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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开元年间，典章制度有些错杂，左补阙王仲丘想合并贞观、显庆两种礼制，根据各自有应当举行的项目、不可废弃的道理，便上言说：“贞观礼规定，正月上旬的辛日在南郊祭祀感帝；显庆礼规定，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以祈求丰收。臣认为《诗经》说‘春夏向上帝祈谷’，礼书说‘上辛日向上帝祈谷’，这里的上帝应当就是昊天上帝。郑玄说：‘上天的五帝轮流主宰天下，王者一定感通其中一帝而兴起，所以在夏历正月到郊外祭祀生养自己的那位帝，并以自己的祖先配享，借此祈求丰年。’感帝之祭，贞观礼已经采用了。请依照祈谷坛，遍祭五方帝；五帝是五行之精，也是九谷的根本。请两种礼制都采用贞观礼：在南郊举行雩祭，祭祀五方上帝、五位人帝和五官；显庆礼则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臣认为，雩祭上帝是为百谷祈求甘雨，所以《月令》说‘大雩祭帝，使用盛大的乐舞’，郑玄解释说‘帝就是上帝’，这是上天的别称，应在圆丘祭祀，以表示尊崇天位。显庆礼祭昊天上帝与《月令》相合，而贞观礼曾经祭祀五帝。请两种礼制都采用贞观礼：季秋在明堂祭祀五方帝、五官，显庆礼则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 臣认为，周人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尊奉文王以配上帝；先儒把天解释为感帝，把太微垣中的五帝称作上帝，于是又把它归属于昊天上帝。郑玄说，《周官》所说遍祭上帝，和祭祀五帝的文字各不相同，礼制不能把二者合并为一；所以他在《孝经》‘天、上帝’的解释中申说，‘上帝’也是天。神明没有两个主宰，只是祭祀地点不同，以避开后稷配天的安排。如今显庆礼享祭上帝，符合经义；但贞观礼也曾祭祀五方帝。请两种礼制都采用。”诏令准许。太子宾客崔沔上宗庙增加笾豆的议论说：臣私下听说，懂得礼乐精神的人能够创制，了解礼乐形式的人能够传述。创制和传述的道理，是圣贤所重视的；礼乐制度，是古今所崇尚的。能够随着时代变化而通达其义，所以可以长久。所谓变，是改变它的形式；所谓通，是通晓它的精神。祭祀的兴起，开始于太古时代。人们所饮所食，必定先恭敬地献祭。还没有用火烹饪、只能吃生毛肉时，就有以毛血荐祭；还没有酿酒、只能用曲蘖和粗杯饮用时，就有用玄酒奠祭。到了后代君王，礼物逐渐完备，酿造酒醴，俯伏祭献牺牲，以求香气，以达到丰盛洁净，所以有三牲八簋的盛大，有五齐九献的丰厚。但因为对神明要极其恭敬，礼物可以完备而不敢废弃，因此血、腥肉、熟肉，玄酒樽、牺樽、象樽，无不齐备，陈列在明堂献祭。然而祭品贵在新鲜，滋味不以浓厚为贵。即使祭品完备，仍然要有节制。所以礼书说：‘天所生、地所长的东西，只要可以荐祭，就没有不包括在内的。’这是说备物的情意。又说：‘三牲的俎、八簋的食物，美好的物品都齐备了；昆虫的异类、草木的果实，阴阳所生的东西也都齐备了。’这是说节制的制度。铏、俎、笾、豆、簠、簋、樽、罍中的食物，都是周人的时令膳食。” 这些祭品也通用于宴请宾客，而周公制定礼制时，却把它们与毛血、玄酒一同献给祖先，彼此有所区别。晋代中郎卢谌，是接近古代、懂得礼制的人。他撰写《家祭礼》，考察其中所荐祭的物品，都是晋代平常的食物，不再完全采用礼书旧有的形式。由此可见，当时的饮食不能不根据时令用于祭祀。这就是改变礼制形式而通达其精神。我国以礼制确立教化，因时制定规范，考察前代图籍史书，稽考周、汉旧仪。清庙四时享祭，礼制规定的祭品全部陈列，这是采用周制，但古代形式仍然保存；园寝进食，按时设置时令膳食，这是遵循汉法，而珍味也极其丰富。各地进贡物品用来祭祀，是为了献上远方之物；有亲属就必定荐祭，是顺应时令。苑囿之内，亲自耕种收获的物品；搜狩之时，亲自射中的禽兽，无不割取鲜美之物荐祭之后才食用，以尽诚敬。像这样已经达到极致了，还要增加什么呢？只应再申明敕令有关部门，祭祀时要如同神明在场，不可稍有简慢怠惰，勉励增加防备和诚意；对于进贡的珍馐、应时鲜美的物品，考察同类典籍，如果有遗漏，都详细列出名称，编入正式法令，根据时宜荐祭，按类别相从，那么新鲜浓厚的食物就都包括在内了。不必增加笾豆的数量。至于祭器，应随祭品性质而适宜使用。”},{ 太羹是古代食物，盛在豋中；豋是古代器物，调和好的羹是当时的膳食，盛在当时的器皿中。毛血盛在盘中，玄酒盛在樽中。没有进献时下膳食却追用古代器物的，因为古代质朴而今制文饰，采用今制便于办事。即使增加笾豆、列出十二种滋味，足以穷尽天下美味，但把这些陈设在清庙中，又有加倍逾越的名目，就近于奢侈了。鲁国在桓公的楹柱上涂丹，又雕刻椽子，《春秋》记载此事，认为不合礼。御孙进谏说：“节俭，是德行中最大的恭敬；奢侈，是恶行中最大的。先君有恭敬的德行，而您却把他纳入恶行之中，恐怕不可以吧？”不能在宗庙中越礼崇尚奢侈。又据《汉书·艺文志》，墨家一派出于清庙，所以尊重节俭。由此看来，清庙不崇尚奢侈，已经由来很久了。太常所请求的制度恐怕不能实行。又考察太常奏状，如今酌献时所用酒爵全都太小，还不到一合，拿持十分困难，不能完全依照古制，仍希望稍微加大。臣私下考察礼文，其中有以小为贵的规定：献酒用爵，就是看重它的小。若小得不合制度，虽有敬意却不合礼，是有关官署失传的过错，当然可以随即纠正，不必等议论后才革除。然而礼制失于过分敬慎，仍胜过奢侈，宁可节俭，这不是大的过错。

译不知道现行制度依据什么制定，请一并详细考察现在的形式，按照礼文实行。韦述、张均一同上奏《宗庙加笾豆议》说：“谨按《祭统》说：凡是上天所生、土地所长的东西，只要可以进献，没有不全部陈列的。水中、草木、陆地、海中的物产，三牲、八簋，各种昆虫，草木果实，阴阳所产之物，全都具备而进献了。圣人知道孝子的感情深厚，而物类没有穷尽，所以替他们制定节制，使祭祀有常规，礼物有等级，器物有定数；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贵贱各有差等，不得彼此逾越，这是百代常行而不可改变的道理。又按《周礼》，膳夫掌管王的饮食：膳羞用六谷，正膳用六牲，饮料用六种清酒，羞用一百二十种，珍用百种物品，酱用一百二十瓮；这些与祭祀物品的丰俭本来完全不同。《左传》说：享礼用来教导恭敬节俭、实行礼，用慈爱惠施来布行政令。又说：享礼有整牲体荐，宴礼有折解的俎肉。杜元凯说：享礼陈设整牲体，爵中酒满却不饮，肴肉干了却不食；宴礼则彼此共同食用。享礼和宴礼尚且有不同礼文，祭奠所陈设的东西当然更不相同。又按《周礼》，掌管笾豆的人各自掌管四笾四豆的实物，共同供给祭祀和宾客使用，但分别存放。” 这几段文献说明祭奠与平常饮食不同，其来历已经很久。人的嗜好本来没有固定标准，宴饮私食的膳食又随时代变化，所以圣人一概归于古礼：平日所喜爱的东西，即使合口味，只要不合礼也不进献；平日所厌恶的东西，只要合礼也不撤去。《楚语》说：“屈到喜欢吃菱角，生病时召见宗老，嘱咐说：‘祭祀一定要用菱角。’到举行祥祭时，宗老将要进献菱角，屈建命令撤去，说：‘祭祀典制规定，国君有牛牲之享，大夫有羊牲，士有猪、狗的祭奠，庶人有鱼和炙肉的进献，笾豆中陈列脯醢，这样上下都能安守。不进献珍奇异物，不陈列众多奢侈之物，不以个人欲望干扰国家典制。既然如此，便不用这个东西。’因此，超出礼制范围的食物，前代贤人不敢进献。如今想把甘美肥腴的食物、肥浓厚重的滋味，凡是所有的都充作祭祀用品，只要超过旧制，还有什么限度呢？即使增加豆数，难道还能全部具备吗？” 传文说：“太羹不调味，黍稷之饭不精凿加工，这是为了彰明节俭。”

译《尚书》说：“黍稷并不以香气为馨，真正馨香的是光明的德行；奉事神灵在于内心恭敬虔诚，不求使神灵饱食。” 三年举行一次禘祭，是因为不想屡次烦扰神灵；献酒三次便结束，是因为礼仪已经完成。《国风》中有《采苹》《采蘩》，《小雅》中有《行苇》《泂酌》；守持忠信，神灵难道会不来享用吗？如果用今天的珍贵膳食和平日习惯的食物来求神，而不遵循一定原则，那又何必效法古礼？簠簋可以废去，而盘、盂、杯、[“按”字疑为OCR误字]就应当摆到御前；韶、濩之乐可以停止，而箜篌、笙、笛就应当演奏。凡此一类，都不是正当的祭祀用品；有的兴起于近代，有的出自蕃夷，悦耳的娱乐本来没有法则和典范。用于宗庙，后代将以什么为准则？想把它作为永久制度，恐怕不可。自汉代以来，各陵都有寝宫，每年四时、朔望，都进献平常膳食；这既已成为常行，也足以表达至孝之情。宗庙正礼应依典故，不能任凭感情改变，这是人情所难以接受的。又按旧制，一升称爵，五升称散；《礼器》说宗庙祭祀中，尊贵者用爵进献，这说明尊贵者用小器、卑贱者用大器，以表示节俭。又按《国语·观射父》说：“郊祭、禘祭不过用蠒栗大小的牲体，蒸祭、尝祭不过用一把之量；天神凭借精纯明洁之物降临人间。”祭物贵在齐备而不求丰大；若失于礼，即使再多又有什么用？难道可以舍弃先王遗法，迎合一时所崇尚的吗？” 废弃礼经而顺从流俗，撕裂冠服、毁坏冕旒，这些礼制还将用来做什么？况且君子按照礼来爱人，不求苟且相合，何况是在宗庙之中，怎敢忘记旧制？杨仲昌上奏《宗庙加笾豆议》说：“臣按礼经《祭法》说：祭祀不应烦琐，烦琐就会亵渎；祭祀也不应简略，简略就会怠慢。郑玄又说：人活着崇尚丰厚，供食给鬼神却不是这样。神农时代虽有黍稷，仍没有酒醴；到后来圣人制作醴酪，仍保留玄酒，以表示不忘古制。《春秋》说：苹、蘩、蕰藻这些菜，池泽污水和道路积水，也可以作为王公的羞，也可以进献给鬼神。又说：太羹不调味，黍稷之饭不精凿加工。这说明君主拥有国家、奉祀先祖、敬事神灵，隆重的祭享难道是把肥浓滋味当作上等吗？应当以俭约来表明诚意。陆海物产和鲜美肥厚之类，既违背礼文本意，又改变古人制定的法则，把它们都充作祭品，并不值得详察。《易》说：樽中一杯酒，簋中两份祭品，从门窗之间进纳。这说明祭祀贵在简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酒、二簋祭品，便可作为明洁的祭祀。又听说，义产生礼，礼体现政事；违背它就会紊乱，这叫不合常经。进献肥浓食物是迎合口味，增加笾和爵等器物是行事不以古礼为师。与其另行制定新制，宁可谨慎遵守旧章。” 将作大匠韦凑上奏《义宗庙号书》说：“臣听说王者制定礼制，这就是确立制度规范。制度规范的建立，实在要凭借师法古代的道理。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名称与实际相称，才应当彼此相副。在宗庙中，这是礼制的大事，怎么可以失去防范？礼制规定，有功称祖，有德称宗。祖宗的宗庙，百代不能毁弃。因此，殷代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称高宗；周代文王称太宗，武王称中宗；汉代文帝称太宗，武帝称世宗。后代有称宗的，是因为足以匡正天下，德泽足以成为宗主，列入昭穆之序，期望百代不毁。称宗的意义，难道不重大吗？伏惟孝敬皇帝，地位只到东宫，未曾面南临御天下；圣道确实冠绝储君，但德教没有遍及四海。为他建立宗庙并称宗，恐怕不合礼。何况另起祀典，有什么理由称宗？庙号称为义宗，并让万代如此称呼，凭臣浅陋见识，私下认为不可。陛下遵循典礼，以阐明大业，倘若造成这种过失，便会损害尽善之美，岂不可惜！希望重新详细议论，务必合于礼经。” 唐朝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尧皇帝配享。肃宗宝应元年，杜鸿渐任太常卿、礼仪使，于是礼仪判官薛颀、集贤校理归崇敬等共同进言说：“神尧是独自受命的君主，不是最初受封的君主，不应冒称太祖配享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正如商代的契、周代的后稷，请奉景皇帝配享天地，这在礼制上非常合宜。”谏议大夫黎干认为不对，便上奏十条诘问、十条驳难，引据经书义理，抵驳郑玄，以驳倒薛颀、归崇敬。薛颀等说：“他们所引的禘祭，是夏至在圆丘祭天，周人以远祖配享；如今应当以景皇帝为始祖，配享昊天于圆丘。”臣黎干第一诘问说：《国语》称有虞氏、夏后氏都禘祭黄帝，商禘祭舜，周禘祭喾。第二诘问说：《商颂·长发》是大禘祭。第三诘问说：《周颂·雍》是禘祭太祖。第四诘问说：《祭法》说虞、夏都禘祭黄帝，商、周都禘祭喾。第五诘问说：《大传》说，不是天子不能举行禘祭；天子禘祭其始祖所由出的祖先，并以自己的祖先配享。第六诘问说：《尔雅》说禘是大祭。第七诘问说：《孔子家语》说，四代帝王举行郊祭，都以祖先配天；所谓禘，是五年一次的大祭。”},{ 第八诘问说：“卢损认为，禘祭这个名称就是禘谛，事情取其明白审慎，所以这样称说。”第九诘问说：“王肃说，禘是五年举行一次的大祭。”第十诘问说：“郭璞也这样说。这些经传以及先儒都没有说在圆丘祭祀昊天，依据明白确实，所以臣认为禘只是五年一次的宗庙大祭，完全没有疑惑不明之处。”他的十条驳难中，第一条说：“《周颂·雍》的序说‘禘祭太祖’，郑玄解释说‘禘是大祭’，太祖指文王。《商颂·长发》说大禘祭，郑玄却说‘大禘是祭天’，商、周两篇颂诗文字相同而解释不同。考察郑玄的意思，是因为禘字前加了大字，便说成祭天。臣认为，《春秋》说在太庙举行大事，虽说是大祭，难道就能解释为祭天吗？虞、夏、商、周禘祭黄帝和喾时，礼书说‘非王不能禘’，都没有说‘大’，郑玄怎么能称为祭天呢？《长发》所赞叹的内容没有涉及喾和感生帝，所以明知不是祭天并以喾配享。商、周祭祀五帝的大礼，经典记载得很详细；而禘祭是以宗庙为主，不是以天为主。如今违背孔子的教训，只取郑玄片面的义理，混淆错误的祭祀典制，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第二条说：‘非王不能禘，天子禘祭其始祖所由出的祖先，并以自己的祖先配享。’这句话是说只有天子才能举行禘祭：虞、夏出自黄帝，商、周出自喾，便以较近的祖先配享。

译始祖所由出的那位祖先没有宗庙，于是从外部迎来；从外部迎来的祖先，与天地相同，得到配享的主位便停止。又所谓始祖所由出者在母系，也同样如此。《春秋传》说‘陈国就是我们周人的始祖所由出’，难道可以说是出自太微垣的五帝吗？郑玄把一次禘祭说成三种含义：在《祭法》中说是祭昊天于圆丘，在《春秋传》中说是郊祭，以后稷配灵威仰，在《商颂》中说是祭天，在《周颂》中则说是禘祭，说它比四时祭大而比祫祭小。这样本末错乱，凭主观臆断各自解释，不足以作为教训。第三条说：商、周以前，禘祭所祭的是始祖所由出的祖先；自汉、魏以来，已经荒废了一千多年，这种礼制没有得到讲究。大概是因为郑玄的说法不合经典，也没有得到圣人印证，先儒弃置不用，这就是应当抛弃的言论。第四条说：如今礼学家在世上实行的制度，都以郑玄之学为本；臣请求抓住郑玄学说的漏洞，反过来驳破薛颀等人的建议。薛颀等说：景皇帝是始祖，应当配享上天。按《王制》说，天子有七庙；郑玄说这是周礼：太祖与文王、武王的祧庙合计，亲庙四座，共七庙。商代有六庙，契与汤合计，二昭二穆，共六庙。按照郑玄的说法，夏代不以鲧、颛顼、昌意为始祖，这又与郑玄相违背。自古以来，从没有把人臣作为始祖的，只有商代以契、周代以后稷为始祖。稷和契都是天子正妃所生的儿子。简狄吞下玄鸟的卵而生契；契辅佐禹建立大功，舜把商地封给他。他的诗说：‘上天命令玄鸟降下，生下商的始祖，使他居住在广大无边的殷土。’后稷的母亲叫姜嫄，她到野外踩到巨人的足迹而生下后稷；后稷勤于耕种，尧举用他为农师，舜把邰地封给他，号称后稷。他的诗说：‘踩到天帝的脚印而心中欢喜，天帝所扶助、所安止的地方，于是便有了邰地的家室。’舜、禹拥有天下，契、稷都参与其中。传文说：‘功劳施及百姓的，就祭祀他；因勤于职事而死的，也祭祀他。’契任司徒而使百姓和睦，稷勤于管理百谷而死于职事，他们都列入祭祀典制；后来他们的子孙又拥有天下，所以尊奉他们为始祖。第五条说：既然采用郑玄的说法，小德者配享的范围就少，而后稷只能配享一位帝，不能完全配享五帝。如今依郑玄之说让景帝配享昊天，这究竟可以还是不可以？第六条说：众人诘问臣说：上帝就是一位帝，《周官》说祭祀天时遍祭上帝，祭祀地时遍祭四望、遍祭众神；那么上帝就是五帝。臣回答说：不是这样。“旅”有众多的意义，出自《尔雅》；“旅”又是祭祀的名称，也有陈列的意思。正如前面所诘问的那样，如果“旅上帝”就是祭五帝，那么季氏在泰山举行旅祭，难道也能说是祭四镇吗？第七条说：按照郑玄的话，景帝在亲属关系尽了之后，神主应当迁入祧庙，却反而配享天地，这与礼制并不相合。”}], 所谓始祖，是指在草昧初创之时筹划经营、功业普遍而伟大，可以比作天地元气，含育覆盖广大万物的祖先。因此说：万物的始祖是天，人类的始祖也是天，太阳的初始运行也是如此。扫地作为祭坛，是取其质朴；祭器使用陶器、匏器，是取其质朴；祭牲使用小牛，是取其诚敬；在南郊设祭，是趋就阳位。天是最尊、最质朴的对象，不敢使它与先祖同等。《白虎通义》说：一年祭天一次，为什么？是因为不敢对祭祀有所亵渎，所以乘着一年中阳气开始通达之时祭祀。如今一年四祭，亵渎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上帝、五帝的祭祀又不能举行，懈怠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亵渎和懈怠都是过失。臣听说，亲属关系有一定限度，祖先祭祀有固定规制。圣人制定礼制，不因个人感情而改变。唐朝历代圣主，享祀已经百年，并非不知道景帝是开国始封之祖。当时的博学大儒和杰出工匠，尊奉高祖配享上天，奉太宗配享上帝。这样使人神都感到满足，时间也已经很久了。如今却让神尧皇帝降居陪侑之位，而太宗仍配享上帝，这就等于说神尧只是上帝的辅佐。以儿子排在父亲之前，并不是天地祖宗的本意。八是景皇帝没有缔造我大唐，不应当与夏禹、商契、周稷、汉高帝、魏武帝、晋宣帝、唐神尧皇帝并论功业，登配圆丘，地位与天相匹。难道认为圆丘祭祀还不如林放所说的礼吗？九是魏朝以武帝为始祖，晋朝以宣帝为始祖，因为曹操和司马懿都是人中的杰出人物。他们拥有天下的强兵，挟持软弱的君主，掌控天下的命运。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势力却如同君主。后世沿着他们开创的基础成就帝业，尊奉他们为祖先，不也是可以的吗？十是神尧皇帝拯救隋朝的乱局，振臂高呼，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迅速扫除、荡平群凶，没有遗留。出入不过数年便成就王业，汉高祖的功劳也不能超过他。夏朝以禹为祖，汉朝以高帝为祖，我朝以神尧为始祖，仿效夏、汉，在道义上有什么嫌疑呢？如今贸然尊崇、改易配天之礼，变更祖庙，是重大事务，若不考察古制，很难用可疑的文字和偏僻的学说来决定。臣的官职以进谏为名，不敢不把愚见全部陈述出来。臣听说代宗认为景帝的说法不对，但后来名儒共同议论，景帝配天之事最终还是载入礼典。代宗时，主客员外郎归崇敬上奏说：“东都太庙不应当设置木主。按照礼制，虞祭用桑木主，练祭用栗木主。制作栗木主后，就应把桑木主埋掉，这就如同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地上不能有两个君王。”东都太庙本来是武后所建，用来祭祀武氏诸人。中宗除去木主而保留庙宇，是为日后巡幸、迁都时安置神主作准备。况且商朝迁都以前曾有八次，迁都以后又有五次，也不必每到一处都另立神主。如果说神主既然已经奉祀，就不能有一天废止，那么桑木主从虞祭到练祭便要埋掉，显然不能这样说。当时有方士巨彭祖建议：“唐家属于土德，请在四季的季月都到郊外祭祀天地。”皇帝下诏让礼官和儒者共同议论。归崇敬讨论礼制，认为应在立秋前十八日迎接黄灵，在五行中祭祀属土的黄帝；由于火是土的母亲，所以只应在火行当令的末期祭祀，其他三季的季月则不应祭祀。巨彭祖牵强援引纬书和候气之说，事情诡异而不合经典，不可采用。

译博士独孤及上《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议》说：臣谨按《礼经》，天子禘祭自己始祖所出自的祖先，并以自己的始祖配享。凡是受天命而成为始封之君的，都称为太祖；太祖以下相继的六庙，亲属关系到了尽头就依次毁去。只有太祖之庙，即使经过百世也不迁毁，这就是五帝三王尊祖敬宗的制度。所以，夏禹是受命于神宗；夏后氏以颛顼为祖，在郊外祭祀鲧；继承禹而灭夏建立商朝的是汤，殷人郊祭防而尊契为祖；以革命方式建立周朝的是武王，周人郊祭稷而尊文王为祖。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必定以最初受封的君主配享昊天上帝。只有汉朝从丰沛兴起，丰公、太公都没有爵位、地位和功德，不能作为祖宗，所以汉朝以高皇帝为太祖，这是因为他的先世卑微，并不是足以让后代效法的制度。伏惟太祖景皇帝，凭柱国的职责辅翼周朝、辅佐魏国，开始成就王业，在唐地建立封国；高祖因袭这一基础，最终把唐作为拥有天下的国号，这是上天所命。此事也如同契受封于商、后稷受封于邰一样。按照禘祭、郊祭和祖宗配位的制度，景皇帝应列入百世不迁的典制。郊祭时以高祖配享，就如周人尊文王为祖、奉武王为宗一样。如今如果因为高祖创立帝业，就让他升居景皇帝之上接受祭祀，那就是抛弃三代的美好典制，遵循汉代末流的制度，使景皇帝的伟大功业受到贬抑，与丰公、太公不受祭祀相同。返离古制、违背正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过失吗？追尊景皇帝的庙号为太祖，是用来崇奉尊贵他的礼制。如果配享上天的位置被免除或改变，那么太祖的称号也应当废除，祭祀不再举行，庙宇也应当毁掉。尊祖报本的道理，难道要坠落到地上吗？汉代制度规定，擅自议论宗庙的人以大不敬论处。如今武德、贞观年间的典章还没有改变，国家正要恭敬举行祭祀以调和神人，禘祭、郊祭之间，恐怕不宜另行变更。臣谨考察礼文，参照夏、殷、周、汉的旧事，关于配享天帝的制度，请仍然遵循旧典。谨此议奏。玄宗、肃宗已经祔入太庙后，便把献祖、懿祖迁置到西夹室，让太祖的神位面向东方。礼仪使于休烈议论说：“献祖、懿祖的尊属关系高于太祖，如果合祭，他们的神位就会使太祖不能处于正位，请把这两位祖先的神主收藏起来。”于是以太宗、中宗、睿宗、肃宗按世次面向南方，以高宗、玄宗跟随高祖面向北方。禘祭、祫祭都不涉及这两位祖先，共十八年。建中初年，代宗丧期将满，正要举行大祫祭。陈京以太常博士身份上奏说：“《春秋》的义理是，已经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之前，尚未毁庙的神主在祖庙合祭。经典没有说毁庙迁出的神主可以不受祭祀，唐家的祭祀制度与周制不同。周朝以稷为始封之祖，毁庙的神主都在稷以下，所以太祖面向东方，始终统领尊位。司马晋把高皇、太皇、处士、征西四位安置在别庙，大禘祫时便使太祖的正位不受屈抑。别庙祭祀高皇、太皇以下，是为了排列亲疏。唐朝应当另为献祖、懿祖建立庙宇，禘祫时祭祀太祖，使太祖恢复面向东方的正位。德明、兴圣二帝已有庙宇，把献祖、懿祖祔藏其中为宜。”皇帝下诏让百官广泛议论。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说：“如今议论有三种：第一种认为献祖、懿祖亲属关系已远而迁毁，不应参加祫祭，应把神主收藏在西室；第二种认为二祖应当参加祫祭，与太祖按昭穆排列，从而使太祖失去面向东方的正位；第三种认为如果把二祖引入禘祫祭，那么太祖就永远不能完全保持其始祖地位，应当把二位神主祔藏到德明庙。即使如此，在人神方面也还没有达到令人不满的程度。景帝既然受天命而成为始封之祖，便是百世不迁之祖，又配享上天，尊位无人能与之相比。到了禘祫之时，暂时依昭穆排列，是屈尊自己来申明孝道、尊敬先祖，实际上正合神明的意旨，也是用来教化天下孝道的。况且晋代蔡谟等人已有成议，并非毫无根据。请在大祫祭时奉献祖神主面向东方，懿祖居昭位，景祖居穆位，以重视根本、崇尚顺序，作为万代不变的法则。祫就是合祭，如果另在德明庙祭祀，那只是分开受祭，不是合祭。”当时议论者都认为这样对，于是依照颜真卿的意见，把献祖、懿祖神主送回太庙参加祫祭。德宗即位后，礼仪使颜真卿论述《元皇帝祧迁状》说：“《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礼器》又说：‘有以数量多为尊贵的，天子的七庙就是如此。’伊尹也说：‘七世的宗庙，可以用来观察德行。’这些都是经典中明确的证据。七庙之外，又说‘从祧庙迁出便为坛，从坛迁出便为墠’。所以历代儒者制定依次毁庙的礼制，都认为亲属关系尽了就应当毁庙。伏惟太宗文皇帝是第七代祖先，高祖神尧皇帝是本朝最初受国运之祖，是万世子孙所承继的；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在唐地始封，这些根本都属于不毁的典制。代祖元皇帝并非开创国统之祖，亲属关系又在七庙之外。代宗皇帝将要升祔太庙，元皇帝的神主按礼应当祧迁。有人认为以祖宗之名义很难依次毁庙。过去汉朝廷接近古制，不敢因私情损害公义。因此西汉十一位皇帝中被称为祖宗的只有四位。到了东汉，渐渐违背经典本意，子孙把推崇美化先帝放在首位，自光武帝以下都有庙号，于是祖宗的名号无不建立。安帝因听信谗言杀害大臣、废黜太子，死后也没有上奏尊为宗。后来从建武以来没有毁去的庙，便因其陵号而称宗。到了桓帝，虽已失德，仍然有宗号。因此初平年间，左中郎蔡邕认为和帝以下诸帝功德没有特别之处而且过失不少，不应当称宗。至于其余不应称宗的人追尊三代，都奏请毁去其庙。由此可知，祖是有功，宗是有德，保存的是至公的原则，不是这样的人就不能占据祖宗之位。这大概就是三代制定礼制的根本。东汉以来，这个原则逐渐衰微。魏明帝自称烈祖，议论者认为这是悖逆地自称祖宗，所以近代祖宗之名全都成为庙号，没有子孙登上帝位而不尊奉先王为祖宗的。由此说明，不能仅凭‘祖宗’二字就作为不应祧迁的证据。假如帝业传承百代，难道只让百代祖先留在庙中才算孝吗？请依照三昭三穆的原则，永远作为通行的制度。宝应二年，玄宗、肃宗升祔太庙，于是献祖、懿祖已经按次序毁迁。伏惟代宗睿文孝皇帝举行卒哭祭而祔入太庙，就应当把上位的神主迁出一室。元皇帝世次已经很远，其神主按礼祧迁，只在禘祫时享用祭祀。”

译颜真卿又上《庙享议》说：“议论者有人说，献祖、懿祖亲属关系已远、庙已迁毁，不应参加祫祭，应永远封闭在西夹室。又有人说，二祖应当共同参加祫祭，与太祖并列昭穆，从而空置太祖面向东方的正位。又有人说，二祖如果共同参加祫祭，太祖的正位就永远不能恢复，应当奉迁二祖神主，祔藏在德明皇帝庙。臣认为这三种意见都不妥当。况且《礼经》残缺，既然没有明确依据，儒者能够比照同类义理、斟酌其中适当之处，便可以提出实行，这大概才符合正道。伏惟太祖景皇帝凭受天命、始封之功，处在百世不迁之庙，配享上天，尊严已达极点。到了禘祫之时，暂时处于昭穆之位，屈尊自己来伸张孝敬，尊奉祖宗，按照亲族长幼的礼法，扩大尊天的道理。这确实是太祖明神深厚而诚笃的本意，也是教化天下、率领人们遵循孝悌之道的方式。请依照晋代蔡谟等人的议论，在五年十月祫祭之日，奉献祖神主居于面向东方的位置，懿祖、太祖以及其他祖宗遵循左右昭穆的次序排列。这样可以彰显国家重视根本、崇尚顺序的明确义理，足以成为万代不变的美好典制。又有人请求把二祖神主奉迁到德明皇帝庙，举行祫祭。” 祫就是合祭，所以《公羊传》说：‘所谓大事是什么？就是祫祭。’如果祫祭不把神主陈列在太庙，而在德明庙享祭，这就是分开祭祀，哪里能称为合祭呢？名与实相违背，更加违失礼意，当然不能实行。”},{ 德宗时，权德舆上《迁庙议》说：“今年夏四月，在太庙举行禘祭，高祖皇帝面向东方的正位以及迁庙神主的位置……臣谨依本月十六日诏令：禘祫之祭是礼制中的大事，先前已有众多议论，仍不够精详，应当再令百官议论，限于二十六日以前上报奏闻。臣听说礼有五经，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祭祀称为能够顺应众事，实际可以承受福佑，所以说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太祖作为始封之祖如此重要，应当在大祭中享有面向东方的尊位，百代不迁，在下统领昭穆，这是孝敬祭祀、严肃禋祀的最高制度。周朝从后稷到武王共十六代，毁庙迁出的神主都在太祖之后，所以排列昭穆，合祭没有嫌疑。汉代太上皇的神主埋葬在园寝，不久又设置别庙，这是因为其尊属高于太祖，所以周、汉两朝太祖的正位都得以确立。自魏到隋，则空置太祖正位。魏明帝初年，因为太皇的别庙尚未建成，所以权宜设置相对的祫祭；后来有关官员确定七庙制度，把太祖以下列为昭穆和二祧，不久到了三位少帝时，国运转移到晋朝。晋朝不把兄弟算作世次，所以元帝接续武帝，简文帝接续元帝。到安帝时，征西、京兆等四府君的神主才全部迁尽，还没有来得及举行大祭，国运便转移到宋朝。永和初年，朝廷疑惑四位府君神主收藏的礼制，便下诏让公卿广泛议论。范宣请求专门建一间屋，韦弘请求等屋宇朽坏后再停止祭祀，蔡谟也请求改建别室；如果一时不能实现，就应当收入太庙，让征西府君面向东方。议论最终没有实行。宋、齐、梁、北齐、周、隋，全都空置太祖正位，以等待太祖，但这些王朝国祚都短，礼制没有得到伸张。因此从魏以来，让太祖列在昭穆位置，并不是通行的惯例。武德年间建立亲庙四座，从宣简公以下排列；贞观年间有七庙六室，从弘农府君以下排列；开元年间才开始制定九庙制度，追尊献祖、懿祖。因此从武德到开元，太祖都在四庙、七庙、九庙的数目之内，空置东方正位也就不是惯例了。广德二年，将要举行大祭，有关官员认为二祖亲属关系已尽，应当迁毁；太祖九室已经完备，当年冬季举行祫祭，于是让太祖正式居于东方，把二位祖先的神主收藏在夹室，这样已经十八年了。建中二年冬季祫祭，有关官员错误援引蔡谟关于征西府君的议论，让献祖居东方，懿祖为昭，太祖为穆，这确实是违背礼制、颠倒次序的大错误。议论者又有人援引《春秋》所说‘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王、武王不先不窋’作为证据。况且汤以及文王、武王都属于太祖之后，义理上没有疑问；至于禹不先鲧，怎么知道解释者说的不是启、太康时代的世次，而左丘明只是因此记载下来呢？是这样吗？先前有关官员认为把二位神主收藏在夹室不合适，那么可以；认为大祭时不让他们参加祭祀不敬，那么可以；但要让他们处于东方正位，却不可以。因此贞元七年冬季，太常上奏，请下令百官共同议论，皇帝下诏批准了这份奏议。八年春，于颀等十六份奏状送到。十一年又下诏让尚书省集合议论，陆淳、宇文炫上了两份奏状，前后意见有同有异，共有七家说法。至于收藏在夹室、空置东方正位、迁到远处园寝、把禘祫分开祭祀、给虞主增加币帛玉器，以及多次占卜决定埋葬等说法，枝蔓越来越多，全都违失礼意。臣反复审察、细致讨论，只有建立别庙以及祔于明德、兴圣二庙这两种说法最有依据。明德、兴圣二庙仍然属于别庙，等于重新创建，这又容易实行。伏惟明德皇帝在舜、禹之间，与稷、契功业相同；契的后代建立殷，延续近五百年，稷的后代建立周，超过八百年。明德皇帝流传的光辉无穷无尽，为后世开启帝王之运，福庆长久，与天地相配。况且献祖、懿祖对于兴圣皇帝，分别是曾祖和玄祖，把他们以曾孙、玄孙的身份祔入曾祖、高祖的庙，合乎人情的大顺。这也是礼制中失传的一项。彰明尊祖之道，端正大祭之义，礼文和祀典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赞同这一意见的共有七份奏状，人数一百多人，其中有名的儒者和礼官，对此研究讲习得十分详熟。臣在贞元八年蒙受圣恩，以博士身份被征召到京师，适逢参与议论，当时曾与崔儆、刘执联名上奏。十一年，臣担任近侍官，不能参与禁中议论。如今屡次承蒙皇帝睿智的奖许，得以辅助宗伯，所掌职务正是主持典礼；臣考察古今，竭尽浅陋见识，岂敢凭借可疑文字和虚妄学说，亵渎陛下严肃、敬重而慎重难决的心意？关于夹室等五家不妥的说法，臣谨分别列举上奏，伏望圣上裁决取舍。收藏在夹室 这是太祖以下毁庙神主收藏的地方。如今如果把二祖神主也放在夹室，举行禘祫时，代祖元皇帝作为迁出的神主可以参加合祭，而二位祖先的神主却仍然停留在夹室，神灵将依托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说有祷告才祭祀，没有祷告就停止，那么大祭时又该怎么办？又有人说每逢禘祫便到夹室享祭，这怎么能叫合祭呢？这就是不可行的原因。空置东方正位

译自魏、晋以来，才有在太祖以上设置府君、用来充当亲庙的做法。太祖以下的昭穆已经排列，太祖以上亲属关系尽了的祖先都迁出，然后才正式确立太祖面向东方的位置，以彰明不迁之位的重要。魏至隋都因国祚短促、屡遭变乱，这项礼制没有实行，所以空置东方正位。武德以后，贞观、开元增加庙数，太祖的尊位因庙数限制而受到压抑、未能伸张，所以也空置东方正位。如今九庙已经完备，代祖已经迁出，却还主张空置东方正位，这是没有先例的，因此不可行。迁到园寝 这是汉、魏太上皇、处士居于园寝的制度，因为园寝靠近京师，所以迁移神主没有异议。如今二祖的园寝都在赵州，举行法驾、安排仪仗，路途遥远，因此不可行。分开受祭 尊祖敬宗，原则至为确定，不能有两个尊位。考察禘祭和合祭，帝王应当把它们放在首位。议论者请求平常让献祖接受祫祭、太祖接受禘祭，五年之间轮流居于东方正位。即使依照这个说法，那么举行祫祭时，太祖本来已经按昭穆排列；举行禘祭时，献祖又依托在哪里呢？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义例，因此不可行。埋葬、瘗埋 这是议论者援引古代重视祖先、命人收敛币帛玉器并收藏在两阶之间，以及把虞祭神主埋在庙门外道路左侧的做法作为类比。那些主命、币帛玉器，既然祭告完成就没有用途了；那些用桑木制作的虞主，举行练祭后也没有用途了。因为不忍心任其毁弃亵渎，所以收敛收藏，撤下埋葬。怎么能与栗木神主依托神灵，即使庙宇毁坏也要永远保存的制度相同呢？这是不可行的。况且两阶之间和庙门外道路左侧，都属于祖庙范围。如今却把神主埋在子孙的庙中，从道理上说能安稳吗？这又是不可行的。以上谨慎列举周、汉两代太祖居东方正位、魏晋以下空置东方正位的情况，以及贞元八年十一月两次议论中关于夹室等五家不妥的说法，现谨如前抄录上奏。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奏说：“商、周以契、稷为祖，太祖之上没有更尊贵的祖先，所以合祭时次序井然。汉朝受命，以高皇帝为祖，所以太上皇不按昭穆参加合祭。魏朝以武帝为祖，晋朝以宣帝为祖，所以高皇、处士、征西等君主也不按昭穆参加合祭。景皇帝始封于唐，唐朝推尊他为祖；而献祖、懿祖亲属关系已尽、庙已迁毁，却仍居东方正位，这是不合礼制的祭祀，神灵不会享用。”皇帝下令让群臣议论。于是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上奏说：“谨按晋代孙钦的议论：太祖以前虽然有神主，但禘祫祭祀不涉及他们。祭祀所涉及的，是太祖以后尚未毁庙、已经升入二祧收藏的神主，所以即使过了百代也能参加。献祖、懿祖在始封之前，亲尽而神主迁出；向上比照三代，他们属于禘祫不涉及的太祖以上祖先；向下若比作世祖，则属于《春秋》所说的‘陈列在太祖之前’。汉朝议论废除郡国宗庙时，丞相韦玄成主张：太上皇、孝惠帝亲属关系已尽，应当毁庙；太上皇神主应埋在园寝，孝惠帝神主迁入高庙。太上皇在太祖之前，神主埋在园寝，所以不参加禘祫；献祖、懿祖正可与之相比。孝惠帝迁入高庙，在太祖之后，又参加禘祫，可与世祖相比。魏明帝迁出处士神主，设置园邑，每年按时由县令、县丞奉献祭品。” 东晋把征西等祖先迁入西边，除称作祧庙外，都不再享受祭祀。因此唐朝初年至开元年间，禘祫仍然空置东方正位。等到建立九庙、追尊献祖和懿祖时，在祝告三位祖先时仍不称臣。至德年间又建九庙，于是连弘农府君的神主也不再祭祀，因为祭祀不涉及他。广德年间才让景皇帝居于东方正位，因献祖、懿祖亲属关系已尽，停止祫祭，把神主收藏起来。颜真卿援引蔡谟的议论，又让献祖居东方正位，但关于懿祖、昭位、景位、穆位的排列，原文记载不详。蔡谟的议论在晋朝从未实行，而唐朝却要把它作为一王之法，难道可以拿来准用吗？臣等认为，尝祭、禘祭、郊祭、社祭不能有两个尊位；至于埋葬、毁弃、迁移、收藏，都应当依义理裁断。景皇帝已经居于东方正位，不能在一天之内改变，这不能说是合乎礼制。应当重新把献祖、懿祖二位神主收藏在西室，以符合祭法中‘远庙为祧，离开祧庙为坛，离开坛为墠’的原则；坛、墠有祷告才祭、没有祷告便停止的意义。这样太祖得以确立正位，也没有受到屈抑。”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议论说：“天子以受命之君为太祖，诸侯以始封之君为祖，所以从太祖、祖以下，亲属关系尽了就依次毁庙。到了秦朝焚毁学术、汉朝无暇讲礼，晋朝失去制度、宋朝因袭其弊，于是有把历代君王的庙宇连在一起的制度，有空置太祖正位的做法，而且不排列昭穆，这不是所谓的次序；不建立依次毁庙的制度，不是所谓亲疏有等；把历代君王的庙宇相连，不是所谓各有区别；空置太祖之位，不是所谓尊奉唯一。礼制就是从这里开始废坏的。”

译《传》说：‘父亲是士，儿子成为天子，就按天子的礼制祭祀父亲。’ 儿子却按士的礼制安葬父亲。如今献祖、懿祖二位祖先在唐朝尚未受命之前，身份仍相当于士，所以高祖、太宗以天子的礼制祭祀他们，却不敢奉他们居于东方正位。如今要改变这一做法，岂不是扰乱先帝的次序吗？周朝拥有天下后，追尊太王、王季为王，用天子的礼制对待他们；但祭祀时亲属关系尽了，仍然毁庙。汉朝拥有天下后，以天子礼尊奉太上皇；到祭祀时亲属关系尽了，也毁庙。唐朝追尊献祖、懿祖二位为皇帝，用天子礼制对待他们；到祭祀时亲属关系尽了，也毁庙，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周官》有先公的祧庙、先王的祧庙。先公迁出的神主收藏在后稷之庙，这是不是周朝未受命之前的祧庙？先王迁出的神主收藏在文王、武王之庙，这是不是周朝受命之后的祧庙？所以设置两个祧庙，是为了区别不同的庙制。如今从献祖以下仍属于先公，从景皇帝以下仍属于先王，请另立庙宇安置二祖，这样便是实行周道、恢复古制的便利办法。工部郎中张荐等请求，从献祖以下全部列入昭穆，空置东方正位。司勋员外郎裴枢说：‘礼制亲爱亲族，所以尊奉祖先；尊奉祖先，所以敬重宗族；敬重宗族，所以收聚族人；收聚族人，所以宗庙庄严；宗庙庄严，所以社稷受到重视。如果在太祖以上再追尊祖先，就违背尊祖的道理；如果在太庙之外另立庙祭祀，就不能使社稷受到重视。’汉代韦玄成请求把神主埋在园寝，晋代虞喜请求把神主埋在两阶之间。虞喜依据《左氏》自我证明说：‘先王每日祭祖考，每月祭曾祖、高祖，按时祭祀二祧，每年举行祫祭直到坛墠，最终举行禘祭直到郊外、宗庙和石室，这叫郊宗之祖。’虞喜请求在夹室中设置石室安置神主，这并不正确。为什么呢？夹室是用来安置太祖以下神主的，不是用来收藏太祖以上神主的地方；从来没有把卑者安置在正位、把尊者安置在旁边的道理。如果在园寝建石室，安置迁出的神主，采用汉、晋旧制，禘祭、祫祭一同举行一次祭祀，或许可以符合《春秋》所说变通礼制的正确原则。当时陈京以考功员外郎身份又说：‘兴圣皇帝是献祖的曾祖、懿祖的高祖，以曾孙的神主祔入曾祖、高祖的庙，合乎人情的大顺。’京兆少尹韦武说：‘祫祭是大合，禘祭是排列祧庙。举行祫祭的年份，通常让献祖面向东方，率领懿祖以及其后的神主按昭穆排列，以尽亲亲之情；举行禘祭时，则让太祖在西边列位，众神主分列左右。这样对太祖并不算贬降，献祖也没有受到压抑。’有人援引诸儒所说《左氏》中‘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受祭’，请求暂时迎接献祖神主面向东方，让太祖暂时回到穆位。同官尉仲子陵说：‘所谓不能先受祭，是左丘明确实在记述鲁国文公逆祀之事。儒者怎么知道夏后氏世次尚未完备时，说禹不先鲧呢？魏、晋的始祖以及始祖以上的近祖都有迁出的神主，援引《閟宫》诗而永久封闭也可以；依据虞主的做法埋在园寝也可以；因为远祖迁入祧庙而建造宫室也可以；因为太祖实际上地位卑下而空置正位也可以。然而永久祧迁和埋在园寝，都是臣子所不能安心的。若空置太祖的正位，太祖的尊位就没有任何时候能够伸张；把献祖、懿祖二祖迁到德明、兴圣二庙，是顺理成章的。又有人说：‘二祖另立别庙就不能合祭，而且德明、兴圣二庙在禘祫年份都有荐享，这已经是分开祭祀了，为什么唯独对二祖另立别庙有所疑虑呢？’柳冕又上《禘祫议》十四篇作为证据。皇帝下诏让尚书省召集百官和国子监儒官，明确议定可行与否。左司郎中陆淳上奏说：‘按礼制及诸儒的议论，恢复太祖的正位是正确的。太祖正位确立后，献祖、懿祖二位神主也应当有安置之处。如今议论有四种：收藏在夹室、设置别庙、各自迁到园寝、祔入兴圣庙。臣认为收藏在夹室，则献祖、懿祖没有固定的享祭日期，不合周人收藏二祧神主的意义；设置别庙的说法始于曹魏，礼制没有流传下来的依据，司马晋虽议论过却没有采用；迁到各自园寝，会扰乱宗庙制度。只有祔入兴圣庙，禘祭、祫祭都在同一处举行，或许合乎礼制。’皇帝仍犹豫不决。国子监四门博士韩愈上奏议说：‘陛下追念孝敬祖宗，严肃恭敬地举行祭祀，凡属议论之事，不敢擅自决定，努力寻求适中之道，广泛询问群臣。然而礼文繁多而散漫，各人所持不同；从建中初年至今，多次举行禘祫，仍未找到适当的遵从办法。臣生逢圣明，浸润于恩泽之中，虽然身份卑微、未能参与议论，但心志切于效忠，如今冒昧先指出众议的错误，然后申明自己的意见。第一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永远收藏在夹室。臣认为不可。祫就是合祭，毁庙的神主都应当在太祖处合祭。献祖、懿祖二祖正是毁庙的神主。如今即使收藏在夹室，到了禘祫之时，难道能不在太庙受祭吗？名义上叫合祭，而二祖却不能参加祭祀，就不能称为合祭。第二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毁掉、埋掉。臣又认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建立七庙、一坛、一墠；毁庙的神主都收藏在祧庙中，即使经过百代也不毁。举行祫祭时，便陈列在太庙而享祭。自魏、晋以后，才有毁弃、埋葬神主的议论，这种做法没有经典依据，最终也不能实行。如今国家恩德深厚、流传久远，建立九庙；按照周制推论，献祖、懿祖二祖还处在坛、墠的地位，何况怎能毁掉、埋掉而不参加禘祫呢？’ 第三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各自迁到陵墓所在之处。臣又认为不可。二祖在京师祭祀、排列于太庙，已经二百年了。如今一旦迁走，岂只是人们听闻后感到疑惑，恐怕二祖的神灵也会留恋顾盼、迟疑不去，不能立即享用在下国举行的祭祀。第四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附入兴圣庙而不参加禘祫。臣又认为不可。《传》说：祭祀神灵，就如同神灵在面前。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按亲属关系说，他是献祖、懿祖的子孙。如今想确立他儿孙面向东方的正位，却废止他父祖的大祭，当然不能作为典制。第五种说法是：献祖、懿祖二祖应在京师另立庙宇。臣又认为不可。礼制有逐渐降等的规定，亲情也有逐渐减杀的原则，所以离开正庙便成为祧庙，离开祧庙便成为坛，离开坛便成为墠，离开墠便成为鬼，逐渐疏远，祭祀也越来越少。从前鲁国建立炀宫，《春秋》认为不对，认为不应取已经毁掉的庙宇和已经收藏的神主，再次修筑宫室祭祀；如今所议论的正与此相同。又即使违背礼制建立庙宇，到了禘祫时，如果合祭，就没有禘祭的处所；如果废止祭祀，在义理上又行不通。这五种说法都不可行。因此臣广泛采纳前人的意见，寻求折中，认为殷朝以玄王为祖、周朝以后稷为祖，太祖以上的祖先都另自称帝，而且世次已经久远，不再祭祀，所以太祖得以确立面向东方的正位，子孙依昭穆排列。’ 礼制所称的这种做法，难道只是记载一时的权宜，而不是传给后代的法则吗？

译《传》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受祭。’ 这是说儿子应当向父亲屈尊。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对于献祖、懿祖来说，他仍是子孙。禘祫之时，献祖应当居于面向东方的正位，景皇帝应当依昭穆排列。祖先因有孙子而显尊，孙子因祖先而屈抑；从神道来看，难道远离人情吗？况且平常祭祀很多，合祭很少，也就是说太祖受到屈抑的祭祀极少，而得以伸张尊位的祭祀极多。与其为了伸张孙子的尊位而废止祖先的祭祀，不也是顺理的吗？事情不同于殷、周，礼制也应随之改变，并不是失礼。臣认为，制定礼制、制作音乐，是天子的职责。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议论有可取之处，大体符合上天之心，便可以裁断实行；如果仍认为其中有可疑之处，请召臣当面陈述得失，或许可以把道理说明白。’ 天宝年间，皇帝下诏让尚食局在每月初一、十五给太庙进献食物。天子派宦官侍奉祭祀，有关官员并不参与。贞元十二年，皇帝才开始下诏，让宗正寺、太常寺共同供办朔望进食。于是太常博士韦彤和博士裴堪议论说：‘礼制中有每月初一、十五不在宗庙祭祀而在园寝祭祀的做法。贞观、开元年间，按礼制和法令，不敢改变古制。天宝年间才开始有进食之事，大概是王璵因为把生者的宴饮礼仪用于亡者，使用宴席器具和丰盛食物，混杂亵渎了礼制中的荐祭，不可作为长久的法则。传说：祭祀不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发自内心。因此圣人等量准备牺牲，陈设笾豆，凡是昆虫、草木中可以荐献的，没有不具备的，用来享祭宗庙、交接神明、完全表达孝敬。洁净的膳食、八珍百品等可口食物，美味甘旨，叫作宴飨之味，用来宴请宾客、沟通人情、表示慈爱恩惠。可见荐祭和宴饮，圣人判定为两种不同的事物，不能混淆。如今如果用熟食宴饮的方式来祭享，就不是以区别来表示敬意的意思。况且祭祀不希望过于频繁，也不希望过于疏略，应当感应时令而致祭，合乎适中的制度。如今园寝每月祭祀两次，并不算疏略；宗庙每年五次享祭，也不算频繁。有关官员奉行祭祀，可以充分尽到恭敬。如果又在朔望增加盛大的食物供奉，就是失去礼制的中正，有关官员也不能充分尽到恭敬。’ 所以帝王考察古制，不敢因为孝思达到极点就超越礼制，也不敢因为菜肴品种太多就贪图滋味。请废除天宝年间增加的做法，园寝供奉珍贵物品，宗庙依礼祭祀，使两方面都各得其宜。”皇帝说：“这是先帝裁定的礼制，仓促改变它，别人将怎样看待朕？”徐徐议论其是否可行，朔望进食最终没有废止。贞元年间，将要举行禘祭，陈京再次上奏：“禘祭是大规模合祭祖宗，必须尊重太祖，使正位和昭穆确立，请下诏让百官议论。”尚书左仆射姚南仲等请求把献祖、懿祖神主祔入德明、兴圣二庙。鸿胪卿王权进一步申述说：“周人尊文王为祖、武王为宗，所以《诗经·清庙》篇说‘祭祀文王’，而不提太王、王季。由此可知，太王、王季以上的祖先都祔入后稷庙，所以《清庙》能够祭祀文王。太王、王季的尊贵，是私人亲情上的礼；祔入后稷庙，则是不敢以私人亲情夺取公礼。古代先王迁出的神主，按昭穆收藏在祖庙中。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祔入兴圣庙，这样太祖面向东方便能获得尊位，献祖、懿祖也能回到适当的处所。”当时主张祔入兴圣庙的意见占十分之七八，天子仍然犹豫，没有立即确定。到这时群臣逐渐明确进言，认为二祖本是追尊而来，并没有受天命、开创国家的宏大功业。王权又援引《诗经》和《礼经》作为根据，说明得很清楚，皇帝才恍然明白，于是决定把二祖迁入兴圣庙。凡遇禘祭、祫祭，都在一处合享一次；又下诏扩建兴圣庙的两室，防止祭祀日久而衰薄。庙宇尚未建成时，便张挂缯帛，在室内、庙墙之间设置神主之庙，奉安兴圣、德明二帝的神主。庙宇建成后，正式祔入。宪宗元和年间，左拾遗元稹上奏说：“谨按礼官的意见，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的神主升祔太庙后，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的神主按世次应当迁出。议论者说，中宗复辟而实现中兴，应当列入百代不迁之庙。台省官员等又议论说，武则天只是居摄，中宗不能称为中兴，因此不得列入不迁之庙。按臣愚见，这两种说法都没有达到合礼的中正。考察礼官与台省官的共同议论，他们只是认为中宗不是中兴之主，所以不能称宗、不应不迁；却不知道即使确实属于中兴，也不能成为不迁之庙。为什么呢？祖是有功，宗是有德，说的是最初有功者称祖、最初有德者称宗，并不是说后代凡有功有德的君主都可以称祖宗。《礼纬》说：‘唐、虞建立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庙；夏朝不立太祖之庙，只有四庙。’到了后代以禹为宗，也只是建立五庙。其余仲康恢复夏的帝位、少康取代寒浞，难道不是继承夏朝的中兴吗？但都没有祖宗的称号。殷朝以契为始祖，最初建立五庙；后代以汤为宗，于是建立六庙。太戊、武丁等虽有中宗、高宗的称号，大概只是子孙加上的美称罢了，也没有不祧迁的说法。周人以稷为始祖，后代又尊文王为祖、武王为宗，于是建立七庙。唐、虞、夏、殷、周虽然建立宗庙的数目不同，实际上亲亲之庙都以四座为标准。《礼记·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座。’大概后稷、文王、武王三庙属于不迁之庙，其余从成王、康王以下，全部是祧庙。所以《周礼·守祧》的注说：‘先公的祧庙祔入后稷之庙，先王的祧庙祔入文王、武王之庙。’如果认为后代凡有功有德者都应成为不迁之庙，那么成王、康王刑罚废止、宣王中兴、平王建立东周之初，也都应当不祧迁；难道他们不是有功有德吗？大概是因为七庙的数目已经确定，如果亲属关系尽了的庙不毁，亲亲之道的昭穆就无处安排，所以不得不祧迁。至于汉朝承接秦朝焚毁学术之后，诸儒不通晓大义，匡衡、贡禹之流便建议说：‘高帝为太祖，孝文帝为太宗，孝武帝为世宗，孝宣帝为中宗，孝惠帝、孝景帝以下迁入祧庙。’正好汉朝国运不长，昭帝、成帝以下的德行又比不上这四位帝王。假如汉朝有八百年的国祚，继承德业的君主中有七人像孝文帝、孝武帝那样，全部成为不迁之庙，难道后代就可以不再祭祀自己的祖先和父亲吗？

译要防止不合经义的言论，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又有人主张，在七庙之外另立祖宗之庙。按道理推究，这尤其不可行。假如本朝以景皇帝为太祖，以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为高祖，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为太宗，另立昭穆之庙，再加上六合不迁之庙，共为九庙，大概是认为积德深厚的人流传的恩泽广远，所以增加了六座亲亲之庙。传之无穷，是为万代作打算；国家以圣人诞生圣人，以贤明继承贤明，所有宗庙之主无不有德，所有祖先无不有功，那么百祖千宗都居于另立的庙中，按礼制又可以吗？如果一定要等到褒贬之后才决定祧迁，那么这就会变成臣子有轻率议论的过失，而万代也没有可以传承的制度。考察殷、周没有依据，依据人情和礼制又两相违背。考察古制而适用于今日，谁能说这样可行呢？哪里比得上删去汉朝不合经义的说法，征取殷、周可以长久实行的制度，遵从亲属关系尽了便迁祧的常规，制定万代不朽的定制；既不改变亲亲之祭，又永远消除疑惑，实在是一代帝王的盛典。谨此议奏。宪宗时，征仕郎、守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臣李翱上奏讨论陵庙祭祀日期。当时关于朔日祭祀的议论说：「《国语》说：王者每日祭祀；《礼记》说：天子设立七庙，七庙都每月祭祀。《周礼》没有记载每日祭和每月祭，只有四时的祭祀，即禴祭、祀祭、蒸祭和尝祭。汉朝把这些制度杂糅采用，大概是因为秦火之后，《诗》《书》和礼经焚毁，篇章残缺、简册散失，汉代于是向前代儒者求取遗说；这些儒者穿凿附会，各自申述己见，都假托古代圣贤的名义来使自己的说法可信，所以记载各不相同。古代宗庙有寝殿，却不在墓地祭祀；秦、汉才开始在园陵修建寝庙并在那里进献食物，国家沿袭这一做法而没有改变。贞观、开元年间的礼典都没有宗庙每日祭、每月祭的礼仪，大概是因为每日祭、每月祭已经在陵寝实行了，所以太庙中每年只举行五次飨祭、六次告祭而已。不然，房玄龄、魏征等人都是一代名臣，穷尽经史，难道会看不到《国语》《礼记》中有每日祭、每月祭的祠祀吗？这足以说明问题了。臣以为，太庙中的飨祭使用笾豆、牲牢，是夏、商、周三代通行的礼制，体现的是重在诚敬的道理。园寝中的祭奠改用日常饭食，是秦、汉的制度，体现的是进献食味的方式。如今在朔日、望日向陵寝进献食物，修明秦、汉旧制，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在朔日、望日向太庙进献日常饭食，岂不是使用普通食物，却反而以品种繁多为贵吗？况且这也不是礼经所说的“极致恭敬不在享用滋味，而在重视气味”的道理。

译传记称，屈到喜欢吃菱角。他患病时，召来宗族中的长老，嘱咐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 到了祭祀时，便进献菱角；屈建却命人撤去菱角，改用羊肉，并陈设笾豆、脯醢，君子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里说侍奉祖先，应当把礼制放在首位，不能把祖先生前喜欢吃的东西当作祭品，这是为了表明祭祀并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味。既然如此，把日常饭食进献太庙，岂不是与进献菱角相类似吗？况且这也不是三代圣王所实行的制度。何况祭器没有设置俎豆，祭官也没有设置三公，执事者只有宫闱令和宗正卿而已；称作进献食物可以，怎么能把它称为祭祀呢？再说，太庙举行时享时，由有司代理行礼，祝文说：「孝曾孙皇帝臣某谨慎地派遣太尉臣某，恭敬地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窦氏：时值孟春，永远怀念先祖，恩德无穷。谨以一太牢中的牛、羊、猪，洁净的黍稷，芳香的黍稷和嘉美的蔬菜、祭品、醴齐，恭敬地举行时享，以表达追思仰慕之情。请来享用祭品。」这就是祝词。举行时享前七日的清晨，太尉在尚书省向百官宣誓说：「某日将在太庙举行时享，各自尽力履行职务；如果不能办好职责，国家有固定的刑罚。」凡是陪祀的官员，先散斋四日，再致斋三日，然后才可以举行祭祀。宗庙礼制，不敢擅自议论；即使有明白的人，又有谁敢说呢？所以六十多年一直实行而没有废止。如今圣朝认为弓矢已经收入弓袋，礼乐成为大事，所以命百官详细议论。臣等认为，《贞观礼》《开元礼》都没有太庙进献食物的条文，按照礼制节制感情，停止这种做法是可以的。至于向陵寝进献食物，则采纳《国语》《礼记》中每日祭、每月祭的说法，因袭秦、汉制度加以修整而保存下来，以此扩充孝道，也是可以的。这样，经典义理有据可依，旧有制度也没有遗漏；大礼既然明确，便可永远平息异议，继承二帝三王，成为万代遵行的法则。若是亵渎礼制、违背古制，只看重因循旧例而害怕改革制作，二者相距就如天地一样遥远。谨此议奏。武宗会昌元年，李德裕等人请求尊宪宗章武孝皇帝为永不迁祧的祖庙，奏状说：「臣等听说，开成年间，文宗曾询问宰臣，想要褒扬尊崇宪宗的功德；当时宰臣没有人能够推诚顺应皇上的美意，阐明尊祖的义理。臣等极其愚昧，私下对此深感叹息。臣等恭敬地思考，国家承受天命已经二百二十五年了，历代圣主的功德、疆域的广大、王化的盛明、礼乐制度的完备，都远远超过殷、周，却还没有建立中兴之君的不迁之庙。这正是臣等日夜愤懑的原因。礼制说，祖是有功者，宗是有德者。夏代的祖宗，经典传记没有明确记载。殷代是一祖三宗：成汤为始祖，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刘歆说：『天子有七庙，如果先帝有功有德，就尊称为宗，用来劝勉后来的帝王；功德广大的，就应当如此尊崇。』所以周公作《无逸》，列举殷代三宗来劝勉成王。汉景帝诏书说：『孝文皇帝的德行深厚，和天地相当，利益恩泽施及四海；庙乐不能相称，朕对此非常害怕。』于是为孝文皇帝的庙制作《昭德》之舞，以彰明他的美德，这样祖宗的功德就能流传万代。于是命丞相、列侯、中二千石和礼官共同制定礼仪上奏。」 丞相申屠嘉奏议说：『功劳没有比高皇帝更大的，德行没有比孝文皇帝更盛的。高皇帝的庙应当作为帝王的太祖之庙，孝文皇帝的庙应当作为帝王的太宗之庙。天子应当世世代代向祖宗之庙献祭。』汉宣帝又下诏说：「朕日夜思念孝武皇帝亲身履行仁义，选用名将讨伐不服从者，功德盛大，无法完全宣扬；可是庙乐还不能相称。」有关官员议奏，请尊孝武皇帝为世宗，制作《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代代献祭，这就是子孙褒扬尊崇祖宗的明确依据。自天宝以后，军队长期驻扎中原，强大的藩侯相互结交，像人的大腿和胯部一样盘踞的势力很多；贡赋不能入朝，刑政由他们自行发布，朝廷一味包容忍让，一直到贞元年间。德宗因奉天之难而惩戒自己，厌恶征伐之事，对不来朝的武臣仍加优待，使他们终老于外地；他们死后，又让幕僚和将校取代他们。因此长武城处在王畿之内，却敢斥逐朝廷主将；河中地处帝国腹心，却坐等朝廷授予符节；韦皋凭借守边的形势，擅自控制灵关；李锜窃取煮海所得的财利，专擅统治泽国。两河藩镇有的仓促更换主帅，快得如同下棋；有的恣意横行、玩弄兵力，犹如用车横在道路上抗拒前进。宪宗感念祖宗长期积累的愤恨，奉行太平盛世的典章制度，才开始命将帅顺应天意出兵诛讨。」 元和元年诛戮惠琳，接着讨平李锜；末年又斩首元济和师道。其他藩镇，有的只用一封简札便召来，有的执圭请求入朝觐见，献上名册。」其中有的割让自己所爱之子作为人质，不能一一列举。难道有消除天下祸害却不享有这个名声的道理吗？有使百姓获得安宁却不接受这种报答的道理吗？臣近来看到，元和初年讨论迁庙礼制时，史官称中宗不能号称中兴之君。大凡不是由我失去、而是由我恢复的，才称为中兴；汉光武帝、晋元帝就是这样。臣等私下思考，这个议论其实还没有说尽。中宗一朝由于政事多有弊端，权力转移到后妃手中，所以未能称为中兴。恐怕议论者又会以此为疑。兴复事业与隆盛王道，事实并不相同。汉光武帝重新建立国家而没有丧失原有基业；晋元帝虽处江左，也能够继承帝统。这是王业的中兴，可以说是有功。殷高宗亲自实行大孝，求贤任能使国家得到治理；周宣王在衰微之后重新振兴，由衰败转为强盛。这是王道的中兴，可以说是有德。所以《诗经》的《车攻》歌颂宣王，是说他恢复了古制。宣王能够对内修治政事，对外排斥夷狄，恢复文王、武王时代的疆土；《诗经》的《蒸民》又赞美宣王任用贤能，因此周王室得以中兴。《江汉》也赞美宣王能够挽救衰败、平定乱局，命令召公平定淮夷。《汉书》对宣帝的赞语又说：“功业光耀祖宗，事业流传给后代，可以称为中兴，其德行可以和殷代宗主、周宣王的美德相匹敌。”如果一定要像汉光武帝、晋元帝那样才算中兴，那么殷代的宗主、周宣王都不能称为中兴之君了。臣等恭敬地思考，任用贤能，对内修治政事，平定淮夷的叛乱，恢复祖宗的土地，这些宪宗都有。所谓隆盛王道的中兴，他的德行可以和殷高宗、周宣王、汉宣帝相匹敌。臣等谨遵古代典章，请尊宪宗章武孝皇帝为百代不迁之庙。对上可以彰显陛下大孝的德行，广泛传给后世圣训；对下可以表明臣等追思古制的愤懑，申述想要报答祖宗的诚心。如果合乎圣意，恭请命令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尚书省与门下省官员、御史台和礼官共同参议上奏。谨此抄录奏闻。《历代名臣奏议》第十七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十八卷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郊祀与宗庙 后汉高祖初入汴京时，开始营建宗庙。皇帝认为自己的姓氏出自汉朝，于是沿用汉的国号，尊光武帝为始祖，加上亲庙共五庙。皇帝下诏让群臣议论，刑部尚书窦贞固上言说：「考察《王制》：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士有一庙。《正义》说：『周代制度规定七庙，包括太祖、文王和武王的祧庙，以及四座亲庙。』又说：『所谓七庙，是依据周代制度而言；有合适的人选就设七庙，没有合适的人选就设五庙。』到了光武帝中兴，以及魏、晋、宋、齐、隋、唐，有的建立六庙，有的建立四庙，大概都是建国之初，宗庙数目尚未达到规定数额。礼书说：『德行深厚的人，流传的光辉广大。』这就是天子可以祭祀六代祖先的意义。如今陛下大定天下，重新兴复汉朝国统，广泛求取礼典，用来端正宗庙祧迁制度。伏请建立高祖、曾祖、祖、祢四座亲庙。又自古圣王，祖是有功者，宗是有德者；还要在四座亲庙之外另立始祖，不受固定数目的限制，所以有的设五庙，有的设七庙。如今请尊高皇帝、光武皇帝为始祖，采用文王、武王不迁祧的制度，依据历代六庙的规制，这样或许合乎典礼。」汉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后周世宗显德五年，将要在太庙举行禘祭，有人上言说，宗庙没有祧室，不应当举行禘祫之礼。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上言，大意说：「魏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升仙，到景初五年二月举行祫祭，第二年又举行禘祭。从此以后，以五年举行一次禘祭。况且魏朝以武帝为太祖，到明帝时才有三代，没有毁去神主便举行禘祫，这是一条证据。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确定十月三日举行大祠，太学博士议论说：『考察禘祫礼，三年举行一次禘祭，五年举行两次。宋高祖到文帝，也不过三代，没有毁去神主便举行禘祫，这是第二条证据。』梁武帝采用谢广的议论，三年举行一次禘祭，五年举行一次祫祭，称为大祭。禘祭在夏季，祫祭在冬季。况且梁武帝是受命之君，只追尊四代祖先便举行禘祫，由此可知，祭祀是追养祖先的方式；随着时令推移、节气变化，孝子感动而思念亲人，所以在岁首进献，在仲月祭祀，间隔举行禘祫，按昭穆排列，这才是礼制的常规，并不取决于宗庙是否完备。这是第三条证据。」最终采纳了聂崇义的意见。南唐嗣主保大年间，太常博士陈致雍进呈《祖宗配郊位议》，说：「臣听说，禘祭、郊祭中祖宗配享的规定，自古以来都有次序。用远祖配享的，是开国受封的君主。例如唐朝奉太祖景皇帝在冬至配享圜丘、夏至配享方丘，采用周人以先祖后稷配郊祭的义理。用近祖配享的，是承受天命的君主。例如高祖神尧皇帝在孟春配享祈谷祭，采用周人以文王为祖的义理；太宗文皇帝在孟夏配享雩祭，采用周人以武王为宗的义理。国家遵循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专门让祖宗配享郊丘，完全合乎礼制。开元年间以后，不再让太祖景皇帝配享天地，而让高祖神尧皇帝配享天地，认为高祖是受命之君，取得天下并非依靠景皇帝。到永泰元年，太常博士独孤及议论说：『太祖景皇帝任柱国时，辅佐周朝、匡弼魏国，开始开创王业，受封于唐。高祖因而取得天下的名号，这是上天所授予的命运。也如同周代先祖后稷是始封之祖；如果废除太祖配享天地，就是毁弃太祖之庙。』第二年，礼仪使杜鸿渐的议论与独孤及相同。从此相沿，重新依照武德、贞观年间的旧例，所以不采用开元礼的条文。」 我朝烈祖重新安定天下，建立七代宗庙，奉高祖居于昭穆之上，景皇帝不处在太祖之位，所以让高祖配享天地，让太宗配享雩祭。之所以让太宗配享雩祭，大概是因为国家兴复以来还来不及举行祈谷祭。臣私下认为，高皇帝的庙号是烈祖，功德上达玄天，位居百世而不迁；继承中兴、垂示帝统，按照礼制符合升居尊位的义理，也符合尊贵配享的规定。修撰高远所奏与旧章不相合。可是本朝每年大祀只有三次，如果把太宗文皇帝升迁为配享皇地祇，只是使祖宗皇帝的功劳有了差等，父子伦理也无法排列。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受祭。周人之所以郊祭后稷、宗祭文王，是因为后稷作为天地之主，文王避开了祖先的尊位。如今如果依照奏议只让太祖配享皇地祇，在礼制上没有意义。不如增设孟春祈谷一祭，让太宗在下位配享、协助受祭；这样才可以奉烈祖高皇帝在孟夏配享雩祭，使尊祖的礼制得以伸张，也避免因齐圣之德而僭越先父受祭的次序。考察古制并斟酌沿用，希望能够恰当合宜。伏请再下令尚书省，让群官共同议定。」宋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请求建立宗庙，诏令将此事交付议论。兵部尚书张昭等奏：「谨考察尧、舜、禹都建立五庙，大概是二昭、二穆和始祖。商朝建立国家后，改立六庙，大概是在昭穆亲庙之外祭祀契和汤。周朝建立七庙，大概是在亲庙之外祭祀太祖以及文王、武王。汉初建立宗庙，完全不合礼制。魏、晋才开始恢复七庙制度，江左诸朝相沿不改。然而七庙之室，隋文帝只建立高祖、曾祖、祖、祢四庙而已；唐朝沿袭建立亲庙，梁朝以下也没有改变这一制度。考察古制的办法，这可以作为取舍裁定的依据。伏请追尊高祖、曾祖等四代，尊崇建立庙室。

译三年，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上表，请求参订郊庙祭祀用玉的制度。诏令太子詹事尹拙召集三五名儒者再次共同参议。尹拙驳正了许多地方，聂崇义又引用经典加以解释，全部交给工部尚书窦仪裁定。窦仪上奏说：臣认为圣人制定礼制，流传下来以供无穷后世遵行；儒者依据经典传说，但因年代久远，图绘残缺，错乱更加严重，图画也没有依据。聂崇义探究师说，玩味礼经，与旧图相比，确实有新的见解。尹拙承受诏令，已经陈述了自己所知的一切。尹拙的驳议和聂崇义的答义各有四卷，臣再次详细阅读，随即加以裁定，大体上有所增删，列入注释，共分为十五卷上报。诏令颁行。尹拙、聂崇义又陈述祭玉、鼎、釜制度的异同，诏令交付中书省集体议论。吏部尚书张昭等议奏说：按聂崇义所说，祭天用苍璧，直径九寸，中孔圆通；祭地用黄琮，八寸而无孔；圭、璋、琥、璜都长九寸。他说这是周显德三年与田敏等人依据《周官·玉人》的职掌以及阮谌、郑玄旧图所载制度制定的。臣等考察《周礼·玉人》的职掌，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以及璧羡的长度一尺、孔径三寸作为度量的文字，并没有苍璧、黄琮的制度。」 并且引用注疏中《尔雅》所谓“肉倍于好”的说法，这只是解释璧羡尺寸的文字，并不是苍璧的制度。又详细考察郑玄为《周礼》所作的注，原书并未记载尺寸，难道郑玄还会另外绘制图样，违背经文而另立异说吗？《四部书目》中有《三礼图》十二卷，是隋开皇年间命礼官修撰的图；第一、第二卷题作梁氏，第十卷后题作郑氏，又说不知道梁氏、郑氏的姓名和官位出自何处。如今书府收藏的《三礼图》，也题作梁氏、郑氏，没有说明姓名和官位。后来有个梁正，汇集前代图记，又加以详细议论，题为《三礼图》，说：陈防、阮士信从颍川綦毋君学习礼学，取他的说法绘成三卷图，其中多不依据礼文，而是引用汉代事例，与郑君的文字相违；梁正删为两卷。那个阮士信就是阮谌。由梁正的话可以知道阮谌的错误。三卷礼图删为两卷，应当已经收入现今的礼图之中，也没有改变祭玉的说法。臣等共同考察，自周公制定礼制、叔孙通重新厘定以来，礼制虽有纬书，汉代儒者也有很多著述，但寻检有关祭玉的内容，从来没有尺寸的说法。魏、晋以后，郑玄、王肃两家的学说各有门徒；《三礼》和六经无不加以论说，检阅他们的书，也没有谈到祭玉的尺寸。臣等查验这些图样，原本是绘画周公所说的正经内容，并没有记载尺寸。即使后人错误地作出这种说法，又怎么能随便收入周公的图中呢？可知聂崇义等人把诸侯入朝时献给天子夫人的琮璧，当作祭祀用玉；又拼合“羡度、肉好”的说法，强行制定尺寸。对古今大礼，顺从错误、改变正确，在道理上说不通。又据尹拙所述礼神用的六种玉，称取梁代桂州刺史崔灵恩所撰《三礼义宗》中的说法：昊天以及五精帝所用的圭、璧、琮、璜，都长一尺二寸，以象征十二时；祭地用的琮长一尺，以效法地数。又引用《白虎通》说：“中间方、外边圆的叫璧；中间圆、外边方的叫琮。”聂崇义非难这一说法，认为崔灵恩没有周公的才德，也没有周公的地位，怎么能凭一朝的撰述便补足六玉的缺文，尤其不合道理。臣等私下认为，刘向议论《洪范》、王通撰写《元经》，未必具有圣人的资质，也未必居于上公的地位，但只要有益于教化，就不能说没有文采。臣等考察崔灵恩所撰的书，确实考据古代训典；祭玉以十二为数，大概是因为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时，封山玉牒长十二寸，圜丘的笾豆排列十二行，天子用镇圭在外守护，王后用大琮在内守护，都长一尺二寸。又有祼圭长一尺二寸，君王用它祭祀宗庙。如果君王亲自举行郊祭，登坛酌酒献祭，身穿大裘，腰插大圭，行稽奠礼，手持一尺二寸的圭；而献给神灵的璧只有九寸，比不上宗庙祼圭的尺寸，既然把天当作父亲、把地当作母亲，感情上怎么能安适呢？这样看来，崔灵恩的议论在道理上并没有错。所以《三礼义宗》问世以来，历经梁、陈、隋、唐，流传将近四百年，谈论礼制的人都把它作为师法。如今《五礼精义》《开元礼》《郊祀录》都引用《义宗》作为标准。近代晋、汉两朝仍然依照旧制。周显德年间，田敏等人妄加穿凿，擅自更改。自唐贞观以后，前后三次大规模修订五礼，都因袭隋朝典故，或在仪式繁简之间略加调整，也没有改变祭玉的说法。伏望依照《白虎通》《义宗》《唐礼》的制度，作为定式。又尹拙依照旧图画釜，聂崇义却删去釜而画镬。臣等考察旧图，都有釜而没有镬。按《易经·说卦传》说：“坤卦象征釜。”《诗经》说：“只有锜和釜。”又说：“把它们浇入釜鬵。”《春秋左氏传》说：“锜、釜之类的器物。”《礼记》说：“烧熟黍米，剖割小猪。” 解释说：“古代还没有甑和釜，所以烧熟、剖割食物来祭祀。”这说明釜的用途由来已久，所以收入礼图。如今聂崇义因为《周官》记载祭祀时有检查鼎镬、供应鼎镬的文字，又因为《仪礼》有羊镬、豕镬的记载，于是说画釜不如画镬。现在各部经典都记载釜的用途，实在不能删去。至于《周礼》《仪礼》，也都有镬的文字，请把釜、镬两种都画入图中。又考察各家祭祀图，在当今实行的礼制中，大祀前一天，光禄卿要检查鼎镬。伏请在鼎的下面绘出镬。诏令同意。

