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五十四

译想来陛下或许是要暗中察看这些人的过失罪行，再加以控制逼迫，希望他们有所顾忌，不敢肆意作恶。陛下所费的心力已经很劳苦了，而在收放、擒纵之间的机变，以及周密防备、使人畏惧的谋划，也可以说没有遗漏任何技巧。然而天下的形势最终仍不免偏颇，出现权势偏重的情况，而治理成效以及国家的治乱安危，又未能完全符合圣上的意愿。因为既然不能顺循天理、使圣心公正，以端正朝廷的大体，就已经失去了根本；却又想兼听士大夫的公正言论，把这当作驾驭群臣的手段，于是士大夫进见有一定时日，而近臣近习却可以从容无间地接近。士大夫的礼貌庄重而难以亲近，他们的议论又苦切而难以听入；近习之人便利乖巧、侧媚逢迎的姿态，足以蛊惑心志；他们的胥吏史官般狡猾机巧的手段，又足以蒙蔽聪明。这样一来，生疏与亲熟、甘美与苦涩已经有所分别，臣恐怕陛下还没有来得及施行驾驭他们的防范，便已经先落入他们的圈套了。因此近来陛下虽然想稍稍抑制这些人，但这些人的势力却日益加重；虽然想兼采公论，但士大夫的势力却日益减轻。势重者既挟持自己的权势，窃取陛下的权力；势轻而奸邪的人，又借助陛下所倚重之人的力量，把窃据职位、巩固宠幸作为计谋，内外互相呼应，共同成就他们的私利。等到奸行穷尽、恶行积累，踪迹败露以后，那些一向不受重视的人，才不免受到责骂斥责；然而他们仍然盘旋周旋、倚恃权势，不失去尊崇的资序和高贵的官秩，还攫取陛下丰厚的赏赐和优厚的礼遇而离去。那些一向受重视的人，陛下却根本不曾追问他们结党援引的奸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逐渐侵蚀消耗，使陛下的德业日益毁坏，纲纪日益败坏，邪佞之人充斥朝廷，货赂公然流行，士兵怨恨、百姓忧愁，盗贼间或发生，灾异屡屡出现，饥荒接连到来。群小互相扶持，人人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有陛下完全没有得到任何利益，而国家反倒独自承受了他们造成的弊害。这就是说，陛下的劳苦既不足以成就天下事务，反而因此败坏了天下事务；您的机巧既不足以胜过群小的奸诈，反而帮助他们壮大了势力。如果他们用来遮蔽天理、混乱圣心的手段继续下去，就会更加深固难解，最终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事情的过失萌发于一念之间对大臣的疑虑，而其危害辗转发展到今天，这就是所谓相差虽只有毫厘，谬误却会延伸千里。臣恐怕陛下对此偶然没有察觉，所以往年奉诏赐对，去年应诏陈述政事，都把明理正心的主张陈说在陛下面前，臣反复恳切的深心，实在就在这里。只是臣学识浅薄、文辞拙劣，不足以启发圣意，因而恐惧至今；如今幸而又因职事得以瞻望圣颜，敢于把未尽的忠诚全部陈述出来。如此，臣诚恳希望陛下深入察明天理，使圣心公正，广泛寻求贤才，以修明圣政，那么左右亲近、私人防闲和供驱使的卑贱之人，本来就没有可乘的空隙来误蒙圣上恩顾。还应痛加斥退，远远屏弃他们，以永远消除日后遮蔽天理、混乱圣心并使祸害深固的弊端；这样或许天下事务还可以重新振作，陛下的国家也将不至于最终承受群小造成的弊害。臣极其愚昧鄙陋，学业没有成就，只有如蝼蚁一般爱君忧国的心，不能自已，冒昧议论到这个地步，悲痛愤懑充满胸臆。伏望陛下赦免臣的罪过，采纳臣的忠言，为宗庙社稷的大计深思熟虑，不等一天终了，果断地实行起来。如此，不只是愚臣的幸运，实在也是天下的幸运。” 朱熹任直宝文阁，上密封奏事说：“臣私下想到，皇帝陛下具有聪明睿智的资质，具有孝顺友爱、温和恭敬的德行，具有宽厚仁慈、博爱众人的气度，具有神武而不轻易杀戮的威严。在春宫中涵养德性将近二十年，一旦接受天命，慈皇亲自传授大宝，陛下如龙飞虎变，登临帝位，正当上天之时。凡是在天地覆载之间、稍有血气的生灵，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仰观圣德、听闻风化的。臣恰逢这个时候，首先奉召前来，又蒙赐见，得以亲近日月般的圣光，感激庆幸之深，怎敢不陈述一二，以尽愚忠？臣听说，古代圣贤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具备圣道、成全德性，他们所施行的事情虽然没有不合乎义理的，却仍然从未有一点自满之心。因此，他们平日操持守护、反省察验自己，努力克制愤怒、堵塞欲望、迁就善行、改正过错，始终没有一念之间的间断。等到自身所经历的事情有重大变革时，又一定因而使内心受到大的警醒和震动，这正是为了谨慎对待开始、重视自我更新。伊尹告诫太甲说：‘如今君王继承先王之德，没有什么不在于开始。’又说：‘如今嗣王刚刚承受这个使命，应当更新自己的德行。’召公告诫成王说：‘譬如生育孩子，没有什么不在于他刚出生的时候，自己给他留下明智的命令。’ 上天如今命令他明智，命令他面对吉凶，命令他享有长久的年命；知道现在是我开始承担使命的时候，所以君王应当迅速恭敬地修养德行。”这正是深切地以此期望他的君主，意思已经十分恳切了。如今陛下由太子而登临至尊，由监国抚军而专断政务，人生中的这种重大变革，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它呢？那么，凡是用来警醒震动内心、谨慎开始和自我更新的措施，按理说已经没有不竭尽的了。然而臣愚昧，私下仍有忧惧：实在担心万分之一的警醒自新事项，或许还没有全部实行，那么祸患的萌芽将会在极其细微的地方发生，出现在意料和防范之外。因此臣姑且忘却自己疏远卑贱的身份，把平日私下忧虑、反复筹划所能想到的事情，深深地替陛下谋划。比如讲学以端正内心，修身以整齐家政，远离便嬖而亲近忠直，抑制私恩而尊崇公道，阐明义理而断绝神奸，选择师傅以辅导皇太子，精选任用以彰明体统，振举纲纪以砥砺风俗，节省财用以巩固国家根本，修治政事以抵御敌国；以上十项，都是陛下应当警醒震动、自我更新而不可有一项缺失的事情。臣禁不住像犬马一样爱君忧国的诚心，冒昧逐项申说，冒死献上，谨将各项列在下面。”

译第一，所说讲学以端正内心。臣听说，天下事务的根本在于君主一人，而君主自身的主宰在于一颗心。所以君主的心一旦端正，天下事务没有不端正的；君主的心一旦邪曲，天下事务没有不邪曲的。就像表竖直了影子就端正，源头污浊了水流就污秽一样，其中有必然的道理。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想要使德行彰明于天下，没有不把端正内心作为根本的。然而本心的善，其本体极其微妙，而利欲的侵袭又多得无法胜数。试着在一天之内检验它：声音、女色、气味、滋味，游乐驰逐，土木营造的华美，货物财利的增殖，纷纷来到面前，而且日新月盛。在这些事物之间，心体清明、本有的善端显露出来的时候，实在是绝少而仅有。如果不是靠讲学的功夫来开启明彻心灵，使人不迷失于什么是非、什么邪正；又一定相信这个道理就在自身，不可以片刻离开，那么又凭什么能够得到这颗心的端正，战胜利欲的私心，并应对事物无穷的变化呢？但是，所谓学问又有邪正的区别。体会圣贤的言语，以求得义理的正确；考察古今的变化，以验证得失的关键；并且一定反求自身，实践其真实内容，这才是正当的学问。涉猎浏览、死记诵读，却以驳杂广博自我夸耀；割裂文义、牵强缀辑，却以浮华靡丽相互争胜；反求自身却没有实际功夫，施用于事务又不合适，这就是邪学。学问正当而内心不正的人很少；学问邪曲而内心不邪的人也很少。所以讲学虽然是端正内心的关键，但学问的邪正关系到行为得失，不能不仔细审察，也正是这个道理。《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就会有条理；相差虽只有毫厘，错误却会延伸千里。’只希望圣明的陛下留意于此，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第二，所说修身以整齐家政。臣听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所以君主的家庭整齐有序，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君主的家庭不能整齐有序，就从来没有能够治理好天下的。因此，三代盛世中，圣贤君主能够修明政事，无不以整齐家庭为根本。男子在外居于正位，女子在内居于正位，夫妇的区别严格，这就是家庭整齐。妻子在上位与君主相匹配，妾在下位承接服侍，嫡妻与庶妾的名分确定，这就是家庭整齐。选取有德之人，戒除声色之娱，亲近严肃恭敬之人，远离奇技淫巧，这就是家庭整齐。内宫的话不传出，外朝的话不传入，馈赠不通，请托不行，这就是家庭整齐。然而闺门之内，恩情常常掩盖义理，所以即使有英雄的才干，尚且有人困于酒色，溺于情爱，不能自我克制。如果不是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一举一动都遵循礼义，使他们能够服从我的德行、畏惧我的威严，那么又凭什么端正后宫，杜绝请托，约束姻亲，并防止祸乱的萌芽呢？《尚书》说：‘母鸡在清晨打鸣，这是家庭衰败的征兆。’《左传》说：‘福祉的兴起，没有不以家庭为根本的；正道的衰败，没有不是从内闱开始的。’只希望圣明的陛下留意于此，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第三，所说远离便嬖而亲近忠直。臣听说，蓬麻生长在麻田中，不用扶持也会挺直；白沙处在泥中，就会被染成黑色。所以贾谊说：‘长期和正直的人相处，不可能不正，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长期和不正直的人相处，不可能不变得不正，就像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因此，古代圣贤想要修养自身、治理人民，一定远离便嬖而亲近忠直。君子和小人，就像冰与炭不能相容、香草与臭草不能混杂。小人进用，君子必然退避；君子亲近，小人必然疏远。从来没有能够把两者兼收并蓄而不互相伤害的。能够审察这个道理来决定取舍，那么耳闻目见所得到的益处、熏陶感染的帮助，以及谨慎防止邪僻、安定义理习惯的作用，自然不会停止；而施用于外的举措、刑罚和赏赐，也一定不会有偏颇的过失。只要有一处不能审慎，不仅他们妄自请托、暗中玩弄威权，会损害我们的政事；而且他们的引导、防范、熏染，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与他们一起改变，这对损害人的本心正性所造成的危害，更是说不尽。然而这类人又各不相同，大概有本来出身下层，不懂礼义，但稍微通晓文墨的人；也有穿着儒生衣冠，侥幸窃取科举功名，实际上完全没有操守的人。这些都是国家的大盗，君主的大害。假如不是内心端正、修养自身，从而能够像厌恶恶臭一样清楚看见他们的真实情状，那么又凭什么远离他们，招来忠直之士，期望德业成就呢？诸葛亮说过：‘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臣谈到这件事，没有不对桓帝、灵帝叹息痛恨的。本朝大儒程颐在元祐年间，常向朝廷进言，认为君主应当使一天之中亲近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这样就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这些都是切实而深刻的言论。然而后汉君主不能采用诸葛亮的意见，所以最终因黄皓、陈祗而亡国；元祐大臣也不能完全采用程颐的主张，所以绍圣、元符年间的祸患，直到今天说起仍然令人悲痛。前事距离今天并不遥远，只希望圣明的陛下留意于此，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第四，所谓抑制私恩以维护公道。臣听说，天没有偏私地覆盖万物，地没有偏私地承载万物，日月没有偏私地照耀万物。所以君王奉行这三种无私的原则来为天下操劳，就能广泛地治理和爱护众人，胸怀开阔而大公无私，于是天下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假如在这其中又按照新旧亲疏来区别亲近和疏远，那么这种偏私结党的感情、狭隘局促的度量，本来就已经使人感到不满而不服；至于他的好恶取舍，又必定不能合乎义理，严重时甚至会阻挠谋略、败坏国家、妨害德政、扰乱政事，其祸害更是无法说尽。大概左右近侍和役使之人，往往横加官职赏赐；宫府属官，按惯例便可以获得褒奖升迁；这些做法本来就不问先例究竟是对是错，有时甚至又不问其人是否有相应的功劳。这确实是旧日办事的过失，不能不加以纠正。何况如今又有些人很早就怀有奸邪之心，预先自行结交依附，随后还要把上天的功劳贪来当作自己的力量，却不顾这样会仰累圣德；他们嫉妒贤能，欺压下属，蒙蔽上级，也不担忧会损害圣明的政事。如果不能深切压制私情，严厉地加以排斥断绝，那么凭什么彰明公道、使众人心服，革除旧弊并防止后患呢？唐太宗责备庞相寿说：‘我过去做王，是替一座府署作主；如今做天子，是替四海作主。’

