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二

译侍御史李光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谏官的奏札说，谏官同样是人主的耳目；至于匡正、补救过失，防微杜渐，又不是防御之官所能相比的。由于阁门的班次一向先安排防御之官，后安排谏官，加上近来又有得到防御之官及指日引见、上殿资格的人，以致谏官请求入对，往往要过三五日才能排到班次。请求今后宰执退班后，特意留下谏官一班，由阁门随即取定，把谏官的班次排在防御之官之上。臣等私下详察，谏官的申请只是请求宰执退班后特留一班，并未请求把引班排在防御大臣之上。况且上殿的班次先防御之官而后谏官，是祖宗的法令；而防御大臣现在只称为言者，那么匡正、补救过失，防微杜渐，与谏官的事务相同，所以同样都是耳目之官。如今阁门引导上殿班次，却把防御大臣排在谏官之后，显然违背祖宗以来确定的法令，也不是谏官申请的本意。希望今后防御官与谏官同日上殿，以防御官、谏官杂压排列来确定先后。何况如今三院御史都可以言事，上殿的人更多，仍请求依照谏官已经获得的指挥：宰执退班后，特留防御大臣一班，排在指日班之前。这样才可以使防御官与谏官一体，符合陛下崇尚、奖励他们的美意。高宗建炎年间，尚书右仆射李纲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太平时期，即使没有事情，也应当设置齐备的官员，以壮大朝廷的声容；艰难时期，即使事务繁多，也应当裁省官员，以求取得实际的事功。至于俸禄，也应当根据情况裁减节省，以救济一时的急需。如今世道多难，财用收入比不上安治时期，而费用开支却超过无事之日；如果不加以裁减节省，使收入支出合乎适中之道，又怎么能够制定长久的制度？用度过于俭省，并不是得已之举。文臣六曹尚书、侍郎中事务简少的，可以不同时设置；给事中、中书舍人之类，可以裁去一半。寺监长官、副长官，六曹郎官，按照事务繁简互相兼任；学官、馆职之类，按照旧制减半。开封府曹掾依旧改为推判官。武臣应列明员额，除现任军职以及为编组新军而设置的正、副统制和部队将外，其余都根据事务酌量减员。这样，京城官员就可以裁省了。监司、发运使及副使以两人为员额，属官减半。提举香、盐、茶、矾司全部并入提举常平司；提举市舶司，除广南外，其余各路全部并入转运司；提举保甲司全部并入提举刑狱司，属官不得超过一人。这样，外路官员就可以裁省了。通判设置两人的地方只设置一人，以掌理事务。录事依旧为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曹掾官依旧为节度观察军事推判官；录事、司户、司理参军，均罢除添差监当官。县户数达到一万户以上的设置县丞，不满一万户的不设置。这样，州县官员就可以裁省了。三省、枢密院的人吏员额以及转官的正常法则，都依照祖宗旧制。监司、州县的吏员减去三分之一。这样，吏员就可以裁省了。凡宰执的子弟带有贴职以及待制以上职名的，一概罢除。这样，职名就可以裁省了。宰执俸禄，以及现任宫观官、尚未获得差遣而等待任命的京朝官以上人员的俸钱，都减去三分之一。这样，廪禄就可以节省了。裁省冗员，节省廪禄，以救济一时的艰难。等将来天下恢复、重新安定，自然应当恢复旧制。这样，官吏难道能说这是苛刻地对待自己吗？这是今日不得已而必须办理的事务。如果合乎圣意，请下诏给三省，筹划处理并施行。御史中丞许景衡上奏说：臣访察得知，京西的州县屡经残破，各处大多缺少正式官员，都是权摄之官，而且往往不是合适的人选。受创伤的百姓有冤屈无处申诉，并且每天都担心遭到抄掠夺取，实在值得怜悯。臣查核，邓州守臣兼任京西南路帅臣，近来朝廷特意差遣刘伋，有见识的人认为选得其人，正可以把整治一路的事务委托给他：选拔、任用官吏，抚慰军民，屏除盗贼，并且抵御边境骑兵。何况如今已经到了防秋之时，如果等本官到任后再申请，文书往返，浪费时日，不能应付缓急。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详加斟酌，迅速下令，就把上述职事委托给本官办理，或许可以保存、安抚一方，不致因拖延而造成缺误。景衡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祖宗的制度，选人改任承务郎以上官职，每年以一百人为限，并且逐月均定人数，引见任命。到元丰年间，稍微增加到一百三十五人。当时太平日久，人才日益增多，而改官人数只限于此，原来是因为吏部的缺额次序有一定限额。又因为承务郎以上官员一年之内因致仕、获罪废黜、死亡，大约要减少一百多人，所以用新改官的人补充他们。因此吏员不至于过分冗滥，铨部的差注也不至于堵塞，俸禄和赏赐不至于断绝。于是百余年间，上面没有失职而长期闲置的官吏，下面没有受到扰害、承受弊端的百姓，这正是法度得以维持的功效。自崇宁以来，掌权者徇私情、卖人情，开始破坏祖宗的法令；选人改官不再设置限额，一年有时达到数百人，登记在吏部名册上的人多到无法计算，计算一个空缺，往往有四五个人共同等待，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官员冗滥之弊。它的根源，全都出在入流途径过于杂乱以及改官不限制人数这两件事上。如今陛下恢复祖宗制度，以成就中兴事业，那么官员冗滥的弊病，就应当首先加以澄清革除。关于限制改官人数，恳请陛下下明诏给有关部门，遵照旧法施行。秘书省正字洪遵上奏说：臣听说古代盛世以文德怀柔远方，凡四方万里之外，没有不仰慕义理、来宾服从的；使者往来，几乎没有空闲的年份。中国用来接待他们的礼仪，也相应更加优厚：既为他们设置邮传、供张，供其住宿，又设置官员负责接待、赞礼。因此，行人、典客之官在周、秦时就已见于记载；自汉代以来，开始设置大鸿胪，并兼管祭祀、朝会、封袭、道教佛教等事务，这是有国家者不可废除的官职。恭敬地思量，陛下凭借非凡的资质，光大开启中兴，想让百姓休养生息，清除疆场的忧患；陛下英明果断而刚正明察，排斥异议，专任同心一德的大臣，与北国结好，建立万世长久的防备，使南北百姓都能仰望父亲、俯视子女，知道生存的乐趣。然而使者乘车来往聘问，车辙相接于道路，虽然给他们安排了馆舍，使他们来到这里如同回到家一样，但掌管宾客的官职尚未设置，实在是制度上的缺文。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讨论旧制，恢复设置鸿胪寺；如果使者到来，就由鸿胪寺率领属官主持接待、赞礼等事务，平时也可以修举本职。这样或许可以使远方知道朝廷尊崇宾客的用意，这也是今日的首要事务。

