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四

译允文又上奏说：“臣接到三省、枢密院的札子，依据王彦的札子，请求把荆、鄂两军的人员按四成编为枪手，弓手、弩手各按三成编制。臣于是把从去年冬至今年二月分批改拨教习的人数合计计算，现今枪手已经不足四成，弓手、弩手各自达到三成以上；仍然让每人都学习使用短枪。已在员琦返回时将此事具奏说明。臣私下详察王彦所陈，说抵御敌骑冲击，没有比强弓劲弩更好的办法，确实符合今日的战事需要。只是因为没有计算、改拨现今正在教习的人，才导致各类人数比例有差错。如今不必另外增加或减少，暂且按照现有人数教阅，务必使弓弩斗力增加，以备作战使用。如果将来有人拉弓、踏弩力量不足，或斗力低弱，就令其改作枪手，以补足四成的数额。臣已经将两军现今教习的三类人员人数多少加以比较，另写札子进呈，并下达两军施行，恭请陛下明察。”允文又上奏说：“臣奉圣旨，查照臣今年四月的札子，臣曾请求将宣谕司招军例物钱拨给四川各州打造衣甲，供宣抚司编组陕西弓箭手使用。臣谨查，圣德光明显著，圣虑深远，采纳臣的末议，特赐施行。” 这难道只是为了整治兵器、取得恢复中原的功业吗？还因为陛下至仁，像包容覆盖万物一样，不忍心让新近归附的百姓赤身露体地冒着箭石作战。这样的心意所及之处，上天和人心都会归附；全陕西的民众听到消息后，一定会随风顺从，感戴恩德而拼死效力，必定比前日更加深厚。臣查考，臣五月初最初的奏章，是根据吴璘所请求而陈奏的；臣当时说：‘如果几年之间制造出一两万副衣甲，那么吴璘军前就可以得到一两万名精兵使用。’如今朝廷施行的办法虽然有许多节文，却还保留‘几年之间’的话，而期限却只定为一个月，所定赏格又很优厚；这虽然是朝廷为应对边地急务而作的安排，臣却担心期限过于急促，州县会借机希图赏赐而制造事端。希望陛下仁慈，下令宣谕司另行筹措办理，依照臣最初奏章的办法施行。臣恭候圣明处分。” 允文又上奏论述三衙兵员空虚、冗滥的数目，说：“臣恭敬地接到陛下的亲笔诏书，陛下曲意将赵良辅、叶衡的札子详细赐示臣，眷顾关注极为深厚，臣因此感激又惶恐。臣看他们所奏论述古今用兵的形势，以及虏中盛衰成败的关键，曲折隐微之处也颇能识其要领，很有可取之处。诚如圣训，他们所说今日各将中多有庸弱、懦怯、衰老之人，虚占兵权，心骄气满，只留恋富贵；万一用兵，哪里能够危及自身、为朝廷办成事情？臣根据所听所见，认为这种说法尤其正确。今日的弊端，臣连日思考整顿自身的办法，确实应当作为首要事务。且以三衙这一件容易明白、容易施行的小事，略作说明。三衙的士兵，从六十岁以上直到七十八九岁，几乎有一万人；每人每月供给约二十千，一年便要耗费二百余万缗。如果只把钱财看作不值得吝惜，也还可以；但他们虚占兵额，暗中误用名籍和凭准，一旦要求他们用于奋力作战，能够做到吗？这只是根据兵籍上的年龄等资料才能知道的一项情况罢了。至于体弱者、幼小者、久病残废者、虚报冒籍者，都还没有能够查出并计算。假如主持军务的官员不屈服于富贵，果真有志于百战百胜的功业，又怎么肯因循度日，对于军政中那些容易明白、容易施行的事务，不自行修整，以至于达到这样的地步呢？” 古代的名将，不肯委曲求全、弥补遮掩，苟且偷取眼前的安逸，而一定会想到勉力防备忧患、勤于政事，为日后的实际需要作打算。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的根本在于忠诚和智慧。假如没有忠诚和智慧，那么对于小事尚且不能稍稍显露才干，对于大事就更可想而知了。臣极其愚钝，因良辅的话，私下有所感慨。伏望皇上的圣明照察，完全领会良辅话语之外的深意，更加把圣心放在三衙这一近要之地，使凡是所谓军事实力，都没有欺骗隐瞒，那么从长江上游直到汉中、蜀地，每一军、每一屯，谁不会警醒、戒惧、悔悟呢？他们各自更新谋划，充实职务，奔走执行陛下的号令，趋赴事务、建立功绩，岂不是这样吗？近处尚且不加治理，一旦有人欺诈荒诞，那么远处的人就会怠惰而无所不为；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可不察。良辅又希望陛下多方寻求人才，不拘泥于品类，一定任用出格之人。即使这近于自我推荐，但兼收远方人才，经过日久积累，也未必没有所得。有人认为，如果在枢密院创设一个科目，专门储备中原人才，有的考察器量见识，有的考察议论，有的考验勇力技艺等类，加以培养造就，遇到缓急时任用，一定会有可观之处。何况这是因减少吏员俸禄而把费用用于此事，对于有关部门每年的财政预算，完全没有损失。也请陛下亲自斟酌，采纳良辅的意见。良辅的两件札子，谨此一并呈进。至于叶衡审察详议、许子中的茶引年限，推究政和四年、八年所制定的法律，虽然与现在茶引上所载贩茶半年、一季的期限不同，但文意各自明确，事情并不相冲突，想等到安排确定后，另行具奏呈报。伏乞陛下明察。允文又上奏说：“臣自从离开池州以后，距离朝廷越来越远，完全不知道近日的消息。虽然逆江而上、沿陆路行走，经过房州、大山之中，但没有一次不抬头仰望云天之上，万里之外的一片忠心忧思惨切如同[疑字：▯]，早晚都无法使自己安宁。伏准本月十二日，庚牌传递到曲防，承蒙陛下慈爱，宠赐御笔手诏。臣叩拜捧读，切实知道陛下深沉的心意已经舒展，圣躬清明安泰，臣手舞足蹈，实在承受不住宗庙社稷和天下生灵的庆幸。利州两路各军的弊端，圣训所涉及的，没有一件逃过陛下的听察。臣逐渐接近蜀境，听到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其中最令人忧虑的，是失去军心。失去军心有两个原因：受私情蒙蔽和贪婪。各位大将的子弟、亲戚错杂安置在军中，靠公家供给俸禄，而经营自己的私事，占用白直人员的不下百人，私下役使的又不下百人；能振作军务、尽职办事的，一件也没有听说，反而侵蚀破坏军务的，实在不止一件。以至于负责回易贸易的士兵刚出营寨，借用、役使他们的差事便交相兴起；严重的，用私钱引诱他们，攫取无穷的利息；更严重的，让他们主管私人事务，不问获利多少；让他们耕种私田，不问年成丰歉；只要不能完全依约办理，就每月克扣钱粮，春秋两季扣留衣赐，遇到教射或调发军队，就把他们全部应得的犒赏没收；若仍不足，就监禁拘押，抄没其家而不加怜恤。”

译之所以敢这样做，与东南军队不同，是因为那里远离朝廷。士卒一天比一天贫困，武艺一天比一天荒疏，事情按道理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又有一名将领和一名副将，或被贬黜、或被升迁，或离任、或留任，贿赂公然进行，请托成为风气；既不考察功过，也不问年老年壮，更不选择有无才能，那么军法松弛放纵、军政不加整顿，也就是势所必至了。虽然上下相互习惯，把这一切视为当然，牢固得难以破除，但如果威严的命令一定执行，难道还容许不改革吗？其中有些事情道理晦暗、民情疑惧危险，不能断然立即施行的，情况也不止一件，圣训已经涉及。德顺撤军，损失不少，但向众人询问，大家都说当时不敢把叛逃死亡的情况全部上报。招募乙来承接甲，凡甲的老小、家业、官资，全都交给乙；虚报的名额固然减少了，但冒领请取的却多了。不过岁月已久，夫妻之情、男女之爱已经形成势力，必须设法逐渐革除，才不至于惊扰政务。圣训说到任天锡营私，臣还没有到金州，已经查得六七成了。兴州的兵力是金州的六倍，不知他们能否知足知畏，赶快自行悔改？臣今天到了竹山，拍试并编成军队，核实了人数，因为防备大雨而未能完成；从这里到金州、洋州、兴元府以后，应当先到兴州，再前往。” 然后再前往利州设置司处，事情将按次序另行具奏报告。圣训又说吴胜愚昧暗弱，这本来已经无法逃过圣明的鉴察。如果想另行议论调换人选，实在不可不早作决定。只是还不知道什么人可以当选；或者圣意已经有所选择，希望陛下慈爱地略赐密谕，允许臣仔细加以审察访求，秘密奏报。因为命令一经下达，关系利害重大，既难以再行覆奏，又不容多次更换。今年四月，兴元府士兵逃出关隘的事情，果然是有的。近来据任天锡申报，已经捕获数人，也有自行归来的，看来不可不加以考虑。陛下前面赐下的御笔，认为这是主帅不得其人的结果。唉，陛下的圣虑本来已经无所遗漏了。臣感念陛下非同寻常的知遇，假如有所见闻，不敢隐默不言，只为自己保全打算。伏乞陛下明察。允文又上奏说：“臣承准金字牌传递，伏受圣恩，赐臣御札一封。圣明的光辉下照，知道陛下对臣的知遇、训诫和勉励更加深厚。臣叩拜感激之余，伏惟陛下聪明英武，深藏机谋，料知敌情，举措没有一点遗漏。当敌情尚未明朗、众说纷纭相互争持之时，只有圣断独自运筹，既不迷惑也不疑惧；与古来大有作为的君主相比，陛下已经远远超过他们。至于周折调护、从容安排，等待今天的形势明白显露，使群臣的疑虑自然消失，而大功得以成就，这又是古代从未有过的。臣前面奏引汉史，是想说中兴事业确实艰难，所以感叹陛下经营谋划、反复筹谋的不易。臣愚昧暗弱，哪里能够真正了解今日的事务？只是千载难逢的盛时，遇到了世所罕见的君主，臣想竭尽自己一点思虑，稍稍图报万分之一的恩德，所以不能自已罢了。臣恭敬地读到圣训，其中说要观察敌情变化、断绝敌使往来、严密加强防备、训练军队，仍然是想安静地等待敌人行动。圣上的话真伟大，恩德与威势并用，待敌的方法具备帝王万全之策；而且圣虑所及，认为敌帅骄傲刚愎，今年秋天一定会交战。命令军中多设置马军，弓必须强劲坚硬，料敌制胜的办法几乎已经考虑尽了。荆州、鄂州两军所忧虑的，是马匹数量极少；士兵中能拉开七斗、八斗弓的却很多。” 臣近来因呈报检阅，已经命令在员琦返回时全部改教强弩，人数已经另具一件划一的札子奏报，并请求发给强弩；又截留运马纲，以补足两军两年内应得的马匹数量。臣又在本月十日具奏，认为敌军向内迁徙是为了休息停泊，正在签发民户、征集马匹，等待秋冬入侵；那么必胜的筹算、周全的防备，凡是属于我方的，都不可迟缓。臣区区的见解偶然与陛下深沉的心意相合，凡臣所请求的，陛下必已明察，曲加恩准施行。至于军中役使、搜刮克扣的弊端，以及夏初休养生息的期限，臣自然会竭尽全力推行，仰望以副陛下惠爱三军的心意。臣自去年秋天独自留守襄阳，除军政以外没有别的事务，即使在疾病之中，也不敢稍有懈怠安逸。例如员琦刚到时，臣的髀部生了疽，也一定骑马出入，整天坐在教场；细到检验弓弩的拉力、斗力，也都一一亲自到场，不敢分派给属官，正是担心一旦发生欺骗弊端，不仅上负陛下的使命，也会失掉臣竭尽劳瘁、尽力图报陛下的初心。臣恭敬承受圣训，更应当铭记在心，早晚思量，不敢失坠。伏乞陛下明察。” 允文又上奏说：“臣伏受陛下慈爱，遣中使赐臣亲笔手札，谕示说今日应当料理的事务还很多，却没有看到另外的密奏。昨日陛下谕示左相和卿，似乎认为这件事可以施行，不知是否如此？臣伏惟陛下以礼对待臣下，以圣明身份屈尊听取愚臣意见，恩遇格外殊异，臣感激流泪交集，不能自已。臣虽然极其愚昧，岂敢不把自己一点见解全部说出，以图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臣曾经概略考察今日的事务，那些应当辅佐增进君德、搜求选拔人才、使百姓生息繁养、关系国家大体的事情，条目固然很多；只要遇到事务，臣都尽心办理，假如可以贡献愚见，臣岂敢不尽力？但就事务的关键和紧急程度而言，没有比军队和财赋更急迫的了。假如军队冗滥而财赋还不充裕，即使在太平盛治之时也不能治理好国家，何况外有强敌之忧，内有水旱灾害和盗贼之患呢？而最大的事情，是世代的仇敌尚未报复，国土版图尚未收复，南北的百姓还没有得到休息安定；陛下日夜忧劳，难道有一刻片刻能够暂时忘记吗？像拣选军队这件事，臣前些日子已经陈奏三衙的弊端，也曾当面奏报，希望革除弊政，以鼓舞各军的欢心。借助各军的欢心，去掉积年冗余的军籍，军队从此可以强盛，财赋从此可以充裕。已经仰赖皇上的圣明洞察，赐予施行。”