译‘既然替四海作主，就不能偏偏只把恩泽施给一府。假如再让你担任高位，一定会使那些行善的人都不再尽心。’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何况拥有国家的人，应当存有长远的忧虑，例如汉高祖诛杀丁公、我太祖轻薄王溥，这些都表现出深远的见识和雄断，完全可以作为后世圣明君主的法则。只希望圣明对此加以警惕，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第五，所说阐明义理以断绝神奸。臣听说，上天有显明的正道，其类别都清楚彰显；行善的人，上天降给他各种祥瑞；行不善的人，上天降给他各种灾祸。因此人的祸福都是自己招来的，从来没有不行善却靠谄媚祈祷得到福报的，也没有不作恶却因为守正而遭受灾祸的。何况帝王出生，确实是承受天命，作为郊庙、社稷以及神、人共同的主宰；如果能够修养德行、施行政令，使亿兆百姓安康，那么灾害的消除何须等待禳解，福禄的到来何须等待祈祷？如果反过来做，就会获罪于天，百姓怨恨、神灵愤怒，即使想驱逐恶鬼、招来真人，也没有什么益处。何况先王制定礼制，从天子直到平民，报答根本、祭享先亲，都有固定的典章；祭牲、祭器、时日，也都有固定的规范。明处有礼乐，幽冥有鬼神，贯通其中的是同一个道理，起初就没有间断。如果礼制所不载，神灵就不会享用；因此祭祀不是应祭的鬼神，就是淫祀，淫祀没有福报，经书已有明文。这并不是特意设置这种说法来禁止它，而是事理自然如此，不可能改变。有时人在恍惚之间，似乎觉得有某种感应，这其实是内心没有主宰，妄生忧虑疑惑，于是给巫祝、妖人以可乘之机，让他们施展奸诈欺骗、迷惑众人的手段。一旦这种行为流行起来，它造成的祸害又将无所不至。古今因这个原因而坐等导致祸乱灭亡的，哪里数得清呢？” 它所造成的鉴戒也并不遥远。假如不能极力钻研学问，明白性命的道理，使这颗心洞彻明白，没有疑惑；应当有的就承认有，应当没有的就承认没有，那么又凭什么能够执守礼法，断绝妖妄的根源呢？先王的政令规定，执持旁门左道来扰乱政事、假借鬼神来迷惑众人的，都一定诛杀，不能宽宥。这种考虑很深远。然而传记中有这样的话：‘明白天地本性的人，不能用怪异神秘之事来迷惑他；明白万物实情的人，不能用异类邪说来欺骗他。’这样看来，妄诞之事其实也不难察觉。只希望圣明的陛下留意于此，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第六，所谓选择师傅来辅佐皇太子。臣听说，贾谊撰写《保傅传》，其中说：‘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的善良在于及早教导并选择正直的左右侍从。教导得当而左右侍从正直，太子就会端正；太子端正，天下就安定了。这是天下最正确的话，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定论。’至于教导启发的方法，必定以孝、仁、礼、义为根本；至于具体条目，则细到容貌、言语、声气的微小之处，衣服、器物使用的细节，事无巨细、曲折周全，全都有法度。一旦有过失，就由史官记录；防宰便撤减他的膳食；又一定要设置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令瞽者歌诗，史官记事，乐工诵读箴言劝谏，士人传述民间言语，务必使这些教化深入人心，成为人的本性，即使如此仍不敢懈怠。至于选择左右侍从的制度，有三公这样的尊位，有三少这样的亲近辅佐，还有有道、少傅、太傅、少保等职。上等人必须得到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一类的人，才足以胜任；下等人也必须选取孝顺友爱、博学多闻而有道术的人。倘若不幸有一个邪恶之人混杂其中，就一定要驱逐除去。因此太子早晚共同居处、出入以及在身旁前后的，全都是正人，从未让他见到一种恶行。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的君主之所以长久地遵循正道，直到延续数百年仍没有失去天下的原因。当时贾谊已经忧虑这种制度还不完备；然而考察汉孝昭帝的诏书，他仍然知道诵读学习贾谊所说的话，从而没有忘记先王的用意。到了近世，帝王用来教育儿子的办法更加疏略了。他们所谓的教育，不过是要求把书札文章记诵得好，却从未用仁、孝、礼、义的修养来启发他们。至于容貌、言语声气、衣服器物，虽已放纵到邪僻奢侈的极点，却从未加以裁制。属官虽然人员齐备，却没有保傅那样的严格辅导；讲读虽然具备形式，却没有箴言规劝的益处。至于早晚同太子出入、居处而亲密无间的人，不过是宦官、近习以及洒扫、趋走之类的人罢了。帝王时代，承担着传继皇统的责任：上面有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下面有四海百姓的生计，前面有祖宗开创基业的艰难，后面有为子孙长久谋划的打算；然而用来辅导培养太子的措施却如此疏略，这就如同家中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却把它们丢在道路旁边、盗贼出没的地方，难道不可危惧吗？《诗经》说：‘丰水边长着芑草，武王难道不肯任用贤才吗？把谋划留给他的子孙，以安乐辅助他的后代。’ 只希望圣明对此加以警惕，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第七，所谓精选任用的人才来彰明体统。臣听说，君主以考察和任用宰相为职责，宰相以匡正君主为职责；二者各自履行职责，然后体统才能端正，朝廷才能尊严。天下的政事必须出自统一的政令，不能有多门并出的弊病。假如君主选任宰相时，只求对方适合自己，而不求对方能够匡正自己；只选择自己喜爱的人，而不选择自己有所畏惧的人，那么君主就失去了自己的职责。应当匡正君主的人，不把提出可行意见、纠正错误当作职责，反而把迎合和顺从君意当作才能；不以治理国家、管理百姓为心愿，反而以保全自身、巩固宠幸为手段，那么宰相就失去了自己的职责。君主和宰相都失去职责，因此体统不端正，纲纪不能建立，左右近习都得以窃取玩弄威权，卖官鬻狱，使政体日益混乱，国势日益卑弱。即使有非常严重的祸患潜伏在冥冥之中，上面安逸而下面嬉游，也没有人知道把它当作忧虑，难道不应当考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反过来淘汰已经任用的人，慎重选择将要任用的人吗？如果按照能够匡正自己、使自己有所畏惧的标准来选人，就一定能得到自重自持的士人；而我既然要任用他们，就不得不郑重地任用他们。既然给予重任，他们就能尽情实现提出正确意见、纠正错误的志向，施展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抱负；同时又公开选拔天下正直诚实、敢于进言的人，让他们担任台谏、给舍等职，以参与议论，使我寄托腹心、耳目职责的，始终是贤士大夫，而不是群小；升降赏罚、褒贬是非的权柄，始终掌握在朝廷公卿手中，而不从私人门户发出。这样做而君主的威势仍不能树立，国势仍不能强盛，纲纪仍不能振举，刑政仍不能清明，百姓的力量仍不能充裕，军政仍不能修治，臣是不相信的。《尚书》说：‘成王畏惧辅相。’俗语说：‘一味和顺的臣子并不忠诚。’况且唐太宗那样聪明英武、才识杰出，号称一身兼有将帅和宰相之才，却仍然一定要使天下的事务经过宰相，审慎详察、认为便利妥当之后，才施行；这是因为他认为其中有治理形势上的当然道理，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只希望圣明对此留意，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译第八，所谓振举纲纪来激励风俗。臣听说，四海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要使他们各行其私而仍能善于治理，能够总括统摄并整齐他们，使他们各自遵循应有的道理，没有人敢不按照我的意志行事，就必须先有纲纪在上面加以维持，然后再有风俗在下面加以驱使。什么叫纲纪？就是辨别贤能与否，以确定上下的分别；核查罪行，以公正地施行赏罚。什么叫风俗？就是使人人都知道善行值得仰慕而一定去做，知道不善可耻而一定予以革除。然而纲纪之所以能够振作，是因为宰执掌握坚持而不敢失误，台谏负责补正监察而不徇私，君主又以大公至正之心，恭敬自持于上而照临天下。因此贤能者一定升居上位，不肖者一定降居下位，有功者一定受赏，有罪者一定受刑，万事的统摄没有缺失。纲纪既已振举，天下人自然会各自自我激励，互相劝勉，去除恶行而遵从善道；大概不必等到黜陟、刑赏一一加在他们身上，礼义的风气、知耻的习俗就已经大为改变了。只因至公之道不能在上面实行，所以宰执、台谏没有选得适当的人，黜陟、刑赏多出于私意，天下的风俗于是败坏到不知道名节操守的可贵，只把阿谀逢迎、软弱圆滑、奔走竞争、互相结交当作要务；一旦其中有直言正色的人，群起讥讽排斥，一定要使他在这个世上无处容身才肯罢休。这种形势就像一座将要倾倒的房屋，外表的轮奂丹雘虽然还没有显出变化，但木材内部已经全都蛀蚀朽烂，再也不能支撑了。假如不是圣上果断地出于自己的意志，洗涤整饬自己的心志，并大加警戒敕令，使大小臣僚各自履行职责，明确黜陟，落实刑赏，那么凭什么振兴已经衰颓的纲纪，激励已经败坏的风俗呢？管子说：‘礼、义、廉、耻，是治理国家的四条纲维；四维不能张举，国家就会灭亡。’贾谊曾经向汉文帝诵读这段话，并说：‘假使管子是个愚人，那还可以；假使管子稍微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这话难道能不使人寒心吗？’这两人的话明白而深切，并非空话，只希望圣明对此加以警惕，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第九，所谓节省财用来巩固国家根本。臣听说，先圣谈论治理国家时，有节制用度、爱护百姓的说法。国家的财用都出自百姓；如果不加节制而用度又有缺额，就必然横征赋税、暴虐搜刮，最终一定会祸及百姓。这样一来，即使有爱护百姓的心，百姓也得不到它的恩泽。所以要爱护百姓，必须先节制用度，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国家承受五代末年的弊病，祖宗创业之初，每天都无暇自给，还来不及大规模制定经常性的制度，所以向百姓征取的，比前代已经过于厚重；熙宁、元丰年间变法，又颇有增加；建炎以来，土地削减、军队增多，权宜性的科派又增加到原来的数倍。供输日久，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近来各路上供的财物多被收入内帑，致使户部经费不足，于是废除了祖宗时期破分的办法，而上供的年度定额一定要征足十分之后才肯罢休。期限逼迫，催征责罚严厉，监司与州县互相督促逼迫，只求使自己的责任宽松些，哪里还有空暇察看百姓的实情？鞭打和号哭的声音，有些让人不忍听闻。而州县的岁入多半作为上供起发送出，于是又在定额之外巧立名目，因缘附会地刻剥百姓，这就是民力极度穷困的原因。推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虽然说大多是为了供养军队，然而从京师内部到外面的郡邑，从宫禁上层到胥徒下层，无名无实的浮费，难道也没有可以节省的吗？臣私下估计，如果能够把内帑收入归还户部版曹，把破分的办法在各路恢复，然后全面核计内外可以节省的冗费，全部予以废止，那么难道不能稍微有所补救吗？再加上选择将帅，核查军籍，淘汰吃空饷的人，扩大屯田，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大加区别整顿，那么供给军队的无数费用，或许也可以有所节省，百姓力量的宽裕到这时才可以商议了。这件事关系重大，而具体纲目又十分繁杂，并非一句话能够说尽；如今也没有时间把它全部向陛下陈述。只希望圣明先留意其根本，如同前面八项所说，然后再谋划这件事，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叶适奉诏上书说：‘臣私下认为，陛下遵循祖宗旧制，特地下诏让近臣在科举之外，向天下荐举并报告豪杰俊才，允许他们尽情谈论当世政事，并考察其中特别优异的人，破格授予爵位，等待以非同寻常的任用。天下豪杰俊才也无不欣喜地愿意自我效力，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向天下人开启可以直言不讳的门户，把疏远卑贱之士纳入最高的选拔，这难道不是尧舜的盛德吗？然而臣才德不肖，却独独对此有非常深的忧虑。为什么呢？治理国家的道理本来就不是这样容易谈论的。陛下如果一定要通过言论来求取人才，那么臣下若只说一部分，就会简略而不值得听取；若把话全部说尽，虽然可以听取，却未必会相信。而天下那些并不明白的人，又将勉强发言。于是天下的言论杂乱地一齐进呈，在上者不能辨别取舍，便把一切都当作空话而全部废弃。既然以有用的学问要求我们这些臣子，最终却免不了又把它们当作空话废弃，这并不是陛下的本意，但形势必然会导致如此。大概自庆历、元祐以来，著述成书的言论何其多啊！对于天下的治乱、军旅、钱谷等重大计划，他们常常预先谋划，并凭自己的见解处理，何其果敢决断而毫不疑惑啊！’ ‘他们的言论很多，思考深刻，难道没有一两条足以用于世事吗？可是后来的士人耳闻目染，把它们看成言语文字一流的东西，让这些言论在奇异学说的余绪中炫奇求异，在陈旧言论之外求取夸饰，足以败坏天下既定的形势。那么朝廷之上，在谋划发动、举措行事的时候，又凭什么作为守持呢？所以今天的忧患，不是忧虑君主不求取言论，而是忧虑君主虽求取言论却来不及任用；不是忧虑天下人不敢进言，而是忧虑他们把话说尽却没有地方可以施用。上面有宽博无忌的胸怀，下面有慷慨尽言的心意，这些都是前代所不能达到的；可是成效仅仅如此，难道能不因此深切忧虑其中的原因吗？按照臣的看法，士人中有深刻见识、远大眼光、卓然出众、胸怀天地君臣大义，并且致力于穷尽精微、振兴一代帝王事业的人，即使汉、唐这样国祚长久的时代，其中也不过几个人罢了，何况还有不少这样的人没有被大略发现，埋没在山岩草木之间。这就是臣半夜私下叹息，废寝忘食，认为陛下幸而因为方正之士的选拔，万一能够让这样的人进入朝廷，那么他们所能考察参验历代成败的踪迹，推究当世事变的根由，正应当特别阐发其大意，不至于把话全部说尽。’