译胡寅上奏说：臣听说，设置官职、划分职掌，都是为了百姓；接受官职、到任任职，不是为了自身。自从兴兵以来，失去衣冠身份和安身之所的人很多，于是朝廷开辟奏辟的途径，设置添差的空缺，扩大宫观官的任用，增加待次官的任命，用来施惠、救济他们，也已经很厚重了。然而奔走竞争的风气日益兴盛，人们不安于义理和命分。正被列入责籍时，便请求叙复、洗雪；已经叙复、洗雪，又请求宫观俸禄；已经得到宫观俸禄，又请求差遣；已经得到差遣，又请求改任替代；已经改任替代，又请求靠近京城的空缺；已经得到近阙，又请求实任；已经任实职，又请求越级提拔。攀援求进的人肩挨着肩聚集在京城之下，士大夫风气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当时人只以私下的打算不方便为理由来发言，哪里有顾全国家、秉公办事的念头？曲意顺从他们的意愿，便会出现空缺少而人数多、势必难以平均安排的局面；漠然不顾，又会制造讥讽歌谣，有害于治理之道。臣恭敬地看到，旧法规定，已有差遣而任期未满，以及正在贬谪中的人，不得擅自进入国门，这是为了杜绝贪求急躁，清理仕进道路，保存纲纪。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诏宰执，重新施行已有的法令。对于奔驰求进而不改悔的人，仍委托御史台侦察、弹劾，予以严惩，或许可以澄清选授，提倡廉耻。这样正合乎傅说所说治理乱世在于众官的告诫，也可以避免子产只施恩惠而不懂得治理政事的过失，实在是中兴的急务。胡寅又上奏说：臣听说从前冉有退朝，孔子问他为什么这么晚，冉有回答说：“有政事。”孔子说：“只是处理事务罢了；如果真有政事，即使不用我，我也一定会听闻参与。”孔子既讥讽冉有把事务当作政事，又说明大夫的职责应当参与政务，而不应只处理具体事务。列国的大夫尚且把参与政务作为首要事务，何况天子的重臣呢？过于精通声音的人，反而会在官职事务上听不见大要；只明察小事的人，反而会对大事昏暗。如果因为百事不能举措，就一定要亲自查看、亲自办理，那么对于重大政务，必然会有偏颇而不能振作的地方。圣人的话，是后世应当遵守的法则。如今左右大臣，是陛下委任他们来谋求中兴伟业的人，却又兼总六曹及各有司的事务。至于接受诉状、查阅案牍，甚至差役、卑贱胥吏有一点请求，也都能直接到他们面前申达。他们耗尽整日的精力，不能稍稍休息，而这些全都是细小事务。这样一来，政事堂便与州县没有区别了。近来刀笔之吏和苟且偷安的人，窃据这个位置，把心力和才智全部耗费在簿书、期限之间，认为这样便算称职，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这种余风仍然存在，长期积弊尚未革除，这就是天下人因此怀疑中兴不会有成效的原因。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诏令宰相、大臣，选拔补充六部的长官和属官；凡是有法格规定的事务，一概交给他们办理，使各部门能够各举其职。这样大小事务、详略要务就不会互相侵夺次序，中书省的事务可以清简，有司办理文书、移文、奏报，也都可以遵循简省的原则。这样，朝廷之上就可以谋划长远、重大而持久的国策，恢复事业的成功也差不多可以期待了。胡寅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没有功劳却接受俸禄，便会使有功劳的人不服。所以说：“士人没有事情做却坐享粮食，是不可以的。”今天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宫观、岳庙官就是这样的人。臣曾经论述过这件事。既然用俸禄供养无事之人，却又让他们按照磨勘年月转官，暗中计算资任，与勤勉任职、积日累劳的人没有区别，因此官爵越来越滥授，任子越来越多，贤能之人不再勤勉，用人所依据的资格也就废弛了。这是政事上的大弊，怎么能不加限制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下明诏给大臣立法：凡宫观、岳庙官，一概不许把磨勘的年月计入入官资任。这样或许可以使名器稍微尊重，使劳逸区别不同。对于今日兴办事务、建立功业的政务，补益不小。大臣、侍从如果以身作则，人们就会知道侥幸冒进不可为，内心自然服从。臣先前奏论而尚未得到采用的事项，也希望圣上慈悲，下令查考核实，特赐施行。胡寅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年帅臣、监司更换频繁，即使让绝世之才担任，号令还没有来得及取信于百姓，就已经报告任满、请求替代了。设置官职、划分职掌，都是为了百姓；如今以两年为成资，只是想替人选择官职，急于安排空缺，并不是为了百姓。治理政事却不为百姓，如果只是苟且顺从士大夫贪图俸禄、经营私利的打算，那就不是政事了。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诏大臣：凡从前任宰执、侍从官出任州郡而未满三年的，不许任满替代。其余官员中的知州，以及转运副使、判官、提点刑狱，等到任满一年后才可以差人替代。其余凡属堂除的官职，替代人数以两人为止，并且都以三年为任期。这样，官员便有长期任事、建立功业的志向，功绩也可以考核；士人互相竞争、夺取官职的风气可以止息，廉耻也可以树立，这才是中兴的急务。胡寅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州设置通判，辅佐太守治理，巡行所属县，号称按察之官，职责十分重大。祖宗旧制规定，必须任过两任知县，没有罪犯记录并得到保举，然后才能升任通判，条件如此严格而审慎。近来却有从判司、主簿、县尉初次改官的人，虽然成为京朝官，实际上从未经历亲民差遣，按例都不肯到吏部供职，却一心想直接做通判。他们的意思是认为，一经堂除任命，就算有了资历，以后便可以攀援关系、越级取得差遣。这些人既不安于小吏的本分，又怀有突然升任“半刺”通判的念头，就必然制造声势、逞威作恶、贪污收受财货，对百姓的危害无所不至。如果苟且顺从他们的欲望，哪里是治理国家的办法？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下明诏给大臣，严格遵守法格，不要轻易授官。对于已经授官但尚未赴任的人，也请求另行处理，或许可以止息侥幸求进的风气，砥砺人才的操守，以符合陛下奉行成法、选择官吏而爱护百姓的心意。胡寅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来年年干旱，民力已经耗尽，而国家用度却正在增加。县令是最接近百姓的官员，尤其应当慎重选择。可是贤能可用、应当进入知县任的人，往往把俸禄隐寄在宫观、岳庙；那些自以为有才能的人，也未必不会成为百姓的祸害。这就是国家用度日益困窘、民力因此更加困苦的原因。臣愚昧地认为，应当登记朝廷内外已经担任台省、寺监官的人，仿照汉代制度，分别治理百里之地。等到有了治理功绩，再不按常次升拔。又应增加其职权，优厚其礼遇，允许借用相应服色，厚给廪饩。凡军马驻扎在本县的，允许知县节制；经过本县的军马，也一律按照官阶办理。还应根据现今各路县分的户口和赋税收入，分为三等：上等由朝廷除授，中等由吏部注拟，下等令帅臣、监司共同辟举奏报，制定为固定标准，不得相互混淆。又应采用宋元嘉年间使政治达到大治的办法，以六年为考核周期，革除三年成任、两次考成即取得资历以及堂选多次更换的弊病。又制定四条，作为三等县令的考课办法：一是纠正税籍，二是编组民兵，三是劝导督促农桑，四是敦厚勉励孝悌。等到任满三年，考察其功绩；已经取得成效、事务有了头绪的，就立即加以旌表赏赐；

