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九

译江西安抚制置大使李纲上言说：“臣下恭敬地看到，二月九日的手诏说，因为太阳出现异常，氛气四面合拢，命令朝廷内外侍从之臣遵照前后诏书，各自举荐一名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询问皇帝的过失，再依次施行，以承顺上天的意旨。由此可以看出，陛下能够谨慎地警戒天戒，想听取正直的言论，消除灾变，来帮助中兴的国运，这是非常盛大的德行。臣私下考察西汉举荐贤良文学之士，详细召请他们到朝廷，如董仲舒、公孙弘、晁错这些人，不过是回答策问一篇，指明当时政治的得失。到了本朝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有进卷以及考试六论，然后参加廷试策问。这六论的题目杂出于经、子、史及注文训诂之间，是用来寻求见识卓越、学问广博的人，所以称为制科。其中得到的人才如富弼、张方平、夏竦，都官至宰辅；其次如钱易、钱明逸、孔文仲、孔武仲、苏轼、苏辙兄弟一类，也都成为名士，他们的议论对国家有所补益。然而制科选举贯通古今，内容广博浩大，如果不是记忆力强、见识广博，并且经过多年积累，就不容易精通这门学业。所以朝廷近年重新设置此科，却没有应诏的人，不足为怪。” “如今陛下因为天象变异，下诏给朝廷内外侍从之臣，遵照前后诏书，各自举荐能够直言极谏的人。臣深深担心，有司拘泥于进卷、六论的规定，使被举荐的人受到牵制，难以得到真正的人才，无法上副陛下询问过失、敬畏天戒的本意。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特地下达睿旨，将这次所举荐的直言极谏之士免除进卷、六论，只命他们在朝廷上对策，并且在制策中允许他们充分陈述而不加隐瞒，这样或许能使忠言和好的谋略得以上达。至于进卷、六论，自当留给应试科目的士人，天下人将无不感到幸运。”翰林学士周麟之上奏说：“臣听说，文章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业，体制并不只有一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因此，评论一个时代的人可以通过文章认识风俗的盛衰，观察人物的人可以据此辨别才智的高下远近，这就如同看见礼制、听到音乐便能知道德政，不可不加以考察。西汉二百年间，著名儒者和博学大儒接连出现，文章从容盛美，流传记载于后世，于是光明显著，与夏商周三代有同样的风气。唐朝拥有天下，文章也有三次变化；到了美才众多涌现，反复咀嚼道理的真谛，去除虚伪，受到熏陶浸润，然后天下受到感化，纯粹归于正道，那是多么盛美啊！我国崇尚儒学、尊重文治，历代圣主的意旨一脉相承，取士制度不过是经义、诗赋三类；但有时偏重一类而单独举行，有时两类并存而同时实行，有时兼用三类而一并考试。” “所取的方向虽然不同，但等到得到人才以后，擅长作赋、在考场上称雄的人无不精通自己的才能，谈论经义、分析义理的人无不深入其中的奥妙。历朝的名臣，全都由此产生，治理成效的美盛，本来已经远远超过前代。臣仰望皇帝陛下，具有上天赋予的资质，恢复古道，优游进入圣贤境域，却仍然广泛阅览经史，辅佐文艺，勤奋不懈。至于亲自挥笔创作，写成御制文章，文采如云汉般灿烂，光辉照耀万物，古代帝王没有能够企及的。裁定诗乐以辅助禋祀，十三篇极尽《风》《雅》的精妙；作《损斋记》以表明鉴戒，数百字全都是道德之言。像这样的事，几乎无法全部列举。士人生在这个时代，亲自得到圣王作为老师，这是千年难逢的机会。臣恭敬地看到，昨日颁降明诏，采用经义兼及诗赋，合并二者的长处，来造就众多士人，永远作为定制，可以说是非常妥善了。如今学习的士人勤勉用功已有多年，秋试也临近了。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重申告诫儒官，奖励劝勉士人，戒止他们志趣不一，革除文风尚未纯正的弊病；不要喜好高奇，以标新立异的议论相互夸耀；不要因鄙陋而用陈旧言辞遮蔽自己；不要拘泥于迂腐僻陋的习惯而失去正道；不要放纵浮华靡丽的言论而沉溺于夸饰。若把他们像陶土一样一同陶铸，使圣人的风气迅速传播，就将看到四方才俊到有司应试时，无不大大符合陛下期待，都知道以文章的体制和要旨为根本。” “文章的弊病既然除去，文章的格调就会更加优美；用它来装饰一代的政治，辅助六经，实在是天下文章的幸运。” 高宗时，李光请求举荐武臣的奏状说：“臣恭敬地依据绍兴五年三月六日的敕令，中书门下省依照臣僚的奏请，铨量郡守、监司，遴选县令及检法官。绍兴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手诏命令内外侍从官以上，以及监司、帅臣各自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限半个月具奏。由此可见陛下虚心求助的心意，可以说十分迫切了。然而臣过去任行朝职事官时，已经曾经应诏举荐。如今陛下所求更加广泛，朝廷内外的荐举纷纷而来。可是文学之士戴着高冠、穿着宽带，分布在朝廷内外，本来已经足够任用，起初并没有缺乏人才的忧虑。从前叔孙通归附汉朝时，带着一百多个弟子，却专门说起各位勇士并将他们推荐上去，有人因此责问他。叔孙通说：‘汉王正要冒着箭石、争夺天下，那些儒生难道能够作战吗？’所以先说斩将夺旗的勇士，可见叔孙通懂得时务。如今夷狄和伪政权凭陵侵逼，中原动荡不安，正是陛下驾驭雄才虎将来制御天下的时候，臣所要举荐的，不敢再说文士。臣多次任守臣，私下看到各路武士大多流离失所，其中有些人年少而有才，弓马精强，武艺超群的很多。朝廷既未曾录用，他们往往散处各军，无法自己脱颖而出；有的甚至投身盗贼，不能改过自新，实在令人惋惜。” “臣愚昧，不敢指名逐一论列举荐，希望圣上慈爱，特降睿旨，命各路州军广泛招收。其中即使没有武艺，却通晓兵机、能够判断敌情而制胜，或者能够制造攻守器具的人，也各自设为一科，命监司、帅臣、郡守考核试验并具保明文，送到枢密院，根据才能提拔任用。这样或许韩信、彭越一类的人才会应时而出，天下将无比庆幸。”

译监察御史刘行简上札子说：“臣私下认为，陛下谨慎修身，能够自我抑制并敬畏上天，施行德政、布施恩惠，恩泽遍及四方。自陛下即位到现在，已经历经一年，天开始悔除祸患，天下改变心意，归还我朝版图，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既然已有成约，中兴的功业还没有比这更高的。然而有识之士对此私下仍有忧惧，为什么呢？是担心朝廷只有一时的喜悦，却忘记忧虑和敬畏。何况在开始经营恢复之业时，事情也有很多种类，不容易一概列举。比如军粮储备和百姓粮食的有无，黄河防务及边境的防备，都不能预先完全估计；将来应当采取的措施，也不能全部预先推测并同时施行。这必定要先知道问题所在，然后谋划解决。传记说：‘廊庙的栋梁，不是单独一根木头的枝条；帝王的功业，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那么储备人才以备任用，难道能不放在首要位置吗？况且陛下已经颁下赦令，给新收复郡县的百姓加以恩惠，将会大大安慰他们的心。免除税租、宽减戍役，本来就是理所应当而不能不做的事。既然如此，经费从哪里支出，实际上就在于牧养百姓、统御众人的官员；怎么能不慎重选择呢？是任用聪明的人还是愚钝的人，是任用有功的人还是有过的人，都取决于此时。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特降明诏，命内外侍从、监司、守臣各自举荐所知，举荐才干足以担任繁重职务、忠诚而不逃避艰难的人，不限人数，全部列名上报。” “命有司登记记录，依次除授任用。其中有因瑕疵过失获罪，或与后来侥幸冒进的人，只要确实有才能，也在举荐之列。观察他们日后的成效，如果有显著功劳，就根据事情予以表彰提拔；如果不知悔改，又去谋求奸利，就终身废黜他们。这样或许人人都知道受到劝勉，努力成就功业，从而帮助完成恢复治理的政务。” 