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

译仁宗时，洪州知州夏竦上奏说：‘臣听说，旁门邪道败坏风俗，妖妄言论迷惑众人，古代法律对此都处死而不赦免。大概是因为奸臣有叛逆之心，狂贼丧失法度，大多假托鬼神，扰乱视听。汉代的张角、晋代的孙恩，偶然没有及时防范禁止，终于聚众成势。国家应当制定严厉制度，以整肃各方。臣私下认为，本州东面连接七闽，南面控制百粤，百姓崇信鬼神，旧俗又尊尚巫术。汉代栾巴已经曾经整治过这种事。近年以来，传习日益增多，他们假托吉凶祥瑞，愚弄百姓，残害性命，图谋获取财物。他们都在居住之处塑画魑魅，陈列旗帜，鸣击鼓角，称为神坛。婴儿还在襁褓中，就被寄养在那里，称为坛留、坛保之类；等到稍稍长大，便传授妖法，驱使他们做童仆。百姓有人生病，就在门上施用符篆，禁止亲友往来，斥退远离至亲，屏弃能够治病的物品。家人准备药物，他们就说神不允许服用；病人想吃东西，他们就说神不允许进食，往往使染病的人死于饥渴。等到死者入殓，又说有余祟凭附在遗物上，人们不敢保留。于是他们图谋把财物据为己有，只要侥幸病人获免，家人所有资财，假借神意开口索取，没有什么不敢要求的。其中有孤儿单族、年轻妇女，有的杀绝全户来图谋财产，有的杀害丈夫而占有其妻。’ 这种浸染日久，百姓习惯成自然。百姓受到无辜伤害，也完全不以为怪；供奉得越谨慎，信奉得越深。他们听从邪说超过遵守典章，畏惧邪神的威势超过畏惧官吏。奇异的神像年年增多，邪恶的符箓、妖妄的符咒日益广泛传写。小规模的，就杀鸡宰羊祭祀，收取祭品后带回家；大规模的，就歌舞聚众，分食祭祀后的余肉。婚嫁、丧葬、出行、出征，动不动就要请巫师。遇到劫盗斗争，也要举行作法，耗费衣食，迷惑乡里。假如有人想煽动人心，并不难彼此联结。宪典中本来都有相应条文，只是法律不能胜过奸邪，药物也不能治愈疾病。应当颁布严厉法典，以革除妖邪风气。本州巫师共一千九百多户，臣已经命令他们改行归农，或学习针灸、方药、脉理。所有主动交出的妖妄神像、符箓、神衣、神杖、魂巾、魂帽、钟、角、刀、笏以及纱罗等一万一千多件物品，已经命令焚毁或交官。伏请朝廷严加颁布条约，希望能够铲除重大祸害，保全救济百姓，防微杜渐，稍稍有助于万分之一。’ 夏竦任刑部侍郎时，上奏说：‘臣听说《易经》说：“乾以平易使人知，坤以简约使人能。”容易明白就能使人亲近，容易遵从就能建立功业；平易简约，天下的事理就能获得。取得天下治理成效的，没有比尧更久远的，盛大则没有超过舜的。圣人的政治所达到的境界，难道不在于平易简约吗？平易就可以亲近，可以亲近就能宏大；简约就可以守持，可以守持就能长久。政治宏大而且长久，皇极就建立了。国家观察天道来制定法律，省察风俗来设置教化，五十年间使百姓富裕长寿。但是如今法令只求划一，官府缺少长久遵守的规制，常常因一件事颁布一条，随时制定制度，谋求利益的政令细密到分毫；管理专卖的法律，就像捆缚湿柴一样繁密。有时命令还未到傍晚就又废止，诏令下达超过一年又重新更改；有时因为侥幸求利的百姓妄谈利害，剖析米盐等琐事，揭发细微的奸弊，便屡次烦劳诏令颁布到各郡国。有时还要汇集三司和众官的议论，列出前后相连的条约文字，简册和文牍相接，往往装满驿传车辆。官吏得以借机作奸，上下其手。由此看来，恐怕不是最高的治理。汉初约法三章，天下安定后又增加六条；文帝、景帝遵守旧制，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武帝、昭帝以后，直到东汉，制度越来越繁琐，刑罚没有固定标准。’ 新魏的祸患，就从这里产生。国家不能制定过多制度，制度过多，法网就会混乱烦琐；政令不能频繁变更，变更频繁，百姓就会疑惑离心。先王认为利益没有达到百倍就不改变法律，大概是要向百姓显示长久和宏大的原则。《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章法。’老子说：‘法令越彰明，盗贼越多。’这话确实正确。伏愿陛下观察尧舜的治理，推行平易简约的政令，分别诏令有才能的官吏，统一制度，流传万世，永远作为确定不变的法则。如果百姓有不便之事，必须改革，就只需诏令说：‘某事可以这样，某事可以那样。’枝蔓的言辞和繁琐的议论一概不用，以此显示朝廷的大体，表明圣人的功业可以长久。让法家不再有出入法令的弊病，使下层百姓知道应当趋向什么、避开什么，天下因此安康富足。’ 夏竦又上《议刑书状》说：‘臣听说，先王取法雷霆震耀而施行杀戮，依据五行之性来使用刑法。刑书的设置，由来已久。虞舜确定五种流放之罪，皋陶制定三尺法。禹刑兴起于夏，汤刑制定于商。吕侯陈述三千条刑罚，李悝创制六篇法典。卫鞅实行变法，萧何制定九章法。汉景帝制定笞杖法令，应劭研习并驳正刑法议论。陈群撰定魏法，贾充修订晋律。陈朝有徐陵因时损益，北魏有伯泉校订核实；后周有拓跋氏详加制定，隋朝有高颎评议。唐朝对刑法科条有所损益，多次整理改革，都是为了扩大法纪纲常，明确端正防范制度，使奸吏完全不能靠分析文字钻空子，使普通百姓不担心因误解而陷罪。大概是因为刑罚一旦判定难以反复，死人不能复生；案件涉及双方，法律确定五刑，供词辨析既已周全，便很难再改变。明智的君王因此慎重戒惧，贤良的大臣因此忧心。可是如果刑狱之地没有夜间哭泣的忧惧，天下百姓就会受到恩惠。国家号令天下，各项条文和法制都已通行，但法家文书有的尚未评定，律令格式的条文与《刑统》《编敕》的规定纷繁混杂，彼此矛盾不一。奸吏有了买卖法律的门路，执笔判案又有误写文书的罪责。’

译因此，有时刑罚因权势而宽纵，案件因贿赂而改判，稍微涉及法条的，往往依据类似案件比附裁决。有些官吏沿袭仕途，却不熟悉法典，只记得不应得到、不得施行的条文，便拿来判决百姓，于是造成故意误判：贫穷的人从重，富贵的人从轻。由此看来，刑罚多有出入。何况乡里刁民的诉讼从县衙开始，而县堂官员对于刑书又相当缺乏研究，判罪量刑常常违背准则，不符合朝廷好生之德，也辜负陛下恤刑的仁德。确实应当汇集刑法典籍，寻求精通审判议论的人，诏令选拔能臣，督促他们详细修订：有疑误的加以订正，有两种不同规定的统一，有缺漏的补足，有繁琐的省略，刑罚过轻的加重，过重的减轻。把所有制书中禁止的事项、《刑统》中奏请制定的条文，以及格式、律令，汇集为一部书。罪行必须确定刑罚，条文不可虚设，明确划分条目，统一彼此差异。命令工匠缮写，重新详细考核，命名为《宋律》，普遍下发州县。使官吏打开法书便没有可疑的罪名，审结案件便断绝舞文弄法的道路，成为皇家统一的法律，流传万代而不可更改的典章。只有圣人制定法则，百姓才能依赖它。所以《尚书》说：‘关于刑罚和法律，一定要审慎、确实地执行。’《礼记》说：‘竭尽耳聪目明，尽到忠诚仁爱，把事情彻底办理。’《易经》说：‘君子因此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不使案件拖延。’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夏竦任吏部尚书时，又上奏说：‘臣听说，帝王的德政取法天地，号令象征四时，历代君主没有不这样做的。春夏时节撤去枷锁，不任意掠打，释放重囚，放出轻罪的拘系者；秋冬时节征讨不义，严肃号令，察看阿党，校阅田猎。这是因为春夏阳气的德性主生发，万物成长在于安静等待，所以政事不施刑罚以顺应时令；秋冬肃杀之气闭塞万物而成就功效，审理案件、追究罪责，以符合阴气的德性。汉代制度规定春夏不审理重刑；新莽却在盛夏于市场杀人，天下怨恨叹息，不能忍受其暴虐。大概王者不能违背天时，违背天时就会引起民怨，民怨就会使和气变为乖戾，和气乖戾，旱灾、蝗灾和各种妖异灾害就会无所不至。’《易经》说：‘抬头观察天，低头观察地。’《礼记》说：‘顺应天而顺应人。’古语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取法于天。’《诗经》说：‘不妄自聪明，不自作主张，顺从上天的法则。’《尚书》说：‘敬慎地顺应上天，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这些话都是说王者应当取法天道。国家承受天命、继承正统，光大开启三位圣主的事业，施行和气与恩惠，恩泽润及幽远之地。但是如今审理判决的科条有违背经典义理之处，臣愚昧，心中私下疑惑。伏愿陛下隆重遵守守成的规制，议定变法的利益，详细考察六经，取法四时，颁诏各郡国，制定为固定制度。’ 应当规定从立春以后到立秋以前，不判决死刑，以符合时令，使天下都知道皇帝好生的德意，不因违背天和而招致灾异。世代相传而仁德长存，确实就在于此。右司谏刘随请求禁止夜间聚集、清晨散去以及制造仪仗祭祀神灵，上奏说：‘臣听说，喜爱生存、厌恶杀戮，是往圣的大道；以德为先、以刑为后，是前代经典的法则。成就这样的盛美，确实应当归于朝廷。臣近来得知，侍御史李应言等审查京东李定禄等人的案件，牵连人数很多，案件已具文奏报。两宫圣上的慈爱，特别加以慎刑体恤，除首犯四人外，其余全都从宽处理。这就是所谓好生之德，已经深入民心；朝廷内外听闻此事，没有不互相庆贺的。