译太宗淳化三年，将要在冬至举行郊祭。前十天，皇子许王去世。有司说，许王死在接受誓戒之前，依照礼制，天地、社稷的祭祀不应停止。诏令交付尚书省议论。吏部尚书宋琪等奏说：“许王去世，距离郊礼只有十天。”皇帝又下诏，停止十一日以后五天的朝参，并且为许王尊重地服丧成服，百官都应当入宫慰问。有司又打算在十二日、十三日接受誓戒。按照令式，接受誓戒以后不得吊丧、问疾。如今如果皇帝已经停止朝会却还没有成服，就完全违背礼文；百官既已接受誓戒又入宫慰问，也违背令式。况且许王地位属于藩王和皇亲，在兄弟中受到亲爱和贤德的推重，在朝廷中又是大宗的冢嗣，却突然去世，朝廷内外都为之哀痛。臣等想到圣上的心情，哪里承受得了这样的追念？在悲痛忧愁之际举行祭祀上帝的仪式，臣等实在担心上帝不会享用，百姓也会因此疑惑。况且祭天的礼仪一年有四次，载于礼经，并没有可以减损的情况。请改在明年正月上辛日合祭天地。”皇帝听从了。真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礼院李宗讷等说：“僖祖称为曾高祖，太祖称伯文懿惠明简穆昭宪皇后为祖妣，称孝明、孝宪、孝章皇后为伯妣。考察《尔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以及世父的区别；由此看来，只有父母可以称考妣。如今请僖祖只称庙号，从顺祖以下即依照《尔雅》的文字。”事情交付尚书省议论。户部尚书张齐贤等说：“《王制》说：‘天子有七庙，即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为七庙。’前代有兄弟相继即位的，也会调整昭穆的次序。因此《汉书》说‘为人后者为之子’，这是为了尊重本宗祖先、重视正统。又说：‘天子绝服期之丧，宗庙中怎么能有伯氏的称呼呢？’唐朝及五代有所谓伯氏称呼，大概是礼官的过失，并不是正统典制。请从今以后凡在太庙举行祭祀，就在太祖及诸祖之室称孝孙、孝曾孙嗣皇帝，在太宗之室称孝子嗣皇帝。《尔雅》中考妣、王父等文字，本来不是针对宗庙说的；历代既然没有采用，如今也可以不实行。” 景德年间，南郊卤簿使王钦若上言说：“五方帝的位牌上写有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叶光纪，恐怕是五帝的名号，按理应当恭敬避讳。”礼官说：“《开宝通礼义纂》所载五个名称，都是帝号。《汉书》注中本来就有名称，即苍帝灵府、赤帝文祖、白帝显纪、黑帝玄矩、黄帝神斗。既然是美称，不必回避。” 第二年，王钦若又说：“汉代把五帝作为天神的辅佐，如今却在第一龛；天皇大帝在第二龛，和六甲、岳镇、海渎之类并列。帝坐地位尊贵，如今却和二十八宿、积薪、腾蛇、杵臼之类同在第三龛，这是把卑下的主位放在尊贵的臣位之后，十分不妥。”如果认为北极、帝坐本来并不是天帝，而只是天帝所居之处，那么北极在第二龛、帝坐在第三龛，尊卑高下也仍然不相称。又因为太微垣的星位较少，左右执法、子星的星位较少，孙星也较少，于是命司天监考察验证，诏令礼仪使、太常礼院、司天监共同检验确定。礼仪使赵安仁说：“按《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就称昊天，从远处看呈青苍色就称苍天。人所尊崇的，没有超过帝的，所以把帝托于天而称上帝。天皇大帝就是北辰耀魄宝，是群星中最尊贵的。’《易经》说：‘日月依附于天，百谷草木依附于地。’又说：‘在天上形成天象，在地上形成物形。’这说明星辰之象并不是天本身，草木也不是地本身。由此可知，天以苍天、昊天为本体，不列入星辰之中。又《郊祀录》说，祭坛第二等祭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帝坐，这些位置排列在前；其余内宫诸位、五星、十二辰、银河，共四十九座，整齐排列，都在十二级台阶之间。” 唐代建中年间，司天冬官正郭献之奏说：“天皇、北极、天一、太一，按照天宝年间的敕令，都应升到第一等。”贞元二年亲自举行郊祭，因太常的议论，诏令重新遵从开元礼，仍作为定制。《郊祀录》又说：“坛的第三等有中宫、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座，都排列在前。”《开元礼义罗》说：“帝有五座：一座在紫微宫，一座在大角，一座在太微宫，一座在心宿，一座在天市垣。”这样看来，帝坐并不只是直接指天帝。又得到判司天监史序的奏状：“天皇大帝这一星位于紫微、勾陈之中，它的神名叫耀魄宝，这就是天皇帝坐。五帝才是天帝。北极五星在紫微垣内居中，其中一星名北辰；第一星主管月，为太子；第二星主管日，为帝王；第三星为庶子；第四星为嫡子；第五星为天子的枢纽。北辰所主管的并不只有一项，也不能与帝坐相比。太微垣有十颗星，有左右执法、上将、次将等名称，不能全部列举，所以总称太微垣。《星经》旧有孙星，坛图却只有子星，既然要辨别尊卑，就不能处在同一位置。” 臣私下认为，坛图的旧制度都有明确依据，天神的位置很难随意升迁。希望依照《星经》，全部以旧礼作为定制。王钦若又说，旧史《天文志》都说北极、北辰最为尊贵，勾陈口中的一星叫天皇大帝。郑玄注《周礼》说，祭天的礼仪是在冬至于北极祭祀天皇。后魏孝文帝祭祀六宗时，也把天皇、五帝升列在上位。考察《晋天文志》，帝坐星光明润泽，则天子吉祥、威令能够施行。既然称为帝坐，就是供天子占验的星位，如今列在下位，未见有什么道理。赵安仁又议论说子、孙两星不能处在同一位置；陛下正逢婚姻生育的吉庆，以此扩大藩屏王室的根基。如果因为前代缺文，便认为这样就是合礼，实在恐怕圣朝盛大的典制仍未达到适中。诏令天皇、北极特升至第一龛，又在子星位置设置孙星，帝坐仍按原次序。王钦若又说，帝坐只有紫微、太微的两座已经列在第二等，唯有天市的一座在第三等。考察《晋志》，大角和心宿中的星只称天王坐，实际上与帝坐不同。诏令特升至第二龛。第三年，龙图阁待制陈彭年说：臣看见诏书，来年正月三日上辛日举行祈谷祭，到十日才立春。

译考察《月令》，正月初一的注释说，这是举行祈谷郊祭昊天上帝。《春秋左氏传》说：“蛰虫开始苏醒时举行郊祭，郊祭之后才开始耕作。”大概春气刚刚到来，农事正要兴起，应当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后举行郊祭昊天以祈求丰收。自晋武帝泰始二年开始采用上辛日，不再选择立春的先后。齐武帝永明元年在立春前举行郊祭，有人议论想要改日。王俭说：“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都在立春前举行郊祭，于是没有改日。”吴操之说：“应当在立春前举行。”这样看来，左氏所记载的是三代相传的常礼，王俭所说的是后世变更的礼制。来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举行祈谷祭，这就赞同了王俭后来的议论，违背了左氏的明确文义。希望改在立春后的上辛日举行祈谷礼，于是诏令有司详细确定各项祠祭事务。有司说，今年四月五日举行雩祭上帝，十三日立夏祭祀赤帝。考察《月令》，立夏这一天，天子在南郊迎接夏季。注说：“这是在南郊祭祀赤帝。”又说：“这个月举行大雩。”注说：“《春秋左氏传》说：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龙星就是角宿、亢宿。”立夏以后，黄昏时龙星出现在东方。考察《五礼精义》说：“自周代以来岁星运行有所偏差，如今所谓龙星出现有时已在五月，用来祈求及时甘雨就已经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只是四月上旬择日，如今却只按换月使用日期，不等候节气到来，在立夏以前举行祭祀，明显违背旧礼的本意。如果龙星有时在仲夏才出现，而雩祭却在季春举行，两者相隔很远，在礼制上也不周全。想请一并改在立夏以后择日；如果立夏在三月，就等到换月以后再举行。四年，判太常礼院孙奭说：“依照礼制，冬至祭祀圜丘，由有司代理行礼，让六百九十位天神从祀。如今只有五方上帝以及五人神共十七位设有神位，天皇大帝以下都没有设置神位；而且太昊、勾芒只在孟夏雩祭、季秋大享时涉及，如今却在冬至祭祀，恐怕不相合。”翰林学士晁[疑字]等说：“按《开宝通礼》，圜丘由有司代理行礼时，祭祀昊天并以帝配享，同时祭祀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众星，共六百八十七位；雩祭、大享祭昊天并以帝配享，祭祀五天帝、五人帝、五官，共十七位。方丘祭祀皇地祇并以帝配享，还祭祀神州、岳镇、海渎，共七十一位。如今司天监所设置的圜丘、雩祭、明堂、方丘，都只有十七位；这就是方丘有岳渎从祀，圜丘没有星辰，反而让人帝从祀。希望依照孙奭的请求，以《通礼》和神位数目作为定制；其中有所增加的，依照后来的敕令办理。”皇帝听从了。真宗时，右正言夏竦进呈奏疏说：“臣认为，祭祀是国家的大事，也是百姓所仰望的事情。天子富有六方幽冥，尊贵达到万国之极，如果没有祭享，凭什么教化百姓？所以宗庙有烝、尝、禘、祫的不同，郊祀有类祭、望祭、燔祭、瘗祭的差别。大凡礼敬天地、侍奉鬼神，没有比祭祀更为重要的，也没有比祭典更为重大的。祭品精米丰盛，牲畜齐备，包茅、端黻、冕服等，是仪式。谨慎斋戒，端肃容貌，表达诚信，严肃地执掌献祭，是恭敬。仪式用来彰明礼制，恭敬用来降神。与其恭敬不足而仪式有余，不如仪式不足而恭敬有余。《易经》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举行简朴的禴祭。』《尚书》说：『鬼神没有固定享用的祭品，只享用能够表达诚意的祭品。』

译传说说：『蘋、蘩、蕴藻之类的蔬菜，沟渠污水、道路积水，只要具有明白真实的诚意，就可以进献给鬼神。』 从前夏、商、周三代兴盛时，祭品简薄而诚意深厚；到了它们灭亡时，祭祀丰盛而诚意懈怠。所以先王的戒诫，没有比这更优先的。国家承受重大天命，开创基业、受天授命；皇帝盛大举行享帝的礼仪，端正清庙的神位，虽说唐、汉也没有谁能与之相比，但臣私下对祭祀之事仍有疑惑。九种祭祀、六种祭祀称号，礼制虽然有差别；百拜、三献，恭敬却没有不同。朝廷制度是三年举行一次郊祭。陛下端正地佩戴圭冕，认真斋戒，显明诚意、致力洁净，恭敬侍奉上帝。普通百姓都知道感动叹息，赞颂之声洋溢，赞美流传于道路。至于朝日、夕月和四郊迎气等礼仪，却因为万机繁忙，只特别下诏命执事官代为奉行。文臣大儒足以承担礼仪，然而听说实际行事的官员、祝官和史官中，不免有品行卑劣的人，往往任用权贵游幸子弟，他们很少知道恭敬，早晚多有懈怠。祭祀之事如果依靠圣明的德行，神灵享用祭品也就罢了；如果仅仅依靠祭官来祭神，神灵恐怕会把祭品吐出来。伏愿陛下遵循经典义理，亲自察看祭献；如果圣政稍有空闲，希望选择贤良大臣主持其事。宗祝之官，应当选任儒雅之士；严格执行戒誓，弹劾懈怠怠慢者，彰明肃敬恭谨的德行，教导百官遵行孝顺谨慎的礼制。这样德行上达神明，教化下行百姓，神人与天地和乐，灾害不会发生，淳厚的风俗也会由此逐渐形成。” 仁宗刚即位时，同判礼院谢绛议论宣祖配享感生帝之事，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本院与崇文院检讨官详细议定，准备以宣祖配享感生帝。臣私下考察，宣祖并非受天命开创帝统之祖，沿袭旧例让他配享，义理或许不够妥当。臣认为，三代和两汉的礼经虽然记载明确，但年代久远，难以取法，请以唐代典制来说明。唐高祖武德初年制定法令，每年圜丘雩祀，都以景帝配享；祈谷大享，都以元帝配享。唐太宗初年以高祖配享圜丘、明堂、北郊之祭，以元帝专门配享感生帝。唐高宗永徽三年，在圜丘祭祀高祖，在明堂祭祀太宗，并兼以太宗配享感生帝。又因景帝、元帝都称为祖，万世不迁，于是停止配祀，以符合古义。臣认为，景帝当初受封为唐朝始祖，推究事实，大概与宣祖不能相比。宣祖在唐代所对应的，是元帝这一类；唐朝拥有天下不过刚超过三代，景祖、元祖二祖已经停止配祀的礼典。况且大宋在这里接受天命，已有四位圣君，而宣祖仍配享感生帝，因袭至今没有停止，这与唐制不相符合。请依照永徽年间的旧例，停止宣祖配享；仍采用唐太宗时的旧例，在明堂宗祀真宗，并兼以配享感生帝。” 如果依据郑康成的说法，就是：“五帝轮流称王，王者兴起，是因感应了其中某帝，所以在南郊分别祭祀，并以其祖先配享。”如今如果不采用永徽年间的旧例，那么请以太祖兼配，正好符合郑康成的说法。但议论者把宣祖比作周代的后稷，臣私下对此又感到疑惑。详细考察郑康成的意思，不是受天命而始封的祖先，就不能配享，所以引用后稷配享灵威仰的义理作为证明。只有太祖开始奠定帝业，配享感生帝，按理说是非常明白的。如果认为配享祈谷与祭祀感生帝的日期相冲突，那么应当以太宗配享祈谷，以太祖配享雩祀，也不失去尊崇祖先、区别尊卑的原则。臣认为，宣祖之庙并不是因为永世不迁，却反复让他配享天帝，这在古礼中是可疑的。礼制说，祖先凭功劳而立，宗室凭德行而立；但不是受天命的祖先，亲属关系尽了就必须毁去其庙，更何况让他配享天帝呢？” 天圣二年二月，翰林学士王珪等上议说：“同知太常礼院吕夏卿上状：古代新君登基三年，先君丧期满二十七个月举行禫祭，然后将新主祔入宗庙，开始特别举行禘祭。禘祭是在冬季十月举行的祫祭，第二年又举行禘祭。从此以后每隔五年再举行一次禘祭和祫祭。丧服期满必定举行禘祫，是因为它们是再次举行大祭的根本。如今正逢祫祭，但因为陛下尚未服满三年之制，采纳有司的意见，十月仍按旧例举行时享。然而时享宗庙与祫祭礼制不同，按照旧例，举行郊祀的年份遇到祫祭，也从未权且停止腊祭。这样看来，孟享与宗庙时享曾经在季冬同时举行。关于禘祫的年次，请一依太常礼院的请求：今年十月举行祫祭，明年四月举行禘祭，仍按吕夏卿的意见，权且停止今年的腊享。” 康定元年，直秘阁赵希言上奏：“太庙向来只有寝，没有独立的庙，是因堂为室；东西共十六间，其中十四间作为七室，两端各有一间夹室。按照礼制，天子有七庙，亲庙五座，祧庙二座。根据古制，僖祖、顺祖二祖应当迁入祧庙。国家为道观、佛寺都建造别殿，供奉安置神御，哪里比得上每位先主各有一庙、一寝？或可在前面另建一座庙，把现在的十六间作为寝，再另建一座祧庙，每间分别题写庙号；至于扣押的神御物品，应该销毁。”同判太常寺宋祁说：“周制有庙也有寝，用来象征人君，前面有朝，后面有寝。庙中收藏木主，寝中收藏衣冠。到了秦代，才把寝迁到墓旁，所以陵上又称寝殿，后世沿袭了这一做法。如今宗庙没有寝，大概就是由此而来。郑康成说周制设置二昭、二穆，加上太祖和文王、武王，共为七庙；这只是他一家之说，不足以用来订正礼制。自荀卿、王肃等人都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依尊卑每次递减两庙。国家七世之数，并不采用郑康成的说法。僖祖到真宗才达到六世，不应当马上就建立祧庙。自周、汉以来，每位帝王各自立庙；晋、宋以来，多数是同一大殿而分为不同的室。” 本朝用七室代替七庙，这一制度相承已久，不可轻易更改。《周礼》说，天府掌管祖庙的守藏和宝物，世代相传的物品都在那里。神御、法物、宝盝、扣床，请另建库房收藏。从此各室题写庙号，并建造神御库。庆历元年，张方平论述郊祀、宗庙三件事，上防说：“臣前面所议论的，是请求在郊祀、宗庙中竭诚行礼，以感谢上天的警戒，这正是内心发自精诚的表现。然而祭祀享礼，关键在于内心尽到诚意，外在供物尽其应有的数量。外在供物尽礼，并不在于供物多，而在于符合礼制罢了。臣近来奉敕在郊祀、宗庙中执事，所以列举所见最不合礼的三件事上奏。大概这些事情疑惑于旧典，另外没有经过讨论。礼，主要就是恭敬罢了；这些是圣心可以裁定改正的地方。” 一、圜丘的黄道。

译臣看到，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使用黄色褥位，祖宗配享使用绯色褥位，以表示祖宗礼制低于天地。皇帝的板位和饮福位也都用绯色褥，表示不敢逾越祖宗。可是从小次前面设置黄道直到登坛。黄道的制度并没有记载在典礼中，臣私下详细考察，大概是因为皇帝已经解剑、脱鞋，要借助踏席行走以求洁净；既然用踏席，而又使用黄色，就超过了祖宗褥位的制度。并且，随同登坛的各位执事者盘旋回转，礼容不肃敬，以至于衣襟衣袖拖曳拂动，还要为避开黄道而移动神位。况且坛上已经铺设织物作为踏席，臣认为从小次登上午陛，按例可以铺设踏席，黄道则可以撤去；这样才合乎礼制。” 一、小次。皇帝行礼之后，应当到坛下的褥位。小次的设置，是皇帝每次奠币、登坛献礼，下来后就进入小次。至于近侍左右，常常在帐幕后面休息坐着，于是陪位的百官也不防备、不端正站立，懈怠倚靠。三年才举行一次郊祀，礼仪已经很稀少了，却又如此缺乏恭敬和戒慎，这不是用来符合陛下敬事上天、尊奉祖先心意的做法。《周官》所载掌次之职，礼制有旧文可据。如果撤去帷帐遮蔽，使小次空置而不设防，这一改变礼制的做法就由圣明的君主开始，后世也可以有所记述。一、祠官。凡是祭祀之事，主要在于肃敬。何况礼行于郊祀、宗庙，如果肃敬不足，就叫作亵渎祭祀。臣在太庙看见，司徒上前捧奉俎肉时，俎已经进入内室，却命令执事者再次举出来，然后才捧奉进献。他们竟然如此不戒慎；而且监礼官直到祭事结束也没有到场，有司没有追问，御史没有纠察，众执事在岗位上懈怠到了这种程度。所有因祭祀之事任职的官员，虽然在尚书省接受誓戒，也只是徒然练习虚浮的仪式罢了。请特别降下中旨，重申敕令御史台，严格加以纠察，以惩罚不恭谨者。以上三件事都切合礼意，事情并不难实行；对上可以承当陛下的精诚，对下可以整饬朝廷的常典，希望三灵降临，百福齐至。如果圣心留意，特别垂察采纳，即请下诏施行。” 判太常寺吕公绰说：“旧礼中郊祀、宗庙所用尊罍的数量，虽然都依据古制，却并不实际盛装酒水。三酒、五齐、明水、明酒，有司相承称为‘看器’。郊祀、宗庙的配位只使用祠祭酒：大祠位分二升，中祠位分二升，小祠位分一升。只设一尊酒用于酌献，一尊酒用于饮福。应当下诏命酒官依法制备齐酒并分别实装，坛、殿上下的尊罍，有司不得设置空器；并依唐制，用井水代替明水、明酒。正位、配位酌献和饮福所用的酒，如果原来用二升，各增加二升；从祀神位仍用旧有升数。”吕公绰又说：“历代郊祀的配位都没有侧向。真宗曾把封禅图给辅臣看，说：‘我曾见郊祀昊天上帝不设正坐，大概是因为皇地祇次于昊天上帝。如今修建登封祭祀上帝的礼仪，应该安排在子位。太祖、太宗的配位应当仿照郊祀，斜向设置。’后来有司不明白先帝所说以告成报功、酌情变通的意思，每次郊祀仪范既引用祥符年间侧向设置的文字，又记载面向西方、以北为上之礼，临时任选一种，从未考订确定。于是下诏规定，南郊配享的祖宗，都固定为在东方面向西方。” 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说：“《周礼》司服之职掌管君王的吉服：大裘冕没有旒，用来祭祀昊天上帝，祭祀五帝也如此；衮冕有十二旒，衣裳有十二章，用来享祀先王；鷩冕有八旒，衣裳有七章，用来享祀先公，也用于飨射；毳冕有七旒，衣裳有五章，用来祭祀四望山川；絺冕有六旒，衣裳有三章，用来祭祀社稷和五祀；玄冕有五旒，衣裳没有章纹，用来祭祀小祀。这些都是天子亲自主持祭祀时所穿的冕服，完全根据所祭神祇的大小来制定等级。如今大祠、中祠所派的献官，都使用上公九旒九章的冕服作为初献，其余公卿也都穿七旒冕服，完全没有等级差别。小祠却穿公服行事，违背了旧典。应当详考《周礼》，根据所祭神祇来制定献官冕服的制度。”诏令礼官议奏说：“圣朝的制度，只有皇帝亲自祭祀郊祀、宗庙以及举行大朝会等大礼时穿衮冕；此外其他冕服都不设置。每年常祀派官行事，摄行公爵职务的穿一品九旒冕，摄行卿职的穿三品七旒冕，自然依照品级制度穿服，不按祠祀大小区别。至于小祠献官，旧例穿公服行事，确实违背典礼。” 按照《衣服令》，五旒冕的衣裳没有章纹，配皂色绫绶、铜装剑佩，四品以下官员担任献官时就穿这种服饰。如今小祠献官既不是摄行公卿职务，就都属于四品以下，应当有祭服。请除公卿祭服仍旧依本品级穿着外，小祠所派献官一律依照现行规定穿祭服行事。若是临时举行告祭，使用香、币、礼器行事的人员，也都依此办理。” 皇祐初年，同知太常礼院邵必上言说：“臣看到，监祭使、监礼都戴五旒冕，衣裳没有章纹，颜色为紫檀色。按照《周礼》六冕的制度，凡有旒的冕，衣裳都有章纹；只有大裘冕没有旒，衣裳没有章纹；一命大夫的冕没有旒，衣裳也没有章纹。如今监祭、监礼所穿的五旒冕，是侯伯等级的冕，却衣裳没有章纹，实在很不相称。使用紫檀色，也没有经典依据。臣私下详细考察，监祭、监礼既不是祠官，只是御史、博士，却穿用五等冕服，大概并不合适。况且有旒而没有章纹；何况国家南郊大礼，太常卿只穿朝服，在前面引导皇帝，这才是明确的祠官。今后请监祭者戴獬豸冠，监礼者戴进贤冠，这才相称。”诏令不准许。

译二年，判太常寺宋祁上《明堂路寝议》说：“凡是明堂和路寝，名称虽然不同，制度却是一回事。从前神农氏在明堂祭祀，有屋盖而没有四面墙。到了黄帝，称明堂为合宫；唐尧、虞舜称明堂为五府；夏后氏称明堂为世室；商人称路寝为重屋；周人称五府为明堂。黄帝称合宫，是取其会合之义；唐尧、虞舜称五府，府就是聚集，意思是五帝之神聚集在这里受祭。夏后氏称世室，是取世世不毁的意思。商人称重屋，是因为商代比虞、夏更讲究，在屋上增加重檐四阿的制度，所以这样命名。周人称明堂，是因为天子经常在这座堂中彰明政教之法。天子颁布十二个月的政令，每月到相应时令的堂上听取朔令。如果遇到闰月，就关闭左边的门扉而施行政令。所以文字中说文王‘在门’，就是指闰月；又说它在国都南面、处于离位之地，有光明的含义，因此称为明堂。夏代世室，进深八丈四尺，面阔十丈五尺，这就是《考工记·匠人》所说的‘堂修一’。台基高一尺。夏代堂上有五室，以取法五行：木室在东北，火室在东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每室进深一丈八尺，面阔二丈一尺。” 土室在中央，进深二丈四尺，面阔二丈八尺。然而五室位于堂上，堂总进深六丈、面阔七丈；这又是《匠人》所说的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有九级台阶，三面各二阶，南面三阶，这是取法阳数。五室有四门八窗，门取法四时，窗取法八节。一座堂，是取法大地承载五行的意思。商人所说的四重屋，就是正寝；正寝也就是路寝。其制度是堂进深五丈六尺，面阔七丈二尺，堂上也设五室，每室方一丈六尺，台基高三尺，重屋有四阿。四阿，就是屋檐滴水处。周人的明堂依照寝、庙的制度，九尺为一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台基高一筵；上面也有五室，每室进深、面阔各二筵。有人说，宫室屋盖方圆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又有人说在七里之郊。郑康成说：‘这三种说法，有时指宗庙，有时指王寝，有时指明堂，是互相发明，说明它们制度相同。’汉代马宫说：‘夏后氏的世室，室比堂突出，所以命名为室；商人的重屋，屋比堂突出，所以命名为屋；周人的明堂，比夏代的室更大，所以命名为堂。’夏代扩大堂的面阔，共四百四十四尺；周代明堂以两序之间为大，夏代则为七十二尺。” 汉武帝开始按照公玉带所献黄帝时代的明堂图来建造，在汶上绘制了黄图。图中是一座四面没有墙壁的殿，以茅草盖顶，通水；水环绕室墙形成复道，上面有楼。从西南进入，名叫昆仑。汉武帝开始在上面祭祀太一和五帝。到了后汉光武帝，又营建明堂，上圆下方，有八窗四门，九室十二座，每室四门共三十六门，八窗共七十二窗，这是沿用周制。晋代议论营建明堂时，裴頠说：‘尊奉祖先以配享上天，义理非常明确；但庙宇的制度，礼书没有分辨清楚，应该径直建为一座大殿，以崇敬严肃地祭祀先父，其余繁杂琐碎的设置一概删去。’从此宋、齐以后都遵循这一礼制。所以宋代建明堂，只建成十二楹的大殿，没有古代门窗的制度，只是用雕刻绘画加以装饰罢了。梁代仍沿用宋制，在中间六楹安置六天帝之座，都面向南方；五位人帝的位次设在阼阶之上，堂后建五楹小殿，作为五位佐室。唐明皇帝开始把东都乾元殿作为明堂，参照采用周制，开元二十年用来举行享礼。臣考察，明堂是天子发布政令的地方，之所以又能祭祀上帝，大概是因为它所在之地不在郊外，能够交相享祀人神吧？到了三代，礼制更加文饰，所以在门窗制度上都有取法象征，用来尊崇它、使它显得神圣。” 总而言之，不过是讲明礼制、侍奉神灵、发布法度罢了。后世君王用来颁布重大政令、召见群臣，难道会没有场所吗？称作宣室，称作大极，都与明堂相类似，只是沿革和名称不同罢了。然而各位儒者受见闻局限，抱着残缺的典册争论，以空泛的言语作为依据，只见到大概情形，就抗拒必然可信的实际论证，认为一件事、一件物品不如古制就是不合礼，推崇上古制度，几乎认为后世无法赶上。却完全不知道圣人会顺应时代、制定适宜的制度，兴起至善的治理、安定天下；即使通达神灵之心而没有明堂，也不损害有道之治，反而会使行礼者产生疑虑。如今的大庆殿，就是古代的路寝，也就是明堂。用它来奉祀上天、发布政令，有什么不可以呢？本朝以来，除了朝会和斋宿，从未亲临使用，所以它的栋宇宏大，朝廷正堂宽敞华美，与燕寝自然不相连接，本来就不是经常临幸的近郊宫室。如今有人请求把它直接作为明堂，在礼制上非常便利。” 宋祁又议论五室，上奏说：明堂为什么有五室？《尚书·帝命验》说：‘帝王承受上天之命，建立五府：赤色称文祖，黄色称神斗，白色称显纪，黑色称玄矩，青色称灵府。’郑康成说：‘五府与周代明堂相同。自夏代以来，五室的制度没有改变。周家把木室设在东北，象征树木在寅时生长；把火室设在东南，象征火在巳时兴盛；把金室设在西南，象征金在申时兴起；把水室设在西北，象征水在亥时兴起；土室位于中央，象征土总摄统御五行，寄居四方施治，而不专处一隅。’木室称青阳，火室称明堂，土室称太室，金室称总章，水室称玄堂。青阳，是说春天的颜色和阳气；明堂，是因为夏天属朱明，是形体光明的意思；太室，太就是大，土的功用最大，其他五行相比之下都小，因而包含广大之义；总章，总是总括，章是彰明；到了秋天万物已经成熟，光明洁净鲜明，所以称玄堂；玄是黑色，冬天万物肃杀属阴，因此取黑色之义。秦代改为九室，制度没有流传下来。后汉营建明堂时，于是改动了周制。”

译张衡所说的“▯庙重屋八达九房”，有人解释为九室、十二座，以象征九州和十二个月。宋朝营建明堂，只建成十二间大屋，没有设置门窗的制度。齐朝采纳王俭的建议，又改建为五室。梁武帝想有所著述，于是下制书与群臣广泛议论说：“明堂依照《大戴礼》设置九室、八窗、三十六户，屋顶用茅草覆盖，上圆下方。”郑康成依据《援神契》也说：“上圆下方，叫作八窗四达。”明堂的意义，本来是祭祀五帝之神，但九室的数目却看不出其中的道理。若按五堂来说，虽然符合五帝之数，但面向南方就背对汁光纪，面向北方就背对赤熛怒，面向东、面向西也同样如此，在实际礼制上很难妥当。况且明堂祭祀如果议论五帝，就是总括议论郊祀；五帝又分别是宗祀所配的对象，还应当各有宫室。若只配祀一室，那就不合配祀五帝的道理；若都配祀五帝，便会成为五个位置。按道理说，明堂本来不应有宫室。朱异认为，《月令》所说“天子居于明堂左个、右个而听朔”的礼制既然在明堂举行，如今若没有宫室，在意义上就会形成缺失。制书说：“如果依照郑康成的说法，听朔必定在明堂举行，那么这里就会混淆人与神，恭敬庄严的礼法也会被废弃。” 《春秋》说：“个位于两个大国之间。”这句话所说的明堂左右个，是指五帝堂的南面另有小室，也同样称为明堂，分为三个区域。听朔既然分为三个区域，便有左右的意义；在营域以内称为明堂，营域以外则有“个”这个名称，所以称作明堂左右个。由此看来，听朔的区域本来就在五帝堂之外。神灵各有区别，彼此不应混杂议论，因此最终不能确定。天监十二年，虞防建议说：“《周礼》所说明堂九尺的筵，可以作为高度、长度和宽度的尺度。堂高一筵，所以台阶高九尺。”汉代的制度仍然遵循这一礼制，所以张衡引用以筵作为堂的尺度。郑康成认为，庙、寝三种制度既然相同，都应以九尺为尺度。制书说可以。于是拆毁宋朝的太极殿，用其木材建造明堂，共有十二根楹柱，台基以太庙为标准；中央六根楹柱处安置六个神座，全部面向南方。从东面起，第一座是青帝，第二座是赤帝，第三座是黄帝，第四座是白帝，第五座是黑帝；配帝总共配享五帝，位于阼阶东首，面向西方。大殿后面又建造一座五楹的小殿，作为五个佐室。后周采用《三辅黄图》的说法，想建九室，但没有建成。隋朝牛里仁建议说：“夏、商、周三代相沿承袭，都有所增损变更；至于五室，却明确地始终没有改变。”宫室是用来祭祀天的，而天确实有五方；如果建九室，那么四面的廊庑所用于发布政令、考察朔日的安排，就应当各依其时辰。郑司农说，十二个月分别位于十二个月的阳位等左右位置，并没有说它们居于宫室之中。郑康成也说，每月都应在与当月时令相应的堂上听政。礼书图中所画的个，都在堂的偏侧，因此必须建五室。唐高宗与群臣杂议，认为五室较为合宜，所以在太室中央面向南方设置昊天上帝之位，在东南面向西方设置配帝之位；青帝在木室面向西方，赤帝在火室面向北方，黄帝在太室南户的西侧面向北方，白帝在金室面向东方，黑帝在水室面向南方。太昊、炎帝、轩辕、少昊、高辛的神座，各设在五方帝神座的左侧，面向中央，位置稍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防的神座设在明堂庭院中央，各在相应方位，全部面向中央。因此本朝沿用唐制，礼仪保存于《通礼》之中。臣考察古书，称明堂为五府，似乎五室制度就是由此开始的。上古的图籍已经湮没昏暗，后世无法得到缙绅先生所能说明的材料；而且他们所说的也都只是大概，不能细致地推求考察。所以夏、周只说“在明堂大规模地祭享上帝”，并没有说每位帝神分别占有一室。后世诸儒推演并合会这些说法，分别以五行作为主宰，于是设置了神位。这种制度一旦兴起，就不能废除。然而汉代制度本来设置九室，薛综说：“堂的后面有九室，这是用来区别于周制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九室在堂后，并不是祭享上帝的神位，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因此，梁武帝对于面向何方产生疑问，筵席和几案的尺度又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如今有关部门请求把大庆殿直接作为明堂，仿效古制而适合今日，这是最符合礼制的做法。《周礼》一书说：“清庙、明堂。”二者与路寝采用相同的制度，这就是证据。至于五室，权且用帷幕帐幔设置，以表示六天、五帝，分别安置神位，在礼制上没有什么嫌疑。祁又议论蔡邕关于明堂的奏议说：“蔡邕说：明堂就是天子的太庙，是用来尊崇礼敬祖先、使祖先配享上帝的地方。夏代称世室，商代称重屋，周代称明堂。东方叫青阳，南方叫明堂，西方叫总章，北方叫玄堂，中央叫太室。《易经》说：‘离卦，就是光明，是南方的卦。’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朝向光明而施政，君王的正位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所以虽然有五种名称，但以明堂为主。中央位置端正，都称为太庙。这里顺应上天、随从四时的法令，彰明美德，举行宗祀的礼仪，彰显前代功业和百官的劳绩，树立尊敬老人、恭敬长者的道义，彰显教育年幼、教诲孩童的学业；在这里朝见诸侯，选拔培养士人；按照制度，使活着的人凭才能任职，使死去的人依据功劳接受祭祀。因此它是施行大教的宫殿，四种学校都在这里。譬如北极星安居其位而众星环绕，万象像羽翼一样由此生成，专门承受和施行政令的根源也由此而来，用来彰明天下一统。所以说到明堂，事务意义重大而深远。取其宗祀时清静肃穆的形貌，便称为清庙；取其作为政事宫室的形貌，便称为太庙；取其尊贵崇高的意义，便称为太室；取其堂的名称，便称为明堂；

译取其四面设学的意义，便称为太学；取其四面环水、形圆如璧的形制，便称为辟雍。名称虽然不同，所做的事情相同，实际上是一回事。《春秋》记载鲁国取得宋国的奸赂，便把它显现在太庙中，以彰明圣王建立清庙、明堂的意义。经书说：‘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放入太庙，这是不合礼的。’统治天下的人要彰明德行、杜绝违失，所以彰显美德以示给子孙。因此清庙用茅草盖屋，是为了显示节俭。德行节俭而又有制度，升降进退都有一定的数度，礼仪器物用来记载它，声名用来宣扬它，以此临照百官；百官因此警戒畏惧，不敢改变法纪，这就是用来大力彰明教化。周代的清庙、鲁国的太庙，都是明堂。鲁国在太庙明堂祭祀周公，就如同周代在清庙明堂祭祀文王。《礼记·檀弓》说：‘王在清庙明堂斋戒举行禘祭。’《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礼记·明堂位》说：‘太庙，就是天子的明堂。’又说：‘成王年幼柔弱，周公代行天子之位治理天下，在明堂朝会诸侯，制定礼仪、创作乐章，颁布度量标准，于是天下大为服从。成王认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劳，命令鲁公世世代代在鲁国太庙以禘礼祭祀周公，使用天子的礼乐；登堂歌唱《清庙》，堂下演奏《象》舞，以此使鲁国的礼乐声名广布天下。取用清庙的乐歌，在鲁国太庙明堂的庙中歌唱，就如同周代的清庙。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彰明文王、周公的德行，给子孙后代看。《易传·大初篇》说：‘天子早晨进入东学。’白天进入南学，傍晚进入西学，晚上进入北学，位于中央的叫太学，是天子亲自学习的地方。《礼记·保傅篇》说：‘帝进入东学，尊崇亲亲而重视仁；进入西学，尊崇贤能而重视德；进入南学，尊重年长者而重视诚信；进入北学，尊崇贵者而尊重爵位；进入太学，接受老师教导而询问道理。’这与《易传》的说法相同。《魏文侯·孝经传》说：‘太学就是中学，是明堂的所在。’《礼记》所说的“古代大明堂之礼”说：‘膳夫主持礼仪。正午从南闱出来，接见九侯的门子；太阳偏西时从西闱出来，察看五国的事务；天色昏暗时从北闱出来，察看帝王的符节。’这与《尔雅》所说的“宫中的门叫闱”相同。君王居处明堂的礼制，又分别设置阴阳之门。南门称门，西门称闱。所以《周官》中有门闱之学。师氏用三德教导国子，守卫王门；保氏用六艺教导国子，守卫王闱。这样看来，师氏居于东门、南门，保氏居于西门、北门。掌管教导国子的官职，与《易传》《保傅》以及君王居处明堂的礼制互相参照、彼此发明，构成四学。《文王世子篇》说：‘凡举行大合乐，就随即奉养老人。天子到来后，便命令有关官员办理事务，兴举礼仪等级和节度，祭祀先师、先圣。开始奉养老人时，前往东序，在先老面前行释奠礼，接着设置三老的席位。春夏学习干戈之舞，秋冬学习羽籥之舞，都在东序举行。凡是祭祀、养老、请求老人赐言以及会合交谈的礼仪，都由小乐正在东序宣告。”又说：‘大司成在东序讲论。’这样看来，宣告和教导学习都在东序。东序就是东方的堂。因为在这里教导学习，所以称为太学。仲冬这个月，命令祭祀诸侯和卿士中对百姓有德的人。《礼记·太学志》说：‘礼士大夫在圣人、善人那里学习，并在明堂祭祀；没有官位的人，则在太学祭祀。’《礼记·昭穆篇》说：‘在四学祭祀先贤，是用来教导诸侯的德行，也就是借此彰明施行国礼的制度。’太学就是明堂的东序，这些都在明堂、辟雍之内。《月令》记载说：‘明堂，是用来彰明天时、统摄万物的地方。明堂上面与天象、日辰相通，所以下面设置十二宫以象征日辰。四周环绕着水，是说君王的举动效法天地的德行，广泛施及四海，正像这水一样，所以称为辟雍。《王制》说：‘天子出征，执有罪之人归来，回到学校举行释奠礼，把俘虏和所割取的左耳报告给先师。’《乐记》说：‘武王讨伐商朝，在京城的太室陈列俘虏和所割取的左耳。’《诗经·鲁颂》说：‘威武勇猛的虎臣，在泮宫献上所割取的左耳。’京城的太室，就是辟雍之中的太室，也就是明堂太室；它与诸侯的泮宫一样，都在那里献俘献馘。这就是《王制》所说的“把俘虏和馘首报告”的事情。《礼记》说：‘在明堂祭祀，是用来教导诸侯孝道的。’《孝经》说：‘孝悌达到极致，就能通达神明。’光辉照耀四海，没有地方不通达。《诗经》说：‘从西方来，从东方来，从南方来，从北方来，没有谁不服从。’这是说，施行孝道的地方就称为明堂，施行悌道的地方就称为太学。所以《孝经》把二者合起来说成一个道理，并引用镐京的诗来说明它。以上都是明堂、太室、辟雍、太学彼此贯通合一的意义。它们的制度和尺寸也各有取法：堂方一百四十四尺，是取坤卦蓍策之数；屋顶圆形，直径二百一十六尺，是取乾卦蓍策之数。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是阴阳九、六变化的体现。而且圆盖方载，是六、九之道。八扇门象征八卦，九室象征九州，十二宫对应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窗，是以每室四户、八窗乘以九室的数目。门都设置在外面而不关闭，表示天下没有什么可以隐藏。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黄钟九寸九分之数的实数。二十八根柱子排列在四方，也是二十八宿的象征。堂高三丈，也对应三统。四方、五色，象征五行。外部宽二十四丈，对应一年二十四节气。四周环水，象征四海，是君王举行大礼的制度。晋代袁准著论非难这种说法：“明堂、太庙、太学三者，所办的事情和意义不同，各有各的用途；但议论者却把它们合成一体，取用《诗》《书》中散佚的文字和经典中相似的话，推演而使它们相同，这种错误太严重了。”宗庙之中，是人们行礼的地方，幽深隐秘而清静，是鬼神居处；如果让各种学校在其中举行，或在其中举行飨礼、射礼，就会使人与鬼神互相轻慢亵渎，生者与死者混杂交错；又把囚俘割耳，伤口流血，以此扰犯鬼神，这不合道理。况且茅屋、栗木椽子，是最质朴的东西；在其中设置日月、乘坐玉辂，也与这种场所不相称。《礼记》的先儒说：“明堂四面，东西八丈，南北六丈，它与七庙不是一体。”

译宗庙是鬼神居住的地方，在祭祀天时却进入人鬼居住的宫室，这并不是合宜的场所。君王有五道门，宗庙位于其中一道门以内；如果在宗庙中张设三侯，又把辟雍建在里面，那么宗庙之中根本容纳不下。周人建立的是三代的学校，并不是建立三代的宗庙。周人在东胶奉养老人，也不是奉养三老。文王世子篇所说在东序养老、请求赐言，也都是在学校举行的。灵台是用来观望云气的，清庙是用来训示节俭的，既然不是一体，怎么能在宗庙之中举行宴饮、射礼和嬉戏呢？明堂位于国都南面，而宗庙位于左方；况且宗庙不应建在外面。齐宣王问孟子：“可以毁掉明堂吗？”如果明堂就是宗庙，怎么会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呢？诸儒谈论明堂，都没有确实的证据；蔡邕等人于是说它们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把它们比作北辰，说各自居于中央而位置不移动，运行三光；这并不是说它们是同一个事物、具备同一形体，只是为了启发人的理解罢了。臣考察蔡邕是汉代的大儒，当时距离圣人还不远，然而他把明堂、清庙、辟雍、灵台合为一物，依据是什么？难道是因为他博见异术而有所著述吗？还是想凭独到见识取得当世的推重呢？自从孔子去世以后，诸儒争相发表议论，有的谈鲁国礼制，有的论述周代制度，有的讲说夏、商制度，各家自行著书，彼此决不相通。况且纬书荒诞怪异，依附经书编造说法，道理上没有什么可以凭据的地方，而蔡邕却相信自己所疑惑的说法；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明知不可行却仍然宣说，是以诬妄附会诬妄。蔡邕必定属于愚妄和诬妄中的一种，理应受到后人的讥刺。因此魏、晋以后，蔡邕的说法不再施行。祁又议论上帝、五帝，奏报说：郑康成认为上天之神总共有六位，昊天是天皇大帝，五帝是太微垣的五帝。王肃说，昊天只有一位神，五帝是次一级的神。但诸儒中依附郑康成说法的人很多，所以依据他的说法来解释。凡是合祭五帝，一年有两次祭祀：在龙星出现的月份，于南郊祭祀，称为大雩，这是第一次；九月在明堂举行大飨，以文王配享，这是第二次。祭祀明堂时，诸儒的说法各不相同。有人说，周家祭祀五位天帝，都在明堂之中，以五位人帝和文王配享；五官之神的神座设在庭院中央，以武王配享，称为祖宗。这就是礼书所说“祖祀文王、宗祀武王”。设置神位时，以五行相向的方位作为准则：威仰在卯位，面向西方；熛怒在午位，面向北方；枢纽在未位，面向北方；招拒在酉位，面向东方；汁光纪在子位，面向南方。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高辛各在相应的位置，位置稍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防都在五位人帝之下，位置稍后。文王坐在太皞南面的方位，像主人一样；武王的位置稍后。有人说，合祭之日，五精之帝都面向西方；祭祀用的牺牲，则每位天帝各用一头小牛，合计十头牺牲。文王的祭牲用太牢，因为《诗经·我将》篇说：“我将奉献，我将享祀，祭牲有牛有羊。”文王、武王使用太牢，是因为五位人帝各自配享一位天帝，足以作为外神依托，因此文王是普遍配享五帝，而不是专门配享某一帝；因为不是专一配享，所以祭牲可以按照尽物之礼来享用。又说汉武帝在明堂祭祀太一、五帝，上座的祭牲用太牢，礼毕后在堂下举行燎祭。晋武帝最初议论明堂时，群臣说：五帝就是上天，因为王气随时令不同，所以分别以五个名称称呼。名称虽有五个，实质上是一个神。明堂、南郊应当删去五帝的座位；五郊改称五精，全部同称昊天上帝，只各设一位而已。诏令说可以。当时韩阳建议说：古代建立明堂，都按等级祭祀五帝，从来没有只祭祀一个天帝的。皇帝下诏说：“以前群臣议论要删去明堂五帝的位次，考察礼文并不正确，应当恢复。”挚虞议论认为：汉、魏旧例，明堂祭祀五帝之神；新礼认为五帝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天。明堂删去五帝的位次，只祭祀上帝。按孔仲尼所说：“在郊祀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周礼》说，祭祀天时遍祭上帝，祭祀地时遍祭四望。” 四望如果不是四方之地，那么上帝也就不是天，这一点显然可以辨明。郊丘祭祀是扫地设坛而祭，祭牲用茧栗角的小牛，祭器用陶器和匏器，礼制返本复始，所以配祀的是远祖。明堂祭祀备办各种祭品，进献牛、羊、豕三牲，并陈列笾豆，礼仪成列，合乎人间伦理，所以配祀祖先。考察郊丘和明堂的坛兆位置，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体制；祭牲、祭品以及礼制的质朴文饰，也大不相同。况且祖考共同配祀，并不是为了显示尊严之美；三日之内再行祭祀，也不是不烦黩神灵的义理；它们所祭不是同一个神，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了。从前上古时代，五帝生为圣明君王，死后配祀五行，所以太昊配木，神农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黄帝配土。这五帝，是配天的神灵，在四郊设坛共同祭祀，在明堂报祭。祭天穿大裘、戴冕冠，祭五帝也是如此。有人认为，五帝是五精之帝，辅佐上天养育万物。前代沿袭这种礼制，没有谁废止过。此前韩阳上书，请求依照旧制祭祀五帝，诏令已经施行；后来请求改定新礼，朝廷听从了。唐代礼部尚书许敬宗议定祠令，新礼兼采用郑玄六天之说：圜丘祭昊天上帝，南郊祭太防感帝，明堂祭太防。考察郑玄，只是依据谶纬来解释六天，所说的都是星象，而昊天上帝并不属于苍穹星象。郑玄注释《月令》《周官》时，把昊天上帝解释为北辰曜魄宝；注释《孝经》明堂章时，又解释为太防五帝。考察《易经》所说“日月依附于天，百谷草木依附于地，在天上形成星象，在地上形成具体形体”，足以说明星辰之象不是天本身，草木也不是地本身。毛苌《诗传》说：“元气广大浩瀚，称为昊天；从远处看天色苍苍，称为苍天。”这说明苍天、昊天是天的本体，不能列入星辰之例。况且天地各只有一个，这叫作两仪；天尚且没有两个，天帝怎么会有六个？因此王肃和诸儒都认为郑玄的说法不对。起居舍人王仲丘又说，贞观礼在季秋于明堂祭五帝，显庆礼在明堂祭昊天上帝；依照《孝经》的说法，先儒认为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就是太防五帝。况且“上帝”这个称号本来就属于昊天。按《周礼》，天子将要大规模祭祀上帝时，要张设毡帐、设置皇邸；祭五帝时，则设置大次、小次。由此说来，上帝和五帝本来就有等级差别，不能混同为一。郑玄注《孝经》说：“上帝是天的别名。”神灵不能有两个主宰，所以把配祀位置另行安排，以避开后稷。孔安国说：“帝也就是天。”既然如此，祭享上帝符合经义；而五方之帝都加以祭祀，实行已久，请求两种礼制并行，以符合《月令》“大享帝”的意义。诏令准许，此后不再改变。

译本朝沿袭了这种制度。臣考察诸儒的学说，关于上帝和五帝的说法纷乱不一。王肃认为上帝就是昊天，郑康成认为昊天是皇大帝，五帝是太防五帝。王肃、郑玄两种说法既已显著，学者们争相执守一端进行辩论，即使天子也不能果断确定礼文。然而臣认为，若从经书本义来考察，孔子的意思或许可以看出来。《孝经》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配祀上天更大的。”又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周颂·我将》篇说：“这是祭祀文王的诗。”诗中说：“我将祭品献上，我来享祀，牛和羊都备齐了，希望上天保佑他。上天赐福给文王，既然已经右助并享用了这些祭品。”《孝经》先说配天，后说上帝；《诗经》本应说“上帝右助”，却说“上天右助”，这是用互文来表明：天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天。关于天为什么又称为五帝，先儒议论很多。近代大儒孙奭建言说：天虽然只有一个神灵，但因为它最尊贵，所以有许多名称；这就像人君可称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县官，臣民称他为陛下，史官称为上，服饰车舆称为乘舆，出入称为车驾，各随其德义而称，也都是因为其至尊的缘故。因为天帝之神随着五时轮流主宰，所以圣人制定礼制，称它为五帝，并不是五帝各自是一个神。孙奭认为，儒者不奇怪《诗经》说天有五个名称，却偏偏责怪天帝有五个称号。孙奭又说，一年九次祭祀都以天为主：冬至在圜丘祭祀，正月祈谷，五时迎气，孟夏举行雩祭，季秋举行飨祭，共九次。只有冬至祭天礼仪最隆重，所以称为昊天上帝。“昊天”是从天的本体来说，“上帝”是兼举其德，并且因为礼仪隆重才这样称呼；其余祭祀则不如此。至于大雩是祈求百谷之雨，大享是报答百谷成熟，都是因为五帝有生成万物的功劳，所以祈谷礼缺少任何一位都不可。虽然实际上只有一个神，却并列陈设五个神位；究竟神灵是在那一位，还是在这一位呢？孙奭这样说，是有道理的。然而如果要取消昊天上帝这一神位，只设置五帝，臣认为礼制并非如此。称为昊天，是因为元气宏大，乘着五行的王气，普遍临照万物，随着时令显现功效，人们勉强为它命名。因此春季称青帝，夏季称赤帝，就如同春天称苍天、冬天称上天一样。唐代以来，两家的说法兼行，所以如今享祀礼设置六个帝位。既然孙奭已经承认神灵可在此、可在彼而求取，为什么偏偏只取五帝而不取六帝呢？所以兼存六位，是为了显示圣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减压抑。祁又上议配帝之事，说：《祭法》记载，有虞氏禘祭黄帝，郊祭帝喾，尊黄帝为祖，尊尧为宗；夏后氏也禘祭黄帝，郊祭鲧，尊颛顼为祖，尊禹为宗；商人禘祭帝喾，郊祭太防，尊契为祖，尊汤为宗；周人禘祭帝喾，郊祭后稷，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郑玄说：“禘、郊、祖、宗，是说在圜丘祭昊天叫禘，在南郊祭上帝叫郊，在明堂祭五帝、五神叫祖宗；祖宗是通称。”虞氏以上崇尚德行，禘、郊、祖、宗的配祀都用有德之人；夏代以后逐渐以本姓祖先代替先后次序，郊祭一位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祀少，大德配祀多，这是礼制等差。诸儒依据郑玄的说法，由此推衍扩大，来说明文王、武王都配祀的意义。臣考察《孝经》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配祀上天更大的。”周公就是这样的人。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既然孔子著经来赞美周公，那么在周代以前，还没有人能够凭父亲的尊贵而进配上帝。只有周公能够做到，商代直到虞代，怎么会有尊祖为祖、尊宗为宗的说法呢？《礼记》多出自秦汉诸儒之家，郑玄就依据它作解释，因而违背孔子的经义，只是没有深入思考罢了。崔灵恩说：“五帝都在明堂之中，由五位人帝和文王配祀；五神坐在庭中，由武王配祀。”有人反驳说：“不是这样。五官之神活着时是上公，死后成为尊贵之神。活着时，帝王举行飨礼，他们都参与登堂；如今既已成为尊贵之神，却独自坐在堂下，使武王的尊位也降下与他们同坐，义理上不合适。”应当说，明堂合祭五帝，只有一次祭祀；五帝和五神都坐在堂上，由文王、武王两位祖先分别普遍配祀五帝和五神。文王配祭五帝，称为祖；武王配祭五神，称为宗。两位君王同时配祀，所以《祭法》所说“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就是这个意思。“祖”是开始，“宗”是尊崇。把这次祭祀命名为既尊崇又追始，是说明一次祭祀中含有两层意义：从“始”来说，是在大雩时合祭五帝，为百谷祈求一年功业的开始；从“尊”来说，季秋之月收获成功，尊崇并祭祀他们，以报答其功德。两位君王配祀既有这两种意义，所以分为祖、宗两个名称。郑康成所谓“祖宗是通称”，是说称祖不能没有尊严之心，说尊也不能没有追始求福的道理。《孝经》和《诗经》只说“在明堂祭祀文王”，没有说武王，是因为祖祭和宗祭的体制相同，所以举出一位就足以说明，不必两位都说。“在明堂祭祀文王”，文王本应称祖却称宗，也是贯通武王之义。汉武帝起初在明堂祭祀太一和五帝，以汉高皇帝配坐在上位。到汉明帝时，才以光武帝配五帝，位于青帝之南，稍稍退后面向西。从此历经章安帝以下各代，都不敢轻易改变。齐明帝在明堂举行祭祀，有人请求以齐武帝配祀，谢昙济说：“按礼制，禘、郊、祖、宗并列为庄严的祭祀，郑玄的注解也依据兼享之义，应当让祖、宗两位分别配祀文王、武王，共同配享。”左仆射王晏说：“如果采用郑玄的说法，祖宗是通称，那么生前有功德、死后留下尊称的历代帝王都可以配祀，哪里只限于两位？如今隆重祭献上帝，确实应当配祀武帝和文帝，后世百代都不改变文庙的配祀吗？”诏令准许。唐太宗开始以高祖配享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有关官署于是让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长孙无忌建言，永徽二年七月诏书既说奉太宗以尊严配祀时，高祖就应当迁出。礼司于是让太宗降格配五人帝；虽然同在明堂，却不能与天帝相对，这并不符合诏书奉祀先亲的本意。

译臣谨按《孝经》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配祀上天更大的。我私下考察，诏书的意义就在这里。又考察汉、魏、晋、宋历代礼制，没有父子同时配祀的道理。只有《祭法》说，周人禘祭帝喾、郊祭后稷，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郑康成说，祖宗是通称，是在明堂祭五帝、五神。考察郑玄的本意，是把祖宗合为一次祭祀，又让文王、武王一同在明堂并列配祀，这实在是大错。因此王肃说：“古代以有功者为祖，以有德者为宗；祖宗是永不毁迁的称号，不是说配食的对象。”如果确实依照郑玄的义理，那么经文应当说“祖祀文王”，不应说“宗祀文王”。王肃又说：“武王配祀勾芒之类的五神，这就是说五神位于堂下；天子降居下位，是失去君臣尊卑次序。”所以《春秋传》说“禘、郊、祖、宗、报”，五者都是国家的典礼祭祀。由此可知它们各是一件事，并不是把祖、宗合在明堂祭祀。南齐萧氏让武帝、明帝兄弟一同在明堂配食，事情不合经义，不足以效法。武德年间的令文让元帝在明堂配祀，同时配祀感帝。贞观初年因顺从人情而改革礼制，奉高祖配明堂，让世祖专门配祀感帝，并有依次迁祧的制度。高祖请求配祀昊天上帝，太宗请求配祀明堂五帝，朝廷都听从了。唐垂拱元年，有关官署议定尊敬父亲、隆重配祀的礼制，孔元义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配祀上天更大的。所谓配祀尊贵而盛大，指的就是昊天。请奉太宗、高宗在圜丘配祀天帝，奉高祖在南郊配祀感帝。从前在明堂祭祀文王，文王本应称祖却称宗，是贯通武王的意义。请让太宗、高宗在明堂配祀。”沈伯义说：“有虞氏禘祭黄帝、郊祭帝喾，尊高辛为祖、尊尧为宗；夏后氏也禘祭黄帝、郊祭鲧，尊高辛为祖、尊禹为宗；商人禘祭帝喾、郊祭太防，尊契为祖、尊汤为宗；周人禘祭帝喾、郊祭后稷，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我考察尊敬父亲、隆重配祀的礼文，没有比这里更完备的。德行与礼制的次序，没有比周代更好的。禘祭帝喾、郊祭后稷，没有听说还要在明堂以他们为主；宗祀兼用两位配祀，是因为文王、武王父子有区别：文王作为父亲，居上位主配五帝；武王作为父亲的对位，不配五神。从前周公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没有说要尊敬武王、使他配天，那么武王虽然在明堂，按道理还不等同于配祭。既然称为宗祀，意义就专在尊严。虽有两种祭祀，终究只有一个主祭对象。所以《孝经纬》说：后稷是天地的主配，文王是五帝的宗主。” 如果一定认为一个神接受两次祭祀才是正确的，那么五种祭祀就会有十处祠祀，进献过于频繁，实际上违背礼数。这就是神灵不能有两个主祭、礼制崇尚一位配祀的道理。我私下考察，贞观、永徽年间都遵守专门配祀，显庆以后才开始创行兼配尊崇。如果一定要顺从古制，就应当依从周代礼法。高祖请求配祀圜丘、方泽，太宗请求配祀南郊、北郊，高宗配祀五天帝。凤阁舍人元万顷等人议论说，现行礼制中祭祀昊天上帝等共有十一处祠所，都奉高祖、太宗兼配。如今议论者援引《祭法》《周易》《孝经》的文字，虽然接近古代祭祀，却大大违背圣人的旨意。根据现行礼制，高祖、太宗既然已经配祀五处祠庙，就应当仍旧不改。高宗功业显著，怎么能在配祀上另有区别？请也让他配祀五处祠庙。于是郊丘各项礼制让三位皇帝共同配祀。唐明皇开元十一年废止了这种做法。本朝太祖受命后，以宣祖配享明堂。太宗起初奉太祖配祀，不久又让宣祖配祀。真宗又恢复奉太祖配祀。圣上即位后，奉真宗配祀上天，以端正《孝经》所说尊敬父亲的意义。臣考察郑玄让文王、武王两位主祭者都配祀明堂，他的说法不对。根据《孝经》，只说尊敬父亲、使其配天，周公就是这样的人。如今从周公的角度说，武王不是他的父亲；从成王的角度说，文王是他的祖父。这两种道理清清楚楚，不必再议论就可以判定。齐、唐让数位皇帝都配祀，难道在经义上不是相违背吗？《历代名臣奏议》第十八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十九卷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郊祀与宗庙祭祀 宋仁宗皇祐二年，宋祁上奏说：“臣听说，君王建立宗庙神主的尊严，安排昭穆的次序，祖只有一位。最初接受天命、建立王朝的，才是祖；宗不预先确定，要等到有功德的人出现。从宗以下，按血统亲疏和功德等级，实行依次毁庙的制度，使后代即使有显赫功勋、受到极高褒奖，也不能与祖宗并列，这是统一尊卑、尊崇尊者的古道。皇帝陛下亲自以孝治理天下，发布仁德之音，永远追念三位先帝的盛大功业，功德上达于天、下接于地；但推崇奉祀的礼仪还有未尽相称之处。陛下早晚忧惧，谋求合宜的办法，使有关官署得以考察旧章、广开群议，发扬美德、阐明后世谋略，将以符合神灵之心，使荣耀无穷。这不是臣等孤陋寡闻之人所能比及的。臣私下认为，太祖皇帝承受上天宝命，把天下交付给他；广施仁政，平定叛乱，暗中黜退不正之人，平定泽潞的叛乱，兼并淮海的昧地，向东焚毁吴国战车，向西困厄蜀地营垒，湘、楚、闽、禺等地都请求派官入朝。当时天下百姓摆脱大乱和残害，重新获得长久安定的希望，大大开创宏伟功业。太宗皇帝恭敬地接受传国玉玺，承接先帝运数继续前进，奉行上天的讨伐，平定太原。因此谨慎处理九刑之法，征收四方贡赋，赏罚有信、任用贤能，重视粮食、劝导彼此分济；官府没有烦琐苛刻，百姓没有痛苦怨恨。” 又延请士大夫和儒者，讲明圣贤之道，兴办学校，文治显著而崇尚文教，与夏、商、周三代有同样的风气。真宗皇帝天性精粹，日益彰明；奋勉争胜，功业显赫；重振威严而安抚和辑，使北方得到安宁；顺应斗柄运行，布施历法制度；合乎先天之理而成为圣人。于是考察夏代的谚语，效法虞舜巡行所遗秘牒，使岱宗及各地谷物丰登、冀州土地肥沃，广泛承受祥瑞福祉，普遍惠及百姓，飞禽走兽以及一切行动的生灵，没有不安宁的，各项制度都已经完备。顾念上天授予英明君主之事，追思一祖二宗的功业，历来选择典籍诰命加以考察，从未有比他们更高的。过去成汤是商朝的始祖，太甲、太戊、武丁确实被称为三宗；后稷是周朝的始祖，文王、武王共同建立二祧；高帝是汉朝的始祖，孝文帝、孝武帝特别尊崇并立两庙，都是子孙世世代代奉祀承继而不停止。我皇伯祖筹划经营于草创昧暗之时，终于取得天下，功业应当成为帝王的始祖；皇祖勤劳而制定制度，皇考裁成政事而使治理安定，德行应当成为帝王的宗祖。三庙连同万世永不迁毁的地位，应当向天下宣布，以此昭示后世。臣等请求依照圣诏办理。至于升配上帝、盛大报答先祖的谋略，应当以周礼为本，才能完全符合典章礼制。过去太宗亲自举行郊祀时，奉宣祖、太祖配享上帝；真宗开始举行祭祀时，奉太祖、太宗配享。从那以后，有司不敢轻易议论更改。如今二宗一同升居永不迁毁的尊位，那么礼制上就没有等级差别。谨请从今以后，以太祖作为固定配享之祖，以二宗轮流配享；这样合乎情理、适合实际，按道理确实没有什么不妥。将来皇帝亲自举行祠祭时，谨请让三位圣祖一同配享上帝，以光明显赫的功德报答先祖，成就周礼的盛典；其次表达追念先祖、继承遗志的感情，这也是圣人所能完成的大事、群臣最大的愿望。此后轮流配享，仍按照先前的议定办理。过去唐高宗举行封禅时，以太武皇帝、文皇帝配享昊天；在明堂举行封禅时，以高祖配享上天，以睿宗配享大地；开元年间制定礼制时，以高祖配享方丘，以太宗配享神州。这是二宗轮流配享的先例。垂拱、开元年间，高祖、太宗、高宗一同配享昊天。真宗登临介丘、降临社首时，也都以太祖、太宗尊崇配享天地。这就是三位圣祖都配享的做法。现在明确规定每年按时举行的常规祭祀：冬至，在圜丘祭天；仲夏，祭皇地祇，以太祖配享；孟春祈谷，以及夏季举行雩祭；冬季祭祀神州，以太宗配享；孟春祭感生帝，以宣祖配享；季秋举行大飨，以真宗配享。谨请全部依照礼制施行，实为便利。陛下重视宗庙社稷的大事，鉴察前代的记载，深怀敬畏，谨慎防守巩固宗庙制度，谦让而不独断，所以使臣等能够陈述自己的管见，谨此竭尽所知上奏。愿圣上亲自裁断鉴察，臣谨备具议状上奏。嘉祐元年，集贤校理丁讽说：考察《春文耀》，勾芒是五帝的名称之一，后来才下令太常寺删去它。祭祀仪式中，皇帝穿衮冕；祭黑帝时，则穿皮裘而外加衮服。配祀神位举行登歌，奏《承安》之乐，其余都依照祈谷礼。立春祭青帝，以太昊氏配祀勾芒氏，岁星、三辰、七宿从祀。立夏祭赤帝，以神农氏配祀祝融氏，荧惑星、三辰、七宿从祀。季夏祭黄帝，以黄帝氏配祀后土和镇星，后土、镇星从祀。立秋祭白帝，以少昊氏配祀蓐收和太白星，三辰、七宿从祀。立冬祭黑帝，以高阳氏配祀玄冥和辰星，三辰、七宿从祀。四年，平章事富弼请求亲自举行祫飨大礼，上奏说：“臣谨按，天地、宗庙、社稷都属于大祀，自古以来由天子亲自祭祀。其中尊贵与亲近兼备的，只有宗庙。我国崇敬奉行祭祀，庄严而不烦渎；每隔三年，天子一定亲自举行南郊祭祀。对于事奉上天的道理来说，可以说合乎礼制。唯独宗庙祭祀，只是派大臣代理举行，至今还没有亲自祭祀，实在是礼制中的缺失。查考旧例，今年冬至应当在南郊举行祭祀，孟冬也应当在太庙举行合飨。礼书说：‘三年举行一次祫祭，祫祭是大祭，用来把各庙神主合聚到祖宗处祭祀。’历来也只是派近臣代理举行。如今希望下诏让有关官署讲求祫祭大礼，将来圣驾亲临太庙举行祭祀，这样国家事奉上天、事奉亲人的道理或许都能合宜。所有颁降赦令、推恩等事，都请采用南郊祭祀的旧例。”

译同判太常寺吕公著议论四位皇后庙中的祭享，上奏说：“臣听说宗庙中父为昭、子为穆，各有配坐。如果不是正嫡皇后，即使因儿子尊贵而为她建立庙，也没有配祔的礼仪。考察周代大司乐的职掌，演奏中吕，跳大濩舞，以享祭先妣，所祭的是姜嫄。姜嫄是帝喾的妃子、后稷的母亲，既没有配祀对象，所以特意为她建立庙宇祭祀，称为閟宫。晋简文帝的宣太后既没有配食，也在宫外另建宫庙。唐开元四年，让昭成皇后升祔睿宗庙，于是成为失礼的开端。先朝自追尊元德皇太后以后，臣僚屡次请求举行升祔之礼，先皇敬重礼典，都没有允许。另庙祭享，共十七年。后来宰臣等没有深入考察典章，依据继任者再次上封奏请升祔，朝廷勉强答应。到明道年间，议论章献皇太后、章懿皇太后的庙享，有关官署斟酌礼典，请求建立新庙，两位皇后同殿而分室，每年祭享五次；举行禘、祫时，也都到本庙祭祀。又特意撰写乐章，以尊崇世代祭享，这就是奉慈庙，载入甲令，大概符合经义和典据。后来终于采用钱惟演的意见，把她们祔祭到真宗庙室。臣等现在共同议论，如果把懿德皇后祔于后庙，把元德、章献、章懿三位皇后祔于奉慈庙，同殿而分室，每年祭享五次，四时进献时鲜，朔望进食，都与太庙相同，这样或许符合典礼。” 七年，吕公著论述三位圣祖共同配祀，上奏说：“臣谨按《孝经》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春秋传》说：‘从外面来的神灵，没有主配就不会停留。’因此，祭祀天地必须有所配祀，都是以配祀者作为神灵辅佐、主祭的意思。况且祖只有一位，就是最初接受天命的人；宗不预先确定，要等到有功德的人出现。从宗以下，功德显著的，自然可以按照宗庙神主制度尊崇，百世不迁，流传无穷。至于与天地相对祭祀，神灵不能有两个主宰，所以奉行上帝的尊贵，表示不敢烦渎。唐代垂拱年间，才开始让三位祖先共同配祀；开元十一年，明皇亲自祭享，于是废止共同配祀的礼制。臣看见皇祐五年诏书说：‘这次南郊让三位圣帝共同配祀，下一次恢复依照旧礼，向内外公布。’不料后来又有诏令，每逢南郊都让三位圣帝共同配祀。这虽然出于孝心，却很违背经义和礼制。臣等认为，从今以后应当以太祖为固定配祀者，这才合乎礼制的正道。” 嘉祐四年，刘敞与胡宿一同上奏说：“臣听说礼官倡议要把郭后祔入宗庙，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从前《春秋》的义理是，夫人如果不是死在正寝，没有在同一时间报丧，也没有返回宗庙哭祭，那么就不称为夫人、不称小君，只因为礼仪不完备，所以名号也缺失。既然如此，名号和礼仪不是同一回事。名号虽然保留而礼仪不足，本来就不敢端正其称号，何况敢端正其祭祀仪式吗？郭后被废，虽说没有大罪，但毕竟已经废黜。后来追复，也只是允许恢复她的名号而不恢复相应礼仪，并且已经二十多年。如今突然要按照嫡后礼仪办理，把她送入宗庙。那么郭后去世时，算是死在正寝吗？算是在同一时间报丧吗？算是返回宗庙哭祭吗？群臣百姓也曾经按照为皇太后服丧的意义，为她穿齐衰服吗？恐怕这不符合《春秋》的义理。《春秋》所说的夫人，以上三项有一项不具备，就不能正称其名号；郭后三项一项也没有，却想端正她的礼仪，恐怕不合义理。况且《春秋传》说：‘如果没有废黜，君主凭什么能够兴起？’废与兴之间，本来必定存在合正与不合正的道理。如今想扶立被废者为正，就必然要压低现今兴起者、说他不正。” 古代不立两个嫡后，那么到了万世以后，宗庙礼制的轻重，难道是臣子可以擅自决定的吗？臣谨按景祐诏书，本来就不允许郭氏祔入宗庙，议论已经决定了，没有必要再纷纷争论来扰乱大礼。议论者有的说，郭后后来被追复名号，诏书减轻了她的过失；既然恢复名号，就不得不让她享有不同的礼仪。譬如大臣因无罪而获罪贬黜，如果明确证明他确实无罪，就重新任用他，难道因此就一定要让他仍然担任大臣吗？臣认为，事物类别不同、处势不同，不能相互比照。臣与妻子，名分虽然相对平等，但被逐的臣可以重新归来，被遣出的妻子却不能重新合婚；臣子可以有许多人，妻子却只有一人。因此《春秋》记载公孙婴齐死在貍脤，君主说：‘我本来已经答应他，使他回来做大夫。’这是被逐的臣可以复归。杞伯来迎接叔姬的丧柩回去，却没有听说丈夫迎接被休弃妻子的丧事并为她这样做，这是被遣出的妻子不能复合。如今追命并祔郭后，难道不接近这种情形吗？请求命令诸儒广泛议论，充分辩难，以求得合乎体制的适当结论。” 刘敞、胡宿又上奏说：“臣近来上言郭后追祔不合礼制的正道，请求重新详细议论。本月七日，学士院把张洞的奏状给臣看，依据中书批状，命令两制共同议论。臣所依据的理由与张洞不合，所以不再联名署名。然而臣看张洞的说法，辞藻铺陈、粉饰解释，似乎只是苟且掩盖以前的过失，并不是忠诚守信之道。前代君主废黜妃后，都是沉溺于私爱，有的是宠妾越位僭上，有的是听信谗诉而妄加处置；这时群臣应当援引大体，冒死据理力争。像陛下对郭后，实在没有这种情况，大概当时圣上的考虑关系到宗庙社稷，不得不这样做罢了。从前汉光武帝出身布衣，重新继承帝位，郭氏就是他的皇后，居正位十六年，她的儿子强为太子，辅为中山王，可以说极其显贵。然而郭氏自恃年长，宠爱衰减后屡屡心怀怨恨，光武帝因此废黜她，改为中山王太后。后来太子刘强也自行退让，请求降为东海王。但当时文武大臣、开国功臣和贤德之士遍布朝廷，并没有因为光武帝个人感情有厚薄而非议他，也没有认为郭氏的过错不足以被废黜；他们的见识深远，知道有些事情确实不得已。如今陛下的考虑，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光武帝虽然废郭后，但顾念待遇她的家族，起初并没有减少，这也表明他是出于义理而让人退处，并非由于私情。”

译这也正是诏书追复郭后名号的用意：因为顾念平生的恩爱，所以尊崇她一个空有名义的称号；考虑到礼义的正道，所以断绝她祔入宗庙。这就是范晔所说的，使后世看不出尊崇与轻薄、进用与退斥之间的缝隙。这样的处理至公至平，可以说是合乎中道。如今张洞的意思是，追复郭后名号出自天子，停止庙谥却出自大臣；明明是同一份诏书，他却论说其中有不同，不知他从哪里看出来的。如果不幸这些话流传后世，反而把过错归给君父，损害圣德，这是第一点。况且臣前次奏疏最重要的一点，是认为废与兴不能同时成立，而人君不能有两个嫡后；若不为万世之后把礼分辨清楚，礼制就会混乱。张洞既没有以此辩说，如果朝廷不幸误听了他的话，他虽然自以为能揭发皇上的过失、恢复废后是功劳，却又暗中逼迫皇太后，妄自亵渎礼制正道，这是第二点。所以臣认为，这不是臣子的义理，也不是忠诚守信的道理。伏请把臣的奏章一并下发，命两制详细议论。臣实在愚昧，只是私下以圣朝没有像光武帝那样的臣子为耻，因此没有人能够推明皇上的德意，反而粉饰诽谤、营造非礼之事。臣不胜区区之心。” 胡宿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承受火德而兴王，火在五行中其神属于礼。《汉书·天文志》说：‘火就是礼。’由此来说，国家常常应当恭敬遵循典礼，以顺应火的性质。臣看见京师自秋季以来不下雨，连续经历三个时令，圣心焦虑劳苦，臣下惶恐失措，思考消除灾害、挽救旱情的方法，却不知道从哪里做起。伏惟陛下明德而重视祭祀，谨慎共同举行郊庙之礼，本来应当招致福应；如今却遭遇旱灾。古代祭祀天神不设两个主配，礼制专用一位配祀，以尊奉天帝、彰明其尊贵，不敢烦渎。三代和两汉盛时，没有敢改变这种制度的。唐初才开始有兼配之事，垂拱年间礼官迎合意旨，在郊丘诸祠中实行兼配，于是有三祖共同配祀的礼制。开元十一年，明皇亲自在圜丘祭享，礼官建议后，便废止了三祖共同配祀。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一代有三位皇帝共同配祀昊天的礼制。本朝至道三年，诏书规定亲临圜丘祭祀，以太祖、太宗共同配祀。陛下即位后的景祐二年，诏令礼官详细考察典礼，辨明尊崇配祀的次序。诏书大意说：‘从今以后，太祖固定配祀，二宗轮流配祀。’去年八月八日诏书又说：‘这次南郊三位圣帝共同配祀；’ 后来下一次恢复依照旧礼，并向内外公布，人人都体会到陛下深厚的心意。不到十天，又有诏令说今后每逢南郊都让三位圣帝共同配祀。臣私下考察，前后诏令的旨意不同，这确实是陛下极其深厚的孝心，是虞舜的用心。然而这违背典礼，不合上天之心，造成旱灾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从今以后南郊暂且依照去年八月八日诏书以及景祐二年礼官所定太祖固定配祀的典制，追行停止去年八月二十四日关于今后每次南郊三圣共同配祀的诏令，并向天地告谢，以顺应火的性质，一定会有福祉降临，足以消除旱灾的异象。臣如果心里知道不可行，嘴上却不敢说，就是长久辜负陛下奖掖养育的恩德，此外也没有什么责任可推卸。”刘敞与孙抃、胡宿上奏说：“臣等谨按《春秋传》说：‘大祫是什么祭祀？就是没有毁去的宗庙神主，全都升入太祖庙合祭。’因此本朝奉行宗庙礼制已有一百多年，每逢祫祭之日，别庙的皇后神主都升入太庙合食，遵照实行作为典制，并非毫无依据。这都是圣祖、神宗尽心极虑，制定礼节、垂示法则，留给子孙的制度，不宜轻易改变。况且宋朝宗庙礼制参照历代，因时制宜，并不专门取法周、唐。为什么这样说呢？” 例如太宗、真宗两位皇帝共同配祀；三位皇后中，孝章皇后曾经以母仪天下，却在别宫享祭；淑德皇后作为元妃、正嫡，也在别宫享祭。推究这些制度沿革的开始，似乎都出于圣意，各有其所在的道理。如果只用一家之学来规限，朝廷上就会纷乱不堪。况且这种制度实行已久，祝祷、祭告和宗庙史册都已经把它作为常例遵守。如果突然轻率议论增损，恐怕神灵不安，也未必符合先帝的本意。议论者却说，四位皇后的神主在合食时，尊贵有所屈抑；在别宫享祭时，尊位才能伸张。那么，为什么不疑惑于把四位皇后贬斥、疏远，却唯独在亲近处厚待她们呢？往年有关官署代理祭祀时，四位皇后都参与合食。如今陛下刚要亲自斋戒、奉祀祖先，而四位皇后反被排除，难道不令人怀疑是因为这项礼仪太烦琐，不能侍奉先妣吗？接受天命的君主，以创制礼法、改革典章为急务；继承帝位的君主，以承接先志、遵守成法为美德。先帝创制、改革，陛下承接、遵守，臣认为这样就可以了。宗庙祭祀至尊至重，如果不能完全了解祖宗的本意，那么不如守住旧礼。可疑的文字和偏颇的说法，不能全部依据。”