行简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外任官员中，处理政务繁重、深入察访百姓隐情，没有比县令更紧要的；总领考察群吏、使各城受到风化影响，没有比监司更重要的。这两类官员不可不慎重选择，是很明白的。臣认为，朝廷有选择人才的名义，却没有真正选择人才的实际，为什么呢？陛下圣德宽厚隆盛，深切忧念百姓，近来颁下诏旨，命令内外侍从官多举荐适合担任县令的人各二名，这说明县令不可不慎选。然而臣曾经得到他们所举荐的名单，询问查找其中的人，十人中连一两人也找不到。再如任用监司，大多凭借其他才能，有的人甚至完全不懂政事，像这样还能依靠他们治理国家吗？所以臣说，有选择之名而无选择之实。臣愚昧地希望出自圣断，命各路监司、各郡守臣各举荐所知，举荐曾经任县令、使百姓感到便利安宁且有显著成效的一两人，逐条具报；没有这样的人就空缺不举。遇到监司有空缺时，首先选择所举荐的人，提拔任用，以此表示褒奖宠异。举荐错误的人，则处以欺君罔上的刑罚。天下难道有能够任县令却不能任监司的人吗？如果确实如此，可以说两方面都得到好处。陛下留意人才，从小官中识别提拔任用的已经很多了，唯独没有听说提拔一个循吏而突然任用他，这正是疏远之臣因而没有受到鼓励的原因。” “黄霸因为治理郡国有声誉，入朝任三公；如今把贤能的县令任为监司，不也是可以的吗？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慈爱，特赐详加斟酌施行。” 行简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州县官员中，没有比县令更难任，而掌管狱讼的官员次之。这两类官员大概不可不慎选。可是朝廷寻求选择他们的方法，至今已经多年仍未得到。铨曹注拟官员，只按资格式样授官，起初没有选择取舍的办法；而且员额很多，即使想选择，也有所不能。恭敬地想，陛下自即位以来，为百姓选择官吏的诏令固然已经多次下达，但掌管政务和狱讼的官员有时并非合适的人，无法上副陛下忧劳恻隐的心意，臣私下对此感到奇怪。臣看到知温州章谊奏请在所属官吏中选择能干的人调任县令，已经得到陛下俞允。臣认为这一举措确实符合选择人才的原则，而且重要而容易实行。只是掌管狱讼的官员，尚未听说有人请求调换。刑法所加关系重大，不应忽视。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再加详酌，明白降下指挥，命各郡知晓：凡县令以及掌管狱讼的官员，都允许从所属幕职、州县官以下选择调换，不得把他们的请求一概视为违反任期和法令。俸禄自有等级；如果州郡所谓供给调换人员，应听任多给些供给。如果郡守有挟带私意而妄自调换的，听任监司纠察上报。这样或许能使官吏知道努力的方向，使百姓受到实际的恩德，不至于出现政务失当、刑罚滥施的祸患。” 章谊上奏说：“臣听说古代任用吏部官员，是依据人的才干；如今任用吏部官员，是依据法令。任用的依据在人，所以铨量、品评、升降、进退，都在掌握权衡的人手中，有司没有可以执守的成文规定。任用的依据在法，那么功罪、才能高下、赏罚、考核优劣，都各有标准，有司只需依照文书和依据办理，一丝一毫也不敢差错。可是让这些只会依文书守依据的有司，面对四选并进的文武官员，而典籍散失，法令没有建立，省门一开，诉讼文书堆满案几，尚书、侍郎和郎曹长官面对案卷熟视无睹，最终没有法令可以折中裁决。于是胥吏按照次序推举晋升，各自出卖私情；废置任用全在他们笔下，是否可行全由他们口中决定。缙绅士大夫，软弱的低头而不敢争辩，强硬的愤怒斥骂却不能屈服他们。富人用苞苴贿赂、登门请托而丧失廉耻，穷人困顿受辱、饥寒交迫、滞留不得进用。官位凭资财升迁，政事靠贿赂办成，这不是尊重朝廷、教化天下的办法。吏部既然已经这样难以进身，所以文士纷纷聚集到宰执机关，武人接踵进入枢府；下至管理仓库和游徼等职务，大多也都列入朝廷除授的范围。难道天下士人不愿意按正常途径平等进用，偏偏要这样纷纷奔走吗？” “实在是有东西在驱使他们这样做。希望下诏有司，把四选通行的条文以及某一司专用的法令，连同前后续降的指挥，分别编成敕令格式，自成一书；委派官员雕印，设立专门机构按定价供应。这样，士子有进身的阶梯，铨曹有可以遵守的法令，奸吏没有舞弄文书的弊病，四方万里掌管事务的人都知道陛下任用和待遇他们的心意，听到风声就会自我勉励。”

译谊又上奏说：“臣近来曾经奏请编纂吏部四选的敕令格式，以使众多士人得到便利。恭承睿断，特赐施行，朝廷内外的缙绅无不欣喜拥戴。如今听说书将完成，不久就要颁印。臣再次询问，得知过去吏部虽然有法案，也只是承接续降的指挥以及札、敕之类，对于本部职掌事务所援引的条文，大概没有涉及。尚书、侍郎、郎官未必全都熟习法令，到了决定可否、取舍之际，只听从本选主事的命令。一有疑似情形，法案中的文字又不是他们的职责所能掌握，便没有地方查考。如今臣请求专门设置法司，优厚其廪禄，严明赏罚，使它掌管四选的法令。本选不能决定的事情，听任交给法司铺陈条格，然后由长官、副长官依据法令决定取舍。如此，本选的人吏就不能专擅地任意轻重了。所谓允许首先自首的弊病，是吏部注授官员时，出缺、关升、磨勘、给据、告示、行遣等事项不止一种；即使如今法令已经明确列出，但人吏心存好恶，往往因细小嫌隙就阻挠格拒，缙绅士人不得不投递文牒自行申诉，长官、副长官正要依法查办，而自首状书已经从怀袖中拿出来了。如今臣请求，有过错而自行首告的人，即使免除罚金、受杖的责任，也要记载他的罪由，计作一次过犯；以后评定名次和补授官职，都依据罪罚多少来考核其任事的优劣。” “受罚十次以上而情节严重的，停职替换并降级；情节较轻的，延长年限后出任职官。这样人人都会自我爱惜，不敢再玩弄法令。若臣所陈奏的意见符合圣意，就请下达有司讨论立法，天下将无比庆幸。” 谊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越州奏报，观察判官杨愿尚未有替代人员，本州寻访到迪功郎张晟，请求让他充任前面所说的差遣。奉圣旨，特令吏部授予差遣。臣详细考察，选人阶官有七级，他们的注拟各有等级差别。迪功郎到吏部，只允许任判司、主簿、县尉；自修职郎以上，允许任知县、县令、录事；自从事郎以上，允许任推官、判官。仰望祖宗铨曹的法制，是不可改变的。这样通过日积月累，按照任事和功劳逐步升迁，使朝廷的名位不能骤然取得，士子进身不容冒进，等级分明，朝廷的阶陛也更加高峻。政和年间，掌权执政的大臣败坏扰乱法度，分设曹司、建立属官，把朝议大夫、朝请大夫安排在工部、兵部，而让迪功郎任士部、户部，反而直接处在他们的上官位置。制度毁坏紊乱，官位杂乱，士人越犯法度、冒犯等级，干谒请托没有止境。如今正痛切革除过去的弊病，岂能特别依从越州的请求，扰乱祖宗铨曹的法制呢？如果张晟的才能、学问、品行确实胜过常人，那么朝廷另行加以任用提拔，没有什么不可；如果越州获准辟用幕属，就应当寻找符合资格的官吏来充任。至于吏部的格法和州郡的官曹制度，恭请圣旨重申并严格旧制，一同加意遵守，天下将无比庆幸。” 谊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大量收取吏部员阙，用来充作堂除的名额。凡知州、通判、签判、知县、县尉，无不由三省除授；吏部所掌的，只剩判司、县丞、主簿而已。各路帅司又再次自行辟举，吏部的员阙几乎尽被占用。士大夫积累资历、考第，关升为知州、通判，以及京朝官出任知县的，如果没有执政、侍从的援助，就只能任县丞。国家全盛时，府郡知州、通判中由堂除的，总共不过一百人，而寺监的丞、簿全部由吏部注拟。士人遵守名分义理，估量自己所能胜任的才力，按照格法到吏部求取官职；符合选格的人日益自我勉励，不符合资格的人也没有怨言。尤其是文学、品行、才能、政事有卓越声誉的，朝廷才选拔其中最突出的人，列入堂除之列。如今却不是这样：在内不能堂除，在外不能辟举，就无从取得职任；贤能和庸劣混在一起，资历制度完全废弃，助长奔走竞争的风气，压抑廉洁退让的节操。寒微而有才的士人，想通过铨曹求得一个远方缺额也不可得；善于钻营做官的人已经得到任命，却还没有满足自己的愿望而不肯前往。任监当官的全都想任亲民官，任亲民官的又一定想求任知州、通判。” “朝廷当前事务很多，每天都无暇应付，哪里能让人人都满足自己的欲望呢？希望下诏执政大臣稍微考察遵循旧制，明确规定各路的员阙，多少留作堂除，多少归于吏部；严格辟举的科条，慎重除授的选择。