译但在黄榜尚未发布之间，议论的人有的危险忧惧，有的是有非。等到三衙拘收各库务中从事回易贸易和杂役的人，便有人说各军从此再没有贴支，也没有激赏犒劳，借此煽动各军发怒。议论又更加惊骇，把罪责归咎于臣，却不知道臣前一天已经奉命施行了。等到三位统帅来到都堂，脸上颇有愠色，臣用一句话向他们解释明白，他们都欣然离去。如今过了很久，三军将士只有一片欢喜，士大夫之间却出现了不同的议论。随后，先前感到危险恐惧的安定了，认为是非的也有了定论；事情的末节尚且如此，至于非常重大的根本问题，又应当如何呢？像拣选军队这件事，确实是今日的急务，但只怕众说纷纭，危险、恐惧和是非反而比前日刚开始实行又急忙停止时更严重。如今诏书已经从宫中发出，朝廷上下委曲周详地宣谕，百官之间应当不会再有异议。臣今日已经和陈俊卿、梁克家仔细商议，明日当面奏报。事情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圣断预先确定，开始时审慎，到了最后也不改变罢了。自古以来，天下的事情从来没有没有弊端的；天下的弊端，也从来没有不能除去的。人臣有忧国爱君之心，就一定会忘记自身的危险，承担众人的怨恨；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弊政可以革除，国事可以因此建立。” 假如让怨恨积聚在自己身上，而国事却没有建立起来，只是让别人有机会借此买取恩惠、自我炫耀，那么就失去了忧国爱君的初心。如果不肯这样做，默默地占据职位，就一定会称病请求免职而离去。因为忠诚激愤所迫，富贵也可以看轻。考察史册，其中可以作为鉴戒、令人感叹的事情很多。伏惟陛下如日月般明察，对于万机事务，一点微光也必定照到，没有什么能够被遗漏隐瞒；而且圣德无私，急于听取意见。假如进言者的内心没有结党偏私，没有苟且敷衍，没有希求取悦，而都归于正道，那么借虚假情态冒充正直明亮的人就没有了，借仁厚之辞掩饰私心的人就没有了，以诡计假托安静无事的人也没有了。这三种似是而非的情形，正是今日士大夫的大弊端。只要陛下深入察究，军队就可以强盛，财赋就可以充裕，仁义礼乐等事业也可以依次推行。陛下的志向或许可以得到伸展，而臣拳拳想要报答的大恩，或许也可以有所建立。臣被忧国爱君的诚心所迫，冒犯天威，伏乞陛下明察。左司李椿奏道：“臣私下认为，军队是手执干戈、保卫社稷的力量，不可废除。既然如此，国家财用还不丰足、百姓力量还不充裕，养兵就应当养有用的兵，不应当养无用的兵。臣恭敬地想到太祖皇帝用仁义之兵平定天下，创立军制和阶级之法，把军队分布在各路，可以说是最完善的了。但为什么又说有些兵无用呢？三衙卫士、江上的军队、荆襄的军队、蜀地边境的军队，是有用的兵；各州厢军、禁军以及各路将兵，是无用的兵。大概太平承平一百年以后，子孙相承，人们不知道作战，安于姑息而变得骄惰。军官难以得到合适的人选；不但难得，而且还削夺他们的权力，所以私下争斗时喜欢逞强，公开作战时却胆怯。宣和末年、靖康初年，朝廷本来曾经召集天下将兵，但全都未战便溃败，因此趁机作乱的人很多。绍兴辛巳年，王权失败时，各州禁军先行溃败；步司中擅自溃逃的，也都是各州禁军。甲申年冬，定山的军队独独不能守卫的，也还是各州禁军。这些军队都有思归之心，没有迎战的意志，所以导致失败，还可以说得通。至于湖南的盗寇，骆科、胡邦宁、李金；广西的盗寇，王宣、谢实，都是因为将兵、禁军败坏事情而使他们得以猖獗，必须等到派遣大军以后才能平定。江西、福建也都是这样。这些军队不但无用，平日还欺压善良百姓，遇到紧急情况又强横难制；国家用仓廪赋税、百姓的民脂民膏养活他们，实在不只是无益。臣认为无用的兵，难道是过分诬蔑他们吗？臣愚昧地认为，有用的兵应当增加，无用的兵应当裁撤。裁撤的办法，只是对逃亡者不再招收；二十年以后，天下就不会再有无用的兵了。将来停息兵事之日，把边境上的兵分屯到各路，也不失为太祖皇帝的本意。愿陛下秘密与大臣商议，并在守臣辞行入朝之日告诫他们；不必下达指挥使这一命令而使他们不知情，天下幸甚。伏乞陛下明察。” 信州守王师愈奏道：“臣听说古代兵农合一，挑选其中可以任用的人加以使用，淘汰不能任用的人，全部使他们归农，所以没有后患可忧虑。后世兵农分为两途，拣选淘汰如果掌握了方法，可以任用的人固然能得到任用；假如失掉方法，不能任用的人反而足以造成祸害。萧俛裁撤军队的覆辙，不可不引以为鉴。臣私下看到近来拣选淘汰各州县土军弓手，似乎没有掌握方法，请允许臣为陛下说明。此前因建康掌兵官提出建议，把各州土军弓手全部分为三等：强壮而能够作战的列为第一等，年老体弱、有疾病的列为第三等，在强壮者以下、老弱疾病者以上的列为第二等。拣选得很精细，不能说有错。后来下达指挥，命令把第二等、第三等人员全部调换，另行招人补充。随后稍微察觉还不够完善，又继续下达指挥，允许被拣汰的人如果有子弟，便改为招收其子弟；没有子弟的，才允许另行召募补缺。各州都已经奉行。第三等人自己知道年老体弱有病，甘心接受拣汰，不敢怨恨。至于第二等人，虽然已经到了中年，筋力仍然强壮，长期在营寨中，熟悉军务技艺，生长在当地，熟悉捕盗拿人；其中也有屡次出戍、临阵立过功劳、现有资级、很善于统领部属的人。即使招募新的年轻壮丁，也未必能超过他们。”

译何况在开始拣汰时，有些人只是暂时患了重病，如今已经安然痊愈；如果突然抛弃他们，不仅可惜，而且恐怕他们失去职业、无处归依，迫于饥寒，轻则触犯禁令，严重的就成为盗贼，这必然会成为州县的祸害。臣私下看到，今年六月间，江西建昌军南城县吴十三等人聚众呼啸，其中已经有很多是被拣汰后放停的人，他们没有受到胁迫却愿意跟从。幸而吴十三等人不久便被消灭，否则也不是小盗寇。臣恭敬地看到乾道年间的令文条款：各军中有战功、按规定应当放停的人，即使不堪任部辖和征役，也听许免于放停，减等充任本指挥不管事务的看营剩员；又命令各军有战功、按规定应当减等充任剩员的，每人请给粮各给一半。近日建康掌兵官申请一律调换，与条令并不相妨。臣愚昧地希望圣慈下令有关部门，把各路州军已经拣选出的第二等土军弓手，再委派官员重新拣选：如土军原来是因为暴病，如今已经痊愈，确实强壮、能够承担征役的，请予留用；原来因战功获得资级，如今筋力没有衰退，熟悉军务技艺、善于统领部属、惯于擒捕的，也请予留用。其中确实有战功但不能承担征役的，请按照条令，减等充任剩员，给发一半粮食。” 如果没有战功但还能够承担征役，就命令州军在厢军缺额中收留。至于各县弓手，既然没有以剩员身份领取半粮的制度，其中第二等人员，也请拣选出可以留用的予以留用。这样或许能够使被拣汰调换的人各得其所，不至于日后成为州县的祸害。杨万里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军队，必须有所收拢，也有所疏散。有所收拢，是为了聚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疏散，是为了除去天下无用之人。不聚集有用之士，军队就不能强盛；不除去无用之人，军队就不能精练。明白收拢和疏散的道理，军制就没有遗漏的地方了。臣请说明收拢军队的道理。大概收拢军队的方法，古代只有一种，今天有三种。什么叫一种？三代的军队出自农民，这就是所谓一种。军队出自农民，是古代的办法。然而可以用于古代，却不能用于今天。三代时，内部由诸侯守卫，外部由四夷守卫；没有敌国兼并，也没有平民突然崛起，因此军队凭借人心而不是凭借武力，凭借道义而不是凭借欺诈。他们取得胜利的方式，不是后世所说的胜利。用我们的仁义战胜他们的不仁不义，不必等到列阵交战，胜负就已经决定了。所以所谓一种，是古代可以采用的办法。什么叫三种？一是召募，二是子弟，三是盗贼，这就是所谓三种。然而古代虽然没有采用，今天却不能不采用。如今两军相当，使用诈术和力量的一方获胜，那么这三类兵就不能不用。” 不只是不能不用，也是不得不用。不要从天下整体来看，而要从一个乡里来看。一个乡里之中，有所谓良民，也有所谓黠民。耕种而求得食物，纺织而求得衣服，安分谨慎而成为忠厚之人，默默守信而成为忠信之人，触犯他们，有所不敢；即使责骂羞辱他们，也有所不敢发怒，这就是良民。不耕种却想求得饱食，不纺织却想求得温暖，平日以赌博、下棋、饮酒来肆意发泄不满，遇到急难便挖坟掘墓、抢劫掠夺来满足心意，这就是黠民。良民被诱导去做坏事，本来还有所不敢；如果强迫他们从事战斗，也会终身不能胜任。黠民放任不管，他们暗中作乱就有难以控制的地方；收纳他们作为士兵，他们发挥的作用也不小。如今想要抛弃那些有用却作用不小的人，反而强迫那些终身不能胜任的人，岂不是两方面都受害吗？况且黠民不收纳为兵，他们难道肯老死而不行动吗？还是会猖狂冲撞，直到造成大乱呢？与其等到大乱，不如收纳他们来为我所用。为什么呢？收纳他们为我所用，他们的猖狂就不会施加在我们身上，而会施加在敌人身上；他们不肯老死不动的力量，也不会用来作奸作恶，而会用来建立功名。” 这就是驾驭奸雄的最高明办法。所以所谓三类兵，今天不得不用。既然如此，难道能不选择收拢他们的办法吗？臣请再说明疏散军队的道理。大概疏散军队的情形，有实际上尚未疏散而应当疏散的，有实际上已经疏散而名义上没有疏散的。实际上没有疏散而应当疏散的，是冗兵；实际上已经疏散而名义上没有疏散的，是虚兵。什么叫冗兵？用十个人攻击一个人，十个人就是多，一个人就是少，十个人取胜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一个人有时也能战胜十个人，这是因为老弱强壮不同。用一个人攻击一百人，一个人就更加少，一百人就更加多，一个人失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一百人有时也能抵挡一个人，这是因为勇敢和怯懦不同。老弱强壮相差可以达到十倍，勇敢和怯懦相差可以达到百倍，而我们却把他们一概按一人计算。