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四

译汉昭烈皇帝兼任益州牧时，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任命蒋琬为广都县长。蒋琬没有治理好广都，皇帝大怒。诸葛亮请求说：“蒋琬是辅佐国家的人才，不是只能治理百里之地的小才。他处理政务以安定百姓为根本，不把表面修饰放在首位。希望主公再加以明察。”皇帝一向敬重诸葛亮，于是没有加罪。许靖任蜀郡太守时，成都将要溃败，许靖谋划出城投降，皇帝轻视他而没有任用。法正说：“天下有徒具虚名而没有实际才能的人，许靖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如今刚刚开创大业，天下人不可能逐户说明，应该对他加以敬重，以安慰天下人的期望。”于是以礼相待并任用了他。魏明帝景初二年，皇帝下诏给中都侯孙资说：“我的年纪渐长，又遍览书传，其中无不令人叹息、无不反复思考。我谋划身后万年之计，没有比让亲近的人广泛占据职权、掌握重大兵权更重要的了。如今射声校尉一职空缺已久，我想任用亲近的人，谁可以任用？”孙资说：“陛下思虑深远，实在不是愚臣所能赶上的。书传中的道理，都经过圣明的考察。如果汉高祖不知道陈平、周勃能够安定刘氏，孝武帝不了解金日磾、霍光而把大事托付给他们，那后果几乎不可想象。文皇帝当初召曹真回来时，亲自诏告臣，要臣深思熟虑。等到文皇帝驾崩、陛下即位时，朝廷内外仍有曹休的声望。幸亏日月运行、相互约束而没有倾覆，使各人都守住本分和职务，细小的嫌隙也没有发生。由此推论，亲信大臣和贵戚即使应当占据权势、掌握兵权，也应当预先确定彼此权力的轻重。如果诸侯掌兵，力量均等、地位平衡，宠爱相同、待遇相等，他们就不会彼此服从；不相服从，内心就会产生异同。如今五营所统率的现役士兵，通常不过数百人。选授校尉，应当按照他们的同类和资历来安排，使其有相应的匹配。至于重大的任务，能够有所维系、统摄全局的人，应由圣上亲自简择，如陈平、周勃、金日磾、霍光、刘章等一两人，逐渐使他们的威势和地位有所区别，让他们彼此镇制、互相巩固，这样对政事最为有利。” 皇帝说：“对，正如您所说，应当替我作长远的谋划。如今能够防备将来出现像陈平、周勃、金日磾、霍光以及刘章那样的人，究竟是谁呢？”孙资说：“臣听说，能够识别人就是明智，但这正是帝王最难做到的事。唐尧、虞舜那样的圣君，凡是提拔任用人才，都要明确考察他们的功绩。陈平最初侍奉汉高祖时，绛侯周勃、灌婴等人诋毁陈平，说他有接受贿金、盗嫂等罪行。周勃起初凭吹箫和引弓射箭侍奉高祖，也没有名声。高祖考察他们的行为踪迹，后来才知道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们。霍光担任侍中二十多年，小心谨慎，才得到亲信。日磾因为归降、孝顺、质朴正直而被特别提拔任用，皇帝身边的人还说：‘不过是随便得到一个降人，却把他尊贵地重用。’陈平、周勃虽然安定了汉朝的继承人，但周勃最终背负了谋反的名声，陈平也只是勉强躲过吕须的防范。上官桀、桑弘羊曾与霍光争权，几乎酿成祸乱。这确实说明识别人很不容易，做臣下也很困难。况且要选取的人，必须是陛下亲自了解、亲自信任的人，实在不是愚臣所能识别的。” 皇帝问司徒陈矫：“司马公忠诚坚贞，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臣吗？”陈矫说：“这是朝廷所寄予厚望的人，但是否真正成为国家重臣，还未可知。” 后魏高祖在皇信堂召见王公以下的官员。高祖说：“政事虽然有许多途径，但治理国家最终归于一个道理。我常常警惕自己遵循先帝的训诫，却仍然昏昧不明。我确实知道忠臣和奸佞会造成不同的损益，却还不能辨明他们的异同。总担心忠贞之人遭到诋毁，奸佞之人反而得到进用。我日夜思考此事，像怀有隐忧。国中的贤士和朝廷的贤臣，和国家同甘共苦，应当辨明其中的真伪，来解除我的忧虑。”尚书卢明根回答：“忠臣和佞臣，确实也很难辨识。按照古代授爵任人的办法，先让他担任官职来考验；确定官职后，再给他俸禄。经过三年考核功绩，忠佞就可以明白了。”尚书、中书监高闾说：“臣私下认为，袁盎撤去慎夫人的座席，是忠；进谗言杀死晁错，是佞。若以这两人来说，周亚夫可以看作忠臣，石显就是佞臣。”高祖说：“不是圣人，忠佞的行为有时会彼此夹杂。只是忠臣的功绩显现了，就称为忠；佞臣的行迹形成了，就称为佞。史官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来记载，所以我们今天看起来，区别就很明显了。我所问的是事情尚未发生之前，而您的回答，是在说事情已经发生之后。”高闾说：“佞臣是装饰自己的智巧来做事，忠臣则发自内心而依循正道。譬如玉和石，明白地就可以辨知。”高祖说：“玉和石本来同属一类物体，却有不同名称；忠臣和佞臣虽名称不同，道理却有相通之处。要从他们的相同处去考察，才能发现他们为什么不同。” 如果只从不同处去考察，就会失去他们相同的根本。进退取舍处在相同和不同之间，忠臣与佞臣的界限彼此交错，难道是明白而容易辨识的吗？有的人假托佞行来成就忠心，有的人借忠心来掩饰佞行。比如楚国的子綦，后来显露出忠心，起初并不是佞臣。”高闾说：“子綦劝谏楚王，起初虽然顺着楚王的话铺陈，最终还是说出了忠言。这只是想采用委婉渐进的劝谏，并不是佞行。子綦如果不先设置权宜之辞，后面的忠言就没有机会显现。” 唐太宗贞观六年，对魏征说：“古人说：‘君王必须为官职选择人才，不可以仓促任用。’我今天做一件事，天下人都会注视；说一句话，天下人都会听见。任用正直的人，所有行善者都会受到鼓励；误用奸恶的人，不行善者就会争相进用。赏赐恰当而符合功劳，没有功劳的人自然退避；惩罚恰当而符合罪行，作恶者就会戒惧。所以知道赏罚不能轻率施行，任用人才尤其必须慎重选择。”魏征回答：“识别人才，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因此要通过考核功绩来决定黜陟，考察他的善恶。如今想寻求人才，必须审慎访察他的品行；知道他善良之后，才任用他。假如这个人不能办成事情，只是才能力量不足，并不会造成太大危害；误用了恶人，即使他很能干，造成的危害也极大。但在乱世只寻求才能，不顾品行；太平时期则必须才能和品行兼备，才可以任用。” 贞观十一年，魏征又上疏说：“臣听说，做人君的关键在于褒奖善人、憎恶恶人，亲近君子而远离小人。明确褒奖善人，君子就会得到进用；彰明憎恶恶人，小人就会退避。亲近君子，朝廷就不会有败坏的政事；远离小人，听取意见就不会偏私邪曲。小人并非没有一点小善，君子也并非没有一点小过。君子的微小过错，就像白璧上略有瑕疵；小人的一点小善，就像铅刀偶尔也能割断东西。铅刀偶尔一割，良工也会看重；但一点小善不足以掩盖众多恶行。白玉略有瑕疵，善于鉴玉的商人也会舍弃；舍弃小瑕疵，却不足以妨碍它的大美。把小人的小善当作善，把君子的微过当作恶，这就会使蒿草和兰草同样被嗅闻，使玉和石不能分辨。屈原因此沉江，卞和因此泣血。既然已经知道玉石的区别，又能辨别蒿兰的气味；善人却不能进用，恶人却不能斥退，这就是郭氏宗族化为废墟、史鱼留下遗恨的原因。陛下聪明神武，天资英明睿智，心怀博爱，广泛从各方面接纳人才。您喜爱善人，却不很慎重地选择人才；憎恶恶人，却还不能远离佞臣。您说话又不加隐讳，憎恶恶人过于深切。听到别人的善行，有时不能完全相信；听到别人的恶行，却认为必定如此。即使有独到明察的智慧，仍担心道理有时没有穷尽。”

译为什么呢？君子宣扬别人的善处，小人揭发别人的恶处。听到恶事就一定相信，小人的道路就会日益伸张；听到善事却有所怀疑，君子的道路就会日益消退。治理国家的人，最应急于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却使君子之道消退、小人之道伸张，那么君臣就会失去秩序，上下彼此隔绝，国家走向混乱灭亡也无法挽救，这还要到哪里去求治呢？以善行互相成就，叫作同德；以恶行彼此助长，叫作朋党。如今清浊一同流淌，善恶没有区别；把告发揭短当作诚实正直，把同德之人当作朋党。因为把他们看作朋党，就说事情没有什么可以相信；因为把他们看作诚直之人，就说他们的话全都可以采纳。这就是君主的恩德不能下达臣下、臣子的忠心不能上达君主的原因。大臣不能辨明正邪，小臣没有谁敢议论。近处远处都承受这种风气，混然形成习俗；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也不是治理之道，只会助长奸邪、扰乱视听，使君主不知道该相信谁，使臣下不能彼此安处。如果不作长远考虑，彻底断绝根源，后患就不会止息。如今这样做还没有失败，是因为君主有长远的考虑，虽然开始时有所失误，最终一定能够纠正。所以如果一时稍有懈怠，事情过去后又不回头，即使想悔改，也一定来不及。既然自己犯错，还要把错误传给后代，又凭什么给后世留下法则呢？” 况且，进用善人、贬退恶人，是施加于他人的事情；以古代作为镜鉴，是用来施加于自己的事情。照见容貌的镜子在于止水，照见自身的镜子在于明哲之人。能够用古代圣哲君王来鉴察自己的行事，那么容貌的美丑就会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事情的善恶也会自然明白于心，不必劳烦掌管过失的史官，也不必借助樵夫野老的议论。这样，巍巍的功业会日益显著，赫赫的声名会宏大久远。作为君主，难道可以不努力做到吗？”},{ 魏征论述臣下有六种正臣、六种邪臣，上疏说：“我听说，了解臣下没有比君主更好的，了解儿子没有比父亲更好的。父亲不能了解自己的儿子，就无法使一家和睦；君主不能了解自己的臣下，就无法治理好万国。万国安宁、君主一人得到福庆，必定要依靠贤良之臣辅弼，才德出众的人任职，那么各种政绩就会成就，可以不用烦劳而使天下得到教化。因此，尧、舜、文王、武王受到前代史籍称颂，都是因为能够知人善任而明智，朝廷中贤士众多，元凯辅佐尧舜成就巍巍功业，周公、召公彰显出光辉灿烂的美德。既然如此，四岳、九官、五臣、十乱，难道只是产生在从前的时代，而唯独今天没有吗？关键只在于是否求取，以及喜爱还是不喜爱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牛、象牙、大宛的马、西旅的獒，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感情，生长在八方荒远之外，路途遥远达万里之外，经过多次翻译进入朝廷进贡，道路上络绎不绝，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中原所喜爱。何况那些出仕做官的人，怀着君主给予的荣耀，享用君主给予的俸禄，用义理来率领他们，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呢？臣认为，用忠来要求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同龙逢、比干一样；用孝来要求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同曾参、子骞一样；用信来要求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同尾生、展禽一样；用廉来要求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同伯夷、叔齐一样。然而如今的群臣，很少能够做到正直清白、卓越出众，这是因为求取他们不够迫切，激励他们还不够精当。若用公正忠诚勉励他们，以远大事业期待他们，使每个人各有职分，能够施行自己的道术；地位尊贵时，观察他所推荐的人；富裕时，观察他所供养的人；闲居时，观察他所喜爱的事物；平日习惯中，观察他所说的话；困穷时，观察他所接受的东西；卑贱时，观察他所不肯做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才能来选用，审察他们的能力来任职，使用他们的长处，遮掩他们的短处，用六正来引导他们，用六邪来警戒他们，那么即使不严厉要求，他们也会自然自我激励；即使不劝勉，他们也会自己努力。所以《说苑》说：‘臣下的行为有六正、六邪，实行六正就荣耀，触犯六邪就受辱。什么叫六正？第一，事情尚在萌芽、形迹征兆尚未显现时，能够明察独见，看到国家存亡的关键、得失的要点，预先在事情发生以前加以禁止，使君主超然处在荣耀显赫的位置上，这样的人叫圣臣。第二，虚心竭意，每天向君主进献善道，以礼义勉励君主，以长远策略晓谕君主，顺成君主的美德，匡正挽救君主的过失，这样的人叫良臣。第三，早起晚睡，不懈怠地荐举贤才，屡屡称述古代的事迹来激励君主的心志，这样的人叫忠臣。第四，明察成败，及早防范并救治，堵塞祸乱的间隙，断绝祸患的源头，把灾祸转变为福祉，使君主最终没有忧患，这样的人叫智臣。第五，遵守成文制度，奉行法令，尽职办理政务，不接受馈赠，辞谢俸禄和赏赐，饮食节俭，像这样的人叫贞臣。第六，国家昏乱时，君主所做的事若不合正道就不阿谀奉承，敢于冒犯君主威严的脸色，直言君主的过失，像这样的人叫直臣。这就是六正。什么叫六邪？第一，安于官位、贪图俸禄，不办理公事，随世俗浮沉，左右观望，这样的人叫具臣。第二，君主说的全都称善，君主做的全都说可，暗中探求君主所喜爱的东西并进献给他，以满足君主的耳目，苟且迎合、勉强容身，与君主寻欢作乐，不顾日后的祸害，这样的人叫谀臣。第三，内心其实险恶乖僻，外表却装作谨小慎微，花言巧语、取媚于人，嫉妒善人和贤者；想要推荐的人，就夸大他的优点、隐瞒他的缺点；想要排斥的人，就夸大他的过错、隐匿他的优点，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能施行，这样的人叫奸臣。第四，智慧足以掩饰过错，辩才足以强行游说，内则离间骨肉亲情，外则在朝廷制造混乱，这样的人叫险臣。第五，独揽权柄、专擅势力，把轻微事情说成重大事情，私门结成党羽来使自己的家族富裕，擅自假传、矫造君主命令来使自己显贵，这样的人叫贼臣。第六，用邪佞之术谄媚君主，使君主陷于不义；结党营私、相互勾结来蒙蔽君主的明察，使黑白无法分辨、是非没有标准，使君主的恶名传遍境内、传到四邻，这样的人叫亡国之臣。’