这样或许能够养成士子安静恭敬的操守，以符合陛下侧身等待贤才的求贤之意。” 谊又上奏说：“臣听说尧、舜认为了解人才很难，孔子认为评论人物尚且没有闲暇，所以《羲易》设置六辞，庄周论述九种验证，大概都是因为这件事困难。臣仰望祖宗以来，选取人才、拔擢士人，慎重对待选择；对于已经做官的君子，不敢在片刻之间判定贤能与否，而必定经过多年的考察。一个郡把人才委托给郡守、通判，一路把人才委托给监司，依据才干举荐，改任县令，大多有固定的格法。士人奔赴事务、追求功业，涵养根基，默默地每天进步；那些浮躁、贪婪、虚伪，有人时才行动、无人时便停止的人，也都无法隐藏。这样的规模是宏大而长远的。近来江淮九路罢废发运使之后，荐举的格法移交给都运；都运又被罢废，便移交给淮南提点官，士人能够得到举荐的十人少了七八人。自武臣提刑罢废以后，荐举的格法移交给文臣；文臣提刑不敢专门使用荐举格法，于是士人能够得到举荐的十人少了五六人。陛下正处在艰难时期，求贤唯恐来不及，而士人修治职业、实行义行来走正常晋升道路，比过去更加困难，这难道是本朝爱惜人才的本意吗？臣因此详细制定吏部荐举的格法，发现了这两件事，恭请圣上慈爱将它交付外廷，使荐举名额平均分配给郡守和监司，各自都允许荐举，那么得到人才的道路自然会从此拓宽。”

译谊又上奏说：“臣恭敬地观察，如今正是多事之时，如果没有人才，便没有人能够共同成就功业。然而缙绅和武臣之中怀有才干的人，如果不依靠荐举，就没有自行通达的道路。祖宗全盛时期，有时寻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天子常常亲自颁发制诏，在朝廷策问，称为制举。尚未做官的人，有文、武两科进士和生徒的选拔；入仕以后，又有荐对、宏辞和召任学官的机会。人人都可以自我奋发，如今却只有进士一科，其余科目还没有普遍举行。和过去求取人才的道路相比，恐怕实在还不够广。汉朝凭借多种途径得到人才，唐朝凭借科目选取士人，这些都详细记载在典籍中，估计如今也可以实行。比如博通古代典籍、通达教化之道，具有宏远军谋、能够担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治理百姓，以及洞悉韬略、能举起关门之重、言辞辨析正确、书判才能出众等科目，都可以用来网罗俊杰，共同渡过艰难。如果颁明诏命有司设置考试标准，传示四方，每年荐举一次，使有作为的士人明白知道圣主招揽、奖励、进用人才的心意，那么杰出人才和伟大人物都会聚集朝廷，恢复大业的成效可以坐等而成。臣愚昧无知，冒昧竭尽所能，不胜惶恐至极。” 谨慎地记录此奏，呈报皇帝知悉。殿中侍御史郑刚中上奏说：“查照贡举法，试院官考试进士，不满三百人的设二名，五百人的设四名，每增加五百人再增加一名，最多到七名为止。臣看到两浙转运司现在设置试院，派官考试进士，取得本司文状称今年应赴试约有一千多人；又取得本司前次赴试人数，共六百五十四人，已经派考试官四名、点检试卷官二名。这次暂且按一千二百人赴试计算，比前次增加七百多人。如果试官最多派到七名，就可以增加试官一名；也就是说，只增加一人的力量，就要比前次多批阅二千份试卷。臣私下详察，士子三年考试一次，全靠有司精明地决定取舍，审查公允详细，所以学问深、文章好的士人不至于有被埋没耽误的叹息。如果考官眼力不够，试卷接连送来，心神已经疲惫，精粗好坏一同呈进，眼花之中根本不知道朱笔、墨笔该如何下。像这样还说没有遗漏士人，是从来没有的事。希望朝廷下达文书给本司核查，如果参加考试的人达到一千人以上，允许共派试官十名，并且精选文艺有声誉的人充任。考场费用一定不会因为增加三个人而大幅增加，这样或许能考核选得人才，上副朝廷乐于培育、成就人才的心意。” 吏部尚书刘才邵上札子说：“虞舜亲自具有深明睿智的资质，明确升降官员的法令，以此考察百官，大才小才应该没有不能察知的。到了任命九官时，他向下面询问，当时的臣子互相称誉，于是根据举荐任用他们，终于能够代行上天的职事，使众多功业兴盛，垂衣拱手，坐享无为而治的功效。那么求取贤才的成效，难道不是很盛大吗？恭敬地想，陛下聪明睿智，是上天赋予的，群臣的能与不能看得明白而毫不疑惑。然而陛下的心意勤勉不倦，仍在想办法扩大求贤的道路。凡侍从之臣，在接受任命之初，各自都可以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来代替自己，这种用心如同虞舜，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了。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特降睿旨，凡是被举荐的人，已经经过试用的，要经常加以考核。有的政绩显著，或者实际不如举荐所说的，就分别加以奖励或责罚。这样或许使进荐贤才的人能够显现自己的才能，使错误举荐的人无法逃避责任，以此上副陛下求贤唯恐不及的心意。” 才邵又上札子说：“臣私下认为，朝廷设置铨试的法令，是为了对待那些出任官职的人，各自按照所长考试，考试科目并不相同。其中以刑统义考试，是想观察他们了解法律的程度；以时议考试，是想观察他们通晓古今变化的能力。这些都是学习用来从政的人应当尽心之处，所以用这些来考察他们。大概是要寻求能够实际应用的人才，并不是只在文辞之间比较工拙。然而从来考试出题，往往在刑统方面只选取文句分明的内容，却从未涉及罪法轻重；在时议方面则泛泛使用经史事迹，却从未接近当时政务的利害。如果确实都是这样，那么后来参加考试的人只会学习文辞，他们凭什么上副设置科目、选取人才的本意呢？臣微小而愚昧的见解，希望圣上慈爱，重新命令有关部门制定固定格式。凡铨试出题，在刑统义中必须兼及罪法中疑难、相近的情形；在时议中必须参照当时政务的因革变化，使他们各自能够根据所见发挥所长。那么他们从政以后，将会有助于准确符合狱情，通晓世事变化，这样带来的益处，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虞允文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士人有时凭借多才而获得当世声名，也有时凭借虚名而获得声名，这对百姓造成的祸害不可不察。士人依靠自己的才华发达，写文章、作言论、办理政事，无不灿然可观、令人耸然可听，条理井然，似乎都可以任用。但学习不深，涵养不厚，以文章得名的流于轻浮，以言语得名的流于巧诈虚伪，以政事得名的流于苛刻。他们结党相互亲近熟习，只知道推销自己的主张，却不知道如何守护道义；只知道满足自己的欲望，却不知道如何遏制欲望。凡是一言一行，务求迎合、希图进用。上面的人也只沿袭他们文章、言语、政事的名声，荐举并任用他们，却不加察看。轻浮、巧伪、苛刻所造成的祸害，落在百姓身上是最深、最隐蔽的。”臣曾经看到太宗皇帝的诏书说：“士大夫浮薄的很多，应当施行戒勉”；又说“像这样巧诈虚伪，一定要置于严刑”；又说“以恩惠爱护百姓，才可以记作功劳”。这些反复恳切训诫告示的用意，都是为了挽救他们的弊病、造就他们。所以端拱、淳化年间，士人都把敦厚稳重、诚实真挚、仁慈厚道作为根本，彼此效法、彼此劝勉，达到了时世和谐，几乎与唐尧、虞舜和三代有同样的风气。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诏朝廷内外，大力澄清源头。” “从监司、守臣一份荐章、一个辟缺，逐步推举上报，直到朝廷。凡是凭文章进用的士人，一定压制他的轻浮；凭言语进用的，一定黜退他的巧诈虚伪；凭政事进用的，一定去除他的苛刻。陛下在升降任用之间，适时提出感化治理的方法并加以实行。臣认为，不出几年，士人都会去掉恶习，成就才干，可以担当重任、实现长远功业；一旦得到合适的时代和职位，必定流惠于百姓，成为百姓的大福。祖宗的基业能够根深蒂固，没有比这更切实的办法了。希望陛下留心省察。”

