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三

译既流放本人，又禁锢他的家属，废黜或安置他的子弟；这种做法就像踩了田地还要夺走耕牛，难道还不算太过分吗？于是，排斥元祐旧人的人中，进士可以取得上等名次，小臣可以得到要职，凡是能够借此发泄怨恨、借机结交的人，就反复煽动引导，于是急躁争逐的士人争相献身投靠。不是极善于攘夺君主权力的人，不能做到这样。瑶华被废之事，哲宗皇帝本来曾向宰相询问过；宫禁秘密森严，事情不能传到外面，而一句话就足以使国家丧失，留着这样的宰相又有什么用？后来设置钩稽摘发的制度来防止百姓发言，招引群小来巩固根基；担心权力分散就会空虚，右揆却没有可推荐和防备的人；想要胶固自己的权力，就培植深奥的援助而不顾公共议论，党羽已经繁盛了。田蚡任用官吏时，尚且还没有完全达到门庭若市的地步；钦宗的子婿尚且还能扰乱法律、作威作福，蒙蔽路人的耳目；只赖祖宗法度根基牢固、禁令严密、谋虑周详、顾及长远，太平时代的人才不敢改换姓名来报仇，不敢豢养刺客以供使用。匕首虽然锋利，也不能发出；盗贼的呼喊也不敢激发百姓首先起事。臣担心如果长久借用权力而不归还，专擅不止，坚冰渐成、养虎遗患，将在后日发生，那就只是辨识得不够早罢了。从前吴楚七国反叛，以诛杀晁错为名；侯景攻陷台城，以诛杀朱异为名；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以诛杀杨国忠为名。如今天下百姓嗷嗷待哺，也一定会有人指向宰相，把他作为起事的名义。臣希望陛下收回权力纲纪，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赏罚的权力、名器的重大事项，都应当像雷霆发动、深渊沉默一样由陛下出自神明而入于神明，端正持有太阿之剑，不把权柄授予他人。这样岂只是天下的幸运，也同样是宰相的大幸。什么叫责任不能落实到宰相？古代天上三辰运行失序，水旱失时，灾异发生、变乱出现，疫病接连发生，盗贼偷偷起事，蛮夷不来朝服，大都把责任归咎于丞相。丞相也会以自己不称职为由，交还印绶，请求退休，以便给贤者让路。天子勉强挽留他说：‘你上书归还侯印，请求退身辞职，这是彰显我的不德。’于是让他专心精神、靠近医药，强行起身处理政事，同朕共同治理。丞相如果仍然坚决请求，天子就赐给他养牛和上尊酒；不得已答应以后，丞相便闭门反省过失，摘下帽子等待治罪。严重时，天子说：‘朕还不忍心罢退你，你应当慎重处理此事。’于是丞相自杀。淮南王、衡山王以武力相称，而公孙弘认为自己没有功劳却占据职位，导致诸侯产生叛逆谋划；平原、东郡百姓多有饿死，而魏相也认为自己供职不修，致使灾害不能停止。永徽年间，从三月一直不下雨到九月，张行成便告老退休了。荧惑星停留在心宿而被罢免，方进因日食而被罢免；王商询问牛喘，内史却认为奇怪；丙吉关闭坊门，而陷入泥泞的人以此羞辱再思。如今的丞相大概不知道这些先例，朝廷也不把这些责任交给宰相。很少有人说应当努力培养、崇尚尊贵之人，这怎么能同尸祝、社稷祭祀相比呢？考核政务程序，询问盐米之事，怎么能同那些亲自防守的人相比，却让像自己这样的人奔走趋附呢？八座共同议事，宰相却从旁窥伺，好像雕鸟挟持兔子一样，于是一切都阿谀依附，气焰相差十倍，因亲疏而冷热不同；他们含糊两可，只求苟且容身，伴食而坐，只希望不被责问。那些调和事情、忍受污辱的人，也到处都是。当初霍光认为蔡义可以控制，所以召来与自己同列；李林甫认为陈希烈可以控制，所以援引他参与知政。这样一来，朝廷还能依靠什么呢？近来河北发生水灾，土地被水啮食千里，房屋被冲毁，牛马被淹没，老弱百姓辗转迁徙；箱笼、锅釜、破席敝衣散落，哭号声充满道路。州县害怕灾民聚集而无力供给，就一再劝遣、分批驱散。那些占据富人田地的人，还没有来得及耕种开垦，死者已经十有八九。所谓赈济之法，只不过施行了一纸空文。自雍州以西，米价每斗一千钱；京东、京西物价也飞涨。两蜀、巴汉的百姓采摘橡实、研碎树皮来填饱肚子，房屋没有一根完整椽木，烟囱里没有炊烟，野兽出没于市场，鬼哭于庭院，死者像蚂蚁一样成堆，溃败仆倒，几乎无法统计记录。朝廷竟然不因此责问宰相，宰相也不因此谢罪离职。臣希望陛下把镇抚、调和治理天下的责任专门交给宰相，严格责成宰相承担；这样上天的职事和人的功绩，或许可以共同达到光明兴盛和有序治理。百官卿士也差不多会率领所属尽职。这是国家的大体，不是愚臣所能详尽陈述的。什么叫朋党风气炽盛？尧的朝廷有舜、禹、稷、契、皋陶；太戊时期有伊陟、巫咸；文王朝廷有闳夭、太颠、散宜生；武王朝廷有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宣王朝廷则有仲山甫、申伯、方叔、召虎等人，却没有听说有人感叹他们结党营私，为什么呢？臣曾认为，朋党的根源开始于东汉，盛行于唐代，在本朝尤其严重，是祸患最大、最深的一种弊病。如今他们的标榜哪里仅仅是三君、八俊？他们的熏染气焰哪里仅仅是八关、十六子？他们祸乱的兴起哪里仅仅是李固、杜乔？他们怨恨的结集哪里仅仅是牛僧孺、李德裕？退居家中、表面偃息而暗中经营排挤报复的人，接连不断。背弃公义而死守权势，佩剑相互讥笑，漆黑的胶也不能比其严密，鬼神也不能窥见其中奥秘。前面张弓，后面设陷阱；其甘甜如荠菜，其猛烈如蝮蛇。谈笑之间藏着刀刃，借一杯酒杀人的人，接连不断。自古以来，士人结成朋党，最终死于朋党；风俗因朋党而浅薄，政务因朋党而废弛。由朋党导致扰乱法令，并不是一天形成的。一个党派被罢黜，另一个党派兴起，根株蔓延，无法铲除。天子高高居于其中，只不过成了他们相互作证的工具。排斥了这一派的人，就反过来排斥他们的言论；言论被反对，法令就会改变，形势使然，不得不如此。况且进用君子、斥退小人，是太平的根本，也是天下良法，可以实行的就沿用，不能实行的就改革。前些日子的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一概被指为元祐党，诋毁他们唯恐不尽力；前些日子的法令，无论可行还是不可行，也一概被指为元祐法，改动它唯恐不彻底；把人逐出到恶劣之地，削夺职务和品阶的有五十多人，因依附推荐而跟着升迁或罢免的，又不知道有多少人。当初，几个嫉妒的人制定十九章来激怒哲宗皇帝，皇帝附和他们，文书言辞如织；即使有人因罪被流放岭南，直到今天天下人还不知道其中缘由。假如说他们有奸谋，那么从前汉桓帝即位，也不过杀了李固；唐宪宗即位，也不过诛杀八司马，并没有这样严重。然而他们仍然明白告知天下，使所有人都知道。恶行不能掩盖，罪过不能赦免；嫉恨他们的人同天下一起嫉恨，抛弃他们的人也同天下一起抛弃。

译为什么执政者实际上是以攻击朋党为名，反而欺骗君主，又欺骗百姓呢？元祐时期设置诉理，是希望他们毫不吝惜地改过，使他们自我更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用意。日月发生日食而重新恢复光明，人们仍然仰望它；恶人斋戒沐浴，尚且还可以祭祀上帝；而君主包容污垢，是盛大的事业，是超过古人运用权变的做法。前些日子设置诉理所，执政者却挑选刻薄的官吏主管其事，翻检案牍，吹毛求疵，概括地指斥摘发。凡是获得昭雪的，往往又被报告罢止；而被牵连误判的人反而更加增多。这难道是圣人记功忘过的意义吗？治理之道厌恶过分严酷；看见深渊中的鱼都认为不祥；苛刻核查到了极点，不肖之心就会产生；痛恨不仁，作乱之心就会迅速滋长。何况他们已经洗濯改过了，却又重新治罪，这是为什么？这样只会开启告讦之门，扩大怨仇之府，想凭此召来和气、消弭天灾，能做到吗？这就是朋党的弊病。况且从古至今，人不能胜过天，也有人能够胜天；天命既定，也能胜过人。这正是忠与邪的分别、曲与直的裁判要等待陛下来决定的原因。陛下即位之初，从外地召回元老，向他们咨询大政，海角天涯的百姓都说正直之道重新兴起、正人位居上位；但仍然担心张权舆作《坦腹谣》，刘崇鲁发出掠麻之哭，结果君主产生疑心却没有加以明察。从前小白向管仲询问妨害称霸的事情，管仲说：“任用贤人却不能信任，既然信任又让小人参与其中，这就是妨害称霸。”唐钦宗认为宋申锡孤高正直，提拔任用他；王守澄却诬陷他谋反，最终没有免于死亡。这又在于陛下对待臣下不能疑心，并且要加以极其周密的考察。什么叫防禁和谏诤的职任被轻视？古代御史大夫位次仅次于丞相，司谏位居九卿之下；这些官职都由天子亲自任命，不是按时推荐、按时任用，也不受资格限制。因此，称其官署为御史府，有时称肃政台；称其官职为中执法，有时称大司宪；强调其职责，就说它像风霜一样严峻；端正其根本，就说它掌管纲纪；分担左右谏诤，辅佐君主，纠正错误思想，纠察百官不依法行事，像獬豸触犯邪恶一样，像草木指斥奸佞一样。