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四

译然而舜所得到的贤才也只有五人，禹得到一个皋陶，周文王得到那两位老人；帝王之世并不是人才不足，而是贤才本来就不容易得到，情况就是这样。陛下曾经有意效法唐太宗的事业，太宗所得到的是房玄龄、杜如晦；当时的人才又都因为依托房玄龄、杜如晦，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因此贞观时期从来没有把人才不足当作忧患。臣因为谈论太宗的事情，偶然又得到一个看法：天下人才能否遇到机遇、成就事业，在于居上位的人。如今天下人都认为郑国公魏征是纯正的忠臣，好像没有一件事可以议论他的过失；但他当初往来于李密、窦建德之间，如果一生都没有遇到知己、得到任用，又怎么能成为完人呢？由此可知，豪杰之士还要经过琢磨磨炼，有时也要等待上位者的发现。陛下为什么急忙把人才不足当作忧患呢？像臣这样的草野之言，大多不切合事情，希望陛下裁量宽恕。臣冒犯天威，惶恐不安。淳熙年间，林光朝任中书舍人，封还奏论谢廓然赐出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的诏书，所拟词头状说：“臣过去承蒙陛下记念边远孤寒之臣，召臣自岭外入朝；又有幸遇到临雍之礼，因缘得以随从内阁，臣的侥幸和冒昧，已经太过了。到了晚年，如果不是有求取名声、谋求进用的嫌疑，那么事情只要有可以说的，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臣私下听说，王安石想任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宋敏求任知制诰，宋敏求不敢起草诏书。本月二十六日，送到一份录黄，拟授谢廓然出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这件事在公论方面有不安妥之处。臣的职分本应书写施行诏令，如果畏惧祸患、忍受羞耻，不得已把它写出施行，将来陛下一定会有所后悔，那么臣就是欺骗君主的人。臣的残年尚且还在官员之列，难道应当背负这样的名声吗？这就是臣不躲避诛责斥退，而略陈大概的原因。臣充任词掖官，前后两次起草关于谢廓然的诏词，每次都详述陛下的意思，说谢廓然是能干的官吏。如今陛下赐给他太常寺的出身，任命他为御史官，这就使科目过于泛滥、名器过于轻易授予，不是用来扩大正道、招来直言的办法。前些日子曾想任李大正为六察官，后来还没有实行就又停止了，难道不是因为科目出于至公，不能轻易授予人吗？” 谢廓然的长处，在于可以治理财赋、处理狱讼；至于御史这种掌管耳目的职务、维系纪纲的职位，他就有所不适合。六部、寺、监所关系到的只是一个官职，唯独御史府所关系到的是国家体统。天下人认为可畏惧的，是谏官和御史；并不是御史本人可怕，而是公议令人畏惧。怎样才能得到像范纯仁、吕大防那样的人呢？任命书一下，公议自然就会确定。如果人人都可以做御史，那么公议就不能树立；公议不能树立，天下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因此国家体统的轻重，就在这件事上，不能不早作决定。中书省是号令发布的地方，命令一经发出，就只有执行，不能反复。现在这件事，如果臣把诏令书写施行，我不知道中书省还应当封还什么事情。然而天子选择负责言事的官员，臣却依据本职表示可否，就成了冒犯雷霆之威，不能保全性命的人。臣已经闭门等待治罪，所送来的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乾道三年，虞允文上疏论述任用人才、长期任职的利弊，说：“皇帝驾临选德殿，命臣俊卿、臣允文、臣克家入殿奏事。事情办完后，皇帝又赐座，从容地谈论今日治理国家的道理。皇帝回头对我们说：‘任用人一定要适合他的才能，一定要让他长期任职，这样成效才会显著。’我们各自作了有针对性的回答。臣某冒死奏报：确实如陛下圣明的训示所说。然而自古以来，才能难以识别，任用人才也很难；只有公正地选拔，人才才没有不适当任用的；让官员长期任职，职事才没有不能办成的。虞舜任命官员、设置州牧的用意，都详细记载在典籍中，严谨到这种程度。”皇帝说：“说得好。命令你们各自把刚才的回答写出来，我要把它刻在屏风上，使君臣彼此修养、共同进步，作为永远的戒训。”我们拜手退下，恭敬地推究事情的根本。皇帝称赞这是明白的诏令，臣考察《舜典》，共有八百一十二字，任命官员的次序周详完备而又反复申说。皋陶掌管刑法，契掌管教化，夷、垂掌管礼乐，禹则巡视九州、报告治水的功绩，各自专司一职，互不混乱。任职三年考核成绩，考核三次后升降赏罚。水土得到治理，刑政得以推行，各项功业全部完成。考察当时选拔任用人才的情况，上面君主能为此堵塞谗言、慎重任用人才；下面臣下则说‘去吧，敬慎吧’，人才济济，彼此谦让，不在能力范围之外求取责任，也不在授受官职之初苟且简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 由于选拔公正，所以能够使任用适合人才，并且能够让他们长期任职；各项政务协调，天下各国和睦。后世衰乱以来，君臣之间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到了分派职务、办理事务时，却都背离它而行，或许也是有原因的吧！授予官职的人没有真正委托贤能的诚意，接受官职的人却有苟且迎合的心思。有时贤才和非贤才并处，于是产生嫉妒；有时君子和小人混用，于是权谋占了上风。一个王尊那样的贤臣，因君主受爱憎影响而不能辨别贤佞；两个曾参那样的人，的是非也因疑似而被错判。更严重的，是朋比邪恶、丑诋正人，险诈害事；沉溺于亲近的人而任用其偏私，凭借权势压制正人的进用。风气已经浅薄，人为的虚伪更加滋长；暗中培植党羽，窥伺他人的短处和长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私下请托日益盛行，公道日益昏暗。任用人才不能得到适当的人，任职也没有可以长期取得的成效。这是自古至今危害治理最大的事情，灾祸和灭亡接连而来，实在可怕，不能不察看。况且后羿如果不善射就没有本领，秋如果舍弃下棋就没有技艺，仓公、扁鹊如果弃医就没有救活人的功绩。只执着于一项才能来要求人，就会把其他一切都废弃了。所以周武王治理国家，职位和事务都只授予有才能的人；孔子说任用人要依据他的器量。若根据他的才能、按照他的器量任用，长期使他任职并责成他取得成效，那么犯错的人也就很少了。” 从前庆历年间，枢密副使臣范仲淹上言，想把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典章故事和文书汇辑编成一部书，放在中书、枢密二府，作为规范；他因乾德年间任官的诏令而作解释说：‘先朝台省官职的任用，一定选择才干和声望相称、能够胜任职务的人，以三年为任期届满，所以人没有急于求进的心思，官员也有长期守职的事业。近来任命官员，几个月就升迁，人都知道很快离开，官职没有成绩，奔走竞争的风气因此更加严重。’唉！范仲淹确实是深知治国体要的人。臣没有什么才能，私下对今天的情形很有感触。臣某谨记下此言。

