，正应当先向他们晓谕恩信，先行招抚接纳，不得已才继之以战争。臣担心诸将或许不知道这一点，到了临阵之时，未必没有过失；取得杀伤和胜利之后，也未必没有侵扰百姓、丝毫不犯的行为，恐怕会损伤陛下好生的德行，失去中原百姓前来复归的希望。请求陛下秘密诏令张浚，深加戒敕。过去李晟平定长安，李愬进入蔡州，本朝曹彬平定金陵，都体现了王师吊民伐罪的本意，应当把这个道理晓谕诸将，作为他们的准则。这样或许富贵可以延及子孙，功名可以流传史册。这三位将领既然已经投降，就应当迅速加封爵位，以劝勉后来归降的人。从前沛公进入关中，留兵围攻宛城，陈恢劝他说，不如约定他们投降，封赏守将，并借此让尚未攻下的各城守军知道；他们一听到消息，就会争相开门等待。沛公听从了他的意见，南阳守将齮投降，被封为商侯；陈恢被封赐千户，领兵向西进军，没有不能攻下的。如今中原各城替敌人守城的人，据说都有离心，并不是不想投降，只是不知道我们将怎样对待他们罢了。他们听说萧琦、富察等投降而受到赏赐，又有什么顾忌而不来归降呢？否则他们心中的疑虑会更加深，守备也会更加坚固。今天的事情，正应当像沛公采用陈恢的计策那样，能够不战而使敌军屈服。臣又听说汪彻已经被召回，已走到半路，不知由谁代理他的职任。臣认为应当命令张浚兼任荆襄的节制使，这样或许能使号令统一，权轻权重不至偏颇，将士同心协力，远近上下同为一体，缓急可以互相通报，胜负可以互相救援。何况荆襄将士一向感念张浚的恩德，皇甫倜等人尤其敬服张浚的威名；如果让张浚兼管那里，人们一定乐于奉命效力。又，吴璘退兵保卫蜀地，陛下也应当以进取之事诏告他，并明确说明前日退兵固守是采纳建议者的过失，不妨说些悔过的话，以安慰将士和三路百姓的心，使吴璘观察时势，谋划进取。如果秦、陇能够收复，就应当立即进兵，与荆襄相互呼应，牵制敌人南下放牧、侵扰的祸患。这样一来，敌人将在数处同时受敌，连救援覆亡都来不及；即使敌人未必前来，臣民也将自行归返故国。这几件事，都是今天最为紧急的事情。臣愿陛下和一两位大臣迅速商议，如果臣的意见可以采纳，请赐予施行。如今正是上天把机会交给陛下的时候，不可错过。十朋论述用兵事宜的札子说：臣私下认为，今天的事情有一件不可轻易改变，就是用人；有一件不可不果断决定，就是进跸；有一件不可不深思熟虑，就是荆襄；有一件不可不赶紧治理，就是兵赋。自古君主共同谋划进取的计策，必定有确定而不可轻易改变的规模。知道一胜一负是用兵的常势，所以小胜不因此欣喜，小败不因此沮丧。秦穆公任用孟明视，三次失败之后才称霸西戎；汉高帝争夺天下，屡次失败之后才擒获项羽。诸葛亮文武才干兼备，却有马谡失守街亭的失败，甚至上表自我弹劾，蜀主没有废弃他，最终仍能与吴、魏抗衡，功业超过三分天下的诸国。宋朝范仲淹、韩琦，都是一代名臣，都有才干谋略；他们经营西夏时，也有任福在三川失败的事情，仁宗没有废弃他们，最终使元昊称臣，安定了中原。这些都是因为胸中早已确定了总体规划，所以能够收获后来大的功业。臣听说前些日子淮甸的军队，一个月取得三次胜利，宿州却没有取胜，这也不过是用兵中胜负的常势。于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便乘机动摇将帅大臣，还说大将没有回来，给圣上增添忧虑。如今李显忠、邵宏渊以及各位统制所统领的军马已经回到濠州、泗州，也足以看出小人幸灾乐祸，煽动制造浮言，专门进行中伤，这一点不可不察。恭敬地听说，陛下派遣中使送去御札安慰张浚，抚慰慰劳将士，同时赦免李显忠等人的罪过，怜悯他们浴血奋战的劳苦，宽赦一次过失的罪责，真是得到了古代帝王驾驭将领的办法。然而外间议论汹涌，说陛下召杨存中入朝，想任用他为主帅。臣私下推测圣意一定不是这样，但在人情纷扰的时候，不能没有街谈巷议造成的迷惑。后来听说起初想任命他为荆襄宣抚使，后来又改议任御营使；等听到边境报告稍稍安定，这个议论便停止了。疑虑虽然稍稍平息，却不能没有忧虑。杨存中作为将领，武功大概天下皆知；他贪取财货没有满足，同朝廷内外交结，爵位已经达到极点，却还不停地求取升进。他的内心只是庆幸国家有祸，便想乘机进用，还有什么求不得的呢？如果御营使还不能满足，必然还会有比这更大的职位。命令一旦发出，必定会失去军民之心，使江淮、荆襄、陇蜀的将士听到后离心离德，而且会认为朝廷因为王师一次小小的挫败，便仓促想更换大帅，这不是用来安定人心、威服域外的办法。臣所说不能没有忧虑的地方，就在这里。建炎、绍兴年间，太上皇巡幸各地，只任用宰相、枢密使兼任御营使，李纲、朱胜非等人曾经担任过。

译陛下将要举行视察军队的行动，应当遵照旧例，任用两府大臣兼任此职就足够了。朝廷即使缺乏人才，难道可以用这种方式轻率地处置杨存中之类的人吗？这件事尤其应当在圣心中预先确定，不可在仓促之间改变。这就是臣所说不可轻易改变的用人问题。臣听说，天下的形势不在于国家力量的强弱，而在于气势怎样。气势振作，就能转弱为强；气势沮丧，就会由强变弱。大腿即使极其强壮，一害怕也会发抖，是气势使它馁弱；头发即使极其柔弱，一发怒也会飞扬，是气势激发了它。景德年间，契丹全国南下入侵，王钦若请求巡幸金陵，陈尧叟请求巡幸蜀地以避敌锋，真宗拿这件事询问寇准。寇准说：“是谁替陛下谋划这个计策？罪行可以斩首。”如今敌骑逼近，四方人心危惧，应当激励众人抵御敌人以保卫社稷，只应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怎么能想要抛弃宗庙，远逃到楚、蜀呢？皇帝的车驾只要回转一步，万众就会如云散开，四方就会像瓦片一样崩解。那时楚、蜀还到得了吗？真宗认为他的计策好，于是巡幸澶渊，将士鼓起勇气，射杀敌将，敌军于是退去。这就是振作气势来击破敌人、转弱为强的最大事例。前年太上皇下达亲征诏书，巡幸建康，以此振作士气、驱逐敌骑，大概是得到了正确的策略。可惜议论的人没有建立远大的计策，却仓促返回临安。陛下前日下诏视察军队，朝廷内外都受到鼓舞，秋凉时出发，有人还认为太迟。如今王师退守濠州、泗州，督府远在盱眙，陛下应当迅速进跸巡幸建康，居于六朝帝王的都城，占据东南形势的优势，可以援助吴、蜀，可以控制四方，可以远离海道上的忧患，可以壮大淮甸的形势。四方听到这个消息，谁不会增加气势呢？至于各部门的人员，如今应当节省犒劳的费用，比过去更加节制。这样或许万骑容易调动，正如圣训所说“应当像创业的时候”。这就是臣所说不可不果断决定的进跸问题。臣听说，荆襄处在天下形势的中心，是古今必争之地。万一敌人乘虚而入，使川陕隔绝，那么东南的形势就孤立了。近来听说朝廷已经罢免汪彻的任命，命张浚兼任都督，号令统一，这本来已经是得策。又任用王彦主管襄阳，议论者认为用人得当。又听说让王彦节制赵撙，有人认为不可。赵撙长期在荆襄，得到士卒的拥戴；王彦从外地而来，却突然命令赵撙受他节制，恐怕武臣彼此不服，可能产生事端。再加上张浚在淮地，距离荆襄很远，如果发生紧急机会，恐怕关报不能及时送达。臣认为，应当在前两府侍从中选择一位威名稍著的重臣，任命为宣抚使。既让张浚督察，又让重臣节制，使王彦和赵撙等人各自负责一面，那么荆襄就可以没有忧患了。如今朝廷只知道防备淮甸，却远远忽视荆襄，这就是臣所说不可不深思熟虑的地方。如今国家的上策是谋划进取，次策是谋划防守；但一谈到军队，议论的人总是畏缩，因为国家所缺少的是军队和财用。因此军队不能不招募，财用不能不治理。臣私下听说，西北归附的百姓中，有许多可以充当士兵；督府和各位将领不敢大量招募，是害怕国家承担供养他们的费用。然而今天的形势有不得不招募的理由，应当命令张浚晓谕江淮、荆襄诸将，招募其中可以任用的人并登记入籍，淘汰没有用处的；即使百姓还不至于很多，也可以补充战斗损伤造成的兵额缺口。东南百姓中也有可以任用的，例如江西、福建以及台州仙居、婺州东阳等地的人，都强健而善于战斗，常常聚集在茶商、盐商之间；可以命令守帅大臣提高待遇来招募他们，一定会有人应募。广海地区的盗贼中有愿意接受招安的，也可以随后登记入军籍。州县中犯有茶、盐禁令的人，可以宽免他们的罪过而征入军队，也可以稍稍补充军籍。至于财用，臣认为，与其谋求增加财用，不如实行节省。如今国家和天下全盛、太平无事的时候相比，并非不节约；但与祖宗创业艰难的时候相比，可以节省的地方就不止一项了。干德、开宝年间，宫人不满二百人，尚且认为太多；身边的内臣只有五十多人，只让他们掌管宫中事务，从未让他们干预政事。宫殿内的帷幕用青布，边缘和帘子用绯色绢，帐子用紫色，褥子用紫色。如今宫人的数量、内臣的员额，哪里能完全像艺祖时期呢？臣前日曾上奏，希望陛下亲自率先实行节俭，正是想以艺祖作为法则。近日台谏所议论的裁减措施，虽然按日计算似乎不足，按年计算却有余，也并非没有补益；然而奏章已经上呈而尚未施行，难道是因为触犯众人怨恨所在，朝廷不敢担当吗？如今边境还没有安定，上下共同忧虑，权宜裁减以宽缓国家财用，台谏既然已经亲自承担怨恨，大臣又有什么可回避的呢？至于理财的方法，没有比慎重选择户部官员更好的。臣前日和谏臣共同挽留赵子防，实在是担心今天掌理财用的大臣未必比赵子防贤能。似乎听说海盗稍稍平息，不如另外选择人来代替赵子防，让赵子防回来；这样不但可以理财，如果早晚车驾进发，在京城之下承担谋议重任，议论者说非赵子防不可。这就是臣所说不可不赶紧治理的兵赋问题。臣所陈述的四件事，愿陛下交给大臣商议；如果有可以采纳的，请赐予施行。陈亮上奏《五论》说：臣听说，治理国家有大的纲要，谋划对敌有大的方略。确立大的纲要，然后纲纪才能端正；确定大的方略，然后才能随机应变。这是不变的道理。仰想陛下凭借睿智圣明、神武英勇的资质，充实以宏大光明的学问，留心政事，专志于恢复故土。怎么敢自我闲暇、自我安逸，而使宏大的愿望尚未实现、大业尚未成功呢？或许是大的纲要还没有建立，大的方略还没有确定吧？臣曾为陛下在这件事上忧虑。常常想剖露肝胆、表达真情，在北阙之下上书。又想到世俗道德浅薄，进献言论的人动辄怀有希求之心；即使本来没有这种心思，行为踪迹有时也近似，彼此仿效而形成风气，谁能不怀疑呢？既然已经怀疑，又怎么能考察他的言论、明白他的内心呢？这是臣最为恐惧的地方，最终因此自我沮丧。今年春天，臣随同参加礼部试，侥幸考中，希望能够俯伏在殿陛之下，尽情写出自己微薄的忠心，使天听得以闻知。有司认为臣不才，最终将臣黜退落第，不能进见仰望圣容，也无法实现过去的愿望，只好束手返回东方，闭门追求自己的志向。因而想到，功名掌握在别人手中，却仍然在于自己。怀有愚拙的见识和谋略，却不拿来补益君上万分之一，是对世事愤懑；有这样一位君主，而忠言不能进献，是隐匿真情。

