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四十

译国论 臣听说古代的君主，依据祖先的志向来升降、黜退人才，放宽或收紧法度的，很多都是这样。最高明的君主不必言说，其次的君主需要言说，最下等的君主甚至达不到言说的程度。为什么呢？从前舜任用十六位贤臣，除去四个凶恶之人，开始划分十二州，这些都是尧的志向。由于精诚感动了天地，神妙的教化有所转移，不必用言语告知天下，天下就明白无误，本来已经心里知道事情的本末。这就是所谓最高明的君主不必言说。盘庚迁都于亳，周武王讨伐商朝，是为了继承先王的事业、承接文考的志向。然而浮泛的言论横行，众说纷纭、意见不一，甚至把迁都和讨伐的意图寄托在文辞诏令中，反复郑重地告知朝廷，在郊野婉转曲折地向百姓发誓，然后百姓才欣然服从。这就是所谓其次的君主需要言说。秦孝公采用商君的主张，改变法令、变易风俗，是为了修治秦穆公的事业、完成秦献公的志向。然而他没有把变法的意图告诉百姓，百姓疑惑而不服从，于是严酷地用法律约束他们。这就是所谓最下等的君主连言说也达不到。秦国达不到言说的程度，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而舜不必言说，也不是后世能够立即赶上的。既然这样，后世君主如果依据祖先的诏命来升降人才、放宽收紧法度，怎么能不效法盘庚、武王那样公开说明呢？” 陛下即位以来，谋求任用元老，优礼名儒，排斥奸臣，流放苛刻的官吏，因此照临海内，成效非常显著。废止青苗使，撤销市易司，削减保甲条文，删定免役法令。至于采摘山林、煮取海产以及冶炼铸造等事务，过去官吏借此作奸，陛下临时派遣可信任的大臣，重新制定法令，因此加惠百姓十分深厚。臣私下听说，这几十项大功，虽说出自圣母的裁成，但大体上都是先帝临终的遗命。然而大道施行，是小人所不利的；有些人于是制造诋毁欺骗的言论，悖乱众人的听闻，认为先帝的道路，陛下应当终身奉行不变，却在几年之间突然听从一两个大臣更改，几乎完全不同于所谓父亲创立、儿子继承。若不是明智而不受迷惑的人，往往听到这种说法就会产生疑惑。唉！这大概就是陛下没有效法盘庚、武王公开说明的过错。儿子侍奉父亲，在父亲生前，最重要的是奉养父亲的志向，奉养口体还在其次；父亲去世后，最重要的是继承他的志向，叙述、沿袭他的事业还在其次。只知道沿袭事业而不知道继承志向，就像只奉养口体而不奉养志向一样，不是通达的孝道。秦始皇、汉武帝，都凭借盖世的气概和开辟宇宙的才能，兼并诸侯，驱逐胡人和百越。” 如果只从功业来说，那么秦始皇的英伟杰出，又不是汉武帝所能相比的。然而在万世之后，人们称秦始皇为暴君，称汉武帝为贤君；秦朝国运很快倾覆，汉朝基业却更加壮大，为什么呢？因为秦二世没有改变秦始皇的事业，而汉孝昭帝能够改变汉武帝的法令。假如先帝晚年对于人才、法度根本没有升降黜退的意图，也没有放宽收紧的打算，陛下尚且应当继承他的志向，而不必拘泥于沿袭他的具体事业，更何况亲自承受了先帝的遗命呢？臣希望陛下把自己的意旨写成明诏，像古代训诰、誓命的文辞那样反复郑重地说明，布告天下，使人人都听见；这样小人即使有诋毁欺骗的言论，也不能使众人产生疑惑。然后把这些内容写入诗章，传示无穷，以彰明陛下的德意，使后世都知道成就先帝功业的人是陛下，岂不是美好的吗？” 主术 臣听说君主的统治方法没有别的要领，关键只在于能够任用掌管政事的大臣和负责议论的大臣。掌管政事的大臣，就是宰相、执政；他们调和阴阳、治理万物，统辖百官，镇抚四夷，和天子在帷幄之中筹划国家事务。负责议论的大臣，就是谏官、御史；他们有学术、懂古道，才具和见识能够通达世务，奋不顾身，和天子辨明曲直、争论是非。天下的事情，有执政大臣来施行，有议论大臣来陈说，那么君主可以端戴冠冕、整肃仪容而无须亲自操劳；否则即使耗尽精神、竭尽筋力，日夜不停，也仍然没有益处。臣请用任用人才一事来说明。士大夫列名于仕籍的，大约以万计；其中有聪明的，有愚昧的，有贤能的，有不肖的。聪明贤能的人，是功业利益由此兴起的；愚昧不肖的人，是罪过祸害由此产生的。君主凭一己的思虑、一个人的耳目聪明，面对天下功罪利害的关键，如果没有掌管政事的大臣，那么百官的升降进退，怎么能不混乱呢？然而人的贤愚本来就很难了解，已经很久如此：有实际愚昧却貌似聪明的，有实际聪明却貌似愚昧的；有实际贤能却貌似不肖的，也有实际不肖却貌似贤能的。” 再加上亲疏不同的影响，又受到个人好恶偏见的加重；把天下的聪明愚昧、贤能不肖交付给两三个大臣掌握，如果没有负责议论的大臣，那么进退是否恰当，又怎么知道呢？虽然如此，掌管政事的大臣是君主的股肱，负责议论的大臣是君主的耳目。任用掌政大臣而忽视谏官、轻视御史，就像股肱便利而耳目已经失明失聪；任用议论大臣而轻视宰相、鄙薄执政，就像耳目聪明而股肱已经折断。总之，这两方面不能有一方过强，只要使它们力量适当均衡就可以了。汉成帝任用王凤为大将军，政事大小都由王凤决定，天子连举手也不敢；京兆尹王章指出此事，被王凤陷害，罪名达到大逆，因此阳朔以后，天下人都把发表言论视为忌讳。唐明皇任用李林甫为宰相，李林甫专政当权十九年，补阙杜璡上书斥责他，结果被贬为下邽令，从此进谏的道路断绝了；这就是掌政大臣势力过强。汉武帝从身边提拔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朝廷有政事，就常命严助等人与大臣辩论，使大臣屡屡屈服。唐德宗晚年，宰相只奉行诏书，参与谋划政事的只有李齐运、裴延龄、韦渠牟而已；这就是负责议论的大臣势力过强。”

译臣听说仁祖时期，天下事务一概委托给执政大臣，群臣不得参与。任命授官有不恰当的，即使是贵戚近臣、从宫中发出的命令，也往往坚持不执行。一旦谏官列举其罪过、御史数说其过失，即使是元老名儒、受到皇上优礼的人，也会以有病为由被赐令罢职。掌政大臣能够履行职责，议论大臣能够实行自己的意见，两者的势力适当均衡，所以治理的功业隆盛，超过汉唐，和成王、康王时期相先后，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陛下即位以来，谋求任用老成之臣，屡次为此下明诏，使朝廷内外大臣举荐谏官、推荐御史，保举任用刚直敢言的人，以充任献纳言论的职位，可以说已经掌握君主的要领了。希望陛下鉴戒汉唐的弊病，专门效法仁祖，常使这两方面力量适当均衡，足以互相制约而不足以互相压倒；这样陛下就可以端戴冠冕、整肃仪容而无所操劳了。”},{ 论治国的形势（上） 臣听说，治理天下的方法，必须审察天下的形势；如果不审察形势，只凭主观臆断，实行自己所谓的道，遵守自己所谓的法，那么即使有刚强严厉、果敢决断的才能，也可能失误而变成苛刻深酷；即使有慈爱惠民、恻隐怜悯的心意，也可能败坏而变成姑息养奸。为什么呢？因为所采取的措施不恰当。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难道曾经有意专门运用某种方法吗？天下处于强势，我们就用宽缓的方法；天下处于弱势，我们就用猛烈的方法。天下既不强也不弱，便没有所谓的形势；既不宽也不猛，我也没有固定的方法。大概没有特定形势，是天下的常态；而没有固定方法，正是圣人最高明的方法。虽然如此，治理强势，必须用宽缓的方法来削弱它，弊病实际上产生于宽缓；治理弱势，必须用猛烈的方法来振作它，弊病实际上产生于猛烈。为什么呢？从前汉文帝、汉景帝承接汉高祖开创帝业之后，又接着吕氏诛杀流血之后，废除诽谤罪，废去肉刑，减轻笞刑，制定捶击的法令，可以说是宽缓了。然而诸侯违抗命令，夷狄侵犯边境，汉孝武帝不能抑制愤怒，竭力排斥匈奴，诛伐两粤；大臣相继入狱，俸禄二千石的官员接连被杀，巫蛊之祸甚至发展到夫妻、父子之间也不能相互保全。由此说来，难道不是强势的弊病实际上产生于宽缓吗？从前唐肃宗，器量本来就刻薄深酷，以刑名之术自鸣得意；安史之乱中，归降的人被杀戮在独柳树下，被拘押待罪的人死在囚禁之中，可以说是猛烈了。然而史朝义接连兴兵，史思明又再次起事；唐代宗深刻鉴察这些事情，赦免被胁迫跟从者的罪责，放宽受牵连者的诛罚，以至于像大猪长蛇一样的凶恶之徒没有受到惩治，忠臣义士都咬牙切齿、愤愤不平，王室衰微的开端，大概就是由此奠定的。由此说来，难道不是弱势的弊病实际上产生于猛烈吗？所以，挽救强势的弊病，必在崇尚宽缓的时候；挽救弱势的弊病，必在崇尚猛烈的日子。强弱相互转化，宽猛相互更替，就如同东方有西方、白昼有黑夜一样，是事理必然达到的结果，也是事情本来如此的规律，只是愚昧的人不知道罢了。从前陵阳人严诩将要离开颍川时，对属官们说：‘我是因为柔弱而被召来任职的，必定会选择刚猛的人来接替我；到那时将会有倒毙的人了。’等到何并来到郡中，首先审理钟威、赵季、李欵的案件，果然如严诩所说。把严诩和何并的情况合起来观察，就可以在一百年前预先判断天下的形势。古代刑罚有时轻、有时重，并不固定。论及周文王时，关卡和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到了周公辅佐成王时，关卡和市场就征税了。只有遇到灾荒之年，才暂时免除这些税。由此类推，先王的法度，大体都是审察天下形势后制定的。《传》说：‘政令宽缓，百姓就怠慢；怠慢了，就用猛烈手段纠正他；政令猛烈，百姓就受到残害；受到残害，就施行宽缓政策。用宽缓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缓。’ 政事因此能够和谐。那么，《传》中所说的‘和’，就是臣所说的圣人最高明的方法吗？论治国的形势（下） 臣听说，祖宗时期，天下刚刚摆脱割据和战争的祸患，上天厌恶长久的混乱，百姓都希望无为而治；同时又清除了繁琐苛细的弊害，足以深深凝聚四海之内百姓的心；削平僭越伪逆的威势，足以遏制奸诈豪侠之气。在那个时候，天下的形势就像人体元气，处在混沌未分的状态，本来就无法给它命名。到了嘉祐以后，习惯于安逸、玩忽治理，时间已经很久了；大臣以厚重持重相互夸耀，小臣以苟且简略来使自己方便；身居高位、享受俸禄的人见识浅陋，不能作长远谋划，谁能不偷安苟且？只顾今天而顾不上明天。因此，先皇即位之初，大力讲求法度，使之振作并更新；核实名分与实际，以振兴百官；排斥夷狄，以传播天子的威灵；有司在朝廷内奉行，使者在外巡察举劾。这确实是运用猛烈政治来挽救松弛形势的方法。元丰以后，执掌政事的人矫正偏差却走过了头，夸耀钩距之术，把它当作治国方法；任用惠文之吏，以求一时痛快；上下都受到逼迫胁制，百姓不能承受这种政令。因此，陛下即位之初，贬退深文锻炼的官吏，驱逐聚敛财富的大臣，起用老成之臣镇守边地，擢拔忠直鲠正而列于贬谪名册的人，平反冤狱，赈济贫困饥饿者，使天下休养生息。这确实是运用宽缓政治来解除紧急形势的方法。然而近来以来，执掌政事的人又将矫正偏差而走过头了。为什么告发、攻讦、欺骗、诋毁之类的话纷纷敢于陈说，而君主的威严体统还没有确立呢？为什么各人都固守自己关于拥护或反对、相同或不同的看法，而国家的议论还没有确定呢？蛮夷扰乱华夏，盗贼奸邪作乱，却隐忍迁就、以羁縻之法笼络他们，希望他们自行停止，而上天的诛罚还没有施行到底。由这些情况推断，天下的缓急虽然还说不上已经显现，但实际上已经在幽暗未明之中孕育形成了。使先帝采用猛烈方法的，是嘉祐时期松弛的形势；使陛下采用宽缓方法的，是元丰时期紧急的形势。如今又矫正偏差而过了头，那么形势必然会重新松弛；松弛到了极点，方法又将转为猛烈。猛烈的方法一旦施行，天下本来就已经震动；如果再次施行，国家安危的前途就难以预料了。为什么呢？天下的形势如同人的身体：形势松弛而用猛烈手段挽救，就像胸膈闭塞不通而用涌吐、攻泄来疏通；形势紧急而用宽缓手段解除，就像腹中虚弱、突然泄泻而用补益调养。补养到平复，就可以停止；平复后仍不停下，就又会发展到胸膈闭塞不通，再用涌吐、攻泄，正气必然受伤；再次遭受猛烈手段，国家根本必然受到损害，所以说国家安危的前途难以预料。臣希望陛下遏制逃避职守、怠慢政事的根源，杜绝政令松弛的逐渐形成，明确诏令内外，使一切归于中和，让天下松弛的形势无法形成。松弛的形势不能形成，那么后世即使有猛烈的方法，也不会有机会使用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安定都城