译这就是六邪。贤臣处在六正的道路上，不实行六邪的伎俩，所以在上位的君主安定，在下的百姓得到治理。活着时受到君主的喜爱，死后仍被君主思念，这就是臣下应行的道术。《礼记》说：‘秤杆和秤锤确实悬定，就不能用轻重来欺骗它；墨绳确实拉直，就不能用曲直来欺骗它；圆规和矩尺确实设置，就不能用圆方来欺骗它。’君子审察礼法，也就不能用奸诈来欺骗他。这样看来，臣下是真诚还是虚伪，知道它并不困难。又制定礼法来对待他们，掌握法令来约束他们；行善的人得到奖赏，作恶的人受到惩罚，他们怎么敢不努力达到要求？怎么敢不竭尽力量呢？国家想要进用忠良、斥退不肖，已经十多年了，却只听到这样的说法，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大概是说得正确，做得却不正确。说得正确，是出于公道；做得不正确，是走入邪路，于是是非相互混淆，好恶彼此冲突。所宠爱的人即使有罪，也不让他受到刑罚；所厌恶的人即使无罪，也不能免于惩罚。这就是所谓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着，厌恶一个人就希望他死去。有的人因为小的恶行而抛弃大的善行，有的人因为小的过错而忘掉大的功劳。这就是所谓君主的赏赐不能没有功劳却要求得到，君主的刑罚也不能因为有罪便一概免除。赏赐不能用来劝善，刑罚不能用来惩恶，却希望邪正不被混淆，能够做到吗？如果赏赐不遗漏疏远偏僻之人，刑罚不偏袒亲近和尊贵之人，以公平作为规矩，以仁义作为准则，考察事情来端正名分，遵循名分来求取实际，那么邪正就没有能隐藏的，善恶自然可以分清。此后取用实际有才德的人，不趋向浮华而处在厚实之处，不停留在浅薄之处，那么即使不发言也能教化天下，一个月之后就可以看到成效了。如果只是喜爱华美的锦缎，却不替国家选择官员，那么只有极其公正的言论，没有极其公正的实际。因为喜爱一个人就不知道他的恶处，因为憎恶一个人就竟然忘掉他的善处，顺从私情而亲近邪佞，违背公道而疏远忠良，即使早晚不懈怠、劳神苦思，想求得最高的治理之道，也是不可能的。这篇奏疏上奏给太宗后，太宗非常赞许并采纳了它。刑部尚书张亮因被控谋反而下狱，太宗下诏令百官议论此事，多数人说张亮应当处死，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上奏说，张亮谋反的形迹尚未具备，说明他无罪。太宗已经极为愤怒，最终还是杀了张亮。不久，刑部侍郎出现空缺，太宗命令宰相精心选择人选，宰相多次奏报都说没有合适的人。太宗说：‘我已经找到合适的人了。从前李道裕议论张亮时，说谋反的形迹尚未具备，可以说是公平。当时虽然没有采用他的话，到现在我还在追悔。’于是授予李道裕刑部侍郎之职。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把司农卿李纬授为户部尚书，房玄龄负责此事。当时，留守京都的房玄龄恰好遇到从京师来的人。太宗问他说：‘房玄龄，听说李纬被授为尚书，你觉得怎么样？’房玄龄回答说：‘房玄龄只是说李纬的胡须长得很好看，再没有说别的话。’因此改授李纬为洛州刺史。太宗曾从容地问扬州都督长孙无忌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会正直；人往往苦于不能自己了解自己，您应当当面指责我的得失。’长孙无忌说：‘陛下神武圣文，冠绝千古，天性合于天道，不是我们这些愚臣所能达到的，实在看不出陛下有什么过失。’太宗说：‘我希望听到自己的过错，你们却互相阿谀取悦我。我应当评议你们是否称职，以此互相规劝，怎么样？’众人都拜谢。太宗说：‘高士廉心术高明而警敏明悟，面临危难也不改变节操，只是缺少刚直敢言的骨鲠。唐俭有辞令才华，善于调和、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酒杯传递、需要发言时又很合我的心意，但他侍奉我二十年，从未说过一句国家大事。杨师道性情谨慎周密，本来能够做到没有过错，但懦弱而缺少经事历练，遇到紧急情况不能依靠。岑文本敦厚，文章和议论是他的长处，谋划常常考虑长远，自然不会辜负事物。刘洎坚贞正直，他的话有益，不轻易向人许诺，能够自己弥补过失。马周敏锐而正直，评论裁断人物，按照正道行事，所任用的人都符合我的心意。褚遂良刚直明亮，有学问才术，竭尽诚心，与我亲近，就像飞鸟依附于人一样，我格外怜爱他。长孙无忌应答机敏，善于避嫌自求，古人中也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但统领军队、攻城作战，不是他的长处。’ 太宗认为王珪善于品评人物，而且懂得言辞，于是对他说：‘您识见明达，请替我评论房玄龄等人的才能，并且自己说说，您和这些人相比谁更贤能？’王珪回答说：‘勤勉不懈地奉行国事，只要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我不如房玄龄。兼有文武才干，出将入相，我不如李靖。陈述奏议详细明白，负责出纳诏命而都能允当，我不如李彦博。处理繁难政务、治理复杂事务，使各种事务都得到办理，我不如戴胄。把进谏诤言当作自己的责任，以君主不能赶上尧舜为可耻，我不如魏征。至于澄清浑浊、扬清抑浊，憎恶坏人、喜爱善人，我比这几个人各有一天的长处。’太宗称善，房玄龄等人也认为王珪已经说尽了他们各自的长处，称这是确切的评论。肃宗乾元元年，张镐听说史思明请求投降，上奏说：‘史思明凶险，趁着动乱窃取官位，具有人的面孔却怀着兽的心肠，难以用德行感化安抚，愿陛下不要把威权交给他。’他又说：‘滑州防御使许叔冀狡猾多诈，遇到危难一定会变节，请把他征召入朝担任宿卫。’当时肃宗已经宠信并接受史思明的归降，恰逢中使从范阳和白马来，都说史思明、许叔冀忠诚恳切，值得信任。肃宗认为张镐的意见不切合时机，免去他的职务，改任荆州防御使。代宗大历十三年，代宗召李泌入朝相见，下诏谈到元载的事情说：‘和卿分别八年，终于能够除掉这个贼臣；不这样的话，几乎就见不到卿了。’李泌回答说：‘陛下知道群臣有不善之处就应当斥退他们，却过分宽容包容，所以才导致了这种局面。’代宗于是说：‘路嗣恭当初平定岭南时，进献一只直径九寸的琉璃盘，我以为是至宝。等到抄破元载的家，发现路嗣恭送给元载的一只直径一尺的琉璃盘，应当议论他的罪。’李泌说：‘路嗣恭为人谨慎小心，善于侍奉人，办理吏事精勤，却不知道大体。从前他做县令时有能干的名声，陛下没有空暇了解他，却被元载任用，所以为元载尽力。陛下如果真正了解并任用他，他也会为陛下尽力。况且路嗣恭刚刚建立大功，陛下怎么能因为一只琉璃盘治他的罪呢？’ 代宗的怒意于是消解，便任命路嗣恭为兵部尚书。德宗兴元元年，有议论者说韩滉聚集军队、修筑城池，暗中蓄谋异志。德宗对此有所怀疑，便问李泌。李泌回答说：‘韩滉公正忠诚、清廉节俭，进献贡物从未中断，镇守安抚江东，使盗贼不能兴起。他之所以修城，是为了准备迎接并护卫陛下。这正是人臣忠诚笃厚的谋虑，怎么反而把它当作罪过呢？’德宗说：‘外面的议论沸腾喧嚣，您没有听说吗？’李泌回答说：‘臣当然听说了。他的儿子韩皋任郎官，却不敢回家探望父亲，正是因为诽谤之言沸腾的缘故。’李泌退下后，便上奏章请求用全家百口担保韩滉。

译德宗曾从容地说：‘卢杞清廉耿介、敢于直言，但学问少，见识不能广博。我依据古道来观察他，人人都指责他奸邪，可我自己却没有察觉。’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泌回答说：‘陛下如果能够察觉卢杞的罪恶，怎么会造成建中的祸乱呢？李揆出使和亲，颜真卿出使李希烈，他们对先朝的德业造成的损害很多。杨炎的罪过也不至于死，卢杞却排挤陷害他，使他与关播一同被罢免宰相；怀光建立了功劳，您却逼迫他反叛，这都是欺骗上天。’德宗说：‘你说的确实有这些事，但杨炎把我看得像三尺高的小孩一样；他上奏议论，得到批准就退下，不获允许就辞官，并不只是因为卢杞的奸恶。况且建中年间发生动乱，你也知道桑道茂说过的话吗？’于是命令【原文“当然”疑有讹误】回答说：‘所谓天命，是已经发生之后才说的话；君主和宰相共同制造命运，不应当把一切归之于天命。一说天命，就不必再赏善罚恶了。夏桀说：“我的出生不是有上天的命运吗？”周武王数说商纣王的罪过时说：“自以为已经拥有天命、可以做君主，却把一切都说成天命，这就是夏桀、商纣那样的人了。”’德宗说：‘我以后不再说天命了。’ 当时议论的人多数认为李勉丢失大梁，已经不应当再担任宰相。李泌对德宗说：‘李勉公正忠诚、文雅端正，但用兵并不是他的长处。况且大梁失守时，将士抛下妻子儿女而跟随他的，几乎有两万人，这足以看出他得到了众人的拥戴。再说刘洽出自李勉部下，李勉把全部军队交给他，最终平定了大梁，这也是李勉的功劳。’德宗于是命令李勉恢复原位。翰林学士陆贽奉行天论解萧复状奏说：‘右【原文“右冀寜”疑有脱误】奉宣圣旨：由于国家的赋税大多出自江淮，京城尚未收复，恐怕远路传来的消息有所夸大，所以想派一位大臣前往那里宣慰，以安定远近人心。当初想要慎重选择这位使者，先同宰相共同商量，大家都说萧复长期担任江外刺史，熟悉那里的事务，而且在宰相之中声望最重，派他前往宣慰，人们一定会望风悦服。当时萧复自己也看到了这番商议，并没有提出异议。朕还不能自我防备，于是召集朝廷官员，按班次逐一接见，亲自向他们说明宣慰的意图，询问是否稳妥，他们都说这是最重要的安排，没有不同意见。朕因此更加不再疑惑，已经同他们选定了出发日期。等到临行时，裴从一等人却上奏请求暂且留下萧复，又有几位朝官上密封奏章，也与裴从一等人的意见相同。朕忽然看到这种反复变化，非常怅恨，几天来思考其缘故，却无法测知；莫非是萧复指使他们上奏？萧复又有什么事情，苦苦想要留下？他的意图实在深不可测。卿近来了解这个人的性情品行吗？也替朕仔细思量一下，他如果不肯去，究竟是什么用意？从前萧复曾任常州刺史，臣当时寄居常州，前后住了两年，考察过他的治理行为；后来到了京城，又多次同他往来，时间久了，彼此情意相合。’ ‘萧复的志向和性情，臣都十分了解。他本来出身贵门，又连接着亲戚关系，却痛自修养勉励，仰慕成为清廉坚贞的人，矫正过度，有时难免超过适当限度。谈论经义时，他把至死守护善道、坚持内心而不回转作为根本；评论人物时，以魏元忠、宋璟为榜样。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想做到尽善尽美，所以有好名声的牵累，也没有随机应变的才干；任用他时虽然不能周全，但他的操行可以信赖。至于反复无常、败坏德行、包藏奸心，萧复为人一定不至于如此。哪有亲自承受了谋划，退下后却自行改变，私下诱导官僚，曲意让他们出面游说的道理？这简直像儿戏，不合人情。即使极其狂妄愚昧，也应当不敢这样做；如果稍有恭谨慎重，更加必定不会这样做。何况他被名流称许，得以跻身清贵官职，担任股肱大臣，承受陛下的恩泽和私厚，他有什么心思、什么脸面忍心做到这种地步？假使萧复确实想要暂时逗留，裴从一等人难道肯附和他吗？臣自从到了行在，常常居住禁中，对外面的事情完全隔绝，忽然承蒙陛下询问，实在不能测知事情的原委。陛下如果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追究清楚，并不难查明。当初推举萧复充任使者，本来就是裴从一等人商量的；后来请求萧复不要出行，又是裴从一等人上奏的。一矛一盾，其中的道理必定有所归属。’ ‘究竟是派他去还是留下他，他们的用意在哪里？只要陛下垂问诘责，谁敢当面欺骗萧复？如果是有人相互嘱托请求，那么裴从一等人怎么能容许隐瞒？如果裴从一等人自己反复改变说法，萧复就不应当受到怀疑。陛下为什么顾虑而不把事情辨明，竟只是因此怅恨呢？事情明白就不会迷惑，辨析清楚就不会有冤屈。迷惑没有比明知有人欺诈却不加以查明更严重的，冤屈没有比受到怀疑却不能得到申辩更痛苦的。这样就会使真情和虚伪相互混杂，忠臣和奸邪无法区分。这实在是居上位者驾驭臣下的关键所在，愿陛下留意并明察。谨此奏报。’ 宪宗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大臣，说：‘近来外面的人说朋党之事很严重，怎么办？’武元衡、李吉甫还没有回答，李绛上奏说：‘朋党这种说法，是臣所担忧的。臣遍览古今，帝王最厌恶的就是朋党。奸人能够揣知君主的心意，如果不说朋党，就不足以激怒君主。所以小人诋毁贤良，必定说他们结成朋党。查究起来却没有踪迹，一旦说出来又显得可疑，因此凡是陷害人的端绪，没有不说朋党的。小人心怀私意，常常被利益驱使，不顾忠义，自己结成朋党。君子以忠正为本心，以赏罚劝惩为职责，不接受小人的谄佞，不让奸人的私利得逞，自然会被小人嫉恨，受到百般诋毁；大概正是因为小人从他们那里无从得到利益、无所得的缘故。忠正之士按照直道行事，不谄媚奉承，不侍奉权贵左右；明主眷顾任用就出仕，受到疑忌阻隔就退处，不为其他计谋，只求安守自己的职位，因此常常被奸邪之人陷害，因为他们无法从中取利。圣贤的行迹相合，千年如一；忠正端庄诚实的人之所以应当得到奖赏，也正是因为他们属于这一类人，与圣贤同道，并不是因为结党。难道可以让端正贤良的人去结交邪僻之士，然后才说不是朋党吗？’