允许他们批驳诏令，诏书允许他们封还，允许他们牵衣挽留君主，允许他们折断栏槛而不治罪。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掌管听闻的机构要使听闻灵敏，掌管明察的机构要使明察清楚，使下面的情实上达，使上面的过失及时被听闻；君主的耳目不被堵塞，也就不会掩饰错误。已经发生的过失，借助他们疾恶如仇的权力来纠正，而实际上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辅佐。假如君主自以为圣明而不接受劝谏，宰相又倚仗掌握升降官员的权力来拒绝公共议论，那么防禁和谏诤之官就会闭口不言，饮恨而等待时机，以去留来表明心志；这几乎就像经过屠宰场才大口咀嚼肉食，或像立在仪仗中的马匹不敢嘶鸣一样。这样还可以希望他们用片言只语来帮助朝廷、尊崇进用君子、阻止排斥小人吗？然而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他们就会占据要津来保全自己，一切都采取观望态度；借御史台作为清要职位的通道，尸位素餐地充数。否则就怀抱怨恨、隐藏奸恶，凭借风闻来报复私仇；替他们开辟道路的人，又安然接受这种说法而不加怀疑，于是是非就寄托在普通人的口舌之中了。这正是那些身穿绣衣、手持斧钺的官员之所以不能满足其私心，而天下至公的权柄反而困在倒持之中的原因。也没有听说朝廷因为他们正直敢言而培养士气，反而俯仰承受宠辱，给予他们温和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使他们能够吐露骨鲠之言；开启白兽门来帮助他们增强力量，赐给黄金来比拟其精锐；于是区区言官却像车中的女子、三日的新妇，只能把黑色囊袋卷在怀中，伏在蒲席上请求赐剑，这个沉寂的时代再也听不到这样的人了。乱事开始产生时，防禁和谏诤只剩下虚名；乱事再次产生时，防禁和谏诤便成了摆设。邹浩因进言册立皇后的事情获罪，中外士人安于旧常，学着驯养的马驹，安然接受豢养，浑浑噩噩日久；一旦听到他的风采，有的人反而讥笑，有的人反而惊骇。在朝廷上居于右列的人，有的甚至指斥并憎恨他。唉！古人认为很容易施行的事情，今人却极难理解；这是衰世的弊病，而在盛明之时显现出来，实在令人悲伤。世上没有采诗之官来收集百姓的言论，反而禁止百姓发言；道路上没有设置朝廷端木来收集士人的书奏，反而又禁止他们陈述。”}], 贤良科废止后，士人便吞声不敢直言；匦函制度虽名义上存在，却成了士人主管的冷清机构。天子所能依赖的，只有防止进谏的官员罢了。臣私下认为，哲宗皇帝自恃聪明强干，防堵通达之路，不待臣下规劝便自以为明白，是因为大臣专横恣肆，堵塞言路；对外又加严刑峻法，拒绝并威胁前来进言的人。士人想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苟且呼吸以终其天年，也不肯自己投身深渊。然而，鼎镬白刃仿佛陈列在通衢大道，交给士师审理；考察其所进的谏论，若万万不合，便坐以诬罔之罪。士人即使在这一天死去，也如同在生年一样，何必畏惧而不去做呢？近来陛下擢用丰稷、孙谔、龚夬、陈瓘，把他们排列在殿陛之下，防谏之事出自圣意，完全符合群情。臣愿陛下每逢闲暇之时，广泛采纳清议，分别设置名流之选，亲自考察识别，不要把这件事交给大臣，使他们施行私恩而违背公正。这样，进谏的士人自认为是天子的门生，便会在万钧之下尽心竭节；《羔裘》的正直、《晨风》的飞集，足以超越古昔。此事关系重大，伏愿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话愚昧而不取，努力实行它，这也是社稷的福祉、达到治理的根本。什么叫士人？难道不先加以培养就任用吗？古代开设石渠阁、东观来讨论经学，在天禄阁校勘书籍，在宣室、承明殿询问访问，这些都是天子亲自培养人才。平时没有事情时，平素培养他们；一旦把他们置于高位，就让他们施展才能、担任职事，使他们在左边适宜，在右边也有作为。任用他们为宰相，朝廷便不会有虚设的职位；任用他们为将领，边境之外便不会有败绩。让他们畅所欲言，便是真正的御史；让他们担任各种职事，便是有名望、有才干的卿和大夫；置于近侍之列，便是正直之人；列于郡国之中，便是奉公守法的良吏。他们尚未被任用时，人们有时称他们为“这是国家的珍宝，这是南方的金玉，这是清庙的礼器，这是明堂的栋梁，这是日行千里的骏马”。君主使他们的同类如鹓鹭般振翅，使所选人才高贵得如同瀛洲仙境。像及时雨滋润保护万物，像《菁莪》歌咏快乐地培育人才，于是岩穴中幽居隐遁的人显露玉一般的光彩；下级官吏中的英俊之才也像锥子脱出囊袋，显露锋芒，号称得到人才极盛。三馆的士人，天子往往微服临幸其处；处士布衣可以作诗进见，天子用辂车载他们，以金莲花灯引导他们，使他们参与钧天帝所的宴乐，以激励英才的意气。因此，合抱的小树梓材也有凌云之志，初露一斑的小虎也有吞食牛的气量。有时把他们引入便殿，询问外面的事情；宰相不知道、谏官不敢说的事，借给他们筹策和笏板，使他们尽情参与闲燕之谈，于是内相便能洞察帝心，每天听到从未听闻的事情。若不是平素有培养，难道试用时也会平素有准备吗？

译如今郡国的学校，成了豢养家中老园丁的地方；太学作为教化的根本，却以宗室防谭为主。有人说，过去的十科正好助长了浮躁竞逐，近来的宏词科又与权要相互关通。那些被选中的人，都是近臣的子弟；四方寒士即使才力很高，又能把有司的不公不明怎么样呢？从丞辖以下，府寺的重要官职，台阁的显要职位，以及一方牧守、一司监司，迁调、除授、补缺、叙用，都出自权门，天子只不过点头而已。况且管仲、晏婴的智慧，不可以和伊尹、吕望相比；伊尹、吕望的功业，也不能和风后、力牧相比。骐骥能日行千里，劣马即使走十天也赶不上；洪钟百次敲击，胜过沙石的一次撞击。人的才器相差悬殊，并不是从今天才有的。然而仓促谈论军事，赵括不能担任将领；仓促任用门客，武阳不能负责报晓。必定会让鸡去叫、狗去织布、婢女去耕田、奴仆去做本不应由他们做的事。他们之所以被培养，正是为了寻求日后任用他们的办法。臣曾说过：精粹美善的王道，润饰治理政事；卿云般的文采、黼黻般的礼文，用来昭示回旋天际、横贯云汉的文采。盛世难道会说缺乏人才吗？可是代替王者发言、执掌帝制诏令的人，辞气卑弱，反而损害国体；鄙俗则失之俚俗，轻率则失之诬妄。糟蹋我们的制度，防绝我们的法度。所谓大雅温厚的训诫、简明严整平易正直的文章，有的竟近于嘲笑辱骂，几乎不等人扬臂便要揪住他。这是有识之士所感到奇怪的事，而把这种文章流传到遥远边地，正好给夷狄提供笑柄。至于治理黄河的人，因为河水决口而被夺官；奉命出使的人，因为辱没使命而被削职。廉吏只有十分之一，贪吏却有十分之九。民社所托付的事务、仓库钱粮所寄托的职任，被污秽怠慢，因吏议而罢去的人，几乎没有一天间断。虫没有比龙更难制伏的了，刘累却能把它豢养起来；兽没有比虎更凶猛的了，梁鸯却能把它驯服。士人难道不能培养吗？也不能任用吗？楚国尚且有许多贤臣，卫国尚且有许多君子。皇宋建立国家一百多年，文物之盛，可与三代相继，并非楚、卫那样的小国可比。然而一旦有一个职位空缺，遇到缓急需要择人时，天子却把名器假借给近臣，近臣又把恩意收归私家，于是大大引起寒士久困不遇的叹息，实在没有道理。臣愿陛下用岁月来培养士人，每天和二三位元老讲论人物，逐渐磨炼劝勉；记取他们的姓名，写在屏风上，覆于金器之中，举荐而任用他们，把这作为治理天下的首要事务，顺从百姓的愿望，使天下人的耳目焕然一新，岂不是伟大的事情吗？至于朔方节度使，只得到他的姓，却没有得到他的名；歇后郑五，有他的名声，却没有实际才能。任用韦巨源，朝廷便解体；任用牛仙客，士大夫便借此养成邀恩之风。房琯有浮夸虚妄的名声，崔湜没有经国济世的谋略，这又是君主不可不戒慎的。什么叫军队没有平素筹划便出动？臣不敢远举例子。上溯三代，近取五代，其间强臣擅自分封、割据一方，山河荒乱、边远地区扰乱中原，像魏晋时期那样的情况，臣就不再借来作比喻了。臣曾说过：汉、唐的土地比本朝广大，但法制却不如本朝。法制不如本朝，即使土地多又有什么用？汉朝兴起时分封宗室，大大开拓九国；燕、代拥有雁门以东，齐、赵拥有常山以南，梁、楚吞并龟蒙一带而占有它，荆、吴独享江湖盐铁之利，淮南占有山泽之富。诸侯的国土连接三面边地，控制胡越；天子仅有三河、江陵、巴蜀、云中、陇西共十五郡，公主的汤沐邑和列侯的封邑还在其中。唐朝设置藩镇作为附属屏障，但大历、贞元以后，藩镇更加背负朝廷、横行不法。田弘正盗据魏博，王氏盗据成德，朱氏盗据成德，李氏盗据幽蓟，刘氏盗据淄青，吴少诚占据宣武，另有淮蔡。