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四

译宋度宗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进呈前代故事说：“汉代董仲舒治理国政，依据《春秋》所记灾异的变化，推究阴阳错乱运行的原因。因此求雨时关闭属于阳的事物，放开属于阴的事物；停止下雨时则相反。这样在一个国家实行，从来没有不能达到所希望的结果的。臣听说水旱灾害举行祈禳，是古代的制度。为什么呢？因为这关系到百姓的性命，只要有可以救助的方法，君子就一定尽心去做。如果不是这样，就可以说他无意于百姓了。《周礼》记载太祝有六种祈祷，又有鬯人禜门的礼仪；《祭法》说：‘雩，是祭祀水旱之灾。’汉、晋、梁、隋以及唐都遵循采用这些礼制，并没有因为把它们看作世俗的祈禳小术就加以忽视。然而臣认为，水旱灾害举行祈禳，就像有人被火烧或溺水时必须救援一样，应当赶紧办理而不应拖延。及时办理，还能在灾害尚未形成时加以制止；拖延到灾变已经成形，就对事情没有益处了。《云汉》诗说：‘祈求丰年要非常早，祭祀四方土地和社神不要迟。’所谓‘早’和‘不要迟’，就是说贵在及早。古人对于百姓的事务，总是惶惶急急地谋划办理，所以说：‘民事不可迟缓。’董仲舒治理江都，史书不记载其他事情，却唯独详细记载他求雨、止雨的方法，也可以看出他把这件事当作最急迫的首要事务。” 在一个国家实行这种办法，从来没有不能达到所希望的结果的；诚心一到，便能感通天地，理应很快得到应验。国家凡是举行水旱灾害的祈禳礼仪，都载入法令，有关官司没有不举办施行的；但往往失于迟缓。烈日炎炎，禾苗将要枯死，祈雨的命令才开始施行；大雨浩荡，担心将要积水成河，关闭阴气的礼典才开始举行。灾害尚未发生时固然还来得及救治，但所造成的损伤也已经很多了。既然有百姓、有社稷，灾害又已迫近，就应当果断实行，不能因顾虑礼仪细节而耽误；若仍拘束退缩，只看仪式、听候指示，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水旱灾害不过是阴阳的变化，救治它不过是放纵或闭止阴阳罢了。所谓放纵、闭止，难道只在城门开关这一类事情上吗？淫雨造成灾害，是阴气过盛、阳气受阻的征象。如今朝廷之上，敢于明目张胆直言的人少，而曲意逢迎、随声附和的人多，这是阴气；边境之间，投石拔距的勇气衰弱，而丢盔弃甲、拖兵器逃跑的习气根深蒂固，这是阴气；田野乡里，击壤鼓腹的歌声断绝，而头痛额蹙的怨恨深重，这也是阴气。李光弼已经出任将领，军旗却没有显示出精明强盛的气象；郦食其的谋略已经采用，盗贼却没有因此衰退停止。贪赃枉法的官吏应该罢免，却只是让他们改任别处；败坏军队的将领应该斥退，却反而让他们守卫城池。” 朝廷大臣彼此错乱、固执乖戾，恐怕会有汉代那样的祸患；正衙停止奏事，众官不再入朝答对，恐怕会形成唐代那样的风气。这些都是阴气盛、阳气受阻的征象。应当放纵的却不放纵，使它日渐消退；应当闭止的却不闭止，使它日益增长，难道不会感动天地的精气而产生乖戾之气吗？这也是祈禳中更重要的事情，尤其应当惶惶急急地谋划办理。臣忧虑爱护国家之心深切，因愚昧刚直而冒昧发言，唯愿陛下宽恕。” 牟濴进呈前代故事说：“乾道元年二月甲辰日，因为久雨而避居别殿，减少膳食，免除两浙受灾州县的身丁钱和绢，审决在押囚犯，免除福建寺观每年缴纳的赋输，并宽减剩余负担。”乾道二年四月戊寅日，因为淫雨造成灾害，下诏令侍从、台谏讲求刑政方面应当办理的事项，写成意见上报。” 臣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临政而希望实现善治，效法祖宗、敬畏上天，开创新的元年，与天下一同更新，这是恩德极其深厚的表现。可是到了仲春之月，一场雨接连下了二十天，连绵不停，圣心悲悯，忧虑百姓的忧虑，派遣使者察看狱讼，拿出国库钱财赈济贫民。即使尧、舜用心治理百姓，又怎么能超过这样呢？臣私下观察中兴以来的政治，最盛大不过乾道、淳熙时期；考察史册可见：乾道元年春天，因为久雨而避居别殿、减少膳食；第二年夏天，因为淫雨而讲求刑政。孝宗皇帝在开始励精图治之时，君主的德行本来没有丝毫过失，却接连多年遭受这样的苦雨。孝宗忧惧迫切，认为每一项政令、每一件政事之间，或许有触犯阴阳和谐的地方；仅凭这一念诚心，本来就可以感通上天。所以最终没有使乾道、淳熙时期的政治受到牵累，原因就在这里。陛下初政没有一件不是出于大公，堵塞进献财物的门路，断绝奸邪小人的通道，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然而阴邪灾沴之气竟在清明时节显现，这是为什么呢？朝廷所颁快活条贯正在逐日施行，这是天地养育万物的仁心。也许奉行得不够周全，陛下的恩德和意图仍未传达到百姓之中吧？圣恩浩荡，仁德惠及草木，这是天地成就万物的仁心。也许仍有一些沉郁困苦的百姓陷在下层而不能自行解脱吧？禁法所要禁止的，是要百姓知道重视根本；可是京城中游手好闲、不从事生产的人很多，也许有人困于衣食没有资财。平抑物价还没有平定，是想让百姓容易养活自己；可是各处物价都在飞涨，常常苦于没有办法进行贸易转运。” 不使百姓受伤害、不使百姓困苦，这是明主从来都希望把天下提升到太平治理的境地；但希望长寿、希望安定，人情终究不能全部实现。难道还存在违和之气招致灾异的原因吗？如果不是这样，有这样一位君主，淫雨又怎么会到来呢？正当平民缺少食物、按日盼望二麦成熟时，如今却在即将成功之际毁坏了，拿什么来解除陛下为百姓的忧虑呢？陛下谦逊自守，从未登临正殿，从未享用精美膳食，这样就可以无愧于孝宗皇帝避殿减膳的做法了。臣希望陛下以孝宗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下诏令宫内侍从、台谏官讲求刑政中适宜办理的事项；向外则令监司、帅守分条陈述百姓生活的疾苦，依据已经施行的措施，寻求尚未达到的地方。每一项政令，果真符合人情吗？人情喜悦，上天的意旨就会回转。然而这些还只是眼前显而易见的忧患，阴阳消长的关键，又有更加可怕的地方。如今正直之人得到升进，善类聚集，正当阳明之气掌事之时，阴暗却到了这种程度，难道能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吗？阴气所代表的，有女子、有小人，乃至四方边裔和盗贼，也都属于阴。陛下大力推行通丧之制，孝思没有穷尽，绝无声色享受可言；所需要忧虑的，是不是小人仍在暗中包藏祸心？四方边裔是不是仍在窥伺？盗贼是不是仍会突然窃发？” 上天或许是在警告我们的君主和宰相，使他们制定扶持阳气、抑制阴气的计策，在没有发生事情时预先做好应对事情的防备吧？以上这几方面，都应当上达圣心。《尚书》说：‘凡事都认真办理，才会有防备；有了防备就没有祸患。’希望陛下与两三个大臣赶紧谋划这些事情，臣不胜恳切忧虑。