译‘陛下亲自行尧舜之道，推崇禹汤之德，难道能说陛下与数千年前的尧、舜、禹、汤结成朋党吗？这是因为道德相同。孔子是圣人，颜回以下的十哲都是仰慕圣人的人，他们相互称赞，难道就叫作结党吗？这是因为道业相同。孔子祖述尧舜，以文王、武王为法，又说：“我不再梦见周公了。”孔子距离周公远达两千年，距离文王、武王近五百年，难道能说他们是朋党吗？这是因为圣人的德行相同。后汉末年，那些重名节、具骨鲠、忠正儒雅的臣子，尽心匡救国家，竭尽节操忧虑时局；宦官小人憎恨正道，就共同陷害他们，把他们指为党人，于是兴起党锢之狱，终于造成亡国的灾祸。这些事情全都记载在史书中，明白得如同日月，难道不值得作为警戒吗？《诗经》斥责奸佞之人说：“把那些奸邪的人抓来，扔给豺狼老虎。”可以说这是再三反复的告诫了。’宪宗说：‘朕并不怀疑你们的用意，何况关于朋党的说法，还没有达到公正之道。’李绛又回答说：‘追逐利益的人常常结成朋党，以共同维护他们的私利；所以守正的人常常遭受构陷诋毁，是因为他们违背了小人的私利。小人多诈，诬陷之言常常占上风；正人缺少机心，直道往往不能取胜。希望陛下察看他们的实际情形，考察他们的言语和行为，这样就可以了。’ 宪宗在浴堂北廊召见学士李绛，询问完毕。宪宗说：‘有一件事很奇怪，朕近来一直没有说出来。郑絪身为宰相，侍奉朕却不用心。朕同宰相商量，想下诏让卢从史返回潞府，随后再征召入朝。郑絪竟然泄露朕的意思，先把消息告诉卢从史，叫他上奏说潞府没有粮食，请求三军暂且到山东取粮。作为臣下，难道能有这样的事吗？按旧例应当怎样处置？’李绛回答说：‘如果确实有这件事，即使陛下把他灭族，也不足以弥补罪责。’李绛又说：‘陛下是从哪里知道这件事的？我料想郑絪一定不会自己泄露，卢从史也一定不会自己说。陛下事先知道了，究竟是如何得知的？’宪宗说：‘李吉甫秘密上奏的。’李绛回答说：‘臣与郑絪前后任职相差很远，彼此并不往来。臣推测事情的情理，必定没有这种道理。郑絪很有学问，也颇识大体，当时被称为佳士，平素享有美名。臣虽然不知道他的才术究竟如何，但说到君臣大义，不应当不知道进退。如果身居宰辅，参与陛下的秘密谋议，便敢把它泄露给奸臣，那么即使他的才术如同狗猪，性情如同枭獍，也不应当做到这种地步。况且郑絪颇知古今、深明名节，事情有许多可能，实情难以测知，也许是同列之人感到不便，或者有人忌惮他专权，怀有排斥先前同僚之心，于是制造这场混乱，希望他离开相位。’ ‘如果不是为了陈说危急的事情，怎么能够激怒陛下的心呢？臣希望陛下深思详察，不要让人说陛下被奸佞之言迷惑了。’宪宗沉默了很久，说：‘事情也应当是这样。我差一点就错误地作出处置了。’到此，这件事便停止了。宪宗时，京兆少尹裴武奉命出使镇州，命令王承宗割让德州、棣州两州归于朝廷。裴武迅速上表，所说完全符合朝廷的意图，于是朝廷任命王承宗所署任的德州刺史薛昌朝为德棣节度使，并命中使带着旌节前去授予他。魏博的田季安得到急报，先知道了这件事，立即通知王承宗，说薛昌朝与朝廷相通，于是连夜追捕薛昌朝。德棣州节度使的任命和旌节送到魏州后，又被田季安扣留，连续设宴享乐，停留了七八天。但薛昌朝不久已经被追到镇州，朝廷的命令于是没有实行。等到裴武出使回来，他所办的事情同先前上表所说的不相符合，又有人诬陷裴武，说他出使回来后住在宰相裴垍家中，直到天亮才入朝觐见。宪宗大怒，于是召学士李绛，等询问奏对完毕，宪宗脸色非常震怒，说：‘裴武欺骗我，只求从贼中脱身，上奏的情况不真实，使我下诏任命薛昌朝，现在果然没有被接受。他回来后又没有先来见我，反而先住在裴垍家中，必须把他降职调往岭南偏远地方。’李绛上奏说：‘裴武非常熟悉并精通时务，从前曾陷在河中李怀光的叛军之中，所做事情值得称道。这次奉命出使，不应当完全发生差错。大抵叛贼多用变诈手段，很难得到真实情况。’ ‘臣以愚见推测，王承宗恐怕国家一定会出兵征讨，所以请求割让德州、棣州两州，暂且获得安全；他还拥有四州之地，也足以保全自己的富贵。这一定是他求取安定的打算。然而邻近的魏博、东平、范阳等道，与王承宗的形势相同、事情相类，恐怕将来朝廷也会要求他们割让土地，他们一定会受到邻近藩镇的构陷，兼且被人用利害关系鼓动，不能守住最初的意愿，这是必然的道理。希望陛下暂且派人查访。’裴武所上奏表，只是得到王承宗最初的意图，便先行奏报；后来恐怕邻境胁迫诱导，于是发生后来的变化。臣料想裴武不敢不尽心办事。如今陛下选择裴武出使凶恶叛逆、违抗朝廷的地方，只因事情一时不如意，便要贬黜责罚他。臣恐怕今后奉命出使叛军之中，再也没有人能够如实报告。后来奉命出使的人都以裴武为戒，在是否附和、是否反对之间，必定说：‘我所说的话和奏章虽然如此，但我的内心实情，臣不能担保；不能轻易说出是非，也不能陈列事实。如果朝廷不能得到真实情况而另行处置，或者处置有所差错，对国家并没有好处。如果接受叛军中的财物贿赂、言语不真实，那就必须严加责罚，以惩戒奸诈欺骗。’他又说：‘至于裴武先住在裴垍家中，裴武长期任朝官，完全熟悉制度。’ ‘裴垍身为宰相，特别受到皇帝的恩宠，裴武必定不会在尚未入朝觐见之前就住进宰相家中，本来没有这样的道理。即使比这两人更昏昧低劣的人也不敢做到这种地步，何况他们都是精通时务的人，料想一定是没有这件事，必定是有人构陷诋毁裴垍、裴武。陛下不可不察。’宪宗沉默了很久，说：‘确实有这个道理。这件事应当从宽处理，不必再追问。’裴武因此得以保住原职。

译武宗即位，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任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德裕入朝谢恩后，立即进言告诫武宗说：‘辨明邪正，专一地委任贤能，然后朝廷才能得到治理。臣曾经把这个道理告诉先帝，却没有被采用。正人既然称小人为邪，小人也会称正人为邪，怎样辨别呢？请允许臣借物作比喻：松树、柏树作为树木，独自生长而刚劲挺拔，不凭借依附别的东西；藤萝却不是这样，柔弱不能独立站立，必定要附着在其他树木上。所以正人一心侍奉君主，不需要依靠同党；邪人必定结成党羽，互相蒙蔽欺骗。君主据此加以辨别，就不会迷惑了。’李德裕又说：‘国家的治乱取决于信任和任用。齐桓公曾问管仲“损害称霸的原因是什么”，管仲回答：“琴瑟笙竽、射猎驰骋，并不是损害霸业的原因；唯独知道贤人却不能荐举，荐举了却不能任用，任用了又让小人混杂其中，这才是损害霸业的原因。”太宗、德宗、宪宗、四宗都是强盛朝代；他们刚开始临朝统治时，都自认为像尧舜一样，但时间久了便不如当初。陛下知道这个道理吗？开始时专一委任辅弼宰相，所以贤能之人能够尽心办事；时间久了小人也一起进用，制造党羽，扰乱视听，所以君主产生疑虑，不能专一信任。政权一旦离开宰相之手，国家就不能得到治理，在德宗时尤其严重。’ 晚年，宰相只知道奉行诏书；和他一起谋划政事的李齐运、裵延龄、韦渠牟等人，到现在还被称作扰乱政事的人。辅相如果有欺骗蒙蔽、对君主不忠的行为，应当立即罢免；忠诚而有才能的人，就应当交付重任。施政没有别的门径，天下哪有治理不好的呢？先帝任用人时，起初都回护容忍，后来小的防范逐渐积累，终于发展到诛杀贬黜。如果当时即使有小过失也能及时知道并改正，君臣之间没有猜疑，那么邪恶势力就不会从中干扰了。会昌年间，李德裕议论侍讲奏陈孔子门徒一事，上奏说：“本月十三日，在延英殿，陛下对臣等说：‘侍讲说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也可以说是朋党。’臣等自元和以来，曾听到过这种说法，幸而因圣上的慈问，才敢详细陈述。西汉刘向说：‘从前孔子和颜回、子贡互相称赞，并不构成朋党；禹、稷和皋陶彼此荐举，也不叫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治理国家，没有邪心。’臣常想，鲧、共工、驩兜和舜、禹同在尧的朝廷，共工、驩兜结党，舜、禹却不结党。为什么呢？共工、驩兜互相勾结，轮流为彼此掩饰。贤人君子却不是这样：忠于国家就同心，听闻合乎义的事就志同道合；退处之后各自奉行自己的原则，不以私情相交。”}], 因此，赵宣子追随防会之后又接受谏诤，司马侯、叔向都以侍奉君主的事情相互比较，并不属于朋党。公孙弘每次和汲黯请求单独进见，汲黯先发言，公孙弘随后补充，汉武帝所说的话他们都听从。汲黯虽然和公孙弘一同进用，但朝廷上曾责问说：“齐地人缺少真情，讥讽公孙弘铺陈布被是欺诈；由此可知一人先发言、一人后继，并不是朋党。”国史称，唐太宗曾和房玄龄谋划政事，说：“不是杜如晦，就没人能筹划这件事。”等杜如晦到来，最终采纳了房玄龄的谋划；这也是同心为国谋划，并不是朋党。什么叫朋党？《汉书》说朱博、陈咸互相结为心腹，背弃公义而死心塌地结党。东汉周福、房植各自依靠党羽互相倾轧，议论相互攻击，所以汉朝的朋党始于甘陵两派。发展到严重程度，就称为“钩党”，随后遭到诛杀夷灭；按照王法来说，这并不是不幸。魏朝何晏、丁谧依附曹爽，崇尚浮华虚妄，使魏国的风俗因此大为败坏，这些都是朋党。这里只略举几件，以说明它们的类别。至于历代朋党，不能全部说尽。孔子知道季路不能免于过失，子夏看出子张还没有达到仁，曾子责怪卜商使亲属的声誉无所闻，孔子责备宰我钻燧取火拖延太久；他们既不掩盖恶，也不抹杀善，本来就应当这样称述，又不能说是朋党。班固说，周王室衰微以后，各国公子纷纷兴起：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楚国有春申君。那些击掌高谈阔论的人，把四豪杰列为首要人物，于是背弃公义、死心结党的议论形成了，恪守职分、奉事君上的道义也废弃了。这四位豪杰各有门客三千人，因此被称为结党。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却不叫朋党，是因为孔门弟子只致力于仁义，不把爵禄看得尊贵；四豪杰的门客只致力于诡诈，常常以势力互相抬高。如今侍讲竟想把奔走于权势之门的人、攫取名利的一类人，拿来和孔门的上等贤者相比，实在是欺骗、蒙蔽圣上的听闻，也欺骗臣下。不知道元和以来所谓的朋党，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自身？如果是为了国家，那么随会、叔向、汲黯、房玄龄的道路完全可以实行，不必聚集成党、结成群体。依臣看来，如今所谓的朋党，进用时就诬陷贤善、掩蔽忠良，向下依附、对上欺罔，彼此附和，神态实在不可容忍；退处时则车马奔驰，只致力于权势，聚集在私人宅第，日夜共同谋划。清贵美好的官职全都要由他们的党羽占据，显要重要的选任不留给别人。暗中依附的人自然形成羽翼，中立的人则受到压制，不能进用。孔门的颜回、冉耕哪里会这样呢？陛下若据此考察，奸诈虚伪的人自然就会显露。臣担心还会有小人妄自陈说这种观点，所以举出一些事例，希望稍微有助于陛下明察。伏望陛下保留臣的这篇奏状，时时赐予阅览，希望臣这小臣的盲目之说能够避免迷惑圣心。臣实在承担不起这番恳切激烈的心情，谨录此文上奏。宋真宗咸平六年，右谏议大夫田锡请求访求将相，上奏说：“臣曾读《唐太宗实录》，看到李靖有文武才略；隋朝将领韩擒虎正是他的舅父。李靖每次和韩擒虎谈论兵法，从没有不称善的，抚慰他说：‘可以和你谈论孙武、吴起的兵法。’李靖起初事奉隋朝，任殿内直长，吏部尚书牛弘见到他很器重，说：‘李靖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如今国家自先帝平定晋国之后，和突厥结下嫌隙，将相中的旧人相继去世，边境的州县屡次被突厥攻陷，皇威已经很久没有振作了。当时的议论又说朝廷无人可任将相，这种说法也已经很久了。却不知道如今朝廷公卿大夫之中，有没有像韩擒虎与李靖谈论兵法的人？有没有像牛弘那样知道李靖具有辅佐君王之才的人？如果有人善于谈论兵法，有人具备辅佐君王的才能，不知陛下是否知道他们？有人善于谈兵，有人具备王佐之才，这本来就是帝王首先应当知道的事。自古以来，皇城司派人侦察事情，又另外派人侦察皇城司所派的侦察者；这样侦察京城民间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上达圣听。