译允文又说：“臣私下认为，陛下凭借深明睿智、上圣的资质，主持太平中兴的国运。自从亲自总揽权纲以来，施行一道公正之道，遍及八方而全部拥有它。臣认为，公道存在于天下，就像人的身体有元气一样。元气固守于内，却使一只手脚在外面废坏折断，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蜀地距离朝廷万里，陛下忧虑那里百姓失业、人才被遗漏。凡郡守有治理成效的，已经下诏命帅臣、监司荐举；因其荐举而升秩、取得贴职，或提拔为监司的，已经有人了。县令有治理成效的，又下诏命帅臣、监司、郡守荐举；因其荐举而任大藩通判、诸司幕属的，也已经有人了。还担心德意没有完全取信天下，天下人才没有得到广泛建立，于是又下诏各路帅臣、监司明确荐举；有人因此任郡太守并破格提拔。这三件事，说明陛下一心系念百姓。然而被荐举的人，有的依靠势力而得到职位，有的受私人亲近关系牵连而得到职位，有的因受到亲朋、僚属宠爱而得到职位。所以昏昧衰老的人荒废政事，贪婪鄙陋的人贪污财货，残暴而不顾百姓的人滥施刑罚；他们安然倚仗知己掌握本道权力，再没有什么忌惮，百姓因而更加困苦。” “善于议论的人说，陛下把公道交给帅臣、监司、郡守，而帅臣、监司、郡守却没有用公道回报陛下。臣实在对此愤慨。臣愚昧地希望将臣的奏章交给有司，参照制定防范制度，以革除这种弊病。凡是列入每年荐举的人才，必须让他们随奏章到都堂审察；如果证明所荐得人，然后按照如今所立的格法，从监司到幕府，依据才能任用。间有特别杰出的人才，大臣又可以借此让陛下知道而显著提拔。如果所荐非人，就治以欺骗皇上的罪。这样，授予与接受职位之间便不敢有私情，公道行于四方，真正有才有能的人处在官位、任职任事，天下百姓都能够受到仁恩，这才是天子爱护、养育、施惠、怀柔百姓的心意。” 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汪藻上奏说：“臣听说鲍宣在汉朝说：‘从前尧流放四个罪人，天下便服从；如今除去一个官吏，众人反而疑惑。古代刑罚罪人尚且能使人服从，如今赏赐人反而使人疑惑。’这是说当时执政者用心不公，法令不统一，没有办法满足天下人的期望。陛下因为过去仕进道路拥挤混乱，滥进的人很多，他们取得名位官器，大多如同奴仆之流，所以慨然下诏有司制定讨论处理的条目。凡因不合道义而补官、升秩的人，都依法律论处。天下谁不认为这样合宜？然而这项法令只实行于吏部，对于堂除的人却一概搁置不问，这就使孤寒、迟钝的人独自被废弃终身。凡是稍微机灵而有援引的人，便巧妙地钻出法度之外，照样侥幸冒进。这难道是圣朝施行于天下、统一一致的公法吗？臣愚昧地请求，今后凡堂除官员，也一并先查明是否有牵涉吏部、需要讨论的事项。如果涉及讨论，就依条改正；合乎除授条件的，就予以除授。这样或许能使法令不偏，小人退避服从，不让天下纷纷说朝廷偏私。” 御史中丞廖刚上奏说：“臣近来具奏，希望陛下兼收天下人才并一同任用，不分内外、彼此，自然会使朋党之名消失，使异同之论平息，人们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风俗也会变得淳厚，这确实是治理之道的根本。然而天下的人才，陛下深居九重，又怎么能全部知道呢？即使执政大臣，也可能有不知道的，何况陛下呢？臣私下考察祖宗时期，曾多次下诏命近臣、尚书、翰林学士直到给事中、中书舍人等荐举人才；省部诸郎也有时允许两人共同举荐一人；节度使、留后、观察使各自每人举荐二人；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也允许举荐一人。由此可知，搜访人才的范围是很广的。淳化五年，曾经下诏命宰相吕蒙正等各举荐一名有器量才业、可以任事的人；至道二年，又下诏命宰相张齐贤等各举荐两名通晓钱谷事务的朝官。吕蒙正曾上奏说：‘臣身居宰相，可以进退百官，如今只举荐一两个人，是向天下显示器量狭窄。’太宗没有听从，立即下诏命史馆检讨旧事，对吕蒙正说：‘虞丘子举荐孙叔敖，狄仁杰自己举荐儿子狄光嗣，怎么能说没有这种事？’” “吕蒙正于是奉诏办理。臣私下认为，太宗难道不知道君主评论一位宰相、宰相进退百官的道理吗？大概是想向天下显示极度公正，在暗中消除人们对结党的疑虑，这本来就是爱护大臣的用意。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希望遵循祖宗旧例，下诏命朝廷内外各自举荐所知之人，适时亲自提拔，那么众多官员就没有依附下属的嫌疑，大臣也免受招揽权势的毁谤，天下人也无不归心于陛下了，难道不是很恰当吗？” 吏部侍郎洪遵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川蜀士人跋涉水陆万里来参加廷对，心意都是希望当天得到恩典，荣归乡里，使乡党荣耀。可是科第列在第五甲的人，按法令应当守选，必须等铨试合格，才允许调任官职。一旦又有差错，便有一年多旅居求食的忧虑。臣查看各铨曹，四川的空缺有一百五十多个，而留下等待黄甲的人不过几十名。近年来多次考试，川人被赐同进士出身的，按惯例控告朝廷，都得到免试、拟注，确实受到恩惠，士人也感动哭泣。只是二广士人，经历炎热瘴气，远的有数千里，在南宫集中考试，每次登第的通常不过两三人。他们进入第五甲的，也必须等待铨试后注授，唯独不能与蜀士相比，实在值得怜悯。至于海南四州，远渡鲸波，处在偏远角落，见闻不广，大多名列下第。等到年老时，侥幸因特别恩典取得文学以上出身，又必须等到郊祀赦恩，才允许入仕；空走一趟又空手返回，尤其令人怜惜。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命有司详细议定，写成固定法令。从今后考试开始，四川、两广进士中依法应当铨试的，都等黄甲集注完毕后，用余下的缺额差拟；海南特奏名人中依法应当铨试的，免除考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应当等待赦令的人，允许免除守选；列入第五等的人，也请求特意允许出官一次。这样或许使远方贫寒的士人都能取得一点进步，不再有滞留迟延的叹息，以符合陛下不忘远方之人的心意。”

译遵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荐举制度是祖宗用来使天下公平齐一的重要权柄，实行了百年，讲求得如同一体。虽然不能完全避免贤愚一同升迁的弊病，但荐举人数限定为五人，考核功绩限定为六年，有权势的人不能迅速进用、突然升迁，中等资质的寒微之人也可以指日等待晋升。这是极其公正平等、万世不可改变的制度。可是近年来，监司、郡守不能都以体恤国家、以公为先为心，懦弱的被迫接受请托，贪婪的收受贿赂；受荐举定额限制，无法交差，于是章奏交到公车门，竟敢编造欺骗，而书吏又根据谢钱多少暗中寄托奸弊。不仅拖延期限、制造事端，耽误选人，而且铨曹文书浩如烟海，伪造错误层出不穷，没有办法复核查验，实在是有司的大患。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降的指挥：今后如果有重复荐举的，命吏部列出姓名弹劾上奏。由此可见，陛下仁慈明察，如同太阳照临大地，对这些弊病看得清楚。臣滥居天官副职，恭敬接受圣上训示，早起晚歇，只把察奸除弊当作急务，希望使士大夫少有滞留淹困的叹息。然而荐举、削除名额的弊病，难道可以置之不问吗？请允许臣以近来的事情为陛下分别说明：有同一份章奏却巧妙地写成两份文牍，一同送来而无人怀疑的；” “有一年荐举五人，却发奏削减到十几人还不停止的；有本应发给职官文状，却伪造为京状的；有只是普通调任，却诡称为职司的；有转运司两名官员交接不同，却在南厅、北厅擅自混杂补缺的；有上下半年日期本有限定，却提前或延后，毫无顾忌的；有被举荐的人明明仍在，却假称发生事故，将他夺去改补他处的；有相隔数年却冒充交代，立即补发任命的。像这类事情，无法一概列举。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特赐睿旨，今后荐举一旦有冒充、伪造、不实的情形，如前面所说，允许本部列出姓名和事由弹劾上奏，请朝廷降旨惩责。书写奏章的吏员，也各自按照所犯的罪断罪勒令罢职。这样或许使选人到吏部时不至于临期失望，使官吏知道有所畏惧，不敢再粉饰伪造来欺骗公家，也可以帮助陛下谨慎守护祖宗成法的一端。”孝宗乾道六年，周必大上言说：“臣私下看到，按现行法令，选人曾经任满一任，才可以注授县丞；有荐举主关升改官，才可以任县令，承担治理百姓的重任。如今初次任官做县尉，偶然捕获强盗七人，不必等任期考满就可以改升官秩；其中未经任职的人，即使注授监当官，也可以按亲民官的资序计算，还有人直接任县令，这就成了选择县令反而比选择县丞更轻率。” 