译尚未形成条理的，就严格督促办理。如果都没有良好表现，就罢黜淘汰。又命侍从官各自举荐两名能够担任县令的人，同时检举两名奸邪贪赃的人，都登记在中书省，等考核查验其实际功绩后，依次施行。这样，县令的选任就会受到重视；有仁德的君子，怀有爱民利物之心，也会乐意担任县令。安定百姓、巩固根本，便成为中兴不可动摇的基础。这同任用人才只求办事、反而损伤元气以酿成积重难返的疾病相比，相差实在很远。臣所说的或许有可采纳之处，恭请陛下下明诏给大臣，详细斟酌后施行。章谊上奏说：臣查考尚书六部，实在是朝廷典章、制度所在之处；其中的吏员掌管办理文书、奉行法令，尤其应当谨慎设置关防、明确约束，不得同其他机构往来交接，这样以后人人各自独立，一心守护本职。因此，历来不许其他部门抽调他们，即使奉有特别诏令，也只允许奏报说明而不予遣调，并把这写成固定法令，已经有很多年了。近来各官司凡有建议请求，往往都说如果有一切拘束妨碍，姑且依照如今的指挥发遣。由于这样，省、曹中的吏员不再安心任职，奔走请托、求取私利，只看重利益；人虽身在其他部门，名籍却仍列在本部，到了本部成为事务繁重、案件重要的部门时，便赶紧离去而不顾；到了俸禄优厚、事务简少的地方，却多年不回来。然而他们仍照旧随身领取请给，并随同转迁，来往纷乱，和传舍中的过客没有区别，这难道是朝廷设置官职、设立机构的本意吗？希望圣明推广并严格执行旧制，一概禁止断绝；如果确有选任、特别差遣的情况，就请求割断并移除原有名籍，撤去原来的请给，或许可以堵塞侥幸之门，臣不胜庆幸。如果臣所说有可采纳之处，请赐予详加斟酌，立法施行。孝宗时，赵汝愚上奏说：臣私下听说，近来下达指挥，命检正、检详以及都司官共同讨论诸军司马、兵曹参军、胄曹参军、记室参军的资任等事项。臣冒昧提出一点浅见，恐怕或许可以作为万分之一的参考，谨分条陈述如下。一、臣恭敬地听说，所设置的官属各有分掌和职任。议论者大概认为，古代设置官职、划分职掌，都不是徒然设置。如今既然同时设置众多僚属，就是想让他们分别治理各项事务，实在是好事。然而臣思考，天下事务也应当逐步办理，使国家得到实际利益，同时使上下不惊疑，因此才能长久维持而不败坏。各军自从和好以来四十多年，不再设置参佐，军中各项事务都由主帅决定，本来就很难完全拘守法度。如今一旦把钱谷、器械之类的事务全都责成参佐办理，主帅束手无策，再不能稍有施展，按照人情推测，本来就会感到不能承受。加上所设置的官属人人都有职务，自然应当尽心守职，以符合朝廷的使命；但在职事之间，必然会互相争夺、占取权力，宾主关系乖离不和，容易造成纷乱，最终可能使一个人受到怀疑，而所有职务都被废弃。推究事理，恐怕会发展到这种地步。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暂且命令所设置的官属每日只到本军供职，共同签署本军文书，按照各州幕官的惯例办理。如果军中遇有重大政令和改革事件，也允许他们同主帅共同商议，只要宾主和协同心，彼此之间自然会有许多补益。所以臣认为，今日朝廷设置官职的根本用意，本来是培养人才；应当暂且让他们优厚地留在军中，使他们熟悉各项军务，不必骤然责令他们独立办理职事。等一两年间上下人情逐渐相安，到那时朝廷另有委任事务，再请慢慢议定指挥，也不算晚。一、防江诸帅突然听说朝廷设置官属，起初却不知道朝廷的用意，可能会认为另有防范，臣私下担心他们妄自传播，使人心不安。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特意下诏训谕诸将，使他们知道朝廷的本意。朝廷只是想文武并用；近年来武臣已经担任监司、守臣，选任不止一处，现在又想使文臣熟悉军中事务，希望在紧急情况下必能协同救济。诸将也应当深刻体会朝廷的用意，务必协和相处，共同一心来办理国家事务。一、臣昨天曾经当面奏报，各军官属全在于能否选择到合适的人。如果任用一类刚正有操守的人，恐怕彼此意气用事，不能互相谦让；如果任用一类柔和易于控制的人，又恐怕只会依附随从，不能自立。必须得到能够约束自身、公正廉洁、待人宽厚，并且懂得事体、具有见识谋虑的人，才可以称职。这样看来，朝廷一时之间要选任许多这样的人，实在不容易。臣愚昧地认为，如今议定的官属资格应当稍微放宽，或许符合条件的人会更多，也更容易选择。一、从三衙直到蜀地，汉军屯驻在十多个防区，设置官属四十多人，本来就不容易得到合适人选。又因为东南士大夫害怕远行跋涉，未必肯进入蜀地；而蜀地人士的才能高下，朝廷又未必十分了解。万一选用的人才不合适，地方偏远就尤其不便利。臣愚昧地认为，如今下达的指挥，本来应当远近一体执行；至于除授任用时，暂且请求就近差置，等两三个防区的筹划措施渐渐形成次序，再逐步搜选合适的人，然后从近处渐次推及远处。这样不但人物选择会更加精当，也能使远方知道应当以谁为榜样，不至于一时生疏而使各处纷扰。如果臣所说可以采纳，请下自圣意指挥施行。卫泾上奏说：臣听说，赏赐是用来勉励功劳的，是国家不可废弃的制度。然而赏赐符合功劳，人们才知道应当受到勉励；如果没有功劳却接受赏赐，或者因受到宠幸而得赏、功劳又与赏赐不相称，人们便会产生侥幸心理，不再知道什么值得尊重，这一点不可不察。臣近来恭敬地看到录黄：大理少卿陈景俊因招抚使郭倪保举，随军转运粮漕有功，给予转官一级。臣看他的荐词很简略，好像是因请托勉强而又不得已替他说话，臣对此已经感到怀疑。不久吏房送来词头，称应当转任奉直大夫，依照法令，诸朝请大夫按正常法则办理。若因恩赏而转官，以四年为法，分别计算所得到的磨勘、收使资格。因为景俊属于一时的特别恩典，臣已经替他撰写词命。后来又有词黄，也只是转任奉直大夫，臣也已经书写完毕。昨天忽然有告院吏员拿来一道告令，让臣署名并取来查看，原来与词黄不同，直接写成朝议大夫。等到取来词黄及点对时所写的告令，发现全都是这样，随后才动手涂改，字迹十分明显。傍晚又送来前面所说的录黄，臣实在大为惊骇。国家所依靠的，是纪纲和法度；设置官职、任用吏员，也不过是共同维护这些罢了。

译如果抛弃法度而图谋私便，挖空纪纲而破坏它，这种祸害哪里说得尽呢？景俊现任朝散大夫，按照所得的转官赏赐，如果依本法办理，本来不应当转官；即使有特别诏令，准许转任奉直大夫，也已经足够了。如今又越级转任，难道不是不可以吗？况且景俊主管淮东漕运，仅仅五个月，军队出行没有功劳，虽然并不是他的过错，但他的车辆从未出境，不过暂时到过盱眙，督促各县官吏办理事务，有什么功劳才能？如今一日之间冒然转任本不应得到的官职，这是第一件不可之处。按照法令，有出身的人虽准许从朝请大夫越级转任朝议大夫，但必须经过七年磨勘。景俊没有出身，只应先转任奉直大夫，也必须经过七年磨勘，再过七年以后才能转任朝议大夫；并且还受员额限制，遇到额缺才能补授。如果因为特别恩典，才可以不受员额、空缺限制，准许改转。景俊以本来只能得到四年磨勘赏赐的功劳，获得了需七年磨勘才能取得的官职，已经是贪窃非分。如今只凭几个月的劳绩，就越级取得十四年才能得到的官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是第二件不可之处。按照法令，除有出身者准许越级转任外，虽然有带职人员，也有准许越级转任的条文，但能够得到这种待遇的人极少。臣推测景俊如今不过是援引这一条作为说辞。臣又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凡带职者必定是外任官，如果现任带职外任官给他转官，尚且还说得过去。景俊任淮东漕运官时，常带直宝谟阁职；如今已经归入常班，只能称为寄职，不知道旧法中是否也有寄职可以越级转任的条文？况且重视内任、轻视外任，是人的常情，在今天尤其严重。景俊本人想位居朝列，以求迅速升迁；至于转官，却引用外任带职的条文，这是多么善于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说法而行事啊！这是第三件不可之处。还有更不可的地方：景俊长期担任法官，本来就应当守法；即使确有寄职可以越级转任的条文，又有已经实行的先例，也应当等待吏部申明，请朝廷裁决是否允许。