臣长期任职地方，大略知道其中原因，民间类似情况很多。不吃荤血，迷信谬传，以天堂诱惑他们，以地狱恐吓他们，夜间聚集、清晨散去，称为修善。没有见识的百姓，多陷入邪僻。追究其真实动机，都是妄想求得佛果。若把他们一概视为谋反，恐怕会牵连无辜。愚昧迷信的人不知道国家禁止什么，捕盗的官吏只把揭发奸邪当作公事，突然遇到捕捉搜查，便寻找逃跑道路。计穷之后拒捕抗拒，有的逞凶斗狠，遭到拷打，受牵连误伤的也不少。圣上悲悯挂念，昭雪的人很多，足以说明怜惜无辜、推行仁德，能够感召和气。臣又看到，京东百姓之间有大规模拜祭岳神的活动，往往聚敛财物，成百上千人结群，制造天子的仪仗，还有真假兵器，装束人物，私自推举补授官职，彼此以僭越奢侈相夸耀，骚扰普通民户。’ 追究其真实动机，都是妄想求得福佑。如果不严加禁止，深恐由此滋长别的奸凶行为；有的人因被捕送官，恐怕将被指认为叛逆。既然有御用仪仗和器物，审理案件的官吏又如何申明其罪状？如果竟然施以重刑，实在担心造成冤枉和滥刑。应当分别加以晓谕，希望断绝浮薄讹妄之风。况且夜聚晓散之徒，因其损害风教，已有条文规定：首领和强悍凶恶者判处死刑；制造御用仪仗、兵器来祭祀神灵，是担心他们成为凶党而伺机发难，所以应当特别颁布明确文书。臣请求，像这类违法者，首领和强恶之人都依违制的本法定罪，跟从者不予追究。还请求把这两件事下发各道，在乡村要路用粉壁书写，重新晓谕，使百姓知道禁令，不陷入刑法，希望彰明善教的办法，扩大率领百姓向善的教化。’ 宋庠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当今正税之外，杂赋极其繁多，税制诡异、科目不同，名称丑陋，横征暴敛。追究其来源，离现在并不久远。大概自唐朝纲纪松弛、五代灾乱以来，衰弱的君王和僭越的诸侯窃据地方，破坏统一的赋税制度，采取临时征取的办法，贪求搜刮没有满足，禁令也由各处自行制定。于是有身丁税、地头税，征收农具税和牛皮税；卖酒则每户出麴钱，煮海制盐则每家增加盐价。虽然朝廷曾与百姓重新开始，但弊旧制度仍然存在，官府因循守旧，害怕改革，所以使尧舜时代的天下也没有逃脱桀纣时代的弊病。臣虽然愚昧，私下认为这是错误。如今即使不能荡涤横征的杂税、宽减百姓财力，也应当整理更改旧有名称，使之稍微接近王道。臣愚见以为，可以把各种杂名税钱和防纳钱的项目，在不改变旧有数额的前提下合并为一个名称，删去末世剥削百姓的项目，制定为本朝统一的法则，向百姓公布，这样百姓容易明白；交给官吏执行，条理清楚而难以欺骗；记录在官府，文书不烦琐；用于财政，名称也比较雅正。与旧制相比，收入没有丝毫损失；制定新规，却容易得如同在掌中转动。彻底改变错误，垂为常法，实在是天下的幸事。如果陛下同意臣的意见，请下令三司详细考察，把今天天下各种杂税钱以外的防纳钱名目、贯数、百数等查明，奏报以后取其实际数额，合并为一个名称，每年折算变更，全部依照旧法办理。这些都是防患制法、为后世建立统绪的事情。’

译臣又看到，本朝以来诏令屡次下达，逐渐建立起条文和比附文书，连署姓名充满各官署府库，烦琐的科目和细碎的条款一天比一天增多。每处罚一个罪人、裁断一件事情，有司引用的条文总是连篇累牍，不能全部列举。通常不过几年，就另行加以编排论定，称为《编敕》。本来是想使条文秩序整齐、纲目完备，大事无所不包，小事细密无遗，但违法触犯仍未断绝，风气反而日益泛滥。一道命令下来，奸弊就随之产生；禁令还未正式颁出，罪行却已经先于禁令出现。把它显示给百姓，就像教猿猴学坏；施用于事务，就像凝结成的罗网。这都是不遵循根本，而只在末节上求取。想要因此废止刑罚、使天下达到仁寿境地，不也很难吗？条理宽广而明确，触犯必重罚，这是根本；事事都曲折制定、刑罚轻而容易触犯，这是末节。根本不举，巨猾之徒就会侥幸逃脱；专门任用末节，普通百姓就会遭受灾祸。如今诏条的弊病就在这里。陛下幸而施加大恩，惋惜皇帝的治道尚未畅通，深切诏令有关官员精心考核旧文，想趁盛世制定大法。臣认为，不经过一次辛劳，就不能获得长久安逸；没有长远考虑，必定有眼前忧患。如今即使制定完成，以后也一定还会改动，为什么呢？因为制度没有确立，贤者和愚者都可以杂然议论。谋划这件事，不如把现行的诏敕全部取来，与律文相互校对；律中已有本条而敕令意思稍有不同的，就改写收入律中；律中没有本条而另立名目条款的，就编入作为敕令。况且唐律中已经有很多废弃条文，如果删去旧文，增加制定新例，也是前代君王损益法制的常规。人情不可能没有过错，王道又不应禁察过于严密；那些约束繁琐、属于官府细小禁令的条文，应当一并清除。删去它们并不足以损害治理的根本，保留它们反而只是装饰罪恶的阶梯。法律过轻，不能约束奸豪；文字过密，却足以污蔑善良。我又听说，王者制定的法令，应当像日月一样明白，行动像雷霆一样威严；言语简易而文理明白，禁令严切而范围广大。臣看到现在编纂的敕令，繁长鄙俗，与府县往来的公文没有区别；用字错误，措辞重复，难道能说是明白温厚的法制吗？实在是因为不专门任用通达事理的大儒，而多使用只会执法的官吏。法吏奉行法律是可以的，难道能让他们制定法律吗？古人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理家庭，耕田应当询问奴仆，织布应当询问婢女。如今想与法吏谋划使国家达到大治的根本，就好比让奴仆织布、让婢女耕田，想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臣请求专门委任博学鸿儒和辅弼大臣，共同审议敕令条文，大略依照律文的体例，分别安排辞句的轻重，约束而使义理明白，将文字公布四海，使人知道朝廷的尊严。把这些制度流传万世，使后人知道文治典雅的盛况。从今以后，如果臣民上言，想要厘正改革旧法、建立条文禁令，希望陛下慎重裁可，不要轻易批准，必须先交付两府，再让群吏参议。如果前一条确实显出了弊端，而今文大体上认为便利，可以长久施行，就交给两制，命令他们根据所陈述的情况，删去芜杂内容，取其精义，仿照律令体例，写成章程。如果事情只是增加烦琐文饰，不能阐明利害关系，就都搁置不报。这样，法令就不会屡屡变更，百姓也知道该如何行事了。有人多方诘难说：“现在如果依照律令制定敕令，天下官吏一定不能明白。”臣回答说：“现在天下颁行的律令，曹局中的小吏尚且能够引用，难道像律令一样的敕令反而不能明白吗？这是拘泥成说的论调。”又有人一定要诘难说：“诏敕大多是先帝所制定的，不应当擅自改写。”臣回答说：“一切诏敕的设置，本来就是臣民上陈的意见，难道宁可说全都出自先帝之口吗？况且圣人把便利万物看作最大的仁德，不因循旧迹才是最大的孝道。再说，太宗皇帝曾改定建隆年间的敕令，真宗皇帝曾改革兴国年间的法令，难道这些都不可以吗？这是守株待兔式的说法。” 臣又听说，办事不效法古制，商代的典籍确实加以讥刺；一定要端正名分，这是鲁国宗庙之堂所传下的训诫。虽然文与质所崇尚的不同，但防止因袭也各有适宜之处。至于辨别尊卑、区分职分，其实道理是一样的。臣私下看到本朝旧例，自使相以及左右仆射以上出任州郡长官的，都称为“判”；六尚书、节度使以下的，都称为“知”。大概是因为仆射以上品秩尊贵，而藩镇的任职地位卑下且偏远，所以以尊位统临卑位的称“判其事”，以较小职任承担较大事务的称“知其职”。等到授任副职官员，惯例又称为“同判”之职，从京官以上都可以担任。如今六尚书以上却称“知州”，京官以下反而称“判州”，名称既不顺当，道理也没有依据。而且朝廷的礼仪，台省本来是重要机构，近来由于苟且行事，渐渐丧失了典章法度。尚书都省，是尚书令的职掌。如今两省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权摄判领；刑部和流内铨本来是尚书、侍郎的职掌，如今却有时让知杂御史判理铨选事务，有时让升朝官判理刑曹事务。其余卿、监所属机构，也有很多由小官判理。下邦支郡的大臣不能判理天台、帝省，小臣却可以判理，这是尊重诸侯藩镇而轻视天子属吏，臣私下认为是错误的。又所谓“府史”，是两种人的名称。所以从《周礼》到《唐令》，凡是担任这种职务的，都称作府若干人、史若干人。如今寺、监中明明有这两种人，却合称为“府史”；这虽然只是小吏，但名称不效法古制，也是不应当被朝廷忽视的。希望陛下诏令有关部门考察前代典章，只把错误的名称纠正，把颠倒的次序整理好就行。即使不能恢复古代的治理办法，也算是一时的制度。以上是臣所怀抱的狂妄浅陋意见，已经全部分条陈述，惟愿陛下裁察。苏舜钦上呈防御性奏议说：“臣谨按前代记载说：‘办理公事的吏员，是百姓的仇敌。’又说：‘使吏员办事急迫，使百姓得到宽缓，这就是说吏员不可放纵，是政事的重要防范。’臣私下看到州县的吏员，多是狡猾凶恶之人。他们窥伺官员，刺探上官意图；对于清白的官员，一定想尽办法使其陷入错误；对于贪婪的官员，则用利益诱惑来控制他。然后歪曲法律、玩弄文字，出卖狱讼、以法令交易，暗中上下其手，任意加重或减轻刑罚，变换欺诈、奇异邪僻的手段，无所不做。如果事情偶然败露，立即逃亡；等事情稍稍平息，又出来办理案牍。假如遇到强干明察的长官，督察过于严厉，他们便联合各曹官吏，同一天逃亡；有的案件还没有办完，审讯弹劾便因此停止；赋税到了征收期限，也没有人催促缴纳。近年来已经习惯成了这种弊病，长官一味姑息迁就，担心耽误国家大事，看到他们邪恶贪滥，也不敢依法防治。何况这些凶恶之人，只知道贪图利益，每次用严厉的法令纠治，尚且不肯悔改，何况放纵他们使其扰乱正法？这实在是政治治理的巨大蛀虫，也是百姓的祸害啊！人们虽然恨得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大概是因为国家没有别的敕条来加以约束。臣想请求今后州县曹司有空缺时，都从第二等户中选人差遣，并命令每五人互相作保。”