译既然自己没有别的心思，却还防备别人的怀疑，这是对自己的信念不够坚定。因此臣写成《中兴论》，共一千八百多字，大的纲要和大的方略都在其中显现了。并且论述开诚布公、把握要领、激励臣下、端正政体的方法，合成五篇，上奏以求达于天听。只愿陛下宽恕臣万死之罪，不要把它当作草野之人的言论，而留心裁察，这就是天下社稷的福分。对臣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其中第一篇《中兴论》说：臣私下认为，天下百姓陷于涂炭已经四十多年了。赤子百姓哀号无告，不能不拯救；国家受人欺凌的耻辱，不能不洗雪；祖宗陵寝不能不归还，国土不能不收复。这是三尺童子都共同知道的，只是过去害怕敌人强大罢了。韩信说过：“能够反过来改变道路，强者就容易变弱。”何况如今敌人已经衰弱，政令一天比一天松弛，放弃他们习惯的骑马射箭的长处，反而去学习中原浮华奢靡的习俗，君臣之间一天比一天懈怠。自古以来，远方异族强盛，没有四五十年而不发生变化的。考察天时，衡量人事，时机应当已经不远了。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及早谋划，即使另有变化，又凭什么乘势利用呢？万一敌人受到挫败后重新建立贤明的君主，否则豪杰一同兴起，天下事业归于别的姓氏，那么南北的祸患才刚刚开始，何况…… 南渡已经很久，中原父老一天天死去；在敌人统治下出生长大的人，哪里知道还有我们的存在？从前宋文帝想要收取河南旧地，北魏太武帝认为：“我从出生头发还没有干的时候，就知道河南是我的疆土，怎么能说它属于南朝？”所以宋文帝得到旧地后又失去了它。河北各镇直到唐朝末年，都把侍奉叛贼当作忠义，习惯于这种做法，并且时常受到他们的恩惠；力量上与上国为敌，却不知道自己是叛逆。这样下去，如果不能恢复中原，那么中原百姓哪里知道我们是谁？即使力量增加一倍，功效也未必能有一半。用民间俗语来说明：父祖把产业抵押给别人，子孙不能继续赎回；再过几十年，时势一变，产业都由别人向官府自称是祖传旧产。我们哪里还能说这是抵押之物而重新取回呢？那么今天的事情，难道还可以再拖延吗？陛下凭借神武的资质，忧劳国事，侧身而睡，慨然有平定统一天下的志向，本来已经不被群臣的议论迷惑了。然而仍然担心人心不一致、天时不顺，贤能之人暗自忧虑，奸邪之人偷偷发笑。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思考如何反过来改变道路。只要真正改变道路，政治教化就会施行；政治教化施行，人心就会一致；人心一致，天时就会顺利。上天并不远离人，只是人自己不肯反省改变罢了。现在应当清理中书省的事务，以建立大计；提高六卿的权力，以统摄大纲；任用贤能，以整顿官署；尊重年老者、慈爱孤弱者，以敦厚风俗；减少进士取额，设置选拔贤能的科目；改革任子制度，重视推荐选举的实际效果；多设置台谏官，以肃整朝纲；精心选择监司，以清理郡县；简化法令、重申禁令，以澄清根本；崇尚礼制、建立制度，以统一风俗；建立纲目，以节省浮费；说明当前首要事务，以排斥空文；严格政令条文，以核验名实；惩治官吏奸邪，以明确赏罚；按时简选外郡士卒，以充实禁军的数额；调拨总司的盈余，以补助军队储备；选择守令，以增加户口；户口繁多，财用自然丰足；选拔将佐，以建立军政；军政明确，军队自然强盛；设置大帅，以统辖边疆；把权力专门委托给他，边疆的有利形势自然会兴起；任用文武官员，以分别治理边郡；给他们较长时间，边郡的防守自然牢固；重视武事，以振作国家的声势；招纳敢于直言的人，以振作天下的气势；精心设置间谍，以了解敌情；凭据有利形势，以打动中原百姓的心。不出几个月，纲纪自然确定；等到两年收成之后，内外自然充实；人心自然一致，天时自然顺利；所到之处没有不归附的，只要一出兵，百姓自然就会归顺。为什么呢？敌我如果耳闻相同、心意相合，便没有什么不能撼动的；一旦行动起来，敌人自然会彼此争斗。为什么呢？因为形势相同、趋向相同、利益相同。中兴的功业，已经可以翘足等待了。攻守的道理，必定要有奇变。显露某种形势，敌人就必然跟随；冲击它，敌人就无法救援；禁制它，敌人就不敢行动；扰乱它，敌人就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所以我方常能集中力量，敌方却常被分散；敌方总有穷尽，我方却常能无穷无尽。奇变之道虽然根本在于人的谋略，却常常要依靠地形。一纵一横，有长有短，缓急相互显现，盈虚彼此倾移，这些都是谋略可以施展的地方，也是奇变所寄托之处。如今东西绵延数千里，像长蛇横在道路上，地形大致相同，没有可以错综利用的地方，攻守之道便没有别的奇变。如今朝廷鉴于固守长江的弊病，在两淮修筑大城，考虑不可谓不深，但这样就能使守城的士卒保住我们的城池吗？所以不如设法扰乱敌人的进军方向。至于谈到进取的策略，必须先向东攻取齐地，向西攻取秦地，那么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本来就是我腹中的东西。齐、秦确实是天下的两条手臂，怎能让敌人把那里当作上天设置的险要而坚守呢？所以一定要有击其要害、攻其空虚，使形势受阻、力量受到限制的办法。我曾经观察天下的大势：襄阳、汉水一带，是敌人所轻视的地方，也是今天应当有所作为的地方。那里控制并连接着京洛，侧目便可窥视淮蔡，包摄荆楚，像衣襟和腰带一样联结吴、蜀；沃野千里，既可耕种又可防守，地形四通八达，向左向右都能行动。如今如果确实任命一位地位尊重、德望素来显著、谋略周详明审的重臣，镇守安抚荆襄，协调军民，广布大信，不争逐小利，慎重选择守宰，减少刑罚、减轻赋敛，推进修筑城池和险要之地，大力兴办屯田；荆楚自古以来奇才剑客众多，向来以勇武称雄，应当从容地招募，以充实军籍。当地民风剽悍，就在农闲时召集他们讲习武艺。襄阳既是重镇，均州、随州、信阳以及光州也应一律采用太祖任用边将的办法：给他们州兵，同时让他们自行招募；把州赋交给他们，同时放手让他们自行使用，使他们养士足以取得死力，使用间谍足以获得敌情。兵力虽然不多，却可以多处建立援助；官职虽然不高，却要充分假借其权力。各城互相援助，邻近地区彼此和协，养精蓄锐以等待时机，一旦触发机会便立即行动。有一天敌人因循旧习、照常来侵犯江淮，那么荆襄统帅便率领各军进讨，袭取唐州、邓州等州，在颍州、蔡州之间显示兵力，表明一定要截断敌人后路；于是命令各州转运材料、推进筑城，仿照三座受降城的办法，依吴军旧城修筑蔡州城，使唐、邓两州相距各二百里，并凭借桐柏山作为屏障。

译炫耀军威，捣毁敌垒，增高陂岸、挖深壕堑，招集地方豪强，千家结成一堡，兴办间杂耕作的利益，为长期驻守打下基础。敌人来时就环绕城池坚守，并出奇制变；敌人离去后，各城彼此呼应，首尾如同一体。精心侦察，查明敌情；让斥候和各军推进屯驻于光州、黄州、安州、随州、襄州、郢州之间，前面作为各州的援军，后面依靠屯田的利益。朝廷迁都建业，在武昌修筑行宫，使皇帝有时巡幸。敌人知道我方意在京洛，那么京洛、陈州、许州、汝州、郑州的防备就会一天天加强，而东西两面的力量也会分开。东西两面的力量一分开，齐、秦之间便有机可乘。四川统帅亲自率领大军牵制凤翔的敌军，另命骁将从祁山出兵截断陇右，偏将由子午道出兵窥伺长安，金州、房州、开州、建州的军队进入武关以镇守三辅，那么秦地就可以谋取了。命令山东归正的人前去游说豪杰，暗中作为内应；水军从海道进攻敌人的腹背，使他们在各处支吾奔走，而大军从两路同时推进，攻取其中心，那么齐地就可以谋取了。我们虽然在唐州、邓州、上蔡显示出进攻的姿态，却不再谋求前进，只坐在那里作为东西两面的形势援助，势如猿臂；敌人就会更加怀疑我方有意于京洛，我们特意持重而不进兵，那么京洛的防备就会更加集中，而我们必定能在齐、秦取得成功。安抚平定齐、秦之后，京洛还能逃往哪里呢？这就是所谓击其要害、攻其空虚，使形势受阻、力量受到限制的办法。即使我们没有发动东西两面的进攻，敌人也一定不敢离开京洛而轻易侵犯江淮，这也可以说是扰乱了敌人的进军方向。再假使敌人合力压迫唐州、蔡州，那么淮西的军队出动，便可阻止其向东；金州、房州、开州、达州的军队出动，便可阻止其向西。改变形势，牵制敌人于多方，军权才开始掌握在我方手中。然而，荆襄军队必须交给那些一心奉献国家、没有贪功生事之心的人，然后才能委付。平时没有战事，就要广布诚信来攻破敌人的心理；一旦进取，就要见到有利机会便选择有利之处行动，达到目的便停止，以限制敌人的势力。东西两路军队有了功劳，就要控制驾驭各位将领，持重不进，使敌军的形势分散。这不是陆抗、羊祜一类的人，谁能做到呢？攻伐国家，是大事。古人曾把它比作防止小孩长牙，必须逐渐摇动他的牙齿；一旦拔掉一颗牙，必然会伤害孩子。如今想要竭尽东南的力量，形成大举进攻的形势，我恐怕进取未必成功，得到的土地未必守得住，万一遇到不如意的情况，我方的根本就会动摇。这难道是谋划国家的万全之道吗？所以臣说：攻守之间，必定要有奇变。臣是浅陋之人，哪里足以阐明天下的大计？姑且把我的愚见大略写成一篇，名为《中兴论》，只请陛下裁决审察。其二，论述开诚，说：臣曾经观察，自古以来大有作为的君主，慷慨果敢，向天下显示必定有所作为的意志；明白洞达，向天下敞开毫无隐瞒的诚意。因此天下雄伟英豪之士闻声响应，如云气蒸腾、雾气聚集，争相凭借自己的长处效力，不敢萌生欺骗、防范之心；各自明确履行自己的职责，也不敢产生不满的念头。所以他们所希望的能够获得，所要做的能够成功，成就卓异而无人能够赶上。臣仰念陛下英明睿智、神勇威武，出于天性；继承大统至今八年，天下都知道陛下是真正的英主了。然而所希望的没有获得，所要做的没有成功，即使臣也因此替陛下感到疑惑。慷慨果敢，陛下固然已经显示出必定有所作为的意志；但天下人的士气却萧索不振，没有响应我方。或许在明白洞达、敞开毫无隐瞒的诚意方面，陛下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吧？