假如可以得到批准，难道不能明白办理吗？为什么要徇私舞文，仓促经营求取，另下特别指挥准许转任，隐约附会地引用条文，破坏成法，自以为得到了诏令，却不想别人看自己就像看见肺肝一样清楚？这几乎等同于掩耳盗钟、白天抢金，又和登上龙门去争夺市场利益的卑贱小人有什么不同？况且前后位居朝列的寄职官员很多，从未听说有人因赏典转官，引用带职条文而越级取得官资。如今如果让景俊靠巧计得到这种待遇，那么这个侥幸之门确实是由景俊开启的；侥幸之事源源而来，谁还能抵御呢？这就是臣所说的最不可之处。况且景俊身居九卿班列，地位不能说不高，本来不必急于要求他有顾全国家的情谊和靖难的节操；只要他稍微自重，按次序进用，又何必担心不能通达？可是他竟因任职而谄媚侍奉军帅，请托求荐，又企望越级取得官资，侥幸苟求所得，缺少操守而鲜有廉耻，欺骗朝廷和众人，扰乱朝纲，具备这四种恶行，绝不是小过。只不过是循常转官一级，他所作所为却乖谬到这个地步；假如利益得失比这更大，他的躁急争逐和肆无忌惮，又有什么不会去做呢？这不是臣所能完全说尽的。臣与景俊同在朝廷，原来没有丝毫嫌隙，也不是舍不得一个官职；臣所痛惜的，是朝廷纪纲法度所系，是士大夫风俗所关。臣迫于职守，不能保持沉默，希望圣上慈悲，特发英明决断，命陈景俊暂且依法转任奉直大夫。这样对景俊本人没有丝毫损失，事情也稍微合乎体制，臣也可以免受失职的讥议。所有录黄，臣不敢署名施行。卫泾又上奏说：臣听说，武阶以横行官为尊贵，没有功劳不能升迁；遥领至戎团练使二级，在右列中是宠遇。平时无事，尚且应当谨慎珍惜，以彰重名器；如果在建功立业之时，正是依靠它作为奔走效力、激励将士的工具，就尤其不能授给不合适的人。臣近来恭敬地看到，刘伯震奉圣上诏令换授武官，先授环卫官，继而授右武大夫、遥郡团练使。臣起初以为中兴以来诸将之后，照例都允许换授武官，所以已经替他书写施行；退朝后询问舆论，考查法令，才知道事实很不相同。伯震是刘光世的亲孙，不能说不是名将之后；但此人资质轻浮，志趣低下，不能继承先人的业绩，习惯养成骄纵愚妄，无论认识他与否，人人都把他看作“刘侥”，这并不是美名。伯震却安然承受，丝毫没有惭愧悔恨之意。他曾得到湖州倅的任命，却被臣僚缴驳；此后从祠禄官改任严陵倅，也是通过攀援关系，前后没有别的任职履历。假如他有志于建立功业，给他换授武官，让他宣示劳绩、建立功效，又有什么不可以？臣私下考查乾道年间重新修订的中书门下省文臣换官资格：朝奉大夫、遥郡刺史，依伯震自称已有磨勘资格计算，也不过只能得到武德大夫；只有带职的朝请大夫以下三阶，才允许换授左右武大夫，而且也只到遥郡刺史为止，并没有朝散大夫换右武大夫、遥郡团练使的条格。况且武臣官做到武功大夫，便会受到正常法令的限制，有的人终身不得转任。伯震是什么人，竟然这样越级超迁，心意还不满足，于是援引杨文昌作为比照，更显得他不知分量。伯震同文昌相比，阶官虽然相差不远，但文昌曾任三丞、郎官，曾经受到朝廷擢用，得到皇帝亲口嘉奖，又优厚地授为正任刺史，这是特别恩典，怎么能作为常例？至于韩杕，也曾得到圣上言语上的褒奖，仍然依照法格换授，伯震本来不应当同这两人相比。何况陛下谋求恢复远大疆域，表彰人才，正是有功名的士人踊跃奋发之时，正要用这些官职赏赐边功、激励将帅；像伯震这样非分取得官职，恐怕听到的人不会把朝廷的恩命看得贵重，临事时或许就会懈怠离心。有人说伯震近来稍微有所收敛，然而他市井轻佻浅薄的名声，长期喧传于内外，从未听说他有什么建树来表明自己；如今一旦把他置于右班之上，庸人小孩都能轻易地轻视、侮辱他，又凭什么震动观瞻、使环卫官的任用受到重视呢？臣因此不避仇怨，为陛下分别明白地说明此事，希望圣上慈悲，将刘伯震换官的指挥改为只依照条格换授，使之符合制度。这样，公论会更加看重，横行官、戎团使的选授也会更加慎重，使违法侥求的人无从容身；朝廷或许会更加尊严，纪纲也会更加振肃，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所有词头，臣不敢撰写。

译太子詹事王十朋上奏说：臣曾经认为，官员冗滥的祸患，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汉、唐时期，部刺史的职掌，和今天相比已经非常简略，但事务却没有不能办成的。如今的监司，有转运司、提刑司、常平司、茶盐司，此外还有提举司；坑冶、铸钱事务，又有提点官。职掌设置得十分完备，但治理却没有比过去更好，这是为什么呢？监司的职名越多，州县受到的扰害就越严重，对治理没有益处。近来提点刑狱司又增加设置武臣，臣私下认为这是多余的。况且设置这个官职，臣不知道它究竟要办理什么事务。如果说是承担详察刑狱的职任，那么一路的提刑使本来就有这个职掌，并没有看出还会因此废掉什么事务；如果说是训练士卒，那么总管、钤辖、路分、都监等官，就是武臣的监司。设置了它却没有用处，废掉它又没有损失，那么这个官职的设置，难道不是冗滥吗？增设一个监司，便增加州县很大的扰害。臣私下考查，祖宗虽然曾经设置武臣同提点刑狱，到嘉祐年间便罢除了。诏书的大意认为，武臣有的出自将门，有的凭军功起家，对于文书、法令和期限未必能深入研究；让他们同监司并列，只会造成烦扰。既然曾经设置，后来又罢除，可知它没有益处。过去已经罢除，如今又重新设置，在朝廷就是官职冗滥，在州县就是扰害百姓，那么设置它实在没有意义。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断然察知它没有用处，罢除而不再设置，或许可以使官职不虚设，事务得到适当办理，人人各自安于本职。袁说友上言说：臣曾经考察汉代制度，凡派遣丞相史，必定分赴各州巡察，未听说立即把部刺史的职任交给他们。亲近百姓的官员中，没有比郡守更重要的；郡守与部刺史相比，对于百姓事务了解得尤其详细。大概更治百姓、以考核功绩，应当从二千石官开始。臣私下看到，近年卿监、郎曹中凡是没有主持过一郡事务而出任外官的人，往往认为监司职权重大而事务简少，郡守职责重大而事务繁多。人的常情，无不远离责任而趋近权力，害怕繁忙而喜欢简易，所以从内任请求外任的人，必定把监司作为首选。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监司是监察别人的，郡守是接受监察的。先接受监察，然后才可以监察别人。如今让一个人一日之间得到外任，未曾任过郡守，便居于澄清、监察之职，他所监察的郡县几乎没有什么能够约束他的心志；一旦放纵骄傲，未有不流于苛刻刻薄的。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下明诏给大臣：凡在内任职事官中从未主持过郡务而请求外任的人，不得立即授任监司，暂且只授任郡守。这不仅能使更换、历任职务不至于过于轻易，也能使外任官职按照次序逐步晋升，对于成就人才来说，似乎并不是小小的补益。兵部侍郎胡铨上奏说：臣听说，官员冗滥，是国家用度的大蛀虫。臣是江西人，就以江西各州来说：吉州是小郡，兵官却有七八人，幕职、郡掾有六七人，酒官、税官有四五人；赣州虽号称事务繁重的大郡，兵官多达十多人，幕职、郡掾有八九人，酒官、税官有六七人；像筠州、袁州，又比不上赣州、吉州，却也有不少于三四名兵官，四五名幕职、郡掾，三四名税官。隆兴是大府，兵官应当比其他州加倍，而幕职、郡掾、酒官、税官也相应增加，繁杂混乱，只是白白耗费廪给。如今即使不能一下子全部罢除，也应当稍微减少人数：大郡只保留两人，小郡一人。这是节省冗官的第一项措施。