译《春秋传》说：“祭祀应当遵从先祖。”又说：“既然已经举行了这种礼，就没有谁敢废止。”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愚昧，认为照旧实行最为妥当。刘敞又上奏说：“臣近来与孙抃、胡宿等人议论，后庙四位皇后的神主都升入太庙合食，应当依照旧制，不可轻易改变。”其中的道理还没有说尽，所以不敢不陈述。臣认为，九经所记载的祫祭制度，最明确、最完备的没有超过《春秋公羊传》。自汉代以来，凡是议论这种礼制，都引用它作为证据。它说：‘没有毁去的宗庙神主，都升入太祖庙合食。’所谓没有毁去的宗庙，难道还要限定皇帝和皇后吗？这正是本朝依据并遵循、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制度。圣祖、神宗喜好礼制、考察古制，对宗庙祭祀极其专心，知道一定不会在追孝之礼上草率行事。太祖临朝统治天下时，孝惠皇后的神主虽在别庙，每到禘、祫之日，也早已在太庙合食，列在祖姑之下。祥符五年，因礼官上奏，又加以考证斟酌，确定为常典。这件事经过先帝确认，明白如日月。如今群臣不致力于推究《春秋》的礼法，却只引用后世儒者近于疑惑的说法；不致力于讲求本朝旧制，却专门倡导异代难以贯通的制度；不致力于顺成圣上广施孝道的心意，却轻率议论宗庙长期实行的礼仪，想要排斥隔绝四位皇后，使她们亿万年永远不能与先帝合食，臣私下对此深感遗憾。” 况且四位皇后都是陛下的母亲。像孝惠皇后在开宝年间，尚且能列在祖姑之次合食；如今陛下亲自祭享，她反而不能进入清庙的宫室，这在人情上说得通吗？从前贡禹议论停止园庙祭祀，群臣附和他的不止一人；元帝听信他们，大概认为即使周公复生也不能改变。然而通达事理的人并不认为这样合宜，后来后悔也来不及了。当初衡议论迁移郊祀坛兆，附和他的群臣也不止一人；成帝听信他们，大概认为即使孔子再生也不能推翻。然而通达事理的人并不认为这样合宜，后来后悔也同样来不及了。宗庙的礼制、神灵的位次，怎么能让举措不当而屡次留下后悔呢？这正是陛下应当审慎思考的地方。西汉衰败时的悔恨，可以作为鉴戒。况且三代所处时代不同，制度沿革也各有适宜之处，本来就不曾完全相同。如今若舍弃本朝制度而羡慕前代，改变先帝之制而遵述后世儒者之说，隔绝祖妣，排斥先后，轻率改变宗庙体制，变更迁动神灵的次序，臣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礼制。只愿陛下裁断并慎重考虑。” 知太常寺张洞等人议论四位皇后庙中的祭享，上奏说：“臣等看见，国家每逢禘祭、祫祭，都奉别庙四位皇后的神主到太庙合食。根据《唐郊祀志》记载，禘、祫祭祀从献祖到肃宗共十一位皇帝，每位配祀一位皇后，其中只有睿宗有两位皇后，因为昭成皇后是明皇帝的母亲。又《续曲台礼》有别庙皇后合食的文字，大概是因为从来没有规定本室在遇到祫享时就祔入祖姑之下，所以大顺年间让三位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孙认为这是错误理解《曲台礼》的意思，当时未能改正，议论者讥刺其不合礼。臣等私下思考，每一庙室既然已有固定配祀对象，那么其余皇后按礼就不应升祔，于是她们参加别庙祭祀；但在禘、祫之日又来参与合祭，这就与《郊祀志》《曲台礼》相违背。如今皇帝亲自举行隆重礼典，按义理应当革除改正；请将皇后庙按照奉慈庙的旧例，派官员前往致祭。”仁宗亲自到太庙举行祫飨礼，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请求端正太祖面向东方的神位，礼官不敢决定。观文殿学士王举正等议论说：“大祫之礼，是用来合并昭穆、辨明尊卑的，必须让接受天命、开创王朝的祖先居于面向东方的尊位。” 本朝以太祖为受命之君，但自僖祖以下的四座祖庙都在上方，所以每逢大祫祭，只排列昭穆次序，而把东向的主位空着。魏、晋以来也采用这种礼制。如今举行亲自飨祭这样隆重的礼仪，应该仍按旧制为宜。学士欧阳修等说：“古代宗庙的制度，都是一帝一后；后世才有因子而尊贵、开始制定合祭祔享的制度。那些不应祔享的，就在别庙祭祀。本朝禘祫时，竟把别庙的后排列在配享皇后的下面，这不仅古代没有这种制度，在今天也有四点不合：淑德太宗的元配排在元德皇后之下，章怀真宗的元配排在章懿皇后之下，这是第一；升祔以后统一使用皇帝的乐章，别庙祭祀的皇后却各自使用本宫的乐章，这是第二；升祔以后同牲牢而祭，祭牲、祭器、祝册都归于皇帝统领，别庙的各位皇后却分别专享，这是第三；升祔以后连席而坐，别庙皇后的神位却彼此隔绝，这是第四。章宪、章懿二后在奉慈庙中，每逢禘祫就在本庙举行致享，最合乎礼。若四位皇后各自在本庙祭祀，她们的尊位自然能够得到申明，也不违背礼制。若因为实行已久，就认为改制困难而不愿改变，那就是把失礼的做法继续下去，再也无法纠正了。请听从礼官的意见。” 大中祥符八年，欧阳修任参知政事，又上奏说：“臣近日奉敕派任在北郊祭祀神州地祇，私下看到有关部门举行仪式不合典礼。依据《开宝通礼》，应先引导行事官到东壝门外的道路上，面向南北站立；然后引入壝门，到坛的东南方，面向西举行仪式。这是因为事情应当逐步展开，由外而入，合乎礼制。如今却先引导行事官到坛的东北阶旁，面向北站立；再向东走而面向外，到行事的位置，变成由内而外，违背了礼文。臣于是到本院查考，原来是往年编撰祀仪时误定了这一节。如今考察祀仪中四时祭祀以及三王五帝上辛祈谷、春分祭九宫、朝日、高禖、孟夏雩祭、秋分夕月、仲秋祭九宫贵神、秋季大享明堂、冬至祭昊天、腊蜡、夏至祭皇地祇和孟冬祭神州地祇，共十七项祭祀，都是大祀，却一律存在这个错误，都应改正。按照《开宝通礼》，礼生、赞唱生也大多生疏，不能依照礼文行事。臣看到朝廷近年新制祭祀器物和服饰，修整坛壝，务求极其精严；但有关部门在传授行事仪节时却失误，导致礼制混乱。伏请下令礼院详细审定，依照《开宝通礼》改正祀仪，并训练礼生，使他们依典礼行事，以副合圣朝精严办理祭祀的意旨。”

译嘉祐六年，谏官杨畋评论水灾，认为是郊祭和宗庙祭祀不合礼制所致。礼院也说：“面对天地、奉祀神明，不应有两个主位。唐代开始使用三祖同时配享，后来便废止了。皇祐初年，下诏让三位圣祖一同配享，后来又改为轮流配享，近来却再次同时配享，并把它作为定制。虽然这是出于孝思，但很是违背经典。当时主管部门疏于讲求礼制。”皇帝把此事交给两制官议定。翰林学士王珪等说：“推尊祖先而奉祀上天，是帝王孝义的极致。但尊敬尊长不能亵渎，所以郊祭不能有两个主位。如今三位先后同时配享，是想表达孝心，却恰恰造成了亵渎吗？祭祀上帝并不是为了使神灵不安。请依从礼官的议议。”七月，诏令正月南郊祭天固定以太祖配享。嘉祐七年，司马光任知谏院，论奏寿星观供奉仁宗御容说：“臣等此前恭敬地看到陛下临幸寿星观，安奉真宗御容。当时臣等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不敢进言。后来才知道，本观过去只有先帝在位时所绘的寿星像，近来因为本观管干内臣吴知章妄自奏陈，声称那是先帝御容，意在夸大事情，广泛兴修，以此自称有功，另图获得恩赏。陛下天性仁慈孝顺，认为这是崇奉祖宗，难以拒绝他的请求，于是便绘制先帝御容来替换寿星像，并改名为崇先观。吴知章得到御容后，倚仗这个名义，奸诈贪求之心没有止境，竟又请求扩展观地，另建更衣殿及各种房屋，将近一百间，规模奢侈宏大，计算所费超过数千万。照这样继续增修下去，将没有尽头。臣等私下认为，祖宗神灵凭依的所在，只在太庙木主而已。自古帝王的孝心，没有比虞舜、商高宗、周文王和周武王更深的，却从未听说他们在宗庙之外另设神像，然后才算尽到至诚。只有商高宗亲自祭祀自己的宗庙，恐怕祭祀过于频繁，所以《传说》说：‘亵渎祭祀，就是不敬。’” 礼仪烦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更难做到周全。祖己说：‘祭祀典礼不可对近亲过于丰厚。’正是对此加以规诫。后来到了汉代，才设置原庙，当时淳厚通达礼制的儒者无不讥议。何况把御容画在道观、佛寺中，又让御容穿寿星的服饰，这种亵渎就更严重了。况且太祖、太宗在京师的御容，只有兴国寺、启圣院中各有供奉而已；真宗御容已经有好几处，如今又增加崇先观，这也是对近亲过于丰厚，难道不是失去了尊敬尊长的道理吗？追究事情的起因，只是吴知章妄想求取恩泽，竟敢肆意欺罔，制造事端，使朝廷陷于非礼。如今既然已经安奉御容，难以立即改变；如果只使用本观原来已经修建的房屋，当然足以供奉。所有新建、增建的房屋，伏请一律停止，只令有关部门按时侍奉。至于吴知章欺罔圣听，借托御容，妄自请求，广泛兴役，乞请交给有关部门查勘，彻底查究其奸诈情状，明正其罪。” 仁宗时，同知太常礼院韩维上言说：“臣等私下认为，宗庙中太祖的尊位，是用来叙明亲属关系、彰显正统，褒扬显著功德的。叙明亲属、彰显正统，就必须端正根本；褒显功德，却不能偏私某个人。这是圣人用义来裁断恩情，确立礼制并把它作为最高准则。自祢庙以上都称为祖，那么究竟应以谁为主而尊奉呢？应当是始封之君、受命之君、有功之君；不是这三种情况，即使关系尊贵而亲近，也不能充当主位。这是天下共同的法则。儿子不敢比父亲更丰厚，臣下不敢比君主更优厚。因此，尊奉太祖的礼制中最重要的有三项：在宗庙中百代不迁；祭祀天地时作为配主；在祫享时居东向主位。商代以契、周代以后稷配享，他们毁迁其他宗庙的神主，都出自太祖之后，所以礼制顺当。后世在太祖之上又有追尊的宗庙，因此礼制便有疑问，诸儒的议论也不一致。但大体不外三种主张：一是直接推尊现存宗庙中最尊贵的祖先，让他居东向之位，这就是唐代颜真卿、韩愈想让献祖居东向之位的主张；二是把追尊的祖先另立别庙祭祀，以保全太祖的尊位，如汉代太上皇、魏代某氏、晋代府君、唐代献祖和懿祖的做法；三是让太祖仍处于昭穆次序之中，把东向主位空着等待太祖。魏、晋以来直到隋、唐以及本朝，旧例都是这样。推尊最尊贵的祖先，既然不是始封、有功的君主，亲属关系穷尽之后就应毁庙迁主，这恐怕与圣人制定礼制的本意不合。另立别庙祭祀，虽然属于变礼，也不能立即实行。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其中只有把东向主位空着这一做法，似乎比较接近礼制，为什么呢？按照礼制，父亲是士，儿子成为天子，父亲死后按士的礼制安葬，祭祀时却按天子的礼制；连安葬都不敢过分厚待父亲，何况敢以天下共同的法则改变祖先的主位吗？《周礼》说，党正举行乡饮酒礼时，一级命的官员按乡里年齿排序，二级命的官员按父辈排序，三级命的官员则不再参与排序。连臣下尊奉父族，尚且不敢与父族同列年齿，何况天子呢？难道反而要把追尊而最终必当毁迁的神主，加在万世不迁的太祖之上吗？臣等再次详考这三种主张，依据圣人的礼制，都不完全合适。直接让最尊贵的神主居东向之位，是想求得礼的实质；把东向之位空着等待太祖，是想守住礼的形式。然而礼的实质难以明见，实质一旦失去，礼也会随之丧失；礼的形式容易遵守，形式存在，圣人的本意或许还可以保存。只有通达礼的实质和形式的人，才可以这样处理。” 魏、晋、宋、齐、隋、唐诸君以及我朝艺祖、列祖列宗之所以谦让而不敢作出决定，正是这个原因。臣等认为，应当依照祖宗旧例，把东向主位空着为宜。” 韩维又论奏温成皇后不应立庙，附带说明说：臣听说，忠臣不会因为身处田野、地位卑远，就停止图谋报答君恩；圣明的君主也不会因为进言者像樵夫野人一样卑贱，就改变采纳善言的考虑。因此，下情没有不能尽行的，上面也没有或有遗漏的政务。臣的地位虽微贱，但职责是讨论典籍、参与议定典礼，私下不敢妄自菲薄，愿以爱护君主之心进言，只希望陛下稍加听取。臣看到国家为温成皇后立庙，备置三献官，设置五时祭祀，钟磬等乐器和祭祀牲牢器具都与宗庙相同。臣上考礼经，下查本朝旧例，都是从未有过的。不知当时是谁替陛下谋划了这件事？臣听说，孝惠皇后是太祖皇帝的正配，她去世后，只在陵墓旁建殿，岁时祭祀不过使用通常的膳食罢了；后来才得以列入皇后别庙。元德皇后是真宗皇帝的母亲，她去世后，在别庙祭祀；此后群臣请求升祔，先帝对这件事十分慎重，不敢立即听从，直到十年之后才允许。如今陛下一旦就为嫔御之主立庙并奏乐祭祀，把她与祖宗相等。考察先王的礼制，这不合礼；查寻本朝旧事，这也不是旧例。士大夫无从传诵称说，百姓看见也不知道应当受到什么教化，这实在很违背太祖、真宗慎重典礼的深意。”

译伏望陛下即位以来，凡是兴建营造，必定询问先帝遗训，参考旧日成例；对于少有而重大的礼仪，没有不全部讲求的。如今又将选择孟冬的吉日亲自裸祭宗庙，举行大祫之礼。祫祭，是排列昭穆、端正尊卑的祭祀，正应当罢黜不合礼制的做法，彰明大顺，以成就祭典的美善。可是陛下却让已经作为奉祀祖宗之臣妾的温成皇后也享受这种礼仪，这不是用来达到最隆重、最广大的孝敬恭奉。臣愚昧地认为，应该趁此时发布德音，诏令有关部门议定温成皇后之庙；凡有不合礼制的，一律裁减废除，以表明陛下不偏私后宫、专心奉祀祖宗的意思，使圣朝昏暗的典制重新光明，也使宗庙神灵因看到这种盛德之举而欣喜降享。陛下不可不加以圣意。过去汉文帝临幸上林苑，袁盎引退慎夫人的座席，以此彰明妾与主的区别，前代史书对此记载得清楚，至今仍没有忘记。如今崇建庙祏，比上林苑安排座席严重得多，是僭拟祖宗，不只是妾主的区别。陛下的圣德超过汉文帝，不要使臣不能实现袁盎的志愿。” 贴黄：陛下如果因为温成皇后长期侍奉左右，不能忘怀哀悼，那么岁时派遣宫监、内侍厚加祭奠，也足以表达恩意。何必僭越使用礼典，招致后代讥议？这对温成皇后并没有什么益处，而对圣德造成的损害却不小。自陛下即位以来，举动都遵循礼典，从未有过这样的过度举措。臣希望陛下特别作出英断，使有关部门能够改正，以保全盛德的美名。臣父子承受国家深厚恩惠，实在想借此略尽报答之心，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地位低下就弃置臣的言论。” 英宗即位，起初把仁宗神主祔入宗庙，礼院请求以太祖、太宗作为一世，并增加一室，以完备天子祭祀七世的礼制。诏令两制官和礼官考察议论。孙抃等想依从这一主张。知审刑院、通进银台司卢士宗认为：“按照礼制，太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昭穆亲属关系穷尽便毁迁，表示宗庙祭祀有终止。自汉代以来，天子受命之初，太祖仍在三昭三穆之数内；之后祭祀四世或六世，太祖以上的神主，虽在宗法关系上比太祖尊贵，但亲属关系穷尽便迁毁。所以汉元帝时，把太上皇庙的神主埋在园中；魏明帝时，把防士的神主迁到园邑；晋武帝、惠帝祔庙时，迁去征西将军、豫州府君的神主。大体超过六世便迁其神主。因为太祖已经确立东向主位，再加上三昭三穆便是七世。唐高祖起初祭祀四世，唐太宗增加祭祀六世；太宗祔庙时，迁去弘农府君的神主；高宗祔庙时，又迁去宣宗的神主。这些都是前代已经形成的法则。只有唐明皇设置九庙、祭祀八世，是不合经典的做法。如今大行皇帝祔庙，僖祖亲属关系已尽，按典礼应当迁去，不应再增设一室。”诏令孙抃等再次议论，最终听从设置八室的主张，议论此事的人都责怪这一决定。治平元年，观文殿学士孙抃等论述明堂配享，上奏说：“臣等谨按《孝经》出自圣人之论，其中谈到圣治的极致，说人的行为没有比尊严地奉事父亲并让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孔子赞美周公摄政而能行天子之礼，尊崇父亲到了极点，所以说‘周公就是这样的人’；不能说这只是因为一定要尊严地奉事父亲。又如果只是太祖比作后稷、太宗比作文王，那么宣祖、真宗过去都不应列入配天的次序。推而论之，明堂祭祀中，真宗不应以太宗配享，先帝不应以真宗配享，今天也不应以仁宗配享。”臣等又考察《易经·豫卦》的说法：“先王制作乐舞、崇尚德行，并把它献给上帝，以配享祖考。”可见无论祖还是考，都可以配享上天。这又与《孝经》的说法相符合，也不能说一定要尊严奉事父亲。祖考都可以配帝，但郊祭和明堂祭祀不能占据同一主位，也不能说尊祖与尊父的道理有什么不同。虽然周代没有听说废止文王配享而改为武王、废止武王配享而改为成王，但《易经》所说的配考、《孝经》所说的严父，历代遵循，本来并非毫无根据。” 魏明帝在明堂祭祀文帝，使他配享上帝。史官说，当时两汉郊祀的制度都还完整保存，魏代对它增减损益之处可以考知；因此也不能说东汉章帝、安帝以后没有配享祭祀的记载，便认定他们从未尊严奉事父亲。自唐代到本朝，其间贤哲讲求此事，实在不少；他们不敢另立异说，是因为舍弃周公、孔子的道路便没有根本的统绪。如今有人认为《我将》诗是祭祀文王于明堂时歌唱的诗，又怎么知道不是孔子删定《诗经》时，保存周人全盛时期的颂歌，只是其中恰好有一首被用于管弦乐呢？仁宗继承帝位、守成治国，使天下处于大安之中四十三年，对百姓的功德可以说极其深厚。如今在仁宗神主祔庙之初，竟压抑他而不让他配享上帝，实在不是用来宣扬彰明陛下作为后代尊严奉事父亲的大孝。臣等参照考察典礼，广泛考核公论，斗胆认为以前确定的议论较为妥当。” 知制诰钱公辅等论明堂配享，上奏说：“臣谨按三代的制度，郊祭用来祭天，明堂用来祭五帝。郊祭以开创之初、具有圣人功业的祖先配享；明堂祭祀以开国创业或继承帝位、具有圣人德行的君主配享。所以《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使他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又说：‘孝行没有比尊严奉事父亲更大的，尊严奉事父亲没有比让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因此周公就是这样的人。’从周公的角度说，这是尊父；从成王的角度说，这是尊祖。当时政务由周公主持，祭祀由成王主持，难道一定是尊父吗？《我将》诗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后世失礼之事不足以作为考据，姑且只以周代的事情来说明。臣私下认为，大宋兴起，并没有一个更早的始封祖先，所以创业之君就是太祖。太祖相当于周之后稷，是郊祭的配享者；太宗相当于周之文王，是明堂的配享者。这两项配享极其重要，是万世不迁的制度。真宗相当于周武王，在宗庙中受祭而不迁毁。虽然他有配天的功劳，却没有配天的祭祀；从未听说成王因为要尊父，就废止文王配天的祭祀而改给武王。”

译仁宗相当于周成王，虽然有配天的功劳，却没有配天的祭祀；也从未听说康王因为要尊父，就废止武王配天的祭祀而改给成王。按照孔子的心意推求周公的志向，是尊父；按照周公代成王主持祭祀的心意来说，是尊祖。尊祖和尊父，道理是相同的。下至两汉，距离圣人已经很远，但明堂配祭之制，东汉做得较为合适。西汉时，孝武帝开始营建明堂，以高帝配享，后来又以景帝配享；孝武帝以后便没有记载了。东汉时，孝明帝开始建明堂，以光武帝配享，后来孝章帝、孝安帝又都以光武帝配享；孝安帝以后便没有记载了。开始配享的时代，恰好符合尊父之说；后来时代不同、事势变迁，章帝、安帝仍没有改变这一做法，这最接近古礼，也最合乎礼制。唐代开始，在孝和帝时以高宗配享；明皇时以睿宗配享；永泰年间以肃宗配享。礼官杜鸿渐、王泾等都不能推明经典训义，一味迎合古代开初的做法，反而附和这种议论来迷惑当时的君主，影响延续到今天，已经牢不可破。仁宗刚继位时，如果有人提出这种主张，配天的祭祀就应当属于太宗了。”}], 当时没有一个人发言，因此使周代宗周的典礼不能在圣明时代得到彰明，难道反而要让唐代那种迂曲的学说流弊延续下去吗？后人希望陛下严令有关部门，广泛谋议群贤，使配天的祭祀不拘泥于尊奉父亲，也使尊奉父亲的道理不专用于配天；遵循宗周的典礼，废止唐代的迂曲之学。知谏院司马光论述明堂配侑事宜说：“臣等私下认为，孝子的心情，谁不想尊崇自己的父亲呢？但圣人制定礼制作为最高准则，不敢逾越。所以祖己训诫高宗说：‘祭祀没有比亲近先祖更丰厚的。’孔子与孟懿子谈论孝，也说：‘祭祀要合乎礼。’这样看来，侍奉父母的人，不是以多次祭祀为孝，而是贵在合乎礼罢了。先儒说，禘、郊、祖、宗都是祭祀时配享的礼仪。禘，是在圜丘祭祀昊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作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作祖宗。所以《诗经》说：‘思念那文德昭著的后稷，能够配享上天。’又说：‘我要在明堂祭祀文王。’这就是证明。除此以外，经典中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前汉让高祖配享上天，后汉让光武帝配享明堂。由此看来，古代帝王如果不是建立国家、开创疆土以及创建华夏基业的君主，都没有配享上天的文献依据。” 所以即使是周代的成王、康王，汉代的文帝、景帝、明帝、章帝，他们的德行功业并非不美好，然而子孙仍不敢推尊他们配享上天，是为了避让祖宗。《孝经》说：“尊崇父亲，没有比让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礼。”这说的是周公。孔子认为周公具有最高的圣德，成就了太平功业，制定礼制、制作乐章，而文王正是周公的父亲，所以引用这句话来证明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尽孝更大的，只是回答曾子的提问罢了，并不是说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都必须让父亲配享上天才算孝。近世祭祀明堂，都让自己的父亲配享五帝，这是误解了《孝经》的意思，违背先王礼制，不能作为法则。景祐二年，仁宗下诏令礼院官员考核礼典，辨明尊崇配享的次序，确定二祧的位次，于是以太祖为帝王之祖，比拟周代的后稷；以太宗、真宗为帝王之宗，比拟周代的文王、武王。这样看来，在明堂祭祀真宗并让他配享五帝，也没有违背古礼。如今仁宗虽然功绩卓著、美德遍及四海，却不在二祧之位，议论者却想舍弃真宗而让仁宗配享明堂，恐怕不合祭法。再从人情来说，这是贬抑祖父而抬高父亲。夏父弗忌把僖公的神位排在先兄之后、后弟之前，孔子尚且认为这是颠倒祭祀次序，并记载在《春秋》中，何况贬抑祖父而抬高父亲呢？” 如果一定要这样实行，不仅违背典礼，恐怕也不是仁宗的本意。臣等私下认为，最好遵循旧礼，让真宗在明堂配享五帝。司马光又请求改变郊祀礼仪，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天子亲自祭祀上帝，一年有九次。国朝的制度是天子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其间又多次改用其他礼仪。难道是奉承上天的心意有所懈怠简略吗？这是因为有些事情不得已而已。臣私下看到，国家府库一向空虚，又加上暴雨成灾，圜丘旁积水仍很深，青城所需的材料有很多散失，仪仗、礼器和法物损坏的也不止一项。如今如果全部修缮，恐怕难以很快准备齐全；何况严冬将近，各营房被水冲毁，士卒失去生计，房屋破败，衣服和粗布都已耗尽。陛下如果还想另外加以赈济，恐怕力量也无法支撑。从前太宗太平兴国元年下诏准备东封，不久因火灾而停止，改行郊祀礼。又在淳化三年下诏祭祀圜丘，也因事故改在第二年举行祈谷礼。如今灾变严重，国家用度不足，臣认为不能不稍作变通。如果因这次灾害被视为上天谴责，顺应时势有所损益，在九月、十月之间于大庆殿恭敬地谢祭天地，也足以表达纯洁虔诚之心，彰明敬畏之意，减少巨额费用，安慰众人的心。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陛下如果认为可以，希望决意尽早实行。”知太常礼院李育上奏说：“郊祀、宗庙祭祀，本来崇尚纯朴，重视质实；衮冕上的装饰，都是保存礼法象征，并不是为了繁琐奢侈、增加奇珍玩物。” 冕以《周官》为依据，共有十二旒，中间缀以彩色玉珠，并加上纮、綖、笄、瑱等装饰。衮服以《虞书》为开端，共有十二章纹样，最上面是日月星辰等天象，另以衣裳上的彩色绘绣相区别。东汉直到唐代，史官和博学儒者记载前代制度，都没有珍珠、翠羽、犀角、宝石等装饰。为什么呢？鹬鸟的羽毛、蚌中胎珠，不是法服所应使用的；琥珀、灵犀，也不是至尊者所应佩戴的。龙锦、七星已经列入彩章之中，紫云、白鹤只是近来出自道家言论，怎么能穿在衮服上、戴在冕上，来象征天数之义呢？自从废弃大裘而专用衮冕，古朴之意虽稍有减损，但法度仍然保存。明水、大羹不能用各种滋味调和，云门、咸池之乐不能用新声夹杂，衮冕服饰也不应加入珍奇怪异之物。像魏明帝使用珊瑚、江右使用翡翠，都是奢侈靡费风气衰败之后的做法，哪里足以作为圣朝的规范呢？况且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监所制造的冕服，以及建隆二年博士聂从义进献的《三礼图》，曾下诏让尹拙、窦仪共同参校，都是仿照虞、周、汉、唐的旧制。到建隆四年冬天，穿着它在圜丘合祭天地，用的就是这套制度。太宗也曾命少府在宫禁中制作，没听说改制。后来真宗封禅泰山，礼官请求穿衮冕，真宗说：‘前代君王穿羔裘，崇尚质朴；如今没有羔裘而有衮冕，可以遵从旧制。’这难道是有意追求繁复装饰吗？”

译大概是后来的有关部门任意妄加装饰，从未认真讨论，于是相互沿袭而使用。所以仁宗曾下诏让礼官章得象等详细议论，他们所删减的超过一半；但是那些不合经典的装饰，较重的多已去除，较轻的仍然保留，不能完全符合诏书的意思。因此到至和三年，王洙又议论去除繁复装饰，礼官绘制图样进献，制度逐渐恢复古礼，但有关部门所制造的服饰又恢复成景祐以前的样式。又考察《开宝通礼》和《衣服令》，冕服都有确定的法式，完全没有宝锦一类的装饰。太祖、太宗拥有天下，难道缺少珍宝玩物吗？只是因为不能把这些东西施用于郊祀、宗庙罢了。臣私下认为，陛下开始祭祀天地，亲自享祀祖先，应穿周制的冕服，观察古代的象征，希望恢复先王制度。祖宗的法制中，衮冕服以及韠、绶、佩、舄之类，如果有与《通礼》《衣服令》《三礼图》制度不同的，都应全部改正。诏令太常礼院、少府共同参议确定，于是联合上奏说：‘古代使用冕服，郊祀和宗庙祭祀有不同制度。唐代典制规定天子的服装有两个等级，而大裘制度还存在。显庆初年，长孙无忌等采纳《郊特牲》的说法，上议废除大裘。从此郊祀、宗庙祭祀一概使用衮冕，但旒和章纹的数目只以十二为节制，也没有听说还有其他多余装饰。’ 本朝的冕服虽然仿照古制，但增加了珍奇、异物和精巧繁丽的装饰，是前代从未有过的。古代最重大的事情，没有比祭祀更大的；如果祭服违背经典，就不是用来使祭祀仪容庄重、使神明受到尊敬的。臣等认为，应当依照李育的意见，参考《通礼》《衣服令》《三礼图》以及景祐三年删减确定的制度，全部重新改制。孔子说：‘麻冕，是礼制；如今改用丝，既然俭省，我随从众人。’纯，就是丝。改变麻而使用丝，大概已经很久了。因此冕服制度应依旧用罗制成。冕宽一尺二寸，长二尺二寸，以景表尺为标准；前圆后方，上黑下朱，用金装饰冕板；旒用白玉珠制成，以五彩丝绳贯穿，前后各十二旒。每旒十二颗珠子，彼此相距一寸，长二尺。用朱丝编成缨，用黈纩充作耳塞，用金装饰玉簮导；上衣青色，下裳纁色。十二章中，八章绘在上衣上：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绣在下裳上：藻、粉米、黼、黻。用织成升龙、山龙等纹样的锦缎制作领缘，纹样自上而下排列，一章为一行，层层相重，共十二行。另制大带，白色外表、朱色内里；绿色收边的辟韠，以及绂、舄和大小绶带，也都去除珠玉、钿窠、琥珀、玻璃等装饰。其中单衣、革带、玉具剑、玉佩、朱袜的制度，已经符合礼令，不再改动。这样法服便有依据，祭礼也更加郑重，于是采纳了这个意见。李育又上奏说：“南郊、太庙的文武二舞郎总共六十四人。文舞停止后，舞者放下羽籥，拿起干戚，改作武舞。臣谨按旧典，文舞、武舞各用八佾。凡祭祀圜丘、祭祀宗庙，太乐令率领乐工进入，分别到指定位置。文舞入场，排列在乐架北面；武舞站在乐架南面。又有文舞退出、武舞入场的仪式，有送迎之曲，名叫《舒和》，又叫《同和》。总共三十一章，却只使用一曲，这样进退同时进行，行列和次序预先确定，步伐、武姿和身体姿态各自都要符合乐曲节拍。表现至德、使声誉上达的舞蹈，象征谦让；象征天下大定的舞蹈，表现征伐和柔毅，舒缓与急促并不相同，所取法、所操习的内容也不同，不应在中途混用。臣私下认为，天神全部降临，地神全部出现，八音和谐，祖先来到祭所，天子亲自执持珪币，诸侯公卿相随，仪态严肃恭敬、敬畏谨慎，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然而舞者在下面纷乱纵横，进退取舍如此局促，难道能彰明德行、象征功业吗？国家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同在一殿享祀八室，而舞者却缺少一半，名义上叫二舞，实际上只有一舞。况且大朝会是用来宴享臣下的，舞者尚且足额；郊祀、宗庙祭祀是用来事奉天地和祖先的，舞者反而减去一半，实在很不相称。” 有些事情看似细近却不能不加以说明，有些礼仪虽然繁多却不能省略；其中所关系的事情重大，而有关部门的职责不敢废弃。谨请南郊、太庙的文舞和武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完备帝王的礼乐制度，彰明祖宗的功德。”奏议获得批准。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请求停止郊祀宫观中没有益处的工程，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的大事没有比郊祀更为重要的。竭尽明察之心，崇尚质朴、重视简约，这是用来彰显天子德行的。天神降下保佑，应该用神灵的恩赐来报答，只在于享受这份精诚而已。陛下即位继承大统之初，正要修治大礼，自从诏令下达内外，灾祸和祥瑞接连到来。久雨之后，阴气积聚不散，接着又下了雪。百姓困苦贫穷，饥饿寒冻，处境十分急迫，叹息怨恨的声音充斥道路。况且人心喜悦，天意才会顺遂；如今百姓的忧患郁结不解，和气从哪里产生呢？恐怕是陛下奉天的心意还没有完全做到，辅佐大臣中有人怠慢此事，没有尽到恭敬谨慎的诚意罢了。况且冬至临近，皇帝车驾临幸之处，经过雨水摧毁而尚未修复的还很多，期限已经很紧，督促劳役更加急迫，有关部门也是不得不这样做。哪里只是冒着严寒施工，白白损耗、破坏物料；那些衰病的士卒，如果不是冻僵倒毙，就会自缢而死，哪里数得清？这会极大地伤害和气。臣认为，陛下只要一心尊崇祭祀，所经过的地方即使有倒塌的墙垣、损坏的房屋，又有什么妨害礼仪的呢？应当崇尚质朴、重视简约，以符合上天的心意。至于临近祭祀时，若有兴建土木、涂饰丹雘、在青城设置浮华之物等没有益处的工程，暂且下令停止，稍稍宽缓民力，以平息怨恨和不满。” 至于发生灾害的时候，祈祷之事当然也有；只应派遣辅臣前往宫观斋戒洁净，祈求天晴。然而人臣不足以感动上天，释教、道教又有什么德行能够庇佑百姓呢？最要紧的在于陛下的诚意，把它向外宣布，也姑且用来安慰都城百姓的期望。这两件事，只有请圣上慈悲地加以考虑，早日降下指示。祭祀之事更应在修缮方面节制，以招来和气。臣不胜恳切至极。” 治平年间，西京准备营建圣宫，将要修建仁宗神御殿，马默上奏说：“事情不以古制为师，是前代典籍所告诫的。汉代因为各位皇帝曾经临幸过的郡国而建立庙宇，懂得礼制的人尚且认为不对。何况先帝从未临幸洛阳，却要在那里创建庙宇祭祀，实在违背典章制度。希望以礼制作，以节义作为规范，立即停止这项工程，以彰明清静地奉祀先祖的意旨。”

译英宗时，殿中侍御史赵鼎上奏，请求依次改迁真宗，使其配享孟夏雩祭；以太宗专门配享上辛日的祈谷祭；孟冬祭祀神州地祇，遵循唐代旧例。翰林学士王珪等议论说：“天地的大祭共有七项，都采用历代旧例，让开国受命、创建基业的君主配享神灵，作为主神。至于明堂，则采用古代尊奉父亲的道理，让最近的父祖配享。所以朝廷在真宗时让太宗配享，在仁宗时让真宗配享，如今则让仁宗配享。当仁宗开始停止太宗配享明堂时，太宗早已配享雩祭、祈谷祭和神州祭，本来就不是依次改迁。如今明堂既然采用尊父之道，那么真宗配天的祭祀按礼应当停止，不应再把他分配到雩祭中配享。”臣等谨慎议定。王珪等又奏请，奉诏令下两制官共同议定：仁宗祔庙时应当让谁配享？臣等伏思，仁宗在位长久，励精图治，凭借明察人材的能力掌握驾驭群臣的方法，因此豪杰英才都乐意为他效力；对外宣扬威灵，对内经营宗庙谋略，君臣相互感应，逐渐达到太平。辅佐宰相中，有故尚书左仆射、赠尚书令、谥文正的王曾。他忠诚正直、清明通达，践行德行、通晓经术，官至上宰，调和国家大政。干兴初年，他辅佐两宫，秉持正道、稳重持守，使朝廷内外安定，正是所谓以道义侍奉君主，无愧于前代贤哲。又有故太尉、赠尚书令、谥文靖的吕夷简。他聪明通达，谋划宏大深远，身居高级官职，历任三公，辅佐皇帝治理天下，二十多年勤劳王事，功劳十分显著。将帅中，有故彰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傅、侍中、谥武穆的曹玮。他敦厚好学，熟习礼制，秉持义理、精通军务，参与帷幄谋划，能够在万里之外挫败敌军，镇守安抚一方，稳固得如同长城。加上他谦恭谨慎、遵循正道，具有古代名将的风范。他们都有功绩，受到世人称誉。谨请让他们一同配享，臣等谨慎议定。” 王珪又说，奉准中书省批示，将有关文状送下太常礼院。太常博士、秘阁校理裴煜上奏说：“大祀天地、日月、社稷时，如果举行礼仪的日子与国忌相同，从庆历到嘉祐，共有八次，都援引太常新礼。天禧二年六月十七日立秋，祭祀白帝，因为与文懿皇后的忌日相同，乐器齐备却不演奏。因为忌日必然悲哀，心志有所专注，所以不奏乐是适宜的。然而乐是用来使神灵降临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一己之私；按照礼制，本来不能缺少。谨考唐开元年间，礼部建议，忌日享祀宗庙，应当使用乐舞。裴宽根据个人情感提出意见：宗庙尊贵而忌日卑下，就奏乐；宗庙卑下而忌日尊贵，就备齐乐器但不演奏。中书令张说认为裴宽的意见正确。宗庙祭祀尚且如此，那么天地、日月、社稷祭祀使用乐舞，就更加明白了。臣愚见，凡大祀天地、日月、社稷而与忌日相同的，请使用乐舞。至于宗庙祭祀，应依照裴宽的意见办理，希望略微减轻次要方面而保存重要方面，不失礼仪的称宜。此外，五方帝以及感生帝也都是大祀，随祭所用的牲畜是羊一只、猪一头；蜡祭正位及从祀共有一百九十三位，牲畜用羊二只、猪二头。释奠虽说是中祀，但至圣文宣王配位的从祀有九十三位，昭烈武成王配位的从祀有七十五位，牲畜只用羊一只、猪一头，宰割分配几乎不能周遍充足。” 臣认为，应当根据大祀、中祀以及从祀神位的数量，按等级相应增加祭牲。又如立夏祭祀赤帝，臣私下看到祝版由御手亲自署名，其恭敬严肃达到这种程度；但各项祭祀中太府寺所供应的香实在太少，不符合尊崇祭祀的意旨。本院根据礼书说：‘君子一生都有忧虑，却没有一天的忧患’，说的是忌日；忌日不奏乐，说的是不举行吉庆之事。然而礼令中并没有忌日祭祀宗庙时停止乐舞的条文，到唐代才有祭祀与忌日相同便悬挂乐器而不奏乐的规定。裴宽建议：‘宗庙尊贵而忌日卑下就奏乐，宗庙卑下而忌日尊贵就备乐而不奏。’当时虽然采纳了裴宽的意见，也没有经典依据。臣等考察礼家的说法：祭天以燔烧烟气作为神灵享用的开始，以牲血作为陈设祭品的开始；祭地以埋牲作为神灵享用的开始，以牲血作为陈设祭品的开始；宗庙祭祀以灌鬯作为神灵享用的开始，以牲肉作为陈设祭品的开始。这样看来，天地、宗庙祭祀都以乐舞作为招致神灵的开始，所以说‘大祭有三始’，指的就是这些。天地之间空旷无形的是阳气。鬼神居于天地之间，不能通过人的方式直接沟通。声音属于阳，所以乐声在天地之间发出呼召，希望神明能够听到，因而前来降临。” 所以祭祀时一定要向阳处求神。商人的祭祀，先奏乐，是用音乐求神，先向阳处求神；接着灌地求神于阴处，以通达深泉。周人崇尚气味，四时祭祀时灌地求神，先向阴处求神。这样看来，祭祀天神、地祇、人鬼，都不能废止音乐，是很明确的。如今七庙相连为一室，每逢进献祭品、举行享祭，奏乐时难以区分各庙所祀先人的尊卑。希望依照唐代旧制和本朝旧例，庙祭与忌日若在同一天，便悬挂乐器而不演奏；若与另立庙宇的诸位皇后忌日相同，则演奏音乐。至于祭祀天地、日月、九宫、太一以及诸神百神，都请奏乐。社稷以下各祠，既然低于宗庙，便不应奏乐。这样做，虽然不能完全采用三代礼制，也可以发扬孝思的极致。祭祀五方感生帝、诸神百神、释奠文宣王、武成王时，参加配享的神灵很多，而所用牲畜太少，俎中的祭品往往不能充足。如今应增加：五方感生帝用羊二只、猪二头；百神用羊五只、猪五头；文宣王、武成王用羊三只、猪三头。中祠、小祠由太府寺供应香；大祠应按中祠的一半供应，中祠应按小祠的一半供应。各大祠降赐御封之香，也请依照祭祀昊天上帝的礼制办理。臣某等议论：社稷是国家所尊奉的对象，如果其祭祀日期与另立庙宇的诸位皇后忌日相同，请不要停止奏乐；其余事项都依照礼官所议办理。臣某等谨此议定。

译英宗诏令近臣议论仁宗配享祭祀的旧例：冬至、夏至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享；正月上辛日祈谷，孟夏举行雩祭，孟冬祭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享；正月上辛日祭祀感生帝，以宣祖配享；季秋在明堂举行大享，祭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享。然而学士王珪等人与礼官上议，认为季秋大享应以仁宗配享，才符合严父之道。知制诰钱公辅独自认为仁宗不应配祭。给事中王畴认为，王珪等人的议论使真宗无法配享，钱公辅的议论则使宣祖、真宗、仁宗都无法配享，这在礼意上都不妥，于是进献议论说：“请依照王珪等人的意见，奉仁宗配享明堂，以符合《周易》中配享考祖的说法和《孝经》严父的礼制；奉真宗改配孟夏雩祭，仿照唐代贞观、显庆年间的旧例；太宗仍旧配享正月上辛日祈谷和孟冬祭神州地祇，其余依照本朝旧例。这样，历代圣君都能共同配享，面对昊天，厚重的恩泽流传不绝，长久福佑万代子孙。如果一定采用钱公辅的意见，就会使四位圣君陷于失礼，使陛下被说成不孝，违背经义、冒犯古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朝廷认为王畴议论政事有所补益，皇帝和执政大臣都惊异并赞赏他。殿中侍御史范纯仁上奏请求寿圣节上寿时不要奏乐，说：“臣听说将来的寿圣节在正月上辛日祭天斋戒期间，按礼不应奏乐，而太常礼院议论说奏乐没有妨碍。臣考虑到，祭天斋戒是自古以来的制度，诞辰上寿则始于近代。以礼制比较，祭天更为重要。近日举行郊祀时，次舍中铺设黄褥，都是有司按礼应当陈设的；但陛下却让次舍空着并撤去褥子，以表示极其恭敬，臣民都欢欣地歌颂圣德。如今若在斋戒期间反而允许奏乐，恐怕前后的礼制就不相称了。希望圣上慈悲裁断，将来上寿时处于斋戒期间，暂且不要奏乐。这样不但合乎典礼，也能使中原和四夷知道陛下克制自己、奉行天意、尊重礼制并教化民众的心意。” 知谏院傅尧俞请求削减南郊节日费用，上奏说：“臣看见郊祀日期已经迫近，而大雨成灾，损坏的仪仗、法物以及道路、墙垣、房屋极多，恐怕各部门供应物资很难及时筹办。然而陛下第一次以大礼朝见上帝，也许不能中止，因此请求各项事务一律从俭节省。这样既能节省国家费用、爱惜民力，又可以体现因灾而恐惧、修身反省的诚意。从前真宗咸平五年，在天下富足的时期，尚且因为郊祀费用过重，削减应奉杂物十万六千件。何况如今灾害如此严重呢？用陶器、匏器盛物，扫净地面后祭祀，是因为天下的物品没有什么能够与上帝的德相称，所以只求通达诚意罢了。如今礼仪繁文万变，都对事情没有益处；按照典礼裁减，可以节省的地方不止一项。希望陛下留意，早日下令施行。” 知制诰刘敞上奏说：“臣看到中书省札子发下太常寺，杂议奉慈庙废置之事。臣以为，按有司的职责，只应依据经书；我已经与范镇等人考察经传旧文，进奏陈述。但是臣愚昧的意见仍有未尽之处，为什么呢？国家承继历代之后，距离圣人久远，礼文残缺，宗庙礼制常常因时制宜，不完全拘泥于古制，而务求顺应人情。臣恭惟章惠太后对于仁宗皇帝来说，虽然并非真宗皇帝下诏指定的母亲，但仁宗皇帝始终以对待母亲的礼节侍奉她：在世时安养奉事，尊号待遇比拟长乐宫；去世后隆重安葬，谥号与真宗配称，祭祀时称为皇妣，祝文称仁宗为嗣子。仁宗所用的诚敬礼节如此隆重。如今议论者却想毁掉她的庙宇、埋藏她的神主，这难道只会震惊士大夫的感情吗？也严重违背先帝的意旨。《春秋》记载毁去泉台，还说那是先祖所建而已经毁掉，不如不要居住；周庙中姜嫄的庙曾闭藏而不举行祭祀，梁代的小庙则在祫祭时按时享祭。臣认为，奉慈庙一室应当在这两种做法之间制定礼仪：向上符合先帝褒崇她的意旨，向下采取毁泉台的折衷办法，又能彰明圣主不改变父亲礼制的美德。恳请圣上参考裁决，命两制、台谏重新详细审定。” 神宗即位初年，英宗应当祔祭太庙，司马光上议请求迁毁远祖神主，说：“臣奉学士院告报，因大行皇帝神主祔入太庙，僖祖神主应当迁藏到夹室。按照朝廷诏令，待制以上官员可以共同议论此事。臣在嘉祐八年仁宗祔庙时，已经与龙图阁直学士卢士宗上言，认为僖祖应当迁藏夹室。当时议臣都不以为然，朝廷于是听从众议。臣谨考察《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这说明太祖之外只应有三昭三穆。因此，前代帝王在太祖尚未确定东向之位时，大多所祭不过六代。如果僖祖直到今天才议论迁毁，就是太祖之外另有四昭三穆，加太祖之庙共八庙，不合先王典礼，也难以施行于后世。臣愚昧地认为，仁宗祔庙时，僖祖就应当迁藏夹室；如今大行皇帝祔庙，顺祖也应当迁藏夹室。臣既承受诏令得以参与议论，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见解全部陈述出来。恳请朝廷重新详慎选择。” 御史知杂事刘述请求撤罢英宗神御殿，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天下只靠礼义罢了。礼义对于人，就像墨线用于辨别曲直、盐梅用于调和羹汤，只求达到正直与和谐罢了；舍弃正直与和谐，君子便不会遵循。先王之道能够为后世垂下法则、治理天下而不陷于祸乱，大概正是因为礼义实行于其中吧？礼义的根本，没有什么比宗庙更重要。宗庙制度从天子到士，都有尊卑厚薄的区别。因此，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代，这是万世不变的原则，也是唐尧、虞舜和三代所尊崇的制度。”

译《尚书》说：“七代之庙，可以观察德行。” 《周易·观卦》的卦辞说：“观看祭祀前洗手而尚未献祭的情形，心存诚信而仪态庄严，这是在下位的人看到后受到感化。”解释者说：“王道值得观瞻的，没有比宗庙更盛大的了。值得观瞻的，难道只是庙宇的外貌吗？因为尊祖奉亲的道理在这里完备了，人们将会观看并受到感化。《诗经》说：‘啊，深厚清静的宗庙，庄严和谐，显赫的辅祭者。’传说说：‘清庙只是茅屋，正是为了彰明它的俭朴。’这些都说明，不在于庙宇外观的高大，而在于恭敬庄严、清洁至极。所以《春秋》记载‘建造武宫，涂饰朱红柱子、雕刻椽子’之类的事情，孔子厌恶其僭越奢侈、亵渎礼制的严重程度，因为这不是用来交接神明的正道。可是两汉以后，行事不以古制为师：孝惠帝受叔孙通之言迷惑，于是建立原庙；宣帝则在各郡国的陵墓旁分别建立庙宇。当时天下的庙宇合计一百七十多所。到了东汉，每位皇帝即位便各自建立一庙。自汉代以来，为什么臆说纷纷、制度如此不统一呢？推究礼制混乱的原因，大概是叔孙通迎合一时的意旨，用谄媚求取利益，于是使孝惠帝陷入有过错的境地，叔孙通也不免成为万世的罪人。唉！设置宗庙本来是为了表达孝思、教化天下，如今却用不合经义的制度扰乱先王礼义，亵渎祖宗神灵，还沿袭施行，实在是太不加思考了！” 如今国家拥有天下一百多年，太平的日子可以说很久了。历代沿袭的弊端，本来就应当改革。宗庙祭祀本来应当努力合乎尧舜三代的礼制。然而其中仍有因循未改的弊端，使尊祖奉亲的意义未能完全符合古制。臣看到，自祖宗以来，除了宗庙之外，都在国都中另立神御殿，又在陵墓旁设置会圣宫。考察尧舜三代的礼制，却没有这样的记载。追究它的起源，大概是当时谄媚的臣子以及宦官、宫女之类援引汉唐奢侈荒谬的说法，赞成建立这些设施罢了。如今国家尊奉宗庙，不是不严肃；四时荐享，也不是不完备。又何必拘泥于汉代遗留下来的弊病，竭尽府库有限的财物，来成就不合经义的事情呢？甚至穷奢极侈，错杂使用金玉璧帛，类似佛寺的居处。每逢岁时，车驾前往朝拜，使用僧道的仪仗，教坊鼓吹也杂陈其中。朝廷的本意，大概是要尽行尊奉的礼节，极尽追慕先人的心意。然而考察这种奉先追远的做法，既违背古制，只会亵慢祖宗神灵，扰乱先王礼法，有什么益处呢？汉代儒臣曾上奏请求撤罢郡国之庙，引用《清庙》诗说，交接神明的礼仪没有不是清静的。如今衣冠人员出游，车骑众多，又有风雨之气，这不是清静洁净的做法。祭祀不宜过于频繁，频繁就会亵渎，亵渎就显得不恭敬；应当恢复古礼，四时只在宗庙祭祀，这可以说是确切的论断。祥符初年，国家夷夏安宁，公私财物充足，可以说是全盛时期。当此之时，不能讲求缺失的礼典，追复尧舜三代的盛礼，为子孙万世留下谋划，却反而推崇佛、道，大规模营造宫观，耗尽天下力量，仍不能满足其夸大铺张的欲望。不到二三十年，就化为灰烬，只有少数留存；这难道不是上天明显的警戒吗？只是当时奸邪之臣得到君主信任，忠直之士闭口不言，于是导致君主做出这样的过失之举，难道不可痛惜吗？孔子在齐国时，听说周先王的庙宇遭灾，说：‘这一定是厘王的庙。’齐侯问：‘你怎么知道？’孔子说：‘厘王改变了文王的制度，制作繁复、黄色而华丽的装饰，宫室高大峻峭，所以天灾应当降临在他的庙宇上。’这些都是古今事实已经验证的道理。嘉祐癸卯年，仁宗弃世。如今又不幸，先皇去世，丧礼和陵墓的费用已经不少。虽然陛下哀悯百姓，全部遵循遗制，同时务求俭约，但五年之间连续经历两次大丧，国库匮乏，民力衰困，这是祖宗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局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年〕 臣如今私下担心，朝廷将要沿袭祖宗旧例，重新建立先皇神御殿。这个议案一旦施行，费用将以亿计。如今天下财赋耗损，公私困疲，加上水灾、旱灾、虫灾、蝗灾接连不断，两河流民相继在道路上流离，朝廷尚且忧虑没有粮食赈济他们，只不过出售祠部度牒，诱使百姓出钱买爵来救济罢了。戎狄强悍，边境不能解除防备；盗贼聚众呼啸，各地都成为祸患。万一发生饥荒，灾情绵延数千里，不知道将用什么来救济呢？说起来令人寒心。从前仁宗一座神御殿的费用，估计就有八十万缗；如今若再建造，肯定不会少于这个数。为什么要违背圣王礼制，沿袭不合经义的说法，来亵渎先帝神灵、耗尽国家财用呢？有人责难臣说，祖宗以来都有这种制度，唯独先皇不能如此；作为人子、人臣，怎么忍心突然废掉它呢？这只是前面所说的谄媚臣子、宦官和宫女之类的见解罢了。为什么不以先圣先王之道和天下至公的议论，向陛下陈明呢？臣私下观察，陛下天资英明睿智，盛大彰明德行。起初议论修缮奉安厚陵时，陛下面谕告诫执政大臣，要奉承先帝遗志，节省浮费；天下人一定不会因此认为我不孝。” 圣人的孝德多么伟大，可以说是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先人的事业。陛下若能以大孝之心，敬谨顺从先帝的遗志，臣岂敢不以大忠之言向陛下陈明呢？孟子对齐景公说：‘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把它陈述在君王面前，因此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敬重君王。’臣并不是愚昧无知、不懂忌讳，不敢替陛下提出这个谋划；如果不是陛下圣德天生、超越古今，也不能实行此事。请求将臣这份奏状交给两制、台谏和礼官，共同详细审定。如果有可取之处，恳请陛下亲自裁决，以恢复尧舜三代的典章，作为子孙万世的法则。这样，臣即使死去，也如同仍活着一样，天下幸甚。《历代名臣奏议》卷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郊祀与宗庙 宋神宗熙宁元年，知谏院吕诲论述青城斋宫劳费，请求营建斋宫，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屡次下诏敕削减繁杂费用，由此知道陛下正在讲求治国根本，以崇尚俭朴为先；朝廷内外都已听闻，无不庆贺。臣切以为，裁减用度是很小的事情，有司奉行时应当有条理。唯独南郊青城所需费用达数十万缗，劳民费财极其广泛，对奉行祭祀大礼并无益处。臣谨按《周礼》掌次之职：祭祀上帝和五帝时，设置大次、小次，居住在坛场之外，这是为了显示最虔敬恭谨。近世营造没有节制，礼意全都丧失，白白设置梁栋，完全覆盖缯帛，仿照宫殿居所，极其华丽；甚至有山亭水池、虫鱼嬉戏、杂花交相映照、禽兽形态万状，游观的美景无不具备。祭祀前十余日，就放任士民在其中游玩，这难道是洁净自身、侍奉神明的意思吗？只不过造成奢靡，向一时夸耀而已。臣虽然极其愚昧，也深深替圣朝惋惜。况且大礼崇尚质朴，尚且担心不能与上天之德相称；居住在华丽景观之中，恐怕不能保持斋戒的清净。如今仪仗卫士的盛大与古今不同，大次之处哪里需要帐幕帷幄？不如营建斋宫，以图长久。” 臣曾考察太庙斋宫，制度俭朴，侍奉神明的体制可以说合乎中礼。臣希望请求以此为法度，创建郊宫：内里保持斋居洁净，外部严密设置宿卫。不仅祭祀事务可以遵循简易原则，也或许能大大节省国家用度。我国兴盛一百多年，一直无暇改建；陛下一旦开始营建，人心一定喜悦。这有益于圣德，而且事情容易施行。恳请陛下留心省察，天下幸甚。” 翰林学士承旨王珪上奏说：正月二十三日，诏令奉行圣旨，命两制、待制以上官员直到台谏官，与太常礼院共同详细审定今年冬至是否应当由皇帝亲自举行郊祀礼。臣等谨上议说：按《王制》，丧期三年可以不祭，只有祭祀天地、社稷时，才越过丧服去办理事务。传文说，这是不敢因为卑者而废弃尊者；由此可见，居丧期间也可以朝见天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传说：‘凡是国君去世，举行卒哭祭后便祔庙；祔庙后制作神主，专门在寝宫祭祀神主；冬祭、秋祭、禘祭则在宗庙举行。’杜预认为，新神主既然已经在寝宫专门祭祀，那么宗庙四时常祭自然应当照旧举行；由此可见，居丧期间也可以朝见宗庙。周公称商代高宗居谅闇三年不言，子张对此感到疑惑，便问孔子。孔子回答说：‘何必只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高宗不说服丧三年，而说谅闇三年，杜预又认为，古代天子诸侯服丧三年，既已下葬便除去丧服，以谅闇之礼居心丧，不与士庶遵守相同礼制。那么，除服以后，郊祀和宗庙祭祀难道可以不举行吗？南齐以前，历代君主继位，有的仍沿用前一年的郊祀日期，有的另行选择日期举行郊祀，交给有司议定。王俭却援引晋、宋以来的旧例，认为都应在改元后举行郊祀，而不应使用前一年郊祀的日期。” 又自汉文帝以来，历代皇帝都在即位后谒见宗庙；到唐德宗以后，也都是过一年才举行郊祀。何况本朝景德二年，真宗正在为明德皇太后服丧，既然按易月之制除服，第二年便举行太庙享祭，并在圜丘合祭天地。臣等恭请皇帝将来冬至亲自举行郊祀、宗庙之礼，服冕、车辂、仪仗器物以及音乐、缘饰等有关礼仪的事项，都不可废止。臣等谨此议定。” 臣听说，先王的礼制以人情为根本而制定，是对人情加以节制文饰。因此，不能一味仰慕古制而违背因时制宜，也不能拘泥于礼文而失去顺应人情的实质。亲属有亲疏，世代有同异，这就是礼制增减、变通和确定方式不一致的原因。臣恭惟太祖皇帝承受天命，统一四海，开创基业、垂示统绪，为宋朝奠定万世无穷的根基。他作为宋朝始祖，配享上天而受祭，按理毫无疑问。如今听说竟要把僖祖作为始封之祖，恢复他的祧主地位。既然把僖祖作为始祖，就应当让他享有东向配天的祭祀，这正是臣私下感到不安之处。七世之庙，亲尽便迁，这是万世共同遵守的大公之法，从未听说有人可以改变它。所以僖祖的神主在陛下这一代，因亲尽而迁藏，在礼制上正是恰当的。如今议论者认为，人一定要以祖先为根本；太祖既然追尊僖祖，今天就应当以僖祖为本始之祖。这是没有推究君王兴起各有特殊情况、所处世代各不相同。开国者先前已有功劳并受封，后来子孙拥有天下，推尊他为始祖，是可以的。若是没有承受天命、而是突然兴起取得天下的人成为太祖，也应当如此。这确实是先王的礼制，是顺应人情、前代已经实行的做法。如今议论者却鄙弃并排斥汉唐的做法，只取三代制度作为准则，所以才有僖祖之庙与契、稷没有区别的说法。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商、周两朝的兴起与本朝不同。商、周的政治根基本来出自契、稷，所以从汤、武以上，源流都有来处，均可推究考察。契推行五教，使百姓懂得礼仪；他的统绪大略与周相同，但德美仍不如周。周自后稷、公刘以来，教化流行，到太王、王季，世世修德，越来越盛；等到文王、武王受天命，完全拥有天下，其源流难道没有来由吗？所以孔子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尊祭文王以配享上帝。’这说的就是周公。周以前尧、舜、禹、汤的时代并非不美，但孔子不谈他们的祭祀礼制而单独举出周，难道不是因为周的德行和世代传承特别完备吗？所以说‘这就是周公’，意思是只有周公能够完备地制定这样的礼制。后稷在尧代百姓遭受饥荒时，开始播种百谷，使万世百姓获得粮食，他的功劳太大了。《诗经》说：‘思念文德昭著的后稷，他的德行足以配享上天。’就是说他的德行能够配天。”

译凭文王的德行，却不能参加配享上天的祭祀，只是因为后稷的功劳太大了。假如周没有后稷这样的祖先，那么周公祭祀时就不应舍弃文王、武王而祭及其他人。况且后世兴起的君主，其先祖既没有周的后稷那样的功劳，却不让创业之君配享郊天，反而远取追尊的祖先，这难道是先王的礼制、又合乎人情吗？如今议论者又援引《祭法》关于禘、郊、祖、宗的礼制来谈商、周，并认为不能排除帝喾，因为商、周自有承继的根本。臣认为，商、周以上的世次既然不可考，就必定要把僖祖作为始祖，这种说法也不对。自秦始皇焚书、禁绝学术以来，六经都遭焚弃，不能再成为完整的书籍；礼经尤其残缺。后来汉代儒者仿佛只得到圣人遗说的残余，曲折用心加以编缀，所以多有驳杂、不合经义的说法，又附会郑康成牵强拼合的解释，使圣人的本意更加不明。《祭法》所谓禘、郊、祖、宗，就是其中之一。它说：‘商人禘祭帝喾，在郊外祭祀冥祖契，在宗庙尊祭汤。’如果相信这句话，那么禘祭就不应更换帝喾。如今《商颂·长发》是大禘之诗，其中说：‘有娀氏正当兴盛，上帝使其女儿生下商祖。’又说：‘玄王契刚强有才，接受小国而使其通达，接受大国而使其通达。’ 然而它专门歌咏契的功德，一篇之中完全没有提到帝喾，所以《祭法》所说禘祭帝喾的话，臣也不敢把它当作可信。即使依据它的说法考察，也仍然只有功德极大的人才可以在郊天时配享。为什么呢？鲧堵塞洪水，虽然阻挡和疏导不当，但禹因此取得成功；鲧本人又被处死，所以夏人让鲧在郊天时配享。冥继承他的官职而死于水中，所以商人让冥在郊天时配享。后稷使天下获得粮食，功德流传万世，所以周人让后稷在郊天时配享。如今看不见僖祖有什么功劳，却想让他享有与后稷相同的祭祀，臣私下认为不合适。汉高祖取得天下与商、周不同，所以太上皇不能成为始封之祖；光武帝兴起时，不敢尊奉舂陵，而以高帝为祖，并且尊奉景帝。唐室始封的君主是元皇帝，元皇帝却是神尧皇帝的父亲。高祖时，以景皇帝配享；太宗初年，已经奉高祖在圜丘配享天地，景皇帝便不能参加郊天配享。后来杜鸿渐等又请求让景皇帝在郊天时配享天地，黎干极力斥责其不合礼制，予以纠正。景皇帝亲自接受唐国封号，尚且不能配享上天；僖祖从未开创土地疆域，却想让他作为始祖，臣也担心难以成立。臣恭敬地想，太祖皇帝削平祸乱，功德上达于天；一百多年间，天下百姓受到涵养、生育，在无事中安乐生活，这都是太祖的恩德。” 如今天下只知道尊奉太祖，却要替代他亲自郊天配享的祭祀，难道符合人情吗？现在议论者竟要斥绝唐、汉的旧制而专门效法商、周，这就是臣所说的仰慕古制却违背当世实际。太祖皇帝接受后周禅让，僖祖才开始被追尊；建隆年间的郊祀，以宣祖配享，僖祖不能参加。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在位时，从未在郊祀中让僖祖配享；陛下一日之间尊崇而祭祀他，是有所尊崇，并不是要替代原有的礼制。如今如果使太祖的礼制在四宗时期反而被替代，这难道是孝思之心吗？这就是臣所说的拘泥礼文而失去顺应人情的实质。祭祀不在神灵应居之处举行，神灵就不会接受；让不应配享的人配享，上天也不会享用这种祭祀。所谓郊祀配天，是因为上天对于万物的德行无法形容，所以认为人君若有惠及生灵、施及后世的大功大德，便足以配享上天。如今僖祖的德行没有明显惠及百姓，也没有明确施及后世，却想让他的庙与后稷同等，享有始祖之礼，臣恐怕僖祖之神会因所处之位不当而不接受，上帝之灵也会因配享者不当而不享用，这不是陛下尊祖事天的本意。” 陛下是太祖的子孙，继承太祖的基业，居于南面为尊的地位，享用四海九州的供奉，这一切都是太祖皇帝授予的。那么今天所应尊奉侍奉的对象，应该没有谁能超过太祖。有人说：礼制规定，天子庶出的兄弟可以成为祖，契、稷都是帝喾的儿子，并且各自获得姓氏，所以商、周把他们作为祖先奉祀。如今宋朝以僖祖为始祖。臣说：这也不对。如果以获得姓氏的人作为祖先，那么赵氏获得姓氏的源头还很遥远。自从造父封于赵城，赵衰才开始得到赵姓；如今若一定要推究先世，难道就要追尊赵衰为祖吗？显然不能。又有人说：如今朝廷只是想保存僖祖作为始祖，至于让他配享上天，也不会轻易议论。臣说：这也不可。既然已经把僖祖作为始祖，就必然要让他配天；僖祖配天，太祖的祭祀就被替代了，这正是臣认为不可的地方。又有人说：如今毁掉僖祖之庙，把他的神主收藏在夹室，往下祔祭给子孙，可以吗？臣说：这也是一座堂屋的夹室，位于西侧祧室，神主收藏在室中，位于顺祖右侧，本来就是顺序安排，并不是所谓降下去祔于子孙之室而削弱他的尊位。如果仍认为不可，臣请求特意为僖祖建立一室，把祧主安置其中；太祖以上亲属关系已尽而依次毁去的神主，都收藏在僖祖之室。举行禘祭、祫祭时，暂且把僖祖神主安置在东向之位，太祖神主列入昭穆次序而随从，并取出已经毁庙的神主共同合食，这样僖祖的尊位自然可以得到伸张。” 这就是韩愈所说“祖先因孙辈而尊贵，孙辈因祖先而屈居”的意义。若说为僖祖建立庙宇不对，那么周人另立庙宇祭祀姜嫄，也不能说不合礼。如今在陛下这一时代顺应人情制定礼制，采用圣人的制度作为万世法则，不也是美事吗？事情与商、周有不同，礼文也随之不同。这就是臣所说的先王礼制以人情为根本，因而增减、变通和确定各不相同。如果说不是这样，臣恐怕会违背古今的义理，违逆天地与人的情理，使天地、祖宗的神灵无法享用祭祀。臣恭惟陛下聪明仁孝，因为宗庙是重大事务，恐怕其中在礼制上有所违背，所以命令两制臣僚议论。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用，恳请亲自裁决；如果仍有疑惑，请交给礼院详细审议。臣私下认为，宗庙祧迁、配享是朝廷的大礼，我反复在心中思考，感到有所不安，绝不敢苟且树立异说。希望陛下大力采纳。”

译判太常寺张师颜等议论僖祖祧迁，上奏说：臣等认为，天下的大礼没有比宗庙更重要的；崇尚孝道、侍奉神明，以此照临四海，所以圣王十分重视，务必做到最为恰当。臣等恭惟僖祖神主祧藏夹室，在礼制上不顺，这是有司的失误。应当由辅臣据此发布明确诏令，广泛访求意见，使之成为万世法则。然而议论者因神主收藏安排有失，便想进一步推尊僖祖为始祖，臣等斗胆对此提出意见。从前商、周兴起，本源在契、稷；考察前代记载，其理由有两个：一是因为他们最初受封，二是因为他们有功德。契有大功，最初接受封国，经过十几代，世世代代祭祀不绝；到汤取得天下，修治契的世代祭祀，因袭他的封国，把整个天下称为商，是由契的功业逐步造成的。稷有大功，最初接受封国，经过十几代，世世代代祭祀不绝；到武王取得天下，修治稷的世代祭祀，因袭他的封国，把整个天下称为周，是由稷的功业逐步造成的。既然如此，契、稷作为商、周的祖先，传承已经久远，礼制也早已确定，后世本来无法改变。奉他们为太祖、主持宗庙祭祀，是为了适应当时情势。《诗经·长发》说商家兴亡历经夏代，历史源流长远；《昊天有成命》说后稷已经承受王命；《生民》《思文》都歌咏后稷的功劳。” 传文称禹、稷亲自耕作而取得天下，不能说他们不是祖先，也不能说不是因为功德。后世承受天命的君主，功业突然兴起，与前代不同，于是亲庙依次毁去，君主本人便成为一代之祖。郑康成说：‘夏代有五庙，没有太祖，只从禹和二昭二穆算起。’唐代张荐说：‘夏后氏以禹为始封之祖，于是禹成为不迁之祖。’说的就是这个。如果始封之君距今世代较近，上面还有亲庙，那么始祖往上迁，而太祖之庙不毁。魏以文帝为祖时，毁去处士的庙；晋以宣帝为祖时，毁去征西将军的庙；唐以景帝为祖时，毁去洪农府君的庙。这些都是前代把始封之君作为祖先、仿效契稷的明证。既然以契、稷为法，那么上面的亲庙不得不毁，势所必然。假使魏、晋不以武帝、宣帝为祖，却越过他们去尊奉处士、征西将军，不仅要把世代往上推，也不知道还应推到何人；而且始封之君又该如何处理？唐代拥有天下，便据此作为制度。韩愈说：‘事情不同于商、周，礼制也随之改变。’臣等认为这话很对。总之，始封之君所处世代较近，亲庙就不能不建立；如果只因亲庙延及远祖，便把远祖当作始封之祖并压制近祖，这是古代从未听说过的。晋代琅琊王德文说：‘七庙的意义，本来取决于德行厚重、恩泽流传，祭祀可以延及远祖，并不是为了替太祖申明尊贵。’ 关于这种祭祀的说法是对的。礼制规定，天子有七庙，太祖距离后世远近不能预先规定，所以只说三昭三穆加太祖之庙共七庙，从未说亲庙中最早的一位必定是始祖。国家在治平四年因僖祖亲尽而迁毁，并奉景祐诏书以太祖皇帝为帝王之祖，是由于太祖属于庶出旁支，并不是以有无功劳、是否拥有封国来决定，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所谓别子之法，是指公子不继承世袭君位，所以他的子孙成为大夫、士后，世世代代奉他为祖而不迁；这不是天子、诸侯的礼制。假使汤、武只是诸侯，尚且不能依别子之法奉为祖，何况作为拥有天下的君主，怎么可以采用大夫、士的制度呢？至于禹如果不先祭鲧，那么所谓‘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受祭’，本来是用来纠正文公颠倒祭祀次序的，不是尊崇祖先的论据。唐代仲子陵说，怎么知道这不是在夏后氏宗庙数目尚未完备时，针对禹不能先于鲧受祭而言的呢？臣恭惟宋朝之所以成为宋朝，是因为太祖皇帝顺应天命、受承天命，首先开创宏大基业，在天下建立国号，这与商、周成为商、周不同，是可以明确知道的。僖祖虽然是圣人后裔的先祖，但建立庙宇只是因为太祖亲尽后应当迁毁，这符合正当义理。如今想以僖祖有庙为理由，把他推进为始祖，臣等确实怀疑这与契、稷的情形不同。” 假如契、稷本来没有功德，也从未受封，拿他们作为依据，或许还可以；如果不是这样，臣等就不能完全没有疑问。假如一定要依据这种说法，臣等还有话要说。三昭三穆，是不可更改的经典规定，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国初张昭、任彻等人不能把尊崇宗庙的制度推得长远，只因援引近例，请求建立四庙，于是使天子的礼制同于诸侯。假如当时庙数完备到六座，就还应当向上推两代，而僖祖排在第三，也不能说是始祖。如果说世代次序无法推究，那么这种说法诏令没有记载，史官没有记录，历经一百多年，已经没人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臣不敢凭私意逆推而言。臣谨按，建隆四年亲自郊祀时，配享之位没有及于僖祖；开国以来举行大祭，也空置东向之位，这就是祖宗已经实行的意思。自祖宗以来，没有用僖祖改变太祖的地位；如今若改变，恐怕会失去祖宗的本意。巍巍太祖，如神如天，福泽流传万世，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奉他为帝王始祖，在礼制上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有人说，《仪礼》规定诸侯祭及自己的太祖，天子祭及始祖所自出的祖先；如今把始祖称为太祖，是诸侯的制度。” 臣等认为，远祖受封后，子孙世代承袭，虽然亲属关系已尽而庙不毁，这叫作诸侯祭及自己的太祖。始封之君既然已经成为国家之祖，后世子孙从诸侯成为天子，始祖的地位不改变，这是情势自然决定的，这叫作天子祭及自己的始祖。如果一定要探求太祖的精神与神灵感应，认为他是始祖所自出的祖先，就会不断迁就而编造新说，越来越背离圣人的本意。唐代神龙初年议论说：‘既然建立七庙，就必须尊崇始祖。’张齐贤说：‘始祖就是太祖，太祖以外不再有始祖。’前代儒者对此已经讲得很清楚。大体说来，不能以有功德作为契、稷成为祖先的唯一必然依据；突然兴起的君主自己成为一代之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至于神主收藏安排不合顺序，就应当改定。夹室是子孙宗庙的正室。有人认为神道崇尚右方，僖祖神主放置在那里是失礼。那么僖祖神主总要有归宿。按《周礼》说：‘守祧掌管守护先公先王的宗庙和祧庙；宗庙由有司修治清扫，祧庙则由守祧涂黑、涂白。’所谓庙，是后稷、文王、武王等人的庙；所谓祧，是收藏先公先王迁出神主的地方。先公的迁主收藏在后稷之庙，僖祖相当于周代的先公，应该有收藏神主的祧庙。”

译即使没有始封的远祖在上面主持祭祀，先祖神主的祧庙也不能缺少。臣等参酌详情，请求略微仿照这种制度，另建一座庙来收藏神主。举行大祭的年份，在那座庙中祭祀；太庙仍依旧制，空置东向之位；郊祀配享的礼制仍旧不改。这既合乎事理，也顺应人情。魏、晋以及唐代都曾议论远祖神主的安置。魏代钟繇、高堂隆、卫臻都是当时的名儒，全都说：‘处士应当迁毁。’所以景初年间的制度是：三祖之庙不毁，其余四庙亲尽便迁，一如后稷、文王、武王诸庙祧迁的礼制。晋永和年间，尚书省议论说：‘周人称王，太祖世代久远，所以迁出的神主有归宿。如今晋庙以宣帝为主，而让四位祖先居于其中，这是使祖先屈从于孙辈；举行祫祭时又把他们置于上位，是代替太祖。’范宣认为可以另建一室安置四位神主，四主依次迁毁，这样宣帝的地位就正当了。自虞喜、刘诩、韦匡、王松子、蔡谟等人，都赞同这个意见。唐代陈京议论请求依据魏、晋旧制，改建别庙收藏宪懿、柳冕、王诏等七十多人，也同意这种说法。虽然后来最终收藏在兴圣寺，但本质上与另建一室没有不同。只有颜真卿引用蔡谟‘暂时居东向之位’一句，却没有采用另建庙宇的意见，因此当时受到议论。此前历代的论说都有考据，依据经书的本意，我不敢说后世的史论就应当一概废弃。《礼记》说：“礼，即使是先王没有制定过的，也可以依据义理创制。”又说：“礼亡了。”这样的礼，何况还有前人反复商量、穷尽义理的论说呢？有人说：夹室不合适，应当另立别庙；这样既已端正了大原则。合祭总的来说都是孝敬祖先的办法，只是僖祖的亲属地位已经尊贵，不能放在昭穆的行列中。依照前代在别庙祭祀的做法，取得礼制的变通，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有人说不能分开祭食，应当合祭于太庙；这不只是使东向之位永远空缺，而且还使僖祖降居于子孙之下，究竟哪一种是得、哪一种是失呢？这样看来，僖祖另行收藏神主，列位的圣祖圣宗不动，神灵得到安妥，情理与礼文也都得到满足，在义理上是相合的。方今陛下天生仁厚孝敬，尊奉宗庙，古代的盛德君王也有所不及。臣等学术浅陋，不长于讨论，只能陈述遵循朝廷、纠正失误的意旨，辨明议论者尚未通晓的道理，希望能够符合陛下根据人情制定礼制的原则。希望陛下留意，详细选择。熙宁年间，翰林承旨张方平等人议论，同堂八室的宗庙制度已经确定，僖祖应当迁祧，合乎典礼，于是在九月奉安八室神主，迁祧僖祖，并将英宗的神主附祀进去，停止避讳僖祖的名讳，也停止举行文懿皇后的忌日祭祀。熙宁五年，中书门下说：僖祖以上的世代次序已经无法考知，那么僖祖有庙，就同商代的契、周代的稷没有差别；如今毁去他的庙而把神主藏在夹室中，取代祖考的尊位，降而附祀于子孙之下，恐怕不是顺从祖宗孝心、奉事亡者如同生者的道理，请把这项奏议交给两制官员议论，取其中恰当的意见。当时王安石任宰相，不赞成迁祧的说法，所以又有了这次请求。翰林学士元绛等上议说：“自古受天命的君王，既然凭功德享有天下，都推究自己统绪的根本，尊奉自己的祖先。所以商、周以契、稷在唐虞之际有功，称他们为有功之祖。如果一定要因为有功才奉为祖，那么夏后氏就不应当郊祭鲧了。如今太祖受命之初，建立亲庙；僖祖以上的世代次序既然无法知道，那么僖祖作为始祖便无疑了。假如说僖祖不应当与契、稷相比而作为始祖，这就是使天下人从此不再知道尊敬始祖，使子孙可以凭借功劳来凌驾于自己的祖先之上。