译臣听说，世上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天下的形势地理，没有比雍地更好的；其次没有比周地更好的；至于梁地，只是天下交通冲要罢了，不是凭借地势取胜的地方。因此汉、唐定都都在周、雍；到了五代以来，才开始以梁为都。本朝即使不能长远规划迁都长安，为什么不姑且近处选择洛阳呢？然而留恋故土、看重迁徙困难，依依不舍地眷恋开封一带，并不是为万世谋划的办法。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汉、唐的都城一定要建在周、雍，本朝的都城则一定要建在梁才可以。长安一带，左边有殽山、函谷关，右边连接陇、蜀，前后依凭终南山、太华山，环绕它的是泾水、渭水和洪河；土地方圆数千里，全是肥沃良田。突然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供给百万军民；地势便利，向诸侯用兵就像从高处倾倒水一样，是四面都有险塞的国家。所以它凭借地利可以防守，自古号称‘天府’。开封地势平坦，四面通达；南面连接楚地，西面连接韩地，北面连接赵地，东面连接齐地；没有名山大川作为限制，而汴水、蔡水等河流交错贯穿，车辆交错、车毂相接，马蹄和脚跟往来于道路，船只首尾相接，绵延千里不断，是四通五达的郊野。所以它凭借地利可以作战，自古号称‘战场’。洛阳左有瀍水、右有涧水，内外有山河作为屏障，扼守殽山、渑池的险要，阻挡成皋的险隘，正对伊阙的坚固关口，土地纵横六百里，四面都受敌；用来防守比不上雍地，用来作战比不上梁地。然而雍地一旦得到它，就可以作为重地，自古号称天下的咽喉。天下各种地势，没有超过这三处的。至于蜀地的成都、吴地的建业，都只是霸占一方的凭借；楚地的彭城，不过是盗贼的巢穴罢了。《易经》说：‘天险是无法攀登的险阻，地险是山川丘陵的险阻。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所谓险要，难道一定只是指山川丘陵吗？在天而言，无法攀登；在人而言，无法夺取，这些都可以称为险要。雍地是天府，梁地是战场，周地是天下的咽喉；臣认为汉、唐的都城一定建在周、雍，本朝的都城一定建在梁才可以，是因为汉、唐凭借地势作为险要，本朝凭借军队作为险要。汉高祖说：‘我用羽檄召集天下军队，却没有人到来。’汉武帝说：‘我刚即位，不想出示虎符来调发各郡国的军队。’这是因为汉朝沿袭秦朝的做法，郡国与朝廷离心背离；材官一旦发生变故，就用符节和檄文从京师调发军队，京师只有南、北两军，并有期门、羽林、孤儿等军以备护卫随从。唐朝把天下分为十道，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兵府，其中在关中的只有二百六十一个府。府兵制度废除后，才开始设置神策军作为禁军，但也不过几万人。由此可见，汉、唐的军队都在外地。所以，如果不是把都城建在四面险要的国家，就不足以控制天下的命脉。这就是所谓凭借地势作为险固。到了本朝，鉴于五代的弊病，把天下的军队都驻扎在京师，名字登记在军籍上的号称一百多万；他们的衣食供给，哪怕一丝一毫，也都依靠官府，又不像府兵制度那样，把军务寄托在农民身上。如果不是把都城建在四通五达的郊外，就不足以供养天下的军队。这就是所谓凭借军队作为险固。以军队作为险固，就不能把都城建在周、雍；如同以地势作为险固，就不能把都城建在梁地一样。可是昧于时势的人却说梁地不如周地，周地不如雍地。唉，这也是不懂得时势变化啊。大农人家田地连片，积粟万斛，又兼有陂池的利益和山林的丰饶，因此居所一定选择在郊野；大商人家聚散金钱以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出入各种货物以获取成倍的利息，因此居所一定选择在市区。为什么呢？因为所经营的方术不同，所依托的地方也就不同。如今梁地据有天下的交通要冲，每年从东南水运六百万斛粮食来供给军粮，还担心不够，何况想要沿袭汉、唐的旧迹，把都城建在周、雍的故地呢？这同掌握大商人的经营方式，却想依托大农人的土地，有什么不同？由此说来，周、雍的土地，是汉、唐所凭借的险要；本朝又何必依赖它呢？任用大臣上 臣听说，明君驾驭臣下，不使他们产生疑虑；忠臣侍奉君主，不回避嫌疑。涉及嫌疑和疑虑的事情，都是因为奸臣和庸君度量狭窄、心意偏邪，不能以至诚相互期待罢了。古人有推荐自己的，有推荐儿子的，有推荐弟弟的，有推荐侄子的，有推荐内外亲友旧交的，而他们的君主不认为可疑，他们的臣下也不认为有嫌疑，为什么呢？因为所推荐的人确实合适罢了。汉宣帝想攻打先零，问谁可以担任将领，赵充国说：“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了。”宣帝任用了他，于是攻破先零；这就是自己推荐自己的例子。晋君问谁可以担任国尉，祁奚说：“午可以。”晋君说：“这不是你的儿子吗？”祁奚回答：“君主问的是是否合适，不是问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君子称赞祁奚能够推荐贤才；这就是推荐儿子的例子。李石执掌国政时，推荐弟弟李福可以担任治理百姓的官员，李福便由监察御史升为户部侍郎；这就是推荐弟弟的例子。晋国寻求文武兼备的良将，谢安推荐侄子幼度应选，郗超听说后叹道：“谢安违背众人的意见而推荐亲属，这是明智；幼度也没有辜负推荐他的人才。”后来果然在淝水之上击败苻坚；这就是推荐侄子的例子。崔贻孙做宰相，不到一年，任命官员八百人，没有一个不恰当允当。德宗说：“人们说你拟定官员时多用亲友旧交，为什么呢？”他回答：“陛下命令臣推荐拟定各级官员。所谓推荐拟定，必须完全了解他们的才能和品行；如果不曾同他们交往，怎么能知道实际情况呢？”这就是推荐内外亲友旧交的例子。这几个人，内心都有足以自信的根据，对外又有足以取信于人的表现，仰头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人；他们看待自己，和看待别人一样；看待子弟、亲友旧交，也和看待与自己没有亲疏关系的人一样。所以能够当时建立功业，后世流传名声，即使千年以后，也还可以想见他们的风范。假使他们顾忌瓜田李下那点小嫌疑，忘记侍奉君主的大节，隐匿自己的行迹，远离权势，心里明知贤才可用却不敢推荐，那么就只能同粪土一起腐朽罢了，还能建立什么功名呢？陛下即位以来，把政务委托给六七位大臣。这些人自认为遇到了旷世难逢的机遇，无不尽心竭力，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想说的没有不说尽的，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盛会。然而臣私下认为有一件事不对，就是还没有消除任用亲属的嫌疑罢了。奇异的才能和特殊的品行，确实被当时的人所推重；但只要牵涉大臣的亲属，大家便互相推诿，谁也不敢援引推荐。即使有人幸而不顾忌这些而加以推荐，谏官、御史的奏章也会接踵而来。

译臣认为，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不是圣明朝廷应有的事情。为什么呢？大臣的亲属因为嫌疑而不任用，那么侍臣的亲属也应当因为嫌疑而不任用；再往下推，直到台省寺监的官员；再扩大来说，直到漕运、刑狱、郡县的官吏，凡是他们的亲属都因嫌疑而不任用了。天下不常有奇才异行之人，幸而出现了，又因为亲属关系的嫌疑而抛弃他们，那么天下那些草野山林中的贤士，恐怕也终究都不能任用了。过去西汉的韦氏、平氏，东汉的袁氏、杨氏，唐朝的韦、杜、苏、李、陆、萧诸氏，都有兄弟同时担任三公、父子担任宰相的；兴盛的甚至同国家相始终。其中建功立业、号称名臣的，简直数不胜数。为什么偏偏只任用草野山林中的士人呢？希望陛下诏令朝廷内外的臣子，只要贤能就加以进用，只要不肖就加以罢退，不要因为任用亲属而有所顾忌。谏官、御史只考察官员进退是否恰当，不要因为亲属关系的嫌疑而弹劾；这样，天下的奇才异行之士，大概都能够得到任用了。任用大臣下 臣听说，君主对于进谏诤言的臣子，困难的不只是听取他们的言论，而是取其大节、略其小过，这才是难事。所谓骨鲠正直、相信自己，以身许国，不被利害得失所屈服，叫作大节。才智不周全，思虑不周密，学术不深，听闻不详察，这些叫作小过。如果一定要有大节而没有小过，才可以做进谏诤言的臣子，那么终其一生也找不到这样的人。假如不能如此，那么与其要求他一时没有小过，哪里比得上他终身具有大节呢？从前汲黯在通晓经术方面不如平津侯，在恢宏武功方面不如大将军，在明习法令方面不如张汤，在文章儒雅方面不如司马相如，在谨慎厚重、自全其身方面不如石庆，在谋略纵横方面不如主父偃。然而淮南王谋反时，唯独害怕汲黯，说他喜欢直言进谏、坚守节操、为义而死；至于游说平津侯等人，就像揭开帷幕一样容易。由此说来，谏诤之臣的功用，在于端正纲纪，整肃风宪，沟通上下的情意，使乱臣贼子有所顾忌而不敢发动叛乱，如此而已。一次举措不合道理，一次发言不合节度，曾有什么值得深深责怪的呢？陛下即位以来，首先颁下明确诏令，使朝廷内外的大臣保举任用谏官、御史，大概充任的人有一百多人，但实际被任用的只有十几人。选择既然精当，士人很是自重，都毅然怀有为节义伏节而死的心，兴利除害超过满足个人嗜欲，排斥打击奸邪恶人如同报私仇一样。前后不过几年，终于成就了古今少有的政治局面；即使说这是神圣功业、圣明教化，敏捷精妙而自然形成的，也有赖这些人提出可否、进退意见的力量。然而近来曾因所进言没有奏效，谏官、御史接连离职，有的调任其他官职，有的补任外地郡官，台省因此空缺。臣愚昧疏远，不了解朝廷的事情，只是深切奇怪，陛下为什么选用他们这样困难，罢去他们却这样容易呢？况且人不是蓍草和龟甲，不可能没有过错，关键只在于他们存心用意如何罢了。从前汉代郦食其有扰乱楚国的过失，唐代魏征有放纵薛延陀的过错，本朝赵中令有遣送赵保忠失策的过失；这三个人都是天下豪杰、当时的名臣，尚且有这样的错误过失，何况不如这三个人的人呢？臣希望陛下以前代师法为开端，继续驾驭当今和未来，慎重对待谏官的进退，谨慎处理御史的升降罢黜，取其大节而略其小过，使天下士人能够在朝廷面前尽忠竭力，那么神圣功业和圣明教化还会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有人对臣说：古代谏诤之臣的职责，不过是扩大君主的聪明，消除壅塞蒙蔽，成就德业罢了；后世有些狂妄小人和奸猾无道之徒，却有时借用谏诤的名义来资助盗贼，借助这种器物来推销奸谋。像谷永，是王凤的门客，却讥刺斥责宫廷帷幄之中的事情；刘栖楚，是李逢吉的党羽，却叩击额头于殿廷之前。他们表面上装出直言规谏的行迹，暗地里却进行依附权贵的谋划。这样说来，小过难道可以略去吗？略去小过，就会成全他们的大恶。臣回答说：不是这样。药物和砭石用来治病，也有因而导致疾病的情况。然而从古到今，从没有因此废弃药物和砭石，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治好的病人多，伤害的人少。谏诤之臣虽然器量有远近，才能有长短，大体上都是士大夫中的人选，怎么可以把他们全都诬为谷永、刘栖楚之流呢？即使其中有一两个人这样，除去这一两个人就是了，何至于把台省弄空而把他们全都赶走呢？陆贽说：“上天不会因为土地上有恶树，就废止万物生长；天子不会因为当时有小人，就废止听取和采纳意见。”又说：“进谏的人多，正好表明我的能力；喜欢进谏的人，正好直接显示我的贤能；进谏者即使狂妄，也彰显我的宽恕；进谏者泄露机密，也彰显我的听从。以上只要有一项，都是盛大的德行。”唉！君主任用谏诤之臣的道理，陆贽已经说尽了。朋党上 臣听说，结成朋党，是君子和小人都不能避免的。君主驾驭群臣的方法，不应致力于憎恶朋党，只应致力于辨明邪正罢了。如果不辨邪正，却只憎恶朋党，那么君子和小人必然会同归于废黜，或者同样被保留下来。君子和小人如果一同被废、一同被留，那么小人最终会得志，君子最终会遭祸。为什么呢？君子信奉道义深厚，自知明白，不肯苟且采取权宜之计；小人却会寻找空隙、钻营求进，没有什么手段不用。臣请用《易》的道理以及尧、舜、汉、唐的事例来说明。 《易》以阳代表君子，以阴代表小人。一阳开始生长，便是复卦；复，就是返回根本。三阳当令，便是泰卦；泰，就是通达的时节。五阳达到极盛，便是夬卦；夬，就是刚强决断柔弱。由此可见，君子的势力也必须得到同类相助，然后才能战胜小人。一阴开始生长，便是姤卦；姤，就是柔弱遭遇刚强。三阴当令，便是否卦；否，就是闭塞的时节。五阴达到极盛，便是剥卦；剥，就是上面穷尽而反归于下面。由此可见，小人的势力也必须得到同类相助，然后才能战胜君子。阴阳相互消长，形成舒展和收缩、生长和杀伐；君子和小人相互争胜负，形成盛衰和治乱。

译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各自得到同类相助。臣所以说：结成朋党，是君子和小人都不能避免的。尧在位时，有八元、八恺十六个族类，是君子的朋党；又有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四个凶族，是小人的朋党。舜辅佐尧时，立有大功的二十人，举用了其中十六人，排斥了四凶而已。没有听说因为他们属于朋党就把两边都废弃，也没有听说因为他们属于朋党就把两边都保留下来。臣所以说：君主驾驭群臣的方法，不应致力于憎恶朋党，只应致力于辨明邪正罢了。东汉的钩党之狱，使天下遭受涂炭二十多年，大概始于周福、房植二人，被称为甘陵南北部。后来到李膺、陈蕃、王畅、张俭这些人，便有了三君、八顾、八俊、八及、八厨的称号。君主不再考察他们是邪是正，只知道震怒罢了。所以曹节、侯览、牢脩、朱并得以始终内外勾结，完成他们的奸谋。后来制定刑法，搜捕治罪，连坐扩大到五族，被处死、流徙、废黜、禁锢的有六七百人，最终却不知道牢脩、朱并原来是曹节、侯览的党羽。唐朝末年，朋党相互倾轧四十多年，士大夫的灾祸不能解除，大概只起于李宗闵、李德裕二人。嫌怨既已结下，各自培植势力，根基十分牢固，互相倾轧排挤。牛僧孺、李逢吉一类人，是李宗闵的朋党；李绅、韦处厚一类人，是李德裕的朋党。李逢吉的朋党又有“八关”“十六子”的名号。君主不再考察他们是邪是正，只说：“除掉河北的贼人容易，除掉这些朋党困难。”他们的党徒也说：“左右都佩着剑，彼此互相嘲笑。”大概是说还不知道究竟谁是谁非。后来李训、郑注掌权，想用权力买通天下；凡是不依附自己的人，都指为李训、郑注的朋党而驱逐。以至人人惊骇战栗，连续数月阴霾昏暗，最终却不知道李训、郑注其实是李逢吉的党羽。臣所以说：不辨邪正而只憎恶朋党，那么君子和小人必然会同归于废黜，或者同样被保留下来；君子和小人一同被废、一同被留，那么小人最终得志，君子终究遭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朋党下 臣听说，陛下即位以来，虚心谦下，礼贤下士，广泛采纳公论，把天下的名士都招来，与他们共同谋划治理国家。甚至有从闲散之地被起用而执掌宰相权衡的，有从贬谪名籍中起用而进入侍从行列的，即使古代筑土墙、喂牛而受到任用的待遇，也不过如此罢了。君子一旦得到时机，他们的同类自然会到来；几年之间，众多贤士纷纷整顿衣冠，相继出仕，聚集在本朝。众贤聚集朝廷，是小人最为不利的事情。因此他们日夜恐惧不安，制造无根据、毫无事实、蛊惑诬陷的计谋，于是朋党的议论便兴起了。臣听说近来这种风气尤其严重，渐渐不可助长。从执政、从官，到台阁、省、侍从的臣子，凡是被进用的，小人就一概指为朋党。又搬出三君、八顾、八俊、八及、八厨的名号，以及八关、十六子的称号，巧妙地制造标榜，公开肆意诋毁欺骗。一个人在前面给人加上名号，万人便在后面附会坐实。