如果臣所说可以采纳，请命令给事中、中书舍人进一步商议；如果认为可以施行，希望下令各路办理，或许能使国家用度稍微宽裕，也略微减轻百姓的负担，天下幸甚。宁宗嘉定元年，太学博士真德秀上奏说：“臣下认为，陛下天性仁慈宽厚，谨慎审理各种案件，充分体现了祖宗的遗风，这确实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根本。然而臣私下观察四方郡国之间，仍有无罪却被处死、有罪却逃脱刑罚的情形。推究其中缘故，难道不是掌管狱讼的官员没有完全选得合适的人吗？天下的案件起于县，审结于州；审察案情、核验事实，都是州郡狱官的职责。狱官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案件就会交到吏员手中，被贿赂扰乱，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郡守不能全部了解，提点刑狱也不能全面察看。因此案件上报朝廷后，即使刑部、大理寺详细审查，宪部复议裁决，问案如皋陶一样公正，也不过是凭借已经形成的案牍略加考阅罢了。根本既已失误，只在末流补救，又有什么益处呢？臣愚昧地认为，狱官的职任并不轻，而狱官的选任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像特奏授官、胥史补官、纳粟拜官这几类人，其中并非没有才干和能力的人。然而荣进之路已经走到尽头，苟且求进的念头就容易产生，精明廉洁的人常常很少，昏庸贪黩的人却常常很多。倘若让这样的人担任掌管狱讼的官职，承担百姓性命所托的重任，臣实在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 “况且，一个小小的县尉，按照近来的制度，尚且不允许以特别恩典授予；而治理百里之地的县令，也从来没有让胥史、纳粟出身的人参与其中。因为这是接近百姓的官职，应当慎重选任。为什么唯独对狱官却轻视呢？臣希望陛下想到仁政应当放在首位，怜悯百姓性命极其重要，明令铨曹：从今以后选注狱官，除非是进士、任子出身，或无过失而达到关升资格的人，否则不许充任。那些因特恩或由杂流出身而现任狱官的人，交给监司、守臣选择合适者保奏；任职两届后仍未赴任者，改注其他官职。治理狱讼有声誉的人，监司、守臣应列举其实际情况上报，并酌情减少其举主的数目。对贪赃污秽、违法乱纪的人，命所属官司审查弹劾，依法从重处置。任用狱官不轻率，人们就知道自我约束；激励和劝勉有适当办法，人们就知道自我勉励。这样或许能使大小案件都必定依据实情审察，用来惠及民生、招致和气，这不是小小的补益。假如臣的意见可以采纳，请求交给有关官司详细议论施行。”

译嘉定九年，袁燮上奏说：“臣听说，君主不能亲自处理所有政务，所以一定要选择忠诚贤能的人担任宰相。宰相也不能亲自处理全部政务，所以一定要选择忠诚贤能的人作为属官。这样说来，宰相属官参与朝廷政事的各个方面，难道不应当受到重视吗？因此神宗皇帝曾对身边的人说：‘司属官是学习如何做宰相的。’这真是内容宏大、足为帝王准则的格言和训诫。臣曾考察《周礼》所载天官冢宰的职掌，虽然百官和各有司无不统属，却唯独把宰相属官特别列出。其官序说：‘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从小宰到旅下士，共六十二人，都是宰相属官。他们的品秩虽然不相等，但参与国政，足以补助大宰所不能顾及之处，这一点是相同的。大宰以辅佐君主为职责，属官又以补救太宰的疏漏为职责。汇集众多人的谋略和智慧，讲求国家的利害，难道还会有什么缺失吗？今天的宰相，就是古代太宰的职务。古代太宰的属官有六十二人，而如今担任宰相属官的不过几人而已，人数相差何其悬殊啊！” “大概从汉代以后，逐渐不如古代。所谓宰相属官，只称长史、司直、公府掾而已。距离古制越来越远，法制也越来越败坏，堂后官才开始得以掌权。我太祖皇帝知道堂后官多有奸贪，于开宝五年下诏，选用令、录、簿、尉担任堂后官，以士人代替他们，取其专心研究儒学、通晓古今，足以帮助宰相属官，当然与胥吏不能相比。此后仍像过去一样任用吏员。蔡京掌政时，暗中与他们结交，彼此内外呼应，纲纪一天比一天败坏。如今陛下改弦更张以来，重视宰相属官，精选有才干的人，以压制堂后官的奸邪，可以说是盛大的举措。然而政务多得处理不完，而宰相属官不过几人，耳目不能全面察看，思虑不能周全了解；处理快了就草率，处理慢了就壅塞，实在不是用来补救宰辅缺失的办法。何况边境尚未安宁，战争尚未停止，正是国家多事的时期，有重大议论和重大改革，必须有人共同谋划。从臣下到宰辅，谒见宰辅每月不过一两次，哪里能像宰辅那样随时相见、关系亲密无间呢？当今世务迫切，不能稍有拖延。伏望陛下明令二三位大臣，增加设置宰相属官，即使不能恢复成周制度，也应当寻求贤能俊秀、秉持公正之心的人，共同办理国事，这样所起的补益就多了。” 希望圣明的君主赶快筹划这件事。宁宗时，彭龟年上奏说：“臣私下考察监司这一官职，大概源自秦代以御史监视郡县。可是汉初仍嫌这样设置太繁琐，于是让丞相长史分巡刺察各州，不设置固定员额。到汉世宗时，才设置十二部刺史，也不过每部一人而已。本朝沿用这一制度，起初每路只设置转运使一人，只有京东西、河东、北淮南、两浙设置使、副使。如果要纠察刑狱，就命转运司的一名常参官负责。淳化以后，各路设置提刑官，但有时设置、有时废罢，仍未成为常制。熙宁、元丰以来，朝廷任命的使臣才纷纷增多。苏轼曾经论述其中弊端，把它比作设置了马厩长而马反而更加瘦弱，说得很恰当。绍兴初年，虽然没有大规模改革，但各地监司大多没有全部设置，有时由一名官员兼领，也没有听说因此出现什么缺失和败坏。由此可见，天下的治乱取决于监司是否贤能，而不取决于人数多少，这一点大体可以看出来。臣私下观察，近来监司没有缺额，有时一件事务却分成两个司负责，一个司又由两个人管辖；这些人职责不同，所好所恶也不同。对外借举荐和刺察来行事，对内显示各自的意向。同一件诉讼，却有不同的是非判断；同一个吏员，却有不同的能与不能。号令难以奉行，往来奔波于迎送之间，弊害不止像苏轼所说的那样，这种危害难道还小吗？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考察祖宗创立制度的原则，遵循绍兴时期权宜设置的本意，将各地监司或减少、或合并，有时总归于一名官员；不论文官还是武官，不必一律并置。这样或许可以使州县官吏容易统一趋向，使朝廷政令得到统一；员额不多，也容易选得贤能之人。正如姚崇所说：‘如今只选择十名使者，尚且担心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这一点尤其应当深切察考。” 龟年又上奏说：“臣查考湖北各州军，朝廷过去因为那里经历战乱以后土地荒芜、人口稀少，百姓淳朴、事务简少，所以县道的佐官多未设置，而让县尉兼任主簿。又因为江湖间盗贼出没无常，便派武臣担任县尉，这也是因时制宜，起初并不是认为这是长久可行、不可更改的制度。近年以来，户口逐渐增加，事务也渐渐繁多，但一县之中，从知县以下，另无文臣担任佐官。如果知县有事故，便由主簿、县尉、监务依次代理政事；而小使臣少有自爱之心，做事不很谨慎，吏民又轻慢狎侮，常常导致败坏和缺失。比如本府近来监利县酒税官姚师言，因代理县政，白天侵夺财物，夜间施行刑罚，杖杀坊户，被提刑司查究罢职。又有监利县主簿、县尉刘汝翼，因代理县政，盗用官钱，现已具案上报。这些都是事实明确、不能湮没、不容宽略的事情。其他无端生事、扰害百姓的情况，往往也到处都有。弊病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能不加以解除、重新改革吗？”臣查得，各县都有一名监务；虽说酒税应设置专官，但一县的酒税，知县很少有不负责任的。酒税如果不由知县负责，也未必能够及时办妥，所以各地外县多命知县检察酒税，政务正是如此。