有人传了一代，有人传了两代，有人传了三四代；有的还是一个姓氏，有的换了两个姓氏，有的换了三四个姓氏。四方郊外到处都是堡垒，唐天子的号令能够通达的地方，不过是河湟一带的几个都而已。这样一来，四海那么辽远的地方，赋税收入只有十分之一二。远远地看，祖宗深刻鉴察汉、唐的过失，建立法制来为子孙留下长久的谋略。内无分封、藩镇的祸患，外无夷狄侵扰的忧患，安坐而守住这万世帝王的基业。凭借中原的实力和战马兵甲的优势，本来可以安坐而击败四夷；但祖宗不肯轻率举兵、随便发动战争，是因为谋虑深远。澶渊之战，难道是得已而为吗？如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能停止。青唐顺义，刚刚投降又再次被围。得到那里的土地却不足以守御，降服那里的王又没有什么用处，劳民伤财，正是由此造成的。永远想到神考的志愿，他认为羌夷骄横狡黠，已经很久了，侵害残暴我们的百姓，杀戮我们的边疆。天威反复震动，想等待时机再行动，做到不留遗患。圣明的谋略、神妙的计算，臣愚昧不能知道。然而臣私下观察到，粮食堆积如山，说明从百姓那里征取有制度；让百姓长期务农，说明教导百姓有方法。志向早已确定，谋划也早已成熟，粮食已经积聚，士兵已经训练，一旦举兵而用，难道会没有成功吗？如今庙堂之上，仓促之间筑成一座城、俘获一个敌人，便以看见皇帝喜悦的脸色为荣，赏赐四处发放，还想使疆土拓展到玉门，排列设置张掖、酒泉、武威等郡，像汉武帝时那样。这样做，臣不知道朝廷拿什么作为赏赐。近来本来曾妄自发兵救援，军队进入死地，劳师费财，使关辅地区空虚困顿，这些都是平素没有谋虑的结果。况且如今叩关请降，未必不是包藏狼子野心；筑城接受投降，也未必能够防住匈奴的右臂。又有契丹与其辅车相依，纵观胜负强弱的形势，可能从容等待、乘我之隙，这尤其令人寒心。如今想进兵，也还不可以；想解甲休兵，也还办不到。臣愿陛下选择贤良将领，坚守壁垒，稍稍休息士卒，加紧训练，积聚粮食于边境，等待时机而行动，以继承神考的志愿。所谓万全之师，岂不是善策吗？什么叫土木工程兴起？臣曾论说，大禹的宫室俭卑，不如尧的茅屋不加修剪；汉武帝开启千门万户，不如汉文帝爱惜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按照礼制考察，天子的制度有三朝、九门；按照《考工记》所说，夏后氏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其规模不过如此而已。

译治理百姓、侍奉上天，以及用来保养身体的事情，也不过应当做到这样罢了。营建洛邑，只是为了协调诸侯会聚，没有听说是为了游览观赏的美景。修筑灵台，只是为了和庶民共同享乐，没有听说是为了增厚私人的奉养。萧何营建未央宫，孙盛评论认为这开启了后世奢侈的风气；杨素营建仁寿宫，裴矩推测必定是妇人的主意。诸侯的宫室只能涂黑白，大夫的宫室用青色，因此柱子不能涂丹；春天在郎地筑台，冬天在园囿筑台，便会受到讥刺，认为不应如此。所以阿房宫建成而大盗兴起，紫阁建成而国用耗竭，骊山宫得到宠幸而天下荒芜，灵光殿建成而国家灭亡。至于鹿台、姑苏台、香分台、铜雀台，都还来不及遮蔽风雨，便招来了兵火的灾祸。反复兴建宫室，而增加禾黍荒芜的叹息，古来已有许多这样的事，实在不可效法。近来月宫的营造、龙舰的制作，以及尔般的斧斤、工输般的巧技，昼夜混杂施工。用丹砂、曾青绘画，用香木、桂木装饰，纷繁绚丽；铺陈金玉，依次作为台阶；雕刻龙蛇，使之作飞走之戏。烧制砖瓦所用的土，比南山的土还多；钉子的数量，比太仓的粮食还多。即使让鬼来做，尚且怕它劳累；让人来做，更都知道这是不可行的。而且还增加服饰器用的华美，增高佛寺的规模。大司农不能供应这种无止境的需求，谏官、御史却从来没有一句话提及。宦官寺人希望邀宠，便乐于成就奇巧华丽之事，以动摇天子的心志。这样下去，荒淫无度、颠倒衣裳，以滋长祸乱的根芽，并且窥伺、矫造命令，参与掌知朝政，破坏紊乱祖宗法度的人，转眼就会出现。幸而陛下继承帝位后清正自身，以身先天下，废黜淫靡的观赏，彻查支出的弊病。从前已经停止的工程，今后不要再居住使用；后来要兴建的，也应当不要开启。臣伏愿陛下每天谨慎戒惧，防微杜渐，把《无逸》写作最大的龟鉴，放置欹器在座位右边，屈身礼遇儒者，与他们考察古今成败的原因，忧念民力，使百姓达到仁寿之域。这样，尧、禹的至德，孝文帝的恭敬节俭，也会成为陛下经常实行而不认为奇异的事情。什么叫掌管财利的大臣进用？先王生财有政，理财有义；论道的人说，不应看重难以得到的货物，不使百姓因此成为盗贼；解说礼的人说，货物可惜被弃置在地上，不一定要藏在自己手里，而应使养育天下的人推究根本、整顿末节，对他人厚、对自己薄。懂得所谓不看重难得货物的意义，那么即使把黄金白玉借给鸟作翅膀，它也不能飞；把明珠借给人作腿，它也不能走，这不只是为了使百姓不成为盗贼而已。懂得所谓不一定藏在自己手里的意思，那么家家富足、人人充足，就如同打开我的箱箧，掌中便充盈一样。空虚的东西来得如江河，积聚起来如丘山；如果不时焚烧它们，便没有地方可以收藏，这也不只是因为厌恶把货物丢弃在地上。季世末代经营天下，竟像寒门小民一样，专门争夺锥刀般微小的利益；而有司吝啬，贤士大夫不敢轻易议论其得失，于是桑弘羊起而成为公卿，皇甫镈进而做到宰相，掌管财利的大臣便得势了。许行认为滕君拥有仓廪府库是在残害百姓，而记史的人却说仓中粮食红腐、府库钱贯朽坏，把这当作使国家富强的美谈。《王制》又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鉴察古事的人却说，钜桥的粮食、洛口的谷物，是兴王事业的资助。由此看来，财用的积聚、取予的多少，果然取决于当时的君主，随着事情趋向而变通；既不把狼戾贪取当作有余，也不强行夺取而失去节制，只求适合时宜罢了。若以父亲的方式剥削儿子，国家必定贫困；天天砍伐树木，树木必定不会再生；寡妇的收益、儿童的供给，无不属于我国和天下。若使百姓增殖而不伤害他们，使他们富厚而不困乏，让他们捆载囊负，各自满怀满意地回去，并且在声音脸色中显现出来，这正是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以来把百姓当作子女来养育的原因；他们的和乐仁厚，表现在歌咏中，流传在金石上，直到今天仍未衰减。如今谋取财利的途径百般出现，臣不敢全部列举，只指出其中残害百姓最大的一件事，略为陛下陈述。采山制茶，是百姓早晚都不能缺少的东西。议论者认为，户部的筹算中，茶利每年的收入不可估量；边防所需，仰赖它来供给军饷，所以朝廷借此授予权力，大臣倚仗这种势力，而主管此事的人超过桀、跖一流；奉行其法的人，实行水火般残酷的政令。臣任职汉中，亲眼看见这些事情：茶利所在之处，百姓依赖它来维持衣食，得到茶利便能生存，得不到便会死亡，这不是容易禁止的。可是近年禁止私下贩卖，使用五木巨械，夹住头颅、贯穿脚足，拷问一个牵连十个，拷问十个牵连百个，监狱没有空处；受刑的人走在半路上，冤痛的声音令人不忍听闻。腊茶的价格是草茶的几十倍，但所犯的罪却一律相同；小民轻易触犯法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如今官府压低茶价，把园户不卖给官府的行为说成私售；又加重威势，胁迫不听从的州县，说它们是在破坏法令。陛下如果命令各路提刑司把囚狱以上的案件全部具报，因茶事获罪的人，必定是其他案件的十倍。沟通贫富、交换有无，是商贾的职责。茶事占天下贸易的一半，商贾就不能流通；商贾不流通，关市的征税就会废止，其他部门每年的预算也会日益削减。再加上每月计算军储，官吏的费用，全年总计侵吞、欺骗、亏失、陷没的数目；所得仅仅抵偿所损失的，这就是所谓“朝三暮四”，割自己的肌肉来喂嘴。至于县官只顾眼前一两天的责罚，便强行摊派给良民，以填补长期积压的亏欠；其他部门查考弹劾而不能得到的，又成为铺兵盗窃的渊薮，于是铺兵转而劫掠良民来满足口腹，有司坐视不敢呵斥。因此每当茶叶经过，就聚众辱骂、结党诽谤，想着把他们剁成肉、咬自己的肚脐后悔，呼天诅咒，拿着矛去攻打他们，哪里只是众目所视、众手所指而已？朝廷为什么还要更加重视并把这件事委托给他们？臣所说的掌管财利的大臣进用，难道就是这些人吗？陛下对于远方的百姓，难道忍心不听到这些而怜悯他们吗？民间的疾苦，这是其中最大的一项。如果陛下认为盐池的损坏还没有恢复，国用尤其急需茶利；又因为这是神考已经施行的制度，不忍心马上停止，那么就应当寻求宽厚的官吏来补任使者，稍稍放宽法禁，供给经费，广泛收购；对外允许通商。这样德泽流布下去，哪里还会有远近之分呢？什么叫西南没有防备而担心仓促发生的变故？祸患产生于人所忽视之处，燕安会成为鸩毒般的祸胎；堤防毁坏始于蚁穴，鸟群惊飞的征兆起于小虫。