译传记说：“下属轻视上司，爵位低贱的人图谋权柄，臣下如此，国家就会动摇，百姓也不得安宁。” 既然如此，难道可以不加考察吗？臣听说庆历年间，仁祖急于求治，开始任用韩琦、富弼、范仲淹担任执政、从官，又提拔尹洙、欧阳修、余靖、蔡襄这些人列于台阁。小人无法抑制愤怒，便用朋党的议论陷害他们，韩琦、富弼、范仲淹等果然都被罢免。当时天下有义气的士人扼腕切齿，怒发冲冠；小人却举杯相庆，认为已经把他们一网打尽了。幸亏天子圣明，察觉了这件事，韩琦、富弼、范仲淹等不久又被召回提拔，重新得到器重任用，终于成就了他们的功名。如今所谓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而后世只能仰望他们的风采却不能亲见的，都是当时所谓的朋党之人。假使仁祖只厌恶朋党的名声，而不查求邪正的实际，盛怒之下把他们斥逐而不再召回，那么那几个人就只能作为朋党之人死去，后世还能够仰望他们的风采却不能亲见吗？今天的形势，大概也与此没有不同。臣希望陛下观察《易》中阴阳消长的道理，考察虞舜时代废黜和举用的事情，鉴戒汉、唐不能审察听取意见的过失，效法仁祖明察事实的英明，杜绝媒介构陷的开端，堵塞诽谤中伤的缝隙，更加急切地求取贤才，更加坚定地任用贤才，更加深厚地信任贤才，使奸邪之人的真实情况得以查明而无法施展阴谋，使谗佞之徒气势尽失而无从开口，那么今天所谓的朋党之人，后世一定会把他们看作元老大儒、社稷之臣。人才 臣听说天下的人才，有成才之人，有奇才之人，有散才之人，有不才之人。器量见识宏大，风操节义高尚，学问广博，品行和治理才能纯正，通晓当世事务，明白道德的归宿，这是成才之人。经术、艺文、吏治方略、军事谋略中，有一项特别突出，超过常人几等，却不能修饰细小的品行、谨守细小的规矩，因而不能在乡里自我立足，这是奇才之人。随群而来，随队而行，既没有值得记载的善行功绩，也没有明显过错可供纠察，只是充数任职而已，这是散才之人。见闻少，不明白事机和禁忌，违背事物的道理，不懂人情，掌管各部门的事务，却没有一件做得恰当，这是不才之人。古代的君主，对于成才之人就交付重大任务并严格要求；对于奇才之人就依据他的长处任用；对于散才之人就明确赏罚，加以磨炼激励；对于不才之人就抛弃不用罢了。四类人各有适当的处置，然而奇才之人尤其是君主应当深切珍惜的。因为天下的成才之人并非世世代代都有，而散才之人又不足以承担能成大事的事务，不才之人只足以败坏事情罢了。这样看来，承担天下大事的，常常在于奇才。有了奇才却不深切珍惜，就会同不才之人一起被抛弃，甚至还不如散才之人。木匠对于木材，楩木、楠木、豫章木，笔直而粗达十围的，一定用来做明堂的栋梁、路寝的柱子；粗达七围、八围的，虽然节疤多，也一定用来做高大宫室的栋梁；合抱或一把以上粗细的，虽然略有弯曲，也一定用来做猴子、猿猴攀援的木桩；稍长一些的就用来做椽和角梁，太短的就用来做矮小器物。至于树液枯竭、纹理解散，很快会沉水而且容易蛀蚀的，然后才拿去烧火。如今这里有楩木、楠木、豫章木，粗七围、八围，或合抱一把以上，只因为节疤多、略有弯曲，便一概抛弃，难道不可惜吗？君主任用天下的人才，同这有什么不同？如今国家的人才可以说很丰富了，由学校培养他们，通过贡举选取他们，名列仕籍的不用计算就有几万人；然而一旦发生事情，却常常好像无人可用，这是为什么呢？依臣看来，是因为还没有深切珍惜天下的奇才。因为不深切珍惜天下的奇才，任用他们时或许违背其长处，选取他们时又要求他们样样完备。即使有才高卓异、经历丰富、颖悟出众、远超常人的士人，主管官员刚把他们的名声上报，还没有来得及试用，寻找机会罗织他们短处的人就已经环视而起了。奇才大多自重，而又是无能之人最嫉恨的对象。凭着自重的性情，却遭受极其嫉恨者的毁谤，他们想求得免祸，难道不困难吗？一旦有事却常常好像无人可用，这是形势造成的，没有什么可奇怪。过去孟公绰做赵、魏两家的家臣长官绰绰有余，却不能做滕、薛两国的大夫；裨谌在郊野谋划就能成功，到了城邑谋划就不行。黄霸做丞相时，功名反而不如治理郡国时。一个时代的人本来就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皋陶虽然口吃，却担任大理，天下没有冤滥的刑罚；师旷虽然失明，却担任太宰，晋国没有混乱的政事。贤能如萧何，却有买田请地的污点；正直如汲黯，却有心胸狭窄、动辄愤怒辱骂的鄙陋；文章如司马长卿，却有到临邛为人涤器的卑微；将才如韩信，却有受胯下之辱、匍匐而过的耻辱；吏治如张敞，却有用扇子遮脸、抚摸马匹的事情。这几个人，如果要求他们样样完美，那么他们恐怕会老死在耕作的田野旁，死在泰山的石窟岩洞之下了。君主哪里还能任用他们呢？陛下即位以来，多次颁下明确诏令，举荐谏官、御史、台阁官员、学校官员、刺史和救济百姓的官吏，以及可以充任十科选拔的人才。所得的人才，实在数不胜数。臣希望陛下选取其中名实尤其卓异的任用，不要疑虑。人情不可能没有小过，只要没有明显的大恶、也不是大义上应当免除的罪过，就应当一概搁置不问，以期待他们将来的功劳。这样，他们将会倾吐肝胆，捐弃自身性命，寻求报答朝廷而唯恐没有机会。一旦天下四方和夷狄发生事情，又有什么值得忧患的呢？律法上 臣私下观察唐、虞以来，凡是拥有天下的政权，其安定荣耀或危险耻辱从何而来，能够长久还是迅速灭亡，莫不出于它任用人才、治理国家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大体不过《诗》《书》和法律两端罢了。大体说来，完全采用《诗》《书》的，是三代；完全采用法律的，是秦；《诗》《书》和法律杂然并用，交替以一方为根本、一方为枝末，轮流以名义和实际相配的，是汉、唐。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夏、商、周兴起时，治理、教化、政令都以道德的意旨为根本，舟车器械也都出于合乎义理的文字记载；这些事迹载在典、谟、训、诰、誓、命等篇章中，而其防范也寄寓在《国风》《雅》《颂》各篇之内。那时圣贤的学说显著，诸子百家的学说熄灭；帝王的制度得到推行，霸主的事业被废弃。议论政事依据制度，而不专靠刑罚，所以说三代是完全采用《诗》《书》的。魏文侯的老师李悝，编次各国法律，著成《法经》；他的门徒商鞅用它来辅佐秦国，开始制定收司、连坐、告匿等法律，又辅以诋毁欺诈、罗织细微罪过的做法。到了晚年和末路，竟发展到焚书坑儒；相互私语的人弃市；以古非今的人灭族；官吏明知犯罪却不举发的，与犯罪者同罪。所以说秦是完全采用法律的。

译汉高祖采纳陆贾的意见，命他撰写《新语》；采用叔孙通的主张，派他制定礼仪，可以说懂得取舍了。然而认为三章约法不足以控制奸邪，于是萧何搜集秦朝法律，制定《律》九章；张汤、赵禹一类人又制定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等法律。唐太宗驳斥封伦关于秦、汉的论说，采用魏征关于帝王之道的谋划，可以说懂得取舍了。然而朝廷、郡县、百官、各部门每天所办理的事务，全都出自律令、格式等文书，所以说汉、唐是《诗》《书》和法律杂然并用，交替以一方为根本、一方为枝末，轮流以名义和实际相配。正因为完全采用《诗》《书》，所以三代享有天下安定荣耀，国祚长久；正因为完全采用法律，所以秦遭受危险耻辱而迅速灭亡；正因为《诗》《书》和法律杂然并用，交替以一方为根本、一方为枝末，轮流以名义和实际相配，所以汉、唐拥有天下虽然号称长久，但安定荣耀的日子少，危险耻辱的日子多，只是勉强避免了迅速灭亡罢了。《诗》《书》用来崇尚德行，其中讲的都是孝、悌、忠、信，正是人们所希望的；安定、荣耀和长久，也是人们所希望的。法律用来制服奸邪，其中讲的都是鞭笞、斩杀、割裂，是人们所厌恶的，是想用所厌恶的手段来报复所厌恶的仇敌。用人们所厌恶的手段来报复人们所厌恶的仇敌，难道也是合乎道理的吗？贾谊说：“如今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援引商、周、秦的事情来观察呢？”唉，像贾谊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了。律法下 臣听说古今形势不同，不能相提并论。以今天的天下形势，却想完全采用《诗》《书》，把法律全部废除，这是迂腐儒生不通达事理的说法。关键在于要使《诗》《书》不被法律压倒罢了。祖宗时期，这两方面虽号称并行，但士大夫很自爱自重，以经术为本职，互相推重文艺；偶尔有人喜欢刑名、精通案牍，众人便指责他是俗吏，以同他说话为耻。近世却不是这样，士大夫急于追求功名利禄，不学习古道，开始共同学习的无非是柱后、惠文之类的法律事务。父亲教儿子，哥哥教弟弟，都认为这是快速进身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偶尔有人援引古义来裁决疑难，大家便捂嘴讥笑说：“这不过是老儒生的老套话罢了，对今天有什么用呢？”唉，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不是天下的福气。过去以《诗》《书》为根本、法律为末流；近世却把法律当作实际，把《诗》《书》只当作名义。以天下这样广大，君子应当奋不顾身加以挽救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为什么呢？废弃《诗》《书》而专从法律，就是把天下引入申不害、韩非的法术之中。扬雄说：“申不害、韩非的法术，是不仁到了极点。不仁，正是三代失去天下的原因。君子要挽救这种局面，难道可以缓慢吗？”臣曾思考其中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开始于用法律考试士人罢了。朝廷用法律来考试士人，是想让他们学习做官吏；可是给他们的待遇太优厚，提拔得太快，甚至有人从佩黄绶的低级官员中被选拔出来，几年之间便手持斧钺、奉持符节，掌握一道的权力，承担二千石官员的重任；而通过制策、进士考试的人，却滞留在州县官职上，有的十年也不能调任。唉，想让士大夫不废弃《诗》《书》而专从法律，难道办得到吗？况且法吏和儒臣所听闻的不同，所见的道路不同，就像方与圆、曲与直彼此不能相容一样。从前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长安商人中与他交易的人有五百多人应当获死罪，汲黯坚持争辩，认为不可以这样。如果让法吏来说，必定会认为他们是私自发放财物。密县有人告发部亭长接受他赠送的米肉，卓茂却用礼义责备他，认为：“你难道能够高飞远走，不在人世间生活吗？”如果让法吏来说，必定会认为这是接受所监临之人的财物。朱博说：“作为太守，不过是汉朝官吏奉行三尺法令办事罢了，哪里顾得上生员所说的圣人之道呢？”而把这种道理追溯到尧、舜，可以由君主出面为它陈说。今天天下之所以还没有遭受那种祸患，是因为过去制策、进士考试所得的大臣中，还有像汲黯、卓茂这样的人存在。十几年以后，年高的大臣相继告老，而通过法律考试取得官职的人中，像朱博这样的人掌握中枢、居于宰辅之位，那么君子即使想奋不顾身地挽救，也来不及了。臣认为，即使不能把这种做法全部废除，也应当稍加改革以压制这种风气，使官吏没有正式出身的不得参加法律考试。其余通过出仕、改换官职等途径入仕的人，可以一概用经术、艺文来考试。一定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法律不如《诗》《书》，那么申不害、韩非一派的祸害就会平息了。

译论议上 臣私下听说，关于役法的议论已经很久不能决定了。有司阅览四方呈上的文书，各种纷杂兴起的说法彼此牵制，互相观望而不作决断，至今已经两年。虽然稍稍删改，制定了权宜性的法令，暂时求得几个月的应付，最终仍没有明确而确定的结论，能够使人心服、流传万世而不致败坏。之所以这样，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士大夫各据一偏、各守一说，各有牵挂吝惜，不能以至公之心处理罢了。为什么呢？所谓役法，虽然条文项目曲折不同，大体不过差役、免役两种办法。差役法虽说轮流承担，但府史胥徒一类人往往几年一换；然而捕盗的人奔走效命，来不及休息，主管仓库的人要承担无数赔偿，粮仓因飞挽运输而空竭，家产因厨传供给而破败，办事的人忧虑这种弊端，于是改成免役法。免役法虽说每年让内外百姓都交纳雇役钱来免除自身差役，但平价征收甚至涉及房屋，检括征收甚至涉及车马；把多余的聚集起来作为宽剩，把厚重的积蓄起来作为封桩，于是它的弊端又有甚于差役法的。大概差役法没有弊端，免役法就不会产生；免役法没有弊端，今天关于役法的议论也不会兴起。然而在嘉祐以前得到进用的士大夫，认为差役是对的、免役是错的；在熙宁以后得到进用的士大夫，却认为免役是正确的、差役是错误的。私人的意见既在内心动摇，公开的议论便随之外移。唉，难道只是两年没有定论吗？即使十年没有定论，也不足为怪。过去唐朝的赋役制度有租庸调，是最接近古制的；开元以后，户籍版图已经败坏，丁口、田亩都失去了实际情况，制度因而大为败坏，所以杨炎把它改成两税法。不久盗贼兴起、战争发生，征求没有节制，制度又大为败坏，所以陆贽用七件事极力斥责它的错误。然而直到唐朝灭亡始终没有再改。唐朝的臣子难道不知道两税法不合古制、租庸调接近古制吗？只是到了末年和末路，两者都已经成为弊法，用这个替换那个，实际上没有益处。如今差役、免役两法，大概也类似这种情形；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臣听说楚国有一位人家建了两所住宅，甲宅是长子修建的，乙宅是小儿子修建的，规制不同，但年代久了都破败。父亲谋划居住之处，两个儿子各自请求住在自己所建的房屋里，过了好几天也不能决定。有个邻人告诉他们说：“过去小君认为甲宅毁坏得厉害，于是修建乙宅来安置族人。如今乙宅又毁坏了，长君却又想迁回甲宅，这是用一座坏房子替换另一座坏房子，不是好的办法。为什么不把两所住宅中可用的材料合在一起，另外建造一所住宅，丢弃那些腐朽弯曲的材料呢？”父亲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议论便定下来了。如今陛下把役法的议论交给嘉祐、熙宁年间的臣子，和楚国父亲让两个儿子各自谋划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也听听邻人的意见呢？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对，希望诏令有司不要受旧法、新法争论的牵制，也不要拘泥于差役、免役的名目，把两种法律中适合今天使用的内容全部取出，另行编成一部书，称为《元祐役法》，那么嘉祐、熙宁年间的臣子都会默然心服。至于斟酌百姓情况的利弊，依据各地不同的适宜条件，分别列出取舍的条款，排列轻重的项目，这是有司的职责，臣不能知道。正如楚国人家中哪些材料应该丢弃、哪些材料可以保留，都应当交给木匠决定，不可去问邻人。传记说：“即使有丝麻，也不要丢弃菅草和蒯草；即使有姜姓、姬姓的美女，也不要丢弃蕉萃憔悴之人。”唯愿陛下裁择。

