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三

译如今陛下听取言论、采纳进谏，对于大臣的奏请，从来没有稍加拒绝；可是大臣承担陛下所交付的事业，还没有到功业成就、声名实现的时候，却只是屡次因他人的言论，时而离去、时而留下，这实在很不符合大臣以道义侍奉君主的原则。臣认为，大臣应当替陛下建立天下最大的利益，除去天下最大的祸害，以自身承担天下的责任。正如乐毅辅佐燕国，把攻破齐国作为自己的责任；正如文种、范蠡辅佐越国，把报复吴国作为自己的责任；正如诸葛孔明辅佐蜀国，把兴复大汉作为自己的责任；正如周公辅佐成王，把平定三监、消灭淮夷作为自己的责任。如果确实把这些作为自己的责任，那么即使有流言蜚语，也不会放在心上。大臣今天所承担的事情，陛下所任命他们承担的究竟是什么事？他们想要离去的究竟又是什么事？这样进退纷乱，实在没有益处。公孙弘说：‘矫直弯曲的木材，不用耗费很多天；熔化金石，不用耗费很多月。’周公一年就使天下发生变化，臣公孙弘还私下认为这太迟了。公孙弘是什么人呢？他就是这样能够把天下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的人。臣愿陛下以圣明的诏令深切告诫执事大臣，责成他们建立恢复国家的大功，使他们不要拘泥于琐碎的苛细礼节；抵御外来侵犯，平息盗贼，并指日期待当今取得成效，臣实在万分庆幸。如果他们接受任命却毫无功效，辜负了陛下的委托，即使说他们进退合乎礼法，又凭什么堵塞天下人的希望呢？” 谊又请求慎重选择部使者，上奏说：“臣恭敬地观察，部使者的职务，号称外台，是用来统辖郡县、颁布宣示诏令条文、考察询问风俗的，责任极为重大。前代选任，大体有两种办法：如果要使其熟悉世务，就从任职时间较久、资历较深的官员中求取，只看重其官资；如果要选拔才俊贤良，作为非常之举予以任用，就只看重其本人。因此，舜时的四岳、十二牧，周代的方伯、连帅，汉代的州牧、刺史，唐代的采访使、观察使，职位高的都能参与公卿的选任，职位低的也有真正二千石的秩禄。这是因为任用官位尊贵者治理地位卑下者，所以从久次资历中选取。至于谋划政事、担当职务，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选拔贤能唯恐来不及，那么凡是文学、政事方面有一项可以称道，品行操守、见识气度值得甄别记录的人，即使没有积月累年的劳绩，也可以假借权发遣的名义任用，大概也不必按资历次序而提拔。近来任用颇为不同于此，伏望圣明考察这两种办法，加重部使者的职任；不是豪杰卓异之才，暂且不要轻易授予。上取法虞、周，下采择汉、唐，使曾经任职从官、卿监的人，都能参与这一选任，并且与台阁、省、寺的任官相互出入。这样不但可以革除内重外轻的弊病，而且还能使輶轩所到之处，官吏百姓都有所敬畏效法，仰足以称颂陛下知人善任的圣明，臣实在不胜庆幸。” 谊又论述刘纲应当返回镇所，或者隶属于一名将帅，上奏说：“臣听说滁州、濠州镇抚使刘纲，先前在江东，另无职守，想要回到淮南；军队缺乏粮食，进退没有凭据，士卒离散骚扰，于是亲自归附朝廷，希望得到防备和安置。但羁旅在外数月，每次到都堂，宰执全不加以省视顾念；他端坐在客次，见到士大夫便流泪自述，实在值得怜悯。臣愚意以为，刘纲如果确实有罪，自应早日依法处刑；如果还可以宽恕，或者本来无罪，就应当交给他职任，不应当闲置废弃。刘纲的父亲刘位，本来出身农家，却颇为富有，自靖康、建炎以来，出身从军保卫国家，多次平定大盗，最后死于战事。如今刘纲所统领的部众，都是他父亲旧日的部曲，往往全是庄客和家僮。如果不让刘纲亲自约束统辖，或者他们听说刘纲贫困无所归依，一定会离散成为盗贼，另行引发变乱。过去唐代朱泚统帅泾原军，以忠诚之心自行归附，到了长安以后却被拘留不遣返，一旦部曲拥立朱泚作乱，几乎使唐王朝覆亡，这也是当时处置失误的缘故。伏望圣慈略加鉴察前事，特赐圣断，遣发刘纲回镇；或者按照岳飞的事例，让他统领自己的部曲，隶属于一名将帅，使他不至于失去职任，这将是天下之大幸。” 谊又论述徽州知州、通判弃城，请求奖拔汪希旦，上奏说：“臣听说近来张琪的军队从临安府奔逃而出，侵犯徽州，徽州知州、通判望见风声便弃城逃走。六月十三日，张琪的人马还在临安府昌化县，到了十四日，徽州已经没有官吏了。有一名寄居官汪希旦，知道官吏逃避的所在，便从徽州城中写信招来他们，派人回郡防守。到十八日还没有人回任，于是详细说明事情原委，申报尚书省、枢密院。直到现在，张琪的人马不知去向，徽州的安危也还不得而知，而郡守、通判尚未有奏文送到朝廷。臣又不知道本路帅臣、监司是否曾经发来奏文，还是与汪希旦相继而来。郡守、通判、帅臣、监司，受任是为了守护一州一路；盗贼发生了不知道，盗贼到来又不攻击，对上不能报告朝廷请求发兵讨捕，对下不能亲自率领官吏百姓奋力作战守御，反而全都奔逃隐匿，不把情况上报，这就是背弃官职、离开职守，不能胜任职责。像汪希旦这样的人，平素并不是朝廷所倚重任用、反而被投闲置散的人，却能够如此忧虑国事。臣认为秋季防御即将到来，各路帅臣、监司、知州、通判都应一律慎重选择，全都交付给能干的臣子，那么今年的外患就可以退却，盗贼也可以平息。” 如果任用不得其人，又像徽州知州、通判这样的人，就会贻误陛下建立国家的形势。徽州知州、通判，朝廷本来就应当淘汰斥退；至于汪希旦，也请求陛下明察事理，酌情奖拔，以此劝勉臣下是否贤能。刘行简上殿札子说：“臣私下认为，治理政事的关键，没有比救治弊病更紧迫的了。事情的弊病本来不止一端，而人才问题尤其急迫。自古以来，君主用来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没有不是公卿大夫。士人必须得到真正有才干能力的人，列于各个职位，普遍为我所用，尚且担心有所缺失。近年来却有时不是这样，凡是所谓有才干能力的人，全都斥退不用，这样事情同谁来完成呢？人才沉沦失意，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直到现在将近二十年，枯槁地死在寂寞境地的人，数也数不清。那些幸而没有被逼入沟壑而死的人，如今也没有多少了，怎能不令人慨叹！从前有人因为十年没有调动，直到白头还只是郎官，尚且痛恨自己怀才不遇；与如今相比，还算没有失去自己的位置。臣年老衰迈，错误地承受简拔召用，自己衡量才庸德薄，哪里有什么深谋秘策，可以向上辅助陛下日益更新的政务？只有振兴被淹没、被搁置人才的主张，愿意献给陛下。伏望陛下深切诏告大臣，搜求举荐过去被排斥、被弃置而未被任用的士人，选取其中最优秀的，越过资历次序加以提拔；他们一定都会仰戴恩德，更加竭尽忠诚，用来共同成就治国之道，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只愿陛下留意裁择。”

译行简又上奏说：“李道裕在贞观末年任将作匠。有人告发张亮谋反，太宗下诏让百官议论，众人都说张亮应当诛杀，唯独李道裕认为谋反的形迹还没有形成。皇帝发怒，无暇察看，便杀了李道裕。一年多以后，刑部侍郎职位空缺，宰相多次进言推荐人选，都不合意。皇帝说：‘朕找到合适的人了，就是那个曾经议论张亮的人。朕当时虽然没有听从他，如今还在后悔。’于是任命了李道裕。臣私下认为，臣下得到君主的知遇，并不难在一时的遭遇和契合，而难在使君主知道自己内心所存的志向。太宗对于李道裕，起初舍弃他的意见，最终却任用他，难道是因为认为过去的事情做错了而后悔吗？不是这样。太宗是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的君主，他用心思虑，从来没有不在天下国家之上。即使对一件事情有所疑误，也一定会后悔，何况他平时慎重体恤、谨慎用刑，每次判决死罪，必定要反复审核三次、奏报五次以后才定案。想来太宗当时的决断未必疏忽，但后来追悔不忘到这种程度，难道正是因为他体恤刑罚的心意确实与李道裕相合吗？唉！君主未尝没有希望治理天下的志向，然而不能有所成就，确实只是诚意不够罢了。如果出于真诚，就会反复思考，时间越久越不会忘记，一定要做到恰当才停止。因此在听取任用人才的时候，凡是与内心相合的人，即使先前舍弃了，后来也会重新收用，并不以此为自我满足。” 至于唐德宗对陆贽，却不是这样。危难之时，只听从陆贽的言论；天下安定以后，反而追究仇恨，因被谗言蒙蔽而恼怒地把他驱逐，仍像丢弃无用的木梗一样。仅凭这一件事，就足以看出君主用心如何了，何必再举更多例子呢？” 行简又请求命令侍从、台谏举荐县令，上奏说：“臣听说，刺史入朝可以任三公、郎官，出外可以治理百里之地，太守、县令的任职，在古代极为受到重视。