译虞允文又上言说：“臣听说，谈论宰相，关系到君主；选择宰相，应当以天下为标准。因此宰相是天下共同选择的人才。如果不以天下为标准，而只按一个人的私意任用，那么所任命的宰相不是适合承担宰相职责的人，真正适合承担职责的人又不能成为宰相，天下人的内心一定会不服。舜举用皋陶，商汤举用伊尹，都是一定从众人中选拔，因此不仁之人自然远离。陛下登上大位，到如今已经七年，勤于讨论宰相人选，几次设置而又很快罢免的宰相已经有七八人了，难道这是陛下所乐意做的吗？或者是起初讨论宰相人选时，选择得不够审慎吗？凭陛下的圣明，是上天纵使；凭陛下的智勇，是上天赐予；凭陛下所建立的规模，是上天授予。群臣哪里敢奢望得到陛下恩光的万分之一，却又怎敢冒昧承担辅相的职位呢？所以只能沉默地接受职务、奉行文书，还惶惶不安、战战兢兢，担心不能胜任。想要避免受到责骂，也很困难。舜任用皋陶为相、商汤任用伊尹为相，史册所记载的，都是一位君主和一位宰相之间，道义与气志相合，礼节与感情完备，上下相互需要，欢乐融洽地沟通，没有因外在形迹而产生猜疑忌恨的嫌疑，治理功业的成就远远超过千古。这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圣君贤臣、明君良臣相遇，彼此相称而不相距太远。” 荀卿论述君主之道时说过：“自身有才能、宰相也有才能，这样君臣才会彼此相需而成就王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前魏武侯和群臣谋划政事，群臣的见识都比不上他，退朝后他面有喜色。吴起以楚庄王的话劝谏说：“世上不会永远没有圣人，国家也不会总是没有贤才。如今我和群臣谋划政事，群臣却比不上我，这是楚国危险了的叹息。”到了唐太宗和臣僚议论政事时，如果有不合太宗心意的地方，太宗退朝后反而为此忧虑。景德年间，宋真宗和陈尧叟一起谈论前代求得治理的君主，也曾举这些事情来互相告诫。像臣这样没有才能的人，看看近年几位宰相，其中有很多人是臣不能企及的。臣的学问不足以使自己有信心，明察不足以防护自己，单凭一身孤立的力量又不足以自保，却想让臣辅佐陛下，替陛下寻找那种上天纵使、上天赐予、上天授予的贤才，使其能够审定国家的是非、裁断国家的议论、增强国家的势力、建立功业，以符合陛下选拔任用的心意；臣虽然十分愚钝，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臣愿陛下效法舜、汤选拔人才的做法，思考楚庄王、唐太宗所忧虑的事情，遵循宋真宗皇帝君臣彼此告诫的办法，广泛寻求非同寻常的人才，以应对非同寻常的时运；在尚未任用以前审慎选择，在已经任用以后充分信任，让他们议论天下的事情，而陛下虚心考察并采纳这些意见；让他们承担天下的责任，陛下端正自身而责成他们取得成效。

译不要把议论和承担责任分成两件事，这样是非自然就会确定。” 利害自然会明白，轻重的形势不会混淆，诋毁和赞誉扰乱真实的祸患不会发生，那么治理的功业一定会进步，治理的成效一定会实现。天下四海这样广大，只要是陛下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到；但这些确实不是臣所能做到的。请陛下改换任命、重新选择人才，以使天下得到幸运，臣敢以死请求。伏望陛下裁察。乾道五年，汪应辰进呈杜黄裳、李德裕告诫君主的旧事，说：“唐宪宗与宰相议论道：自古帝王，有的勤劳处理各种政务，有的端坐而无为，二者各有得失，怎样做才可以呢？杜黄裳回答说：君主对上承受天地和宗庙的重托，对下抚育百姓和四夷，早晚忧虑勤勉，本来不能自己闲暇、自我安逸。然而上下有分别，纲纪有次序；如果选取天下的贤才来委任，有功就赏，有罪就罚，选用出于公正，赏罚又诚信，那么谁不尽力？有什么事情求取不到呢？所以英明的君主劳心于求取人才，却安逸于任用人才。至于文书、狱讼、市场等烦琐细务，各有主管的官署，不是君主所应亲自处理的。从前秦始皇按衡石限定每天批阅的文书，魏明帝亲自巡行按察尚书省事务，隋文帝让卫士传送饭食，这些对当时都没有补益，后来还受到讥笑；他们的耳目、形体、精神并不是不劳累，只是所致力的不是正确的治道。君主担心的是不能推诚相待，臣下担心的是不能竭尽忠诚；如果上面怀疑下面，下面欺骗上面，还想求得天下治理好，不是很困难吗？’唐武宗任李德裕为宰相，李德裕对皇帝说：达到治理的关键，在于辨别群臣的邪正。宰相不可能人人都是忠良，其中或许有人欺骗蒙蔽君主的心，君主一旦产生怀疑，就从旁询问小臣来考察执政大臣；正如唐德宗末年所听信任用的只有裴延龄一类人，宰相只是负责书写敕令罢了，这正是政事日益混乱的原因。” 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选择贤才担任宰相，有奸邪欺罔的人立即罢免驱逐，常常使政事都从中书省发出，推心置腹地委任，坚定不移，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好呢！” 臣私下认为，唐朝自天宝以后，只有唐宪宗、唐武宗能够修明政事，重新振作威令。看杜黄裳、李德裕用来告诫君主的话，可以说抓住了要领。这两位皇帝能够信任并采用他们的意见，理应取得成功。六年，周必大上言说：“臣听说，建立政务、谋划事情，人才是最急迫的。然而平时选择人才容易，遇到缓急事情临时求取人才确实困难。何况专任一项官职容易见效，通晓多方面事务的人才却难以得到。擅长治理赵、魏的，不能拿来治理滕、薛；有文才的人未必有武备。如果不是平时储备人才广泛、类别标准预先确定，一旦任用违背其所长，所承担的事情超过其能力，就好比让千里马去捕捉老鼠，让蚊子去背负大山，大小虽然不同，过失却是一样的。仰望陛下，内修政事，外部安定边疆，今天最优先的事务，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臣愿陛下深切诏令执政官员，分别举荐朝廷内外文武人才，不限人数，不拘资历次序，区分各人的才能，汇总编成一册。比如能统领军队的，能镇守边疆的，能经营财赋的，能巡视查察利害的，能任监司的，能任郡守的，依此类推，详细议定分类标准。还要在其中分别记载各人的长处。假如某人可以统领军队，还必须另列明他是有智谋，还是勇猛；适合做偏将副将，还是适合做统帅。某人可以治理郡县，还必须辨别他是中和宽厚，还是刚健果断；或者适合安抚雅正与庸俗不同的民情，或者适合治理繁杂艰剧的事务。每一类列出若干人，作为人才储备。以后有新的发现，就接续上报，收藏在禁中，副本放在中书、枢密二府。” 在没有事情的时候，预先加以审查核实；遇到任用人员时，就按照图册选取。和已经天冷了才寻找皮衣、已经口渴了才挖井相比，其中的利害相差实在太远了。” 七年，周必大任礼部侍郎，又论述人才问题，上言说：“臣听说，帝王任用人才有两种办法：不按常次破格任用的，是大才；按常规次序升迁的，是普通人才。如果确实有像姜太公那样英明远识、像伊尹那样先知先觉的人，突然从耕作、垂钓之间被发现，置于辅佐之列，谁又会认为这是过分呢？但如果有人以奸佞冒充忠诚，以虚伪冒充诚实，以私心冒充公心，而不能察觉，那么危害就深了。孔子说：‘起初我对待人，听了他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待人，听了他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古代尚且如此，何况后世呢？仰望陛下有尧帝那样知人明哲、任用贤才不拘一格的能力，像成汤一样，无论人才大小，本来都逃不过圣明的鉴察。然而近来陛下曾派使者治理财赋，又曾派使者按察军队。他们刚接受任命时，说话清楚有条理、仪态显耀，似乎很值得听取；等到责成他们取得成效时，却茫然无所作为。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任用超过了他们的能力，奖赏又没有等到功绩。他们既然冒然接受了宠荣，就害怕因欺诞蒙骗而获罪，于是想方设法掩盖过失，妄自作为来遮盖罪愆。即使凭陛下的明察，随即加以谴责斥退，然而兵士百姓已经受到他们的侵扰，国家财用已经被他们侵蚀耗损，到那时后悔扼腕，哪里数得清呢？臣愿陛下在任用人才的时候，根据他们的言论来考察实际能力，试用确实可以胜任之后再升迁。这样他们知道爵禄不能侥幸取得，一定会奔走办事、趋赴功业，稍稍符合陛下总核考察政务的原则，真正的人才和实际的能力也就显现出来了。淳熙二年，必大任右文殿修撰，论述任官久任之事，上奏说：“臣恭敬地观察，自古以来的人君，大多开始时忧劳勤勉，时间久了便安逸懈怠，并不是本来就想这样，而是逐渐习惯养成的。陛下却不是这样，登临帝位至今已经十四年，自强不息，不断更新，可以说超过百代帝王，光耀于史籍之中。按理说，功业应当完成，政治应当安定，坐享无为而治的成效。