译所以圣人在聚集安定之时就修治兵器，在事情已经成功之时就思考祸患、预先防备。如今朝廷只知道防备西北，却不知道西南也可以防备。自威茂、黎雅以南，正是古代的南诏。南诏西北连接吐蕃，北面抵达益州，东北接近黔、巫一带。自唐代以来，南诏已经多次称臣又多次叛乱；阁罗凤攻打云南时，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便有白厓城之败。天宝年间，异牟寻与吐蕃合力入侵，下令他的部下说：“替我夺取蜀地，作为东府。”杜元颖治理西川时，王嵯巅于是率全部兵众突然袭击邛、戎、嶲三州，趁机攻陷三州，进入成都，只在成都西郊停留十天，掠取子女和工匠技师数万人，然后带兵南返。如今南蛮各族已经离散而不能合一，西戎的道路又自行阻塞不通，势力不能合并。然而国家安宁日久，两蜀百姓几代没有见过战乱的警报；老人安居至死，抚养子孙以终其年，卖剑买书，整日扩大弦歌诵读，外门不用关闭，也没有狗吠之声；行人走千里也不带一寸刀刃，安逸玩乐已经很久了。臣恐怕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剑门以外的州郡就会成为蛮夷的部落，敌人进入无人之境而没有人抵挡。臣是蜀人，对此知道得很详细。我曾见有人请求讨伐泸川的寇贼，又有董阿丹侵扰茂州，结果上烦朝廷任命统帅、派遣将领，并转运粮饷，弄得一方骚动不安。如今蜀地的士兵骄纵怯懦，不能任用；他们吃饱稻米、猪肉，十人中有九人肥胖得像葫芦，北风正凛冽，走慢一舍路就已经气喘流汗了。万一发生变故，这样的士兵实在决不能使用。蜀地守边的人，因循苟且、侥幸偷安，只计算任职年限，积蓄香药、犀角、马匹，准备离任时带走，其他事情一概不问。万一发生变故，这样的人决不能守边。甚至有城池却没有楼橹，有金鼓却没有平时操练矛盾；以脆弱的兵器代替良器，以柔软的▯矢代替坚固的箭矢，铠甲头盔腐烂浸坏而不再修治，障、堠等防御设施毁坏而不再整修明察。万一发生变故，这样就是进攻和防守都没有相应的装备。近年以来，峨眉的蛮獠因为关市交易不公平，就掳掠百姓、抢走牛马，带回两林部族；后来甚至率领工匠徒众凿山开道，直趋卢山，借口要交换珠宝和马匹，他们的真实意图究竟在哪里呢？假如他们有饮马岷江的企图，而我们的军队不能作战，边地又没有贤能的守臣，作战和防守也都没有良好器具，那么斩杀敌将、俘获骑兵、劫掠军资的敌军就会出入自如，蹂躏数千里土地，使百姓和牲畜因此被抢掠一空。这就是臣所说的西南没有防备、必须忧虑仓促发生变故的情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意见迂阔，下诏修整守备，增加屯戍，选拔清廉正直而懂得军事的官吏来镇守那里，这才是远方百姓的福分。什么叫内外相互防范，却有日渐衰微的趋势呢？从前贾山说，秦朝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灭亡，所以杜牧说：“使秦族灭亡的是秦自己，不是天下人。”《春秋》记载梁国灭亡，左氏说这是梁国自取灭亡。谷梁说：“内心昏乱，耳目闭塞，大臣背叛，梁国是自己灭亡的。”周朝的天下，从夷王下堂、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就逐渐衰微；它的灭亡，不是赧王的罪过。秦朝的天下，从二世昏暗软弱、赵高专横放纵以后走向灭亡；它的灭亡，不是子婴的罪过。西汉的灭亡，不是孺子婴造成的，而是早在元帝、成帝时防范不严便已显露征兆。东汉的灭亡，不是献帝造成的，而是由于桓帝、灵帝没有尽到君主之道。唐朝从代宗、德宗一味姑息，到昭宗时终于灭亡。人的患病，有的在荣卫，有的在四肢，有的在心腹，但都不是一天形成的。病在荣卫四肢，心腹就会因此不得安宁；病在心腹，四肢就会因此全部废弛。荣卫四肢的疾病，发展缓慢，还可以医治；心腹的疾病，来势急迫，就要赶快攻治。通过观察气色、听察声音，来知道疾病从哪里发生，在疾病发展到严重之前就进行治疗，这才叫良医。朝廷和天下，就像君主的身体。仰想太祖、太宗的恩德，根基本来已经牢固而且传得越来越远；神考制定的纲纪，也维持不绝，本来没有明显的患病之处，大概只是曾经在疾病尚未形成时加以治理罢了。臣姑且试着说明这一点：黄河贯穿大地之中，就像人的荣卫；边疆鄙远之地，就像人的四肢；大臣，就像人的心腹。筑堤来堵塞水势，疏通河渠来排泄水流，然后河水才能安稳流淌。河水有时在东面决口，有时在西面决口，这就像荣卫不通，于是结聚成痈；防治迟缓，就会使经络阻绝。治理黄河的人如果不深入探究治河的长远利益，只图苟且取得一时的功效，就是在荣卫患病时讳疾忌医。粮草接续不上，就像筋力不能承受将领的重任；不懂军事，士兵也不知道作战，就像骨骼不能承受身体。如今边疆的大臣，有的虚报战功，有的擅自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只顾眼前的防守，却不作长久的谋划，这就是在四肢上养病。前些日子，大臣专门倚仗先帝遗命，颇有把功德据为己有的神色，把上天的功劳贪来当作自己的功劳。臣以前已经说过：上面依靠左祖庙、右社稷的福佑，依靠山川百神的帮助；如果权臣一挥手就能动摇一切，又不幸发生其他变故，那么王莽的文饰欺诈、曹操的奸雄之才，就会乘机萌发作乱。这就是把疾病藏在心腹之中。一个人的身体同时有这三种疾病，这就是臣所说的内外相互蒙蔽、逐渐走向衰微的情形。陛下即位，皇位已有归属，人心也有所归向；又有文母深厚的德行和仪范、坤德般美善的声誉，承继世代而沉静有谋，意外地与上天运行的规律相合，如同扶助太阳走出虞渊，使它光照下土。若能共同防备国家大事并施行筹划安排，使人神都一致，那么即使没有巫咸、和缓那样的医术，不必用涤洗肠胃、缝补腹部以及肘后万金等方法，也能在危急平常之间使将死者复生、使废病者恢复。至于荣卫、四肢和心腹的疾病，只要从容诊察并加以治疗，针灸砭石所能达到之处，即使聚集毒物而加以攻治，也还不算晚，关键只在于陛下如何施行罢了。况且今天的天下稳固得如磐石、泰山，陛下寻求直言，而臣却拿自古危亡的君主作为陛下的鉴戒，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李云的露布确实有揭发攻击之意，但汉桓帝只以其中“不谛何语”作为借口；韩愈上表请求停止迎取佛骨，言辞确实切直，但唐宪宗只认为他以天子寿命短促相诅咒，是悖乱乖剌。这两位君主都有拒绝劝谏的事实，却没有喜好劝谏的名声，哪里值得拿来对陛下说呢？臣放下农具，从西山出来，在朝廷中没有皇亲国戚般的亲属；背着书箱到贤关求学，终年只学习雅正的言论；贫穷得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却仍然一向和颜悦色；只是借书、乞火而已，身居下位，也不能谄媚上官来钓取名声、沽售声誉。臣的修养就是这样，几乎只是一个像木头一样强直的人罢了。以上所陈述的，都是朝廷已经实行的事情，是众人认为不值得说的内容，对圣明教化万分之一的帮助也没有，只是徒然自以为辛劳罢了。

译臣恭敬地想，陛下是上天纵使其成为圣人的君主，由真诚而达到明察；既能恭敬沉默，思考光明宏大的道理，又能不断努力，成就光明的学问。从前有人到乡野求礼，有人从瓦砾中求道，有人向儿童询问迷惑之事，真是一件比一件降低标准。人们说愚人千虑，或许也有一点所得；而臣所见如同从井中窥天、从管中看豹，区区一点见识，想要全部说尽，却始终不能停止。臣曾经思考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比严密谨慎更重要；圣人的功业，没有什么比勤勉更不可替代。从前阳处父说狐射姑不能统率晋君，并把这话告诉了狐射姑，狐射姑便在朝廷刺杀阳处父，逃奔狄地。唐高宗想废黜武后，上官仪劝谏他。后来高宗见到武后，却说：“这些都是上官仪教我的。”武后最终杀了上官仪，而且还替这件事作了掩饰，抬举自己的脚趾，显出高傲的姿态，上官仪的仪态也很可观。然而她内心的意图却很容易推测：此前表现在驰逐游玩上，后来表现在声音言辞上，志向在内心，却有时显露在外面。君主可以使天下士人得到富贵，也可以使他们死亡；君主尚未发动这个机要，人们就已经预先迎合了，更何况行为不严密呢？所以臣希望陛下崇尚严密谨慎，这样就不会发生过失。唐明皇即位初年，锐意振作，发誓恢复贞观之治，于是开元年间号称太平。晚年却怠惰荒废，沉溺声色、游幸，到了天宝末年失去治国之道、败坏法度，实在令人叹息惋惜。