译古书传说：‘已经毁去的宗庙神主陈列在太祖庙中，尚未毁去宗庙的神主都升入太祖庙，与太祖合祭。’ 如今迁移僖祖的神主，藏在太祖的庙室中，那么四位祖先举行祫祭的日子，都要降位而来合祭。请把僖祖之庙作为太祖之庙，这就符合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 判太常寺韩维议论僖祖庙的奏状说：“据敕令，据中书门下奏报。又据治平四年闰三月八日敕令，迁移僖祖庙的神主，收藏在夹室中。臣等听说，万物的根本在于天，人的根本在于祖先。所以先王制定宗庙祭祀制度，有疏远而没有断绝，有远而没有遗漏。商、周的君王把世系断自契、稷以下，并不是断绝了帝喾以上的祖先而遗漏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有承继的统绪。至于尊卑的位置、先后的次序，即使子孙齐圣而有功，也不能让他们位居祖考之前。这是天下万世共同遵行的道理。臣私下认为，本朝从僖祖以上的世代次序无法考知，那么僖祖有庙，与契、稷没有差别。如今毁去他的庙，把神主藏在夹室中，取代祖考的尊位而降祔于子孙之下，恐怕不是顺从祖宗孝心、奉事亡者如同生者的道理。考察前代记载，虽然有时这样做，但考察是否合乎经义，却没有成为固定的成法。根据人情制定礼制，正应当在圣明的时代实行。伏望皇帝陛下仁厚孝敬、聪明睿智，继承上天之意，考察古制，举止周旋都遵从正道。宗庙神主是重大事务，应当广泛考察。请把本奏交给两制官员详细议论，选择其中恰当的意见。”敕书批示，依准本月三日诏书：“中书门下，宗庙迁祧的制度，是有常典的，用来向上承接先王，向下为后世取法。朕继承大统，敬谨奉行宗庙祭祀，而世代次序的迁祧毁庙，礼制或许还不妥当。讨论常制，正属于贤明辅臣的职责，以此来辅助朕的不足，并向上符合祖宗追念孝敬的心意。朕阅览这些奏议，内心受到触动，怎敢不恭敬地接受呢？应依照所请求的事项施行。”因此发布这道诏令，想来你们应当知道。移文奉行诏书如下。移文送到后，奉诏书说：“伏想亲亲的次序，以三代推及五代，以五代推及九代；向上逐级减杀，向下逐级减杀，旁系逐级减杀，亲属关系就此终止。圣人制定事制，保存送终之礼，都以此为限，这是众人共同遵行的原则。至于不与众人相同的情况，又要根据事情的适宜，用义理作出裁断，为之制定礼文和节制。从前先王既已拥有天下，就追溯自己的基业由何而起，奉其始祖为太祖，这是为了推尊功劳、美化祖德、重视根本和开端。大概，天子的祖先能够联系天下；诸侯的祖先能够联系一国；大夫、士的祖先只能联系本宗族。这也是情势和道理所决定的。荀卿说：‘天子把始祖视为上天，诸侯不敢毁坏其祖庙；大夫、士各有固定的宗主，这是为了区别尊贵的始祖。尊贵始祖，是德行的根本。’有天下的始祖，如后稷；有一国的始祖，如周公；大夫、士的始祖，如三桓。之所以尊贵，是因为能够配享上天、永不迁祧，也有固定的宗主。这正是用来区别尊卑的地方。如今只把契、稷作为本统的祖先，就等于把天子的礼制降低到与大夫、士相同。”这不是荀卿所说的区别尊卑。有人说：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距离契、稷，都有十几代；其间子孙衰败、逃亡、奔窜的也不止一人。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拥有天下，与契、稷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南宫括说：“禹、稷亲自耕种而拥有天下。”孔子说：“像这样的人真是君子啊。”禹拥有天下确实如此；稷只是诸侯，却说他拥有天下，为什么呢？难道不是由于功德不断积累，到文王时才兴盛起来吗？孟子说：“君王不必等到国土广大，商汤凭七十里土地，文王凭百里土地。”这样看来，小国也可以成为君王所凭借的基础。所谓七十里、百里，不正是契、稷所受、并遗留给子孙的国家吗？由此说来，商、周之所以兴盛，契、稷并非毫无关系。因此正考父作颂歌，追述契、商汤、商高宗以及商朝兴起的原因；子夏编次《诗经》，称说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难道是虚妄之言吗？《国语》也说：“契辛勤经营商，历十四代而兴盛；后稷辛勤经营周，历十五代而兴盛。” 《谷梁传》说：“最初受封的祖先一定奉为始祖。”南宫适、孟轲、卜子夏、左丘明、谷梁赤，生于周代，他们所说的都是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事情；他们的学问又都出自孔子，似乎应当可信。因此，尊奉始祖，是因为功业由此发端；秦、汉的儒生也有所承受。后世拥有天下的君王，都是特然兴起，并无所承继，所以终于奉为太祖。这一传统由来已久。伏望太祖皇帝孝友仁圣、睿智神武，不伤一兵一卒，坐而平定大乱；子孙遵守他的事业，万世蒙受恩泽，功德卓著，奉为宋朝太祖，没有人稍有异议。僖祖虽然是太祖的高祖，然而仰观其功业，没有看出他有所承继；向上追寻世系，又不知道本朝究竟从何开始。如果把奉祀稷、契的做法用来奉祀僖祖，臣私下恐怕古代没有可考的依据，而对今天的制度也有不安之处。臣认为，各种议论之间，尚没有哪一种足以压倒另一种，仍按旧制实行较为方便。至于收藏神主、合祭，历代也常有议论。然而如今的庙室与古代制度不同，古代每座庙各有宫室，如今奉祀祖宗的神主都在同一座殿堂之上。西夹室还安置着顺祖的神主，考察尊卑次序，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至于禘祭、祫祭，本来就是排列昭穆的祭祀；僖祖位居东向，礼制上没有不顺之处。这就是所谓“子孙即使齐圣，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进食”。孔子说：“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就暂且空缺不说吧。”像元绛等人的议论，并非臣所知，所以臣对此存疑，不敢赞同。

译元丰元年，枢密直学士陈襄论说天地合祭不合礼制，上奏说：“臣恭敬地承受圣意，认为在圜丘合祭天地不合正礼，诏令重新制定。臣谨按《周礼·大司乐》：以圜钟为宫调，冬至在地上的圜丘演奏六变，用来祭祀天神；以函钟为宫调，夏至在泽中的方丘演奏八变，用来祭祀地祇。祭天一定在冬至，是因为阳气在上天开始复苏；所以宫调用夹钟，处于震位，因为帝从震方出现；称作圜钟，是取其形状来象征天。三一之变【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簇为徵，姑洗为羽，各演奏一变】，合于阳数奇数。祭地一定在夏至，是因为阴气开始在地下潜藏萌发；所以宫调用林钟，处于坤位，因为万物在坤地得到滋养；称作函钟，是取其包容之意来象征地。四二之变【函钟为宫，大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各演奏二变】，合于阴数偶数。又据《周礼·大宗伯》，用禋祀、实柴、槱燎祭祀在天上的神，用苍璧作为礼玉；用血祭、埋牲、瘗沉、疈辜祭祀在地上的神，用黄琮作为礼玉。这些都是为了顺应阴阳，辨别时令和方位，仿效形状和颜色，并依据气类相求；这就是天、地二礼不能不有所区别的原因。所以向天求祭，天神便降临；向地求祭，地祇便显现，从而可以沟通精诚，迎来福祥，使百姓繁衍，使万物丰厚，这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礼制。周代以后年代久远，先王的制度不再实行。汉元始年间，奸臣妄加议论，不探究经书本意，附会《周官》中大合乐的说法，认为应当合祭，汉平帝听从并实行，所以天地共用一头犊牛，礼制的失误从此开始。自汉至唐一千多年间，以五月亲自到北郊祭祀的，只有四位皇帝而已：魏文帝太和年间、周武帝建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睿宗先天年间，都是一时罕见的举动。然而随立随废，最终没有确定下来；沿至本朝，也还没有来得及厘正。恭敬地想，陛下发扬五位圣王的制作，恢复历代君王废弃的制度，典章、法度已经足以与先王时代相媲美，难道还要沿袭后世一切不合礼的制度吗？因此臣亲自承受陛下的德音，奉命纠正错误的礼制，首先应当端正其中的大礼。大礼不端正，末节即使端正，也没有益处。何况如今天地每年都有祭祀，并没有废止，只是由有司代行罢了，确实不足以完全表达圣上亲自奉事天地的心意。臣认为，既然停止合祭，南郊、北郊自然应当分别祭祀。” 伏请陛下每逢亲自祭祀的年份，先在夏至于方丘祭地祇，然后在冬至于圜丘祭祀昊天，这就是所谓先端正大礼。然而议论者或许说，先王的礼制废弃已久，不能恢复。古代斋戒居住在近处【古代斋戒住在路寝】，仪仗卫队少，费用节省，赏赐也少，所以即使一年遍行祭祀，国家也不费财，百姓也不劳苦。如今斋戒居处遥远，仪仗卫队繁多，费用广泛，赏赐丰厚，所以即使三年举行一次郊祭，也还可能有所畏惧，何况一年举行两次祭祀呢？如果实在不能做到，就三年轮流祭祀一次。或者像后汉那样，在正月上旬的丁日祭祀南郊，礼毕后接着祭祀北郊；或者像南齐那样，在正月上旬的辛日祭昊天，下一旬的辛日埋祭后土，不也可以吗？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礼记》说：“祭祀不希望疏略，疏略就会怠慢。”三年轮流祭祀，那么昊天大神六年才亲自祭祀一次，岂不是已经怠慢了吗？《礼记》说：“举行大事一定要顺应天时。”冬至、夏至分别举行郊祭，是周公制定的制度。舍弃这种制度而遵从后代君王失礼的做法，难道可以称为取法吗？那些议论者只知道苟且简便的好处，却看不到尊奉天地的严肃。伏望陛下鉴察先王已经实行并取得的明显成效，举行旷世未曾讲求的大礼，约束各部门的仪仗卫队，减省大农寺没有名目的费用，使臣能够考究旧例、参照礼经，采用太常礼仪注本的文字来纠正错误，考察大驾卤簿的格式来裁减繁冗，只以最精诚的心意，敬奉上天，迎接至和，求取纯厚福禄，希望成就一代典礼，昭示万世。” 陈襄任知谏院时，又上奏论禘祭、祫祭不应废止时祭，说：“臣等详细考察大宗伯的职掌：‘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在春季享先王’，‘以禴在夏季享先王’，‘以尝在秋季享先王’，‘以烝在冬季享先王’，可见六种祭享一并实行；天子的禘祭、祫祭与诸侯不同，从未废止某一时祭。因此《毛诗传》说：‘诸侯夏季举行禘祭，就不举行礿祭；秋季举行祫祭，就不举行尝祭；只有天子兼行这些祭祀。’孔颖达《正义》认为，天子夏季举行大祭禘，不废止时祭礿；秋季举行大祭祫，不废止时祭尝。王者的礼制是三年一次祫祭，加上禘祭和时祭，因此与诸侯有别。所谓治理井然，正是礼制完备。我国沿袭旧例，长期在禘祫之月不举行时享，至今没有厘正，这不合古制。伏请每逢禘祫之月，即使已经举行大祭，仍然举行时享，以严肃天子的完备礼制，从而大大崇奉祖宗。禘祭、祫祭与时享的先后，经书没有明文。臣等考察《司尊彝》说：‘凡四时之间的祭祀、追享、朝享，灌礼使用虎彝、蜼彝。’先郑说：‘追享、朝享就是禘祭、祫祭。’它们位于四时祭祀之间，所以称为‘间祀’，这明确表明禘祭在礿祭与祫祭之间，祫祭在烝祭之间，并不是在其后。因此后郑认为天子先举行祫祭，然后举行时祭。郊祭亲祀也应依此办理。如果允许臣等的意见，请下令施行。”

译陈襄任侍御史时，又上奏论祭天应当使用音乐，说：“臣谨按礼制，冬至祭天，是取微弱的阳气贯通、开放，象征上天的开始；在南郊设坛，是就阳位；登上圜丘，是顺着天的事情祭天；焚烧柴薪使烟上升，是用气来求阳；奉奠苍璧，牲和币帛都取与天相似的颜色，是象征上天广大覆盖、自然施予。音乐用圜钟为宫调，因为向上对应房星、心星，有天地明堂的象征。宫声演奏三次，角、徵、羽各演奏一次，是合于阳数之奇，意在使神听闻。祭地在夏至，是取阴德潜藏萌发，象征大地的开始；在北郊挖坎，是遵从阴的意义；在泽中的方丘祭祀，是顺着地的事情祭地；埋葬祭品，是顺应大地含藏的本性；使用方形琮和黄色币帛，是仿效大地的形状和颜色。音乐用函钟为宫调，因为它产生于未方之气，未为坤位。宫声以及角、徵、羽各演奏两次，是合于阴数之偶，所以演奏八变，地祇就显现出来。先王求神的心意，可以说已经尽到了。所谓顺应天时，是乾坤因此而开合，阴阳因此而消长，鬼神也由此获得便利而出入。所以举行大事一定顺应天时，又要选择合适的方位。筑高坛必须依托丘陵，筑低坛必须依托川泽；以至器物、币帛、音乐、舞蹈，细微周详，没有一样不顺从其类别。用这样的方式奉事神灵，神灵就没有不享用祭祀的。” 汉元始年间，不探究礼制本意，附会《周官》中大合乐的文字，称为合祭。又因为正月三阳在下，息卦转为泰卦，于是选择上旬的辛日，在南郊合祭天地。考察它设置的时令、方位以及器物、币帛、音乐、舞蹈，只是把地祇放在配享的行列中，实际上并没有把地祇放在心上。后汉在正月上旬的丁日祭祀南郊，礼毕后接着祭祀北郊。下至南齐，又在正月上旬的辛日祭祀昊天，下一旬的辛日埋祭后土，虽然得到了合适的方位，却没有得到合适的时令，确实没有完全到位，礼意也不专一，这也只是以祭天为主而已。臣私下还有一个证据。《礼记》说：‘在长者面前进食，即使有两份也不推辞，同长者偶然同席也不推辞。’郑氏说：‘丰盛的饭食并不是为自己设置的。’君王像奉事父亲一样孝敬，所以奉事天就明察；像奉事母亲一样孝敬，所以奉事地就明辨。难道可以把承载万物无边无际的后土、富厚慈爱的地神，仅仅当作偶然同席的宾客来奉事吗？臣深恐柔顺的地祇没有享用这种祭祀。臣谨慎地再次详考仪注，在同一坛上合祭天地，这明显是不合礼制，固然应当改正。然而今古情势不同，沿革各有差异，三年举行一次郊祭，是汉、唐已经确定的制度，自祖宗以来没有人能够改变。如今停止合祭，北郊只由有司代行，从道理上说仍不妥当。” 臣认为，应当在亲自举行郊祭的年份，采用夏至，先在方泽举行祭祀；所谓祭祀，是为了荐献而顺应时令。距离人近而且亲近的，没有比大地更近的；财物取自大地，所以先祭地，以表明亲亲的仁爱。距离人远而尊贵的，没有比上天更远更尊的；取法于上天，所以后祭天，以端正尊尊的义理。至于青城、张法【原文疑有讹误】，车驾仪仗和祭祀用品一律从简从便，务必符合崇尚质朴的本意。扈从卫士的赏赐，可以在郊祭赏赐的数额中预先发给五分之一，或者酌情增加特别赏赐，这属于皇上的恩典，贵在由上裁定。奉事天地而不失礼制本意，只求朝廷裁夺。”}], 三年，翰林学士张璪论说夏至祭地、派遣冢宰代行祭祀，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关于天地合祭，议论者意见不一；臣私下认为，阳气产生于十一月，阴气产生于五月，这是阴阳产生、天地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先王于是顺应阴阳的道理，在冬至于地上的圜丘祭天，在夏至于泽中的方丘祭地。以至于牲品、币帛、器物、服饰、诗歌、音乐、舞蹈、形状、颜色、尺度、数目，没有一样不仿效天地的形类。所以天神、地祇都可以依礼祭祀。由此看来，夏至在方丘祭地，而由天子亲自到场，这是万世不能改变的道理。议论者认为，如今天下拥有万辆兵车，仪仗卫队比古代增加一倍，正值盛夏，不能亲自举行祭祀，于是想改在其他月份举行。不仅没有根据，也丧失了奉事大地、顺应阴气的意义。如果实在不得已，臣认为应当就在举行郊祭的年份，于夏至这一天备具盛大的礼仪、仪容和音乐舞蹈，派冢宰代行祭祀；虽然不能完全合乎礼制，希望先王遗留的本意还能够有所保存。” 判太常寺陈荐上奏说：“臣私下考虑，议论者认为天地合祭始于王莽，考察典礼觉得有所不合，所以停止合祭。臣私下有疑问，谨按《周颂》说：‘昊天有成命’，这是郊祭天地的诗。前汉《郊祀志》记载郊祀歌十九章，其中第七章说：‘惟泰元尊，媪神蕃厘。’解释者说：‘泰元是天神，媪神是地神。’第八章说天地一同降临福佑；由此可以大致看出天地同祀，恐怕并不是从王莽才开始的。国家的大事，没有比祭祀天地、宗庙更大的；既然已经举行，就不能废止。古代祭祀都由天子亲自举行，到了后世，事情与古代不同，有的因袭，有的改革，各按实际情况办理，所以常常派官员代行。如今圣朝祭祀郊坛、宗庙，三年亲自举行一次，一定先到景灵宫朝享，荐祭太庙，然后在圜丘合祭天地，大概是参照采用旧有章法，取得礼制的适中。议论者又认为，亲自举行郊祭的年份，夏季不能亲自前往，应当派冢宰代行，从而停止冬至天地合祭。臣也认为，夏至方丘的祭祀确实不能亲自举行；即使礼乐全部完备，派上公代行祭祀，恐怕这种议论仍不合古制，终究不如在合祭天地的日子亲自执持圭璧币帛，内心竭尽诚意，外在礼容庄重。” 何况天子把天当作父亲奉事，把地当作母亲奉事；既然亲自礼敬天神，却不亲自礼敬地祇，从情理和礼文来考察，臣深恐仍不妥当。陛下聪明睿智，圣学深厚博大，古今万事没有一件不能洞察其根本。三年一次亲自郊祭、合祭天地的礼制，伏请暂且沿用旧制，以彰明奉事天地三神的心意。”

译知太常礼院赵君锡请求只设置昊天上帝一个神位。上奏说：臣谨按《周礼·掌次》说：‘君王举行大规模祭祀、祭告上帝，就张设毡帐和案几；祭祀五帝，就设置大次、小次。’又《周礼·司服》说：‘祭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而戴冕；祭祀五帝也是这样。’这明确说明上帝与五帝不同。那么《孝经》所谓‘在明堂以宗庙之礼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就不能同时包括五帝。考察《易经》《诗经》《尚书》所称的上帝，也不止一处。《易经》说：‘先王作乐，崇尚德行，把它荐献给上帝，使祖先配享。’《诗经》说：‘明白地奉事上帝，就会招来众多福祉。’又说：‘上帝是应当敬奉的。’《尚书》说：‘以光明接受上帝之命，上天将再次降下美善之命。’又说：‘伟大的上帝，把灾祸降给下民。’像这一类说法，难道都可以说成五帝吗？自从郑氏之学兴起，才有六天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在经书中找不到依据。到晋泰始初年，议论者才开始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于是在明堂只设置一个昊天上帝的神位。唐代显庆年间的礼制，也只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如今大飨将近，议论者仍认为上帝可以包括五帝。臣等请求依照圣诏，在明堂祭祀英宗皇帝，只让英宗配享上帝，以最诚敬的精洁祭祀，来符合皇帝严敬父亲的心意。四年，详细审定郊坛、宗庙奉祀礼文，陆佃上议说：“臣详细考察，冕服有六种，而《周官·弁师》说：‘掌管君王的五种冕服’，那么大裘与衮衣共用一种冕。故《礼记》说：‘郊祭那天，君王穿衮衣来象征天，戴着有十二旒的冕，这就是天的数目。’又说：‘衣服是用来覆盖、充实美观的；礼仪如果没有盛服就不能充分表达，所以穿大裘时不能袒露。’这说明君王穿大裘，外面还要罩上衮衣。先儒有人认为周代祭祀天地都穿大裘，而且大裘所配的冕没有旒，这是不对的。古代皮裘不是单独穿着的，它上面一定还要有衣服，所以说：‘黑衣配羔皮裘，黄衣配狐皮裘，白衣配麑皮裘。’如果郊祭只穿大裘，就是把皮裘直接显露给天地；皮裘不能穿入朝廷正门，却想穿着它去见天地，可以吗？而且先王的服饰，冬天穿裘，夏天穿葛，这是为了适应寒暑，未有能够改变的。郊祭天地如果有裘而没有衮衣，那么夏季祭祀赤帝以及夏至郊祭地祇，难道也要穿皮裘吗？这样看来，君王冬至祭祀昊天上帝时，里面穿裘、外面罩衮衣，是明确的。至于夏季祭祀天神、地祇，就应脱去皮裘而穿衮衣，以顺应时令。《周官》说：‘凡四时的祭祀，都要穿合宜的服装。’ 这说明夏季一定不穿皮裘。有人说：‘君王穿衮衣来象征天，这是鲁国的礼制。’臣认为《礼记》说：‘周代开始举行郊祭的那一天，直到君王穿衮衣来象征天’，难道能认为这是鲁国的礼制吗？有人说：‘祭天崇尚质朴，所以只穿大裘。’臣认为，称为崇尚质朴，只是说明有所崇尚，并不是一切都使用质朴之制。用苍璧礼敬天，用黄琮礼敬地，旗帜有十二旒，龙纹上设置日月图案，这难道是质朴吗？所以说：‘祭天时扫除地面就在地上祭祀，重在质朴而已。’牲用赤色，是崇尚赤色；用犊牛，是看重诚敬。君王穿衮衣象征天，戴有十二旒的冕，是象征天的数目。旗帜有十二旒，绘龙纹并设置日月图案，是用来象征天。道理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也是各自有相应的道理。如今冬至禋祀昊天上帝，穿皮裘并罩衮衣；其余祭天和祭祀地祇，都请脱去皮裘而穿衮衣，各自穿合宜的服装。如果允许臣的意见，请赐令施行。” 陆佃又上昭穆的议论说：“臣恭敬地看到，中书省批示发下张璪、何洵直关于宗庙昭穆的议论，想以宣祖为昭、翼祖为穆，真祖为昭、太祖和太宗为穆，英宗为昭、仁宗为穆，这样尊卑失去次序，不合礼意。臣私下认为，昭穆是父子之称；昭以明下为义，穆以敬上为义。当他作为父亲时，就称为昭，取其昭明以统摄下辈之义；当他作为儿子时，就称为穆，取其恭敬以承奉上辈之义。怎么可以拘泥不变呢？”臣谨按《祭法》说：“从祧庙迁出的神主安置在坛，从坛迁出的神主安置在墠。”议论者认为，坛建在右边，墠建在左边。臣以周代制度来说，太王亲属关系尽了，从右边的坛迁到墠；王季亲属关系尽了，从左边的祧庙迁到坛。左右迁移并没有妨碍，那么何洵直所说“昭永远是昭，穆永远是穆，左边的不能迁到右边，右边的不能迁到左边”，就是错误的。张璪说，四时常祭各在自己的庙中举行，不能同席而相对。但周武王进居王季的位置，并不因尊位高于文王而有疑虑；反过来说，在祖庙合祭时，王季、文王便要更换昭穆，因此不能说没有尊卑次序。臣私下认为，古代合祭毁庙神主时，并不是所有神主都参加祫祭，所以张璪的说法不对。《大传》说：“大夫、士遇到大事，要向国君省察请示；得到允许参加祫祭，就可以祭及高祖。‘干’就是参与的意思。”这是说大夫、士本来没有祫祭，只有对国君有功有善，才进而获准参与祫祭；这样，毁庙的神主也不是全部合食，只到高祖为止。假如大夫的昭穆按照世代次序计算，曾祖恰好为昭，高祖恰好为穆，父亲恰好为昭，祖父恰好为穆，同时合食，就会同席相对；按道理不能以卑下超越尊长。那么张璪等人难道要让昭永远是昭、穆永远是穆吗？这样一来，曾祖处于尊位，高祖处于卑位；父亲处于尊位，祖父处于卑位，这就不是所谓父为昭、子为穆，昭用来明辨下辈、穆用来敬奉上辈的道理。许慎说：“父亲为昭，面向南；儿子为穆，面向北。”大夫参加祫祭，假如使曾祖重新成为昭、高祖改为穆，那么就是儿子成为昭而面向南，父亲成为穆而面向北。《大传》说：“旁系治理兄弟关系，使全族合食，按照昭穆排列。”这就是说，活着时同居一室，合食时也要按昭穆排列。假如甲按照上世的次序本来是穆，如今同堂合食，实际属于父辈；乙按照上世的次序本来是昭，如今同堂合食，实际属于子辈，而二人同席相对，那么甲应当为昭，乙应当为穆。怎么可以牵引千年以来的世代次序，重新让甲居右为穆、乙居左为昭，扰乱同堂父子合食的次序呢？”

译张璪又说：“既然已经是昭了，又有时成为穆，这就扰乱了昭穆的名分。”臣私下认为，昭穆只是父子之称。如果作为昭的人不再成为穆，作为穆的人不再成为昭，那么过去曾经侍奉父亲、作为儿子的人，如今即使有了儿子，也不能成为父亲。如果后来又成为父亲，就说这是扰乱父子的名分，可以吗？《祭法》说：“天子立七庙，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另有两座祧庙。”这说明天子立庙从亲近的祖先开始。最初建立考庙，接着建立王考庙，再建立皇考庙，又建立显考庙，仍认为不够，于是再建立两座祧庙，加上太祖庙共为七庙。显考庙、王考庙和左祧为昭；皇考庙、考庙和右祧为穆。所谓三昭三穆，例如成王在位时，武王为昭、文王为穆，那么武王作为父亲，就不进入考庙而进入王考庙。因此臣私下认为，八庙制度应当以僖祖居中，翼祖为昭，宣祖为穆；太祖、太宗为昭，真宗为穆；仁宗进入王考庙为昭，英宗进入考庙为穆。这就是父为昭、子为穆，合乎人情和事理，尊卑次序协调。” 但议论者受自己的见解所蔽，和臣的意见不相同。伏请陛下根据圣学裁断，统一群臣的议论，臣将不胜荣幸。陆佃又上庙祭的议论说：“臣取法古制、考察今日，详细审定八庙的祭祀；每座庙都举行三献礼，在同一天结束。大概是简约礼制，务求能够实行，只想用于春季的祠祭罢了。至于夏季的礿祭、秋季的尝祭、冬季的烝祭，就应当按照古制，在祖庙合食。古代有宗庙祭祀之事，一天完成的只限于祫祭；其余祭祀各用一天，每庙用少牢举行馈食礼。《礼记》说：‘在丁亥日，向皇祖伯某荐献岁时祭品，以某妃配享。’这说明丁亥这一天只祭祖和祖妣而已。贾公彦说，大夫有三座庙，用少牢祭祀并择定日期，止于丁亥，这就明确说明，无论尊卑、庙数多少，祭祀都在同一天结束；只是祭祀时已经安排完毕。大概祭祀占卜日期，只占卜开始的那一天。如果大夫在丁亥日于祖庙举行祭祀，那么昭庙在戊子日祭祀，穆庙在己丑日祭祀，按道理应当如此。况且大夫在内室举行祭祀不用灌礼，也没有朝践礼，礼制本来就简略。然而荐献牲肉、进献熟食，分列笾豆，奉设尊彝，整治簠簋，迁置鼎俎，陈设巾幂，升降进退，侑尸，献酬，宾主行礼，百拜，以及撤下祭余，都有许多程序。假如直到天黑才开始祭祀，接着点燃蜡烛奔走办事，三座庙一天遍祭，即使是力气强健的人也支撑不住。” 何况天子的礼仪完备、音乐齐全，礼节程序更多呢？这样看来，先王时代各自在自己的庙中祭祀，不可能一天完成。”臣谨按《王制》说：“天子春季单独举行礿祭，禘祭、尝祭、烝祭举行祫祭；诸侯春季单独举行礿祭，禘祭一年单独举行、另一年举行祫祭，尝祭举行祫祭，烝祭举行祫祭。”郑氏说：“天子说‘单独礿祭’，诸侯说‘礿祭单独’，只是互相说明文意。这样，天子说‘祫祭尝祭、祫祭烝祭’，诸侯说‘尝祭祫祭、烝祭祫祭’，也只是互相说明罢了。”那么古代天子有七庙，四时祭祀中，春季祠祭各自在本庙举行；夏季礿祭、秋季尝祭、冬季烝祭，则三昭三穆都升入祖庙合食，所以要轮流向六位尸献酒。仲尼在《燕居》中说：“尝祭、禘祭的礼，是用来体现昭穆之间仁爱的。”至于诸侯，春季也单独举行礿祭，禘祭、烝祭、尝祭都在祖庙合祭；禘祭一年单独举行、另一年举行祫祭，这是降低天子礼制的等级。《明堂位》说：“夏季礿祭、秋季尝祭、冬季烝祭，是天子的祭祀。”礿、祠、烝、尝，各诸侯大多也有。如今鲁国反而把它们都当作王礼，又不提春季祠祭，是因为春祠属于单独祭祀，天子和诸侯相同。夏礿、秋尝、冬烝则天子与诸侯不同，所以说：“诸侯举行礿祭就不举行禘祭，举行禘祭就不举行尝祭，举行尝祭就不举行烝祭，举行烝祭就不举行礿祭。” 又说：“禘祭一年单独举行，一年举行祫祭。”由此看来，即使周代春季举行单独的祠祭，另外三个时节也举行祫祭，并不只是夏、商两代的制度。即便如此，天子的时祫祭，只涉及尚未毁去宗庙的神主。至于三年一次的祫祭，则毁庙神主也都在这时于太祖庙合食，所以称为大祫。称“大”，是因为还有较小的祫祭。考察鲁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日，在太庙举行大事。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就是大祫。’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中，尚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入太祖庙合食。谷梁传也说：‘大事是什么？就是大事。显明是祫尝，大概“着”就是区别。’三年一次的祫祭，比祫尝更大；祫尝是秋祭。如今鲁国合祭太庙，也在秋季举行祫祭，所以称“大”以加以区别。况且天子有七庙，每日祭祀、每月祭祀，都各自到本庙举行；三个时节都在祖庙合食，至于毁庙的神主，则三年以后才举行大祫，这也是礼制逐渐减杀的体现。由此看来，先王的祭祀既有祫祭，又有大祫，明确可知。汉代以来的议论者都不知道这一点。陛下圣学高妙，德行可与尧、禹相比，以实行来验证，以考察来决断，恢复千年废坠的典礼，正是在圣明的时代。如今八庙既已建立，春季祠祭各自到本庙举行；夏季礿祭、秋季尝祭、冬季烝祭都升入祖庙合食，既符合典礼，又与旧仪四时八室共同享祭相近，独自合乎古制，大概是可以实行的。” 这样，七庙的神主会集于祖庙，曲折有序地参与祭祀，宽裕而不逼迫，盛大的礼仪和音乐也得以完备举行。如果允许臣的意见，请下交有关部门参照审定仪注施行。陆佃又上奏论先灌礼说：“臣详细考察，祭祀阳神从烟开始，祭祀阴神从血开始，宗庙享祭从灌鬯开始。灌鬯是为了求取神灵，然后奏乐以招致神灵。如今仪注先奏乐，后灌鬯，不是合乎正礼的做法。解释者有人说，祭祀应当先奏乐使神灵降临，然后灌鬯，因为这才是祭祀。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宗庙祭祀，灌鬯是向阴处求神，焚烧萧草是向阳处求神，还认为没有做到极致，所以又在室内告祭祝神，在堂上安坐尸；在室内告祭，是向内求神；在堂上安坐尸，是向外求神。还认为没有做到极致，所以又在庭中纳入牲畜，在室内升举牲首；在庭中纳牲，是向下求神；在室内升首，是向上求神。还认为没有做到极致，所以又直接在神主前祭告，又在庙门旁索求祭告；在神主前直接祭告，是就近求神；在庙门旁索求祭告，是向远处求神。还认为没有做到极致，第二天又举行绎祭。大概孝子不知道神灵究竟在这里还是在那里，所以才这样极其周遍地求取神灵。”《礼器》说：“在庭中纳牲时告祭，在室内告祭牲的血和毛，在堂上告祭羹与熟食，三次告祭都不在同一位置。”这是说明不断求取神灵却还没有得到。”

译由此看来，祭祀是孝子用来亲自表达诚意的方式。因此，斋戒时一定要想见所祭祀的对象，而求神不能只限于一个地方。有时用灌鬯，有时用音乐；有时在朝践时祭献，有时在馈食时祭献，有时在第二天举行绎祭，无不周到。难道所谓奏乐就能独自招致神灵，所以应当先于灌鬯之前奏乐并亲自灌鬯，然后才完成其他祭祀吗？谨按《大宗伯》说：“用六种玉器礼敬天地四方，牲畜和币帛各依照所用玉器的颜色。”郑氏说：“所谓礼，是在告神时，把礼物陈设在神座前。”《尚书》说：“周公树立璧玉，手执圭玉。”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大凡以圜钟为宫音的乐，在冬至于地上的圜丘奏用；乐曲演奏六变，天神就都降临，可以行礼了。大凡以函钟为宫音的乐，在夏至于地下的方丘奏用；乐曲演奏八变，地祇就都出现，可以行礼了。大凡以黄钟为宫音的乐，在宗庙中奏用；乐曲演奏九变，人鬼就可以来受礼了。所谓礼，就是告神时用六玉和牲币来礼敬神灵；这样看来，礼神本来就在灌鬯之后，奏乐不应当在灌鬯之前。《礼经》说：“殷人崇尚声音，香气滋味尚未形成时，先涤荡并奏响乐声；乐曲演奏三遍，然后出去迎接牲畜。” 用声音发出的号令，是用来向天地之间宣告的。周人崇尚香气，灌鬯时使用有香气的鬯酒，灌鬯之后才迎接牲畜，这是为了招致阴气。殷人先从阴处求神；如今宗庙祭祀的礼仪文物都已完备，应当取法周礼的盛制，但有些议论却想改用商人崇尚声音的说法，先奏乐后灌鬯，臣也认为不对。商人先从阳处求神，所以先焚烧萧蒿，后灌鬯；周人先从阴处求神，所以先灌鬯，后焚烧萧蒿。《礼经》说：“阴阳二端既已确立，就用两种礼来报答。设置朝事，焚烧燔柴和膻香，再用萧蒿的火光照映，以报答气；进献黍稷，献上肝、肺、首、心，再用夹甒照映，加入郁鬯，以报答魄。”这些说灌鬯在焚萧之后，大概是商礼。又说：“郁鬯与香气相合，阴气通达于深泉；萧蒿与黍稷相合，阳气通达于宗庙。”这些说焚萧在灌鬯之后，大概是周礼。如果议论者想改用商人祭地而崇尚声音的说法，那么焚萧应当在前，灌鬯应当在后。宗庙仪注因循旧习，正应当加以讲求和订正，为什么偏偏先奏乐后灌鬯就不能改呢？况且灌鬯之后奏九变之乐来招致神灵，不仅合乎礼制、容易施行，而且旧仪中本来没有朝践献祭这一项。如今既然增加设置了这一礼仪，却还没有相应的音乐，可以把灌献时所用的旧乐移用于朝事，这样可以两全其美。如果陛下准许臣的建议，请求更改仪注，希望能够符合典章礼制。神宗在位时，彭汝砺上奏南北郊合祭的议论说：“臣奉敕令条文，与两制、尚书、侍郎等集议南北郊合祭之事，是非大概已有定论。臣以犬马般的微薄诚意，私下实在不能自已。臣曾担心由于诸儒偏执一端的说法，扰乱国家最大的礼典，废弃朝廷已经施行的诏命，所以冒昧竭尽诚心，希望多少有所补益，惟愿陛下裁决。”臣听说，礼就是形体；形体不完备，君子就说它不是完整的人。礼制安排不当，也等于不完备。因此先王与神明交往，既依礼祭祀，又依同类之理来求神。祭祀的时日、牲币、器物、服饰、声音、颜色，没有一样不是与所祭对象相类的；有一项不相类，就叫作非礼。非礼的祭祀，鬼神不会享用。这样的话看似迂缓难懂，但其中的道理非常切实，必然会得到验证。臣谨用一件事来说明：春天属阳，所以正月在东郊迎春；秋天属阴，所以七月在西郊迎秋。假如迎春却在西郊、采用秋天的时令，迎秋却在东郊、采用春天的时令，即使樵夫野老也会感到奇怪惊骇，更何况鬼神呢？天与人，本来没有什么不同。如今本应在方泽祭地，却合并到圜丘；本应采用夏至，却采用冬至。这和前面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呢？前些日子的议论并不正确，实行起来也不能令人安定便利。古人已经有人改正过这种做法了。先皇帝敬慎地考察并遵循天意，承顺上天之心，罢黜邪说，订正太常礼制，施行多年，内外都得到幸福安宁；圣明的创制和明白的论述，都使神明满意。如今还有什么可疑虑、可忧惧的，却想纷纷改动它呢？家人祭祀小事，尚且慎重对待兴废，天地祭祀这样重大的礼，岂能轻率议论？臣听说，神灵没有固定享用的对象，只享用至诚之心；上天没有偏私的亲属，只亲近有德之人。朝廷如果确实能够使百姓富足、财物充裕，阐明正道、崇尚义理，发挥帝王的作用，成就天地的化育，使吃粮的百姓安乐光明，那么上帝必会保佑，诸般福祥都可以完全招致。务必要改动祭祀诏令，实在不是臣所愿。惟愿朝廷慎重再慎重，反复审察，务求最为恰当，以符合先帝尊奉神灵的心意。又说：“关于合祭的议论，臣等认为不可的有二十二人，认为可行的有八人。”扬子说：“人人都认为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正确，认为自己所认为错误的错误，那么将由谁来使它得到纠正？”又说：“万物纷杂错乱，就到上天那里占问；众说混淆不清，就依圣人的言论来裁断。圣人在世，就以人为依据；圣人不在，就以书为依据。”《周礼》正是圣人的言论。合祭起始于汉朝末年，当时这种说法很不合经典。朝廷考订制度和文典，正要把它告知宗庙、施行于天地、公布于天下，作为万世的法式。若弃置圣人的言论而听从不合经典的说法，是不可以的。有人说：“合祭历代都实行，从没有改过。”没有改过的事，也未必就应当继续实行；既然不合礼，就不可实行。先帝已经改正它，这是正确的；如今想再改变，不可以。有人说：“亲自祭祀还不能实行，暂且采用合祭可以吗？”回答说：“亲自祭祀并非不能实行；有事时由他人代行，也是礼制。合祭却不合礼。舍弃礼制不用，反而采用非礼的做法，是不可以的。”规矩确实已经设立，就不能用方圆来欺骗它；绳墨确实已经陈列，就不能用曲直来欺骗它。如今议论祭祀却不遵从礼制，议论礼制却不遵从经典，就会是非纷起，最终无所归依。这就像舍弃规矩去观察方圆，舍弃绳墨去判断曲直，是不可以的。先帝留心经学，所作安排都有曲折详尽的依据，本来不是群臣所能窥测的。无论高下、大小，惟愿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明白下诏，命有关官员执掌其事，并拿出来与众人质证，这样就不会听从偏执一端的议论；以大公之心裁决，也不会有苟安顺从的说法。如此，是非就可以裁定，经典也就得到订正了。

译孙洙上奏说：“臣曾考察《洪范五行传》，其中说：‘轻慢宗庙、废弃祭祀，水就不能润泽下行。’国家近年以来，京师接连每年发生大水，百川暴涨泛滥，灾变非常严重。大臣们伏下思考，私下担心陛下奉事宗庙的礼仪以及四时祭祀，有不合古制的地方。臣听说古代宗庙四时祭祀中的礿、祠、烝、尝，以及禘、祫，都是天子亲自享祭，不让有司代行。圣人内心竭尽全力来奉事亲人的事情，只有祭祀最为如此。祭祀不是从外面强加而来，而是从内心产生、由心而发。古代宗庙祭祀，君主亲自牵牲，手执鸾刀割牲；戴冕执干随乐舞蹈；神灵仿佛亲自降临，亲自用力来表达诚心，像这样竭尽诚意，都是同一个道理。到了周朝衰微、礼坏乐崩之时，典籍全都被毁弃。汉朝兴起之初，礼制中保存下来的仅有一两三件，而宗庙礼制大多缺失。然而仍然有时四时乘车出行，亲临宗庙享祭；到八月举行饮酎礼，以尽孝思。继汉而下，礼乐荒废，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唐朝盛时，本来可以有所制作，但宗庙祭祀仍旧沿袭旧习。开元年间的礼制，虽有天子四时亲享太庙的规定，但实际施行相当疏阔。帝王亲自到宗庙享祭，一代之中不过两三次。难道三代的祭祀制度终究不能恢复，竟让百代君主都相继失去而不再遵循吗？如今国家宗庙之事，每年四个孟月和季冬，共举行五次享祭；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但都由有司陪同祭祀，天子从未亲自办理。只有每三年亲自到郊外祭祀一次，并举行告庙礼罢了。至于五神御殿，每年都遍行酌献，这是失去了礼经的本意，也是沿袭近世的错误。四时宗庙祭祀，是大事；神御别殿的酌献，只是小礼。大事不纠正根本，却委托给有司；小礼反而烦琐，车驾屡次出行，这不符合礼意。王者选择都邑，营建神位，在左边建立七庙，本来就应当让世世代代的子孙恭敬奉承，亲自瞻看屋梁栋宇，时时思念先祖，以永远铭记王业创业的艰难。如今春秋霜露之感、禘祫昭穆的次序，这些礼制中最受重视的事情，都一概委托给祠官；神御酌献、三年一次告谒，这些礼制中较轻的事情，天子却亲自参加。这既不是严敬祖先、尊奉先考的意义，也不是以事奉神灵来教训百姓的本意。唉！宗庙之事由王者不亲自办理，这是汉氏以来失掉的；而百代君主竟没有人知道恢复它。陛下恢复百王废弃的典章，继承三代失传的礼制，使大孝充塞天地、遍及四海，又用来应答《洪范传》所说的大水灾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四时亲自享祭宗庙，是前代从未实行过的。由陛下确立制度，使万世子孙都承继实行，这是天下最大的福分。王安礼论述明堂配帝的第一篇奏札说：臣伏观诏书，将来在明堂祭祀英宗皇帝，只让他配享昊天上帝，其余陪从祭祀的群神全都废止。按臣所听闻的礼制，郊祭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圜丘祭祀则遍及天的群神，明堂则不遍及，只祭祀上帝而已。所谓上帝，就是昊天上帝和五帝。怎么知道呢？《肆师》的职掌既说“以类礼告祭上帝”，又说“封祭大神”，这就是把上帝兼指五帝，所以又另称大神。司服的职掌说，祭昊天上帝穿大裘、戴冕，祭五帝也是这样。如果上帝专指昊天上帝，为什么不只说祭上帝，却又加上“昊天”二字呢？由此看来，上帝不专指昊天上帝是很明显的。考察《周官》一书，它要把昊天上帝与五帝区别开来时称昊天上帝，要把五帝与昊天上帝区别开来时称五帝，将昊天上帝和五帝合称时就称上帝；前后相互验证，没有一处不符合这个道理。自古以来谈论礼制的人，都认为明堂专祭五帝，不涉及昊天上帝。康成一类的人已经发生谬误，历代又因袭下来。朝廷正想订正典章礼制，革除前代的弊病，如今即使祭祀昊天上帝，却又把五帝之祭全部废除，那就和前代一样错误了。《礼记》说：“凡是已经举行的祭祀，不敢废止。”在迎接神灵的时候，谨慎尚且如此，更何况轻率断绝五帝的享祭，违背经典、改变古制，造成一代非礼的举动；还有什么过失比这更大呢？如今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这件事尤其应当审慎。伏望圣慈考虑臣所说，广泛召集博闻强记之士，再赐予讨论论证。第二篇奏札说。臣近来曾论述明堂配帝之事，私下听说礼官所定的意见与臣所说不同，朝廷已经采纳了他们的议论。臣所陈述的内容都是依据《周礼》正经，前后相互考验，都有可查考的根据，不知礼官又采用了什么说法，竟想改变这一论议。臣以为，陛下讲求罕见的典礼，追求符合先王在宗庙中祭祀并尊严配享的本意，这是极其盛大、无比重要的事情。如今想废除前代长期实行的祭享，必须合于义理、符合礼制，然后上帝才会安然享用，时而不怨；如果道理上还未妥当，后悔将来得及吗？这就是臣早晚忧思不已，忘记冒昧获罪、不能自止的原因。伏望圣慈把臣所论交付两制近臣、太常礼官，命他们按照各自见解的异同，分别依据经典和礼法，详细撰写议状上奏。由陛下选择其中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第三篇奏札说。臣近来因请求入见，曾两次论述配帝之事。伏听圣上的议论，臣因为时间已晚，未能把所想全部陈述。如今冒昧援引古代义理，再次烦渎圣听。《周礼·掌次》说：“王举行大规模祭祀上帝时，就张设毡案，设置皇邸；朝拜日神、祭祀五帝时，就张设大次、小次，设置重帟、重案。”《肆师》说以类礼告祭上帝，封祭大神。大概大旅祭祀上帝，是因为上帝兼指昊天，所以后文用五帝来区别它；这样掌次所说“张设大次、小次，设置重帟、重案”，专门是针对五帝而言的。类礼告祭上帝，是因为上帝兼指五帝，所以后文用大神来区别它；这样肆师所说的“封”，专门是针对昊天而言的。掌次所设的礼仪文字，正好与肆师相互发明，这就更加清楚地说明上帝兼指昊天与五帝。为什么又称作昊天上帝呢？“夏称昊天，是气的主宰。”而它所统御的，是万物彼此显现的时候。《易经》说：“帝从震方出，在巽方整齐，在离方彼此显现。”又说：“离，就是光明，万物都在这里显现，是南方的卦。”大概帝是使万物成其为物的主宰。万物都彼此显现，帝也在这时与万物相显现，所以在南郊兆示昊天，用禋祀来祭祀它。

译为什么称作大神呢？“神之所以为神，无处不在。”在地上，就是“山岳降下神灵，因为祖先而有神灵”这一类；在人身上，就是“既圣又神，圣而不可知叫作神”这一类；在鬼的方面，就是“神灵保佑而享用祭品，神灵已经齐备而醉”这一类。这是从道理上说的。对地称祇，对人称鬼，只有对天称神，这是从礼制名称上说的。礼制本身不由我们增减，只是把名称订正罢了。因此《周礼》一书中，在天上的都称神，只有昊天称大神；至于地、祇、人、鬼，没有称作神的。既然这部书以正名为原则，就不得不这样。虽然它与其他经典的称呼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所以称昊天上帝、五帝，也只是分别订正名称而已。至于郊祀、国祀的说法，臣已经粗略陈述了大意。臣才智浅陋，学术没有可取之处，承蒙圣上询问，不敢不把自己的见解全部说出。冒犯天威，即使死了也仍有余恐。惟愿陛下裁断可否，臣实在万分幸运。宇文昌龄任太常少卿时，诏令议论郊祀合祭，议论者意见不一。昌龄说：“天地之神，按高下来说位置不同，按礼制来说所宜不同，按乐舞来说数目不同。至于服饰的纹章、器物的用具、冬至夏至的时日，也都有区别而不混乱。祭祀，是用实在的事物感通无形之神，以真实沟通虚灵，必须以同类相应、以同类之气相合。气相合之后，才可以使神灵亲临，才可以希望神灵降格。如今在圜丘祭地，按气来说不是相合，按类别来说也不是相应，却想求高高在上的天与深厚在下的地前来享祭，不是很困难吗？”后来最终采用了他的议论。神宗曾询问天地合祭的是非，知谏院黄履回答说：“本朝制度，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每年举行，都合于古制。只是由有司代行，还不足以充分表达礼意；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祭并由天子亲自实行，这就是所谓根据时宜制定礼制。即使施行于当今，也不可改变。惟独合祭不合礼这一点，应当加以订正。然而今天礼文方面的错误，不只是这一项。希望陛下命有司订正各种祭祀，制定一个朝代应当增损的制度。”诏令设置机构详细审定，命黄履主持此事，北郊祭祀的议论于是确定。《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一。明代杨士奇等撰。郊祀与宗庙祭祀。宋神宗在位时，傅尧俞出任升州知州，辞别皇帝、上殿时进奏说：“臣有幸历任朝廷使职，赶上侍奉昭陵，私下思量仁宗皇帝享国四十多年，年仅五十多岁，就把国家神器和大宝托付给先皇；虽然大统不属于旁支，必定归于旁宗，但他心中早已属意英宗，追念他的恩德，哪里有尽头呢？陛下的孝心贯通天地，用来报答先帝的心意，没有不做到的地方；但臣还有一点微薄的意见，想贡献如尘露般微小的力量，希望陛下宽恕它的迂拙愚昧，采纳其中的诚实心意，臣就无比愿足。臣听礼经说，宗庙神主有一定的制度，祖先有功、宗室有德的，都应当万世不迁。臣私下认为仁宗可以称得上至德之君。陛下圣明文德出于天性，超过古今，愿陛下趁闲暇宴饮之时振笔挥毫，降下盛大的德音，深深诏告有关官员，使仁宗一室与艺祖、太宗一并成为百代永不迁移的神主；既可以宣示给子孙，又可以感通上下，使天人交相欢悦，必定会有祥瑞响应。前些年陛下亲手下诏给中书、门下，考察太祖的宗籍，选取一名亲属关系较近而行辈尊贵的人，裂土封王，并且允许他的爵位世世代代不再断绝。当时天下听闻此事的人，无不感动得呜咽、欢欣鼓舞并拜谢称颂，怀念陛下的恩德，仿佛亲自受到极大的赏赐。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采纳臣的建议，向朝廷内外发布诏令；如果士人百姓没有因此欢欣鼓舞、感动拜谢，臣不敢推辞欺罔皇上的罪责。经书说：“圣人感动人心，天下就和平。”请求陛下稍加留意。” x 等到迎出门外，举行射牲、燔燎、朝事、朝践时，后稷、文王、武王都面向南；先王先公中属于昭位的都面向西，属于穆位的都面向东。这就是所谓堂上的位次。遇到祫祭时，先王先公在后稷的庙中合食。杨杰又奏请四位皇后升祔的状文说：“臣先前曾经上言，伏为皇后庙有四室：第一室为孝惠皇后贺氏，第二室为孝章皇后宋氏，第三室为淑德皇后尹氏，第四室为章怀皇后潘氏。孝惠皇后，是太祖最先纳娶的皇后；淑德皇后，是太宗最先纳娶的皇后；章怀皇后，是真宗最先纳娶的皇后。她们都在皇帝尚未即位、潜居时进入帝王家，正式主持内宫，是王道教化的根基；生前享有礼制封号，死后又追行册封。孝章皇后在太宗朝已经成为天下母仪；到太宗即位后，尊号称为开宝皇后。以上四位皇后，顺德美善的声誉见于宫中史册；她们被安置在别庙，荐享都有常规，但升祔太庙的仪式长期没有讲行。每逢禘祭、祫祭，就迁出神主，在太庙本位、帝王后主的次位设席；虽然说是合食，实际上却使用不同的牢牲，礼意和人情都有未尽之处。有人认为，孝惠、淑德、章怀三位皇后生前没有尊贵称号，死后却加以盛大礼仪，难以升祔太庙。臣谨按《国朝会要》《礼阁新编》所载，懿德皇后符氏于开宝八年去世，也是在太宗登极之前，到太平兴国三年才追行册封，如今已经升祔太宗庙室。” 何况孝章皇后在太祖朝已经正式居中宫，成为天下母仪呢？伏请比照懿德皇后的礼例，将孝惠皇后、孝章皇后升祔于太祖皇帝庙室，将章怀皇后升祔于真宗皇帝庙室；这样贵在使升祔、配享和正位都严明，开始端正人伦，推广孝思，以教化天下。奏章呈入已经很久，还未奉行下达。如今臣伏见慈圣光献太皇太后升仙已有多日，陛下作为嫡孙，号哭哀慕超过常制；对外显示的是易月之制，实际上遵行三年之制。认为园陵应当谦抑，所以以依山为陵来提高规格；认为谥法不足以形容，所以增加四字。临时采用的祥禫之服，陛下却退下不用。公卿群臣七次上表章，才得以瞻望；又经过一次朝会、五次上表章，才勉强依从在正殿举行的请求。每次降下手诏，发扬太皇太后的仁圣功业，无不出于至诚，感动天地。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天子的孝德没有超过今日的。将来九虞礼完毕，就要把她尊配于仁宗庙室。臣愚昧，不避诛杀之罪，再次冒昧上达天听。伏请陛下扩充永不衰竭的孝心，依次推及祖宗后庙；在慈圣光献太皇太后升祔配享之日，将孝惠、孝章、淑德、章怀四位皇后的神主升祔于太祖、太宗、真宗的祏室，以断定天下最大的疑惑，端正宗庙大法，使其流传永久，这是臣最大的愿望。”

译关于她们升祔后的昭穆次序，依淳化元年诏令，应当仍按旧制。懿德皇后排在淑德皇后之上。又据咸平三年诏令，孝章皇后应排在孝惠皇后之下。又据祥符五年诏令，禘祫之日，孝惠、孝章、淑德三位皇后的神主在太祖、太宗本室祔享，位次在正主之后。又在祥符六年，有人请求把元德皇后的神主升祔，排在懿德皇后之上。真宗下诏说：“我反复思念尊奉亲长之事，这实在是孝道的极致；至于神主升降，不敢妄加措辞，只以升祔太庙的年份作为合享的次序，应当奉元德皇后的神主祔于明德皇后之后。”到庆历五年，有人请求把章懿皇后排在章穆、章献皇后之上。仁宗下诏说：“我只看祥符年间的诏令，深究先考的原意，考虑到极力尊奉亲人的时候，反复强调升降次序，因此以升祔太庙的年份作为合享次序；礼义没有差别，感情也没有轻重，应当依礼官所议，将章献皇后、章懿皇后排在章穆皇后之后。”这就形成了庆历祭祀仪式：凡举行禘祭、祫祭，皇后庙的神主都在太庙本位设席，位于帝王后主之后，成为永远不可改变的典制。如果陛下允许臣的请求，关于升祔后的昭穆次序，就请依照三朝诏令以及庆历祭祀仪、熙宁祭祀仪施行。谨此具奏上闻。哲宗元祐元年，右正言朱光庭论述配帝及从祀之神，上奏说：“臣谨按《周颂·我将》，是祭祀文王于明堂的诗，其中说‘我来献享’，‘有羊有牛’，‘上天大概会保佑他’。《孝经》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这就是周公。’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臣详细考察两部经典的文字，都是针对明堂而言。在《我将》的颂诗中说天而不说上帝；《孝经》称‘尊父没有比配天更大的’，又说‘配上帝’。又考察《郊特牲》说：‘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礼制之所以让祖先配享上帝，就是这个道理。’郊祭，是大规模报答根本、追溯本源的祭祀。由此说来，天和上帝是一回事。推究本源而祭祀它，是冬至万物开始的时候，所以在这一天祭天，并尊奉祖先以配享；推究功业成就而祭祀它，是季秋万物成熟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月祭祀上帝，并尊敬父亲以配享。祖先配享本源之祭，父亲配享成功之祭，道理就是如此。汉代以来，议论明堂的人很多。臣私下考察《周颂》《孝经》《郊特牲》的文字，既然天与上帝是一回事，那么从祀的神灵就不应有不同。郊祭和明堂祭祀都是三年一次的大祭，只是内外配享祖先、父亲有所不同罢了。又《大司乐》说：“乐曲演奏六变，天神就都降临。”那么从祀的神灵本来就没有疑问。臣伏请将来九月在明堂宗祀神宗皇帝，使他配享上帝，天神应当全部从祀。不仅是为了端正大享之礼，也是为了隆重奉行配享父亲的道理。伏望朝廷趁此大祭，特地下令有司考察订正，作为万世遵行的法则。” 六月，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与孙永、李常、韩忠彦、王存、邓温伯、刘挚、陆佃、傅尧俞、赵瞻、赵彦若、崔台符、王克臣、谢景温、胡宗愈、孙觉、范百禄、鲜于侁、梁焘、顾临、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吕希纯、周秩、颜复、江公著等上状奏称：近来奉到敕令条文，中书省、尚书省送来礼部的状文；礼部考察后认为，英宗配享功臣的神主升祔太庙后，朝廷已下敕令以韩琦、曾公亮配享。关于神宗皇帝神主升祔太庙时所议定的配享功臣，如今请求让待制以上官员、秘书省长贰、著作官以及礼部郎官、太常寺博士以上官员共同议论。奉圣旨依准上述请求。臣等谨按《商书》说：“现在我举行大享祭先王，你们的祖先也随同来享祭吧。”《周官》说：“凡是有功劳的人，把名字写在王的太常旗上，在大烝祭祀中祭祀他。”司勋负责发布诏令。本朝自祖宗以来，一直让有名望的大臣在清庙中陪同先王受祭。历数功勋和德行，实在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神宗皇帝凭借上圣的资质，发扬历代圣人的事业，尊敬礼遇旧臣，共同谋求大治。辅佐宰相的大臣中，有司徒、赠太尉、谥号文忠的富弼，秉持正直宽厚的心性，施展宏大而深远的谋略，历仕三朝，谋划使宗庙社稷安定。熙宁年间神宗询问政事，他受到特别隆重的眷遇；即使涉及自身，也始终神色正直，进退都合乎道义；他爱戴君主的志向，即使去世也没有忘记。让他配享神宗皇帝庙庭，实在是恰当相称的。熙宁七年十一月，龙图阁学士苏轼上奏说：“臣谨按汉成帝在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举行郊祀时，赵昭仪常常随从，处在属车之间。当时扬雄在承明殿待诏，作赋上奏以讽谏，大意说：‘想象西王母欣然上前祝寿，却屏退玉女，拒绝虙妃’，意思是妇女不应当进入斋戒祭祀的场所。臣如今任职夏官，职责在于掌管卤簿；依照旧例，郊祀完成后，皇帝乘车回到斋宫，改穿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鼓吹奏乐，回到内宫，然后后妃等人在中途迎接拜谒，这已经不合典礼。何况祭祀之事尚未结束，中宫和掖庭的车乘却可以处在勾陈、豹尾仪仗之间呢？臣私下看见二位圣上尊崇奉行大祭，恭敬畏惧、严肃戒慎，超过古今，四方来观看的人无不心悦诚服。如今车驾正在太庙住宿斋戒，而内宫车子不避让仪仗卫队，争道乱行。臣愚昧，私下恐怕会损害观瞻，不敢不上奏。请求赐令约束，并请查问随行负责办理此事的人员，依法施行。”

译熙宁八年，苏轼任端明殿学士，又上奏说：“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条文：等郊礼完毕，召集官员详细议论祭祀皇地祇之事，以及郊祀之年宗庙享祭的典礼，听取他们上奏。臣近来亲见陛下在冬至亲自祭祀郊庙神祇，祭享报答确实得到美好的祥瑞响应。既然如此，圜丘合祭正合天地之心，不应当再有更改。臣私下认为，议论者想改变祖宗旧制，主张圜丘祭天而不祭地，不过是认为冬至在南郊祭天，是阳时阳位；夏至在北郊祭地，是阴时阴位。按同类求神的道理，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神。这是大错。冬至在南郊祭祀上帝，天地百神没有不随从的。古代秋分在西郊夜祭月亮，也可以说是阴位。至于从祀上帝，却在冬至把月亮置于南郊祭祀，议论者并不认为可疑。如今皇地祇也随从上帝在圜丘合祭，却偏偏认为不可，这就过分了。《尚书》说：‘以类礼告祭上帝，以禋祀祭六宗，遥祭山川，遍告群神。’舜接受禅让时，从上帝、六宗、山川到群神，没有不全部告祭的，却唯独不告祭地祇，难道有这种道理吗？” 周武王战胜商朝，庚戌日举行燔柴和望祭；燔柴是祭上帝，望祭是祭山川。一日之间，从上帝一直祭到山川，必定没有南北郊的区别，却偏偏略去地祇，难道有这种道理吗？臣因此知道古代祭祀上帝时，也一并祭祀地祇。祭天而不另歌地，是因为尊崇上帝，所以《诗序》说：“郊祀天地。”《诗经》的《昊天有成命》诗序明明说是合祭天地的经典文字，议论者却把它比作《丰年》诗，说那是秋冬分别报祭。又说秋冬各自报祭，都歌《丰年》，那么天地各自祭祀，都歌《昊天有成命》。这是大错。《丰年》诗说：“丰收年景黍稷稻谷都多，又有高大的粮仓，数量多到万亿及秭；酿成酒和甜酒，冬祭献给祖先，使各种礼仪都得到和洽，降下的福非常丰厚。”秋天唱可以，冬天唱也可以。《昊天有成命》诗说：“昊天已经成就天命，文王、武王承受了它；成王不敢安逸，早晚建立宽厚严密的天命，继续光明，竭尽自己的心力，于是天下安定。”整篇只说天而没有涉及地，这是颂诗用来告祭神明的道理；从来没有歌唱没有祭祀的对象，也没有祭祀却不歌唱的对象。如今在北郊祭地，却歌天而不歌地，难道有这种道理吗？” 臣据此知道，周代祭祀上帝时，地祇也在其中。歌颂天而不歌颂地，是为了尊崇上帝，所以《诗序》说“郊祀天地”。《春秋》记载“不郊，犹三望”，《左氏传》说：“望祭，是郊祭中较小的一种。”有人说三望是泰山、河海；也有人说是淮海；又有人说是分野所属的星辰以及山川。鲁国只是诸侯，所以郊祭中较小的祭祀只涉及本国分野和山川罢了。周朝拥有天下，郊祭中的小祭难道反而不涉及五岳四渎吗？山岳河渎尚且可以从祀，地祇却偏偏不能合祭吗？秦朝焚烧《诗》《书》，经典散亡，学者只能凭自己的意思推求类比。王肃、郑玄、贾逵、服虔这一类人，未必都能得到真实含义。臣以《诗》《书》《春秋》考察，天地合祭已经很久了。议论者却说天地合祭起于王莽，认为不足效法。臣私下认为，礼制应当讨论它的是非，不应因为实行者是某人就废弃正确的礼。光武皇帝亲自诛杀王莽，尚且采用元始年间合祭的旧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开始在洛阳制定郊祭兆域，筑圆坛八级，中间又筑重坛，天地神位设在坛上，都面向南而以西为上。这就是汉代合祭天地的明证。又考察《水经注》说：伊水向东北流到洛阳县，圜丘在县城东面，是大魏郊天的地方；依照汉代旧例，筑圆坛八级，中间又筑重坛，天地神位设在坛上。这就是魏代合祭天地的明证。唐睿宗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时，贾曾议论说：“有虞氏在禘祭中祭黄帝，在郊祭中祭喾；夏后氏在禘祭中祭黄帝，在郊祭中祭鲧。郊祭和宗庙祭祀都有禘祭；在宗庙中，祖宗在太祖庙合食；在郊外禘祭中，地祇和群望都在圜丘合祭，并以始祖配享。大概有事之祭，是非常规的祭祀。”《三辅故事》说：“在圜丘祭祀时，上帝、后土的神位都面向南。”这说明汉代曾经合祭。其时褚无量、郭山恽等人都认为贾曾说得对。唐明皇天宝元年二月下敕说：“凡是祭祀享献，必须亲自参加。朕若不亲自祭祀，礼制将有所缺失。皇地祇应当像南郊祭祀一样合祭。”当月二十日，在南郊合祭天地。此后在圜丘举行有事之祭，都合祭天地。这就是唐代合祭天地的明证。如今议论者想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大概是认为这才是采用《周礼》。臣请求说明《周礼》与现今礼制的区别。古代一年祭天三次，在明堂享帝一次，四时迎气五次，祭地两次，享祭宗庙四次，这十五项礼仪都由天子亲自祭祀。此外，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以及各种小祭之类，也都由天子亲自祭祀。这就是《周礼》的制度。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授命，开始创建宋朝；建隆初年举行郊祭，先享祭宗庙，同时祭祀天地。自真宗以来，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祭，一定先到景灵宫举行祭祀，遍享太庙，然后才祭祀天地。这就是本朝的礼制。周代礼制中天子亲自祭祀是那样多，而且每年实行，并不认为困难；如今礼制中天子亲自祭祀如此之少，三年才举行一次，却也不认为容易。原因是什么呢？古代天子出入时仪仗器物不多，兵卫非常简约，用财有节制，而宗庙在宫门以内。朝见诸侯、颁发爵位赏赐，必定在太庙举行，不只是按时祭祀而已。天子所治理的不过是王畿千里，只把整齐祭祀礼乐作为政事；能够守住这一点，天下就会服从。因此年年举行，逐渐成为常规。到了后世，四海统一，四方万里都听命于皇帝，政务机要的繁多，是古代的亿万倍，每天的精力都不够用。自秦汉以来，天子的仪仗器物日益增多，只增加而不减少，以至于今天，已经不再像古代那样简约便利。如今施行的制度都不是《周礼》，三年一次郊祭也不是《周礼》。”}],

译郊祀前两天告祭原庙，前一天祭祀太庙，这不合周礼。郊祀后大赦，也不合周礼。优厚赏赐各军，也不合周礼。自后妃以下直到文武官员，都可以荫补亲属，同样不合周礼。自宰相、宗室以下直到百官，都有赏赐，也不合周礼。这些都不加改变，却唯独对地祇说依据周礼、不应在圜丘祭祀，这是什么道理？议论者一定会说：如今的寒暑和古代没有不同，周宣王曾在六月出兵讨伐玁狁，那么夏至这一天为什么不能祭祀呢？臣将回答说：舜一年巡行四岳，五月天气才开始暑热，便向南到衡山；十一月天气才开始寒冷，便向北到常山，这也是今天的寒暑。后世君主能够这样做吗？周代之所以十二年巡行一次，只是因为不能像舜那样。周代已经不能实行舜的礼制，却说今天可以实行周礼吗？上天的寒暑虽然相同，但礼制的繁简却不同，所以有虞氏的礼制，夏、商不能完全实行；夏、商的礼制，周代也不能照用，这是时代不同的缘故。周宣王六月出兵驱逐玁狁，大概是不得已，而且由尹吉甫担任将领，周王并未亲自出征。如今要制定一代固定的礼制，作为三年一次常行的制度，怎么可以拿六月出兵来相比呢？议论者还一定会说：夏至不能亲自行礼，那么派官员代理祭祀，也有旧例，这不是臣所知道的。周礼规定，大宗伯说，如果周王不能参加，就由人代理其位。郑氏注说：周王有故，便代替他举行祭祀。贾公彦疏说：所谓有故，是指周王有疾病以及遭逢哀痛之事。这样看来，代理祭祀并不是平安吉祥时所用的礼。后世君主不能年年亲自祭祀，所以命有司代行，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如果在亲自举行郊祀的年份却派官员代理，就是无故而采用有故时的礼制。议论者又一定会说：省去繁琐的仪文末节，一年就可以举行两次郊祀。臣将回答说：古代把亲自郊祀作为常礼，所以没有繁琐仪文；如今把亲自郊祀作为大礼，繁琐仪文有些不能省略。比如设置帷帐、城幕、幔屋，盛夏就有遭遇风雨的忧虑。陛下从宫中进入宗庙，出郊时戴通天冠、乘大辂，中午停下休息；百官和卫兵暴露在道路上，铠甲齐备，人马喘息流汗，这些都不是夏至时能够承受的。君王以父亲般的礼节侍奉天，以母亲般的礼节侍奉地，不能有所偏废。侍奉天礼仪完备，侍奉地礼仪简略，这是对父母有尊卑厚薄的差别，难道能把它看作繁文末节而一概省去吗？国家供养军队不同于前代，唐代以来即使没有军队赏赐，尚且不能年年亲自祭祀。天子出郊，兵卫不能削减。大辂一出动，必然要有赏赐供给。如今三年一次郊祀，耗尽国库，还担心不足；郊祀赏赐之外，哪里还能再增加？如果一年赏赐两次，国力将凭什么供给？如果分开赏赐，民情难道不会失望吗？议论者又一定会说：三年祭天一次，再三年祭地一次，这又不是臣所知道的。三年一次郊祀已经很稀疏，如果只祭地而不祭天，就是因为事奉地而更加疏于事奉天。自古没有六年才祭天一次的。这样一来，典礼会更加败坏，想恢复古礼却反而更加背离古礼，天地神祇一定不会来享用祭品，这不是合乎礼制的做法。议论者又一定会说：在举行郊祀的年份，用十月祭神州地祇，替代夏至在方泽祭地，就可以免除盛暑举行大礼的忧患。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之所以议论这件事，是想实行周礼。如今用十月替代夏至，用神州替代方泽，不知这是周礼的经常之制呢，还是变通礼制的权宜之法呢？如果变礼从权是可以的，那么合祭圜丘为什么偏偏不可以？十月亲自祭地，十一月亲自祭天，先祭地后祭天，古代没有这样的礼制，而且一年举行两次郊祀，军政和国家财力劳费的忧患仍然不能免除。议论者又一定会说：在举行郊祀的年份，夏至祭地只在方泽举行，不亲自出郊而点燃燎火，天子在宫禁中遥望祭祀。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尚书》所说的望秩、《周礼》所说的四望、《春秋》所说的三望，都是指山川在国境以内、却不在京城四郊，所以从远处望祭。如今祭祀所在之处，低头就能看见大地，却说要望祭，难道是说京师看不见大地吗？以上六项议论，就是对天地合祭是否可行的结论。汉代的郊祀礼尤其违背古礼，唐代也不能完全按照古礼。本朝祖宗敬重祭祀，儒臣和礼官讲求增损，并非不知道圜丘、方泽都应亲自祭祀，而是认为那样做合乎礼制。只是因为时势不能实行，所以斟酌古今，使上合典礼、下合时宜；比较所得，已经超过汉、唐了。天地和宗庙的祭祀，本应每年全部举行；如今不能每年遍祭，所以三年之内遍行一次。在举行郊祀的年份，又不能一年之中举行两次大礼，所以在三天内完成。这些都是不能亲自前往的安排，天地二者哪一个更为重要呢？如果一年举行两次郊祀，却派官员代理，就是长久不亲自祭地。如果三年中应当举行郊祀祭地的年份，因为暑雨不能亲自前往，又派官员代理，那就成了天地都不能亲自祭祀。分开祭祀天地，绝不是当今所能实行的。议论者不过是想在举行郊祀的年份，把祭天地和宗庙分成三次罢了。分成三次，有三点不可行：一是夏至当天不能调动大众举行大礼；二是军队赏赐不能再增加；三是自立国以来，天地宗庙都只享用这一套祭祀礼仪，历代圣主相承都采用此礼，这是神祇所享用、祖宗所安宁的礼制，不能轻易变动；一旦变动，吉凶祸福便不可不加考虑。这三点，臣仔细筹划，没有一项有实行的道理。伏请遵从旧制为便。昔日西汉衰微时，汉元帝采纳贡禹的意见，毁坏宗庙；汉成帝采用丞相匡衡的建议，改变郊祀神位，都有灾祸写在史册上。前代教训十分清楚，足以令人寒心。伏望陛下详细阅览臣这篇奏章，就会知道合祭天地是古今正常的礼制，本来不是权宜之计，不只是初次郊祀的年份应当施行，实在是永远不可废改的典章。愿陛下谨慎守奉太祖建隆、神宗熙宁的礼制，不要再改变郊祀、宗庙祭享，以使上下神祇安宁。仍乞请将臣这篇奏章交付有司集合议论；如果有不同意见，就必须逐条解释驳倒臣所陈述的六项议论，使它们都能被驳服。既要上合周礼，又不能造成当今军政和国家的忧患，不能只坚持更改，而不讨论在当今究竟能否实行。所贵重的是使祭祀大典得到严格遵行，并根据时宜确定下来。

译附黄：唐代制度规定，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就先到太清宫朝献，随后到太庙朝享。这和如今的礼制一样，先两天告祭原庙，前一天享祭太庙。然而议论者有时也认为这不是三代的礼制。臣谨按，周武王灭商后，在丁未日祭祀周庙，庚戌日举行柴祭望祭，相隔三天；那么先祭宗庙后举行郊祀，也是三代的礼制。奉圣旨，命集合议官共同议论，议定后报告。元祐元年，礼部说：元丰年间所穿的大裘，虽然采用黑色羔皮，却制成短袍样式，穿在衮衣里面，并且和衮服共用一顶冕，不合典礼。于是交给礼部、太常寺共同议论。礼部员外郎何洵直说：陆佃所议，有关部门提出疑问的地方有八项。按《周礼》，节服氏掌管祭祀、朝觐时的服饰，衮冕用于六事，大裘冕用于两事，专门是周王的太常郊祀。既然说衮冕，又说裘冕，就是衮服和大裘各有自己的冕；如今却说大裘和衮服共用一冕，应当是以衮服覆盖大裘。大裘既然没有自己的冕，又穿在衮服里面，里面是大裘、外面是衮服，怎样显示裘服与衮服的区别呢？古人虽然质朴，也不应把大裘作为夏季服装。大概冬天用大裘，天气炎热时则用同色的缯帛制成。古书说：‘郊祭的日子，周王穿衮服以象征天。’如果说是在大裘上面穿衮服、用衮服覆盖大裘，《孔子家语》也有‘穿大裘象征天’的文字。诸儒有的说，举行燔柴祭时脱去衮冕，穿大裘；有的说脱去大裘而穿衮服。大裘、衮服没有共用一顶冕、兼穿两种服装的道理，如今竟把两种服装合成一件，可以吗？况且大裘是天子最高等级的吉服，相当于大圭、大辂一类，是穿在外面的裘服。古书说：‘大裘不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人、二人〕 解释者说：‘没有另外的衣服来裼裘。’大概其他服装的裘服要加裼衣，所以外露的裘服不能进入公门；事奉上天是报答根本、返本复始，所以显露质朴本色，不用外衣来文饰，冕也没有旒，何必借用其他衣服来遮蔽装饰呢？凡是在裘服上面加衣，叫作裼；在裼衣上面再加衣，叫作袭。所谓袭，是在裘服上重叠两层衣服。大裘本来不裼，郑玄在《郑志》中却说：‘裘服上有黑色衣服，和裘服同色。’这大概是赵商一类的人牵强附会的说法，与经典不合。袭的意义本来出于重叠，不是一件衣服。古代斋戒和祭祀使用不同的冠服，斋服比祭服低一个等级。祭祀昊天上帝、五帝用裘冕，正式祭祀则用衮冕；因为是斋戒，所以郑氏说：‘周王斋戒时穿衮冕。’也就是说，衮冕是祭天时的斋服。唐代开元、宋代开宝的礼制，才开始把衮冕作为斋服、裘冕作为祭服，这也和张融所说‘举行燔柴祭时脱衮服、脱大裘’的意思相合。请采用唐代制度，同时改制大裘，用黑色缯帛制作。陆佃又驳斥这种说法：‘穿大裘而戴冕，叫作裘冕；不穿大裘而戴冕，叫作衮冕。这样，裘冕一定穿大裘，衮冕却不一定穿大裘。如今特意说裘冕，是专门针对冬至而言。《周礼》司裘掌管制作大裘，供给周王祭天的服装，因此祭地不穿大裘。’ 这是因为夏至不能穿大裘。如今说大裘在暑天应当用同色缯帛制作，更是经书中没有依据的说法。并且只赐给一件作为覆盖的大衣，原本没有重叠穿衣的意义。穿着大裘并在上面覆盖衣服，叫作袭；袒露大裘而使其显露，大裘的美好之处就叫作裼。所谓‘大裘不裼’，那么大裘上面覆盖的衣服是什么呢？《玉藻》说：‘礼仪不盛大时，服装不能充美；所以不穿裘就不裼。’充，就是美。郑氏说大裘上面有黑色衣服，虽然不知道是用衮服覆盖大裘，却还知道大裘不能单独穿着，必须用黑色衣服覆盖。《玉藻》有尸服袭裘的意义，《周礼》‘裘冕’的注说：‘裘冕，是跟随尸的服装。’尸穿大裘并在外面加衣，那么周王穿大裘并加衣也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大裘不能单独穿着，所以要用衮服覆盖，难道是借衮服来作装饰吗？如今说祭天用衮冕作斋服、裘冕作祭服，这是沿袭先儒的错误。后汉显宗最初穿日月星辰十二章服祭祀天地，自魏代以来都使用衮服；可见汉、魏祭天曾经穿衮服。虽然没有大裘，未能完全合乎礼制，但从来没有把外露的大裘直接穿着祭祀。况且大裘是内衣，和袍服相同，既然想只穿单衣祭天，以显示质朴，就是想撩起衣服让上帝看见里面了。何洵直又想把大裘的下裳做成纁色而不加纹饰。大裘怎么会有下裳呢？请遵从先帝的意旨。后来诏令果然按照何洵直的意见，去掉黑色羔皮，改用黑色缯帛制作。元祐四年，右谏议大夫范祖禹上明堂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明堂大礼已经进入散斋阶段。回想仁宗皇帝考察古代典章，以圣明的意旨裁断。自皇祐二年开始制定明堂礼，先下诏命有司准备乘舆和服御，一定务求简朴节俭，不造成劳费。皇帝亲自撰写乐曲和舞名，穿靴袍，在崇政殿阅试雅乐。将要举行礼仪时，又在宫禁中穿靴袍亲自书写‘明堂’和‘明堂之门’两块榜。临近祭祀日期，连绵大雨不止，仁宗在宫中斋戒祈祷，极为恭敬肃穆；祈祷后天便放晴，阳光清润，风调气和。祭祀前夕，便停止戒严警卫。仁宗每次到神座前行礼完毕，都弯腰退行，直到走完褥位，才改变步伐转向，以表示极其恭敬肃敬。又命侍臣遍告献官以及进献、撤除俎豆的人员，都要安详徐缓、谨慎严肃，不得怠慢仓促而失去肃敬。天刚亮礼仪结束，比平时行礼多用几刻钟，行动更为迟缓。皇帝登楼宣布赦令后，降诏给中书、门下，禁止请托；凡是内降的恩泽以及原本要减免的罪犯，都不得施行。仁宗敬重祭祀、彰明光大美德，传给万世，大致就是这样。英宗、神宗以圣明的孝心遵守承继，也都极其严肃恭敬。如今陛下继位五年，又要举行宗祀大礼；上帝将要顾临享祭，神考配享，这是国家的大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希望陛下内心竭尽诚敬，以祖宗为法，那么上天神明就会降下福祉，众生也会蒙受福气。斋戒，是用来使精明之德达到极致的。孔子所慎重的事情就是斋戒；斋戒必须有专一、纯洁的诚心，才可以与神明交通。礼书说斋戒：‘心中不随意思虑，必定依循正道；手脚不随意动作，必定依循礼法。’古代君子的斋戒就是这样。斋戒三天，必定仿佛见到所祭祀的对象，这是诚心达到极点的表现。只有斋戒做到肃敬，然后举止行动、进退周旋才会无不合乎礼法。《尚书》说：‘皇天没有私亲，只亲近能够敬奉它的人；鬼神没有固定享用的祭品，只享用有至诚之心的祭祀。’皇天只亲近最恭敬的人，鬼神只享用最诚敬的祭祀。天人相通相距并不遥远，只有诚与敬可以使二者感应贯通。陛下在上面亲自实行，百官有司在下面没有谁敢不恭敬肃穆。经典说：‘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高的。’希望陛下虔诚肃敬地办理祭祀，以此教天下人尽孝，使群臣和万国都瞻仰盛大的德行和美好的光辉。臣不胜恳切愚诚。