然而陛下的宏大愿望尚未实现，仍然日夜忧劳，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君主有急于求治之心，而群臣没有实际任事的作为。臣姑且举出当今一两件要务来说：陛下既已选任内外将帅之官，但士卒勇敢还是怯懦、武器铠甲坚固还是脆弱，仍然不得不全部取决于圣上的亲自过问；既已选任内外掌管财政计数的大臣，但财赋调度的盈亏、水旱灾害的防备，往往仍要烦劳圣虑。以至于兴办一项有利之事、除去一项有害之事，无论大小官员，都没有能够独自承担责任的，不过是遵守既定计划、奉行文书罢了。事情办成了，便按惯例升迁爵秩，同时接受赏赐；事情没有办成，就卑鄙地说是委任不专，不是我的罪过。即使加以惩罚，也大多采用轻的刑典。因此，他们开始时只作苟且应付的打算，最终怀着侥幸免罪的心理，使陛下的善政良法全都成为空文，玩忽岁月、苟且偷日，实在没有稍稍报答陛下忧劳的表现，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 臣希望陛下在用人任事上劳心，而在等待成效上安逸；凡是把这种职位交给某人，就一定要按照这项职务责成他办成这件事，使他任职长久，竭尽才力，取得成绩后给予赏赐，使他受到激励；尸位误事就加以惩罚，使他有所畏惧。这样，君主一人在上面从容安坐，百官在下面各自努力修治职事，如此而功业仍不能完成、成效仍不能显著，臣是不相信的。”扬雄说：“在具体事务上应当安逸，在治国之道上却应当劳心，陛下应当记取这一点。”

译必大改任敷文阁待制，上奏说：“臣认为，官员冗滥由来已久，而如今尤其严重。上面有名器日渐轻贱的弊病，下面便有人才淹滞、不能任职的叹息。正因为名器日渐轻贱，所以奖劝和惩戒的法则败坏；正因为任职失当，所以苟且应付的心思产生。什么叫奖劝和惩戒的法则败坏？古代设置官职，是专门等待贤能之人，因此贤者得到官职就受到鼓励，不贤者因为得不到官职而受到抑制；有才能的人得到官职就受到鼓励，没有才能的人因为得不到官职而受到抑制。如今却不是这样：进士凭才艺，任子凭门第世袭，杂流凭年资，即使根本没有考察他们贤能还是不贤能、有才还是无才，只要符合规定就一概授予。这样看来，奖劝和惩戒的法则怎么能不败坏呢？什么叫苟且之心产生？如今官职的数量有限，而进入仕途的人没有穷尽。一个官职出现空缺，便有十几个人等待补授。那些在吏部候补的，大多十多年才能完成一次任职。往来奔走的费用、等待缺额的资财，都要依靠三年的俸禄来供给。因此，贪婪的人更加贪婪，懦弱的人更加懦弱，只得低头降心，修饰文辞、经营私利，希望任期届满后离开，又哪里敢同上官争辩是非、替百姓申辨曲直呢？而且不只是吏部注授官职如此。所谓堂除，本来是朝廷防止人才被埋没、擢用人才的地方。如今郡守都任满三任政绩，副职却有缺额至八年仍不得补授。凡是才智卓异、自己已经为朝廷所知的人，固然不在此讨论。姑且以一般人来说，三十岁出仕，七十岁告老；如果十年才能任一官，那么一生也不过任职四次而已。这样看来，苟且应付的心思怎么能不产生呢？臣希望陛下明白诏令三府，尽力裁减进入仕途的人数，以便从源头上清理；不要使已经出仕的人升迁之路过于艰难，以便堵住后续的流弊。这样或许经过几年，弊病能够稍稍革除，而人才也可以显现出来。” 淳熙三年，必大任兵部侍郎，论述用人的两项弊病，上奏说：“臣曾读司马光《历年图序》，认为君主治国的根本道理，第一在于用人。自三代、两汉直到唐朝，用对了人，没有不兴盛的；用错了人，没有不混乱的。这些事都记载在典籍中，清楚可考。陛下圣学高明，深深洞察这个道理，所以自即位以来，对内依照圣心裁度，对外广泛采纳众议，求取人才唯恐来不及，任用人才唯恐不能尽其才。即使是只占有一种美好名声、具备一项技能的人，也都加以表彰并提拔出来。陛下还曾上嘉奖虞舜制度的论说，刊刻在石碑上。然而即使反复省察、不断选用，仍然不能完全符合圣心，这是为什么呢？深究其根源，大概有两项弊病：一是上下尊卑的分际不够严明，二是义与利的说法没有辨明。什么叫上下之分不严？任用贤者、役使能者，是君主的权柄；辅佐君主进用贤能、罢退不肖，是大臣的职责。近世却不是这样，一个官职有了空缺，自我吹嘘求进的人便纷纷而来。起初不衡量自己能不能胜任，竭尽力量去求取；求取不到，便设法夺取。朝廷表示好恶，他们却没有肯退让听命的；朝廷以资格限制，他们仍一定要不断求取。没有听说朝廷因此有所惩戒。这样却希望他们遵循正道、趋向正途，怎么可能做到呢？” 什么叫义利的说法没有辨明？身居这个官职、思考履行这个职守，就是义；背弃公事而经营私利，就是利。如今朝廷内外求取官职的人，根本不知道应当防止什么。没有得到官职时，就盘算职务是繁重还是简易、俸禄是丰厚还是微薄；得到官职以后，便掰着手指盼望升迁，援引先例希望快速晋升。所谓公家的事务，不过姑且应付簿书和期限罢了，从来没有按十年、数十年的长远打算去做。这样却希望他们积极办事、追求功绩，也确实很难。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信之人，何况天下这样广大，难道会说没有人才吗？臣之所以说这些话，实在是因为社会风俗的厚薄，关系到士大夫是趋向公义还是背离公义。如果这两项弊病不除，风俗就会日益败坏，国家还能依靠什么呢？臣希望陛下明白诏令执政大臣，深入思考从前造成弊病的原因，共同谋划今日革除弊病的方法，使士大夫的风气稍稍振作，百官都能履行职务，也许就不会失去陛下用人的本意。《羔羊》诗说：‘召南之国受到文王政教的感化，在位者都节俭正直，这是达到政治安定的关键。’ 淳熙四年，必大又上奏说：“臣听说，舜的时候，稷播种百谷，契施行五教，皋陶任士官，后防掌管礼乐，他们终身守任本官，从未有人改任。所谓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而升任显明，不过是迁升爵秩、增加服饰品章罢了。因此，任职长久而责任专一，志向确定而功业能够完成。后世人才已经不如古代，而在朝廷做官的人又经常迁调擢升。今天任某种职务，明天又担任另一项事务，稍有不如意，便立即发出仕途滞留的叹息，往往任用超过其才力，处在不适合自己的职位上，因而职务多有荒废，功绩也不能完成。做臣子的既因此受到谴责，国家也不能收到用人的成效，这是古今共同的忧患。臣愚昧，希望圣上在任用百官时，更加留意。开始时要审慎估量人的才力，按照才力大小交给他事务，不要使他越级任用；最后要考核他的功效，或增加俸秩，或赐给服色，却不要使他频繁改任。大概不让人越级，侥幸求取的希望就会消失，急于求进的念头就会断绝；不频繁改任，经营职位的心思就会受到勉励，厌倦的情绪就会消除。这样自然使下属安守本分，使君上获得任用人才的利益，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上奏说：“任用官员的道理，在朝廷应当衡量人才，在铨部则应当遵守成法。法令本来没有弊病，实际却被惯例败坏了。法，是为了天下公义而制定的；例，是因人而设、用来破坏天下公义的。过去的祸患，在于援用惯例破坏法令；如今的祸患，在于根据惯例制定法令。俗话称吏部为‘例部’。如今七司的司法条文，自晏敦复裁定以来，虽然不免有疏略，但只要遵守，也可以不发生弊病。然而[原文“狗情废法”疑为OCR或讹误，词义不明]，废弃法令、互相仿效而成为风气。援用惯例破坏法令，危害还小；根据惯例制定法令，危害就大了。法令往往吝于放宽，惯例却常常宽纵；如今法令繁多、官署冗滥，大概都是由此造成的。希望下令汇集参附法以及乾道年间续降的申明条文，重新考订；除非有大的抵牾，不要删去，凡是涉及宽纵的，全部刊正。这样或许可以使国家的成法简要明白，贿赂请托的奸弊绝迹，冒滥授官的门路堵塞。”于是重新修订了这些法令。