大禹勤勉治理国家，周文王直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并不是说他们只在开始时勤勉，而是始终从开始坚持到结束、从头到尾都不懈怠。十天曝晒、一天受寒，百年的作为因一天废弃，想要到达远方却中途停下，和根本没有出发一样；深耕却没有收获，和不耕作一样。所以臣希望陛下以勤勉为贵，这样就不会丢弃已经取得的功业。至于血气方面的警戒、精神方面的运用，祸患的缝隙不在于大小，过失也不在于大小。希望陛下永远深入思考、长久记念这些道理，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实在狂妄，冒犯了陛下的威严，臣瞻仰天颜、仰望圣明，内心激切惶恐至极。建中靖国元年，李朴上奏说：“臣听说，天下有事，不值得忧虑；天下无事，反而深可畏惧。人的性情，劳苦时就会思考，安逸时就会放纵。所以正当有事的时候，忧劳、勤勉、恐惧的心情，能够使国家从危乱走向治安；等到无事以后，骄傲自满、怠惰懒散的气象，也能使国家从治安走向危乱。舜在位时，日月五星等七政在上天运行协调，百兽在下欢舞，可以说是安定而且治理得很好了；可是君臣之间仍然战战兢兢，常常像是忧虑危险祸乱必将到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治安并不值得依恃，而骄傲自满和怠惰懒散又会随之而来。臣私下观察国家圣明的作为和英明的承述，自古以来太平盛盛，没有比今天持续得更久的；这正是天下人所说的无事之时，也正是臣所说的深可畏惧之时。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思念创业的极端艰难，畏惧守成的不容易；亲近和睦九族，以风范示教万邦；不把好恶偏私留在心中，喜怒都按照义理而发动；体察仁爱之德，再用刚断来成就它；破除险诈偏邪的言论，再用宽恕使之平正；知道君子凭什么能够实现治世，并考虑他们难以进用的原因，那么任用他们就不要疑虑；鉴察小人凭什么导致乱政，并防止他们容易进入权力核心，那么就一定要迅速斥退他们。清除心术上的祸害，然后才可以培育人才；勉励并防止惭愧之节失守，然后才可以整肃仕进之路；辨明曾经试行过的各种说法，然后才可以招来忠言。军队年老衰弱而边境空隙值得忧虑，不如把自我治理作为守御的防备；百姓困苦而国家用度不足，不如把节俭作为使国家富足、百姓富裕的根本。观察风俗教化并通达其变化，议论政事并处置得当，掌握权力纲纪，爱惜百姓，一天比一天谨慎，保持当初的志向。像这样，都是圣明政治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虽然如此，要达到这些目标还是有根本原因的。臣听说，从前周成王即位，召公担任他的保，周公担任他的师，同心协力辅导成王，曾经在起居、言语、行动之间始终谨慎。唐太宗开设文学馆，选拔十八位有道德、有声望的儒者担任学士，即使饮食游宴，十八人也从未不在其中。太宗退朝后与他们讨论古今成败的原因，常常一直谈到太阳偏西、夜半时分。因此周成王能够光大发扬文王、武王的事业，而唐太宗在三代以后独自达到最高境界，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懂得如何自我治理，于是天下便没有什么难以治理的了。臣确实知道陛下聪明、仁慈、圣明，这些都是天性所自有的；然而圣人德行可以与天地相配，志向却常常仍嫌不足。臣不知道陛下早早起床临朝听政时，身边捧持经书、辅佐左右，向陛下讲明德行、意志和思虑的人是谁？陈述前代兴废、治乱的事例，请求据旧事来鉴戒当今的人又是谁？” 退居深宫之中，在燕见、间暇时召见大臣，用来准备顾问的人又是谁？如今即使还不能远远效法成周，设置师、保之官，也应当暂且近取唐朝的制度，大力开设学馆，广泛选拔博通经术的儒者和年高有德之人，让他们侍奉于经筵之中。陛下处理万机之余，应当勤勉不倦地同他们讲论端正内心、诚实意念以及事奉上天、治理人民的道理。即使这些是陛下圣明天性本来就能得到的，臣也希望陛下进一步增益圣学。这就是臣所说的根本。臣又听说，君主不能求得胜过天下，不能废弃天下共同的议论，不能使心术在毫厘之间有所偏失。这三点，是君主的重要原则。臣请为陛下分别明白地说明。所谓君主不能求得胜过天下，是什么意思？臣听说，自古有道的君主，不敢失去任何一个人的心。所谓天下，不过是由一个个百姓积聚而成。因此，百姓想要长寿，君主就为他们减轻刑罚；百姓想要富裕，君主就为他们减轻赋税；百姓想要安逸，君主就为他们减缓劳役。凡是君上的禁令、取舍，都唯恐有一点不合天下人的愿望和憎恶，所以天下人也共同安定地接受它罢了。后世有韩非、商鞅这样的人，才开始教导君主采取胜过天下的办法。他们说：‘权势、法制，是君主掌握权力的手段。天下百姓，必定要对我听命。’” 像这样琐琐屑屑地做，是把天下当作一个匹夫来役使。因此，有的通过击伐来胜过天下，有的通过搜刮剥削来胜过天下，有的通过战争来胜过天下，安然忍心、任意妄为，把百姓当作仇敌。百姓不能承受这种祸害，就会共同联合天下来胜过君主。因此臣说：“君主不可求胜于天下，这是第一点。”所谓君主不可废弃天下的公议，是什么意思？臣听说，君主的权势能够使人出生或死亡、遭祸或获福，却不能改变天下的公议。尧、舜和三代时，公议在朝廷上施行，用来奖赏功劳、惩罚罪过、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并且推行于天下。到了天下混乱时，公议被废弃在朝廷上，却悄悄地在民间传发；再严重一些，便设置诽谤之法来堵住天下人的嘴，于是公议不在民间发出，而郁积在人心中。最严重的莫过于秦朝。秦朝设置腹诽、心谤之罪，就是想把存在于人心中的公议也一并取来消灭。然而它只能在一时禁止，最终却在后世大规模爆发。为什么呢？所谓公议，它的根本与天地并立，是非出于人心共同的认同，不可能被改变。既然知道它不能改变，那么让它有时在民间发出，有时郁积在人心，有时在后世纵情爆发，哪里比得上把它举用在朝廷之上，再推行于天下呢？

译因此臣说：“君主不可废弃天下的公议，这是第二点。”所谓君主不可使心术在极细微处有所偏失，是什么意思？臣听说，君主是天下的根本；心术是君主的根本。用道德仁义来培养它，终身努力也不足以算作功劳；用邪曲淫逸来诱动它，一朝之间便会产生无法胜数的祸患。这是为什么？因为道德仁义难以完全做到，而邪曲淫逸容易沉溺。古语说：“君主只有一颗心，但攻击它的人非常多。”那些小人想要祸害天下，必定先败坏君主的心术，然后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想崇尚恭敬节俭，他们便用骄奢来攻击；我想以仁恕为根本，他们便用烦苛来攻击；我想致力于厚待下民，他们便用聚敛来攻击；我想任用正直之人，他们便用谄佞柔弱来攻击。他们攻击我的手段纷纷而来、同时到达，君主又怎能凭一颗心保全那难以完全做到的道德，战胜那容易沉溺的邪欲呢？必须用平正来主宰它，用清明来照察它，用真诚来持守它，战战兢兢，仿佛盗贼将要到来，及早杜绝他们窥伺觊觎的渐进趋势。否则，如果让他们乘着我徘徊犹豫的时候，投身空隙而得以自我推售，便会逐渐浸染、败坏，最终仍然不能醒悟。因此臣说：“君主不可使心术在极细微处有所偏失，这是第三点。”懂得这三点，大根本就树立起来了。臣愚昧，却禁不住一片恳切忠心，唯愿陛下留神省察，以使天下获得幸福。左谏议大夫陈次升进呈《戒豫六事》奏说：“臣器质不适用，才干不如他人，早年因神考的误识，知道我而擢升安置为台属。等到侍奉哲宗皇帝，又承受谏诤之责，始终没有好的表现，最终因罪被废弃。陛下即位之初，搜罗人才，振兴并提拔淹滞之士，把臣从烟瘴之地起用，擢升为乌府副职。如今又授臣为谏议大夫。臣自认为天资朴拙，学问疏浅，屡次上呈辞章，却不能使天听回转。接受任命以来，日夜不敢懈怠，思考报答之道，便取古代先哲君王以及我朝祖宗的大道，写成六件事：一是体道，二是稽古，三是修身，四是仁民，五是崇俭，六是用人。以骄逸放纵为戒，希望陛下念念不忘，使圣躬没有过失举动，众多事务都得到治理，这也是草野小民爱戴君主的意义。谨冒死上呈。” 第一件叫体道。臣听说，天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万物生长；帝王之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天下归附；圣人之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四海臣服。