译如果有人逃亡，立即差遣官员登记没收其家产，酌量取出作为赏赐，并招募人手追捕。如果有人遇到赦令而自首归案，也请求把他流配到别的郡。这样，他们就不敢公然作恶，以扰乱政事纲纪。” 舜钦又上呈防御性奏议说：“臣听说，巨大的深沟虽然深，野兽也知道躲避；猛烈的火虽然凶猛，人不会踏进去送死。所以，经过土块而跌倒的事到处都是，玩水而淹死的人也有。古人留下这些话，是用来说明刑罚的。从前圣人憎恶残害百姓的祸害，所以明确设置严刑，大张法网，一定使禁令容易躲避而难以触犯，在事端尚小时加以防范，堵塞祸乱的根源。法令约束不至于烦琐苛刻，以号令显示威严，使奸凶之徒畏惧，突然改变心志；坚定地施行下去，自然刑罚案件就会减少。如果一味务求宽赦，冒犯禁令的人就会增多。臣私下看到官吏多有贪赃污滥，是由于朝廷法制渐趋宽松，贪鄙之人乘机造成弊害。一般人的本性原本不是大凶大恶，只因禁约不严，才被财货利益淹没。他们手里掌握刑法，人们不敢说话；内心放纵地索取，下属和百姓便受到困苦。杀人者死，伤人者受刑，这是古今的制度。杀伤造成的危害不过涉及几个人，如今贪官在任，百姓却都受苦。即使有转运使、提刑官，地位都很尊贵，很少接触百姓，询问官吏情况，也很难得到实情。假如没有诉讼端绪，就无法揭发查办。知道内情的人有时想陈告，又往往认为与自己无关。臣想请求今后官员、典吏犯有侵吞入己赃物的罪行，允许各类人等陈述检举；查实后，便把赃物充作赏赐。” 这样，他们一定会畏惧，多嘴多舌的人也会防备众人监督。荀卿所说“威严严厉而不必告诫，刑罚严明而无需实际使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右正言吴育请求禁止匿名文字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常有人制造犯忌讳的言语和似是而非的文字，有的隐去姓名，暗中张贴文字，任意毁谤，以伤害仇家；有的秘密传闻给朝廷，自称忠心赤诚。既然是公正直率而没有隐情，为什么不指明事情公开说？如果凭空捏造，必然包藏邪谋；再加上隐去姓名，正好使奸人得逞。臣担心从今以后，忠良之臣立身处世，容易受到倾陷；国家举行任何事情，便有人想加以动摇，迷惑君主，危害时局，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古代的法律对此一概处死而不赦。虽然陛下聪明圣断，一定不会受其迷惑，但也不能让圣朝长期形成这种风气。”右司谏韩琦请求彻底停止内降的奏状说：“臣私下认为，国家自祖宗以来，亲自裁决各种政务；凡是赏罚、任用官员，都一定同两府大臣在外朝公开商议。有时有内批指挥，都是出自皇帝的裁决。自章献明肃皇后临朝垂帘以来，有些奔走钻营之徒，公然行贿，假托皇亲身份，凭借宫中请托，有的在宫内上表，有的只用口头奏请，求取这类便利，于是侥幸之事日益增多，赏罚颠倒，法律不能惩罚有罪之人，爵禄也不能用来劝勉立功。唐代的斜封官，今日的内降，台纲渐渐毁坏，造成的祸害极其深重。陛下圣德日益更新，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只有这一长期弊病尚未防止并除掉。臣私下认为，这固然不是陛下以圣恩听从他们的妄求，而是认为把事情交给外廷以后，自然有主管机构坚持奏请而加以阻止。可是宫中诏旨有时一再传来，使人不能逐一论正。臣想请求特地下诏：今后除诸宫宅、皇族有关于自身分内事务的事情，才允许在宫中奏陈；其余外戚之家以及文武臣僚，如有奏请事项，都应在閤门及所属机构递进奏状，不得再在宫中批示。若有人竟敢借机请托，或亲自在宫中请求特别批示，希望将其姓名发下，并把替他奏请的人一并送有关部门审问弹劾，严加贬责；凡有触犯，务必断然执行。这样，圣明的政事就没有私心，朝廷规章也会有条理。” 右正言孙沔请求诏令先定议而后施行的奏状说：“臣私下听说，景德年间，知制诰朱巽上言，认为所颁命令不可屡次更改；如果确实需要更张，应当先行议定，能够长久遵守的就施行，不能实行的就停止。真宗皇帝对宰臣说：‘这很懂得治理的体要，你们应当记住。’所以景德、祥符年间，每次下达诏令，都可以遵守。臣私下看到近来臣僚，凡有起请，或陈述利害，随即就颁布，几乎没有诘问和论难。有的还未过时日，有的刚满一个月，就有人说不便利，随即又冲改变更。去年突然征收钱税、今年春天暂时停止度僧之类，就是这样。因此，即使有如同纶诰般的言语、如汗发出便不能收回的号令，百姓也未曾认为一定可信，恐怕这不是国家达到治理的办法。臣想请求今后中外臣僚有所见闻而陈请时，如果谈礼乐，就交太常礼院；谈刑名，就交审刑院；谈天下钱谷，就交三司；谈民间利害，就交转运司。小事限半月，大事限一月，责令所属各官把前后敕条详细议定后奏上。如果属于制度方面的大事，就交两制、尚书省集体议论，委托中书门下再次审察，然后施行，这也是朝廷慎重办事的意思。” 知谏院欧阳修请求禁止匿名诗文伤害毁谤近臣的奏状说：臣私下看到，前年宋庠等人出任外官时，京师先有一首匿名诗，在内外流传。不久宋庠被罢去政事官职，最近又听说外面有小人想中伤三司使王尧臣，于是又作了一篇匿名诗。臣略微听到其中一两句，自从听到这首诗，日夜疑惧惊骇，深思其中事理，不能不说。臣以为陛下耳目聪明，外面的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知道的。臣私下担心这首诗逐渐流传开来，终将传到圣上耳中。臣忝居陛下耳目之官，不愿让小人的浮薄诽谤迷惑圣听，所以应当加以论列，以杜绝奸邪之端。何况自从战争兴起多年，又接连遭受灾荒旱灾，百姓财力困竭，国库空虚，天下安危都系于财用是否充足。三司的职任，责任并不轻。近来姚仲孙罢职以后，朝廷把积年弊病深重、贫乏困窘的三司交给王尧臣，仰赖他办事，正是陛下委托信任、要求他成事的时候。尧臣正要多方施展才能、建立功效，臣完全看到从前任用的官员，大多顾惜自己的俸禄地位，宁可使国家事情失败，也不肯让自己承担怨恨。像尧臣这样的人，任职以来还不到一个月，从副使以下不称职的人，他全都请求更换，足以看出他不避嫌疑怨恨，不徇私情，竭力挽救时局，把自身置于事务之中。”

译如今如果下边容许谗毁离间，上边又不为他主持支持，那么不但有才智的臣子无法施展功效，也恐怕忠义之士从此离心。臣思量作诗的人虽然不知道姓名，但私下担心朝中有些臣子的名位与王尧臣相近，嫉妒他被任用，所以想中伤他，只知道争着在一时进取，却不考虑阻挠国家的大计。自从陛下罢去吕夷简、夏竦，进用韩琦、范仲淹以来，天下欣然庆贺圣德。君子已经得到进用，小人担心自己的道路消失，所以喧嚣传播谗言，想迷惑君主，阻挠好人。如果不早日杜绝，恐怕最终会坏事。况且如今三司弊病已经很深，四方贫乏已经到了极点，王尧臣必须大力更张，才能办成事情。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功效，已经遭受诽谤。臣近日已经听到浮议纷纷，说王尧臣更换官吏，专擅权力，侵犯政权。如今又制造这样的诗句，动摇迷惑众人的情绪。如果不制止，陛下以后便无法任用人，忠臣也无法侍奉君主，谤言将无穷无尽，这是自古以来所忧虑的事。一旦放任它逐渐发展，就会煽动迷惑群小，动摇大臣，给朝廷留下祸患，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希望陛下特赐诏书加以戒励：臣下若敢造作言语，诬陷攻击他人隐私，一律禁止；以及彼此转相传诵的，也一并禁止。” 凡是传诵这些文字的，必须追究它的来源，重重按朝廷法典处理；这样才可贵在禁止奸邪巧诈，保全善良之人。修又上奏说：“臣听说，前任知光化军韩纲，近来因残酷虐待士兵，导致士兵作乱，攻打劫掠州县，惊动朝廷，上使君父忧虑，下使百姓遭受祸患。而且他又不畏惧法律，弃城逃走，罪状显著，按理应当诛杀全族。朝廷慎重用刑，尚且命令审问，至今已经多日，还没有施行。臣私下认为，审断案件的原则不过两端：有正条法律就依法办理，没有正条法律就推究实情。如今韩纲所犯，法律有明文规定，情理上也没有可宽恕之处。谨按律文：主将守卫城池，城池被贼寇攻打，却不能坚守而弃城逃走的，处斩。这就是说韩纲依法应当处斩，已有明文。韩纲不能安抚士卒，导致他们叛乱；即使只论弃城逃走一事，情理也最难容。当时乱兵还没有武器，韩纲手下本有六十多人，没有参与叛乱的士兵，又有官库中的兵器甲胄；他既不能尽力抵御，也不能关闭城门坚守，反而公然把手下士兵及其全家送上船，随即抛弃符牌、印信和城池离去，使兵乱从韩纲本人开始。