译宗正少卿赵景纬上奏说：“雷在不合时令的时候发生，臣私下考察今日的事情，因而有所疑虑。宫中内批接连下发，因而官爵名器变得轻贱；宫禁不严，因而君主的威权受到损害。滥施的额外恩惠已经收回，却又重新发出；约束贪官的诏令刚刚严厉执行，随即又松弛下来。宫正什伍之令，是用来防止奇邪之事的，却有时因卑下的乞怜之辞而放纵；禁止缁衣、黄冠出入的规定，是用来严肃宫禁的，却间或被禬禳的小术迷惑。甚至弹劾文书上的墨迹还没有干，替人掩饰擦拭的防范措施已经下达；驳回奏章的意见还没有形成，替人开脱出宫的途径已经打开。命令不能凝定，阳气就会放纵而不能收束；君主的意旨不能坚定，阴气就会闭塞而不严密。陛下难道不应当思考导致灾害的原因，并赶快寻求纠正的方法吗？希望陛下澄清内心，以端正施政的源头；谨慎对待号令，以整肃纲纪的根本。不要被私人的恩惠牵制而扰乱公法，不要因听信身边人的话而改变旧有章程。除去谗言，远离女色；轻视财货，尊崇德行，那么人心就会喜悦，上天的意旨也会得到，可以开启太平局面，开创中兴的征兆。” 金章宗明昌二年，参知政事张万公获准休假回乡探亲后回来，皇帝问山东、河北粮食价格的贵贱以及今年春天禾苗庄稼的情况，张万公都如实回答。皇帝对宰臣说：“各处虽然都得到一些雨水，仍然没有完全滋润，怎么办呢？”张万公进言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兴利除害，凡是有益国家、便利百姓的事情，圣心勤勉不懈，没有不实行的。至于旱灾，都是由于我们这些臣子造成的。按照汉代旧典，我们都应当免官。”皇帝说：“卿等有什么罪？大概是朕所实行的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张万公回答说：“天道虽然遥远，实际上与人事相通。只有圣人的言行可以感动天地。从前成汤列举六件事情自我责备，周宣王遇到灾害便恐惧、侧身自修，无不修治人事。如今应当崇尚节俭，不急迫的事务、没有名目的费用，都可以一并停止。”皇帝说：“灾异不能只说成天道的事情，关键是必须先把人事做到尽头。所以孟子说‘君王不要归罪于年成’。”左丞完颜守贞说：“陛下引咎自责，是社稷的福气。” 承安五年，狂风猛烈，天色昏暗，连续多日。皇帝下诏询问发生变异的原因。平章政事徒克坦镒上奏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父亲讲义，母亲慈爱，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子女孝顺，称为五德。如今五常没有树立，五德没有兴盛。缙绅中学习古道的人，抛弃礼义，忘记廉耻；平民违背正道、背弃义理，迷失而不知道回头，背弃毁坏上天所定的常道，骨肉之间相互残害，动辄损伤和气。这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现在应当端正浅薄的风俗，顺应人心，使父亲像父亲、子女像子女，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各自遵循应有的道理，然后和气普遍融洽，福禄就会接连到来。”他又谈到治理政事的方法，其中最急迫的有两件：第一是端正臣下的心。臣私下见群臣不明白礼义，趋逐利益的人很多，凭什么责求百姓接受教化呢？任用人才时，应以德行和器识为上，以才华美质为下；德行和才华兼备的人，可以不按通常次序破格任用；才华稍低而品行美善的人，次之。即使有才能，但品行义行没有可取之处，也应压低等级、置于下位，这样臣下的趋向就端正了。第二是引导求学者的志向。教化的施行，兴起于学校。如今求学的人失去了本真，经典史书的高雅深奥之处，弃置而不学习，只用华丽虚浮的言辞装饰自己，以求钓取俸禄利益。请下令在选取士人时，也考问经史旧事，使求学者都守持经学，不被近来流行的靡靡习气迷惑，这就好了。” 他又说：“天下各种事情，聚集而来的原因不止一个，外表相似的事物也不是同一类。法制不能把所有事情都隐含在相似的表象中，于是便产生不同的议论。孔子说：‘义，是天下裁断事情的标准。’《礼记》说：‘义，是裁断事情的节度。’希望陛下临朝处理万机，遇到有不同意见的事情，稍微凝神思考，寻究其中的端绪，那么裁断就会有定论，疑惑也就可以辨明了。” 宣宗时，天下干旱。宣差河南提控完颜伯嘉上奏说：“太阳，是君主的象征，是阳气的精华。旱灾，是人君任意专断达到极端的象征。宰执认为这是冤狱造成的。调和阴阳，是宰相的职责，却卑屈地把罪责归给有关官署。高琪出身武官，本来不值得议论；高汝砺等人不知晓自己的职责，罪过就大了。汉代制度规定，发生灾异，三公应当被免职，难道反而要把责任归给有关官署吗？臣认为今天的旱灾，实在是由于圣主任意专断、宰相谄媚蒙蔽、各部门官员失职造成的。” 元太祖征讨西域时，驻军于铁门关。有一只独角兽，形状像鹿而长着马尾，毛色青绿，能说人话。它对侍卫说：“你的君主应当早日回去。”太祖把这件事问左右近臣，员外郎耶律楚材回答说：“这是祥瑞之兽，名叫角端，能说四方的语言，喜爱生灵而厌恶杀戮，这是上天降下的符瑞来告诫陛下。陛下是上天的长子，天下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愿陛下顺承天意来保全百姓的性命。”太祖当天就下令班师。世祖至元二十年，有彗星出现在帝座附近。世祖为此忧虑，夜里召平章政事布呼密入禁中，询问消除天变的方法。布呼密回答说：“风雨从天而来，人们就建造房屋来抵御它；江河成为大地的阻隔，人们就用船和桨使其相通。天地有不能做到的事，人就替它做到，这正是人能够与天地并列为三的原因。况且父母发怒，子女不敢憎恨怨尤，只应当更加恭敬孝顺。所以《易经》解说震卦的象义说：‘君子因此心怀恐惧而修养反省。’《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又说：‘遇到灾祸就要恐惧。’夏、商、周三代的圣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很少有不能善终的。汉文帝时，同一天有二十九处山崩，日食、地震也年年频繁发生。善于运用这种道理，上天也会悔改降灾，海内便会安定太平；这就是前代留下的借鉴。臣希望陛下效法他们。”说完便诵读汉文帝因日食而下诏求取直言的诏书。世祖肃然说道：“这些话深合我的心意，再诵读一遍。”于是布呼密详细论述并逐条陈奏，一直说到夜里四更。第二天进膳时，世祖把盘中的珍品赐给了他。世祖听说李冶贤能，召见他询问：“昨天发生地震，是什么原因？”李冶回答说：“天裂，是阳气不足；地震，是阴气有余。大地之道属阴，阴气过盛就会发生反常变化。如今发生地震，或者是奸邪之人在身边，或者是后妃、女宠干预政事的现象盛行，或者是谗言邪恶交相而来，或者是刑罚失当，或者是频繁发动征伐，这五种情况必有一种存在。上天爱护君主，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所以用这种灾变来警告他罢了。如果能够辨别奸邪，除去女宠干政，排斥谗邪，减省刑罚，慎重征讨，对上符合天意，对下顺合人心，就可以把灾祸转化为福祥了。”世祖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成宗大德七年八月戊申日夜里，大地发生强烈地震。成宗下诏询问灾祸发生的原因以及消除灾害的方法。齐履谦回答说：“按照《春秋》的说法，大地属阴而主静，也象征妻道、臣道和子道。这三者如果失去应有的道理，大地就会因此不得安宁。消灾的方法，是大臣应当反省自身、责备自己，去除专权过度的弊端，以回应上天的变异，不可以只举行禳灾祈祷。” 成宗因久晴、暴风和星芒异常等变异，下诏让公卿集议消灾的方法。翰林学士承旨刘敏中等上奏说：“臣切以为，事情有本末，政务有先后；现在只陈述其中根本和优先的事项，大略有七条。第一是敬畏上天。上天养育万物，却不能自行治理，所以树立君主来主持治理。因此，君主就是代替上天养育万物的人。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知道上天在上面监视着一切，威严显赫而且距离极近；凡是一言一动、一项政令，无不战战兢兢、勤勉谨慎，思量是否合乎天道，期望符合上天的心意。谈到任官，就说：‘天命归于有德之人，五等服饰各有章法，不敢因一时的喜怒而轻率地授予或罢免官爵。’