译孝宗时，正字赵汝愚认为谋划国家大事必须有心腹大臣，上疏说：“臣听说，古代想要谋划国家大事的君主，必定有所谓的心腹之臣。齐威公有管仲，越王勾践有范蠡，汉高祖有张良、陈平，唐太宗有房玄龄、杜如晦。这几位君臣共同谋划时，都竭尽忠诚、穷尽心意，不再有猜疑隔阂，就像父子兄弟谋划家事一样，为国家自行制定确定的计划。所以施行时有次序，行动时有期限，不是那些侥幸求取万一成功之人所能相比的。陛下英明神武，将要在天下大有作为；但说到心腹大臣的人选，臣却对此感到疑惑。陛下即位以来，显著任用的人已经很多了，其中深谋密策，外廷无法得知。然而任职长的不过二三年，任职短的才几个月便被罢免，来去纷纷，始终没有确定的议论，这大概也有值得议论的地方了。难道不是君臣相互信任的诚意，有些地方还没有达到吗？不只是被任用的人心中产生自我怀疑，只专门顾忌外在形迹来求得苟且免罪；下面的属吏也知道他们没有权力，便跟着轻慢他们。即使他们想要努力任事，也无法做到。这样又将凭什么要求他们取得谋划国家大事的成效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广泛寻求贤哲，考察清楚以后再信任他们。对于人在前面轻易相信，后来必然严重怀疑，这是因为曾经受过失误，所以后来引以为戒。” 只有考察得深入，之后才能信任得坚定。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在任用人之前考察其为人，在任用贤者之后坚定地信任他，使大小臣僚都能凭自己的才能竭尽其力，那么陛下还有什么功业不能建立、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臣认为，今日澄清源流、端正根本的关键，确实就在这里，只有请陛下选择采纳。” 汝愚任集英殿修撰，出任福建帅，又再次请求甄别叙用商荣，交给安抚司使其自效，并附奏说：“臣查考本路，地处山岭阻隔、濒临大海，常有盗贼不时出没，正应当在平安无事时收蓄人才，以备一旦发生缓急时使用。臣恭敬地看到保义郎商荣，先前从伪境仗义归来，忠诚勇敢超过常人，多次建立劳绩。他任楚州磨盘巡检时，曾经越过北界，收复州县，朝廷认为他惹事生非，责令押送建宁府拘管。根据商荣所供的履历材料来看，这大概是当时主将实际指使他这样做的；商荣只是怀抱忠义，而不知道朝廷处置事情的体制，因而轻率冒进，触犯法令。推究他的本来情由，实在值得怜悯。如今他被拘管已经十三年，多次遇到赦免宽宥；如果不稍加甄别叙用，臣私下恐怕无法以此激励士气。希望陛下允许臣上奏，将商荣暂时交给本司使其自效，酌情发给俸给，等到将来建立功效之日，再另行为他请求差遣。” 汝愚又上奏，依据知金州秦嵩的罪状说：“臣曾读前代史书，恭敬地观察秦、汉以来，谋臣良士凡是谈论控制边疆方法的，没有不把慎重选择边吏放在首位的，可见对边吏的选择是多么重要。究其具体方法，虽然看起来各不相同，但大体有五条：第一，以防守边疆的法度约束自己，使异族归化服从；第二，才智勇力超过常人，威势震慑敌国；第三，谨慎坚固边疆，不挑起边境事端；第四，抚慰边民，厚实巩固根本；第五，爱护养育士卒，使他们竭尽死力。能够做到这五点，即使有强大的敌人，也可以安坐而制服他们。如今有人接受朝廷赋予的边疆重任，却罪恶累积，几乎没有一点善行，我不敢因为他是奉诏任命，便只顾顾全人情，任其早晚离去而置之不问；惟愿圣明裁断选择。”臣又看到知金州秦嵩，所到之处都贪污，贪赃罪状狼藉，众人共同指责议论，无法一一陈述。他先前知黎州时，常常派各寨土丁进入蕃界采集胭脂木，用来制作什器。有一天又派土丁二十七人渡过大渡河采伐木板，结果被青羌捉去五人，死了二人，恐怕会因此引发事端。如今任金州知州，又不停派人到黎州贩卖货物；最近贩运金珠经过大安军，被税官察觉，所收税款达到数百缗，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货物有多么多。”}], 希望他能用防守边疆的原则约束自己、使异族归服，可以吗？秦嵩年轻力壮时，还可以侥幸认为他有一技之长；如今听说他长期患病，不能正常行走，每次出门会见宾客，总要用两个人搀扶，由此可知他因家中遭遇变故而衰弱憔悴，却还这样经营谋求，志向只在苟且获利。希望他能智勇超过常人、威震敌国，可以吗？秦嵩在黎州时，既因采伐木板惹出事端，土丁五人又被青羌拘押不还。秦嵩一时想不出办法，就用厚礼贿赂奴儿结，让他前往青羌调解这件事，后来把被拘的土丁和所砍的木板全都带回来。秦嵩既侥幸逃脱了谴责，奴儿结也自以为立了功，想迁居到安静旧寨，深入汉地数十到上百里，占据沈黎的门户，秦嵩于是答应了，不能拒绝。当时羌中强横狡猾、跟随而来的有三十多人，白水各村归附跟从的也有几十人，他们在一方耀武扬威，深入占据险要。于是蜀地上下忧虑恐惧，想驱逐他们却做不到，想把他们赶远也不能，于是成为沈黎腹地的祸害。如果不是依靠留正设计杀掉他们，就会成为极大的边患，势头也不会停止。如今仰仗陛下的威灵，边境事务已经安宁平息；然而数年之间，劳师动众，耗费极多，推究祸乱的开端，实在是秦嵩造成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如今秦嵩任金州知州，也从未把边疆事务放在心上。归正人、逃亡者、盗贼出没，他都放纵不问。希望他能谨慎固守边疆、不挑起边境争端，臣知道他做不到。上津一县本来隶属商州，距离金州极远，全县居民才二千家，而归正人实际占了一半；政务全靠守令用心存恤安抚，尚且担心做得不够，秦嵩却专门搜刮财物，完全没有顾惜怜恤的意思。每年命副尉奚文钦带着茶叶，按户赊给百姓；到秋收成熟时，每一斤茶折合征收粟麦三斗或四斗。有人偿纳不足，就在第二年继续计算利息，利息再增加利息，每年转而增加。臣听说上津一县有二千多家，却总共拖欠金州茶钱三万多贯；稍微年成丰熟，催督责问就挤满门户，刚遇到饥荒，就逃往北界。有关文书前后都保存着。希望他能抚慰边民、厚实巩固根本，臣知道他做不到。秦嵩在黎州时，役使几十到上百名军士进山采伐竹木，木材用作柴薪，竹子用作火炬，再转卖给公库收钱归己，连这样琐碎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其他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转运司拨给各军买米的本钱，每石按五道钱计算，秦嵩却只用布帛杂物折抵一道钱，摊派给各寨土丁征买粟米，发放军粮，自己从中获取余利，各军都怨恨他，至今还切齿痛恨。希望他能爱护养育士卒、使他们竭尽死力，臣又知道他必定做不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臣私下想到，金州北面邻近强敌，又处在四蜀的交通要冲，地位不能说不重要；而且安抚司一处的钱物非常丰足，朝廷本来是用来筹备边防的，各司却从未检查核实。不幸的是，历任政事多次更替，往往没有任用得当的人，钱物的流转出入无从稽考，竭尽百姓的膏脂血汗，全都成为贪官积聚财货、馈送贿赂的资本，实在令人痛心。又因为金州的民事多同戎司有关，听说秦嵩有亲戚在军中滥充将佐，所以凡事都低头听命，几乎不能替百姓主持公道，民情怨恨叹息，却没有地方申诉。伏望圣慈将秦嵩特加黜退责罚，稍稍舒解两郡军民的愤怒；选拔有资历声望的文臣，与其共同治理这一方，臣就万分庆幸了。” 赵汝愚又举荐部内知县黄谦、林【缺字】、李信甫、赵彦绳，上疏说：臣等恭敬地认为，一县的长官，最接近百姓、最亲近百姓；如果能以体恤国家、爱护百姓为心，实在值得嘉奖。臣等担负一道的责任，自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补报朝廷；如果果真有才能足以循良的官吏，为陛下抚养治理百里之地，政绩显著，而臣等竟然默默不向上奏闻，难道能没有罪吗？臣等私下看见知建宁府建阳县黄谦，修身有道，施政有方；自从任事以来，用心抚养百姓，前后士民列状陈述他的政绩，不止一份。根据他们所陈述的情况，建阳自有无人能与他相比。臣等起初还不相信，等到亲自访察、核实事实，只见他政事平和、诉讼得到治理，百姓没有忧愁叹息，爱戴他如同爱戴父母。况且建阳是事务繁剧的县，财赋向来困窘，最被称为难治；黄谦本是儒者，每天黎明前就起床办理事务，早晚竭尽公心，从未稍有懈怠，始终两年，几乎如同一天一样。