遇到危难只顾逃生而不以死守国，如今正是盗贼可忧之时，假使天下州县都效仿韩纲，见到贼寇便逃走，那么边防城池都会被贼寇占有，陛下的州县还有谁肯守卫？” 这从韩纲的情理来说，也没有可以宽恕的地方。韩纲处死，按理毫无疑问。外人只看到拖延多日而没有作出判决，都说朝廷喜欢姑息迁就，渐渐有了宽赦的意思。又因为韩纲是大臣家的子弟，犯下如此大的过错，造成如此大的祸患，触犯如此重的法名，如果曲解法律而不执行，那么不知道对孤寒无依而犯罪的人该如何依法处理？韩纲一案，希望圣上发自睿断，早日依法施行。” 修又上奏说：“臣听说，大理寺最近奏请判断德州一桩公案：一名班行王守度谋杀妻子，只判杖六十，作为私罪处理。王守度所犯情理极其凶恶。他原本因越界滥行，想诱骗一个以乞食为生的妇人做妻子，自己拿着刀杖，威逼正妻阿马，让她诬称自己有奸情；又剃截她的头发，亲自把防索交给阿马。王守度拿刀站在旁边，逼她自缢。阿马偶然得以逃生。臣略微听说这些大概情况，其他王守度凶恶的情状，案牍中记载得很完备，人都不忍听闻。阿马遭受如此幽闭痛苦和冤屈，而司法官吏只按诬告奸情判罪，降等判处杖刑。臣私下认为，刑罚在于禁止罪恶，法律本来就应推究实情。如今阿马的冤屈，情理上值得怜悯；王守度所犯的罪恶，难以容忍。如果依照法家的断罪原则，举重情形来论，王守度诬告奸情不实的罪较轻，逼人自杀的情节较重。推究他的用意，应当按谋杀罪论处。谋杀罪的情形很多：有的双方互相争斗结怨，理直的一方因一时愤怒杀害理亏的一方；无论被杀者死与未死，都必须按谋杀罪处罚。哪里能和王守度自身理亏、阿马本来并没有与他争斗，却备受凌辱、被逼自尽相比？这种虐害的情节远比一般谋杀深重。” 臣曾恭敬诵读真宗皇帝赐给谏臣的诏书说：‘冤屈未能申雪，赏罚超过法度的，都允许上奏论列。’如今这个受冤的妇人，正是臣职分所应当进言的事。哪里有圣明君主在上，国家法律正在施行，却让强暴男子竟敢逼人去死的道理？臣恐怕王守度不被诛杀，那么从今以后强者凌辱弱者，疏远的人伤害亲近的人，国家法律就会毁坏，人伦也会败坏。王守度这一宗案件，希望圣上特别命令中书详细审察情理；如果果真如臣所听闻的那样，就请求依法施刑，以禁止奸凶。”修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日盗贼横行，张海等二三百人还没有被消灭，光化军宣毅军又有二三百人作乱。臣认为，朝廷导致盗贼达到这种地步，不只是内外没有防备，大概也是因为威令不能施行。昨天王伦杀害主将，自行设置官职称号，穿黄衣，改换年号，事情如此，正是反贼；假使他没有失败，造成祸患将会怎样？他失败以后，朝廷又没有诛杀他的家族。凡是小人做事，也要先计算成败。如今让他事情成功就获得大利，失败也没有大祸，有利无害，谁不想造反？就像淮南一带的官吏同王伦饮宴，率领百姓献送金帛，开门接纳贼寇，在道路旁列队迎接。” 如果有国家法律，哪里敢这样做？可是来回取勘已经达到半年，还不能判决遣送。古人说处罚不能超过时限，是为了激励士众、显示威严；如今却拖延迟缓。这样谁会有畏惧之心？于是导致张海等人仍然受到官吏迎奉。顺阳县令李正己请贼寇饮宴，让他们住在县厅，任其劫掠，又奏乐把他们送出城外。这些人敢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不奉承贼寇就会死，不奉承朝廷却不会死，所以害怕贼寇超过害怕国法。臣担心朝廷的威令从此削弱，盗贼的凶势从此增强。臣听说，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无刑，杀人是为了制止杀人；宽与猛相互配合，各有适用的时候。希望陛下不要采纳迂腐儒生所谓妇人女子之仁，仍施行小恩小惠而耽误大事。宣毅军士兵一定有家属，乞请把他们全部在光化市中杀掉，使远近听到后惊恐畏惧，以制止随后兴起的贼寇。李正己又听说已有台宪上言，也乞请把他在邓州斩首，使京西一路官吏听到后畏惧，知道国法仍然存在，不敢奉迎贼寇。从来只是被迂腐懦弱之人因循拖延、不能决断，耽误陛下的事情，破坏天下局势，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不能再沿袭旧弊，丧失威严决断，希望陛下努力施行。”

译修又论奏葛宗古等不应减轻法律处罚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贪赃官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谅等人相继发生贪污之事。其中揭发出来的葛宗古，情理尤其恶劣。臣恭敬地看到，去年朝廷命令贾昌朝等人裁减天下多余费用，从陛下供御之物，上至皇后、宫嫔的饮食，都全部减少节省。因为认为调度开支太多，公私财力已经匮乏，所以陛下以身作则于天下，亲自减省日常供给，把费用用于军费。凡是边将所得的一钱一帛，都应当想到这些物资来自百姓困苦之中，是取自他们的膏血，也是在陛下忧劳之际从圣躬减省出来的；像这样得到的东西，应当怎样使用才对？如今葛宗古却盗取朝廷赏赐慰劳蕃夷的物资，用来供养求食妇人的全家骨肉，以及供给自己的家口，并营造工程、办理私家多余用度之类。衡量他这样的用心，哪里是爱君忧国、忘身破贼的人？有什么值得爱惜的？如果律文规定的刑罚已经很重，就请求全部照办，不再减轻法律处罚；如果旧法仍然太轻，也希望特意加重判处。滕宗谅、王克庸如果罪事明确，也希望早日赐令审问，正式依国典处理。臣私下担心议论者会说，葛宗古等正在边疆任职，应当宽贷。臣并非不知道驾驭英雄、任用将才难以拘泥于寻常法律；例如太祖委任李汉超，他能够抵御敌戎，不造成边患，功劳大而过错小，按理可以优容。可是各位将领守卫边疆还没有取得一点功效，却先已经越法违法；他们仗恃敌人在外，就希望朝廷屈法姑息。如今朝廷还没有施行宽免的恩惠，而这三个人已经违法。如此一来，如果再宽纵他们，那么今后的边臣就不再能够用法制约束了。臣想，边疆公使之物，如果一定要使将臣不受常法拘束，可以用来暗中豢养死士、招募延请平民、用利益诱使敌人、赏赐慰劳将校；像这些事情，都不必追问其出入，可以任其恣意办理。或者有人本性粗疏，偶然失于检点，把这些物资误用于私家，推究其本来情状，也可以从轻宽恕。若葛宗古等是故意偷盗欺瞒，把减省下来的宴饮犒劳蕃夷军士的物资据为己有，有什么可以宽恕的道理？特别减轻、从轻处理，又有什么功劳可以赎罪，使朝廷得以屈法？如果这三人不严加判罪，那么边臣就会知道元昊常在边境，于是可以常常违法。臣担心他们玩弄敌寇、懈怠防兵，事情永远没有了结。现在请陛下裁决。” 修又上奏说：“臣认为朝廷每次颁出诏令，都必须合于众议，使下民心悦诚服。真宗皇帝起初设置谏官，诏书中列举六件事，第一件就是说诏令不便利的，允许谏官论列；这体现了朝廷慎重发布命令的意思。近来听说诏书褒美陕西转运使卞咸，听说卞咸在陕西负责购买百姓的青苗以及转般大麦，这两件事给西人造成了很大祸患，导致逃移的人户很多，直到今天西人仍然怨恨诽谤不止。幸赖吴遵路减去转般这一事，百姓才稍稍安宁。如今所下诏书把两人同时褒美，善恶不分，没有什么可以激励和劝惩的；陕西人看到后，一定会认为朝廷近在咫尺却完全不体察民情，西人不了解西部事务，错误地下诏褒美这个给百姓造成祸害的人，必然会进一步产生怨谤。臣私下推测，朝廷一定是因为边臣奏报推荐卞咸等人能够积储粮食，所以赐予奖谕；大概是采访失实，不知道卞咸措施失当，正是导致西部百姓流徙怨谤的原因。希望请求今后以此为戒，慎重发布诏令，并戒励群臣，今后推荐举荐人才不得妄自称美。已经颁出的诏书既然无法追回，臣又担心朝廷因此便把卞咸当作能干的官吏，另行任用，反而导致坏事。” 臣的职分在于进谏诤言，不能不说。” 修又上奏说：“臣等听说，朝廷近来下达指挥，命令各路转运使查访州县官吏中残酷虐待军民的人。臣推测朝廷有这样的安排，一定是因为韩纲残酷虐待士兵，近来导致光化兵士作乱，所以有此指挥。臣认为，前些日子光化兵变，虽然是韩纲自己造成的，但士兵向来骄横，处置之间必须合乎中道。韩纲自然应当依法处理，骄兵也应当讨伐铲除；这样两方面同时办理，才合乎事理。如今如果公开发布号令，遍行约束官吏，就会使骄兵气焰增加，反而产生更多异心；长官畏惧躲避，也无法办事。所下给转运司的文书，臣私下担心会在早晚之间传遍内外，煽动群小，引发事端。然而既然命令已经发出，也无法追回，伏乞迅速下达指挥，命令各路转运使秘密谨慎地禀承执行，不得泄露；这样才可避免另外发生事变。” 修又请求对谋求内降者坚持奏驳并追究其请托缘由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谏官陈升之起请，对于谋求内降以求侥幸的人，交给一府弹劾奏报其请托之罪，防止朝廷依其奏请施行。不久听说李璋因内降而受到责罚，此后很少听闻有人敢请求内降以求恩赏；由此可见，在极其公正的朝廷，法律一定能够取信，足以使政令施行、禁令生效。然而陈升之所说的只是求恩赏的一种情形，而小人的侥幸求取则无所不至。臣自代理开封府知府以来，不到两个月，十次承受内降，有的是为府司后行，有的是为宫院姨妨，有的是为内官及有牵连的吏员等。本府每次都详细上奏驳正，甚至再三奏驳，可是请托者的内降仍不断下来。至于婢妾、卑贱之人犯奸邪滥事，也敢上烦圣听，以求私下庇护。宦官小臣只顾设法为自己免罪，反而彰显圣明君主曲解法律的私情。即使主管机构坚持奏驳，最终还是允许公开施行。然而小人请托的行为从未得到约束和彻底禁止。臣如今想请求，今后凡有人因事敢于请托内降，除照旧允许本府奏驳外，还请求追究因缘请托的人，奏请将其拘摄到府中审问，严加责罚。如果是本人亲自请托，也请求一并审问，按照原犯罪行加二等判决遣送。”