只是朝廷一味沿袭旧例，漫不经心地不加选择；只有郡守还可间或考察选任，县令的铨注拟定全都归于铨曹。臣私下认为，接近百姓的官职中，县令是最重要的，怎么能这样呢？何况如今朝廷内外多有变故，战争接连发生，安抚百姓、保卫疆土，事务不止一端。担任县令的人，不只是像从前那样出入田间小路，劝导督促农桑，谨慎办理期会、簿书而已。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祸患就会更加严重。唐太宗曾下诏，让内外五品以上官员举荐可以担任县令的人，于是官职得到了合适的人选，百姓没有忧愁叹息。汉代冯野王上书愿意试任长安令，宣帝认为他的志向奇特，但最终没有把这个职位给他，可见当时选择人才是如此慎重。臣愚意以为，不如仿效古人的做法，命侍从、台谏各自举荐所知、可以充任县令的若干人，报送朝廷，由左右司登记造册，以备选用。然后命监司、守臣考察不称职的县令，予以淘汰；按照名册中的姓名，遇到空缺便任授，并给他们五品官的服色。任期届满而称职的，给予升秩晋等的奖赏；治理政绩尤其卓异的，不按资历次序提拔，使众人羡慕向往，那么人人都会振奋激昂，以求成就功业。” 举荐得当的人给予重赏，举荐错误的人给予轻罚，这样或许对于接近百姓的官职，举荐十人能够选得五人，多少可以仰副陛下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 权知吏部侍郎廖刚论述县令的札子说：臣私下听说，朝廷近来有意慎重选择县令，这确实是养育百姓的急务。然而古代有郡守入朝任三公，郎官出外治理百里，只因内外职位没有轻重偏差，所以人们以任官为荣耀，并且乐于治理百姓。近世却不是这样，内官受到重视，外官被轻视，到了县令尤其严重。凡是督促责成而难以办成的事情，罪罚却容易落到县令身上，不是其他官职所能相比，因此没有人愿意担任县令，受制于格法，不得已才去任职。那些稍有才干器识、可以得到美官的人，从来不曾经过县令而问津。既然如此，应当怎么办？难道要靠荐举来使他们担任县令吗？臣认为，差注一律交给吏部办理，只是加重赏罚，用来劝勉或阻止，便可以了。选人除因军功、捕盗而任职的，若没有实际任县令、县丞一任，不许改任本等其他官职；京朝官若没有实际任知县两任，必须依照祖宗法，外不得任通判，内不得任郎官。对于治理政绩显著的人，优厚加以表彰区别，如汉代增加秩禄、赐金之类；而贪污违法的人，也一定要从重置于典宪。这样，才干之人或许也愿意就任，而妄为之人有所畏惧。大概不必把荐举当作可依靠的办法。前些时候陛下曾下诏荐举县令，才干之人既有不愿就任的，而那些向亲旧求情才得到职位的人，往往没有才干，这就是其中的弊病。” 况且事情本来有关键要领，只要让监司、郡守都选择得到合适的人，便根据县令贤能与否来决定其升降，这正是他们的职责。为什么要让天下所有县令都由朝廷选任呢？这是臣微小的管见，只请陛下裁择。廖刚又论述授任中丞，上殿札子说：臣曾听说，唐文宗提拔丁居晦为御史中丞，对宰相郑覃说：‘朕曾经和丁居晦谈论世人所说李、杜、元、白为四绝，怎么样？’丁居晦说：‘这不是君主应当谈论的事情。’朕因此记住丁居晦可以担任御史中丞。文宗又说牛僧孺可以任御史大夫，郑覃说：‘他过去任中丞时很不能弹劾攻击，恐怕不是一向的声望。’文宗摇头说：‘不是这样。鸾凤自然与鹰隼不同，各有不同的美处。’这就是文宗任用人才的用意。臣是卑劣浅陋的下等才材，陛下不因臣不肖而提拔我居于此职，本来不敢奢望能有古人的万分之一。然而臣恭敬地读到训词，陛下责令臣主持大体、端正国家纲纪，由此可见陛下的用意与文宗相合。君主只担忧不能得到能够论说道理、治理国家、调和阴阳的人，与他们一道使天下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域。至于区区文章技艺这些末节，哪里是陛下应当留神的呢？丁居晦的话，确实值得文宗采纳。” 中丞执掌法令，本来应当维护国家法纪，弹劾铲除危害国家的奸邪；如果反而搜罗细小过失，在狐兔般的小事上炫耀自己的爪牙，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郑覃没有看清这一点，牛僧孺难道就应该如此吗？文宗不以为然。臣希望陛下不要认为文宗没有值得效法之处，也不要忽视他的用意。臣也不敢顺从流俗的看法，专门从事苛细察究，而忘记大体。只愿圣明鉴察。”

译廖刚又论述朋党，上奏说：臣听说《洪范》说：‘不要任意偏爱，遵循君王的正道；不要任意憎恶，遵循君王的正路。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就广大无边；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就平正无偏；不违背，不邪曲，王道就正直。’防止偏离而归于正中，这就是箕子向武王陈述治理天下的大法，大概是帝王不变的常道。如果好恶违背正理，偏袒党援而顺从私心，就不能像上天那样广大无边，像上天的光明那样平正无偏，便失去了所谓大中至正的道路。所谓归于正中，就是大中至正。君主只要用大中至正的道理照临百官，没有偏爱憎恶，没有亲近疏远，一视同仁，那么万邦的百姓和贤能之士受到君上的德化，也将都以皇极为准则来学习和实行，亲近天子的光辉，哪里还会有所谓朋党呢？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成为天下的君王，四海之内外，无论大小，谁不是我的臣子？无论贤能还是不肖，谁不想讨好天子，以求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头顶上天、脚踏大地之人的常情。然而后世竟有结党营私的人，结成死党，有时甚至彼此一起欺骗君主、蒙蔽皇上而不顾，这是什么原因呢？” 臣曾经思考过其中的原因，请允许臣试着为陛下说明。如今君主把甲看作朋党，正与乙共同治理政事，只亲近乙一党，只憎恶甲一党；将来又把乙看作朋党，便与丙共同治理政事，只亲近丙一党，只憎恶乙一党；以至于一批批更替出入，也没有不是如此的，这就是朋党的弊病所以达到牢不可破地步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利害关系使他们恐惧，他们考虑到自己的最终处境，形势上不得不这样。所以臣曾说，朋党这个名目虽然产生于君子与小人相互争斗，实际上却是君主有意造成的。假使上面的王道光明，善恶分明，仁贤与不肖各自依照实情，无论在位还是在野，都各安其分，那么朋党从哪里兴起呢？臣常常听到圣训，总自认为对万物没有私心，由此可见陛下广大无私的德行与天地相合。然而说到议论臣下结交依附的行迹，陛下仍不免有彼此之分，因此臣不避诛责，立即把这件事说出来。愿陛下垂示如日月般的光明，只辨别君子和小人；鉴戒往代的过失，只遵循皇极之道。贤能就任用他们，难道因为他们曾经得到那一党的援引，就一定要怀疑他们吗？卑琐无用就搁置他们，难道因为他们曾经被那一党排斥，就一定要重新录用他们吗？” 无论进用还是退黜，无论取用还是舍弃，最初都不应在其中有所系恋吝惜，而一定要符合天下最公正的原则，这就是所谓皇极之道。这样一来，君子之徒无不因志同道合而进用，聚集于朝廷，志向相同、谋划相合，人才济济而和睦，天下人也将彼此庆贺，认为朝廷得到了人才；即使有奸邪之人，也不能厚诬他们为朋党。凡此都是因为朝廷清明，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一向确定，本来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由此看来，大中至正之道实行，朋党不用革除也会自行消散，确实只在于我们自己。只愿陛下圣明，不要认为臣的话迂阔而不予采纳。廖刚又上奏说：臣听说，《易经》把君子置于内、把小人排斥在外，是天地交泰的时候；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这就是泰卦的道理。反过来就是否卦，天下也就没有国家了。君主对待君子和小人，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小人并非没有可以适用的才能，本来不必全部废弃；然而一定要把他们排斥在外，是因为他们的话足以迷惑君主的聪明，事情足以扰乱君主的心志。一旦容许他们立足，他们就会胶结固结而无法驱除。孔子谈论治理国家，重视远离佞人，正是这个原因。