译范祖禹又议论天地合祭，上状说：臣接到尚书礼部的牒文，得知亲自祭祀皇地祇一事，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侍从官、尚书、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御史台谏官和礼官集合议论后上奏。臣等谨按经典说：‘从前圣明的君王侍奉父亲尽孝，所以侍奉上天；明白侍奉母亲尽孝，所以侍奉大地。’《察礼》说：‘天子祭祀天地，祭祀四方，祭祀山川，祭祀五祀，一年遍祭。’三代的礼制，天子没有不亲自祭祀天地的。周礼规定，冬至在地上圜丘祭天；夏至在泽中的方丘祭地。所用玉器、牲畜、币帛、音乐和舞蹈都不相同。自汉代以来，才有合祭的记载。到了本朝，沿袭成为旧例。元丰年间，神宗皇帝采纳礼官的意见，下诏确定北郊亲祀的仪制，才开始废止合祭礼。陛下继位至今八年，将要开始举行圜丘祭祀，却疑惑没有亲自见祭地神。想遵循祖宗旧制，经典中又找不到依据；想依照元丰制度，又担心北郊礼或许不能实行。因此交给有司广泛议论，这实在是敬重盛大祭祀、慎重处理此事到了极点。臣等谨慎议论：经典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礼书说：‘大地承载万物，上天垂示天象；从大地取得财物，从上天取得法则，所以尊敬上天而亲近大地。’ 君王以父亲般的礼节侍奉天，以母亲般的礼节侍奉地，二者都不能不亲自实行。如今三年一次郊祀，已经不是古代的制度；而北郊还没有确定亲自祭祀的日期。如果不趁此亲自见祭地祇，就是尊敬上天却不亲近大地，是侍奉父亲却没有侍奉母亲。朝廷如果确实能在夏至这一天，以盛大的礼仪备齐祭品，亲自到北郊祭祀，恢复一千多年废弃的典礼，那么三王盛世的礼制就会重新出现在今天。谁敢说这样不对？臣等私下担心，北郊礼未必能亲自实行，如果只是尊崇空文，那么天子将长久没有亲自祭地的礼仪，这也不是圣心所能安宁的。伏请依照祖宗旧例合祭天地，等将来亲自举行北郊礼时，再停止合祭。谨抄录上奏。又说：臣等近来在尚书礼部集合议论亲自祭祀皇地祇一事，已经详细上奏。伏请南郊合祭一事，尚未听到圣旨裁示。臣等私下认为，天地分别祭祀，经典有明确记载；但自汉代以来不能实行，已经一千多年了。从前商代沿用夏礼，周代沿用商礼，都有所损益。孔子说：‘如果有继承周代的朝代，即使一百代以后的制度，也可以预知。’所谓可以预知，也就是像商代承袭夏礼、周代承袭商礼一样。时代不同、事情变化，不能完全相同。即使有圣人继承周代，也一定会有所损益。这就是说，前代的礼制，后代有不能完全相同的；前王的礼制，后王有不能照搬承袭的。唐虞时代五年巡守一次，周代则十二年一次，难道能说唐虞不对吗？只是周代不能实行罢了。先帝在景灵宫十一殿举行朝献，一天遍祭；陛下一年才遍祭，也是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制度，希望能够实行。对于合祭之礼，臣等不敢远引前代。自太祖建隆四年第一次郊祀，到元丰一百二十年，已经形成一代的礼制，后代可以遵守承继。天地如同父母，从道理上说没有不能并祭的，不能说这是亵渎。太祖平定天下，太宗、真宗都使天下太平，仁宗在位长久，英宗、神宗继承圣明基业，全都采用这种礼制。神祇前来享祭并给予回应，不是没有降福报答。只有元丰六年采用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的意见，认为这大概不是‘以同类求取神明’的意思，于是迁移皇地祇的神位。大概是因为地祇应当在方丘祭祀，乐舞演奏八变，不能升到圜丘。周代的后稷、本朝的太祖，都应当在宗庙配享，乐舞演奏九变。周公制定礼制，以祖先配享上天，从来没有人非议。祖先可以配享上天，那么地祇为什么不可以与天并祭呢？然而先帝之所以这样实行，明确是想亲自到北郊祭祀。如果先帝有能力实行，而陛下还不能实行，也应当暂且恢复旧制，何况先帝尚且没有实行呢？假设先帝已经实行，后来又知道其中困难，也未必不会改变而遵从旧制。宋朝建立以来，太祖郊祀四次，太宗五次，真宗五次，仁宗九次，英宗一次，神宗三次，全都合祭。没有合祭的，只有元丰六年那一次郊祀。陛下继位八年，已经两次举行明堂祭享，也应当一并亲自祭见天地。如今第一次郊祀，如果遵循祖宗旧制，将来果真能够实行北郊礼，再停止合祭，也不算错误。如今尚且不能实行周礼，却先废止合祭；将来想亲自祭祀却不能实现，想合祭却已经废止，侍奉天如父、侍奉地如母就会偏废而不完备，臣恐怕圣心不能安宁。如果北郊确实不能实行，却又重新讨论合祭，那就是对神明太过怠慢；即使宴请宾客，也不应如此，何况侍奉天地大神呢？臣等不知道如今想亲自祭祀北郊，究竟怎样才可以实行。一年两次郊祀，必定做不到；况且夏至时节，也不容易举行。削减北郊仪式以求能够实行，就是对父母有尊卑厚薄之别。南郊、北郊和明堂交替举行，则南郊会更加稀疏，也不合礼制。有时六年一次，有时九年一次郊祀，这难道是周礼吗？这样一来，北郊之礼必然只会成为空文，再也没有能够实行的日子。如今近处舍弃祖宗一百多年已经实行的礼制，却想遥远地恢复三代一千多年没有举行的制度，这是舍易求难，守着周礼的空文，徒然废置地祇的大祭；如果现在不作决定，后来一定会后悔。伏望圣慈早日根据时势作出决断，不要疑惑于祖宗旧制，以彰显大孝。圜丘合祭，依照熙宁十年的典礼，那么四海众生都会共同受到福泽。臣等忝居近臣，按道义不敢沉默，谨录此事上奏。元祐五年，尚书右丞许将请求议定亲自祭祀皇地祇的礼制，上奏说：臣近来奉敕，派员代理夏至祭祀皇地祇。臣私下考察祭祀仪式，看到此前详定礼文所上奏说，亲自到南郊合祭天地不合礼，于是建议停止圜丘祭祀皇地祇以及从祀神位。举行郊祀的年份，不能亲自祭祀地祇，就让冢宰代理行礼，已经成为仪式。臣恭敬地认为，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天地都是大神。自古祭祀虽有不同，但从来没有只亲自祭一方、另一方却不亲自实行的。况且每三年冬至，天子亲自祭祀、遍享宗庙，祭祀圜丘之天；而这一年的夏至方泽祭地，却只派上公代理，这样皇地祇就永远不在亲自祭祀的典礼中，这是极大的礼制缺失，不可不加以议论。伏望圣上广泛诏令儒臣，考究典章旧事，斟酌适宜的办法，端正祭祀典制，作为万世遵行的法则。

译元祐七年，礼部侍郎曾肇上奏请求分开祭祀，说：臣近来奉诏集合官员议论南郊合祭天地之事，已经把议状详细上奏。臣的职掌在于典礼，再三思考，这是祭祀天地的大礼、国家的重大事务，何况又是在陛下初次举行郊祀之时，更应当敬重。举措一有不妥，就会给万世留下议论。臣还担心前一篇奏状陈述得不够全面，冒昧再次上奏。臣恭敬地认为，天地合祭不是先王的礼制，这是学士大夫共同知道的事情，不必等臣说明才相信。然而如果合祭在事奉神祇方面没有不合顺之处，即使不是先王礼制，又为什么不能实行呢？这是因为圣人祭祀神明，是在幽昧不可知之中求取神明，所以一定要依循方位、顺应时令，并采用相应的类别来致祭。因此，凭借高处来事奉天，凭借低处来事奉地；在四郊迎祭五帝，春分在东郊朝日，秋分在西郊夕月，在南郊祭司中、司命，在北郊祭风师、雨师；祭山川、丘陵、坟衍，也都各依其方位；春夏秋冬则各自顺应阴阳的性质。至于祭祀的具体方式，有的燔烧，有的瘗埋，有的埋藏，有的沉入水中；直到圭璧、币帛、牲畜、坎坛、乐舞，也都各依其类别。先王并不是随意这样做，而是认为像这样极尽诚意地求取，才或许能使神明前来享祭。如果偏偏反过来做，那么要使神明降临就困难了。如今议论者想废止合祭，这样天子就没有亲自见祭地祇的时候；夏至亲自到北郊祭祀，又以五月行礼为困难，想趁南郊之礼一并举行祭地，这种做法用于人事、为了求得方便，当然可以；但把它说成亲自见祭地祇的真实礼仪，却不可以。为什么呢？祭祀不在相应的方位，致祭不采用相应的类别，又违背时令，即使用在群小祭祀上尚且不可，何况尊贵的地祇呢？用这种方式祭地，地祇未必前来享祭，却贸然说这就是亲自见祭地祇的真实礼仪，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况且委屈自己来顺从神明，与委屈神明来顺从自己，二者哪一种更妥当？如今因为五月行礼困难，便牵引地祇来适应冬祭，如果只顺从人事上的便利，恐怕会失去陛下恭敬事奉地祇的本意，这也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圣人事奉神明，内心极其忠诚，态度极其恭敬；舍弃忠诚和恭敬，是常情都不肯做的事，难道却认为陛下会安心接受吗？臣愚昧，所以认为合祭不可恢复，亲自祭祀不可废止；只是应当斟酌时宜，省去繁琐仪文末节，这样亲自祭祀的礼就没有不能实行的。臣已经在前一篇奏状中论述过了。只希望陛下留心省察，深远推行先帝恢复古礼的心愿，持守至诚不懈的意志，不要听从苟且求便的说法，以成就亲自事奉地祇的实效，这样上下神祇，谁会不来享祭呢？传给后世，谁会不称颂呢？臣既以典礼为职分，按道义应当竭尽所能。伏望圣慈详细斟酌采纳，臣不胜荣幸。曾肇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冬至在南郊举行祭祀，应当设置皇地祇神位，以严肃对天地并祭的报答之礼。这大概是皇帝陛下急于亲自祭祀地祇，没有等到考订礼制，就仓促下达了这道诏书。然而臣私下仔细看诏旨，其中也说合祭不合古义。如今却把皇地祇神位设置在南郊，正是重新实行合祭礼。既认为不合礼，又亲自实行，一道诏书前后相互违背。诏书又说：‘以后亲自举行方泽祭祀，就修订元丰六年五月的制度。’这样一来，今后北郊礼实行时便合祭，之后又废止天地大祭；国家重大事务，却轻易改变，很像儿戏。废立神位，简直像下棋一样随意。这就是臣听到诏书后惶恐不知所措的原因。臣私下思考陛下的意思，大概没有别的，只是认为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尊天亲地都要实行。陛下即位以来，亲自祭祀上帝，却还没有祭祀地祇，恐怕违背明察事理的原则。又被议论者迷惑，以为五月祭地必定不能实行，于是长久缺失事奉地祇的礼，所以想趁南郊一并举行祭地，只是想把对地祇的诚敬表达出来罢了。依臣所见，想表达诚意，反而近于怠慢；想表达敬意，反而近于亵渎。为什么呢？南郊不是祭地的地方，冬至也不是亲自见祭地祇的时令。音乐以圆钟为宫，演奏六变，不是用来致祭地祇的乐声。燔柴升烟，也不是祭地祇的礼仪。不顾神明是否享祭，只求人事上的便利，难道不近于怠慢吗？如今人家有尊长，尊长住在不同的宫室，子弟致敬时也一定到尊长所居之处，尚且不敢委屈尊长来同堂接受礼敬，何况天子事奉大地，难道可以不按照普通人家对待尊长的礼节吗？前一天因为合祭不合礼而废止，今天又重新实行，将来再废止，把神明看作无形无象，神位废立完全可以随意，难道不近于亵渎吗？陛下的志向在于诚敬，但实际所行反而近于怠慢和亵渎，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替陛下谋划的人把古礼看作迂腐，任意更改制度，只求苟且从简、适应一时的便利罢了。臣愚昧而不能通达时势变化，私下替陛下深感痛惜。陛下即位八年，两次举行明堂大享之礼；如今在南郊有事，凡是祭祀天神，都按照从祀的次序举行。将来举行郊祀的年份，亲自到北郊祭祀并及于诸神，本来还不算晚。何苦急忙采取这种举措，招致不合礼的议论呢？况且五月祭地，前代曾经实行；本朝开宝年间，也曾在四月举行雩祀之礼。古人尚且能在六月出兵，谁说夏至不能举行礼仪呢？臣愚昧，伏望陛下赶快颁下恩德之诏，收回前诏；今冬南郊礼仪结束后，立即命有司详细制定亲自祭祀北郊的仪物，并令其斟酌时宜，省去繁琐仪文末节，以求简便。等到举行郊祀的年份，务必实行。这样对事奉神祇来说，就不会失去诚敬。先帝已经端正礼制，不至于无故改变制度，使万世以后的人认为重新实行先王祭地之礼，是从陛下开始的，岂不是很好吗？臣蒙受恩宠被提拔，充任侍从官，职掌在于典礼；朝廷举措的得失，臣也负有责任。所以自从听到诏书以来，徘徊多日：进言就会被认为违逆圣旨，不进言又会失职。臣反复深思，宁愿因为违逆圣旨而获罪，也不敢失职，以辜负陛下的任用。因此竭尽狂妄愚昧之见，触犯禁忌，希望万一能够对圣明有所补益。即使臣因此受到重刑，也不敢回避。唯愿陛下留心省察，臣不胜幸甚。

译曾肇又议论明堂祭祀上帝，上奏说：臣谨按《周礼》所称的昊天上帝，文字意义各不相同。昊天上帝只有一个帝；五帝是五方之帝，道理本来清楚，不必辩说即可知道。只有‘上帝’这一称呼，世人有时专指昊天上帝，有时专指五帝。然而考察《周礼》，《肆师》职掌说，类祭上帝，在大神前封土。按《周礼》，凡是称为大神的，都指天。既然把上天称为天，就不应再说在大神前封土。又《典瑞》说：四圭有邸，用来祭天并遍祭上帝；两圭有邸，用来祭地并遍祭四望。先儒认为四望不是地祇，那么上帝不是天，也就可以明确知道了。《孝经》也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这正与‘祭天遍祭上帝’的文字相合。郊祀和明堂是不同的祭祀，后稷和文王是不同的配享对象，那么天与上帝也应当有所不同。由此推论，把上帝专指昊天上帝是不对的。又《掌次》说，君王大规模遍祭上帝时，设置毡案；祭祀五帝时，设置大次、小次。上帝和五帝所设置的设施不同，那么把上帝专指五帝也不对。那么，上帝究竟指什么呢？按《尚书》所说‘类祭于上帝’，孔安国传认为是昊天和五帝。孔颖达又解释说：‘昊天、五帝，上帝这一称呼可以兼指二者。’由此推论，所谓上帝，大概是兼指昊天和五帝。西汉已经有这种说法，所以孔安国用它来解释经文。到了郑玄，才引用纬书中的附会之说，认为有六个天，又说昊天上帝是北辰星，五帝是太微宫中的五帝座星。这是郑玄、王肃解释经书的过错，并非先儒原本的说法。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说昊天、五帝，而说上帝呢？因为说昊天上帝，就不包括五帝；说五帝，就不包括昊天；举称上帝，昊天和五帝都包括在内，这是因为昊天、五帝都有‘帝’的称号。按《周礼》，君王祭祀昊天上帝，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一样。先王尊敬事奉五帝，和事奉昊天穿同样的服装。冢宰掌管祭祀五帝和祭祀大神、地祇的礼仪相同，那么明堂同时祭祀昊天、五帝并不过分。祭祀白、青、黄、赤四帝，扬雄认为是僭越的祭礼。汉武帝在明堂祭祀泰一、五帝，把高皇帝的神位配在旁边。大概天神中尊贵的称为泰一，辅佐它的称为五帝。虽然这种说法出自方士，但所指的泰一就是昊天。因此汉武帝都在明堂祭祀，以高皇帝配享，由此可以看出明堂历代有时同时祭祀昊天、五帝，有时只祭祀五帝。撤去五帝神座、专门祭祀昊天上帝的，只有晋武帝太始年间和唐高宗显庆年间。本朝皇祐年间举行明堂大享，参照采用南郊蜡祭的礼制。嘉祐七年，礼官才议定改正，设置昊天上帝神位，以真宗配享；其次设置五方帝神位；再次设置五人帝神位，以五官从祀。从此遵行，遂成为旧例。到元丰年间，才下诏在明堂祭祀英宗，只让英宗配享上帝，五帝不参与。议论者认为不妥，于是诏令臣等集合议论。臣等考察经典，既然如此；考察旧例，又是这样。伏请从今以后在明堂宗祀神考，使其配享昊天上帝，同时祭祀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以称扬尊敬父亲的孝道，完成大享的礼义。绍圣初年，北郊的议论虽然已经确定，仍然没有最终实行。龙图阁直学士黄履建言说：阳气复苏、阴气消退，各依循相应时令；上方圆、下方正，各顺应天地形体。因此圣人依据天的性质祭天，依据地的性质祭地。从三代到汉代，礼仪没有改变。到了王莽谄媚侍奉王太后，竟把地祇神位提升，与天神同席共用祭牲，历代沿袭实行，不能加以革除。等到神宗考察古礼、衡量今情，来端正大典，曾经对此有意。如今承继先帝遗志，应当由陛下和几位执政大臣完成。哲宗询问朝廷意见，章惇认为北郊只能称为社。黄履说：天子祭天地，‘郊’是到郊外祭祀神明的意思，所以天地都称为郊。《诗序》因此说‘郊祀天地’。至于社，只是土地之神，哪里有祭祀大神也称为社的道理呢？哲宗认为正确，于是确定了郊祀的议案。元符元年，左司员外郎曾旼上言说：周人用气味来事奉神明，近世改用香。按何佟之的议论，南郊、明堂用沉香，是取法天的质性，适合阳气；北郊用上和香，因为地与人亲近，适宜增加混合香气。如今令文规定，北极、天皇以下都使用湿香，至于众星神位却不再设置香，恐怕在义理上还不完备。于是每一座台阶都设置香。曾旼又说：先儒认为，实柴所祭祀的神不使用玉器，槱燎所祭祀的神不使用币帛。如今太常的令式规定，众星都不使用币帛，大概就是出于这个说法。然而考察典籍，《典瑞玉人》的职官条文都说用圭璧祭祀日月星辰，那么实柴所祭并非没有玉器。槱燎不使用币帛，恐怕未必如此。于是命令众星按照各自方位的颜色使用币帛。哲宗时，刘安世上议说：近来奉到诏旨，封送下来苏轼等人的三篇奏状，和臣等议论北郊的意见不合，命令重新详察，考求恰当的办法，另行具奏。臣谨将情况如前陈述。臣等有幸凭借儒学得以充任官职，凡有议论，必定依据经典。六经所记载的内容，臣等才敢取来作为证据。如果经典中没有见到，所说即使再有辩才，实际上也不敢听从。孔子说：‘周代借鉴夏、商二代，礼制文采多么完备啊，我遵从周礼。’这是说典章制度经过夏、商两代的损益，到周代达到完备，已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这就是孔子主张遵从周礼的原因。臣等前日奉诏讲议大典，都以周制为祖法。有人却想在举行郊祀的年份，用十月祭神州地祇替代夏至祭方泽，这样可以免除盛暑举行大礼的劳苦。神州地祇只是天子建都之地的一方之神，不可与皇地祇相比。又有人想在夏至当天，天子不亲自出郊，只设置燎火，在宫禁中遥望祭祀，如西汉竹宫的旧例。这些都是凭空臆测，违背经典、损害义理，不能实行。臣等不再议论。内中苏轼的一篇奏状最为强辩，必须说明其中的是非，以烦劳圣上听察。

译臣苏轼认为，合祭天地于圜丘，按礼制说是正确的，不可再行更改。臣等谨按《周礼》：天子亲自祭祀上帝，一年总共九次。本朝沿用前代制度，三年才举行一次郊天礼，其间还间或采用其他礼仪。与周代相比，确实太过疏略。如果再沿袭这种错误而不加考订纠正，又怎能符合圣上严肃举行禋祀的心意呢？祭祀的礼制，没有比祭天地更重大的。《孝经》说：“从前明王侍奉父亲尽孝，所以侍奉上天；明白侍奉母亲尽孝，所以侍奉大地。”考察天地二仪地位相等，礼制理当一律。怎么可以亲自祭祀时还有尊卑厚薄之别呢？古人说，要根据同类事物来求取神灵。《系辞》说：“乾代表天，是阳类事物，所以在冬至一阳初生之日，于国都南面的圜丘举行祭礼，祭牲、器物、币帛、乐舞都崇尚阳数。”这就是所谓“根据同类来求神”。坤代表地，是阴类事物，所以在夏至一阴初生之日，于国都北面的方泽举行祭礼，祭牲、器物、币帛、乐舞都崇尚阴数。这就是所谓“根据同类来求神”。如今议论者说，人主以侍奉父亲的礼来侍奉天，以侍奉母亲的礼来侍奉地，原本是要推求同类、表达诚意；但他们却违背经典、改变古制，反而违逆阴阳。圣人制定的成法被抛弃不用，反而妄用王莽不合经典的说法，甚至引用夫妇同牢这种私下亵狎的话，亵渎扰乱天地。臣等虽然浅陋，决定不能赞同。所谓非礼之礼，自秦汉以来，离圣人越来越远，礼制崩坏、音乐败乱，已经无人能够改革。神宗皇帝圣学高明，见识超然深远，清楚看到了历代的错误，于是下诏命有关官署加以考察，只是尚未来得及改定制度，就突然遭逢大故。陛下继承先志、继续办理未竟之事，讲求考订失传的典章，这正是当前最应优先办理的事务。议论者竟引用《周颂》“昊天有成命”，作为合祭的证据。臣等私下详细考察：诗中说“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安逸，早晚奠定天命，宽厚而严密；继承光明，竭尽其心，于是使天下安定。全篇从未有合祭的文字。所谓郊祀天地，只是后世儒者叙说这首诗时所说的话，并不是经文原话。周代成王之时，在圜丘祭天，歌唱这首诗作为乐章；在方泽祭地，也歌唱这首诗作为乐章而已，并不是说改变北郊祭地之礼，使地神到南郊来受祭。即使按他们的说法，臣等也不敢另引其他经典，只在《周颂》中举诗来诘难他们。《潜》诗的序说：“《潜》，是季冬献鱼、春季进献鲔鱼。”不知道这是说一次祭祀，还是两次祭祀？又《丰年》诗的序说：“《丰年》，是秋冬报祭。” 《噫嘻》诗的序说：“《噫嘻》，是春夏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像这一类诗，不知只是说一次祭祀，还是又分别说两次祭祀？三首诗既然可以在不同季节互相使用，那么“昊天有成命”虽然在圜丘歌唱，难道就不可以用于方泽吗？臣等私下认为，圣人离世已经久远，经典书籍又遭焚毁；凡是典章礼制中记载的，后世应当共同遵守。六经没有记载的，才可以根据义理创制。如今郊天祭地的礼制，经文防范和规定都已详细完备，明白得如同日月星辰，不知为什么偏偏一定要改变？臣等反复推究，实在找不到其他义理，只是因为要给各军赏赐，恐怕触动小人的情绪，所以编造这些纷乱的言论来迷惑圣听。更有甚者，竟引用“▯福殃咎”的说法，挟制朝廷，非要朝廷听从自己，实在毫无意义。郊禋祭祀所赐予的赏物，本是五代姑息迁就的弊端制度，圣朝宽仁，不愿骤然废止。若将它分为两份来发给军队，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臣等所坚持的是先王的正礼，而苏轼的议论都是后代权宜之制；权宜与正礼，决不能混同。伏望圣上慈悲，详细选择其中恰当的办法：对上可以成全神宗皇帝的遗志，对下可以证明千年以来的▯，那就非常幸运了！所有宗庙祭享的典礼，已经在前面的奏议中具备陈述，伏请查照有关规定施行。太子中允陆佃上奏《宗庙制度议》说：“台门，《周书》说：‘太庙、路寝、明堂、应门、库、台。’注释说，所说的门，都在库门处筑有台，从这里可以知道台门的形制。臣谨按《尔雅》说：‘閍叫作门，正门叫作应门。’犍为舍人说：‘閍是庙门；应门朝南，是大门。’《明堂位》说：‘九州诸侯国，在应门之外面向北站立，以东方为上位。’那么，太庙和明堂制度相同，大门叫作应门，大概是在台上建屋。'《礼记》说：‘天子和诸侯使用台门，是因为以高大为尊贵。’又说：‘建台门而设置三面屏，是大夫僭越的礼制。’《礼记正义》说：‘两边筑起土台，在台上架屋，叫作台门。’玄阃，《周书》说：‘应门、库、台、玄阃。’注释说，是用黑石制作门阶。提唐，《周书》说：‘太庙有提唐。’注释说，唐是庭院中央的道路，提是使它加高。臣谨按《考工记》说：‘堂前道路分成十二分。’注释说，把道路中线两旁的长度分开，每十二分取一分做成坡度。《尔雅》说：‘庙中的道路叫作唐，堂前的道路叫作陈。’ 《诗经》说：‘中庭的道路铺有砖。’注释说，中是中庭，唐是堂前道路。根据这些话，中庭有砖，指的是中庭的道路；那么庭院外、庙中的道路，只是把提唐稍微筑高一些而已，并没有铺砖。疏屏，《明堂位》说：‘太庙有疏屏。’注释说，疏就是今天的浮思，在屏上雕刻云气、虫兽图案，就像今天在屏风上所作的一样。疏解说：‘天子的外屏，臣下走到屏前，就要俯伏下来思考自己的事情。’臣私下认为，疏屏大概是说把屏的上部做成疏透的形式。《尚书大传》说：‘诸侯有疏序。’注释说，序是墙，在墙上做成疏疏的窗子。臣谨按《义训》说：‘交错的窗叫作牖，有棂格的窗叫作疏。’郑氏说雕刻云气虫兽，是错误的。四门，《孔子家语》说：‘孔子参观明堂，看见四面门墙上有尧、桀的形象，各自显示善恶的情况，作为兴盛和衰亡的鉴戒。’臣私下认为，宗庙与明堂制度相同，那么庙也有四面墙和门；南面叫閍，其他三面叫闱。所以蔡邕《明堂月令论》说：‘古代大明堂的礼制，由膳夫氏辅佐礼仪；太阳偏西时从西闱出去，天黑时从北闱出去，由此可知宗庙有四门。’九阶，《考工记》说：‘世室有九级台阶。’

译注释说，南面有三级，其他三面各有两级。疏解说：《明堂位》说：‘三公站在中阶之前，面向北，以东为上位。’诸侯的位置在阼阶以东，面向西，以北为上位；诸伯国的位置在西阶以西，面向东，以北为上位。由此可知南面有三级台阶。《大射礼》说：‘乐工和梓人从北阶上去。’《礼记》说：‘夫人到达后从闱门进入，从侧阶上去。’又说：‘从东阶上去。’由此可知其他三面各有两级。左墄蹴鞠，传说是黄帝所创。帝王宫中一定左边有墄而右边平坦。薛总说：墄是界限，指台阶的齿级。天子宫殿高九尺，台阶有九齿，分成九级；两侧的阶梯各从中间分向左右，都有齿级，右边则做成斜坡而平坦。玄陛，《周书》说太庙内阶为玄陛。注释说，是用黑石做台阶。臣私下认为，内就是中；南面三级台阶中，中间一级的台阶用黑石制作。重屋，《周书》说太庙有重亢。注释说，重亢就是重叠的栋梁。复格，《周书》说大庙有复格。注释说，复格就是重叠的椽栭。臣谨按，芝栭就是山棁，是用方形小木料制作的。” 《尔雅》说：关叫作槉，栭叫作楶。注释说，槉就是欂。疏解说，欂又叫枅。《字林》说，枅是柱子上端的方木。栌就是斗栱。又《明堂位》说：山楶藻棁，是天子宗庙的装饰。郑氏说，山节是把欂刻成山形；藻棁是把短柱画成藻纹。《礼器》说，管仲使用山楶藻棁，君子认为这是过分僭越。郑氏说，大夫不应有绘画山形、藻纹的装饰。这样看来，山楶既雕刻又彩绘，天子宗庙的装饰应当更加隆重。黑楹，《明堂位》说太庙刮楹。注释说，刮是刮磨。疏解说，是用细石磨擦柱子，使柱面平博，然后加以彩绘；天子宗庙的装饰应当更加隆重。《广雅》说，天子、诸侯的宗庙涂黑加白，大夫用青色，士用黄色。臣考察，解释者根据《尔雅》认为墙叫作垩，地面叫作黝。考察《庄子》所说郢人把白土涂在鼻子上，可见不只是墙才叫垩。又《谷梁传》说，天子、诸侯用黑白装饰，大夫用青色，士用黄色；把柱子涂红是不合礼的。由此考察，刮楹也是用黑白来装饰。因此《春秋正义》说，按礼制，柱子天子、诸侯用黑白装饰。徐邈说，黝是黑色的柱子。这样看来，黑柱上再用白色描画。” 红色椽子，《尚书大传》说，天子的椽子要砍削、磨治，再用细石磨砺。注释说，砻是磨治，密石是用来磨砺的石头。《汉书解诂》说，桷就是椽；诸侯的椽子涂成红色。臣私下认为，宗庙使用红色椽子合乎礼制，雕刻椽子则不合礼。《谷梁传》说，柱子天子、诸侯用黑白装饰。由此可知既然诸侯用红色椽子，天子的椽子用红色也可以知道。装饰柱础，《尚书大传》说，士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释说，石材是柱子下面的柱础；石承只放在柱子下面，不伸出作为装饰。臣考察，士大夫的石材尚且向外突出作为装饰，那么天子、诸侯的柱础加以装饰，也可以由此知道。达乡，《明堂位》说太庙有达乡。注释说，乡属于牖，是夹在门旁的窗。《博雅》说，窗就是牖的别名。臣谨按《考工记》说，四面各有两扇夹窗，是说重屋四面每一面各有两扇窗，用来引入日月的光明，这就是所谓达乡；而郑氏认为每个房间有四扇门，这是不对的。八扇窗也不对。《说文》说：‘在屋内的叫窗，在墙上的叫牖。’那么窗在屋内，已经很清楚了。《交牖义训》说：‘有棂格的窗叫疏，交错的窗叫牖。’ 臣谨按《说文》说：‘牖，是穿通墙壁并用交错木条制作的窗。’《仪礼》说：‘司宫关闭门和窗。’那么牖大概是用交错木条制成，可以开关；祭祀结束后就关闭。藻井，《周书》说：‘太庙有旅楹，春常画旅。’注释说，常是累积连接；春常是藻井的装饰，意思是把排列的柱子都绘成纹饰。《风俗通》说：‘殿堂仿照东方井宿的形状，雕刻成荷花菱角的样子；荷菱是水中之物，用来压制火灾。’贲墉，《尚书大传》说：‘天子的墙高大，诸侯的墙疏而厚。’注释说，贲是大的意思；墙叫作墉，大墙正直高耸，不使上部逐渐收杀。臣私下认为，宗庙的围墙叫作▯，就是现在外面环绕的墙；承室的墙叫作墉。《仪礼》有时说‘北墉下’，有时说‘西▯下’，可见墉与墙不同。墙大概使上部逐渐收杀。《考工记》说：‘囷、窌、仓、城，逆▯六分。’注释说，逆就是退却；把高度分成六份，退去一份作为收杀，设置移。周书说：‘太庙设置移。’注释说，承室叫作移。臣谨按《尔雅》说：‘相连的屋子叫作簃。’注释说，是堂、楼、阁边上的小屋。《博雅》说：‘宫室相连叫作簃。’ 大概天子的宗庙有重叠的廊屋，所以在堂的边上设置移屋与之相连。《诗经》说：‘寝庙相连绵延。’绎绎就是相连的意思。重廊，《周书》说：‘太庙有重廊。’注释说，重廊就是重叠的屋舍。臣谨按，古人称廊庙，说明庙有廊是明确的。山墙，《周书》说：‘太庙有山▯。’注释说，是在墙上绘画山和云。臣谨按子贡说：‘拿宫墙作比喻，老师的墙高达数仞，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见宗庙的美盛和百官的丰富。’这大概是说墙的高度。以上是臣谨按《周礼·匠人》所考：夏后氏的世室，堂的进深为二七尺，宽度为进深的四倍；有五室，每室三步四尺，四室共三步四尺。殷人建重屋，堂深七寻，堂高三尺；四面有屋檐的重屋。周人的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有五室，每室二筵。郑氏认为，世室就是宗庙，重屋是王宫的正堂，也就是大寝。有人举宗庙，有人举王寝，有人举明堂，互相说明，是为了表明三者制度相同。《周书》也说：‘太庙、路寝、明堂，都有四面屋檐、重亢、重廊、复格、藻井、设移、旅楹、内阶、玄陛、提唐、山墙、台门、玄阃。’

译那么三者制度相同，是很清楚的。所以《明堂位》说：‘太庙，就是天子的明堂。’《月令》记载仲夏时天子居于明堂太庙。先儒认为明堂的制度与宗庙相同，也说它就是太庙。既然如此，天子的太庙有五室，中间的土室比四旁的室大，所以叫太室。《尚书》说：‘王进入太室举行裸礼’，说的就是这件事。太室左边是东房，右边是西房，都向南开门。木室在东北，火室在东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木室向东开门，火室向南开门，金室向西开门，水室向北开门。《诗经》说：‘筑起许多墙，西南面开门。’ 传文说，有的把门开在西面；《孔子家语》又说：‘赐参观太庙的堂，还没有走完一圈，回头望见北门，所有门都截断了西户。’ 这是说金室开北门，也就是把它说成水室。四室中间夹着夹室。刘熙《释名》说：‘房，就是旁边；它在堂的两旁。夹室在堂的两端，所以叫夹室。’夹室都有前堂，叫作厢。《尔雅》所谓‘房屋有东西厢’，又说‘宗庙没有东西厢，有室的叫寝’，而《觐礼》说‘在东厢等候’，就是这个意思。解释者说天子宗庙没有厢夹，难道不是错误吗？五室中，南面叫明堂，北面叫玄堂，东面叫青阳，西面叫总章。《月令》所谓‘春季居于青阳太庙，夏季居于明堂太庙，秋季居于总章太庙，冬季居于玄堂太庙’，就是这个意思。每季第一个月居于左个，最后一个月居于右个，也是如此。至于闰月，则关闭门户，立在左扉中间，然后返回路寝，整月居住在那里。郑氏说，‘闰’字从‘王在门中’会意；那么太庙象征先王生前居住的地方，与明堂、路寝制度相同。五室十二堂，按理应当如此。有人说，宗庙与路寝、明堂制度相同，既然上面有五室，就不应有房，这也是错误的。考察《尚书》，路寝确实有东房、西房、东夹、西夹；而《明堂位》说：‘太庙，就是天子的明堂。’ 这说明鲁国采用天子的礼乐，太庙也按照明堂的制度建造。季夏六月，鲁国以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国君穿衮冕站在阼阶，夫人穿副祎站在房中；由此可见，太庙、路寝、明堂都有房。如今先前所绘制并上呈的宗庙制度，想建八座庙，规模约为少牢礼和大夫宗庙的标准；即使增加四阿、重檐、山节、藻棁，堂高九尺、台阶九级，大体符合王礼，却仍没有五室、九阶、台门、玄阃、内阶、玄陛、山墙、贲墉、重廊、累栋、复格、设移、四门、达乡、黑楹、丹桷、藻井等制度。又把房当作堂，并且说房没有北墙，所以可以称为北堂。堂与房的区别已经很明显了，哪里有把房建成没有北墙的呢？至于饎和饔，又安排在庙中西堂之下，这些也都没有充分说明。解释者说饎饔在西堂下，是贴近西墙建造的。把炊爨设置在庙中，按理就不妥，何况还要贴近宗庙西墙建造呢？解释者有的说，西壁就是西墙。考察《仪礼》，有时说‘西墙’，有时说‘西壁’，那么壁与墙是不同的。臣据此考察《特牲馈食礼》说：‘主人服饰如初，在门外东方站立，面向南察看；’ 察看主妇在西堂下主持饎爨。这里所说的堂，是门旁的堂。《尔雅》说：‘门堂的旁边叫作塾。’《匠人》说：‘门堂为正堂的三分之一。’古代炊爨设在庙门外，有时在东边，有时在西边，所以饎爨在庙门外西边的堂下。《少牢馈食礼》说：‘饔爨在门外东南方，以北为上位；廪爨在饔爨的北面。’《特牲馈食礼》说：‘牲爨在庙门外东南方，鱼腊爨在南面，都面向西；饎爨在西壁。’《士虞礼》说：‘侧祭设在庙门外的右边，面向东；鱼腊爨在它的下方，以北为上位；饎爨在东壁，面向西。’由此看来，饎爨在庙门外西边的堂下，靠近西壁设置，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说‘饎爨在西壁’，又说‘主妇在西堂下察看饎爨’。臣考察典籍，庙与路寝、明堂制度相同，虽然大体形制如上所述，但它们进深和宽度的尺寸，《匠人》说南北七筵、东西九筵，每室二筵。既然说‘每室二筵’，那么太室就更大。太庙有五室、十二堂，太室又大，这样一来，若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便不能容纳这些建筑。考察《匠人》所说的市和朝各一夫，郑氏认为每边一百步；那么东西九筵、南北七筵，难道就是南北各六十三尺、东西各八十一尺吗？况且古代寝宫不能超过宗庙，燕居时的服装不能超过祭服；而宣王《考室》诗说：‘像鸟张开翅膀，像翚鸟展翅飞翔。’可见先王宫室的宏伟壮丽已经达到极高程度。诗又说：‘声音宏大而正直，声音回旋而深远。’‘哙哙’是声音宏大，‘哕哕’是声音细小悠长，意思是宫室广大深邃，可以使声音回响，哪里能与大夫的狭陋房屋相提并论？何况后代君王不断增饰、累积尊崇，一直发展到今天呢？因此，天子宗庙的装饰，虽然古代制度已有残缺破损，不能全部看见；而今天也有不能完全照搬古制的地方，总的原则只是考察先王制度，结合当代情况，顺应时代而制罢了。前代典籍所传有不完备之处，后世又没有现成制度可以遵循，就应当以道理裁度、以礼义创制，使形式与实质相副，显明而光辉，传给百世；具体尺度取决于圣上的裁量，实在在于圣心。若准许臣的意见，请参照考校旧图，选择其中较好的方案，再由圣上以圣训裁定。” 右司谏苏辙论述明堂神位的奏状说：‘臣听说三代的常祭，一年有九次；祭天两次，祭地也两次，都是天子亲自主持。因此举行祭祀时，有时祭昊天上帝，有时祭五方上帝，有时只祭一天帝，有时祭皇地祇，有时祭神州地祇；总之，一年之内天子亲自举行的祭祀必须全部遍及。到了后世，岁时常祭都由有司代理，三年以后才亲自祭祀一次。亲自祭祀的疏密，古今相差如此之大。然而礼制之所以不同，大概也是形势造成的。臣谨按本朝旧典，冬至圜丘一定兼祭天地，并陪祭百神。如果因故不能祭圜丘，另行其他礼仪，有时在南郊举行大雩，有时在明堂举行大飨，有时在大庆殿举行报谢，都采用圜丘的礼乐和神位。这样做的用意，是认为皇帝不能三年不亲自祭祀天地百神。臣私下看到，皇祐年间的明堂礼遵用这一办法，最为合乎礼制因时变通的原则。皇祐以后，凡祭祀明堂，有时采用郑氏说法，只祭五方天帝；有时采用王氏说法，只祭昊天上帝。虽然从古代经学看各有依据，但考察本朝旧制，却是不恰当的。大概是儒者拘泥古制而不了解今日，把天子每年亲祭的仪式拿来议论皇帝三年亲祭的礼制，所以才会像这样疏略。’

译如今皇帝陛下承受并面对天命，登基已经超过一年，将在九月于明堂举行祭祀，按义理应当同时朝见天地，遍礼百神，亲自荐献诚心，以求获得神灵的赐福。臣担心有司不明白礼制的本意，以古制非难今制，拘守王氏、郑氏的片面说法，扰乱本朝大典。礼制顺应人情，人情所安定的，天意一定会顺从。如今皇帝陛下第一次亲自主持祭祀，而天地百神都得到应有的祭享，难道不是向下符合人情、向上契合天意吗？臣愚昧，想请陛下明诏礼官，今年秋季的明堂礼采用皇祐明堂的典礼，希望精诚上下升降，普遍达到天地之间。’ 毕仲游上奏明堂事说：‘议论政事的人，忧虑的是不追究事情始末的实情、不权衡轻重的形势以及古今适宜与否，而只凭自己诵习所得和耳闻目见固守成说。即使明知旧说不能恢复，也不忍舍弃，这是迷惑得太深了。自汉代以来，关于亲庙的数目、郊丘的礼制以及明堂的制度，争论到最后都没有定论，其中明堂最为严重。大概是因为明堂的制度既没有在经典中明确记载，完全出自各种异书杂说；既然各家争相以自己的说法压倒别人，即使蔡邕、郑玄复生，恐怕也仍然不能决断。所以应当推求圣人的本心，再根据义理创制；这样，今天儒者共同知道的内容已经足够有余。不推求圣人的本心，而凭臆测的说法武断，即使把诸子百家的说法全都合在一起，仍然不够。经书说：‘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享上天，在宗庙祭祀文王于明堂来配享上帝。’孟子说：‘明堂，是王者的正堂。如果想施行王政，就不要毁掉它。’明堂的本意，大致是尊崇祭祀祖先，并作为神明所居之处；王者按时居于其中，向天下施行政令。如果能够祭祀祖先、能够施行政令，那么天子出入的地方都可以作为明堂。如果不能配享祖先、不能施行政令，即使有九室、四门、七十二窗，确实是圣人的制度，也仍然没有益处。’ 传文说：‘祭祀贵在恭敬，不必拘问具体礼节；饮酒贵在欢乐，不必挑选器具。’如今国家向上考察圣贤遗留下来的文章，向下遵循祖宗旧有的故事，开辟路寝、严肃举行配享，以此事奉天神，并不是今天才这样；天神本来已经享受到祭祀，严肃配享的礼制本来已经完备。姑且整治孟子所说的王政，从此施行，那么天地各得其职，阴阳各得其次序，万物各得其适宜。至于《考工记》所说筵室的宽窄、《月令》所说左个右个、太庙与明堂是否同制，以及蔡氏、郑氏关于世室、重屋的说法，还有享功、养老、教学习士等各种细枝末节的解释，都是出于诵习和耳闻目见，绝不能作为固定不变的定论。应由居上位的人根据义理创制并裁断，不必拘泥。’ 侍御史刘挚论景灵宫帝后同殿，请求下诏让近臣议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神宗皇帝的神主既然已经祔入太庙，臣私下推想，在景灵宫应当依照祖宗神御的制度另建庙殿。只是宫中现有地面已经狭窄逼仄，如果扩展到民居区域，按理也不妥。臣思考，原庙的说法最早见于西汉，而其制度大概已经失传，没有可考的记载。如今景灵宫聚集安置神御，本来确实有取法原庙的意思；但帝、后各自建殿，是因为过去神御分散在各寺观，所以也各建殿宇，实际上只是出于一时规划，另外没有经典依据。臣愚昧地认为，既然称为庙，就应当仿照宗庙制度，帝后应当共同供奉在一座殿中。这样，今天神宗所供奉的殿宇就无需兴建。把昭宪皇后迁到宣祖殿与宣祖合配，再把太始殿改名为神宗殿，不仅可以节省劳费，也便于当前事务。考察礼典并不违背，依据人情也顺当，这是重大事情。伏望圣上慈悲，下诏三省、两制和礼官共同议论，处理得当，听凭陛下圣断。’臣浅陋而妄加议论，若不合旨意，愿受罪诛。” 徽宗即位初年，礼部、太常寺说：哲宗升祔太庙，应当仿照晋成帝的旧例，在太庙殿中增加一室，等到祔庙之日，把哲宗神主祔入第九室。诏令下达让待从官议论，众人都同意他们的说法。蔡京议论说，哲宗继承神宗的大统，父子相承，自然应当单独成为一世。如今如果不迁出远祖、不把哲宗作为一世，那么三昭四穆加上太祖的庙就有八座，应当深入考察典籍，按礼迁祔。陆佃、曾肇等议论说，本朝自僖祖以下才完备七庙，因此英宗祔庙时迁出顺祖，神宗祔庙时迁出翼祖。如今哲宗与神宗是父子关系，按照礼官的意见，庙中就会有八世。何况唐文宗即位时迁出肃宗，以敬宗作为一世，旧例离现在并不远。哲宗祔庙，应当以神宗为昭上，迁出宣祖，以符合古代三昭三穆的义理。大观二年，议礼局检讨俞防说：‘玄色用来象征天道，纁色用来象征人事，所以所有冕服都是玄色上衣、纁色下裳。如今太常寺的祭服，上衣却用青色。前面三幅象征阳，后面四幅象征阴，所以衣裳的裁片彼此不相连属；如今的裳却制成六幅而没有区别。冕以玄色为表、朱色为里，如今却用青罗作覆面，还用金银装饰。佩玉要用绶带贯连玉饰，如今既有玉佩，又有锦绶，还用银、铜两种环以玉装饰。宗彝，是宗庙使用的彝器，本应作虎彝、蜼彝的形状，如今却只做成虎蜼混合的形状。粉米象征散布利益以养育人民，如今却分为两章，又用五色圆花作为衬垫。其余不合古制的地方还很多。请求下诏议礼局广泛考察古制，绘制太常寺现行祭服和古代祭服样式各一份进呈。至于如何损益、裁定制作，应由圣上根据圣学裁断。’

译大观四年，议礼局官员宇文粹中议论改定衣服制度说：所有冕服都是玄色上衣、纁色下裳；上衣用绘画，章纹数目都取奇数；下裳用刺绣，章纹数目都取偶数，这是阴阳的道理。如今上衣使用深青色，不对；请求按照冕服等级，上衣用玄色，下裳用纁色，以符合典礼。古代蔽膝只遮挡身体前面，芾保存了这一形制，用皮革制作。如今蔽膝从一品以下，都用绯罗作里，边缘用绯绢，没有上下、宽窄以及防、纰、纯、紃等制度。又有山、火、龙等章纹。考察《明堂位》，有虞氏服韨，夏后氏用山章，商代用火章，周代用龙章。韨是黻冕的黻，不是赤芾的芾。而且芾在下体，与下裳一同使用；山、龙、火则是上衣的章纹。周代既然已经在上衣绘制这些章纹，就不应又绘在芾上。请改定芾的制度，去掉山、龙、火章纹，以消除诸儒的疑惑。祭服还有革带，如今不用皮革，内外都用绯罗，又用铜作装饰；绶带有的用锦、有的用皂色，环有的用银、有的用铜，都尤其没有经典依据，应当依古制去除。至于佩玉、中单、赤舄的制度，则全部采用元丰年间详定官所议定并施行的制度。又上奏所编祭服制度说：古代的冕以木板为骨架，宽八寸，长一尺六寸，后方前圆，后高前低；用三十升布染制，外表玄色、内里朱色。’ 后方表示不变的形体，前圆表示无方的作用；后部高仰而为玄色，象征上升并区别于万物；前部低俯而为朱色，象征下降并与万物相接。后世用丝帛代替布，所以更加轻省。如今群臣的冕板长一尺二寸，宽六寸二分，不符合古代宽一尺的制度；用青罗作覆面，又用鎏金银棱作装饰，也不符合古代玄表朱里的制度，请下诏有关官署改正。古代冕的名称虽有五种，但冕上藻、就和旒玉，则按照官员的命数确定等级差别。把五彩丝绳合并搓成绳，用来贯穿玉珠，叫作藻；每一颗玉为一成，打结使玉珠彼此不并列，叫作就。各就之间相距一寸，所以九玉的长度为九寸，七玉的长度为七寸，各按旒的数目决定长短等级。如今群臣的冕使用药玉、青珠、五色茸线，不符合藻玉三采、二采的制度；每条旒都长八寸，也不符合按旒数多少决定长短的制度。又有献官的冕服混杂诸侯制度，而一品官穿衮冕，臣私下认为不合适。政和四年，比部员外郎何天衢上言说：‘祭祀不宜过于频繁，频繁就会烦扰；也不宜过于稀疏，稀疏就会怠慢。先王制定祭祀礼制，一定要取得疏密适中的标准。从未听说一天之内竟然举行两次祭祀。如今太庙荐献新物，有时与朔祭在同一天。朔祭在每月初一举行，不可以改动。至于荐新，从来没有规定一定要卜定日期，一个月之内哪一天都可以荐献。新物没有准备好，甚至允许下个月再荐，又何必一定要与朔祭同日呢？’从此以后，如果荐新偶然与朔祭同日，诏令规定改在第二天举行。徽宗时期，左正言任伯雨与右司谏陈瓘共同议论修建景灵西宫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圣旨，修建景灵西宫，拆迁元丰库、大理寺、军器监、仪鸾司等处，以其地基安置神宗皇帝、哲宗皇帝的神御，尊崇到了极点，规模也极其宏大。这可以看出陛下奉祀先祖的孝心；只是迁移官舍，不动民居，又可以看出陛下爱护百姓的仁心，取得百姓的欢心来奉事宗庙，这正是尧、舜、文王、武王的用心。然而考察礼意有不合之处，考察人情也有不便之处，可以议论的有五件事，臣不能不说。国家神位的安排，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左属阳，是人道所向。把宗庙安置在人道所向之处，是不使亲人死去、永远奉祀亲人的意思。神宗皇帝在左边建原庙，大概就是取此义。如今景灵西宫占据社稷的位置，不合经典规定，也不是神宗皇帝的本意，这是第一件可议之处。人居住的地方，一定要选择吉地，所以《诗经》赞美卫文公善于营建宫室，说‘卜问得知是吉地，最终确实美好’，怎么可以不选择呢？唐代大理卿徐矫说过：‘大理狱院相传由来杀气太重，鸟雀都不敢栖息；大概刑狱之地必有杀气，是人情所厌恶的，古今都是这样。’ 如今却选择这个地方来建造宫庙，既不是吉地，神灵一定不得安宁，这是第二件可议之处。西宫的地面虽然说只是迁移官舍、不动民居，但一座寺、一座库、一个监、一个司迁往其他地方，就要把那里的地基腾出来，把这些机构迁到此处；而那些地方也有居民。不知道是不是要先起遣并驱使百姓，才能建成这里。被遣送的百姓如果不愿意，就会失去他们的欢心；失去欢心，就违背陛下爱民奉先的本意，这是第三件可议之处。从前祖宗帝后的神御分散安置在寺观中，神宗皇帝把它们集中在各殿，安排在一座宫中；如今却把一宫分拆成两处，每年按时酌献时，銮舆要分别前往，礼仪已经繁琐，事奉神灵也更加困难，这是第四件可议之处。

译传文说：‘孝顺没有比使亲人安宁更大的，使亲人安宁没有比使神灵安宁更大的。’ 自从在显承殿安置以来，一祖五宗的神灵和谐共处，既已安定又已长久，为什么还要迁徙？宗庙是重大事务，难道适合轻率搬动吗？搬动之后再设法使神灵安宁，不如不搬动而使神灵安宁。虽然这样曲意表示尊崇和报答的心意，却没有完全做到使神灵安宁的礼制，这是第五件可议之处。朝廷的一切举动，如果符合公众议论，天下人情就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一旦有可疑之处，众多说法就会纷纷起来。这五件事，臣都是从公众议论中听取的，因而不敢不说。宗庙的事情至关重要、至为重大，陛下虽然已经听从宰臣的请求，但这样做仍然有违礼意，民情也感到不安，难以施行。为什么害怕改正呢？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睿旨，命三省另行详细议论，希望对于宗庙大事，不留下轻率搬动的后悔。’ 任伯雨、陈瓘再次进呈论景灵西宫的札子说：‘臣昨天已经具札说明，修建景灵西宫有五件可以议论的事情；随后又具奏状说明，祖宗神御和圣祖天兴殿都排列在天庙的次序之中，不应迁徙；后来又具札说明，真宗采用道家的制度并参取阴阳家的说法，神宗依照礼经的规定而不改变左右的位置，如今一举两件事都失误了。希望诏令三省、枢密院以及侍从、台谏官重新审议，未蒙批准施行。’臣私下认为，宗庙的祭祀不可轻易改变，祖宗传下的基业不应苟且更改；而朝廷却固执最初的议案，臣不敢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周礼义》说：‘把宗庙安置在人道所向的位置，是不使亲人死去的意思。’不使亲人死去，虽然是《公羊传》的旧说，但三经中的精妙义理，正是神宗皇帝用来教训天下的道理。关于庙社位置的说法，怎么可以破坏呢？如今想抛弃先儒正确的说法，违背神宗皇帝的圣训，只凭个人意见，率意改变已经形成的制度，臣因此知道这是不对的。有人说：‘如果向东扩展旧地基，就必然侵掘高头街的地面；国家左臂的地方不能侵犯。’天庙的说法出自阴阳家，真宗曾采用，如今尚且不取，为什么偏偏左臂的说法却可以作为依据呢？’ 何况旧有地基的北面有▯货务，只要迁移一个货务，就可以不惊动百姓住宅而取得建殿的地基了。如果不愿侵占挖掘民居，那么根据地势高低，哪里不能选择呢？这不过是可以顺势利用的头绪，却偏偏坚持一项难以办成的计划，所以臣由此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又有人说：“祖宗神御从前有时在东、有时在西，有时在南、有时在北，随着寺观所在之处，便设置殿宇，难道还要拘泥于左右方位吗？”臣认为，神御随处奉安，就没有固定的位置；既然现在要把它们合并为一处，就必定要辨明东西方位。从前神御分散安置时，后来有的在南、有的在北；如今既然合并为一处，怎么可以不分南北，反而都以沿用旧址为说呢？臣由此知道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这三种说法，都不足以作为坚守原议的理由。然而陛下之所以不敢轻易改变先前的议论，是因为认为神宗一向有修建西宫的意图，蔡京亲自听到过神宗的遗训，而《实录》中又详细记载了这些话，所以不能不据此遵行。陛下采用史官亲耳听闻的话，遵循神宗一向确定的意旨，以尽奉先的孝心，承述宗庙的大事，这正是臣下应当顺从办理的，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重要呢？可是依臣看来，这其实是蔡京假造、诬称神宗的遗训，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臣请求用一件事来验证它：元丰年间，神宗在英宗治隆殿后面留下了一处殿基，宣仁太后下诏说：“这是留给未亡人的。” 于是把这块地让给神宗，作为神宗庙宫的地基。宣仁太后的意思，只是不愿大规模迁移民居罢了。绍圣年间的大臣却因此说宣仁太后轻视神宗、裁减神宗庙的制度，于是重新占卜选择奉安地点，以极尽尊崇报答之礼，这就是今天的显承殿。当时修建显承殿，蔡京正在朝廷任职。如果神宗的话确实如《实录》所载，蔡京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把先帝遗训完整地告诉哲宗？何况在哲宗时，蔡京最受重用，凡是可以诋毁宣仁太后的地方，他都已经竭尽全力了。宗庙这样重大的事情，亲自听到的先帝遗训又可以用来证明元祐的错误，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他却反而隐忍不说，究竟还要等什么呢？臣由此验证了这确实是他假造诬称的。况且绍圣初年，哲宗本来没有偏向哪一方；章惇虽然倚仗功劳而放纵任性，但起初还存有兼取元祐旧臣意见的意思。等蔡京从成都来京后，便和他的弟弟蔡卞共同诋毁宣仁太后、共同欺骗哲宗。蔡京能够使他的主张得以推行，是从改革役法开始的。自从大幅度改革役法以后，事事都大改；兄弟二人同在朝廷，彼此应和，没有一件事不合他们的心意。在这个时候，他不把自己听到的神宗圣训告诉哲宗，却到了今天才拿自己书写的《实录》来作为验证，鼓吹荒诞不经的言论，还想把神宗迁到西宫。这显然就是假造诬称。蔡京用假造诬称的笔，妄自增添《实录》中的事情；用假造诬称的舌头，伪造神宗的遗训。朝廷采用假造诬称的话，轻率改变宗庙安排；相信假造诬称的说法，竭力阻挠进谏的人。臣恐怕从今以后，假造诬称的人再也没有顾忌，建立在诬罔之上的政事也无法挽救，奸雄因此萌生野心，四方夷狄相互庆贺，一切必将从这里开始。伏望圣上慈悲，亲自明断，治蔡京假造诬称之罪，明白宣布将他贬谪流放，然后由三省、枢密院以及侍从、台谏官员，按照臣的请求重新认真审议。瓘又在《论修建景灵西宫状》中说：“臣近来论述修建景灵西宫有五点可以议论，已经奉圣旨发给三省、枢密院，至今已有几天了，却还没有定议。臣谨按，大中祥符五年，因为圣祖降临，诏令在大内正南偏东、丙方的位置取得祖庙之地，用来修建景灵宫，这也像天庙星位于太微垣东南方一样。神宗把祖宗神御集中安置在天庙旁边，是为了与天象相合，考察参照经书制度，承述真宗的事业，作为后世的法则。如今修建西宫，并不是神宗继承先志的意思；宗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不宜轻率举行。伏望圣上慈悲，诏令大臣谕告，赶快重新议定，不要留下轻率行动的悔恨，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贴黄：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诏令说圣祖降临，命令修建玉清昭应宫。派丁谓选择地点建宫，并命礼官考察制度后上报。这月，丁谓说，他得到司天少监王熙元等人的报告：据《晋天文志》说：“张宿以南有天庙十四星，是帝王的祖庙。”如今按照大内的法象，太微垣的天庙星在太微垣以南；如果修建新宫，应当在大内正南偏东，只取丙方，上合天庙星的位置。又据《二宅经》，大内属于阳宅，新宫应在正南偏东、已丙方位，正合阳宅的福德吉方。臣请求用锡庆院、开封府两处的土地来建置宫观，上合天象，旁合经术。于是诏令在锡庆院修建宫观。

译《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郊祀与宗庙 宋钦宗时，侍御史李光上奏论明节皇后不应设立忌辰，说：“臣接到西上阁门的公文，又接到太常寺的公文：今年迎奉道君太上皇帝，如果在四月二日到京，因为这一天是明节皇后的忌辰，应当分别确定奉迎官和行香官。臣曾经考察典礼，明节皇后不应当设立忌辰。近来太常少卿林震任意迎合，妄自援引温成皇后的旧例，为明节皇后设立忌辰，便把它作为成例，不再讨论，终于使圣朝采取不合礼的举动，给后世留下讥议，这不能不革除。臣私下详细考察忌日的制度，停止音乐、停止政务、斋戒行香，都是为了表达子孙追念哀慕的诚意。五代的乱世，可以说已经没有礼法了。周世宗的宣懿皇后入太庙时，议论者还因为太后在世，怀疑祔庙以后设立忌辰不妥。嘉祐年间，有人以久雨阴气灾变为理由，说宗庙礼仪恐怕有不顺之处；又说城南建立温成庙，四时祭享全都同太庙之礼，大概是当时主管官员疏于讲求。商宗遭逢变故，整饬自身、反省过错，祖己曾以祭祀礼制训诫他：祭祀不应厚待亲近宠幸的人，何况把受宠妃嫔列入有等级的祭祀，这不是用来享祀上天、奉事宗庙的道理。熙宁年间，有司议定把温成庙改为祠殿，每年按时派宫中臣僚办理祭祀，忌日的斋祭也都应当废止，明白事理的人认为这样是对的。” 如今陛下刚刚继承帝位，正应当在重新开始的时候大力匡正制度；宗庙是国家的大事。伏望圣上慈悲，下令有司讨论典礼，务必符合适中的礼制。关于明节皇后的忌辰，请暂且依照温成皇后的旧例，停止百官奉慰、行香，只令内臣到祠殿办理祭祀，以平常的食物荐献，这样或许合乎典礼。” 高宗绍兴初年，权礼部尚书胡直孺等人说：“本朝配祀制度，从英宗开始，配祀的是最近的先帝。司马光、吕诲曾争论此事，认为这是贬低祖先而抬高父亲，但最终也没能改变。王珪、孙抃那些谄媚的言辞，后来神宗说：‘周公在成王时主持宗祀，成王把文王当作祖，那么明堂就明明不是用父亲配祀了。’王安石又回答说，这是误解引用《孝经》中‘严父’的说法，可惜当时没有人加以辨正。现在有人说：‘后稷是周的祖先，文王、武王就是两位世代久远而不迁的祖；高祖是汉的祖先，孝文帝、孝武帝只是特别尊崇、各立一庙，都是子孙世世代代奉祀的。太祖是帝王的祖，太宗、真宗应当是帝王的宗。皇祐年间提出一祖二宗同时配祀，正是由此而来。’臣直孺听说：前汉让高祖配天，后汉让光武配明堂。古代帝王不是建立国家、开创基业的人，都没有配天的祭祀；所以即使周成王、康王，汉文帝、景帝、明帝、章帝的德行功业都很美好，子孙也不敢推举他们配天，这是为了避让祖宗。宋朝开创基业的君主，太祖就是这样的人。太祖就相当于周的后稷，是在郊祀中配祭的。” 太宗就相当于周的文王，是在明堂配祭的。这两种祭祀，是万世不能变更的制度。皇祐年间合祭天地，本来应当用太祖、太宗配祀。当时大概受‘严父’说的拘束，所以配祀的帝王又包括真宗。如今皇帝继承大统，从真宗到神宗都属于祖庙，只是单独把谁提升上去仍缺少名义。若一同配祀，就和祫享相混同了。现在参酌皇祐诏书，请在明堂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奉太祖、太宗配祀。这样礼制专一、事情简明，或许可以专心致力于神明，万世实行也可以。” 绍兴四年，国子监丞王普上奏说：“明堂礼仪有十一件不合礼的事：第一，陶制酒器用于郊丘，玉爵用于明堂；如今明堂实际上兼有郊祀之礼，应当使用陶器酒器；将来举行正式宗祀之礼时，应当奉用玉爵。第二，礼经规定太牢应以牛、羊、猪为次序；如今因为采用《我将》诗的次序，竟按羊、猪、牛排列，这就是所谓被文辞损害了本意，哪里有用大牲畜举行最重要祭祀，反而排在羊、猪之后的呢？第三，陈设尊、罍，应当仿照《周官》所载司尊彝和秋尝的制度。第四，泛齐、醴齐应当改用今天的酒，但不改变它们原有的名称。第五、第六，祭器、冕服都应遵从古制。第七，皇帝最后才到斋室，就成了斋戒两天半，请改在天刚亮时前往，以完成斋戒三天的礼数。第八，斋戒期间不饮酒、不吃荤，请停止官府供应酒食，使人能够专心致志地与神明交接。第九，设置神位版、升烟、奠册，不应交给闲散小吏办理。第十、第十一，都是论述乐舞的事情，也都听从了他的意见。”绍兴五年，吏部员外郎董棻说：“臣听说，祭祀和军事都是国家的大事；而宗庙祭祀又是祭祀中的大事。大祀中，以禘、祫为重，祫礼大，禘礼小；因此祫礼是最大的礼。如今军事正盛，祭祀礼仪还来不及全部举行；然而有些事情违背经书、违反古制，对上不合天地神祇的心意，对下不合亿万百姓的心意，只是出于当时大臣争强好胜的主观说法而实行，六十年来竟没有人知道它是错误的。即使在整治军队、抵御外敌之际，也应当纠正这些错误，实在不应拖延。臣仰念太祖承受上天的明命，统一天下，按照功德兴起的根本，应当举行祫享，以确立他面向东方的尊位。到了仁宗亲自举行祫享时，也曾议论让太祖面向东方，以彰明正统的承继。当时朝廷大臣都说，自古以来必须是承受天命的祖先才能处于面向东方的位置。本朝太祖正是承受天命的君主；若按照七庙的次序，僖祖以下四庙在上，当时举行大祫只列昭穆而空置东方尊位，大概终究是不敢让不是承受天命的祖先居此位。到熙宁初年，僖祖按照世次应当迁祧，礼官韩维依据经义上奏请求，恰逢王安石掌权，便逞发主观说法，以太祖不能面向东方为憾，王安石放肆地发表言论加以反驳。不久又想取消太祖在郊祀中的配祀，神宗认为太祖开创基业、承受天命，不予准许；王安石始终不认为这样做对。元祐初年，翼祖已经迁祧，正合典礼。”

译到了崇宁年间，宣祖应当迁祧，恰逢蔡京掌权，于是完全沿袭王安石的做法，竟上奏请求建立九庙，自行创立古制，并把已经迁祧的翼祖、宣祖都恢复原位。”这种沿袭一直到今天，太祖仍居第四室，遇到大祫时列在昭穆之中。如今如果确立太祖面向东方的尊位，完全符合礼经。太常寺丞王普又说：“董棻的奏议深得礼意，但还没有说尽。”臣私下认为，古代庙制各自为宫，所以太祖居中，群庙排列在他的左右；后世庙制同在一堂，所以太祖居右，各室排列在他的左右。祫享时在堂上举行朝践，太祖面向南方，昭穆位于东西；在室中举行馈食，太祖面向东方，昭穆位于南北。后世祫享只在堂上举行，却采用室中的位次，所以只有面向东方才是太祖的尊位。如果群庙依次毁迁，而太祖永不迁动，这种礼制就是最高的了。臣因此知道，太祖就是宗庙的始祖，这里的‘庙祖’是指宗庙始祖，不是谥号。只是太宗继位初年，太祖的庙号已经确定；虽然历经数朝，世次仍近，每逢祫享总要空置面向东方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非太祖不能居。到熙宁年间，又尊僖祖为宗庙始祖，百世不迁，祫享时面向东方，而太祖却常居穆位，这就名实不相符了。”},{ 假如认为熙宁年间的礼制是正确的，那么僖祖就应当称为太祖，而太祖应当改称为庙（原文“▯”字有疑误）。这样一来，太祖的名分就不正了，前一天的错误也就太严重了。现在应当奉太祖神主居于第一室，永远作为宗庙的始祖。每年举行五次享祭，告朔和荐新只在七庙举行；每三年举行一次祫祭时，太祖应当居东向的尊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为穆。每五年举行一次禘祭时，则迎请宣祖神主到太庙受祭，并以太祖配享。这样，宗庙的礼制就完全符合礼经，不再有前一天那样的错误了。大观七年，徽宗驾崩的哀讯传来。这年九月，中书舍人傅崧卿援引“严父”的说法，认为不幸的是，太上皇的讳问突然传来，而大飨礼又未能举行，按道理实在不妥。吏部尚书孙近专门上言说：自元年以来，祖宗一直共同配享，如今议论者竟想在祖宗共同配享之外，再增加道君皇帝这一位，这不合典礼。权礼部侍郎陈公辅说：如今梓宫尚未迎回，宗庙社稷尚未安定，疆土尚未收复，臣私下认为祖宗和上皇的神灵对陛下所期望的，一定是振兴衰败、平定乱局，收复中原，迎回梓宫，归葬陵寝，以此光大我大宋无疆的基业。如果按照议论者所说，认为陛下贵为天子，而上皇北行已经十一年，未能享有天下的奉养，如今不幸崩逝，还想借明堂之礼使其追配上帝，认为这样就足以尽到人子的孝道，那么对于陛下的志向来说，恐怕也太小了。应当依照旧例合祭天地，由祖宗共同配享，太上皇升位配享，似乎不可实行。绍兴十三年，礼部侍郎王赏说（原文“防”字疑为人名后的“某”字）：郊祀是重大礼典，应当完全依照礼经，由皇帝穿大裘、披衮服举行礼仪。根据元丰年间详定的郊庙礼文，何洵直建议用黑色缯帛制作大裘，衮服则只把领子和袖子用黑羔皮制作。请依照何洵直的建议，诏令有关官司按照祖宗旧制用羔皮制作。礼部又说：关西的羊羔天生就是黑色，如今有关官司把白羔皮染黑来制作，不合礼制，不如暂且用缯帛代替。元祐年间，有关官司也曾想制作大裘，估计要用一百张羔皮，哲宗认为这是伤害生物，于是改用黑色缯帛。请依从太常寺的意见。于是衮服、黼裘和冕冠都采用十二旒。高宗时，监察御史郑刚中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明堂大礼的前一天，皇帝亲自到太庙，名为朝享。臣下奏议认为，正值三年丧期，不应当进入宗庙举行吉祭。五月二十四日，诏令侍从、台谏官和礼官共同详细议定后上报。臣谨慎地考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左传》说：“凡是国君去世，举行卒哭祭后就把神主附入宗庙；附入宗庙后制作神主，在神主所在之寝举行专祭，在宗庙举行春夏秋冬的常祭以及禘祭。”杜预说：“新神主既然已经在寝中举行专祭，那么宗庙四时的常祭自然应当照旧举行。”由此考察古代，居丧期间可以进入宗庙，确实有这样的事例。又考察景德三年明德皇太后的丧事，按照以日易月的办法服丧期满除服后，真宗便到太庙举行祭享，并在圜丘合祭天地。熙宁元年，神宗居于谅闇之中，又采用景德年间的旧例，亲自举行郊庙之礼。由此考察本朝，居丧期间可以进入宗庙，也确实有这样的事例。将来的明堂大礼已经在以日易月、服丧期满之后举行，亲自进行朝享，自然没有什么可疑虑的。议论者只是说，三年丧制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做法，所以担心今天实行会不合适。三年之丧，陛下是在内廷实行的，也就是所谓内心服丧、居谅闇；穿粗布衣，吃蔬食，并不是把它作为朝廷礼制来执行。陛下因为政务繁重、恢复大业责任重大，所以克制服丧期间极度悲痛的情感，亲自早晚勤劳处理政务，坐朝和居处都像平时一样，裁决各项事务也像平时一样，亲自乘坐战车出行也已经再次进行，为什么唯独到了进见宗庙时却说不可以呢？又考察唐代旧例，时将举行祭祀上帝的礼仪，就预先派使者祭告百神；只有太清宫和太庙由皇帝亲自前往，其册文祝辞都说“某月某日将在某处举行礼仪，不敢不来告知”。宫、庙称为奏告，其余地方都称为祭告。到了天宝九载，才认为“告”是上告下的词，于是下诏规定太清宫称朝献，太庙称朝享，世代沿袭，遂失去了奏告的名称。明堂大礼前期所举行的礼仪，大概属于告祭，并不是正式祭祀；如果称为祭祀，那么按照典故也可以实行；如果称为告祭，则更加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先王制定礼制，以人情为根本，只要彼此斟酌而不违背人情，因此情感与礼文能够协调适中，礼仪也就可以举行。今年的明堂大礼，前一天皇帝应当前往太庙举行朝享，臣某谨慎地提出这一意见。