译如果情节稍重，或者请托不止，也允许本府一面牒报御史台弹劾纠察、审问查办。这样才可以彻底禁止小人干扰扰乱公朝、败坏紊乱纲纪。修又论奏内臣梁举直之事，封还内降状说：“臣查得本府正在审理内官梁举直的公事，曾两次坚持奏驳，却三次承受内降，特意给予免罪。臣恭敬地看到，近年来权幸之臣多半公然作恶，不畏宪法，特意请托内降，扰乱纲纪。因此前后臣僚多次具状论述，陛下特地下达明诏，允许承受诏令的官司坚持奏驳，不得施行，并布告天下，定为可信的法令。如今梁举直多次烦劳圣听，请托仍不停止，本府遵照前后诏令和赦书，再次具状奏驳，却不被允许公开执行。臣以为，曲意庇护小臣，屈挠国家法律，自前代帝王以来，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史册都会记载，以显示君主的过失于内外。梁举直的行为比原来的罪犯更严重；即使暂时不能在法律之外加重处罚，以警戒小人请托内降，但他的原犯罪行，难道可以曲意宽恕吗？梁举直如果只是为自身保全打算，却不考虑爱戴君主之心，正是小人完全没有见识。臣忝受恩宠，位列侍从，职分在于进言纳谏，应当想着有所补益，哪里可以迎合圣意、曲解陛下的法律，庇护放纵小臣，以彰显圣君的过失呢？” 降臣不敢再把此事下交所属部门，谨具奏状封还进呈。枢密副使富弼上奏说：“臣遍览自古帝王治理天下的事迹，从来没有不把法制作为首要事务的。法制一旦确立，然后万事才有常规，治理国家的道路也才能够确定。宋朝拥有天下八十多年，太祖开始革除五代的弊病，创立法度；太宗能够继承前人的功业，纲纪更加明确；真宗承接两朝太平的基础，谨慎遵守成法。近年以来，纲纪十分紊乱，随事变更，两府把临时坚持的做法变成成例，施行到天下，众人都认为不对，而朝廷却安然奉行，不思考革除，终于使民力耗尽，国用匮乏，吏员冗多而大多不得其人，政道缺失而将要达到混乱，赏罚没有准则，邪正不能分辨，敌人交相侵扰，盗贼遍地，军队出动没有法度而战必失败，命令下达没有信用而百姓不服从。这样的弊端很多，不能全部列举。之所以会这样，大概就是法制没有确立，才相互牵连而到了这个地步。臣如今想选任官员、设置机构，把三朝典故以及搜求近来各司施行中可用的文书，分门别类汇聚，编成一部书，置于两府，作为法式规范；或许可以使衰败的纲纪稍稍振作，弊法逐渐革除。这是守护国家根基、挽救祸乱的根本。” 知谏院余靖请求宣布敕令并送封驳司审察的札子说：臣听说国家兴盛，必定先在于纲纪；号令的发布，必须端正其源流。古代天下广大、事务众多，君主如果只凭自己临时裁断，担心有所缺失，所以设置各主管机构和官员相互维制，用来向天下显示至公。唐代制度规定，凡有制敕命令，先由中书宣行，送入内廷由皇帝审定后，可以交给门下；门下审察复核后再交外廷施行。如果有不便利之处，就命令封还驳正。如今官诰编书中，三省官位分别题署年月，都是古代制度。国朝淳化年间，开始从枢密院分出银台、通进二司，兼领门下封驳之事，命两制以上官员主持判理。凡制敕有不便利之处，依照旧例封还驳正；张咏、向敏中都担任过这一职务。当时宣敕没有不经过门下的。近年以来，旧制因故废弃，只有选人黄甲还依照旧例，其余宣敕一百件中没有一两件送到那里，这就是说官府徒有封驳的名义，却没有实际改正的作用。臣如今想请求，凡有宣敕，除关于边事机宜的文书仍照旧密封入递，祭祀行事敕仍照旧派人送交本官外，其余官资的迁免、升降与差遣，以及刑名案件的判决遣送、敕令的修改变更，凡是告身、宣头、敕牒，都命令中书、枢密院依照旧例送入内廷，再发付门下封驳司审察复核后申报。” 如果有授官不相称、判刑失当以及对事情不便利的地方，就命令封驳司封还改正。这样，官司各自遵守的事务都有纲条，诏令颁布时能够端正根本，纪律可以振作，就不会有错误的任用和举措了。门下封驳司，希望派刚正公平的大臣主持判理，或许能够履行职务，不必有所畏惧回避。参知政事范仲淹奏论赎刑法的防议说：“臣几日前当面奏陈，三代帝王的子孙能够绵延久远，大概是由于积德深厚。臣请陛下每日修养至仁的德行，下及百姓，以感动天地，这是圣人后嗣无穷的根本。如今有一通札子，是议论赎刑法的，请求下发。臣近来看到诏书，命令御史台、审刑院、大理寺、修编敕所共同议论赎刑之法，这是陛下至高的德行和深厚的仁爱施及亿万百姓，天下幸甚。如今谏官孙甫上言，请求命大臣裁定施行。臣想请求特别降下圣旨，命令中书、枢密院同正在议论的官员迅速裁定，奏报朝廷。仍请求暂且对杖罪以下、情节轻微的案件实行赎刑，这样比较容易施行。”户部判官包拯上奏说：“臣听说，法令是君主掌握的大权，也是国家治乱安危所系之处，不能不谨慎。由于近年以来，赏罚的典章有时仍因循旧习；如果人们知道法令不足信，那么赏罚凭什么发挥惩戒和劝勉的作用呢？从前唐文宗问宰臣李石：‘天下凭什么容易治理？’李石回答说：‘朝廷的法令能够施行，天下就容易治理。’确实如此，治国之道的要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希望陛下裁决大政，信任正直之人；该赏的人一定要与他的功劳相称，不能因为私情而进用；该罚的人一定要与他的罪行相称，不能因侥幸而免除。邪佞之人即使亲近也一定斥退，忠直之人即使远离也一定收用。法令一旦施行，纪律自然端正，那么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国家，也没有不能教化的百姓，只在于陛下努力施行罢了。” 包拯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时，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天圣年间，凡有内降，往往无法测知其中缘由，大都出于请托；这是因为倾邪之徒通过左右近臣的容纳，假借后宫援引，长久地亵渎圣明教化。等到陛下亲自总览各项政务，首先革除了这种弊病，侥幸求得荣宠和滥受赏赐的事，人们不能再凭侥幸求取。近年以来，这条通路渐渐重新开启，妨害公事、损害政务，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臣想请求今后凡中外之人，暗中交结，冒称功劳，以图求得荣宠；或者借罪犯之事，姑且希望得到额外宽贷，希望圣上特别降下指挥，彻底禁止。如果再有人妄自陈请，就命令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等详细议定，先行下达指挥，依公正原则坚持奏驳，不得阿附徇私，以免进一步累及圣明。”

译包拯又论奏诏令屡次更改的防议说：“臣私下看到，朝廷凡是下达诏令，施行不久就有所更张，所以外间议论纷纷，深恐在体制上不利。况且诏令是君主掌握的大权，也是国家安危所系之处，难道可以不慎重吗？由于多年以来，这种弊病尤其严重。制敕刚下达，还没有过一个月就擅自更改；奏请刚刚施行，又随时追改。百姓知道命令不足信，那么赏罚凭什么发挥惩戒和劝勉的作用呢？臣想请求今后朝廷已经安排的事情，应当申明制度，不能不慎重。或者臣僚上言利害，也请先交两制集体议论；如果可以作为长久的制度，才允许以后颁行。即使稍有异同，只要不是败坏政事、危害百姓，也不应当屡次更改。这样，法律就能保持统一，国家就有固定的规范。希望陛下稍加留意，天下幸甚。” 包拯又请求不再任用贪赃官吏的奏状说：“臣听说，官员是百姓的表率；贪官是百姓的盗贼。如今天下郡县极其广大，官吏极其众多，而贪赃污滥之事天天都有。等到案卷具备上报，有的曲意宽贷以保全其性命，有的推施恩典以消除其罪衅。虽然有重法，也几乎等同空文，贪婪卑劣之徒完全没有畏惧。过去两汉因贪赃私受财物获罪的，都要禁锢其子孙，何况本人亲自犯罪呢？太宗朝曾有几名臣僚犯罪，一并发配少府监服役；等到遇到赦宥，太宗对近臣说：‘这些人既然犯了贪赃滥法的罪，只可以放出让他们自谋生路，不可以再授予官爵。’他责罚贪残、慎重对待名位器物到了这种程度，这些都是先朝的良法，完全可以遵行。希望请求今后凡臣僚犯有赃罪达到应处刑的程度，不得从轻宽贷，一律依条施行。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得再录用。若所犯罪行较轻，只能授副使、上佐。这样，贪赃官吏就知道应当受到劝戒，贪婪之人也知道畏惧了。” 侍御史知杂事何郯上奏说：“臣听说，自宫禁中发生盗窃以来，逐月分派内臣轮流披甲值宿，甚至砍伐树木、拆毁房屋，修缮围墙，增设关卡锁钥。对于防备预先准备的方法，确实已经做到极点。然而臣衡量事情的体势，恐怕替陛下谋划的人错了。事物有尊卑，事务有大小；尊贵者关系到君主，卑下者关系到臣下。