臣希望陛下在选任人才时，每每加以察看，表彰贤善、区别邪恶，不要让小人有机会混入君子之中；这样或许朝廷清明，风俗纯正，在位者都有《羔羊》所说的德行，而《诗经》作者也不会再有讥刺候人的诗篇，岂不是很好吗？” 胡寅上奏说：“臣听说，周公制定法令，使百姓推举贤能，把他们出仕任用，任命为长官；使百姓推举有才干的人，让他们入朝治理政事。周公因此达到太平，并把制度流传万世。后汉熹平年间，因为朝廷议论认为州郡之间结党，人与人互相勾结，于是制定婚姻之家以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的规定，确立三互法，禁忌十分严密。蔡邕上奏论述其错误，并且说：‘韩安国从徒役中起家，朱买臣出身幽微卑贱，他们都因事情需要而回本邦任职，难道会顾虑遵循三互法这种末节制度的束缚吗？’司马光认为这话说得对。近年指挥规定监司、郡守不得任用本地人，违背周公的训示，重蹈熹平年间的错误，这是当时掌权大臣的私意，并不是良法。得到贤才让他治理本地，最熟悉当地利害，对百姓的爱护也最为迫切；不贤不才的人，即使在其他地方任职，因为不是本地人，造成的祸害反而更加严重。不懂得选择人才，却错误地制定法律，这与三互法一样，都会成为后世的笑柄。臣愚昧，伏望陛下明诏大臣，废除近来的禁令，完全按照公正原则选任，只求得到合适的人才。有功就赏，有罪就罚，何必担忧他们徇私乱政，却因疑忌而不向天下广泛昭示呢？” 寅又上奏防御之策说：臣私下看到，洞庭的水贼，本来是由于官吏不得其人、政令烦琐、赋税沉重造成的。如今治理他们的方法，应以郡县得到合适的人才为根本，而县令尤其直接接近百姓。如果任用得人，就能奉行宽缓体恤的政策，使尚未成为贼寇的人安居乐业，使已经成为贼寇的人毁坏营垒、离散群党。对县令的选任和责任考核，不在选择兵将之下，怎么可以轻视呢？自从军务兴起以来，便宜行事而自行辟置官员的做法已经涉及县令，这本来就是不对的。又有人请求不要受到各种限制，全部允许奏请辟置。于是那些诈称为官、身负罪过、奸邪贪赃而没有操行，一切因为有所限制而不敢到朝廷参加铨选的人，全都聚集到这里来了。这对百姓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何况鼎州近来因为程昌禹借补官职，乌合而来的官吏特别多，施行急迫的政令，豪强般地掠夺百姓，替杨么驱赶百姓入贼。如今程千秋接任此职，更应特别用心选择县令；可是对这类人的请求却如此，怎么可以听任批准呢？臣想请求趁着程千秋提出请求之时，特地下达指挥：凡是残破县分奏请辟置县令、县丞等佐官的，必须选用已经出仕并有任职经历、没有贪赃私罪罪犯记录的人，才允许奏请差注。那些尚未出仕、没有任职经历而曾犯贪赃私罪的人，以及现正因贬降而尚未叙复的人，或者没有出身凭证、告敕、批书、印纸却声称这些文书因兵火散失的人，都不得擅自奏请辟置，也不得请求不受各种限制而辟差任用。这样或许可以使县令得到合适的人选，百姓受到恩惠，丢下兵刃，重新回到田地里耕作。以臣愚见，如果不受各种限制而辟差县令，利害关系非常重大。所有已经下达的指挥，臣还不敢签署施行。

译校书郎王十朋轮对时上呈劄子说：臣只是一个微末小臣，不懂朝廷忌讳，也不了解朝廷的体制；但爱戴君主、忧虑国事出于本性，妄自怀有寡妇不顾织布而忧虑国家的心情。臣私下听说，民间道路上人心惶惶，都说敌情难以测度，有南下放牧战马、把巢穴设在汴都、窥伺江淮一带的意图。朝廷之上，掌管帷幄谋划的大臣，必定有料敌制胜的防备计划，这些臣无法知道。然而议论的人认为，边境奏报一有警报，群臣便惊惶失色、面面相觑；传闻稍稍平息，就安然把它当作平安无事。又说敌人内部有祸乱，势必不会前来。唉，不依靠我们自己有所准备，却侥幸盼望敌人内部有难，这种谋划国事的方法，也太疏忽而危险了。自建炎以来直到现在，敌人内部没有一次不互相残杀的。然而一个酋长死去，另一个酋长又出现，敌人的势力反而越来越强盛，这何曾给中国带来过好处？关键只在于我们自己怎样做好防备。我们预先做好了准备，敌人即使强大，也不值得忧虑；我们如果没有准备，敌人即使内部有难，指望它又有什么益处？他们或许并不把内部有难视为畏惧，趁我们稍有懈怠，长驱而来，那将用什么抵御他们呢？臣认为，今天防御戎敌的策略，没有什么比任用人才更紧急；任用人才的关键，没有什么比人望更优先。要知道，识别人材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是最难的。假如萧何没有出生，谁能在韩信尚未成名的时候识出他来呢？即使孟轲再次出现，也一定会从全国人都说贤能的人中选取士人。晋悼公根据民众的声誉任用六卿，于是成就了恢复霸业的功业。东晋根据人心所向起用谢安，于是制定了击破敌人的计策。本朝宝元、庆历年间，西夏违抗朝命，仁宗把经略安抚的重任交给韩琦、范仲淹二人；他们一向很有当时的声望，军中流传着“一韩一范，西贼破胆”的歌谣，因此没有大规模用兵，元昊就归附称臣了。皇祐年间任用文彦博、富弼为宰相，朝廷士大夫互相庆贺。仁宗说：“古代任用人才，有时依据梦兆和卜筮；如果不能识别人材，就应当听从众人的声望，梦兆和卜筮哪里值得凭信呢？”元祐初年任命司马光为宰相，辽人、夏人互相告诫说：“中国已经任用司马光为相了，千万不要制造事端。”人望能够使人如此服畏。如今无论朝廷内外，士大夫、军人和百姓众口一词，都说有些人天资忠义，文武才干兼备，可以担任将相；有些人长于用兵，士卒乐意为他效力，可以担任大帅。可是他们如今却被投置在闲散职位上，没有地方施展才能，有的老死于藩郡之中，使才干湮没；在朝廷内受到谗邪之人的嫉妒，在外又被敌人暗自讥笑。天下舆论愤懑郁结，臣希望陛下果断地为社稷着想，起用这些人，以顺从众人的期望；这样可以振作士气，可以安慰人心，可以挫败敌人的谋划，可以筹谋恢复大业。陛下即使还不能重用他们，也应当把江淮的重大责任交给他们，使他们独当一面，成为国家的长城，这样也可以不再有西顾之忧。臣又听说，范仲淹当初因为进言论事获罪，尤其被宰相吕夷简厌恶，被斥退逐出朝廷。等到西方用兵时，仁宗想起用范仲淹，吕夷简也竭力推荐他；范仲淹果然能够建立功业，吕夷简也不失为贤相。陛下应当把仁宗的用心作为自己的用心，大臣应当把吕夷简的作为作为效法的准则，共同任用天下的贤能之才，以此作为排除困难、解决纷争的谋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那些曾任宰执、侍从以及曾经进言论事的大臣，向来以名节著称的，有的镇守偏远藩镇，有的领取祠禄，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列在贬谪名籍中，也都应当起用，使他们从废置状态中恢复到朝廷官列之中。他们的声名风采，也足以在一时之间振动人心；他们的谋划和筹措安排，一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各位将领中有以勇猛善战著称的，也都应当分别安置、分布在荆襄、江淮之间，作为朝廷的爪牙和藩篱屏障，采用贾谊“多立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的办法来驾驭他们。这样一来，奇异杰出的人才就会不断出现，可以供朝廷任用驱使。猛虎在山中，连藜藿这样的野草也没有人敢采；国家拥有这样的人才，困难自然就会消除。臣认为，防御戎敌的策略，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右正言陈渊论述任用有德之人，上奏说：“天下士人，有的有德行，有的有才干，有的有智慧。君主任用他们，只要适合各自的才能就行。智者用来谋划，才者用来办事，有德者用来守持。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有所偏重，必定不能成就事业。所以《尚书》说：‘凡是那些百姓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你都要记着他们。’说的就是有才智和有德行的人。有人说，太平治理之时，只任用有德者；艰难之际，所应任用的只是才干和智慧。这种说法不对。有德之人，施用到什么事情上会不可以呢？从前汉高祖平定天下，天下所谓杰出的人有三位，已经用作他的腹心和爪牙了。其余如曹参、周勃、陈平，也都足以辅佐国家，才智之士实在不少。然而一定要等到商山四皓出山，辅导太子以后，汉室才得以安定。光武帝中兴时，寇、邓、耿、贾一类的二十八人，凭借风云际会共同建功，都有值得称道之处，所谓才智之士也很多。然而一定要起用良吏卓茂担任太傅，然后风俗才因此改变。由此说来，才智之士在艰难时期固然不可缺少，但有德之人也不应忽视。” 渊又论述任用老成之人，上奏说：“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经历长久以后才知道自己的错误。年轻时依仗天资过人，意气盛大地对待世事，经历事情以后，没有不后悔的。后悔而知道改正，还足以归于善；后悔却不改，最终败国亡家的人，也是有的。所以学习不可以停止。如果学习尚未达到成熟，办事也没有经过历练，那么老成之人可以尊重，却不可忽视。君主深居九重宫禁之中，不知道农事的艰难，却能够应对天下不断到来的变化，靠的只是明白这一点。过去孙权年纪还未到加冠，就能使曹操望见他的营垒而说：‘生儿子应当像孙仲谋。’这可以说是当时豪杰般的君主了。然而他的母亲曾把他托付给张昭，所以张昭每次劝谏他，必定以太后的意思来劝说。我们太祖皇帝英武伟大的资质，无人可以相比，而杜太后也曾命令赵普辅佐他。孙权的智慧，不比张昭少；太祖皇帝的圣明，难道是赵普所能企及的吗？任用赵普，只是取其经历变故多、历事时间久罢了。何况比不上这两位君主，却想要抛弃老成之人，臣没有看到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