译臣愚昧地认为，如果裁减税官，让知县兼管酒税，重新设置主簿，派注文臣担任，以辅佐知县，那么一县的事务应当没有不能办成的。假如圣上认为可以实行，就请求按照臣的请求，下令吏部：湖北县道中尚未设置主簿的地方，恢复设置主簿一员，依照规定派注文臣；同时在本县裁减税官一员，命知县兼管酒税。现任人员，令其任满本任；已经授职但尚未赴任的人，另行改注。臣将不胜荣幸。理宗时，许应龙进献旧例说：“淳化年间，王化基论述冗官的弊端说：‘唐虞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各种政务都能和谐；夏商官员增加一倍，也仍能治理好。可见官员不必完备，关键在于任用合适的人。如今国家各类官员实际超过常数的一倍，侵蚀国力、耗费财物，请斟酌裁撤省并。’庆历年间，欧阳修说：‘如今民生凋残，公私困急，是由于官吏冗滥，请实行澄清裁汰。’如果裁去冗官，那么科率征发就会减少，吏员数量清简，不过几个月，百姓一定会受到恩惠。臣听说，为官职选择人才，那么官职即使简少，也常常像有余；为人选择官职，那么官职即使繁多，也常常像不足。设置官职、任用吏员，原本是为了百姓，难道能让他们无功而受俸禄，反过来损害百姓吗？” “衡量能力以后再授予官职，那么任职的人一定会承担职责，不才之人也不敢妄求。这样官职不会滥设，财物也不会耗费；如果顺着人情而轻易授予，奔走竞争的人必然会不断侥求。因此官职越多，费用就越广。从汉代以来，没有不把官员冗滥视为弊病的，都是因为为人选择官职，而不是为官职选择人才。今天的官职，冗滥尤其严重。副职、添差官，原来只在大藩设置，如今有时在各郡创设；议幕之官优闲无事，完全没有职掌，如今却往往增加为两员；各司属官不断添辟。掌领事务的官员与正官并置；不实际办事的人，有时也领取正官的俸禄。新创职位和缺额，多徇私照顾亲友。至于军功授官，尤其泛滥。没有经历战阵，只以议事为名，推恩赏赐却毫无尺寸之功，于是侥幸冒领官职、占据缺额。至于左选入仕，本有成法；不应升等的，妄想升等；依法应等待郊祀恩典的，设法请求免除等待；铨试不中，便增加年资而授官。京削尚有欠缺，便减少员额而改换品秩。自己陈说功劳，还未核实，就滥行叨受升迁。牵合弊例，巧于经营，也能循资升迁。侥幸的门路一经打开，奔走竞争的风气就更加炽盛。有人求取而不答应，就担心违背人情；“坚持原则而不施行，又一定会触犯众人的怨恨。贪恋职位、羡慕俸禄，谁没有侥幸获得的心思？毁坏法令来求通融，只会引发无休止的请求。执政的人，难道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吗？用最大的公正来裁断，用确定的法令来约束，那么曲折经营、反复求取的人自然会打消念头。何况州县官吏辛劳办事，而廪给往往微薄；无用的官员反而安坐享受优厚俸禄，这也是应当察看的。臣恭读开宝诏书，其中说：‘吏员冗多，却要求治理好，确实困难；俸禄微薄，却要求廉洁，也没有道理。与其官员冗多而费用沉重，不如裁减官员而增加俸禄。州县按照户口多少作为标准，适当减省员额；在旧有俸禄之外，全部增加供给。’王者的言论真伟大，是今天应当取法的。何况如今纸币折价损失已经很严重，折合钱币计算，还不到原来俸禄的三分之一，靠什么来养成廉洁？闲散官署和冗余机构可以合并的，就合并；添差和新创缺额可以省去的，就省去；冒滥得官的人，就澄清裁汰；攀援关系妄求官职的人，就杜绝。一概遵守公法，不徇私情，那么应当得到官职的人就不必长久等待，奸巧之人也不敢争夺。是非之心人人都有，那么赞同的人多而不悦的人少，还有什么旧弊难以改革呢？” “近来边功都让人随军建立，冒领授予的功赏则严格追究。弄虚作假请求转官的，缴回诏令而不执行；妄求升等的，压下请求而不批准。这固然足以明确显示朝廷意向、断绝侥幸之路，但更希望能够坚定地守住这一原则，坚决地实行。为官职选择人才，而不是为人设置官职，那么各人都能称职，所负责的事务没有不办成的；冗滥的弊端除去，俸禄供给的费用也可以节省。这正是王化基、欧阳修已经陈述过的，也是祖宗已经施行过的。臣冒昧援引这些旧例进献给陛下，只希望陛下与大臣赶快筹划办理。” 福建安抚使李鸣复上奏说：“臣有幸承受圣恩，分授越过本辖区的重任，恰逢去年水灾之后，库藏空虚，财计耗竭，赋税收入有限，难以支撑运转。推究原因，多是由于近年以来官员添差过多，侵耗非常严重，每年俸给以数万计，米粮以千计，其他费用还不在其中。臣近来曾具呈奏陈，请求只派正任官，免除放行添差官，以便郡中没有横加的费用，百姓能够稍稍苏息，臣日夜等待命令。本月十九日，接到尚书省札文：添差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黄元直，改差浙东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仍然厘理事务，补充现有缺额。臣查得，帅臣事务最为简少，旧有正任参议机宜、抚干三员，事务从来没有不能办理的。如今添差参议有兰德，添差干办公事并且厘务的有赵与薇，添差干办公事而不厘务的又有赵希防，添差准备差遣并且厘务的又有史松卿，兼任准备差遣、监掌赡军酒库的又有余绍祖。正员只有三人，而新创员额已有五人，已经多得无法承受。如果再添差机宜一员，就会达到原数的两倍，不仅加重俸给费用，而且徒然增加冗员。” “听说黄元直世代居住在绍兴，却以本郡人身份担任本郡差遣，恐怕不能不妨碍祖宗成法，朝廷这样做又有什么便利呢？臣愚昧地希望圣上特别降下睿旨，按照臣先前的请求，免除放行添差官；将黄元直改授别郡差遣。这样或许祖宗的法度不至于废坏，州郡的力量也可以稍稍宽裕，臣将获得莫大的幸运。” 元世祖时，朝廷记录平定宋朝的功劳，升迁到宰相、执政的有二十多人，于是讨论重新制定官制。太常少卿王磐上奏说：“历代制度，有官品，有爵号，有职位。官爵用来表示荣誉恩宠，职位用来委托事务和权力。臣下有功劳，便根据大小用官爵酬报；有才干能力，便授予与其所能相称的职位。这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臣认为，有功的人应当加授散官，或者赐予五等爵号，可以采用汉、唐封侯的制度，不应当任用他们担任实际职位。”