它不可刻意造作，也不可执着把持；没有偏私、没有党同，广大坦荡，百姓反而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因此先王揣度人才而颁布政令，衡量才能而授予官职，设置宰辅，用来经略邦国、调理阴阳、统制卿士、安抚四夷；又使那些通晓世务、明白治理体要、广泛知道前人言行的人，纠正过失、订正错误并参与议论，所以能够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得到治理。那些昏昧无知的君主，有的只任用宰辅，有的偏信诤臣，有的曾经推诚任用某人却被他误导，随后又把两方面都抛弃，实在糊涂极了。因此史书特别详细记载、作为万世戒鉴的，如秦朝的李斯、赵高，汉朝的王莽、董卓，唐朝的李林甫、卢杞，都是君主独自任用的人。至于奸佞充满面前却看不见，大谋略颠倒错乱却不知道，最终自身受辱、陷入危险，国家覆亡、宗庙断绝，譬如捂住耳目而运用手脚，这能成功吗？樊丰、周广之于孝安帝，朱异之于梁武帝，裴延龄、韦梁牟之于德宗，都是君主偏信的人。至于夺去公辅的职任，挫伤宰相的威势，排斥忠良，酿成社稷祸患，譬如砍掉自己的手足而只任用耳目，这能成功吗？汉武帝凭借英雄之才，即位五六年间，号称胜过文帝、景帝。等到他独自任用田蚡时，田蚡入朝奏事，一谈就是一天，所说的话都被听取，终于养成了他的罪恶，竟导致汉武帝说出“我也想任命官吏，为什么不直接取用武库的兵器”这样的愤怒之言。此后汉武帝又只偏信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之流，以辩论压倒羞辱大臣；甚至与诸侯私相交往，暗中积蓄谗毁之言，劫持杀害亲王，最终也未曾真正追究他们的死罪。汉武帝的志向，难道是因为曾经那样独任宰辅，后来又这样偏信诤臣，所以才把二者一概疏远吗？于是诡异妄诞的士人、奇邪的方术乘机进用，没有正直之人挽救，所以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则奢侈营造宫室，外则经营四夷；相信并迷惑于邪怪之事，巡游没有限度，哀痛天下的诏书也因此产生。臣听说仁宗治理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的盛美而不停止，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他不妄为、不执着，没有偏私、没有党同，如同天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民心归附、四海臣服。看他任用进言之人，曾因范仲淹属于朋党而治罪；等到忽然醒悟，便把他们都大力任用。唐介因弹劾文彦博而被贬，不久便恢复官职；又因众人的言论而想罢黜欧阳修，却因为范镇一句话而将他留下。这种处置事情机圆术妙，难道不应当努力学习吗？”}], 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以来，独自任用宰辅，凡是计谋都得到施行，凡是言论都得到听取，没有人敢于抗拒。他们援引党羽，使朝廷沸腾不宁。臣担心他们暗中玩弄威权，而陛下因此厌恶宰辅，以至于改变治国方针；又偏信敢于直谏的臣子，因而重蹈汉武帝的过失。假如不出现这种情况，倘若把心腹之人委以重任，把耳目寄托给身边的近习之臣，那么祸患就更加急迫了。难道能不谨慎吗！第二条是稽考古道。臣听说，尧舜的治道记载在《尧典》《舜典》中，条目虽然很多，但概括其中最大的美德，都不过说“若稽古”罢了。傅说告诫高宗，也说：“不以古人的训诫为师，还能以什么作为训诫？”诗人歌颂成王，也说：“日日进步，月月增长，学业不断精进，达到光明境界。”帝王凭一人之身应对万事万物，假如不能广泛通晓古今，深入探究明君贤臣修身治国的要领、卓越功勋和伟大事业、谋划方略的施行，以及昏庸暴虐、残贼乱政而成为祸根罪魁的原因，取正确而舍错误，掌握古道来驾驭今日，那将凭什么承担帝王之任呢？所以尧舜之所以顺承并考察古道，高宗之所以以古训为师，成王之所以勤学，不过就是这个道理。至于轻视经典古籍的大道，却喜好雕虫小技，争竞一韵的奇巧、一个字的工妙，这是腐儒所做的事，而有德行、立志建功立名的人都鄙视它。何况帝王每天有万般政务，却把心思全部用在花草树木之间，把意趣极力寄托于烟霞之外，这又有什么用呢？隋炀帝尤其擅长文章，不愿别人超过自己。薛道衡被诬陷处死时，他说：“你还能再作出‘空梁落燕泥’这样的诗句吗？”王胄被诛杀时，他说：“你还能再作出‘庭草无人随意绿’这样的诗句吗？”

译他又说：“假如让我和士大夫一起参加高等选拔，我也应当做天子。”梁武帝父子尤其用心于文学，以至于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书隶书、围棋，无不精妙；但这些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补益呢？只足以招致祸乱罢了。为什么呢？既然把这些本领施展出来，认为这就是智慧才能，就一定会凭借它自以为是、傲慢地对待天下，所以贤者因此离心离德，而小人争相学习，用来博取媚悦。这样一来，先前所谓的智慧才能，反而成了丧身的工具，成为后世怜悯嘲笑的对象。臣听说，陛下在藩邸潜居、修养德行时，就已经留意翰墨文章了。即位以来，喜欢创作诗曲，赐给亲近宠幸之人，并刻石镂板，传播到远近各地。臣愚昧而过分忧虑，恐怕天下人不能完全知道陛下的才能是上天赋予的，不假思索便能得到，挥笔便能写成，反而妄自把陛下同前代帝王在雕虫篆刻这类细小技艺上耗尽精力相比。并且还会说：“天下的政事尚未治理好，却在这些事情上寄托心意，难道不是给盛大德行增添污点吗？”臣又担心陛下任用只擅长这些小技的人，这样一来，士风就会随之败坏。臣希望陛下坚决摒弃浮华而无用的文章，不让它胶着于心术之中，专心一意地切实钻研治国之道；听政之余，亲自阅读书史，取其中关于国家兴衰、百姓忧乐的内容，成功的加以继承，失败的加以反思，用来增益圣明的治理之道，勉励稽考古道的德行，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第三条是修身。臣听说，《诗经》说：“鹤在九曲深泽鸣叫，声音传到天上；宫中敲击钟鼓，声音传到宫外。”《易经》说：“行动从近处开始，却能在远处显现。”这大概说明修身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如此。纵观古代开创基业的君主和中兴的君主，他们承接离乱的局面，当时的风俗和百姓早已习惯于没有治理：治理急迫便会招致怨恨，宽缓便会导致苟且偷安；奖赏不能使人受到勉励，刑罚也不能改变他们。在这种时候，却能够开创天命，平定并涤荡天下，使天地四方恢弘开阔，治理成效可以指日而待，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大概是明白了人心可以用至诚感动，却难以挨家挨户劝说，于是先端正自己的心，再由端正自身而端正国家，所以道德由此彰明，风俗由此美善。为什么呢？君主所凭借来拥有天下的，不过是天命使百姓归附、贤者依附罢了。上天亲近有德之人，百姓怀念宽厚仁爱之人；国家无道，贤者便收敛才德而自守。这三者如果不修身，就没有一个能够达到；否则，明明白白的天鉴，难道可以靠矫饰虚伪的行为欺骗吗？亿万百姓的心，难道可以用抬着黄金、载着宝物去招揽吗？有道之士，难道可以用高爵厚禄来诱惑吗？从未听说过。何况君主是百姓的师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内心发出什么，必然在外表显现出来，百姓就会如影随形地仿效。如果想要兴盛崇尚礼义，使人伦敦厚、教化美善，难道可以只用言语来率领他们吗？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君主仁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守义，没有人不守义。”所以尧在位时，他的百姓家家都可以受封；夏桀在位时，他的百姓家家都可以被诛杀，难道百姓的习性不同吗？是感化他们的人不同。魏武帝喜好法律，天下便看重刑名之学；魏文帝仰慕通达，天下便轻视守节，难道士人的崇尚不同吗？是感化他们的人不同。这些都是前事已经验证的道理，怎么可以忽视呢？仁宗曾经把《无逸》写在迩英阁的屏风上，年久破损了，便命王洙重新书写，并说：“朕不愿背弃圣人的话，所以把它放在左边。”