谈到刑罚，就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种刑罚各有适用，不敢因一时的喜怒而轻率地施刑或赦免。’凡事都这样谨慎守持而不失误，于是阴阳调和，风雨应时，万物得到养育，这是上天在辅助君主。至于政令有所差错，上天必定降下灾异来警告；警告君主，正是出于仁爱，希望君主能够长久安定地治理天下，使万物得到正常生长。因此，明君遇到这种情况，必定反省自身而知道恐惧，彰明德行而堵塞过失，诚意通达、政治修明，上天的意旨就能得到顺应，于是灾变消除，和气恢复。所以即使尧、汤的时代也不能没有水旱灾害，却最终没有造成祸害，是因为尧、汤采用了这种方法。” 第二是敬重祖宗。自古以来帝王创建国家，没有不是历经艰难才取得的；把国家传给子孙，就像农夫盼望播种收获，建屋的人等待建成厅堂一样。这确实很不容易啊！我太祖皇帝从朔方起兵，亲身经历百战，收服归附各国，穿粗劣的衣服，吃简单的食物，顶风冒雨，他是多么辛劳啊！世祖皇帝亲自经历战阵，苦心筹划，恭谨节俭、敬畏上天，因此拥有天下，统一南北，他又是多么辛劳啊！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天资仁厚英明，承受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想来曾经把这些道理放在心上，思考祖宗开创基业的艰难；如今遇到这样的警告，更应当兢兢业业。每使用一笔财物，就一定要说：‘这是百姓的力量，是祖宗历尽艰难才取得的，怎么可以轻易使用？’每任用一名官员，就一定要说：‘这是国家的权柄，是祖宗历尽艰难才建立的，怎么可以轻易授予？’举止行动都整肃谨慎，每件事都如此，那么百官自然各尽职守，各项政务自然得到整顿办理，祖宗在天之灵必定都欢喜，上天也会像回声一样给予回应，福禄日益降临，国家的根基更加牢固。第三是清净内心。内心是一身的主宰，是万事的根本。眼睛如何看，耳朵如何听，嘴如何说，手如何拿，脚如何行走，都只听从内心的驱使。内心保持端正，那么接触外物、处理事务时，所见、所听、所说、所做都会端正，不会有错误乖戾的祸患。何况天下四海如此广大，万方百姓都仰赖一人治理，而一人所依靠的，难道不就是内心吗？水一定要平静，才能容纳万物的倒影；镜子一定要明亮，才能分辨美丑。所以帝王贵在清心。所谓清心，就是心神宁静专一而不改变。如果声色娱乐、宴饮享乐不能完全没有，也尤其应当节制适度，使它们不至于扰乱内心的清明。内心清明，四海之广没有不能照察的；万方之众没有不能洞察的。光明通彻，不用多言就能取得信任，谗言邪说无法施展，邪恶虚伪不敢上前。百官各司其职，不再有阻挠违碍的弊端，法制得以推行，纲纪得到振作，灾变止息，天下便得到治理了。古语说：‘根本树立起来，道路就会产生。’所以帝王以清心为根本，这确实是总揽权力纲纪的要道。第四是掌握大体。事情无不有其主体和要领，所谓掌握大体，就是抓住事物的关键。君主任用宰辅来统率百官，守持法度来取信万民，这就是大体。至于任用一个小官、惩罚一个小过失，本是有司的职责；如果君主亲自插手，有司就会恐惧。上下都端正，政令统一，赋税按时征收，费用使用有节制，赏罚一定兑现，这就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如果早晨颁行的政令，晚上就更改，所守持的原则没有定准，那么臣下就会恐惧，人人只想着为自己打算而懈怠职守，祸害就会波及百姓，怨言难免，也可能招来灾异。所以做君主的道理，在于掌握大体，以有司为先；对于授官、罢免、赏赐和剥夺，必须守信而且前后一致，这样雍熙太平的治理便可以坐等实现，哪里还会有灾异呢？第五是改革政治。古书说：‘琴瑟不协调，严重时就必须拆开重新调整弦；政事推行不通，严重时就必须改变而实行改革。’如今有司最为困扰的，不过是财用不足、选官法混乱、官府治理不好三件事罢了。现在正是改弦更张的时候，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些问题的根源呢？财用不足，难道不是收入有限而支出无穷吗？选官法混乱，难道不是贤能与不肖混杂，越过资格任用的人很多，而不合资格的人也不少吗？官府治理不好，难道不是赏罚不明，而且一向没有鼓励名节吗？应当命令有司详细核查一年中钱粮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如果支出全都确实应当支出，那么财用不足就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仍有不应支出、可以停止的项目，例如不急需的营造修缮、没有名目的赏赐，就应当按照项目名称全部停止，这样财用就一定会充足。还要详细核查铨选，除合乎资格的以外，越格任用和不合资格的各有多少；任职经历也要衡量其出身、功劳和过失，作出决定，并追查其来历和经过，一律禁止断绝，这样选官法就一定能够实行。官府的制度，上下、内外相互维系、相互资助，各有条理，如果确实都能任用合适的人，怎么会治理不好？然而人才有优劣，善恶必然不同，所以要建立赏罚。如果善人应当奖赏却不奖赏，恶人应当惩罚却不惩罚，那么善人就会转变为恶人，恶人也会习惯放纵而更加严重。又如犯罪达到不应叙用的大罪，却有人设法使其重新任用；年老有病而辞职本是常理，却有人留恋职位不肯离去；甚至有人贪污欺诈、害苦百姓，善于隐藏自己而没有立即败露。上级官员不依据监察法规加以审察，也不进行查究，因循成风，官员不知羞耻，治理从哪里兴起？应当严令中书省、御史台，公正执行赏罚，勉励官员守持名节，并从京朝官员做起，这样官府就会自行治理。这三项，就是改革政治的大略。三项果真改革，民力必然得到舒缓，人才必然增多，祥瑞必然汇集，国势必然强盛。然而改革并不难，难的是实行；实行并不难，难的是坚持。只要圣明天子凭借敬畏上天、尊敬祖宗、清净内心的德行，坚持并实行它，又有什么困难呢？第六是考察吏治。”

译设置官府，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然而百姓得不到实际恩惠，难道不是因为任职者廉正的总是少，而贪邪的总是多吗？廉正者本应培养，却反而受到压制吗？贪邪者本应罢免，却反而受到庇护吗？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廉正的人，对上不能取悦上官，甚至还可能触犯上官，于是上官积下怨怒；对下不能讨好奸民，又常常加以约束，于是积累了怨恨。所以他办理一件事，就会受到上级阻挠；推行一项政令，就会遭到下属诽谤。奸人乘机而入，狡猾的吏员出谋划策，煽动党羽捏造诬陷，喧闹着告发他。那些早已积怒的人便可以借机羞辱他，罗织罪名、严刑逼供，使其罪名成立。一个士大夫中的廉正之士，一旦屈膝受诬，面对无赖小民接受审讯，即使万一能够解脱，声望气节也已经扫地了。那些贪邪之人，对上迎合上意以求合拍，对下不顾礼法以求讨好，贪赃受贿狼藉，却没有机会败露。御史台和上级官署假装不知道，安然任期届满，领取任满凭证离去，接着又奔走于权贵之间，谋求取得优等考核，选择授予美官。于是廉正的人越来越少，贪邪的人越来越多。唉，所谓实际的恩惠，究竟还能由谁来施行呢？水源清洁，水流才会清澈；根本治理好了，末端才会治理好。应当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特别发布严厉命令，告诫内外官吏，都应洗心革面、改变想法，奉公办事、为民服务。各地御史台和上级官署，不得再压制正直之人、容纳奸邪之徒，务必精心详察并举荐。