译中统年间，朝廷商议裁汰冗官，权臣近臣因私心认为按察司不便，想把它合并裁省。王磐又上奏说：“各路州郡距离京师遥远，贪官污吏侵害百姓，百姓无处申诉，只有依靠按察司为他们申理。如果把按察司指为冗官，一概罢去，那么百姓含冤而死就没有申诉之处了。若说京师有御史台可以纠察四方事务，这完全不对。御史台纠察的是朝廷百官，京畿州县尚且有顾及不到的地方，何况能周遍外路数以千计城邑的事务吗？如果想把按察司并入转运司，转运司专门以谋求利益、增加课税为职责，且与管理百姓的官员一向各有分工，哪里有空顾及百姓的冤屈呢？”于是按察司得以不被罢废。至元七年，朝廷讨论设立三省。侍御史高鸣上密封奏事说：“臣听说，三省设置于近古，其制度是中书省发出政令，移交门下省议论；意见不合，就驳正，或者封还诏书；意见相合，再移还中书省。中书省移交尚书省，尚书省才下达六部和郡国。如今天下比古代更大，事务也更加繁多，只由一省决定，尚且有人说会壅塞，何况设置三省呢？况且多设置官员，是为了避免失政。但只要让贤能俊秀的人集中在一堂，共同署名参与裁决，自然可以避免失政，难道一定要另设官职、分坐各处以后才不会失政吗？所以说，政务贵在得到合适的人，不贵在官员多。不如设置一省便利。”世祖深以为然。至元十三年，中书左丞许衡上奏说：“国家如果能够裁汰省并冗官，就可以提高名器的尊严，抑制侥幸求进，勉励廉能之士，这无疑是好的政治。然而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人的常情，大抵患得患失，所以凡是得到就高兴，凡是失去就怨恨；这就是所谓已经夺去的还可以再给，已经给出的却不能夺回，正是说的这种情形。当初任用官员时，正应当甄别审察，不因私人亲近，不因贿赂，不因权贵关系，按照员额限制选拔任用，自然不会造成冗余。如今先前已经滥授，突然想在后来贬黜，这样恩惠留在私门，而怨恨却归于皇上，怎么可以呢？过去的事情既然不能追回，从今以后就应当完全改正以前的过失，使天下官职有固定员额，每年选取的人有固定数目。科举、荐举、考课的制度，前史记载都很完备，可以考察而知。然而又必须重视风宪的权力，任用才能胜任的人，使他们巡行天下，纠察弹劾，决定黜陟，没有一件不恰当；这样，前面所说的冗官就会日益减少，新进人员也不会积压，或许可以弥补往日的过失。”许衡又上奏说：“兵事对于国家，在古代已经很重要，在后世尤其重要。” “所以设置枢密院，特意与中书省相互牵制，号称二府。战争兴起时由宰相主持军务，天下安宁时由枢密院掌管事务。宰相平章军国和兵事，这是可以知道的；兵籍则不与枢密院合并，由枢密院总领兵马，兵籍因而可以掌握；兵符也不集中在一处，体制彼此维系，便不会有偏失。这种制度虽是近代形成的，但意旨实际上仿效古制。有人认为应当把枢密院并入中书省，以符合古代冢宰总领百官的意思，却不知道古代冢宰只有一人，而如今担任宰辅的动辄数十人；这种情形不合古制，却说枢密院唯独可以合并来仿古吗？国家最紧要的事务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如果尚未得到合适的人，只在这里纷纷更改，也没有益处。” 赵天麟上奏说：臣听说，车舆的枢要在于管辖，衣裳的提纲在于领口。领口不能兼作衣襟衣袖的材料，管辖也不能兼作车辕车衡的用途。器物既有缓急不同，就必须有一个作为万物的根本；名分既有尊卑限制，就必须有一位尊贵者作为群臣卑下者的仰望。轩辕设置六相，以风后等人担任；天乙设置二相，以伊尹等人充任。当时爵位分封遍及万国，国家建立诸侯。到嬴秦废除诸侯以后，丞相这一称号兴起。自此以来，历代相互仿效，其制度的增减难以尽述，但官员的品秩高下都属于极品。仪容法度端正严肃，统领纲纪，掌握君主一家政事的张弛，作为四海士民的表率。佩金印、系紫绶，出入黄阁、经过沙堤，不只是夸示特殊尊贵的仪容，也是为了显示尊荣、委以重任。既然承受厚望，就应当振作清正的风气。我国家在内设置中书省，在外设置行中书省。行省是为了革除藩镇、诸侯的专擅，中书省是为了任用公卿大臣。防范和治理的道理已经十分周全，建立治理制度也可以说很盛大了。然而仍有未尽之处，臣冒昧陈述愚见。臣私下看到，中书内省接近皇宫，在上统领其他各省，在中央辅佐圣明的君主。” “本来只应当坐而论道，据槐府执掌国家政柄，宽广心胸，守掌台司以辅助教化。如今北至汴梁以北，南至北京以南，西到长安，东到辽海，哪怕细小事务也没有不来烦扰中书省的，连领取升斗俸禄的小官也来请示决定。这难道不是让管辖兼任车辕车衡的作用，让领口兼任衣襟衣袖的材料吗？伏望陛下提高都省的尊崇地位，扩大其名望。谏院隶属于都省，六部隶属于都省，除乌台、宰相府所统辖的之外，随朝九品以上官员也都隶属于都省。选择德行才能没有瑕疵、门第声望极为清正的人担任大中书令；其余丞相、平章、丞辖、参政，直到府中的参议、院中的谏臣，以及郎官、都事等职，都加上左右的称号。凡宰执朝会，商议裁定万机，常让谏臣按次序列于其中，有缺失就补正，有遗漏就拾遗。这样圣德更加显明，治理的器具就建立起来了。凡都省发文给行省，行省只须咨请办理；行省发文给都省，则向都省咨呈。凡都省事务涉及行省，以及行省一切应当禀报的事务，都由行省咨呈都省；都省判送六部，六部拟定后呈报，都省再转咨行省施行。凡随朝九品以上官员以及外路接受宣命以上的官员，都由都省注授。” “这样宰执的地位更加尊崇，政务也就简明了。还希望陛下在腹里地区取中部另设一省，称为燕南等处行中书省，作为汴梁、北京与辽阳、安西四省之间的联系。凡外路接受敕牒以下任命的官员，由行省注授，然后咨呈都省，请求颁发敕牒即可。凡随朝各有司应当发给身份凭证的，由都省发给；凡外路各有司应当发给身份凭证的，由行省发给。这样上级能够控制远方之地，朝廷堂陛更加崇高；都省更加尊崇，天子的威重也更加增加了。有人认为，国家因为新近归附了四方以及蛮荆地区，所以设置行省来镇抚，腹里地区不必设置。却不知道汴梁已经有行省，难道汴梁也是新近归附的城吗？这件事没有疑问，只希望陛下察看是否可行而施行。”

译天麟又上策说：“臣听说，在昏暗之中仍能独自看见明亮的，是眼睛的神；在无声之中仍能独自听见和谐的，是耳朵的精。把这个道理用来修身，就能收敛视线、反听内省而六根通达、四方开明；把这个道理转用于驾驭臣下，就能任用贤能、委托有才之人而聪明睿智。所以圣王不用四处窥望，视力已经明察；不用竭尽耳力，听觉已经聪敏，这是因为善于把事务周全地委托给人。如今御史台官员，内有监察院隶属其下，外有采访司承接其职，用来警戒肃整百官，使风教和法纪遍及百姓，整治上下关系，端正人伦。这么看来，御史的职责，不就是代替天子的耳目吗？因此有霜简、鹭车、柏林、石室，显示其清正；以立秋为象征、以荧惑为比喻，显示其严厉；用鹰击的谕令、獬豸冠的服饰，显示其威势；千步清道、王公退让回避，显示其重要；中书、门下与御史台并列为三司，显示其尊贵。这五方面都具备以后，才能指斥奸佞、触犯邪恶，表彰善人、憎恶恶人，使强横奸邪的大恶人和巨大的谄媚者胆破声消，使像封豕、长蛇一样的凶恶势力心惊骨寒；那么狐狸般的小害、蜂蝎般的毒害，将会不待治理便自行止息。如今国家命御史台，凡百官的违法违纪、各司的案牍、朝会祭祀之事、审理裁断不当的事情，以及一切应当记载而未尽、应当纠察的事项，都一并进行纠察，其制度可以说是宽广周密而没有遗漏了。” “然而朱帷之中的尊贵职位，只把小节放在首位；佩苍玉、居高位的班列，却难以顾及大体。臣请用过去的事情来验证：阿合马先前专擅政权，即使是换牙的儿童，也知道咬牙切齿地痛恨他；王僧格后来玩弄权柄，即使是供人驱使的牛马，也知道侧耳听闻而憎恶他。到了那时，御史台官员以下以及察院属官，都闭口吞声，看见了如同没看见，安闲居处高坐，听到了如同没听到。幸赖社稷之福，天日照临，太原的侠客发扬聂政的长风；大理寺的名卿施行皋陶般公正的审问，凶恶的首领于是被剪除，百姓重新获得生机。这固然是美事，却还没有达到尽善。况且我国家设置御史，难道只是计考法典末节、处理文书小事吗？可是宪台官员不发言，本来并不是他们所愿意，而是因为他们与省府官员的职秩相差悬殊，不敢抗衡。何况权臣的谋划有千重罗网、百般机关：崔公与其共事，尚且被以极刑惩处；杨子与他同僚，仍然被逼入死地。