译章谊论述明堂大礼配享之事的奏状说：臣某于三月二十九日接到尚书吏部三月二十八日都省札子的牒文，其中节录说，权吏部尚书胡直孺、太常少卿苏迟某讨论明堂大礼配享之事，奉圣旨命令侍从和台谏官集合议论，限定一个月上奏。臣某于四月七日在圜通院与翰林学士汪藻共同集议，因为彼此见解有所不同，现应当一并具奏禀报。臣某私下看到胡直孺的奏文，请求参酌皇祐年间的诏书，在明堂合祭昊天上帝和皇地祇，奉太祖、太宗配享。苏迟某认为，应当采用皇祐诏书的意思，采纳景祐年间礼官的请求，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太宗、真宗配享，同时设置圜丘第一龛、方泽第一成的神位。臣某仔细考察这两种意见，虽然各自都有依据，但考察经书旨意便不相合，参照典故又不完备，用来事奉上帝也不够简约严正。具有这三点，实在不足以尊崇一代盛大的礼制，并为万世留下准则。臣某私下详细考察明堂之礼的议论，实际上本于《我将》诗和孔子关于宗祀的说法：周人在郊外以先祖后稷配天，祭祀上帝于明堂时则应当以文王配享，二者祭祀对象和配享者各有不同，不容许同时配享。如今国家既然已经在郊外配天祭祀时以太祖配享，相当于周代以后的稷配天，那么太宗就应当在明堂配享上帝，相当于周代的文王；二人的功德和世次恰好相当。如今礼官却想让祖宗共同配享，这就是臣某所说考察经书旨意便不相合。臣某私下看到，仁宗皇祐二年开始举行明堂合祭天地并让祖宗共同配享，这只是当时权宜改变的礼制。到嘉祐七年再次举行宗祀时，已经认识到皇祐做法不对，于是停止祖宗并配，仍撤去皇地祇的神位，所以才有撤除共同配享烦琐礼文的诏书。嘉祐末年，仁宗升祔太庙之初，英宗命官员集议，钱公辅认为：圣宋崛起，并没有像后稷那样始封的祖先，也没有另一个像创业之君那样的祖先，因此太祖就是创业之君。太祖相当于周代的后稷，是在郊外配祭的人；太宗相当于周代的文王，是在明堂配祭的人。这两种配享极其重要、极其重大，是万世不变的制度。真宗相当于周代的武王，虽然有配天的功劳，却没有配天的祭祀；从未听说周成王因为尊奉父亲，就废除文王配天的祭祀而改移给武王。仁宗相当于周代的成王，虽然有配天的功业，却没有配天的祭祀；从未听说周康王因为尊奉父亲，就废除文王配天的祭祀而改移给成王。臣某认为：按照嘉祐年间的诏书，太祖在祭祀皇地祇时已经不再参与配祭；按照钱公辅的论述，由太宗单独配享才合乎礼制。如今礼官的议论却想合祭天地，并让祖宗共同配享，这就是臣某所说参照典故仍不完备。臣某观察先王制定礼制，各有适宜之处：郊祭天地和百神，全面举行祭祀，固然不敢简略；宗庙祫祭列位圣祖，同时祭祀，也不敢疏忽。至于明堂，只祭祀上帝，以一位祖宗配享，以显示简约严正，也不可亵渎。因此元丰年间厘正祭祀制度时，诏书说：“历代以来，合宫配享已经扰乱经义，又夹杂先儒六天的说法，朕非常不赞同，于是全部罢除群祀。”如今礼官却议论要把圜丘、方泽的神灵一并列入从祀，这就是臣某所说用于事奉上帝便不够简约严正。臣某恭敬地看到，陛下在建炎初年郊祀昊天时，曾经奉太祖配享。将来的明堂大飨，应当专门祭祀昊天上帝，以太宗配享；这样对经书旨意不相违背，对典故有据可查，对事奉上帝来说简约严正而不亵渎，或许可以仰承陛下恭敬举行宗祀的心意。臣某是末学后进，冒昧把听闻的意见上奏，供陛下采择，恭请圣上慈悲详加斟酌施行。章谊又论述明堂飨礼的奏状说：“臣私下认为，议论礼制一定要以经书为根本，并以孔子、孟子的言论作证。如果经典没有流传，孔孟没有说法，才可以取用诸子百家的论述。如今明堂祭祀，其根源起于《周颂》，其次孔孟也有明确的说明。《思文》的诗序说：‘思念文德的后稷，这是配天的诗。’所以孔子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他配享上天。’后世郊祀用始祖配天，道理就起源于此。《我将》的诗序说：‘《我将》是祭祀文王于明堂的诗。’孔子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他配享上帝。’孟子说：‘明堂，是君王的殿堂。’后世明堂祭祀用帝王的宗祖配享上帝，道理就起源于周代。郊祭称为祭天，所祭的就是昊天上帝；明堂称为祭上帝，所祭的也就是昊天上帝。这两种祭祀祭的是同一位神灵：在郊外称为天，以后稷配享。因为称天时百神都要祭祀，不只是上帝，所以祭祀范围远而尊贵，便以祖先配享；在明堂称为上帝，以文王配享。因为称上帝时只专门祭祀上帝，百神都不参与，所以祭祀范围近而亲切，便以宗祖配享。这就是配享天帝时，有时以祖先配享，有时以宗祖配享。至于明堂，只是君王的殿堂，并没有其他特殊含义；从未听说过九筵五室、重屋复道之类的制度。考察经书，再以孔孟的言论作证，那么自汉代以来诸儒所说的那些制度，都没有经书依据，其中还常常夹杂阴阳家、道家的说法，不值得采用。本朝郊丘和明堂的大礼，已经多次举行：在南郊祭天，以太祖皇帝配享；在明堂祭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享，都符合《周颂》的文字以及孔孟的说法。如果有些地方稍微不同于经书，大概是因为不能不采用诸儒的说法。如今胡直孺某请求将来在明堂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奉太祖、太宗配享，而列位圣祖以及天神地祇都不参与，这似乎又太过简略。苏迟某请求面向南方、以西为上设置昊天上帝和皇地祇的神位，面向西方、以北为上设置太祖、太宗、真宗的神位；在殿东廊设置圜丘第一龛九位，在殿西廊设置方泽第一成十三位。又因为列位圣祖的神主在温州，臣私下担心应当命大臣在当地代行祭祀，并派官员一同到温州列圣神主所在之处祭告。

译如果认为没有遍祭百神还不够，那么请就在行在的天庆观，于大飨之后择日，采用祖宗大礼结束后恭谢的礼文，也命大臣简化礼仪和祭品而全部举行祭告，这也就足够了。”这样可以尽到祈求和报答神灵的心意；至于列位圣祖、天神、地祇如果有所选择，便近于亵渎。臣考察祭祀制度，先儒记载的礼制中，禘祭、郊祭和宗庙祭祀，都是以一位祖先、一位宗祖配享；而昊天上帝、皇地祇并没有让列位圣祖共同配享的文字。因此胡直孺某请求以太祖、太宗配享，是合乎经义的。郊祀、明堂、祫飨三者都是大礼，如今举行大礼而列位圣祖不参与，众多天神地祇也不在祭祀之列，按照《周官》和《祭法》考察，大都不合礼制；那么苏迟某请求派官员到温州祭告神主、派官员到天庆观祭告并酬谢百神，就比较接近礼制了。然而，如果想让真宗配享，却不让列位圣祖参加天神祭祀的第一龛、地祇祭祀的第一成，只选择其中一部分来祭祀，恐怕不符合遍祭群神的本意。至于宗庙方面，应当从真宗皇帝起直到列位圣祖，一律派宗室和大臣到温州祭告；天神从第一龛以下、地祇从第一成以下，分别派大臣到行在的宫观两处祭祀。这样，敬奉神灵的诚意就都能传达，礼制也合乎适宜。刑部侍郎廖刚上奏说：“臣某听说，天子的宗庙制度是四亲庙、二祧庙，加上太祖庙共七庙，这是古代的制度。然而礼制中也有根据义理创设的情况，所以周代把后稷作为始祖，而文王、武王虽然亲尽，却不迁入祧庙，这并不是礼经规定的常制。后世如果有像后稷那样的始封之祖，便可以作为太祖；如果有像文王、武王那样取得天下的君主，便可以不迁祧。除此之外，就应当遵守古制而已。因此汉高帝因崛起而取得天下，成为汉代的太祖，太公以上的祖先都不参与配享。本朝艺祖取得天下，虽然经历战争和揖逊禅让，与汉代有所不同，但同样是崛起而有天下。那么让他面向东方居太祖之位，还有什么可疑的呢？但又有可以根据义理创设的情况：太宗皇帝既有统一天下的伟大功业，又确实是我们的宗祖，那么将来长期居于昭位而不迁祧，谁能说不可以呢？从太宗以下，亲尽便迁入祧庙，不必再用后世所谓有功有德的说法来决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汉代把孝文帝的德、孝武帝的功作为不迁的宗庙，后世有人不以为然，是因为那出于一时的见解，并非古代制度。因此本朝讨论不迁的宗庙，有人想定为仁宗，有人想定为神宗，纷纷的议论已经随着时代而不同了。总之，宗庙是子孙用来追念奉祀祖先的地方，哪里有闲暇去评议祖先功德的厚薄，再决定取舍呢？所以后世如果不像周代文王、武王那样取得天下、得到天下人共同拥戴而无人能够阻遏，就应当从太祖以下按照次序迁入祧庙，这是礼制的常规。何况太祖以前本来就没有明确列入太祖制度的祖先呢？至于诸儒拘泥于兄弟同属一世的说法，认为太祖、太宗只应当合在一室，这又是不通的论断。既然称为太祖，居于独尊的地位，后继者怎么能与他并列？只有处在昭穆排列之中，才可以按照世次来论定。这件事正应当根据义理来斟酌。至于三年一次的祫礼，说的是在太祖庙合食，因此是以太祖为主，那么东向的尊位怎么可以改变呢？但本朝过去举行祫祭时，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位祖先都在，不能像周代以后的稷为主，其他配享者都是他的子孙，所以姑且遵循魏晋以来的旧例，空置东向的尊位，这是权宜之举。从今以后七庙已经完备，那么即使经过千万世，太祖也应当永远居于东向的尊位，还有什么疑问呢？从太祖以前的四位祖先起，神主迁到别宫；举行祫祭时，就迎来一起享祭。前代每次都这样实行，议论礼制的人也都认为正确，还有什么疑问呢？太祖以前的祖先迁到别宫，举行祫祭时迎来享祭，那么太祖以后的祖先就应当收藏在夹室中，与太祖合食于太祖庙，由此便可以知道了。至于每五年举行一次禘祭，请用商、周两代禘祭喾帝的事来说明，那么禘祭僖祖是合适的。因为禘祭的意义最为深远，即使祖先年代久远，也不能忘记而已。如果因为太祖已经出生，便举行禘祭祭祀宣祖，就失去了禘祭的意义。既然说禘祭是祭祀祖先所出自的始祖，哪里一定要祭祀关系较近的祖先呢？” 孝宗乾道改元，开始举行郊祀以祭见天地。太常洪适上奏说：“圣上登基后，致力于崇尚俭朴的德行。讲习郊丘礼仪，专门以诚意交接神明。臣私下认为，古今并不完全沿袭相同的制度，金石八音之乐不为世俗耳朵所熟悉，全国很少有人习练这种技艺。听起来人们就会疲倦并打瞌睡，只是因为古乐曾经用于郊庙而已。从前竽工、鼓员不符合经典法度，孔光、何武曾上奏请求在汉代罢除，前代史书认为这是正确的。如今乐工人数很多，他们负责的卤簿、六引以及前后的鼓吹，有关官司已经奏请并得到明诏，三分减去一分。只是练习仍超过三个月之久。驱使这些游手之人撞击金石，怎么能完全合乎音律？即使能够达到凤凰来仪、百兽起舞的效果，每天供应的空耗费用总计也接近二十万缗钱。如果听从裁减酌定的意见，只用一个月教习，自然可以应和声律、合乎节拍，不至于劳民伤财。”于是下诏，郊祀所用乐工令其练习一个月。太常寺又说：“郊祀应当使用节奏乐，登歌乐工、宫架乐工、引舞乐工和舞工，分别前往社稷及其他庙宇，并轮流承担职役，不再增添设置。”礼部郎官萧国梁又说：“议论礼制的人曾援引绍兴年间的指挥：时享礼中亚献进入太室后，便引导终献进行祭祀。这样做虽然方便有关官司，也使侍奉祭祀的人不至于疲惫倚立，但其后果将导致轻慢宗庙，用在郊祀和飨礼中尤其不合适。大凡有献礼就必须有音乐，饮酒完成后音乐才停止。如今亚献、终献所用的乐舞虽然相同，但演奏都有开始，完成都有结束，不能混乱。如果让二者接连进行，在斟酒献祭之间杂然并行，那么表演这些乐舞的人，究竟不知道这是亚献的音乐，还是终献的音乐呢？”诏令依从他的请求，修订确定礼制。

译乾道年间，中书舍人胡铨论述占卜郊祀日期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八日的指挥，郊祀大礼改用来年正阳之月、举行雩祀的时日。臣考察礼经和本朝旧例，认为有十点不可行，请为陛下说明。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先于战争，祭祀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如今因为战争之事而废止祭祀之事，这是第一点不可行。况且三年之丧，是天下最大的丧事，只有祭祀天地、社稷时可以越过丧服的束缚而举行礼事，并不因为大丧而废止天地之祭。如今敌人还在边境，并没有达到大丧那样的忧患，却轻率地废止大祀，这是第二点不可行。春秋时期各国中弱小的鲁国，没有一年不遭遇齐、晋、吴、楚的军队，但三年一次的郊祀从未废止。自僖公以下，有时因为鼷鼠咬食祭牛而不举行郊祀，有时因为祭牛死亡而不举行郊祀，《春秋》都加以责罚，认为他们不另行占卜祭牛而废止大祀。如今敌人一入侵，就立即废止郊祀，这是第三点不可行。陛下承受天命而为天之子，以父亲事天、以母亲事地，登基之初本应首先祭见天地，拖延到今天已经晚了，又推迟一年，就是即位四年以后才举行郊祀，怠慢也太严重了，这是第四点不可行。” 从前周公郊祀后稷，以后稷配享上天，圣人认为这是大孝。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在圜丘合祭天地，以僖祖、太祖皇帝配享，史臣也称这是大孝。如今陛下即位三年却不举行郊祀，不仅是怠慢天地，也是怠慢祖宗的配祭，这是第五点不可行。陛下即位之初，敌人侵入淮甸，符离之战中将士尸骨暴露，死伤尚未收殓，而陛下却先后策立皇后、策立妃嫔；不能因为外有敌国之患，如今一有战事警报，就轻率地废止天地、祖宗的大祀，这是第六点不可行。自从金人背弃盟约以来，边境天天震动，使者奔走应命都来不及；放弃四郡来喂给敌国，海州被斩断手指的人数以万计，泗州被屠杀的老弱达数万人，唐州、邓州废弃之日，被杀得肝脑涂地的人不知有几千人，但会庆节从未废止。如今因为魏胜一战阵亡，君臣相对失色，就废止大祀，这是第七点不可行。真宗皇帝在澶渊之战中深入危险莫测之地，甚至与达兰对垒，箭射中黄屋也不畏惧，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宗庙社稷着想。如今执政、侍从、台谏诸臣竟说，陛下在青城住宿，恐怕遭遇不测；那么澶渊之战中真宗亲自冒着箭石又难道是不可以的吗？” 执政、侍从、台谏的这些话，是宦官和宫妾的媚上之言，不是大臣以正道事奉君主的道理，这是第八点不可行。夏季四月，已经下诏规定冬至日到南郊祭告皇天后土，我确实听到了这些话。四海百姓都仰首伸颈，满怀期待地盼望大赦。如今突然改变祭祀安排，却不说先前的诏令将不再施行，而是任意实行新决定。人可以欺骗，天难道也可以欺骗吗？这是第九点不可行。举行郊祀就要大赦，大赦就以赦免过失、宽宥罪犯为名义。郊祀不举行，大赦却赦免过失、宽宥罪犯，又凭什么名义呢？如今郊祀既然推迟，大赦也应当推迟。这样一来，四海百姓仰首盼望，等候赦令已经数日，难道不会失望吗？岂不是辜负陛下爱惜生命的仁德吗？如果说冬至日虽然不举行大赦，但先释放被长期拘押的囚犯，有什么不可以呢？那么来年举行大赦时，再释放囚犯，难道可以吗？这是第十点不可行。臣冒昧触犯天威，惶恐伏地等待治罪。淳熙初年，秘书少监杨万里驳议配享不当之事，奏疏说：“臣听王通说过：‘这是在讨论如何竭尽天下人的心意吗？’尧有衢室，舜有总章，周代有卿士、庶民共同谋议，汉代有博士和朝廷大臣的议论，这些都是王通所谓的‘议’。既然称为议论，那么君主认为可以的，臣下必定有人认为不可以；卿士认为应当遵从的，庶人必定有人表示反对。统治人民的君主，斟酌各种议论而加以选择，选择其中善的而听从，这样一来，下面就没有不能尽言的心意，上面也没有不善的举措。如今议臣提出配享功臣的议论却不是这样，只是说这是欺骗、专断、徇私罢了。先拿本朝的旧例来说，认为只有翰林院才可以提出这种议论，却没有想到列位圣帝的宗庙有九座，其中有配享的庙有八座；提出配享议论的人并不止一个，而出自翰林院的只有三人。比如罢除王安石在神宗庙配享的，是司勋员外郎赵鼎的意见；请求让韩忠彦配享徽宗庙的，是刑部尚书胡交修和中书舍人楼炤某的议论。难道这些全都出自翰林院吗？如今只举出其中三例来作为自己的例证，却不顾其余并非如此，这难道不是欺骗吗？又拿圣谕所涉及的情况来说明，认为只有一个人能够决定这项议论，这难道不是专断吗？” 最后又规定只让几名侍从参与这项议论，使朝廷群臣都不得预闻此议，这难道不是私心吗？这种说法一旦实行，从今以后，每当一项议论提出，必定只许赞成、不许反对，必定要用一个人的口舌堵住千千万万人的口舌，这怎么能够尽知天下人的心意呢？只许赞成、不许反对，其弊端必然会达到“以水济水”那样的地步；用一个人的口舌堵住千千万万人的口舌，其弊端必然会达到指鹿为马的奸邪地步。臣所忧虑的，不只是这次配享的议议而已。臣恭敬地认为，陛下秉持大公，具有极其明察的圣德，像天空一样清明，像流水一样平静；像周武王那样没有偏私，像孔仲尼那样没有私我，必定不会偏听议臣一人的私说，而完全违背天下的公议。臣只是倚仗这一点，才敢陈述自己的愚见，惟愿陛下垂听。臣又伏见，已故太师、忠献、魏国公张浚，兼有文武全才，心传圣贤的绝学，遇到先皇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受到破格提拔，出任将帅，入朝为宰相。张浚舍身报国，忠孝的节操感动天地、贯通日月；武夫悍卒、儿童妇女，以及边远异族和绝域之人，听到他的名声，都一致归附仰慕。自中兴以来，这样的人只有一个。臣曾经概括评论过他，认为他高龄厚德、品行卓异，忠诚的谏诤和美善的谋略，足以成为人的老师、世人的准则，这类事本来就多得无法尽举。

译而其中尤其显著、具有社稷大功的，有五件。建炎年间，逆臣苗傅、刘正彦发动变乱，先皇忍受耻辱，发布了伪赦令，四方震惊疑惑，却没有人敢公开说要讨伐他们。只有张浚在平江起兵：对内倡导并率领韩世忠、张俊为他效力，对外联络吕颐浩、刘光世作为援助，不到一天便建立了复辟的大功。首先恢复帝位的是谁？是张浚。这是他有社稷大功的第一件事。绍兴年间，张浚刚任右相，还来不及议论其他事情，便首先上密封奏章，请求建立储嗣。入宫谢恩那天，他又接着当面陈奏，先皇嘉许并采纳了。虽然先皇公开选立储君，是宗社长久的福分，也是上天眷顾、历数归属的结果，而这一切都归于陛下；但首先提出这个议议的人，是绍兴五年八月十五日的张浚。提出这一重大议议的是谁？是张浚。这是他有社稷大功的第二件事。在这以前，大将范琼来到行在，挟持所部兵众，公然悖逆傲慢，不再遵守人臣礼节，肆意提出要求，还请求宽赦苗傅、刘正彦一党。张浚召范琼到都堂，数说他的罪状，将他捆送廷尉，按法判处死刑，同时优厚安抚他的军队，从容指挥，使他们放下兵器听从命令，分别隶属其他将领，没有人敢喧哗。这样以后，国法才得以端正，纲纪才得以振张，强臣悍将才开始知道朝廷的尊严。立国的根基，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奠定的。奠定立国根基的是谁？是张浚。这是他有社稷大功的第三件事。张浚镇守蜀地时，防备已经坚固，敌人一来就被击败。金国大酋尼玛哈病重，召集诸将说：“我自从进入中国以来，从没有人敢迎击我的锋芒，只有张枢密能与我抗衡。我还活着时尚且不敢夺取蜀地，你们应当打消这个念头，只求自保而已。”乌珠出席后愤怒地说：“这是说我不能做到吗？”尼玛哈死后，乌珠来侵犯，张浚命令吴玠、吴璘将其大败，俘获敌人以万计，乌珠仅仅逃得性命，剃去胡须逃走。自从敌人进入中原以来，他们遭受的败仗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惨重。因此才有和尚原之捷，敌人从此不敢窥伺蜀地了。张浚离开蜀地回朝后，又推荐吴玠等九人为将帅之才，后来都得到任用，直到今天朝廷没有西顾之忧。整个蜀地安定以后，中原才得以安定。使蜀地安定的是谁？是张浚。这是他有社稷大功的第四件事。张浚被贬到福州时，刘麟乘机引来乌珠的军队，从几路入侵。先皇当天召张浚，张浚也当天上路。到了江边，乌珠听说后说：“听说张枢密被贬到岭外，怎么竟然已经到了这里？”他没有防备，连夜逃走。先皇幸临建康时，刘猊挟持敌军前来侵犯，当时的宰相赵鼎和枢密使折彦质都想把淮上的军队撤退，以保全长江为计；张浚竭力争辩，认为撤军渡江，就会失去淮南，而且长江的险要也将与敌人共有。先皇作出决策，听从张浚，因此取得藕塘之捷，从此两淮才可以建立防线。两淮安定以后，中原才得以安定。安定淮南的是谁？是张浚。这是他有社稷大功的第五件事。张浚用心谋国，把以尧舜之道辅佐君主作为自己的责任，把《春秋》中复仇雪耻的义理作为自己的职责，把文王、武王尚未收复的疆土作为自己的忧虑。他的论议和进谏以仁义为根本，像陆贽；他荐举和进用人才，像邓禹；他奋不顾身、敢于担当大事，像寇准；他的志向在于消灭贼寇，至死方休，像诸葛亮。孟子说：“有社稷之臣，就是把安定社稷当作喜悦的人。”张浚正是这样的人。如今先皇将要祔祭于太庙，正在议论配享的臣子；如果不是有社稷大功的人，谁真正适合呢？臣认为，有社稷大功、应当配享新庙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张浚。况且陛下赐给张浚“忠献”的谥号，制辞中说：“忧虑国家而忘掉家庭，称为忠献，难道可以更改吗？”又解释“献”字说：“像赵普平定四方，像韩琦辅佐并光大四代君主；虽然他们所成就的功业各不相同，但如果易地而处，也都能做到同样的事情。”这些训辞都完整保存着，明白得如同日月星辰。赵普已经配享太祖之庙，韩琦也已经配享英宗之庙。陛下拿这些来和张浚相比，那么今天配享新庙的人，除了张浚还能有谁？恐怕议臣心怀私意，所以想把张浚排除在外而不予录用，以此阻塞天下忠臣义士的志气，公议对此十分愤怒而不平。况且议臣是把复辟的功劳看得重吗？这是张浚倡议的，吕颐浩附和，张俊、韩世忠奉行。如今录用与他同功的三个人，却排斥立下首功的一个人，这可以吗？况且议臣是把建立储嗣的功劳看得重吗？赵鼎说过，张浚也说过。如今录用其中一个，却排斥另一个，这可以吗？至于巩固长淮以保卫长江，守全蜀地以保卫吴、楚，那只是张浚一人做到的事情，又不是其他将领敢于企望的。臣所以说，配享新庙的人，除了张浚还能有谁？有人说张浚曾经做过隆兴年间的宰相，不是死于绍兴年间。臣认为不是这样。赵普曾经做过太宗的宰相，却配享太祖之庙；韩琦、曾公亮曾经做过神宗的宰相，却配享英宗之庙。这样看来，张浚应当配享新庙，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从前唐朝让苗晋卿配享肃宗，却遗漏了裴冕，苏氏对此提出驳议，当时终于采纳了他的主张，裴冕得以重新列入。臣虽然学术浅陋，私下也有意仿效。何况议论元和年间配享的臣子时，是命尚书省、御史台四品以上官员和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共同议论；议论会昌年间配食的礼制时，则出自宗正少卿李从易的奏议。难道翰林院臣下可以独自专断吗？这是因为独断就有弊端，众人共同议论才能没有私心。臣愿陛下遵循中兴以来的典制，斟酌李唐的制度，出自圣心洞察并驳正私议，把臣这篇驳议之章交给大臣询问，交给礼官、博士审议，令其与台谏、两省侍从以及在朝群臣共同讨论此事。应当像苏轼论配享那样，必须由都省集体议论，然后由陛下择取其中意见；使被黜退的首功之臣得以录用，使已经郁结的公议得以舒展，可以为受压抑者伸张，可以决除壅塞蒙蔽，可以尽知天下人的心意，也可以作为劝勉忠义的榜样，一举而具备多种好处，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冒昧烦扰圣听，臣惶恐不安至极。

译绍兴三年，兵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明堂之议说：“孟子说：‘明堂，是王者的正堂。’君王要实行王道政治，就不应毁弃它。《礼记·明堂位》一篇说：‘天子背靠斧扆，面向南站立，内面是公、侯、伯、子、男，外面是夷、蛮、戎、狄各国，按次序站立。’所以说，明堂就是用来彰明诸侯尊卑等级的地方。这样看来，设置这座堂，本来是为了朝见诸侯、布行王政，起初明明不是祭祀之所。《周礼·大司乐》记载了冬至圜丘所奏的乐章、夏至方丘所奏的乐章和宗庙所奏的乐章，这三者都是大祭祀，却没有只字提到宗祀明堂。大宗伯说：‘春季朝见叫作朝，夏季朝见叫作宗。’或许成王时期曾因夏季朝见诸侯于明堂，而在那里祭祀文王吧？《孝经》只是特别举出一时的盛典，并不是后世经常实行的礼制。汉、唐以来，既在明堂祭祀上帝，又以祖宗配享，这是所谓自有制度的做法。至于本朝，仁宗特意创立宏大的制度，神宗也曾留下圣训，司马光、吕诲等人多次极力辨明诸儒讲解《孝经》的错误。绍兴元年、四年、七年，太上皇帝又有已经实行的旧例。本朝明堂制度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本来就不是一脉相承，那么所谓宗祀，怎么可以只拘泥于一种说法而产生疑惑呢？臣伏请按照李焘的奏议施行。” 绍兴六年，周必大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他又上奏论明堂说：“臣伏见明诏，命礼官详细议论明堂典礼，除已经分条具奏外，臣私下认为，祭祀上帝如同祭祀上天，全部以祖宗配食，这是仁宗已经实行的制度，深合礼义。况且明堂祭祀并不专门奉行严父之礼，神宗的圣训完整保存着，司马光等人也曾提出正论。但世俗之人不能遍知典故，只会诵读《孝经》的话，又不曾深入考察其中意义，因而对今天的制度产生疑问。所以先前郊祀时李焘提出申请，虽然经过群臣集体议论，却被异说夺去主张。如今既然已经明白降下指挥，这与臣下自行起请不同；如果又中途停止，按道理恐怕不妥。臣希望圣上仁慈，早晚找一个适当机会委婉地告知太上皇帝；仍请等到将来降下御札时，详细载明古代义理，这样或许可以杜绝无知之人的说法，实在是妥当的。”臣在事情办理以前妄自进言，伏候罪责处分。周必大又上奏明堂大礼说：“臣私下考察传记记载，黄帝曾在明堂拜祭上帝，唐尧、虞舜曾在五府祭祀五帝，年代久远，详情已经无法知晓。到了《礼记》，才开始记载《明堂位》一篇，说天子背靠斧扆、面向南站立，内面是公侯伯子男，外面是蛮夷戎狄，按次序站立，所以说明堂就是彰明诸侯尊卑的地方。孟子也说：‘明堂，是王者的正堂。’《周礼·大司乐》有冬至圜丘的乐章、夏至方丘的乐章、宗庙九变的乐章，这三者都是大祭祀，唯独没有提及明堂，难道不是因为明堂是布政、会朝的地方吗？周成王时，曾在这里歌咏《我将》之颂，祭祀他的祖先文王吗？后来到了汉、唐，制度虽有沿革，但祭祀上帝而以祖宗配享，大多是根据义理创制，从来没有拘守一种制度。本朝仁宗皇祐年间，突破诸儒各持异说的议论，在大庆殿举行亲自祭享的礼仪，同时让祖宗配享，并让百神从祀；事先朝献于景灵宫、祭享太庙，一如郊祀的制度。太上皇帝中兴以后，斟酌本朝家法，在绍兴初年举行，也是在殿廷之中，大概得到了圣经遗留的本意。况且国家的大祀有四项：春季祈谷，夏季雩祀，秋季明堂，冬季郊祀。陛下即位以来，已经举行过一次祈谷，四次亲自举行冬季祭祀，只有在合宫、雩坛举行雩祀的礼仪还没有亲自实行。如今如果特意举行秋季祭享，按义理是妥当的。臣谨慎依据已经实行的典礼，以及仁宗时期名儒李泰伯关于明堂严父配享的主张，还有治平年间吕诲、司马光等人的集体议论，近年李焘的奏札，全部抄录在前，谨此抄录上奏。”周必大又上奏说：“臣近来刚刚看到宗祀日期的指挥，随即听说一切依照旧例，仰见陛下诚心感通上天，天行轻安，臣子的情感实在欢欣踊跃。只是十五日在太庙逐室行礼，奠币、酌献、升降，直到再拜、跪拜，礼节颇多。考察《乐记》说：‘大乐一定平易，大礼一定简约。’郑玄注说：‘就像在清庙举行大飨一样。’《礼器》又记载：‘季氏等到天将黑才祭祀，白天不够，就接着点蜡烛；另一天子路参加了，天刚亮便开始办事，到了早朝时才退下。’孔子称许他懂得礼。君臣制度虽然不同，祭祀时的恭敬却是一样的。臣愿陛下秘密告谕大臣，提前节省、裁定这项礼仪，使它形成定论，符合简易的原则，免得有司到祭祀时疑惑害怕。如果陛下奉祀先祖、思念孝道，宁可超过礼数，本来就不把这些当作劳累，那当然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臣不胜像蝼蚁一样微小而恳切的诚意。光宗绍熙五年闰十月，权摄礼部侍郎许及之说：“僖祖、顺祖、翼祖、宣祖这四位祖先，是太祖祖考中因世代推移而迁出的神主，恐怕不应收藏在子孙的宗庙中。如今顺祖、翼祖二祖收藏在西夹室，实际上位于太庙太祖神位的右边；遇到祫享时，便在夹室之前设置神位，依昭穆排列。”于是诏令有关部门集体议论。吏部尚书兼侍读郑侨等说：“僖祖应当采用唐代兴圣皇帝的制度，另立别庙；顺祖、翼祖、宣祖的神主都附藏在那里。这样，僖祖自然居于别庙尊位，三祖也不附祔在子孙的宗庙中。自汉、魏以来，太祖以上被毁庙的神主，都不与后世合食。如今遇到祫祭便在该庙祭享，在礼制上尤其相称。”楼钥、陈傅良等诸儒都认为可以，诏令依从。朱熹在讲筵独自呈入议状，列举其不可之处，大略说：“根据尚书吏部的文书召集议论，四祖祧迁后的神主应当有安置之处。如今详细考察群臣的议论，虽然意见很多，却都有可疑之处。如果说收藏在夹室，那么就是把祖宗的神主降下来收藏在子孙的夹室；至于祫祭时在夹室之前设置帷幕，也不能称为真正的祫祭。若要另立一庙，恐怕事情一拖久远，反而只会毁掉而不能建立；

译若要收藏在天兴殿，则宗庙与原庙不能混杂。议论此事的人都知道这样不安，只是因为他们心里想尊奉太祖，又考虑到三年举行一次祫祭时，神位暂时面向东方；其实这对提高太祖的尊严没有益处，反而只会使僖祖、太祖两朝的威灵在冥冥之中彼此较量强弱。如今只要根据太祖当日追尊帝号的诏令默默推求，就知道今天太祖在天之灵一定有所不忍，也不敢承当这种安排。何况僖祖的祧迁神主在治平年间迁出不过几年，神宗又恢复奉祀他为始祖，这已经是合乎礼制正道、合乎人心的做法，正所谓既然有人举行，就不敢废弃。”朱熹又说：“应当把僖祖作为始祖，如同周朝的后稷；把太祖作为周文王；把太宗作为周武王；仁宗之庙也应万世不祧。按照昭穆次序排列，一直到高宗之庙，也应万世不祧。”又说：“元祐年间的大儒程颐认为，王安石说僖祖不应祧迁、重新立庙，是合乎礼制的。详细考察程颐的议论，虽然与王安石平时不同，但谈到此事却深深赞服王安石，足以说明义理和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地方，本来就有不约而同的契合。只是司马光、韩维一类人都是大贤，是世人所敬重信服的，他们偶然没有提出这个主张；王安石又因变乱旧制、穿凿附会而得罪于公议，所以有人想坚守二人的说法，把王安石本来值得采纳的部分也一并废弃。” 如今用程颐的说法来考察，事情的是非就可以判明了。议状上呈后，皇帝召见朱熹问对，命令他详细陈述主张。朱熹先以自己所论绘制的图为依据，贴附详细说明，到这时便拿出来上奏陈述。过了很久，皇帝再三称善。光宗时，朱熹上奏说：“臣私下见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来不及办理其他事情，首先尊崇四祖之庙，又把僖祖列为四庙之首。历代圣主都尊崇奉行，不敢失坠。中间虽然因为世代渐远，把僖祖迁入夹室，但不过几年，议臣章衡又请求尊奉他，作为太庙的始祖。宰相王安石等于是上奏认为，本朝自僖祖以上的世次已经无法考知，那么僖祖有庙与后稷、契有庙恐怕没有不同。如今想毁掉他的庙而收藏他的神主，损害祖宗的尊严，反而把他降下附祔于子孙，这不是顺应祖宗孝心的做法。”于是神宗皇帝下诏依从他的请求，但司马光、韩维、孙抃、孙固等都认为不对，极力上奏争辩，他们的说法十分详细。然而他们立论的意思不过是认为，太祖受命建立大统，应当作为始祖；祫享时面向东方；僖祖本来没有功德，亲尽之后就应当祧迁而已。臣曾经深入考察他们的说法，再以人心所安来衡量，那么僖祖就是太祖的高祖考。虽然历经世代久远，功德已经没有流传下来的记载，但四代以后，恰好诞生了圣明的后代，顺应天意、合乎人心，使万民安宁；这种功德并不一定要本人亲自完成以后才算盛大。因此太祖皇帝首先尊崇并建立僖祖之庙，把他作为第一庙；在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把德业归于僖祖，而不敢把功业据为己有了。如今却因为想尊崇太祖，就一定要让太祖夺占僖祖初庙面向东方的位置，臣恐怕僖祖在天之灵对此有所不忍，也不敢承当。王安石的为人虽然不如司马光等人的贤德，但他的议论正确之处却不能诬蔑。世上的议论者没有察觉这一点，只看见太祖功德盛大，却不知道应当根据太祖当日尊立僖祖的心意，追究其中的根源；只看见司马光等人的贤德，不是王安石、章衡所能比，却不知道反过来求之于己，以求合乎内心的安宁，所以纷纷提出许多异说。臣曾经忧虑他们这样做，常常遗憾没有办法纠正。没想到如今来到这里，正好遇上这场议论；又因为生病，不能恭敬赴朝，已经把自己的粗浅意见略具成文，申送尚书省，请求一并上奏，并绘制成图，同时论述古今宗庙制度的得失；又访得元祐年间大儒程颐的论说，他深以王安石的话为正确，所附说明十分详细，而他所论两祖并祧、只形成八世的说法，尤其明白，不知是否已经送达圣听。臣想请求陛下宣召询问，详细赐览；并将这篇奏章下发，另行命令详细议论，以承继太祖皇帝尊祖敬宗、报本反始的心意，上则延续国家的基业福祚，下则顺应百姓的民心民意，实在是万分幸甚。贴黄：臣私下见如今群臣议论奉安四祖神主的礼仪，其中有许多不妥。大概不迁僖祖，则各种事情都顺当；一旦迁僖祖，则各种事情都乖舛，即使再巧妙地曲折周旋，最终也找不到安妥的安排。而且正值人心危疑之际，无缘无故迁移国家始祖的祭祀，也会使众人迷惑，实在不便利。有人说，前一天的议议已经奉行圣旨，恭敬依从，难以再改。臣私下详细考察，治平四年三月，议论者请求迁僖祖，已经下诏恭依；到了熙宁五年十一月，因为章衡、王安石等申请恢复僖祖，又下诏恭依。宗庙之事重大，即使已经施行，按道理如果仍不妥，也不能不改。伏乞圣明照察。朱熹又上奏论祧庙说：“臣前些日子当面奏论祧庙之事，伏蒙圣慈宣谕，大意是说：‘僖祖本来就不应祧迁；高宗即位时，不曾祧迁寿皇；朕即位时也不曾祧迁；太上皇即位时，又不曾祧迁。如今怎么可以轻易改变呢？’臣恭敬承受圣训，仰见陛下圣学高明，洞察事理，尊敬奉事宗庙，已经决断疑惑，极其孝顺而明察，这不是群臣所能比的，臣不胜赞叹敬仰。然而如今已经过了很多天，还没有听说把臣原来的奏札发下交付有关部门施行。臣私下担心万机繁忙，尚未来得及作出指挥，所以希望圣明早日赐予处分，臣将不胜幸甚。” 监察御史林大中上奏说：“臣昨日任职太常，实际参与了宗庙祭祀，看见祝告神灵的文字，有的文辞错误；称述神灵的文字，有的字写错；按理应当厚重办理的，有的却简略不备；按理应当优先办理的，有的竟废弃不用；又改制器物和服饰，有的年月相隔太久；有的早早起身办事，时间却太早。这些都是礼意所不顺、人情所不安的地方。”

译宁宗时，吴咏缴进明堂御札的奏状说：“臣奉命宣读封锁的诏令，伏准御宝封印的文书，交付中书门下省审阅。因为今年明堂大礼将举行，命学士院拟定御札并办理。臣已经遵奉圣旨，拟定撰写、缮写后进呈。此外偶然有一点愚见，便附在奏章中一并上闻。臣曾经出入礼经，读《郊特牲》，说祭祀有祈求、有报答，也有因避灾而举行的祭祀。读《周官·太祝》，说祝官有祈求福祥、求得长久安定、消弭灾害兵乱的职责。所谓在郊外开始祭祀上天、在明堂宗祀，并不只是为了报答而已。大概天下安定、兵革不起、年成屡次丰收时，就铺陈盛大的礼仪、宣扬功德而以报答为主；边境多事，水旱灾害间或发生，百姓没有安居之所时，就举行禬禳、祈祷而以祈求为主。这些都是成周的法典，也是国家历代圣王以来形成的制度，不能废弃。近年以来，词臣所撰诏书、赦文，大多是歌颂美盛、铺陈形容的辞句，很少有爱护百姓、体恤怜悯的意思。何况如今兵灾尚未解除，百姓粮食十分艰难，陛下畏惧天威的念头，如同面对上帝；谨慎祭祀的诚心，如同保护初生婴儿。正应当趁这个时机，竭力提出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请求。因此臣冒昧援引仁祖、高宗两朝的旧例，把这些内容载入御札。” 将来凡应当颁降赦书，更应当推广这个意思，深切地自我贬抑，明白昭示四方。像建炎年间臣梦得所上的奏稿，以及绍兴年间臣益臣、近臣、世将等诸臣所撰的赦文，如果这样做，或许可以接续上天的命运，感动人心，仰使陛下敬畏上天、怀抱保民之实意得到彰明。如果圣意认为可以采纳，请下发给本院遵照施行。”},{ 理宗初即位时，大享礼应当在九月八日举行。在宁宗梓宫尚未出发之前，朝廷把此事交给礼官以及台谏、两省详细议论。吏部尚书罗防等说：本朝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皇祐年以来才开始讲行明堂之礼，直到今天一直遵行。考察礼经，有越过丧服的绖带而举行祭祀的记载；既然有入殡后可以祭祀的说法，那么在安葬以前也可以举行。况且绍熙五年九月，是在孝宗按照日代月除服以后、梓宫尚未发引以前；庆元六年九月，也是在光宗按照日代月除服以后、梓宫尚未发引以前。如今九月八日前十天举行祭祀，皇帝在别殿散斋，百官分别接受誓戒，日期在闰八月二十七日，正处于按照日代月但尚未除服之内。请下令太史局在九月选择第二个辛日举行礼仪，这样就在除服以后，正与前代史例相同。于是采用九月二十八日辛卯，前两日朝献景灵宫，前一日祭享太庙，由官员代理祭祀，皇帝亲自举行大享礼，礼成后不举行称贺。绍定四年九月丙戌，京师发生大火，延烧到太庙。太常少卿度正上奏说：臣伏见近世大儒侍讲朱熹详细考察古礼，又考论宗庙制度，绘图说明，他的学说十分完备。然而他的制度力求效法古制，又较多改变本朝制度，所以学士大夫都有不同意见，最终未能实行。如今上天降下灾异，大火从民家燃起，延烧到宗庙，提出并实行这项制度，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机了。臣过去已经详细听闻他的主张，如今充任礼寺官员，恰逢这次变故，如果仍然隐默不言，就是辜负职守。谨提出两种方案献上。第一种，完全采用朱熹的说法，认为本朝庙制不合古制，并据此绘制图样：僖祖如同周朝后稷，应当作为本朝始祖。尊奉僖祖为始祖，正是顺应太祖皇帝的孝心。始祖之庙居于中央，左边按昭、右边按穆各为一庙，各庙门都向南，神位都面向东方。祧庙神主收藏在始祖庙的夹室中，昭永远为昭，穆永远为穆，自然不会混乱。三年一次祫祭时，就把祧庙神主全部取出，在始祖庙合并祭享。始祖面向东方，所有昭位神主都在北面向南，所有穆位神主都在南面向北。昭穆分明，尊卑确定，这种制度合乎古制而适合今天，尽善尽美，实行以后，祖宗在天之灵一定会来享用祭祀，并永远降下福佑。第二种方案，则是在本朝制度基础上参照朱熹的说法。本朝庙制，神宗曾命礼官陆佃讨论，想要恢复古制。还没来得及施行，渡江以来，考察古礼、制定礼文的事情，大多无暇顾及。如今如果突然实行变革，恐怕还不足以办成此事，反而徒然造成纷纷扰扰；或者暂且仍遵循本朝制度，从西向东合为一列。只是每间庙室之后适当扩展一间，用来收藏祧庙神主；每间庙室之前适当扩展两间。遇到三年一次的祫享，就用帷幕把这三间连通作为一室，取出各庙神主及祧庙神主，合为一列，在其中共同受祭。此前庙室只有一间，每逢祫享，只是在这一间中合祭，名义上叫祫享，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合祭。如今适当扩展这三间，后面有收藏祧主的地方，前面有祖宗合食的场所。对于本朝制度来说，没有大的变革，却已经颇能得到三年大祫的意义。如今朝廷如果能够实行朱熹以前提出的方案，当然没有比它更好的；如果不能这样，暂且采用后一个方案，也很妥当，不会失去礼意。然而宗庙之礼，如果没有缘故，哪里敢妄加议论？如今正因大火以后需要处理，如果加以损益，也正合时宜，请求陛下赐令详细议论。” 淳祐三年，将作少监、权枢密都承旨韩祥说：臣私下认为，明堂之礼历代圣主都没有废弃，严父配享的典礼也是如此。南渡以来，情况颇有不同。高宗中兴时，徽宗被金人掳往北方，当时在明堂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配享，并不是废弃严父之祭，而是因为父亲仍在世。到了绍兴末年，才让徽宗配享。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奉养生父，因此没有祭祀父亲的典礼。南郊、明堂都只以太祖、太宗配享，沿袭至今，于是使陛下追念孝宗的心意有所未尽。当时朝散大夫康熙也援引倪思所著《合宫严父》来进言。皇帝说：“三位先帝一同配享的说法最为恰当。”此后明堂祭祀便以太祖、太宗、宁宗一同配享。度宗咸淳二年，将要举行郊祀，当时又议论让高宗参与配享。吏部侍郎兼中书门下省检正洪焘等议论认为：“万物不能有两个根本，事情不能有两个开端。舜在郊祀中祭祀喾，商在郊祀中祭祀契，周在郊祀中祭祀后稷，都是为了推究本朝的始源。礼制，是用来区别尊卑、差等、视听和仪则的；远而尊贵的祖先配享郊祀，近而亲近的祖先配享明堂，这其中是有分别的。臣等认为，应当像绍兴年间的旧例，奉太宗配享将来的明堂祭祀，遵用先皇帝的常典，并以高宗一同配享，希望在报本的礼制和奉先的孝心两方面，都能尽到极致。”

译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进献旧事说：“汉成帝正要到甘泉泰畤举行郊祀，召见待诏扬雄在承明之庭。正月随从皇帝到甘泉，回来后上奏《甘泉赋》，用来讽谏盛大排场。赋中说，车骑众多、车驾华丽，并不能用来感动天地、迎取三神的福佑；又说应当屏退玉女、拒绝虙妃，以此劝戒斋戒恭肃之事。” 臣听说，君主事奉上天的道理，只在质朴和诚心而已。质朴是天地的本性，诚心则是上天的常道。用大路和粗席，扫地而不筑坛，器物使用陶器和匏器，祭牲使用小牛，都是崇尚质朴。站在泽宫听取誓戒，戴皮弁听取报告，斋戒清明、穿着盛服，斋戒三宿、接受七次告诫，都是为了竭尽诚心。对外完全做到质朴，对内完全做到诚心，那么上天亲近这种德行、享受这种道义，就是应当的。秦汉以后，文饰繁多而遮蔽质朴，敬意松弛而淹没诚心，以千乘万骑作为华饰，以宝鼎、天马作为装饰，事奉上天的根本便被废弃了；用牡荆制成的灵旗祈求战争胜利，用方士的秘术求福，事奉上天的心意便荡然无存。像汉成帝这样，是用文饰毁灭质朴、用欲望淹没诚心的极端例子。甘泉泰畤的祭祀，正是在汉武帝奢侈之后举行的；丞相匡衡想稍微去除华饰而趋向实际，于是上奏罢去銮辂、龙鳞、黼绣等周备张扬的装饰，重新确定仪式和乐章。皇帝虽然勉强听从，最终却不能改变，所以扬雄作《甘泉赋》，极力铺写八神、警跸如星罗、天子出行的万骑、中军的玉车和千乘的盛大，以此讥刺其过分奢丽。当时赵昭仪又受到极大宠幸，皇帝每次上甘泉，她常常随从，所以扬雄的赋又说：‘想象西王母欣然上来祝寿，屏退玉女，拒绝虙妃。玉女没有机会显露她清丽的面容，虙妃也始终不能施展她的蛾眉。’这是用来告诫斋戒恭肃的事情。可惜汉成帝驰逐于纷华，沉溺于安逸和欲望，不能采纳这些劝戒。想要以此感动天地、迎取三神的福佑，不是很困难吗？陛下选择在季秋的中辛日举行旸馆之祭，如今日期已经确定。对于普遍祭祀、明白事奉上天的诚心，应该早早斋戒、预先安排，圣心本来已经在此勤勉用心。大概自乾道、淳熙以来，每逢郊禋，必定诏令有司：除事奉上天所需的仪物以及给诸军的赏赐外，凡车服、仪仗、侍卫和声名文物等用品，没有不裁减约束、归于俭朴的。赏赐、推恩也减为太平时期的一半，有时减为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崇尚质朴到极点了。至于祭祀前在斋殿斋戒，以使精神清明、面对在天之神，尤其极其严肃；举行仪式时，避开黄道而不践踏，空置小次而不乘御，可以说是诚心到了极点。因此上天顾念并享用祭祀，有时连日大雨突然放晴，有时疾病一发生便立即痊愈，直到成就盛大的礼仪，这就是陛下家传的制度。如今四方边境多有战事，财力单薄匮乏，远远比不上乾道、淳熙时期，臣愿陛下在阜陵时期节约的基础上再减省、再减省，希望能够同时办理祭祀和军务两件事，以诚心事奉上天，这也是最根本的事情。《礼记》说：‘斋戒，是防止邪恶之物，终止自己的嗜好欲望；说话也不敢使心志散乱。’如今距离斋宿的日期虽然还远，但臣愿陛下以圣人长期祈祷的心意为心，兢兢业业，已经像上帝降临在你面前、神灵就在你头顶上一样；这样把真诚纯一的心意积累起来，用在祭祀的那一天，天人相互感应，如同回声应和声音一样。若说天神不降临、地祇不来临、风雨不调和、寒暑不合时令，臣是不相信的。惟愿陛下努力实行，臣不胜恳切。金世宗将要举行郊祀，议论配享之事。参知政事石琚说：“配享，就是辅佐神灵、使神灵有所主宰。来自外部的神灵，如果没有主神就不会停留，所以推举祖先来配享上天，是为了与上天同受尊崇。”《孝经》说：“郊祀时祭祀后稷，以后稷配享上天。”汉、魏、晋都以一位皇帝配享。唐高宗开始让高祖、太宗共同配享；垂拱初年，又让高祖、太宗、高宗共同配享；玄宗开元十一年，停止共同配享的礼仪，改以高祖配享。宋太宗时，以宣祖、太祖配享；真宗时，以太祖、太宗配享；仁宗时，有司请求三位皇帝一同配享，于是以太祖、太宗、真宗共同配享。后来礼院议论说：面对天地神灵，不应有两个主神，应当以太祖配享。这是唐、宋改变古制，以三位皇帝配天，最终仍依照古制，以一位祖先配享；将来也应依照古制，以一位祖先配享。皇帝说：“唐、宋的做法不足以作为准则，只应奉太祖皇帝配享。” 大定十一年，太常上奏议论说：“考察《唐会要》的旧制，南郊、北郊使用宫县乐二十架。周、汉、魏、晋、宋、齐六朝，以及唐开元、宋开宝的礼制，数量都相同。宋代《会要》使用三十六架，《五礼新仪》使用四十八架，数量太多，似乎过于奢侈。如今拟依《太常因革礼》：天子宫县之乐用三十六簴，宗庙与殿庭相同；郊丘则用二十簴，应当使用宫县乐二十架，登歌所用编钟、编磬各一簴。又考察《周礼·大司乐》说：‘凡奏乐，以圜钟为宫，以黄钟为角，以太簇为徵，以姑洗为羽；使用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瑟，跳云门之舞。’冬至这一天，在地上的圜丘奏此乐。如果乐曲演奏六变，那么天神都会降临，就可以行礼了。所谓六变，就是乐曲六次完成。唐、宋沿用这一制度，大概圜钟就是夹钟；把它作为宫调，是因为向上对应房、心二宿，具有天帝、明堂的象征。宫声演奏三次，角、徵、羽各演奏一次，合成阳数中的奇数，是想让神灵听见。凡是乐曲，都从阳开始，至少阴而停止。圜钟从卯时到申时，数目为六，所以演奏六变后乐曲停止，天神便都降临，可以行礼。”}],

译乐曲的命名，唐代用“和”，宋代用“安”，本朝制定乐曲名称时用“宁”字。如今只有太庙祫享的乐曲，郊祀乐曲还不完备。皇统九年，拜天时使用“干宁之曲”，现在圜丘降神完全可以沿用。如今太庙祫享时，皇帝升降、行止演奏“昌宁”之曲，迎俎演奏“丰宁”之曲，酌献及舞队出入演奏“肃宁”之曲，饮福演奏“福宁”之曲；宋代《开宝礼》中的乐曲也可以采用。其余郊祀曲名中，皇帝进入中壝、奠玉币、迎俎以及酌献舞队出入所用的乐曲，都应以“宁”字命名。于是诏令学士院撰定。皇帝进入中壝奏“昌宁”之曲，降神、送神奏“干宁”之曲，祭昊天上帝奏“洪宁”之曲，祭皇地祇奏“坤宁”之曲，祭配位奏“永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升降、望燎、出入以及大小次，都与进入中壝时相同。其余礼仪注及乐章，又命太常议定文舞、武舞应当排列的先后次序。太常议道：“考察唐、宋郊庙之礼，都是先文舞后武舞。本朝举行禘祫之礼，也同样如此。” 只有唐代韦万石提出意见，说先儒相传：靠揖让取得天下的，就先奏文舞；靠征伐取得天下的，就先奏武舞。当时虽然采纳了这一说法，后来又改了过来，最终以《开元礼》所规定的先文后武为定制。方丘的仪式同圜丘，社稷祭祀则使用登歌。” 尚书省奏陈禘祫仪式说：“《礼纬》说，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唐开元年间，太常议定禘祫之礼，都视为大祭。祫，是把祖先合在一起共同受祭；禘，是详细排列尊卑次序，申明先君以及后世子孙的慈爱，成全群嗣奉养亲人的孝道。禘祫不同于按时举行的常享祭，不可过于频繁，否则会亵渎；也不可过于疏少，否则会懈怠。因此君王效法天道来制定祭祀制度，烝祭、尝祭象征四时，禘祭、祫祭象征闰年。五年中有两次闰月，天道的运行大为完备，宗庙仿效这一规律，五年举行两次大祭。周代以后，都采用这一礼制。自大定九年已经举行祫礼，如果议定禘祭，应当在祫祭后的十八个月、孟夏时节举行。诏令规定，三年冬季举行祫祭，五年夏季举行禘祭，作为常礼。又奏说：海陵时期，每年只在二月、十月派使者祭享两次，三年举行一次祫享。考察唐礼，四时各在孟月于太庙祭享，季冬又举行腊享，每年共五享。如果依照海陵时期每年只祭享两次的做法，就不是天子之礼，应当依照典礼每年举行五享。”皇帝听从了这一意见。” 十二年，朝廷议论为闵宗建立别庙，礼官援引晋惠帝、怀帝，唐中宗以及后唐庄宗升祔的旧例。如果依照这一典制，武灵皇帝没有后嗣，也应当升祔。然而中宗升祔时，起初只是空置一室，最后增加到九室；惠帝、怀帝升祔时，于是迁出豫章、颍川二庙；庄宗升祔时，于是迁出懿祖的一室。如今太庙的制度，除祧庙之外，共有七世、十一室。如果应当将武灵皇帝升祔，就必须另行祧迁一庙。荀子说：“拥有天下的人奉祀七世；如果旁边还要容纳兄弟，就会上毁祖考，那么天子便有不能奉祀七世的情况了。”臣等恭敬地看到，宗庙世次从睿宗皇帝上溯到始祖，共有七世，已经没有可以祧迁的庙了。晋史说：“宗庙以能够容纳神主为限，不必拘泥于固定的数目。”东晋和唐代都采用这一制度，于是增加到十一室。康帝继承帝位时，把兄弟合为一室，所以没有迁出远庙，而将其升祔于成帝。唐代又把敬宗、文宗、武宗三宗在太庙中合为一代，在东间增设两室，定为九代十一室。如今太庙已经满了这个数目，如果采用不拘泥于固定数目的说法，增加到十二室也可以。然而庙制已经确定，再议增扩，事情十分重大，而且恐怕还会改变睿宗皇帝祏室的昭穆次序。” 《春秋》的义理是不因亲爱亲属而损害尊卑原则。汉代《礼志》说：“父子不能并坐，而孙子可以跟从祖父。”如果将武灵皇帝升祔太庙，增加为十二室，按照《春秋》尊尊的典制，武灵皇帝应当在第十一室参加禘祫合食；按照孙从祖父的典制，应当位于太宗之下，居昭位，并且应当称“宗”。然而先前升祔的睿宗已经位于第十一室，多次遇到祫享时，睿宗居穆位，与居昭位的太宗相对。如果要更改祏室和昭穆次序，不是有关官署敢于轻率议论的事情，应当请圣上裁决。” 章宗即位后，礼官说：“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举行祫享，到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所以四月没有举行禘礼。”考察《公羊传》说：“闵公二年在庄公庙举行吉禘。说‘吉’，是因为还不能算作吉，意思是还没有满三年。”注说：“禘祫从先君去世之日计算，朝聘则从现任君主即位之日计算。”服丧三年期满，遇到禘祭就举行禘祭，遇到祫祭就举行祫祭。按旧例，应当在辛亥年举行大祥祭，三月举行禫祭，过一个月便除服，于是四月一日为初吉，正好是孟夏举行祫祭的时候，可以亲自祭祀。诏令听从了这一意见。到了日期，因为孝懿皇后去世而停止。五月，礼官说：“世宗升祔已经三年，却还没有同祖宗合食。如果今年冬天举行祫礼，臣等担心皇帝如今正处于服丧期刚满后的初吉阶段，《春秋》会讥刺其过于急促，恐怕冬祫还不能举行。”但是《周礼》说：“君王有哀痛之事，便由春官代行祭祀。”臣私下认为，自世宗及孝懿皇后升祔以来，皇帝还没有亲自拜谒，怎么可以让有司先行代祭呢？何况前代命令代祭的情况，只施用于常祀。如今请求依照旧例，三年服丧期满，遇到祫祭就举行祫祭，遇到禘祭就举行禘祭；在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除去心丧，举行禘礼。” 皇帝听从了这一意见。

译承安元年，将要举行郊礼，礼官说：礼神所用的玉应当使用真玉，燔玉应当使用次玉。从前大定十一年，祭天地所用的玉都用次玉代替。臣等怀疑这没有完全合乎礼制；贵重之物应当有常备，若不能持续供应，就不敢拿来献祭。若燔烧真玉，平常祭祀也要使用，恐怕有时会缺少而失去礼制。若依照近代典制及本朝仪礼，礼神用真玉，燔烧、瘗埋用次玉，在礼制上是适当的。近代郊祀中，从第二壝升列天皇大帝、北极于第一壝前八位，旧例各有礼玉、燔玉，但这两位还没有。考察《周礼·典瑞》说：‘用圭璧祭祀日月星辰。’近代祭祀九宫贵神、大火星位，仍采用《周礼》的说法；天皇大帝、北极这两位，本来就应当使用礼神之玉和燔玉。”皇帝命令全部使用真玉。尚书省大臣又奏说：从前郊祀天地，配位各用一头牛；五方帝、日月、神州、天皇大帝、北极十位都是大祀，也应当使用牛，当时却只用羊代替。第二等以下的从祀神位，则分别切割羊、猪来献祭。臣私下认为，祭祀天地时笾豆数量很多，是为了备具阴阳之物；鼎俎数量很少，是因为以人的烹煮来供荐，没有什么能与天地的功德相称，所以贵在质朴罢了。” 因此，天地、日月、星辰各神位都使用一俎。从前第一等神位偏偏使用二俎，似乎不合适。如今第一等神位也应当各用一头牛，其余神位分别献羊、猪。至于朝享太庙，则使用十二头牛。”皇帝听从了这一意见。元世祖时，东平人赵天麟上呈治国方略说：“臣听说，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道更大的。七世之庙，可以由此观察德政。尧有文祖，舜有神宗，这些超越万古的良好谋略，远远超过百家学说的高深境界。商、周以后，秦、汉以来，世俗风气暗中背离，少有人传承礼仪制度，儒士也难以明白其中学问，历代相继改变其形迹。如今国家的德化已经光照五代，恩泽遍及六合，各项事务安宁，百姓得以安居，都是祖宗的功德以及陛下圣明神武，发扬光大并继承前业所造成的。臣曾早晚研读经史，私下考察礼制末节，略知宗庙制度，现请求加以申明。” “按礼制，天子建立七庙，位于都城以内的东南方；太祖居北面中位，三昭在东，三穆在西，庙都面向南，神主都面向东。外面以都宫环绕而合为一体，里面建墙屋以分别各庙。门、堂、室、寝一一分列方位，庭院台阶各处陈设，彼此各不相同；屋梁刻成山形、椽头彩绘，以显示崇高；设置重檐、削治柱子，以显示严肃；雕琢椽角，以显示华美而不奢侈；覆盖茅草，以显示俭朴而有节制。这就是宗庙的制度。” “祖宗的功业、德行，百世不变。亲尽之后的庙，因新主入祔而祧迁旧主；把祧迁的旧主藏于太祖庙的夹室，把新主祔入南庙之室。” 居中的昭位，是取其向着光明；昭位神主依次排列在昭位。穆位，是取其深远，永远依从穆位。穆位神主祔入时，昭位不移动；昭位神主祔入时，穆位不迁移。第二世祧迁时，第四世迁到原第二世的位置，第六世迁到原第四世的位置，并把第八世祔入昭位一侧的南庙。第三世祧迁时，第五世迁到原第三世的位置，第七世迁到原第五世的位置，并把第九世祔入穆位一侧的南庙。孙子因此祔于祖父，孙子可以作为祖父的尸，这是因为二者昭穆相同，并不是因为有尊卑区别。所以，已经祧迁收藏的神主，举行祫祭时便取出，平时则不取出。祔入宗庙贵在新建，应当更换屋檐，改涂墙壁。这就是宗庙祧迁、升祔的制度。” “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祭牲肥壮，甜酒和美，黍稷等祭品丰盛洁净，器皿齐备，衣服鲜洁，水火明亮。祠祭适宜用羔羊、幼豚，膳食用膏油和香草；禴祭适宜用干肉、腊肉，膳食用膏油和狗脂；尝祭适宜用牛犊、幼鹿，膳食用牛脂；烝祭适宜用鲜鱼、鸟禽，膳食用羊脂。陈设守祧所掌管的遗留衣服，陈列历代相传的宗庙礼器。王后及宾客礼仪完成后，九献礼毕，公卿士众奔走着执掌笾豆。这就是宗庙的时祭。” “太祖庙的神主依照常制，向东移动昭位，南方的穆位居北，与祖先合食。根据已经毁去和尚未毁去的宗庙来制定礼制，四时祭祀只陈设尚未毁去的庙；” 祭祀尚未毁去的宗庙，五年一次兼及已经毁去的宗庙。这就是宗庙的祫祭。三年举行一次大祭，祭祀始祖的所出，以始祖配祭。这就是宗庙的禘祭。” “子思子说：‘明白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理国家就好像把事情摆在手掌上看一样清楚。’这是说天下虽然广大，但关键在于致力于根本。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扩充恭敬肃穆、慈爱和顺之心，尽力保持仁孝诚敬之念，果断地出于天性，努力实行古道，使天下士民都高高仰望。这样便可以无穷地报答本朝神圣先祖，全面更新太庙的礼仪章程，严肃地接续春秋两季的祭祀。希望陛下在天下人之前实行孝道，坐使偃草般的教化宏大起来，天下自然受到感化。陛下的神明也会知道移忠的道理。这样，上下和悦，朝廷内外没有忧患，难道还会有众多百姓因触犯名分而犯罪，只能被投入宽大法网吗？有子说：‘一个人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这种人是很少的。’说的不就是这个吗？” 成宗大德初年，修建南郊时，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袁桷进呈十条议论说：“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既然天不能有两个，五帝便不能称为天。应作《昊天五帝议》。祭天每年有时为九次，有时为两次，应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于五经，郊祀也不见于《周官》，应作《圜丘非郊议》。后土就是社，应作《后土即社议》。三年举行一次郊祀不是古制，应作《祭天无间年议》。燔柴见于古经，《周官》以禋祀为大祭，其中各有义理，应作《燔柴泰坛议》。祭天的牛角如茧、如栗，郊祀用牛二头是连同配位而言；增加群祀而合祭，并非周公的制度，应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祀取质朴、尊崇之义，明堂取文饰、亲近之义，应作《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祀使用辛日，是鲁国礼制；占卜不能总是得到辛日，应作《郊非辛日议》。‘禘’见于三礼，尊崇土地而遵行北郊，是郑玄的说法，应作《北郊议》。”礼官推重他的博学多识，采纳了这些意见。”

译成宗时，元永贞在真定玉华宫上奏，请求停止派遣太常礼乐人员，议论说：“臣私下听说，天子七庙，是万世共同的议论；三代以来，没有谁违背这一道理。原庙的制度，古代从未听说。汉孝惠帝听从叔孙通的请求，才开始下诏让有关官署建立原庙，于是有了每月将帝王衣冠取出游观的名目。后来各郡国所在之地，也因此分别建立庙宇。到汉元帝永平四年，贡禹上奏说，郡国所立的祖宗庙不合古礼，应当按照天子制度加以正定，朝廷于是采纳其议，停止设置。”臣谨按《尚书》说：“亵渎祭祀，就是不敬。”《春秋》的义理说：“父亲不在旁支庶族之家祭祀，君主不在臣仆之家祭祀。”臣恭敬地观察，本朝建立七庙，尊崇奉行孝享之礼，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然而睿宗皇帝的神御却另在真定路玉华宫。臣私下认为，对天下有功德的，莫过于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太祖皇帝没有听说设有原庙；世祖皇帝的神御供奉在大圣寿万安寺，每逢岁时只派官员按照家人之礼祭祀供奉，不使用太常礼乐。如今玉华宫的原庙列在郡国之中，又不是龙兴或降诞之地，却让臣仆身份低贱的人供奉御容，这是最严重的非礼。希望朝廷考察前汉旧例，隆重奉祀太庙；玉华宫则依照京师各寺影堂的例子，只命有关官署按时祭祀供奉，停止派遣太常礼乐人员。” 这样不只是本朝获得了正确的典礼制度，也使在天之灵免受亵渎之烦，并使礼官免于承担失礼的责任。” 英宗时，下诏修建太庙。议论者习惯见到同堂异室的制度，于是建成十三室；尚未来得及迁奉，国家便发生重大变故。有关官署对昭穆次序感到疑惑，命令集合众人议论。集贤学士吴澄议道：“世祖统一天下，全面考察古制并加以实行。古代天子有七庙，每庙各自为宫；太祖居中，左边三庙为昭，右边三庙为穆。昭穆神主各依次序递相迁移，宗庙宫室的制度大概就像如今的中书省和六部。省部的设置也是仿效金、宋，难道排列宗庙次序时反而可以不考察古制吗？” 晋王泰定年间，博士刘致建议说：“臣私下认为，没有比宗庙更重大的礼。宗庙是天下国家的根本，礼乐刑政都由此产生。唐虞三代以来，没有不依靠它的。圣元兴起于北方边陲，积累德行、功业已有一百多年，但宗庙还没有确定的制度。正值圣明天子继承统统之初，制定一代不可更改的典制，作为万世法程，正在今日。周制规定，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昭位在东，穆位在西，用来区别父子亲疏的次序，使之不致混乱。本朝采用唐、宋制度，定为九世，于是把旧庙八室作为六世，昭穆不分，父子并坐，不合礼经。新庙的制度共有十五间，东西两侧各两间为夹室。太宗室既然居中，就不能依照唐、宋制度，只应当按照昭穆排列：父为昭，子为穆。这样，睿宗应当居于太祖之东，作为昭位第一世；世祖居于西，作为穆位第一世；裕宗居于东，作为昭位第二世。兄弟共为一世，因此成宗、顺宗、显宗三室都应当居于西方，作为穆位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都应当居于东方，作为昭位第三世。” 昭位的后世居左，穆位的后世居右；西方以左为上，东方以右为上。假如这样安排，那么昭穆分明，秩序井然，不违背礼经，可以作为万世遵循的法则。若按照历朝确定的制度，依新庙各室次序迁安，那么显宗就会排在顺宗之上，顺宗排在成宗之上。按礼义来说，春秋时闵公没有儿子，其庶兄僖公继位，僖公的儿子文公却把僖公排在闵公之上，史书称为逆祀。到定公纠正次序，记载说：‘从事于先公如此。’僖公毕竟是曾经在位的君主，尚且不能居于前任君主之上，何况从未正式即位的人呢？国家虽然说以右为尊，但古人所崇尚的有时在左、有时在右，原本没有固定制度。古人以右边为社稷、左边为宗庙；本朝宗庙也位于东方，难道建立宗庙的方位已经依照礼经，而宗庙的昭穆却反而不合礼经吗？而且如今朝贺或祭祀时，宰相、献官分班站立，居西则以左为尊，居东则以右为尊；等到行礼就位时，西边又以右为尊，东边又以左为尊。臣身为博士，宗庙之事本应加以阐明，但事情重大、体制重要，应当由使院移文召集众人议论，请求圣上裁决。” 四月辛巳日，中书省大臣说：“始祖皇帝最初建立太庙，太祖皇帝居中面向南，睿宗、世祖、裕宗的神主依次祔入西室，顺宗、成宗、武宗、仁宗依次祔入东室。近来，集贤院、翰林院、太常寺的诸位大臣说：本朝建立太庙，遵循古制；古人崇尚左方，而如今尊位居右，略有屈从，不是用来昭示后世的办法。太祖皇帝居中面向南，应当奉睿宗皇帝神主祔入左边第一室，世祖祔入右边第一室，裕宗祔入睿宗室的左边。显宗、顺宗、成宗是兄弟，应依次祔入世祖室的右边。武宗、仁宗也是兄弟，应祔入裕宗室的左边。臣等认为他们的议论近于正确，谨绘制各室次序图献上，请陛下裁择。”皇帝听从了这一意见。”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三。明代杨士奇等撰写。治国之道。周武王问太公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是怎样的？”太公回答说：“贤明君主治理国家，政事公平，官吏不苛刻，赋税征收有节制，自己的奉养俭薄。不因私人的善恶而损害公法，赏赐不加给没有功劳的人，刑罚不施加于无罪之人。不因喜悦便赏赐，不因愤怒便诛杀。伤害百姓的人有罪，推荐贤能、揭发过失的人有赏。后宫不荒淫，不听信女子的请谒。君上没有淫邪，臣下也不暗中加害。不修建耗费财物的奢华宫室，不多建观台池苑以使百姓疲困，不雕文刻镂来满足耳目。官府没有腐败蛀蚀造成的储藏，国家没有流离饥饿的百姓。这就是贤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样子。”武王说：“好啊！” 成王向尹逸询问政事说：“我实行什么样的德政，百姓才会亲近他们的君上？”尹逸回答说：“役使百姓要合时宜，并且敬重、顺从他们；对他们忠诚而又爱护；发布命令要守信，不要食言。”成王说：“应当谨慎到什么程度？”尹逸回答说：“要像面对深渊，像踩着薄冰一样。”成王说：“真令人畏惧啊！”尹逸回答说：“天地之间、四海以内，善待它们，它们就会归附；不善待它们，它们就会成为仇敌。夏、殷的臣民反过来仇恨桀、纣而臣服于汤、武，夙沙氏的百姓亲自攻击自己的君主而归附神农氏，这些都是君主明明知道的事实。既然如此，怎么能不害怕呢？” 齐桓公打猎到了麦丘，见到麦丘邑人，问道：“你是什么人？”回答说：“我是麦丘邑人。”桓公说：“你多大年纪？”回答说：“八十三岁了。”桓公说：“真好啊，长寿！您就凭您的长寿为寡人祝福吧。”麦丘邑人说：“祝愿主君长寿，使金玉显得卑贱，而把人视为宝贵。”桓公说：“好啊！最高的德行不会孤立，好的言语一定要重复两次，请您再说一遍。”麦丘邑人说：“祝愿主君不要以不学习为羞耻，不要厌恶向地位低下的人请教；身边有贤者，进谏的人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桓公说：“好啊！最高的德行不会孤立，好的言语一定要说三次，请您再重复一遍。”麦丘邑人说：“祝愿主君不要得罪群臣和百姓。”桓公勃然变色说：“我只听说儿子得罪父亲、臣下得罪君主，从未听说君主会得罪臣下。您这句话，和前面两句话不相称，请您改掉。”麦丘邑人起身拜了两拜，说：“这句话正是前面两句话中最重要的。儿子得罪父亲，可以通过姑母、姐姐、叔父来替他解释，父亲能够赦免他；臣下得罪君主，可以通过近臣、左右侍从来谢罪，君主能够赦免他。” 从前桀得罪于汤，纣得罪于武王，这就是君主得罪臣下的事，却没有人替他们谢罪，所以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赦免。”桓公说：“好啊！幸赖国家的福气和社稷的神灵，使寡人在这里得到您。我将扶您上车，亲自驾车回去，在朝廷上以礼相待，把麦丘封给您，并让您参与决断政事。”桓公对管仲说：“我想在国内举行政事，使它像日月一样明白，连愚夫愚妇都说好，可以吗？”管仲说：“可以，但这不是圣人的道理。”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说：“短绳不能汲取深井的水，见识少的人不能同圣人谈论。聪慧的人可以同他辨析事物，智慧的人可以同他辨析无方之理，圣人可以同他辨析神明之道。圣人所做的事，不是众人能够达到的。百姓的见识比自己高出十倍，他们还会同他争辩，说‘还不如我’；高出自己百倍，就会挑剔他的过错；高出自己千倍，就没有谁不信服他。因此，百姓不能稍加分别、逐户说服，只能合并起来加以牧养；不能暴虐地杀害他们，可以挥手号令使他们来；众人不能逐户说明，可以举出事例给他们看。” 景公问孔子说：“秦穆公的国家很小，地处偏僻，却能称霸，为什么？”孔子回答说：“他的国家虽小而志向远大，虽然地处偏僻，但政治公正，举措果断，谋划和谐，政令不苟且。他亲自从囚禁受刑的人中选拔五羖大夫，同他交谈三天便把政权交给他。仅凭这一点来衡量，即使称王也可以；称霸反而算小的了。” 晏子治理东阿三年，景公召见他并责备说：“我认为你是可以任用的人，所以让你治理东阿；如今你治理得却很混乱。你退下去自己察看，我将对你施加重罚。”晏子回答说：“请允许我改变治理之道和施政做法来治理东阿；三年之后如果还治理不好，我请求以死谢罪。”景公答应了。到了第二年上报考核政绩时，景公迎接他并祝贺说：“你治理东阿，实在太好了。”晏子回答说：“先前我治理东阿时，托人请托的事行不通，财物贿赂送不到；陂池中的鱼拿来使贫民获利。在那个时候，百姓没有挨饿的，君主反而认为我有罪。如今我后来治理东阿，托请之事通行，贿赂送到；并且增加赋税征敛，仓库收入减少，迎合左右近臣，陂池中的鱼都进入权贵之家。在这个时候，百姓有一半以上挨饿。君主却反而迎接我、向我道贺。臣愚昧，不能再治理东阿了，愿请求辞去官职，让贤者有出仕的道路。”晏子拜了两拜，向后退避，景公于是离开席位向他道歉说：“您一定要重新治理东阿。东阿就是您的东阿，寡人不再干预了。” 齐侯与晏子坐在路寝。齐侯叹息说：“美好的宫室，谁能拥有它呢？”晏子说：“敢问您说的是什么意思？”齐侯说：“我认为这取决于德行。”晏子回答说：“依照君上的话，恐怕就是陈氏吧？陈氏虽然没有大的德行，却对百姓施予恩惠。豆、区、釜、钟这些量器的标准，他从公家取得时给得少，施给百姓时给得多。君上厚重征敛，陈氏厚重施舍，百姓就归附他了。《诗经》说：‘虽然没有德行施给你们，却可以又歌又舞。’陈氏的施舍，百姓正在为此歌舞。后世如果稍有懈怠，陈氏不灭亡，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成为他的国家了。”齐侯说：“好啊！这件事可以怎么办？”晏子回答说：“只有礼才能制止它。依礼制，卿大夫之家施舍不能达到整个国家；百姓不能迁徙，农民不能改业，工匠和商人不能改变职业，士人不能滥用权力，官吏不能放纵，大夫不能收取公家的利益。”齐侯说：“好啊！可是我做不到了。我从今以后才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晏子回答说：“礼能够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它同天地并存。君主有命令，臣下恭敬奉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敬重；丈夫和顺，妻子柔顺；婆母慈爱，媳妇听从，这就是礼。君主发布命令，臣下不违抗；臣下恭敬奉行而不怀二心；父亲慈爱并教导，儿子孝顺并劝谏；兄长友爱而友善，弟弟敬重而顺从；丈夫和顺而合乎义，妻子柔顺而守正；婆母慈爱而媳妇顺从，媳妇听从而和婉。” 礼，是使万物各得其宜的好制度。”齐侯说：“好啊！寡人从今以后才听到礼的崇高作用。”晏子回答说：“先王从天地那里承受礼，用来治理百姓。因此先王把礼看得最为重要。”

译驺忌子凭借弹琴求见威王。威王喜欢他，把他安置在右室。不久，威王弹起琴来。驺忌子推门进去说：“弹得好啊！”威王勃然不悦，离开琴，按住剑说：“先生只看了我的姿态，还没有仔细观察，凭什么知道弹得好呢？”驺忌子说：“大弦声音浑厚而像春天般温和，是君主；小弦清脆而有节制，是丞相（《琴操》说：大弦代表君主，宽和而温厚；小弦代表臣下，清越而不乱）。拨弦深入而放弦舒缓，是政令；音调协调而发声，大小弦彼此补益，迂回而不相伤害，是四时。我因此知道弹得好。”威王说：“好！”又说：“只是声音好听吗？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道理，也都在其中。”威王又勃然不悦说：“若论五音的规律，确实没有像先生这样精通的。至于治理国家、安抚百姓，又怎么能在丝桐之间做到呢？”驺忌子说：“大弦声音浑厚而像春天般温和，是君主；小弦清脆而有节制，是丞相；拨弦深入而放弦舒缓，是政令；音调协调而发声，大小弦彼此补益，迂回而不相伤害，是四时。” 反复运行而不混乱，是国家得以治理昌盛的原因；彼此连接而径直有序，是国家得以保存、不至灭亡的原因。所以说：琴音调和，天下就能治理。治理国家、安抚百姓，没有比五音所象征的道理更好的了。”威王说：“好。”驺忌子被威王召见三个月后，便接受了相印。”},{ 宣王问尹文：“君主应当怎样处理政事？”尹文回答说：“君主处理政事，应当少加干预，却能容纳臣下。事情少，便容易顺从；法令简明，便容易遵循。所以百姓不会因为政令而获罪。大道能够容纳众人，大德能够容纳臣下。圣人少施作为，天下就能得到治理了。” 《尚书》说：“睿智者可以成为圣人。” 《诗经》作者说：“岐山有平坦的道路，子孙将会保守它。”宣王说：“说得好。”晋献公在位时，东郭有个名叫祖朝的百姓，上书给献公说：“我是平民东郭人祖朝，希望请求听闻国家的计策。”献公派使者出去告诉他说：“在朝廷任职、享用肉食的人已经考虑这件事了，吃藿叶粗粮的百姓还参与什么呢？”祖朝回答说：“大王难道没有听说古代有一位将领名叫桓司马吗？他早晨朝见君主，举动却迟缓，驾车时呼喊车上的〔原文作‘▯’，字形疑误〕，又呼喊车。御者用手肘碰他所呼喊的〔原文作‘▯’，字形疑误〕，说：‘你为什么越过本分发号施令？为什么要借我的口呼喊车？’〔▯〕对他的御者说：‘该呼喊的时候呼喊，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你应当负责驾车，掌管你的缰绳和嚼环罢了。如今你不能端正地控制缰绳和嚼环，使马突然受惊，胡乱踩踏道路上的行人；如果遇到强大的敌人，我下车拔剑，踏着血和肝脏前行，本来也是我的职责。你难道能够避开你的缰绳，下来辅助我吗？那罪责也会牵连到我自身吗？正因为有深重的忧患，我怎么能不呼喊车呢？’如今大王说：‘享用肉食的人已经考虑过了，吃藿叶粗粮的人还参与什么呢？’假如享用肉食的人一旦在朝堂上失策，像我这样的臣下不加防备，吃藿叶粗粮的人难道能不在中原旷野上肝胆涂地吗？那祸患难道也会牵连到我自身吗？” 既然忧患这样深重，臣下怎么能不参与国家的谋划呢？”献公召见祖朝，同他交谈了三天，发现再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于是就任命他为老师。晋文公在位时，有翟人献上封狐和文豹的皮。文公长叹说：“封狐、文豹有什么罪呢？只是因为它们的皮而获罪罢了。”大夫栾枝说：“土地广大却不能得到公平治理，财物聚集却不能分散救济，难道不也是狐豹的罪过吗？”文公说：“说得好，我很赞同你的话。”栾枝说：“土地广大却不能平治，人们将会来平治它；财物聚集却不肯分散，人们将会来争夺它。”于是文公划分土地来分给百姓，散发财物来救济贫民。晋平公问师旷：“君主的道理应当怎样？”师旷回答说：“君主的道理，在于清静无为，致力于广泛爱护百姓；要务在于任用贤能；广泛开通耳目，以察知各方面的情况；不固执沉溺于流俗，不受左右近臣的拘束；胸襟开阔而见识长远，卓然独立；多次考察、核验臣下的功绩，以统御臣下。这就是君主应有的操守。”平公说：“说得好。” 晋平公闲居时，师旷陪坐在旁。平公说：“你天生没有眼睛，我〔原文作‘联’，字义疑误〕真是太过分了，你却如此昏昧。”师旷回答说：“天