任用人的道理，并不是一定要事事怀疑他，才算是毫无隐瞒的诚意。心里知道他不足以任用，却姑且让他充任职位；任用已经很久，又姑且升迁他来安慰其心。人身居高位、地位尊贵，但重大责任未必让他承担；因为关系亲近、地位靠近，却未必让他听到机密议论。只听他的言论便授予他职位，却不考核他的实际作为；一旦考核实际作为，就用眼前的事务逼迫他，而不等待他完成。陛下自己衡量任用人时，是否也有些接近这种情形呢？如果有些接近，那么就不是所谓明白洞达、敞开毫无隐瞒的诚意。因此天下怯懦庸碌、委琐之人能够容身而不受责难，狂妄浮夸荒诞之流能够放肆言说而无所顾忌。内里其实没有才能，外表却装作欺骗防备；职位实际与其才德不相称，心意便总是不满。平时什么官不能做，遇到缓急大事却什么人不退缩？这样就会使陛下临朝叹息，认为天下人才没有一个可用，并说读书人确实不足以有所作为；但这并不是陛下的过错，而是天下士人造成的。即便如此，哪个时代不产生人才？哪种人才不以资助世道为志？天下雄伟英豪之士从来没有不伸长脖子等待任用的，只是常常观察君主的心意如何。假如君主虚心等待他们，以真诚任用他们，即使不一定给他们高爵厚禄，也可以使他们为之效死，更何况他们内心的谋略呢？君主如果对天下人抱有自矜之心，那么即使高爵厚禄天天摆在眼前，雄伟英豪之士也会困穷饥饿而死，因为在道义上有些东西是他们所不屑的。天下那些可以用爵位诱使的人，都不是所谓雄伟英豪之士。陛下不要因为他们可以用爵位诱使，就把他们当作奴仆役使、像称呼婢女一样呼喝。天下本来就有雄伟英豪之士，只是害怕陛下的诚心不够，因此没有前来。臣希望陛下虚怀若谷、改变成见，敞开心胸、显示诚意：怀疑的就不要任用，任用了就不要怀疑。授予他们职位，就不要夺去其职权；把事情交给他们，就不要用言语从中离间。大臣一定要让他承担重大责任，近臣一定要让他参与机密议论。如果才能不能胜任这些，不要因为他容易控制就姑且留下；如果才能仅止于此，也不要因为资历已久就姑且升迁。言论一定要考核实际，实际作为一定要要求其成功。君臣之间彼此如同一体，明白洞达、豁然开朗而毫无隐瞒，如果这样仍然不能得到雄伟英豪之士来共同完成大业，那么陛下就可以斥责天下士人，不与他们共同生活在这个时代了。不然，臣恐怕陛下必定有所作为的心志会受到挫折，天下愿意有所作为的志向也会受阻，双方彼此寻求却互相遇不到。凭陛下英明睿智、神勇威武的资质，与古代贤主相比，没有不及之处，甚至还有超过他们的地方，但成效竟然如此。这就是臣出于区区爱君之心，不能自已，常常献上愚忠的原因。只请陛下裁决审察。

译其三，论述掌握纲要，说：臣私下认为，陛下自从登上帝位以来，亲自在法宫之中处理政事，明察万里之外的事情，发布一项政令、任用一个人，无不出于独断；下至朝廷的小臣，郡县琐碎的政务，也一概劳烦圣虑。陛下虽然聪明而且天性卓异，不怕劳苦，但臣私下认为君主的职责，本来在于辨别邪正，专一委任，明白政务的大体，掌握权力的纲要，却在一件件小事上必定亲自过问，臣恐怕天下有人因此妄议陛下喜好过于详尽。自祖宗以来，军国大事由三省议定，面奏后获得批答；差除任命便把成熟的状文呈入，得到许可后才交中书省起草诏命，由门下省审读；有不恰当的地方，在中书省由中书舍人封还缴回，在门下省由给事中封驳，之后才交尚书省奉行。有不恰当的地方，侍从官提出论议思考，谏官弹劾举发。这就是树立政务的大体、掌握权力的大纲，君主端坐上方，天下自然治理，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如今朝廷有一项政事，多半出自御批；有一项任命，多半出自特旨。假使政事都处理得好，任命都恰当，固然足以彰显陛下的圣德，却仍免不了留下喜好过于详尽的名声。万一不是这样，却只是让那些逃避事务的宰辅得到借口，臣忧虑君主的心情就不能自已。臣希望陛下在上面掌握纲要，而把具体细节分给下面办理；凡是一项政事、一项任命，都一定让三省审议，取得批答，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概采用祖宗时期上下相互维系的办法，使权力牢固掌握在我方手中，不重蹈往日专权的祸患；有了怨恨也各有归属，不至于代替大臣承受怨恨，这就是臣替陛下所希望的。我听故老说：仁宗朝有人劝仁宗收揽权柄，凡事都从宫中发出，不要让臣下玩弄威权恩福。仁宗说：你的话固然很好，但是处置天下事务，正是不想专门从我这里发出。如果从我这里发出的都正确，那当然可以；只要有一件不正确，就难以立即改正。不如交付公议，让宰相去执行。执行后天下认为不便利，谏官和公卿可以公开指出它的过失，改起来就容易了。伟大啊，君王的话！这是百代君主都应当效法的，何况圣明的子孙呢？史书称光武帝说：明察而谨慎地掌握政务的体要，总括掌握权力的纲要。所谓政体，就是政务的大体；所谓权纲，就是权力的大纲。臣希望陛下树立政务的大体，掌握权力的纲要，辨别邪正，专一委任，以此治理天下，真正掌握纲要，又鉴戒喜好过于详尽的弊病，那么天下雄伟英豪之士，必定有人能够奋勇出力，办成今天的事情。臣对此有最大的愿望，实在不胜期盼。其四，论述激励臣下，说：臣听说，上下同心、君臣合力，事情没有不成功的；上下互相防备、君臣志向不同，功业没有不毁坏的。春秋时期，晋国攻打楚国，深入楚境而不停下，大夫请求出击。楚庄王说：先君在位时，晋国不攻打楚国；到了我在位时晋国却来攻打楚国，这是我的过错，怎么能让大夫们受辱呢？大夫说：先君在位时晋国不攻打楚国；到了臣在位时晋国却来攻打楚国，这是臣的罪过，请允许我们出击。庄王低头哭泣而起身，向晋军行礼；晋军听说后连夜退还。越王向吴国求和回来，抱着柱子哭泣，接着长声叹啸。群臣听说后说：君王为什么忧愁得这样厉害？为君王报仇、谋划对敌，并不是君王一个人的忧虑，而是臣下的急务。后来，越国父兄请求报仇雪耻，越王说：从前受辱是我的耻辱，不是你们的罪过，我怎么敢劳烦国人来替我报仇？父兄说：四境之内，都是我们的君子；儿子为父亲报仇，谁敢不尽力？越王最终因此灭掉了吴国。区区楚国、越国尚且有这样的臣下，难道堂堂大国反而没有君主忧虑、臣下感到羞辱，君主受辱、臣下拼死的道义吗？如今陛下慨然想到国家的耻辱，激发复仇的志向，早晚谋划，观察时机、等待空隙；但群臣却远远地不知道什么是急务，只列举琐碎小事来扰乱大谋，更严重的还抱着侥幸苟且的态度，渐渐习以成风。陛下一再下诏严厉责备他们，施展天威来面对他们，但他们仍像从前一样安于养息，再也没有奔走办事、赴功立业、思念报仇雪耻的心，难道群臣是乐于辜负陛下吗？只是因循旧习、安于常态，势头流变到这种地步，自己却不知道。臣希望陛下慨然振作心志，不临御正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早晚警惕，如同面对危险；召集群臣，对他们说：朕承受太上皇帝托付的重任，想到国家深重的耻辱，志向在于复仇，至今已经八年，犹如涉过深渊，不知何时能够渡过；然而群臣因循旧习、贪图安逸，没有人肯合力，这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受帝位、完成大业，朕还有什么脸面处在王公士民之上？何况怎敢安然自处而自取羞辱！群臣震恐叩头请罪，然后慢慢晓谕他们说：朕本来就不敢安于现状，群臣还认为朕可以有所作为，你们各自共同尽到自己的职责，努力办理各自的事务；上级率领下级，下级勉励上级。自己估量力量不能胜任的，不要尸位素餐，朕将明确赏罚，以警戒你们今后。从今以后，群臣都要替朕思考敬畏上天、爱护百姓、访求贤才、施行政令、富国强兵、复仇谋敌的办法；不要用小事敷衍塞责，不要用小谋扰乱大计，彼此认真讲求革新政治的办法，使内外各有秩序。到了朕可以安居的那一天，陛下就会警醒。如果君主侧身而坐，谋划成就大业，群臣却不能警醒地体会君主的心意，竭尽全力来报答君上，那么这种人就是人面禽兽。诛杀他们、杀掉他们，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假如上下同心、君臣合力，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

译其五，论述端正君臣体制，说：臣听说，君主以仁为本体，臣下以忠为本体；普遍覆盖、包容万物，像天地一样广大，这就是仁。公家的事情，凡是自己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这就是忠。所以君主施行恩惠，臣下执行政令。庆历年间，杜衍辅佐朝政，遇到宫中降下的诏令，总是封还。仁宗认为有些事情不可告知杜衍而停止的，反而比杜衍封还的更多。治平初年，任守忠离间两宫，韩琦趁机启发、开导皇上的心意，把任守忠斥退到远方，并且免去他的谢辞仪式，当天押出国门。君主承当美名，臣下承当怨责，这就是君臣的体制。澶渊之战时，从寇准以下都想追击，只有章圣皇帝悲悯地答应议和。等到商议岁币时，章圣皇帝不想过分计较，寇准却告诫曹利用，不能超过三十万。天圣初年，契丹借兵攻打高丽，明肃太后稍微表示可以答应契丹使者，吕夷简坚决认为不可而加以阻止。后来刘六符来请求割地，吕夷简把他召到殿庐，用言辞折服他。君主承当美名，臣下承当责任，这就是君臣的体制。如今却不是这样，陛下锐意进取，不顾浮泛的议论，而群臣贪恋俸禄、固守职位，多半只顾博取恩宠。陛下慨然确定大计，不向敌人屈服，而群臣动不动就想顺从，谋求填满自己的欲望，使陛下孤立地主持大计，群臣安坐而窃取美名，这还算是合乎君臣的体制吗？臣希望陛下总揽大权，端正自身并责成臣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以德行自我防范。明确诏告大臣，使他们承担重大责任，不怕招致小的怨恨，不推辞重大的艰难；使天下人都承受陛下的恩德，同时敬重和严守大臣的操守；使敌人服从陛下的德行，同时畏惧大臣的忠诚。果真如此，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还有什么功业不能完成呢？这是祖宗培养人心、推行德义、端正君臣体制，作为百世不变家法的办法。