因此民心悦服，租赋乐于输纳，官用充足有余，并且弥补了前任留下的数万缗欠款；他还有余力同诸生讲论经学，也可以说是通达多能的人才。知泉州晋江县林【缺字】恪守廉洁，自立而有操守；过去曾知平江府昆山县，正要赴任时，发现前任在任期间积欠的赋税达数万之多，州郡想让他认领缴纳，林【缺字】不忍把这种祸害留给百姓，毅然不接受，宁可甘心弃官离去。他重义轻禄，就是这样。”}], 臣等考察如今各县的政绩，都是把约束自身、奉公办事放在首位，把敦厚风俗作为根本；任用吏员、便利百姓，既不扰民又能办成事情；境内富足兴盛，百姓安居田里；一切公事都按理办理，不因权势而改变；人人都推许他们公正，最终也不敢以私事干扰他们；来往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们，确实可以说是端正方直之士。福州怀安县知县李信甫，学问有渊源，早年就敦厚仁爱，内心如同准绳秤衡一样公正，没有偏私党附。因此表现在实际行动和施行政务上，只求使地方安定，不事张扬；把百姓的隐忧当作急务，把公家的调度当作缓务；亲自承担拖欠的责任，征收不涉及百姓；慈祥的政令遍及全县。因患小病请假时，十余日间士人百姓聚集到县庭为他祈祷，他推辞也不肯离去；他得到民心，竟到了这种程度。建宁府崇安县知县赵彦绳，天性明达，善于治理县政，首先致力于革除积弊、宽解民力，例如革除科盐的危害，杜绝督催欠赋的祸患；又致力于劝课农桑以敦本，设置学粮以供养士人；公家和百姓都不劳苦，事情办成后士民都称快。审理诉讼时，必定让双方当事人到案前，当面委婉详问，如同父子相对，因此案件没有冤屈。这正是当今难得的县令。这四人，是福建八郡各县中最杰出的。希望圣上特别加以显著擢用，用来劝勉良吏，也安慰四县百姓的心。汝愚又推荐陈葵、赵幼闻、王闻诗，上奏说：“臣先前代理吏部侍郎时，接到尚书省札子，奉圣旨命臣推荐二三名才德兼备而尚未得到擢用的人。臣后来因蒙召赐对，曾奏明此事；由于荐举文字是臣当初首先奏请的，臣参与此事多少有些妨碍和嫌疑，便请求免除荐举。当时恭敬地奉承圣训，命臣等候将来发现人才，随时奏报。臣后来蒙恩补任郡守，不敢妄自上奏陈说。如今臣到任已经一年多，自认为疏懒庸劣，别无补报，所见一路州县小官中，确有才德兼备而尚未得到擢用的人，可以用来仰答圣明诏令。臣如果再次因为顾忌而明知不言，臣就有罪。臣恭敬地看见从政郎、南外睦宗院宗学教授陈葵，天资纯厚温和，又充实以家学；言语简约而义理丰富，品行处于低位而德行尊高。自从考中进士第二名以来二十多年，长期滞留于选调之中，安于贫困而守道，从未请求荐举。臣观察此人，经学明通、品行修洁，表里纯正丰茂，如同良金美玉，可以作为清庙中的礼器。从政郎、福州候官县丞赵幼闻，器度资质端正明亮，见识气度宽宏，恬淡自守，不急于求取仕进。凡是权势利益交汇之处，众人共同趋赴，幼闻却独自退让躲避，仿佛无意于世事。至于公家的利弊，他却从未不首先出来替臣说明。臣观察此人，忠诚守信、笃厚实在，可以在大节面前担当。承务郎、前福州连江县丞王闻诗，是故太子詹事十朋的儿子，内在品行修整严谨，很有父亲的风范。出任官职面对百姓后，办理事务从不苟且。按旧例，公卿子弟凡到朝廷任职，往往都能得到优异的差遣。何况十朋是陛下旧日的老师，清白声名和刚直气节为当世所重，而他的儿子又能敦厚崇尚志向气节，两次任职都只接受吏部注授的差遣。到如今任期已满，又过了一年，他冷清地居住乡里，衣食都难以为继，竟产生了不再追求仕进的念头。臣观察此人，安静廉洁、品行修明，可以用来激励风俗。如果朝廷擢用他以后，他将来不如臣所荐，臣甘愿承担错误荐举的罪责。”

译汝愚又推荐进士刘伯熊，常垍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淳熙十五年九月八日明堂赦文，其中规定：士人中有节操品行、才能见识和学术素养，素来受到乡里推重而不求闻达的，应由帅臣、监司共同搜访，并联名结罪保明后上报。臣等仰惟皇帝圣德上达于天，禋祀礼仪已经完备，必定体现睿明意旨，广泛搜访遗逸之士，勤勉访问，唯恐有所不及。臣等仰承明诏，精心考察选择，如今确有这样的人，岂敢不加以论荐。臣等恭敬地看见简州乡贡进士刘伯熊，学术广博贯通，操守淳厚古朴；屡次符合免解资格，便不再参加科举，退居著书立说，不求闻达，淡泊地体味道义的深厚滋味，没有什么书不阅读。他所写的文章，语言简约而道理完备，广泛惠益后学，蜀地士大夫多是他的门生。而且他的孝友信义，不只是闻名于一乡；至于谈论当世事务，没有不通晓贯通的。成都府乡贡进士常垍，年轻时就聪颖悟达，曾列名于荐举之中，后来也符合免解资格，便不再应试，隐居山林已经三十多年，穿粗布衣、吃蔬食，始终不改操守，脚步从未到过城市；著书立言，有益于风俗教化，一邦之人都敬爱他。希望依照赦书，优厚地加以褒奖擢用，使山林中博学多闻之士不至于湮没而无人知晓；这不但可以彰显盛世搜访、扬举人才的礼意，也可以作为将来劝勉风俗的榜样，对于圣明的政事，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 汝愚请求各军设置参谋官的奏状说：臣考察自古所任命的将帅，都是任用王室的卿士，极尽诗书礼乐之士的选择。近至唐代，凡是雄边重镇，也无不选任名臣，其中功名显著的人，往往入朝担任宰相。后来如裴度、李德裕，也都在所任之地建立了显著功勋。唯独我国历代承平日久，将帅的任用不如古代；这并不是上天降生人才在当今特别不同，也有由于选任之时文武截然分开的缘故。因此即使有慷慨求取功名之士，也都没有机会熟悉军旅事务；而专长武勇的人，又照例把儒生看作迂腐空疏、没有用处。这就是在缓急关头，朝廷感叹人才不足的原因。臣看唐代各镇，都允许征召儒生学士参与军府事务。比如裴度在淮西任职时任用韩愈为行军司马，这本来无需多说。又如乌重嗣虽从军伍起家，也能以礼延请石洪、温造二人，他们都是一时名士，宾主之间能够彼此没有疑阻，实在是因为当时的制度文武并用，士大夫见闻熟习，所以长久以来都安然接受。如今沿江各军按旧例，有允许设置主管机宜文字及干办公事的地方；这些职务本来就在品级之外，很有些唐代遗制的意味。然而这些职位都被权要夺取，或受到私人情面牵制，选任太轻，士人也以任此职为羞耻鄙视；希望他们具有高明见识和长远谋虑，进而参与处理军务、协助谋划军政，就困难了。臣愚昧地希望圣明参考考察古代制度，为国家作长久打算，在三衙以及镇江、建康、鄂渚、兴州等屯军较多的地方，每军特别设置参谋官一员。像江池一类原来没有设置主管机宜文字的地方，增置机宜文字一员，使他参与知悉军事事务。但如果礼遇不稍加优厚，士人就不屑任职；如果不精心选择人选，对事务也没有益处。如果蒙受圣上明察仁慈，特别准许采纳臣关于合适资历、任用人员和俸给等事项的请求，也请下交有关部门详细议定施行，使将来不时有奇异人才出现而为国家所用，这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 汝愚又请求罢除各军承受官，上奏说：“臣仰惟陛下神圣聪明，可以与尧舜相媲美，发布宏大的诏令，斥退远放巨奸。朝野听闻此事，无不欢欣鼓舞，因而佩服陛下的决断，赞颂陛下的明察，实在是万幸。臣听说安危有根本，成败有时机；把握时机却错失了，后来必定悔恨。陛下奋然振作、明断果决，臣认为陛下此举威势遍行万里，内外将士，谁不是人人惊惧振奋？朝廷所作所为，如果乘此时机使天下人的观听焕然一新，革除弊病，委任忠良，四方听到风声便容易受到感化，这个形势非常顺利。臣所希望的，只在于陛下更加留意罢了。臣私下看今天的弊病，其中最大的，没有比各军设置承受官更严重的了。起初只是因为各军有奏报文书，或有滞留不通的弊端，所以各自设置承受官，务求迅速传达。然而因循日久，奸弊实在很多；对外阻塞隔绝各军的情况，对内暗中窥探陛下的意图。听说各军凡有奏请文书，都先由承受官决定。承受官认为可以，就进呈；认为不可以，就退回。或进或退，有关部门都没有办法考核稽查。这不像章奏经过通进二司，件件都有文据可以防范检查。因此军中即使有确实重要的利害事务，也没有办法自行上达；而陛下圣意稍有喜怒，他们必定事先知道。于是将帅祸福轻重的权力，暗中受到承受官的控制，贿赂的风气和搜刮剥削的政治便盛行起来。即使陛下圣明在上，能够体察每件事，但军情军务本来就有不能全部知晓的地方。臣考察祖宗时期，虽有“走马承受”这个名称，实际却不是今天这种制度。祖宗时期三路沿边的走马承受，都在本路设置官署，遇到机密紧急事务，才允许乘驿马飞驰入朝奏报；朝见完毕，也不得在京城拖延久住。他们都是三班院选派的使臣，虽间或有派内侍前往的地方，但他们拜见本路帅臣的礼数，只准依照属官的例子。与今天的情形相比，轻重差别岂不是相距极远吗？臣看行在各部门，凡有奏发的紧急文书，都经通进司立即送入，陛下勤劳不倦，没有早晨奏报、晚上还不能答复的。为什么唯独到了各军奏请，反而会有滞留的弊端呢？其中的实情大概已经很清楚了。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明白制定章程，严格实行赏罚，果断施行，还有什么不可呢？”