译虞允文奏请：将吏部侍郎汪应辰改授知衢州的词头追回。奏文说：臣听说士君子的进退去留，必须观察时势。时势应当离去却不离去，会损害廉节；时势应当留下却不留下，会损害义理。廉节和义理都得到尊重，公议也就确定了。如今强敌侵犯长江，边境多事，君主和父亲正为日夜忧劳，正是智者献谋、勇者效力、忘却家庭而报效国家的时候。汪应辰年轻时凭文章考中科举，陛下亲自擢取为第一名，赐名的恩宠，多士至今还羡慕。他刚满四十岁，又被陛下亲自擢为言语侍从之臣，不能说没有得到知遇。如今突然无故调任外地，朝廷士大夫都对此疑惑。有人说，汪应辰的才干声望确实适合天下任用；朝廷如果借重他的才望来抵御外侮，那么衢州虽然是一个郡，并不是边防要地。如果认为他的罪行应当贬黜，就应当明白说出他的罪行，以端正贬黜他的名分。如果是出于汪应辰自己的请求，就会损害侍奉君主的义理，也不是书生报国的本心。汪应辰离任的名分既然不正，如果不认为这样做错误，那么援引此例请求离任的人将接连出现，纷纷不断。在多事之时，假如让人才接连离开国家，这正是舆论替朝廷感到惋惜的原因。臣愚昧，愿陛下以圣明慈爱，将汪应辰知衢州的任命特予追回停止，并且命令他依旧在职，以等待日后任用；这样或许朝廷百官都能各安其职，不会谋求苟且离去，而公议自然能够确定。” 还请求由陛下亲自裁量斟酌施行。武义大夫曹勋上书说：臣听说，官职是用来激励世人、磨炼纯正品德的；人们则会向往德行、仰慕声名。官职授予得当，事情就能办成，功业就能完成；人们乐于担任自己的职事，功效就会加倍，国家也会安宁。所以圣王观察人心所向和事情所宜，依据事情制定法令，用来激励人、厚待国家。恭敬地想到，陛下要建立中兴功业，必定要制定中兴的典章，然后驱策一代百姓，成就兴王的大功。臣请求依照古制，为武功官设置十等赏格，只奖宠战功，其他赏赐不列入。每次授官，都把诏令系于官衔之中；官衔相同的，便用这种等第使其高于同列。枢密院另行置籍，记载其姓名，称为入等；这样可以不按资历次序召用、升擢、任使，或许能使人以功劳换取死节，革除滥赏而收得真正的人才。如今正崇尚武功，正在于此。如果可以施行，请下令让臣详细拟定等第格式，报来奏闻。” 皇帝曾下诏，命权礼部侍郎周必大与王之奇、陈良翰在选德殿对答，袖中取出亲手所写的诏书，举出唐太宗与魏徵问答的事例，认为自己在位已久而功业尚未成功，治理成效的优劣，自己苦于不能察觉，命周必大等极力陈述其中是否得当。他们退下后分条陈奏：陛下训练军队以图恢复，却屡次更换将领，这是任用将领的方法还没有做到；选择人才来守卫郡国，却屡次更换守臣，这是考核实际成效的办法还没有尽善。各州长官忽来忽去，婺州四年中更换守臣五人，平江四年中更换守臣四人，甚至秀州一年便四次更换守臣。吏胥奸弊从何考察？百姓疾苦从何得到救济？皇帝认为他们的话说得好。周必大被任命为敷文阁待制兼侍读兼权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皇帝慰劳他说：“卿不迎合，也不攀附，正是朕所倚重的。”周必大奏言：“太宗为真宗、仁宗储备人才，以供他们任用；仁宗为治平、元祐年间储备人才。自从章惇、蔡京阻挠士气，最终导致裔夷入侵的祸患。秦桧嫉妒刻薄，驱逐人才，流弊延续到今天。愿陛下在闲暇之日储备人才。” 吏部侍郎洪遵推荐王珏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被降授为右朝散大夫的王珏，廉洁勤勉、公正明察，所到之处都有值得称述的政绩。先前任防州湖北路转运判官时，每次出行巡按所属州县，都把随行的胥吏全关在一间屋里，临近启程时，必须等众吏都上马以后，他才离开。即使供应的帐幕，也只使用漕司的；至于柴、水、草料、粮食，凡不得已必须使用的，都估算价值，付钱偿还，州县没有丝毫费用。民间诉讼，他亲自听审判决，没有一件不得到公平处理。辖区内贪赃的官吏听到风声便收敛行迹，不敢再放肆。他曾在武昌修筑堤坝，外面阻挡江水上涨，里面灌溉民田，行旅和农民都受到恩惠，两道都歌颂他的政绩，认为这是近来所没有的。先前任真州知州，到任才五个月，官府没有积压事务，又能取出盈余，积存数千石米，作为来年军粮的储备。他安抚凋敝的州郡，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千里之内的百姓，上下都感到便利安定。当时各司本应以激浊扬清为职责，既不能推荐他，反而罗织罪名。按章所说，大多没有实际证据，却使他被禁锢在圣明时代，人人都认为他冤屈。这正符合近来所下指挥所说的：‘有公事牵累而他的才干确实可用的人，应当从闲废中起用，必能趋赴事务、建立功绩。’” 如果朝廷肯为他洗刷冤屈，交给他繁重艰难的地方，让他施展政事才能，一定会有可观的表现。臣如今首先举荐王珏一人，愿以终身担保；如果他犯有贪赃罪或不称职，臣甘愿与他同罪。谨此记录奏闻。” 绍兴年间，洪遵又推荐任用林珦，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右通直郎、新差通判福州军州事林珦，本来出身书生，处理政务敏捷，治理百姓有爱护施利的行为，持身有公正廉洁的声誉。先前任宣州知州时，宣城县有笪岳、丰稔两座陂塘，拦截溪水灌溉田地。自政和初年被水冲坏以后，一直不能修复，两座陂塘的百姓每年都苦于旱灾。林珦修治一年便完工，高山顶上也都变成了良田。第二年宣城发生大水，冲毁圩田一百六十余处，而陂口没有被冲坏，百姓于是改名为林公泉。后来任常州无锡县知县，旧例由县令、县丞等四厅催督赋税，流动百姓因此得以作奸，号称杂催的人员达到七百多人，他们借机侵吞渔利，百姓都害怕其祸害。经界覆实官在县衙门口设置枷械，任意追捕呼叫；又以太保长名义强行索取丁口图帐七千余本，全是鱼鳞细图，期限严厉，于是只得用高价买来，送纳官府。林珦刚到任的当天，就立即禁止这些做法。又有户长催税，旧例每五日比较一次，有逃亡死亡的便命人赔补，有拖欠缓交的便加杖责罚，只是造成苛扰，原本不能办成事情。林珦亲自施行刻石晓谕，把这些旧日弊病全部革除。”

译这一年，官物都在省限期限内足额交纳，户长却从未擅自追逼过一个人。林珦到任后，酒垆茶肆中竟看不到村民的踪迹；差役有空缺时，人们争着先来充任。后来任邵武军通判，有水口土军擅自打开武库，披甲持刃，惊动远近。林珦用计安抚平定，捕获首恶四人，依法诛杀；除此之外，其他人一概不追究。此前和平大寺两寨的戍卒习惯于放纵横行，官吏不能弹压，从此全都安静服帖。凡是平时能够危害普通百姓的公吏、弓手、无赖子弟以及假冒秀才、宗室的人，只要因事情到官府，便彻底查办，毫不宽贷，所有人都收敛行迹，一郡才得安宁。他的恩惠教化实际上因为小人诬告诽谤，终于被罢免离职。如今朝廷虽然知道他有冤屈，起用他为藩府佐官，但还要等待遥远的任次，尚未能充分施展才能。臣起初并不认识林珦，是从士大夫的公议中考察得知他的所作所为，明白他确实有远胜常人的地方。臣如今保举他足以担任繁难州郡的守臣任使。臣除已经举荐王珏外，此次举荐林珦是第二人。如果朝廷擢用后，他终身犯有贪赃罪或不称职，臣甘愿与他同罪。谨此记录奏闻。” 洪遵又推荐胡琏，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左从事郎胡琏，学习古人治理政事，勤勉自身、奉公办事。曾任洪州丰城县令，该县处于水陆交通要冲，百姓狡黠、吏员顽劣，向来号称事务繁重难治。