所以希望陛下仰法祖宗，大臣以寇准、吕夷简、杜衍、韩琦为榜样，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不足以做成的事情了。亮又上书说：臣私下认为，中国是天地间的正气，是天命所汇聚之处，是人心所归附之处，是衣冠礼乐所汇集之处，也是百代帝王相承继的地方。难道天地之外，还会有邪气可以侵害它吗？不幸竟然能够侵害它，以至于带着中国的衣冠礼乐，把它们寄寓到偏远地区；即使天命、人心仍有所依系，难道能够因此便长久安稳无事吗？假如君臣上下只贪图一时安定，在一隅之地安下心来，把他们志虑所经营的一切都置中国于考虑之外，就像元气偏聚在一条肢体上，其他肢体往往萎缩枯槁而自己却没有察觉。那么所谓得到元气的一条肢体，又凭什么能够长久存在呢？天地的正气郁积阻塞在偏远地区，长期不能舒展，必定会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本来就不是偏远地区所能长久维系的。东晋自元帝安于一隅以来，胡、羯、鲜卑、氐、羌相继兴起，中国境内没有一年不发生战争，江左最终也不能有一天安宁。然而石勒、刘渊的后裔终于没有留下，愍帝、怀帝的痛苦却还可以找借口来自我安慰。晋朝建立根本的事情已经无从谈起，但江左诸臣如祖逖、周访、陶侃、庾翼之辈，都有虎视河洛的意图；桓温的军队向西到达灞上，向东到达枋头，又在这期间修整洛阳的陵寝，大概还没有完全把中国置之度外。所以刘裕最终能够彻底平定河洛，后来东晋才灭亡。百年之间，事情已经如此，而天地的正气本来就将有所发泄。北魏兴起而承接其后，孝文帝于是定都洛阳，修整中国的衣冠礼乐；江左衣冠礼乐的旧传统，已经不再是天命、人心所系属之处了。因此统一天下的地方，最终在西北而不在东南。天与人的关系，难道不是非常可畏吗？一日的苟且安定，会造成数百年的大祸。恭敬地思念我国家二百年太平的根基，这是夏、商、周三代所没有的；两位圣主被敌人掳往北方的痛苦，是汉、唐所未曾有的。金瓯完整无缺，却竟让敌人安坐而占据它；以二帝三王建都之地，竟被敌人占据五十年，国家的耻辱不能洗雪，臣子的愤恨不能伸张，天地的正气也不能发泄。南渡初期，君臣上下痛心疾首，发誓不与敌人共同活着，最终竟能凭借奔逃溃败后剩余的力量，战胜百战之敌。等到秦桧倡导邪说来阻挠此事，忠臣义士被斥退并死于南方，天下的气势便懈怠了。三十多年里，即使西北流寓之人都在东南抱孙养息，对于君父的大仇也全都不再挂怀。若不是敌人震动淮南，人们甚至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更何况希望他们为中国陆沉而愤怒，互相率领向北方进发，发射一支箭吗？丙午、丁未之变，距今还被认为很遥远；而靖康皇帝遭难，大概就在陛下即位前一年。只有陛下奋发而不顾自身，志在复仇，天下人却安然如同无事之时，口头议论、暗中非难，认为陛下喜好功名而不顾后患。即使陛下凭借崇高的地位也不能独自胜过这种风气，只能隐忍到今天，又有十七年了。从前春秋时期，君臣父子互相残杀的祸乱，整个时代都安然视之，只有孔子认为三纲已经断绝，人道就变成了禽兽和夷狄的道路；他惶惶奔走，道义上不能安然终老而一无所遇，于是把自己的志向写在《春秋》中，仍然能够使乱臣贼子感到畏惧。如今整个时代都防范、回避君父的大仇，这难道是人道所能安然接受的吗？假如读书人懂得学习孔子，就应当逼迫陛下有所作为，决不会以苟且安定来阻挠陛下。南方的军队已经有几年没有出动了？河洛沉沦，天地的正气郁积而不能发泄。难道堂堂中国在五十年间竟没有一个豪杰能够奋发自强吗？

译这种形势必定会有时机发泄出来。假如国家不能奋起承接它，必定会有别人来承接。不能依仗衣冠礼乐的旧传统、祖宗积累的深厚，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着长久维系。上天并不偏爱谁，只辅助有德之人；民心没有常性，只怀念有恩惠的人。自三代圣人以来，都知道这件事非常可畏。春秋末年，齐、晋、秦、楚都衰弱了，诸侯往往受制于权臣而不能自我振作。在这个时候，即使是鲁、卫这样的国家，只要能举起大义来匡正诸侯，天下也可以挥手之间安定。孔子对这个时代反复忧念，最终却没有人任用他。吴、越从蛮夷小国兴起，出兵逼近齐、晋，如入无人之境，终于成为诸侯的霸主。黄池之会，是孔子非常痛心的事。天地的气运发泄在蛮夷小国身上，正说明中国没有人才。王通说过：夷狄有德，百姓就归附他们，天地人三才难道会舍弃他们吗？这是当今儒者没有讲明的道理。如今金人根基已经建立很久，不可能一举就灭亡；国家的大势尚未壮大，不可能一朝之间大举进攻；而人情都觉得通和便利，所以有人劝陛下积蓄财力、养练军队以等待时机。臣认为，通和正是使上下共同苟且安逸，并成为妄庸之人和庸碌之人都能获利的地方，所以它当然最合乎人情。自从和好形成以来，已经十多年了；凡是今天能够指画方略的人，日后将用这些方略坐在屋里筹划；今天击球、射雕的人，日后将用这些本领决胜。府库充满，无非是财物；铠甲鲜明，无非是兵器。假如一旦开战，他们的真实情况就会暴露。为什么呢？人才要在使用中才能看出能不能干，安坐着表现有才干的人不足以依靠；兵力、粮食也要在使用中才能看出盈亏，安坐着显得充足的兵粮不足以依靠。然而朝廷正庆幸一旦没有事变，庸碌愚昧、猥琐鄙陋的人都能守着法令、办理文书，来奉行陛下的命令，而陛下也庆幸他们容易控制、没有别的变故。这样只会使那些不拘常格的人被排斥，不能施展才能，时光日月蹉跎，转眼就老了。所以臣说，通和是使上下共同苟安，并成为妄庸之人都能获利的地方。东晋一百年间从来没有同敌虏通和，所以它的臣子奔走东西，产生了许多可用之才。如今一旦不通和，朝野议论就常常像敌兵已经逼近边境一样，只怕不能求得和好；即使陛下也不得不接受和好。过去敌人居住在草野之间，往来没有常规，能够使人不知道应当防备什么，军队随时都可以出动。如今他们有城郭宫室，政治教化、号令制度全都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书往返，动辄要经历数年，一方出现警报，三边就会骚动。这难道是能够年年出兵来扰乱我国的吗？这本来就是不懂形势的人所说的话。然而，假如朝野常常把敌人视同兵临境上，反而是国家的福气，也是英雄借以争夺天下的机会。执掌事务的人为什么要急于求和，使敌人的斗志懈怠呢？晋、楚在邲地交战时，栾书认为：楚国自从战胜庸国以来，楚君没有一天不申诫国人，教导他们百姓生活不容易、灾祸随时会到、戒惧之心不可懈怠；在军中也没有一天不整顿军备，反复警戒胜利不可保证。纣王曾百战百胜，最终却没有后代。晋、楚在宋国议定息兵时，子罕认为：军队是用来威慑不守规矩的人、彰明文德的；圣人凭它兴起，乱臣凭它败亡，废兴存亡、昏明治乱的办法，都由军队而来。如今却要求废除军队，这是用诬妄之道蒙蔽诸侯。人心不可懈怠，军队不可废弃，所以即使成王、康王时代太平，仍有所谓四方征讨不朝之国、整饬六军之举。这正是李沆极不愿意真宗皇帝同敌人和亲的原因。何况南北对峙之时却废弃军备，使人心懈怠，使人安于忘记君父的大仇，把中国置于考虑之外，只是为了方便妄庸之人，那么执掌事务者的失策也太严重了。陛下为什么不明察大义，慨然同敌人绝交呢？降低车驾的规格，减省乘舆仪仗，不临御正殿，痛切地自我责备，发誓一定复仇，以此激励群臣，振作天下的士气，鼓动中原的人心。即使没有出兵，人心也不敢懈怠；奔走东西，人才就会出现；在使用中相互补充，兵力和粮食的实际状况就会显现；狂妄的言论不用攻击便会自行消失，怯懦庸碌的人不用斥退也会自行退缩。到那时，必定有不拘常格的士人兴起，任凭陛下所愿而任用。这是云集响应的形势，不是安坐着就能招来的。臣请求替陛下陈述国家立国的本末，提出今天大有作为的方略；论说天下形势的消长，决定今天大有作为的机会。伏惟陛下试着听取。唐朝自肃宗、代宗以后，皇帝失去权柄，藩镇各自称雄，擅自占有土地、人民，使用甲兵、财赋，官爵任由自己任命，人才也各自尽心于所侍奉的藩镇，最终造成君弱臣强、正统屡次更替的祸患。太祖皇帝一兴起，四方就相继平定，藩镇拱手接受约束；各州郡都能自行向京师申达事务，以京官代理知州，三年一换；财赋归漕司，军队各归州郡。朝廷用一纸文书下达郡国，如同手臂指挥手指，没有阻滞困难；即使管理仓库的微小职位，也必须由朝廷任命，于是天下大势统一。因此京师常年驻扎重兵以固守，州郡也各自拥有禁军，无非是天子用来守卫自己土地的军队。兵都是天子的兵，财都是天子的财，官都是天子的官，民都是天子的民；纲纪总摄，法令明确完备，郡县不能擅自专断任何事情。士人按照标准选取，官员按照资格升迁，不寻求不拘常格的奇才，也不羡慕举世无双的功勋。天子日夜在上面忧劳勤政，用礼义防止士大夫知耻、激励他们的心，用仁义、公平、宽恕来厚待百姓的生活，使天下全都处在规矩准绳之中，二百年太平的根基从此建立。然而远方后裔终于得以猖狂放纵，同中国抗衡，俨然成为南北两个朝廷，而首脑与手足混杂，彼此没有区别。若不是澶渊一战，中国的形势就会逐渐衰微，根本虽然深厚，却无法立足。