译‘废置、变更、革新制度，建立命令、制定谋略，并把政事施行于天下，是天子和大臣的职责；一个疏远的普通士人，哪里能够僭越来谈论这些呢？只是安居时的人不思考危难，习惯常态的人不察觉变化，只看到眼前的人有时忘记长远，只任用一个人有时会失去众人，谋利过于卑下而向百姓索取过甚，掌法越严密而治理反而越疏漏。至于治理国家的规划、驾驭世事的要领，既切近实际而不显浅陋，又宏大开阔而不流于迂阔。盛衰相互承接、治乱相互转化这一类道理，臣都有办法加以阐发。朝廷之上，公卿百官用来统摄天下，却常常忧虑不能了解天下的实情；四海如此广大，南北风俗不同，贤愚想法各异，却又常常忧虑不能把朝廷的意旨传达下去。上下不能相合，祸患和败亡就会从中发生，而人们还不知道。所以臣认为，确实只在其余篇章中略略阐发其中的大意，又说明自己所以阐发这些内容的缘由，事情的本末就是这样。或许可以避免狂妄惊世的言论，预先谋定必然可行的策略，不至于落入被讥为徒托空言的境地，也不至于辜负明天子设置科目选士的本意。请陛下让大臣加以选择。’ 君德一：臣听说，君主一定要用自己的道来使天下归服，而不能只凭名位来临制天下。君主的名望没有比它更尊贵的，君主的地位没有比它更重要的；然而如果没有获得正确的道来施行，那么生杀予夺的命令，都无法使天下人心服。他们之所以成为臣下，只不过是迫于君主的名位而不敢抗拒罢了。正因为如此，君主拥有如此广大的天下，却常常沾沾自喜地疑心众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以至于防禁、限制、维持这些措施还来不及做到，哪里还能保全百姓，并同他们长久守住国家而不发生变化呢？古人思考成为君主的道理，传授给后世君主，使他们掌握并实行，相关学说很多而且详尽。有的人认为，君主所应珍视的是命令，命令一经发布就没有人能够违抗，因此设置了违犯命令、损害命令、不服从命令的刑罚，甚至都处以死刑。有的人认为，权力是君主所独自掌控、不能同臣下共享的东西；所以杀人可以树立自己的威势，赦生可以施加自己的恩惠，天下的事情都从自己这里发出，这样才叫作君主。有的人认为，君主所依靠的是法，所以不依靠自己的判断而依靠法律，用法律驾驭天下，即使是父兄亲戚也可以不顾。这三种说法，虽然不是先王完全废弃的；然而后世君主不把先王置于前面、把自己和后世君主置于后面，为什么偏偏甘心如此呢？因此，申不害、商鞅、韩非一派的祸害在天下盛行而不能禁止，而君主的德行本来就已经削弱了。偏颇的学说和浅陋的议论，在天下人的耳目中变得习以为常；眼前的小功和浅近的利益又足以打动君主的心，于是便用智术笼络愚人，用巧诈驱使笨拙的人。他们以这种方式轻视天下人，怀疑先王的治道浅陋，把天下人看作好像被狙猿之人放牧的猴子猿类，这种情形已经持续数千百年了。可悲啊！世上有能够驯狎猛虎的人，能使猛虎忘掉搏击噬咬的毒害来讨好自己，这难道不是智术巧诈能够做到的吗？何况治理天下，正如慈父母对待幼弱的孩子一般，又不同于驯狎猛虎之类，智术巧诈在这里有什么用呢？用智术巧诈施行命令，命令必然壅塞；用智术巧诈运用权力，权力必然遭到侵夺；用智术巧诈守持法律，法律必然败坏。臣私下曾为当世的事情悲伤，但其中的道理不能全部说尽，因此想泛论前代帝王得失成败中可以考察的事迹，以显示自己的用意。至于更远的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臣还不敢涉及。秦始皇、汉武帝凭借雄强威武的资质，震慑使天下归服，心中想杀谁就像杀死犬猪一样；他们东征西伐，巡行万里，役使天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天下人都惊惧震恐，不敢把自己的性命看作可以由自己决定。像秦始皇、汉武帝这样做，是为了向天下显示皇帝的威势；后世的君主即使表面上忌讳承认他们的过失，内心却有羡慕其奢侈的念头。汉宣帝有明智的才能，掌握赏罚的大权，足以独自承担治理天下的责任；他鄙弃远离实际的俗儒，把霸道掺杂其中，大体上致力于宽厚治理，却又用法律加以整齐约束；他勤勉敏捷、毫不懈怠，甚至注意到工艺技术的细节和器械的微小之处，于是天下人拱手退让，听从他的命令，不敢自行行事来违逆君上的意旨。这样做，是为了向天下显示君主的权力。唐太宗年轻时做将帅，成年后做帝王，英明锐敏而通达，能够驾驭贤能俊杰；对仁义有利就实行仁义，对用兵有利就动用兵革，对听取谏诤有利就听取谏诤，只要有利便实行。因此天下人欢欣鼓舞、竭尽全力，愿意供他驱使，甚至耗尽精气和力气，接着以死相继，也不后悔。这样做，是为了向天下显示君主的功业。所以后世君主推求他们求治的心愿，想要差不多达到这种境界，却始终没有做到。那些慨然立志的君主，免不了羡慕秦始皇、汉武帝的奢侈；那些精心务实、追求治理的君主，又只满足于希望达到汉宣帝、唐太宗的成就。后来如果凭自己的智巧实行申不害、商鞅、韩非的学说，那么即使拥有天下的威势、权力和功业，仍然没有得到使天下真正服从的办法，只是倚仗名位来压临天下罢了。况且，风俗所系，政治教化的厚薄，国家享有国祚的长短，以及人心的归附或背离，难道能不加以防范、审慎选择吗？所以臣认为，天子明圣，确实能够破除数千百年来偏颇的学说和邪曲的议论，使它们丝毫不能进入自己的内心；这样，即使不远求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美名，近处也不取法汉唐的陋习，那么君主真实的德行就会显现于天下，天下也就会服从了。君德二。所谓君主真实的德行，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他能够容纳、包容并掩盖过失，气度宏大而不猜疑，从而深深结下臣民的心吗？如果猜忌而不信任臣下，执法必定执行，暗中窥伺天下人的过失，暴戾地憎恶臣民，使他们屏息敛气、只能低声自语而不敢放纵；那么，能够容纳包容、气度宏大而不猜疑，胸襟开阔并与天下合为一体，当然似乎可以使天下服从。然而，天下的治理并不是这样就能实现的。名位是君主自己拥有的，天下人不能侵犯。喜好治理的君主常常害怕名位离开自己，因此有时发布命令，有时制定法律，有时运用权力，役使巧智，断定刑罚和赏赐，以掌握天下人的命运。这样做，都是把它当作防护名位的办法，却不知道名位本来不必防护，也从未离开过自己。名位从未离开，却对它加以防范，这之后天下才产生不安之心；一旦因不安而将要离去，就必须反过来改变这种做法才行。这样看来，容纳包容、气度宏大而不猜疑，也不过是防护名位的办法，并不是使天下服从的道路。古代圣人知道自己有可以使天下服从的办法，于是借助名位来实行。为什么呢？天下的政事，大的有祭祀、军事、刑法，小的则有期限、禁防和各项细节的要领。

译这些政事，远则关系到万民，近则关系到群臣、侍御和仆从的职务；具体事务则包括子女、玉帛、器用、服饰和饮食等，而用来区别好恶的标准，就在于君子、小人、邪正所由的道路。只要从君主自身就足以验证。对于祭祀天地、尊奉宗庙，他确实表现出肃敬、恭谨、专一而不敢懈怠，仿佛神祇和祖先真的降临来享用祭品；并不是表面装出恭敬，心里却认为神灵不会享用自己的祭祀，更何况简慢、废缺而不知畏惧呢？对于刑狱和杀戮，他确实表现出哀怜、矜恤和恻隐之心，不忍加刑；即使不忍，也因罪不可赦而不得不施刑，并不是只减少膳食、撤去音乐，作为虚假的文饰和旧例而已；更何况轻易发怒、暴虐诛杀，因喜好严酷而导致刻薄呢？对于天下百姓，他确实认为百姓可以安逸而不可以劳苦，可以安定而不可以扰动，可以与之共享而不可以夺取；并不是减轻租税、宽免拖欠的钱粮来作为恩赐，更何况急切征收、横加搜刮而没有止境呢？对于群臣百官，他确实看到各官都有自己的职守，各人的才能各有适宜之处，交给他们职事而不相互更换；并不是抬高自己所轻视的人、亲近自己所疏远的人，借此要求他们报答自己，更何况姑且让他们充任职位而任意自作主张呢？对于听取言论、接受责难，他确实认为臣下指出自己的错误言论和错误行为，是因为这些过失会危害天下，并庆幸臣下能够告诫自己；并不是内心不喜欢听，表面却装出宽容的样子来取悦天下。对于臣下的言论，可以采纳的就采用，确实认为朝夕之间便可能需要采取行动；并不是只听取而最终搁置不办，更何况拒绝劝谏、堵塞批评，还把不接受教诲当作能耐。对于君子和小人，他确实认为君子值得尊敬，小人应当远离；确实厌恶谄佞、提防奸邪，喜爱正直、接受纠正，并不是只尊敬君子以博取名声，却乐于让小人自行放纵，更何况疏远君子而亲近小人呢？对于声色、田猎、游玩、嗜好和珠玉，他确实表现得简静而无欲，摒弃这些东西而不使用；并不是先产生欲望，再用道理加以禁止，更何况沉溺其中、败坏自身而不知回头呢？日积月累，确实显示出他的长久坚持；面对万端政务，确实显示出他能够不知疲倦。以上这些，都是实际的德行。真实的心意和实际的德行充满君主自身，并施行于天下，因此他的高明厚重可以与天地相配，他的明察可以与日月并列；他顺应阴阳的秩序，使万物各遂其性，裁成万物、辅相天地来帮助百姓，鼓舞振作、推动变化，使事物运转、开合，那么命令不用期待便会被信服，权力不用强制便会尊崇，法律不用严酷便一定得到执行；兵力强盛、国家富足，用来讨伐清除残暴不顺的夷狄，向哪个方向行动不能成功呢？所以君主如果确实知道自己有能够使天下服从的道路，那么偏颇邪曲的学说哪里值得使他内心受到牵累呢？况且，忽视近处而专务远方，空虚国内而经营外部，厌恶安静而不能行动，喜好强盛的声势而实际力量虚弱，这些都是君主的深重祸患。当他深思远虑、抚着大腿长叹，思考伟大功业，愤恨夷狄骄横时，就想要精锐的军队和勇猛的将领，击鼓出兵四面征讨。厌恶风俗衰败，就想考核名实，屡次施行赏罚来激励人们。财力尚未充足、军队尚未训练，就想讲求过去遗留下来的利益，操练军伍使其精良。所以，君主既然有这样的求治心愿，最急迫的事是先知道使天下服从的道路；这样，各项事务就能不费力而同时办成。治势上。想治理天下却看不见治理的形势，天下就无法治理了。过去谈论治理天下的人，认为三代时期各有君主所崇尚的原则：夏代崇尚忠，商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饰，几百年不变。后来周代因崇文而衰弱，秦代因崇强而失误，所以忠、质、文相互更替，好像循环往复没有穷尽。又有人说：弱的过失在于过分施惠，那么不如用威势来补救；强的过失在于过分使用威势，那么不如反过来施惠。施惠止于赏赐，使用威势止于刑罚，所以赏赐不能泛滥到失去劝勉作用，刑罚不能轻忽到使人没有畏惧。大概他们认为，治理天下的形势没有超出这一点的了。弓有一张一弛的变化，但后羿的才能并不在于此；器物空虚就倾斜，装满就倾覆，但工匠倕的技巧也不在于此。所以，三代并不是因为崇尚忠、质、文而兴衰，周、秦也不是因为强弱而得失。治理天下，难道可以姑且舍弃这些说法吗？古代的君主，如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这些人都能以自身成为天下的形势。虽然他们的功德有厚薄，治理的成效有深浅，但总的来说，都是使天下的形势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在外物。形势掌握在自己而不在外物，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任凭自己施为，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在事后制约他。疏导水土，沟通山泽，制造舟车，磨利兵刃，确立天地之道，并制定仁义礼乐、刑罚庆赏，用来纲纪天下百姓；甚至安排日月的宾礼和送礼，调理寒暑的秩序，鸟兽草木之类也不能逃出这种运行变化之外。这些都是上古时代未曾有过、由圣人亲自创制的事情。到了后世，天下的形势掌握在外物而不在君主自己，所以形势一旦到来，就浩浩荡荡而没有谁能阻挡，反而举起人君施威赐福的权柄来助长它的锋势；等到形势离去时，只能坐看而不能阻止，国家也随之灭亡。不能以自身成为天下的形势，却只用微小的刑罚和赏赐去顺应天下的形势，想以此保全自身，臣没有见过这样做可以成功的。天下的形势有时掌握在外戚手中：吕氏、霍氏、上官氏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但王氏最终还是因此使汉朝灭亡；有时掌握在权臣手中：汉代的曹氏、魏代的司马氏，以及江南的齐、梁，后人都亲眼见过他们篡夺的祸患，却习惯于把天下交给他人而不感到奇怪。更严重的，宦官中的卑微之人、匹夫的奋力呼喊、士卒的擅自发号施令，也都能使天下的形势落在他们手中。至于五胡之乱、西晋覆亡，其祸患尤其只是起因于公卿子弟、里巷书生，空谈聚论、沉溺淫逸而已，却使天地为之分裂数十年。