译臣愚昧地希望陛下重申并严格训诫：今后各军除日常常规文书仍按旧例投进章奏房外，凡有机密紧急文书，都允许加盖实封，立即投送到通进司；通进司立即另行送入。若有应当下交三省、枢密院商议的文书，也请明诏大臣，先行呈上取旨施行。各军承受官，也请一并停罢，以杜绝上下阻塞隔绝的弊端。然后收回将帅的权力，使之成为辅相大臣的责任。将帅，是三军的司命，是国家安危所系。赏罚进退的权力虽然归于君主，但搜选考察人才的事务，应当责成大臣。过去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聪明英武超过群臣，哪里只是百倍而已；至于任用将领、收罗人物，也都向萧何、邓禹、房玄龄、杜如晦几位大臣询问。如果大臣平日安然自处，不把人才当回事，臣恐怕一旦边疆有警，不幸各将领有的违背圣意，那时陛下还能同谁谋划呢？这正是臣不得不深深忧虑、甚至过度筹划的原因。至于承受这一机构，近来权力职责非常重大，改变旧弦、改换旧辙，实在正在此时；选任人选尤其应当详细审慎。” 历代反复考察旧事，大体都允许文武并用。臣采听舆论、听取公议，大家都说前任侍从中，也有老成忠实、曾在督府任职、熟悉军政、遍历宰属官署、深知事务宜便的人。希望陛下广泛询问众人的意见，由圣上亲自裁断，极力把一时授受任用的公道昭示出来；四方对于好恶的取向，自然会使本朝士气更加振作，使贪弱者受到激励而变得廉正，使懦弱者变成勇敢；国家富强可以期待，收复失地也有日期。如果姑且沿袭旧常，害怕改革，不仅会虚度岁月、无益于事务，也恐怕错失这个时机后，日后更加难以施展力量。过去齐威王即位已经九年，诸侯一同侵伐，齐国政事混乱。有一天他发愤，把阿邑大夫以及身边曾经称誉他的人烹杀；于是群臣震惧，不敢再粉饰欺诈，都务求竭尽忠诚，齐国因而大治，强盛于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的严厉足以称道吗？大概是因为他乘势抓住有利时机，专心一意地实行，像顺风行船一样，所以用力少而成效多。假使齐威王今天烹杀一个阿邑大夫，明天又任用一个阿邑大夫，臣恐怕只是这样纷纷反复，最终对齐国的治乱没有益处。如今的形势，实在与此相似。臣思考了多日，不能默默不言，恰逢经旬休假，所以不敢请求入朝面对陈奏；但愚臣内心迫切，恐怕错失时机，谨遵八月壬子诏书，加盖实封上奏，唯请陛下裁决取舍，臣万分荣幸。” 袁说友论述实才，上奏说：“臣听说圣人用人，不致力于喜爱他最初显得可喜的一面，而总是相信他最终确实可以任用的才能。天下的人才，贵在实效而不贵在名声。高标自立、夸夸其谈，树立名声，足以惊动当世；而讥评时政，又恐怕上压下、鼓动震喝，言辞滔滔而似乎可爱，难道不像是值得喜爱吗？然而最终的成就，常常荒疏散漫，终究不适于任用；至于沽名激愤、矫饰攻讦，也足以使自己取得名声。至于天下真正有才的人，并没有乔杰卓异的行为来表明自己，往往只是自行钻研可供实用、能够实行的学问，把力量用在事业功效和诚实根基上。可是从虚名者的眼光看他们，几乎没有一处显得可喜。然而真正的才能所在，要看他日后的成就，必定有功绩、实用和惠利可以记载。因此圣人用人，知道开始看似可喜之处仍然不足，进而确认最终确实可以任用的人才必定可靠；这样便能贬抑虚伪的名声，崇尚务实之士，而真正人才的任用才足以成就天下。”臣仰惟陛下临朝执政至今十八年，焦心劳神地求取贤才以兴起太平，而功业的建立仍不能完全符合您日夜忧劳的心愿，这是为什么呢？实才与虚名之间，相差已经不可相比了。然而士大夫喜好名声的弊病，比喜好财利更严重。喜利的人，其弊病只限于自身；喜名的人，则将要欺天、欺君、欺人，连自欺都来不及。一个人到了被自己欺骗的地步，那么重用他就祸害大，轻用他就祸害小，这难道是国家的福吗？大体说来，士人在朝廷，振作职务、治理内政就可以了；不务实，却有人模棱两可以保住职位，姑息迁就以培养声誉，反而因此得到能在朝廷立足的名声。任职州郡，训练军队、爱护百姓就可以了；不务实，却有人搜刮聚敛以取得最优政绩的名声，结交托请以求取声誉，反而因此得到善于治理郡县的名声。任职武选部门，熟悉韬略、崇尚智谋就可以了；不务实，却有人用文雅辞藻粉饰，用言语博取声誉，反而因此得到文武兼资的名声。早朝赐对，详尽说明利害、谋划实际效用就可以了；不务实，却有人以攻讦辱骂冒充正直，以矫饰做作沽取声誉，反而因此得到敢于直言的名声。彼此效法而形成风气，把这一切看作理所当然却不加改变，使君主独自焦心劳神在上面运筹，而百官在下面浮夸懒散地追逐名声，白白耗费岁月而功效不能建立，实在令人惋惜。如今的人才，当然还没有全都到这种地步；但是陛下求贤如此辛劳、求治如此迫切，而大功尚未足以符合圣意，臣恐怕推崇虚名的弊病仍在妨碍陛下识别人材。” 如今若要彻底改变，使人人都有趋赴事务、追求功效的心，不事夸大言辞，不专务求取名声，不做矫饰行为，专心致力于实际用途和实际成效，这只在于陛下的一个好恶取舍。臣私下看到仁宗皇帝曾对张士逊说：“如今的士人多不能补益时政，反而宣扬君主的过失来钓取虚名，朕非常厌恶。”圣人的谋略训诫真是伟大啊！所以即使只是耀州县令张龟年，也因为他赋税调发提前完成、讼狱没有扰乱，仁宗便立即下诏褒奖任用；于是实干人才接连出现，彼此相继。仁宗的治理功业超过三代，其关键就在这里。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在用人时，对所有文武臣僚、内外职务，都分别按照名声和实际考察其始终；估量其人有志于实际功用而不事矫饰攻讦、沽名钓誉的，便逐渐加以任用。至于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敢于说夸张言辞、借虚名来打动君主听闻的，一点也不要宽容；并且再申诫大臣，在进退百官时一概把实才作为急务。陛下一个好恶取舍的决定，大臣一次进退任用的行动，不出一年，人人都会看风向、听取向导而纷纷改变，惩戒虚名、务求实用；这样，谁还不能为国家办事呢？天下的大事就可以办成了。” 唯愿陛下裁决施行，臣幸甚。