又取《孝经》中“天子孝，治圣治，广要道”四章，命蔡襄书写后置于右边，是想使圣人的言语时时存在于顾盼之间。既然有人能以声音作为准则、以自身作为尺度，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种作为呢？所以仁宗兴办事业、创建功业以及制定制度、留下文章，独自超越历代百王之上，是理所当然的。臣希望陛下追法仁祖，谨慎修养自身，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使百官有司相互警戒说：“圣德已经如此，怎么可以自行懈怠！”岩谷中的隐士相互勉励说：“圣德已经如此，怎么可以自暴自弃！”百姓告诫子弟说：“圣德已经如此，怎么忍心冒犯君上！” 盗贼率领党徒说：“圣德已经如此，我们怎么敢猖獗！”这样一来，成王、康王时期的太平之治就可以立即实现了。第四条是仁爱百姓。臣听说，上天的视听取决于百姓，国家的存亡系于上天。王者之所以得到天下，是因为百姓归附他，而上天降命于他；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百姓背叛他，而上天降祸于他。所以百姓归附同一位有德之君，上天才降命于商汤；百姓像孩子归来一样拥护周，​​上天才降命于周；百姓不能忍受夏桀，上天便命令诛杀桀；百姓无不希望商朝灭亡，上天便终止商的天命；百姓愁苦叹息，​​上天便使秦朝宗祀灭亡；百姓怨恨不满，上天便剪除隋朝的暴虐统治。古人以水能覆舟、朽烂的绳索不能驾驭马匹来告诫后世，难道只是想到百姓极其艰难吗？难道还不是担心强者成为盗贼，弱者曝尸草野吗？实在是担心君主因此不能保全自身，遭受毁辱，甚至连宗庙也陷于困穷，妻子儿女也受牵连。作为百姓的父母，却使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作为后代子孙，却使宗庙遭到毁辱；贵为天子，却不能保全自身和妻子儿女，这难道是可以忍受的吗？因此，盛德的君王战战兢兢、勤勉不懈地谋求治理，确实是害怕这种结果。正因为知道害怕这种结果，所以穿粗劣的衣服，吃菲薄的食物，减轻徭役和赋税，使百姓家家富足、人人丰足，懂得崇尚礼义、知耻自守，从而使天下都安乐。近年以来，水灾旱灾屡次发生，疫病尤其严重，而两河地区的百姓服役、科派和供应繁多，费用负担、忧愁痛苦不堪，官府催征赋税急如星火；贪污的官吏又乘机额外勒索。臣私下担心，百姓所能供给的有限，而征取者却没有满足；用有限的供给应付无穷的征取，天下一旦动荡，变乱就会从不可预料的地方发生。这正是臣痛心疾首、战栗恐惧的原因。陛下虽然屡次发布诏令，充分陈述至诚之意，表达忧虑百姓疾苦的恻隐之心，但恩惠施行下去应当像驿站传递命令一样迅速，如今却被公然废置阻格，这是朝廷的恩泽被州县截夺了，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自古以来所忧虑的，就是君主的恩泽被堵塞而不能下达，百姓的情况郁结而不能上通，以至于君主勤劳体恤，而百姓不知感怀；百姓愁苦，而君主不了解，最终导致离叛、危亡接踵而来。臣希望陛下重申敕令，防止并禁止这种情况；监司经常认真纠察；严格执行刑名法禁以杜绝它，就像救援陷于火灾和溺水之人一样，以保全国家。

译第五条是崇尚节俭。臣听说，禹降低宫室规格，厌恶华美的衣食，在家中能够节俭，因此拥有天下。传了两代到太康时，就已经沉溺于女色、荒于游猎了。到了夏桀本人，更是竭尽百姓财力建造倾宫，因而天下人使他灭亡。唐明皇即位初年，乘舆服御、金银器物和玩好之物，都命有司销毁，用来供军国之用；珠玉锦绣则在前殿焚烧。到了晚年，穷尽天下的奢侈之物，也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由此看来，开国创业的君主彰明节俭以示子孙，到后来仍会流于奢靡；开始能够节俭的人，最终尚且达到骄奢的地步，何况那些不能启迪后人、起初就不谨慎的人呢？天下习惯于安享奢侈靡费，已经很久了，如今更为严重。贵族和兼并土地的富家，宴饮所用的物品、歌舞娱乐的器具，都穷尽奇异、极尽精巧，互相攀比胜负。销金铺翠的装饰，十天一变、每月不同。一件精细织物，竟有价值千钱的。这种风气怎么可以长久下去呢？臣希望陛下把道德当作华丽，把仁义当作光彩，把珍玩奇货看作亡国的斧斤，把珠玉锦绣看作迷乱心志的鸩毒，铲除并彻底抑制这些奢侈之物，断绝其根本，坚决自我裁抑来禁止它们。对于朝士中节俭朴素、清正自守的人加以褒奖提拔，对于淫逸荒侈、骄奢放纵的人加以贬退，使浅薄的风俗归于敦厚，这难道不是美事吗？从前汉孝文帝舍不得花费百金建造露台，天下的衣食资源便日益增殖。晋武帝焚烧雉头裘，士人便崇尚敦厚朴素。唐太宗把隋朝灭亡作为鉴戒，公家和私人都富足充裕。对于失去节操的叹息，愚人和智者都同样厌恶；只是因为耻于落后于同类，所以勉强去做，以便互相争高罢了。君主如果能够亲身节俭来率领他们，那么谁能抵挡这种趋向呢？臣听说，伪蜀以珍珠装饰溺器，太祖命令把它打碎，并且说：“用这种东西供养自身，不亡国还等什么？”唉，圣人的考虑真是深远。这难道只是改变当时的风俗，使人知道应当崇尚什么吗？第六条是用人。臣曾经向农夫学习过种植庄稼。凡是播种栽培适宜、耕作锄治下了功夫的，收获就相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阴阳调和、雷风发动、雨露降泽不合时令，就同他们一起遭受饥荒；合乎时令，就同他们一起获得丰收。由此便知道，天地之所以能够成就它的伟大，难道不是因为它没有私心吗？所以先王以天地为法。他们在任用和罢黜人才时，能够激发天下不善之人，使他们退缩惭愧；勉励天下的良才，使他们乐于进用，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这也是效法天地无私，因此才能成就自身功业。后世那些不能兼收并蓄、不能周遍考察的君主，很少能够遵循这个道理。他们在任用和舍弃人才时，有的尊崇权势地位而压抑寒门，有的任用亲近之人而舍弃疏远之士，有的采信虚名而废弃卑微之人，有的喜欢才华而略过实际历练，有的重视朝廷而轻视四方，也有的完全反过来，因而更加混乱。这是什么缘故呢？君子和小人的出处，并不在于世代享禄还是出身卑微，而在于言语行为；人的品行也不是一件事就能概括，出处也不是一个方面就能看出，这连愚人和智者都知道。可是，究竟怎样才能有原则地树立贤才呢？难道认为贤才一定出于权势之家和亲近之人吗？富贵子弟甚至有连菽麦都分辨不清的，却乘坐高车、骑着大马而成为百姓之上，那么像版筑的老人、渭水边的渔夫，又从哪里得到呢？难道认为贤才一定出于寒门和疏远之人吗？可是碌碌无为的腐儒，拿着一尺见方的纸，写些歪斜不通的文章，却享受万钟俸禄，那么伊尹的儿子伊陟、周公的儿子鲁公，又从哪里得到呢？至于有的采信虚名而废弃卑微之人，有的喜爱才华而略过实际历练，在内外任职上交替地轻重失当，这些都是昏君所为，应该深切戒备。王者一视同仁，假如德行和义理值得尊重，就不应选择出身，即使是挑担贩卖的人也一样。因此，管仲举荐两个盗贼，秦穆公任用由余，齐威王因为左右近臣的赞誉而烹杀阿大夫；他们的功业当年便成就，声名流传后世，可以说是明智极了。即使像舜那样圣明，在接受天命之初，尚且要经历各种艰难来考察人才，何况其他人呢？近古的汉宣帝，也可以说是急于求贤的君主。萧望之、杜延年大概是他特别厚待的人，但有的出任治理百姓的官，有的出任边地官吏；这不只是故意让他们承担繁重差使以观察人才，也是为了维持四方、使内外势力均衡。他的治理优于汉文帝、汉景帝，不就是这样吗？给一个没有才干的人俸禄，授一个没有功劳的人爵位，起初还没有危害国家，最终却会造成祸害，不只是因为他们嫉妒贤者进用、妨害能者任职，也因为贤能之士以同他们为伍为羞，或者以居于他们之下为耻，这就是它造成祸害的原因。自古以来，君主对于进用贤才，不应因亲疏、贵贱而有所区别，不应有爱憎，只考察他是否贤能罢了。所以丁公对于汉高祖有救活汉高祖的恩德，汉高祖不但不任用他，反而将他诛杀。唐太宗不顾秦王府官吏的怨言，说：“朕和你们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食物，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是为了百姓，应当选择贤能的人来任用，难道能以新旧关系来决定先后吗？”臣希望陛下考察古代先王，效法天地的无私，鉴戒汉高祖、唐太宗的公正，不论布衣寒士还是公卿子弟，只要贤能就任用，不遗漏私下亲昵之人，也不偏袒徇私，如此或许贤者能够汇聚进用，使左右近臣都增光。