译唉！形势在天下，而君主却凭自身寻求容身之处，犹豫反复，不能自己安定下来。有时形势在宦官手中，有时在士卒手中，却把施威赐福的权柄全部交给他们，这实在令人叹息。臣曾经奇怪唐末五代的衰败，竟都能让地位卑下的列校更换君主，容易得如同翻手掌一样。可是周世宗一登上帝位，北面威服契丹，南面使李璟臣服，法度得到修整和施行，文臣武将并用。太祖皇帝即位十年之间，不炫耀兵甲，便俘获那些僭伪的君主，像拾取遗物一样容易，使天下归于一统，并为子孙万世谋划太平。此前衰败、毁坏、残缺了二百多年，英武的君主和忠诚明智的臣子，谋划收复失地，尚且不能达到十分之一；而那些孱弱的君王、年幼的君主却低头服从，彼此相望，愤懑激发以至流泪痛哭，却没有谁敢反抗。这一朝之间，天下突然全都掌握在手中，何其迅速啊！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能够以自身成为天下的形势，天下的形势也就环绕归附、随从自己，这是必然无疑的。况且大家同样都是人，凭什么能够互相役使？同样都有好恶和利欲，凭什么能够互相治理？聪明人难道不能为自己谋划，勇敢的人难道不能保护自己？杀一个人，天下人为什么就一定害怕；赏一个人，天下人为什么就一定羡慕呢？至于刑罚、赏赐、生杀大权，难道仅仅因为我能够施行它们，就足以制约天下吗？然而，鸟在重重云层之上高飞，鱼在深深的潜渊之下潜游，却都不能免除被放入鼎中、摆上俎案的忧患。天下人之所以奔走在前后，彼此维系、依附、联络而不敢自我放弃，实在是因为形势所在的缘故。所以，形势是天下最神妙的东西：聚合就能治理，离散就会动乱；张弛得当就兴盛，松弛就衰败；延续就存留，断绝就灭亡。臣曾考察史籍，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形势聚散、张弛、绝续的变化，不知出现过多少次。认识形势并以自身来掌握它，这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大原。治势中。臣请求谈谈祖宗所掌握的天下形势。天下的动乱有门径，灭亡有道路。高墙厚锁足以在外面防备盗贼，这是众人认为可以无忧的情形；盗贼在内部，却和我们共同掌握墙锁，并引进外部敌寇，这是忧患所未能预料的情形。天下发生动乱和灭亡有五种原因，君主因得罪百姓而造成的情况不算在内：第一是女宠，第二是宦官，第三是外戚，第四是权臣，第五是奸臣。这不只是秦汉近世的事情如此，三代也无不如此。五者之中只要有一种，天下还不至于立即动乱，也不至于立即灭亡，但天下的墙锁已经和这些人共同掌握了。他们先以暴虐的政令发动，继而施行严刑，把君主失德的事情传播到天下，然后借水旱灾害乘势而起，再用武力发动攻击，于是小则造成动乱，大则导致灭亡。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只要关闭这些门户，还要使门户狭窄隐蔽到不值得寻求；不只要堵塞这些道路，还要使道路微小难行到不能通行。太祖、太宗削平专擅一国的势力，统一四方华夏；真宗、仁宗向上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使海内得到治理安定。在那个时候，关键就在于使天下没有女宠、宦官、外戚、权臣和奸臣。一出现萌芽，就随即铲除治理；同时又使这些门户更加狭窄，使这些道路错乱难行，让那些想要到达的人找不到路径，四处张望询问，也得不到所求，只好低头离去。宫中的裁决，大臣的平章议政，近臣的献纳，小臣的议论，无不都从这一原则出发。掌握天下的墙锁，与天下人共同守护，而没有造成祸害。因此，若论井田制度、治理百姓和税赋均一，便不如周代；群臣各以才智赴事、竭力建功，便不如汉代；积蓄丰厚、国用充足，便不如隋代；开拓沙漠之地，使夷狄戴冠束带，便不如唐代。然而天下的形势周密严整而没有间隙，依附者稳固而没有漏洞，不会忽然治理而突然动乱，几近灭亡却又仅能保存，能够传给后世、流传无穷，便远远超过前代。学者谈论治理天下，远则以尧舜为标准，常常苦于迂阔而不被相信；近则以汉唐为标准，虽然可信，却又认为它们不能长久安定、长期治理而不足称道。这样看来，祖宗所建立的天下，也可以说是盛大完善的治理，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了。然而中国所忧患的，是辽人和夏人。夏国小而强悍，辽国大而骄横。大而骄横的国家，有时泛泛派遣使者，传达言语，以显示轻慢侮辱之意，天下便惊恐不安，好像有百万大军来临，于是严申警备，远至岭海各地，还为此增加金币，写下丰厚的外交文辞，把水陆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送去。全部送到，以满足它的欲望。较小的情况，有时对方狂妄僭越、自以为大，偷偷侵扰边境，于是大军和贵重将领接连陷没，征发百姓充作士兵，多达百万，分派大臣经营谋划内外事务；朝廷内外聚集议论，谋划屡次上奏请求，最后却使天下困顿疲弊、一方空虚，竟不足以打一场防御战。然而朝廷方面仍以羁縻和安抚为主，不失去与他们的和好；天下士人却共同慷慨激愤，深思远虑，认为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持激烈主张的人，就想修整改定法度，振兴弊政，使天下富强、将士听命，然后鞭打他们，使其臣服；持较缓主张的人，就想断绝贿赂来与他们斗争，用反间计扰乱他们，屡次出兵骚扰他们，放弃西北土地，让当地人自行防守来牵制他们。至于那些所谓看得长远、察见细微的议论，则都认为将来天下的大祸、国家存亡的分界，必定出自这两个敌国，而且无法挽救。唉！处在极其充足、已经安定的形势中，却有不满足的心情，深思竭智，把国家当作忧患来谋划；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他们的心意确实已经如此，何况认为两个敌国的祸患必然到来呢？不过，法令开始在熙宁年间改变，在元丰年间完成，虽在元祐年间一度受阻，最终却在绍述之后施行；凡是祖宗旧制中被废除、改革的，已经没有剩下的了，所以那些激烈的主张已经全部实行。先前夺取兰防，后来夺取鄯善，招抚各族部帐，以剪除西方人的羽翼，这些较缓和的办法也大略试行过了。两个敌国最终并没有造成祸患，反而是天祚帝昏庸暴虐，足以使自己亡国而已，还哪里值得作为天下的忧患呢？那么，那些看得长远、察见细微的议论，只是习惯于根据眼前情势发表，最终却没有得到验证吗？况且当中原安定富足、契丹与宋抗衡的时候，天下哪里还知道有女真呢？女真不过是偏僻地方的部落，人丁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校尉，几百年前哪里会有窥伺两个大国的意图呢？造成靖康之变的原因，不过是过去所说的五种祸患中有四种存在罢了。由此说来，天下的形势在内部而不在外部。因此，最上策莫过于使形势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在外物；其次莫过于使形势在内部而不在外部。忘却内部忧患而只忧虑外部，以致引发内部动乱，这样的计策就是最下策了。

译治势下。臣请求谈谈当今天下的形势。从前天下无事，长久忘记战争。女真在东北兴起，一个小国一日之间抛弃荐章，带着精锐骑兵，径直越过燕、赵，践踏齐、鲁，终于到达勾吴，来窥视南海。中间有大河江流，以及孟门、太行的险要，却都不能成为阻挡他们的界限。他们所经过的城邑，没有一个不打开城门迎接慰劳；他们行走或停留都任意而为，没有人敢于袭击追赶。逃亡奔走的百姓，处处聚集成为群盗，只是彼此抢夺罢了。天子正亲自处理征伐之事，广泛采纳谋议；群臣和随从官员也都穿着戎服，练习击刺的武艺，用来抵御胡人。又过了十多年，天下才逐渐更加熟悉兵革，形成轻视死亡、敢于犯难、喜欢与敌交战的气势。如果确实趁势使用这股力量，暂时失去的土地并不难收复。于是天子厌恶用武，急忙下诏停止用兵，整顿建立文治。在残破废缺之时，设置学官，举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确定经界，修建宾馆，招徕远方之人，以文治来装饰太平。不久连年多次丰收，各州县物资充实；那些从西北逃避战乱的人，到了哪里，就在那里登记为百姓。淮、楚地区撤除了亭传檄文的警报，商人来往，道路不再禁止。这样以后，天下才重新安定下来，把家庭妻子儿女放在心上，遥远地忘记了南北战事以及父兄和门户所受的耻辱。习惯于危险的人，行动容易；习惯于安逸的人，发生变化就困难。不然的话，绍兴末年，金国皇帝因残暴虐待而失去众心，曾经发动全国力量，声势震动江汉；后来却没有交战便自行败亡，像狼回头一样退回北方，再也没有成建制的军队。于是清、郓、亳、宋之间，豪杰纷纷响应，捉拿杀死当地官吏，到处屯聚结集，有的号称三十万人，请求王师发兵。这难道不是可以按剑抵掌，经营河洛，对上激励节义，对下报仇雪耻，千载难逢的时机吗？然而天下人的意志最终没有振作起来，私下议论、辗转传话，只怕与金国的使者往来不能恢复。这就是习惯安逸便难以改变，乃是形势所必然吗？臣观察当今天下的士人，只有那些贪图利益而没有操守的人，才有人叩击宫门、投递匦函，妄自议论形势，改变风云阵势，阐发孙武、吴起的言论，请求在便殿应对，分条规划边防要务，指天发誓，把功名作为自我夸耀之辞。等到所受宠信和优待超过常等、尊贵任用超出期望，才开始慢慢推托罪责，抽身离去。大体就是这样。至于忠厚而难以进用、能够明察利害的人，都深深考虑国家根本的重要性，认为不能轻易发动战争。只是当今天下的形势，在长淮以南，上下安定，法令明确完备，德泽所及之处民心不动摇，与祖宗时期的形势没有不同。然而，若要兼并进取，确实已经困难了。陛下英明威武、神机决断，廓清天下；如果责成将帅，使他们各尽全力，执持大义来诛讨强敌，那么天下便可以拱手作揖而安定。可是如今却让他们分掌刑狱、刺举官吏，有的脱下武官的弁帽、放下盾牌而改任儒臣，参错任用为州郡长官，分布在内地；反而让那些纤弱没有勇气的士人学习弓箭，集合在朝廷庭院中射箭。那些在州县任职时傲慢懒散的人，也有人允许他们自行荐举，并优待授予右职，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想先改变当今天下的形势，然后才使用他们吗？臣虽然不才，曾经筹划此事：认为让今天的天下自己安逸而忘记战争，不可以；让天下自行感到危险而寻求战争，完全改变原有状态后才具备作战能力，也非常不可以。为什么呢？世上有这样的情形：有人陈列珍贵器物，调和丝竹，饮酒歌舞来取乐，可是在外面又有焚烧、淹溺的灾祸和突然发生的忧患，那么主人将怎样应对呢？难道要让宾客全部停止歌舞饮酒，撩起衣裳、沾湿双脚去救火救水吗？这样做，势必不可能全部办到，只会徒然损害自己的欢乐；而且一旦前去救援，欢乐必定不能进行到底，奴婢中无赖的人反而会乘机偷窃。那么，也只能把事情交给适当的人处理，使他们在外能够防御祸患，而在内不损害我们的安乐；等祸患消除、功业完成，饮酒歌舞的人还不知道发生过这些事，这样天下才会认为君主贤明而有智慧。这同前面所说有什么不同呢？强迫天下去做它还不能做的事，废弃天下已经能够做的事，关键在于让天下人什么都去做。天下人什么都能做，臣私下却担忧其中会有无法尽数讳言的祸患。从前秦人的忧患在于不能兼并六国，因此日夜激励磨炼百姓，使他们不断以功劳和赏赐相互推进，获得五个甲首便训练五户人家。在这个时候，秦国五尺高的儿童都有轻视山东六国的意向。现在看来，六国尚未兼并、天下尚未统一，并不是秦人应当忧虑的事；能够长久保持秦国并把它扩展到天下，才是秦人应当讲求的事。至于周成王治理周朝、唐太宗治理唐朝，却不是这样。他们剪除商奄，平定淮夷，驱逐虎豹犀象，从未安宁停息；唐太宗则攻取突厥，消灭高昌、吐谷浑，东西征讨，从不废止用兵。但在朝廷内部、郡国之外，他们又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佩戴鸣玉、拖曳组绶，诵读诗篇，阅读书籍，考察其中文辞义理的文雅灿然。因此既享受成功的利益，又没有承受成功带来的祸害。这样看来，天下的形势本来就不能让它彻底改变。国本上。所谓国本，是百姓吗？是重视民力吗？是厚待民生吗？是爱惜民财吗？还是以百姓为根本，进而治理国家吗？过去谈论国本的人，大概就是这样。臣所说的根本，却有所不同。臣所说的根本，是追究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意旨，还没有涉及百姓。臣并不是认为百姓不足以依靠，而是认为古代君主并非不知道爱民，却不能真正爱民，是因为内心有所失误，于是政治在外部便受到损害。国家立于天地之间，一定有与它共同建立的因素，也一定有与它共同灭亡的因素。孟子说：‘夏、商、周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仁，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国家所以兴废存亡，也是如此。那么，它从前为什么仁，现在为什么不仁？假使后世守护天下的办法，都像当初取得天下时那样，那么为什么会失去天下？唉！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并极力探讨吗？树木种在土地上，花叶繁茂，是枝梢末端的表现；根系盘曲交错，才是根本。这是众人都知道的。根系盘曲交错，不只是根本本身；从开始封土栽植、培育滋养时，就必须获得使它生长的意旨，然后天地之气才能使它生长。一天失去这种意旨，那么原本盘曲交错的根系就会颓然倾倒、焦枯干槁罢了。