译所以庆历年间增加岁币的事情，富弼认为是朝廷的奇耻大辱，终身也不敢自称有功。因为外域向中国征取财物，是君主掌握的权力；天子向外域供奉贡物，是臣下应尽的礼节。外域之所以最终胜过中国，是因为它的势力逐渐积累起来。建国初期，形势本来就必然发展到这一步。因此我们祖宗常常严格要求朝廷而尊重大臣，宽待郡县而重视守令；在文法范围内，从不使天下富商和大户受到困厄；在格律之外，又能容纳并奖掖天下的英伟奇杰。这些都是为了帮助建立国家的形势，并作为预防意外的准备。庆历诸臣也曾经对中国的形势不能振作感到愤怒。但他们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让群臣争相进献自己的说法，更改法令，使朝廷轻弱；严格监察按察的权力，借机邀功生事，又使郡县轻弱。这样岂但没有帮助立国的形势，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它。即使没有章得象、陈执中排斥阻挠这些事情，难道它不会自行受挫吗？只有破除旧例、不按资次任用人才，劝课农桑、务求宽大，这些合乎因时变革的道理；但其根本方向已经错了。因此不能洗雪远方后裔、与中国平等相视的耻辱，最终激发了神宗皇帝的极大愤怒。王安石以端正法度的说法首先符合圣意，但实际上是想把天下的军队全部收归朝廷，另行训练检阅，以此求得强盛；搜括郡县的利益，全部收入朝廷，另设封桩库，以此求得富足。青苗法唯恐富民不受困扰，均输法唯恐商贾不受折损。罪行无论大小，动不动就兴起狱讼，于是士大夫闭口不言，害怕惹事。西北两边甚至让内臣筹划经营，使豪杰以供其役使为耻。这样只使神宗皇帝看到兵力、财赋的数字增多，便锐意南征北伐，最终违背了圣意，而天下的形势实际上从未振作起来。王安石大概不知道，朝廷立国的形势，正担忧文书制度过于严密，事权分割过多，郡县过于轻弱琐碎而不足依靠，兵力、财赋过多集中于上面而行动迟缓、不易调动。祖宗只是利用前面四点来帮助国势，王安石却竭尽全力把它们消耗殆尽。不懂得立国本末的人，实在不足以谋划国家。元祐、绍圣时期政策一反一复，最终成为敌人侵侮中国的凭借，还能指望它振兴中国、威服敌人吗？南渡以来，大体遵循祖宗旧制，虽有一些因革增损，却不足以改变轻重、有无的大局。像赵鼎等臣，本来就没有深究变通的道理，何况秦桧又把祖宗旧制全部取来加以阻挠破坏，忍受耻辱侍奉仇敌，在一隅之地粉饰太平，用来欺骗世人。他的罪过哪里数得清、杀得尽呢？陛下痛恨王业局促在一隅，激励志向准备复仇，却不免把天下军队登记起来以求强盛，把郡县财利搜括起来以求富足，给百姓增加恩惠以求富裕。然而百姓没有五年的积蓄，就不断加重征税；大商人没有积藏数万的财富，国势却一天天困乏枯竭。臣恐怕军籍上的士兵、府库里的财物，都不足以支撑一旦发生战争的使用。陛下早早上朝、很晚退朝，希望成就中兴的功业，却按照绳墨标准取用人才，依据文法处理事务，圣断裁制内外一切事情，而大臣只充当职位，胥吏坐着执行条文，各部门用条令逃避责任，人才一天天变得卑弱。臣恐怕拘泥程文的士人、凭资格升迁的官员，都不足以承担不拘常格的任用。太祖皇帝筹划天下的大略，太宗皇帝已经不能全部采用，臣不敢在纸面上全部列举。如今祖宗遗留的心意，难道没有寄望于陛下吗？陛下如果推究祖宗本意而实行，可以开启社稷数百年的根基，何况恢复旧有疆土呢？不然，维持国家的办法既已穷尽，臣恐怕祖宗积累的基业也不足以依靠。陛下如果愿意让臣在面前全部陈述，那么今天大有作为的方略，就一定知道该如何处理了。吴、蜀是天地偏处的气运，钱塘又只是吴地的一隅。当唐朝衰败时，钱镠凭借闾巷豪雄的身份，在当地兴起称王；他自知不能独立，常常入朝侍奉中国，以此自重。到我宋朝受命后，钱俶带着全家进入京师，亲自献出土地，所以钱塘自五代始终遭受战争最少；二百年间，人物日益繁盛，终于成为东南最盛之地。到建炎、绍兴年间，钱塘成为皇帝驻跸之地，当时议论者已经怀疑它不足以扩张形势、谋求恢复。秦桧又在那里设置各部、各府，讲习礼乐；当地风俗本来已经华丽奢靡，士大夫又修建园囿、水榭，在战争余波中享乐生活；上下安逸，钱塘便成了欢乐之国。一小片地方本来不足以容纳万乘之尊，却镇压经营了将近五十年，山川的气运大概也已经发泄殆尽。因此谷粟、桑麻、丝、枲的收益一年比一年减少，禽兽、鱼鳖、草木的生机一日比一日衰微，而上下却不认为有什么异常。公卿将相大多是江浙、闽、蜀人，人才也一天天趋于平庸低下。参加科举场屋考试的士人以十万计，只要文章略有不同，就已经足以在其中称雄了。陛下凭据气运已经耗损的钱塘，任用闽、浙一带日渐衰弱的士人，却想鼓动东南习惯安逸、体质脆弱的军民向北争夺中原，臣因此知道这很难。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期，楚国凭借它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使楚屈服。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独能同秦争夺帝位；此后三百多年，光武帝从南阳兴起，同时共事的人往往多是南阳旧人；又过了二百多年，荆襄终于成为三国交相据守之地。诸葛亮从这里兴起，辅佐先主，荆楚士人像云一样归附他，汉朝靠此得以复存。在蜀地，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都凭借这一地区显扬名声。又过了一百多年，晋朝南渡，荆州、雍州常常在东南称雄，东南地区往往依靠它作为强有力的屏障，最终凭借这里取代齐国。等到这里的气运发泄殆尽，隋、唐以来便成为偏远地区的下等州。五代时期，高氏独自常常以臣礼侍奉各国。本朝二百年间，这里降为荒凉衰落的地方；向北连接许州、汝州，居民稀少，土产低劣贫薄，人才中能够把姓名通报到上国的，少得像星辰彼此遥望。

译何况到了建炎、绍兴年间，群盗在这一带出没，当地所受的灾祸尤其严重。直到今天，虽然南北分界而相互占据，这些地方往往又被置于不足以使用的境地，百姓的粮食无从生产，军队也无法从这里推进。议论此事的人有的因此忧虑，却不知道这里的形势其实完全可以利用。这里虽然处在偏远一方，但从来没有偏方之地的气运历经五六百年而不发泄的。何况它东通吴地，西连巴蜀，南达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进退，都足以成为进取的机会。如今如果确实能够开垦这片土地，整治并教化这里的百姓，使这里的气运得到发泄并加以利用，让它足以接续关洛的气势，那么就可以同中原争衡了。这也是形势消长的常理。陛下慨然迁都建业，百司庶府都从草创开始，军国礼仪一概从简，又在武昌修建行宫，以表示不敢安居的意图，常把江淮军队作为防备敌人侵袭的力量，同时精心选择一个沉着果断、有谋略而心胸开阔、没有其他私心的人，委任他主持荆襄事务，放宽对他的文法约束，听任他裁废或设置机构，在三五年之间抚慰、整顿并振作当地，那么国家的形势就形成了。至于根据时势的变化而调整宽严、张弛以顺应形势，那又不是书本所能全部记载的。石晋失去卢龙一路，造成开运年间的灾祸，大概是在丙午、丁未年。第二年，艺祖皇帝才开始跟随郭太祖征伐，最终平定天下。后来契丹在甲辰年败于澶渊，丁未、戊申年间，真宗皇帝到东边封禅、到西边祭祀，以告成太平，这大概是本朝最兴盛的时候。又过了六十年，神宗皇帝正是在丁未年即位，国家的事情从此发生了变化。又过了六十年，丙午、丁未年终于酿成靖康之祸。上天偏偏在这一年启发陛下，又使陛下产生向北复仇的志向。如今距离丙午、丁未年不过十年左右，而天道每六十年发生一次变化，陛下难道不应当有所作为来应对这种变化吗？这实在是今日大有作为的机会，不可苟且求安而虚度岁月。臣不才，自幼便有奔走四方的志向，常想寻求天下豪杰之士，同他们谈论今日的大计。臣曾多次到行都，那里人物众多，但他们的议论全都不足以振奋人心。因此臣知道，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是孤独的。辛卯、壬辰年间，臣才退下来探究天地造化的本源，考察古今沿革变化，推求皇帝、王者、霸主之道的极致，从而弄清汉、魏、晋、唐兴衰长短的原因，天人之间的关系也清楚明白，可以考察而知。臣开始醒悟到，当今世上的儒士，那些自以为掌握了正心诚意之学的人，都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痒的人。一整个时代安于君父之仇未报，却低头拱手谈论性命之学，他们哪里知道什么叫性命呢？陛下接见他们，却不任用他们办事，臣因此佩服陛下的仁德。臣又醒悟到，当今世上的才士，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富国强兵之术的人，都是狂妄迷惑、肆意叫嚷的人。他们不趁闲暇研究立国的根本和末节，却扬眉吐气谈论富强，哪里知道什么叫富强呢？陛下看透了他们，所以不敢全部任用，臣因此佩服陛下的明察。陛下励志复仇，足以回应天命；专心仁爱，足以凝聚民心；又有仁德和明察，足以照察群臣各执一偏的议论，这正是百代少有的英主。如今却驱使、委任庸人，笼络浅陋儒生，来拖延大有作为的岁月，臣不胜愤懑，因此忘记自己的卑贱而献上愚见。陛下如果确实命令臣把意见全部陈述在面前，难道只是满足臣个人的小小愿望吗？那将是天地之神、祖宗之灵也实际参与听闻此事。冒犯天威，罪当万死。亮又上书说：“臣曾经感叹，西周末年犬戎造成的祸患，是天地间的大变故、国家深重的耻辱，也是臣子最大的痛苦。自平王东迁以来，如果把这种痛苦深藏于内心，就应当借助臣子的愤怒，凭借晋、郑的力量，向天下诸侯申诉王室的悲哀，以大义责令他们出兵，以此振兴王室。那些不来的人，天下共同讨伐他们，这样就可以扫荡犬戎，洗雪国家的耻辱，舒解臣子的愤怒。然后端正纲纪，修明法度，亲近鲁、卫以和睦安抚中原，任命齐、晋为方伯，以纠合天下诸侯。文王、武王的事业仍可追寻，东周的基业也可以振兴。如今却在洛邑安于现状，虽然周地百姓因此勉强得到安宁，宗庙祭祀也依靠它没有断绝，然而却使臣子忘记君父的大仇，把天下诸侯置之度外；周的名号虽然存在，实际上却渺小得只不过是一个列国罢了。平王在位时，世上的君子还猜想他或许有所等待。等了四十九年，士大夫和君子的希望也衰退了。天子的命令不足以控制诸侯，那么诸侯彼此吞并消灭，就是形势必然发展的结果。天下不明白复仇的大义，于是君臣、父子互相残杀，习以为常而不觉得奇怪。孔子悲伤宗周没有君主，痛惜人道将要断绝，于是作《春秋》，其中记载天王之义极其严正。记载天王出入的地方，是为了表明天王不能把中原置之度外；记载天王有所求取，是为了说明天王不能丧失自己的权柄。书中记载讨伐贼人的大义也极其严正。贼人没有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是为了表明一国没有臣子；一个人讨伐贼人，却用众人的名义记载，是为了表明人人都可以讨伐贼人。天子既然不能保全天下百姓，而各国又各自拥有自己的百姓，那么国君有意于百姓、怜悯旱灾的，一定记载；无意于百姓、不怜悯旱灾的，也一定记载；兴修土木一定记载，饥荒也一定记载。孔子的心，没有一刻不希望天下百姓有一天能够获得痊愈。这是君道的大要，而圣人对天下和后世的期望，可以说深切而明确了。”臣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励志复仇，不肯安于一隅，这是对国家社稷有大功。可是天下讲经的儒生学士，讲论先王之道的人，反而不足以阐明陛下的心意。陛下专心体恤百姓，每逢水旱灾害，忧虑总显现在脸上，这是对天下有大德。可是天下有才能、有智慧的臣士，趋向于处理当世事务的人，又不足以阐明陛下的大义。