治理政绩超过众人的，增加品秩并赐给金帛，如同汉代的旧例；贪婪卑鄙特别严重的，罢黜流放，不许列入士类。御史台如果失于考察举荐，也要论罪。这样，良吏会日益增多，奸吏会日益减少，官府建立威信，政教得到推行，恩惠施及百姓，灾变也会止息。第七是消除百姓的祸患。官府所需的各种物资，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如果依法征取，百姓就不会困苦。如今夏季征丝、秋季征税，是正常赋税；和买、和雇，官府都支付价钱，本来不应使百姓困苦。然而和买、和雇的名目不一，接连重叠出现，催办又十分急迫。因此每当和买到来，就会指定按户征办，贪吏和奸佞之人便得以借机作恶：有人把新钞换成破钞；有人扣除应付的价钱；有人借口所交物品不好而索取贿赂；有人事先以要多买为威吓而收取贿赂；有人收受应当购买之户的贿赂，却把任务转给下等户。又加上追呼百姓、扣留不放，费用超过正常限度，百姓不堪其扰。至于和雇，则把应雇十辆车说成雇一百辆；有车之家被追捕到全境，必须行贿才能免除。因此和买、和雇成为奸民获利的途径，却成了普通百姓的祸害。今后所有和买、和雇，御史台必须秘密查访体察，并允许各人首告；对于像从前那样犯罪的人，要严加追究定罪；监临官有失于防禁的，处罚俸禄、记过，情节严重的降级；御史台不加察究的，与犯者同罪。只有以后停止在大都集中办理，才应将每年例行和买的绸缎、丝绢等物，提前张贴榜文，分别开列颜色、样式、幅宽、尺寸、粗细、轻重，增加价格收购；仍允许以购买盐引作为交易条件，使商旅从四方汇集，十天至一个月便可办完。这样不但能减少运输脚力和押送官兵，也能免除水灾、火灾和盗贼的忧患，实际上可以永远杜绝奸人借公事谋取私利、祸害百姓的弊端。如果担心其中或有耽误，也可以暂且分由内外分别收买。如果大都实行确实便利，明年便通行天下，这也是惠及百姓、消除灾害的紧要事务。”},{ 元英宗至治三年夏天，皇帝因日食、地震和星象异常，下诏让群臣议论消除灾害的办法。太常礼仪院经历曹元用上奏说：“应合天意要靠实际行动，不在于形式文章。修养德行、整饬政务，是应合天意的实际行动。应当节省浮泛的费用，节制财用；选拔称职的守令，体恤贫苦百姓；严格举行禋祀，裁减佛教事务；停止不急需的营造，以舒缓百姓的劳力；慎重施行赏罚，以表明劝善惩恶。至于科举取士的办法，应当革除冒名滥取，严格考核，使真正的人才得到任用。”朝廷上下都认为他说得对。泰定帝泰定元年，皇帝的车驾在上都。此前，皇帝因灾异下诏让百官集合议论。集贤大学士张珪与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院、集贤院两院的官员，极力议论当时政治的得失，到上都上奏说：“国家的安危，在于任用宰相。过去唐玄宗前期任用姚崇、宋璟，国家便得到治理；后来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天下骚动，几乎导致亡国。虽然依靠郭子仪等将领效忠竭力，能够收复旧有疆土，然而从此藩镇势力纵横，国家纲纪也不再振作了。这实在是由于李林甫嫉妒并残害忠良，布置邪党，使奸人惑乱、蒙蔽皇帝，保全自己的禄位而养成祸患，死有余辜。前宰相特们德尔，奸诈狡猾而阴险深沉，阴谋接连不断，专权十年。凡是宗室亲戚中违逆他的人，他都巧加粉饰，制造危言离间，暗中用法律陷害；忠诚正直而遭诛杀、流放的人很多。他起初因贪赃败露，却谄媚依附权奸，实际上勒们以及受宠幸的伊埓、萨巴等人，只是苟且保全了他的性命。不久他被任命为太子太师，恰逢仁宗去世，便乘机利用变故，再次进入中书省。英宗即位初年，他与实勒们等人以恩义相互许诺，内外勾结为奸，诬陷杀害萧、杨等人，以满足个人怨恨。上天讨伐元凶，实勒们的党羽已经被诛杀；特们德尔因冒领上功，便得到信任。” 他的几个儿子，有的在宫中担任宿卫，有的在外占据显要职位，上欺蒙皇帝，下压制百姓，堵塞言路，卖官鬻狱，把威权和恩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发布一项命令，上下便战栗恐惧；稍微不依附自己，灾祸立即降临。权势日益强盛，朝廷内外都寒心。因此群奸一同进用，像逆贼特克实这些人，名义上是义子，实际上是他的心腹；忠良之士销声匿迹，只能坐等被捕。先帝觉察到他的奸恶，毁掉他的碑记，剥夺爵位，抄没他的家产，但最终仍留下祸患，酿成了弑逆之事。他的儿子索诺木亲自参与逆谋，这种祸根是逐渐形成的。即使剖开棺材，戮尸灭族，也仍不足以抵偿罪责。如今竟又把抄没的家产归还给他家，他的几个儿子还在京师，依靠关系再次进入宿卫。世祖时阿哈玛特贪婪残暴而败坏政事，即使死后仍要纠正他的罪行，何况像特们德尔这样奸恶的人呢？臣等议论认为，应当遵守既成法典，仍然抄没特们德尔的家产，把他的子孙远远流放到外郡，以惩治大奸。君主和父亲的仇敌，是不能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的；这样做是为了彰明纲常、区别上下。特克实的党羽结谋弑逆，君主和宰相都遭到杀害，天下人无不痛心疾首，连听说此事都不忍。近来奉到诏书，特克实等人既已伏法，诸王阿勒台、布哈、博啰、伊埓、特穆尔、绰罗布哈、乌鲁思、布哈也已经被流放。”

译逆党中受到胁迫而从犯的人很多，怎么能够全部诛杀？以后议论政事的人，不要再提起这件事。臣等议论认为，按照古代法律，凡是在官任上的人犯弑逆罪，都应当杀无赦。圣朝制定法律，强盗劫杀平民，连同情他们的人，主犯和从犯尚且都要治罪，何况弑逆的党羽天地所不容，应当诛杀阿勒台、布哈等人，以向天下谢罪。《尚书》说：只有君主可以施予福泽，只有君主可以施加威势；臣下不可以擅自施福施威。臣下若擅自施福施威，就会危害自己的家族，也会给国家带来凶祸。生杀、授予和夺取，是天子的权力，不是臣下可以盗用的。辽王托克托，地位冠居宗室，镇守辽东，所承担的任命并不轻。国家不幸发生非常变故，他不能讨伐叛贼，却企图侥幸获得赦免，发泄报仇雪恨之愤，杀害亲王、妃、主等一百多人，分取他们的羊马牲畜和财产，残害骨肉亲属，盗窃君主权柄，听到的人无不咬牙切齿。如今不治他的罪，反而厚加赏赐，放他回去，仍让他守有爵位和封地，臣恐怕国家纲纪会因此不能振作。假如有人效法他，拿什么法律来治罪？况且辽东地域广大，向来号称重镇；如果让托克托长久居留在那里，他既然放纵横行，将会无所顾忌。何况如今死者含冤，感伤天地间的和气。臣等议论认为，按照历朝的法典，听说即使遇到赦令，杀人之罪也在不赦免之列；应当削夺他的爵位和封地，把他安置到别处，以彰明天威刑罚，惩治罪恶，使国家拥有恒常的法典。武备卿济里、前太尉布哈，因历朝给予的待遇优厚，都升至高位，却不思报效，只专门从事奸诈欺骗。他们假称奉诏，命令鹰师强行收取郑国宝的妻子古哈，贪图他家的人员和牲畜财产，自恃权贵，无人敢把他们怎么样。事情被皇帝听闻后，官府刑曹逮捕审讯，查明事实，最终却原谅了他们的罪行。在京城脚下尚且肆意妄为、毫无顾忌，远在外地州郡，又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呢？古人说过，若有一个妇人含冤，三年都不会下雨；由此看来，这并不是小事。臣等商议，应当把济里、布哈交付刑曹审讯。中买珍宝一事，世祖时没有听说过；自成宗以来才出现这种弊端，分割珍珠、细小宝石，售价动辄数万。当时百姓心怀愤怨，御史台和监察官交相进言；而所支付的钞币，大都是天下百姓的民脂民膏，取得极其微小的东西还要接着施以捶打逼迫，使用财物为何如此不吝惜？把治理国家有用的珍宝换成这种不能救济饥寒的东西，而且也不是有司强行要求和买。