译土地又怎么能够承受它呢？臣曾论述，周人取得天下以后，比三代其他各国维持得最为长久，这并不是偶然的。后稷在唐尧、虞舜时期已经担任稷官，传了十四五代，从未失去他们取得国家时的意旨；此后周文王、周武王承受上天的眷顾和命令，天下诸侯便带领商人归附周朝。到了成王、康王以后，周朝逐渐失去了这种意旨。只有周宣王修整旧制、振兴废弛，能够重新寻求文王、武王的意旨，于是被称为中兴。等到后世东迁，周惠王、襄王、灵王、景王这些君主，以及惠王等所任用的召公、单公、刘氏等臣子，把施行于天下的政事弄得悖谬，违背先王意旨，国家日益衰弱，后来自行分为东周和西周；那时周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乐文物已经没有人能够认识，只是孤独地守着九鼎，于是祖宗的意旨完全丧失，不能继续，最终走向灭亡。这样看来，周朝之所以不仁，只是不能像祖宗那样仁爱罢了。至于汉高祖、唐太宗，从微贱之处起兵，单人持剑，凭一臂一指而奋起，天下四海的豪杰无不束手听命，在创业草创之中共同拜伏俯仰，成为他们的臣子；他们建立宗庙，确立典章法度，用来传给后世。这虽然不足以和周人长期积累的盛况相比，但总的说来，他们取得天下的原因，必定符合上天之心、顺应百姓之心，并不是偶然自行得到的。所以，他们的后世如汉武帝、唐明皇失去这种意旨，国家就动乱；汉光武帝、唐宪宗重新得到这种意旨，国家就兴盛。至于汉元帝、汉成帝、唐穆宗、唐敬宗，沉溺于宴饮安逸，不知道祖宗当初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为什么呢？只是凭借祖宗留下的基业而拥有天下，于是事业便逐渐衰败灭亡。因此臣认为，世代继承天下，其中才智中等的君主，确实能够守住祖宗的意旨；贤明圣哲的君主，则会增益祖宗的意旨；喜好谋略而缺少德行的君主，只会变乱祖宗的意旨；昏昧幼稚而不肖的君主，则连祖宗的意旨也不知道。所以国家的兴亡、治乱，都可以考察而毫无疑问。唉！有志向的君主，长久远望，想要超越前代却不能；他深知祖宗取得天下的意旨，施行到今天时却忘记了过去；谋划新的措施时，又背离祖宗旧制，动摇、侵损、破坏立国的根本，使它日益削弱而不自知。这难道不是因为旧臣遗老没有人把这些告诉他吗？还是虽然告诉了他，他却不相信呢？春秋时期，晋国魏舒、韩不信联合诸侯为周王室修筑成周；宋国的仲几却不接受功劳，把践土之盟作为根据。当时，韩简子和他的辅佐士弥牟都不能理解这件事。韩简子说：‘晋国执政的人刚刚换了，你姑且接受功劳，回去让我查看旧府的档案。’ 仲几不肯，说：‘即使您忘了这件事，山川鬼神难道也会忘记吗？’士弥牟反而恼怒他诬陷自己，逮捕他并加以侮辱。唉！践土之盟，是晋文公得以主持诸侯的依据。诸侯尚且记得旧事，而晋国执政的大夫竟没有一个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晋国后世失去霸业，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恭敬地想，宋朝拥有天下，开创并建立了国家的根本，不凭智谋力量治理，不凭兵甲强盛，不凭险要地势固守。它的功德深厚盛大，根源流传深远。圣人接续而起，顺应时势制定政事，虽稍有变更，但治国的大旨始终不断增益而不废弃。天下人受到它无形的利益和深厚的恩泽，却不知道这些恩泽从何而来。何况臣见识浅陋，哪里足以考究叙述？臣谨慎选择其中最重要、与国家始终相系的两件事，每件写成一篇，详细陈述这些道理来献上。臣私下认为，天子明圣，如果已经知道这些道理，臣仍然加以陈说，则爱戴君主的忠心不算烦琐；如果君主尚未察觉，臣预先陈说，则告诫君主的道义也不算过分。臣微薄的心意，全部就在这里了。国本中。其中第一项是礼。臣听说，刑法是用来对待天下有罪之人的；即使是最亲近、最尊贵的人，也不能随便徇私；而即使是最亲近、最尊贵的人，只要不能没有罪，刑法就不得不使用。然而臣认为，君主能够使臣下不触犯君主的法令，就不应当用刑法来驾驭臣下。君主所依靠、共同守护国家的人，从宰相以下直到最低一级的一命之士，都必须是从天下贤才中选用的；那些不能避免犯法的人，不得处在这些职位上。舜的时候，已经放逐抛弃共工、鲧、驩兜等人；他所任用的臣工、岳牧，也都是忠诚严肃、和顺仁惠、明达诚信的人。所以他的政治教化取得成效，甚至普通男子和百姓都没有犯法的，何况官吏和长官呢？后来周文王、周武王最能从天下选得贤才来任用，以信实厚道对待他们，又用礼乐使他们受到约束和陶冶，所以《诗经》说：‘济济的君王，左右之臣奉持玉璋；奉持玉璋高大庄严，俊秀之士正适合担任此职。’把贤才聚集在朝廷，分别交给他们百官的事务，穿戴绣有云龙藻火纹章的礼服，乘坐有和銮之声、旗帜旄饰节制的车驾，直到奉献牲畜玉帛、执掌豆笾祭器、向宗庙荐告、类祭天神，盛大到如此地步；那么那些戴桎梏、被废黜放逐、遭黥刑劓刑和杀戮的人，怎么能够参与其中呢？扬雄说过：‘周朝的士人地位尊贵；士人尊贵以后，官职才尊贵；官职尊贵以后，国家才尊贵；国家尊贵以后，君主才尊崇。’这样看来，周文王、周武王尊贵士人、礼遇臣下的原因，就是能够使他们不犯法，而从来不用刑法来驾驭他们。若把不能避免犯法的人选作各个职位的人才，就免不了要用法律来驾驭他们。一旦有用刑法驾驭臣下的心思，那么臣下当时在殿上唯唯诺诺，接受尊贵的任用和宠遇，仿佛将要把心腹股肱的重任托付给他；转眼之间却可能被戴上桎梏、废黜放逐，遭受黥刑、劓刑和杀戮，毫不宽贷，于是臣下自己也不能确信安全，因此轻易做奸邪之事而多次犯法。唉！这不是国家的利益。汉高祖曾经划分数千里土地，使十多个大功臣面向南方称王；不久却把他们擒获、消灭、剁成肉酱，甚至宗族也没有留下同类，于是他的臣下把自己比作禽兽。所以后世子孙习惯看到前面的事情，既不难用高爵重位和宠禄来赏赐不肖之人，也轻易用斧钺刀锯加在他们身上。唐太宗曾经喜欢张蕴古进献的《大宝箴》，认为这是爱护自己的表现；有一天因为审理案件时疑似有罪，便突然下令杀了张蕴古。又说卢祖尚文武兼备而且忠义，派他督治交趾；卢祖尚再三推辞不愿前往，也在朝堂上被杀，唐太宗却不认为奇怪。即使王珪、魏征这些号称敢于当面折辱、在朝廷上据理力争的臣子，也没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对。

译这样看来，当时用刑法驾驭臣下，把杀戮当作发泄喜怒的手段，即使汉高祖、唐太宗那样英明，也不能避免。唉！用刑法驾驭臣下，本来是为了防止奸臣，难道是有意轻易杀人吗？但后世效法这种做法，奸臣未必获罪，反而接连被杀、前后相望的，都是善人君子。既不能用礼义教化奸臣的心，却滥用刑罚惩治忠臣，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正好只是借给奸臣以凭借罢了。大概舜、周文王的用意，到周朝衰落时便消失了，经历秦、汉、隋、唐而没有再兴起；直到宋太祖、太宗之后，才完全除去前代帝王苛刻猜忌、残忍不仁的心意，一概以宽大诚信、进退礼节来对待臣下。太祖接受禅让之初，沿用旧宰相而加以委任，过了六年才罢免。太宗召见并授任近臣，曾经命令选择良辰吉日，说：‘朕希望他能够保全善终。’卢多逊的事情败露，当时认为他所犯的是大逆之罪，法律条文已经完备，但因为他曾经掌管国家政事，只下令将他贬谪流放。汉代三公没有一个能够体面离职的，不是自杀就是受诛；即使罪责较轻的，也还要用丑恶的言辞加以诋毁。而自真宗、仁宗以来，执政大臣将要离任时，必定让他们接连上表，自请退职，仿佛是不得已之后才答应；又为他们升官加赏，交给他们重镇任职。前代臣下因为进谏争辩触犯君意而死去的，都是这种情况。祖宗不但不发怒，反而升迁提拔他们，使他们做到公卿。神宗曾怀疑臣下有些懈怠、不能任职，应当淘汰，却不忍这样做，于是开始增加宫观官的名额，给他们发放粮食而不责令他们办事，后来遂成为定法。后来章惇弄权，曾想兴起刘挚之狱，以杀害元祐党人，哲宗没有答应。蔡京执掌国政，又想杀害天下士人，徽宗没有听从。绍兴初年，宋高宗错误地听从宰相的意见，杀了两名谏官，不久便亲自悔悟，下诏责备自己，以向天下谢罪。因此，即使权臣掌权，二十年之间官员的授予和罢免全凭个人意愿，却没有发生杀害士大夫的灾祸。用礼义任用人，以道义使人退职，而不用刑法驾驭臣下，没有超过祖宗时期的；不让奸臣任意杀害一个士人，也没有超过祖宗时期的。秦汉的风气由此消灭而没有延续，舜、周文王的用意重新兴起；天下臣下甚至有怯懦过度、举手投足都害怕法律的，却没有强横反复、轻视法律来方便自己的。至于叛逆动乱、反复不定从父兄子弟之间兴起的事情，大概也不再有了。不用刑法驾驭臣下，而与臣下共同守护法律，这难道不正是祖宗治理国家的根本用意，也是舜、周文王遗留下来的风俗吗？国本下。其中第二项是恤刑。臣认为，历代使用刑罚，各有轻重，不能一一列举。但总的来说，君主贤明而任用仁人，刑罚通常较轻；君主不贤而任用的不是仁人，刑罚通常较重。不仅使用刑罚如此，历代议论刑罚的人也无不如此。因为议论刑罚的人是君子，刑罚主张通常较轻；是小人，刑罚主张通常较重。所以观察君主任用什么人，可以知道他的国家；观察议论刑罚的是什么人，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然而还不止如此。君主是贤君，使用刑罚也不免过重；议论刑罚的人是君子，主张刑罚也不免过重。他们认为重刑能够导致治理，若不使用重刑天下就不能治理，这是值得叹息的。天下苦于秦朝刑罚严重，想要减轻刑罚已经很久了；然而随着时代刑罚有轻有重，最终仍然不能真正减轻。一代的刑罚，后世拥有天下而国祚长久的，没有比汉、唐更长的；能够寻求减轻刑罚的用意的，也没有比汉、唐更好的；但最终能够真正减轻一代刑罚的，却没有比我宋朝更好的。汉唐时期，虽然号称治世，仍然常常制造大狱，株连牵累，或者在数千里之外追捕押解，有的案件拖延多年还不能结案。公卿以下的官员都重叠着双脚等待命令；他们论定囚犯、上报重罪时，一个郡之内一天杀掉的甚至多达几百人。凡是这些情况，都是今天的天下从来没有过的。五代暴乱之后，沿用严酷刑法，盗窃一文钱以上就动辄判死刑；茶、盐以及▯酤（原文疑有缺字或讹字）等方面，哪怕触犯升合、铢两，也往往没有生还的。犴狱所施用的刑罚尤其残酷，毫无法度，不亚于桀、纣。祖宗时代，有的逐渐减轻，有的全部废除；但参刑具、五刑相收、连坐之刑，都是汉、唐经常使用的，这也是今天的天下从未见过、听过的。以前世刑罚如此严重，百姓却并没有畏惧刑罚之心，反而滋长凶悍暴虐，把人的生死看得如同早晚、白昼一样轻易；有人在市中拔刀杀人，有人借报仇行侠之名行凶，而天下的大姓、奸豪都掌握着杀生之权，杀人未必处死，伤人未必受刑；弱小的孩子和年幼的弟弟即使悄悄喘息也不敢说话。无赖少年甚至在狱官、寺署之外劫掠他人，商旅以至于不敢出行。像这样的情形，如今都已不是百姓所有的了。天下各地的风俗，燕、赵人强悍果断，吴、楚人轻率好斗，蜀人多有怨恨；至于触动他们所感到的耻辱、激发他们所怀的愤怒，人人都有不怕死的心。只有极其仁厚的德化才能使他们柔顺；即使是那些自暴自弃而成为盗贼的人，也不是靠严刑峻法所能治理的。这就是今天用刑独比前世轻，而百姓爱惜自身、畏惧法令也远远超过前世的原因。即便如此，今世所用的刑罚，比汉、唐轻，比三代却重。至于后世制定刑法的方式，即使三代也不能相比。山林川泽的物产，三代虽然不直接交给百姓支配，却从未禁止百姓利用它们谋生；实行均田、减轻赋税，百姓没有谋生的困苦。只有那些凶暴悖逆、以身触法的人，才加以刑罚诛杀。总的说来，今天百姓真正自行犯罪的其实很少；因盐、茶、▯酤（原文疑有缺字或讹字）以及其他钻法律空子的行为、田役、赋税不均而陷入罪名的，十人中占六七人。因此说，今天的刑罚比三代重。三代实行肉刑，刑罚虽然少，但一旦施行，肢体残坏，终身如此，也已经十分惨酷。文王、周公大概相承而未能改变；后世议论者却认为后世刑罚还不如上古的肉刑，难道不可悲痛吗！唉，后世制定刑法的原则比三代仁厚，这一点如今已经实行了；今世实际用刑比三代重，却未能减轻，也只能加以体恤罢了。这样看来，祖宗体恤刑罚，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以体恤刑罚的仁心实行制定刑法的仁政，使刑罚轻于汉、唐而近于三代：深重的罪不使犯者蒙受不应有的恶名，公平的裁判不给后来留下祸患，加重误判入罪者的责任，优厚奖赏为冤屈昭雪的人。