前任有的因应办事务没有完成而获罪，有的因为不能审理诉讼而获罪，大多因此被罢去。只有胡琏兴利除害，抑制强暴、扶助弱小，严厉惩治那些扰乱政务的豪强狡猾之徒，使善良百姓得以安居。各司大多都推荐他。如果朝廷加以表彰擢用，把大县交给他治理，一定会有可观的政绩。臣如今保举他足以担任知县、县令。如果后来不如臣所举，臣甘愿与他同罪。臣除已经举荐过左宣教郎罗巩外，这次举荐的是第二人。谨此记录奏闻。” 左正言邓肃辞免授任左正言的第十三封奏札说：臣曾经看到，宣和年间的司谏高伯振看王甫的脸色行事，不敢指斥他的是非。每当王甫出行传呼，谏官和道路上的人都可以肆意慢骂他。靖康年间的谏议洪刍阿附耿南仲，对国家的危难毫不顾恤。有一天他经过朱雀门，一群小人拥住他的马责问说：“国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你所谏诤的究竟是什么事？”这两个人当时只顾巧妙地为自身谋划，窃取禁中近臣的职位，往往还自以为得计，却完全不知道欺骗君主的罪过比欺骗上天更重。所以伯振死于刀刃之下，洪刍流放到海岛，都是上天借此加以惩罚。臣侥幸蒙受三朝的知遇，实在是因为论事。宣和末年，臣曾上奏请求罢除花石纲诗，群臣想把臣置于死地，太上皇赦免了臣，还想召臣入对。靖康初年，臣在便殿获赐召对，极力诋毁权臣，当时人指责臣狂妄，但渊圣皇帝容纳了臣，仍把臣安置在寺监任职。今年臣因为不食楚地的粮食，饥饿得几乎不能行走，九死一生赶到行在。陛下一登基就把臣提拔到言路，臣第一次见到天颜，立即议论宰执，直到他们离职，臣才停止进言。当时士大夫都说臣一定会走张所、吴给的老路了。可是陛下赐给臣五品官服，还用圣谕褒奖臣，说臣论事正确恰当，很值得采纳。然而臣是什么人，竟蒙受陛下如此的圣眷，即使把臣的血流尽、把臣的肝剁碎，也不足以报答天地的恩德。但是臣的职责就是谏臣。如果陛下说“然而”，臣也只说“然而”；如果陛下说“不”，臣也只说“不”，这就是侍奉天子的人，不是劝谏天子的人。即使陛下圣德深厚、眷顾臣而暂时没有降罪，难道臣独独不在内心惭愧吗？难道不在天地神明面前惭愧吗？今天虽然可以免罪，将来又会怎样呢？臣不成为高伯振，就会成为洪刍了。这就是臣愚昧之处，早晚惶恐，不知死将在哪里。臣私下认为，人主的职责在于评议和任用宰相。陛下刚登上九五之位，就把李纲从贬谪之所召回，任命他执掌宰辅大权，对待他不可谓不专一，礼遇他不可谓不优厚。然而李纲学术虽然正直，才术却疏略；谋略虽然深远，机变却浅薄，本来不足以完全符合陛下眷顾信任他的诚意。只是陛下曾对臣说：“李纲确实是以身殉国的人。”如今罢免他，责备他的诏词却十分严厉，这正是臣私下疑惑之处。既不是御史台的奏章，也不是谏官的奏疏，不知道起草这些措辞的人又根据什么这样说？臣如果观望不言，哪里还敢进谏？臣爱戴君主，难道敢默默不言吗？况且两河百姓虽然愿意拼死效命，但五月之间一直没有统领，民心茫然，将会无所适从。等到李纲开始措置，不到一个月，民兵就逐渐集合起来。如今李纲既然离去，两河百姓将怎么办呢？伪楚的臣子，罪当万死。前些日子他们纷纷都在朝廷，李纲先请求驱逐逆臣张邦昌，叛党才稍稍能够依法治罪。如今李纲既然离去，那么叛臣将怎么办呢？叛臣留在朝廷，政事就会乖乱；两河没有军队，敌人就会骄横。李纲在这件事上，也不能说没有一天的长处。过去周宣王之所以成为中兴之主，不过是对内修明政事，对外使远方之人臣服罢了。陛下的圣德超过周宣王，那么修明政事、使远人臣服的事情，难道可以落后吗？李纲一天的长处，也只在于陛下加以采纳。御史中丞张守论任命李公彦、李正民代理官职不当的奏札说：臣听说，端正朝廷是为了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是为了端正万民。朝廷的施政安排，不论大小，只要恰当，人心就会服从；不恰当，人心就会离散。事情虽发生在朝廷近在咫尺之间，利害却实际关系到四方万里之外，不能不慎重。臣恭敬地看到，太常少卿裁减为一员，最近从外地召黎确为太常少卿，催促他到行在任职仅两天，又任命李公彦为太常少卿，交接职事，这些事情臣不能理解。假使李公彦比黎确贤能，就应当下诏罢免黎确而任用李公彦；否则就是重复授官。既然知道是重复授官，就应当改正。如今已经过了十多天，还没有听说施行。若认为罢免黎确是对的，那么黎确长期以来也以行事著称，士人舆论并没有认为这样做不对。臣又看到，中书舍人有空缺，按照祖宗旧例，应当任命起居舍人兼任代理；再有空缺，才任命其他官员。如今董逌任右史，却任命左司员外郎李正民代理中书舍人，这也是臣不能理解的。假使李正民比董逌贤能，就应当立即任用李正民为中书舍人；否则就是认为董逌不学无文。董逌既然不学无文，就不应当提拔为右史。

译如果说董逌不可以代理，那么董逌长期以来也以文学著称，士人舆论同样没有认为他不可以代理。无缘无故罢免黎确而任用李公彦，人们怀疑朝廷偏厚李公彦；但这样必然会使人认为李公彦夺取了黎确的职位，恐怕不是以德爱人的意思，也恐怕从此会滋长攘夺职位的风气。最近舍弃近处的董逌而从远处选取李正民，未必就是轻视董逌，但人们不能没有疑惑，董逌也无法安心，恐怕不是按礼对待人的意思，也恐怕祖宗的旧例从此被废弃。如今号令不能施行，纲纪还没有建立，举措之间关系到人心，伏乞诏令大臣详细斟酌，改正施行。殿中侍御史张守论增加设置教授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六月二十二日的圣旨恢复设置四十多名教授。由此可知陛下明睿，留心儒术；即使身在军旅，也没有忘记礼乐教化的意思。然而臣采听公众议论，仍不能没有疑惑。恭敬地想，国家自从遭受意外灾祸，二圣播迁，皇帝车驾出巡，两河之地已经陷入敌境，西京、关陕仍是敌人的巢穴，边境军营没有偃旗息鼓之时，民间还有盗贼起兵的警报。征发、服役、守御之事，使远近都骚动不安。出关防守秋季边防，就在早晚之间；即使朝廷筹划焦劳，庙堂谋议深秘，四方万里也不能全部知道。现在只看见诏书增加设置教授，人们一定会认为把本来应缓办的事放在前面，把紧急的事放在后面。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崇宁以来，蔡京掌权，曾经遍天下设置教授。所耗费的俸禄钱粮不可计算，而这些教授所教养成就的人才，也没有比从前明显更好。宣和末年，终于没有能挽救祸乱。如今正应当痛切惩戒过去的错误，先办紧急事务，却又重蹈覆辙，留给后世讥笑，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有人说，士人太多，没有职位可以授予，姑且想用这种办法安置滞留的人。臣听说，设置官职是为了选择人才，从来没有为了安置人而设置官职的。何况当前艰难重重，按理应当裁并冗员、节省浮费。即使暂时无暇顾及，难道还应当再增加吗？况且得到俸禄而私下欢喜的，不过这几十个人罢了；那些私下议论、因此离心离德的人，却不知有几千万人。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教授等师儒之官，关键在于慎重选拔。近来改行制科，兼用诗赋，后来进学的人学习经书，懵然不通晓。如果要选取兼习诗赋、能够做人师表的人，实在恐怕今天不容易多得。姑且顺从一时的要求，却失去天下人的期望，看不出有什么益处，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其中假如有通过考试而应任教授的人，人数本来不多，自从祖宗以来旧设的教授名额，借此任授，谁会说不对呢？从前叔孙通归附汉朝，弟子有一百多人，却没有得到进用，大家都疑惑。叔孙通说：“汉王正冒着弓箭石块、争夺天下，诸位儒生难道能上阵作战吗？”所以先推荐斩将拔旗的勇士。后来汉朝大业已经安定，礼仪已经建立，叔孙通被任命为奉常。叔孙通于是进言说：“各位弟子都是儒生，跟随臣已经很久了，希望陛下给他们授官。”高帝把他们全都任为郎官，儒生们高兴地说：“叔孙先生真是圣人，知道当今的事务。”这就是根据时势制定适宜措施，安排先后缓急，是古今不变的道理。如今陛下正处在像汉高帝骑马征战的形势中，公卿大臣难道应当比叔孙通还不如吗？” 伏望圣慈明发诏令，命大臣收回已经下达的指挥，等军务平定以后，再取旨施行，天下幸甚。” 张守又上奏说：“臣近来曾具奏论列恢复设置教授的事情，还没有见到施行。臣私下认为，学校设置官员，本来是美事；在无事之时，教养士人、粉饰太平，稍微多设一些也没有什么妨害；但在今天，实在恐怕不可以。所有利害曲折，已经写在前一封奏章中。臣又听说，尧舜的仁德，并不是平均地爱所有人，而是急于亲近贤人；尧舜的智慧，也不是平均顾及万物，而是急于处理首要事务。