大抵都是当时价格昂贵、与斡脱商人交易珍宝的人，妄称进献，冒领回赐，把价格抬高到原价的十倍，蚕食蛀空国家财物，暗中分取使用；像沙布迪音之流，前些时候因抬价中买珍宝的事情败露，案卷至今还在。” 陛下即位之初，首先知道了这种弊端，下令禁止，天下人都欣喜庆幸。臣等近来听说中书省竟又奏请发给回赐，历朝尚未偿付的宝价有四十余万锭；与其原价相比，利额已经达到数倍。有些事情拖延多年，远的达到三十余万锭。如今又命令用市舶番货抵偿；计算今天天下所征收的包银差发，每年收入不过十一万锭，这已经是四年征收的数目。现在又因为经费不足而急于征敛，臣等商议，番舶货物应当用来资助国家费用、舒缓民力；宝价请等到国用宽裕时再议。太庙神主，是祖宗神灵安居之所；国家以孝道治理天下，四时大祀，确实是重大典礼。近来仁宗皇帝和皇后的神主，有人盗取其金而偷走，至今没有捕获。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负责捕盗的官兵没有听说受到杖责。臣等商议，平民失盗，负责捕盗的官兵尚且有三限的法规；监临、主守如果遗失官物，也有未能及时察觉的罪责。如今遗失神主，应当治太常的罪，请挑选其中的官员免罪。国家的赋税收入都出自百姓，量入为出，本是有司的职责。近来营建西山寺，损害军队、劳苦百姓，费用以亿万计；刺绣经幡，派驿站运往江浙，逼迫郡县承担各种劳役，男女百姓往往连续多年不得休息，奢侈无度而招致怨恨。近来的诏令虽然已经停止此事，又听说奸人乘机奏请，想要重新兴修，流言四处传播，群情惊骇。臣等商议，应当遵守前诏，使百姓看到朝廷守信；凡创建、营造以及刺绣等非年度常用之物，全部停止。”},{ 人有冤屈压抑，必定应当昭雪；事情有曲有直，尤其应当明辨。平章政事萧拜珠、中丞杨多尔济等人，无辜遭到特们德尔诬陷，家产被抄没后分赐给别人，听到的人都叹息哀悼。近来奉到明诏，把他们原有的产业归还给子孙，供奉祖先的家庙也修葺起来；如果产业勉强完整却没有来得及安置，又把他们家的财产仍然赐给原来受赐的人，只按价值给予补偿，这就同再次遭受断没没有区别。臣等议论认为，应当按照前次诏令，把原有产业归还他们，估量价值来补偿后来受赐的人，这样人们就不会再有冤屈愤懑了。德行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刑罚是用来防止奸邪的；如果刑罚不能确立，奸邪就会滋长，即使有智者也不能禁止。近来额森特穆尔等人遇到朱太医的妻女，竟在省门外故意强行拖拽进来，在馆舍中奸淫。事情报告给有关官署后，却以他们是扈从前往上都为解脱理由，最终没有审讯。京城之下竟敢肆意作恶而无所顾忌，使京城百姓愤怒惊骇，凭什么向四方取法？臣等议论认为，应当遵守世祖的成法，让有关官署审讯这些奸人。臣等又议论，天下囚犯中不免有冤屈积滞的，正值盛夏，应当命令中书省、御史台选派官员审查记录，审结重刑案件；对于应当释放的轻罪囚犯和有疑问的案件，应上报，请求详细审议。边镇的利弊，应当命令行省、行台实地考察，决定兴办和革除。广海镇守戍卒中患病的，应发给粥食和药物；因劳力而死的，每人给钞二十五贯，并责令有关官署和同乡之人把遗骨送回其家。每年进贡地方特产有固定制度。广州东莞县大步海和惠州珠池，从大德元年开始，奸民刘进程连续上言说有利可图，于是把蜑户七百多家分编起来，由官府供给粮食，每三年采珠一次，却只得到小珍珠五两、六两；下水后被虫鱼伤害而死的人很多，于是停止设置珠户，把他们改作平民。后来广州路同知塔塔尔等人又进献所谓获利之策，实勒们便创设提举司监督采珠；廉访司说这样扰害百姓，便又停止此事，交还有关官署。随后内正少卿魏按达拉冒用奏启中书省的文书，派驿使督促采珠，耗费仓廪粮食，使百姓疲惫；这不是旧有制度，请求全部停止，遣返归民。百姓中的善良之人死于非命，按照国家法律应当为他们昭雪。特克实弑逆之变中，学士布哈、指挥布延呼哩、院使特古斯，都因无罪而死，却没有得到褒奖追赠。特们德尔专权时，御史徐元素因进言论事，被锁住颈项，死于东平；以及贾托卜坚、布哈等人，也都没有得到申理。臣等议论认为，应当追赠死者，优厚叙录他们的子孙；并且命令刑部和监察御史实地查勘，其余有冤屈压抑的人，也应查明事实后上报。政令出自多个部门，是古人所戒惧的。如今内外增设官署，官员冗多，俸禄滥发，平民突然升迁并取得入仕资格，出身和铨选的道路日益堵塞，军民都害怕受到这种弊端的侵害。

译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安定百姓更优先的；安定百姓的方法，没有比除去滥费、裁减冗员更紧迫的。世祖设置官署、划分职掌，都有确定的制度。至元三十年以后，改制升格和新设的官署日积月累、越来越多；虽然曾奉诏考察，但近侍各自偏护自己的官署，依靠关系保全禄位，事情姑息迁就，最后中途停止。到英宗时，才果断裁减罢除崇祥院、寿福院等十三个官署，以及徽政院断事官和江淮财赋等六十多个官署。不幸遭逢重大变故，其余的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近来奉诏办理各项事务，都应遵循世祖的成法。如果又照旧例反复考察，调弄空洞文书，拖延年月，必定没有实际成效，那就同诏书的要求不同了。臣等议论认为，应当命令中外军民各类官署查明所设置的官吏；凡是不合世祖制度，以及至元三十年以后改制升格、新设而人员冗多的官署，诏令到达之日，全部裁并、撤除。近侍不得用巧言再次奏请恢复；不应列入常规调选的人，也不得滥入常选。历朝鄂尔多所设置的长秋、承徽、长宁寺以及边镇屯戍等事，另行议定处理。自古圣明君主，只有诚心治理政务，才可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从来没有向僧道祈求福佑，反而使百姓困苦、国家受损的。仅以至元三十年为例，醮祠和佛事的名目只有一百零二项；大德七年又设立功德使司，累积到五百多项；今年增加一项，明年就把它指作成例，已经超过原来的四倍。之上矣。僧徒又复营干近侍，买作佛事，指以筭卦，欺昧奏请増修布施莽斋，自称特奉传奉，所司不敢较问，供给恐后。况佛以清浄为本，不贪不欲，而僧徒贪慕货利，自违其教。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嵗用钞数千万锭，数倍于至元间矣。凡所供物悉为己有，布施等钞复出其外。生民脂膏，纵其所欲，取以自利，畜养妻子。彼既行不修洁，适足防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国不永，致灾愈速，事无应验，断可知矣。臣等议，宜罢功徳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领修举，余悉减罢。近侍之属，并不得巧计擅奏，妄増名目。若有特奉传奉，从中书复奏乃行。古今帝王治国理财之要，莫先于节用。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国用匮而重敛生，如盐课増价之▯，皆足以厉民矣。近些年懒惰苟且的人，胡乱投充宿卫部属以及宦官、女红、太医、阴阳等类别，人数多得无法计算。一个人入籍，就要免除他一家赋役；一年所请求的衣服、马匹、草料和粮食，几十户所征收的收入还不够供给他，耗费国家、损害百姓十分严重。臣等议论认为，各宿卫、宦官、女红等人员，应当按照世祖时支给和请领的数额供给，其余全部甄别裁汰。和托齐牧养马匹、骆驼，每年都有固定的办法，分布到各郡县也有固定数目。然而宿卫和近侍把这件事交给仆役驱使百姓放牧，他们一到当地就夺占百姓住所，让牲畜吃掉、损伤桑树和果树，各种祸害一齐发生。