大观四年，侍御史毛注采集当时的紧急政务，上奏说：“削减边事，充足财用，收拢士心，禁止技巧。近年以来，边民侥幸苟得；从前前来入贡的地方，如今一定会成为郡县；从前只是羁縻的地方，如今全都收纳了它们的土地疆域。用内地的金帛来供给穷荒之地，费用多得无法计算。如今黔南已经有处置办法，像夔州、渝州的新边地区，也应当裁减省并。运输盐原来由漕运财政主管，如今转移给其他机构；常平仓粮食原来积存在外州，如今运送到都城。经费怎么能不匮乏？财货又凭什么转运？希望下诏有司，全部讲求恢复元丰年间的旧制度。商汤遭遇旱灾时，以士人失职作为解释。如今学校供养士人，大概已有固定名额，额外的人不能再参加教育供养；每年贡举名额之外，几乎没有可以进用的地方。希望保留贡籍的三分之一，暂时保留科举，以等待那些不在学校中的士人，使他们不至于失职。东南制造奇玩、花石纲船只、后苑工匠、京城营缮，都应暂时停止，以抑制末业、敦厚根本。以上这些都是圣明政治所应优先办理的事情；人心喜悦了，天意也就会解除灾患。” 《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国之道 宋徽宗时期，陈瓘上奏说：“臣听说尧对舜说：‘告诉你，舜！上天所授的帝王之位已经落在你身上，你确实要守持中正。四海百姓陷于困穷，上天赐予的禄命就会永远终止。’舜也用这番话告诫禹。大概帝王之位落在自身，便是拥有天命；确实守持中正，便是尽到人事。天命和人事两方面都做到，四海百姓就不会困穷，而上天赐予的禄命也会永远稳固。尧命舜、舜命禹的道理如此，那么祖宗命陛下继承大统的道理，也可以知道了。陛下完全拥有帝位，是因为上天所授的帝王之位已经降临圣躬。如今保有四海、巩固天禄的关键，在于确实守持中正，以奉行天命罢了。不超过、不不足叫作中；不高、不低叫作中；不偏左、不偏右叫作中。它如同天上的北辰，是众星环绕的中心；如同地上的洛邑，是道路里程均衡之处；如同五行中的土，是万物生长所凭借的根本；如同五脏中的胃，是全身百骸得以成立的基础。知道这个道理并说出来，是儒生所能做到的；亲身体察这个道理并实行它，却不是圣人不能做到的。《列子》论述能出石入火的事情，认为孔子能够做到，却能够做到而不去做。能够达到高处却不以高自居，可以说是中正了。所以六经的道理虽然高深，却不能不合乎中正。” 难道只有六经如此吗？老子的道术可以说很高深了，然而他又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因此取得天下最大的道理，并且有“去除过度”的说法。老子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儒者呢？把仁德显现出来，把功用藏于内在；一张一弛而不失中正，然后才足以治理世事。如今天下的学者向庄子、老子寻求治国之道，却对汉唐的政事一概不取，这是失之过高，所以不合中正。天下的士人又一会儿推崇南方，一会儿推崇北方；这一派被任用，那一派便废弃；这一派被任用，那一派便废弃，这是失之偏颇，所以不合中正。不合中正，就像车轮没有轮毂，不能带动物体转动；不能转动物体，就会反过来被物体牵着转，这是自然的道理。尧所说的四句话本来就有先后次序：既然帝王之位落在自身，就应当确实守持中正；确实守持中正之后，才能永远保有天禄。” 陈瓘又进献前代故事，上奏说：“仁宗听讲《诗经》，讲到‘匪风’篇中‘谁能烹鱼？只需把水灌入锅中’时，仁宗说：‘老子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道理与此相类似。那么古人用事情来比喻自己的心情，难道相差很远吗？’侍读丁度回答说：‘烹鱼过于烦扰，鱼就会碎；治理百姓过于烦扰，百姓就会离散。若不是圣学深厚，怎么能看出古人求治的用意呢？’” 臣考察认为：古代圣明的君主，正处于大有作为的时代时，有的开创新业，有的革除弊政，不能避免有所烦劳。仁祖凭借清静无为的道术，保持盈满、守成四十二年，始终如一，大概正是领会了“烹煮小鱼”的道理并亲自实行的缘故。臣所以说，汉文帝的治术出自老子，而仁祖的治理多与汉文帝相似。神宗评价汉文帝说：“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由此可知，他有意继承仁祖的治道。博士周行己上言说：“臣听说，忠臣即使身处田野，也不会忘记君主；有志之士即使没有官位，忧虑的仍是天下。为什么呢？君臣之间的义理出于人的天性，天下人本来同属一个整体。因此，伊尹在有莘耕作，却把担当天下重任作为自己的责任；孔子、孟轲身为平民，却始终急切不安地忧虑天下。他们都生逢不合时宜的时代，却仍希望使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百姓成为尧舜时代那样的百姓。孔子也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天下成为东周那样的天下吧？’孟子也说：‘难道只是使齐国百姓安定，而是要使天下百姓都安定？’何况臣生逢盛世，亲身侍奉明主，难道不愿陛下享有天下的安定，使天下人与陛下一同享乐，承继祖宗深厚的德泽，巩固万世无穷的基业吗？臣尤其感到庆幸的是，陛下的性情和德性体现了帝尧的至诚，亲自实行周王的孝道，具有大舜取人之长、择善而从的伟大德行，也有成汤知错即改、毫不吝惜改过的诚心，再加上聪明文思的圣学和诚信恭敬、能够谦让的美好品行，所以每当手诏下达，天下没有不感动喜悦的。只是远方偏僻困穷之地的百姓，仍有不能完全蒙受陛下恩泽的；治理国家的方略，也仍有不能完全符合陛下心意的。这难道不是有司议定法令的过错，以及官吏执行法令的弊端吗？” 臣曾经读《易经》，从中得到这样的说法：“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养，圣人最宝贵的东西叫作君位。用什么守住君位？靠仁。用什么聚集百姓？靠财。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叫作义。”如今陛下具有天地爱护生命的德性，居于圣人最宝贵的君位，以仁守位，以义施政；但臣下还没有充分称扬陛下的德行、承担治理天下的责任。守住君位没有比取得人心更重要的，聚集人民没有比治理国家更优先的；这些正是陛下今日所留意并且已经实行的事情。然而臣还有一点区区之见，因为确实认为在变更制度之际，古人都感到困难；调和统一的方法，也一定有它的关键。所以臣认为，取得人心有四件事：一是广施恩赦，二是解除朋党，三是任用有德之人，四是重视守令。治理国家所用的办法有六件事：一是整顿钱货制度，二是整顿茶盐制度，三是整顿居养、安济、漏泽等救济制度，四是整顿学校制度，五是整顿吏役制度，六是整顿转输制度。臣所说广施恩赦，是确实认为陛下前些日子听任官吏处理事务有过失，法度有些不便，刑罚有些失当。天下虽然知道陛下的德意，但执行法律的官吏不免有错杀、错罚或使人受冤的情况。臣希望陛下豁然采取盛德之举，下达责躬诏，意思可以说：“从前在听任官吏、施行法度方面有过错，恐怕使我们的百姓有人陷于无罪之祸，贤者有人被废弃而未获任用，使人失去应得的位置，恩泽不能向下宣达。”于是把应官、吏、军、民中列入罪籍的人，不论罪行轻重，全部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这样一来，天下人谁不欢欣鼓舞、交相喜悦，更加知道陛下是圣明的，也知道前日有司确实犯了过错。臣所谓广施恩赦是取得人心的方法，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应当取消他们的党籍，敕令告诫有司：对于今天大赦以前的事情，不得再加追究；从今以后，也不得再以朋党之事相提并论。朋党之说确实不是国家的利益所在。一个人的身内有九族亲属，身外有婚姻亲族，还有朋游交好；一家十人，十家百人，百家千人，一个人失去职位，千人便心怀忧戚；一张口传达情意，万张口便传播声名。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想到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岁月已经久远；所说不当的话，有的出于忠诚激愤；所做乖谬的事情，有的出于愚昧无知。天下人爱惜生命的心情，如同昆虫一样普遍，还有什么不爱惜的呢？陛下爱护生命的德性如同天地一样广大，还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