译因此，国家并没有依靠超人的智谋力量、强大的兵甲或险要坚固的地势。德泽虽然还没有大大惠及天下，但百姓没有离心二意，天下安宁，家室彼此保全，从未发生平民横行作乱、下属谋害上级的奸变。能够隆重施行礼制来驾驭臣下，又能体恤刑罚来爱护百姓，所以这两点是国家的大根本，是无穷福祚和不可改变的风俗。臣虽不肖，认为假如天下贤明的君主免不了产生重刑之心，天下君子免不了产生重新议定刑罚的念头，那么造成的祸患最大，带来的忧虑最深。这件事不能不极力思考并深切陈说。唉，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只求一时一事的治理，却不知道天下的实际情形；因一人的罪过发怒，竟产生一并憎恨天下人的意思；凭一朝的决定，留下无穷后患，却不加察觉，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二百多年国家的根本就在这里，天下安定于此，已经很久了。培植它，使它更加坚固；养护它，使它不受伤害，谁还能撼动它呢？若不顾这一点而改变国家安危的根基，祸乱必定从这里开始。即使贾谊、陆贽再生，为今日筹划，也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一原则。论民事：上古时代，百姓与君主是一体；后世时代，百姓与君主分成两体。古代君主既养育百姓，又教导百姓，然后治理百姓，所以力量常常有余。后世既不养育也不教导，只专门治理百姓，力量仍然不足。古代百姓因供养不足而责怪官府，后世官府却因百姓供养不足而责怪百姓。后世一切治理方式，没有不与古代不同的。因此，谈论古代的人只说遥远而不可实行的事；顺着今天的情况贸然行事，又不能使天下安定。唉，谁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呢？如果只是叹息着说，古代的道理在今天必定不能改变，那将有什么用呢？不过是被执事者取笑罢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知道这些道理。善于谈论古代政治，必定从田制说起。难道只谈田制就够了吗？古代治理百姓，百姓的一切没有不是出自君主的，难道只是授给他们田地而已吗？他们的房屋、器用、食物以及百工所需，虽不一定由君主亲手交给他们，但既然已经设置官府、任用官吏，就要教导百姓，调通有无，补足不足。他们耕耘、收获、储藏、播种、栽植的方法，必须使他们观察阴阳、熟悉四时；山林川泽所产的一切，也都要向他们开示并鼓励他们去获取。家中所养的牛马六畜，必须知道数量；婚姻、祭祀、疾病、死亡、丧葬等事，必须知道他们的急需。官职从下士直到三公，职位的升降，都必定根据百姓人数的多少来决定。他们的意思是认为百姓都不能自立，所以治理得如此详尽。即便如此，他们役使百姓很多，使用民力频繁，征收赋税来供给君上的用度；春秋两季的蜡祭、社祭用礼制防范百姓，在乡里举行射礼、宣读法令，在闾里实行比（编户相保）之法；又把百姓用于军旅，役使他们担任府史、胥徒，修建宫室、道路。这些都是后世所没有的。其根本原因是：养育百姓的准备周全，所以役使不得不多；治理百姓详尽，所以使用民力不得不繁杂。君主、百姓、上下各方，都出自同一个根本。后世养育百姓不周全，治理百姓不详细，只让百姓自行谋生，却不知道体恤他们。设置官府、任用官吏以及贵贱相承，全都利用百姓能够自立的地方，随即从中取用。有时遇到天灾、民众困苦，偶尔减免一次租税，从内府拿出粮食表示赈济之意，就认为是向天下施加了大恩德，君臣相顾变色称贺，还记入史官记录，作为盛大美德。这样，君主与百姓、上下之间显然出自两个根本，反倒像是从外部施加恩惠来统治百姓；因此比闾、族党联防和考察的制度，全都废弃。用百姓的不足来责怪百姓，用不养育、不教导的方式治理百姓，却毅然实行而毫不惭愧。百姓也习惯于自行谋生，不再向上级求助，只认为上级是在治理自己，所以低头接受而不敢推辞。至于政策乖戾，反而触犯民情，最终治理一点成效也没有，并不只是一代如此。即便如此，从汉到唐仍然有授田制度，君主还能够借此把百姓联系起来；仍然有受役的法令，百姓还能够借此侍奉君主。到了今天，授田制度消亡了，百姓自行按私下交易买卖田地，官府反而替他们掌管契券并收取费用。又有依法律不得占有田地的百姓，称为“户绝”，其田产没收入官；把这些田给百姓，称为“官自卖田”，价格与私下购买相同，有时反而更贵。然而百姓乐于私下购买，不愿向官府购买，认为官府收取的费用太多而且没有名目。这就是说，官府没有办法把百姓联系在自己一边。受役之法败坏后，官府用雇佣钱自行招募浮浪、不务正业的人。官府和百姓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急难；即使有请求而彼此沟通，也已经把对方看得像敌国一样。大体说来，今天的百姓分为三类：齐民是一类，军旅人员是二类，役人是三类。齐民内部又彼此分异，不知有多少层次。这就是说，百姓没有办法用服役来侍奉君主。君主没有办法联系百姓，百姓没有办法侍奉君主。这样看来，设置州县，使官吏彼此供职、彼此使令，臣下辅佐君主、下级服从上级，与古代并没有不同，只是徒然有了君民分立的形势罢了。世上的庸俗官吏只看眼前而忘记长远，便借着今日的旧情形巧立名目，因势侵夺财物，不断向百姓索取，把生养百姓的仁政变成搜刮百姓的政治；上下彼此相安，还不认为这是错误。唉，古代的百姓究竟何其幸运，而如今却使他们落到这种地步！臣每次看到今天官吏所谓的“劝农”，没有一次不暗自叹息。官府有田而百姓不知道，种田的人有地却不知道开垦，所以才需要官吏劝导。如今有田的人以高价出售，没有田的人以半租雇种，这样岂不是容许有田者懒惰吗？所以有想种田却得不到田的人，也有得到土地却不种田的人。官府没有闲置的土地，百姓没有闲置的劳力，可是每年二月，长吏仍召集属吏到近郊，召来父老，供给饮食，写文章告谕他们，告谕完就离开。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州县土地广大，良田沃土荒芜而不耕种，朝廷应当为此立法，招来农民使他们从事耕作，难道是为了写几篇小小的文告吗？耕种民田的，不需要劝导；耕种官田的，只是徒然劝说而无人听从。君主与百姓分成两个根本，古今治理不同，却还说我没有什么要求，要成为唐尧、虞舜、三代那样吗？唉，难道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政治果真已经不足以效法了吗？

译论民事：国家强盛的关键在于得到百姓。百姓多，田地就能开垦，赋税就会增加；服役的人多，军队就会强大。田地开垦、赋税增加、役夫众多、军队强大，那么有所作为就必定有人听从，有所欲求就必定能够实现。所以从前战国各国相互争夺，没有比招致百姓更急迫的事。商鞅之所以破坏井田、开通阡陌，是为了诱使三晋愿意耕种的百姓来到秦地，以充实秦国。汉朝末年天下残破，三国争夺利益，孙权搜取山越部众，把他们作为编户百姓；甚至航海到极远边徼，俘获并役用居住岛上的夷人。诸葛亮出兵，自称秉持义理，不随意俘虏，但也把陇上的家属迁回汉中。蜀国灭亡时有二十四万户；吴国灭亡时有五十多万户；魏国还不到一百万户。把天下这么大的地方合计起来，还比不上整个汉朝几个郡的百姓数量。由此可见，根据百姓多少判断国家强弱，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今天下州县，只按现今能够登记并承担职贡的人数来说，除去已经招募为兵的数百十万人，离去而成为佛徒、道士以及服役却尚未受度牒的人，又有数十万人。如果这些人都不计算，户口仍然兴旺，人口繁衍，几乎赶上全盛时代。如此众多、强盛、富足、宏大的形势，本来应该无敌于天下。然而人口偏聚而不均，形势上相互隶属，感情上却并不亲近。因此没有开垦田地的利益，没有增加赋税的收入，服役的人不多，军队也不强，反而显出贫弱的实际情形。百姓虽然多，却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只是听任他们自行生、自行死罢了。州县又有根据成年男子人数裁取绢价的做法，难道它的意思是认为百姓不该生存在君主的土地上，所以要向他们征取吗？前世招致百姓十分困难，等到人口众多再加以使用，仍有最终不能得到的。如今若想办理内外事务，只要利用已经形成的众多百姓，一概向北进发，谁还敢与之争胜？可是议论者竟没有人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是极不懂得国家根本的表现。依臣看来，有百姓就必须使他们开垦土地；开垦土地就会增加赋税，因此他们在居家时可以服役，出征时可以当兵。但如今却不是这样，反而使他们穷苦憔悴，没有土地来经营自己的产业。那些愚钝无能的人，便成为流动的客户、出卖劳力的人；那些怀有贪利之心而强悍有力的人，则成为商贾或盗贼。只要能得到早晚的食物，却不能建立家庭。即使丰年安乐、市场上没有高价出售的粮食，百姓仍常常为求一斗一升粮食而忧愁，无处取得。大体上，能够通过赋税和服役与官府发生正常联系的百姓，不到三分之一。有田的人不亲自开垦，能开垦的人却没有自己的田。这就是人口虽然繁盛增长，而君上却无法使用他们的原因。唉，这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的结果。吴、越之地，自钱氏时期以来独自没有遭受兵乱，又因都邑四十年繁盛，四方流徙之人全都聚集在方圆千里的范围内，衣冠贵人不知有多少家族。因此以十五州的人口，抵得上今天全天下的一半；但计算土地，尚不足以容纳其中一半。米、粟、布帛的价格是旧日的三倍，鸡、豚、蔬菜、柴薪的售价是旧日的五倍，田宅价格是旧日的十倍；便利肥沃的上等土地，争相购买而不肯放弃，价格更是旧日的数十倍、百倍。秦朝制度以一万户为县，宋、齐之间山阴县最大而且难以治理，尚且不过三万户；如今两浙的下县按三万户计算的还不在少数。天下全部百姓尚未得到安置，已经令人不能不忧虑；而这一路人口聚集，近在京畿之内，十年以后将用什么办法救济呢？看这里人口这样多而土地这样少，那么其中贫困无告的人，君上难道可以不加察觉吗？田地没有可再开垦的，赋税不能增加，百姓只好聚集在一起赌博、抢夺、偷窃来取得衣食，使当地风俗变得贪婪、欺诈、淫靡，失去信义忠厚的行为，难道将要把他们全都抛弃，任意鱼肉吗？唉，这件事不能不忧虑！汉朝末年，荆、楚地区非常兴盛，不仅民户繁多充实、土地上人口密集，而且才智、勇力之士也纷纷出自其中，孙权、刘备凭借这些人争夺天下。到了唐、五代，它不再振兴，如今都成了下州小县，竟没有一个士人出生其中；闽、浙的兴盛从唐代开始，独自成为东南的希望，这也确实是古代未曾有过的情形。如今让它达到极盛，却坐等它衰败，难道是智者所应做的吗？何况土地广阔的地方，狐兔潜藏，平野中有虎狼，荒墟、林莽延续数千里而没有聚落，成为奸人、逃亡者藏身的巢穴；那里地气蒸郁，作物不能顺利生长。土地狭窄的地方，则凿山、挡海，搜取剩余的利益；土地的生长能力有限，而百姓耕锄不止，以至于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土地的力量耗尽，不能顺应天气；人们彼此怨尤而不能相属，肩挨肩、衣袖相碰，忧愁困居，无法自我维持生活。臣恐怕这两种情形都会造成弊病！把闽、浙的人口分徙来充实荆、楚，离开狭窄之地而迁往广阔之地，田地会更多开垦，赋税会更多增加；迁出的人可以当兵，居住的人可以服役，财货不必刻意经营而自然富足，这是当今的急务。可是议论者又会说：担心百姓因迁徙而发生变乱。难道竟没有防止变乱的办法，只是还没有想到吗？还是要听任它自行发生变乱吗？论民事：如今那些谈论爱护百姓的人，臣知道他们的说法。庸俗官吏只看眼前事务，儒者喜欢长远谋划，所以小的主张是抑制、夺取兼并之家，以使贫弱百姓宽裕；大的主张则是恢复古代井田制度，使百姓都得到其中的利益。抑制兼并的办法，官吏只要强干敏捷，在州县中便有确实可以实行的措施。至于井田制度，近百年来，士人们还相互按照图样规划、传授，反而自己嫌它迂阔，不敢把它告知君上；即使告知，也没有人听取。这两种说法，作为议论虽然讲得通，却都对当世没有益处。治理国家的办法终究不在这里；况且如果不能使天下田地全都归官府所有，就不能实行井田。臣认为，即使不能使天下田地全都归官府所有，即便文王、武王、周公重新出现治理天下，也未必一定要实行井田。为什么呢？因为井田的法令琐细繁密，不是今天的天下所能实行的。从前黄帝直到成周，天子亲自治理的都只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因此每一尺、每一步、每一亩田都能在乡、遂之间逐一查见，于是设置官师、役使百姓，划定疆界、治理沟渠，终年辛苦地以井田为职事。诸侯也各自治理自己的国家，百世不变。所以井田之法可以颁行天下；但江汉以南、潍水淄水以东不能实行的地方，也不强行要求实行。