君主如果亲自管理小事，就失去君主应有的称谓；臣下如果专擅大权，就不是臣下所应当做的。以人君的举措来说，所致力的一定要宏大，所谋划的一定要长远。提高名位和号令，以使百姓习惯奉行；修明政事和刑法，以防百姓越轨；不能废弃礼制，以杜绝僭越逼迫的萌芽；一定要施行法律，以根除暴乱的根本，使近处的人不敢冒犯，远处的人不敢欺凌。这样，等级威严分明，上下都没有邪心，然后才能知道天子为什么尊贵。如今卫士发生变乱，事情出于意料之外，都是因为朝廷恩惠过多而他们不知道感恩，官司命令宽缓而不能禁止他们。当前适宜的办法，在于震怒以显示诛罚，端正大法以杜绝轻慢，施行大刑以讨伐奸邪，斥退那些邪伪、依附下属的人，先行断绝其萌芽；追究盗贼作乱、冒犯上级的人，务必除掉其根本。不宽恕无良之人，使其与众人共同弃绝；不遗漏有罪之人，以此向他们显示公正。” 法令既已施行，纲纪既已端正，用这些来驾驭臣下，谁敢不有所防备？即使不增加宫闱的警卫，防备也不会因此加强；减少宫门的守卫，守备却更加牢固；这同那些拘泥于细枝末节的做法，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臣还听说，陛下近年来一直过分地自我警戒，中宫的乐工已经全部罢去，后苑的狩猎器具也已经全部撤除。陛下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以整饬圣躬，即使是《诗》《书》中所称道的遭遇灾害便修养德行的君主，也远远比不上您。然而在设置禁防方面，所举措的都是眼前之事，所忽略的却是长远之事；所谨慎的是小事，所遗忘的是大事。臣对此实在疑惑。恭请圣上慈悲，把臣的愚见交给公卿大夫，在朝廷上公开议论，一举掌握法令和刑罚的权柄，来除掉邪伪、盗贼和叛乱的祸根。这样或许君主的威势更加尊崇，国家的命令更加振作，内部的忧患已经消除，外部的忧虑自然也会消除，那么天下就万幸了。同知谏院吴奎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十多年以来，每次颁下诏令以及施行某项政事，常常被横议所动摇，或者被奸谋所破坏，因此朝廷内外都不太信任。大家因此都说，陛下的话即使说得强硬，却不能实行；即使实行得锐利迅疾，却不能长久。自从明堂颁下诏令，杜绝内降之后，忠臣贤臣无不增加了气概，群小无不改变了心意。愿陛下谨慎遵守先前的诏书，坚定得像金石一样；即使是您非常宠爱的人，如果敢私自扰乱，也一定加以治罪。这样，太平的风气就有希望从此形成了。”知谏院范镇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指挥规定：今后传宣之事，除依照法律实行赏罚外，其余都应由中书、枢密院及所属官司执奏。这个月十八日，一天之内，内臣无名无故改任转官的共有五六人，都是过分的恩典，不合乎法律。中书、枢密院的大臣却都没有执奏。臣私下认为，陛下最近下达的指挥，可以说是万世应当遵守的法则，竟然还不到一个月，大臣就擅自废弃而不执行。大臣在陛下左右，号称执政，却这样废弃法令，想让法令通行四方，怎么可能呢？天子的言语发出便成为命令，大臣废弃命令，按照法律是不可赦免的。恭请明确判定中书、枢密院大臣的罪责，以昭示天下，使人知道陛下的法令不可轻易废弃。” 范镇又上奏论述法令屡次变更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三日，殿直寄班邓维一因私自役使士兵修屋，导致房屋倒塌压死士兵，事情奏上后，特别勒令停职，发往京西路编管，遇到恩赦也不得叙用。十五日却传宣免除编管，法令这样屡次变更。又如道士李可寿，起初同三司吏人陈知深交好，后来陈知深犯了赃罪，李可寿转托铁佛寺僧人，起初并不知道实情，已经依法从重判处。李可寿因内降而得到免罪，法令不应这样执行。关于邓维一，乞求依照先前下达的指挥，仍按原令编管；李可寿也乞求依法施行，以断绝奸邪侥幸。如今一个殿直、一个道士，都是极其微贱的人，却能够沟通宫禁，改变陛下的法令，大臣又不能上奏论列；以后如果出现比这更大的事情，将怎么办呢？恭请陛下同大臣互相告诫激励，建立严明的纪律，不要让小人屡次改变法令，那么天下就万幸了。”

译范镇又上奏论述御史弹劾陈执中失实说：“臣以为，陛下设置御史，是为了通达耳目、明察事理，不是让他们扰乱圣明；是为了防备奸邪，不是让他们自己成为奸邪。如今御史把用死罪诬陷大臣当作防备奸邪的手段，反而扰乱陛下的明察。陛下设置御史却置之不问，凭什么使风俗不变得险恶刻薄呢？臣请略举一二事说明：起初，御史说陈执中的驺从殴打杀人，事实不实；又说阿张殴打杀害女使，也不属实。既然这两件事都不实，他们已经触犯了大臣，便无法为自己解脱。于是他们又搜集大臣隐秘的事情，必定把那些无法自行辩明的事报告给陛下，使陛下因此怀疑陈执中，这就是所谓御史以防备奸邪为名扰乱陛下的明察。若真像御史所说，连禽兽都不会做的事，何况是宰相呢？陛下难道认为御史的话一定可信吗？请用驺从和阿张的事情来检验：御史说驺从殴打杀人，开封府审讯查核后，实际是某人所为，并不是驺从；御史说阿张殴打杀害女使，实际是陈执中指使，并不是阿张【起初，陈执中把女使交给外部机构时，亲自封押，明确表明是陈执中的指挥】。这两件事在人情上或许有人会做，而御史却都已经说错了；何况那些在人情上根本不存在、连禽兽都不会做的事，却加在大臣身上，用来使陛下产生怀疑呢？” 关于这一点，疑问本来已经可以确定了。如今御史说谏院没有人，不过是指责他们没有说陈执中的驺从殴打杀人、阿张殴打女使以及陈执中的隐秘事情。驺从和阿张的事情本来就是虚妄，不是谏院应该说的；陈执中的隐秘事情更不是谏院应该说的。御史却把这些说出来，认为这是有才干、称职、正直。这些事情果真算正直吗？果真算称职吗？果真算有才干吗？这全都是险恶刻薄的习气，是臣所不屑说的。臣之所以说出来，也不是陛下任用臣的本意。陛下已经下诏告诫险恶刻薄的风气，如果设置御史却不追问他们的罪责，就只是发布文告，而没有实际责罚他们。臣担心，防止险薄的诏令虽然天天下达，险薄之风却会日益增长。陛下如果真能把臣先前上奏的四份奏状和这份奏状一并交给御史，让他们自己阅读并知道、自我觉悟，然后下诏斩决这些御史以昭示天下，或许风俗可以改变，险薄之风也可以得到警戒。” 右司谏马遵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有内降指挥，派台官吴中复前往澶州，审查张怀恩、李仲昌修河不公等罪。事情从宫中发出，不知出自谁的意思，朝廷内外听闻后无不疑惑惊骇。为什么呢？一向以来，李仲昌等人妄自违背朝廷的禁令，轻率地破坏河工，白白耗费财力，罪责本来就不轻。朝廷虽然已经下令降职责罚，但台官屡次弹劾，请求实行实质性的重典。不久前已有指挥，只令他们遇赦而不得叙用而已。各人降官已经数月，不知这次陛下从什么人那里听到意见，竟有这样的特别指挥。过去台官竭力进言，陛下不采纳；如今却因为某人的话而实行。既然派台官审查，又派内臣监视，这说明台官还不足以取得陛下的信任。中书是陛下执政的机构，凡事都由它总理。既然怀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应怀疑。如今派台官设置诏狱，事情出自内降，而中书奉行办理，相关文书起初竟不让中书参与议论。执政的职责，难道是这样吗？这也说明中书还不能取得陛下的信任。中书是陛下的腹心之地，台官是陛下的耳目之司，陛下正是依靠它们来成就治理。如果陛下对外怀疑耳目，对内怀疑腹心，内外相互猜疑而无所倚赖、无所责成，臣恐怕陛下的思虑会日益劳苦，而多头行事的弊病或许会由此产生。” 这样一来，那么刊削奏章、传播流言之类的事情，或许会乘着彼此的间隙而兴起；优游无为的治理，也就不能以年月来期待了，难道不可惜吗？李仲昌等人即使在法律规定之外加重处置，正好符合台官前些日子的议论，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臣今天所说的，都是为了国家的政治体制，惟愿陛下裁量采择。” 马遵又上奏说：“臣近来因为朝廷派台官设置狱事，完全出自内降指挥，导致国柄动摇，舆论沸腾。臣因职务所系，曾两次具奏封章，不久因斋宿行事，未敢继续陈奏。奏章被删削，触犯陛下垂拱听政的威严；又听说内臣传宣催促，接着有诏令文书下发给吴中复等人。朝廷内外听闻后，越来越惊骇。为什么呢？朝廷的赏罚，本来就应当公开施行。《礼记》说：‘在朝廷授予爵位，要同士人共同参与；在市场处决罪人，要同众人共同弃绝。’说的都是公开。如今李仲昌等两个小臣犯法，并不是紧急军务。如果陛下听到这件事，已经口头指示，或见诸文字，就应当交给外朝施行。如果说已经经过中书，那么应当移交枢密院，何必下达内降文书，使人情惊骇而损害国家体统呢？内降的弊病，是损害政事的大患。皇祐明堂之后，曾经有特别诏令禁止天下歌舞，后来流传成颂扬之声。如今陛下享有寿昌之庆，举行恭谢仪式，大赦并改元，使天下耳目焕然一新，怎么可以反而重蹈弊政，破坏皇祐年间形成的成法，招致官吏百姓的深切讥刺呢？如果习以为常，施行不止，臣恐怕事情会日益增多，陛下的心神会日益劳苦，这不是成就简易的法制、取得安康福祉的办法。” 这样一来，威权就可以被改变，纪律就可以被毁坏；自古以来，祸乱的阶梯都由这条道路产生，汉、唐的教训并不遥远，足以看得非常清楚，不能不深思，不能不熟虑。恭请陛下广泛采纳公议，特别作出英明决断，追回并改正先前的敕令，把关于李仲昌等人的文书交给外朝施行。如果认为已经经过中书，就请改交枢密院。李仲昌等人如果确实犯有重罪，自有严厉的科条。这样，案件合乎至公，整个时代的法典便可以施用；权力和纲纪归于最正，多头行事的弊病不再产生。维持治理、保障安定，确实要从这条道路开始。”