他们的仆役四处横行，没有任何约束，私自卖掉草料和豆料，使马匹、骆驼瘦弱受损。大德年间开始责令州县正官监督，修建暖棚，围成圈栏，设置槽枥来牧养。至治初年又把牲畜分散给民间，祸害仍同过去一样。监察御史和河间路守臣多次上言此事。臣等议论认为，应当按照大德年间圈栏、槽枥的制度，由正官亲自监督查看牲畜的肥瘦，约束宿卫仆役，把这些规定写入法令。战争兴起，被称为凶器；擅自挑起边境争端，并不是国家的福分。蛮夷没有知识，只是稍微违抗王化；得到他们没有益处，失去他们也没有损失。至治三年，参不郎盗贼开始作乱，不过是劫杀使臣，贪图他的财物罢了。直到动用大军，经过一年仍不能平息，伤害了我方士卒，耗费了国家的资财粮饷。臣等议论认为，喜爱生存、厌恶死亡是人的常性；应当命令宣政院督促守将严格防守边境，派遣贤能使者到敌巢招抚晓谕，裁减冗余士兵，明令边境官吏谨慎守卫，不要制造事端，这样远方的人就会归附。天下官田每年收入，是用来供养卫士、供给戍卒的。至元三十一年以后，历朝把这些田地分赐给诸王、公主、驸马以及百官、宦者、寺观等人，于是只好让中书省用海运粮饷折价偿付，白白耗费国家储备。受赐田地的人家各自任用当地人，奸猾的官吏充任庄官、催甲、斗级，巧立名目，多方收取。又驱使邮传人员，征求粮食供给，折辱州县，逼迫它们偿还拖欠的数额。到了交纳租粮的时候，又变卖田产来归还官府，使农民彼此怨恨，困窘逃散。臣等议论认为，只有诸王、公主、驸马和寺观，按照赐给公主僧格喇卜济以及普安三寺的制度，把租赋交入公仓，按月折算价值，用钞支付；并令有关官署同时把款项交给省部，由大都发给。赐给百官和宦者的田地，全部收回官府，明文定为法令。国家的经费都取自百姓，世祖时淮北内地只缴纳丁税。特们德尔任宰相时，专门致力于聚敛，派遣使者查勘两淮、河南的田地，增加并重征科粮。又把两淮、荆襄的沙碛地按已经耕熟的田地征收赋税，美名为兴利，结果农民流离迁徙。臣等议论认为，应当按照旧制度，只征收丁税。查勘后增加并重征的粮税，以及沙碛不能耕作田亩的税，全部免除。世祖的制度是，凡有田地的人都必须服役；百姓典当、出卖田地，随着收入受田的户籍服役。特们德尔任宰相时，收受江南各寺院的贿赂，上奏下令，僧人购买百姓田地的可以不服役，连里正、主首等人也一并免除。直到今天，这种毒害仍流传到普通百姓身上。臣等议论认为，历朝赐给僧寺的田地以及原南宋的旧有产业，按照旧制不征役；僧道典当、购买的民田，以及民间施舍给他们的产业，都应当服役，明文定为法令。僧道出家，摒弃妻子儿女，本来是想超脱世俗之外，所以国家优待他们，不让他们服徭役，并且把他们安置在官寺中；他们应当以清净绝俗为本，诵经祝寿。近些年僧道往往蓄养妻子儿女，与普通人没有区别；像蔡道泰、班讲主这类人，伤害他人、放纵欲望、破坏教法而触犯刑律的，数也数不清。让这样的人奉行祭祀典礼，岂不是亵渎上天、冒犯神灵吗？臣等议论认为，僧道中蓄养妻子儿女的应当治罪，依照旧制罢斥遣返为民。赏赐功劳、劝勉善行，是君主掌握的大权，怎么可以轻易授予他人？世祖在位三十五年，身边的臣子即使十分受宠，也没有听说过没有功劳却得到一次赏赐的。

译近些年赏赐泛滥，大概是因为近侍之人窥伺皇帝的脸色，在皇帝高兴的时候，有的说自己缺少财物、没有住所，有的说要嫁女儿、娶媳妇，有的拿技艺或物品进献；明明没有丝毫功劳或一点善行，却彼此递相奏请，要求赏赐，回奉时竟把国家的金银珠玉以及没收的牲畜、产业全都据为己有。像这样没有功劳却受到赏赐，凭什么激励和劝勉人们？既损害财用，又开启侥幸求宠的门路。臣等议论认为，除非确有功勋、劳绩和明确真实的事迹，不应给予赏赐，请把这规定写入法令。臣等所说的，弑逆之罪尚未讨伐，奸恶之人尚未除去，忠臣的愤恨尚未昭雪，冤屈枉案尚未处理，政令不能取信，赏罚不公平，赋役不均，财用不节，百姓怨恨、神灵震怒，这些都足以感伤天地间的和气。请陛下裁断选择，以回应上天的意旨，消除灾变。皇帝没有听从。张珪又进言说：“臣听说，发生日食就应当修养德行，发生月食就应当整饬刑罚；应合天意要靠实际行动，不在于形式文章；感动百姓要靠实际作为，不在于言语。刑罚和政务失去公平，所以天象以此作出回应。请陛下怜悯察看，准许臣等的议论，全部施行。”皇帝最终还是不能听从。元文宗天历二年，御史中丞史惟良上奏说：“如今天下各郡各县遭受灾害的很多，国家经费又如此繁多，府库空虚，百姓凋敝困苦。现在正是更新政治、整顿百废的时期，应当遵循世祖的成法，裁汰冗余、滥设而蚕食国用的人，停止不急需的土木工程。凡是有不便之处，都应加以整治纠正。这样，天灾就可以消除，祥瑞就可以招来；否则，恐怕因循苟且，弊端会逐渐加深，国家治乱的分界，就会从这里形成了。”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元顺帝至正二年，监察御史王思诚上奏说：“京畿去年秋天不下雨，冬天没有降雪，到了初春第一个月，蝗虫滋生，黄河水泛滥。这大概是因为不下雨，是阳气过盛；水涌泛滥，是阴气过盛。我曾听说，一个妇人含冤三年，就会造成大旱。往年伯颜专擅威权和恩福，仇杀无辜；郯王一案中，雅克特穆尔的宗族党羽被杀的多得数不清，这不只是一个妇人的冤屈罢了。难道不会感伤天地间的和气吗？应当为他们昭雪罪名，命令有关官署向百神祈祷，陈设牲畜和币帛，祭祀河伯，派士卒堵塞黄河决口。遭灾人家中有死者，应供给安葬器具，希望这样可以召来阴阳和气，消除水旱灾变。这就是以实际行动应合天意，而不是徒具形式。” 顺帝在位时，每当遇到上天变化和百姓灾害，忧虑总会显现在脸色上。翰林学士承旨库库乘机上奏说：“上天的心意仁慈爱护，所以君主会因灾变而受到警戒。这就好比慈爱的父亲对待儿子，爱他就教导他、告诫他。儿子能够生出敬意、做到孝顺，那么父亲的怒气一定会消除。君主若能戒慎自身、修养德行，上天的意旨一定会转变。” 苏天爵上奏说：“臣听说，应合天意要靠实际行动，不在于形式文章；感动人心要靠实际作为，不在于言语。这是自古以来国家消除天变、感通人心的最好办法。想我天朝历代圣君临御天下，仁德深厚、恩泽广大，养育万民。即使遇到灾异，仍然想到修德反省，广泛发布恩德之诏，致力于施行实际的恩惠。这就是祖宗敬畏上天、爱护百姓的盛德。近来日月发生亏蚀，星象显示变异；河北、山东遭受旱灾蝗灾，辽阳、江淮的百姓缺少粮食。正值春夏之初、农民播种栽植的时候，灾异却如此严重，今年的收成还有什么希望？上天出现变异，大概不会无缘无故，恐怕是人事有违，损伤了天地和气。在这种时候，国家正应当访求直言，切实指陈时政。何况臣身居卑职，忝列言官，难道能闭口不言吗？恭敬地希望朝廷怜悯百姓，广施实际恩惠，更新各种政务，不要只做表面文章，希望能够消除天灾，感召和气。宗庙社稷、臣民百姓，都感到无比幸运。” 一、赏罚是国家掌握的大权，朝廷的纲纪系于此。因此赏赐不遗漏有功之人，辛劳的臣子就会受到劝勉；刑罚不放过有罪之人，奸邪之徒就会感到畏惧。这两方面只要有一方面失当，纲纪就一定会毁坏。所以古代在朝廷授予人爵位时，让士大夫共同参与；在市场处刑时，让众人共同弃绝罪人。即使君主也不能把它当作私事，何况身边的臣僚，怎么敢擅自施行威权和恩福呢？臣私下听说，近来侥幸求宠的门路逐渐开启，刑罚也逐渐失当。没有功劳的人妄想借机求赏，有罪的人心存侥幸，企求免罪。朝廷内外听到这些事，都私下议论、伤心叹息。臣实在担心刑政会从此逐渐败坏，纲纪会从此日益紊乱。辛劳的臣子还凭什么得到劝勉？奸邪之人也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恭敬地希望从今以后，凡是官员的赏赐和刑狱之事，若有人敢于结交近侍，彼此请托，任意进行欺罔，扰乱政治，就严加禁止并治罪。中书省左右两司和六部等官员，是用来辅佐宰臣、审决处理政务的。