这样一来，一军士兵中，补充的人极少，按名册计算粮食的有十成，而实际士兵只有其中三四成。没有战事时侵蚀国用，有战事时又败坏战事，朝廷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实际上没有疏散而应当疏散的冗兵。什么叫虚兵？大概是名册还在，人已经死亡；人已经死亡，粮食名额还在。人没有了而名额还在，名额所对应的粮食难道是给鬼吃的吗？那也一定是有人私下侵吞了。” 某人和某人已经死了，但他们的军籍还登记为在世；某人和某人已经逃亡了，但他们的军籍还登记为居营；某人和某人从未招募入伍，但他们的军籍却已经登记为招募。对方拿着名册来责令我们供应粮食，我们也按照名册发给他们粮食；一军士兵中，凭空虚构出来的人竟占十分之三四。因此县官有实际的费用却没有实际的军队，主将没有实际的军队却有实际的利益；主将当然得利，县官难道得利吗？这样下去，国家不贫困、百姓不困苦，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实际已经疏散而名义上没有疏散的虚兵。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也讲求疏散他们的办法呢？如今朝廷实行召募之法，所以乡里的黠民有所收纳；实行子弟入军的办法，所以营垒中的黠民有所疏导；盗贼不是大恶之人，就不杀而赦免他们，使其充军，所以山林中的平民不至于作乱；经过训练并加以选择的将领，都卓然可以任用。这是收拢军队的最高策略。朝廷已经实行了这些办法，然而仍然有可以疏散的。臣希望朝廷每年不定期派遣一名侍从或台谏官，选择忠诚而有声望的人，巡视各军并加以检核，那么虚兵、冗兵的弊端就可以稍稍革除。大概巡视一定要到教阅军队的地方，检核一定要找掌管军籍的人。为什么呢？”

译军队中老壮、勇怯的情况虽然不能全部看清，但在教阅军队的地方也可以大致看见。至于士卒的死生、逃亡、存留，虽然不能立即知道，但责问掌管军籍的人，他们没有不知道的。根据可以大致看见的情况加以淘汰，根据掌管军籍者无不知晓的情况，令其自首如实申报，并分别给予赏罚，那么冗兵还怕不能疏散吗？虚兵又怎敢重新存在呢？除去冗兵、虚兵，真正的军队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疏散军队的最高策略。掌管军队要靠人，用兵要靠谋略，训练军队要靠法令。臣所说的收拢、疏散，就是训练军队的方法。” 万里又说：“臣听说，谋划天下的事情，不能因有利可图就习惯性地一味去做，也不能因为曾受过危害就一味不做。因贪图利益而一定要做的人，危害到来时就不会思考；因惩戒危害而一定不做的人，利益必然会有所遗漏。议论者都说：‘乡兵之法不可施行。’百姓乐于务农而不乐于当兵，夺走他们所喜欢的事情，强迫他们做不喜欢的事情，时常会有扰民的危害。把农民作为士兵，并非他们所熟习的，守卫时就溃败，作战时就逃跑，时常会有败坏战事的危害。他们看到石晋把各州乡兵登记起来，称为武定军，使百姓无法生活，因此说这是‘扰民’；又看到石晋设置军队，称为天威军，最终因为不能使用而废罢，因此说这是‘败事’。他们只知道这些，却不知道还有既不扰民而能安定百姓、既不败事而能成就事务的办法。天下从来没有完全无害的利益；如果天下真有完全无害的利益，那么谁不能谋划得到呢？有利于一方，必然会危害另一方。越地人坐在船中，用手划水使船前进，燕地人看见后很羡慕，回去便在道路上用手爬行，没有不匍匐跌倒、成为笑话的。燕地人硬要成为越地人，固然是有害的；越地人如果不做越地人，难道不也是有害的吗？议论者只看见燕地人跌倒的危害，却没有看见越地人把千里当作咫尺的好处。” 百姓因地域不同，地域因利势不同；违背这种不同而强求一致，就是把燕地人变成越地人；顺应这种不同而区别对待，就是让燕地人做燕地人、越地人做越地人。如今百姓的生活，有安定的地方，也有危险的地方。生长在安定地方的人，把危险的地方视为可怕；而生长在危险地方的人，也不羡慕安定地方。内地的百姓，仰事父亲、俯育子女，安居而从容进食，甚至有人终老而没有到过州县、不认识官吏，更何况兵革之事呢？边地百姓却不是这样，早晨还如春日温暖，晚上已像深秋凛冽；今天还安定聚居，明天就离散流亡。内地百姓看他们，怎么能够片刻居住在那里呢？但边地百姓遇到盗寇来侵犯，就抵抗；抵抗不了，就迁移；盗寇离去，就又回来。他们为什么不干脆迁走以躲避，又为什么乐于回来呢？并不是乐意，而是形势如此。鱼把深渊当作归宿，鸟把树林当作归宿，难道只是因为干燥或潮湿不同，便可以互相替换吗？所以乡兵之法，臣认为在内地施行不可行，在边地又有什么不能施行的呢？看他们遇到盗寇来就抵抗，这已经具备乡兵的资质；抵抗不了就迁移，这已经苦于没有乡兵的帮助；盗寇离去就回来，这已经有乐意充当乡兵的意愿。上面的人迎合他们的意愿，凭借他们的资质，促成对他们的帮助，那么乡兵之法就有不难施行的地方。” 得到合适的人，讲求适当的办法，逐步推行，荆襄、淮甸的百姓，都可以成为韩信背水一战那样的军队。因此田单挖掘坟墓来激发齐人，击破强大的燕国；周德威凭借土兵据守险要，制服契丹；祖宗又用河北乡兵来防备北方敌人。大概用国家军队守边，不如用边地百姓守边。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在为自己守卫。人人为自己守卫，守卫就不靠城池；人人为自己作战，作战就不靠军械。守卫不靠城池，是把人当作城；作战不靠军械，是把人心当作武器。石晋想把乡兵的办法推行于天下，就错了。百姓没有亲临危难，一定不肯离开安定；没有亲眼见到死亡，一定不肯舍弃生命。用没有经历危险、没有见过死亡的百姓，却希望他们去做使自己不得安宁、甚至送命的事情，这大概就是石晋乡兵扰民而无用的原因吧？然而，因为惩戒石晋扰民，就连同那些不扰民的办法也废弃；因为惩戒石晋不能发挥乡兵作用，就连同那些有用的办法也抛弃，这又错了。臣曾经很赞赏班固关于山西出将的说法，认为陇西各郡迫近羌人，百姓习惯战斗和防备，所以风俗气质崇尚武勇；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山西能够产生将领，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地理造成的。土地迫近羌人，百姓习惯战备，那么什么地方不能成为‘山西’呢？” 有人说：淮地百姓脆弱，不能和山西相比。这不对。宋武帝攻取关中，并不是从西方借兵；陈庆之攻取河南，也不是从北方招募军队。军队哪里有固定的地域呢？只看如何使用罢了。况且黥布的军队，能够使汉高帝也避开他的锋芒，难道不是淮地人吗？李陵和奇才剑客在敌人朝廷中浴血奋战，难道不是楚地人吗？怎么能说他们脆弱呢？从前周世宗侵犯南唐时，淮地百姓正苦于唐朝的统治，小民便共同聚集山泽，修筑堡垒，用农具作兵器，用纸张作铠甲，周军多次被他们击败，唐地也有很多被收复；当时称为白甲军的，就是他们。百姓苦于君主，却尚且能够抵抗敌人，何况爱戴君主的人呢？一百人拿着兵器攻打一只老虎，老虎获胜；一个人扛着锄头遇到一只老虎，人反而获胜。这并不是一百人弱，而是一个人强。交战而取得地利的一方获胜，不能取得地利的一方失败，这难道不就是所谓‘地死’吗？地势使人陷入必死，就会使形势必然奋发；形势必然奋发，战斗就会格外用力。这个人处在必死之地，这正是他必能求生的原因。那一百个人既然把自己置于可以逃生的地方，怎么能获胜呢？所以古代善于用兵的人，是以死求生，而不是以生求生。” 边地百姓也是以死求生的吗？即便如此，在边地施行乡兵之法，绝不能由官府直接办理。官府办理就会扰民，民间自行办理就会乐于实行；官府办理敌人一定会疑心，民间办理敌人就不知道其中情形。臣希望沿淮的郡县，不禁止土豪聚集民众、携带兵器，同时暗中观察其中有才干而且强健的人，以礼相待并厚加优待。有时可以酌情减免他们少量的赋役，或者借机让他们负责除盗，再捐授一个官职来报答功劳，这样或许边地百姓就会乐于作战。一旦有紧急情况，敌人便不容易南下。”

译广东提点刑狱林光朝奏道：臣私下看到，摧锋一军驻在广南东路，所到之处都能弹压控制，居民自然安定。然而军队聚合就强壮，分散就携离；聚合就气势旺盛，分散就衰弱而且枯竭。如今摧锋一军有二千七百八十七人，分屯在二十四处防地。韶州的重兵有八百四十七人，其中砍柴、守门、服杂役、搬运辎重、守护寨栅的，常常超过三分之一。近来茶贼侵近本路边界，摧锋一军挑选其中可以作战的，不过四五百人。其他分屯之处，有的相距百里，有的相距数百里，有的远在千里之外。发布檄书调兵，没有一个月不能到达。盗贼进入南雄，就一定会逃往循州、梅州；循州、梅州本来就是盗贼的巢穴。盗贼进入韶州的仁化县，其他州郡也将要戒严了。把摧锋军四五百人分布在南雄和韶州仁化，用来守卫就不够；如果想把他们集中在一处，盗贼轻捷狡猾，一定会乘虚而来。二百里之内，首尾尚且不能相互接应；一旦有一点差错，更没有其他防守应援的人。当时如果盗贼不停留在禾山之下，直接来到岭外，那么胜负就还不可知。只是他们偶然拖延了岁月，调来的军队才全部集合。” 统制官路海曾对臣说：‘如果用两倍的兵力攻击他们，还担心不能取胜吗？’臣认为韶州驻扎的一军，还必须增加数百人，然后才可以应付仓促发生的情况。太平、长乐二乡现在隶属郴州，这是李金出没的地方。那里土地稍微贫瘠，百姓容易动乱。一年收成不好，就会产生挥臂作乱、轻生犯法的念头。汀州、赣州、循州、梅州四州交界处，那些宰牛、挖坯的人大多聚集在那里。前一年，从循州、梅州到望云山，聚集的多达十几、上百人，在潮州、惠州之间抢掠，这怎么可以放纵而不追究呢？韶州的重兵用来应付仓促事变，如果每每要等上一个月的路程，才能调集完成事务，那也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在这个地方再增加数百人，一旦仓促发生警报，不需要另行调发，就可以擒获盗贼。然而漕运财政已经困窘，实在没有办法供给这增加的兵数。臣希望陛下明察，从明年起截取本路出戍荆南三千人的缺额衣粮以及升迁转官的资历费用；对于已经拨在各州、或因前后事故而空缺的部分，每年可以节省若干缗钱，用来供给这数百人，这是军队长远的利益。臣在警急之中看到这一利害，实在十分迫切，并不是过分的谋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光宗时，周南进呈《兵论》说：臣听说，贪婪的将领靠刻剥士卒招致怨恨，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天下人都知道；贤能的将领因为训练检阅而受到诽谤，这一点人们却有时还不明白。臣请为此论述。臣听说绍兴停止战争以后，统领军队的人难道一定都是贤能之人吗？当兵的人难道全都懂得道义吗？实在是因为立功以后，队伍中很多人都提升资级、获得俸禄赏赐，各自能够温饱，所以军政无论宽严，士气无不和乐。