译谈到恢复失地，就说应当修养德政、等待时机；谈到富国强兵，就说应当节省费用；谈到爱民和治理，就说应当端正内心；谈到处理事务，就说应当遵守法令。君主把听取谏言、致力学习看作美德，臣下把认识本心、看见本性看作贤能。谈论安定，开口闭口都引用圣人；整个时代把这些称为正论，而经生学士共同用同一种说法来规劝陛下。他们哪里知道，安于一隅之地，就不足以承受天命；忘记君父之仇，就不足以建立人道。百姓困穷、军队疲弱而事情又不能停止，不能用平常的道理来议论；随着时势消长盈虚而行动，也不能被固定的常法束缚。虽是天下的正论，却不足以阐明天下的大义，难怪会被陛下轻视。谈论恢复，就说应当精心经营间谍、结交豪强名望之士；谈论富国强兵，就说应当扩大招募、搜括隐漏人口和财物；谈论治理，就说应当立定志向；谈论办事，就说应当随机权变。君主把驾驭、笼络看作明智，臣下把奋发激励、奔走效力当作防备。观察事势、洞见实情，自许为豪杰；整个时代把这些称为奇论，而有才有智的臣士共同用这种说法来撼动陛下。他们哪里知道，坐守钱塘这个浮华奢侈的偏隅之地来图谋中原，并不是合适的地方；使用东南习惯安逸的士众来进行进取，也不是合适的人；财物只停留在府库中，就不足以调剂天下的有无；兵员只登记在尺籍中，就不足以兼收天下勇怯不同的人才。虽是天下的奇论，却对筹办天下的大计毫无用处，这就是它为什么会受到陛下怀疑的原因。三光、五岳的精气分散了，而人才中较高的也只能达到这种程度。经生学士既然用大义衡量他们，因而受到轻视；才臣智士又用大计权衡他们，因而受到怀疑。陛下开始不知道应当倚仗谁，于是产生了独自运筹四海的想法。因此左右亲信之臣又得以窥测陛下的意向，以此献媚效忠。陛下喜欢他们只需颐指气使便能如意，士大夫也喜欢他们的话容易传达，因此依附逢迎的风气逐渐增长，而陛下的大权也转移了。平常没有过错的人，安然坐在朝廷上奉行命令。陛下庆幸他们容易控制、没有别的心思，天下人也庆幸他们苟且求安、无所事事，因此拖延的计策终于实行，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也违背了。陛下励志复仇，对社稷有大功；专心体恤百姓，对天下有大德；可是最终仍免不了笼络浅陋儒生、驱使委任庸人，来拖延大有作为的岁月。这正是臣不胜忠愤，斋戒沐浴后写成奏书，选择今天丁巳日献到宫阙之下，希望能够面见陛下，陈述国家立国的根本和末节，开启大有作为的方略；论述天下形势的消长，判断大有作为的时机和事务，使之符合艺祖皇帝筹划天下的根本方略。臣等候诏命八日，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一个平民男女不能够尽情表达自己的意见，君主又不能帮助他成就功业，使天下进言的人过了一个月、超过时日才得到答复；在安定太平、没有事情的时候，尚且不可如此，何况如今正值陛下大有作为之际，臣陈述天下的大义，献上天下的大计，却八日得不到诏命。臣恐怕天下豪杰因此得以窥测陛下的意向，而云集响应的形势也无法形成。陛下积蓄财物、训练军队，志在复仇，却不免同敌人讲和来等待时机，这本来已经不足以打动天下人的心了。因此，讲和之后聚敛财物，人们反而认为这是残害百姓；讲和之后训练军队，人们反而认为这是扰动民众。每采取一步行动、办理一件事情，都足以招致人们的疑议，只是因为没有阐明大义来昭示天下，于是大计便无法建立。如果又对臣的意见毫无兴趣，天下就更加不知道应当趋向哪里了。张浚始终任事，最终没有一件功劳可以称道，但天下的儿童妇女不约而同，都认为他是社稷之臣。他发誓不与敌人共存，屡次失败也不屈服，确实因为他的作为符合天道人心。秦桧专权二十多年，东南地区依靠他而暂时无事，但天下的儿童妇女不约而同，都认为他是国家的贼臣。他忘记君父之仇，把中原置之度外，违背天道人心也太严重了。陛下将要筹办天下大计，而大义还不足以震动天下，这也是执掌事务的大臣所应当及早纠正并预先谋划的。臣个人的心意，都已经具备在前一封奏书中，只请陛下裁察。亮又上书说：“臣私下考虑，艺祖皇帝筹划天下的大略，大概是要上承周、汉的治理。太宗皇帝把一切都纳入规矩、准绳之中，以此奠定一百五六十年太平的基础。到了今天却不思考如何改变而通达，那么维持现状的办法就穷尽了。江浙、福建、两广的士人，总数大约十四五万人，蜀地不计算在内。然而他们拘谨局促、受到束缚，一天比一天严重。正在铨选部门候选的选人，几乎以万人计，而侥幸求进的源头没有穷尽。财政收入比太平时期增加了一倍，但用于养兵的占十分之九。军队不能使用，百姓却日益困苦。这并不一定是因为道德衰微、风俗浇薄才导致如此。大概本朝维持现状的办法实行了二百多年，形势本来就必然发展到这一步。艺祖皇帝其实早已预见到了。即使天下安定无事，仍应希望陛下改变现状、使之通达，何况国土已经有一半落入金人之手？国家的耻辱尚未洗雪，臣子的痛苦尚未伸张。上天赐给陛下非凡的智勇，又使陛下产生向北复仇的志向，正是要陛下乘着当前形势有所作为。这就是为什么十七年之间，圣心越来越劳苦，而取得成效却越来越遥远。群臣既不足以仰望圣明，而草野卑贱之士又不胜忧国之心，臣私下认为，陛下年纪已经五十二岁，经历天下的事变已经很多，阅历天下的义理也已经成熟，举步办事必定不会损伤国家大体；即使取出囊底的才智，也仍然足以办成这件事。

译如果到了六十岁以后，只希望得到一天的安宁，又怎么忍心把祸患留给后人呢？臣认为，在拘束局促的环境中，势必应当有一个从草野中卓然奋发而出、使圣上开悟的人。臣不自量力量不足，却私下怀有这个志向，因此把国家社稷的大计拿天地鬼神来质证，献到宫阙之下。陛下也在众多言论中独具卓识，特意命令大臣察看臣想要进言的意旨。臣认为国家维持现状的办法到今天已经穷尽，但艺祖皇帝筹划天下的大原则仍然可以依靠而长久实行。如果推究它的本意并加以变通，那么恢复失地就不难了。然而变通的方法有三种：有可以拖延几十年的办法，有可以作为一百五六十年计划的办法，有可以重新开创数百年根基的办法。事情的形势清楚明白，而成效却有极大差别；如果不是陛下的聪明超过百代，决不能只听取一二分。臣不敢在大臣面前泄露这些内容，大臣却拱手称赞臣的见识，询问臣的意见。臣也姑且选取其中大体上可以说的三件事来回答他，而草野之人也不知道自己一开口就触犯了忌讳。第一件是：二圣被金人掳往北方的痛苦，是国家最大的耻辱，也是天下共同的愤怒。” 五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天下人的气势已经消磨衰颓，不再知道应当念及仇耻，但正应当由主上和两三位大臣振作这种大义，宣泄这种愤怒，使人人都像报自己的私仇一样行动，这就是《春秋》记载“卫人杀州吁”的用意。如果只同一两个臣子秘密谋划，就是把天下共同的愤怒拿来私下谋求，恐怕不足以感动天道人心；恢复失地的事情，也恐怕茫然不知从何处取得成功。第二件是：国家的制度规模，使天下都遵循规矩准绳办事，群臣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哪里有空闲舒展四肢，去谋求超出常规的功业呢？所以形势必然会萎靡而不能振作。五代时期，兵权和财权被下级掌握，艺祖皇帝把它们收归上面，以平定祸乱。后世不推究他的本意，一味继续束缚，因此郡县空虚，根本和末节都衰弱。如今不改变这种形势而谋求恢复，即使一旦得到几十万精兵、得到数万万的财物，恢复之期也会更加遥远。即使敌人把整个河南地区都归还给我们，恐怕也不能守住。第三件是：艺祖皇帝任用天下士人，替代由武臣担任的职事，于是五代的乱局不到一早晨就平定了。所以本朝以儒道立国，而儒道的振兴尤其超过前代。如今天下的士人腐败、熟习成规而萎靡不振，实在令人厌恶。正应当由主上和两三位大臣反过来采取不同的道路来教导他们，振作他们的气势并加以培养，使他们临事时不至于缺乏人才，按照各人的才能都足以任用；这样，立国的制度规模就不至于违背艺祖皇帝的根本方略，东西奔走以平定祸乱，也不必专靠武臣。前汉靠军吏立国，却一任用儒生便屡遭失败。总的说来，人事方面各有各的传统和方法，不容易轻率变动，只在于加以变通罢了。天下大势所趋，不是人力能够改变的。臣向大臣所论说的，大略就是这些。至于所谓几十年的策略、一百五六十年的计划、数百年的根基，以及恢复失地的形势、事情的大体和重要性，如果圣心尚未决定，就不能在大臣面前泄露。因此臣只陈述大略上可以说的三件事来回答。两三位大臣已经彼此惊骇地面面相觑，而臣也惶恐退下，远离草野，难道还会有机会仰望圣明吗？马周只是当时一个琐碎小才，唐太宗因为喜欢他替常何陈述政事，便召他入朝面对。马周还没有到，太宗就连续派了好几批使者催促他，要求他快来。若是为太宗开创礼乐法度的人，太宗召见他时大概连喘息的时间也不会容许。陛下的聪明超过太宗，却把臣置于众多混杂的言论之中，孤立地实行自己的意图，最终不免沉默而止。” 这件事的罪过在于臣的行迹不明，有可能因此误导了陛下。臣本是太学的学生，自从忧制以来，退居读书已有六七年了。臣虽早晚都在钻研皇帝、王者、霸者的谋略，但所作科举文章不合规格，仍不能停止。去年臣在一次小试中发表了一番狂论，整个太学的士人议论纷纷，甚至传播诽谤，惊动朝廷舆论，几个月还没有平息。可是，作为因此事而担任学官的人，直到现在进退仍没有依据。臣从此开始放弃学校，决意回乡耕作。随后臣又想到，自己数年间所学究竟如何，以及陛下的心意，臣又是独自明白的。如果只是顾惜一时的毁谤，却不替陛下陈述一番关系国家社稷的大计，将会得罪天地神灵和艺祖皇帝在天之灵，实在不可解脱。因此臣冒昧以旧日名义前来，既已列入学校簿籍，按法不得上书议论政事。假使臣有一丝一毫求取爵禄之心，只要把所学的科举文章稍加改动一两处再试，考官又能平心考察，那么臣也可以按照惯例取得功名了。臣怎忍拿数百年社稷的大计，作为一日侥幸求取功名的资本，反而徒然连累陛下呢？世上固然有推辞万钟俸禄而不接受的人，也有为争一文钱以至于互相残杀的人，人情彼此相差之远，哪里只是十倍百倍、千倍万倍而已呢？而臣想凭空泛的言语来为自己辩明，也太浅薄了。若审察十日仍不能得到允许臣自行便宜行事的命令，臣将无法在山林隐士面前自我表明，只会损害陛下招致天下豪杰的道路。臣现在再等候治罪三日，然后渡江，发誓终老田亩，以平息众人议论，来报答陛下在众人面前为臣遮护言论的恩德。因此臣冒死上书，向宫阙辞别。臣全家有数十口，离开行都不到四百里，将在私室中铺席藁跪候，听凭雷霆般的惩罚。臣触犯天威，罪当万死。