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从前山东、河北的盗贼，大都凶悍狡猾、勇猛果断，党徒并不多，却能在州县横行。把赏格定得很重，或许可以用来表示劝勉。如今江湖、闽广一带山长谷荒，无知的百姓春夏归农，秋冬便四散剽掠，到处都有这种人。即使任县尉的人勇猛，能够擒获俘虏，技艺高强，能够夺取敌人的矟，也还没有马上熟悉县邑政务。何况弓兵通过格斗擒获盗贼，司狱官负责防守而上奏，其中的弊端还很多。如果不稍加整顿修正，臣担心会受到子产那种割裂学制的讥评。希望诏令有关官司，详细制定法令：凡县尉捕获盗贼、应当改任官职的，吏部先发给公据，等到任职期满并超过六考，才允许收用。这样，他们既没有奔走营求、请人举荐的劳苦，而考第又稍多，可以免去初等官员频繁迁转的迂曲；名义上延缓了期限，实际上却加重了赏赐。这样做的可贵之处，在于使他们稍稍更熟悉民政，不至于只熟悉政令而不懂治理。淳熙七年，必大任礼部侍郎，上言说：“臣听说，政事中有些看似缓慢而实际上紧迫的，科举就是这样。士子凭一天考试所显露的长处，却想考察他一生的事业，似乎很迂阔。然而古人说，事物有浑然一体的本质，又说金属一入熔炉便显出材质；有识之士于是便能预期他们将来可以成为公辅。这是因为有学问、有文章，流露在笔端，绝不是庸劣之士；而文章歪曲、剽窃的人，必定只是平常之才。本朝取士虽然说有多种途径，但大体以进士科为先。陛下专心重视人才，士人请求到有司应试的日益增多。只是每三年举行发解，凡州县官员只要有科举出身，不论是否有才，照例都派去主持考试。其中学识丰富的人固然不少，也有擅长声律诗赋的，未必通晓经学；熟习经术的，未必能作赋；有的人学问积累不足，对文章体裁懵然不知；有的人长期离开场屋，忘记了过去的学业。命题、发策时，往往颠倒事实，违背义理。因此到了考校才艺的时候，反而收取平庸者，排斥优异者，使真正有才有学的人郁结而不能伸展，使庸人借儒生之名侥幸混入，实在不是用来崇尚雅正、贬斥浮华、劝勉勤学、抑制懒惰、网罗英俊、培育人才的办法。这件事关系重大，臣心里知道其中的弊端，却不敢轻率地提出主张。” 希望把这篇奏章下发给学官，让他们广泛询问诸生，分条上报利弊，然后命廷臣共同议论，详细考察其中是否妥当，决定从以后开始施行。这样不只是对求学者很有恩惠，也或许能使名臣不断涌现，像祖宗盛世那样，用来辅助陛下大有作为，岂不是很好吗？” 必大又上言说：“臣听说，能够识别人就是明智，即使帝王也以此为难。然而之所以能够任用官员，是因为选举时掌握了要领。舜问‘谁能顺从我的心意来掌管百工’，满朝大臣都专门来回答。又问‘谁能担任我的虞官’，满朝都说益可以。上面不泛泛地发问，下面也不泛泛地应答，所以选取的人必定符合众人的议论，任用的人必定称职，这不是简便易行、迅速而有功效吗？本朝太平兴国六年，特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十一人，在常参官中各举荐一名能够担任三司判官和转运使的人。淳化三年，又命宰执、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丞郎、两省给谏以上官员各举荐一人。这也是唐虞遗留下来的制度。臣仰想陛下急于谋求治理，辛劳地寻求贤才。此前曾下诏让监司考察守令的优劣，略计各路所荐之人，不下数百。接着又命侍从、台谏设置四条荐士标准，合计朝廷内所举之人，又有一百多人。既不能全部褒奖并任用，不过召见一二人，随才加以奖拔，其余只把姓名登记在中书省罢了。以后有官职需要任用时，又将另行寻求，这哪里足以符合陛下为官职选择人才的本意呢？”

译臣愚昧，想请求圣上远考前代，近法祖宗，遇到内外重要而繁剧的官职空缺时，恢复共同举荐的制度。假如办理某件事需要某种才能，就诏令公卿各自举荐一名资历、任职条件相当且能够承担此任的人，然后选取众人共同称许的来任用。这样做将有四项好处：符合廷臣的意愿，不担心不公，这是第一；采纳众人的议论，不担心不精，这是第二；一遇空缺便立即寻求人才，私人请托的弊端就会断绝，这是第三；既然举荐了就一定任用，虚文的弊端就能革除，这是第四。希望陛下留意，幸甚。淳熙三年，必大任兵部侍郎，上奏说：‘臣恭敬地接到御笔，凡监司、郡守想要全面精选人才，只是担心符合才能条件的人少，而按资格应当升用的人多，若这样又会有才者久滞的叹息。这两方面应当怎么办？你们可以议论后上奏。臣等听说，古代为百姓设置官职，为官职选择人才，所以凡监司、郡守都应当选择有才能的人来任用，不应专以资格作为限制。然而识人的困难古今相同，非亲非旧而被遗漏的人很多，于是设置资格，是为了杜绝私门而开通公道。如果在上位者能够推行这些原则而不拘泥于表面资历，就可以得到更加熟悉民政、通晓政体的人，分布在各道；而企求侥幸、急于升进、资历浅薄、声望不足的人，就不能得到任用。’ 等到它的弊端出现，中下等才能的人日积月累，逐级升进，直到奸邪贪利、暴虐的行为明显得无法掩盖，才遭到按察惩治。其他庸劣鄙陋、贪婪拖沓的人，往往反而侥幸逃脱。因此，朝廷如果实行铨部的资格法，却又像把害虫盗贼散布到各郡国一样，这怎么可以呢？考察本朝旧法：改官以后任满两任，按关升资格升为通判；通判任满两任，按关升资格升为知州；知州任满两任，就取得提刑官的资序，这是固定的资格标准。到了除授之时，却有以知县资序、越过两等而任州官的，所谓权发遣就是这种情况；有以通判资序、越过一等而任州官的，所谓权知就是这种情况。上升到提刑、转运等官也都如此。越级授官，是选择才能；所结官衔有差别，是兼顾使用资格。如今如果能够把才能和资格都符合的人选出来任用，当然没有比这更好的。其次，可以选择任第二任知县以上且有课绩的人，允许他任郡守；再选择任初任通判以上的人，允许他任监司；任第二任通判以上的人，允许他任职司。对资格稍稍放宽，对才能更加详细考察，希望能够使人才和法制并用，让百姓真正得到恩惠。至于资历任职虽高、却没有可取才能的人，就依照近来的制度办理，或者授予祠禄官，或者降为参议、通判，哪里还会有人才久滞的叹息呢？” 虽然如此，君主深居九重宫禁，辅相又要辅助处理万机，耳目所能达到的地方，或许还不能周遍地了解天下的人才。因此姚崇说，选择十道按察使尚且未必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何况三百多个州，怎么能使刺史都称职呢？这就是荐举制度自古以来不能废除的原因，也是陆贽建议各省长官分别举荐属下、并规定日后考察政绩优劣，再据此升降举荐者的诏书的原因。如今侍从、给谏、两省官员，都是天子所认识、选拔来辅助自己的。若不帮助君主寻求人才，还从事什么呢？如果命令知县资序以上的官员每年举荐若干名可以充任郡守的人，通判资序以上的官员每年举荐若干名可以充任监司的人，仍采用汉朝共同举荐的制度，明确说明他们有什么政绩、有什么才能，或者共同上奏，或者分别上奏，由三省详细加以考察。除朝廷自行任用的人以外，所举的人果真有才、确实能任职，遇到空缺就按次序授官；否则就把他们搁置起来。即使不能完全妥善，大概也能十人中得到六七人。有人说：如今荐举制度已经有弊病，有请托，有奔竞，哪里还能得到人才？回答说：天子对侍从、给谏、两省官员已经不薄了；假使他们不自爱，以至于容纳私情、徇私舞弊，又能逃脱什么罪责呢？” 所以臣等还想请求检核前后有关荐举的条令，严格制定法令，希望陛下留心采择。四年，必大又上奏说：‘臣听说，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是仲尼明确的训诫，也是孟子的格言。假如监司、郡守五个人举荐一名士人，那么这名士人确实可信，也就没有疑问了。只是随着时间渐久，流弊不止一种，贤者和愚者一同滞留，取舍也不公平。现在正是全面考核的时期，更应当对此留意。所以近来已经多次严明核实实际政绩的命令，希望革除虚文的弊端。但如果在上位的人不以体恤国事为念，不以援引同类为心，那么梓木良材或许会沉没在山涧沟壑中，劣马反而披上衣服、登上车乘。这样岂止没有益处，危害实在很大。’臣愚昧，想请求圣上再次告诫监司、郡守，凡举荐所属官员，必须精心选择。选得其人，就给予最高的奖赏；选错了人，就以谬误举荐治罪。使众多贤士排列在王朝官员之中，作为将来任用的人才，岂不是很好吗？