译论议下 臣听说，世人议论贡举，大体有三种看法：致力于华丽文采的人，认为穷究经书迂腐空疏；崇尚义理的人，认为缀辑文章轻浮；喜欢发表高出世俗之论的人，又认为经术、文辞都只是言语罢了，从来不把它们看作德行。德行就是道。这三种看法各有自己的见解，却不能互相贯通。臣请考察它们的本末并加以详尽论述，那么关于贡举的争论就可以解决了。古代诸侯、卿、大夫同邻国交往，在含蓄的言语中彼此感动；在周旋进退之际，必定称引《诗》来表达自己的志意，大概是借此辨别贤能与不肖、观察国家的盛衰。后来列国之间不再实行聘问，学习《诗》的士人流落为平民，于是贤人失意的赋兴起了，屈原《离骚》一类的辞章产生了。这就是文辞学习的起源。等到它衰败时，雕琢文字、互相夸耀，文采装饰、彼此竞奢，只求喧哗世俗、博取宠爱而不适合实用。所以汉孝武帝喜好神仙，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来讽谏他，皇帝于是飘飘然产生了凌云的志向。这就是文辞的弊病。从前孔子担忧《易》的道理不明，于是作《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十篇，阐发天人关系的深奥道理；左氏也依据《春秋》的法则，认为弟子传述已经失去真实，于是讨论事情本身而作《左传》，记载善恶的实际。这就是经术之学的起源。等到它衰败时，幼童只守着一门技艺，直到白头才会说经，因此汉代儒生的鄙陋，有这样的说法：秦近君能够记诵、解释《尧典》二字，写到十多万字；但仅仅解释“若稽古”三字，就有三万字。这就是经术的弊病。古代百姓中有恭敬、敏捷、能担当、能体恤他人的，闾胥就把他们记载下来；有孝、悌、和睦、友爱并且好学的，族师就把他们记载下来；有德行、道艺的，党正就把他们记载下来；又由州长考察，由乡老举荐，再由大夫在司徒、乐正、司马那里评议，这就是所谓秀异、选拔、进用、造就的人才。然后授予官职，给予爵位俸禄。这就是德行选拔的起源。等到它衰败时，乡举里选的制度消亡，郡国设置孝廉科目，征召山林遗逸之士的做法兴起，于是有些矫饰言语、伪造品行的人，乘着破车、骑着瘦马，逃藏在山岩洞穴之中，以求侥幸获得君主的爵禄。因此东汉士人中有在墓旁结庐而生子的，唐朝末年甚至有人把嵩山、少室山称为做官的捷径。这就是德行选拔的弊病。这三方面没有不产生弊病的，而到了末年末世，文辞方面尤其严重。大概学习屈原、宋玉却达不到他们境界的，是贾谊、司马相如、班固、扬雄；学习贾谊、司马相如、班固、扬雄却达不到他们境界的，是邺中七子；学习邺中七子却达不到他们境界的，是谢灵运、沈休文。沈休文撰写《四声谱》时，自称自屈原以来，这个秘密还没有被看见。梁武帝一向不喜好它，但隋、唐沿袭了这种做法，终于设置科目选取士人，称为声律。于是，敦厚朴实、注重根本的学问，有的因为不合声律而被淘汰；柔靡华丽、剽窃掠取的技巧，有的因为符合程式而被录取。若不是豪杰之士，不必等待周文王招致便能兴起，往往都沉溺在其中。这正是杨绾、李德裕一类人所咬牙痛恨的。熙宁年间，朝廷深切鉴察这种过失，开始诏令有司删去诗赋，改用经义，使学习的人能够专心于六经的文章。这个用意确实很好，然而士人有的苟且应付所学，不能博闻广识，来符合朝廷的意旨。至于历代治乱兴衰的事迹，却一概把它们看作祭祀完毕后的刍狗、雨后的土龙，而不加以省察。这同排斥《桑间》《濮上》的乐曲，却演奏鼓舞行动、劝人努力的歌曲，有什么不同？虽然华丽和质朴不同，但不是正音这一点是相同的。传记说：“高大的屋梁可以用来冲击城墙，却不能用来堵塞洞穴，这是说器物各有不同用途。骅骝、骐骥一天能奔驰千里；捕捉老鼠却不如狸猫，这是说技艺各不相同。猫头鹰在夜间能迅速捉取跳蚤，察见细微；书生白天睁大眼睛却看不见山丘，这是说性情各不相同。”如今想废去经术而恢复诗赋，近于舍弃根本而趋向末流；如果把它们合并为一个科目，就近于要求选取人才时样样齐备。为今后的打算，不如把文辞、经术、德行分别设置科目，用来网罗天下士人；这样，各人的性情都能在适合自己的方面得到充分发挥，各种技艺都能尽其所能，各种器材都能发挥用途，而英俊豪杰之士，大概就不会被遗漏了。官制上 我听说，君王任用人的关键，只在资历和声望。按年资任用有等级，按功劳进用有差别，天下没有能够越级进用的人，这叫作“资”。品行、才能、技艺和学业卓异高妙，为世人所推重，这叫作“望”。如果任人只看资历，那么品德高尚、行为尊贵以及杰出奇伟的人，有时会被资格限制而辗转不得志，例如张释之十年不能调任，扬子云官位不过侍郎之类。如果任人只看声望，那么狂妄荒谬之徒、矫饰自高之士，有时会凭借虚名得到提拔，例如晋朝任用王衍、唐朝任用房琯之类。古代善于用人的人却不是这样：以资历对待天下有常规才能的人，以声望对待天下非同寻常的人，使二者各有所获，足以互相推进，却不足以互相妨碍。所以从一命到九命，从接受职任到出任州牧，没有功劳不升迁，没有职位空缺不补任，天下人并不认为这是滞缓。有的人从耕作中被举荐，有的人从筑墙中被举荐，有的人从屠宰、垂钓中被举荐，把他们置于士民之上，委以将相的权力，天下人也不认为这是骤然提拔。为什么呢？这是资历所应当达到的，也是声望所适宜承当的。国家把爵禄资格定为有固定制度，把职事官作为不拘常格的选任，这对于先王运用资历和声望的方法，可以说领会了其中的意义。然而臣愚昧，仍认为现在任用资历未免太拘泥，任用声望又太不讲求资格。为什么呢？郡守是百姓的老师，也是天子用来共同治理天下的人。他穿戴官服坐在正堂之上，宾客到前面拜访，属官在下面奔走，政教、赏罚和军旅之事，全都听凭他的裁决。他所做的正确，千里之内都蒙受恩赐；他所做的错误，数十万户人家都受其祸害。这可以说是天下的重大职任了。如今将相大臣从朝廷外放，不过是担任郡守；而曾经两次任通判的人，只要没有重大恶行和明显过失，又有保任他的人，也一定会做到郡守。这样，将相大臣同曾经两次任通判并有保任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了。贤能的人能使自己所任的官职显得重要，不肖的人则相反。如今二千石之官之所以不能成为至尊、难以任职，不只是法令造成的，也是任职者才能造成的。这难道不是所谓任用资历太拘泥吗？馆阁是收藏图书的府库，是培养英才的地方。能够在这里任职的官员，后来可依次补任执政；能够递升为馆阁官员的，过去并非学术文章卓然、成为一时声望所归的人，就不能居此职位。这可以说是天下最精妙的选任。如今中等才干的普通官吏，只要得到大臣的论荐，就都能占据这个职位。曾经担任过金谷方面的职务，或有过兵、刑方面的劳绩，就都可以借用馆阁的名号。唉！近年以来，校书、正字的职名以及龙图、集贤的名号，为什么这样纷乱繁多啊！

译古书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能随便借给别人。” 现在这样做，难道不是把名位和名器借给别人吗？臣所说的任用声望太不讲求资格，就是指这个。过去汉朝的制度是，郡守入朝可以任三公；读书人把东观比作老子收藏典籍的府库，把道家蓬莱山用来比喻它的清静幽秘，认为那是普通人不能到达的地方。请陛下明发诏令：凡是中州以上地区的官员，没有经历台、省、寺、监、漕、刑等职任的，不得担任郡守。谨慎珍惜馆阁的任命，用来等待文学之士，那么任用人的方法，大概就可以完备了。官制篇下 臣听说，国家沿袭五代以来一概混杂的制度，百官的称号最为杂乱混合：名义存在而相应的官署不设，只有文书形式而实际内容不相称。所谓台、省、寺、监，是朝廷的官署，却泛滥到州县管理仓库的吏员；滥用又到了僧侣道士的师号。违背名实的条文、错乱荒谬的名目，多得数不清。先皇帝对此悲悯忧虑，开始下诏命有关部门制定寄禄格，以此改换天下官员的名号，使其归属于台、省，恢复属于寺、监；这样以后，按照名号就能知道相应的官署，依据实际职务也能得到相应的名号，可以说是帝王的盛大典制了。然而仍有未尽完善之处，臣冒死斗胆妄加议论。过去的制度，正议大夫以上升迁过于简略，中散大夫以下又不区分清职和浊职。升迁过于简略，就会使大臣侥幸进用，弊端严重到无以复加，法制也会因此混乱；清浊不分，就会使小臣偷安怠惰，弊端严重到无人得到荣宠，资历和声望也违背旧制。侍郎到仆射，共有十二次升迁；兼任侍从职务的，要八次、九次升迁；担任执政官的，也还要六次升迁。大概侍郎以上都是天子的臣属，如果等级不多，势必很快升到高位；升迁过快到了极点，国家的庆赏就会因无适当名位而无法实行。这就是设置官制的深意。如今寄禄格却不是这样：从正议大夫起，不论这个人的才能品行如何，四次升迁就到特进。因此大臣中做到特进的，遇到朝廷有大的庆赏时，不得已只好把司空这一职事官授给他。司空是职事官，寄禄官的等级已经没有更高的了，却还授给他司空，难道不是法制混乱到了极点吗？旧制中，少卿这一官职通常一个等级有四个名目，即太常、光禄、卫尉、司农；郎官、员外郎通常一个等级有八个名目，如礼、工、祠、屯、主膳、虞、水等官；京朝官通常一个等级有三个名目，如太常丞、秘书丞、殿中丞等。大概入仕的途径有制策、进士、明经诸科、任子和杂色等不同；历任官职的道路又有台省、寺监、漕刑、郡县等区别。如果不逐一衡量、分别设置，就会像牛和骏马同槽而食，贤能与不肖混杂，天下人都将泛泛地按一般标准一概取用，不再磨炼激励自己，把功名当作责任。这也是设置官制的深意。如今寄禄格却不是这样：从中散大夫以下直到承务郎，一个品秩只有一个名目。因此，曾经任台省之职或漕刑之司的人，内心有所不满，却又没有名位可以荣宠他们，于是往往借给他们龙图、集贤的名号。龙图、集贤的名号，本来是用来对待天下文学之士的；如今却因为各种官吏没有名位可以荣宠，便把这些名号借给他们，难道不是严重违背资历和声望吗？爵禄是天下的砥石，是圣人用来磨砺世人、磨去愚钝的东西。不因爵位而受到鼓励，不因俸禄而得到勉励，古人中曾经这样做的，有防谷。把生死看得相同，把贫富看得相同，把贵贱看得相同，古人中曾经这样做的，有庄周。如今朝廷群臣都能像庄周、防谷那样行事，那么即使不再设置爵禄这一器物也可以了。如果不是这样，升迁过于简略、清浊不分的弊端，怎么能不改革呢？晁错说：“爵位，是上天子所命的，从天子的口中发出而没有穷尽。”韩愈说：“圣明君主所实行的就是正确的，因此制度难道自古以来就有固定不变的吗？”请陛下下诏命有关部门重新议定寄禄格，稍稍仿照旧制。从正议大夫以上，再增加四个品秩名号；从中散大夫以下，把品秩名号定为三个等级。这样，升迁就比较详备，法制也不混乱；清职、浊职稍有区别，资历和声望也不违背。这也是先皇的志意，惟愿陛下留心审察。财用篇上 臣听说，先王治理财用，就像手持秤衡一样。天下的财物，不让它偏向公室，也不让它偏入私家，只求恰好平衡而已。所以国家有财物用来供给祭祀、奉养、俸禄和赏赐的费用，百姓也有财物用来供给一日两餐、伏腊节日、冠礼婚礼和丧葬祭祀的资费。向百姓征取财物的制度叫作什一税。什一，是天下最适中的标准。超过什一，少量超过就是小桀，大量超过就是大桀；低于什一，少量低于就是大貉，大量低于就是小貉。鲁哀公说：“即使征收二成，我还觉得不够。”这是桀的做法。白圭按二十取一，这是貉的做法。由此说来，先王治理财用的用意，只是求得适度平衡。从什一的法则破坏以后，天下的财物才开始失去平衡。财物偏归公室时，就有卖盐、冶炼铸造来控制山海资源，专卖酒类来搜取城邑利益，征算舟车、告发缗钱来压制商贾，制造皮币、减少酎金来侵夺封君。严重时甚至命令官吏坐在店铺中列肆贩卖物品以谋利。财物偏入私家时，就有凭农田超过一州之富，贩卖油脂而富倾都邑，卖浆而奢侈逾常，削刀卖肉而享用鼎食，卖肉脯而车骑相连，做马医而击钟设宴。严重时甚至积累数万金，却不帮助公家应急。因此百姓常常困苦于聚敛之吏，官吏也常常嫉恨兼并财产的百姓。