所以即使圣德如尧舜，也一定要衡量缓急是否适宜，然后有所作为。陛下向上效法尧舜，谋求恢复治理的功业；如今时势艰难，按理有先后，更应当顺应时势、遵循事理，来办理最紧急的事情。眼下正值防秋，应当等待选将练兵，防御外患、治理内部，勤勉急切，如同救火救溺；却又增加设置几十名教官，这同向楚国去却把车辕朝北、救援上吊的人反而拉他的脚有什么不同呢？”如今有人说，士人多聚集在东南，旧任试中以及符合差遣资格的人不能任命，所以设置官职来安置他们。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通过考试的人数很少，原来设置的职位也可以任授。若说旧任者很多，那么自从实行三舍法以来曾任教授的人数不胜数。若说符合差遣资格的人很多，也不过就是这四十多人。这几十个人虽然因得到俸禄而高兴，其中稍有见识的人也未必认为这样做正确，更何况那些没有得到职位的人呢？在没有职位可以授予时，人们自然会停止侥幸求取；等到有了职位而自己又得不到，人们一定会心怀怨望。利害得失，本来就非常明白。何况崇宁以来设置官员冗滥，无非是顺从一时的要求，最终导致财力耗尽、国力困乏，敌人侵侮内部，给陛下造成今天的忧患。如果认为教授可以恢复，那么崇宁以来泛滥设置的冗官，又有什么顾忌而不恢复呢？伏望圣慈查阅前一封奏章，赶快下令停止罢免此事，天下幸甚。吕颐浩论述贬黜轻浮浅薄之士，上奏说：“臣前日与宰执进呈，潘棐差遣充任川陕宣谕官，李愿任下干办公事，臣当面接受圣训，陛下命臣把这番话说给李愿、潘棐听。于是臣上殿观察他们的为人，觉得他们颇为轻浮，不可完全信任；这次差遣潘棐，只是因为他长期在西方，了解川陕人的心意，准备让他负责询问罢了。潘棐这个人，臣一向并不认识，只曾召他到都堂，观察他的为人。他有口才，善于谈论；但举止轻佻，议论善于纵横捭阖，正如圣训所说。臣与宰执退下后仰头赞叹，陛下的明察精细透彻；由此推知，人的才干高下、忠诚奸佞，哪里能够稍微逃过圣明的鉴察呢？臣曾考察自古建立功业、成就事业的人，都是刚强坚毅、质朴少言、稳重厚道的人；那些轻浮机巧、能言善辩的人，听他们说话虽然令人高兴，让他们面对事务时，不仅很少能够有所成就，也往往会导致事情失败。所以自古在听取言论的时候，尤其不敢忽视。过去张释之回答汉文帝，说绛侯、东阳侯议论事情时，曾经连话都难以出口，哪里像啬夫那样喋喋不休、口齿锋利？如今若因为啬夫能言善辩就越级提拔，恐怕天下人会竞相仿效，不可不察。张释之的议论是正确的。唐德宗宠信任用裴延龄，他每次奏对都任意说些诡谲之言，都是众人不敢说的，裴延龄却处之不疑。

译德宗虽然颇知道他诡谲，但因为喜欢他诋毁别人、希望听到外面的事情，所以亲近厚待他。韦渠牟形貌神态浮躁，有口才，德宗也亲信他。这两个人都凭借巧辩混淆是非，导致唐朝政纲败坏。孔子说“憎恶那些凭利口倾覆国家的人”，说的就是这种人。臣希望陛下以后召见臣僚应对时，更加详细审察，观察他们的志趣趋向后再加以任用，希望所提拔的人都是稳重深沉、坚毅厚道之人，而斥退轻佻浮薄之士，使小人不能离间君子；这样就可以建立功业、成就事业，共同完成中兴的大业了。臣内心恳切至极，不能自已。” 秘书正字张孝祥论述涵养人才的奏札上奏说：臣听说，国家形势的强弱，不取决于土地的广狭、兵甲武器的精良或钝劣，而取决于人才。所谓人才有两类：文章足以文饰治理的工具，风采足以成为士大夫的表率，这是平时任用也绰绰有余的人才；能够在静时察知尚未显现的事机，在动时应对即将到来的变化，像药石确实可以治病，像谷粟确实可以救饥，这种人才平时如果没有涵养、蓄积和储备，到了军情紧急、文书飞驰的时候，就一刻也不能没有。恭敬地想，陛下具有上天赋予的圣明资质，身逢兴盛之运，日夜勤劳求治，深思远虑，想为子孙后代留下万世的安定，搜罗人才唯恐有所遗漏。所谓文饰治理、作为士大夫表率的人才，本来就不缺；但臣一片微薄的忠心仍然进献这番话，实在是担心真正能够实际任用的人才还太少。楩、楠、杞、梓等良材，从刚能合抱一把时就知道是好木材；然而如果不借给它岁月，加以培土、封护、栽植，却要求它承担重任，很少有不弯折的。人才贵在涵养，希望圣慈深切诏令二三位大臣，进一步广泛搜求真正可用、善于谋划而能作决断、文才不足但本质有余的人，把他们安置在中都，扶持培养，屡次试用、仔细考察，以等待他们成才。平时可以使国势强盛，消除尚未萌发的祸患；在缓急之际则可以接受任命奔走效力，抵御侮辱、捍卫祸患，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确实得到一二十人整齐地分布在朝廷任职，那么陛下就可以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使宗社稳固如磐石；二三位大臣也可以在朝廷上从容愉快地处理政务，而没有什么可忧劳的了。枢密行府参谋郑刚中请求赦除罪籍，上奏说：“臣查阅今年正月五日的赦书，其中一项说，新近收复的州县中，现被停废的文武官员、将校和公吏，以及未经甄别叙用的人，都允许到所在之处自陈、保明后上报，朝廷将议定特别给予甄叙。臣详细考虑，刘豫僭越窃国，违逆上天、背悖道义；说有功的人，实际上是帮助刘豫作恶的人；说有罪的人，也未必真的应该被牵连。如今刘豫所录用的人，朝廷却宽容混同赦免，抛弃他们过去的恶行；刘豫所斥退的人，朝廷反而随之弃置，这怎么可以？如果让无辜而含恨的人伸长脖子自诉，有司却斤斤计较地减免，按照通常程序论处，那么就是朝廷还在替伪齐执行法律。臣愚昧地请求，凡新近收复州县中有罪责文书可查的官吏、军人和百姓，一律不适用遗阙、减降之例；尚未叙复的，即按照原来的等级叙复。其中原本因刘豫补授，后来又被刘豫废黜夺职的，永远不列入甄叙范围。这样或许可以使功罪大致公平，符合众议。”郑刚中又请求任用李宷，上奏说：“臣私下看《四牡》，是慰劳使者的诗。为诗作序的人说，使者有功而被人知晓，就会高兴。臣昨天上殿，因为禀奏江西盗贼之事，陛下的圣训说李宷恐怕不能办好这件事。臣退下后对此有所疑惑。朝廷近来因为江西盗贼很多，担心州县不能保存安抚百姓，以至于百姓失业，于是派遣察官访察、采访并措置，名义上称为宣谕。这就是李宷奉使的职责。李宷如果布宣圣德，按察官吏，访求导致盗贼发生的原因，讲究消弭盗患的方法，那么李宷的事情就完成了。至于讨捕、诛杀盗贼，则非有军队不可，就像一个病人，陛下正命医生诊视他，但药还没有准备好。医生要观察病人的形色，审察他的气息和病候，判断哪里纳入邪气、哪一方面受了疾病，然后回来告诉主人，让主人准备药物加以攻治，这样医生的职责就完成了。江西的盗贼到处都有，而吉州一带最为严重。江西的军队合计不过两三千人，其余都是土军、巡尉一类，与盗贼不能相敌。深山峻谷，像窟穴、像巢穴一样，官军一到盗贼就散去，民兵退却后盗贼又聚集。把现有军队分散搜捕讨伐，能够应付几处呢？筠州黄十五凭险据守不服，李宷正督促申世景围捕；而处州、吉州、袁州、抚州连接湖南各处，往往有三五百人结群出没。这是因为盗贼多而军队少，力量不能顾及，并不是拥兵坐视，只把招安当作一件事。若说李宷出使之日就不带军队前往，那么李宷的意思难道不是认为数郡盗贼根株相连，如果不能取得关键情报，就不容易进兵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人〕 又恐怕事先派遣军队会造成更大的劳费，这就像医生想先见到病情，然后才向朝廷请求药物。李宷的谋划并不是不好；听说李宷自到江西以来，展布才能、竭尽力量，一路官吏于是都用心办事，数千里之外的利害、动静，都能及时送达朝廷。他所起的补益也并不小。即使还不能说他已经立功，陛下也应当知道并使他感到欣慰。莫非有人对陛下说：“给李宷军队，他却不愿意接受，如今果然没有办成。”如果真有这种说法，那么希望陛下想一想朝廷派遣李宷的本意，本来就不是专门让他捕盗；李宷之所以先筹划招安，是因为手中没有军队。如今朝廷正分派大军随张守前去，也必须让李宷遍历各郡，详细查究利害，使民间知道朝廷确实有专门负责访察的耳目之官，上下都感到警惧，这样平定就有日期。如果因为说李宷在江西没有功劳，就不让他继续查究并施行他的筹划，那么前日派遣使者的本意就落空了。希望陛下洞察臣的奏议，以圣明照察那些勤勉不懈的臣子，臣不胜区区恳切。”