必大改任吏部侍郎，又上奏说：‘臣听说，法令本身没有弊病，推行它的人不合适，弊病便会随之产生。自尧舜以来，大概没有比识别人更困难的事了。既不是凭声音相貌可以求得，也不是凭门第资历、考核考试可以完全辨识。能够经常实行的办法，不过是荐举罢了。’如今选人改换官秩以后，对外可以逐步升任守、倅、监司，对内可以越级升入台省、寺监。这本来是本朝所审慎选择、陛下所留意的事情。如今每年虽然有规定的名额，但贤者和不肖者仍难免混杂进用。举荐文书虽然采用实际政绩，但其中的是非有时也难以辨明。其中营求请托、巧取强夺的事情，当然也确实存在。近年为此制定制度，委曲设置防范，不是不详细。然而法令一出，奸邪随之产生；命令一下，欺诈便随之兴起，这是众人争相趋附的事情，无法遏制。上下都知道其中的弊端，只是还没有办法改变它。臣认为法令中明明有连坐的条文，举荐奏牍中也说甘愿与被举荐者同罪；然而年年过去、时日超过，却没有听说有人受到惩治。如今不如申明并严厉执行这一制度，务必使它落实。制度既严，选择必然审慎。即使不能完全得到杰出人才，比起泛泛取用，也会大不相同。从前治平年间，英宗正倚重枢密直学士李参知任秦州，因所举之人获罪受赃，特意下令夺去他的官职。守边之臣为国家宣劳，尚且不废黜惩罚，何况其他人呢？这也是挽救弊病的重要方法。

译淳熙年间，袁说友上言说：‘臣仰想陛下即位以来，留意人物，急于选拔贤能，唯恐来不及。有时命侍从大臣随才共同举荐，有时命监司、郡守每年举荐自己所知的人，一经上达天听，便按次序收用。大概是想使贤士众多，辅佐成就治国功业。四海士人都知道磨砺奋发，争取用来上报朝廷崇尚奖拔的恩宠。只是没有听说诏令颁行郡国，搜求举荐隐逸之士，树立国家的表率，更新天下人的见闻，像前代旧事那样，这似乎也是诏令中的缺文。臣这次恭敬地遇上陛下遵循旧典，开始举行慎重的祭祀，报答天地，遍施恩惠于天下，广泛流布祭祀之泽，施行庆贺和大赦，正是时候。应当发布明诏，访求举荐逸民，使天下归心，民间不再有遗逸之士，如今实在正是时机。臣恭敬地想起艺祖皇帝召用王昭素，真宗皇帝召用种放，这两人当时都是隐逸之士，一旦进入朝廷，成为士人所羡慕的人物，并且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兴起政治功业，使贤才汇集征召，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这已经有明显的事实证明。如今天下安定，文物昌盛，山林岩谷之间，勤学积德、怀才抱智却不求闻达、不参加科举的人，难道会少吗？’ 臣愚昧，想请求圣上遵循祖宗旧有法典，顾念隐逸之士被发现得太晚。凡是博通经史、学业有用，广通古今、明达世务，节操品行高峻清白，见识器量高远，才华宏大、胸怀经纶之志的人，只要符合这四项标准，且都受到乡里推重、不求闻达、不参加科举，就希望在大礼庆成之日，明确颁降恩诏，命帅臣、监司共同搜访，详细考察。按照所列四项标准，每路共同举荐一人，并详细列举被举荐人的事实，联名结罪保明，限一个季度内，无论是否有所发现都要具奏；不得把平常之才、并非隐逸的人凑数。然后下交三省，再加审查研究；如果所举不虚，就赐召用，以此激励四方、鼓舞人才，也用来仰合陛下初次祭天交神、收集福祉赐予百姓的心意，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说友又上言说：‘臣私下认为，今天这种合乎人心、一天也不能更改的国家取士制度，就是铨试。即使不是已经通过铨试的人，其中有人因恩例而进用，有人因特别恩诏而免试，但朝廷一定不敢任命，给事中、中书舍人一定不敢署名，吏部一定不敢拟定。执行得非常公正，坚持得非常有力，没有一个人能侥幸免除，确实可以称为良法。然而近年来法令一出，奸邪随之产生，弊端和侥幸纷纷出现，只知道铨试的法令可以约束出仕士子，却不知道考场的弊端反而比未通过铨试而出仕的人更加严重。年复一年，奸计百出，请允许臣详细说一说。如今一年举行一次铨试，参加铨试的人不下三百。考场制度刚开始严厉时，士人子弟前来应试，他们才干高下虽然不同，但都亲自作自己的文章，没有别的办法。考场渐渐宽松，才开始有人用贿赂预先结交同场中善于作文的人，约定酬劳的价钱，定下缀榜的数目，又嘱托巡视考场的官吏，使他们在场中放宽查察，于是有才能的人便代替没有才能的人答卷。小的只是口头传递，大的便递送草稿，严重的甚至调换试卷，这本来已经很可憎了。如今还大不相同，又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近几年来，专门依靠厚重贿赂向内外官员请托；外乡没有门路的士人则预先谋划包揽，如同在市场上网罗利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人〕 各郡负责报榜的那批人就替他们寻找请托对象，仿佛共同设立了办事机构。内里试题刚一发出，就秘密传到外面，急速得像流星飞驰；外面同谋的士人拿到题目共同作答，不久又把答案传回去。传递出入的道路，有的经过金口门，有的从墙洞进入，有的由水筒送进，有的混在食物里面，有的藏在瓶罐下面。奸诈计谋千变万状，难以全部列举。能够使试题传到外面、文字又传回里面，如果不是上下互相勾结受贿，关系脉络贯通、彼此完全一致，怎么能往来遮蔽，迅速如风雨鬼神呢？况且考场所依靠的，是门口有监官，官员有巡视案，巡视有逻卒，而且各自还有兵吏，彼此互相察看。只是因为一概受了贿赂，众人的口信都秘密传递，往返如同臂膀听从手指，每年成为惯例，各有固定价格。大体上，一个人参加铨试而侥幸考中，总共要花费一千缗钱。这样就使朝廷的良法美意再也无法依靠，使真正努力学习的士子不能自行显露其才能，使有钱的人不再修习学业，只凭贿赂占据前列，玉石不能分辨，才与不才混杂，严重违背国家设置考试、考察才能、审慎任官的本意。如今已经公布的铨试中有关关防、禁戢的条目，已经来不及补救了。臣愚昧，想请求圣上深切鉴察上述考场铨试的弊端。等到这次铨试放榜，如果参加考试并考中的人应当到吏部参部，就先在吏部尚书厅进行一次帘试：考经义的人试作小经一道，考诗赋的人试作省题诗一首。由长官、副长官临时从六部郎官中随机轮换抽取一人，有出身的官员一名前往尚书厅，在帘内出题考试，仍把帘试卷与铨试卷核验，辨别字迹有无相同或不同。凡文辞全不成文、字迹又有两种的人，取其帘试卷予以黜落；这样或许可以先革除今年代笔和冒滥的弊端。贴黄：臣所陈述的上述铨试考场弊端，如今虽然铨试已经结束，日后难道可以不采取措施吗？希望朝廷下令吏部的长贰官，让他们共同议定防范、禁止和整治的办法。为什么从前容易约束，而如今却几乎完全不能败露？必须追究其中缘由，取得关键要领，务求详尽，期望彻底革除以往弊端，公布具体办法上奏施行；这样或许从明年以后就能铲除奸弊，使社会观听焕然一新，这也关系到教化和习俗。一起请求施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译说友又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国家取士的办法，条文约束最为严密，沿袭隋唐旧制，以进士科为首，直到今天，大体上还是先重辞藻华美而忽略实际品行，终究不能完全避免人才被遗漏的叹息。臣曾考察三代和两汉，它们取士的办法非常切要，而得到人才的成效是后世不能相比的，大概因为专门寻求品行实际、务求能够任用，所以凡是承担君主事务的人，都淳厚坚定、宽宏刚毅而全面敏捷，足以担当重任、成就远大事业，振作并举起各项职务，因而风俗淳厚，治道纯美。与隋唐相比，虽然法制有详略不同，但所得到的人才确实不同。如今朝廷取士，只有进士科最大；进士科以外，虽然还有贤良一科，却又不能经常通过它取得人才，大体都只凭文章辞藻决定取舍，对实际品行却不加考察。正当陛下寻求任用有实际才能、实行的人时，如果取士的途径只专重文辞而不兼求品行实际，臣恐怕难免遗漏人才。如今天下山林草野之间，本来有乡里所推重、怀才抱德、品行纯厚的人，有的志节慷慨、操守刚正，有的学识广博、才智谋略周详敏捷，有的才能可以治理百姓，有的知晓军事可以制服敌人。这类人往往只因场屋中一天考试的文章稍稍不合时尚，便困顿失意，除进士科外又没有其他进身之路；贤良科又不是人人都能应选，于是终老于考场，有的人一生埋没而从未显露，这岂不是因噎废食，圣明时代不应感到可惜吗？’ 