译下有五种昏昧的情形，昏昧到这种程度，而臣下还不能算其中一种。”平公说：“说的是什么？”师旷说：“群臣行贿，以此博取声名和荣誉；百姓遭受侵害和冤屈，却没有地方申诉，而君主还不能醒悟，这是第一种昏昧。忠臣不被任用，被任用的人却不忠诚；才能低下的人处在高位，不贤的人凌驾于贤人之上，而君主还不能醒悟，这是第二种昏昧。奸臣欺骗诈伪，掏空府库；凭借自己微薄的才智，掩盖堵塞自己的罪恶；贤人被驱逐，奸邪之人得到进用，而君主还不能醒悟，这是第三种昏昧。国家贫困，百姓疲惫，上下不和，却喜好聚敛财物、发动战争，贪恋欲望而没有满足；谄媚逢迎的人庸庸碌碌地待在身旁，而君主还不能醒悟，这是第四种昏昧。最高的道理不能彰明，法令不能施行，官吏和百姓都不守正，而百姓不得安宁，君主还不能醒悟，这是第五种昏昧。国家有这五种昏昧而不发生危亡，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臣下眼睛失明，只是小小的昏昧罢了，对国家有什么妨害呢？” 秦昭王时，客卿范睢请求单独进言，说：“臣下居住在崤山以东时，听说齐国有田文，却没有听说齐国有齐王；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却没有听说秦国有秦王。能够专擅国家政权的才叫君王，能够决定国家利害的才叫君王，能够掌握生杀大权的才叫君王。如今太后专擅行事而不顾忌，穰侯出使在外而不向君王报告，华阳君、泾阳君〔原文作‘防击断’，字义疑误〕专断而毫无忌讳，高〔原文作‘防’，疑为人名或官称，字形有误〕的进退也不请示。四位贵人都这样专权，而国家还不危险，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向这四位贵人低头屈服，就是所谓没有君王。然而这样一来，权力怎能不倾覆，命令又怎能从君王那里发出呢？”臣下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内巩固君王的威势，对外尊重君王的权力。穰侯的使者掌握着君王的权力，在诸侯之间决定政令，在天下分封、剖符，攻打敌人、征伐国家，没有谁敢不听从。战胜并攻取土地，利益就归于陶；国家却因而在诸侯面前疲敝困顿。战败了，就同百姓结下怨恨，灾祸则归于国家。《诗经》说：“树木果实繁多，就会压弯它的枝条；枝条被压弯，就会损伤树心。都城过于强大，就会危害国家；臣下过于尊贵，就会使君主卑弱。”崔杼、淖齿掌管齐国时，射伤齐王的大腿，拔出齐王的筋，把他悬挂在宗庙的梁上，齐王很快就死了。李〔原文作‘兊’，疑为‘兑’〕掌管赵国时，把主父囚禁在沙丘，主父一百天后饿死。如今臣下听说秦国由太后、穰侯掌权，高陵、华阳、泾阳三君辅佐，最终竟没有秦王，这也就是淖齿、李〔原文作‘兊’，疑为‘兑’〕一类的情形。而且，夏、商、周三代之所以亡国，是因为君主专门把政权交给别人，自己纵情驰骋、射猎，不听理政。他所授予政权的人嫉妒贤能，控制臣下、蒙蔽君主，以成就自己的私利，不替君主谋划，而君主又没有觉悟，所以丧失了国家。如今从有秩以上直到各级大官，下至君王身边的近臣，没有不是相国的人。臣下看见君王独自站立在朝廷上，私下替大王感到恐惧：万世以后，拥有秦国的恐怕不会是大王的子孙了。”昭王听了，大为恐惧，说：“说得好！”于是废黜太后，将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到函谷关以外。秦王于是任命范睢为相国。鲁哀公问孔子：“我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大于妇人之手，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悲哀，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忧患，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劳苦，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孔子离开座位行礼说：“我们君主的这个问题，是圣明君主的发问。丘是个小人，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哀公说：“不，请您回到座位上。若没有您的指教，我就什么也听不到了。”孔子回到座位说：“是这样。君主进入宗庙大门，从东阶登上去，抬头看见椽木和栋梁，低头看见几案和筵席；器物还在，而使用它们的人已经不在了。君主由此想到悲哀，那么悲哀怎么会有不到的时候呢？君主在黎明时戴好礼冠，天刚亮就听取朝政；有一件事没有得到处理，就是祸乱的开端。君主由此想到忧患，那么

译忧患怎么会有不到的时候呢？君主天刚亮就听朝，太阳偏西才退朝，诸侯的子孙一定有在君主门庭中的。君主由此想到劳苦，那么劳苦怎么会有不到的时候呢？君主走出鲁国的四座城门，眺望鲁国四方的郊野，亡国的废墟必定有好几处。君主由此想到恐惧，那么恐惧怎么会有不到的时候呢？【字迹不清】听说：君主是船，庶民是水；水能载船，水也能覆船。君主由此想到危险，那么危险怎么会有不到的时候呢？掌握国家权柄，处在百姓之上，心中应当警惕，就像用腐朽的绳子驾驭奔跑的马一样。” 《易经》说：“踩着老虎的尾巴”；《诗经》说：“如同踩在薄冰上”，这不也是危险吗？”哀公拜了两拜，说：“我虽然不聪敏，请允许我奉行这些话。”

译卫灵公对孔子说：“有人这样告诉我治理国家的方法：只要在朝廷之上谨慎行事，国家就能得到治理，这样可以吗？”孔子说：“爱护别人的人，别人也会爱护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憎恶他。知道从自己身上可以得到什么，也就知道别人能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所谓不走出四面墙的屋子却能知道天下，说的就是懂得反观自身的人。”}], 灵公问史防说：“治理国家应当把什么作为要务？”史防回答说：“应当把审理案件作为要务。审判诉讼如果不公正，死去的人不能复生，被斩断肢体的人也不能接续起来。所以说，审理案件是要务。”过了一会儿，子路来见灵公，灵公把史防的话告诉了他。子路说：“应当把司马之职作为要务。两国发生战事，两军相对，司马执着鼓槌指挥作战。一旦交战失当，死者就有数万人；虽然说杀人是不对的，但这场战事杀人也太多了。所以说，司马之职是要务。”过了一会儿，子贡进来拜见灵公，灵公又把两人的话告诉了他。子贡说：“这两个人都没有认识到根本！从前禹和有扈氏交战，两次列阵而有扈氏仍不服。于是禹修明教化一年，有扈氏便请求归服。所以说：‘如果去掉百姓所从事的战争，还审理什么案件？兵器铠甲不陈列出来，还敲什么鼓？’因此，应当把教化作为要务。” 魏武侯向吴起询问即位元年应当怎样做。吴起回答说：“这是说国君一定要慎重地开始执政。怎样慎重开始？答：端正自己。怎样端正自己？答：使智慧明察。智慧不明察，凭什么看清是否端正？广泛听取意见并加以选择，这是使智慧明察的方法。因此，古代国君开始听政时，大夫进言，士人都能被接见一次，庶人有求见的必定能够通达，公族来请问的必定得到答复，四方来的人不要拒绝，这才可以说没有被壅塞蒙蔽。分配俸禄一定遍及应得之人，施用刑罚一定恰当，君心一定仁厚，思考君主的利益，铲除百姓的祸害，这才可以说没有失去民众。君主自身一定端正，亲近的臣子一定慎重选择，大夫不能兼任多个官职，掌握百姓权柄的人不能出自同一族，这才可以说没有形成专擅权势。这些都是《春秋》的意义，也是即位元年的根本。” 汉高帝时，大中大夫陆贾常常上前进言，称说《诗经》《尚书》。高帝骂他说：“我是在马上取得天下的，还用得着《诗经》《尚书》吗？”陆贾说：“在马上取得天下，难道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王以逆取的方式取得天下，却用顺道守住它；文治、武功并用，是使国家长久的办法。从前吴王夫差、智伯极力使用武力而灭亡，秦国任用刑法而不改变，最终灭亡了赵氏【赵氏，是秦的姓氏】。假使秦已经兼并天下，却施行仁义、效法先圣，那么陛下怎么能够取得并拥有天下呢？” 汉文帝时，贾山谈论治理国家和导致动乱的道理，借秦朝的事情作譬喻，文章名叫《至言》，其中说：“臣听说，做臣子的，应当竭尽忠诚、用尽愚见，以直言劝谏君主，不躲避因触犯君主而死的惩罚，臣贾山就是这样的人。臣不敢用久远的事情作譬喻，愿意借秦朝来说明，希望陛下稍微加以留意。那些出身平民、穿粗布衣和皮带的士人，在内修养自身，在外成就名声，使后世不断受到影响；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秦君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税征敛沉重而且频繁，百姓疲于劳役【“任”是役使之事；“罢”读作“疲”，“任疲”就是说疲于役使】，穿赭衣的罪犯充满道路，群盗遍布山野【犯罪的人穿赭色囚衣】，使天下人都睁大眼睛观看、侧耳倾听；一个人高声呼喊，天下响应，陈胜就是这样【“向”读作“响”】。秦朝还不只是这样：从咸阳向西直到雍地，设置离宫三百座【离宫，都是在别处建造、不是平常居住之所的宫殿】，钟鼓、帷帐等都不搬动便能齐备；又建造阿房宫，宫殿高几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随车排列着罗绮，四匹马奔驰，旌旗不弯曲【“桡”是弯曲】。宫室的华丽达到这种程度，使它的后世竟然连聚集建造一间茅屋来寄身居住都做不到。又在天下修筑驰道，向东到达燕、齐，向南直到吴、楚，江湖之上、海边的景观都能通达。道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种一棵树；外侧厚实筑牢，用铁锤加固【像甬道一样隐蔽地筑实；“隐”反切为“斳”，是用铁锤筑得坚实并使其高隆，并不是筑成有墙的甬道】；种植青松。驰道的华丽达到这种程度，使它的后世竟然连一条小路也没有可以落脚。” 秦始皇死后葬在骊山，役使的官吏和徒卒有数十万人，耗费十年时间，向下挖到三重泉水【三重泉水，形容墓穴很深】；合采金石，熔炼铜汁封固内部，外面涂漆，覆盖珍珠美玉，装饰翡翠；墓中建成楼观游苑，墓上造成山林。葬墓的奢侈达到这种程度，使他的后世竟然连用一小块土堆遮蔽坟墓、寄托埋葬之处都做不到。秦凭借熊罴般的力量和虎狼般的心肠，吞食诸侯、兼并天下，却不防守礼义，所以天降的灾祸已经加在它身上。臣冒死把这些告诉陛下，愿陛下稍加留意，详细选择其中的意见。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言语过于切直就会不被采用而自身危险，言语不够切直又不能阐明正道。因此，切直的言论，是明主急于想听到的，也是忠臣冒死竭尽智慧的原因。土地贫瘠的地方，即使有良种，也不能生长；江边高地、河流岸边，即使是劣种，也没有不长得茂盛高大的。从前夏、商的末世，即使有关龙逢、箕子、比干这样的贤人，自身死去而正道不被采用；文王的时候，豪杰俊士都能竭尽智慧，砍柴割草的人也都能尽其力量，这就是周朝兴盛的原因。所以，肥沃的土地善于养育禾苗，仁厚的君主善于养育士人。雷霆所击打的，没有不摧毁折断的；万钧重物所压迫的，没有不粉碎毁灭的。如今君主的威势，不只是雷霆那么强；权势的重量，也不只是万钧那么重。即使君主开辟道路寻求劝谏，和颜悦色地接受，把臣下的话付诸实行并显扬其本人，士人仍然害怕而不敢竭尽所知，更何况放纵欲望、任意行事，又暴虐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呢？用威势震慑他们，用权重压迫他们，那么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孟贲的勇力，难道有不被摧折的吗？这样一来，君主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了。听不到过失，国家就危险了。古代圣王的制度是：史官在前记录过失，乐工吟诵箴言劝谏，盲人乐师吟诵诗歌劝谏，公卿接连以类比事物来劝谏【“比”是列举相类的事情来劝谏】，士人传达民间言语、劝谏过失，庶人在道路上议论，商旅在市场上评论，然后君主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听到过失便改正，见到合乎义的事便遵从，凭此才能长久拥有天下。天子的尊贵，在四海之内没有谁不应当把自己视为臣下；然而天子仍在太学奉养三老，亲自拿着酱进食物，拿着酒爵敬酒【进食叫“餽”；“酳”是少量饮酒，即吃完后用酒漱口】，祝寿防噎的人站在前面，祝寿防鲠的人站在后面【“饐”字说的是食物咽不下；因为老人容易噎住，所以预先设法祝祷防备】，公卿替三老奉上手杖，大夫进献鞋履；选拔贤人来辅佐自己，寻求修身正直之士，使他们能够直言劝谏。”

译所以，凭天子的尊贵而尊敬、奉养三老，是表示孝道；设置辅弼大臣，是害怕自己骄傲；安排直谏之士，是害怕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向砍柴割草的人学习询问，是求取善道而不知满足。商人、庶人诽谤自己之后便改正，是听从善言而没有不接受的。从前秦凭借秦政的力量兼并万国，富有天下，攻破六国而设置郡县，修筑长城作为关塞。秦地的险固、疆域大小的形势、轻重缓急的权衡，再加上一个国家的财富、一个人的强力，哪里能够计算得尽？然而军队在陈涉那里被打败，土地被刘氏夺取，为什么呢？秦王贪婪凶暴，残害天下，使万民困苦，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从前周朝大约有一千八百个国家，用九州百姓的力量供养一千八百国君；每年役使百姓不过三天，征收十分之一的税而已。君主有多余的财物，百姓有多余的力量，于是颂扬之声兴起。秦始皇却用一千八百国百姓的力量供养自己，民力疲惫，不能承受他的劳役；财物耗尽，不能满足他的求取【“罢”读作“疲”】。一个君主自身所需要的供养，不过是驰骋、射猎的娱乐，天下却无法供应。劳苦疲惫的人得不到休息，饥寒交迫的人得不到衣食，无罪而被判死刑的人没有地方申诉。人人都和他结为怨家、仇敌，所以天下崩坏了。” 秦始皇还在世时，天下已经崩坏了，他自己却不知道。秦始皇向东巡行，到达会稽、琅邪，刻石记载自己的功业，自以为超过尧、舜。用能称量一百二十斤的石头来衡量铜铁，铸造钟架【这是称量的器具；石重一百二十斤，用来称量铸造钟架的铜铁重量，说明其奢侈；“虡”是猛兽名，指钟鼓底座上装饰成这种猛兽的形状，音同“距”】；筛土筑造阿房宫，自以为能够万世拥有天下。古代君王制定谥号，延续三四十代而已。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连续几代广施德政，为子孙奠定基业，也没有超过二三十代的。秦始皇说：“死后采用谥法，那么父子之间的名号有时会重复相袭。把数字从一排到万，就能使世世代代不再重复【“复”是重复】。所以死后称为始皇帝，继承者称二世皇帝，是想一直排到万世。”秦始皇计算自己的功德，估量后代子孙，认为可以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可是他死后才几个月，天下便从四面攻打秦朝，宗庙已经灭绝。秦始皇处在宗庙将要灭绝的境地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天下没有人敢告诉他。没有人敢告诉他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奉养老人的礼义，没有辅弼大臣，没有进谏之士；他放纵行事，任意诛杀，排斥议论自己过错的人，杀害直言劝谏之士。因此阿谀奉承、苟且迎合的人争相称说他的德行超过尧舜；考核他的功业，就说超过商汤、周武王。天下已经溃败，却没有人告诉他。《诗经》说：“不是不能进言，为什么这样畏惧忌讳？听到正言就予以答复，听到谗言就使进言者退下。”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又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天下并不是从来没有士人，然而为什么只有文王能说有士人便安宁呢？文王喜好仁德，仁德就兴盛；得到士人而敬重他们，士人就能发挥作用。任用他们合乎礼义，所以如果不能充分表达对他们的爱敬，他们就不能竭尽心意；不能竭尽心意，就不能竭尽力量；不能竭尽力量，就不能成就功业。所以古代贤明君主对待臣下，尊崇他们的爵位俸禄并亲近他们；臣子生病，就多次亲临探视；死了，就亲自前往吊唁哭悼，参加小殓、大殓；已经入棺并封闭棺盖后，才为他穿锡衰、麻衣、麻绖【“涂”是封闭殡棺；锡衰是十五升布制成而不加缝饰的丧服】，并且三次亲临他的丧事；没有入殓不饮酒食肉，没有下葬不奏乐。若臣子在宗庙祭祀时去世，就为他停止奏乐。所以古代统治臣民的君主对臣子，可以说完全尽到了礼。君主穿着合乎礼制的服装，端正容貌，整肃脸色，然后接见臣下，因此臣下没有谁敢不竭尽力量、舍生忘死来报答君主。这样功德便能流传后世，美好的声誉也不会被忘记。” 如今陛下思念祖先父辈，谋划追述他们的功业【“术”也作“述”】，图谋彰明、光大宏伟事业和美好德行，使天下推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人都欣喜不已【“防”读音同“欣”】，说将要兴起尧、舜之道，成就三王之功。天下士人无不精诚洁白地承受美德；如今方正之士都已经在朝廷了。陛下又从中选取贤能的人，让他们担任常侍诸吏，却同他们奔驰、驱逐、射猎，一天出去两三次。臣担心朝廷因此松弛，百官因此荒废政事。诸侯听说后，也一定会怠慢政务。陛下即位后，亲自勤勉努力来使天下富厚：减少膳食，不听音乐，减少宫外徭役和卫卒，停止每年的贡献，减少厩马以充实县里的驿传，撤去各处苑囿以把土地交给农民，拿出十万多匹帛赈济贫民；礼遇九十岁的老人，免除其一个儿子的徭役，八十岁的老人，免除其两个算赋人口的赋役【“一子不事”是免除一个儿子的赋役；“二算不事”是免除一人的算赋】；赐给天下男子爵位，大臣都升到公卿；从御府发出金钱赏赐大臣及其宗族，没有不受到恩泽的人。赦免罪人，怜悯他们没有头发，赐给他们头巾；怜悯那些穿赭衣的罪犯，在他们背上书写罪名，使他们父子兄弟能够相见，并赐给他们衣服。平反案件，放宽刑罚，天下没有不欢喜的。因此元年降下滋润的好雨，五谷丰收，这正是上天在辅助陛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刑罚比其他时候轻，犯法的人却少了；衣食比前年丰足，盗贼却少了，这正是天下顺从陛下的表现。臣听说，山东的官吏颁布诏令时，百姓即使年老、瘦弱、衰病、残疾，也扶着手杖前去听诏，愿意稍等片刻，不要死去，因为想亲眼看到德化成功。如今功业正要成就，声名正要显著，四方正向往而归附【“乡”读作“向”】，陛下却让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每天只陪同自己打猎射兔、捕狐，从而损害大业，断绝天下人的希望，臣私下对此感到痛惜。《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好的开端，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臣不能胜过自己的大愿，愿陛下稍微减少射猎，到夏历二月确定明堂的制度，建立太学，修明先王之道，使教化传播、风俗形成，万世的根基确定下来，然后一切听凭陛下的安排。古代大臣不参加宴饮游乐，所以君子不常看见他们随意放纵的神色和恭敬严肃的仪容。大臣不得参加宴会，方正清白的士人不得跟随射猎，使他们都专心于自己的职事以提高节操，那么群臣就没有谁敢不端正自身、修养品行，尽心尽力来配称大礼。这样，陛下的道德就受到尊崇敬仰，功业施行于四海，流传给万世子孙。如果确实不是这样，德行就会一天天败坏，荣耀就会一天天消灭。士人在家中修养品行，却在天子的朝廷上被毁坏，臣私下对此感到怜悯。”

译陛下可以同众臣宴饮游乐，也可以同大臣、方正之士在朝廷讨论政事。宴饮不失欢乐，朝廷不失礼制，议论不失谋略，这是治理事务的大原则。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言论。文帝时，天下刚刚安定，制度还比较疏略宽简。梁怀王太傅、雒阳人贾谊多次上疏，陈述政事，提出许多想要匡正和建立的事项。他的大意说：“臣私下考虑当前的形势，可以使人痛哭的有一件，可以使人流泪的有两件，可以使人长叹息的有六件。至于其他背离道理、损伤正道的事情，很难全部在一篇奏疏中列举出来。”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了。”唯独臣认为还没有。臣说：“认为天下已经安定太平的人，不是愚蠢，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根本的人。有人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燃烧，就因此说它安全。如今的形势，同这个有什么不同？”本末颠倒，首尾横乱崩解，国家制度仓促混乱，几乎没有纲纪，怎么能说已经治理好了？陛下为什么不暂且命令臣，让我在面前详细列举这些问题，再陈述治理安定的策略，试着详细选择采用呢？射猎的娱乐和国家安危的关键，哪一个更紧急？假使为了治理国家而劳费心智、劳苦身体、减少钟鼓音乐的享乐，这些都可以不做。若娱乐同现在一样，而诸侯遵循法度，兵器不动，百姓保全性命，匈奴宾服，四方归向，百姓质朴，诉讼减少停息，大的治国原则已经确立，那么天下就会顺利得到治理。” 天下之气清明和平，万事都得到治理；陛下生时成为明君，死后成为明神，声名美誉流传无穷。按照礼制，祖先有功称祖，有德称宗；应当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使其在太祖之上配享，从而为汉朝建立无穷无尽、长久安定的形势，成就长久治理的事业，用来承继祖庙、奉养六亲，这是最大的孝；用来使天下得到安乐、养育众生，这是最大的仁。建立常经、陈明纲纪，使刑赏轻重都合宜，后世便可以把它作为万世的法则。即使有愚昧年幼、不成器的后代，也还能保守基业而获得安定，这是最大的明智。凭陛下的明达，如果再让稍微懂得治国根本的人来辅佐陛下，达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具体办法可以预先陈述在陛下面前，愿陛下幸勿忽视。臣谨慎地考察天地，验证往古，依据当今的事务，日夜反复思考这件事，已经非常熟悉。即使让禹、舜重新活过来替陛下谋划，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方案。建立国家，最重要的是消除相互猜疑的形势；下位者屡次遭受灾祸，上位者屡次承受忧患，这很不是使上位者安定、使下位者保全的办法。如今有亲弟弟谋划做东方的皇帝，亲兄长的儿子向西进攻；现在吴王又被告发了。天子正当盛年，行为合乎义理而没有过错，恩德泽被已有增加，尚且还会这样，何况那些最大的诸侯，权力将近天子的十倍呢？然而天下还稍微安定，为什么？” 大国的诸侯王年幼未壮，汉朝所设置的傅、相正在掌握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多已经加冠，血气正盛。到那时，汉朝的傅、相假称有病而被赐令免职，而诸侯王从丞、尉以上的官员，全部安置自己的亲信，这和淮南王、济北王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同？在这种时候想求得天下安定，即使尧舜也无法治理。黄帝说：“太阳到了正中就应当晒东西，拿起刀就应当割取【“▯”音“卫”，太阳正盛时必定猛烈照晒，指暴晒】。”如今如果使这种道路转向顺当而获得完全安定，非常容易；却不肯及早办理，到了后来反而使骨肉亲属陷于困境而互相抵抗诛杀，难道和秦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吗？凭借天子的地位，处在今天这样的时势，又有上天的帮助，尚且还害怕把危险变为安定、把动乱变为治理。假如陛下处在齐桓公那样的地位，难道不会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吗？臣又知道陛下有一件必定做不到的事。假如天下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仍然为楚王，黥布为淮南王，彭越为梁王，韩信为韩王，张敖为赵王，贯高任相，卢绾为燕王，陈豨在代地；假使这六七位公侯都平安无事，在那个时候陛下登上天子之位，能够安然自处吗？臣据此知道陛下做不到。天下混乱，高皇帝和诸位公侯一同起兵，并不是因为拥有偏室的权势，可以预先安坐享有其成。” 诸位公侯中受宠幸的，只能做到成为中大夫；次一等的，仅仅得到舍人的职位【“廑”是低劣、仅仅的意思】，他们的才能相差得太远了。高皇帝凭借明圣威武登上天子之位，割取肥沃的土地封诸公为王，多的有一百多座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实在深厚。然而那以后十年之间，反叛者竟九次兴起。陛下和这些诸公，并不是亲自较量才能后使他们臣服，也不是亲自把他们封为王。高皇帝尚且不能凭借这种形势使天下一年安定，所以臣知道陛下也做不到。然而还可以推说是因为关系疏远。臣请再说说关系亲近的。假使悼惠王为齐王，元王为楚王，中子为赵王，幽王为淮阳王，共王为梁王，灵王为燕王，厉王为淮南王，这六七位贵人都平安无事，在那个时候陛下即位，能够治理天下吗？臣又知道陛下做不到。像这些诸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都有平民兄弟之间的心态，考虑的无非是要像皇帝一样行事、自作天子；他们可以擅自封赏爵位，赦免死罪，严重的甚至有人乘坐黄屋车。汉朝法令对他们不能施行，即使施行了，他们像厉王那样不守法，命令他来又怎么能使他到达？幸而他来了，法律又怎么能加在他身上？一触动亲属，天下就会环视而起兵。陛下的臣子中，即使有冯敬那样强悍的人，刚一开口，七把利剑已经刺入他的胸中了。” 陛下即使贤明，又能同谁来掌管这种局面？所以，关系疏远的诸侯必定会造成危险，关系亲近的诸侯必定会造成动乱，这是已经出现的结果。那些异姓诸侯凭借强大势力发动叛乱，汉朝已经幸而战胜了他们，却没有改变导致这种结果的办法；同姓诸侯沿袭这条旧路行动，已经有先例可证。形势发展到极点，还会再次如此。灾祸变化将会转移到哪里，还无法知道。即使明君处置这种局面，尚且不能使天下安定，后世又将怎么办？屠牛坦一天之内解剖十二头牛【坦是屠牛人的名字】，刀刃却不变钝【“顿”是变钝的意思】，因为他所推击、剥割的地方都是骨节肌理自然分解之处。到了髋骨、大腿骨等坚硬部位，就不是刀而是斧头不可缺少。仁义深厚，是君主的利刃；权势和法制，是君主的斧斤。如今诸侯王都是一个个坚硬的髋股，舍弃斧斤而只想用利刃去对付他们，臣认为这样不是刀刃折缺，就是自己折断。为什么不用这种办法对付淮南、济北？因为形势不允许。臣私下考察以前的事情，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先反叛。淮阴王在楚地最强，所以最先反叛；韩信依仗匈奴，又反叛；贯高凭借赵国的资势，又反叛；陈豨兵力精锐，又反叛；彭越凭借梁地，又反叛；黥布凭借淮南，又反叛；卢绾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只有二万五千户，功劳少却最完整，势力疏远却最忠诚，并不只是性情不同于别人，也是形势造成的。”

译过去如果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几十座城而称王，那么即使到今天只剩残余或灭亡也可以了；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一类人列为彻侯而安居，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也可以。这样，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想让诸王都忠诚归附，没有比使他们像长沙王那样更好的办法；想让臣子不遭受剖腹剁成肉酱的惨祸，没有比使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更好的办法。想使天下安定，没有比广泛分封诸侯、削弱他们的力量更好的办法。力量小了，就容易用义理使他们服从；国家小了，就没有邪恶之心。这样使四海的势力如同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没有谁不受控制、服从命令。诸侯国君不敢产生异心，像车辐聚向车毂一样共同前来归命天子。即使普通百姓，也将知道这样做能带来安定，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的明智。划分土地，确定制度，使齐、赵、楚各自分为若干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全部依次接受祖先的分地，土地分尽便停止；燕、梁以及其他诸国也都这样。那些分地多而子孙少的，就建立为国家，暂时空置，等他们有子孙出生，便全都让其担任国君。诸侯的土地中，如果削减后有相当部分归入汉朝，就迁徙他们的封国，同时封立他们的子孙。这样做，即使多次以一寸土地、一个人口作为补偿，天子也没有从中谋取利益，确实只是为了确定治理秩序。” 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廉洁。土地制度一旦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不担心不能封王的，下面没有背叛的心，上面没有诛伐的意图。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仁厚。法令确立而无人触犯，命令推行而无人违逆；贯高谋求乘机发动的计策不会产生，柴奇策划发难的计谋不会萌发。普通百姓向往善道，大臣效法顺从，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义。即使把婴儿放在天下之上也能安稳，即使把遗腹子放在朝廷、让他坐在未染色的粗绸衣上，也不会使天下动乱【把遗腹子安置在朝廷、让他坐在委裘上，都是说他还没有什么知识】。这样当时天下大治，后世歌颂圣德。一项举动就能使五种功业随之而成，陛下还害怕什么，为什么长久不实行呢？如今天下的形势正患严重的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像腰一样粗，一根手指肿得几乎像大腿一样粗；平时不能屈伸，只要一两根手指抽动便疼痛，连自身都忧虑无所作为【“搐”是动而疼痛】。现在若失去时机而不医治，必定成为顽固的疾病，后来即使有扁鹊，也无法医治。病不只是肿胀，又苦于脚掌反戾、不能行走【“▯”是“蹠”的古字，脚底叫蹠，就是今天所说的脚掌；“盭”是“戾”的古字，指脚掌反转乖戾而不能行走】。元王是皇帝的堂弟；如今的诸王，是堂弟的儿子；惠王是皇帝亲兄长的儿子；如今的诸王，是兄长儿子的儿子。亲近的宗室有的没有分得土地来安定天下，疏远的宗室有的却掌握大权来逼迫天子。” 所以臣说：这不只是肿胀的病，又苦于脚掌反戾不能行走；这就是值得痛哭的病症。天下的形势正像倒悬。凡是天子，为什么是天下的头？因为处在上位。蛮夷，为什么是天下的脚？因为处在下位。如今匈奴轻慢侮辱汉朝，侵扰掠夺到了极其不敬的地步，成为天下的祸患而没有止境；汉朝却每年送给金、丝绵、彩帛来供奉它。夷狄向汉朝发号施令，这是君主掌握的事情；天子向夷狄进贡，却成了臣下奉行的礼节。脚反而处在上面，头反而倒置在下面，颠倒悬挂到了这种程度，却没有人能够解除，难道还算是国家有人吗？不只是倒悬而已【“亶”读作“但”】，还像偏瘫并患痱风【“辟”是足部疾病痱风，音“辟”；“痱”音“肥”】。偏瘫是身体一面有病，痱风是一方身体疼痛。如今西部、北部边郡，即使有高等爵位，也不容易得到免除徭役；五尺以上的人，也不容易得到休息。斥候守望烽火台，不能躺下睡觉；将领和官吏穿着铠甲头盔睡眠。所以臣说，一方已经患病了。医生能够医治，但上面不让他医治【“医”是自称医生】；这就是值得流泪的地方。陛下怎么忍心把帝皇的名号置于戎人之下？诸侯的形势既已卑下受辱，而祸患又不停止，这样长久下去何时才是尽头？进献谋略的人大都认为这样是对的，实在无法解释。缺少治国的办法已经太严重了。臣私下估计匈奴的人数不过汉朝一个大县，却使天下这样广大之地困于一个县的人数，臣为执掌政事的人深感羞耻。” 陛下为什么不试着任用臣为属国之官，让臣主持匈奴事务？实行臣的计策，我请求一定能把单于的脖颈系住，控制他的命运；压制中行说，鞭打他的脊背，使整个匈奴都只听从皇上的命令。如今不去猎取凶猛的敌人，却去猎取田野中的野猪；不去搏击反叛的敌寇，却去捕捉畜养的兔子；玩弄细小的娱乐，却不谋划大的祸患，这不是求得安定的办法。德化可以施行到远方，威势也可以广泛加于远方；如今却只在数百里以外，威令便不能取信，这就是值得流泪的地方。如今百姓卖掉奴婢，却给他们穿绣衣、丝鞋，用偏诸织物镶边【在鞋边加牙条作鞋缘；偏诸像今天的织锦，用来制作腰带、衣领等，古代称为车马裙，上面织有乘车和骑从的图像】；内里的缝隙中【“闲”是买卖奴婢的栏】。这本来是古代天子王后的礼服，只在宗庙中穿而不用于宴饮【进入宗庙便穿，宴居时不穿，因为格外珍贵】；如今庶人却可以用它给婢妾做衣服，外面用白色细绢，里面用薄绢，并用偏诸织物缝接【偏诸是缝在衣服上的织物；“緁”音“妾”，指用偏诸缝缀】；华美的还绣成黼纹【黼是织成斧头形状，绣是刺绣出各种纹样】。因此，天子的服饰，如今庶人和富商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宾客时，竟拿来装饰墙壁；古代它只用来供奉一帝一后，并且节制使用。如今富人的房屋墙壁可以使用帝王服饰，倡优和下贱之人可以使用王后装饰，然而天下却没有因此屈服，恐怕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况且皇帝本人穿的是黑色粗绢衣【绨是厚重的丝织品】，富民的墙屋却披着文绣；天子的王后用这种织物镶饰衣领，庶人的婢妾却用它镶饰鞋子，这就是臣所说的颠倒。百个人生产的东西，不能供一个人穿用，却想让天下没有寒冷，怎么可能做到？一个人耕种，十个人聚集来吃他的粮食，却想让天下没有饥饿，不可能做到。饥饿寒冷切身侵害百姓肌肤，却想让他们不做奸邪之事，也不可能做到。国家已经屈弱了，盗贼只是在等待时机。然而献计的人却说：“不要变动，这不过是大事而已。”社会风俗已经极度不敬、极度没有纲纪、极度冒犯上位者了，进献计策的人还说：“不要这样做。”这正是最值得长叹息的地方。商君遗弃礼义，抛弃仁恩，一心专注于进取，实行两年，秦国风俗便日益败坏。所以秦人家中富裕、儿子长大，就把儿子分出去另立门户；家中贫穷、儿子长大，就把儿子送到别人家入赘。儿子借给父亲耰和锄头，便自以为有恩德而露出骄矜的神色【耰是平整田地的农具，这里说儿子把耰、锄借给父亲使用，便自夸有恩】；母亲拿来簸箕扫帚，儿子却站在那里责骂她【谇是责让，音“碎”】；儿媳抱着孩子喂奶，竟和公公并坐而傲慢无礼【说妇人抱子哺乳，却同公公并坐，实在无礼】；婆媳不相悦，就反唇相讥、互相计较【稽是计较，彼此计较得失】。他们爱护孩子只是为了贪利，和禽兽没有多大区别了。”

译然而秦人一心追逐时势，还说已经攻破六国、兼并天下，功业成功、愿望满足了，却始终不知道回头反省礼义廉耻和仁义厚道，坚信兼并的办法，继续推进扩张事业【“信”读作“任”，一说读作“信任”】。天下因此大败，众人压制少数，聪明人欺骗愚笨者，勇者威逼怯者，强壮者凌辱衰弱者，动乱达到极点。于是大贤之人兴起，威势震动海内，德行使天下归附。从前替秦朝做的事情，如今转而被汉朝做了；然而秦朝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至今还没有完全改变。如今世人以奢侈靡费相互竞争，而上面没有制度，抛弃礼义，丢掉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不同了。人们追逐利益，不再顾及行为是否正确。如今严重的，甚至杀害父兄。盗贼割取寝室门上的帘子【剟是割取，音“辍”】，夺取两座宗庙的器物【搴是取；两庙指高祖、惠帝的宗庙，音“骞”】，在白天的大城市中抢劫官吏、夺走他们的钱财。伪造文书的人一次发出几十万石粮食、征收六百多万钱，乘坐驿车巡行郡国。这是道德行为丧失首先达到的程度。然而大臣们只把它当作簿书文书没有上报，认为期限短暂之间发生的事情就是大事。至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却因习惯而安然不觉奇怪，思想不因耳目所见所闻而动摇，以为这只是偶然现象。” 移风易俗，使天下回转心意而归向正道，这类事情不是庸俗的官吏所能做到的。庸俗官吏所致力的，只是依靠刀笔文书、箱箧簿册，却不知道治理天下的大体。陛下又不亲自忧虑，臣私下替陛下惋惜。建立君臣之礼、确定上下尊卑，使父子之间有礼，使六亲各有纲纪，这不是上天自然安排的，而是人所制定的。凡是人制定的制度，不是不能建立；不扶植就会僵死，不修治就会败坏。管子说：“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假使管子是愚人，那还可以；如果管子稍微懂得治国根本，那么这件事难道不值得我们寒心吗？秦朝毁弃四维而不加张立，所以君臣乖离混乱，六亲遭受灾祸屠戮，奸人一同兴起，万民离心反叛，十三年之间国家就成为废墟【“虗”读作“墟”】。如今四维仍然没有完备，所以奸人伺机侥幸，众心疑惑。难道不可以现在确定常经制度，使君成为君、臣成为臣，上下有等级，父子六亲各得其宜，使奸人无从侥幸，群臣众人都归于诚信，上面不再疑惑吗？这项事业一旦确定，世世代代就能长久安定，之后便有可以遵循的准则。如果常经制度不能确定，就像渡江河时没有缆绳和船桨，行到江中遇到风浪，船一定会倾覆。这正是最值得长叹息的地方。夏朝做天子十多代，殷朝承受其天下；殷朝做天子二十多代，周朝承受其天下；周朝做天子三十多代，秦朝承受其天下；秦朝做天子两代就灭亡了。人的本性相差并不很远，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而国运长久，秦朝无道却迅速暴亡？其中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古代君王，太子一出生，就按照礼制举行仪式，让士人背负他，有司整齐肃敬、端正戴冠来拜见他，在南郊向上天展示；经过宫阙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步走，这是孝子的道理。所以从还是婴儿时开始教育，礼制本来就已经实行了。从前成王还在襁褓中，召公任太保，周公任太傅，太公任太师。太保保养他的身体，太傅教导他的德行和义理，太师以道理教训他，这就是三公的职责。于是又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是陪太子安居的人【“宴”是安居】。因此太子刚刚会说话、有了知识时，三公、三少就固定地向他阐明孝、仁、礼、义，以此引导、训练他，逐去邪恶之人，不让他看见坏的行为。又从天下选取端正的士人、孝悌之人、博闻之士和有道术的人来护卫辅翼太子，使他们同太子一起居住、出入。因此太子一出生就看见正当的事情，听见正当的言语，行走在正道上，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 长期同正直的人居住，不能不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地的方言一样；长期同不正直的人居住，不能不变得不正直，就像生长在楚地不能不说楚地的方言一样。所以选择自己所爱好的东西，一定要先接受正确的教育，才可以品尝它；选择自己所喜乐的事情，一定要先有所学习，才可以去做。孔子说：“小时候形成的习惯像天性一样，长期习惯之后就像自然如此。”等太子稍稍长大，懂得男女妃色之事，就进入学校。学校，是学习有关职事的地方。《学礼》说：“帝王进入东学，尊崇亲亲而重视仁爱，于是亲疏有序，恩德相互推及；帝王进入南学，尊重年长而重视诚信，于是长幼有差等，百姓不欺诈；帝王进入西学，尊崇贤能而重视德行，于是圣贤智慧之人处在官位，功业不会被遗漏；帝王进入北学，尊重贵者而尊崇爵位，于是贵贱有分别，下位者不会逾越；帝王进入太学，承受老师的教导、询问治道，退下后学习，并向太傅考核。太傅惩罚他不合准则的地方，纠正他所达不到的地方，于是德行智慧增长，治国之道便能获得。”这五种学习在上面完成后，百姓平民就会在下面受到教化而和睦。等太子已经加冠成人，免除保傅的严格管教后，就设置记录过失的史官、撤去膳食以示劝谏的宰官、表彰进善言者的旌旗【进献善言的人站在旌旗下】、供人书写批评的诽谤木【讥刺坏事的人把意见写在木牌上】、鼓励直谏的鼓【想公开劝谏的人便击鼓】；盲人乐师、史官吟诵诗歌，乐工吟诵箴言劝谏，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达百姓的言语。” 随着学习，智慧一同增长，所以即使言辞切直也不感到惭愧；教化同内心一起形成，所以合乎中道就像出于本性。三代的礼制中，春天朝见太阳，秋天晚上祭祀月亮，是为了彰明对天地有所敬畏；春秋两季进入学校，向国老行坐礼，亲自拿酱和食物奉给他们，是为了彰明孝道；行动时配合鸾铃和和铃，行走合乎《采齐》的节拍，趋走合乎《肆夏》的节拍【“趣”读作“趋”】，是为了彰明行为有法度。对于禽兽，见到它活着就不吃，死后听到它的叫声也不吃它的肉，所以远离厨房，这是为了增长恩爱并彰明仁心。三代之所以长久，是因为辅导保护太子，具备这些制度。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秦朝的风俗本来就不崇尚谦让，所推崇的是告发、揭发；本来就不崇尚礼义，所推崇的是刑罚。秦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审理刑狱，他所学习的不是斩首、割鼻，就是诛灭三族。因此胡亥今天即位，第二天就射杀人；忠言劝谏者被说成诽谤，深谋远虑者被说成妖言，他看待杀人，就像割除草芥一样。难道只是胡亥本性邪恶吗？是因为引导、教育他的方式不合乎正理。俗语说：“没有学习做官，就看看已经办成的事情。”又说：“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三代之所以长久，它们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可以看清的。”

译然而不能依从这些道理，是因为不效法圣人的智慧。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它留下的轨迹清楚可见；可是后世仍不避开这些问题，就像后面的车还要再次翻覆。国家存亡的变化、治乱的关键，重要之处就在这里。天下的命运系在太子身上；太子的善恶，在于及早进行教导，并选择端正的左右近侍。内心还没有放纵时便先行教导，教化就容易形成；使他明白道术、智慧、仁义的旨意，这就是教育的力量。等到他的服习积累、习惯形成，左右近侍也就只能起辅助作用了。胡人与越人生来声音相同，爱好欲望也没有不同；等他们长大而形成各自的风俗，即使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互相沟通，行动习惯不同，直到死也不相互往来，这就是教育和习惯造成的。因此臣说：选择左右近侍、及早进行教导，是最紧要的事。教育得当而左右端正，太子就端正；太子端正，天下就安定。《尚书》说：“一个人有福庆，万民都依赖他。”这就是当务之急。凡人的智慧，只能看见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见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在事情将要发生以前加以禁止；法，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以后加以禁止。因此，法律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制所要防范的作用却很难察知。至于用庆赏来劝勉善行、用刑罚来惩罚恶行，先王掌握这种政事，坚固如金石；推行这种命令，诚信如四时运行。” 依据这种公正之心，就会像天地一样毫无私心，哪里会顾虑不用礼义呢？然而所谓“礼啊礼啊”，贵在于恶念尚未萌发时就断绝它，在细微之处开始教化，使百姓每天迁向善道，远离罪过而自己还不知道。孔子说：“审理诉讼，我也和别人一样；一定要做到的，是使人们不再打官司。”替君主谋划，没有什么比先慎重决定取舍更重要。取舍的根本在内心确定，安危的萌芽就会在外界显现。安定并不是一天就安定的，危险也不是一天就形成的，都是逐渐积累而成，不能不察看。君主所积累的，就在于他的取舍。用礼义治理，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积重，百姓就怨恨；违背礼义积重，民众就会离散而不亲和。所以历代君主都希望百姓向善，为什么使百姓向善的方法却有不同？有的用德教引导，有的用法令驱使。用德教引导，德教普遍施行，民气就欢乐；用法令驱使，法令严酷到极点，民风就悲哀。悲哀与欢乐所引起的感受，就是祸福相应的征兆。秦王想尊崇宗庙、安定子孙，这与商汤、周武王相同；可是汤武使德行广大流布，六七百年没有失掉，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国家却大败。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汤武决定取舍慎重，而秦王决定取舍不慎重。天下是一个大器物。如今人们安置器物，放在安全有防护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势与器物没有不同，关键在于天子把它安置在哪里。商汤、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上，所以德泽普遍，禽兽草木都得到充分滋养，德泽遍及蛮貊和四夷，连续惠及子孙数十代，这是天下共同听闻的。秦王把天下安置在法令刑罚上，丝毫没有德泽，怨毒充满世间，臣民像仇敌一样憎恨他，灾祸几乎殃及自身，子孙也被诛灭，这是天下共同看见的。难道这不是最明显的效验和最大的证明吗？有人说：“听取言论的方法，一定要用事实来验证，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妄言。”如今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援引殷、周、秦的事实来考察呢？君主的尊贵，譬如高堂；群臣如同台阶，百姓如同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若上端远离地面并有防护，堂就高；若台阶没有级数和防护而接近地面，堂就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被侵犯，这是情理和形势所决定的。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次序：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直到庶人，台阶和等级界限分明，天子又在其上，所以他的尊贵无人能够企及。乡里的谚语说：“想投掷东西，却顾忌器物。”这句话很善于说明道理。防护物靠近器物，尚且因为害怕损伤器物而不敢投掷，何况贵臣靠近君主呢？礼法以尊严和节制来治理君子，所以有赐死而不加戮辱的做法。因此黥、劓之类的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因为他们离君主并不远。礼法规定，不敢与君主驾车的马相齿列；踢到君主马的草料，就要受罚。看见君主的几案和手杖就起身，遇到君主乘车就下车，进入正门就快步行走。君主的宠臣即使有过错，刑戮之罪也不加在他身上，这是尊重君主的缘故。这就是预先使人远离对君主不敬的做法，也是用礼节对待大臣并砥砺其节操的做法。如今从王侯、三公这样的尊贵人物起，都是天子改变容色、以礼相待的人。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如今却要和百姓一同受黥、劓、髡、刖、笞、弃等刑罚。市场上的法律如果如此，那么高堂不是没有台阶了吗？遭受戮辱的人，难道不是太过逼近君主了吗？尊严和羞耻的礼法不实行，大臣恐怕就会掌握重权、居于高位，却带着徒隶一样毫无羞耻之心吧。望夷宫的事，秦二世本应依法受重刑【定罪叫“当”；阎乐在望夷宫杀死秦二世，根本原因是秦朝制度使臣下没有忌惮君上的风气】，却像投掷物而不顾忌器物一样，这是长期形成的习惯。我听说过这样的话：鞋子即使鲜艳，也不能穿到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拿来垫脚。一个人曾经处在尊贵受宠的地位，天子已经改变容色、以礼相待，官吏百姓也曾经俯伏而对他敬畏。如今他如果有过错，皇帝可以下令废黜他，可以贬退他，可以赐他死，也可以诛灭他的家族。至于把他捆绑起来、用绳索拘系，押送到司寇那里，编入徒役官署，任由司寇的小吏辱骂、鞭笞，这恐怕不是应该让百姓看见的做法。卑贱的人如果习惯于认为尊贵者一旦获罪，我也可以这样对待他，那就不是教导天下的办法，也不是尊重尊贵者、使贵贱各得其宜的教化。天子曾经敬重的人、百姓曾经敬仰的人，即使应当处死，也只是处死罢了，卑贱之人怎么能够这样使他突然遭受侮辱呢？豫让曾侍奉中行氏的君主，智伯攻伐并灭掉中行氏后，豫让转而侍奉智伯。赵氏灭掉智伯后，豫让漆黑脸面、吞炭改变声音，发誓一定要向赵襄子报仇，先后五次行刺都没有成功。有人问豫让，他说：“中行氏只把我当普通人豢养，所以我以普通人的方式侍奉他；智伯以国士的礼遇对待我，所以我用国士的方式报答他。”所以，同一个豫让，先前背叛君主而侍奉仇敌，行为像狗猪一样；后来却抗守节操、献身尽忠，行为超过一般义士，这都是君主的对待造成的。因此，君主如果像对待犬马一样对待大臣，大臣就会把自己当作犬马；如果像对待官吏和徒役一样对待大臣，大臣就会把自己当作官吏和徒役。

译如果人顽钝而没有羞耻，行为鄙陋而没有节操【“奊诟”指没有志向和分寸；奊音胡结反，诟音后】，尊严和羞耻的礼法不能建立，又不自我珍重，只要这样也能过日子，于是见到利益就奔走追逐，见到便利就抢夺；君主有过失，就趁机推波助澜；君主有祸患，就只求自己苟且免祸，站在那里旁观；有利于自身的事情，就欺骗、出卖别人来获利。君主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臣下人数极多，而君主人数极少；财物、器用和职事，都集中托付给臣下。如果上下都没有羞耻，都苟且妄为，君主就最受其害。所以古代礼法不施及庶人，刑罚不加于大夫，是为了砥砺宠臣的节操。古代大臣有因坐失礼法而被废黜的，不说他失礼，而说“簠簋不整饰”；有因污秽淫乱、男女没有区别而获罪的，不说污秽，而说“帷薄不修治”；有因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而获罪的，不说软弱，而说“下官不称职”。所以，尊贵的大臣即使确实有罪，还不直接斥责明说，而是迁就并替他讳饰。因而那些处在重大谴责和诘问范围内的人，听到谴责诘问，就戴白帽、系牦牛尾装饰的帽缨，端来盛水的盘子并把剑放在上面，进入请罪室请罪。君上不把他捆绑、拘系、牵引着押走。犯有中等罪过的人，听到命令便自行解脱束缚，君上不派人扭住他的脖子加以刑罚。犯有大罪的人，听到命令便面向北方拜两拜，跪下自裁，君上也不派人揪住压倒他再行刑，说：“你大夫只是自己有过错罢了，我对待你已经合乎礼法。”因为以礼相待，所以群臣都感到喜悦。用尊严和羞耻约束他们，所以人人都珍视节操和品行。君上设立尊严、羞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而臣下不用节操品行报答君上，那就不是人类了。所以教化形成、风俗确定以后，做臣子的就会只知有君主而忘记自身，只知有国家而忘记家庭，只知公义而防止私心；有利的事不苟且追求，有害的事不苟且逃避，只以义所在为准，这就是君上的教化。于是父兄一类的大臣确实愿意为宗庙而死，奉行法度的大臣确实愿意为社稷而死，辅佐翼护的大臣确实愿意为君上而死，守卫城池、抵御敌人的大臣确实愿意为城郭和疆界而死。所以说：“圣人所谓金城，就是这种实情和这种志节。”他们将要替我而死，所以我能够与他们一同生存；他们将要替我而亡，所以我能够与他们共同保存；他们将要替我承担危险，所以我能够与他们一同安定。他们只顾实行职责而忘记利益，守持节操而归于义，因此可以把不受约束的权力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年幼的孤儿托付给他们。这就是砥砺尊严羞耻、推行礼义所造成的结果。君上还担心什么呢？如果不这样做，只会顾念让坏风气长久流行。所以说：“值得长久叹息的，就是这件事。”皇上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当时汉文帝下诏让有关官署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太子家令晁错被选中。皇上亲自策问并下诏说：“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说：从前大禹勤勉地寻求贤士，恩泽施及四方之外；四极之内，凡舟车到达、人的足迹所及之处，没有不听闻命令的，以此辅佐他所不及之处。近处的人献上聪明才智，远处的人沟通他们的耳目，贤能之人共同努力来辅佐天子，因此大禹能够不失德行，夏朝得以长久兴盛。高皇帝亲自除去最大的祸害，平定叛乱、兼并诸国，建立制度任用豪杰英才为官长，让他们谏诤并辅佐天子的事业，辅翼拥戴汉朝宗室。依靠上天的神灵和宗庙的福佑，国内得以安定，恩泽施及四夷。如今朕有幸掌握天子之正位，以承继宗庙祭祀。朕既没有德行，又不聪敏明察，不能洞察事理，智慧也不足以治理天下，这是大夫们所共同知道的。因此下诏给有关官署：诸侯王、三公、七卿以及主管郡国的官吏，各自率领属下，选拔贤良之士；选拔明白国家大体、通晓人事始终以及能够直言极谏的人，各按规定人数推举，将用来补救朕所不及之处。诸位大夫的行为，符合这三条标准，朕非常嘉许。因此召大夫登朝，亲自说明朕的意旨。大夫们应当上陈这三方面的要旨，并且长久思考朕的无德、官吏的不公、政令的不宣达、百姓的不安宁这四件事的弊端，把你们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不要有所隐瞒。上可以用来荐扬先帝的宗庙，下可以用来兴起愚民的美好利益，把它写在篇章中，朕将亲自阅览。朕要观察大夫辅佐朕的成效，把它记录下来，周密保存，慎重封藏；能否兴起这些事业，全在朕自身。大夫们应当端正议论，不要曲从执事者，呜呼，务必警戒！诸位大夫，各自遵循志意，不要懈怠。”晁错回答说：“臣私下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没有不寻求贤才来作为辅佐的，所以黄帝得到力牧，成为五帝中最先兴盛的君主；大禹得到咎繇，成为三王的先祖；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之长。如今陛下谈到大禹和高皇帝建立、任用豪英之事，却退一步托言自己不明，以此求取贤良，这是谦让到了极点。臣私下考察上古流传下来的事迹，像高皇帝建立功业、陛下德厚而得到贤佐，都已为有关官署所阅览，刻在玉版上，藏在金匮中，经历春秋，记载于后世，成为帝王祖宗般的典范，与天地相终久。如今臣晁错鄙陋浅薄，竟以臣错充任应诏之士，实在不符合明诏求贤的本意。臣晁错出身草野，没有见识，冒死献上愚见说：诏策说，要明白国家大体。愚臣私下认为，应当用古代五帝的事迹来说明。臣听说五帝神圣，他们的臣下没有能够比得上的，所以他们亲自处理政事，居于法宫、明堂之上，举止动静都上合天道，下顺地理而得其适宜。” 人以及各种众生，没有不受到覆盖的；扎根生长的事物，没有不被承载的；光明照耀，没有偏私和差别。德泽上至飞鸟，下至水中虫类、草木和各种生物，全都受到恩泽，然后阴阳调和，四时有节，日月明亮，风雨应时，膏露下降，五谷成熟，妖孽消灭，邪恶之气止息，百姓不患疫病，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神龙到来，凤凰飞翔，德泽充满天下，神灵的光辉施及四海。这就是与天地相配、治理国家大体的功效。诏策说：“通晓人事的始终。”愚臣私下认为，应当用古代三王的事迹来说明。臣听说三王的君臣都贤明，所以共同谋划、相互辅佐，谋求安定天下，没有不以人情为根本的。人情没有不希望长寿的，三王使人民得以生存而不伤害他们；人情没有不希望富裕的，三王使他们富足而不困乏；人情没有不希望安定的，三王扶助他们而不使他们陷于危险；人情没有不希望安逸的，三王节制劳力而不使他们精疲力竭。他们制定法令，符合人情后才施行；发动民众、役使百姓，依据人事需要然后才去做。以己度人，推己及人；人情所厌恶的，不强迫他们接受；人情所希望的，不禁止他们追求。因此百姓都因天下乐于实行他们的政令，归附他们的德泽，把他们看作父母，跟随他们如同水向下流；百姓和睦亲爱，国家安宁，名位没有丧失，恩泽施及后世。

译这就是通晓人情始终的功效。”诏策说：“能够直言极谏。”愚臣私下认为，应当用五霸的臣下来说明。臣听说五霸本人不如他们的臣下，所以把国家托付给臣下，把政事交给他们办理。五霸的辅佐者作为臣子，能够审察自身而不敢欺骗君主，奉行法令而不容许私情，竭尽心力而不敢自夸，遇到患难不逃避死亡，见到贤者不把自己置于其上，接受俸禄不过其应得的数量，不凭无能占据尊贵显要的职位；自身能够这样做，可以称为方正之士。他们制定法令，不是为了使百姓困苦、伤害众人而设下陷阱，而是用来兴利除害、尊奉君主、保护百姓、救济暴乱。他们施行赏赐，不是无故取用民财、妄自赏给别人，而是用来劝勉天下人的忠孝并彰明功劳。所以功劳多的赏赐优厚，功劳少的赏赐微薄；这样收取民财来酬报功劳，百姓却不怨恨，是因为他们知道所得与付出相称，自己也感到安稳。他们施行刑罚，不是因愤怒而妄杀、顺从暴虐之心，而是用来禁止天下不忠不孝、危害国家的人。所以罪大刑重，罪小刑轻；这样即使百姓服罪至死也不怨恨，是因为他们知道罪刑的到来是自己造成的。制定法令能做到这样，可以称为公平正直的官吏。法令有违逆民意的，就请求君主修改，不以此伤害君主；政令施行得暴虐，就加以抵制并恢复原状，不以此损害国家；挽救君主的过失，弥补君主的错误，宣扬君主的美德，彰明君主的功业。侍奉君主能做到这样，可以称为直言极谏之士。五霸凭此使德行匡正天下，以威势整肃诸侯，功业非常美盛，名声显著明亮；天下所有贤明的君主，五霸也都参与其中。这些君主自身不如臣下，却能使臣下直言极谏，补救自身所不及之处。如今陛下的人民众多、威武厚重、德惠深厚、令行禁止的势力，远远超过五霸；而您赐给愚臣的策问说“匡正朕所不及之处”，愚臣哪里足以认识陛下的高明而奉承它呢？诏策又说“官吏不公平、政令不宣达、百姓不安宁”，愚臣私下认为，应当用秦朝的事情来说明。臣听说秦开始兼并天下时，秦主比不上三王，秦臣也比不上三王的辅佐者，然而功业进展并不迟缓，为什么呢？因为地形便利，山川有利，财用充足，百姓以战斗为利益；它所要兼并的，是六国。六国的君臣都不贤，谋略不能协调，百姓不被任用，所以在这个时候，秦国最为富强。国家富强而邻国混乱，是帝王建立功业的资本，因此秦能够兼并六国，建立天子之位。在这个时候，三王的功业也不能超过它。到了秦朝末途衰败之时，任用不贤之人，信任奸贼；宫室营造过度，嗜好欲望没有止境，民力疲惫耗尽，赋税征收没有节制；自负逞强、自以为贤，群臣畏惧而谄谀；骄横放纵，不顾患祸；任意赏赐以迎合喜悦之意，任意诛杀以满足愤怒之心；法令繁多而惨酷，刑罚暴虐严酷，轻易断绝人的性命，甚至亲自射杀人，天下因此寒心，没有人能安居其处。奸邪之吏趁着法制混乱来树立威势，掌管狱讼的官吏自行裁断，生杀任意；上下离散，各自制定规矩。秦开始作乱时，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贫人和贱民；到了中期，侵害的是富人和官吏之家；到了末期，侵害的是宗室和大臣。因此亲疏都处于危险之中，内外全都怨恨，人民离散逃亡，人人都有逃走之心。陈胜首先倡乱，天下大溃，宗庙祭祀断绝、国家灭亡，反而成为异姓的利益。以上就是官吏不公平、政令不宣达、百姓不安宁所造成的灾祸。如今陛下配合天象、效法大地，覆盖滋润万民，断绝秦朝的旧迹，除去秦朝的乱法，亲自办理根本事务，废除过度和末流事务，除去苛刻烦扰，宽厚仁爱地对待人民；不用肉刑，罪犯不连坐家属；诽谤之罪不予治罪；铸钱者免罪；疏通关隘、撤去阻塞；不以庶出的诸侯为罪孽【以礼接待他们，不把庶出者当作低贱之人蓄养】；以宾礼对待长老，爱护鳏寡和年幼孤儿；罪人有一定刑期；让后宫女子出嫁；尊崇赏赐孝悌之人；农民不纳租税；明诏军队将帅；爱惜士大夫；求取、进用方正之士；废黜、斥退奸邪之人；除去暗中施加、伤害百姓的刑罚；诛除使百姓忧劳的弊政；列侯到京师就国；亲自耕种藉田，节省用度；观察百姓生活而不奢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天下兴利除害。改变法制、革除弊害而使海内安定，这样的大功有数十项，都是上古圣王也难以达到的。陛下所行之道纯正，德行深厚，天下百姓真是有幸。诏策说：“长久思考朕的无德，愚臣不足以担当这一要求。”诏策又说：“把你们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不要有所隐瞒。”愚臣私下认为，应当用五帝的贤臣来说明。臣听说五帝自身超过臣下，所以亲自处理政事；三王君臣都贤明，所以共同承担忧劳；五霸自身不如臣下，所以任用他们办理政事。这就是他们既没有遗漏神明之理，也没有废弃贤圣之才的原因。因此各自在自己的时代建立功德。古书说：“过去的已经无法赶上，未来的还可以等待。能够使自己的时代明治的人，就称为天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私下听说，作战不能取胜的，就改变作战地点；百姓贫困的，就改变他们的产业。如今凭陛下的神明和深厚德行，资财不下于五帝，临制天下，至今已经十有六年，但百姓没有更加富裕，盗贼没有减少，边境还没有安定。之所以如此，臣猜想是陛下没有亲自办理这些事，而是等待群臣去做。如今执掌政事的臣下都是天下精选的人才，但到现在还没有谁能够仰望陛下的清明之光，譬如仍然只是五帝的辅佐者。陛下不亲自办理，却等待这些不能仰望清明之光的臣下，臣私下恐怕这是遗漏了神明之理。一天天地损耗，一年年地减少，日月渐渐走向暮年，盛大的德行还来不及推及天下、流传万世。愚臣不自量力，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道 汉武帝即位后，前后多次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共有百余人。广川人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应答策问，撰成对策。皇帝说：“朕有幸承受至尊之位的美德，要把它传之无穷、施及无边；责任重大而守位艰重，因此早晚都不敢求得安宁。朕长久思考万事的纲要，仍担心有所缺失，所以广泛延请四方豪杰俊士，由郡国和诸侯公开选举品德高洁、学识广博的人，想听取大道的要旨和最为至当的言论。如今您卓然成为被举荐者之首，朕非常嘉许。您应当专心致志、深入思考，朕将垂听您的回答并向您询问。”朕听说五帝三王的治道，改革制度、制作礼乐，于是天下融洽和谐，后世百王都遵循它。当虞舜时代的乐舞中，没有比《韶》更盛美的；周代则没有比《勺》更盛美的。圣王已经去世，钟鼓、箫管、琴瑟的声音却没有衰歇，而大道逐渐残缺，衰败发展到夏桀、商纣的行为，王道就大大毁坏了。在这五百年间，守成守文的君主和处于当权地位的士人，想要效法先王法度，以扶助、护持自己的时代，这样的人很多，然而仍不能恢复王道，日益衰败灭亡，直到后来的君王才停止。这难道是因为他们所坚持的有些悖谬，因而失去了治道的纲要吗？还是上天降下的命运本来就不可恢复，必定要推到极度衰败以后才停止吗？唉！那些早起晚睡、勤勉效法上古的人，难道最终又将毫无补益吗？” 三代受天命时，它的祥瑞凭据在哪里？灾异的变化，又因什么而发生？人的性命和性情，有的夭折，有的长寿；有的仁厚，有的鄙陋。臣常听到这些说法，却没有洞察其中的道理。朕希望风教流行、政令畅行，刑罚减轻而奸邪改变，百姓和谐欢乐，政事宣明。应当修治什么、整饬什么，才能使甘露降下、百谷登熟、德泽滋润四海、恩泽到达草木、日月星辰光明完备、寒暑平和，承受上天的福佑、享有鬼神的神灵，德泽洋溢，施及四方之外，延及众生？您通晓先圣的事业、风俗教化的变化和始终次序，讲论、听闻高深义理已经很久了。希望您明白地解释给朕听，分条列举，不要杂乱，不要合并；从治道方法中取其要领，慎重说明它的出处，使它不偏不正、不忠不尽，或曲从执事者。把它写下而不要泄露，能否兴起这些事业在于朕自身，不要顾虑日后的祸害。您应当尽心竭力，不要有所隐瞒，朕将亲自阅览。”董仲舒回答说：“陛下发出有德的言辞，下达明诏，询问天命和人的性情，这些都不是愚臣所能达到的。臣谨按《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以观察天与人相互关系的情形，实在令人非常畏惧。国家将要有失道的败亡时，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人君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警戒恐惧；还不知道改变，伤害败亡就会到来。” 由此可以看出，上天怀着仁爱之心对待君主，希望阻止他的乱政。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时代，上天总是希望扶持并保全它。能否做到这些，只在于努力自强。努力学习问道，听闻见识就会广博，知识也会更加明晰；努力实行治道，德行就会日益增长并取得大功。这些都能使人旋即返回正道，并立即建立相应的成效【“还”读作“旋”】。《诗经》说：“早晚都不懈怠。”《尚书》说：“努力啊，努力啊。”说的都是努力自强。道，就是通向治理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实现它的工具。所以圣王死后，子孙仍能长久安宁数百年，这全是礼乐教化的功劳。君王尚未制作新乐时，就采用适合当时社会的先王之乐，用来深入教化百姓。教化的实情，没有雅乐颂乐就不能完成。所以王者功业成就后制作乐章，是为了歌颂他的德行。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教化民俗的。它改变民风容易，使人受到教化却很明显。所以声音发于和谐而根本出于情感，能够接触肌肤，深入骨髓。因此王道虽然渐有残缺，管弦之声却没有衰歇。虞舜时代不施政已经很久了，但乐歌颂歌遗留下来的风气仍有保存，所以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君主没有不想安定长存、厌恶危险灭亡的，然而政乱国危的情况却很多，是因为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所遵循的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政事一天比一天衰败灭亡。周代的治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衰败，并不是治道灭亡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到了周宣王，他追念昔日先王的德行，振兴停滞的事业、补救弊病，彰明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于是周道灿然复兴。诗人赞美他而作诗，上天也保佑他，为他生出贤能的辅佐者，后世称颂直到今天仍未断绝，这就是早晚不懈、实行善政的结果。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不是道能够弘扬人。”所以治乱兴废在于人自身，并不是上天降下命运，使人无法恢复；而是人所持守的悖谬错误，失去了治道的纲要。臣听说，上天大力奉戴、使之成为王的人，一定有不是人力所能造成而自行到来的事情，这就是受天命的祥符。天下人同心归附他，如同归向父母，所以天降祥瑞以应验诚信而来。《尚书》说：白鱼进入周武王的船中，有火光回到周王的屋顶，流动而变成乌鸦。这大概就是受天命的祥符。周公说：“反复报告，反复报告【‘复’是报告的意思】。”孔子说：“有德者不会孤立，一定会有同道者。”这些都是积累善行、累积德行的效果。到了后世，淫逸衰微，不能统治治理众生；诸侯背叛，残害良民来争夺土地，废弃德教而任用刑罚。刑罚不得当，就会产生邪气；邪气积聚于下，怨恨憎恶蓄积于上；上下不和，阴阳就会错乱乖戾，妖孽于是产生。这就是灾异发生的原因。臣听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人出生时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厚，有的人鄙陋。人的性情经过陶冶塑造，却不能都达到纯粹美善；由于治理或混乱由此产生，所以彼此并不相同。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倒伏。”所以尧舜施行德政，百姓就仁厚长寿；桀纣施行暴政，百姓就鄙陋短命。上面的教化施加于下，下边顺从上边，就像泥土放在陶轮上，完全由陶工塑造；又像金属在熔炉中，完全由冶工铸造。安抚他们，他们就来归附；发动他们，他们就和谐响应，说的就是这个。臣谨按《春秋》的文字，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到的结论在于“正”。“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是上天所为；正，是君王所为。它的意思是：上面承接上天的作为，下面用正道端正自己的作为，这就是王道的开端。然而君王想有所作为，就应当从上天寻求其开端。天道中最大的原则在阴阳；阳主德，阴主刑。刑主杀，德主生。因此阳气常居于盛夏，以生育养长万物为职责；阴气常居于隆冬，积聚在空虚而不用的地方。由此可见，上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

译上天使阳气出来，向上布施并主持一年中的功业；又使阴气进入地下潜伏，按时出来辅助阳气。阳气得不到阴气的帮助，也不能独自完成一年的功业。最终以阳气成就一年为名，这是上天的意思。王者承接上天的意思来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专任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就像阴气不能用来完成一年一样。治理政事却专任刑罚，是不顺应上天的，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如今废除先王设置的德教官职，只专任执掌刑法的官吏，治理百姓，难道不是任用刑罚的意思吗？孔子说：“不加教化就加以诛杀，叫作暴虐。”把暴虐的政令施加于下，却希望德教遍及四海，所以很难成功。臣谨按《春秋》所说“一元”的意思：“一”是万物由此开始的根源；“元”是辞义中所谓的“大”。把“一”称为“元”，是观察万物的大始而希望端正根本。《春秋》深入探究根本，却反过来从尊贵者开始，所以做人君的，应先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不统一于正道的，也没有邪气和奸邪从中作乱【“奸”音干】。因此阴阳调和，风雨应时，众生和谐，万民繁衍，五谷成熟，草木茂盛，天地之间都受到滋润而大为丰美，四海之内听闻盛德而都来归附。臣所说各种福瑞之物和可以招致的祥瑞，没有一样不全部到来，这样王道就完成了。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算完了吧！”这是自悲自己本来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身居卑贱，不能使它们到来。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能够招致祥瑞的位置，掌握着能够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见识明达而意趣美善，爱护百姓而喜好士人，可以说是仁义的君主。然而天地没有回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为什么呢？完全是因为教化没有建立，万民没有端正。万民追逐利益，如同水向下流【“走”音奏】；不以教化筑堤防范，就不能阻止它。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全都止息，是堤防完好；教化废弃而奸邪一同出现，刑罚不能胜任，是堤防毁坏。古代君王明白这一点，所以面南而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最重要事务的。在国都建立太学来施教，在乡邑设置庠序来教化，逐渐用仁爱浸润百姓，用义理磨砺百姓，用礼节节制百姓。因此刑罚很轻而禁令无人触犯，是因为教化施行、习俗美善。圣王继承乱世时，扫除乱世的痕迹并全部革除，重新修治教化并尊崇兴起它。教化已经彰明，习俗已经形成，子孙遵循它，实行五六百年还没有败坏。到了周朝末世，大大背离正道而失去天下。秦朝继承周朝之后，却不能改变旧弊，反而使它更加严重；加重对文学的禁令，不准人们私自藏书，抛弃礼义而厌恶听闻它，完全想要灭尽先圣之道，专门实行放纵苟简的治理【“颛”与“专”相同】；所以秦建立天子之位十四年，国家就破灭了。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像秦这样以乱助乱、大败天下百姓的【“济”是增益的意思】。秦留下的毒害和余威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使习俗变得浅薄邪恶，人民变得愚顽粗鄙，抵触冒犯而特别强横；有谁像这样腐烂得如此严重呢？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筑成的墙不能粉刷。”如今汉朝继承秦朝之后，就像朽木和粪土墙一样，即使想把它治理好，又有什么办法呢？法令发布而奸邪产生，命令下达而欺诈兴起，就像用热汤去制止沸腾、抱着柴薪去救火，只会越来越严重而没有益处。臣私下把它比作琴瑟失调，严重时一定要拆开重新调弦，才可以演奏。治理政事而政令不能施行，严重时一定要变更制度、重新教化，才可以治理。应当更张而不更张，即使有良工也不能调得好；应当更化而不更化，即使有大贤也不能治理好。所以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常常希望实现善治，到今天却不能实现善治，是因为应当更化时没有更化。古人说：“站在深渊边羡慕鱼儿，不如退回来编织渔网。”如今临政而希望得到善治，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退一步实行更化。实行更化，就可以实现善治；实现善治，灾害就会一天天离去，福禄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说：“使人民和善，使众人适宜，承受上天赐予的福禄。”治理政事能够使百姓适宜，本来就应当承受上天的福禄。仁、义、礼、智、信五种常道，是王者应当修治整饬的。五常修治整饬，所以承受上天的福佑，享有鬼神的神灵，德泽施及四方之外，延及众生。天子看了他的对策，认为不同寻常，于是再次策问他。诏书说：“朕听说虞舜时代，在岩廊之上策问贤臣，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太平；周文王直到太阳偏西还无暇进食，而天下也得到治理。帝王的治道，难道不是同出一源、贯通一致吗？为什么劳逸却如此不同？大概崇尚俭约，就不制作玄色、黄色旌旗等装饰；到了周室，却设置两观，乘坐大辂，使用朱盾玉戚，在庭中陈列八佾舞，于是颂美之声兴起。帝王的治道，难道在旨趣上有所不同吗？有人说：美玉不必雕琢；又有人说：没有文饰就无法辅佐德行。” 这两种说法似乎不同。殷人掌握五刑来督察奸邪，伤害人的肌肤以惩罚恶行；但成王、康王四十多年不实行刑罚，天下没有人触犯法律，监狱空虚。秦国使用刑罚，死者很多，受刑者接连不断，国家因此衰耗。可悲啊，呜呼！朕早晨醒来就起身，早晚思考前代帝王的法度，长久思考奉事至尊、彰明宏大功业的方法，都在于致力于根本、任用贤才。如今朕亲自耕种藉田，作为农事的先导；劝勉孝悌，尊崇有德之人；派出的使者车盖相望，慰问勤劳者，救恤孤独者；竭尽心思、穷极神明之力，功业美德，还从未说已经取得成效。如今阴阳错乱，氛邪之气充满四方，众生很少能够顺遂，百姓还没有得到救济，尊严羞耻混乱，贤者与不肖者混杂，尚未辨明真相。因此详细延请特出的士人，希望或许能够有所改变吧。如今您和百余名待诏之士，有的谈论世务却不能解决，考察上古而发现与今世不同，考核现实又觉得难以施行，难道不是被拘泥于文字、受文辞束缚而不能充分发挥吗？还是因为所遵循的方法不同、所听闻的方术各异呢？请各自把意见完整写在篇章中，不要避讳有关官署，明确说明大旨，切实探究，以符合朕的心意。”董仲舒回答说：“臣听说尧接受天命，把天下当作忧患，却不把帝位当作快乐。因此诛杀、驱逐乱臣，努力寻求贤圣，于是得到舜、禹、后稷、卨、咎繇；众多圣人辅佐德政，贤能之士辅助职事，教化大为施行，天下融洽，万民都安于仁、乐于义，各得其所，举动符合礼法，安闲从容而合乎中道。