译近来又派朝臣担任巡抚使，并派朝臣以点检酒务名目的身份出外访察；所访察的事情不过是民间的利弊以及官吏的能干与否。却没有听说委派公卿大夫去访察善于谈论兵法的人，访求具有王佐之才的人。由此可见，所寻求的是琐碎小事，而所忽略的是长远大事。陛下如果以宗庙社稷为忧虑，以百姓为念，就应当把长远大事作为要务，急切访求将相。臣每次奉承圣上的谋议、奉命陈述浅陋见解，都仰望陛下英明睿智，特赐阅览。” 仁宗时，参知政事范仲淹上奏为滕宗谅、张亢辩护说：“臣听说，议论如果过于激切，必然会招致冒犯君颜的惩罚；保举任用如果不明察，难道能逃脱连累自己的罪责吗？常法明明存在，群臣都应当以此为戒。臣从边疆起，错误地承受了破格擢升，任用也超越常次，因此遇到事情一定陈奏。臣私下看到，已故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滕宗谅，说他在庆州使用过官钱十六万贯，其中有数万贯账目不明，必定是侵吞入己；又说他在邠州设宴以及在泾州犒劳各军时，做法违背制度而且不公，因而使陛下震怒，立即想罢免他。臣因为在那里，亲眼见到这些事情；虽然似乎有些过当，却没有造成实际危害，也没有一个士兵或百姓来诉讼。至于处理边疆事务，也没有疏忽失误。于是臣进谏，请陛下派官员彻底勘查，把事实一一辨明。若不消除这种挫辱，恐怕会使朝廷的赏罚失当。又有人上言张亢骄横僭越、处理不公，臣也请求彻底勘查辨明。如果没有深重过失；如果确实有严重违犯制度、侵吞入己的罪行，臣甘愿和他们一同受贬黜。臣之所以激切陈说，并不是滕宗谅、张亢的势力能够使臣这样竭力，而是因为国家边疆的将帅中，还没有曾经建立大功、足以威服众人的人。况且应派儒臣以经略部署的名义加以尊重，又授予他们生杀之权，使他们弹压各军、抵御强敌，不让敌人知道我国人才匮乏。如果一旦因为小过失而动摇他们的地位，那么各军都会知道将帅不是朝廷的心腹之人，不值得畏惧；这就等于国家失去了这个机会，自己削弱了爪牙的威势。唐朝末年，藩镇常常在军中杀害、驱逐节度使，自行拥立将帅；当时不能治理的原因，就是将帅威望低，容易被动摇。如今燕度勘查到滕宗谅在庆州一带所用钱款数目清楚，并没有侵吞。至于他销毁泾州前任留下的公用账簿，勘查到的涉案人员只说曾送给官员等钱物，也没有查明进入滕宗谅自己手中，而且这又是原弹劾奏状之外的事情。张亢借公用钱购买物品，在事情被揭发以前已经全部归还。又因调任借用公用银钱，却留下钱物作为抵偿，也都没有欺骗隐瞒之情。其余罪状大多没有查实。那些受到牵连的人在严寒月份长期被关押，都是无罪之人。若让燕度审问二人，既然事情并不确实，他们必然难以服罪；如果逼迫他们认罪，又因为他们是陛下的近臣，不可让他们受狱吏羞辱。若审录时他们提出辩词，就必须再派官员复勘。那些受牵连的人也将因此转而无法生活。兼且边疆官员看到这种深文周纳的做法，会认为朝廷对将帅恩意太少，专在支用公用钱中搜寻罪过，想陷害边臣，并且使边塞州郡形成这种风气。” 沙尘遍地，坏事触目皆是，令人忧愁；如果不是公用钱，又靠什么过日子？难道能和别处一样吗？那里官员优游安稳，坐享荣禄。陛下深居九重，更应当察知这种实际情形，了解边疆的艰苦，怎么可以让狱吏借此立功，而使劳苦之臣心怀怨恨？臣想请求陛下慈悲，根据燕度奏报的事情，特地下诏，派两名使臣带诏前去，审问滕宗谅、张亢。如果确实是他们自己犯下的罪，就命令他们承认，再根据情节轻重议定处理；如果另有缘由，也要详细分析上奏，等查明确实没有冤屈压抑之后，就可依法取旨发遣。如果双方说法不一，就请求朝廷另选官员审讯勘查，以免造成冤屈滞留。至于受牵连的人，暂且请求下令释放，让他们知道朝廷的处理。臣已经因为不应当为这二人的罪状作保，请求陛下先赐臣贬黜，以免臣在朝廷上蒙受羞耻，受到他人指责嘲笑。倘若陛下怜念臣不避艰辛，仍愿留下驱使，那么请在河东、河北、陕西补授臣一个州郡。臣可以筹划边疆事务，一一上奏议论；或者补授三辅附近的州郡，臣可以替朝廷建立府兵，作为各郡的榜样，以辅佐京师安定。臣的请求出于至诚，希望陛下不要拒绝，也不要疑虑。何况臣长期担任外官，不懂得辅弼的体制，本来就是粗疏之材，只能供犬马般驱使。如果让臣在两府任职，必定会辱没君命，而且也害怕受到世人议论。臣实在无法承受这种祈天望圣、陈情激切而惶恐待命的心情。范仲淹又上奏为张亢洗雪说：“臣昨天看到枢密院进呈张亢的奏章，奏称曾用公用钱兑换所得的利息买马以及购买交钞，请求让追查索取钱物的人自己认罪，请求不要追究那些追索钱物的人，而取燕度的结案报告上奏。臣恭敬地看到编敕中的指挥：如果将公使钱兑换成其他物品供公用，只要没有进入自己口袋，就不治罪。张亢所奏的两件事，如果尚未被揭发，就是自首；即使已经被揭发，也没有进入自己口袋，也应适用上述编敕的规定。臣昨天和韩琦在泾州共同使用公用钱，因为庆州签判、秘书丞马倩去世，本人家贫而且父母年老，给钱一百贯文；又因泾州保定知县、大理寺丞刘袭礼遭逢父丧，家贫而无法起发送葬，给钱一百贯文；又因号州推官、监环州入中陈叔度遭逢父丧，家贫无所依靠，给钱五十贯文；又因进士黄通到泾州相看，给钱五十贯文。这些都是同时用公使库钱兑换所得的利息来支用，并没有侵用属于国家的官钱。自来边疆有公使钱的地方，因为有上述条款，又有兑换所得利息，只要不进入私人手中，各项钱物都可以酌情使用。”

译如今如果依照编敕施行，那么张亢自首以及给追索者的钱都没有进入自己口袋，而且又是燕度原先勘查范围之外的事情，朝廷自可下令处理，不必再送入案卷。何况恐怕追查原先追索钱物的人，有的还在远方，什么时候才能结案？如果不采用上述编敕的规定，那么臣和韩琦也有上述给人钱物的罪状，就必须到朝廷自劾。古人说过：‘法令是圣人为天下制定的一致标准，不因贵贱亲疏而区别轻重。’伏望圣上明断，将此事交枢密院依照编敕详细处理，并把臣与韩琦用钱的事情和张亢奏陈的两件事一并裁定，以端正法典。”庆历四年十二月，知潞州尹洙论朋党是否属于公论取决于君主意旨，上奏说：“臣听说，知道贤能却不能任用，任用了却不能始终信任，在治理国家的道理上，过失是一样的。去年朝廷擢升欧阳修、余靖、蔡襄、孙甫相继担任谏官，臣知道这几个人贤能已经很久了；他们一旦得到任用，臣既高兴，又庆幸陛下能够发现贤能并任用他们。所担心的只是任用了却不能始终信任。以陛下了解臣下的明察，以欧阳修等人所受的知遇深厚，难道会任用了却不能始终信任吗？我听说，唐魏元成死后，唐文皇亲自撰写碑文赐给他；后来有人说他阿谀结党，于是又把那块碑推倒。近世君臣相互投合的，没有能比得上唐文皇和魏元成的；然而一句离间之言一旦传入，连生死之间的恩遇也不能始终如一，臣每想到这里，没有不感到愤慨叹息、久久不能停止的。由此看来，知道任用贤人容易，始终信任他们实在困难，难道能不加以忧虑吗？近来听说欧阳修出任河北使者，臣考虑到边任重大，所以不再以内外任职相疑。如今又听说蔡襄出知福州，不知道他是因为亲自请求，还是因为过失被斥退。如果是因过失斥退，怎么还应当提升他的官秩？如果是因侍奉亲人而自行请求，那么蔡襄在京师还不到三四年，已经两次省亲。士大夫离开远方到京师任职的，谁不思念自己的父母？难道只有蔡襄可以遂行他的私亲之恩吗？这样看来，蔡襄不应当外调是很明显的。陛下优容谏臣，超过唐文皇；欧阳修等人的才干虽不愧于古人，但他们实际施行的事情还远未达到魏元成的程度，因此毁谤离间的话不必等到他们死后才出现。伏望陛下想到：既然已经明察他们，任用他们也已经果断，而始终信任他们却极其困难，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然而臣爱惜欧阳修等人的贤能，所以惋惜他们离开朝廷，不能充分施展才干。如果陛下对欧阳修的待遇仍和最初一样，那么臣便是在称道贤人的美德；如果陛下对他的恩遇已经改变，那么臣就要承担结党的罪责了。如今所谓的朋党，其实很容易辨别。陛下不妨把被进用者的姓名拿去询问身边的人，说：‘某人替某人称誉。’他们一定会回答：‘这是最公正的议论。’改日那个人或许因某件事而被疏远，陛下再询问身边的人，说：‘某人替某人营救。’他们一定会回答：‘这是朋党的言论。’从前被进用的是这个臣子，如今被疏远的也是这个臣子；他们称誉和营救的行为本来相同，但有时被称为公论，有时被称为朋党，于是公论和朋党总是取决于君主的意旨，而不取决于忠诚还是奸邪。这是驾驭臣下的最大弊病。臣既然为陛下建立忠诚的谋略，哪里还顾虑朋党的罪名？只是担心一旦被冠以朋党之名，所陈述的话就不会被采纳，这又是臣深深忧虑的事。惟愿圣明裁察。” 枢密使、副使、陕西安抚使韩琦请求辨明朋党，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朝廷已经颁下诏书申诫朋党，这大概是陛下弘扬善政、劝导浇薄风俗的深意。臣冒昧提出一点管见，希望稍微有助于圣明。臣认为，自古至今，臣子在朝廷中，有忠贤之人，也有奸邪之人；有喜好公义的人，也有挟带私心的党徒。既然本性不同，便各自按类别互相依附。大体说来，忠贤之人和爱好公义的人，提出一项事情、补授一个官职时，必定公正地评论是非。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错的就说错，并不只是为了私利，所以政教可以兴盛，国家也依赖他们。这是善良的人因同类而进用，不能叫作朋党。至于奸邪之人和挟私结党之人，提出一项事情、补授一个官职时，就一定以私心判断是非。正确的也说成错误，错误的也说成正确，一切只顾私利，导致黑白不分，并且向上蒙蔽君主听闻的，这才是真正所谓的朋党。圣明的君主应当审慎考察，果断施行。如果有这样的朋党，只希望陛下重重贬斥责罚，不可一味宽纵，使忠贤和好公之人因同类而进用，使奸邪和挟私之人因结党而退处，那么朝廷就会清明，朋党自然平息。如果只施行诏谕，却不给予明确辨别，臣恐怕天下士绅从今以后，想建立一件善政、称赞一个善人，都要再三思量，说：‘会不会留下涉入朋党的迹象呢？’” 这样他们就会在中途停止。即使有忠义之人不顾避嫌，建立一项善政、称誉一个善人，如果厌恶他们的人向上诬陷说：‘这是朋党所为。’那么善政和善人都会被废弃而不再任用。惟愿陛下深思明察并坚决施行，这将是天下的大幸。五年，河北都转运使欧阳修论述小人想要害忠贤，必定把他们指为朋党，上奏说：“臣听说，士人不能忘掉自身安危，就不能算忠；所说的话不能使人逆耳，就不能算谏。因此臣不躲避群邪切齿痛恨的祸患，敢于冒犯一个人最难冒犯的威严，只希望依靠圣明，幸而得到陛下省察。臣恭敬地看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是陛下一向委任的臣子，却突然相继被罢免。天下士人都一向知道他们是可以任用的贤能，却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应当罢免的罪过。臣虽在外任职，不能尽知详情，但臣私下看到，自古以来小人陷害忠良，他们的说法并不遥远。小人想要广泛陷害善良之人，无非把他们指为朋党；想要动摇大臣，则一定诬陷他们专权。为什么呢？除掉一个善人，而众多善人还在，并不能给小人带来利益；如果想把他们全部除掉，善人很少有过失，难以逐一寻找瑕疵，只有把他们指为朋党，才可以在短时间内全部驱逐。至于大臣已经得到知遇并受到充分信任，就难以用其他事情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厌恶的，所以必须提出这种说法才能倾覆他。臣料想杜衍等四人并没有大的过失，却在一时之间全部被驱逐；富弼和范仲淹受到的委任尤其深厚，却突然遭到离间，必定有人用朋党、专权的说法蒙蔽了圣听。

译臣请求试加辨析。从前范仲淹最初因忠言直论闻名朝廷内外，天下贤士都争相称赞仰慕；当时奸臣诬陷他结成朋党，尚且难以辨明。自从近日陛下擢用这几个人，让他们同在两府任职，考察他们遇事时的表现就可以辨明。杜衍为人清正修洁，谨慎遵守规矩；范仲淹胸襟开阔、自信而不疑虑；韩琦纯正质直；富弼明敏果断。四人的性情既然各不相同，虽然都归于竭尽忠诚，但各自见解不同，所以议论政事时常常不能相互赞同。比如杜衍想重罪滕宗谅，范仲淹却竭力争辩而宽免他；范仲淹认为契丹必定进攻河东，请求赶快修整边防，富弼却根据九件事情判断契丹一定不会来，并竭力陈说。又如尹洙也被称为范仲淹一党，等到争论水洛城一事时，韩琦认为尹洙正确、刘沪错误，范仲淹却认为刘沪正确、尹洙错误。这几件事尤其明显。陛下一向已经了解这四个人，可以说是天下最公正的贤臣。平日闲居时，他们来不及互相称美；为国议事时，却公开在朝廷上争辩，并不徇私。由此说来，臣看杜衍等人确实具备《汉史》所谓忠臣之间虽有不和的操守，而小人诬称他们结党，实在是诬陷。臣听说，国家的权力确实不是臣下可以专擅的；但臣仔细思量，范仲淹等自从进入两府以来，没有看到他们专权的迹象，只看到他们善于避让权力。权力依靠名位才能施行，所以喜欢权力的臣子必然贪恋职位。自从陛下把韩琦和范仲淹从陕西召回，他们等人推辞了五六次，陛下也召他们五六次。至于富弼，三次任命他为学士，两次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每一次任命他都没有不恳切推辞的。富弼推辞得越坚决，陛下任用他就越坚定，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臣只看到他们谦让躲避得太多，没有看到他们喜欢权力、贪恋官位。等陛下坚持不许他们推辞，他们才敢接受命令，但仍不敢另行有所作为。陛下见他们都没有办理政事，于是打开天章阁召见他们，赐座并授予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政事。然而众人谦让退避，不敢下笔，富弼等人也不敢单独陈述，于是又烦劳圣上，特意颁出手诏指定姓名，专门责令他们分条陈列大事并加以施行。富弼等人迟疑徘徊将近一个月，才敢略陈数件事情。范仲淹老于世故，必定知道凡事难以突然改变，所以他所陈述的志向虽然远大，内容却多显得迂缓，只想逐步施行，希望长久之后都能见效。富弼性情虽然锐利，但也不敢自行提出意见，只是列举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施行。自古君臣相互投合，只要一句话意见相合，遇到事情便立即施行，不会再推辞退让。臣正奇怪富弼等人受到陛下如此坚定的委任、督促和丁宁告诫，却仍然迟缓，自己怀疑他们做事果然不够果断。小人巧言诬陷，已经说他们专权，这难道不是诬陷吗？至于两路宣抚，国朝一向派大臣担任；况且近年中原的威势不振，所以元昊在一方叛逆，劳苦困顿波及天下。北方之人乘机违背盟约而行动，来书言辞侮慢，甚至有‘贵国祖宗’之类的话。陛下虽然深感愤怒羞耻，但因为边防没有准备，不能和他们争战，只好屈意求和，这是莫大的耻辱。富弼等人看到中原多年受侵凌的祸患，感念陛下破格进用的恩德，所以各自请求出行，竭力谋求雪耻；他们跋山临海，不怕辛劳，想使武备重新修整，国家威势重新振作。臣看富弼等人的用心，本来是想尊崇陛下的威权以抵御四夷，没有看到他们侵夺权力、制造过失的行为。伏望陛下睿智聪明，具有知人的圣明，臣下的能与不能都洞察无遗，所以能在众多百官之中亲自选得这几个人，突然加以擢用。正直之士在朝廷，小人群体就会忌恨；谋臣得不到任用，是敌国的福分。如今这几个人一旦被罢免，就会使群邪在朝廷内相互庆贺，四夷在朝廷外相互庆贺，这正是臣替陛下惋惜的原因。伏望陛下以圣德仁慈保全忠善之臣，在他们退去的时候，各自给予优厚的恩礼。如今范仲淹担任四路之任，也并不轻微。只愿陛下拒绝群臣的诽谤，委任信任而不加猜疑，使他们尽力施展所长，仍然可以有所补益。如今西北两边的争战还没有停止，正是上天把经营治理的机会交给陛下的时候。像富弼和韩琦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置于闲散之处？伏望陛下早日辨明谗言巧说，特别加以谋划任用，那就非常幸运了。臣自从前一年被召入谏院，十个月内七次受到圣恩，得以进入两制，常常想到荣宠深厚，却不知道用什么报答。如今群邪争相进献谗言，而正直之士接连离去，正是臣舍身报国的时候，怎么可以闭口不言、逃避获罪？臣冒昧竭尽愚见，惟愿陛下择取。” 至和元年，侍御史赵抃论述邪正、君子和小人，上奏说：“臣听说，想要治理国家的君主，得到贤人国家就会昌盛；身边前后都是贤正之人，谋划和直言都能全部听取，忠厚正直的人日益被招来，巧言谄媚、诡诈奸邪的人日益受到压制，号令和教化日益传播，朝廷内外日益尊贵安定。这样，富足长寿的境界就可以安然达到，太平的景象也会立即出现。唉！身边前后一天不能得到贤正之人来辅佐，即使有尧的清瘦勤劳、舜的勤勉不息、夏禹的勤苦努力、周文王忙到没有时间吃饭，也终究没有办法。汉代刘向说：‘正直之臣得到进用，是治理的表象；正直之臣受到陷害，是祸乱的根基。’这话确实正确。《易经》说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在卦象上就是泰卦；泰卦的卦辞说：‘上下交往而心志相通。’正直之臣不就是君子吗？反过来就是否卦。否卦的卦辞说：‘上下不相交而心志不相通，内用小人，外用君子。’邪恶之臣不就是小人吗？这些话说明，治理天下的人应当进用君子、退黜小人，已经很清楚了。谷永所说的‘帝王的德行，没有比知人更重要的’，难道说的不是这个吗？”