如今军队已经三十年没有作战，一个军中没有身份而经历升转资级的人不能超过十分之一，经历升转资级而获得补授官职的人不能超过百分之一；每天请求百钱、却被称作行伍士卒的，占了十分之四。家属负担很多，衣粮不足。议论者认为，如果想稍稍振作士气，必须先取得他们的欢心。然而军中犒赏常常苦于没有钱，朝廷特别拨给的钱又不能多次得到。担任统制的人正害怕招致怨恨，哪里还敢过问军政废弛呢？所以击刺不必精熟，骑射也不必练习。做军士的人也贪图放纵，喜欢安闲。机灵的人经营工役技艺，狡黠的人赌博、博弈、贩卖交易，最差的人卖柴、织草鞋来供给自己的寒冷饥饿。忽然有廉洁勤勉的将领，稍稍有些抚恤整治的心意，不过是因为检阅训练，计算他们的弓力，赏给金钱，以表示优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一日〕 然而，官府发给他们弓，官府授给他们箭，损坏了就要接受责罚，请求补充又要耗费钱财。如果他们自己制作、私下置办，所得又不足以抵偿。每十天呈报、每月考试时，筋力已经耗尽；不是规定日期而进行拍试，哪里能全部射中？他们往往彼此相视而生怨恨，认为这样反而不如偷懒怠惰、什么事也没有。若再有修缮、服役、役使等事，怨恨就变成愤怒。所以从前是因为贪将而使军队怨恨，如今却是因为贤将而产生诽谤，大概是长期安逸而害怕劳苦，形势自然如此。臣听说西部边陲阶州、成州、和州、凤州的军队，有些人从未得到帛衣穿在身上，但主管军队的官员从来不不严厉，也从来不敢怨恨，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于粗食劣衣。如今三衙的周密卫士，长大成家、养育子女，衣服轻薄华美，与京城百姓没有差别，比沿江各屯的士兵尤其骄惰。因此每天给钱，每月给米，四口以上的家庭又特别发给补助，往往仍然贫困憔悴如旧。陛下如果想整顿建立军政，那么应当讲求的并不只一件事。如果能够增加军中的公使钱，禁止役使劳苦，以优厚待遇换取他们的力量，也足以稍稍减轻贤能将领的忧虑了。”}], 宁宗嘉定十一年，知江州袁燮上奏《便民防》说：“臣听说，国家以百姓安定为根本；有了强兵，百姓安定，国家就安定；军队强大，国家就强大。如今群盗横行，难道只是民心动摇吗？也是由于兵力薄弱。禁军、厢军、弓手、土军，都只是徒有其名罢了。勇敢和怯懦混杂，能干和无能没有区别；训练考阅不严格，武艺不精。把这样的军队驱使去抵挡强盗，就像赶着羔羊、小牛去抵御虎狼一样。这固然是因为军人不是合适的人才，更是因为任官者不把这件事当作急务，因循马虎，才到了这种地步。臣自从到任以来，深知这一弊病。去年秋天大阅军时，臣曾用银子作箭靶，招募能射中的人给予赏赐，结果一整天竟没有一个人射中。臣叹息说：‘耗尽百姓的脂膏来供养这些人，究竟有什么用呢？’于是扣发兵官的俸禄，集合他们的士卒，教他们射箭，没有一天停止。臣也亲自考核他们的技艺，按能力排列等级并分别赏赐，连续进行了三个月。兵官受到激励，奋发努力，勤于训练考阅，这才恢复他们的俸禄。臣又考察核实军队实际人数，查禁奸弊欺诈，从去年秋天直到现在，削除军籍的有一百六十一人，还没有来得及招募补充。起初，便用供养这些人的费用，赏赐武艺精湛的士兵。此后，善于射箭的人越来越多；每次考阅时，射中的箭密集得像梳齿一样，射破箭靶的也动辄有几十人。”

译有能力的人因得到赏赐而高兴，没有能力的人以不如别人为羞耻，人人都有勇敢奋发之心。同样是这些士兵，过去笨拙，现在灵巧；过去怯懦，现在勇敢；过去只有军人的名义，现在才有可以使用的实际能力。教与不教，差别竟然这样大吗？武艺一天也不能放松，训练考阅一天也不能缓慢。汉代的名将曾经修治攻战器具，接受命令引军出发，不到一天之间就能行动。唐朝讨伐蜀地，任命将领出发，也不过辰时到卯时之间，这都是因为平日训练有素，仓促之际不必再等待整备，所以能够取胜。人难道有不可教的吗？孙武在片刻谈论之间，就能使深宫中的女子前后左右跪下、起立，全都符合规矩和墨线，何况军人呢？激发他们勇敢的心，改变他们骄傲懒惰的习惯，使人人精锐，威名声势震动四方，即使有凶悍狡猾的敌寇，难道还敢窥伺我们的藩篱吗？只希望圣明的君主发布明确诏令，使天下守臣都把这当作职责；再命令监司时时察考，把他们能干与否全部列名上报，并施行赏罚。这是平息盗患、安定百姓的上策。”臣对此忠心恳切，不能自已。袁燮任都官郎官轮对时所上的劄子说：“臣私下认为，今天的急务固然不止一端，但防备抵御的谋划，尤其不能迟缓。北方敌人国势已经衰败，覆亡指日可待，决不能与中国相抗；但臣认为防备抵御不能稍有松懈，为什么呢？因为北方敌人是我们的深仇大恨。靖康之变，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今正是报仇雪耻的时候。他们有可以利用的机会，而我们却没有利用机会的器具和力量。四面看去空虚无备，迟疑退缩，岂不是要被奸雄窥伺吗？所以有见识的人深深忧虑。那么应当怎样谋划防御呢？这不是一件事。应当精心思考、反复讲论，凡是可以壮大国家声势、挫败奸雄野心的办法，都竭力采用，这才可以说是有备。臣来不及全部列举，姑且就古人所做而适用于今天的，向陛下说明。臣听说古代整治军队，从伍法开始；五个人共同承担祸福利害，作战时互相呼应，危难时互相以死相救。即使人数增加到很多，这种法度仍和最初一样。所以说，治理众多军队就像治理少数人一样。诸葛亮制定八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四面为头，八面为尾，接触到哪里，哪里就是阵首；敌人冲入中央，阵首阵尾都能相救。即使司马懿那样的雄才，也不敢同他争战。诸葛亮死后，司马懿追击蜀军，蜀将▯仪反旗鸣鼓，司马懿仍不敢逼近，大概就是因为以后为前，沿用了诸葛亮的遗法。这样的军队即使经历百战也不会失败，这就叫常胜之兵。如今各位将领，能够深刻通晓这种方法吗？古代任用将领时，京城门以内的事由朝廷管理，京城门以外则由将军自行节制；军功、爵位和赏赐，不从中央反复覆核。李牧担任赵国将领时，属吏可以自行任置，财物可以自行使用。他犒飨士卒，每天宰杀数头牛，又大量设置间谍，周密了解敌情。若不是财用有余，怎么能办到？如今任用将领，能够这样专断吗？不只是这些。招募精强士兵，能够拉开四钧的弓、拉满九石的弩，早晨到中午，便得到三千五百人，有像马隆那样的吗？储备丰足的军粮，能够在六七年之间积存三千万斛，作为十万人五年的粮食，有像邓艾那样的吗？军需物资预先准备完毕，能够像吴汉一样早晨接受命令，晚上就引军出发，连一天整备的时间也不需要，有这样的吗？民兵可以使用，能够像李抱真训练昭义步兵，教练三年，全部成为精锐士卒吗？以上六条，清楚完整地列举出来，难道不是非常好？如果还做不到，那么防御抵御的谋划仍然缺失，难道还不赶快设法吗？臣听说，作战和防守没有两套不同的原则；有了威名声势和防御谋略，能够决战，然后才能牢固防守。敌人即使内部发生争斗，我们却不能立即出动，这说明还不能作战，又怎么能够防守呢？从前谢安辅佐晋国，从未轻率用兵。秦国军队将要到来时，他仍然照常游赏。桓冲深深忧虑国家根本，派兵入京护卫，谢安却拒绝说：‘朝廷的处置已经决定，兵器铠甲没有缺少，西部藩镇的军队应当留在那里作为防备。’体会‘兵甲无阙’这句话，便知道他平时讲习已有素，防备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将领良好，士兵强劲，财用充裕，仓促之间随时取用都足够；未战已有防备，交战便能建功。这就是臣所说的作战和防守没有两套不同原则。希望陛下奋发神武，明令股肱心腹之臣，共同谋划长久安定、强盛国家的办法。军队虽然尚未实际使用，却已经具备可用的实力；战争虽然尚未取胜，却已有必胜的资本。使六军将士像蛟龙一样，既可以盘踞，也可以伸展；盘踞时足以巩固我国边防，伸展时足以收复旧日疆土。即使有奸邪之徒，也无法窥见我们的漏洞。这就是长久安定、强盛国家的办法。希望陛下留心省察。” 袁燮又上奏说：“臣听说，用兵这件事，即使在天下大治的时代也不能完全避免，何况是在国威尚未振作、国势尚未强盛的时候呢？把谈论军事视为忌讳，以安逸居处为快乐，一旦发生意料之外的变故便无法抵御，这样的谋划太疏漏了。自从北方动乱以来，想要归附的流民很多，我们却担心由此打开边境的漏洞，全部拒绝他们，甚至有将他们杀戮的。流民的怨恨深入骨髓。敌人知道这一点，必定激怒他们说：‘这里没有粮食可得，南朝又不容纳你们，拖延日久，必然自行死亡。为什么不也到我们这一边来求取粮食呢？’正值百姓饥饿困乏，一听这话，便欣然跟从，这是形势必然会导致的结果。唉，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难道还可以苟且安于无事吗？难道还可以忌讳谈论军事吗？臣听说，自古善于用兵的人，专门攻击敌人必定要救援的地方。他们正在侵扰我们的边疆，而我们出兵向北，想要捣毁他们空虚的后方；他们回头顾及后方，必定会解围撤去，我们再跟踪追击，使他们腹背受敌，这实在是制胜的奇策。不采用这种办法，却只在境内作战，不敢有所侵越，军队的士气已经不能振作，又怎么能够决胜呢？春秋时，晋国阳处父攻打楚国，以救援江、汉地区；建武年间，有个叫董宪的贼人从郯地出兵包围兰陵，盖延、庞萌请求救援，光武帝下令说：‘可以直接前往攻打郯地，那么兰陵自然就会解围。’

译因为郯地正是董宪必定要救援的地方。唐太宗把王世充围困在郑地，窦建德前来救援，他的部下有个叫▯敬的人劝窦建德说：‘鸣鼓树旗，越过太行山，进入上党，巡行汾水、晋地，直趋蒲津。这样关中必然震动惊骇，唐军一定会撤军自救，郑地的包围自然就解除了。’窦建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最终因此失败。后来唐太宗讨伐高丽，江夏王李道宗说：‘高丽倾尽全国力量抵挡王师，平壤的守备必然薄弱，希望借给臣精兵五千，覆击它的根本，那么几十万敌军可以不战而降。’太宗不能听从，最终留下了悔恨。由此看来，今天整顿军队向北进军，正是为了攻打敌人必定救援的地方，保护准甸。况且敌人尚且能够侵入我国疆土，而我们却不敢越过边界；巍巍中国竟然还不如残破的敌国，臣私下为圣明时代感到羞耻。虽然如此，残破的敌人已濒临灭亡，却还敢发动这种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它窥知我朝以仁厚立国，未必有用兵的意图，又想激怒流民，增加自己的党羽罢了。如今王师兵锋指向北方，宿亳已经挫败了他们的谋划，并且还要多方传檄晓谕流民：‘你们是中原遗民，本来都是我的赤子；长久沦陷于敌境，难道我们不互相思念吗？从前不接纳你们，只是担心一旦边境裂开，反而会连累你们罢了。’ ‘哪里想到残敌竟敢擅自背叛盟约呢？从今以后，有谁能攻取一个郡或一个县，率众归来，就把所取郡县的土地交给他。’以极大的诚信打开归附之路，以世袭相许；离散他们的党羽，使他们的军势孤立，解除遗民的怨恨愤怒，振作皇宋的威名声势，难道不正是在今天吗？古人说：‘太阳到了正午就该晒干东西，手握刀就应当立即割下。’希望陛下英明决断，不要迟疑。” 宁宗时，袁说友上奏说：“臣听说，事情发生之后才准备，祸患出现之后才防范，这是古人的深切告诫。若能事先设置防备、预先做好准备，那么应对天下变故就会绰绰有余。《尚书》说：‘只有事事都有准备，才会有备无患。’