译如今天下合为一个国家，虽然有郡县官吏，但都总归于上级，通常两三年便更换一次；其中高级官吏还有任职不到一年、半年就被替换离去的，这将让谁来实行井田呢？即使有人来实行，不暂且给予十几年时间，也不能把它确定下来。在这十几年中，天下难道不用耕种了吗？井田制度虽然先被商鞅废除，后来诸侯灭亡、封建制度断绝，井田即使尚在，也不可能独自存在。所以井田与封建制度是相互依存、共同实行的。至于畎、遂、沟、洫，环绕田地设置，在田间隔开并修筑堤防，其要旨不过是使人力充分发挥，远看整齐可观；至于收获粮食的多少，与后世并没有不同。况且修筑大陂、长堰，依山势寻找水源，蓄积并固定水流和积水，观察时令而开决，方法简略而容易周遍，耗力少而功用广。使后世的治理不愧于三代，关键在于发挥田地的利益，使百姓能够在其中自行养活自己，这与古代又有什么不同呢？后世之所以不如三代，过错在于不能使天下没有贫民，而不在于田地一定要编成井田，或不编成井田。已经远去的不能追还，已经废弃的很难因袭；如今百年以上的旧堰、遗陂，蓄水防洪、汇聚众流，靠近它时还茫然漫成千顷；如果已经淤塞断绝，尚且不可寻求，何况井田制度远在数千年前呢。如今阡陌纵横相连，聚落迁移、田界改易，大概想要追求商鞅当年所改变的制度，尚且已经无法做到。孔子、孟子生于周代衰微之时，井田虽然已经不能正常实行，但大概的制度还存在，所以他们不懈地把划定经界作为要务，叹息先王的良法在暴君、污吏手中废弛。后世儒者竟想凭耳目从未听见、看见的古代遗言，反过来仿效井田，也叹息惋惜，认为不可废除，难道不困难吗？井田既然如此，如今庸俗官吏想抑制兼并、打击富人来扶助贫弱百姓，意图是好的；这种做法可以根据时势，在自己治理的地方实行，却不是君上赖以治理天下的根本。州县的狱讼繁多，官吏终日的力量都处理不完，其中大半是富人役使他人造成的，所以官吏不能不愤怒，常想起而诛治富人。县官不幸失去养育百姓的权力，这种权力转归富人，并不是一代积累形成的。没有田地的小民向富人借田，得到田却没有办法耕种，又向富人借本钱；每到农时或遇急难，还要向富人求借；严重的甚至出卖自身，成为富人的佣工、奴婢；有的人从事手工业、杂役、俳优、伎艺，依靠富人供养；此外还要向官府缴纳各种名目繁多的差派。官吏常有不合时令的责令，无法回应上级命令，也常常向富人索取所需物资。这样看来，富人是州县的根本，是上下各方所依赖的对象。富人为天子养活小民，又供给上级使用；虽然多取盈余来使自己积聚壮大，但计算他们的辛劳，大体也相称了。至于其中豪横暴虐过分、兼并掠取没有止境的人，官吏应当教导告诫；不能靠教导告诫改变的，就根据具体事情加以治理，使他自行改过便停止，不应预先在心中产生嫉恨厌恶，只想借此树立威势、取得名声。君主既然不能亲自养活小民，官吏却先把破坏富人当作要务，只会使借贷双方彼此怨恨，心怀不安，这不是善于治理的人所应做的。因此臣认为，儒者恢复井田的学说可以停止，庸俗官吏抑制兼并、打击富人的意图也应减损；应顺应时势施展才智，观察世情制定法令。假如能由上面确定制度，十年之后，天下没有过分富裕或过分贫困的百姓，兼并不用压制也会自行停止，使天下迅速得到生养的利益，这才是天子与群臣应当急切办理的事。否则，古代井田终究不能实行，今天的制度又无法重新建立，空洞的议论彼此讥讽，上下相互违忤，庸俗官吏把卑近当作实际，儒者把高远当作名声，天下从哪里得到治理呢？论理财：理财与聚敛不同。如今所说的理财，不过是聚敛罢了。不只是今天谈理财的人如此，自周代衰微以后，理财的意义就丧失了；人们认为从百姓那里取来供给君上使用，所以称为理财。至于其中做得好的，只是取取得巧妙，使百姓不知道；上面有余而下面不困，这才算理财。于是君子避开理财的名声，小人掌握理财的权力。君子不懂理财的真正含义，只存有仁义之意，认为理财必然就是取财，所以避而不做；小人没有仁义之意，却有聚敛的才能，即使这对自己没有好处，也以多取为乐，因此面对理财之权毫不推辞，掌握后也不放弃。上面又认为君子不能理财，所以把天下的大计交给小人。即使明知小人背负天下人的不义，也不加以顾恤，认为这本来就是应当如此而毫不怀疑。唉，使君子逃避理财的名声，小人掌握理财的权力，而上面任用小人也毫不惭愧，百姓所受的困苦、国家所受的毁谤，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聚集天下的人口，就不能没有衣食的供给。衣食之物，有的地方有而另一地方没有；有的地方多而另一地方少；有时不去求取就隐藏不见；有时没有节制就散失而无法收回；有的逐渐消耗而越来越少；有的稍一枯竭便不能接续；有的虽然源头存在，却没有疏浚引导的方法，于是水流壅塞而不能通行。因此，能够把天下的财货与天下人共同治理的，是大禹、周公。古代没有不善于理财而成为圣明君主、贤能大臣的人。像这样，君上的用度本来已经丰沛充足而不会匮乏。后世的议论却认为，小人善于理财，而圣贤不做逐利之事。圣贤确实不逐利；但上下供给不足，圣贤又不知道如何使财货流通，只说“我不做逐利之事”，这难道不是所以使小人来做而毫无疑虑吗？熙宁年间的大臣仰慕周公理财，设置市易司，夺取商贾的利润，把债贷给天下人，收取十分之二的利息，说：“这就是周公泉府的制度。”天下的君子又跟着争辩说：“这不是周公的制度，周公不做逐利之事。”那些人又解释说：“这确实是周公的制度，是圣人的意思；六经中的道理，后世人不足以知晓。”他们以此讥笑辩驳自己的人，但这种制度施行后，天下最终因此遭受巨大弊害。所以如今的君子真的认为圣贤不理财，谈理财的人一定只能是小人。泉府的制度，是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滞留而不合民用的货物，再按价格卖给百姓。

译对于赊贷之物，祭祀、丧葬等事都有规定的数额，并以国家规定的服用之物作为利息。像这样，才是真正周公所做的事。为什么呢？当时天下称为齐民，还没有特别富裕的人。开闭、收取、发散以及调节物价的权力，全都出自君上。均分田地使百姓耕种，修筑房屋使百姓居住，衣食所需无不全部供给；然而祭祀、丧葬等事仍有不足，需要从通常数额之外取得。像这样，如果周公不给他们，那么谁来给呢？难道要使他们无法满足所需，于是才给他们吗？这样百姓一概仰赖君上，而支出又没有名目，所以让他们赊贷，按日计数偿还，并以他们所应服用的物品作为利息。况且市场上卖不出去、滞留而不合民用的货物，百姓缺少这些东西，而君上不收购，就是不仁。那么这两种制度，不是周公还能是谁制定的呢？大概三代本来就实行过。如今天下百姓很久以来就不再平等。开闭、收取、发散以及调节物价的权力，并不全出于君上，而是被富人、大商人分割占有，不知已经有几千几百年了。如今突然夺取，可以吗？夺取本身可以，但因为嫉恨他们谋利而想替国家谋利，可以吗？唉，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周公本来就不会实行这种制度。相隔数千年去学习周公的制度，时代不同、情势改变，已经不能实行；强行实行它的人，本来就不足以称为善于理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如果说周公不实行这种制度，认为圣贤之道不在理财，那么这足以说明真正了解周公吗？即使周公亲自实行，也本来不是为了谋取私利；即使取百姓十分之一百的财物也不会有害，何况他把财物全部给予百姓呢？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君子逃避理财的名声，如果只把不谈利益当作原则，坐看小人理财，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不感到奇怪；只是在事后皱眉议论，严厉地争辩罢了。仁人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今天天下的财货，也可以大略计算。自黄帝、尧、舜以来，天下的财货中，如今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取用的？秦、汉以后，开始从百姓那里取财，后世一天天增加；如今还有多少已经被丢弃而没有求取的？天下遗留下来的利益，天下人不知道、不能得到并加以利用的，还有多少？或者还有君上没有征收的吗？还是已经全部征收，再也不能增加了呢？既然有百姓然后才有君主，有天下然后才有国家，有君主和国家然后才有君主与国家的用度；并不是百姓不愿把财物给上级，那么供给不足又该如何解释？如今的理财者，是在为自己理财，还是在为天下理财？父亲有十个儿子，却关上大门，每天只取用儿子的财物而不考虑后果，难道是为了使父亲富足吗？还是因为爱护儿子，就一定要使儿子同父亲共同享用财物吗？还是因为孝敬父母，就一定要把儿子全都困窘吗？还是父亲本来就应当与儿子共同支用财物吗？这样看来，如今掌握开闭、收取、发散、调节物价的权力，以及计算财物有余不足的数目，用一句话就可以判明了。为什么把聚敛称作理财，而上面甚至使小人、君子都认为不应理财，任凭财货流通断绝、无法接续呢？像这样，怎么能算君子呢！论理财：天下以钱为患，已经二十年了。各种物品都可以作为货币，而钱又统一掌握着交易的权力。钱有轻重、大小之分，又彼此相互制约，用来补足各自的不足。大概三种钱并行，彼此制约的办法就已经用尽，却仍然不足。后来制造楮币来调节钱，凡是如今所谓的钱，反而听命于楮币。楮币流通而钱更加减少，这是如今共同的祸患，却没有办法救治。任意嬉戏般铸造楮币，草率用来弥补一时的空缺，终于给后日留下忧患。大都市的店铺，是四方货物和商人汇集的地方，如今不再使用金钱，全都用楮币交易。挑着钱袋赶路，超过一个人的力气所能负担，动辄就是数百万钱。到京城旅行的人，都轻装带出其他货物来换取楮币。天下暗中相互折损亏耗，数也数不清。所以如今一切弊病，哪里只是使钱更加减少，其他货物也一并缺乏了。设法消耗天下的利益，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兴利的大臣只想一定推行，知道楮币容易制造，却不知道使天下的钱全部耗尽是多么困难的事。十年之后，四方的钱也会藏起来而不再使用。到那时人们将相互拿着空契券，惶惶不安，却无从取得实物，这难道不是天下的大忧患吗？看见有便认为有，看见无便认为无，这是普通人的见识。智者可贵之处，在于推究事物有无的根源，不费反掌之力便能消除祸患。如今所谓钱少，难道是真的少吗？是上面没有钱可用，还是下面没有钱交易吗？都不是。天下竭尽所有、诚心献纳的原因有两种：有人议论禁止私铸钱，有人谋求增加钱的办法。南方的钱出自夷地，北方的钱出自敌境，中原的钱又自行毁坏在器物制造中。私自铸钱的人虽然掺杂混造，却能增加钱数；制造器物的人每天消耗钱，却无人知道。这是因为禁令防范得不严密，确实可以加强严密防范。至于增加钱的办法，不过是鼓铸钱币罢了。即使把鼓铸所得全部算上，又哪里足以增加天下的钱呢？况且天地所产的铜，东南的铜矿有时暂时停产而未恢复；即使有咸阳、孔仅那样的技巧，又凭什么取得铜材呢？唉，难道不知道制造楮币的弊病，会把天下的钱驱赶到内府积存、外部藏入富室，却还想通过禁钱和鼓铸来增加钱吗？钱之所以受到上下尊重、权力超过百物，是因为它能够使百物流通。积存而不发放，就与普通物品没有区别。铜性容易熔化流失，按月消耗、按年变化；这样损耗天下的财宝，也已经很多了。只知道钱不能不积存，却不知道钱一旦堵塞坚固便不能流通；只知道积存钱不能不多，却不知道已经聚集的钱不能散发流通。在外部役使楮币，以代替钱的劳用；而天下竟有坐镇不动、无法流通的钱，这难道是智者所应做的吗？难道是思虑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吗？所以臣认为，只要推究财货有无的根源，就能轻易消除它的祸患。即便如此，堵塞天下的钱流，并不是上下各方的本意，而是使用楮币的形势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携带楮币出行，重量只有钱的千分之一；兑换、出售楮币，却能获得十分之一的收益。楮币存在而钱消失，楮币受尊重而钱被轻视，本来就是形势造成的。珠玉、黄金最贵，泥沙最贱；到了钱这里，贵贱被调平了。先王使用货币，钱只是其中一种；后世使用钱，其他货币甚至全都废弃，确实是因为钱轻重适中。如今一旦使钱贬值千倍，竟不替后日考虑，为什么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应当反转改变。天下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奇特的谋略；所谓奇谋，不过是小人为了便利自己而用来取悦、求取君主的手段，不可听信。不过臣又有疑问：计算今天的钱，从上而下流通的，有军队的粮饷、官吏的俸禄；从下而上流通的，是州县依靠盐、酒、杂货取得的收入，以及百姓买卖货物后用来输送的财物，大体上都是金钱。