译中书舍人崔敦诗上奏请求任用人坚持公道的奏疏说：臣听说国家治理得好还是不好，取决于公论是被废弃还是被保存。所谓公论，并不是可以强行命名的东西，而是众人内心共同认为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天道。臣曾看孟子论述进用贤才、舍弃不才的方法说：“左右近臣都说可以，不要听信；诸位大夫都说可以，不要听信；全国百姓都说可以，然后考察他再任用。左右近臣都说可以杀，不要听信；诸位大夫都说可以杀，不要听信；全国百姓都说可以杀，然后考察他再杀。”因为左右近臣的话，常常能够借机推销自己的私意；诸位大夫的意见，还恐怕不能与众人协调；至于全国百姓的议论，是全国人共同认为理所当然的，这叫至公，这叫大同，没有不能得到恰当取舍任用的。臣仰惟本朝祖宗效法天道、建立治道，在朝廷上坚持公论来调和万事的平正，在士大夫之间伸张公论来扩大皇帝的听闻，因此治理功业的盛大，远远超过古昔。自熙宁年间大臣变更法度以来，当时士大夫想排斥群议来实行私说，把一切公论都指为流俗；从此名节不再受到崇尚，逐渐发展到弊病败坏。臣曾认为，公论所在之处，治理之道就由此而行；君主，是天下公论的主持者。臣恭敬地思惟陛下远方安抚、广泛招致，兼听各方而一视同仁，朝廷没有私党，天下没有被阻塞的情形，王道广大平坦，超过三代盛治。然而圣人的德行又应当不断更新、没有穷尽；臣子的心愿也应当不断增加、没有止境。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建立大中至正的准则，开启旁照万方的明察，深切诏告大臣，凡是施舍、废置和任用，都必须详细观察舆论所归；明白敕令近臣，是非善恶都必须充分考察众人意见是否恰当。务必要使公论在上面昭然明白，也使朝廷内外知道圣意所趋，天下就幸甚了。翰林学士承旨洪遵举荐监司、郡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右朝奉郎、权知辰州军州事张允之，儒雅温厚，长于治理百姓；此前任临江守，现在任卢溪县知县，往来治理两郡，都以政绩优异闻名，可以说是循良之吏。若让他治理一路，必能激浊扬清，奉行皇帝的德意。右承议郎、充任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司主管文字郭沰，通达清正，遇事不苟；曾任庐州合肥县令，治理成效显著。在泉司任属官，前后任职三次，对鼓铸钱币的事务尤其熟悉；部门使者惋惜他离去，荐举他留任，若授予一郡，必定会有可观的政绩。张允之和郭沰，是目前就可以任用的人。右承议郎、新差通判明州军州事吴松年，是名臣的儿子，敏于文辞，历任事务性职务，逐渐积累了能干的声誉。因为还没有经历亲自治理百姓的官职，所以没有可以记载的政绩；至于谨慎勤勉、公正明察，是他的天资，将来可以充任刺举官的候选。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吴江县张晙，学习古道而入仕，奉公不屈；任吴江县令时，地处舟车交通要冲，对外供应军需，对内治理民事，直到大驾巡幸，也能催办而无所缺失；在小县中周旋办理，民间没有受到丝毫扰害，将来把一郡交给他，必能趋赴事务、追求功效。” 吴松年和张晙，是将来可以任用的人。臣如今举荐张允之等四人，以终身担保；如果后来不如所荐，臣甘愿与他们同罪。谨记录上奏以闻。” 洪遵任建康府知府时，荐举梁公永、程渭老的札子说：臣私下看到右宣教郎、知建康府溧水县梁公永，爱护百姓、约束吏员，有循良之风；审断案件从容宽缓，公庭没有积压的诉讼；催征赋税不扰民，夏秋两税总是率先办成。前后请求挽留他的士民很多。右从事郎、知池州建德县程渭老，处理事务敏捷，有处理繁难事务的才能。去年秋天境内遭遇旱灾，他亲自走遍田间小路，查验减免都符合实情；救荒的政事没有一项不讲求。与邻近各县相比，百姓流亡最少，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臣所统辖的四十三县中，可以称道的实在绝无仅有。希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表彰擢用，使一路受到感化，作为劝勉能吏的榜样。” 洪遵又上奏举荐邵宏渊的札子说：“臣只是一个疏远微末之人，陛下却把方面重任交给臣，臣日夜思念此事，常常害怕无从报答。万一有一点管见，不敢闭口不言。臣私下认为今日的首要事务，是选拔将领、整治军队，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仰惟陛下锐意中兴，留心军政，急切寻求人才，唯恐来不及，天下实在幸甚。臣恭敬地看到邵宏渊勇猛而有谋略，是当时的老将，骁勇雄健的名声著闻于内外。从前他在湖湘立下功劳，鼎地百姓感念他的恩德，至今仍以血食祭祀。金主完颜亮违逆犯境时，邵宏渊率领孤军抵抗正处于强盛、无法遏制的敌军，确实使百姓免于涂炭，两郡都为他建立了庙宇。他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但精神矍铄、身体强健，没有荒废骑马作战的本领；长期处于闲散职位，公论都为他惋惜。希望上天慈爱，愿陛下亲自决断，收录任用他，使将来遇到缓急之际可以倚仗。臣冒犯圣威，内心惶恐灼急至极。” 洪遵又上奏举荐赵撙、郭刚的札子说：“臣近来因强悍士卒触犯禁令，擅自执行诛罚，上章自我弹劾，冒犯了圣听。仰赖圣上慈爱，明察实情，曲加宽赦。臣遥望宫阙，感激至极。臣私下看到马帅赵撙到军中以来，完全革除了过去苛刻剥削的政令，军士过去所欠的一概免除；巡视军马，勤于训练；约束各位将领，不得役使士卒。命令下达之初，人人都欢悦服从。建康都统制郭刚留心军政一年多，修缮治理军械铠甲，使之焕然一新；又不时在各军进行训练教阅，纪律严明，军营门庭使人敬畏。将帅得到适当的人选，实在是今天的首要事务。臣任职于几处军府，所听闻了解的情况，不敢自行缄默，冒昧惊扰圣聪。臣恐惧震惶至极，谨具奏上闻，伏请圣上明察。” 中书舍人史浩上奏说：“臣等恭敬地思惟陛下登上帝位，还不到十天，便首先擢用臣等，把我们置于侍从之列。深思这次际遇，私下反省自己。陛下天生具有圣明学问，即使出生便能知晓，然而从接受老师教育以来，也已经二十多年了。太上皇帝精选儒臣，让他们担任辅导，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当然有其由来。譬如庄稼丰收，已经耕地才播种，已经播种才收获，哪里是一日之功呢？臣等晚年才得以充任讲诵之臣，而圣明资质早已形成，起初根本没有丝毫补益，却承受如此厚恩，位次还在旧日学臣之前，内心实在不安。如果对此不进言，使陛下还没有发布晋文公寻访介推、汉世祖召见严光那样的诏令，臣实在有妨碍功臣、埋没贤才的罪过。希望圣上慈悲，特降明诏：凡曾经侍奉潜邸的臣僚，依照历代旧例，分别加以恩典。”

译史浩任观文殿大学士兼侍读时上奏说：“臣听说，误国的罪过没有比埋没贤才更大的；报答君主的忠心，没有超过推荐士人的。臣曾经任职经筵，荐举人才本来就是职责，岂敢失职而招致官法惩处？何况臣千载难逢地遇到圣明之主，从开始到最后，从头顶到脚跟，都受到陛下养育生成的恩德，且恩遇特别超出常伦；想要报答的心情，应当如何呢？臣如今老了，智虑衰退，不足以寄托陛下的心腹重任；筋力衰疲，不足以担当陛下的股肱辅佐。然而区区报国的诚心，虽老也不能忘记；离开朝廷之后，早晚思念的，只有进荐贤能人才。将来倘若有一点补益，希望臣的志愿能够实现一二。再思考朝廷内的百官，已经选用；外面的监司、帅守，也已经派遣，臣都不敢把他们列入荐举。至于怀有才能见识、沉埋在低级官职中而不能自行上达的人，根据臣所知，还有十多人。明州鄞县主簿薛叔似，学问可以探究古代圣贤，志向仰慕前代贤人；任吏职之初，已经有能干的声誉，若把事务交给他，应当没有什么不能施行。新任绍兴府司理参军杨简，性情学问通达明敏，文辞华美而条理畅达；孝友的品行，使内室之人也受到教化；施行政务时，百姓一定会敬爱他。” 新任建宁府崇安县主簿陆九渊，学问渊源深厚，品行沉静纯粹，同辈都推重他；他心领神悟、融会义理，都是出于自己的体悟。新任无为军军学教授石宗昭，学问、操守、文章、政事四方面都超过常人，却深自收敛隐藏，没有喜好标新立异的过失。新任宁国府府学教授陈谦，才能学术已经很高，文章尤其优美；推测他所能发挥的作用，必定能够胜任职务。新任鄂州推官叶适，资质禀赋很高，博闻强记而能作文，学问还在不断进步。前江东安抚司干办公事崔惇礼，学问广博通达，文辞华美，与他的弟弟崔惇诗不相上下，有识之士都惋惜他尚未得到任用。新任江阴军江阴县尉袁燮，学问醇厚明达，性情资质端正厚重，守正而不矫激；久在学校中，士子都推重佩服他。添差通判常州赵善誉，是宗室子弟中的优秀人才，学问文章都很可观，吏治才能尤其高明，不在彦逾之下。前抚州州学教授张贵谟，在文学和吏治方面都务求实用，用事务考验他，必定有益于时政。监临安府回易库胡拱，是故礼部尚书胡沂的儿子，深沉厚重像他的父亲胡沂，而胡拱的操行更加峻洁；安静恬淡、守道自持，不愿让别人知道。