译张浚又上书说：“臣听说有非同寻常的人，然后才可以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想求取非同寻常的功业，却任用平常的人才，提出平常的谋略，办理平常的事务来应对，不必等到智者，便知道这样不会成功。前代史书有句话说：‘非同寻常的事端一出现，百姓就会感到恐惧。’古代的英豪，难道喜欢惊骇世人、违背习俗吗？只是如果不能用新的事物来更新天下人的耳目，改变百姓的志向思虑，那么我们所追求的，也不过是平庸泛泛的事业罢了。上天把完整的天下交付给我大宋，却有一半沦没在敌人手中，这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所应当感到羞耻的。《春秋》认为九世的仇可以报，到第二世却不再追问，这是做人后嗣者所应当愤恨的。中原是中国圣贤所建立和设置的地方，却全部沦陷于金人之手，这是英雄豪杰所应共同视为忧患的事。秦桧以议和误国二十多年，天下人的气势因而消沉殆尽。陛下慨然有削平天下的志向，又经过二十多年，天下士人才开始知道应当归向哪里。陛下对于宗庙社稷所建立的功德，不是臣区区言语所能述说其万分之一的。高宗皇帝年纪已经很高，陛下不愿大举用兵来惊动他的慈颜，压抑心志、低首顺从，以尽奉养亲长之孝，这种圣明的孝道，是书册中从未有过的。” 如今高宗皇帝已经祔祭入庙，天下的英雄豪杰都仰首观察陛下的举动，陛下难道忍心让二十年间用来振作天下士气的成果，一旦之间又消沉殆尽吗？天下不能坐着就取得，战争也不能永远取胜；四处奔走、调动军队，又不是年高德尊者所适宜做的事。东宫平日居守称为监国，出行统军称为抚军。近来陛下因为居忧服丧的缘故，特意命东宫监国，天下舆论都认为事情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间的关系实在难以明说。东宫聪明睿智，如今已经四十岁，不必再通过具体事务来试验他，所以东宫不敢安居，陛下也知道其中的困难了。陛下何不在此时任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每年巡行建业，使他兼管各司，完全统领诸将，设置长史、司马，让他专心承担这些劳务；而陛下则在居忧之余，任用人才，均衡调度天下，以应对无穷的变化。这就是唐肃宗任命广平王的旧例。军队虽然还没有出动，但圣意已经震动天下，天下英雄豪杰纷纷知道应当归向哪里。天下知道归向哪里，我们的奔走调度也就有了凭借。臣请为陛下分析天下的形势，然后陛下就会知道江南不必忧虑，和议不必固守，敌人不足畏惧，而书生的议论不足凭信。” 臣听说吴会这个地方，晋人认为不可以建都，而钱镠却据有它来抵抗四方邻敌。大概从毗陵以外的地方，钱镠便不能占有了。这里南面有浙江，西面有崇山峻岭，东北有大片湖泊和低洼潮湿之地，松江、震泽又横贯在前。即使有百万战马，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呢？这就是钱镠所凭借来求安，而国家建都于此六十年却没有外患的原因。只有海道可以直接抵达吴会，但海道险恶，即使熟悉舟楫的吴地人也感到畏惧。敌人能够凭少量军队直接到达吗？如果目的是攻破别人的家国后就停止，少量军队又能派上用场吗？书生认为江南不容易守住，这实在是妇人小儿般的见识。臣曾怀疑书册不足凭信，所以曾到京口、建业一次，登高四望，深深认识到天地设置险要的用意，也知道古今的议论还没有说尽。京口三面连接着山冈，大江横在面前，沿岸放眼望去达千里，它的形势大略像老虎出穴，而不像洞穴藏虎。古人认为京口的酒可以饮用，军队可以使用，北府兵是天下雄师，大概正是由于地势如此，而人又善于利用它。臣虽然没有到过采石，但那里与京口、股肱、建业等地相同，必然有凭借险要、面临前方的形势，而不只是谨慎地自守罢了。上天难道会让南方自限于一江之南，而不让它同中原沟通并合为一体吗？江边放眼千里，本来就是要使有谋略的人和勇士能够施展才干，同中原争衡。韩世忠把八万军队驻扎在山阳，像老熊挡在道路上，淮东因此得以安稳睡眠，这就是守卫淮东的重要方法。天下一旦有变，就可以长驱而进使用这支军队。如果想要一处一处挖壕沟防守，分兵各自据守，出奇谋、设险要，就像兔子防护洞窟一样，势力分散、力量削弱，反而会造成敌军长驱直入的形势。因此二十年间，纷纷有人献策，使陛下劳心费神，最终却没有一件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足以凭恃，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知道怎样利用淮东的形势。书生便认为长淮不容易守住，这也如同向盲人问路一类的见识。从晋朝永嘉年间到隋朝开皇年间，南方以建业为都，历经六姓而天下分裂三百多年。南方谋划北伐的不知有多少，北方谋划南下的也很多，而南北通和的时候却绝无仅有；从未听说像今天这样，危急到把北方视为可怕的敌人，把南方视为可忧患的地方。一天不和，君臣上下早晨就无法谋划晚上的事情了。” 罪过在于书生不懂形势，也忘记了逆顺曲直罢了。高宗皇帝同敌人有父兄之仇，活着时不能报仇，死后也必定寄望于子孙，怎么忍心把升遐的哀告送给仇敌呢？遗留的报谢文书，接连派出三位使者，金帛珍宝数以千两连续送去，而敌人只派一名使者，态度像是面对小国一样。臣从道路传闻中听说，他们哀悼祭祀的文辞冷落简慢，义士仁人无不痛彻心骨。难道凭陛下的圣明智勇，能够忍受这种情形吗？想来是办理此事的大臣忧虑畏惧、顾虑万端，因而误导了陛下。南方的纺织女子，在织机上积累尺寸之功，每年拿去输送给敌人，本来已经痛苦不堪。金银珍宝出产于山林湖泽，数量有限，而输送给敌人的却没有穷尽，十多年以后，难道不会终于耗尽吗？陛下为什么不彻底反思头足倒置的情形，追寻即位时的初心，充分发泄愤懑并一举施展，来同天下重新开始呢？从未听说拥有数千里土地却害怕别人的。刘渊、石勒、石虎、苻坚，都是远方后裔中的雄杰，却没有一个能终其一世；阿固达在金国兴起，至今将近八十年，中原百姓遭受涂炭也已经六十年了。上下衰败困敝的趋势，全都呈现在眼前，却还正害怕它成为南方的祸患，难道不是错误吗？”

译陛下如果认为大义是正确的，认为任命抚军的建议可以实行，那么应当先经营建业，然后再派东宫统领。如今的建业已经不是昔日的建业了。臣曾登上石头山、钟阜远望，今天的城池只在沙嘴旁边罢了。钟阜的支脉山陇隐约向下延伸，如今行宫占据平坦之处来俯临城邑，城前却逼近山势，形成陡绝之地。这一定是后世读《山经》、选择宅地的人所确定的布局，是南唐李氏所建，并不是凭借高处俯临低处、乘取王气来加以运用的意思。本朝凭至仁平定天下，不依靠险要来固守，而是同天下共同守卫，所以沿用旧址而没有废弃。臣曾询问此事，钟阜的僧人也能说，防城在钟阜旁边，大司马门正对着今天马军新营附近。那里凭高临下，东面环绕平缓山冈作为坚固屏障，西面以石头城作为重要依托，连接玄武湖作为险阻，环抱秦淮、清溪作为阻碍，因此可以凭借王气而随意调动。若像如今的城池，侯景只需用几天力气就能攻下。曹彬登上长干，乌珠登上雨花台防处，都能俯瞰城邑，即使一只飞鸟也不能逃脱。臣又曾询问此事，守臣认为如今的城池不必改建；如果皇上有北伐的志向，那么这里不过是暂时借作通行道路罢了。臣怀疑守臣的话虽然说得大，实际上却没有切中要害。占据这块地方，命令将领出师谋取中原，却不让军队凭借王气有所作为，纵然省去了眼前经营的劳苦，怎么知道后世不会乘势取得而又失去呢？即使今年还没有北伐的谋划，也应当制定经营建康的计划，以震动天下，同敌人断绝关系。陛下即位之初，志向也差不多可以得到一些伸展了。只是非同寻常的事业，不能由平庸之人来谋划。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乐、是非好恶，都像日月在天上一样明白，行动如雷声震动、如风行进，天下人正在像草一样随风倒伏。只是陛下有时改变得太快，所以书生得以拘泥文书、执守法令来议论后续；而那些真正有志向的人私下奋发自励，想要符合圣意所在，陛下却未必知道。陛下看到天下士人都不足以仰望圣明，而书生拘文执法的说法往往又能得到验证，圣意也就逐渐衰减了。因此大事一定要集体议论，授官任职一定要按照资格；有才干的人因放纵不羁而被弃置，无才干的人因平庸稳妥而被任用；直言因迂腐疏阔而废弃，顺从的话因柔软悦耳而被采纳；奇特的议论被指为横议，庸常的议论却被说成合乎典章。陛下凭雄心英略，在这些情况之间委曲周旋，机会就在眼前却不敢去做；突然产生的喜悦，被压抑而不能报仇奋发；盛怒之时，早晨得到一位才士，晚上却因妨碍权要而被驱逐；明知是庸人，却因表面上没有人议论而留下。于是把喜怒哀乐泯灭，把是非好恶混杂起来，以犹豫迁就作为仁，以告诫训示作为义，以笼络控制作为礼，以设置关防作为智。陛下的聪明是上天赋予的，英武盖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情呢？天下并没有豪强奸猾到无法制服的奸徒，敌人也没有正在兴盛、不可遏止的形势，何必一定要这样做呢？喜怒哀乐、爱憎，是君主用来鼓动天下并驾驭天下的工具。至于《洪范》皇极所说的“无作”，只是说不应把个人私意加在其中，难道是想像老庄所说的枯木死灰一般毫无情感，先同天下人做婴儿，然后才达到至高的治理境界吗？陛下二十七年之间，遵循养晦待时，向天下显示自己以有父母亲人为乐，于是天下归服于陛下的孝道；实行三年之丧，始终不变，向天下显示自己悲哀而遵从礼制，于是天下人都佩服陛下的义。陛下以一身的哀乐鼓动天下，使天下跟随，这种效验如同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明显。