译《左传》说：‘预先防备意外，是古代善于教导人的方法。’ 既然如此，防范危险、考虑祸患，难道可以只在仓促之际应付吗？近几个月以来，传闻敌境多有变故，被远方少数民族困扰；他们究竟会不会败亡，虽然还不能确定，但对我们来说，难道能不作防备吗？譬如盗贼在邻居家中发生，我们巩固藩篱、严闭门窗锁钥，预先加以防范，实在不能迟缓。今天预先准备的事情，没有比整顿军政更重要的；而军政中最紧迫的，又没有比整治军实更大的。所谓军实，就是武艺、车马徒众和器械。春秋时期，把清点军实作为军政的首要事务。臣曾从宿将那里听到，军中如弓弩手、枪刀手，都有升等加级的制度；这正说明武艺的重要，所以称为军实。弩手中技艺高强的，有能开四石、五石弩以及五石弩的人；使用铁搭的，再增加三斗。弓手中技艺高强的，有能开二石五斗弓的人。枪手中技艺高强的，有能连续刺击五百、六百次的人。刀手中技艺高强的，有在格斗中屡屡取胜的人。力量越强，斗力、刺击的力量就越高。有这样的武艺，便应有相应的升等加级，并增加粮钱、增加衣物赏赐；增加多少，视武艺高低而定。所有这些，都由统帅等每日试验、每月比较，每季交给总领，亲自详细审核，按实际情况升等加级。升等加级完成后，立即增加请给。这样士卒受到激励，勇敢的人想着奋发，强健的人竭尽力量。平时无事，就考核能力、比较技艺，每日温习、每月操练，有增加而没有减少。一旦遇到出征，都是强健勇敢的士兵，摧毁敌军锋线、攻陷敌阵、斩杀敌将、夺取敌旗，没有做不到的。若在平日无事时不加以激励，一旦紧急，才临时寻找谁勇敢、谁强健，又有什么可以依靠呢？如今江、蜀各屯驻地，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可是升等加级的办法百件中连一件也没有实行。臣知道其中原因了：军中本来就没有余力，总司又没有多余财物，私下恐怕升等加级的人一多，每月给付必然增加；既有犒赏，又要增加衣赐，自己估量无力办理，便不敢再进行激励，于是使士卒有勇气却无从施展，有力量却无法显现，人才沉郁，遇到紧急情况也派不上用场，难道不可惜吗？臣私下认为，各路总司在十几年前往往财赋充足，供军之外积蓄很多；近几年却逐渐困窘，不知为什么突然到了这种地步？臣也略知其中端倪。总所的胥吏和钞铺实际上相互勾结。务场监官担心年终亏分受罚，胥吏便欺骗监官说：‘每一道钞票应当减价若干钱，客商就会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钱〕 于是监官落入他们的计谋。这样一来，拥有数十万、上百万资本的钞铺，全都拿钱来买钞。实际上客商仍按原价使用钞票，并且还要增加钱，到钞铺买钞后离开。官府减收的钱，动辄一二十万，全都归入钞铺和胥吏之家了。年年如此，渗漏的财物数目无法计算。近年来这种弊病尤其严重，而淮东又比其他地方更严重。假使总计者能够察见这种弊病，严加惩处并彻底革除，那么每年就可以收回被减免的金钱，用来支付升等加级的费用，实际上非常充足。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断，详细斟酌臣的奏议，深切地把升等加级之法作为军政急务，下令各[原文疑误：防]统帅：弓弩手、枪刀手每日比试，登记确定斗力、石力以及刺击次数、格斗获胜次数；其中最强者，等到一季期满，取其中最优者，不论人数多少，令总领同统帅亲自审试，不得徇私，必须按实际情况升等加级、犒赏，并依照规定增加请给等项，列具姓名上奏。仍命总领所筹措财赋，考核胥吏奸弊，防止财物渗漏，用供军余款充作升等加级、增加钱物等费用。如果将来派官员点试，发现武艺确实高强，统帅以下官员应当议定推赏。” “如果再轻视、破坏这次指挥，就应当依重法处置。各军士卒也都会踊跃奋发，愿意以勇力争相表现。一旦边境出现警报，用这样的军队迎战敌人，臣知道必定所向无敌。这是军实中最紧要的事情；如果平日不预先训练，却想临时姑且应付，那么这种耽误事情的后果，臣不敢想象。臣怀着恳切忠心，希望陛下明察并予以采纳。” 陈耆卿上殿奏劄说：“臣听说，有郡县的军队，也有边疆的军队。边疆军队，是可以紧急使用而不能松缓对待的；郡县军队，看似缓慢，实际上同样紧急。如今郡县军队，人数并不少，供养费用也不能说不多。这样做，是想让他们保卫百姓、巩固我国边防。不过，难道只是为了这些吗？如果有缓急，他们就不能不被用来守备边塞；这样看来，郡县军队就是边疆军队。臣昨天以庸劣之才巡视浙东军队，来回走访，大致了解了其中实情，大多是把养兵看作困难，却不把练兵当作急务。年老的人本应淘汰，如今却怕被淘汰，先把他们卖给别人，哪里还管这个人是否适合当兵？人死了本应从军籍中除去，如今不除去他的军籍，反而改刺他的子弟，哪里还管他的子弟是否适合当兵？补充士兵时如果不衡量才干，教练时确实有章法，那还说得过去。如今教练究竟怎么样呢？所谓路钤的按阅，一年到辖境一次罢了；即使亲眼看到大概情况，也不能心中详细了解。士兵勇敢还是怯懦，技艺精还是拙，关键在于预先讲习并长期坚持，否则只是虚名罢了。以射箭来说，甲能射，乙不能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到了射箭时，不能射的人有时反而射中，能射的人有时反而射不中，这是因为他们私下互相替换，来欺骗掌管军队者的视听，实在应当重罪惩处。幸好能够察觉，当然没有什么损害；如果察觉不到，就会出现能射者不受赏、不能射者反受赏的情况。由此类推，其他事情也可以想见。军队先要有敢死的气势，然后才有求生取胜的道理。平时训练却像儿戏一样，突然接到调发命令，听到金鼓便发抖，面对妻子儿女便哭泣，说：‘我这是要去送死了。’既然自己认为是去送死，又怎么能指望他击退敌人、求得生存呢？古人的军队有所谓以一当百，贵在精锐而不贵在数量。如今如果像这样，即使人数多也没有益处。臣愚昧地请求圣上仁慈地下令严格告诫各郡，每逢补充、刺募士兵时，都谨慎审查，彻底清除过去的弊病。至于简阅一事，兵官应详细督察具体事项，守臣亲自掌握纲要。士兵勤奋还是懒惰，兵官可以据此赏罚；兵官勤奋还是懒惰，守臣可以据此赏罚。对于才艺精良的人，应优厚地加以表彰区别，每年把姓名上报密院、本路钤总，并且时常出其不意地派人点验巡视，务必使人人奋发，伸出爪牙来捍卫国家；用这样的军队守长城、江淮、清风、河洛，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希望陛下留心。”

译兵部侍郎虞俦上劄子说：“臣私下看到，国家供给军粮，内有三衙，外有各屯，以至州县的厢军、禁军、土军，都是到仓中领取。过去艺祖皇帝制定制度，京城各军，营地在东边的，到西仓领取粮食；营地在西边的，到东仓领取粮食，南北方向也照此办理。大概是不想让他们骄纵懒惰，同时也让他们习惯运送粮食的劳苦。皇帝的用意很深。臣前些年代理知平江府，查得辖下常熟县许浦水军，在移屯之初，也曾命令军士每月到县仓领取粮食。实行数年后，有人提出建议，说军士背米，难免稍有劳苦；包裹粮食、携带鞋履，难免要自行准备；有时遇到阴雨，也难免滞留。于是请求让本县起运粮纲，由州府派官，运司支出船脚费用，按月装运发给军队。朝廷采纳了。实行到今天，已经看到了它的危害。军士安坐吃粮，吃饱后嬉游，养成骄惰习惯，这是第一害。粮纲在路上，混杂了受潮和变质的粮食，不能食用，这是第二害。船户偷盗，长期被拘押监禁，家破产尽的很多，这是第三害。军吏在称量时造成亏欠，又多由县道不断填补偿还，这是第四害。” “如今的办法，不如让军中自己准备船只，把过去雇船所付的水脚钱全部给轮流派遣的队将，让他们到县仓支取粮食。这样军士每月都习惯于驾船运粮的劳苦，不至于骄惰；给他们水脚钱，又可以有所补助。由军队自行运粮，便于关防，不会混入受潮变质的粮食；船户免于偷盗和被拘押；县道免于填补偿还亏欠。军队既然自己运粮，河道淤塞关系到自身事务，也将自行疏浚，利害所在，十分明显。恭敬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明断的诏令，坚决实行，使国家恢复旧制，臣不胜欣幸。宋理宗时，许应龙进献旧事说：李抱真担任怀泽潞观察留后，共八年，登记每户三名丁男，选择一人免除其徭役和租税，发给弓箭，命令他们在农闲月份练习射箭，年终大阅，按能力高下赏罚；三年之后全都成为精兵，共得到二万人。他们既不由官府供给粮饷，又使府库充实，于是成为山东一带的强军。李德裕担任郑滑节度使，后来调任剑南西川，到任后便每二百户抽取一人，让他练习作战；平时免除事务，缓急时务农、战斗，称为‘雄边子弟’。臣认为，民兵可以使用，胜过官兵。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边疆百姓，熟悉钲鼓的声音，看惯旌旗的样式，靠近敌境，平时就熟悉侦察；从事鞍马，弓箭也一向精熟。顺着他们平素的习惯训练考阅，也是他们乐意从事的事情；何况再用犒赏来激励，谁不知道努力？加上房屋、妻子儿女都希望他们保护自己，所以他们自卫的意愿尤其迫切。” “如今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捍卫抵御敌人，不只是国家的利益，也是百姓的利益。所以民兵的作用尤其得力。至于出外戍守的军队，虽然给他们生券，但居住之地不是自己的乡土，只有思归之念，没有勇战之心；驱使他们前进，虽然不敢逃避，但一听到稍有挫败，便丢弃铠甲溃散，还能指望他们效死用命吗？李抱真的昭义步兵，足以平定山东的变乱；李德裕的雄边子弟，足以抵御南诏的强盛。他们取得的成效已经充分证明，这些事情都可以考察。如今的办法，官兵固然应当激励，使他们精锐；民兵尤其应当组织集合。不过，区分和组织民兵，必须有办法：免除他们的劳役，使他们安定；教给他们武艺，使他们熟练；选择其中精锐者厚加赏赐，使他们感激奋发；用隅总统领并率领他们，这样遇到缓急才有可靠的力量。还有一件应当察看：出战时由民兵承受锋刃，取胜时官军却争夺赏赐，民兵既没有所得，谁肯效力？因此，虽然有民兵之名，却没有取得安定边疆的功绩，祸患实在就在这里。一定要在奏报凯旋时加以分别：官军有功就赏官军，民兵取胜就赏民兵。施行公平，谁会不服？” “只是州县官吏尤其应当戒止侵扰，如果平时就失去民众的心，遇到警急又怎能指望他们相助？