译君主面向南方听取天下政事，公卿和各类执事官纷纷站满面前，谁是正直之人？谁是邪恶之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只要圣明的君主明察、善听，精心选择、慎重任用，真伪就会分明，人还能隐藏什么呢？大体说来，辅相和枢机之职如果任用正人、君子，然后彼此同德同心，那么下面所谓邪臣、小人就会纷纷低头贴耳离去，留下徘徊不去的人也没有几个了。考察古代，可靠的史书都完整保存着。有虞氏的舜是大圣人，任用十六位辅相，使天下世代提升德行美善；梼杌、饕餮等则被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百姓直到今天还无穷尽地称颂他。周成王是贤明的君王，善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就倚重他们而不疑二心；厌恶管叔、蔡叔，就果断诛杀而不犹豫，所以周朝享国七百年，历世三十代。秦始皇被赵高的谄媚迷惑，不能罢黜他；忽视叔孙通的才干，不能任用他，秦朝的败亡转眼就到。汉元帝知道石显、匡衡等的奸邪，却不能排斥；喜爱萧望之的贤能，却不能任用，汉朝的国运也随之衰落。唐太宗采纳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的切直议论，诛杀侯君集、张亮的凶恶邪僻之徒，于是成就贞观之治。唐天皇听信李敬宗的附会之言，杀戮长孙无忌这样的忠良，最终遭遇改朝换姓的祸患。后来李元振、鱼朝恩擅权，元载、卢杞窃据高位，唐代宗、唐德宗时期的形势相继危急，接连不断，危险得像一根将断的丝线。这实在说明，任用人的得失无不关系国家的安危；其中分为两条道路，不能不辨明。恭敬地想，陛下以至高圣明的资质，掌握帝位的重任，广开言路，采纳忠直，继承祖宗事业，多方访求人才，以统一的德政谋求治理。然而近来日月星辰屡现异常，圣心焦虑劳苦，蝗灾水灾并作，民力凋敝，国库空虚困窘，敌国窥伺，官员冗滥、士兵骄纵，风俗竞相奔逐名利。如今想要治理这些弊病、安定危局，难道能靠一个人在朝堂之上独自运筹就做到吗？在这个时候，应当广泛选拔忠诚正直、端方正派、能够担当重任、世人所谓贤人端士的人，迅速寻得并立即任用，安排在丞疑、辅弼之列，早晚进献可否得失，取得良谋嘉策，发布为号令，使天下耳目都能听见、看见太平的政事，这正是今日应当做的。臣不胜大愿，希望陛下的裁决坚定不疑，举用正人以排斥邪人，扶持君子而贬退小人，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有所作为，不要因因循拖延而留下错过时机的悔恨，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宗庙之灵和社稷之福也都在于此时。臣身处远方而地位卑贱，愚钝无能，只想以献身守节的一片真诚，报答陛下擢拔覆护的恩德于万分之一二。臣实在无法承受这种为国竭尽忠诚、陈情激切而等待治罪的心情。至和二年，知制诰刘敞论述吕溱等人请求外调，上奏说：“臣认为，驾驭臣下的道理，在于分别邪正。正直之臣应当亲近信任，邪恶之臣应当疏远。天下人也都据此观察朝廷。如果正直之臣聚集在朝廷，奸雄就会屏息，太平可望；如果邪恶之臣聚集在朝廷，侥幸求进的人就会争相进用，国家很快败坏的迹象便会层出不穷。臣恭敬地看到，朝廷长期太平，贤能之士很多，但其中也杂有邪正之人：有爱君忧国、公正激愤的；有结党勾结、背弃公义而培植私党的；也有因循沉默、只求自守，既不能行善，也不敢作恶的。陛下临朝三十多年了，凭借至高圣明的资质，监察群臣所作所为，本来没有什么可以逃脱，也没有什么隐情。然而值得戒慎的，正在这里。凡是正直之臣，通常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邪恶之臣通常容易进用却难以退处。为什么这样说？正直之臣只以义所在为准，说话往往违逆君主的耳朵，所以难以进用；所说的话有时不被采用，便不愿自我显露，遇到事情就离开，所以容易退处。邪恶之臣只看利益所在，说话迎合君主的欲望，所以容易进用；即使行为恶劣，也不顾礼义；即使名声丑陋，也不知道羞耻，只担心失去职位，所以难以退处。这两类臣子，希望陛下从多方面加以观察，不要使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疏远的反而亲近；这样朝廷就尊荣，社稷就安定了。近来翰林侍读学士吕溱、枢密直学士蔡襄相继出京主持州郡事务。如今又听说御史中丞孙抃、翰林学士欧阳修、知制诰贾黯、韩绛，都请求外调。这六个人都有刚直的本质，没有邪心，议论不阿谀，执掌政事对当世有益。实在不应答应他们，使四方得以窥测朝廷，也使奸佞中侥幸求进的强横之徒因此争相起来。这正是分别邪正的一个方面。臣凭孤陋笨拙的资质，忝居侍从之职，日夜思考，却无法稍微帮助陛下明察，只怕陛下忽视正直之臣容易退处，忘记左右前后直道之士已经难以容身。臣不胜愚昧，谨献所闻，惟愿陛下采纳选择。” 言事御史马遵论述想任用忠贤，应当排除身边人的私下言论，上奏说：“臣听说，自古以来的君主都想寻求忠臣来帮助自己，寻求贤臣来成就自己的事业。然而治理少、祸乱多，大概是因为所谓忠臣并不忠，所谓贤臣并不贤。因此说，能够知人就是明智，尧舜也难以做到。如今陛下极其仁厚，寻求治理，这是尧舜的用心；但对知人来说也并不容易。若一定要得到忠贤之人并任用他们，不如排除身边人的私下言论，采纳朝廷内外的公议，这样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知道后加以任用，朝廷就会无事，天下就会太平。”这是臣的狂妄之言，愿圣上选择，或许可以补益万分之一。英宗特别宠爱右司谏、同知谏院傅尧俞，曾问他说：“满朝士人众多，谁是忠臣，谁是邪臣？”傅尧俞回答：“大忠和大奸固然不可改变；至于中等人物的本性，则取决于君主的教化。”英宗采纳了他的话。神宗刚即位时，任命吴奎为参知政事。当时已经召王安石入朝，但王安石推辞不来。神宗回头对侍臣说：“王安石历事先帝，召他却不赴任，我颇认为这是不恭敬。如今又不来，究竟是病了，还是有所要求呢？”曾公亮说：“王安石的文学和才器事业，不敢欺骗陛下。”吴奎说：“臣曾和王安石一同主持州郡，看到他遇事专断自用，所以认为他迂腐疏阔。万一任用他，必定扰乱纲纪。”于是任命吴奎知江宁府。吴奎又曾进言：“陛下正在以至诚推行政治、回应上天；天意没有别的，不过是合乎人心罢了。如果以至诚感化万物，万物没有不以至诚回应的，那么和气的感应自然会到来。如今民力困苦到了极点，国用又困窘匮乏，必须等到年成顺利才可以。至于其他政事，帝王的职责只在辨别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之地，小人不能加以伤害，这样就可以自行治理了。”神宗于是说：“尧在位时，四凶还在朝廷。”吴奎说：“四凶虽然在朝，却不能迷惑尧的聪明。圣人以天下为尺度，在没有显著过错时，本来应当包容，但不能让他们居于要近之地。”神宗认为他说得对。

译神宗召见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滕元发，询问治理和祸乱的道理。滕元发回答：“治乱的道理，就像黑白、东西一样；之所以会改变颜色、交换位置，是朋党扰乱了它。”神宗又问：“你知道君子和小人的党派吗？”滕元发回答：“君子没有朋党。譬如草木纠缠相附，必定是蔓生的草，不会是松柏。朝廷没有朋党，即使是中等的君主也可以成就事业；否则即使是最圣明的君主也很危险。”神宗深深认为这是名言，长久叹息。熙宁初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一天在讲席上，群臣退下，神宗留下王安石赐座，说：“我有想和你从容讨论的事情。”于是说道：“唐太宗一定得到魏征，刘备一定得到诸葛亮，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这两个人确实是世上少有的人才。”王安石说：“陛下如果真能成为尧舜，就一定会有皋陶、夔、稷、契；如果真能成为商高宗，就一定会有傅说。魏征、诸葛亮这两个人，在有道之君看来都感到惭愧，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天下这样大，人民这样多，又有百年太平，读书人不能说不多；然而常常忧虑没有人能够辅助治理，这是因为陛下选择治国之术还不明，推诚待人还不够。即使有皋陶、夔、稷、契、傅说那样的贤能，也将被小人蒙蔽，只好收起抱负离去罢了。” 神宗说：“哪个时代没有小人？即使尧舜在位时，也不能没有四凶。”王安石说：“正因为能够辨别四凶并诛杀他们，这才成为尧舜。如果让四凶任意施行他们的谗言和邪恶，皋陶、夔、稷、契又怎么肯苟且享受俸禄而终身留下呢？” 熙宁元年，王安石论述孙觉命令吏人书写弹劾大臣的章奏，上奏说：“臣今天承受宣谕，得知孙觉命令吏人书写论列大臣的章奏。臣起初也奇怪他不能谨慎保密，但只认为这件事应当由朋友劝诫责备，不是君主应当发怒谴责的。后来反复思考，陛下认为孙觉值得听信，所以擢任他为谏官；进用贤人、退斥不肖，本来就是他的职分所应当论列的事情。即使在朝廷上公开说出，以启迪君主的心意，在义理上也不能算过失。只是命令吏人书写章奏，实在不足以因此加以谴怒。臣下之所以应当谨慎保密，是因为君子和小人消长的形势尚未分明；言语一旦泄露，有时可能招致祸患。如果不严密，祸害就会殃及自身。若遇到明主，危言正论都没有什么需要忌惮的，又有什么必须保密的呢？只有奸邪小人把曲解当作正直，害怕不被公论容纳，才唯恐自己的言论不够隐秘。若让这类人处在官位上，陛下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如果陛下怀疑孙觉有结交朋党的私心、招揽权势的奸谋，那么臣恐怕盛德之世不应当这样猜疑。魏郑公认为，上下各自顾忌形迹，国家的兴盛或衰亡就难以预知。如果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对每件事都这样猜疑防范，臣恐怕善人君子各自顾虑形迹，不敢竭尽忠直之言，而奸邪小人就能窥伺君主的疑心，借此施行邪恶。” 如果陛下担心陈升之听到这件事会感到不安，臣也认为不应如此。汉高祖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然而鄂千秋论定相国萧何的功劳次序，高祖并不怀疑，反而加以赏赐，也没有听说萧何因此有所嫌隙。陛下圣明贤德而高远，自汉代以来那些具有美好德行的君主，没有一个能够赶得上陛下。每件事都应当以尧、舜和三代为法，怎么能心里还存有末世那种狭隘吝啬的想法呢？《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除去邪恶不要犹豫怀疑。”不能明确知道他贤能便任用他为贤人，不能明确看出他邪恶便怀疑他为邪人，这不是尧、舜和三代的道理。陛下认为臣可信，所以圣明地问到这件事，臣怎敢不竭尽愚见。今天当面回答未能详尽，因此谨慎具呈札子来报告。皇上曾从容谈到了解人的困难，右正言、供谏职孙觉说：“尧认为了解人很困难，最终却享有了了解人的容易。了解人的关键，在于懂得言论。君主任用臣下的方法，不过是任用贤人、使用能人罢了。贤人与能人的区别既然不同，任用他们的方法也各不相同。至于所知有范围，所能有彼此不同，那是有功用之才的人，可以处在外任，却不可以处在内廷；可以责成他办事，却不可以责成他发表议论。陛下想要兴起太平之治，但所提拔的几十个人，大多有口才而没有实际作为。臣恐怕日久月长，众多这样的人一同被征召、不断进用，充满朝廷之上，那么贤人会日益离去，正直之人会日益远离。这种祸患，难道还能用一两句话说尽吗？希望陛下考察《诗》《书》中任用人才的原则，不要急于追求小利和眼前的功劳，那么王道就可以成就了。” 孙觉又上奏说：“臣前些日子有幸面见陛下，亲自承受圣谕，听到陛下说了解人很困难。臣当时仓促应答，没有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出。退下后私下庆幸陛下谈到这件事，因为这与帝尧相符，天下真是大幸。尧凭借神明的德性、睿智圣明的资质，尚且认为了解人很困难，所以四凶与舜、禹杂处于朝廷之中，最终还能辨别他们，知道应当信任谁。天下的事情，认为困难，反而容易；认为容易，反而困难。尧认为了解人困难，所以最终享有了解人的容易，成就了巍巍的功业。末世的君主把了解人看得容易，信任任用有所偏私和蒙蔽，以致祸败的，数也数不清。臣私下想到孔子说：‘不懂得言论，就没有办法了解人。’《中庸》说：‘以自身来取人，以道来修身。’那么，了解人的关键在于懂得言论；懂得言论的方法，在于修养自身并致力于学习。群臣进见时，他们的言语纷乱杂多而不一致，内心情状隐藏而难以了解，在仓促短暂之间，不可能通过考验就看出真情。君主如果能够贯通圣人的道理，通晓天下的事理，那么话一出口，就能知道它所指向的意思；事情一发生，就能把握它最终的归宿。比如秤和尺，不能用轻重来欺骗它；法度，也不能用长短来欺骗它。如果不学习而不能明察事理，事物一来就会被迷惑，又怎么能够了解任何人呢？