臣愚昧，想请求圣上把寻求有实际才能、实际品行作为急务，特地下达明诏，命各郡详细搜访，严格决定取舍，依照前面所说的标准荐举：小郡荐一人，大郡荐二人，必须是本州乡党众人共同推信的人，由知州、通判联署保证属实，申报监司。监司必须完全出于公心、以国事为重，不得稍有徇私，应广泛访求，查得某人确实符合上述条目，然后具名上报。命宰执、台谏和后省查看其情况，如果确实可以任用，就令他到学士院接受召试，按照人才程度授予官爵，逐步升用。如果举荐不当，一并黜退惩罚；如果确实得到人才，就优厚地加以推赏。假如一个郡得到一名真正的人才，那么一年之间便可以得到数百人；有的偏远小郡没有人可荐，以及其他郡偶然尚未发现人才，都不要强迫他们一定举荐。这样将会看到真正的人才不断出现，汇集到朝廷，在缓急需要的时候足以成就事务，实在是国家的大政务。希望陛下深切留意，立即施行，天下幸甚。贴黄：议论者或许认为，如今官员已经冗滥，恐怕难以再设立表荐名目。臣私下见到进纳入流的官员，多是没有学识见闻的人，而且都没有参加铨试，只成为州县的负担。请求降下圣旨，暂且停止进纳。今后进纳时，尚未出官的人都必须先通过铨试，选中以后，才允许注授官职。已经到任的人，等到任期届满、罢任之日，也要等铨试选中后，才允许到吏部参部。已经注授官职但尚未到任的人，也必须先参加铨试并被选中，才允许到任。如果空缺已经超过一年而考试仍未选中，就一律按违年法处理；这样或许可以澄清这些杂流人员，为荐举真正人才留出空间。他们之间的得失相差极大，统请圣上明察。知信州赵汝愚上奏说：‘臣听说，古代诸侯贡士，第一次合格称为好德，第二次合格称为贤贤，第三次合格称为有功，天子便赐给他们车服弓矢，以彰显特别的恩数。国家的制度是，监司、郡守按照郡县大小，每年都可以举荐所属官员，这就是古代的制度。按规定，县令或职官必须由三人以上共同举荐；举荐京官的，还要增加二人，这是为了断绝偏私，显示公正的道路。然而大音难以合于众人之耳，美味难以调和众人的口味，必须等到当时的监司、郡守都知道他的贤能，而且其中又没有被权势夺去名额的人，往往难以同时具备这些条件。于是恪守道义、自信自守而不求闻达的人，沉沦在低级官员之中；显露才华、自我夸耀、急切求取仕进的人，则奔走请托、干谒求见，无所不用，风俗败坏到难以挽救。臣愚昧，想请求圣上允许监司、郡守谨慎选择所属官员中的奇才异行之人，按照任满后应当举荐五人的名额，准许另外举荐他们，并举荐京官一人；不满五人的，任期届满时也允许举荐一人；举荐县令、职官也如此。如果确实没有这样的人，就仍按旧法办理。这样，所谓恪守道义、自信自守而不求闻达的人，或许能够被知己者任用；对于不根据实情举荐的罪责，也可以施行。’ 这样或许可以崇尚廉正的操守，使风俗一天天归于淳厚，天下幸甚。汝愚又上奏说：‘臣听说，选取人才贵在广泛，任用人才贵在精审。譬如砍取牛山上的树木，以供匠石取材，那么方、圆、曲、直各种形状，都能各有用途；如果拿着东门的式样去求取马匹，那么即使把冀北的原野搜空，大概也不会有马了。臣恭敬地观察到，国家内外都需要人才，却常有不足的叹息，难道不是因为平日没有素来蓄养人才，而选用之际又有不够精审的地方吗？然而这些弊端的形成，也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如今的办法，不如稍稍严格职事官的选拔。因为几年以后，外而郡守、监司，内而卿监、侍从，大多都从这类人中选取。至于扩大招揽人才的道路，断绝结党相互援引的嫌疑，则不如采用旧例，命侍从、两省、台谏各自举荐若干名自己知道的人，必须才德兼备而尚未得到升用。陛下把他们的姓名全部交给中书省登记，等职事官有空缺时，就从所举之人中按次序任用。如果有人不如举荐所说，就以错误举荐之罪治罪；这样或许可以使寒门贤士和俊杰一同得到任用，使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才。至于培养造就人才的办法、劝勉奖赏的方针，就希望陛下留意，幸甚。’ 汝愚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指挥规定，凡是荐举官员，都必须指明事实，不得徒然修饰空洞辞藻；如果违反，就命令吏部不得放行。这确实是陛下责求实效的首要事务，不能不严格执行。然而号令初下时，格式还没有完备，上下都疑惑，不知道应当依据什么办理。有人说要考察他现任官职上的表现，有人说要考察他一生的品行。人的性情有沉静和浮躁的不同，所任职业也有繁简之异。所担心的是士人没有固定操守，都从事表面作为，务求取悦于人的视听，互相夸耀推崇，诡诈、矫饰、偏激，无所不至。臣愚昧，想请求明确诏令有关官司，详细制定格式，颁示四方；或者只依仿司马光十科的制度，各自按照长处论列荐举，朝廷再根据才能任用，自然就没有虚词和过分夸美的弊端。如果蒙圣上俯允，还请求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译汝愚由集英殿修撰出任福建帅臣，又上疏说：‘臣查考得知，今天官员名额多而空缺少，一个官职甚至要由数人共同等待。例如海口镇属于京官的空缺，现任官汪檝如今已经超过任期一年多，仍然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职位；由此可见每年的额数难以安排，事情的道理十分明显。恭敬地请求圣上明察。’ 又查考本州这次科场所收的家保状，计有一万六千多人，其他州军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而发解名额只有六十二人，即二百七十人中取一名发解。考场之内，怎么能免于遗漏人才呢？因此士人在大比之年，便分散奔走，有的聚集都城，有的前往其他路，请求附试，谋求漕司牒文，更严重的甚至长期弃养父母，冒称其他乡贯，伪造和滥取的事情种种皆有。朝廷前后约束，不是不恳切，但习俗沿袭已久，人们不能自行反省。臣询问探究士风，大体是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家家多以儒业为生，进身的道路既然困难，奔竞之心就更加迫切；虽然确实可加罪，也有值得怜悯之处。臣私下见到，本州自崇宁三舍法实行后，每年贡士二十七人，也就是三年共贡八十一人。等到废除三舍法、实行科举，本州开始定下发解名额六十人。到绍兴二十六年，因为停止流寓试，又续增二名，共成六十二名。然而废除三舍法之初，当时来应试的人大多不过三四千人；如今六十年间，屡次科举人数增加，已经超过五倍，而发解名额仍沿用旧数。臣听说如今又不准附试，士人便临时奔回本贯，应试人数反而更多。想请求朝廷特别加以体恤，考虑一方士子众多的情况，依照崇宁年间的贡额，确定录取八十一人。虽然近来有官员冗滥的忧患，正应当致力于节省裁减，但按照所增加的发解名额计算，将来省试只增加一名录取者。假使其中能够网罗到一两个专心研究学业的人，对上可以不辜负朝廷设置科举的本意，对下可以慰藉本地百姓父老的心愿。那些平日困于奔走竞争的人，因如今增加发解名额以后，或许能够安分居于乡里，等待至公的科举，风俗渐渐可以归于淳厚，所补益的实在很多。又查考本州科举兴盛的情况，实在是天下第一。然而由于人数太多，考核不精，也造成很大危害。臣曾按前次考试考完全场的人数计算，一万五千多人，三场合计就是四万五千多份试卷。试官十人，即使耗尽整天的力量，哪里容得下一丝一毫地比较？臣询问父老，几十年前来应试的人数不多，当时考场非常整肃，考官能够尽心考察。士人如果有才学，受到月旦评议而得到声誉的，没有不被列入荐名的，所以人们知道努力学习、自重成才。近年来，应试人数不止增加数倍，但所录取的人反而不如从前。这是因为玉石混杂，才长学深的人往往被庸俗之流混在其中；并且还有些合格文章从未经过考官阅览，便照例被埋没，实在令人可惜。臣私下考虑，国家设置三年一次的大比科举，是要网罗贤才，作为日后选用的人才储备。如今却因为人数太多，导致取舍之际仍不能完全满足士人的议论，怎么足以仰合明诏反复告诫郡国的本意呢？此外，本州旧有试院，如今因为士子众多，屡次扩建改造，仍然狭窄。以至于转运司、提刑司等机构不得不腾挪扩展曹职官廨舍，每逢科举年，往往上下数月都要劳扰。到了入场的时候，穿布衣的士子纷纷拥挤，争相抢先，深深有冲撞践踏的祸患。每次引试三天，官吏都惴惴不安，常常担心另有疏忽差错。