译这就是所谓事势流变、彼此激荡而造成的结果，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本朝至和、嘉祐年间，太平相承已有一百多年。天子把慈爱和节俭视为珍宝，除贡赋常规之外，几乎没有丝毫额外取自百姓。田地宅第没有限制，衣食器皿也没有约束。举止行动都随心所欲，豪奢之气渐渐产生，货物财贿充盈，奢侈之心自然发动。于是大农户和富商，有的跟随童仆骑从、佩带刀剑，在乡里凭武力专断；打猎捕鱼、歌舞伎乐的供养，可以比拟侯王，而一县的财物有十五六成流入私家。熙宁、元丰年间，大臣掌权，才开始制定法度，随着时势变化而通变。青苗、免役、市易等牟利措施接连兴起。有司日夜亲自筹划、口头说明，在中枢处置；使者往来不断，车马仪仗相望于道，在外面奉行；而专门谈论财利的大臣，连极细微之处都不放过。江淮增加煮盐的收益，闽、蜀加倍搜取山泽的利益，青、徐竭尽冶炼铸造的收益，其他迎合风向、竞相仿效的征取，计算无名目的索取和额外的要求，更是数不胜数。于是天下的财物大半归入公室。陛下即位之初，深知这些弊端，凡是不便于百姓的法度，全部废除。曾经靠搜刮百姓而进用的官吏，也相继被罢黜。又多次借助赦令放宽对拖欠赋税的追讨，大量打开粮仓来赈济贫困断绝之人，于是公私财物都逐渐充裕。过去虽然趋于平衡，却又有很大的弊端：士大夫矫正过度，远远地以保持风节自持，不肯再谈财利之事。《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君位。怎样守住君位？靠仁。怎样聚集人民？靠财。”治理财利、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恶，叫作义。《洪范》所说八种政务，第一是食，第二是货；由此可见，治理财用以食货为先，是帝王的要务，是安定中原、使四夷归服的办法。只是不能让财物偏入公家或私家罢了。如今国家北面有抗衡的敌人，西面有暂时休息的羌人，中部有治理黄河的费用，数万官吏靠水衡钱供给，百万军队依赖太仓粮食供养，公私财用都很窘迫，实在令人寒心。这正是臣子应当宣扬财政、调节敛散、考察虚实盈亏，以解决用度问题的时候。却以谈论财用为可耻，只不过是晋人的作风罢了。晋人王衍，口中不谈钱，把钱指称为“阿堵物”。臣暗自讥笑他，认为这不过是奸邪之人故意矫饰高亢，在黑暗的时代窃取虚名罢了。为什么呢？假使颜回、闵子骞谈论钱财，也不妨碍他们成为君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盗跖叫钱为“阿堵物”，难道就能免于成为小人吗？晋人崇尚清谈而废弃实际事务，大多都像这样。过去管仲讲究调节物价、掌握轻重的权术，范蠡筹划计然之策，萧何负责把关中的粮食漕运出去，他们都是治理财利的大臣。东郭咸阳贩盐，孔仅主持冶炼铸造，桑弘羊推行均输，也都是治理财利的大臣。士大夫谈论财利，如果像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那样做，当然不可以；如果像管仲、范蠡、萧何那样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财用篇下 臣曾认为，君子治理财用的方法，不过是尽量发挥土地的生产力、节省浮泛的费用这两件事罢了。为什么呢？治理财用的关键，在于探究现有财富的来源并制定开发的方法，考察尚未拥有的财富来源并制定取得的制度。风雷雨露的发生，山林川泽的滋养，是财富的来源。如果不探究财富原有的来源，也不考察尚未取得的来源，却只忙于开闭、收敛、发散之间，那只是卑贱之人争夺锥刀末利罢了，哪里是君子所谓的治理财用呢？所以，探究现有财富的来源并制定开发方法，最好的办法是尽量发挥土地的生产力；考察尚未拥有的来源并制定取得制度，最好的办法是节省浮泛的费用。君子治理财用的方法，大概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臣请为陛下进一步说明。治理天下的财用，好比治理水患：增加修缮堤防，却把水决到邻国去，不是善于治水；横征赋税、强行买卖，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也不是善于治理财用。善于治水的人，以四海作为蓄水之地；善于治理财用的人，以天地作为财富来源。如今天下的田地，称得上肥沃广阔的，没有比吴、越、闽、蜀更好的了；它们一亩的产量，常常是其他州的数倍。闽、蜀、吴、越，是古代扬州、梁州的土地。按《禹贡》记载，扬州的田地列第九，梁州的田地列第七，这两个州的田地在九州之中等级最下，却如今以肥沃著称，这是为什么呢？吴、越、闽、蜀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培土施肥、灌溉耕作的功夫达到了极致。第七等、第九等的田地，凭借极尽培肥灌溉的功夫，尚且能达到其他州产量的两倍，何况比它们高出几个等级的田地呢？由此说来，如今天下还有很多田地的生产力没有充分发挥。李悝说：“耕田勤劳，每亩可增加三升收成；不勤劳，也会有同样的减少。”地方纵横万里，增减起来往往就是一百八十万石粮食。然而赵过推行代田法，一亩每年收成通常超过漫田一斛以上，做得好时还可以增加一倍。秦汉时期开凿郑国渠、白渠，灌溉田地四万四千多顷；到了唐代大历初年，两渠灌溉的田地却只有六千三百顷。以代田法和郑国渠、白渠的事情来看，那么耕田勤劳或不勤劳，哪里只是每亩三升的损益呢？如今二千石官员虽然兼有劝农的职责，却一概只是虚名，没有人真正承担责任。现在的计策，不如下诏让天下各州设置一个劝农司，以州守为长官，允许他从通判等副职中自行选择一人任副职；先登记境内已开垦田地以及池塘、沟渠的数量，并全面了解它们的利弊。每年按时巡行各郊，召见年长者，询问他们的疾苦以及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对于因此废止的事务予以处理，并惩罚那些懒惰、不听命令的人。

译年终时，由部使者评定各地政绩的优劣上报；对功效特别显著的人这样加以宠用，那么天下的田地就都能达到闽、蜀等地的水平，土地的生产力也就发挥尽了。古代遇到吉事、凶事所用的服饰，由一比之内共同置办；祭器由一闾共同置办；丧葬器物由一族共同置办；吉凶礼乐所用的器物由一乡共同置办。凡是嫁女娶妻，纯帛不超过五两；遇到凶年荒年，又减省礼仪而多办婚事。一乡有五百户，而五两不过五匹布，所用财物可以说很节约了。如今却不是这样，嫁女娶妻、丧葬的费用，节俭的要几万钱，丰厚的达到几百万。普通人家一旦遇到婚嫁或丧葬之事，就要卖田地、卖宅第，即使借取双倍利息的贷款也仍然不能供给。这样看来，如今吉凶礼事的费用，取长补短，大概是古代的二十倍，财用怎么能不枯竭呢？周代太宰是君王的大臣，他的职责是“按照九种标准调节节制财用”。汉代的许邵、魏代的毛玠、唐代的杨绾，虽只是人臣，却能使当时的士大夫心风改变。他们减省车马，毁弃池苑楼观，减少车夫和侍从，遣散音乐伎人；由此可见，法制即使在盛世也不能废除，而风俗教化即使在衰世也仍然可以推行。如今法令虽然有仪制方面的条文，也列举了一些事项，却不能周详地为今日筹划。不如从宗室、外戚直到品官和普通百姓之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都按照典礼来制定标准，尺度和数量稍微放宽，使制度能够长久实行。至于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则根据年成丰歉来决定礼仪的隆盛或减省；让谏官、御史在朝廷内弹劾奏报，让漕司、刑司以及州守、县令在地方举劾。胆敢不奉行的，即使身份尊贵而且是亲近之人，也一定惩罚，不能赦免。然后陛下崇尚节俭，推重敦厚朴实，亲自作为表率；抛弃难以得到的珍奇货物，拒绝无用的器物，停止不急迫的事务，作为天下的先导。这样，天下过度奢侈的风俗就会大为改变，浮泛的费用也会节省。贾谊说：“如今背离根本而趋向末业，靠粮食供养的人太多，这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奢侈的风俗一天比一天增长，这是天下最大的盗贼。祸害和盗贼公然横行，却没有人制止，国家的大命将要倾覆。”唉！像贾谊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懂得治理财用的方法。将帅 臣听说，将帅难得，已经很久了。形势有强有弱，任用有久有近，敌人有坚固有脆弱，地形有远有近，时局有安定有混乱；然而胜败的关键并不由这些决定，只在于将领罢了。过去智氏凭韩、魏等三国的军队攻打赵国，马服君的儿子率四十万大军抵抗秦军，可以说力量强大，却在晋阳溃败，在长平被坑杀。廉颇率领老弱士卒守卫邯郸，田单聚集创伤病残的余众保卫即墨，可以说力量弱小，却使栗腹兵败、骑劫逃走；这说明不在于形势的强弱。穰苴被齐国任用，是从普通士卒中选拔出来的；一天之内斩杀庄贾，晋军退去，燕军渡水而溃散；这说明不在于任用时间的长短。韩信攻打赵国，并不是平日抚慰训练士大夫，却背水一战擒获赵王歇、斩杀成安君；这说明不在于任用时间的长短。以周瑜的声望来看，曹操不只是虎狼般的强敌，吴军却在赤壁取胜；以玄德看来，陆逊不过像雏鸟乳燕，蜀军却在白帝战败；这说明不在于敌人的坚强或脆弱。东西方土地不同，邓艾却用缒城而下的奇兵攻取成都；南北风俗不同，王镇恶却率水军平定关中；这说明不在于地理的远近。东晋衰弱之时，谢玄却在淝水建立功业；开元盛世之时，哥舒翰却在潼关失利；这说明不在于时局的安定或混乱。所以，善于用兵的将领，无论形势强弱、任用时间长短、敌人坚固脆弱、地理远近、时局安乱，只要不任用他就罢了，一旦任用，就没有不取胜的。因此说，关键只在将领。虽然如此，将领又有一军之将、一国之将和天下之将。能够追上奔驰的马，射中飞鸟，攻下坚城，击破强敌，所向无敌，这是有勇之士，是一军之将。能够出奇制胜，谋略像天地一样无穷、像江河一样不竭，进攻就攻破，打击就使敌人服从，这是有智之士，是一国之将。只图自己得福而使他人遭祸，功业就有不能建立的；只顾眼前有利而给后世造成祸害，事情就有不能做的。功成事毕，反观自身仍觉得有所不足，没有自我夸大的神色，这是有道之士，是天下之将。古代边境以外的事情，由将军裁决，军中甚至听不到天子的诏令；朝廷对将军的委任和要求其成就，就是如此。不是有道之士，难道可以轻率地把这种权力交给他吗？国家的将帅可以说很多了，能讲说礼乐、敦厚诗书的人，肩挨着肩、车毂相撞；纵横驰骋、勇猛强悍，被称作智囊、号称肉飞的人，多得数不清。然而驿站骑兵带着赤白囊传来军情，朝廷之上就因此纷乱，进退、赏罚全都从宫中决定，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是认为担任将帅的都是有智有勇的人，若不是有道之士便不能让他们独自承担责任吗？朝廷议论边疆事务，就使君主的体统不够严肃；将帅的权力轻微，武功就不能建立。唉！这可以说是两方面都失误了。臣认为，西北两边应当各设置一名统帅，任用大臣中的人才，让兼具文武、可以担当天下将领的人担任。凡有军事事务，只把大义上报朝廷，进退和赏罚全部交给他处理，使他能够便宜行事。这样，即使有边境警报，也不必烦劳朝廷议论，而豪杰之才也能成就功业。奇兵 臣听说，万物没有不具有奇异之处的：马中有骏马，犬中有名犬，这是畜类的奇异；鹰隼将要攻击时，必定隐藏身形；老虎先伺机再行动，行动就能有所捕获，这是禽兽的奇异。天雄、乌喙、堇、葛的毒性，在药物中最为奇异；繁弱、忘归，在弓箭中最为奇异；鸊鹈、莫邪，在刀剑中最为奇异。云是山的奇异，涛是海的奇异；阴阳之气激怒而成为风，交汇而成为电，紊乱而成为雾，迫近而成为雷，激荡而成为霆，融化散开而成为雨露，凝结而成为霜雪，这是天地的奇异。用兵也是这样：严整沟壕营垒，充实辎重，传送檄文出兵，计算里程行军，约定日期交战，这是用兵的正道。统领百万士卒，力能扛鼎、射箭必中；有时缒山渡海，依靠草木丛林白天潜伏，借风雨夜间行动，忽然如鬼魅一样无迹可寻，倏忽如流水一样没有定势，这是用兵的奇道。用兵之道，没有比使用奇兵更难的，没有比善用奇兵更巧妙的，也没有比用奇兵更精妙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凡使用奇兵的方法，必须以正兵为主；脱离正兵单独出动的，叫作孤军，孤军的胜败难以预料。霍去病所率领的军队，常有大军跟在后面，所以能够深入敌境而不曾困绝。李陵率五千步兵，在漠北辗转与单于交战，却没有其他将领援助他，他被擒获是理所当然的。