乙巳、丙午年间，敌人并不是没有变故，但陛下不但没有把喜悦表现出来，也没有向掌管机密的大臣泄露。近来发生非同寻常的变故，敌人对前来慰问的礼节很是简略，而陛下不但没有表现愤怒，也没有把他们简慢的文书秘藏起来。陛下不把喜悦显示给天下，天下怎么知道机会可以利用？陛下不把愤怒显示给天下，天下怎么知道仇敌不可安居？放弃喜怒来发动天下的时机，却想让功业自行成就，就像闭着眼睛还想行走一样。小臣能够得到陛下召见，是因为有卓然识见的人知道他的才干；外臣能够奉公效力于陛下，是因为有深切体察的人想到他的忠诚罢了。被任用的人很快又被罢去，已经离去的人没有门路自行进用，这样陛下就无法向天下显示自己的爱惜。大臣弄权，陛下已经知道其中有堵塞仕进道路的人；议臣多有私心，陛下也知道其中有防害正道的人，本可以除去，却唯恐伤害他们的心意，公布出来又怕他们怅恨不满，这样陛下就无法向天下显示自己的憎恶。陛下彻底反思即位时的初心，难道会想到今天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臣还替陛下为过去惆怅惋惜；而上天降生的英雄，难道会让他们终老而不能成事吗？长江大河，设置一道防线便可保障千里之地，如果能够得到非同寻常的人才共同治理，那么像闪电般扫荡六合，并不是难以实现的事。本朝用儒道治理天下，用格律法度守护天下，于是天下人知道经义是通常的程式，科举是正规的道路，法令不许各自议论私事，个人不能任意施展自己的才智，二百年的太平正是由此而来。到了艰难变故之际，书生只知道议论应当端正，却不知道事功是什么；只知道节义应当守持，却不知道形势有什么用。他们辗转拘束在文法之中，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自行防备。” 陛下即使想得到非同寻常的人才来共同治理这个时代，天下又有谁肯相信呢？臣在戊戌年春季正月丁巳日，曾极力论述宗庙社稷的大计，陛下也对这些话慨然有所感触，但最终没有得到一次仰望圣颜、陈露区区诚意的机会；这不只是因为廷臣全都厌恶臣，也有形势使然的原因。臣今天不是因为以前所说的小事略有应验，才再次冒着万死来陈述，而实在是因为宗庙社稷的大计，不能不在这个时候作出决断。陛下运用喜怒哀乐、爱憎的权力来鼓动天下，使像臣这样的人能够借得方寸之地，把前一封书中所说的话完成，并把微小的姓名附在史册之间；不要让邓禹讥笑人才寂寂无闻，同时也使陛下能够发挥雄心英略，同四海的才臣智士共同成就事业。上天降生英雄，大概并非偶然；帝王自有真正的天性和禀赋，不是区区小智所能牵强附会的。臣触犯天威，罪当万死。” 《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二。《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三。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治理国家。宋孝宗时期，张浚论述议和、作战及防守的利弊说：“臣本月二十五日恭敬地承受御笔处分，臣已经在当天具奏完毕。臣虽然愚昧浅陋，但心中有所怀抱，怎敢不尽情进言？伏望圣上慈爱，俯赐体察。如今议论国事的人，谁不把作战、防守作为主张？其次便是沿袭旧有道路，重新讲求过去的友好关系。依臣看来，作战、防守的主张是对的。然而为了争夺城池和土地，罪过却大到不容诛杀。城高、护城河深，兵器铠甲坚固锐利，如果弃城而逃，便说明地利不如人和。那么在作战和防守之外，还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臣私下认为，作战防守的根本，在于朝廷预先谋划而取得胜算。统治天下的君主如果真能端正自身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那么用来作战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坚固，这是确定无疑的道理。做到这样以后，才可以谈论作战和防守。臣仰想陛下凭借神圣恭俭的资质，承受太上皇托付重任，即位以来勤勉不懈地治理国家。然而德政还没有充分遍及人心，长期积累的弊病还没有在天下革除，以朝廷预先谋划取胜的标准衡量，仍有值得怀疑之处。臣愚昧，希望陛下在十天半月之内振作刚健的意志，果断独断，大规模颁布诏令，彻底更新内政，完全遵循太祖、太宗的治理，使南北人民都知道日后将有大治。” 人心既然已经信服，军队的士气必定振作。臣年老衰暮，精力有限，按理应退居闲散以保全晚年名节，哪里肯再有丝毫非分的企求？只是因为事机紧迫，国家的治乱安危，关键就在今年。臣如果仍然有所顾虑畏惧，将来自身和名声都毁坏，既辱国又辱家，后悔也来不及了。伏愿陛下深切忧虑国事，早日确定最好的谋略；事情如果一再拖延，最终恐怕不能成功。臣愚昧，冒犯圣上聪明，俯伏等候治罪。” 起居郎胡铨上奏防御之策说：“臣接到枢密院的札子：十一月十四日，三省、枢密院共同奉行圣旨，命令在后省限期一天集中议论：议和究竟应当还是不应当，遣使的礼数、先后究竟合适还是不合适，土地疆域应当取回还是割让，都要分条详细奏报；还命令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以备任用为小使者。臣私下认为，自从国家在绍兴初年同金人讲和以来，竭尽百姓的财力而不加体恤，忘记国家的大仇而不去报复，上下苟且偷生、贪图安逸，把岁月消磨在以为盟约可以依靠之中，完全丢掉了守护藩篱的职责。一旦完颜亮从内部发动变乱，宗庙社稷几乎断绝祭祀，天下人都寒心。陛下即位以来，独自奋发振作，毅然任用张浚及二三位大臣，竭力谋求恢复。符离之战，军队没有流血，而故有疆土已经收复；如果使李显忠竭尽忠心报效国家，不贪图小利，以成就大规模进军的功业，那么中原必然响应，形势将如劈竹一般顺利，恢复的日期指日可待。虽然功业最终没有完成，事情最终没有成就，但自从京都播迁以来，近四十年间，也从未有过像符离这次行动一样的举动。敌人因此震恐，知道陛下有大有作为的志向，知道朝廷谋略中有出其不意的奇策，知道边境有能折冲御敌、激励士气的人，知道谏官中有敢于明目张胆进谏的大臣，知道朝廷有当面折责、在朝廷上直言争辩的士人，于是认为中原还有人才，便产生了请求议和的意图。” 兵法说：‘没有缘故却来请求和谈，是另有阴谋。’敌人的诡计正在这里。过去京都失守，根源在于大臣耿南仲主持和议；徽宗、钦宗二圣被劫持迁徙，根源在于宰相何防主持和议；维扬失守，根源在于宰相汪伯彦、黄潜善主持和议；完颜亮发动变乱，根源在于权臣主持和议。自从汴京陷入战乱以来，四十年间，敌人率领精锐军队长驱直入我国，什么时候不是借和议来达到目的的呢？他们暴虐蔑视我们的二圣，侮辱我们的两宫，残毁我们的宗庙，侵凌我们的社稷，挖掘我们的陵寝；皇天后土都实实在在听见了这些话。如今却想同不共戴天的仇敌讲信用、修和好，三纲五常就全被扫地了。即使和好能够成功，金人值得信任吗？他们难道一定不会背叛盟约吗？孝子顺孙难道忍心这样做吗？何况金人万万没有可信的道理。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应当引以为戒。陛下如果不深思远虑，竭力修明政事，竭力整治守备，竭力任用将相，竭力谋求恢复，却只苟求眼前的安宁，臣恐怕后面的车又要翻倒了。议论的人却说：‘姑且同他们讲和，同时暗中做好防备；表面上虽然和好，内心却不忘战争。’这正是过去权臣误国的话，陛下已经听得很熟了。唉！燕安这种像鸩毒一样的安逸，是不可以留恋的。” 一旦沉溺于和议，上下都苟且偷安，将士离心离德、身体松散，终身都不能振作自己，又怎么还能作战呢？和议作为鸩毒，危害实在太多了，怎能不令人寒心！臣冒犯天威，内心战栗恐惧到了极点。胡铨又进献往事说：‘冒顿即位时，东胡正强盛。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想得到头曼当年号称的千里马。”冒顿询问群臣，群臣都说：“这是匈奴的宝马，不能给。”冒顿说：“怎么能同邻国相处，却吝惜一匹马呢？”于是把马给了东胡。不久，东胡以为冒顿畏惧自己，又派使者对冒顿说：“想得到单于的一名阏氏。”冒顿又询问身边的人，身边的人都愤怒地说：“东胡太无道了，竟敢索求阏氏，请出兵攻打它。”冒顿说：“怎么能同邻国相处，却吝惜一个女子呢？”于是把自己所宠爱的阏氏送给东胡。东胡王更加骄横，向西侵扰；匈奴与东胡之间有一千多里无人居住的弃地，双方各自在边境设置瓯脱【瓯脱：边境上用于侦候瞭望的地方】。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匈奴与我国边界之间，瓯脱以外的弃地，匈奴不能到达；我想要占有它。”冒顿询问群臣，有人说：“这是弃地，可以给它。”于是冒顿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可以给人？”凡是说可以给的人，都被杀了。’ 臣谨按，《春秋》把土地看得很重，凡是记载取得土地的事，都加以贬责。成公二年记载‘取汶阳田’，这是齐国因为战败而把土地贿赂给我们；宣公元年记载‘齐人取济西田’，这是我们因为不义而把土地贿赂给齐国。齐国因为战败而把汶阳田给我们，实际上不是我们主动夺取的，却一定写作‘取’，专门责备我们；我们因为不义而把济西田给齐国，实际上不是齐国主动夺取的，却一定写作‘取’，专门责备齐国。取得汶阳田这件事，虽然主要责备我们，但齐国也有罪，为什么呢？作为别人的子孙，不能守住先祖的土地，却轻率地把它给人，难道没有罪吗？取得济西田这件事，虽然主要责备齐国，但我们也有罪，为什么呢？作为别人的子孙，不能守住先祖的土地，却轻率地把它给人，难道没有罪吗？《春秋》的记事原则如此重视土地，是要给后世所有守护国家的人以警戒。唉！冒顿是夷狄，却还能知道土地是国家的根本，不把土地给别人，可以说深深懂得了《春秋》重视土地的原则，难道不可以引以为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