译陛下亲具上圣的资质，又兼有孔、孟的学业，本来足以明察万事、洞察群臣的情状。臣希望陛下更加听闻过去未曾听闻的事情，见到过去未曾见到的情形，使天下的道理明白清楚，内心如同安定的明镜，不主动追逐，也不预先迎合，那么贤人与不肖之人就会清楚分明，君子与小人也能辨别了。只希望陛下留意此事，幸加采纳。”熙宁二年，孙觉又论奏不应召见小臣，向两府询问防阁人物。上奏说：“臣听说近来召见臣僚回答问题，即使有的关系疏远、身份微贱，陛下也收敛天威，赐予清问，这确实是圣明君主喜好询问、竭尽听取臣下意见、推诚相待而不疑心的盛德。然而臣听说进见应对之间，陛下时时谈论人物，从上至两府大臣，下至防阁新进之人，让他们分别评定人物品第。这虽然是陛下扩大自己的见闻，不只把一个人的话当作可信，也是想周全了解群臣才能的长短和情状的曲折。然而臣私下认为，了解人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事。孔子也说：‘不如乡里人把善人都喜爱、把不善的人都厌恶。’得以进见应对的人未必都是贤人，却公开表达自己的好恶。即使他的才识值得采纳，也未必完全具有了解人的明察。问答之间，陛下不能不稍稍显露圣意，世俗之人多善于迎合取容，揣度陛下喜欢什么，就粉饰那人的贤能；观察陛下厌恶什么，就诋毁那人的丑恶。” 有时陛下稍微作些应答，必然会泄露他们所说的话；大臣听到后，必然心怀顾虑；小臣听到后，必然……结交朋党。臣认为，君主不能不知道群臣的忠与邪、人才的高下。如果在侍臣、从官之中，选择那些忠信笃实而好恶不偏私、才质敏锐明察而鉴别裁断不受迷惑的人，时时赐予考察，参照比较这些人，也不至于错失人才。”}], 知谏院杨绘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君主所感到困难的事，难道就是了解人吗？人把自己的内心隐藏起来，不仅要考察他的言论是否值得采纳，还必须观察他的行为，必须让他办理事务加以试验，然后才能得到他的才能并加以任用。《虞书》说：‘万国的贤能之士，都是帝的臣下，只有帝应当选拔他们；让他们把意见充分陈述出来，依据功绩考察众人，按照功劳赐予车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恭敬地说，百官轮流应对的制度停止已有十多年，陛下即位后首先恢复了这件事，这确实是明察事物、通达听闻、兼顾观察和广泛听取意见的方法。然而这只是取其名声吗？还是要取得实际效果呢？如果只取其名声，那么把它写入史册，传布四方，也足以作为美谈了。如果要取得实际效果，那么如今轮流应对的人，前一天进入上閤奏事，到规定日期在陛下面前拜两拜就退下；他们所奏的事情中有值得采纳的，有的或许是借他人之手写成的，如果因此就进用他们，那么虚假和滥竽充数的人又凭什么加以甄别呢？臣希望先观察他们的言论，如果有值得采纳的，就在轮流应对时召见他们，询问具体事务，考察他们才能的真伪和实际情形。既然审查出确实可以任用，也不能仅凭言论就仓促提拔，先交给他事务来观察他的才能，等实际任用有成效后再提升他的职位。这样，《虞书》所说‘充分陈奏意见，依据功绩考察众人，按照功劳赐予车服’的典章，就能在今天重新实行了。” 熙宁四年，杨绘权任御史中丞，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了解人的困难，即使圣人也不能避免有所失误。像尧作为君主，可以说是圣人了。禹说：‘能了解人就算明智，能够任用官员，只有帝尧还认为困难。’如果尧既明智又仁惠，为什么还忧虑驩兜？为什么还要迁徙有苗？为什么还畏惧巧言令色、极其邪恶的人？这说明尧也把了解人视为困难。像孔子作为老师，可以说是圣人了。他说：‘只根据言论取人，在宰予身上失误；只根据容貌取人，在子羽身上失误。’这说明孔子也认为了解人困难。了解人的方法，古代圣人都认为困难，并且不能避免有所失误，那么后世不及古代圣人的人，难道能自称了解人没有困难、没有失误吗？然而，只要能够在众人中加以考察，不凭个人的爱憎来决定一个人的贤能与否，那么了解人或许就可以少有失误。恭惟陛下圣德天成，具有了解人的明智，如果知道某人贤能就任用他，无不应当如此。天下百官众多，难道都能由陛下亲自了解吗？那么责任必然在宰相。如今担任宰相的，只有王安石。臣认为，王安石的文章、德行、政事，确实足以担任宰相；只是说到了解人的方法，恐怕不能没有失误。以臣愚见观察，他的得失只在于凭自己的爱憎来决定人的贤与不贤罢了。” 臣请用过去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吕公著，王安石起初喜爱他，于是竭力推荐他，认为他是天下的贤人；一旦吕公著说青苗法不便，王安石最终便憎恶他，于是竭力排斥他，认为他是天下的不贤之人。陈升之，王安石起初喜爱他，于是竭力推荐他，认为他是天下的贤人；一旦陈升之请求罢除条例司，王安石便竭力排斥他，认为他是天下的不贤之人。韩绛，王安石起初喜爱他，于是竭力推荐他；一旦韩绛在陕西卷助役钱榜一事上触怒王安石，王安石最终便憎恶他，于是竭力排斥他，认为他是天下的不贤之人。薛向，王安石起初喜爱他，于是竭力推荐他，认为他是天下的贤人；一旦薛向说助役钱不便，王安石最终便憎恶他，已经阻挠并弹劾他了。不久必将竭力排斥他，认为他是天下的不贤之人。至于李常这一类人，更是多得无法记数。他们起初顺从我，王安石就喜爱他们，推荐他们，认为他们贤能；后来违背我，王安石就憎恶他们，排斥他们，认为他们不贤。了解人的方法，难道能像这样吗？不过，过去的事情不值得再议论，臣所忧虑的是将来。王安石如今已经位居宰相，比过去更加尊贵了。他的权势也会逐渐专擅起来。”},{ 人们知道顺从王安石的人能够得到进用，那么刻薄的人就会闻风而动；人们知道违背王安石的人会触怒他，那么阿谀奉承的人就会登门依附了。靠阿谀奉承而被任用的人，只图谋富贵，必定没有做正直之人的道理；靠刻薄而得到知遇的人，只以沽名激进为务，必定没有爱护他人的道义。违背他的人一天比一天离去，顺从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违背他的人日益离去，其中或许有守持正道的君子；顺从他的人日益增多，其中或许有诡诈随从的小人。陛下任用王安石就是如此，而王安石又不能识别人才；他喜爱那些顺从自己的人，憎恶那些违背自己的人，也到了这种程度。即使陛下保护王安石，认为他一定不会犯错；但万一发生他擅权专断、任性妄为的事情，既然依附他的人很多，又没有人敢违背他，那么陛下从什么途径能够知道呢？即使王安石实际上没有犯错，但万一有思虑不周的政事，施行后对时局有害，又有谁敢对王安石说呢？看他因为喜爱顺从自己的人而竭力推荐他们，因为憎恨违背自己的人而不肯任用他们；即使有人敢于进言，王安石难道肯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回心转意吗？这样就会使上面孤立、下面专擅。这正是臣所忧虑的将来情形。臣希望陛下体察到王安石在识人之道上还没有完全做到，凡是任命官员，不要只凭他个人的爱憎，而要再参考众人的意见，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译臣在接受任命为御史中丞以前，从来不敢进一句话让陛下知道，实在是知道陛下对王安石信任深厚，只是白白因此遭到执政者的憎恨。如今既然已经接受御史中丞的任命，就不怕获罪贬谪而把这些话说出来，这本来就是臣的职责。臣常听说王安石门下的人议论，只要稍微有违背王安石心意的意见，便互相称作“流俗之议”。依现在看来，流俗之议怎么可以忽视呢？不要使后人看待今天，或许就像今天看待去年一样。边疆事务是外患，百姓政务是内患。外患如同皮肤上的病，内患如同心腹中的病，怎么能说一定不会发生呢？臣认为从今以后，只会有顺从王安石的人，而不会再有违逆他的人，这与过去已经不同了。请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念，以天下百姓为念，不要过分顾及违背王安石一人的意愿。凡是任命官员，有些人或许还没有显现出识人的优点，请求再参考众人的意见，或者由陛下亲自裁决。熙宁三年，知开封府郑獬上奏说：“臣近来进见应对时，承蒙陛下称赞臣代理京府治理得很好，百姓感到便利。臣内心想着自己只是临时充任此职，任职才四十多天，实在没有什么善政可以符合陛下褒奖的谕旨，所以不敢恭敬拜谢。又因为天气酷热，天色已晚，不敢长久应对，因此内心郁结，恐惧不安。臣的才能朽钝低下，哪里能够治理繁剧的开封府？只是早晚勉强努力，粗略避免获罪罢了。若说百姓因此感到便利，万万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所谓使百姓便利，就是要知道民间的疾苦，革除弊害、兴办有利之事，使众多百姓摆脱忧愁叹息而获得安定舒适，这才差不多可以说是便利百姓。如今臣在这些方面丝毫没有作为，百姓有什么感到便利的呢？然而臣不知道陛下是从哪里听来的。陛下聪明而喜好询问，通过向下面访察，议论这件事的人或许因此称誉臣；但这属于虚妄的称誉。当他们进言时，陛下为什么不让他们逐条列举臣所做的便利百姓之事呢？他们必定会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即使他们能够答复而且确有实据，陛下也应当深入考察，然后才可以相信。如今臣并没有这些事，陛下却仓促相信了他们；如果有人因为臣不肖而诋毁臣，陛下也一定会听信他。为什么呢？善恶方面的言论传来时，如果不考察事实，既然能够容纳虚妄的称誉，也必然会容纳虚妄的诋毁。” 这就是臣不敢因此欢喜，反而感到恐惧的原因。从前列子居住在郑国，有宾客把他的情况告诉郑子阳，子阳赠给他粮食。列子拜了两拜，辞谢说：‘您并不是亲自了解我，只是因为听了别人的话才赠给我粮食。等到您要治我的罪时，也一定会因为听了别人的话；所以我才不接受。’臣虽然极其愚昧，怎么知道陛下不会因为虚妄的诋毁而罢黜臣呢？所以帝王听取和采纳意见时，不可不加以审察。如果不考察事实，那么上天赋予的听察之明就可能被人欺骗，奸臣便会利用这一点来满足私欲，于是把白说成黑，把是说成非；依附自己的人得到进用，背离自己的人受到斥退；分布朋党，掩饰过失，使朝廷之上只听得到党人的论调，却不知道天下的公议。孟子说得好：‘身边的人都说贤能，还不能据此认定；各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能据此认定；全国的人都说贤能，然后再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才任用他。身边的人都说不可用，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不可用，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可用，然后再考察他，发现他确实不可用，才罢黜他。’这样一来，应当进用的人不会有侥幸苟得的幸处，应当退黜的人也不会有蒙受私怨的遗憾；进退各自符合应有的分际，又有谁会在其中产生疑惑呢？恭敬地希望陛下高瞻远瞩、深切明察，不要被私人的言论牵制，使天下人明白毁誉不能扰乱政事；这不只是臣的愿望，实在也是天下人的愿望。” 恭候陛下裁决。郑獬又上奏说：“近来陛下升降黜陟大臣，出于独自裁断，二府不得参与谋议，中外听到风声，无不震动。抑郁不平之士，甚至有人整夜不能入睡，拍着大腿起身跳跃，认为自天禧以来五六十年间，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抒发祖考长期积蓄的愤懑，畅快地满足四海的公议，那么孤立而特立的臣子，就可以出一口气，高视天地之间了。然而，在开始时感到庆幸的，未必后来不忧虑；在细微处显现的，未必在显著处不会昏昧。如今进退大臣的权柄掌握在宰相手中，若没有雄杰跋扈的宰相窃取此权来树立私门，那么陛下一天之内收回它，并不困难；但真正困难的地方，正在于识人。从前尧那样圣明，尚且说‘识别人，只有帝王才懂得，这实在难啊’，那么从尧以后就更加困难了。如今贤能与不肖之人混杂着进用，内心深沉、外貌厚重，言语和行为相违背；陛下即使聪明，哪里能够探察他们的内心而辨明真伪呢？辨别真伪的方法，没有比试用他们更好的。凡是陛下得到的人才，不宜立即给予褒奖提拔；如果他说‘我能治理百姓’，就暂且试用他治理百姓；如果他说‘我善于治理财赋’，就暂且试用他治理财赋；如果他说‘我善于办理礼仪’，就暂且试用他办理礼仪；”},{ 如果他说“我很善于演奏音乐”，那就暂且让他试着演奏。凡是一个人所擅长的，应当顺着他的长处任用他。任用之后，事情取得了成效，即使群臣都认为这样做对了，还不够；即使大臣也认为这样做对了，也还不够。陛下应当加以考察，看到确实有成效，然后奖赏他；如果并非如此，就应当罢黜他。赏罚分明，人的积极性自然会受到激励；即使尧、舜，也不会超出这一点，那么，识别人材难道还会成为难事吗？既然任用了贤能之人，就要不时掺杂任用不肖之人；既然任用了聪明之人，就要不时掺杂任用愚昧之人。这样一来，黑白混淆，邪正颠倒，天下的事情就会败坏。过去秦始皇自以为尊大，认为天下没有贤才；等到汉高祖兴起时，萧何、张良、韩信、黥布，都是秦朝所弃置的人才。隋▯帝自命不凡，也认为天下没有贤才；等到唐太宗兴起时，房玄龄、杜如晦、李靖、卫国公李世勣，也都是隋朝所弃置的人才。如今天下这样广大，难道会没有贤才吗？只要不要留下被弃置的人才，以便资助后世，那就是幸运了。然而陛下既然已经得到人才，就应当任用他们各自的长处：在三司任职的，就应当选择熟悉钱粮事务的官吏；任京兆尹的，就应当选择通晓政务的大臣；任御史的，就应当选择刚强坚毅的大臣；任侍从的，就应当选择学问渊博、通晓古今的大臣。这样，人才的才能就能充分发挥出来，官职也能与其所长相称，天下的事情没有办不成的。