译殿中侍御史赵抃论述内降指挥说：“臣从去年四月到七月，多次论奏李仲昌等人修河失败的事情，请求重行贬黜。朝廷虽然酌情给予降职责罚，但仍未能满足群臣的议论。陛下采纳下情，怜悯百姓承受繁重劳役，想要彻底追究李仲昌等人的罪状，端正国家的典章刑法，传谕中书辅臣办理即可；如果事情有牵涉，也可以交枢密院审理。为什么却忽然由宫中发出命令，派一名台官审讯弹劾，又派四名内臣监视？才几天之内，连续三次发出内降文书，张罗成大狱，朝廷内外都惊骇。外间议论说：最初揭发两个小臣罪行的，是谁上奏陈述？如今兴起这两个小臣狱案的，又是谁评议决定？可惜的是，国家体统这样重大，却不询问公卿大臣；政事的权力，竟交给宦官和女子。至于政府，面对这样的事情，开始时不参与议议，最后又不能坚持原则，只知顺从奉行，那么还要宰相做什么？臣恐怕斜封墨敕的弊病，与昔日相比还不足以治罪；而告密、罗织罪名的风气，却又在今日重新成为祸乱的根基。臣愚昧，恭请陛下特别下达指挥，追回内降的命令，查核台官以及臣前后论奏李仲昌等人的奏章，详细斟酌后重行贬谪流放。” 这样，朝廷的纲纪就不至于彻底毁坏，人情和舆论也或许可以不再忧虑疑惧了。” 知谏院吕诲请求禁止臣僚上封章告发他人罪状，说：“臣私下认为，法令规定台谏官可以根据传闻议论政事，是想扩大采纳意见的范围，辅助并增益圣明。近来朝廷内外的臣僚秘密上封章，告发他人的罪过，既不是自己的职分，实际上又侵犯了他官的职责。而且事情多无根据，言论没有具体事实，事理又与自己无关，有的出于报仇泄愤，甚至诋毁揭发平日的真实事情，暴露暧昧隐秘之事。朝廷既难以明辨是非，善良的人也无法申雪冤屈，刻薄之徒便逐渐形成风气。何况礼法重视迁善，法律允许自新；既然时日已经久远，赦令本来就应当洗涤罪过。如果事情涉及严重诬陷，按理本应反坐治罪。臣恭请今后凡不是言职的官员，擅自用章奏指斥揭发他人过去的罪过，或揭发与己无关之事，就把所上文字交给有司审讯查核；在外地则设置专门机构推勘。这样才可望制止狂妄妄言，避免烦扰圣听。仍请下诏告示朝廷内外，严格遵守。” 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说：“臣等恭敬地认为，祖宗开创基业之初，人心尚未安定，恐怕有大奸之人暗中图谋不轨，所以太祖亲自选择身边亲信之人，让他们往来民间，秘密进行侦察。当时如果万一有人挟私诬陷冤枉他人，便会受到斧钺之诛，因此这些人都知道畏惧，不敢作非分之事。如今海内太平已经超过一百年，上下安定，人们没有其他企望，世道变化、风气转移，理应有所革新。然而因循旧制，反而形成更大的弊病。甚至皇室姻亲、各司仓库，全都受到这些人的控制；他们衡量别人的过失，广泛施展威福，私下接受货赂。所宠爱的人即使有大恶，也遮掩而不追问；所憎恶的人，举止言语全都被搜罗挑剔。臣等曾经忧虑，国家选取天下英才任用为公卿大夫，却仍不予信任，反而任用这些服役的小人作为耳目，难道值得依靠吗？如今他们竟妄自拘捕平民，给他加上死罪，使他幽禁在牢狱中，横遭楚毒；幸亏他没有被迫自诬服罪，才得以勉强辨明。如果再不允许有司追问审查，对当初巡察的人稍加惩戒，臣恐怕这些人将再无畏惧，更加肆意横行，使京师官吏百姓无所措手足，这难道符合祖宗的本意吗？” 韩琦论述骄横士卒诬告将校，请求严肃军纪，说：“臣近来听说，虎长行武赟在引见之日，冒犯天威，告发本指挥使关元部辖管束过严，并把将领押送到京城军头司追究，又送开封府审问。臣私下听说，开封府审理后判定武赟等各杖一百。臣认为军中的法律最为严厉，如果宽弛执行，危害不小。武赟既然控告部辖将校处理不公，自有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等有关机构审理。引见之时，距离天子极近，本来就不是军人可以论说事情的场合。况且将领在辩讯中又多有诬妄之辞，这大概是近年来士卒骄纵，往往如此。国家屯驻设置军队，人数超过百万，每营只交给几名将校统领。如果管束稍微严格，士卒便在引见时搜罗小过，冒犯天威申诉。朝廷如果不从大体上裁断，反而使双方都获罪，臣恐怕此后士卒和将校会逐渐废弃等级制度，只求姑息以避免过失。倘若一旦边境有紧急情况，要让他们舍弃生命奔赴汤火，他们一定不能为陛下所用。陛下实在应当在泰宁之时，深切告诫有司，凡军旅之事，常以训练约束为要。有违犯者，应当及时按重法处置。” 至于将校如果不是犯有重大过错，只是因为管束严厉而受到士兵怨恨，士兵寻找细小事情来造成他的罪名，也应当舍弃不问。这就是所谓惩罚一个士卒而警戒全军，舍弃小的慈爱而实行大的仁德。惟愿陛下详加审慎裁夺，天下将万幸。” 三司使张方平论述内臣向各司传宣过于频繁说：“臣私下听说，近来中仗向各司传宣，颇为频繁；传到三司时，一天有时达到数次。臣听说，君王的言语只是用来制定命令，百官承受并遵循法式。《洪范》所说的五事中有言：‘君王言语和顺，便能治理。’所以君王的言语称为号令。命令发出就只应执行；不执行，权威和纲纪就会亏损。如今那些琐碎细小的事情，本来都是地位卑微的人所应亲自督责的，各主管机构也各有办事程序，至于发放、输送、督促，动辄烦劳传宣下达。主管机构既然接受命令，其中有不能奉行的，还要再禀报回复；有时命令反而逐渐停止，下级成为废弃命令，上级则损害威信，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安然不觉得奇怪。请求今后除非是中书、枢密院事务有明确指挥，特别下达中旨外，其余细务应当下达三司、提举司、开封府等机构办理的，只请传宣中书、枢密院，发下札子给各有关机构。有人敢于违抗怠慢，自应依法勘问责罚。如果事情紧急，不能延误，就请传宣给入内内侍省，由其审度事情的缓急；必须立即施行的，应完整记录宣旨，报告下达给主管机构。这样希望命令的发布和承接都有章法，上下都合乎体制。”

译张方平上奏论刑法说：“臣听说，过去成周时期，只有文王能够彰明德行、慎重用刑，武王时期也谨慎地办理狱讼。周公制定六典，大概是以礼端正根本，以刑防范末流，辅助完成五种教化，使百姓合于中正。到了成王、康王时期，甚至能够把刑罚搁置而不用。孔子说：‘用刑罚来整治百姓，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用礼来整治百姓，百姓既有羞耻心，又能归服。’又说：‘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适当。’所以叔向认为，三种刑罚的兴起，都是衰世的事情。汉朝自文帝、景帝以后，朝廷建立重大制度，实行重大的诛赏，往往让儒生依据经义加以裁断；又能够议定事务、制定制度，尊崇君主、贬抑臣下，辨明是非，他们的论说宏大高明。因此三王以后，汉代的治道最为纯粹。东汉以后，法律渐渐繁密，南北风俗不同，弊病不胜其多。唉！世道失去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根本先已衰弱，势力怎么能长久？所以世道即使太平，也容易转危；国家即使强盛，也容易败亡，原因就在于制度平时没有建立，礼义没有存于人心。譬如高楼虽然巍然耸立，但柱石不牢固，哪里有长久支撑的形势？万条目张列参差，而纲维不能整治，当然是混乱的道路。治理国家而不修明礼法，凭什么达到治理呢？近在唐代，礼制和刑法繁杂，礼制连年多次改革，法律有时一代之中修订两次。” 贞观、显庆年间，仓促建立了彼此不同的制度；永徽、开元年间，又有前后不同的格式。诸儒争立异说，各自出于胸臆；执掌法律的官吏迎合其意，随即造成轻重不一；奇特的请求和援引其他事例的比附，堆满了案几和楼阁。即使熟悉法律的人也不能全部看遍，所以郡县承受采用时便互相驳杂而陷入错误，愚昧地使无罪者受到牵连，罗织平民的罪过，都是由于格令繁多造成的。因此奸吏得以借此机会把持法令、从中取利。我太祖皇帝完成大一统后，怜悯刑狱过多而滥用，开始制定郡国设置司寇官的制度。太宗又增置审刑的各种官职，以复核天下的狱案。先皇又设置提点刑狱的职务，分区管理四方，申雪百姓的冤屈，查察群吏的违法。这些都是圣人竭尽情思、用尽心力，哀怜体恤百姓的制度。自从陛下登临皇位，统御天下，敬慎而体恤众人，严办积久的罪恶，宽缓并释放应受惩罚的人。您在宣室处理政事，明察超过汉宣帝；大官减省膳食，仁德胜过唐文宗。您有悲悯深切的爱民之心，有忠诚有益的教化，可以说是盛大的德行了。孔子说：‘如果有圣王出现，一定要经过一代之后，仁政才会形成。’