知道这几种弊病并加以防范安排，那么谁不乐意为我们所用？近来官军间或有败退，缺额尚未补足，如果就在沿边招募，从形势看尤其方便。因为那里的人精壮强健，又熟悉战斗；让他们戍守，不仅可以节省生券的费用，也可以免去调发的劳苦，是一举两得、因时制宜的良策。希望陛下明发诏令，命制阃迅速制定办法施行，这样边疆就会稳固，国势也会强盛。许应龙又进献旧事说：从前司马光上书说，用兵贵在精而不贵多；欧阳修列举三种弊病，说军队不在数量多，应当凭谋略取胜；范镇讨论增加军队的数量，说军队不在人数众多，而在于训练得怎么样。他还说，景德年间契丹入侵、西夏不服，当时军队不满五十万，却能防备西方、抵御北方，力量充沛有余。侬智高侵犯岭南，狄青最终能够取胜，依靠的蕃落骑兵只有几百人，这就是军队不在数量多的效果。臣认为，用兵的道理不在人数多，而在精锐。精锐就可以成就功业，数量过多反而只会侵蚀财力。老弱不淘汰，训练不严格，骁勇者不能得到表彰区别，懒惰者却被安养豢养；这样即使有十万军队，也未必有五万可以使用，只是白白耗费粮饷、损耗国家财计，对作战防守的大计究竟有什么补益呢？” “如今京襄遭受创伤，淮、蜀凋敝困苦，强敌接连出现，国势日益陷于委靡。负责一方军务的人便说：军队少了不足以防御，不能不招募；谋划国事的人便说：财力已经耗尽，恐怕无法供给，每当增加收入都很困难，于是不断请求。若不听从，一旦发生败退，责任又由谁承担？所以有时增加一万人、两万人，有时增加五千人、三千人，拨给钱币，供应制造器械的费用。眼前的费用还可以挪用调剂。至于米粮、生券的需要，一个士兵每年的费用何止十万钱？增加到一万人，费用便要一百多万。假如选择强壮的人，按照训练考阅的法令约束他们，表彰勇锐，惩罚懒惰；如果有防守劳苦，便厚加激励，或者从行伍中升为卒长，或者从小校中升为队将，谁不踊跃求取机会表现自己？这样军队全都成为精兵，即使五千人，也可以抵挡万人之敌。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一天天增加军队，老弱者也收取，矮小者也刺募，只想充数。既然列入军籍，不仅训练不严格，还进一步私自役使他们，有的占用他们做优闲杂役，有的让他们从事贸易。穿坚固铠甲、拿锐利武器，本来既不熟练；看到敌阵又胆怯，谁敢向前？”

译“这样即使增加十万军队，也只会成为侵蚀粮饷的蛀虫。对内常常忧虑困乏，对外又无益于防御。不察看这一点，却听任军队日增月益，拿什么来供给？倘若供养不足，难道能免于发生变乱吗？如今的办法是：现有军队中，选取骁勇精锐者，厚加供给以表彰其能力；淘汰老弱者，给一半供给，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新招募的士兵，则用等级、兵仗等制度加以约束，脆弱者不许入选；教他们武艺，强壮者自然会奋发。这样新旧士卒大概都可以使用。又用奖赏激励来振作士气，用升迁任用来酬报劳苦。至于克敌有功，再破格提拔任用。军队不冗滥，就不会造成虚费；技艺精熟，就可以凭借它决胜；安定边疆、巩固边防、加强根本、挫败敌人，几乎都会如意，还用担心什么外患呢？不过，军队固然应当精锐，将领更不可不慎重选择。假如不是合适的人，激励赏赐也没有办法；到了面对敌人时进退失当，即使有精兵，也不能使用。必须选取那种事务越多越能办妥、士卒乐于听他指挥的人来统率军队，这样才大概能够战必胜、攻必取。” 知汉阳军黄干上奏结保伍说：臣私下看到，国家近年以来讲求边防，最为详细严密；但臣私下认为，外来侵犯固然应当忧虑，内部祸患尤其应当担心。如今的内部祸患，没有比人心涣散、无人统属更严重的了。臣曾考察周代比、闾、族、党、州、乡的制度，上下相互维系，脉络彼此关联，防禁严密，所以奸邪盗贼不能发生，法制严格，百姓一向驯服。因此人心有所统摄，遇到缓急也不敢任意放纵。后世保伍之法，还保留着周代制度的遗意；然而州县之间从未真正推行，不过是保正掌管追捕差役，户长掌管租税罢了。凭一家人统辖方圆数十里，以一个人承担数百家的责任，而且每隔一两年就更换，这哪里足以统摄人心，使人长久安定而不发生变故呢？臣曾任临川令，在开禧年间用兵以后，隅官制度还没有完全废除。该制度以五家为一小甲，五小甲为一大甲，四大甲为一团；一里之内，由里长统辖若干团长，设一里正；一乡之内，由乡官统辖若干里正；一县之地分为四隅，每隅之内，由隅官统辖若干乡官，用来察察奸邪、保卫乡里。” “实行三年，人们都认为便利。如今臣承蒙恩典代理守汉阳，正逢大旱，百姓缺粮，臣修明推行救荒政事，于是推行保伍之法；户籍人数多少、家中有没有积蓄，都能够周密了解。不过这也只是为救荒政事设置的，不敢大加改动。假使能够仔细讨论并努力推行，那么维持人心、防范变故的方法，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何况湖右地区都是五方杂处的百姓，土地广阔，奸盗潜藏；往年敌人尚未入境时，聚众呼啸、抢劫乡里的，都是这些人。假使保伍之法已经明确，人心平素就有统属，又怎么会放纵行事而无人禁止呢？所以说，保伍之法正是用来统摄人心、防范变故，并为缓急作打算的。假如平时遵守法制，人心已经信服，再趁农闲教他们武事，那么伍、两、卒、旅、军、师的编制就可以逐渐恢复，攻战、守御的训练也没有不精熟的。不仅不会使他们沦为盗寇，而且还足以抵御盗寇，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臣所陈述的如果确有可采之处，请求下令制置司详细议定施行。黄干又上奏修整军政说：臣私下看到，州郡之间有厢军，有禁军，并不只是为了准备差役使用，原本还要使他们执持干戈，作为攻守之用。” “江北的军队，比江南腹地的军队更加重要。臣唯独奇怪，江北的军队反而不如江南军队有纪律。早晨来，晚上走；甲的名额由乙承继，丙又承继乙，累积几十人，名册上仍全是甲；累积几十年，仍全是甲。十个人中有七八个没有妻子儿女。他们苟且追逐利益，轻易触犯法律，多次被刺字也不知悔改。遇到缓急，要求他们不相互牵引而成为盗贼，已经算幸运了，何况还敢指望他们用于攻守吗？臣镇守汉阳时，曾考察各军领取供给的情况。厢军每月粮食五斗，禁军是它的两倍。这五斗米，不足以供一个士卒一个月的饭食、柴薪、蔬菜费用；连自身生活都无从解决，哪里还有空闲为妻子儿女打算？春冬衣赐又用铁钱折价发放，与中州士兵所得相比只有五分之一。衣食充足，人就知道自爱；给予厚重，得到的报答也会相应深厚。如今这样薄待他们，实在是在驱使他们成为不肖之人。臣到任之初，厢军、禁军各增加每月粮食五斗，又给他们数百钱的料钱；嫁娶生育便帮助费用，生病便供给药物；服差役时间长的，供养其家属；没有房屋居住的，就修建营寨安置他们。从前那些单身无家的人，如今都有人愿意嫁给他们为妻了。” “臣到任一年，轻易犯法的人极少，逃亡的人更是一个也没有。由此想来，过去不能为我所用的士兵，责任确实有所归属了。臣愚昧地认为，一个郡必定有一个郡的财赋；如果真能节省开支、检查防范财物渗漏，用来整顿军政，那么当务之急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臣此前所说的三件事，都是军中已经实行的，并不是敢于自夸才能。正因为已有试行，才看出它们可以实行，臣不敢说荒诞欺妄、拿来试验的话。冒昧陈述，等待陛下采择。”

译黄干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汉阳军地处江北，实为吴、蜀的咽喉，也是武昌的屏障。财赋困乏，军籍单薄，反而不如江南的一个小县。此地逼近各台，费用是其他郡的两倍。厢军、禁军合计约五百人，而总漕两司占用了一半；其余人用来准备差役，尚且不够，哪里还有时间训练，作为守御的准备呢？如果想大量招募，财力既然匮乏，也没有办法供养。如今臣有一个愚见，可以不耗费钱粮，白白得到数百名精锐士卒，供州郡使用。臣私下看到，本军有一处铁钱监，设置监署之初，每年认定额数十万贯。臣到任之初核查实际数目，发现连续几年积存极少。询问监吏，他们说：‘铸造的钱，仅仅够支付监中士卒的供给费用。’守臣虽然承担提督、点检的责任，但其权力却属于淮西坑冶司；负责此事的另有监官，钱财出入多少，守臣不得过问。弊病究竟有没有，臣不敢知道。只是臣私下看到，鼓铸铁钱的士卒不少于三百人，大多强健可用；每月有粮饷供养，待遇颇为优厚，不是厢军、禁军所能相比的。如果把钱监的权力交给湖北漕司，让守臣掌管它的收支出入，在监中的士卒全部听从守臣节制，那么不仅钱监的弊病可以革除，数百名士卒也可以补助州郡的军额。” “在鼓铸钱币的空闲时间，教他们学习武事，以备缓急；这就是所谓不费钱粮而白白得到数百名精锐士卒的办法，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请求下令湖北转运司审度施行。兵部侍郎曹彦约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形势值得忧虑的事情不止一端，而外部征兆已经显现的，没有比淮甸更紧急的了。既然外部征兆已经显现，却还想用安乐的办法治理，人人都知道这不是办法。臣来自山林，不了解朝廷事务，不敢询问淮甸的军籍，只听道路上的传言，认为应当供给忠义军的往往很多，而供给正规军的却往往很少。如今又有主将受辱、亲兵战败，营寨被焚毁于欝攸，财物被席卷一空，多年积存的军器也因此全部耗尽；现在他们又大量索求赏帖，动辄以万数计，虚增冗员粮食，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即使想以安静方式处置，表示对他们不疑虑，但国家用度空虚，这是他们亲眼所见；他们的同党又很多，轻慢之心很容易产生，不能不赶快谋划。若建立宣阃，还担心会造成张皇；若增加维扬的兵力，又容易产生衅隙。若置之不问，又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那么，江内的事务，凡是疑虑意想不到的地方，都不能不秘密谋划。” “金陵作为陪都，自古以来就是大朝廷图谋中兴、暗中控制境外的关键所在。必须选用真正有才干的人，寻找年少力壮、气势锐利且能够长期任职的人镇守；广泛选取后进之士，寻找忠诚可靠、可以依仗的人作为属官，使他们施展所学，详细列出事情的始末；改变过去馈赠礼物的方式，扩大宾客交往来招致豪杰俊才；察看军前克扣削减的弊病，招募效用来吸引勇锐之士；深思远虑以确定谋略，用超石、拔距等武艺来振作士气。人数多时得到十万人，少时也不少于七八万人；有增加兵力的实际，却没有增加兵力的迹象；有讨伐贼寇的准备，却没有公开讨伐贼寇的名义。这样一来，一可以壮大内地，二可以制御外来侵犯。三五年以后，声势震动众人耳目，然后核查忠义军逃亡的数目，停止以后招募补充的定额；元气既然旺盛，邪气自然衰退，意向所到之处，就可以有所作为了。