如果有人不考虑奉公守法，曲意包庇、苟且顺从，也应允许追查审问。这样或许可以使赏罚都恰当，刑政严肃清明，雍熙的教化就可以安坐而实现了。”}], 节约用度、爱护百姓，是治理国家的常道。如今朝廷用度不足，弊病在于浮泛的开支没有节制。收入有限，支出却没有尽头，于是使内外府库都不充足。天下的财物都出自百姓，既然损害他们的财产，百姓必然遭受祸害。所以爱护百姓，必须谨慎节约用度。国家的财用由户部负责，户部又责成运司和州郡，州责成县，县责成百姓。到了百姓这里，百姓竭尽力量来供给朝廷，而费用仍然不足，那么怨恨叹息之气就会上冲天地，伤害阴阳的和谐，这就是水旱灾害和异常灾变发生的原因。应由朝廷专门任命中书省官员二人，负责督促户部，详细制定减省办法：停止不急迫的工役，禁止没有名目的赏赐，裁减官吏中的冗员，减少僧道中借事生非者。凡是一切用度，都务必使其节约，希望防止国用充足之后，百姓仍遭横征暴敛。要感召和气，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遇到灾害便知道警惧，这是圣贤的明训。从前凡是拥有国家的人，每逢荒年和灾异，必定减少膳食、撤去音乐，谨慎自持，警戒畏惧，忧虑体恤百姓，唯恐做得还不够。天灾正在发生、百姓粮食尚未充足的时候，在位者怎么忍心彼此饮食宴乐而不体恤百姓呢？近年以来，朝廷无事，对待勋臣固然优厚；然而宴饮享乐过于频繁，财用不能不有所耗费。珠玉是国家的贵重宝物，马政是国家的大事。如今宴享必定杀马作菜，以珠玉装饰花朵，实在恐怕习俗形成风气，奢侈日益严重，耗费财物、扰害百姓，有损于国家治理。何况灾异接连发生，更应警惧，以回应上天的意旨。今后内外各司，凡是确实需要举行筵宴的，一切浮泛耗费、奢侈靡费之物，都应裁减、节制并禁止，这也是恐惧自省的一件事。

译古代有训言说：行善就降下祥瑞，行恶就降下灾殃。这是说人行善或作恶，灾祸罪咎各按其类别来应验。后世佛教传入中国，才说人能够修持供奉佛事，便可获得福报。百姓相信这种说法，有的甚至不能醒悟，以至于有些国家倾尽府库，捐舍金帛，供养佛、饭食僧人，唯恐做得不够；但其应验如何，实在已经可以看见了。因此内外臣僚说应当停止此事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可是国家崇信正深，不忍心立即停止。近来徽政院臣以府库不充足、金帛不能供应为由，启奏奉行懿旨，将兴圣宫中按常例举行的佛事一概停止。如今朝廷政教全新，正谋求以孝治国，应当体察东朝的意思，凡大内按常例举行的佛事，也应暂且停止。这样不仅可以节制浮费，使国家财力宽裕，也可以防止迷惑于异端，有助于政教教化。设置官员、划分职掌，本来都是为了百姓。官员冗滥、事务繁多，只会妨害治理。古代爵位俸禄，是用来待遇贤才、兴办各项政务的，不是用来满足人的欲望、供给人的要求的。因此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守门击柝之人，都有确定的员额，没有空占职位，所以官员不敢苟且求得，人人也没有侥幸之心。洪惟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设置官员的制度详细斟酌古今是否适宜，因此政教成就、功业建立。近年以来，官府日益增加，选官法日益败坏，俸禄范围已经扩大，政务功效反而更加败坏。文翰职掌既然相同，为什么还要另列几个职官？主管营造的机构既然只有一个，就不应再设置几个机构。掌管军政的官员已经分别设置，奉行祭祀的官员似乎也过于重复。至于属官和群吏，员额杂乱冗滥，领取俸禄和粮米，内外都很多。如果不早作裁减，日子久了就更难淘汰。科场取士，三年只得到一百人；如今吏属出身的人，每天都不知道会有多少。眼下中书省铨选，已经有多年不得调任的困苦，谁能想到几年以后，吏部铨选又将怎么办？应由都省早日奏闻，依照至元年间的定制，合并并裁减官职。不仅可以省去冗员、澄清选举之道，也可以节制浮费，作为充裕财力的办法。任命郡县官员，只希望他们谋求治理；实行班给田禄的制度，是为了供养廉吏。如今国家设置官员，固然有高低等级之分，但颁给俸禄应当不分厚薄。然而朝廷卿士的俸禄已经相同，郡县公田的多少却不一致，也有新设的员缺，每月只能领取俸钱。因此廉吏奉公守法，妻子却受冻挨饿；贪官接受贿赂，甚至使本宗亲族蒙受羞辱。各地虽曾申明此事，主管者却只说设置已久，廉吏叹息，也无可奈何。应由户部发文调查核实，各地缺少的公田，都在系官田中平均拨给。这样不仅使俸禄恩惠及官吏一家，也希望能够促使廉能之吏治理好郡县百姓。钱币制度在古代是用来便利百姓的。钞法施行年久，不能没有弊病。米粟、布帛是养活百姓的根本，钱币、钞法只是权宜适应一时的办法，所以制度实行久了必然要更改，这是理所当然的。过去世祖皇帝开始建立钞法，发行中统交钞；后来又发行至元宝钞。钞法实行已久，真钞伪钞不能不有人因此获罪；虽然说处罚不轻，但从中获利自然很重。考察自从制造钞票以来，发行额已经超过原额数倍，以致钞价日益虚弱，物价日益昂贵，百姓受到倒钞、检钞的骚扰，官吏遭受监钞、烧钞的祸害。要挽救这些弊病，理应改革。洪惟武宗皇帝即位之初，曾命尚书省重新发行铜钱，本来是想恢复古制以便利百姓，没有听说对国家财政有什么妨害。只是因为至大年间以后，纠正偏差做得过了头，于是连铜钱也一并废除，终于不再使用。实行封赠，是为了劝勉忠诚；增加俸禄，是为了供养廉吏；禁止追逐名声、触犯义理，是为了厚植风俗教化的根本；减少吏员任职年限，是为了奖励奉公守法的官吏。这些都是尚书省所施行的，没有听说有人认为不对，为什么唯独铜钱就不可以呢？何况远至唐、汉，近至宋、金，明君贤臣使百姓富足的制度，都以此为根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何况如今国家疆域万里，钱币制度祖宗已经实行过，应由都省明白奏闻，命户部官员考察历代鼓铸钱币的方法、用钱的制度以及远近是否便利，果断施行。这样不仅是权宜地挽救钞法一时的弊病，实在也是成就百姓生计、使其获得无穷利益的办法。治理太平已经很久，百姓得以安居；户籍已经确定，田地没有多余的亩数。山东益都一带，自古号称土地广阔荒远，《尚书》所说的“莱夷作牧”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国家平定已经大约一百年，户数和土地都有确定的户籍。近来奸人妄自上呈献地，把百姓的田宅坟墓全都指称为荒闲之地。朝廷虽曾派官员复查核实，他们却往往附和原说，不再考察。既然设置了官吏，便成为防备、征敛税粮的机构；又幸而以水旱为借口，不能收足原定数额。百姓既无处申诉，官员也无可奈何。检验一年所收的税粮，仅仅够这些人支取俸给，既不能增加财富、充裕国用，白白足以害众扰民。何况如今山东百姓正在遭受饥荒，盗贼又很多，实在恐怕因此另生祸患。恭敬地看到天历元年诏书的节文说：“国家租税自有常例，今后任何人不得妄自献纳田土，违者治罪。”拟请恭敬依照明诏，把山东田赋总管府等衙门革除；百姓应缴纳的租赋，一律依照旧制。这样或许能使这一方百姓都获得安生的乐趣，仰承文宗皇帝发政施仁的盛大德行。减轻赋税，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常道；广泛聚敛，是残害百姓的弊法。河南方圆数千里，所缴纳的税粮本来已有定额。先前刘伊木罕妄自献纳土地，已经被长期流放到海南，这也已经明确说明那里并没有闲田。自延祐以来，奸人窃居相位，想以兴办功利来巩固权势宠幸，动辄以经理为名，只想扰害百姓，名义上说是核实田地税粮，实际上是强行征敛。朝廷深知其弊病，多次下诏免除，只是有关部门没有奉行，至今仍命百姓包纳。堂堂天朝，富有四海，各项税收都有定制，却因兴利之徒而给百姓留下这种祸害。拟请恭敬依照历朝诏令，将经理名下虚假的额数一并革除拨正。这样不仅彰显朝廷薄敛爱民的深厚恩泽，也能建立百姓根本稳固、国家长久安宁的远大谋略。