译所以说：没有比使用奇兵更难的。人的才能有勇敢和怯弱，技艺有精良和粗劣；勇敢的能够战胜敌人，怯弱的也会振奋；粗劣的被敌人击破，精良的也会退却，这是自然的情势。善于用兵的将领，选择精锐勇敢的作为奇兵，把粗劣怯弱的全部作为正兵；奇兵虽然少，却凭锐利形成正兵的势态；正兵虽然杂，却凭众多形成奇兵的势态。长处和短处互相补足，强者和弱者互相借力，那么少数也能成为多数，粗劣怯弱的也能变成精锐勇敢。所以说：没有比使用奇兵更巧妙的。过去岑彭沿都江逆流而上，攻取武阳，绕到延岑军队后方，使公孙述惊恐；邓艾夺取阴平道，攻下油江，击破绵竹，直逼成都，使刘禅投降；孙处从江左渡过大海，直接袭击番禺，使卢循兵败；李愬越过文成戍，消灭张柴栅，夜袭蔡州，使吴元济被擒。这几个人，都是智谋足以料敌、勇敢足以决胜，所以能够乘着变化、投向空隙而成就功名，使敌人即使有强将劲卒，也不能充分施展才能，便已经败了。所以说：没有比使用奇兵更精妙的。孙膑说：“解开杂乱纠缠的东西，不必控制住卷曲的部分；救助相斗的人，不必直接抓住双方。攻击敌人的要害、捣击其空虚之处，使形势受到限制、力量受到阻隔，纷乱自然就会解开。”如果不是通晓阴阳变化的微妙、通达万物变化的规律，从而得到运用奇兵的奥妙，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屠夫分解牛时，遇到筋腱骨节就用刀，遇到大骨就用斧；到了庖丁，却不是这样，他劈开缝隙、引导刀刃进入空处，牛就哗然分解了。下棋的人交战时，仔细区分棋势、审慎布置，发现对方失去防守就追逐进攻；到了弈秋，却不是这样，他有时反向行棋、逆势施行，把心意用在争夺之外，于是从容获胜。屠宰、下棋都是卑微的事情，但有奇妙技艺就没有人能与之抗衡，何况用兵呢？兵法说：“用正兵交战，用奇兵取胜。”然而天下士人习惯于常规而惊惧于变化，知道怎样交战的人多，领悟怎样取胜的人少。辩士 臣听说，用兵的大概原则是：我方为主、敌方为客，就是防守；敌方为主、我方为客，就是进攻；敌我双方主客不分、力量相当，在道路上相遇而仓促交战，就是作战。这是用兵的常法。此外，事情本来有常法不能解决的：防守则形势不便利，进攻则力量不有利，交战则士气不能取胜。在这种时候，即使有智勇之士也无从施展，只有派一个使者，凭轼勒马，晓谕祸福，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军中不能没有辩士的原因。然而所谓辩士，必须具备三种德性、明白五种机变，而单凭口才的人不算在内。向上通晓道德、性命的根源，向下通达礼义和具体事物的变化，旁通幽明以及时势、事物各自适宜之处，这是“识”；处境越困窘，才智越能发挥；事务越繁重，见解越能创新；突然被遮蔽也不混乱，受到重压也不畏惧，这是“才”；经传、诸子、史书、天文星象、地理志书、医方卜筮以及百家之书无不涉猎，同时能够谨守其根本宗旨，这是“学”。这就是所谓三种德性。俯身道贺，仰首致哀，使听到的人惊慌恐惧、心惊骨寒、手足失措，这叫作“恐机”。用正道说明，使对方获得美名，以利益辅助，听到的人喜悦满足，阳和之气逐渐浸润，内心充满喜悦，这叫作“喜机”。揭发过失而不宽贷，触犯忌讳而毫不迟疑，使听到的人愤怒，怒气冲冠，眼眶几乎裂开，这叫作“怒机”。从旁刺触他所哀悼思念的事情，反向牵动他所感伤的情怀，使听到的人泪流满面，泪水沾湿胸襟，不能再自我控制，这叫作“悲机”。先提出端绪而指向空隙，言说浮泛而没有根基，意思圆转而没有主旨，使听到的人茫然，仿佛得到一件奇异的东西，不知道它叫什么；想要舍弃它离开，又怕它是珍宝；想要取走它，又怕它是怪物，于是来回徘徊、周章不决，这叫作“思机”。这五种机变，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一经触发就会突然发动，没有人能控制自己，这就是所谓五机。三种德性不具备，就不足以立身；五种机变不明白，就不足以移动他人。所以说，所谓辩士，必须具备三种德性、明白五种机变，单凭口才的人不算在内。过去苏秦、张仪、犀首、陈轸、代厉等人，曾经凭辩才闻名于世。然而他们三种德性不足，五种机变有余，所以只求事情成功，不问是否合乎礼；只求功业成就，不顾义理存亡；偷取一时的苟合和容身而已。这就是他们成为逞利口之雄、君子不称道的原因。后世人看到他们这样，便把辩才看成纵横家的权术，忌讳询问、以谈论辩才为耻，这就像因为怕噎住而废弃吃饭。孔子说：“赐有辩才，却不能讷言。”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才辩论。”由此看来，孔子和孟子从未废弃辩论，只是重视时机，到了适当时候才发言，迫不得已才使用辩才罢了。古代列国的大夫在道路上出使，肩膀相摩、车毂相撞；两国交兵时，也让使者处在其中。如果不是辩士担任使者，又怎么能专门应对而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呢？有人说：战国时期没有固定的形势，也没有常定的格局，向横发展秦国就能称帝，向纵联合楚国就能称王，所以辩士足以乘隙而掌握关键。自汉代以来，形势不同了，难道还需要辩士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人生下来，有手脚就知道搏击，有心智就知道思考，有口舌就知道言语；天下的混乱常常由这三者产生。然而反过来运用它们，也可以消除混乱。搏击属于力量，思考属于谋略，言语属于辩才；天下没有一天不使用力量和谋略，为什么偏偏怀疑辩才呢？过去郦食其出使齐国，田横凭七十座城投降汉朝；陆贾出使南越，尉佗撤去黄屋之制而向汉称臣；贾林传达李抱真的命令，使王武俊倒戈；韩愈进入镇州，牛元翼就得以出城。这些都是后世使用辩士的明显成效。天下如果不使用兵力就罢了，一旦使用兵力，就不能没有辩士。谋主

译臣听说，兵家取胜，不只是因为将领贤良、士卒强劲，还必须有精深敏悟、能够料敌应变、出奇制胜无穷的人，担任军中的谋主。古人将要处理天下大事，没有不先谋划的；所以考察卿士的意见，参酌百姓的言论，这是在明处谋划；拂拭龟甲、排列蓍草，灼烧龟甲辨识兆象，分蓍草成卦，这是在幽处谋划。《易经》说：“天地设置位置，圣人成就事业；人谋与鬼谋，百姓也参与其中而获得能力。”谋划是圣人尚且不能免除的事，何况用兵呢？用兵之道，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将领是心，谋主是思虑，图籍是脏腑，法制是经脉，号令是声音，旌旗、鼔、铎是耳目，车骑、步兵是四肢。心统摄脏腑，维护经脉，发出声音，使用耳目，役使四肢。思虑精密，外面就不会被人事扰乱，内心也不会被阴阳侵害；如果思考不精、谋虑不熟，那么饥饱、劳逸的过失就会茫然不知，寒暑、温凉的变化就会昏然不察，冒犯水火、触及金石，没有什么危险不会遇到。所以即使心智明察、脏腑安稳、经脉通畅、声音和顺、耳目聪明、四肢便利，也不能没有思虑。将领即使贤良，图籍即使齐备，法制即使严密，号令即使严明，旌旗鼔铎即使整饬，车骑步兵即使训练有素，也不能没有谋主。将军对于谋主，有谋主就胜，没有谋主就败；自己舍弃谋主而资助敌人就败，敌人接纳谋主而帮助自己就胜；曾经任用谋主后来却抛弃他的也会败，曾经舍弃谋主后来又任用他的也会胜。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过去楚汉两方的强弱，不必比较就可以知道；项羽却凭百战之威势，死在东城；刘邦凭颠沛奔逃、屡遭败北的余势，五年便成就帝业。这是为什么？汉有张良、陈平等人为它谋划，楚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所以扬雄说：“汉使群策屈服，群策又使群力屈服；楚使群谋受挫，反而使自己的力量屈服。”能使别人屈服的胜利，自己使自己屈服的失败，这就是所谓有谋主便胜、没有谋主便败。过去陈余舍弃李左车的计策，死在泜水之上；韩信解开李左车的束缚，以老师之礼对待他，于是收取燕、齐。袁本初舍弃许攸的计策，许攸投奔曹操，曹操光着脚迎接他，于是攻破冀州。许攸、李左车难道是想使原来的主君失败而忠于新主吗？这是任用或舍弃的形势造成的。这就是所谓自己舍弃谋主而资助敌人便败，敌人接纳谋主而帮助自己便胜。过去张绣率精锐士卒追击魏军，贾诩认为不可以，后来果然失败；之后贾诩又请求收集散兵再行攻击，后来果然取胜。贾诩为张绣谋划的道理前后一致，只是听从和违背不同，胜败的变化就不同，怎么可以不察看呢？这就是所谓曾经任用谋主却又舍弃他也会败，曾经舍弃谋主后来又任用他也会胜。因此，良将对待谋主，应以礼相待而不敢怠慢，以诚相交而不敢欺骗，以恩相结而不敢厌弃，宽宥他的过失而略去他的缺点。与他共同谋划的事情，即使父子兄弟也不能知道。古人之所以能够谈笑之间挫败敌人、安坐休息便消除事端，就是由于这个道理。后世却不是这样：将领接受任命之日，士大夫都不敢抬头仰视；所谓幕府属官，往往都是卑下庸碌、只求凑数的人。一旦敌人逼近城墙壕沟之下，变故从身边突然发生，召来询问时，他们已经惊慌失措、面无人色了。这难道对军队能有万分之一的帮助吗？臣忧虑世上谈论兵事的人，只知道重视将帅的选择，急于训练士卒，讲求器械和阵营的适宜，研究山川形势的便利，却推演风角、鸟占之说，至于谋主则从未说过一句。不知道谋主是全军胜败的关键。兵法 臣听说，统率军队靠将领，而将领之所以能够统率军队，靠的是法。法令不能实行，将领就同没有军队一样；将领不懂法，也同没有将领一样。截木制作棋子、削革制作球，都各有方法，何况让无罪之人担任将帅，身披坚甲、手执锐器，奔赴九死一生的战场呢？军队有法，就像人有精神魂魄。精神失守，魂丧魄夺，那么即使有七尺之躯，也很快就会死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支配形体的东西已经亡失。所以懂得军队必须有法，行动就会端正而没有间隙；不懂法却统率军队，叫作妄自行事。古人谈论兵法很多，大体不过四类：一是权谋，二是形势，三是阴阳，四是技巧。然而这四种方法，以正道运用，就成为四种胜法；不以正道运用，就成为四种败法。同样的事情，功效却不同，不能不察看。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过去孙膑在马陵之下埋伏万张弩，魏军到达后伏兵发动，庞涓死在那里。王恢在马邑附近埋伏车骑、材官三十万人，匈奴察觉后离去，王恢因而自杀。这是运用权谋不同所造成的结果。马服君前去援救阏与，已经派出秦国间谍后，便卷起铠甲急行军，两天一夜赶到，终于击破秦军。曹操追赶刘先主，一日一夜行军三百里，结果在乌林战败。这就是运用形势不同所造成的结果。西伯将要出猎，占卜说“将获得成就霸王事业的辅佐”，后来果然得到太公望，并攻克商朝。汉武帝为各位将领占卜，认为贰师将军最吉利，于是任用他为将，最终使匈奴投降。这就是运用阴阳不同所造成的结果。申公巫臣教吴国使用车战，吴国因此开始与中原大国交往。房琯使用战车抵抗安禄山，贼军投下草料并放火焚烧，王师于是奔溃。这就是运用技巧不同所造成的结果。这难道不是以正道运用四术就成为四种胜法，不以正道运用就成为四种败法吗？虽然如此，所谓正道是什么呢？不过是修治心志、培养气概罢了。如果心志不因生死变化而动摇，气概不因宠辱利害交错而丧失，那么四术的胜败自然能够洞察，就像形影映入水镜一样清楚；这是兵法的根本要旨。箭头用金属、箭羽用鹗羽，制成箭；用胶粘合、用漆涂饰，制成弓，这是天下共同使用的东西。然而羿善于射箭；马匹套在车厢中，骖马在旁边，用有利的嚼子和缰绳控制，再加上鞭策的威势，这也是天下共同使用的东西，而王良善于驾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运用这些器物有正道。如今世上学习兵法的人肩挨肩、衣袖相连，虽然精粗不同，但大体都只是前面所说的四种方法。至于修治心志、培养气概的道理，却认为是书生之言而不予理会。唉！这就像守着弓箭和马匹，却想成为羿和王良。盗贼篇上