前衡州州学教授舒璘，性情资质诚实谨慎，勤学不倦，又通达世故，才能确实有用。” 新任绍兴府府学教授舒烈，性情资质和顺纯厚，操守品行端正；平日虽然简朴随和，但遇到事情有自己的操守。明州州学教授王恕，广博通晓性理之学，熟悉民间事务，当时同辈都推许他为可以任用的人才。监潭州南岳庙湛循，性情资质和厚宽裕，学问通达明白，近来考中甲科，却不求荣华仕进，而是替父母请求祠禄。时人同辈都推重他。臣所知道、处在低级官职而尚未得到前辈荐举引进的，共有十五人。如果蒙圣上慈爱，认为臣的话没有妄言，就请圣上明察，下交中书省，登记记录他们的姓名，按照才能分别录用。” 《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四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四十五。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用人。宋孝宗时，蔡戡论述用人，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没有比寻求贤才更重要的；寻求贤才，没有比改变风俗更重要的。社会风气所趋向的，只看在上位者的好恶罢了。自古以来的君主，从没有向别的时代借取人才，所任用的不过是当代之人；关键在于君主去培育、造就他们。祖宗盛治时期，韩琦、范仲淹、文彦博、富弼、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人并列朝廷，所以能够成就四十二年的太平之治，巩固万世不拔的根基。元祐初年，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刘挚、苏辙等相继执政，一时的侍从、台谏之臣，都是天下所选，所以后世说元祐之治有嘉祐遗风。并不是上天降生的人才特别集中在这个时期，大概是祖宗培育造就人才，本来就有一定方法。祖宗的制度，最重视制科，其次是进士高第。制科第三等、进士第一名，起初授职官，或任知县；任期届满回朝后升任通判；再任期满，才试任馆职。制科第四等、进士第二名以下以及诸科任子，其升迁次序也可以由此推知。祖宗通过文学学问选取人才，所以让他们在州县任职，是希望他们熟悉民间事务而适合实用。如今却不是这样，进士高第即使授予外任，任期还未到，召回的命令已经下达；词科出身的人，今天接受任命，明天就升入朝廷。” 又有些人原本并不是异科出身，也没有经历外任，却凭借攀附交结，直接登上朝廷官籍；不过几年，就持节掌兵离京任职。州县事务，他们茫然不知，才干较好的人尚且免不了把事情交给胥吏，经过长年累月学习后才懂得；没有才干的人终身昏昧，只听从吏员，百姓所受的祸害多得无法说尽，这完全不是祖宗立法的本意。祖宗的制度，凡是执政、侍从，没有不先历任省、府官职然后才得到重用的。蔡齐考中进士第一名，也先任三司使；欧阳修是一代名儒，也先任开封府知府，然后才成为执政；苏轼考中制科异等，也先任开封府推官；吕公著素来有当时的声望，也先授户部判官，然后才任侍从。其他著名公卿大臣，无不如此。祖宗以声名求取人才，以实际事务任用人才，所以人人都可以任用，事情也没有办不成的。如今却不是这样，凡考中词科、进士的人，有的长期不离朝廷，不经历繁难事务，从馆阁升为左右史，进入禁近之职，大多十年就可以做到卿相；他们轻视六部、七寺，称其为冗杂机构，把文书簿册、狱讼案件看作卑鄙小事，不屑办理，往往不通晓世务、不懂吏治。天下无事时，尚且可以充数任职；一旦有紧急情况，很少有不把事情办坏的，这也完全不是祖宗用人的本意。” 臣认为，今天的卿士大夫，在下位任职者并不是没有人才；陛下在进食时常常发出人才难得的感叹，大概不是人才缺乏，而是培育造就人才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臣希望陛下特别降下圣意，讨论祖宗旧制，再根据时势斟酌变通。凡制科、词科以及进士前三名，依照近来李垕的先例，特别给予添差职官，任期届满后才允许召回。其余进士和任子，必须历任州县差遣六考以上，并且有宰执、侍从、监司、郡守荐举，经过召对后才授予职事官。凡馆职、学官、太常、宗正以及将作监、军器监等官职，都必须兼任繁剧部门的职务。其中有才学、可以大用的人，必须依次历任省府、边藩，然后达到卿相之位。舍弃这条道路，就只能守着一个官职、完成一项职责，终身没有荣显升进的希望。天下士人既然知道圣意所在，无不洗涤磨炼自己，各自奋发所长，以赴功名机遇。祖宗时代得到人才的盛况，将可以在今天重新看见。” 蔡戡又论述委派官员差遣人员侵扰州县，上奏说：“臣恭敬地思惟国家设置官职、划分职责，使上下互相约束，大小彼此维系，如同手臂指挥手指。因此对内有省、部，对外有各司、州县，凡有公文，都逐级下达；符檄所到之处，谁敢不听从？近年来，公文已经繁多，约期又没有信用，前后相互抵牾，新旧事务接连不断，州县疲于应付，不免有违误迟滞。于是委派官员、差遣人员，接连不断、络绎而来，公私两方面的烦扰无法尽数说明。被委派的官员凭借权势，任意作威作福，欺凌州郡长官，鞭打胥吏；州县奉承他们，唯恐做得不够。公库不按时举行宴饮供给，驿券则按日批给支用；凡是他们有所求取，只有听命照办，稍不如意，诽谤辱骂就随之而来。更严重的还搜寻细微隐情，编造言语，回到本司后公然诋毁诬陷；谗毁一旦施行，州县便暗中受到祸害。前一个还未离开，后一个又来了，往来道路上人马交错，驿舍挤满。又有使臣和承局人员，暗中嘱托、操弄公文，借追索之名作为取用供给的工具；各州县常有数人。这些人没有知识，只看重利益，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就逼迫吏员，轻慢侮辱官府，过了一个月、累积十多天仍坐在那里不走。州县所受的扰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察，严厉告诫有关部门：凡省部向州县追索钱粮财物，都应逐级转交给各司，各司转交所属郡，所属郡再转交所属县。凡有怠慢命令的人，也应按等级逐级弹劾；情节严重的罢免贬黜，情节较轻的削减官阶俸秩。各司向所属郡追索、所属郡向所属县追索，也都照此办理。擅自派遣官员和人员侵扰辖区的，必须加以惩罚，使这种弊病很快革除，州县官吏得以舒展手脚，趋赴事务、追求功效，仰副陛下求治的心意。” 蔡戡又论述用人不当，上奏说：“臣听说，自古君主要建立事业、任用人才，没有违背众人意见而独自任用，却能够成功的。还不必先问事情是非、人才贤否，先看众人的心意是赞成还是反对。尚书说：‘先同自己的心谋划，再同卿士谋划，再同庶人谋划，再同卜筮谋划。’谋划到了庶人这一层，就可以停止了；又拿去询问鬼神，从未听说违背多数、顺从少数而事情能够建立。孟子说：‘左右近臣都说贤能，还不可以；诸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可以；全国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确实见到他的贤能，然后任用他。’全国人都说贤能，就可以停止了；还要再考察这个人，从未听说全国人都说不可以任用，而这个人却可以任用。因此，民心所不愿意的，即使有良法、圣人，也不能强行实行；民心所不赞同的，即使有典章旧例、圣人也不敢强行任用。大概违背众人而建立事业，事情即使可以建立，也一定不能成功；违背众人而任用人才，人即使人人都可用，也一定没有功效。何况事情未必正确，人才未必贤能，怎么可以轻易违背民心呢？古人称赞尧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众人。’称赞舜说：‘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众人，乐于从众人那里吸取优点来成就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