译所以即使设置空头契券，暗中吸纳天下的钱，也还没有达到把钱全部藏起来而不使用的地步。如今的事情与前世相比，钱已经很多了，却仍然担心钱少，为什么呢？古代盛世，钱未尝不贵，物价未尝不贱。汉宣帝时，粮食每石至多五钱，所以建立常平法。唐太宗刚刚摆脱隋末动乱，达到富强时，米每斗通常在十钱以上。为什么呢？政治安定，物产就繁盛；物产繁盛，百姓不必特别求取便都能满足，因此钱没有用处。过去东南是稻米产区，每石米的中等价格不过三四百钱，每年常常输出以供京师，并用来交换钱。如今其中等价格已经是过去的十倍；不幸遇到水旱灾害、无法预料时，只有最南面的交、广地区以及向来地广人稀的荆、襄，米每斗有时才大约一百钱。然而总的说来，天下各种物品都贵而钱贱；瓜、瓠、果实、鱼、鳖、牛、猪，凡山林川泽所产的，无不被取尽，并不是物产不足，那么为什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呢？再把汉、唐的赋税、俸禄同我宋相比，使用钱增加了多少？把太平时期的赋税、俸禄同今天相比，使用钱又增加了多少？东南的赋贡同太平时期的收入相比，钱的增加又有多少？过去为什么有余，现在为什么不足？这样看来，今天的祸患是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已经很明显了。天下只有中等人家的衣食，有时不依赖钱也能大致具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农力中获得的东西足以取用。天下不属于中等百姓的人家有十分之六，因此常常要削取中等人家来供养他们。所以钱货纷纷流通于市场，而物品却不能从土地上大量生产出来。拿空钱去支配物品尚且不行，何况拿空契券去支配钱吗？因此，天子和大臣只应忧虑根本问题罢了。论理财：如果使天下人对自己产生疑心，就不能以君临天下。涉及财货，人们就怀疑是在取财；看见祸患，人们就怀疑是在逃避责任；处于势力相互挤压、权力相互倾轧之际，人们就怀疑其中另有谋划。像这样，即使一个平民也不能在乡党中立足。天下人努力实行忠信廉洁的行为，未必是内心安然、认为本来就应当如此，大概是为了求得免除天下人的疑心。所以即使矫饰高亢、超过真实情感，舍弃利益而选择祸害，也不敢有所顾忌。对一件小节产生的疑心，足以损害一个人终身的信誉，这本来就是人情最害怕的事。唉，蛇未必会咬人，人却怀疑它会蜇；虎未必会扑人，人却怀疑它凶暴。只有具备麒麟、凤凰那样的德行，出现之后人们才不会怀疑。即便如此，麒麟、凤凰也不常出现在天下，天下人又怎能不怀疑呢？古代圣人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常人：治理天下的财货，天下人却不怀疑他谋利；专用天下的财物，天下人却不怀疑他贪婪。政令施行时，天下人虽然未必知道其中用意，最终却不怀疑它会伤害自己。因此圣人面对天下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因为他们使天下人信服的原因是清楚明白的。后世君主使用百姓的财物未必比三代多，役使百姓的劳力未必比三代繁重，常常发布安静无扰的政令，多次说宽大仁厚的话，但天下人最终仍然怀疑他们而不能释然，难道不可悲吗！如今国家的忧患，是法度尚未确立，号令尚未取信，财用尚不充足，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实现。像这样，还不足以构成最大的忧患；真正的忧患在于还不能免除天下人的疑心。为什么呢？天子仁爱、孝顺、恭敬、节俭，服饰和车驾器物都很简朴，宫中的费用完全可以向天下公布，没有丝毫私藏，这已经足以说明他没有从天下取私财。一方发生水旱灾害，皇帝忧虑之情显现在脸色上，有时特意派使者申明诏命给长吏，调通财物、转运粮食，只怕救济落在后面。奏请防止灾害、蠲免赋税，不问钱缗和石数，奏章一到便立即批答准许；这也足以说明他深切地与天下结为一体。然而天下人最终仍不能不对其中产生疑心。某人所欠、某项所负，诏书已经宣布释放了，百姓仍不相信，说：‘这以后难道不会再征收吗？’开列许多统一的条款，称为宽免体恤十分深切，百姓仍不相信，说：‘这种文书从来没有不完备的。’有时特意设置一个官职，或创立一个机构，事情还没有显现，百姓已经预先怀疑，说：‘这一定是要借此兴办某种利益。’下至一个县令，上至掌管国家财政的近臣，未必都有取夺百姓的意思，未必不愿与百姓共享利益，但百姓又全都怀疑他们，说：‘这是倚仗国家的权势来困害我们。’ 天子以大义安定天下，难道不只是为了苟且敷衍，而是要借此消灭敌人、收复北方吗？如今事情还没有走出宫门门槛这么近，天下人却都已经因利益而怀疑它了。这样还能够有所作为吗？天下人都怀疑的时候，不能靠武力取胜，也不能靠辩解消除疑惑。应当退下来考察事情的根源。如今天下有百万军队，不耕作，也不作战，却仰赖官府供给；北方有强大的敌人，凭借尚未报的仇怨，每年都索取我们的重额财物。官吏人数一天天增加而不减少，显贵大臣的员额很多，却有不少不理政事，只坐享厚禄。应当向天下明确显示没有可以任意用财的门路，然后天下才不会怀疑。像这样，难道会没有可以用财的地方吗？既然这样，即使皇上也不能不自己怀疑是在谋利，天下人难道偏偏敢不怀疑其中有利可图吗？唉！富贵人家经过几代积累，家口众多，花费奢侈了，田地却没有比从前增加。假使让他们能够在一天之内慨然自我削减，恢复原来的状况，那还忧虑什么呢？然而，恐怕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于是他们只好卖田地、变卖宝器来填补，使自己不至于大贫困、大枯竭，陷入一无所有、无所作为的境地而不能停止。如今难道天下想要采用这种使自己大贫困、大枯竭、空虚无聊的办法吗？又哪里只是上下彼此怀疑而已呢？

译天下人私下相互议论，必定会说：如今的官职已经无法做了。伯夷那样的防守操持，必定要改成盗跖、庄蹻那样的蛮横；尾生那样的守信，必定要学作狙公那样的欺骗。如果不是盗跖、庄蹻那样蛮横，也不是狙公那样欺骗，事情就不能办成。然而他们不敢把实情告诉皇上，向皇上报告时，只姑且说：陛下极其仁慈，法令明备，只是群臣奉行得不谨慎，于是有人借机从中苛求。所以朝廷虽然敦厚重信，却使百姓不能不产生怀疑。皇上难道会认为这些话是对的吗？臣冒昧说出实情。如今天下的财赋用度由户部负责，户部催逼各道，各道又催逼所属州，州又催逼所属县，县无不催逼百姓。天下彼此互相催逼，是事势造成的，难道他们全都乐意去做桑弘羊、杨可所做的事吗？假使天下的用度确实有固定数额，户部用天下的赋税供给它还绰绰有余，那么户部一定不会使各道困窘，各道一定不会使所属州困窘，州和县又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去困扰百姓呢？假使他们真是桑弘羊一类的人，尚且还忙不过来，何况那些并不想做桑弘羊的人呢？可怕的是，皇上常常拿不足的财用责求臣下，使群臣先陷入财用不足，然后才显露出他们拥有的财物。既然这样，这实际上是在教天下人成为桑弘羊一类的人。从前刘晏处在唐肃宗、代宗时期衰乱的局面中，天下多有事故，人们说刘晏能够把不足变成有余，这也是出于不幸的时势。拿今天相比，情况还算太平，世道怎么竟会这样呢？难道要拿财用不足去责求臣下，认为群臣正因为不足，才会显露出自己的财物吗？这岂不是给有事之人的可乘之地吗？天下正商议重新制定贡赋簿籍，查考其中的弊端，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使一丝一缕以上的收入，皇上没有不知道其来源的，州县也不敢强行向百姓索取。唉！如今州县都号称难以治理，既然一丝一缕以上都已经登记在簿籍中，州县为什么还要这样取用财物呢？天下人的怀疑就更加严重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道 宋孝宗时期，叶适奉诏论述官法三件事、士学两件事、兵权两件事、外国四件事。《官法上》说：考核群臣，应当根据实际功绩。若实际功绩无法考核，就应当考核名望。以名望招致实际功绩，以实际功绩成就名望，两者有一个不失误，才叫作尊奉君主的根本原则。名实失当，君主就会被轻视。用这种方式治理天下，即使勤勉也不能成功。尧舜时期，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洪水更严重的，百姓的事务没有比农事更重要的，国家的政务没有比礼乐和刑法更重大的，而诸侯治理州域，各有州牧。尧舜既然选取天下贤圣之人，就各按其所长专门担任一项职务，不在其中随意裁定可否。然而一定为他们制定法令说：三年考核一次你们的功绩，考核三次便升迁或黜退。用这种办法考核官员，官员的长官也各自考核自己的属官。法令简明而命令必能实行，所以它产生的显著成效，不只施行于一时，遗留下来的利益和恩泽还能惠及后世。这就叫作实际功绩。我们祖宗治理天下，事情无论大小，都一概听从法令。即使才能杰出非凡的人，也不能自行另作一套，只是借助这些人的声望来推行我们的法令罢了。然而一定要让他们在儒馆中受养成，在钱谷事务中任职，在谏诤职位上任职，审理刑狱案件，熟悉边疆事务。一个人的一生，内外各种官职无不遍历。按资历考察他们，按声望选取他们。然后其中大的成为执掌政事的大臣，小的也成为侍从之官。这些人既然已经周旋于众多职务之间，详细熟悉世间事务，虽然未必真能全部知道，却都熟悉听闻其中的大概。他们名义上被称为蕴藉、温雅、沉厚、老成，以气度、器量和见识自许；皇上也加以防护、培养、爱惜，不使他们的名声受到丝毫损害。这些人崇尚德行而少有过失，那么他们所任的官职也不至于荒废而无人治理。因此可以安排他们居于适当职位，经过通选而不必疑虑，天下事务也因此得到治理。这就叫作名望。尧舜的实际功绩，不追求名望；我们祖宗的名望，不苛求实际功绩。然而名望可以导致实际功绩，实际功绩也可以成就名望，二者虽然不同，却都足以治理天下。君主尊贵安稳，天下就没有祸乱了。唉！假使天下的贤圣之人不废弃我们的法令，那么即使天下的中等才材，也能自附于善人君子的名声之中。这难道不是考核名实的本意吗？后世称汉宣帝能够实行责求实际功绩的政治，但臣认为，他只是忙忙碌碌，早晚按文书考核的优劣罢了。高才贤士想要自行建立功业，终究不可能。至于法令细密、器械精巧，这只是百工和庸俗小吏所能做的事罢了。拿百工、俗吏所能做到的事来责求群臣，又亲自掌握权柄来推行那种杂霸之道，君臣都疲劳，而善政反而日益衰败。哪里能见到所谓的实际功绩呢？这就叫作失去实际。东汉末年，名望在下层的人凭借名望高于众人，向上层求取必然的认可；上层不能忍受，因而加以迫害。两晋时期，名望在上层的人取得清谈、不理事务的名声，官位做到三公，却没有实际职务可以举出。江左相承，专门崇尚名品，天下人都怀有傲慢、放诞、矜夸、奢侈的心意，对治理毫无益处，这就叫作失去名望。况且他们任凭自己所崇尚的东西，各自认为自己有才有器，使群臣实行诛罚和赏赐，哪里能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呢？臣虽然不才，还是切实谈谈当今的情形。若说要按实际功绩考核，那么天下之人中，身居大官、担任重职的，还没有长久任事、让人看见功绩实效以利于天下的，上面就往往认为他们不称职而罢免。臣下能够这样做，难道不是会说‘我只求凭实际才能把这件事办好’吗？否则就会偷懒苟且、敷衍容身，只剩下虚文而没有实际，这仍然没有找到取得实际功绩的办法。若说要按名望考核，那么如今官府的重要职位，除宰相以外，只有枢密近臣、侍从讲读之官、谏官御史等职位。然而没有看到其中有卓然著名的人，说某人担任某职、某人担任某职，能够借某人的名望来增加某事的分量，像祖宗时期那样。那就必定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名望为何物，必定是徒有官位而没有可取之处，必定是败坏名声、毁弃节操之后才得到这些职位。这仍然没有找到成就名望的办法。天下人盼望治理，就像醉酒昏沉的人盼望醒来、病痛的人盼望痊愈一样，已经十四五年了，可群臣百官还不知道名实究竟在哪里，难道能对此置之不理吗？不过臣认为，如今天下的治理，也有意于追求实际功绩，只是不知道取得实际功绩的方法。为什么呢？如今所谓的实际功绩，不过像汉宣帝那样罢了。既然选择天下贤才与自己共同处理政事，却想拿百工、俗吏所能做到的事来考核他们，他们哪里肯低头去做呢？肯低头做这些事的，只是百工和俗吏罢了。皇上所防备、所任用、所宠信、所骤然提拔并委以重任的人，以及过去退下如今将要进用的人，都可以考察。何况还有比汉宣帝更不如的地方吗？那些人真正所谓的实际功绩，本来就不会超出如今所说的实际功绩，但皇上却不能察觉，既恼怒他们不追求实际，又不喜欢他们追求名望，反而把他们废弃。因此廉洁退让的人不在其位，刚正不阿的人不在其位，蕴藉温雅、沉厚老成、以气度器识自许的人，也全都不在其位。所以谏官御史有时竟无人，掌管翰墨制诰的人有时竟无人，严重时甚至丞相之位也无人可任。既然无人可用，就说群臣百官不足任用；既然不足任用，皇上就不免亲自任事。这样看来，如今这个时代竟把群臣百官全都看作不足任用，而由皇上亲自任事。这不是用来声扬天下的办法，不是用来威服外国的办法，也不是用来消灭奸雄、防患于未然的办法。人主之所以尊贵，就在于使天下人都为自己所用，而自己不必亲自任事。亲自任事，君主就不尊贵，国家的威势也会丧失。这样一来，实际和名望就差不多都被轻视了。唉！像这样，难道就没有办法使一个人不失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