译臣听说，天下太平的时代，对内没有大臣擅自专权的祸患，对外没有诸侯不服的忧虑，所要处理的军事事务，不过是边疆盗贼罢了。关于夷狄的祸害，士大夫讲得很详细，议论得很熟悉；至于盗贼的变乱，却从来没有人谈论过。难道是才智不够吗？其实是认为这不值得忧虑。天下的祸患，常常就产生于认为不值得忧虑之处。从前秦已经称帝，认为六国都已灭亡，海内没有什么值得再忧虑的；秦国所担心的，只有匈奴罢了。于是派蒙恬向北修筑长城，把匈奴逼退七百多里。然而陈胜、吴广的叛乱，却是在军队和田野乡里之间兴起的。由此说来，盗贼从来不是没有的。平定盗贼和抵御边疆敌患的方法不同，为什么呢？边疆军队铠甲、战马多如云集，箭矢、石块密如骤雨，牛羊、骆驼运输接连不断；士卒熟悉战事而整齐，武器锋利而精良。所以他们刚侵犯边境时，应当用速战来挫败其锐气。盗贼却不是这样：他们凭借险阻，以抄掠夺取为资财，以亡命之徒聚集成群；胜利时只是乌合之众，并没有法制把他们约束在一起；失败时便像野兽一样逃散，也没有恩信把他们联结起来。然而他们一旦揭竿持棍，郡县的士卒有时反而不能制服，原因只是人人都有拼死一战的决心。因此，当他们群起时，应当速战以挫其锐气，却不要逼迫得太紧，以离散其人心。如果不速战以挫败他们的锐气，拖延下去就会使他们的势力放纵；如果不避免逼迫过甚以离散他们的心，形势急迫就会发生变故。老虎这种动物，一吼便风起，发怒则百兽震恐；它的气势凶猛强悍，可以杀死，却不能侮辱。因此捕虎的方法，必先设置机关和陷阱，在旁边张设网罟，用锋利的兵器撞击，用强弓射击，鸣金击鼓乘势进攻，不一会儿老虎就被捕获了。蛇和鼠却不是这样：虽然它们的毒性足以伤人，却没有呼风而起的勇猛；它们的贪婪足以蛀蚀财物，却没有震慑百兽的威势。然而不能突然捕捉它们，只因为形势一急，它们就会钻进洞穴罢了。因此捕蛇捉鼠的方法，必须围住它们的洞穴等待；用艾草熏，用水灌，等它们因无处觅食而出来，便是一根短棰也可以取其性命。边疆敌患，是老虎；盗贼，是蛇鼠。老虎不能用艾草熏、水来灌，蛇鼠也不能用弓箭射、用兵器撞击。因此说，平定盗贼和抵御边疆敌患的方法不同。虽然如此，盗贼平定并不难，使其永远断绝却很难。平定而不能断绝，弊端有两个，不能不知道。无非是招降和穷追严办罢了。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祸害没有比穷治更深的。为什么呢？凡盗贼兴起，必有凶悍杰出而难以制服的人；负责追捕讨伐的官员一向没有奇谋，不知计策从何而出，于是往往招抚他们的首领，使其投降。那些奸恶之民见到犯罪的人未必会死，便说：与其低头屏气，甘受饥寒的羞辱，哪里比得上剽掠攻劫而仍不失去爵禄的荣耀呢？由此说来，这就是在诱导百姓作乱。因此说，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凡盗贼的首领既已伏法，而刀笔之吏不能作长远考虑、回顾后果，拘泥细节而疏忽大局，于是往往穷追其支党而治罪。那些受到胁迫的百姓见到被牵连污名的人必定不能免罪，便会说：与其戴上枷锁、锁具，束手等死，哪里比得上逃到山海之间，脱身求生呢？由此说来，这就是驱使百姓作乱。因此说，祸害没有比穷治更深的。况且王者所以使天下感戴、服从，靠的是恩惠与威严。仁恩施及有罪之人，就会损伤恩惠；杀戮殃及无辜，就会损害威严。威严和恩惠两方面都失去，却想使天下人心中畏惧、竭力服从，即使尧、舜也做不到。《夏书》说：杀尽罪魁祸首，胁从者不要治罪；过去染有污浊习俗的人，都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罪魁全部杀掉而不赦免，足以打消奸雄的气焰；胁从者和受污染者不加治罪，允许他们自新，足以安定心怀疑惧者的心。这样一来，天下人谁肯舍弃求生之路，投入必死之地呢？唉！先王平定乱世的道理，可以说是完备极了。《盗贼》中篇 臣听说，自古盗贼之所以兴起，都是因为连年水旱灾害，赋税横征，徭役屡次征发，所以愚民成为盗贼，在山海险阻之间操弄兵器，把这作为暂且求生的办法。自陛下即位以来，减轻徭役，减少赋税，和善之气已经得到应和，年年谷物都成熟，本应门户不闭、道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可是郡县之间有时仍擂鼓报警，巡游侦察的骑卒往来纷杂，至今没有停止，这是为什么呢？臣思考此事，大概是任用法令而不任用官吏造成的弊病。只依靠法令而不任用官吏，弊病很多，对盗贼尤其严重。为什么呢？如今关于盗贼的法律可以说很严密了。强盗所得财物达到一匹绢以上或伤人的，立即弃市；杀一家三人以上，或者肢解人的，依法论罪；审问时准备举发告发的，可以减轻重罪论处；杀死同伙或告发捕获其他盗贼的，降低罪等或免除其罪；替盗贼提供财物、通行方便和饮食的，按从犯减轻论罪；如果文饰案情、牵强入法而不能使人心服的，就立即交付复审考核。像这一类规定，加上捕获和追捕逃亡者的赏罚条格，总共有几十条，但全都是一成不变的制度。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情形并不相同：有的是乡里的恶少，自恃意气，掘墓盗葬、鼓铸钱币，从此不再被平民接纳；有的是骄横的士兵、被废弃的军卒，穷困无聊，逃亡聚众；有的是信奉旁门左道，互相欺骗迷惑，结成党徒；有的是困于饥寒，逼于拖欠债负，抢夺衣食，以延续一天的性命；有的是原为官吏或出身善良人家的子弟，因失策而随波逐流，轻率妄动。以上这些，只是盗贼的一般情形。其中曲折复杂、值得怜悯或应当憎恶的情况，大概多得数不清。用一成不变的法律来处理数不清的情状，而官吏又不敢区别轻重，那么该杀的被释放、该释放的被杀，就会出现。官吏如果任意决定生杀而不考察是否适宜，那么有时威严和恩惠都不能施行，盗贼也就因此充斥天下。臣曾观察古代善于治理的官吏，他们在考核盗贼方面尤其不同，方法不过几种罢了。有的让官吏和百姓共同举发年轻恶徒及穿着鲜艳、服饰凶恶的人，把他们全部登记在册，一旦收捕，便投入虎穴之中，这是尹赏治理长安的方法。有的公开设置悬赏，命令互相斩获盗贼；捕盗官吏和追捕差役有功，便将姓名上报尚书，后来调补为县令，这是张敞治理胶东的方法。有的使耳目遍布，详细掌握盗贼首领的姓名，分别安排在偏僻村里和空舍中；谈话尚未结束，捕盗官吏已经赶到，这是赵广汉治理京兆的方法。有的选择县中的豪杰任用为官吏，一旦盗贼秘密发动，就发文书诡谲责问，责令其人限期办成，这是朱博治理渤海的方法。

译有的设置正、五长，使乡里田间一有异常情况，官吏就立即得知，奸人无处藏身，这是韩延寿治理颍川的方法。有的派遣征发来的迎击军队，停止追捕；让追捕官吏单车独行，专心用德行教化来安抚他们，这是龚遂治理琅邪的方法。这几个人，可以说都善于治理盗贼。然而如果用今天的法律来约束他们，他们将惶恐不安，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有功名呢？为什么呢？他们若不是杀害无辜，就必定会被视为放纵反叛者。即使龚遂、韩延寿、张敞、朱博、赵广汉、尹赏在今天任官，恐怕仍然不能在盗贼考核中列为最优，又怎么能责求普通人呢？为今天谋划，不如放宽法律而任用官吏，稍微加重郡守的权力，只以大纲责成他们，而略去细小过失。凡是法律严厉的地区，都慎重选择人选，听任他们在法外处置盗贼。有司复核查问时，不得以他们在所赐缉捕缗钱之外另有出入而弹劾；并使他们能够增加酿酒所得。除了赏格规定之外，还可以获得数百石酒，足以用来布置耳目，蓄养爪牙。这样，郡守的威权稍微加重，盗贼就可以清除。王嘉说：国家有急事，要取决于二千石官员；只有使他们地位尊重、权力重大而又能担当危难，才可以役使天下。唉！二千石官员如果能够役使天下，那么即使有黄巾、赤眉这样的叛乱，也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盗贼》下篇 臣听说，盗贼兴起，小则像蜂群一样聚集、像蚂蚁一样结党，抢掠乡里；大则擅自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府库兵器，释放死罪囚犯，杀害抢掠官吏百姓。但这些都没有什么值得深忧的，按照臣前面所献的计策，足以办理。真正值得深忧的，只是其中有豪杰俊才。为什么呢？人有豪杰，正如马有骐骥、狗有卢犬。它们即使上视下取，一日奔驰千里；但如果发生放纵踢咬的变故，也同样令人畏惧。从前周亚夫得到剧孟，高兴地说：吴、楚如果要举大事却不寻求剧孟，我知道它们成不了事。天下骚动之时，大将得到这样的人，就像隐然得到一个敌国。你看唐纵、朱克融向北返回卢龙，军队还没有防备，军中就发生叛乱，于是又失去了河朔。孟和克融都不过是平民罢了，但他们得到、失去、离去、归附之间，却关系到吴、楚叛乱的成败，关系到河朔的存亡。由此说来，盗贼之中如果有豪杰，难道不值得深忧吗？臣认为，消灭大盗的办法，没有比把天下豪杰都笼络招取更重要的了。天下的豪杰都被我们笼络招取，那么那些普通的无能之辈即使成百上千聚成一群，也不值得放在眼里。国家取用人才的制度中，选拔层次最高的只有制策进士。然而豪杰之士本来就有文才、武略、纵横之术，几乎没有不能胜任的。有些人质朴鲁钝而缺少文才，却偏偏能够担当大事；如果天下豪杰都是兼有文才、武略和纵横才干的人，那么制策、进士两科足以选取他们。若有质朴鲁钝而缺少文才的人，就无法通过这两科选取。因此，在制策进士所取人才之外，不可能没有被遗漏的人才。臣曾为朝廷忧虑此事，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理。有位士大夫先生告诉臣说：汉代的制度，是郡县把才智出众的平民推举出来任吏，考察品行、查验廉洁，依次升迁补任，有的做到二千石，入朝成为公卿。古代不专凭文章言辞取人，所以得到的人才很多。黄霸从卒史起家，薛宣从书佐奋起，朱邑由啬夫选拔，邴吉出身狱吏；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进身的，多得数不清。唐朝自中叶以后，方镇都选拔低级军校来掌管牙兵。当时四方豪杰中不能凭选举出仕的，都争相担任这种职务，往往积累功劳而取得旄钺。即使老奸巨猾、久为盗贼的人，有时也出自其中；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之流，所得到的也已经很多了。王者用人，就像江河一样：江河流向哪里，百川便奔赴哪里，蛟龙也在那里生长。等到人才离开朝廷而投奔别处，鱼鳖便无处安身，泥鳅之类反而会在那里称制。如今世上的胥吏、牙校，都成了奴仆和庸人，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朝廷不任用他们。现在想任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负责文书和刑狱，钱谷事务按其情势又不能放弃；至于鞭挞，一实行鞭挞，豪杰就不会从中产生。所以凡是负责刑罚的人不能任用，而被任用的人不能施行刑罚。朝廷如果采纳唐代旧制，使各路监司、郡守从士人中选取人员补任衙职，让他们考核镇税、场务、督捕盗贼等事务；有公罪可以赎免；使长吏能够推荐其中的人才，按功劳资历排列，登记年月，使他们可以出仕，待遇比照任子，却不以流外官的限制限定其升迁终点。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异的人，提拔任用数人，那么豪杰英伟之士便会渐渐从这条道路出现，奸猾之党也可以被笼络招入。臣曾思考此事，消除盗贼于未然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私下取用这一主张献给陛下，唯愿陛下裁量选择。《边防》上篇 臣曾认为，当今外患的严重，没有比西部边境更厉害的了。契丹强大，足以和中国抗衡；党项是遗留下来的部族，暂时栖息之地，还比不上汉代的几个县。然而臣认为外患最严重的没有比西边更甚，为什么呢？大辽自景德年间结好以来，虽然有额外的金帛、绵絮等物资作为贿赂，一年也不过七十多万。西边自熙宁年间侵犯边境以来，即使断绝了给夏人的赏赐，熙河、兰州等地转运飞挽的费用，一年却达到四百多万。北边每年送出七十多万，而军队止息、士卒休养，几代都没有犬吠般的警报；西边每年耗费四百多万，而羌虏屡次入侵，逆贼的行动如雁群般接连不断，将吏穿着铠甲而睡。这样说来，北边的祸患和西边的祸患相比，哪一个更严重呢？如今天下谋臣策士，议论安抚西边祸患的，大致不过两种主张。臣请把这些主张详细陈述出来，再决定取舍。有人说：从前汉武帝认为辽阳方圆九百里的土地，偏僻难守，便放弃它送给胡人。汉元帝也因为关东每年饥荒，采纳贾捐之的奏疏，撤罢朱崖郡。王者不应拿无用之地耗损自己的根本。狄道、【枹防：原文疑误】原来是吐蕃诸侯的巢穴；五泉、【防宁：原文疑误】也长期被夏人占据。

译如果把兰州、【防：原文疑误】的土地重新赐给夏人，采用府州的旧例，选择当地酋长担任熙河的守臣，那么数百万的费用就可以在一朝之间省下。这是第一种主张。有人说：【秋道枹防：原文疑误】、五泉、【防宁：原文疑误】，都是中国旧地。从汉、唐直到本朝初年，未听说有人苦于难以守御，是因为灵武归附中国的缘故。如今灵武被置于不顾已八十多年，蕃汉土地交错如同刺绣；耕种开垦就有被践踏的忧患，馈运粮饷就有被抄掠截取的危险，所以才苦于难守。如果终于夺取横山，接着恢复灵武，那么兰州、【防：原文疑误】和熙河自然成为内地，哪里还会有数百万的费用呢？这是另一种主张。臣看来，前一种主张可以施行于陛下即位之初，后一种主张可以施行于今日以后。为什么呢？陛下即位之初，羌人各自率领部落，拱手屈膝，请求接受官府处置；如果那时赦免他们的罪过，允许他们重新开始，授给他们熙河的节制，赐给他们兰州、【防：原文疑误】的地区，那么对外足以安抚强敌的心，对内足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如今却不是这样：上天夺去了他们的魂魄，他们自取诛灭，彼此相互依存；游魂般徘徊在疆场，边境驻军的官吏士卒都攘袖咬牙，想要犁平他们的庭院、扫荡他们的乡里。顺逆的形势不同，抚御的方法也就不同。为今日谋划，只有夺取横山、恢复灵武这一条路。羁縻而不断绝的关系，也可以恢复。是这样吗？臣所以说，前一种主张可以施行于陛下即位之初，后一种主张可以施行于今日以后。过去曹公征讨汉中没有取胜，便下令说“鸡肋”。杨脩认为，鸡肋这种东西，吃它没有所得，丢掉又觉得可惜。曹公将要回军，后来果然如此。当时成都正被刘氏占据，曹公认为即使得到汉中的土地，也必然有运输粮饷的费用和防守抵御的劳苦，形势不容易长久守住，所以不如放弃更方便。等到邓艾袭取成都，汉中于是成为控制、连接和转运粮物的地方，难道还能说吃它没有所得、丢掉又觉得可惜吗？那么曹公放弃汉中，只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余暇夺取成都罢了。由此说来，就知道前面两种主张，取舍各有时机。况且天下的形势，本来有些事表面互不相关，实际上却彼此依赖：飞鸟如果用翅膀缚住双足，就不能飞；奔跑者如果用双足缚住双手，就不能跑。酒瓶空了，酒樽也感到羞耻；嘴唇亡失，牙齿就会寒冷。横山、灵武，也是兰州、【防：原文疑误】和熙河的手足；而兰州、【防：原文疑误】和熙河，也正是横山、灵武的酒樽和牙齿。横山、灵武方面成功，兰州、【防：原文疑误】和熙河方面的忧患就会缓解。杜钦议论夜郎时认为，那是没有物产的土地、没有用处的民众，圣王不应因它劳苦中国，应当撤罢郡县，放弃那里百姓，断绝其侯王，不再与之往来。如果认为先帝建立的功业不可毁坏，也应当趁其刚刚萌芽时将其断绝。唉！这正是今天西部边境的形势。《边防》中篇 有人对臣说：咸平年间，贼人李继迁攻陷灵武，进而包围麟州，朝廷下檄召集各镇军队讨伐，只能解除包围罢了。到了宝元、庆历年间，元昊僭越叛逆，战事相持不解达数年，最终也不能把他的首级送到北阙之下。元丰初年，大规模出动征讨军队，五路同时进军，总是无功而返。不久永乐城、【洛：原文疑误】陷没，诏使二人战死。羌人强悍，早已不能靠武力使其屈服，为什么还要轻率地议论夺取横山、恢复灵武呢？臣回答说：不是这样。胜利有它的形势，失败有它的时机；圣人不能创造时机，但时机到来时不能失去相应的形势。从前咸平年间，海内刚刚脱离分裂之祸，上下都厌倦苦于战争，一同希望休养，而李继迁的党羽凭借凶悍狡险的姿态，占据平夏全部土地，扼守瀚海的要冲，所以他们侵扰清远、窃取灵武，而朝廷把这些置于考虑范围之外，不再过问。宝元、庆历年间，天下太平已久，边防的准备大多松弛，将领不懂战争，士兵也不熟悉作战。元昊这个人，虽然生长在沙漠、牛马出产之地，但谋略足以助成他的奸诈，勇猛果决足以成就他的恶行，能够判断敌情、应对变化，颇有古代单于的风范。小股羌人一来请求议和结盟，就唯恐落在后面；于是他们占有了整个河南地区，又夺取了河西的疆境，这才归还节旄，僭越名号；一旦卷甲出动，其锋芒便无人能挡。先皇帝自熙宁以来，鉴戒历朝的事情，为万世谋划，整顿并严格武备，命令将领出征；皇帝的车驾出行，【枹防：原文疑误】请降听命，天子的兵锋再次指向那里，五原归附中国。元丰初年，终于决定大举进攻，夏人震恐，不知如何是好；但仍没有立即伏罪，是因为它的形势已经形成，党羽也都存在，譬如不肖子弟守着祖先的房屋，虽然最终会把房屋卖掉，在一两个月之内，资财用度还很充足，暂时还不能追究。如今却不是这样：承受先皇帝整饬激励之后，鉴戒胡、粤等地的余患，将帅的选任，士卒的选练，兵器铠甲的锋利，财物用度的充足，都比宝元、庆历年间多出数倍。而上天正厌弃羌人，内部灾难屡次发生，权臣专擅政事，双方像蚌鹬一样相持；他们又因永洛之战而习以为常，常常认为中国容易对付，还认为陛下刚即位，正致力于休养安定，不能对外经营四夷。作战时轻敌骄纵，以及解除戒备，按照兵法都是走向灭亡的道路。由此说来，敌人还没有显露败相、我们也没有形成胜势，是咸平年间的情形；我们的胜势已经具备，而敌人的败象尚未形成，是元丰初年的情形；我们有必胜的形势，敌人有必败的形势，就是今天。况且时机难得而容易失去，一旦放纵敌人一天，就会成为数代的祸患。为什么不议论夺取横山、恢复灵武呢？从前汉武帝攻打匈奴，追逐败逃之敌二十多年，渡过西河，越过大漠，击破窴颜，袭击单于王庭，在狼居胥山封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登临瀚海；俘获匈奴名王、贵人数以百计，并在长安修筑单于邸第。然而最终仍不能使匈奴面向南方称臣。到了汉宣帝时，匈奴内部发生动乱，五个单于争夺王位，汉朝以威势和恩德制服他们，于是他们才肯臣服。甘露年间，呼韩邪单于终于到甘泉宫朝见。唐太宗征伐高丽，亲自系着弓箭袋，给两匹副马系好鞍具；虽然攻拔了辽东、白崖等城，但驻跸之后，靺鞨进犯军阵，李勣等奋力作战将其击破。军队回还时，唐太宗惆怅地思念魏征，说：如果魏征还在朕身边，哪里会有这次出征呢？到了唐高宗时，盖苏文死去，他的几个儿子彼此猜忌，怨恨和祸乱相互构成，饥荒频繁，灾异屡见。于是唐朝派遣李勣等讨伐，终于灭亡其国，在其土地上设置安东都护府。孝武帝、太宗，都是崇尚武力的君主；