译所以舜任命夔掌管音乐，就不再让他掌管礼仪；任命禹担任司空，就不再让他担任司徒；任命后稷播种农作物，就不再让他担任士官。以夔、禹这样的贤才，尚且不能兼任两种事务，何况凭借平庸普通的才能，却想兼任天下的各种职任，能够做到吗？所以如今不是为官职选择人才，而是为人选择官职，只要任职履历多，就让他做大臣，不问他能不能治理好；这正是天下政事还不能充分振作的原因。如今天下的士人，如果有人自荐，或者因大臣举荐而来，就应当暂且召来试用，让他议论所任事务，观察他的才学和蕴藏，然后授予职任，考验他的作为；这样做，还有谁能隐藏自己的才能呢？御史知杂刘述请求暂借监司的权力，使他们能够考察郡守、县令的政绩，说：‘臣曾经认为，天下的郡守、县令如果能够一一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和气可以立即招来，太平可以努力达到，并不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呢？朝廷任命郡守、县令，往往多以资历等级为限制，不能周遍了解他们的善恶；等到临事之时，才看出他们才能的长短、德行的好坏。能够周遍了解并且经常观察他们的，必定是监司官员吧？假如有一个人，资性醇厚谨慎，操守也清廉，但无奈才能见识短浅错误，不能明察义理，辨别善恶，却让他担任郡守、县令，那么下属就会侵夺他的权力，属吏就会放纵奸邪，愚昧的百姓遭受弊害，却无处申诉。’ 又有一个人，狡猾贪污，却能够嘱托吏胥，弥合上下关系，暗中做奸邪贪赃之事，不显露痕迹。这两种人，人人都知道不可以让他们治理百姓；但担任监司的人即使想揭发他们、斥退他们，却找不到实际罪状，又害怕遭到反咬，只好隐忍不敢行动。偶尔有人能够直截了当地以才能不足、贪婪猥琐的罪名向朝廷报告，万一朝廷听从而罢免黜退他，转眼之间，申诉喊冤的声音就已经传到上面了。丑恶的言语和巧妙的诋毁随即加到揭发者身上，那些结党作奸的人彼此援引、互相扶持，没过多久，原来的职任又恢复了。监司因此惩戒这种情形，既然不能有所补益，还不如姑且简略从事、因循沉默更为适宜。这样做，对监司来说是得计，对朝廷来说却不是天下的福祉。恭请圣上深切鉴察这一弊端，稍微把监司的权力借给他们，使他们能够竭尽忠诚、悉心思虑，精细考察郡守、县令；如果有像前面所说的这两种人，为众人所憎恶，就应当严厉谴责、痛加惩治，把他们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也可以，终身不许与士大夫交往也可以。难道他们办理这些事情的权力可以不给吗？监司得到这项权力，郡县的纲纪就能振举，百姓也能受到好处。既然如此，朝廷在授予监司职权时，就不可不慎重地推选。” 希望陛下郑重告诫政府，精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只求得到合适的人才，不必以资历次序限制，这样就能得到合适的人了。可以要求他们竭力振兴风俗教化，审查核实官吏，使软弱而不肯自勉的人不敢怠慢职守，使刚暴而失于中正的人不敢放纵自己的性情；使农桑得到劝勉，孝悌之风兴起；徭役赋税公平，诉讼案件平息。”随后又间隔下达特别诏令，命令在郡守、县令中选择两三名有和乐仁厚政绩、吏员敬畏而百姓爱戴、事迹确凿明显的人，秘密加以推荐提拔，特意为他们增加品秩，赏赐金帛，使他们继续任职一次，或者升迁为任使。这样，郡县就有中和平正的政事，监司也有澄清吏治的功绩；实行起来不必疑虑，必定能够看到成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元丰年间，富弼以司徒之职退休。他论辨邪正，上奏说：‘臣恭敬地承蒙圣上恩遇，提拔臣居于宰司之首。虽然臣年老步履仍然艰难，稍微耽搁了入朝觐见，屡次得到宽免告假，只能退居私门。然而臣不敢安心闲居，常常思考当今最紧要的事务，想要伸展忠诚以报答并完成君命；但事情相当繁杂，本来不是笔墨所能全部说尽的。现在姑且把其中最大的一件事上奏，仰请传达给天听。恭惟圣上仁慈，再加以裁察。君臣之道，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君主是头部；执政大臣是四肢和心腹；谏臣、御史、侍从等参与论议思考的官员，是耳目；内外各有司，是筋肉、关节和血脉。身体各部分具备而没有缺失，才可以成为完整的人。君主之下，上下各级官员也都具备而没有缺漏，才可以成就国家。这正如人的身体一样：人的身体一条经脉不调和，就会成为疾病；君主治理国家，一个官署不协调，就会造成祸害。身体不协调，危害最大的，是四肢和心腹；国家不协调，危害最大的，是执政大臣。执政大臣辅佐赞助万机，是国家的大臣，每天到君主面前，议论天下大事，奖赏善人、惩罚恶人，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君主的喜怒关系着人情的舒畅与愁苦，邪正关系着朝廷的兴盛与衰败。’ 执政大臣是天下人所瞩望的对象，也是各有司取法的表率。执政大臣之间不和，各有司怎么能够和睦呢？各有司之间不和，天下各种事务怎么能够治理呢？各种事务不能治理，天下百姓就会受到弊害。百姓既然受到弊害，国家衰败动乱就会随之而来，这是万分确定的道理。因此，治理国家的人想求得太平安定，非使天下人和睦不可；想使天下和睦，非执政大臣先和睦不可。执政大臣是朝廷教令的出处，也是天下治乱所系之处，怎么能不和睦呢？尚书皋陶说：‘共同敬业，协力恭谨，内心和衷吧。’周武王说：‘纣王有亿兆普通百姓，他们离心离德；我有治理国家的大臣十人，他们同心同德。’周成王说：‘三位先王协同一心，共同达到正道。’三位先王都是当时的圣贤，这足以说明，圣贤如果不和睦，也不能共同实现正道。况且执政大臣和睦，就没有猜疑嫌隙，所议论的事情都能合于正理，事情一定穷尽其理、做到尽善尽美之后才施行；下面的官员本来就会喜悦服从，承受政令、宣扬教化，风吹草伏一般，于是使天下都享受到它的利益，哪里会有不能治理而不安定的呢？发展到极点，就能够达到太平盛世，使国家享有数百年的国祚了。

译从前西汉陈平任右丞相，周勃任左丞相。诛杀诸吕之后，陈平认为周勃功劳高，于是把右丞相之位让给周勃。后来陈平回答汉文帝询问，处理狱讼、治理粮食，都很有条理；周勃自知才能不如陈平，又把右丞相之位推让给陈平。唐太宗召见宰相房玄龄，认为杜如晦能够决断大事；杜如晦又说房玄龄善于谋划良策，而唐太宗最终采用了房玄龄的策略。这四位宰相如果不是用心极为和睦、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哪里肯彼此推荐，为国家作如此深远而急切的考虑，却不自行争强好胜呢？这就是臣前面所说的执政大臣和睦，就能达到时世太平、使国家享有数百年国祚的明确效验。如果执政大臣不和，议事之间就常常产生疑惑和异议；有时在官府争忿，有时在君主面前争辩陈列，各自都蓄积不平之心，必定不会有最为恰当的议论。即使勉强自行牵合，最终也会形成乖戾；彼此互相厌恶痛恨，最终必然相互倾轧排挤。门下的宾客朋党帮助他们相互动摇，彼此窥伺，是非纷纷争执；只顾发泄私人的怨恨仇怼，哪里还顾得上国家公事？这种情形施行到下面，众人就不会喜悦服从，也不肯接受执行，彼此拖累辗转，最终使天下受到弊害。这样哪里会不衰败而动乱呢？严重的甚至会招致祸患、召来乱事，成为国家无法挽救的大祸。从前唐宪宗任用裴度为宰相，当时各地藩镇跋扈，裴度劝皇帝用兵，各道叛乱者全都归顺。唐宪宗于是成就中兴功业，王室大为振兴。后来错误地任用了李逢吉这个大奸邪之人，他嫉妒裴度的功业，指使门下被称为“八关十六子”的朋党制造诽谤、百般中伤，甚至编造歌谣，说裴度有夺取天下的意图。唐宪宗受到迷惑，裴度于是被罢免离去。不久河朔、徐州、汴州再次陷入贼手，王室又衰弱了。唐僖宗任用郑畋、卢携为宰相，两人因是否授予黄巢旌节而争论。卢携认为郑畋的话过于尖刻，于是拂袖扔下砚台起身，在京城喧闹起来。然而众人的议论认为郑畋的话正确，卢携的意见错误。当时又任用宰相王铎为都统，出兵讨伐黄巢，卢携非常不高兴，更加坚持不同意授予黄巢旌节，只授给他率府之职；他的意图是激怒黄巢，使王铎不能成功，以满足自己的心愿，完全不把天下安危放在心上。但唐僖宗昏昧，最终采用了卢携的意见。黄巢果然大怒，拥兵百万，从岭表横行天下。当时天下大乱，没有一个州一个县不用兵。很快两京陷落，唐僖宗逃往蜀地，百姓遭受的涂炭之苦达到极点，自古以来没有可相比的。过了很久，黄巢虽然逐渐失败，但朱温从黄巢军中投降而来，最终移易唐朝国祚，自称大梁皇帝。这两位宰相经营私利、顺从私意，用心不公，排挤陷害忠良，败坏当时的政事；有的削弱王室，有的覆亡宗庙社稷。作为臣子到了这种地步，即使灭亡全族，又怎能偿补这种罪过呢？这不正是臣前面所说的招致祸患、召来乱事，成为国家无法挽救的大祸的明确效验吗？由此足以看出，执政大臣和睦还是不和，实在关系着天下治乱的根本和国家存亡的关键。正如人的四肢和心腹患病，可以预先防止它危及生命一样。至于谏官、御史、侍从等参与论议思考的官员，以及内外各有司，也不能说他们的职分较小，就容许他们不和。假如他们不和，就如同人的耳目、筋肉、关节和血脉患病，怎么能因为病情较小便不加医治，而使它保持调和呢？周武王说：‘纣王有臣子亿万，却各怀一心；我有臣子三千，却只有一条心。’这里所说的三千人，是概括内外各级官员而言。周成王说：‘众多官员只有和睦，不能和睦，政事就会纷乱。’《礼》说：‘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正道。’汉代刘向也说：‘众位贤人在朝廷和睦，那么万物在田野间也会和顺。’古代贤人又曾把调和鼎鼐、整理琴瑟、手执缰绳驾驭车马、调合炼制药石、按照药方配设药物作为比喻；无论事情大还是小，没有不以和为根本的。做君主的不能不察看，也不能不审慎选择所任用的人。内外大小官员之所以造成不和，是什么原因呢？只是因为君子和小人同时处在职位上。君子和小人，方与圆不能相容，曲与直不能相投，贪婪与廉正的进退不能相同，行动与静止、言语与沉默不能相应。这样却希望议论协调、政令公平允当，能办得到吗？怎么能侥幸实现呢？《易经》泰卦说，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时势自然安泰；否卦说，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消退，时势自然闭塞。假如让君子和小人同时处在同一职位上，那么时势的否泰必然不能两立。君子常常少，小人常常多，那么小人必然胜过君子；君子不能胜过小人，君子就会保全自身而退去，安于道义而没有忧闷。万一小人不能胜过君子，就会暗中相互勾结，互相结党遮蔽，凭空捏造、煽动鼓噪，把黑白混杂在一起，分出千条岔路、万种途径，迷惑君主的听闻，必定要取得胜利才肯罢休。小人既然得势，就更加放肆作恶，怀有枭鸟般的狠心、毒蛇般的恶意，没有什么坏事不做。所以自古以来，泰而得治的时代少，否而混乱的时代多，也只是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造成的。小人只能制造混乱，不能实现治理。” 如果小人有时也能实现治理，那么《易经》历经九位圣人修订，必然不会在小人之道增长的时候把它称为否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体上都是诸位圣人用意象配合君子、小人来说明善恶的道理，多得无法全部列举。《易经》说：‘小人不以不仁为羞耻，不畏惧不义；看不到利益就不肯努力，看不到威势就不受惩戒。’对于小人，圣贤没有不鄙视、厌恶的。所以《易经》说：‘小人如果乘坐君子的车器，就会想着盗取、夺走它。’《诗经》说：‘忧心忡忡，因群小而愤懑。’这些都是圣贤极其鄙视、厌恶小人的话。《尚书》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百姓……’弃而不保，上天降下灾咎；这是说任用小人，就会使百姓背叛，而上天降下灾祸。孔子说：‘君子合乎中庸，小人反对中庸。’荀子也说：‘君子和小人是相反的。’小人的所作所为既然与君子相反相违，怎么可以让他们共同处在职位上呢？所议论的事情怎么能得到协调呢？天子没有具体的官爵和职事，只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决定他们的进退，这就是天子的职责。自古称为明王、明君、明后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能够辨别君子、小人，并决定任用或舍弃他们，这才称得上明。”

译至于烦劳思虑、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就不是发挥明察作用的关键。前面的车子，就是后面的车子所应当注视的；古代的事情，就是今天的事情可以借鉴的。孔子删定《尚书》中关于尧、舜、大禹的篇章，都称说‘考察古代’。傅说告诫高宗，也说：‘事情不以古人为师，却想凭此长久治理天下，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恭惟皇帝陛下禀受上圣的资质，继承历朝的事业，登基还不久，勤劳已经达到极点，更希望您考察前代盛衰治乱的踪迹、近代安危存亡的关键；凡是选拔求取人才，都要竭力辨明邪正。所喜爱的人不可立即任用，所恼怒的人也不可立即抛弃。《礼记》说：‘爱一个人却知道他的缺点，憎一个人却知道他的优点，这才是正确的。’而且人们所诋毁的人未必就是恶人，人们所称誉的人未必就是善人。孔子说：‘众人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众人都喜爱他，也一定要考察’，这才是正确的。孟子对于进退人才的说法尤其详尽。齐宣王问：‘我凭什么知道一个人没有才能而舍弃他呢？’孟子回答：‘国君进用贤人，就好像不得不这样做一样；将要使地位低的人超过地位高的人，使关系疏远的人超过关系亲近的人，难道能不慎重吗？’左右近臣都说：‘贤能，还不能这样认定。’诸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能这样认定。’ 全国的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发现确实贤能，然后任用他。’左右近臣都说：‘不行，不要听。’诸位大夫都说：‘不行，不要听。’全国的人都说：‘不行，然后考察他；发现确实不行，然后罢免他。’一个国家的人都说贤能，或者都说不行，也不能说这是出于众人议论，就不可以不听从。孟子尚且认为这些意见还不可信，而决定进退之后，仍然亲自考察，直到齐王亲眼看见他果然贤能才任用，亲眼看见他果然不行才罢免；这既是为了大力防止奸人结党勾结、诋毁正人而称誉邪人，也是为了防止因偏见而像辨别朱色、白色、甘味、辛味那样产生好恶偏差。大概是担心任用或舍弃稍有差错，造成的损失就会很大，所以慎重到了极点。如果这样做仍然有所错失，尚且恐怕不能完全避免，但也很少了。陛下君临天下，当然不可能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把天下所有人的议论都听到；至于左右近臣的说法和朝廷诸人的话，都是可以听到的。然而本来就不能仓促相信、仓促施行，更应当广泛询问、互相参验。所询问的人，必须是值得询问的人；向他们询问，他们一定不肯误导陛下。如果询问到奸险、轻浮浅薄而不正派的人，那么前面所说的由爱憎、毁誉造成的偏见，就都会存在了。”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邪正就会错乱，是非就会混淆；陛下即使极其英明睿智，也无法辨别清楚。这件事即使自古的圣王，也认为是极其困难的。皋陶说：‘在于了解人，在于安定百姓。’禹说：‘只有帝尧还认为这是困难的。’这里的帝是指尧。孔子唯独推重尧、舜，把他们比作上天，尚且认为了解人、安定百姓很困难，何况尧以后的君主呢？由此说来，陛下怎能不慎重？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再慎重。大体说来，拥有天下的人，得到人才就能治理而安定，得不到人才就会混乱而危险，到了严重的时候，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臣前面所引用的，只不过是一两件罢了，只是想证明臣的狂妄浅陋并非凭空臆说。史册中记载这类事情的比比皆是，不能全部引用，陛下打开书卷就能看见。只希望陛下慎重，慎重，再慎重。臣昨日承蒙陛下召见，从偏僻之处起身，在衰病之中受命，只是念及臣是旧臣，授予臣国家权柄；臣辞谢而不能获免，早晚都感到惊惶。如果不是借助众多贤才，共同完成大政，那么臣虚弱浅薄、年老无用，立刻就会看见事情败坏。何况四海极其广大，万机极其繁多，更要借助天下的人才来完成天下的事务；所以臣不避烦琐亵渎之罪，希望陛下以古代为鉴、考察今日，选拔贤人、任用能人，这就是臣犬马般的至诚。” 只要圣心能够开明地接纳这些意见，那么得到幸运的就不只是臣，而是宗庙的庆幸、百姓的福祉。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彭汝砺论列乐士宣等人的奏章说：“臣恭敬地看到，禹告诫舜说：‘慎重对待你所处的职位。’帝舜说：‘好。’禹又说：‘安定你心志所止之处。’臣私下认为，舜居住在深山之中，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就充沛地实行它，好像决开江河一样。尧历经各种艰难考验，登上帝位，聪明睿智，足以统治天下，禹仍然告诫他，要安定自己的好恶所止之处。这是因为即使圣人也不能完全没有过失，还要依靠身边正直之人的正言和良谋，来弥补缺失。恭敬地想到，陛下刚开始听政，就与大臣议论大行太皇太后的盛大德行，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谥法中的几个字，哪里能够把她的德行完全概括呢？由此可知，陛下把俭朴素淡看作高尚的品行，把爱护百姓看作首要事务。权知开封府钱勰拿着防御文书到御前决狱，陛下于是询问灾情，审察盗贼，询问囚禁之事，由此可知陛下明白治理国家的大体。吏部侍郎引见改官的选人，其中有曾经决杀人命的，陛下于是命令延长一任任期，由此可知陛下怀有好生之德。圣上的话一经发出，传播得比驿站传递还快，内外臣民没有不欣悦服从的，实在是社稷长久的福分，也是天下人最大的愿望。近来听说枢密院札子发遣左藏库副使、京东西路都监乐士宣，供备库副使、滑州管勾浮桥黄经，左藏库副使、催促装卸石段王临，西京左藏库副使、山陵修奉所勾当苏珪等人入朝，并特意给予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的寄资供职待遇。” 正当陛下独自处理全国政务之时，九州四海的百姓都拭目倾耳，等待观察陛下的施政，窥测陛下的好恶。宫中负责洒扫的臣仆，以及内侍省、外侍省，难道还会缺少这样的人吗？臣俯伏思考，明道年间，章献明肃皇后升遐七天后，仁宗皇帝召见李迪，起复章得象，听政五天，下诏内外不得进献财物以求恩泽，也不得借亲戚关系来通递章表。如果传宣有关官司确实覆奏，内降任命官职以及给予差遣，就不得施行裁抑侥幸的措施，内外都非常高兴。仁宗还没有临御正殿，就把宋绶从河南召回，把范仲淹从重州召还，并把内侍江德明、罗崇勋等人贬斥到外地。仁宗开始亲理政事时，能够安定自己的好恶所止之处，一举一动天下都大力响应，在位四十二年，以此昭然承受上帝的福佑。陛下勉强听从群臣的请求，亲临正宁，却没有听说褒奖召用贤德之人、表彰显扬正直之士，反而急忙召回颇为邪僻、已经任用过的内臣，这不是向天下显示美德的做法。臣私下替陛下感到可惜。愿陛下留心大禹告诫舜的话，考察仁祖听政的用意，命令乐士宣等人各自返回原任。任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所以能够日益达到圣明恭敬的境界，成为百世称盛的君王。’