译国家的治理，应当一视同仁。高丽作为一个国家，偏居海边，圣朝刚刚兴起时，首先向朝廷表示臣服。世祖皇帝嘉奖它的勤劳，赐婚公主，这本来是为了怀柔小国，恩典极其优厚。近年以来，朝廷屡次派使者到高丽，挑选女子，要求娶妾纳媵，索取各种物品，骚扰不堪，以至于高丽百姓生下女儿有的也不愿抚养，年长女子不敢出嫁，愤怒怨恨、感伤悲痛，却无处申诉。如今辽东年成歉收，百姓正告饥荒，和气受到损伤，或许也由此而来。今后除内廷确实必须索取的事项外，其余官员若敢不经过中书省，擅自奏请索取高丽女子，或借出使该国之机娶妻纳妾，拟请予以禁止惩治。这样或许可以彰显国家一视同仁的治理，慰藉小国向化归附的心意。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营缮 鲁庄公把桓宫的栋梁漆成丹红，又在椽子上雕刻花纹。匠师庆对庄公说：“我听说圣王作为先君，首先考虑的是给后人留下法度，使他们不至于陷入邪恶；又为后世彰明先人的美好声誉，使后人长久以此为鉴，所以能够稳固持久而不衰。如今先君生活俭朴，而您却使它奢侈，先君的美德就被废弃了。”庄公说：“我们想把它修饰得美观些。”匠师庆回答说：“这对您没有益处，反而会废弃先前的美德，所以我说，差不多可以停止了。” 楚灵王修筑章华台，和伍举一起登上去，说：“台很美吧？”伍举回答说：“我听说国君以衣服器物的华美为美，以使百姓安定为乐，以听取德行之言为聪明，以使远方来归为明智；没有听说把土木建筑得高大、雕刻得精美作为美，也没有听说把金、石、匏、竹制成的乐器繁多喧闹作为快乐；没有听说把观看高大建筑、注目奢侈之物、沉溺美色作为明智，而把辨察清浊作为聪明。先君庄王修筑匏居台，高不过能望见国都的云气，大不过能容纳宴饮的器具；树木不妨碍守卫，所需用品不烦劳官府，百姓不耽误农时，官员不改变朝会安排。常问谁来宴饮，就是宋公、郑伯；问谁主持礼仪，就是华元、驷騑；问谁来协助事务，就是陈侯、蔡侯、许男、顿子及其大夫侍从。先君因此能够消除祸乱、战胜敌人，又不被诸侯憎恶。如今您修筑这座台，国人和百姓疲惫了，财用耗尽了，年成谷物败坏了，百官烦劳了，全国百姓停下劳作好几年才建成。希望诸侯来和您一起首次登台，诸侯都拒绝了，没有一个到来。后来您又派太宰启疆向鲁侯请求，以蜀地战事恐吓他，才勉强把他请来；又让富都那竖协助，让长鬛之士主持礼仪。我不知道它美在哪里。所谓美，是上下、内外、大小、远近都没有受到损害，所以才叫美。如果只是从眼睛看到的外观来说很美，节缩财用却使国家匮乏，那就是聚集百姓的利益来营造自己的台，使百姓贫困，怎么能称美呢？国君是要和百姓共同生活的，百姓已经贫瘠了，国君怎么能独自肥足？况且私欲广大奢侈，德义就会减少；德义不能实行，近处的人就会骚动离散，远处的人就会拒绝违背。天子的尊贵，在于任用公侯作官长，任用伯、子、男主持军旅；他所以有美名，在于把美好的德行施行于远近，使大小各方都安定。若是搜刮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使百姓憔悴不堪而忘掉安乐，并且产生离心，这种恶行太严重了，还怎么有必要自我观赏呢？所以先王建造台榭，台只是用来讲习军事实务，台不过用来观望云气祥兆。台榭的规模以大军驻地为度，台的高度以临观为度。这样既不夺占耕地，又不会耗尽财用；事务不烦扰官府，施工日期也不废弃农时。在贫瘠的土地上建造，在守城所用的木材中取材，官府僚属闲暇时前来临视，利用四时农事的空隙完成。因此《周诗》说：‘开始规划灵台，规划经营它，百姓来施工，不久就建成。开始规划不要急迫，百姓像子女归父母一样前来。’周王在灵囿中，母鹿安然伏卧。建造台榭，本来是要教导百姓从中获得利益，却不知道这样反而会使国家财用匮乏。若您认为这座台美而坚持修建，楚国就真的危险了。” 晋平公派叔向到吴国聘问，吴国人擦拭船只来迎接他，左边五百人，右边五百人。其中有穿绣衣披豹裘的，有穿锦衣披狐裘的。叔向回来后把情况告诉平公。平公说：“吴国大概快要灭亡了吧？为什么要这样郑重对待船？为什么要这样郑重对待百姓？”叔向回答说：“您建造驰底台，上面可以调动一千名士兵，下面可以陈列钟鼓。诸侯听说您这样做，也会说：‘为什么要这样郑重对待台？为什么要这样郑重对待百姓？’各自所尊重的东西不同。”于是平公便停止修建台。平公在春天修筑台，叔向说：“不可以。古代圣王尊崇德行而致力于施惠，放宽刑罚、避开刑杀而顺应百姓的农时。如今春天修筑台，是夺去百姓的农时。德行不施行，百姓就不会归附；刑罚不宽缓，百姓就会忧愁。役使不归附的百姓，又役使忧愁怨恨的百姓，并且夺去他们的农时，这是使他们更加困竭。治理百姓，应当养育他们却反复使他们困竭，难道这是用来安定天命、保全国家，并让后世称为人君的做法吗？”平公说：“说得好。”于是停止修台的劳役。卫灵公在天气寒冷时开凿池塘，宛春劝谏说：“天寒时兴起劳役，恐怕会伤害百姓。”灵公说：“天气很冷吗？”宛春说：“您穿着狐裘，坐在熊皮席上，墙角又有炉灶，所以不觉得冷。如今百姓的衣服破了不能缝补，鞋子裂了不能修补；您当然不冷，百姓确实很冷。”灵公说：“好。”便下令停止劳役。齐宣王建造大宫室，屋顶覆盖一百亩，堂上有三百个房间。凭齐国这样大的国力，花了三年准备材料，却还没有建成。群臣没有人敢劝谏。香居问宣王说：“楚王抛弃先王的礼乐而制作淫靡的音乐，请问楚国是有君主吗？”宣王说：“没有君主。”香居又问：“请问楚国是有臣子吗？”宣王说：“没有臣子。”香居说：“如今大王建造大宫室，三年不能建成，群臣却没有人劝谏，请问大王是有臣子吗？”宣王说：“没有臣子。”香居说：“臣请求退避了。”于是快步走出去。宣王说：“香先生请留步，为什么这么晚才劝谏寡人？”随即召来尚书说：“把这件事记下来：寡人不贤，喜好建造大宫室，香先生劝止了寡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户〕 汉武帝派太中大夫吾丘寿王和两名待诏中善于使用筹算的人，丈量登记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的土地，统计其封域、顷亩及价格，想把这些土地免除原有用途，建为上林苑，并将其连接到南山。又下诏让中尉、左右内史把所属县的荒田登记出来，想用来补偿鄠、杜两地的百姓。吾丘寿王奏报此事，武帝非常高兴，称赞说好。当时东方朔在旁边进谏说：“臣听说谦逊安静而诚实，是上天显现祥瑞的回应，上天以福来回应；骄傲放纵、奢侈华丽，是上天显现灾异的回应，上天以异常来回应。如今陛下不断增建苑囿，唯恐不够高；射猎的地方，唯恐不够广大。假如上天不降灾变，那么三辅的土地全都可以用来建苑，何必一定要盩厔、鄠、杜呢？奢侈超过制度，上天就会因此降下灾变。上林苑即使很小，臣尚且认为它太大了。南山是天下的险要之地，南面有江、淮，北面有河、渭；它的土地东起汧、陇，西到商、雒，土壤肥沃。汉朝兴起后，离开三河地区，只保有灞、浐以西、泾、渭以南，这就是天下所说的陆海之地，也是秦国凭借它俘获西戎、兼并崤山以东地区的地方。这里出产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及各种奇异物产，无法尽数列举；这是各种工匠赖以取材的地方，也是万民赖以获得生活供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