向前极力正谏，便徒然遭受刑戮，使清明朝廷留下杀害直臣的名声；退后托病，又被诬为不忠，说他不肯出力于皇家；还要以细小嫌隙加以禁锢，以艾草烧灼头顶来胁迫，这就是霍光、忠厚，竟能让延年容身于宣帝朝廷；梁冀如豺狼，最终也使文纪陷入广陵盗贼的窟穴。” “如今百官公正，各项事务大体平顺，然而积久的弊习不可不防，宪台官员的地位不可不提高。伏望陛下振作宪台的风采，使行省与其品秩相齐，首先设置御史大夫一员，使其品秩与行省首官相同，其余官员也依次升秩。又应命监察御史与六部侍郎品秩相同。还应在中丞之下设置绣衣使者八员，品秩同侍御史，让他们分赴天下，专门纠察行省及采访司不依法办事的行为。又如内廷官员有过失违法，应当命天下都可以揭发；如果罪状明确，确认为故意犯罪，重的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去抵御魑魅，轻的免官禁锢，放回乡里。如果有人妄加举发，就反坐举发者。圣王驾驭臣下，任用时不疑，疑虑时便不用；既已委任，就应当信任。等到他们获罪，便是臣下自己把罪加到自身。幸而听从臣的意见，那么奸邪就难以隐藏，朝廷内外将永远清明。” 天麟又上奏说：“臣听说，建立纲纪、张设法网，没有比清明简约更好；设置官职、任用吏员，最应戒备繁多。爵，是官职的尊荣；阶，是官职的次第；品，是官职的序列；职，是官员掌管的事务；位，是官员所处的位置；禄，是官员所得的供给；吏，是官员的辅助。事情固然不能没有职位便办理，但也有事情因为职位过多而反而滋生。圣王因此重视官少而不重视官多，希望安静而不希望躁扰。唐虞考察古制，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夏商官员增加一倍，也仍能治理。周代卿大夫分别掌职，各自统率属官。此后官职和员额越来越多，治理却越来越赶不上古代。因此汉光武帝废除四百个县，百姓的产业便安定；隋文帝废除五百个部门，天下政事便得以推行。这些都说明，官员不在于多，而在于能否得到贤能；政务不在于繁，而贵在于省事。如今国家制定制度，从王、国王、郡王、国公以下属于爵；从特进、崇进到将军、大夫、校尉、郎属于阶；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属于品；掌管典章和政务属于职；各职所居之处属于位；各位用来养廉的供给属于禄；各司中辅助办事、行文的史属于吏。这套制度也已经很详备了。然而文武两类官员分布内外，本来想求得安宁，结果却似乎更加难以安宁。” “臣恭敬地看到，京师不紧要的司、院，无用的局、署，以及随朝的省、台、院、部以下各有司，官员和吏员本来可以兼任却不兼任、本来可以合并却不合并的，也已经存在了。畿外的行省、随省各有司、宣慰司、采访司、路府州县、仓库局监等衙门，以及各衙门内部的官吏，也有冗余的。武臣所辖的万户所，所管人口不满一万；千户所所管人口不满一千之类的情况，也已经存在。臣私下认为，冗官的重大弊端有三种：一是选法的弊端，二是政事的弊端，三是军民的弊端。文武官吏的员额既然很多，到考满之时，接近春秋铨选之期，资格簿册纷乱；保荐文书交错纷至。有司办理文书尚且没有空闲，哪里有空考察谁真正有才、谁真正有德呢？既然来不及考校，就只好以簿籍文书和荐举书中所陈述的内容为依据。这样还想使杂流出身的人不获进用、使贿赂的缝隙不被打开，怎么可能呢？杂流出身而行贿的人得志，于是人人都可以做官，以至于官员多而缺额少，毫无办法。善于经营钻营的人很早就得到升迁，标榜清高的人却坐等而虚度岁月，这就是选法的弊端。文武官吏的员额既然很多，有应当裁决的事情却不裁决，有应当施行的事情却不施行。”

译“问起他的职责，他就说：‘这是我的职务。’问起他实际办理的事情，他却说：‘同僚不止一人，难道是我一个人能够独自主持的吗？’众多笙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接受王命的人却安然自处。等到朝廷听说这些事情，便设立逾期不办的处罚，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就是政事的弊端。文武官吏的员额既然很多，国家任用人的门路就很宽，浮滥之人也随之升迁，于是让这些人处在下位执掌政务，怎么能推行政治教化呢？政治教化不能推行，而刻剥百姓的痛苦、劳役驱使的烦扰，造成的危害很多，这就是军民的弊端。三种弊端不能断绝，却又制定法律加以防范；掌管法律的人不能同时顾及各处，员额反而更加增加。员额增加，自然又会产生新的弊端，何况法律虽然制定，却使害怕法律的人更加滋生奸诈欺骗的计谋呢？所以必须先完全杜绝这些弊端，然后才可以立法。伏望陛下：京师不紧要的司、院，无用的局、署，以及天下各衙门中可以裁撤的，都予裁撤；行省、随省各有司、宣慰司、采访司、路府州县等一切衙门，以及万户、千户所辖人口不足定数之类，可以合并的都予合并；省、台、院、部以下各司的官吏，以及天下各衙门的官吏，可以减少的都予减少。然后用慎重对待名器的法令，选择人才任用；“又用考核官员政绩优劣的法令，依照事理考察，这样掌管铨选的人就容易看出谁是合适的人，容易衡量他们的成效，选法也就清明了。临政者所办事务有所归属，职务有所专主，政绩就能形成；处在下位的人可以减少繁重劳役，免除困苦苛刻，百姓的产业就能安定。百姓是天下的根本。百姓产业安定，天下就太平了。文宗至顺二年，监察御史陈思谦上言：铨衡的弊端，在于入仕门路太多，黜陟之法太简略，州郡任职太过久滞，朝省任命升迁太快。他想设置三项办法来挽救四种弊端：第一，至元三十年以后增加设置的衙门中，冗余而不紧要的，依据实际情况减省合并；其中另有选法的，合并归入中书省。第二，应当参酌古制，设置辟举科，命三品以下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举得人才便受奖赏，举荐失实便受惩罚。第三，古代刺史入朝可以担任三公、郎官，出任可以治理百里之地，是为了使外任官员了解朝廷的治理体制，使内任官员知道民间的疾苦。今后县尹中有能声善政的人，授任郎官、御史；郡守中有奇才异绩的人，任用为宪使、尚书；其余按照资历品秩逐步升迁，在内任职的不得连续三考任京官，在外任职的必须历任两职以后才能升任内职。” “政绩不出众、守职而没有败坏官事的人，就依照年劳，按通常调任。凡朝廷缺官，必须任满二十个月以上，才允许升迁授职。”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顺帝时，朝廷讨论罢除先朝设置的奎章阁学士院、艺文监等官职。学士康里山上奏说：“百姓有千金的产业，尚且还要设立家塾、延请馆客，堂堂天朝，富有四海，难道连一间学房都容纳不下吗？”皇帝深以为然。《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选举 晋国大夫祁奚年老了，晋悼公问他说：“谁可以让他继任？”祁奚回答：“解狐可以。”国君说：“他不是您的仇人吗？”祁奚回答：“您问的是谁可以任用，并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晋国于是举用了解狐。后来国君又问：“谁可以担任国尉？”祁奚回答：“午可以。”国君说：“他不是您的儿子吗？”祁奚回答：“您问的是谁可以任用，并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君子认为祁奚能够举荐善人：称荐自己的仇人，不是谄媚；立用自己的儿子，也不是偏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