善人为政一百年，就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我们大宋施行宽仁的统治，天下已经超过八十年，统一而没有外患，清平安宁，德教施加于百姓，其陶冶教化已经很深了。然而刑罚还不能搁置不用，囚禁在狱中的人仍然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礼制失去了端正根本的作用，法令却急于防范末节；上层又堵塞货物流通、搜刮财利的道路，开辟许多专卖、管榷、封禁和侵占的门径。众多事情交织在一起，权豪富人依照公法进行私下的奸诈侵害，剥削百姓；官吏因循苟且，有的接受贿赂，不能抑制强暴、扶助弱小，狱讼中的奸邪得不到平正。因此小民日益困窘贫穷，便想放纵自己去做盗贼，懒惰虚伪地苟且偷生，以逃避饥寒。孔子说：‘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够省察刑罚的根本；如今懂得法律的人，只是不遗漏有罪之人的末节。’不追究百姓为什么获罪，却奖赏官吏能够揭发奸恶、查得实情，就好比大大打开牢栏，高高张设罗网，捕获鸟兽后却把功劳归给射猎之师。因此官吏本应掌握法令，检察违法，引导百姓向善；但苛刻的人巧于玩弄法令，随意轻重处置；简慢放任的人又忽视怠慢，把政事视为鄙俗小事。不才之人固然受到奸吏赏识，有才干的人有时却被豪强收买；求取进用的人便在文字细节上曲意迎合皇上的意旨，沽名养望的人则宽恕旧过、减轻刑罚以取悦众人。于是各家各自评判，各人固守自己的见解，甚至罪行相同而轻重不同，刑罚科目相同而深浅有别。近来一切弊病都归结到百姓身上。臣诚愿朝廷考察周、汉旧制，深入讨论礼刑的中正之道；削减游商和兼并的行业，增加对奢靡浪费的节制，稍微放宽谋利的道路以优待齐民；删定律令，铲除其中繁多、异样、诋毁欺罔、罗织文辞和琐碎细节的条文，一概免除，务求简省约束，使人容易遵守。把它作为大宋的一部法典，颁行天下，这哪里只是有利于当代，本来也是无穷长久的法则。臣所说的虽然宽泛简略，不完全合乎当前的权宜之术，难道不接近于澄清源流、端正根本的论说吗？其中对于当时尤其紧要、关系到朝政得失和人伦厚薄的事项，只在末尾略加举说，希望用来端正大的纲纪。” 张方平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年来台谏和按察官等，经常揭发别人多年以前的罪状，凡有弹劾之事，便请求不因赦令而原谅减免，造成刻薄的法制，这非常不合乎治理之道。赦书中说：‘如果敢于把赦免以前的事情拿来议论，就以所议之罪治罪。’这是为了省察刑罚的根本，并树立最高的信用。人的许多偏失，存在的时间也已经很久了。作为普通人，谁能没有过错？如果因为一次过失，便成为终身的牵累，臣恐怕天下就没有完整无过的人了。既然已经经过赦宥，允许其改过自新，忽然又追究旧事，谁还能自我保全？图快一时的小忿怒，却失去天下的大信用。弊端相沿日久，渐渐形成险恶的风俗。弃置瑕疵、记取善行，按义理本来不应如此。恭请特别下诏，明确告谕朝廷内外：今后言事官及按察官等，不得揭发别人已经多次得到赦宥的事情，也不得请求不因赦令而原谅减免，以此助长忠厚的风气，真正使大公的教化和谐。”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法令 宋英宗治平年间，知谏院司马光请求今后有人犯恶逆之罪，不要让长官自行弹劾，上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承受百代积累的弊俗，教化日渐衰败，不肖而愚昧的百姓违犯名分、侵犯礼制，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这是朝廷应当留意的事，不能忽视。从前贾谊感叹秦朝风俗浅薄邪恶，认为借父亲的耰锄，便担心儿子会面露不满；母亲拿取簸箕扫帚，儿子站在那里便出言责骂；抱着孩子喂奶，却同公公一样傲慢无礼；婆媳之间不能相互取悦，便反唇相讥、互相责难。以今天里巷百姓早晚所做的事情来看，像上述几种现象，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近来听说开封府屡次发生儿子杀害父母的案件，相继被揭发；京城之中尚且有这样的悖逆之民，何况远方教化达不到的地方呢？臣私下看到《刑部格敕》规定，百姓中有人犯恶逆以上的罪，州县长官要根据事情轻重降职贬责；如果隐瞒不说，就交给录事参军纠察后上奏。《刑统》参详条文规定：辖区内有人犯恶逆以上的罪，今后刺史以上官员应当附表自劾，以敦厚风教；是否责罚，听凭敕令裁决。朝廷近年来致力于施行宽政，官吏如果故意放出罪人，大多都不追究；有时稍微误将无罪者定罪，却终身废弃不用。因此百姓中有人谋杀或殴打辱骂尊长，州县官吏专门设法掩盖，纵容释放，唯恐上级听闻，往往只按杖刑定罪遣送，很少肯依正法处置。这是因为他们逃避自行弹劾的耻辱，专门为自身谋划，结果使顽劣百姓更加无所顾忌。名义上说是敦厚风教，实际上却破坏了风教。” 君王的政治，应当使善者得到褒扬、恶者受到惩罚；如果宽纵这些悖逆之民而把它当作仁政，臣实在愚昧浅陋，从未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况且教化的缺失、风俗的弊病，承担责任的难道只是州县长官吗？如果长官隐瞒不说，却让录事参军纠察上奏，这也是很困难的。臣愚昧，恭请朝廷今后废除上述降职贬责长官和附表自劾两条规定，不再施行。在京城，交给纠察刑狱的机构；在京畿以内，交给府界提点；在外地，交给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时时严格察觉。州县官吏如果敢于把恶逆、不孝、不睦等罪加以宽纵隐瞒，不依正法审讯定罪遣送，应立即纠举上奏，按照情节轻重，各依故意放出罪人或故意使无罪者获罪的罪名论处。如果上述各司不予纠举，就交给台谏官察访上奏，听候裁决。” 司马光又请求停止刺陕西义勇，上状说：“臣昨天上殿发言，请求停止刺陕西义勇一事。陛下传谕臣，认为命令已经施行。臣退下后思考此事，忧郁不堪，整夜不能入睡。臣深深痛惜陛下这句话的错误。臣考察《周易·复卦》初九爻说：‘不远复，无只悔，元吉，只有大才是如此。’这是说人谁能没有过错，即使圣贤也不能避免；但是圣贤都能在离正道不远时返回，所以虽有小的悔恨，也不至于造成大的悔恨，最终保全大吉。上六爻说：‘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这是说过失已经离正道很远，迷失而不返回，那么没有什么事不是凶险的；对人君尤其严重。所以孔子赞说：‘迷复的凶险，是反背君主之道。’自古以来英明圣德的君主，听到一句有益的话便立即为此改变号令的，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只有近年大臣明知自己的思虑不成熟、号令已经错误，却没有办法压制台谏的言论，便说命令已经施行，难以更改，终于成为明知错误而拒绝进谏的乱世做法。陛下刚刚亲临大政，正是应当求善不厌、从谏如流的时候，却也说出这样的话，天下将对您有什么希望呢？” 况且唐代以前，谏议大夫、拾遗、补阙都是中书门下省的属官，每天同中书令一起侍奉在天子身边，议论重大政务；如果事情有缺失，都可以随时规劝纠正。如今国家凡有重大政务，只有两府的几位大臣共同议论，深严秘密，外朝的臣子没有一人知道。等到诏敕已经下达，台谏官才开始得知；有时事情不妥当，必须上疏论列，却又说命令已经施行，难以更改，那么国家凡有政事失误，都无法再挽救了。这样难道只是愚臣一人不合时宜，连掌谏诤的官员也都可以废弃吗？依臣所见，只应当讨论事情的得失，说明言论的是非，不应说命令已经施行、不能更改。如今陕西一路的百姓，无论大小都惶恐不安，正如处在汤火之中；如果忽然得到朝廷指挥，说所有义勇暂且停止拣选刺配，已经在手背刺字的，一并发给公凭，放他们各自出路，那就如同从汤火中死而复生，谁不欢呼鼓舞、感戴圣恩？哪里会有一个人说命令已经施行，不应再改呢？陛下是万民的父母，万民是陛下的赤子，难道有父母误把孩子掉进井里，却说‘我已经错了’，于是忍心不去救他吗？” 从前舜称颂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看法而听从别人。’仲虺称颂汤的德行说：‘任用别人就像任用自己一样，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臣希望陛下不要把先前听到的话当作既定主意，而应当虚心平静地考察。臣前后五次所说的话，究竟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的，就请尽早下达指挥，停止刺陕西义勇；如果是错的，就请按照臣先前所奏，特别赐予降职贬黜，另选贤才代替臣。至于‘命令已经施行’这句话，恭请陛下从今以后永远引以为戒，不要让天下人听到，以免堵塞断绝进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