译只愿陛下裁量采纳，臣就万分幸运了。臣忝居从官之职，得以陪侍经筵，如果有所见闻，难道应当缄默不言吗？臣冒昧越职上陈，希望对圣德能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臣惶恐战栗、等待治罪到了极点，谨此记录奏闻。汝砺再次论列乐士宣等人的奏状说：‘臣于本月初五日论列乐士宣等人的事理，至今没有听到施行的指示。臣俯伏思考，大行太皇太后突然弃世，陛下刚开始亲理政事，首先应当擢用正直之士，斥退疏远奸邪，讲求国家弊病，询问考察百姓疾苦，这是朝廷的首要事务，也是天下人的愿望。陛下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却急忙召乐士宣等人入朝，又让王谷一类的人入内，这恐怕不是仁宗皇帝听政的家法，内外臣民都为此叹息。陛下好恶的端绪轻率地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细小狡猾的小人将会乘机扰乱政事，这是天下治乱的关键，也是社稷安危逐渐形成的征兆，不可不深思熟虑。臣因此不避斧钺诛戮，冒昧使天听闻知。《尚书》说：‘有言语违逆你的心意，必须到道理中去寻求；有言语顺合你的意志，也必须到不合道理之处去考察。’伏望圣上慈爱，特别留意深思，扩大尧帝舍弃自己意见、听从众人的度量，保持商汤听谏而不违逆的心意，早日赐下指示加以检防。” 臣前次奏请交付外廷施行，臣不胜企盼，冒犯皇帝的威严。臣惶恐战栗、等待治罪到了极点。元丰元年，知枢密院事吕公著请求选用前些日子发表过议论而不应最终遗弃的人，上奏说：“臣听说皋陶陈述谋略，认为了解人最难；孟子论说治道，把辨明言论作为要务。所谓了解人就能明智，能够任用合适的人，还忧虑什么驩兜？还害怕什么花言巧语、伪善面色？孔任，是说能够知人；对于偏颇的言辞，知道它的蒙蔽之处；对于放纵的言辞，知道它使人陷入的地方；对于邪僻的言辞，知道它使人偏离的方向；对于逃避的言辞，知道它使人理屈词穷之处，这就是知言。因此说，帝王的德行没有比知人更大的；而成败的关键，在于察辨言论。所以尧舜在上，明察四方、听觉敏锐，询问四岳关于任用人才的难处，命令纳言官堵绝谗毁之说，使厌恶正直、嫉恨正道的人不能扰乱天下风俗，使相信谗言、搜求隐私的人不能改变君主的心意。这样之后，四方之门安和肃穆，朝廷清明，权力归于君上，天下无事。臣从前蒙受陛下提拔，任职枢密府，入谢时说：‘不敢冒昧陈述细小事务，便谈到辨别忠邪的道理。’臣曾认为陛下励精图治，十年不懈，大大小小的政事每天都想增修，而朝廷之中，邪说仍然占上风。大体说来，小人陷害君子，一定要寻找关键而尖锐的话来中伤他，使他无法自行辩解。” 朝廷刚开始修订法度时，无论朝廷内外，谁能没有议论？陛下圣明宽厚，兼容并包，何曾记取这些议论？可是小人加以残害攻击，指责仍未停止。假如从前有过不同意见，而如今又不被进言者容纳，就一定会被指认为阻挠破坏法度的人，不能再被任用。如果不是陛下加意省察，正直之人和良善之士大多会遭到排斥阻隔。当时臣粗略陈述过这些话，陛下很是开明地采纳了。近来任命顾临为开封府推官、程颢判武学，缙绅听说后，都认为程颢从前任御史时曾经发表过意见，陛下不认为那是过错，已经有稍加任用他的意思。朝廷任用人才而不最终遗弃，一定会传扬到四方，士人无不欣喜仰慕。然而任命下达几天后，又因进言者的缘故将他罢免，这就说明臣前面所说的风气仍未消除。臣实在不才，曾私下向一两位有见识的人称道陛下的盛德。臣私下认为，陛下正值盛年，处在崇高的帝位，掌握生杀大权，却能记取人的功劳、忘记人的过错，具有天地山海一样宽广的度量，这正是群臣爱戴、人人愿意立于朝廷的原因。大小臣僚，即使像邓绾那样奸邪乖僻的人，降职责罚也不超过一年，便又骤然成为侍从，授予方面重任；这说明在圣明盛世，本来就没有永远弃绝不用的人，邪正、贤与不肖，也不能轻易凭一句话就定论。” 臣愚昧地认为，如今的公卿士大夫，曾经对朝廷法令表示可否，但其中爱君忧国之心随着时间推移而更加明显的人很多；那些相互唱和、随声附和、迎合依附的人，以及最终被陛下看清的奸言污行之人，也不少。然而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士人也不可轻视。何况像程颢这样的人，陛下早已亲自了解，他立身行事一向有始有终，讲学论议，时间越久越通达。他在谏诤言路任职时，时常有所论列，言辞意旨都忠厚，不失臣子的体统。假如能够重新在圣明时代得到任用，他奋身报国，未必会落在同辈之后。况且他所授的武学差遣，也还不是仕宦中的重要职位，而小人却断然认为绝对不能任用，正是想深深堵塞正道，广泛打击善人。他们的用意并不只是针对一两个人。臣区区所担忧的，是那些善于游说、败坏德行的人一天比一天炽盛，那么守正向公的士人就会越来越难以自立。这对于圣明的政事，不能说没有损害。臣受恩与常人不同，假如有应当进言的事情，不敢顾虑回避、缄默不言，以辜负陛下的优厚待遇。惟愿陛下幸加察看。”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知人 宋哲宗元祐三年，尚书丞王存请求明确说明朋党所在的奏状说：臣于本月十八日与三省官员在延和殿奏论王觌罢免谏议大夫、改任外地差遣之事。恭敬地听到陛下宣谕说：‘近来朝廷很有朋党。’臣与吕大防等奏请陛下明确告知所说的朋党，希望知道应当惩戒的人。不久没有得到宣谕，臣退下后私下感到恐惧。朋党这种人，依附下属、欺蒙君上，混淆扰乱邪正，迷惑视听，暗中谋求奸利，这是臣下中的大蛀虫，也是历代君主深恶痛绝的。汉代的党锢之事开始于甘陵二部，逐渐蔓延不止，以至于士大夫遭受灾祸，近二十年不得安宁。唐代李宗闵、李德裕两党互相排斥，持续四十年，几乎危及朝廷国家。庆历年间也有朋党之论，当时富弼、韩琦、范仲淹等人颇受排斥，幸赖仁宗盛德，才不至于受到倾覆性祸害。去年因张舜民被贬，自此发表议论的人分成两党，也互相诋毁。陛下圣明洞察，稍加排抑。如今虽然朋党势力颇受挫折，但余留下来的风气还未消除。臣的职责在于参与敦励风俗，常常私下为此忧虑。如今恭闻陛下宣谕‘近来朝廷有朋党’，不知圣意所指的是一般官员和近侍，还是？” 还是说的是执政大臣？如果确实已经察见了实际情状，也应当明确告诉内外，加重谴责贬黜。执政之人必须同心同德，才能共同完成政务。如果确实知道有怀挟邪心、结党相附的人，就不能让他一天留在这个职位上。对于居此职位的人，则必须以不加疑虑的态度对待。如果心存怀疑，必然会有小人制造流言，乘机进言。假如陛下包容而不愿揭露，执政大臣又受到怀疑，各自顾忌形迹，那么对陛下圣明政事的损害就不小了。臣蒙受提拔，得以参与机要政务，虽然十分愚昧浅陋，但大致知道作为臣下进退取舍的节操，本来没有贪恋俸禄职位之心。所以早晚勤勉努力，想要尽自己微薄之力，实在是感荷陛下破格的待遇，想着能够稍作补报。因此心中有所怀抱，不敢默默不言。伏望圣上慈爱，因延和殿奏对之时，明确告诉臣等朋党所在，使臣等能够循省检点。如果臣的行迹情状确实涉及朋党，愿意接受流放贬黜，以整肃在位之臣。臣惶恐到了极点。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为王巩辨明举荐之事，上札子说：臣近来举荐宗正寺丞王巩，认为他节操方正，可以列入献纳人才的科目。臣私下听说台谏官说王巩奸邪，并且离间宗室，借谄媚奉承臣来获得举荐，因而圣上降下批示，授王巩为西京通判。” 臣谨按，王巩好学有文，刚强有力，敢于进言，不畏惧强权，这是他的长处。他年纪壮盛、意气正强，急于进取，喜欢评论人物，因此多招致怨恨憎恶，这是他的短处。近来他被流放驱逐到万里之外，偶然得以活着回来，但容貌如旧，志气更加激昂，这也是他有过人之处的表现。因此故相司马光深深了解他，把他当作国士相待，同他往来论议过多次。臣认为他的短处不足以废弃他的长处，所以为国家收取人才，以备选用。去年以来，吏民上书大约有几千人，朝廷委托司马光审阅，选出可用的十五人；又在十五人中单独称许奖励两人，孔宗翰和王巩就是其中的人。王巩因此得以减免两年磨勘，仍然擢升为宗正寺丞，那么臣的称许举荐和司马光的擢用，事情正相同。如果王巩果真是奸邪之人，台谏官在当时为什么不论奏？王巩上书论宗室的奏议说，远支宗室不应当称皇叔、皇伯，虽然未必完全合乎道理，但不过是想尊崇君主、抑制臣下，力求符合古代礼制罢了，怎么能说是离间呢？何况王巩这个意见，执政大臣多认为不对，只有司马光深以为然，所以才交给礼部详细议论。兵部侍郎赵彦若也曾经提出这个意见；如果说这是离间，那么司马光也是离间，赵彦若也是离间。” 当这件事交给有关官司办理时，台谏官起初一句也没有提到司马光，司马光死后才有奸邪、离间的说法，这就变成王巩是邪是正取决于司马光是否活着，而不是公正的舆论。王巩与臣是世交，幼年便相互认识，曾跟随臣学习，怎么能说是谄媚奉承臣呢？这三种说法，没有一件是事实。上赖圣明，不因这些话治王巩的罪，也不因此责罚臣，只是授予外官来堵塞进言者的责难，臣又还有什么可辨论的呢？只是痛惜司马光去世还不到几个月，他所认为贤能的人就变成了奸邪之人；又伤心进言者本来想中伤臣，却牵连了王巩，诬罔之风逐渐形成，感到恐惧的人很多。因此冒昧进言，内心深为战栗。” 哲宗时，御史中丞苏辙请求分别邪正，上札子说：臣私下见到，元祐以来，朝廷改革弊政，屏退群邪，上面施行忠厚的政事，下面没有聚敛财物的怨恨。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但经过五年，内外安定，没有人认为这样不对；只有那些奸邪之人丢失职位、居住外地，日夜窥伺时机，图谋求得重新进用，不免想出各种办法游说，动摇皇帝身边的近臣。臣愚昧地私下对此深为忧虑。如果陛下不察明实际情况，大臣被他们的邪说迷惑，于是使忠臣和邪臣一同进入朝廷，以显示广大包容、无所不容的意思，那么冰炭同处，必然会相互争斗；香草臭草同放在一个器皿中，久而久之必定留下恶臭。朝廷的祸患，将从这里开始。从前圣人作《易》，阳气在内、阴气在外，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就称为泰；阴气在内、阳气在外，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就称为否。小人不可让他处在朝廷，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是应当把他们安置在外地，经常加以安抚保存，使他们不失去容身之处，不至于愤恨无聊而谋害君子，这才是泰卦的本意。从前东晋桓温作乱，桓氏的亲属党羽遍布内外。等到桓温死后，谢安代替他执政，就把桓氏三人分别任用到三个州，彼此没有怨恨，江南于是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