江内正规军渐渐足以凭借，江外正规军便可以逐步消减；减少戍卒，归还营地，以宽免生券；把军队聚集在水边，便于运输军粮；国家的势力和百姓的力量，大概可以稍稍恢复了。有人说：朝廷供养军队已经到了极限，国库粮仓接济不上也很严重；无缘无故创建一支军队，少则七八万人，多则十万人，按照今天的财力，怎么能够维持呢？” 我回答说：“不是这样。自从更化以来，说一个士卒也不能再招募的人，到现在有几年了？然而却在小处吝惜财力，不能在大处吝惜；在可以停止的地方吝惜，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却不能吝惜。如今不思考控制它的办法，恐怕将来不得已的事情就不止这一件了。给他们兵力，正是为了日后收取兵力；表面上扩充，正是为了抑制外患。招募达到一万人，那么从外部裁减的也一定是一万人；招募达到十万人，那么从外部裁减的也一定是十万人。这还只是正军，忠义军中因逃亡和事故而减少的尚未计算在内。有人又说：‘这样做与正军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增加、在那里减少呢？’我又回答说：‘书生管理军队和武将管理军队，本来就不同。过去任用武将，是因为他们善于作战而不怕死，这确实是书生所比不上的；如今所谓的武将，往往怕死而不善战，没有一个胜过书生。武将识字少，吏胥奸诈就深；势力援助少，科派征敛就重。因此，荆鄂的大军不能像长沙的飞虎军，襄阳的副司不能像江陵的神劲军。况且刚开始招募刺选时，他们的勇气容易买得来；士气消沉以后，精神又容易丧失，这都是形势使然。’ 不过，实行这件事也必须有方法：第一，皇上的圣德应当刚健不息，不能开始勤勉而中途停止；第二，朝廷的议论应当坚定忍耐，不能喜欢一时而厌弃长久；第三，应当勉励士大夫奉行羔羊般温顺仁厚的行为，以警戒诸将；第四，应当要求官吏实行慈祥的政务，以整治内政；第五，应当进用忠诚正直的人，斥退柔弱谄佞的人，使利害得以显明；第六，应当广泛访察，并察听近臣的言论，使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能流行。凡是施政都与治理国家遵循同一道理，这样就会得到天人相助，夷夏归心，外地军政事务也能与朝廷政务相通了。方叔在外辛劳，张仲居中辅佐；羊祜在边境谋划，张华从中助力，这一定会达到应有的效果。若是君主和宰相在朝廷上焦心劳神，而外部没有爪牙之士来施展他们的力量；地方长官在外奔走，而朝廷没有正大之政来成就他们的功业，这都不能说是臣下尽职。我已到了将老之年，衰老疾病十分严重，没有筋力可以报国，也没有学问可以济时。感念陛下推行仁爱、预防细小祸患的心意，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不敢缄口沉默，只愿陛下裁察赐准。

译中书舍人袁甫上奏请求团结民兵的札子说：臣听说，如今边境方面的忧患，在于兵力少而力量分散。兵力少，防备就疏漏；力量分散，胆气就薄弱。敌人攻击空虚之处，就如同踏入无人之境，还没有等到兵刃相接，军队就已经涣散逃走了，实在令人寒心、令人叹息。如今想要使疏漏的防备变得严密，使薄弱的胆气变得壮盛，处处都有防守，各层防线相互承接；敌人攻破一重防线，后面又有一重作为堤障，难道不就是赶快实行团结民兵的防御吗？有人说，这种防御在平时无事时实行还可以，如今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恐怕缓慢施行来不及应付事情。却不知道善于办事的人应当懂得人情。一般说来，天下安定时让百姓结集，容易引起怨言；事情紧急时实行此法，百姓各自保护乡里，眷恋房舍，顾念祖坟，这正是民情最迫切希望的事情，有什么可怨恨的？本朝康定初年，契丹扰乱北方，元昊在西方反叛，可以说是非常紧急了。当时开始下诏：河北、河东路设置强壮，陕西、京东、西路新设置弓手，都是二十五人为一团，设置闸官；四团为一都，设置正、副都头各一人；五都为一指挥，设置指挥使。年满二十岁便登记入籍，各自置备弓弩，分班由教习官训练，每天供给粮食二升。河北登记在籍的有二十九万三千人，河东十四万四千人，陕西也有十五万人。最终凭借这一制度制服西北两处强敌，从未听说在形势紧急仓促时就不能实行团结民兵的防御。如今坐视各地兵力少、力量分散的弊病，却不赶快起来谋划，北方人来势如风雨，却想凭疏漏单薄的防备抵挡飘忽剽悍的敌人。一处失守，其他各处就会全都瓦解了。这就好比下棋，危急时要走危急的一着，在死地中求生，这关系到国家的棋局。若是害怕敌军众多，怯于我军寡少，仓促地说束手无策，难道要等到失败灭亡才行吗？臣愚见，认为应当作为急务立即下令施行：沿边州郡，每日下令举行团结民兵的政务。其中有些地方规模已经形成，更须精心整顿修治，务必使之严密；如果有尚未结集的地方，就应趁现在严格行文约束，赶快安排部署，做到处处有保甲，人人知道坚守，没有空虚疏薄的弊病，而有周密防御的功效。这实在是当今最大、最紧急的事务。朝廷每次举措一件事情，总要说专门委托给监司、郡守；用来鼓舞监司、郡守，又总要说有赏罚。为什么能够说却不能实行呢？形势紧急时，就说：‘仓促之间哪有空闲办理？’等到羽檄稍微稀少、敌骑稍稍退去，又把它推托为无事了。这样一来，就成了始终没有可以办理的时机。如今团结民兵这件事，希望陛下宣谕宰执，务必迅速施行，如同救火救溺，不容稍有迟缓。仍然责成监司、郡守，以办理成败作为赏罚依据。郡守不能胜任，监司就考察弹劾；监司不称职，台谏就抨击弹劾。不要从事空谈，专门实行实政，那么防备就会严密，胆气就会壮盛，还用担心敌人冲突吗？臣以愚见冒昧陈奏，恭请陛下采纳裁择。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说：臣听说，拥有国家的君主，武备是最急迫的事务，必须反复警戒并讲习训练，然后国威才能振奋，兵力才能坚强勇猛；用来守备就牢固，用来作战就能取胜。这是保全民众、守护国家的常道，不可废弃。然而这也有合适的时节，所以说：‘三时从事农业，一时讲习武事。’大概一定要在农闲时进行。《周礼》说仲冬举行教大阅，是为了检阅军实、修习战法、辨明旗帜服色、整饬车辆徒众；其礼仪比春季振旅、夏季茇舍、秋季治兵都更加完备，这是三代建立武事的正当制度。《春秋》时代，周官虽然废弛，但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制仍然存在。鲁威公本应谨慎遵守这一制度，把它作为保民守国的办法，却在盛夏举行大阅之礼。周历八月，正是夏历六月。这个月，神农已经完成农功，不应兴起大规模徭役，这难道是劳民动众、检阅武事的时节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说它不合时令。程颐《春秋传》说：‘无事而举行，是妄动；有警而举行，是平时没有训练，靠什么保卫国家呢？’这句话把道理说尽了。臣曾因圣人记载史事的笔法，考察祖宗所实行的事情。孝宗皇帝修治军备、抵御外敌的举措，与《春秋》的道理多么相合啊！茅滩、白石举行大阅，禁军亲自乘坐戎路前往临视，共有两次。农人完成农功，顺应时令行动；旗帜鲜明，戈甲光耀；军队显示武威，将士竭尽力量，士卒个个勇气百倍。又命两淮忠勇诸军率领部队在十月聚集到官府训练，官府供给钱粮，他们无不踊跃奋发，想着抵御敌人的愤怒。当时无论内外，武备都修治整饬到这种程度，是多么盛大啊！陛下继承祖宗的武功，修治军备、抵御外敌的政务本来没有不举行的；但近年来边境多有忧患，士气尚未振作，难道是激励鼓舞他们的措施还没有做到位吗？臣希望陛下以孝宗皇帝励志谋划军务为榜样，重视并警诫将帅，不要有人忘记战争而废弃武备，使国家威势振作起来，令特殊的邻国和远方敌人都感到畏惧，襄阳、汉水一带恢复清平的愿望，或许指日可待了。惟愿陛下留意，臣将十分庆幸。金宣宗贞祐三年，河东路兵马都总管胥鼎上言：臣所统领的义军，都是过去舍本逐末、勇猛凶悍的盗窃犯和亡命之徒。如果没有训练、统摄他们的官员加以控制，他们就会结党聚众，无所不为。请求允许臣便宜设置总领义军使、副使以及弹压官，并且每五千人设置一名训练官。不仅可以预先防范约束，使他们有所畏惧顾忌，还能让他们武艺精熟，各人都能发挥作用。皇上听从了他的请求。胥鼎又说：平阳一年两次遭受兵灾，百姓逃散死亡，城楼和望楼的修缮还没有完成，衣甲器械极少，粮仓里的粮食连两个月也不够。夏季田地已经被军队践踏，又没有下雨，秋季播种还没有进行。即使有百姓恢复旧业，剩下的百姓也都是老弱妇幼，不能耕种，哪里足以征收赋税？近来听说北方的刘伯林在野狐岭聚集军队，将要深入平阳、绛、解、河中，进而抵达河南。战事和防御都有期限，储备却没有准备好，如果不迅速安排部署，实在关系到社稷和百姓的大计。请求下发空名宣敕一千道、紫衣师德号度牒三千份，用来补充军队储备。皇上说：‘胥鼎说得对。’

译四年，胥鼎任尚书左丞，又上言说：近来朝廷命令选择义军分为三等，臣立即发檄文给有关部门，但潞州主帅必噜阿噜岱说：‘自从去年年初设置帅府时，就已经检阅本军，裁去多余人员；编制既已确定，上下关系又亲近，所以能够所向成功。这些人都是经过血战留下的，多次试用证明可以任用，而且父子兄弟相互赶来援助，各自顾念自己的家人，心意一致，力量齐整，形势上不可拆散。如今一定要拆分他们，他们将互相调换而彼此不熟悉了。国家的粮食储备常常担心不能接续，哪里容许有人侥幸冒进？不过本府的军队还没有达到这种情况。何况潞州以北就是异族境地，日常备战事务正繁重，却要这样分别编置，那么其中居于中、下等的士卒都会士气受挫、心意懈怠，不能使用。我担心敌人会因此探知我们的虚实；况且义军大都原是农民，现在已经各自散回田地，赶着时令努力耕作。如果征召他们，动辄要经过十多天，农事荒废，一年的生计也就丧失了。’请求按照本府原定的办法，不要轻率改变。臣私下认为他说得对。当时阿噜岱的奏章也送到，诏令于是准许了他的请求。兴定元年，资德大夫兼三司使、尚书右丞侯挚上言：东平以东，屡经残破毁坏，到邳州、海州一带尤其严重。海州的民户还不到一百户，却驻军五千；邳州的民户只有八百户左右，军队却以万计。古代征取兵员，以八户为一率，一户出兵，七户供养，尚且有伤害生计、荒废产业、疲于道路的叹息。如今军队多而百姓不足，即使萧何、刘晏再生，也无处施展他们的办法，何况臣这样的人，能有什么作为呢？臣看到邳州、海州之间，贫困失业的百姓很多，每天靠吃野菜度日，没有依靠，恐怕会因此聚众呼啸，反而增加敌人的势力。请求招募选取他们为兵，从十月起供给粮食，使他们充当戍守役卒，到二月停止；每人授予土地三十亩，借给他们种子粮食，再根据收获情况，按数量收取。到了秋天再编入军队，边作战边耕种，公私双方都有好处，也希望被俘的百姓会更容易招集回来。