译郑刚中又论述人才，上奏说：“臣听说，世上谈论治道的人，没有不把求取人才当作急务的。君主以一人之身，承担托付如此重大的责任，谁不想和贤能智慧的人共同承担呢？然而任用人才如果不依据他的长处，那么得到的人即使很多，对治理之道难道会有补益吗？大体上任用人才如同使用药物，茯苓、白术、人参、肉桂，只是把它们聚集起来并没有益处；只有根据寒、温、缓、急，各依药物的性质使用，才有起病的功效。否则，就等同于没有药物。道德、才干、智慧，如果只是取来而不适当使用，也没有益处；只有分别长处短处、大小才能，各按其能力使用，才有达到治理效果的可能。否则，就等同于没有人才。皋陶、禹、稷、契、夔、龙、伯益，都是一代俊杰，舜懂得任用他们，使礼、乐、刑、政各项事务都没有失去适当的托付，这大概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吧？陛下正处于中兴的时运，谋求恢复古代治功，以礼招致贤俊，臣子即使只是一个没有其他技能的人，陛下盛大的德泽也都能包容，不会遗漏。这样看来，没有人才并不是今天的忧患，能够量才任用，才是当前最急迫的事。”从前冯简子善于决断事务，子太叔善于作决定，公孙挥善于辞令，裨谌善于谋划；郑国的政事，常常让裨谌谋划可行与否，由简子作出决断，由公孙挥撰写辞令，完成后才交给子太叔执行，因此没有失败的事情。陛下以至诚之意、如日月般明察，还有什么不能察知？臣这点微薄的意见，仍希望陛下根据各人的才能任用群臣，使大小臣僚各自成就功业，并且不要犯任用人而不取其所长的过失；这样臣微末的奏议，或许也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希望陛下留心省察，与几位大臣共同谋划。郑刚中又请求留用曾开、停止柳约的召命，上奏说：“臣私下从传闻得知，曾开被罢免礼部侍郎，众议疑惑。曾开究竟因为什么获罪，臣还没有详细了解。然而圣恩一向优厚礼遇侍从之臣，从未轻易罢黜；即使有奏章列举他们的过失，也还委婉曲折地加以保全。这次曾开离职，众人不能不疑惑。臣每每听人称赞曾开为人厚重质朴、确实有才，又有文采；谈论当今朝廷人物时，必定把他指为善类，本来不应有明显过错而获罪于清议。有人说，只是因为近来议论出使之事，意见略有不同，于是发生抵牾。臣独自认为不是这样。陛下的胸襟如上天，万物都能容纳。陛下多次下诏说，如今通和之事，无非是审慎处理、取其中道，务必使它长久可行；也曾允许群臣分条奏陈一两件利害事项。陛下的心意，可以说是斟酌人情、救济世务，曾开也正是这样。即使意见有大同小异，君父难道不会体谅他的心意吗？说他因议论出使之事而被罢免，是不对的。要寻找他被罢免的原因却找不到，莫非曾开过于迂愚，以至于妄自发表狂妄无知的言论，圣人起初就有不能容忍的地方，那么曾开被罢免恐怕或许出于此。”臣几天前曾上奏，请求停止柳约的召命，还没有听说施行。柳约的为人，陛下应当自己知道：童贯曾请求推荐他，他又向当权的真官询问取用人的方法；至于奸淫之事，又比孙悟的妹妹所知的还详细。他平素的行为，不必等臣揭露奏章以后才显露出来。然而像柳约这样的人，陛下还想加以洗刷而任用，那么像曾开这样的人，难道就不能容忍而留用吗？柳约到来，陛下未必会让他担任侍从；曾开离去，陛下也未必会始终忘记他。但朝廷道路上的人看到一个曾开离去、一个柳约到来，进退人才似乎颇有可疑之处，这就是众议疑惑的原因。一个曾开离去，眼下未必损害朝廷；但恐怕像曾开这样的人还会有人离去，那就有损害了。一个柳约到来，眼下未必拖累朝廷；但恐怕像柳约这样的人还会有人到来，那就成为拖累了。圣人虚心屈己，在祸患尚未严重时就禁止其萌芽，在祸患尚未长久时就预先防范。如今敌国使者远道而来，计议还没有决定，爱君忧国的人心惊魂悸，认为祸福的关键都在这件事上。即使众人的智慧交相陈述，群臣的意见一并进来，推究他们的用心，都只是出于一片忠心，正应当容纳他们，各自体察其本意。将来事情成功，让议论此事的人自己怀有没有远见的羞惭；如果事情不成，陛下回想起来，进言的人不至于后悔，也就可以了。况且陛下南渡以来，圣德日益提升，几乎没有过失举动；像前日胡铨上书狂妄悖逆，被削除吏籍、投放荒远之地，本来是应该的，但陛下仍听从大臣请求，俯下身来加以宽贷。对于曾开的罢免，臣实在希望陛下能够再加思考。汉武帝起初不能忍受汲黯的言论，后来却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只是让他们顺从旨意、承迎意旨，而不以匡正君主的不义为职责吗？”所以最终优厚宽容了他。这就是臣恳切祈求陛下听取臣言的原因。台谏官，天子把他们当作耳目；如果下面有公众舆论却不能上达天听，就是耳目失去了所掌管的职责，臣难道忍心这样做吗？这些絮絮叨叨的话，只是希望用来报答陛下罢了。冒犯天威，罪当万死，惟愿圣慈幸加赦免。郑刚中又论述应当让贤能的郡守长期任职，上奏说：“臣听说，君主设置官职、任用官吏，只是希望他们以实际的德行和恩惠施于百姓罢了。官吏不可能人人贤良，但又害怕朝廷责罚，所以虚文的弊病由此产生。臣近来曾以责求实效的道理，竭尽微薄之意向陛下进言；退下后又替陛下寻找革除虚文的方法，难道还有比长期任职更好的办法吗？官吏冗员，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长期任职的主张，本来不适合泛泛而谈；臣所谓长期任职，是指贤能的郡守。郡守不贤良，就应当更换罢去，这是当地百姓的福分；至于那些安定便利一方风俗、百姓信任爱戴、确实能够宣达皇上意旨、使实际恩惠施及百姓的人，大概要经过三任两任才有一个，轻易地夺去他的职位，危害就多了。臣亲眼见过州郡长吏更替时的情形，不只是公私费用耗损、迎送烦扰，文书和狱讼变更迁移的弊病，也无法尽述。往往上下苟且敷衍，人情松弛怠慢，过了很久还没有确定；等到长吏到任，来不及全面了解风俗，也不能遍察利害，只考虑朝廷督促办事有条限，如果不说假话敷衍来缓解一时的急迫，就没有办法塞住责任；何况又拖延年月，等到得以更换离去，那么他为自己谋划就算做得好。这就是他们宁肯做虚文而不顾实际的原因。

译幸而得到一个贤良官吏，教令已经得到信服，功绩正显著，朝廷又何苦夺走这个人的职位而给另一个人呢？如果说是想表彰他的才能，那么增加秩级、赏赐金钱的典章可以查照施行。有人对臣说：“守令的选任已经有成法，如今没有可以更改的地方了。”据臣所听说，有的任职两三个月，有的半年，任职较久的也没有到任期届满便被罢免，这说明法律虽然具备，有时却被废弃。前代史书说，忠良的官吏，是国家用来治理的；求取他们非常勤勉，得到他们却极少。臣希望陛下申明并严格执行既成法令，重视长吏的迁徙，可以吗？对于有治理成绩的人，也可以赏赐金钱、增加秩级，等任期最终届满后再召回任用，也不算晚。圣人是为官职选择人才，不是为人才设置官职。陛下若留意施行，臣恐怕州县虚文的弊病从此可以止息。” 右仆射吕搢奏说：“臣自从历任官职以来，承受历朝皇帝的知遇；这次又蒙受圣恩，因为臣曾经历艰难、略有功效，便提拔安置在宰辅之位，臣怎敢不仰体陛下眷顾礼遇的优厚？即使粉身碎骨，也恐怕还不能报答天地父母的恩德。如果有所见解，怎么忍心不替陛下分辨清楚、详细说明呢？臣私下考察，祖宗特别留意人才，超过前代，因此元祐年间名儒巨公相继出现，人人也各自奋发发挥长处。陛下圣学高明，广泛阅览图籍史书，这些事情不能逃过圣明的鉴察。只是王安石首先变乱祖宗法度，绍圣年间章惇、蔡京、蔡卞兄弟等人，各自只图快遂私意，以忠为邪、以邪为忠，使元祐年间的众人屡次被流放驱逐，衣食不能接续，死在遥远荒僻海边的很多；他们的子孙被禁锢，贫困憔悴，远非普通人可比，直到今天人们还为他们感到冤屈。章惇等人竟忍心做出这种举动，难道不是有负于国家吗？臣这点愚昧见解是：如今陛下的六飞车驾虽然暂时停驻吴会，但臣恭敬地料想，陛下内心仰念二圣，瞻望思念陵寝，谋求恢复失地，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元祐年间的那些人经历多年变故，至今还没有追复官职，依照条格本来应当得到的恩数，也没有发给。其中虽有许多子孙族属因为战火之后舍弃乡里坟墓、跟随车驾南来的，但仍有很多人沦陷在敌境。希望圣慈扩大独照万物的明察，广施好生之恩，不要认为臣僭越率直而宽贷臣的狂妄，请将元祐年间臣僚的名籍交给有司，分条列举那些经历贬责的人，一律依例恢复原来授予的官爵；子孙应当陈请的恩数，也依照有关格法放行。这样或许南来的族属没有不感戴陛下广大的覆庇之恩，留在敌境的人家也知道陛下怀念中原沦陷的名臣之家，痛切追念过去都是由于奸邪误国、使宗社播迁；如果一旦全部归还他们父祖的官爵恩泽，人不是草木，怎么能不铭记感佩陛下呢？臣今天所请求的，也恐怕敌人奸诈而不可测；如果不先把元祐诸家的子孙任用于本朝，那么失去的会更多，后来即使想做，也来不及了。还希望圣慈不要把臣这篇奏章下发，只作为圣意批示发出，或许远近生死之人都能戴受陛下的恩德。冒犯天听，臣惶恐战栗到了极点。” 