译宣帝、高宗，都是谨守文治的君主。然而匈奴之所以时而叛乱、时而臣服，高丽之所以灭亡或存续，为什么呢？崇尚武力的君主在前面奋扬威势、发动攻击，谨守文治的君主在后面乘敌衰弊而取胜，也就是形势使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臣认为，陛下观察匈奴、高丽被攻破的原因，就知道夏国可以平定；观察宣帝、高宗取胜的原因，就知道上天的诛罚可以实现；观察汉武帝、唐太宗的功业，就知道先帝的志向不可忘记。希望陛下选择一位懂得军事的大臣担任统帅，总领各路将领的军队，使他们不要顾及小利，不要急于求取眼前的功劳，专心以横山、灵武为目标，不过三年，河南的土地就可以重新归还中国了。《边防》下篇 臣既然谈了灵武、兰州、【防：原文疑误】的形势，因此请求进一步陈述攻守的策略。如今把所有坚固精锐的力量集中起来，靠近营垒列阵，八部一齐进攻，昼夜不停，这是只知道进攻。增高城墙、疏浚护城河，环绕城池固守，屈指计算功劳，等待援兵，这是只知道防守。只知道进攻，可以擒获小敌，却不能擒获大敌；只知道防守，可以保全坚固的城池，却不能保全脆弱的城池。古代懂得攻守的人不是这样：坚守营垒而不出战，自己养精蓄锐，那么即使强大的敌人也可以擒获；径直向前迎击，挫折敌人的盛大气势，那么即使脆弱的城池也可以保全。这就叫以守为攻、以攻为守；不是天下奇才，哪里足以懂得其中道理呢？诸葛亮辅佐蜀国时，每年出兵讨伐魏国，魏人以此为忧患。等到诸葛亮死后，军队不再出征，蜀国也就灭亡了。因为诸葛亮认为蜀国是一个依凭险阻新近建立的国家，四面都逼近强敌；如果不多次出动精锐军队挫败敌人，蜀国的形势就不能自保。这就是以攻为守。汉宣帝时派赵充国攻打先零羌，赵充国请求撤回骑兵，留下步兵一万人屯田，等待敌人疲敝。宣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终于消灭先零羌。因为赵充国认为先零羌已经困窘，如果急于与之交战，中国必然有运输粮饷的劳苦，所以撤回骑兵、留下屯田军队，计划用一两个月来解决。这就是以守为攻。臣认为，诸葛亮保全蜀国的策略，可以用来守卫兰州、【防：原文疑误】；赵充国击破先零羌的计策，可以用来夺取灵武。为什么呢？如今兰州、【防：原文疑误】一带与夏人接界，犬牙交错。如果积存粮食、储备器械，端坐防守，敌人必定会不时入侵劫掠我们；小则抢走羊马，大则攻拔堡障。援兵将到，羌人便立即退去；援兵撤回之后，他们又再次侵入。这样连年下去，我们频繁调动，军心动摇，车辆铠甲疲敝，不是长久之计。今天的策略，不如调集秦、凤、泾原、麟府、鄜延、环庆五路的军队，与兰州、【防：原文疑误】相互呼应，约定每路出兵一万人，每年各出兵一次。即使大胜，也不要轻率深入；即使小败退却，也不要久留，务必只以扰乱羌人为目的。五路军队每年各出兵一次，就是我们的军队一年作战一次，而羌人一年要作战五次。羌人即使强壮勇猛，哪里能一年作战五次而不疲惫呢？他们既然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兰州、【防：原文疑误】一带自然就会无事。这就是诸葛亮守蜀的遗意。自灵武陷没八十多年，那里的北面到大河，南面抵达环庆，距瀚海七百里，土地盐碱，缺少水泉。如果真的调集大军，直接逼近灵武城下，敌人将环绕巢穴固守，逃窜潜伏不出，同时暗中派精兵攻击我们的归路；我军粮食耗尽，便会被迫引军。回军时就会腹背受敌，进退两难，这不是万全之策。今天的策略，不如兴办屯田，暂借岁月，以此作为必定诛灭敌人的计划。如今从关中直到塞下，各处往往都有屯田；然而水利没有兴修，人力没有充分使用，对内没有贤能官吏加以教导督促，对外没有游兵为屯田防御敌人，所以虽然有屯田之名，却没有享受到它的利益。希望设置一名使者，类似汉代搜粟都尉，专门总领这件事；凡是有利的要害之地，都征发吏卒屯驻耕作，疏浚沟渠，修缮亭障，频繁派出骑兵作为屯田者的游兵；积存数百万斛粮食，那么灵武就掌握在我们手掌之中。这也是赵充国击破先零羌的遗意。羌人凭几县之众，竟能和中国军队抗衡，没有别的原因：我们的军队行动时总要携带运输辎重，没有粮饷便无法行动；他们却各自只带一斗一升的粮食，背在马上就能作战。中国的长处是兵多，短处是粮饷运输困难；羌人的长处是粮食容易取得，短处是兵少。如今既然大力兴办屯田，暂借岁月作为必诛之计，又分派各路军队每年各出兵一次，作为扰乱敌人的谋略，那么我们的短处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敌人的长处也无从施展。臣认为不过三年，羌人必定极其困顿；然后派一名使者告诉他们：如果能够把灵武的土地归还中国，就停止战争；否则，连夏台等数州也一并夺取。敌人知道我们不取得灵武，战争就不会停止，必定会自行割让其土地献给朝廷。如果有昏乱固执而不听从的，就派数万军队从鄜畤越过塞门，到达回东阪，便可以唾手取得。传说说：猛虎在深山，百兽都害怕；等它落入陷阱之中，便摇尾乞食，这是长期积累的威势逐渐约束它的结果。能够用长期积累的威势逐步约束敌人，那么羌人即使强悍，也将摇尾乞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道》宋哲宗元祐三年，孙升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威福、权势和利益既然应当由君主独自掌握，那么法度和纲纪就是上下彼此维系的依据。自古以来，法度废弛、纲纪败坏，而天下仍不发生混乱的，从来没有过。既然如此，君主之所以能够独掌四海的威福、掌握天下的利益和权势，正是因为有法度纲纪。修明法度，端正纲纪，坐镇朝廷，持守公道，裁决是非，进用贤能，罢退不肖，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职，这是执政大臣的职责。太阳月亮有日食月食，圣贤也有过错；君主不把没有过错当作德行，而把改正过错当作善行，所以古人连樵夫都询问，平民也可以发表议论。这是圣人善于从众人那里取长、考察众议而不自行专断。天下这个最重要的器物、宗庙社稷的大业，要维持它，难道靠一个人的力量吗？法度纲纪所在之处，即使君主也不敢偏私。因此诏令尚未发出，负责论议思考的臣下可以议论，负责审读诏书的臣下可以驳正；诏令已经施行，谏诤之官可以争辩，御史之官可以进言。上下相互维系，这些职能一天也不能废止，这正是朝廷分设职掌、任用官员的本意。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能让他担当这种职任；既然已经让他居于这个职任，就不能废弃他的意见。在朝廷之上，应当以公平自任，以持平为心，是非分明，邪正不乱，黜陟都合于公允，进退都问心无愧，目标是做到上下都没有异议，而不是一定要让他们不发言。至于如果是非不能分明，邪正不能辨别，而论思、封驳之臣不能申述意见，谏诤、弹劾之官不能尽情进言，不顾天下的公论，只为一时快意；这样就不是用来彰明法度、端正纲纪、维系上下、为天下万世谋求安治的办法。伏望陛下深思自古治乱兴亡的教训，把朝廷的法度纲纪放在心上，宣谕执政大臣，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元祐六年，侍御史贾易论说天下大势中值得畏惧的五件事：臣私下认为，天下大势中值得畏惧的有五件，旱灾水患、日食星变不在其中。一是上下相互防范，毁誉不能依据真实情况；二是政事苟且敷衍，任用的官员不承担自己的责任；三是经费不足，增加财富没有走正当道路；四是人才废弃缺乏，教育培养不得其法；五是刑罚赏赐失当，人心不知道应当归向哪里。毁誉不能依据真实情况，君主听到的就会受到迷惑；君主听闻受到迷惑，邪正就没有区别，君子之道日益消退，小人党羽日益进用，政教日渐衰败，动乱就由此产生。所说上下相互防范，就是君主的聪明被堵塞蒙蔽，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难道不可怕吗？任用的官员不承担责任，那么万事都会毁坏废弛，常道伦理也会败坏；恶吏借机作奸而自得，良民遭受祸害却无处申诉，忧愁叹息和不平之气充满天下，从而损害阴阳和谐，灾异也由此发生。所说政事苟且敷衍，就是再没有治理国家的道理，奸吏侵蚀作恶，无所不至，难道不可怕吗？增加财富没有走正当道路，那么公私都会困窘，衣食来源日益紧缩；即使在无事之时用于日常开支尚且会有忧患；如果不幸突然发生许多事情，就必然狼狈困迫，灾祸败亡也会到来。所说经费不足，就是一切用度都匮乏，征敛、发放和调度没有及时预备的办法，人心容易动摇，国家根本有渐趋衰弱的忧患，难道不可怕吗？教育培养不得其法，士气就会逐渐衰弱；士气逐渐衰弱，节操义气就会凋残，苟且迎合、偷安容忍的风气日益滋长，背弃公义、忘记君主的风气更加盛行，将来靠谁来建立太平的根基、使王国安定呢？所说人才废弃缺乏，就是士君子中没有真正贤能智谋的人可供任用，而愚昧不肖之人充斥朝廷，天下也就因此走向衰败，难道不可怕吗？人心不知道应当归向哪里，就会把错误当正确，把黑说成白，彼此互相残害；即使授予高位，也不能使人更加尊贵；即使施以显著的刑罚，也不能使人更加畏惧。君主的权势利益无法用来鼓动四方，追逐利益、苟且求免的奸邪，冒险求财、触犯义理的风俗，还有什么不会出现呢？所说刑罚失当，就是人无所适从，奸邪由此而不能禁止，难道不可怕吗？臣只是痛惜二位圣主焦心劳神地思考治理，而天下形势竟然败坏到这种程度，任事之人却不把它当作忧患；这就像睡在堆积的柴薪上，火还没有烧起来，自己却以为安全。既然如此，振兴废弛、补救弊病、挽救泛滥、扶助衰弱，难道没有办法吗？想了解毁誉的真实和虚假，不如广开视听，使下情没有壅塞蒙蔽的忧患，让正直的言论不断来到面前，使谗言和邪行无法隐藏真相；这样贤能与奸佞、邪与正就像白日一样分明，内心清澈如止水、如明镜，谁敢欺骗蒙蔽来推行他的虚伪呢？《尚书》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官员；既然明智而又仁惠，还忧虑什么驩兜？还放逐什么有苗？还畏惧什么巧言令色、非常奸佞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想使任用的官员都承担责任、政事修明，不如询问政事、考核言论，按照名分责求实际成效。因此四郊没有治理好，就责问郡邑大臣，因为他们没有敦本务农的成效；五品官员行为不恭顺，就责问师帅之官，因为他们没有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的功绩；夷狄反叛离散，就责问边帅；狱讼繁多苛细，就责问士师；盗贼很多，就责问警尉。各部门、百官都根据职任责求实际成效，罢退昏庸者而升用贤明者，并把这些写成一定的制度，那么贤能之人就乐于施展才能，疲弱懦怯和不肖之人也不敢贪恋职位、尸位享禄。《诗经》说：没有什么比人才更强盛，四方都会受到教化；没有什么比德行更显著，百官都会以此为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