元世祖时，赵天麟上防务奏说：臣听说荀子说：‘齐国的技击之士，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抵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节制之师；桓文的节制之师，不能抵挡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 按照这个道理来看，仁义之士居于上位，受到下属仰望，就像子弟护卫父兄、手足保护头脸，这种仁义之兵，是帝王所应做的事情。行军队列有法度，将帅统领有要领；驻屯之处，雷电般彼此呼应；所到之地，连秋毫也不侵犯。有功立即奖赏，有罪立即施刑。不进攻则已，一进攻就能取胜；不交战则已，一交战就能获胜。这种节制之兵，是大将所应做的事情。面对敌人不害怕，把死亡看作回家；在荆棘中驰骋，在熊罴般的敌阵中横冲直撞，迅疾如雷霆，飞动如锦鸡，这种是锐士之兵。具有孟贲那样的力量，练就庆忌那样的敏捷；一望见敌人的烟尘便怒发冲冠，遇到变故便英名传遍道路；施展所学的绝技，壮大无敌的皇威，这种是武卒之兵。心胸和意志不断变化，机谋计策放在首位；挟持弓箭并驾驰行，竖起戈矛相互交战；观察山势，借助水势，行动倏忽如神；攻击后方又冲击前方，进退隐显不可预测，这种是技击之兵。况且荀子的话虽然不是说同一国家，但实行军务，贵在各种条件都具备。因此，没有技击之士，武卒凭什么依靠？没有武卒，锐士由谁辅助？没有锐士，就无法配合节制之法的严明；没有节制之法，也无法显示仁义之兵的作用。各种力量兼备，就像泰山压卵一样，胜利绰绰有余；否则，只在一时比较胜负，仍然不能断定。但其中的关键，应当以仁义和节制为根本。如今国家的仁义可以说很厚重了，节制的法度也大体明白了。可是臣仍认为，士卒一类人向来没有经过训练，有的属于幼童，有的是年老体弱之人，有的是市井中身体娇弱的子弟，有的是田间劳作能力低下的人。如果说只是拿来充数，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征取兵员，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两人合格。臣谨考察隆周之时，各方已经臣服，于是春季中旬训练振旅，夏季中旬训练茇舍，秋季中旬训练治兵，冬季中旬训练大阅，正是为了不忘记战争。孔子说：‘不训练百姓作战，就是抛弃他们。’说的难道就是这个吗？到了唐朝，于是设置武举，其制度有常垜马射、步射、同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等选拔，直到军谘将略、绝艺奇技，无不兼行考察。大概因为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应职务，职务就不会荒废；不是合适的人担任其职，职务就会被耽误。所以要使士卒懂得进退疾徐的节度，明白旌旄、金鼓的仪法。〔此处原文疑有脱误，语意不明。〕 一旦面对战阵，就没有不取胜的。臣希望陛下审慎掌握文武两方面的权柄，巩固天下一家的局面。先实行臣所说的守护文化、区别儒士文官的办法，以成就持盈保大的规制；再实行臣所说的审慎兵权、设置武举的办法，以充分体现安定时不忘危险的道理。用这些办法治理内政，庄严广大之道就会更加隆盛；用来抵御外敌，威武显赫的声威就会更加严厉。所谓设置武举，就是采纳前代遗留下来的办法，加以润色，按照当今可以实行的道理推行。如果有非同寻常的豪杰、世所罕见的人才，可以充任大将，就按照臣所说的选拔大将之法加以考察，使他们展现自己的才华。国家长久的防御之策，于是就确定了。顺帝时，监察御史五十九说：如今京师周围虽然设置了二十四营，但军卒疲弱，平素又不训练，实在是徒有其名。倘若发生意外，确实令人寒心。应当赶快选拔骁勇精锐之士，护卫皇帝车驾，镇守京师，这实在是当今安定根本、坚定人心的急务。况且武备没有比兵员更重要的，而养兵没有比粮食更优先的。如今朝廷拨下钞锭，置办农具，命令总兵官在河南收复的州郡中边耕种边作战，很符合寓兵于农的意思。当前的办法，是权宜命令总兵官酌情从军官中选派能够安抚养育军民的人，同时兼任路、府、州、县的职务。务必使农业有所收成，军民各得其所，那么扰民的祸害也能消除，物资匮乏的忧虑也能解除。”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宿卫 唐太宗时，有人请求让秦王府的旧部入宫担任宿卫。皇上说：“朕把天下看作一家，不能偏爱某一件事；只要有才能、有品行，就应当任用，难道要因为新旧而区别对待吗？兵器好比火，不加收敛，就会自行焚烧。”〔末句原文“此意非益理”疑有讹误。〕 唐高宗曾说：“君王统治天下，四海没有内外之分，为什么还要设置守御、重重门户，并敲击巡更梆子呢？难道是为了等待意外吗？我曾怀疑秦法太宽松了。荆轲不过是一个匹夫，七尺之身突然行刺，群臣都拿着武器在旁防卫侍奉，却没有人敢于抵抗，难道不是平日习惯怠慢造成的吗？”郝处俊回答说：“这正是因为秦法严急。按照秦法，擅自登上殿堂的人要诛灭三族，人人都害怕牵连宗族，怎么还会有人敢于抵抗呢？”魏国曹操制定法令说：“京城发生变故，九卿各自守护自己的府第。”后来严才作乱，带着几十名同党攻打左掖门，曹操登上铜爵台远远观望，没有人敢来救援。当时王修任奉常，听说发生变故，召集车骑还没有赶到，就率领官属步行到宫门。曹操说：“那边来的人一定是王修吧？这是因为王修能够察觉变故、识别时机，所以冒犯法令赶来赴难。假如刚才拘泥常规，祸患就已经酿成了。”所以君王制定法令，不可以过于严急，也不可以过于宽慢。《诗经》说：“在职位上不懈怠，是人的休息之处，这是仁；阻止盗寇暴虐，不让他们作恶，这是刑。”《尚书》说：“崇高明达者以柔顺取胜，深沉潜藏者以刚强取胜，这才是中道。”皇帝说：“好。” 德宗即位后，段秀实上言说：臣听说，天子称万乘，诸侯称千乘，大夫称百乘，大概是以大的制约小的，以十制约一。尊崇君主、卑下臣子的道理，强化根本、削弱枝叶的意义，就在这里。如今外有不来朝廷的敌虏，内有违抗命令的臣子。臣私下观察，禁军不精锐，人数又完全不足；一旦发生祸患，将拿什么来应付呢？况且猛虎之所以使百兽畏惧，是因为有爪牙。若去掉它的爪牙，那么犬、猪、马、牛都能成为它的敌人。恭请陛下稍加圣心思虑，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皇帝没有采纳。后来泾州士卒作乱，召集神策军护卫，六军竟没有一人到来，世人多称赞段秀实的谋略。宋仁宗庆历元年，知谏院张方平论述京师卫兵单薄稀少，上奏说：臣认为，京师本来是古代的陈留郡，是天下四通八达的地方。唐朝以前，曾经是重要藩镇。五代时朱温开始受封为梁王，后来因为他的宫府已经建定，便将这里作为都城。五个姓氏相继统治，共有十一位皇帝，四十九年间迅速乱亡，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大概是因为都城四面没有险阻的地势，也没有藩篱般坚固的防卫；又逼近戎狄，方镇在外掌握强兵，乘着禁卫空虚，造成了本末倒置。国朝太祖皇帝深思安危之计，开始削弱各节度使的权力，把军队屯驻在京城内部，军营连接分布在京畿，又修治西京宫室，大概有建都的意图。然而因为汴渠运输漕粮便利，便因循旧制，不再迁都。先帝与北方戎族通好，接着又与西方戎族交好，那时本可减少戍守、裁减兵力，使百姓达到富裕厚实的生活。太平三十年，却让军士坐食仓库，致使天下困顿，难道不是没有深思远谋吗？这正说明祖宗的本意是依靠重兵来建国，这种形势不可撤除。近来昊贼侵犯边境，逐渐调发禁兵到西部四路屯驻，留在京城的军队已经没有多少。如今北方敌人的事端又已萌发，两个敌人联合行动，人心动摇；外有武将分掌总兵，宿卫军队却日益单薄，尾部过大而不能摆动，根本虚弱必然动摇，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不能忽视。希望陛下留心考虑，为社稷着想，京都应当常年驻有重兵，以培植巩固根本。并请求核查现有各指挥的兵员人数，如果确实不足，请从宫中拿出金帛，招募有才力的人，训练整齐，必须选成精锐，以充实禁卫，不要再调往外地屯驻。猛虎之所以使百兽伏地，是因为它的爪牙锋利。若老虎去掉爪牙，那么犬、猪、鹿、麋都可以与它相互亲近。兵卫就是国家的爪牙；兵力充足、粮食充足，才可以威服四方，弹压奸邪叛乱。四年，张方平上奏请求选择人员分掌统领禁卫的状文说：臣见到，近来许怀德被调出以后，马军、步军各司都缺少都帅，于是从环庆路调回殿前都虞候王元，命令他暂时主管步军司事务。王元又已经年老衰病，至于总领军政，也恐怕精力不能胜任。臣私下认为，殿前马军、步军各司的事务很多，不仅要使统率宿卫的事务整齐，还必须熟悉军制，稍微通晓吏治。太宗朝，侍卫都虞候以上的官员常设置十人，职位彼此相近，容易升迁调换，并且可以使军队平素彼此熟悉服从；边藩有缓急时，也能够从中选用。先朝时，马军、步军曾经缺少主帅，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颇熟悉军中的旧事，上言提到此事，先帝非常赞同。如今对内禁兵渐渐骄纵，极需弹压；对外边患难以预料，常常要依靠防备。李昭亮、王元恐怕都不能胜任专门主管心腹军队的重任。除郭承祐好进取、多生事端，屡次被弹劾，不宜入掌禁军之外，请在次一级管军将校中选择一两人入朝，分别总领禁卫军的左右两部，作为护卫羽翼，这样在体制上最为便利。八年，侍御史知杂事何郯上奏说：臣听说，自从宫中发生盗乱以来，每月分派内臣坐甲宿直，甚至砍伐木材、拆毁房屋，修缮墙垣，增加设置门锁和关卡。对于预先防备的方法，确实已经做到极点。然而臣根据事情的体制斟酌，恐怕替陛下筹划的人错了。事物有尊卑，事务有大小；尊位的事情属于君主，卑位的事情属于臣下。君主如果亲自处理小事，就失去君主应有的称谓；臣下如果专擅大权，就不是臣下所应做的。君主的一举一动，所处理的事务必须宏大，所谋划的事情必须深远。应当尊崇名位，使百姓习惯于奉事；修明政令刑法，防止百姓越轨；不能废弃礼制，以杜绝僭越逼迫的苗头；必须实行法令，以铲除暴乱的根源，使近处的人不敢侵犯，远处的人不敢凌辱。这样尊卑等级分明，上下都没有邪心，然后才能知道天子为何尊贵。如今卫士发生变故，事情出于意外，都是因为朝廷恩惠过多而他们不知感恩，官府命令宽松而不能禁止。当前最合宜的做法，是先震怒示威，表明诛罚；端正大法，断绝他们的轻慢；施行重刑，讨伐他们的奸邪；斥退邪伪、依附下属的一类人，先截断祸乱的萌芽；彻底追究盗乱、犯上的人，务必除去根本。不要宽恕无良之人，要与众人一同抛弃他们；不要漏掉有罪之人，要把公正显示给他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