范宗尹曾经在伪楚任职，所以凡是接受伪楚任命的人都被记录在案。户部侍郎季陵上奏说：“从前士大夫不能树立名节，议论政事的人都喜欢攻击他们的瑕疵；一旦罪过显明，就再也不能任用。即使加以洗刷，攻击者又会接踵而来，即使君主和宰相下令，也不能为他们安排职位。臣试举其中罪过较大的说：崇宁、大观以来，结党助长大奸、通过诡诈途径贪求宠荣的人，不知有多少；张邦昌扰乱朝廷而不能以死守节的人，不知有多少；苗、刘专擅杀戮而拱手受其控制的人，不知有多少。按义理责备他们，固然罪不可赦；按人情宽恕他们，也只能说是不幸罢了。玩弄笔墨的人曲意罗织他们的罪状，一旦得到恶名，谁还敢举荐？臣希望明诏宰执，在有罪过的人中选择确实有才干、可以授予事务的人，不要因为一次过失就废弃他终身。仍诏令台谏官为国家爱惜人才，不要再进言攻讦。” 冯当可论述守令的铨选，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与百姓关系最亲近的，没有比守令更重要的。守令的选任，很难得到合适的人。如今铨选所实行的，全部依照格法。格法规定应当授予的，即使资质平庸荒谬，有司也不能夺去；格法规定不应授予的，即使是奉公守法、善于治理的人才，有司也不能授予。天下议论者都说，要挽救这种弊病，不如放宽任人。有人主张由内外荐举，有人主张命主管部门铨选。然而风俗败坏已经很久，奉公竭节的人实在很少。臣担心铨选会任凭私情，荐举也不符合实际，这样对于挽救弊病实在没有益处，反而只会造成妄乱纷纭。臣愚昧，希望陛下慎重选择监司，不要轻易授任。监司是陛下的耳目之臣。如果得到严明、善于督察的人才，使其声望风采遍及一路，黜免或升降那些廉洁或贪污者，废置那些贤能或不肖者，下级官吏有所矜式，小民有所申诉，那么即使远在万里，也如同在咫尺之前。州县官员没有才能，确实不是最令人忧虑的事。自从兴兵以来，民力凋敝，又加上官府侵扰，百姓更加不堪。天下守令很多，陛下哪里能替百姓一一选择？如今天下监司不过几十人罢了，稍加选拔，不愁没有人才。陛下授任他们时，往往也只是看资格高低，不再论其人才是否合适。强健能干的人把赶赴期限、迎合要求当作急务，懦弱的人把不惹事生非当作贤能。至于那些刺举精明、能使州郡闻风畏缩的人，还没有见到。陛下爱民如子，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守令虐害百姓，是国家的大蛀虫；监司的刺举，是鉴别守令的精确标准。伏惟陛下稍稍留心考虑。”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任用人才 宋孝宗隆兴二年，张浚驻军平江，上奏论述人才说：“臣本月初十日从平江府门外出发，连续得到雨水，物价不贵。据各处报告，闸水已经通行，粮运全部聚集。建康、镇江两处榷货务，每天收入两万多缗。等臣回来后，将亲自取得现钱粮食的确数目，另行具奏。伏乞圣慈稍稍宽解忧虑。臣今天得知，泰州范愉申报到达，有一名从敌境脱身回来的人，曾在敌寨任军曹司，详细知道敌境中人马、钱粮的数目，和从前范常、田换所申报的数目以及近日于崇所供报的数目相同。臣仰想陛下圣明出于天授，神机独照，敌人的强弱形势全都在陛下眼中。所忧虑的是缺少同心同德的辅佐，而文辞之士见识浅陋，没有人肯为陛下竭尽死力、承担重任。如果从前有智者献策、勇者效命、通晓财计的人专心筹划、熟悉边事的人在边疆竭尽忠节，先办急事、后办缓事，一心谋划事业，有死无二，如同创业之时骑在马上求治，陛下还忧虑事情不能成功吗？臣希望陛下赶快收罗人才作为自己的羽翼，一定使议论归于一致，使谗言不能离间，这样来应对今天的变化，天下幸甚。” 朝廷大臣上言说，本朝把文臣、武臣看作一体，所以有武臣凭文学改授文职资阶，也有文臣凭才干谋略改授武职。当边疆重任时，本来文武是两条途径，彼此情势如同参星、商星相隔。如果文臣总领军事而不改授武阶，最终会因气质习惯互相猜忌，必然有人不愿听从。如今战事尚未平息，正厉精图谋恢复，希望广泛选取朝廷内外有才智权略、可以治理边疆、可以统制一方军务的人，仿照旧制改授官阶，皇帝听从了。乾道以后，又选取大将之家中能够世代继承武勇的人；武举考试及第、武艺超群、可以担任将佐的人，也一并选取。适逢朝廷大臣进言说：“如今国家的军队，东到淮海，西到川蜀，几乎有一百多万。其中可以成为将帅的人，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而朝廷还不知道振奋他们的士气、表彰他们的才能。如今文臣有三名举主，就可以按资历再任一次；有五名举主，就可以改升秩级，而武臣却没有这种待遇。古语说：‘日月星辰运行不正常，就提拔士人做宰相；蛮夷不恭顺，就从守边士卒中选将。’应当命都统制按照监司的标准，每年举荐两名武臣；按照郡守的标准，每年举荐一人。智勇兼备的列为上等，善于抚慰士卒、尤其有胆量勇气的列为次等。” 不论是将校还是士卒，都应优先给予奖赏和提拔。被举荐的人如果临战时不听命，就与文臣犯有已经入官的赃罪一样，同时治举荐者的罪。皇帝批准了这份奏议，并把它制定为法令。隆兴年间，起居郎胡铨上疏说：“臣听说，君主高高拱手坐在大堂之上，却能无所不知天下之事，无不察知人的贤能与不肖，无不听闻事情的利害。难道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不过是委任一个宰相罢了。一个宰相难道能完全知道天下的事情，完全察知人的贤能不肖，完全决定事情的利害吗？不过是把贤能的人提拔起来，把不贤能的人斥退；把正确的言论采用，把不正确的言论罢弃；事情有利就施行，有害就去除。因此贤能的宰相能够兼取众人的长处，贤明的君主能够兼取宰相的长处。然而天下太平时，宰相尚且能够称许才能而谦让下属，群贤竭尽智慧侍奉君上，上下有礼，治理功业得以成就，这是因为不争功争能，称为美德。天下混乱时，宰相夸耀自己的功劳来压过众人，众人炫耀自己的技巧来依凭君上，于是上下无礼，混乱暴虐由此产生，这是因为争强好胜，称为昏德。自古以来天下国家废兴存亡的根由，没有不系于这两种情况的。留侯是汉朝第一等的人才，他坐在帷幕中筹划谋略，仿佛天造地设，汉廷没有人能超过他。然而樊哙劝沛公不要停止进入秦宫，沛公没有听从，留侯说：‘樊哙的话正确，希望您听从。’ 娄敬劝汉王把都城建在关中，汉王对此有所怀疑，留侯说：“娄敬的话是对的。”于是汉王当天就驾车向西，把都城迁到关中。韩信尚且以和樊哙为伍为耻，而娄敬不过脱下短衣拉车的一个狂妄平庸之人，留侯却立即向汉王推举他的意见，难道不能说是大贤吗？魏相也是中兴时期的贤相，他在朝廷上谋划政事，一定有远超常人的地方。然而读了赵充国的两篇奏疏，就会知道魏相也只是采用群臣各自的长处罢了。赵充国想停止用兵、留下军队屯田的计策，可以说是迂阔了；魏相却推重他的意见，认为一定可以采用，宣帝于是听从了他的计策。疏广任太子傅时，平恩侯许伯建议让他的弟弟许舜监管太子家中的事务，疏广说：“太子的师友应当从天下英俊之士中选择，不应只亲近外戚。”魏相摘下帽子谢罪，宣帝说：“这不是你们臣下所能比及的。”宣帝因此听从了疏广的意见。用兵，是国家的大事；太子，是国家的根本。魏相没有把这两位臣子的意见看作轻率的议论，反而认为可以听从；孝宣中兴，丙吉、魏相声名显著，难道不是由于推举贤能、宣扬善行而达到的吗？我这点浅陋的意见，恭请陛下裁择。乾道年间，秘书省正字林光朝上疏说：“臣在道路上听说，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来，常常有感叹人才不足的话。昨天陛下在便殿召见臣下，与宰臣谈到任用人才的道理，圣明的言论和御笔已经汇集成文。臣以正字为官，正应当考察研读历代的谋议和训诫；幸而因蒙赐对，得以吐露狂妄浅陋的意见，愿陛下稍加听取。陛下有虞舜的孝行，有夏禹的俭朴，有周文王的勤劳；又经营国土、整顿人物，具有唐太宗的明察。天下人因此把这些品德归于陛下，大概是因为确有这样的事实，并不是虚假的声誉。陛下像这样温和地听取并采纳意见，不怕烦劳，本来不应有感叹人才不足的话，这正是臣不能理解的地方。天地所养育、雨露所滋润的万物，古代如此，今天也如此。天下的万物，什么时候曾经不足过？古今的天下，难道会有根本没有人才的时候吗？君主如果常常自处于人才不足的状态，人才就会有余；如果自以为人才有余，又怎么会不产生人才不足的感叹呢？汉高帝自以为人才有余，所以商山四皓不肯出仕；光武帝自以为人才有余，所以严子陵不肯做官。若认为天下这样广大，不能得到这几个人，也算不上什么轻重，那么这种看法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