比如所差派的誊录人员，大多要用七八百人，而且都挤在旧屋数间之中，夜以继日，不能休息；每次科举常有人因此生病，甚至死亡。其中的利害，难以全部列举。臣恭敬地看到，朝廷以前曾忧虑太学补试人数冗多，创设各州待补制度，实行了两次，天下人都认为便利。臣这次想请求，在本州每逢科场之年，预先于二月中确定一天，由本州交错派官到各县，仿照武举法先行比试一次，大体两人取一人赴秋试。比如一县有一千人参加比试，如今先取五百人，那么冗杂之流已经被淘汰，而英俊之士也不至于遗漏。将来秋试就容易考核了。所取待补之人，请求仍依照历次科举的惯例，以参加比试并考完全场的人数作为名额，不再裁减。如果朝廷施行此法，一可以收取人才，使真才与冒滥者不至混杂；二可以革除旧日弊端，使考场不至喧杂；三可以省减有关官司的费用，成为一方长久的利益。汝愚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又上奏说：‘臣恭敬地承受圣恩，陛下不因臣愚昧不肖，仍把全蜀军民的重任交给臣。臣自进入蜀境，所经过的夔、梓两路，已经充分看见民间贫困艰苦的状况。等到成都后，每天与士大夫交往，并接受百姓的诉状，又看出利州一路物价低而钱币贵重，民间更加感到艰难。至于边境数州的百姓，又苦于差役繁重。唯独成都一路一向号称繁华，却因军兴以来困于支移、折变，日削月减，渐渐难以支撑。全靠任守、任令的人，各自以体恤国事、爱护百姓为念，勤勉尽职，加意抚慰。依臣所见所闻，其中大概还有可以议论改进的地方。’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自即位以来，勤勉体恤民间隐忧，东南各路凡守令有政绩的，都允许有关司举荐，省郎、台察官员也多由此途径出任。唯独西蜀距离朝廷最远，虽说名卿才士历任清要之职的，本来并不少，却没有听说明显有人因治理政绩而被荐举进用；因此蜀地士大夫大多以文艺相互夸尚，而对法令最为疏忽。虽然风俗和崇尚或许有所不同，也由于朝廷劝勉奖拔、培养造就人才的办法，或许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臣愚昧，恭敬地希望圣上把臣的这篇奏章下发，告诫州县，使他们都尽心办理职务，恭敬奉行诏令条文。如果有人能够学习治道、爱护百姓，兴隆政教；或者奉公守法、洁身自持，节省财用；或者兴利除害，足以作为后世法则，都允许监司论列荐举，并把实际情况详细上报。如果有人阿党徇私、所奏不实，仍允许臣加以察觉纠举。若有人贪赃污浊、违法乱纪，危害一方，而监司、守臣互相容庇，不予举发按治，也允许臣把事实状况具奏上报。这样或许可以使上下互相维系，大小官员都受到劝勉，万里之外的百姓也都共同受到重大恩赐。《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明代杨士奇等撰。选举。宋孝宗时，王师愈上奏说：‘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识人的明察出于天性，文臣武将本来已经一同任用而没有偏废，淮北归正人也加以器重任用，有的任将帅，有的任台谏，有的任丞郎、馆职，有的任监司、郡守，各自都安排得当，即使汉高祖善于用人，大概也远远超过他了。然而臣私下看到，归正而不厘务的人还分布在各州军，其中朴实可靠、可以倚仗的人，通达而有才术的人，仍然很多。他们安逸居处、白吃俸禄，常常心中郁郁，把不被信任任用视为耻辱，又容易触犯法律，扰乱州县政务，实在违背陛下兼用南北人才的本意。臣愚昧，想请求圣上允许各州军对归正而不厘务的人，按照他们的才能让他们试任：熟悉民政的，就让他治理民政；懂得财赋的，就让他管理财赋；熟悉军旅的，就让他管理军务；其他有技艺的人也照此办理。等到他们确实取得成效，就命监司、郡守据实奏举，使他们担任厘务官；如果有卓然英杰的资质，就另加拔擢，岂不是胜过让他们坐着耗费仓廪粮食吗？这不只是使眼前的归正人能够施展所长，也是招徕中原人才的一种办法。’ 如果有人不能体会陛下的优厚恩诏，竟敢肆意暴横来扰害百姓，就命州军依据公法依法惩治。这样或许可以使归正人中凡是怀有一技之长的，都不再有被遗弃的怨恨；愚昧不肖的人，也知道有所畏惧。杨万里上疏说：‘臣听说，选官法的弊端，在于相信吏员而不相信官员。相信吏员而不相信官员，所以吏部的权力不在官员而在吏员。三尺法令，正好成为吏员一伙谋取财富的源头，却不足以成为朝廷替官职选择人才的工具。所谓尚书、侍郎、郎官，不过是坐在案前执笔，闭着眼睛在文书末尾署写而已。况且犯法的吏员一定要治罪，收受贿赂的吏员却一定不赦免。朝廷的本意，难道真是相信吏员而不相信官员吗？这不是朝廷的本意，而是法律造成的。按本意，是相信官员；按法令，却从未真正相信官员。不只是不能相信官员，朝廷也不相信自己。朝廷不相信自己，那么法令是否可行、应否废止，由谁决定呢？由吏员决定罢了。朝廷制定法令，本来是为了防止吏员作奸，但执行法令时，却取决于吏员而让他们裁决，这就是吏员的意见胜过法令，朝廷的权力轻于吏员。吏员的意见既然能够胜过法令，他们的权力又重过朝廷，那么吏部的长官、副长官怎么能不奉行吏员的意见呢？长官、副长官不会说自己是在奉行吏员，而会说是在奉行法令。然而法令不由官员决定而由吏员决定，不是奉行吏员又是什么呢？这就叫相信吏员而不相信官员。世上的大户人家，有的把家政交给子弟听断，最终权力却归于奴仆；他们内心并不是怀疑子弟而相信奴仆。’ 大体说来，子弟治理家政，只务求知道大事，而不务求知道细节；奴仆却不是这样，大事不知道，到了细节往往反而知道。有一天，主人偶然举出一件细节来询问，子弟还没有回答，奴仆却奋然上前说：“我知道。”于是便有机会迎合主人，取得他的信任。主人既开始相信奴仆知道细节，最终将不再怀疑他也知道大事。这样一来，子弟成了占着位置的人，奴仆却成了亲信。如今的吏部与此有什么不同？法令说：“这样做可以，这样做不可以。”士大夫有求于吏部，拿着文牒请求说：“我符合本法所规定的可以条件。”吏部长官和副长官也说：“可以。”按理说，应该确定可以而没有疑问。可是士大夫退下后，吏部又拿出一小纸条告诉他说：“不可以。”既然说了不可以，按理说就应该确定不可以而不再更改。不久又拿出一小纸条告诉他说：“可以。”可与不可，本来有一定的法令；然而执行可与不可的法令，却没有一定的主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吏。士大夫刚到吏部时，凭借法令规定的可以，也凭借吏部长官、副长官贤明，不去拜见属吏，所以长官、副长官当面答应了。士大夫退下后，长官、副长官询问属吏，属吏说：“按法令不可以。” 长官、副长官没有办法责问属吏，也就说：“是这样。”士大夫于是既不立即依照法令办理，也不再请求长官、副长官，而是拿钱向属吏买通。属吏说：“可以，但不要急。”等候长官、副长官忘记此事，便设法取得他们的许可。昨天夺去，今天给予；早晨说是这样，晚上又说不是这样。长官、副长官不知道，朝廷也不斥责。吏部的权力不归属吏，又归谁呢？事情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开始时有端倪，积累起来有渐进的过程；等到形成，根基已经牢固，流弊已经广泛蔓延了。那么应当怎么办？追究根源，其罪过只在于忽视大体、谨守小法罢了。属吏便利用人们所谨守的部分来击中他们，同时把他们所忽视的部分偷走；这就是这种弊病难以攻破的原因。况且朝廷为什么不想一想呢？有人说：“我们的铨选如果果真只在于谨守小法，那么一个属吏拿笔办理就绰绰有余了，又何必选择天下贤人来担任尚书、侍郎呢？”那么，我们任用尚书、侍郎的原因，当然不只是让他们谨守小法。因此，不如略微放宽小法，而责求他们掌握大体；使小法上的可与不可，不牵系于大体的利害，这样吏部长官、副长官就能提出自己的意见，自行决断，总要做到不失铨选的大体，也不损害法令的根本精神。上天在春天温暖、秋天清凉，难道春天没有一天寒冷，秋天没有一天炎热吗？也只是没有失去四时运行的大体罢了。责求大体而略去小法，事情就不由属吏决定，属吏的权力也会逐渐减轻。吏权逐渐减轻以后，长官、副长官中的贤能者才能有所作为，铨选制度的弊病也可以逐渐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