译所以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代人之后，仁政才能形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尧在位七十年，才把帝位让给虞舜。尧去世后，天下没有归附尧的儿子丹朱，而归附了舜。舜知道不能推辞【“辟”读作“避”】，于是登上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凭借尧的辅佐之臣，继承尧的统业，因此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得到治理。孔子说：“《韶》乐尽美了，又尽善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到了殷纣王，他违逆天道、暴虐万物，杀害贤能和有知识的人，残害百姓；伯夷、太公都是当时的贤者，隐居而不做臣、不守职的人，都奔走逃亡，进入河海之间。天下耗损混乱，万民不得安宁。所以天下背离殷朝而跟从周朝。周文王顺应天理、治理万物，任用贤圣。因此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人也聚集在朝廷，施行仁爱于百姓，天下归附他。所以太公从海滨起身，很快就位列三公。当时纣王还在上位，尊卑混乱，百姓离散逃亡。因此周文王为此悲痛，希望使他们安定，所以直到太阳偏西还无暇进食。孔子作《春秋》，首先端正王道，再以此统系万事，显现了“素王”的文章。由此看来，帝王治道的条理和贯通是一致的，但劳逸不同，是因为所处时代不同。孔子说：“《武》乐尽美了，却没有尽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听说，制度、文饰以及玄黄等色彩的装饰，是用来彰明尊卑、区别贵贱，并劝勉有德之人的。所以《春秋》所记受命后首先制定的制度，是改正朔、改变服色，用来顺应上天。既然如此，宫室、旌旗的制度，也都是有法度依据才这样制定的。因此孔子说：“奢侈就会不谦逊，俭约就会固陋；俭约并不是圣人所采取的中正制度。”臣听说，美玉如果不雕琢，是因为它资质润泽美好，不需要雕琢；这与巷党中不学习却自知的人没有不同。然而普通的玉不雕琢，就不能形成文采；君子不学习，就不能成就德行。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人民年少时就让他们入学学习，长大后按才能授予职位和爵禄，以此培养德行；用刑罚威慑他们的恶行，所以百姓明白礼义，以触犯君上为羞耻。周武王实行大义，平定残贼；周公制定礼乐，用文饰使大义彰明。到了成王、康王盛治时期，监狱空虚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深入、仁义流布的结果，并不只是伤害肌肤的刑罚所造成。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师法申不害、商鞅的法术，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帝王之道，把贪婪凶暴作为风俗，没有用文德来教训天下。它只诛责名义，却不考察实际；行善的人不一定能够免罪，作恶的人也不一定受到刑罚。因此百官都粉饰空话虚辞，不顾实际；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怀着背叛君上的想法，制造虚伪、玩弄欺诈，只图私利而不知羞耻。又喜欢任用残酷暴虐的官吏，征收赋税没有限度，耗尽百姓的财力，百姓流散逃亡，不能从事耕织本业，群盗同时兴起。因此受刑的人很多，死者接连不断，而奸邪仍不能止息，这是风俗教化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百姓，百姓只求免罪，却没有羞耻心。”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如今陛下兼并天下，海内没有不顺从的，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穷尽群臣的才智，汇集天下的美善，至高的德行光明显著，施及四方之外；夜郎、康居等相距万里的异域，都悦服于圣德、归附正义，这正是太平盛世的极致。然而功德还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恐怕是因为君心还没有真正施及他们。曾子说：“尊重自己听闻的道理，就能达到高明；实行自己知道的道理，就能使德业光大。达到高明和光大，不在于别的，只在于把心意真正施加于实行罢了。”愿陛下依据所听闻的道理，在内心确立真诚并付诸实行，那么与三王还有什么不同呢？陛下亲自耕种耤田，以此为天下农民的先导；早起晚睡，忧劳于万民；思考往古而努力求取贤才，这也有尧舜的用心。然而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有所收获，是因为士人一向没有受到激励。不平素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好比不雕琢玉石，却想得到它的文采。所以培养士人的大事，没有比太学更重要的。太学，是贤士所由出入的关口，也是教化的根本源头。如今以一郡一国的人数相对，却没有人响应诏书应试【“书”指征举贤良文学的诏书】，所以王道常常因此断绝。臣愿陛下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士人；多次考问他们，以充分发挥其才干，那么英俊贤能之士应当就可以得到。如今郡守、县令，是百姓的师帅，承担着承接皇上的恩泽、宣扬教化的职责。因此师帅不贤，君主的德意就不能宣明，恩泽也不能流布。现在官吏既不在下层施行教训，有的又不奉行皇上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邪之人勾结交易，使贫穷者、孤弱者蒙受困苦，含冤受苦而失去职业，实在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错乱，灾异之气充塞，众生很少能够顺遂，百姓还没有得到救济，都是长吏不明所致。长吏多出自郎中、中郎、吏、二千石的子弟；选拔郎吏又看重财富资财，未必贤能。况且古代所谓功劳，是按照任官后是否称职来评定等级，并不是所谓任职日久、资历累积。因此才干小的人即使任职日久，也不能离开小官；贤能的人即使任职未久，也不妨任作辅佐。这样，有司就会竭尽力量和才智，努力治理本职事务，以求取得功劳。如今却不是这样，任职日子久便取得尊贵地位，资历积累久便得到官职，因此廉耻败坏、秩序混乱，贤能与不肖混杂在一起，不能辨得真实。臣愚以为，应当让各列侯、郡守、二千石分别选取本属官吏和百姓中的贤能者，每年各举荐二人，供给宿卫之职，同时也借此考察大臣的才能。所举荐的人贤能，举荐者有赏；所举荐的人不肖，举荐者受罚。这样，诸侯、官吏、二千石都会尽心求取贤才，天下士人便可以得到任用。若能遍得天下贤人，三王那样的盛治就容易实现，尧舜的声名也可以赶上。不要把任职年月当作功劳，实际考核贤能作为上策；量才授官，依据德行安排职位，那么廉耻之人与贤能者就会走不同的道路，贤与不肖也会各处其位。陛下加恩宽宥臣的罪过，不要让文法束缚臣，使臣得以切磋研究此事。臣怎敢不在这里竭尽愚见？天子又下册书答道：“我听说，善于谈论天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上找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能在当今找到验证。因此朕向你询问天人感应之理：上面赞美唐尧、虞舜，下面哀悼夏桀、商纣；由渐微而至灭亡，由渐明而至昌盛的道理，朕将虚心听取以求改正。如今子大夫明晓阴阳造化的原因，熟习先圣的道业，然而文章义理还没有达到极致，难道是被当世事务所迷惑吗？条理还没有穷尽，纲纪也没有说完，是认为朕不明白，还是认为朕听取你们的意见有所疑惑？”

译至于三王的教化所尊奉的根本不同，却都各有缺失，有人说长期不改变的才是道，这个意思难道不同吗？如今子大夫既然已经阐明大道的极致，陈述治乱的端绪，就应当把它们全部考察、研究，谁来说明、反复论证它们呢？《诗经》不是说过：“叹息你们这些君子，不要总是安逸休息；神明听取你们的行为，将赐给你们大福。”朕将亲自阅览，你们子大夫要充分明白地阐述它。董仲舒回答说：臣听《论语》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如今陛下幸而施加恩惠，留心听取受学之臣的意见，又下明白的册书来切实询问臣等的意旨，想要穷尽圣德，这不是愚臣所能完全说明的。臣先前所上答对，条理没有穷尽，纲纪没有说完，言辞没有辨明，旨意没有分清，这是臣浅陋的罪过。册书说：“善于谈论天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上找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能在当今找到验证。”臣听说，天是万物的祖先，所以普遍覆盖、包容万物而不加区别；运行日月风雨使它们调和，经历阴阳寒暑使万物成就。因此圣人效法天而建立道，也广泛地爱护而没有私心，布施德行、施行仁爱以厚待百姓，设置义理、建立礼制以引导百姓。春天，是天用来生育万物的时节；仁，是君主用来爱护百姓的德行；夏天，是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时节；德，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德行。霜，是天用来杀伐万物的现象；刑，是君主用来惩罚人的手段。由此说来，天人感应，是贯通古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上面揣度天道，下面考察人情，参照古代，验证当今。因此《春秋》所讥刺的，正是灾害所施加之处；《春秋》所厌恶的，正是怪异所发生之处。它记载国家的过错，同时记录灾异的变化，以此说明人的行为，其美善或丑恶达到极点时，便会同天地的运行相通，彼此往来而互相应验。这也是说明天道的一个方面。古代设置掌管教训的官员，专心用德行和善政教化百姓；百姓已经得到充分教化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被关进监狱。如今这种制度被废弃而不修治，无法教化百姓，百姓因此抛弃品行和义理，拼死追逐财利，所以触犯法律、获罪的人很多，一年中的案件数以万计。由此可见，古代的制度不可以不用。因此《春秋》对改变古制的做法加以讥刺。天所颁布的命令叫作天命，天命若没有圣人就不能实行；质朴本真的状态叫作本性，本性若没有教化就不能养成；人的欲望叫作情感，情感若没有制度节制就不能得到控制。因此王者对上必须谨慎承接天意，以顺应天命；对下必须努力彰明教化百姓，以养成其本性；端正法度的适宜之处，辨别上下的秩序，以防止欲望。修治这三件事，治理的大根本就建立起来了。人从天那里接受禀赋，本来就超然不同于其他生物；在家有父子兄弟的亲情，出外有君臣上下的义理，聚集相遇时又有尊老爱幼的礼节，文采显明地彼此交接，欢悦而有恩爱地互相亲近，这就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原因。天生五谷供人食用，生桑麻供人穿衣，生六畜供人养育；人又驾驭牛马，圈养豹、关押虎，因此得到天的灵性，尊贵于万物。所以孔子说：“天地万物的本性，以人为贵。”明白天赋的人性，知道自己尊贵于万物；知道自己尊贵于万物，然后懂得仁义；懂得仁义，然后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安处于善；安处于善，然后乐于遵循义理；乐于遵循义理，这才称为君子。所以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册书说：“上面赞美唐尧、虞舜，下面哀悼夏桀、商纣；由渐微而至灭亡，由渐明而至昌盛的道理。”朕将虚心听取以求改正。臣听说，众少可以积成众多，积累微小可以达到巨大，所以圣人无不由暗昧达到光明，由微小达到显著。尧从诸侯中兴起，舜从深山中兴起，都不是一天之内显达的，都是逐渐积累而达到的。言语从自身发出，就无法堵塞；行为从自身产生，就无法掩盖。言语和行为，是治理中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东西。因此把细小事情做到尽善，结果就能成就大事；对细微之处谨慎，善行就会显著。《诗经》说：“只有这位周文王，行事小心翼翼。”所以尧每天兢兢业业地实行正道，舜每天勤勉不懈地尽孝；善行积累起来，声名就显著；德行彰明起来，自身就尊贵。这就是由渐明而至昌盛的道理。善行积累在身上，好比白昼逐渐增长，人却察觉不到；恶行积累在身上，好比火消耗油脂，人也看不见。若不是明察人的情性、洞悉社会流俗，谁能知道这些呢？这就是唐尧、虞舜得到美好声名，而夏桀、商纣足以令人哀悼、警惧的原因。善恶彼此相随，好比影子随着形体、回声随着声音而响应【“乡”读作“响”】。夏桀、商纣暴虐傲慢，进用谗佞和奸贼，贤能明智之人隐退，恶行日益显露，国家日益混乱，他们却安然自得，以为自己如同太阳高悬天空，最终逐渐衰败而彻底崩溃。暴虐悖逆、不仁不义的人，并不是一日之间灭亡的，也是逐渐发展到那一步。因此夏桀、商纣虽然背离正道，却还享有国家十多年，这就是逐渐衰微、逐渐灭亡的过程。册书说：“三王的教化所尊奉的根本不同，却都各有缺失。”有人说长期不改变的才是道，这个意思难道不同吗？臣听说，使人快乐却不致混乱，使人反复实践却不感到厌倦的，叫作道。道可以流传万世而无弊病；有弊病，是因为偏离了道。先王的道，必定有偏失而未能兴起的地方，所以政事会有昏昧而不能实行的情况，只要举出它的偏失来补救弊病罢了。三王之道所尊奉的根本不同，并不是彼此相反，而是为了挽救过度、扶助衰弊，是他们所遭遇的时势变化造成的。因此孔子说：“无为而治的，大概就是舜吧？”他只是改变正朔、改换服色，以顺应天命罢了；其余全都遵循尧的道，何必再更改呢？所以王者有改制的名义，却没有改变道的实际。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是因为承接前代的弊病，正应当采用这些原则。孔子说：“殷承袭夏的礼制，哪些有所减损、哪些有所增益，是可以知道的；周承袭殷的礼制，哪些有所减损、哪些有所增益，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有继承周的，即使百代以后，也可以知道。”这是说历代君王的施政，都运用了这三种原则。夏承袭虞，却单独没有说它减损、增益了什么，是因为它的道与虞相同，所崇尚的也相同。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因此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互传受而共同守护同一道，并没有另行设置救弊的政令，所以不说他们有什么减损、增益。由此看来，继承太平时代的，其道相同；继承乱世的，其道就要改变。如今汉朝承接大乱之后，似乎应当稍微减损周代崇尚文饰的做法，努力实行夏代所崇尚的忠厚。

译陛下具有光明的德行和美善的治道，怜悯世俗日益浮薄，哀悼王道不能彰明，所以举荐贤良方正之士，讨论义理、考查询问，想要兴起仁义的美德，彰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之道。臣愚昧不肖，只是陈述所听闻的道理，诵读所学习的内容，传达老师的言论，勉强做到不致失误罢了。至于讨论政事得失、考察天下的盛衰损益，这是大臣辅佐的职责，是三公九卿的任务，不是臣董仲舒所能胜任的。然而臣私下有一件感到奇怪的事：古代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今天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都是同一个天下。古代曾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好兴盛，不发布命令也会实行，不下禁令也会停止；官吏没有奸邪，百姓没有盗贼，监狱空虚，德泽滋润草木，恩泽遍及四海，凤凰来聚，麒麟来临。拿古代来衡量今天，为什么相差得这样遥远？究竟是什么地方发生了错乱而衰败成这样？难道是在古代之道上有所失误，或是在天的道理上有所违背吗？试着考察古代，再返回来验证天道，或许就可以看见原因【“党”音同“傥”】。天对于万物也有所分别给予：给了牙齿的，就去掉它的角；给了翅膀的，就使它只有两只脚。这就是说，得到大的禀赋，就不能再取得小的禀赋。古代接受俸禄的人，不靠劳力谋生，也不从事末业，这同样是得到大禀赋便不能再夺取小利，与天意相同。已经得到大的禀赋，又要取得小利，天尚且不能满足他，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总是喧扰不安、苦于不足的原因。自身受到宠幸而身居高位，家中温暖而享受优厚俸禄，又凭借富贵的条件，竭力同百姓争夺利益，处在下位的百姓怎么能比得过他们？因此他们使奴婢增多，使牛羊增多，扩大田地住宅，扩充产业，积聚财物，专心经营这些而不停止，以此压迫百姓。百姓的财产日益削减、月月减少，渐渐陷入极度贫困。富人奢侈过度，穷人困急忧苦。穷困急迫而上面又不救济，百姓就不愿活下去；百姓既不愿活，尚且不顾死亡，又怎么能躲避犯罪？这就是刑罚增多、奸邪无法胜数的原因。因此受禄之家只享用俸禄，不与百姓争夺产业，这样利益才可以平均分布，百姓才可以家家丰足。这是上天的道理，也是太古的制度；天子应当效法它制定制度，大夫应当遵循它作为行为准则。所以公仪子做鲁国的相、主持具家时，看见家里有人织帛，便发怒把妻子赶了出去；他在舍中吃饭时吃到葵菜，又恼怒地把葵菜拔掉，说：“我已经享受俸禄了，又来夺取园夫织女的利益吗？”【“红”读作“工”】古代列于官位的贤人君子，都像这样。因此下面的人就尊重他们的行为而遵从他们的教化，百姓受到教化后就不贪婪鄙陋。到了周王室衰微之时，卿大夫轻视义理而急于逐利，没有了推让的风气，却出现争夺田地的诉讼。所以诗人憎恶并讽刺他们说：“高峻的南山啊，岩石高大重叠。显赫的尹氏太师，百姓全都仰望着你。你喜好义理，百姓就会向往仁德、风俗就会善良；你喜好财利，百姓就会喜好邪行、风俗就会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下层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也是远方四面向内仰望的对象。近处的人看见就仿效，远处的人仰望就学习，怎么可以身居贤人之位，却做庶人的行为呢？那种惶惶不安地追求财利、总怕财物匮乏的，是庶人的心意；惶惶不安地追求仁义、总怕不能教化百姓的，才是大夫的心意。《易经》说：“背负东西却乘坐车乘，招致盗寇到来。”乘车，是君子的地位；背负担子，是小人的行为。这是说身居君子的地位却做庶人的行为，祸患一定会到来。若身居君子之位而实行君子之行，那么除了公仪休做鲁相的做法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春秋》所推重的大一统，是天地永恒的常道，是贯通古今的共同义理。如今老师各有不同的道，人们各有不同的议论，百家各持不同方向，旨意彼此不一，足以使朝廷无法维持统一。法制屡屡改变，下面的人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臣愚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之学、不是孔子之术的，都应断绝其道，不要让它们一同发展。邪僻的学说消灭停止之后，纲纪就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确，百姓也就知道应当听从什么了。答对完毕，天子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赵绾、王臧请求建立明堂，以便朝见诸侯；事情不能办成，于是谈到他们的老师申公。皇上便派使者带着束帛和璧玉，乘坐用蒲草包裹车轮的安车，驾着四匹马去迎接申公。申公的两个弟子乘坐轻便小车，作为随从一同到达，拜见皇上。皇上询问治理国家、造成治乱的事情，申公当时已经八十多岁，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在于看实际努力实行得怎么样。”这时皇上正喜好文辞，听见申公的回答后默然不语；但既然已经征召他来，便任命他为大中大夫，让他住在鲁邸，商议明堂之事。元光五年，征召贤良文学之士。皇上又下诏询问诸儒，下制书说：“我听说上古达到极治之时，只画制衣冠、区别服饰的纹章，百姓就不犯法；阴阳调和，五谷丰登，六畜繁殖；甘露降下，风雨应时，嘉禾兴盛，朱草生长；山上不光秃，水泽不干涸；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神龟应龙游于池沼；黄河、洛水出现图书，父亲不丧失儿子，兄长不哭泣弟弟；北方征服渠搜，南方安抚交阯；舟车所到、人迹所及之处，凡是有足行、口息的生物，都各得其所。朕非常赞美这种情形。如今应当实行什么道，才能达到这样？子大夫修习先圣的学术，明白君臣的义理，讲论广博、见闻通达，在当世颇有声望。朕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以什么为根本、从哪里开始？吉凶的效验应当在哪里等待？禹、汤时代的水旱灾害，其过错由什么造成？仁、义、礼、智四者应当如何施行？承接先统、垂留事业，万物和鬼神的变化，天命的符瑞，以及国家废兴，究竟怎样？天文、地理、人事的纲纪，你们都熟习这些；请竭尽心意，端正议论，详细完整地回答，写在篇章中。朕将亲自阅览，一点也不要隐瞒。”菑川国公孙弘回答制问说：“臣听说上古尧舜之时，不以爵位赏赐为贵，而百姓勉励行善；不重视刑罚，而百姓不犯法。”

译亲自率先端正自己，并以诚信对待百姓。末世尊贵爵位、厚加赏赐，百姓却不勉励行善；刑罚严酷、惩罚沉重，奸邪却不能止息；在上位的人不正直，以虚伪对待百姓，百姓也就不信任他。厚赏重刑，还不足以劝善禁非，关键只在于诚信。因此，依据才能任命官职，各部门就能分工治理；去掉无用的言论，事情的真实情况就能得到；不制造无用的器物，赋税征收就会减少；不夺取百姓的农时，不妨害百姓的力量，百姓就会富足；有德的人进用，无德的人退处，朝廷就会尊贵；有功的人升迁，无功的人降黜，群臣就会有所顾忌；惩罚与罪行相当，奸邪就会停止；赏赐与贤能相当，臣下就会受到勉励。这八件事，都是治理的根本。所以对百姓施以事业教导，他们就不争夺；治理得当，他们就不怨恨；有礼制，他们就不暴乱；爱护他们，他们就会亲近。以上这些，是君主治理天下最急要的事情。因此法令不背离义理，百姓就会服从而不离散；和谐不背离礼制，百姓就会亲近而不暴乱。所以法令所惩罚的，正是义理所排斥的；和谐所奖赏的，正是礼制所取法的。礼义是百姓所服从的，赏罚再顺着礼义施行，百姓就不会触犯禁令。因此只画定衣冠、区别服饰纹章，百姓就不犯法，是因为这种道理一向已经实行了。臣听说：气息相同就会相从，声音相近就会相应。如今君主在上面使德行和谐，百姓在下面和合，因此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音和谐便会得到天地和谐的响应。因此阴阳调和，风雨应时，甘露降下，五谷丰登，六畜繁殖，嘉禾兴盛，朱草生长，山不光秃，水泽不干涸，这是和谐的极致。所以形体和谐就没有疾病，没有疾病就不会早夭，因而父亲不会丧失儿子，兄长不会哭泣弟弟。德行与天地相配，光明与日月相并，麒麟凤凰就会到来，神龟应龙出现在郊野，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远方的君主没有不悦服义理、奉献币帛前来朝见的，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臣听说：仁就是爱，义就是适宜，礼就是所履行的规范，智就是权术的根源。使人获利、除去祸害，兼爱众人而无私心，叫作仁；明辨是非，决定可行与不可行，叫作义；进退有一定尺度，尊卑有明确分别，叫作礼；掌握生杀的权柄，疏通阻塞的途径，权衡轻重的法则，讨论得失的道理，使远近之人的真实和虚伪都能被君主看见，叫作术。这四项，是治理的根本道理和道的具体运用，全都应当施行，不可废弃。掌握了它们的要领，天下就安乐，法令虽设却没有人需要触犯；不懂得这些方法，君主在上面就会受蒙蔽，官吏在下面就会混乱。这是事情的实际情形，也是承继统绪、垂留事业的根本。臣听说，尧遭遇洪水，派禹治理它，却没有听说禹时代本身有水灾；至于商汤时的旱灾，是夏桀遗留下来的恶果。桀、纣行恶，受到上天的惩罚。禹、汤积累德行而使天下称王。因此看来，天的德行没有偏私亲疏；顺应它，和谐就会兴起；违背它，灾害就会发生。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的纲纪。臣公孙弘愚昧直拙，不足以奉答陛下的大问。当时应答的人有一百多人，太常上奏说公孙弘的策对列在下等；天子却上奏将公孙弘的答对擢为第一，召入宫中接见，见他容貌很美，便任命他为博士，待诏于金马门。公孙弘又上疏说：陛下有先圣的地位，却没有先圣的声名；有先圣的百姓，却没有先圣的官吏，所以形势相同而治理不同。先世官吏正直，所以百姓笃厚；今世官吏邪曲，所以百姓浇薄。政事有弊而不能实行，命令疲弱而无人听从。让邪曲的官吏推行有弊病的政令，凭借疲弱的命令治理浇薄的百姓，百姓就不可能被教化，这就是治理不同的原因。臣听说，周公旦治理天下，一年便改变风气，三年便完成教化，五年便达到安定，这只在于陛下的志向。奏书上呈后，天子用册书答道：朕问公孙弘，你称赞周公的治理，那么你自己估量才干，和周公相比谁更贤能？公孙弘回答：愚臣浅薄，哪里敢拿才干同周公相比？即使如此，愚臣心中清楚地看见了治理之道所以能够实现的原因。虎豹、马牛以及禽兽，是难以制服的；等到对它们教导、驯服、训练之后，甚至可以牵引、驾驭、驱使它们，使它们只听从人的安排。臣听说，揉直弯曲的木头，用不了多少天；销熔金石，用不了多少月。人对于利害和好恶的反应，难道能同禽兽、木石一类相比吗？一年就改变风气，臣公孙弘还私下认为太慢了，皇上对这番话感到惊异。公孙弘又上书说：臣听说，天下共同遵循的道路有五条，使它们得以实行的德行有三种：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交往，是天下共同的五种关系；知、仁、勇，是实行这五种关系的三种德行。所以说，喜欢询问就接近于智，努力实行就接近于仁，知道羞耻就接近于勇。懂得这三种德行，就知道怎样治理自己；知道怎样治理自己，然后才知道怎样治理别人。没有不能治理自己却能够治理别人的人。陛下亲自实行孝悌，鉴法三王，建立周代之道，兼采文王、武王的治道，招徕四方士人，任用贤能、安排职位，衡量才能而授予官职，想以此激励百姓，勉励贤能。如今臣愚昧驽钝，没有立过战功，陛下却过分看重我，把臣从士卒行列中提拔出来，封为列侯，升到三公之位。臣的品行才能不足以相称，加上又有背柴劳作所致的疾病，恐怕先于犬马填塞沟壑，最终无法报答恩德、完成职责。愿归还侯爵，请求辞官退养，以避开贤能者的道路。汲黯任主爵都尉时，天子正在招纳文学之士和儒者。皇上说：“我想这样这样做……”【张晏说：所说的是想施行仁义。】汲黯回答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表面上却施行仁义，怎么能够想要仿效唐尧、虞舜的治理呢？”皇上默然不语，怒气发作、脸色改变，退朝而去，公卿都替汲黯害怕。皇上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汲黯的刚直也太过分了！”群臣中有人责备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作为辅弼之臣，难道应当让我们顺从阿谀、迎合皇上的心意，使君主陷于不义吗？况且既然已经身居这个职位，即使爱惜自身，又怎么能顾全朝廷的羞辱呢？”

译临菑人严安以原丞相史的身份上书说：“臣听说邹子说：‘政教所崇尚的文饰或质朴，是用来救治时弊的。当时适宜就采用，时过境迁就舍弃；有所改变就随之改变。因此，固守一种做法而不改变的人，我没有见过他能达到治理的最高境界。’如今天下百姓耗用财物而奢侈无度，车马、衣裘、宫室都竞相修饰；调和五声使其有节制，杂合五色使其有文采，陈列五味齐备的食物满一丈长的席面在面前，以此炫示欲望给天下人看。百姓的性情是，见到美好的东西就想要；这就是在用奢侈教导百姓。奢侈而没有节制，物资就无法供给，百姓便离开根本而奔逐末利。末利不能凭空获得，所以搢绅之士不忌惮弄虚作假，佩剑之人夸耀杀人，以强力夺取财物，而世人还不知道羞惭，于是奸邪逐渐滋长。美丽珍奇之物本来就顺合耳目，因此养生失于节制便流于骄泰，娱乐失于节制便流于淫靡，礼制失于节制便流于浮华，教化失于节制便流于虚伪。虚伪、浮华、淫靡、骄泰，不是用来规范百姓的道路。因此天下百姓无止境地追逐利益，犯法的人很多。臣愿意为百姓制定制度，以防止他们放纵，使贫富之间不相互炫耀，从而调和他们的心志。心志既然平和，他们的性情就会安恬；安恬而不去营求，盗贼就会消失；盗贼消失，刑罚就会减少；刑罚减少，阴阳就会调和，四时就会正常，风雨就会应时，草木就会畅茂，五谷就会繁盛成熟，六畜就会顺利繁殖，百姓不会早夭，也不会遭受疫病，这就是和谐的极致。” 臣听说，周拥有天下时，治理持续了三百多年，成王、康王时期最为兴盛，刑罚搁置四十多年而不使用。到了周朝衰微，又经过三百多年，所以五霸相继兴起。五霸常常辅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杀暴虐、禁止邪恶，匡正海内，以尊崇天子。五霸死后，没有贤人圣人继续其事业，天子孤立弱小，号令不能实行，诸侯任意妄为，强者凌辱弱者，众多欺压少数。田常篡夺齐国，晋国六卿瓜分晋国，这些国家都成为战国，百姓从此开始受苦。于是强国专力进攻，弱国修筑防守，合纵连横，车马奔驰、车毂相撞，士兵身披铠甲，铠甲上生满虮虱，百姓没有地方申诉。到了秦王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吞天下，兼并战国，称号皇帝，统一海内的政权；毁坏诸侯的城池，销毁他们的兵器，铸成钟架，表示不再使用武器。普通百姓得以免除战国的战争，遇到英明的天子，人人都以为自己获得了新生。假使秦朝当时减轻刑罚、减少赋税、节省徭役，尊崇仁义、轻视权利，使上面笃厚、下面不巧诈，改变风气、改易习俗，使天下受到教化，那么后世世代一定会安定。秦朝没有实行这种风气，仍沿袭旧俗，使聪明机巧、追逐权利的人进用，使笃厚忠正的人退处；法律严酷、命令苛细，谄谀之人众多，秦王每天听到对自己的赞美，志意更加放纵，想以威势压服天下，于是派蒙恬率兵向北进攻强大的胡人，开辟土地、推进疆界，驻军北河，并调运粮草跟随其后；又派尉屠睢率领楼船士卒进攻。秦朝又派使者监禄开凿渠道运送粮食，深入越地；越人逃散，日子久了，秦军粮食缺乏断绝，越人趁机攻击，秦兵大败。秦朝于是派尉佗率领士卒戍守越地。当时秦朝北面与胡人结下祸患，南面又被越地牵累，把军队长期驻扎在无用之地，前进不得，后退也不得，持续十多年；成年男子披甲作战，成年女子转运粮草，百姓苦得无法生活，甚至在道路旁的树上吊死，死者接连不断。等到秦始皇去世，天下大规模反叛：陈胜、吴广在陈地起兵，武臣、张耳在赵地起兵，项梁在吴地起兵，田儋在齐地起兵，景驹在郢地起兵，周市在魏地起兵，韩广在燕地起兵；穷山深谷之中，豪杰同时兴起，不能一一记载。然而他们本来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也不是长官属下的官吏，没有丝毫权势，只从闾巷中起兵，拿着木棍，顺应时势而行动；没有谋划却同时起事，没有约定却共同响应，扩张土地、推进疆域，终于达到霸主、王者的地位，这是当时的教化造成的。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使世代断绝祭祀，正是穷兵黩武造成的祸患。所以周朝失于软弱，秦朝失于强暴，是不知变通的祸患。如今巡行南方夷地，使夜郎来朝，降服羌、僰，攻取薉州，修建城邑，深入匈奴境内，焚烧他们的龙城，议论者都称赞这些事情；这只是人臣的利益，不是天下长久的计策。如今中原没有连狗都惊叫的警报，却在外部被远方的防备拖累，耗损、疲敝国家，这不是把百姓当作子女来爱护的做法。无止境地满足欲望、快意于心，在匈奴那里结下怨仇，这不是安定边疆的办法。祸患纠缠而不能解除，军队暂时停止后又重新兴起；近处的人忧愁困苦，远处的人惊恐不安，这不是维持长久安定的办法。如今天下锻造铠甲、磨利宝剑，矫正箭杆、张紧弓弦，转运军粮，看不见休止的时候，这是天下共同忧虑的事情。军队长期在外，变乱就会发生；事务繁多，忧虑就会产生。如今外郡的土地，有的相距千里，排列着几十座城池，地势形成约束、土地造成控制，像带子和肋骨一样牵制诸侯，这不是宗室的利益。向上看齐国、晋国灭亡的原因，是公室卑微削弱，而六卿极其强盛；向下考察秦朝灭亡的原因，是刑罚严酷、文法苛刻，欲望无限扩张。如今郡守的权势，不只是六卿那样的强大；他们占有几千里的土地，不只是闾巷中那点资财；他们拥有的甲兵器械，也不只是木棍那样的武器。若用这些条件来应对万世的变乱，就会有说不尽的隐患。后来严安被任命为骑马令。皇帝任命卜式为郎，卜式不愿意。皇上说：“我在上林苑有羊，想让你去替我牧放它们。”卜式于是接受任命做了郎，穿着布衣、脚穿草鞋去牧羊【韦昭说：“屩”是草鞋】；一年多后，羊肥壮而且繁殖。皇上经过看见这些羊，认为他做得很好。卜式说：“不只是牧羊如此，治理百姓也应当这样：按照时节安排起居，对坏人就立即斥退，不要让他们败坏羊群。”皇上认为卜式奇异有才，任命他为缑氏令，让他试任；缑氏百姓和官吏都认为这项任命很合适。宣帝时，丞相魏相又多次上表，采集《易经》阴阳之说以及《明堂月令》的内容，奏说道：“臣魏相幸而得以充任官员、奉行职事，却不能宣扬扩大教化；阴阳还没有调和，灾害还没有止息，过错在臣等身上。臣听《易经》说：‘天地按照顺应之道运行，所以日月运行不过失，四时没有差错。’圣王按照顺应之道行动，所以刑罚清明而百姓服从。天地的变化，必定由阴阳而来。阴阳的分界，以太阳运行作为纲纪。冬至、夏至到来时，八风的次序建立，万物的性情形成，各有固定的职责，不得互相干扰。东方之神太昊乘震卦，手执圆规，主管春季；南方之神炎帝乘离卦，手执衡器，主管夏季；西方之神少昊乘兑卦，手执矩尺，主管秋季；北方之神颛顼乘坎卦，手执秤权，主管冬季；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二卦，手执绳墨，主管土地。这五帝各有主管的时令。东方的卦不能用来治理西方，南方的卦不能用来治理北方。春季却兴起兑卦来治理，就会发生饥荒；秋季却兴起震卦来治理，就会开花；冬季却兴起离卦来治理，就会水液流泄；夏季却兴起坎卦来治理，就会降雹。明王谨慎地尊奉上天，慎重地养育百姓，所以设置羲和之官，掌握四时，按时节节制、授予民事。

译君主的行动和静止都合乎正道，奉行并顺应阴阳，那么日月就会光明，风雨就会按时，寒暑就会调和。这三者次序协调，灾害就不会发生，五谷成熟，丝麻顺利生长，草木茂盛，鸟兽繁殖，百姓不会早夭患病，衣食也有余。这样，君主就尊贵，百姓就喜悦，上下没有怨恨，政教不相违背，礼让就可以兴起。风雨不合时令，就会损伤农桑；农桑受损，百姓就会饥寒；饥寒加身，就没有羞耻心，盗寇和奸邪就由此产生。臣愚以为，阴阳是王事的根本、众生的性命，自古以来贤人圣人没有不遵循它的。天子的原则，必须完全取法天地，并参考先圣高皇帝所撰述的书。天子所穿的第八种服色，记载说：‘大谒者臣章在长乐宫接受诏令说：“命群臣议定天子所穿的服饰，以安定治理天下。”相国臣萧何、御史大夫臣周昌谨慎地同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论说：“春夏秋冬，天子所穿的服饰，应当取法天地的数理，使其中合乎人的和谐。因此从天子、王侯等拥有土地的君主，下至万民，只要能够效法天地、顺应四时来治理国家，自身就没有祸殃，年寿长久。这是奉祀宗庙、安定天下的大礼。”’ 臣请求按照这种法则，由谒者赵尧主管春季，李舜主管夏季，儿汤主管秋季，贡禹主管冬季，四人各自负责一个时令。大谒者襄章上奏制书说：“可以。”孝文皇帝时，在二月向天下施行恩惠，赏赐孝弟、力田之人以及退伍军卒和祭祀死事者，其中有不少不合时令。御史大夫晁错当时任太子家令，上奏说明这种情况：“臣魏相伏地思量，陛下恩泽十分厚重，然而灾气还没有停止，臣私下恐怕诏令有不合乎时令的地方。愿陛下选取四名通晓经学、熟悉阴阳的人，各自主持一个时令；时令到来时，明确说明自己所负责的事项，以调和阴阳，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王吉上奏陈述政事得失说：“陛下亲自具备圣明资质，总揽万方，帝王的图籍每天陈列在面前，专心思考世间事务，将要兴起太平。每次诏书下达，百姓都欣喜得好像获得新生。臣伏下思考，这可以说是最大的恩惠，却还不能说是治理的根本。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不是每一世都能出现；公卿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进言能够被听取，劝谏能够被采纳，然而还没有建立万世长久的策略，没有把明主推到三代盛治的高度。他们所致力的，只是按期检查簿书、审理案件、听取诉讼罢了，这不是太平的根基。”臣听说，圣王宣扬德行、流布教化，必定从身边近处开始。朝廷本身不完备，很难谈治理；身边近臣不端正，就很难教化远方。百姓弱小却不能被压服，愚昧却不能被欺骗。圣明的君主独自在深宫中施行一举一动，做得对，天下就称颂他；做错了，天下都会议论他。行为从近处发生，必定会在远处显现。因此要谨慎选择身边的人，审慎选择所派遣的人；身边的人是用来端正自身的，所派遣的人是用来宣扬德行的。《诗经》说：“贤士众多，文王因此安宁。”这就是治理的根本。《春秋》之所以推重大一统，是因为天下六合风俗相同，九州贯通一体。如今庸俗的官吏治理百姓，并没有礼义方面可以世世代代通行的条文准则，只是单独设置刑法来维持秩序。那些想要治理的人，不知道应当从哪里入手，便凭个人意图穿凿附会，各自采取权宜办法，任意施展权谋；所以一旦改变之后，就不能再修复。于是百里之内风俗不同，千里之内习俗各异，家家政令不同，人人服饰有别，欺诈虚伪开始滋生，刑罚没有止境，质朴之风日益消亡，恩爱关系渐渐淡薄。孔子说：“使上位者安定、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礼更好的。”这不是空话。王者尚未制定礼制时，应当选取先王礼制中适合当今的部分而使用。臣愿陛下承接天心，创立宏大事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共同推述旧礼，彰明王制，驱使一代百姓登上仁爱长寿的境域；这样，风俗怎么会不如成王、康王时期？寿命怎么会不如高宗时期？臣私下看见当今有些风俗趋向和事务做法不合于正道，谨此分条上奏，唯愿陛下裁定取舍。王吉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的大纲，也是夭折和长寿的萌芽。世俗婚嫁太早，还不知道做父母的道理便生了孩子，因此教化不明，百姓多有早夭。聘娶妻子、嫁送女儿没有节制，贫穷人家无力承担，所以不抚养孩子。况且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让国人承娶翁主，使男子侍奉女子，丈夫屈从于妻子，颠倒阴阳的位置，所以常有女子作乱。古代衣服、车马都有贵贱等级的标志，用来褒奖有德之人，区别尊卑。” 如今上下尊卑失序，人人自行其是，所以贪图财利，连死亡也不畏惧。周朝之所以能够达到大治，刑罚被搁置而不用，是因为在邪恶尚未形成时就加以禁止，在恶念尚未萌发时就予以断绝。又说，舜、汤之世并未任用三公九卿的世袭子弟，而是推举皋陶、伊尹这样的贤人，于是不仁之人便被疏远了。如今若让俗吏凭借任子制度任用子弟，大多会骄横傲慢，不通晓古今，甚至积累功劳、治理百姓，却对百姓毫无益处，这正是《伐檀》诗所要讽刺的。应当明白选拔、访求贤才，废除任子之令；外戚和故旧可以多给财物，却不宜让他们居于官位。废止角抵，减少乐府，节省尚方的开支，向天下明确显示崇尚节俭。古代工匠不制造雕琢奢华之物，商人不经营奢靡之货，并不是工商业者特别贤良，而是政教使他们如此。百姓看见节俭，就会归向农业；农业根本确立，工商业等末业自然发展，这就是其中的旨意。皇帝认为这些话迂腐空疏，并没有特别宠信他。元帝时，御史大夫贡禹上书说：孝文皇帝时，尊崇廉洁，鄙视贪污；商人、赘婿以及因贪赃获罪的官吏，都被禁锢，不得再做官。奖善罚恶，不偏袒亲戚。罪证确凿的依法处死，有疑问的案件则交给民众共同议决，没有以赎罪代替刑罚的法律，所以法令一经颁布就能贯彻禁令，海内受到教化，天下的狱讼只有四百起，和刑罚被搁置不用没有区别。

译武帝开始统治天下时，尊重贤才、任用士人，开拓土地、扩张疆域，达数千里；他亲眼看到功业很大、威势已经施行，于是放纵自己的欲望。国家用度不足，便采取各种权宜变通的办法，让犯法者以财物赎罪，让缴纳粮食的人补任官吏，因此天下变得奢侈，官府混乱，百姓贫困，盗贼一同兴起，逃亡在外的人很多。郡国官吏害怕获罪，就挑选善于舞文弄墨、熟悉簿书计账、能够欺骗上级官府的人，任为高等职位。奸邪之徒太多，无法胜任治理，于是选取勇猛强悍、能用严酷手段控制百姓的人，以苛刻暴虐震服下属，让他们居于高位。因此，没有仁义而拥有财产的人显耀于世，欺骗蒙蔽而善于书写文书的人在朝廷受到尊重，悖逆不道而勇猛的人在官场显贵。所以社会风气都说：何必讲孝悌？钱财多才光荣。何必讲礼义？会写文书就能做官。何必谨慎自守？勇猛强悍就能掌权。于是那些受过黥刑、劓刑、髡刑、钳刑的人，仍然挽起袖子在世上执政；行为即使像猪狗一样，只要家产丰厚、势力充足，就能颐指气使，人们反而认为这才是贤能。所以人们把做官而置办财富的人称为英雄豪杰，把处于奸邪之中却能获利的人称为壮士。兄长劝弟弟，父亲勉励儿子，社会风俗的败坏竟到了这种地步。考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因为犯法可以赎罪，求取士人却不能得到真正的贤才，彼此相守而崇尚财利，犯罪者又没有得到应有惩罚所造成的。如今想要兴起最完善的治理、达到太平，应当废除赎罪之法，纠正郡国彼此因循、选举不据实的弊端；凡有贪赃者，立即依法惩处，不要只免去官职。这样人们就会争相尽力行善，尊重孝悌，鄙视商人，进用真正的贤才，举荐有实际德行的人，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孔子不过是一个平民，因为以乐道来端正自身，始终不懈怠，所以四海之内、天下诸侯，如果没有孔子的话，就没有可以取法和折中的准则。何况汉朝土地广阔，陛下德行深厚，处于南面而王的尊位，掌握万乘之国的权力，又得到天地的助力；对于改变时代、移易风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教化端正天下来说，简直比决开堤坝、抑制水势还容易。自成王、康王以来，已经将近千年，想要治理天下的人很多，然而太平却不能重新兴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舍弃法度而任凭私意，奢侈盛行而仁义废弃。陛下如果真能深切思念高祖创业的艰苦，效法太宗的治道，先端正自己以示范臣下，选拔贤才来辅佐自己，开纳忠正之士，诛杀奸臣，远远放逐谄媚奸佞之人，放出宫苑陵寝中的宫女，罢除倡优音乐，断绝郑声，去掉甲乙等华丽帷帐，退除虚伪浮薄的器物，推行节俭的教化，使天下百姓都归向农业。这样仍不懈怠，那么就可以与三王相比，赶上五帝了。只希望陛下留心审察，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天子把他的建议交付有关部门讨论，下令百姓生子到七岁开始缴纳口钱。从此以后，又裁减建章宫、甘泉宫的卫卒，减少诸侯王宗庙的卫卒，裁去其中一半。其余意见虽然没有全部听从，但仍赞赏他质朴正直的用意。元帝喜好儒术，文辞和政令颇有改变宣帝时期政治的地方，议论政事的人大多能够进见，人人都自以为得到了皇帝的心意。又因为傅昭仪以及她的儿子定陶王受到宠爱，宠爱超过了皇后和太子。匡衡再次上奏议说：臣听说，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慎地确定用心所在。接受天命而建立国家的君主，务在开创基业、垂示传统，将其传给无穷后世；继承帝位的君主，则应当存心承继、宣扬先王的德行，扩大他们的功业声名。成王继承王位时，思考着继述文王、武王的道路，以此修养自己的心性；一切美善盛大的功业，都归功于文王、武王二位先王，而不敢独占声名，所以能够得到上天的欣悦享用，鬼神的保佑。诗说：‘念我皇祖，陟降廷止。’意思是成王常常思念祖先的功业，因而鬼神保佑、帮助他的治理。陛下圣德如天覆盖万物，爱护海内百姓如同子女，然而阴阳仍未调和，奸邪仍未禁绝，大概是因为议论政事的人没有充分发扬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相说旧有制度不可施行。专意改变那些需要改变的制度，有些行不通又反复恢复，因此群臣互相争论是非，官吏百姓无所适从。我私下痛惜国家舍弃已经成功的事业，徒然制造这些纷纷扰扰的争论。愿陛下详细阅览继承先业的事务，留心遵循旧制、发扬先帝功业，以安定群臣的心。《大雅》说：‘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孔子把这句话写在《孝经》的首章，大概是因为孝是至高德行的根本。《传》说：‘审察所爱所憎，调理情感和性情，王道就完备了。’ 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然后才能充分实现万物和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实现万物和人的本性，就可以辅助天地的化育。治理性情的方法，必须审察自己有余的地方，并努力增强自己不足的地方。聪明而通达的人，要戒备过度明察；见闻少的人，要戒备闭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戒备过分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要戒备缺乏防范；沉静安闲的人，要戒备行动迟缓、错过时机；心胸广大的人，要戒备疏忽遗忘。必须审察自己应当戒备的方面，再用义来调齐，然后中和的教化就会应验，机巧虚伪之徒也不敢结党营私、求取进用。愿陛下戒慎自己用来崇高圣德的方式。臣又听说，家庭关系的道路修明了，天下的治理就能得到，所以《诗经》从《国风》开始，《礼经》以冠礼、婚礼为根本。从《国风》开始，是为了推究人的性情、明白人伦；以冠礼、婚礼为根本，是为了端正根基、预防未然。福祉的兴起，没有不以家庭为根本的；道德的衰败，没有不是从闺门之内开始的。因此圣王一定慎重对待妃后之间的关系，分别嫡长子的地位，这是礼在宫内的作用。卑者不能逾越尊者，新人不能先于旧人，这是为了统摄人情、调理阴阳之气。尊嫡而卑庶，嫡子在东阶举行冠礼；礼仪的安排体现了嫡庶之体，众子不得与嫡子并列，是为了尊贵正统、明辨嫌疑。这并不是徒然增加礼仪文饰，而是因为内心对嫡子和庶子确实有不同的对待。礼考察内在的情感，并把它表现在外部。圣人无论行动、静止、日常闲居，都使亲疏尊卑各得其序。各得其序，海内自然修治，百姓也会随之受到教化。如果本应亲近的人反而疏远，本应尊贵的人反而卑下，那么奸佞机巧之徒就会乘机活动，扰乱国家。所以人应当慎重防范祸乱的端倪，在尚未发生时加以禁止，不能因私恩损害公义。陛下圣德纯备，如果一切都能修明端正，天下就会无为而治。《诗经》说：‘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译《传》说：‘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了。’ 成帝初即位时，薛宣任御史中丞，在殿中执掌法令，并总领各部刺史。他上奏议说：陛下德行至高，仁厚慈爱，怜悯百姓，亲自承担日昃之劳，却没有安逸游乐的享受，确实奉行圣人的道理，刑罚也适中。然而祥和之气仍然凝滞，阴阳不能调和，这是臣下没有尽职，而圣明教化独有未能遍及之处。臣私下反复思考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官吏多行苛政，政令教化烦琐破碎，大体过错在部刺史。有的不能遵守职责条文，任意施政，各按自己的意思处理事务，常常干预郡县政务，甚至打开私门，听信谗佞，以搜求官吏百姓的过失；责骂斥责细小问题，要求的标准又超过实际能力，使郡县彼此逼迫催促，内部也互相刻薄，最终波及百姓。因此乡里失去了款待嘉宾的欢乐，家族九亲忘却亲亲相爱的恩情，周济饮食、救急解困的厚道日益衰微，送行迎来、慰劳往来的礼节也不再实行。人伦之道不能通畅，阴阳就会闭塞隔绝，和气不能兴起，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诗经》说：‘民之失德，干糇以愆。’俗语说：‘政令苛刻就不能使人亲附，烦琐困苦就会损伤恩义。’今后刺史奏事时，应当明确申明敕令，使他们清楚知道本朝的要务。臣愚昧，不懂治国之道，只请明主察纳。皇帝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成帝召集敢于直言的士人到白虎殿回答策问，问道：天地之道最贵重的是什么？君王的法度应当怎样？六经的义理以什么为最高？人的品行以什么为先？选取人才的方法应当怎样？当今治理天下最应致力于什么？各人依据经义回答。杜钦回答说：臣听说，天道贵在诚信，地道贵在贞正；没有诚信和贞正，万物就不能生长，而生养天地万物正是天地所贵重的。君王承受天地所生养的万物，加以治理，使昆虫草木没有不得其所的。君王效法天地，不仁爱就不能广泛施惠，不合义就不能端正自身；克制自己而归于义，推己及人，是六经所崇尚的。一个人不孝，就会侍奉君主不忠，任官不敬，临阵不勇，对朋友不信。孔子说：‘孝道如果没有始终，即使担忧祸患会降临自身，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所以孝是人的品行中最先要做到的。考察他在乡党中的根本品行，考核他任官时的功绩；显达时看他所举荐的人，富有时看他所施予的人，困穷时看他不肯做什么，贫乏时看他不肯取什么；在近处看他的作为，在远处看他所主持的事情。孔子说：‘观察他所依据的，考察他所经过的，观察他安于什么，这样一个人怎么能隐藏呢？’这就是选取人才的方法。殷朝承袭夏朝而崇尚质朴，周朝承袭殷朝而崇尚文饰；如今汉朝承受周、秦之后的弊病，应当抑制文饰而崇尚质朴，废除奢侈而倡导节俭，表彰真实而去除虚伪。孔子说：‘厌恶紫色夺去朱色的正色地位。’这就是当今治理天下所应致力的事情。臣私下有一件忧虑，若说出来就会触犯圣上的心意，不说则祸患会逐日增长，后果不小。但小臣不敢废弃正道，只求迎合圣意、违背原则。臣听说，贪恋美色而没有满足时，必然会产生偏爱和憎恶之心；一旦产生偏爱和憎恶，宠爱就会偏向一个人；宠爱偏向一个人，继承人的范围就不会广泛，嫉妒之心也会兴起。这样一来，一个妇人的说法就会多得无法胜数。只愿陛下德行纯正，恩泽普遍施行，不听从私欲；如此百姓都会喜悦，继承人也会日益增多，海内长久安宁，其他万事的是非又哪里值得一一陈说？东汉光武帝时，桓谭被任命为议郎、给事中，因而上奏陈述当时政事应当采取的措施：臣听说，国家的兴废在于政事，政事的得失取决于辅佐大臣；辅佐贤明，俊杰之士就充满朝廷，治理也能符合时务；辅佐不明，议论就会失当，举措也多有过错。凡是拥有国家的君主，都想兴起教化、建立善政，然而政道仍不能治理，是因为他们所谓的贤人各不相同。过去楚庄王问孙叔敖说：‘我还没有找到治理国家的正确方法。’注释说，庄王名旅，是穆王商臣的儿子；孙叔敖是楚国贤相，这句话是说庄王想治理国家，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孙叔敖回答说：‘国家所谓正确的道路，往往是众人所厌恶的，只怕大王不能坚持。’ 楚王说：‘不能坚持，究竟只是君主的责任，还是臣下也有责任？’孙叔敖回答说：‘君主轻视士人，说士人如果没有我就没有途径获得富贵，士人就会轻视君主；君主又说，如果没有士人，君主就没有途径获得安定和生存。君主有时到了丧失国家还不醒悟的地步，士人有时到了饥寒交迫却仍不肯进言的地步。君臣不相合，国家的正确道路就无法确定。’庄王说：‘说得好。希望相国和诸位大夫共同确定国家的正确道路。’好的政治，应当观察风俗而施行教化，考察弊端而建立防范；威势与德教交替振兴，文治与武备轮流使用，然后政事才能适合时势，躁动的人也才能安定。过去董仲舒说：‘治理国家好比调理琴瑟，琴瑟不协调，就应拆开弦而重新调整。’重新调整很难实行，但如果因此触犯众人，就会一事无成。所以贾谊因才华出众而被排斥，晁错因聪明有谋而被杀。世上即使有特殊才能的人，最终也没有人敢于进言，都是害怕前人的遭遇。况且设置法令禁令，并不是能够完全堵塞天下所有奸邪，而是要使法令大体符合众人的愿望。总之，能使国家便利、对政事有利的措施多一些，就可以了。设置官署、任用官吏，是为了治理万人；制定赏赐、设置刑罚，是为了区别善恶。恶人受到诛罚，善人就会得到福益。如今有人彼此杀伤，即使已经伏法，私下仍结下怨仇，子孙相互报复，后来的愤恨超过先前，甚至发展到灭绝家户、毁坏产业，而世俗反称这种人为豪强健勇。所以即使有人怯懦软弱，也还会勉强去做；这就等于听任人自行处理仇怨，而不再有法令禁制。如今应当申明旧有法令：如果已经接受官府诛罚，却又私下互相伤杀，那么即使本人逃亡，也要把他的家属全部迁徙到边地。对于互相伤害的人，在通常刑罚上加重二等，并且不得雇人代役来赎罪。这样仇怨自然会消解，盗贼也会停止。治理国家的原则，在于扶植农业根本、抑制工商业末利。因此先帝禁止人兼营两业，禁锢商人，不许他们做官任吏，这是为了抑制兼并、增长廉耻。如今富商大贾大多放贷、置田，中等人家的子弟替他们充当保证和役使，奔走服事，和臣仆相同，辛苦收取租税，收入可以和封君相比。所以众人竞相仿效，不耕田也能获得食物，甚至广泛经营奢侈之物，以放纵耳目。现在可以命令商人互相纠举告发：如果财货不是本人劳力所得，就按贪赃论处，告发者可以获得赏赐。这样商人只能役使自己，不敢再用财货役使他人。事情少而力量弱，必然会回归田地耕作。田地得到整治，粮食收入增多，土地的生产力也就能充分发挥。又看见法令对于案件轻重的判决不一致，有时同一件事适用不同法律，同样的罪行却有不同判论，使奸吏能够借机买卖刑法。想让人活，就提出释放的意见；想陷害人，就把他比照死罪，这就是刑法开了两条门路。现在可以命令通晓义理、熟悉法律的人校订法律条文和判例，使法度统一，颁行到各郡国，删除旧有的杂条。这样天下就知道法律准则，案件审判也不会再有冤屈和滥判了。

译章帝时，第五伦性情严峻正直，常常痛恨俗吏的苛刻。等到他担任三公，适逢皇帝宽厚仁慈，屡有善政，于是上奏颂扬盛美，借此劝勉成就良好的风俗德化，说：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具备天然的德性，体现出温和宽厚的仪态，以宽宏之道治理臣下。即位至今四年，前一年诛杀贪婪残暴的刺史、二千石六人，这些都是明圣之主所能察见的，不是群臣所能企及的。然而诏书每次下达都要求宽和，政令却仍然急迫严苛而没有改变；务求节俭，奢侈却不能停止，这些过错在于社会风气败坏、群臣不能称职。光武帝承接王莽遗留下来的局面，颇多用严厉勇猛的手段施政，后代沿袭下来，终于形成了这种风气。郡国所举荐的人，大多是善于办事的俗吏，实在没有宽厚博大的人才来响应皇上的求贤要求。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都凭借刻薄的性情治理百姓，治理县邑只想着掠夺杀戮，专门施行严酷困苦的政策，官吏百姓都忧愁怨恨，没有不憎恨他们的。可是如今议论政事的人反而认为他们有才干，这违背天意，丧失经义，实在不可不慎。不只是刘豫、驷协本人应当获罪，也应当责罚举荐他们的人；务必进用仁厚贤能者来担当时政，不过数人，风俗自然就会改变。臣曾经读史书，知道秦朝因刑法残酷急迫而亡国；又亲眼看见王莽也因苛刻的法律而自取灭亡，所以对此勤恳不已，实在是出于这个原因。臣又听说诸王、主、贵戚骄横奢侈，超过制度规定；京师尚且如此，拿什么来给远方示范呢？所以说：自身不端正，即使下令，别人也不会服从；以自身行为教导别人，别人就会跟从；只用言语教导别人，别人就会争辩。阴阳和谐，年岁才会丰收；君臣同心，教化才会成功。刺史、太守以下官员，除授或罢免后赴京，以及经过洛阳的，都应当召见，可以借机广泛询问四方情况，同时观察他们的为人。各人上书陈述政事，有不合适的地方，可以只答复让他回乡务农，不宜过分表现喜怒，以此表明朝廷宽厚。臣愚昧，这些意见不足以采纳。桓帝初年下诏，命公卿和郡国举荐极孝、品行独特的士人。崔寔由郡中举荐，授官为郎，论述当时便利政事的措施数十条，题名为《政论》，切中时务要害，言辞明辨而确实，当时的人都称赞他。仲长统说：凡是做君主的，都应当抄写一份，放在座位旁边。文辞如下：从尧、舜这样的帝王，到汤、武这样的王者，都依靠明智的辅佐大臣和博学多识的臣子，所以皋陶陈述谋略，唐尧、虞舜之世因此兴盛；伊尹、箕子作出训诫，殷、周因此隆盛。等到继承帝位的君主想要建立中兴功业时，哪里有不依靠贤哲谋略的呢？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通常是因为君主处于太平日久的环境，风俗逐渐败坏却不觉察，政事日益衰落却不改正；习惯于混乱，对安危变化麻木而不自知。有的荒废政务、沉溺嗜欲，不顾万机；有的耳朵被堵塞，听不进规谏，厌恶真实而忽视真诚；有的在岔路上犹豫不决，不知道应当听从哪一方面；有的只信任亲近的辅佐，闭口不言而只求守住俸禄；有的疏远臣子，即使进言也因地位卑贱而被废弃。因此君主的纲纪在上面松弛，智士在下面郁结，真令人悲哀！自汉朝建立以来，已经三百五十多年了。政令污浊败坏，上下懈怠，风俗凋敝，百姓奸巧虚伪，民众喧嚣不安，都再次思望中兴来拯救他们。况且，拯救时局、挽救世道的方法，难道一定要完全仿效尧、舜，然后才能治理吗？只要能够缝补裂口、修复破坏，支撑将要倾斜的局势，顺应形势加以裁制，使当今世界置于安宁的境地罢了。因此圣人掌握权变，依据时势制定制度，步伐快慢各有安排，不强迫人去做能力所不能及的事，也不顾眼前急务而只羡慕古书上听来的办法。孔子回答叶公，是因为叶公所处情势不同；孔子远避鲁哀公，是因为哀公治理百姓的方法不同；景公则应当节制礼制，这些并不是道理不同，而是所急需处理的事务不同。因此接受天命的君主往往创立制度，中兴的君主也纠正时弊。过去盘庚怜悯殷朝，迁都以改变民众；周穆王有过失，甫侯便整饬刑法。拘泥文字、牵引古制的俗人，不懂权变制度；对奇伟的传闻惊异不已，却轻视眼前所见，怎么可以和他们讨论国家大事呢？所以进言政事的人即使符合圣德，也常常被牵制、驳夺。为什么呢？顽固之士不懂当时的权变，安于习见，不知如何保全已经成功的事业，更何况考虑开创新局面；只说一味遵循旧有章法罢了。通达的人有时又自矜名声、嫉妒才能，以不是自己提出的策略为耻，挥笔逞辞来破坏其义理；少数终究敌不过多数，于是被排斥。即使稷、契还在，也将陷于困境。这正是贾谊被绛侯、灌婴排斥，屈原抒发深沉愤懑的原因。以文帝的明察、贾谊的贤能、绛侯和灌婴的忠诚，尚且有这样的祸患，何况其他人呢？所以应当量力而行、估量德势。按照《春秋》的义理，如今既然不能完全效法上古八代，就应当参用霸政；因此应当以重赏、严罚来驾驭局势，明确公布法术来约束臣民。若不是具有最高德行的君主，刑法严厉就能治理，刑法宽松就会混乱。怎样知道确实如此呢？近代孝宣皇帝明白君临天下的道理，审慎掌握施政原则，所以刑法严峻，足以击破奸邪之徒的胆气，海内清明肃静，天下安定寂静；他在宗庙荐享功勋，庙号称中宗，考核政绩，成效超过孝文帝和元帝。后来即位的皇帝多行宽政，最终使威权衰损，起初的宽纵终于成为汉室祸乱的根基。这些正可作为观察政道得失的鉴戒。过去孔子作《春秋》，褒扬齐桓公，美称晋文公，赞叹管仲的功劳，难道不是认为文王、武王的道路美好吗？实在是因为他懂得违背常规、以权变挽救弊病的道理。因此圣人能够随着时代推移而改变，庸俗之士却苦于不知变通，竟以为结绳记事的约束可以重新治理秦朝留下的混乱，以干戚舞蹈就足以解除平城之围。熊经鸟申虽然是延年益寿的方法，却不是治疗伤寒的道理；呼吸吐纳虽然是延长寿命的方法，却不是接续断骨的膏药。大概治理国家的法则，类似于调理身体：平和时就用滋养的方法，患病时就用攻治的方法。

译刑罚，是治理混乱的药石；德教，是使天下兴盛太平的粮食和肉食。用德教消除残暴，就好比用粮肉治疗疾病；用刑罚治理太平，就好比用药石来供养身体。如今正承受历代君王留下的弊病，又处在艰难困厄的时运中；数代以来，政事多有恩赦宽贷，驾车的人放弃缰绳，马匹咬松嚼环，四匹马横冲直撞，帝王之路险峻倾斜。现在正要收紧嚼环、驾具来挽救局势，哪里有空闲鸣响和鸾、调整乐曲节奏呢？过去高祖命萧何制定九章律，还有诛灭三族的法令，以及黥、劓、斩趾、宫刑、割舌、枭首等刑罚，所以称为具备五刑。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原应受劓刑的改为笞打三百，原应斩左趾的改为笞打五百，原应斩右趾的改为弃市；受斩右趾刑的人往往因此丧命，受笞打的人也常常被打死。虽然名义上减轻了刑罚，实际上仍然是在杀人。当时百姓都希望恢复肉刑。到了景帝元年，才下诏说：笞刑和重罪没有区别，即使侥幸不死，也不能再成为正常百姓。于是制定法律，减少笞数，改用较轻的杖打。从此以后，受笞刑的人能够保全性命。由此说来，文帝实行的其实是重刑，而不是轻刑；他是以严厉达到太平，并不是以宽松达到太平。如果一定要实行那种主张，就必须从根本上大加整顿，使君主以五帝为师、以三王为法，荡除秦朝遗留下来的风俗，遵循先圣的传统，抛弃苟且求全的政术，践行考察古制的道路，恢复五等诸侯的爵位，建立井田制度；然后再选任稷、契为佐臣，伊尹、吕尚为辅弼，音乐奏起而凤凰来仪，击打石磬而百兽起舞。如果做不到这些，那就只会徒增牵累罢了。献帝时，政权转移到曹氏手中。秘书监、侍中荀悦，心怀匡正君主、进献善言的志向，但谋略没有施展的地方，于是写成《申鉴》五篇进献给皇帝。其大意说：道的根本，不过是仁义。五典用来经纬纲常，群书用来辅翼阐发；还要吟咏、歌唱、奏弦、起舞。前代的鉴戒已经明确，后世再加以申说。因此古代圣王对于仁义，只是反复申明、郑重推重而已。实现政治的办法，首先要除去四种祸患，然后崇尚五种政事。第一是虚伪，第二是私心，第三是放纵，第四是奢侈。虚伪扰乱风俗，私心破坏法度，放纵逾越轨范，奢侈败坏制度。这四种祸患不除，政事就无从施行。风俗混乱，道就荒废，即使天地也不能保全万物的本性；法度败坏，权势就倾覆，即使君主也不能守住自己的尺度；越过轨范，礼就灭亡，即使圣人也不能保全其道；制度败坏，欲望就会放纵，即使四方之内的物资也不能满足其要求。这就叫四患。兴办农业和蚕桑来养育百姓的生活，审察好恶来端正风俗，宣扬文化教化来彰明德化，建立武备来掌握威势，明确赏罚来统摄法令。这就叫五政。人若不畏惧死亡，就不能用罪罚使他恐惧；人若不以生存为乐，就不能用善行劝勉他。即使让契布施五教、皋陶担任司法官，政令也不能施行。所以居于上位的人，首先要使百姓财富充足，以安定他们的志向。皇帝亲自耕种藉田，皇后亲自养蚕于宫中。国家没有游手好闲的人，田野没有荒废的产业。财物不被囤积牟利，劳动力不被任意加以役使。以此周济人们的生活，这叫作养生。君子能够感动天地、感应神明、端正万物、成就王道教化，必定在于真实而坚定。因此居上位的人，应当审慎确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要以功劳和罪过为标准，毁誉要以事实验证。听取言论时考察其所负责的事情，举荐名声时查验实际，不要被欺诈虚伪迷惑而扰乱众心。这样事务无不核实，万物无不各尽其用，善行无不显明，恶行无不彰露。风俗中没有奸邪怪诞，百姓中没有淫靡风气。百姓上下都看见利害取决于自身，于是肃敬自己的内心，谨慎修养自己的行为；内心不再疑惑，外部也没有非分的企望，民心就平定了。这叫作端正风俗。君子用情理来治理，小人用刑罚来治理。荣辱，是赏罚的精华。所以对君子施加礼教和荣辱，是从情理上感化他；对小人施加桎梏、鞭打和杖击，是从刑罚上感化他。君子尚且不肯触犯羞辱，何况刑罚呢？小人尚且不忌惮刑罚，何况羞辱呢？如果教化废弃，就会把中等之人推落到小人的范围；教化施行，就会把中等之人引入君子的道路。这叫作彰明教化。小人的情性，宽缓对待就会骄傲，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怨恨，怨恨就会叛乱；处于危险时就谋划作乱，处于安逸时就滋生欲望。没有威势和强制力，就无法惩治他们。因此居上位的人必须有武备，以防备意外，遏制寇盗暴虐。平安无事时把军队置于内政体系中，有事时就用于军旅。这叫作掌握威势。赏罚是政令的权柄。赏赐明确，刑罚必行；审慎守信，谨慎发布命令。赏赐用来劝善，刑罚用来惩恶。君主不妄加赏赐，并不只是爱惜财物；赏赐任意施行，善行就得不到鼓励。不妄加刑罚，也不只是怜惜犯人；刑罚任意施行，恶行就得不到惩治。赏赐不能劝善，叫作阻止善行；刑罚不能惩恶，叫作放纵恶行。居上位的人能够不阻止下属行善，不放纵下属作恶，国家的法度就确立了。这叫作统摄法令。四种祸患既已除去，五种政事又已建立；以诚信推行，以坚定守持，简约却不懈怠，疏阔却不失误。以无为的方式施政，使百姓自行实行；不多生事扰民，使百姓自行取得成效。不必严肃强制而事情成功，不必严厉督促而百姓受到教化，君主垂衣拱手、谦恭揖让，海内就太平了。这就是施政的方法。荀悦又说，尊崇皇后、压制君主的制度，不是古制。尧嫁两个女儿，是陶唐的典制；《归妹》卦说大吉，是帝乙的训诫；王姬嫁给齐侯，是宗周的礼制。以阳顺从阴，违背天道；以妇人凌驾丈夫，违背人伦。违背天道就不祥，违背人伦就不义。又，古代天子和诸侯遇到重大事务，必定向宗庙报告。朝廷设置两名史官，左史记录言论，右史记录事情。所记之事编为《春秋》，所记之言编为《尚书》。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录，善恶成败没有不保存下来的。下至士人和平民，只要有卓异表现，全都载入典籍。有的人想显扬却未能显扬，有的人想隐蔽反而名声彰显。一朝之间的得失，会成为千载的荣辱。善人因此受到劝勉，淫邪之人因此感到畏惧。如今应当完备设置史官，掌管史书典籍，记录官员的行为事务；每年年终，把他们的事迹汇编入《尚书》，用来辅助赏罚，弘扬法令教化。皇帝阅览后认为很好。《历代名臣奏议》第二十四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二十五卷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治国之道。魏文帝即位时，御史大夫王朗上疏劝勉抚育百姓、减省刑罚，说：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已经三十多年，四海动荡倾覆，各国都残破困苦。依靠先王铲除寇贼、扶养孤弱，终于使华夏重新有了纲纪；又把百姓聚集到魏国土地上，使封疆之内鸡鸣狗吠之声可以传到四境。百姓欣欣然庆幸遇到太平，如今远方的寇贼尚未归顺，战争仍未停止。如果确实实行免除赋役的政策，就足以安抚远方的人；任用贤能的地方长官，就足以宣扬德泽。田间道路都得到修治，士、农、工、商四民兴盛富足，必定会超过往日，比平常更加富裕。《易经》称说要整饬法令，《尚书》彰明祥善刑法；君主一人有福，亿万百姓都依赖他，说的就是谨慎处理法律和案件。过去曹相国把狱讼和市场交给属吏治理，路温舒则痛恨审理案件的官吏。审理案件的人如果能够查明实情，就没有含冤而死的囚犯；壮年男子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土地，就没有饥荒的百姓；穷困年老的人如果能够依靠仓廪供养，就没有饿死的尸体；婚嫁按照时节进行，男女就没有怨恨旷夫怨女的遗憾；胎儿和孕妇都得到保护，孕妇就没有自行伤害的悲哀；新生儿都得到抚恤救济，孩子就不会有无法养育的负担；成年以后才服役，幼年人就没有离家的忧思；头发斑白的人不再从军，老年人就没有劳顿困顿的忧患；用医药治疗疾病，用宽缓的徭役使人安于本业，用威势刑罚抑制强暴，用恩仁救济弱者，用赈济借贷来供养他们。十年以后，达到成年、已经加笄的女子一定会挤满街巷；二十年以后，能够作战的壮丁一定会遍布田野。明帝初掌政事时，司空陈群上疏说：《诗经》说：‘以文王为法则，万国就会建立诚信。’又说：‘先以礼法施于妻子，再推及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道理要从身边开始，教化才能遍及天下。自从丧乱以来，战争还没有停止，百姓不知道王道教化的盛大，恐怕衰败已经十分严重。陛下正当魏国盛隆之时，承受文帝、武帝二祖的事业，天下都期望达到大治；只要崇尚德行、施布教化，惠爱抚恤百姓，亿万民众就会非常幸运。臣下彼此附和，是非互相遮蔽，是国家的大患。如果不能和睦，就会形成仇党；形成仇党，毁谤和赞誉就没有根据；毁誉没有根据，真伪就会失去事实标准。对此不可不深加防备，必须设法截断它的源头和流弊。当时诏令广泛讨论对百姓不便利的政治措施，少府杨阜议论说：达到大治在于任用贤才，振兴国家在于致力农业。如果舍弃贤才而任用自己偏爱的人，这是忘记治理之道最严重的表现；大规模修建宫馆，把台榭建得很高，从而妨碍百姓的农事，这是损害农业最严重的表现；各种工匠不把器物做得坚固耐用，却争相制造奇巧之物来迎合君主的欲望，这是伤害农业根本最严重的表现。孔子说：苛刻的政令比猛虎还凶暴。如今那些墨守功名文法、拘守旧俗的官吏，施政不懂治理的根本，只喜欢烦琐苛刻，这是扰乱百姓最严重的表现。当今最紧迫的事情，应当除去这四种最严重的弊端，并下诏命公卿、郡国举荐贤良方正、敦厚朴实的人，选拔任用他们；这也是求贤的一种办法。青龙年间，军务国事繁多，使用法律严酷而刑罚沉重。侍中高堂隆上疏说：开拓基业、垂示传统，必须等待圣明之主；辅佐天下、匡正政治，也需要贤良的辅臣。只有这样，各项功业才能凝聚完成，万物才能安康治理。移风易俗，宣扬彰明道德教化，使四方同受教化、回首向内归顺；使德教光明兴盛，九州之内都仰慕仁义，这本来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如今有关部门只致力于纠察刑法文书，不以大道为根本，所以刑罚不断使用而不能搁置，风俗败坏而不能敦厚。应当崇尚礼乐，依次举行明堂之礼，修建辟雍、明堂、灵台等三雍，举行大射礼、养老礼，营建郊祀和宗庙，尊重儒士，举荐隐逸，表彰制度，改定历法正朔，改变服饰颜色，施布和乐宽厚之政，崇尚节俭朴素；然后完备礼仪举行封禅，把功劳归于天地，使雅颂之声充满六合，使光明兴盛的教化融入后代。这大概就是至治的美盛、事业不朽的伟大功业。这样九州之内都可以靠揖让礼义而治理，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端正根本而只挽救末端，就好像理乱丝一样，不能算作治理政事。可以命令群公、卿士和通晓儒学的大儒共同制定完备具体的事项，把它作为典章范式。吴国乌程侯孙皓宝鼎元年，迁都到武昌。扬州的百姓逆流而上供应物资，把这当作苦难。又因政事多有烦扰，百姓贫困匮乏。左丞相陆凯上疏说：臣听说，有道的君主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无道的君主以自身享乐为快乐。以百姓快乐为乐的君主，快乐能够长久；以自身享乐为乐的君主，不久就会灭亡。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实在应当重视他们的粮食，爱惜他们的生命。百姓安定，君主才安定；百姓快乐，君主才快乐。近年以来，君主的威严受到桀、纣那样的损伤，君主的明察被奸雄蒙蔽，君主的恩惠被群邪阻塞。没有灾祸而百姓的生命却耗尽，没有战争行动而国家的财物却空竭。无罪者获罪，有功者受赏不当，使君主有了错误的过失；上天因此降下灾异，而公卿们媚上求宠，困苦百姓以求得宽容，引导君主走向不义，使政治败坏于淫靡风俗之中。臣私下对此痛心疾首。如今邻国交好，四境无事，应当致力于停止劳役、休养士卒，充实仓廪府库，以等待天时；却反而扰动上天之心，搔扰百姓，使民众不得安宁，大小都在叹息，这不是保全国家、养育百姓的方法。臣听说，吉凶在于上天，就像影子依附于形体、回声依附于声音；形体一动影子就动，形体停止影子就停止。这种祸福的征兆各有其所系，并不在于口头言语的进退。过去秦朝之所以丧失天下，只是因为赏赐轻薄而刑罚沉重，政令刑法错乱；百姓的力量耗尽于奢侈，眼睛迷乱于美色，心志污浊于财宝，奸邪之臣居于高位，贤能之士隐退，百姓惶恐不安，天下苦于这种局面，所以终于有了巢毁卵破的灾祸。汉朝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君主亲自实行诚信，听取劝谏、接纳贤才，恩惠甚至施及背柴的平民，亲自访求隐居贤士，广泛采纳意见、周密考察，以成就自己的谋略；这就是过去事情的明证。近来汉朝衰亡末期，三家鼎立；曹氏丧失纲纪，晋朝取得其政权。益州地势险要，兵力众多而精强，闭门坚守可以保全万世；但刘氏君臣在取舍授受上错乱，赏罚失当，君主放纵自己沉溺奢侈，百姓的力量耗费在不急迫的事情上，所以被晋朝攻伐，君臣都被俘虏。这是眼前明白的验证。臣对大道理昏暗不明，文辞又不能充分表达义理，才智浅陋低劣，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只是私下替陛下爱惜天下罢了。臣谨将耳闻目见的情况上奏：百姓所遭受的烦苛，刑政所存在的错乱，希望陛下停止大规模工程，减少各种徭役，务必宽大开阔，废止苛政。况且武昌土地确实险要而坚硬贫瘠，不是建立王都、安定国家、养育百姓的地方。船只停泊会沉没漂失，居住在山陵上则危险高峻。并且童谣说：‘宁愿喝建业的水，也不吃武昌的鱼。’

译‘宁愿回到建业去死，也不留在武昌居住。’臣听说翼星出现是灾变，荧惑出现会带来妖异；童谣的话产生于上天的意志，如今竟把安居和死亡相比，足以说明天意，也可知百姓正在受苦。臣听说国家如果没有三年的储备，就不能算作国家；如今连一年的积蓄也没有，这是臣下的责任。可是各位公卿身居百官之上，俸禄延及子孙，却从来没有舍命尽职的节操，也没有匡救国家的办法，只求向君主进献小利以博取容纳和宠媚，毒害百姓，却不替君主谋划。自从孙皓兴起义兵以来，耕种已经废止，各地不再有赋税输入；又把一家人分开，父子分别服役，仓廪供给日益扩大，积蓄日益耗损，百姓有离散的怨恨，国家有根基外露、逐渐衰败的迹象，却没有人抚恤他们。百姓力量困乏贫穷，只好卖掉儿女；赋税征调接连不断，日益疲惫困顿。各地长吏不加以收容救济，反而又设置监察官；这些人既不爱护百姓，只顾施展威势，在各地搔扰百姓，增加烦苛。百姓同时受到两方面的困苦，财力又两次耗损，这是毫无益处而只有损害的事情。希望陛下暂且停止这些人的作为，怜悯孤弱，以安定抚慰百姓的心；这样就好比鱼鳖得以逃离毒刺的深渊，鸟兽得以脱离罗网的绳索，四方百姓就会背负幼儿前来归附。这样，百姓便可以得到保全，先王的国家也能够保存下来。臣听说，五音会使人耳朵听不清，五色会使人眼睛看不明，这些东西对政务没有益处，反而会损害政事。自从前代先帝在位时，后宫列女以及各种织工，总数不满一百人，粮米有积蓄，财货也有余。先帝去世后，幼主景帝在位，改变了奢侈的风气，没有重蹈先帝的旧迹。臣听说如今织工以及各类徒役，竟有上千人；计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足以成为国家的财利，却坐享官府廪禄，年年相沿不改，这实在是没有益处。希望陛下裁减他们，出嫁其中的人，分给没有妻室的人。这样上合天心，下顺民意，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听说，殷汤从商贾中选取人才，齐桓公从车夫中选取人才，周武王从背柴薪的人中选取人才，大汉从奴仆中选取人才。贤明的君主、圣德的君王选用人才以贤能为标准，不拘泥于身份卑贱，所以功德广大充沛，声名流传于史册；并不是因为贪求容貌姿色，才选取那些服饰华美、口齿伶俐、善于取悦人的人。臣私下看到，当今受内宠的大臣，所居职位并不适合其人，所任职务也超过了其才量，不能辅佐国家、匡正时局，反而结党互相扶持，排斥忠臣，埋没贤才。希望陛下选拔文武大臣，使他们各自勤勉履行职守；州牧、督将，藩镇以及边方官员，公卿、尚书，都致力于修明仁政教化，上面辅佐陛下，下面拯救百姓，各自竭尽忠诚，哪怕只能补救万分之一的过失，也会使“康哉”之歌兴起，刑罚搁置不用的治理局面得以实现。希望陛下留心思考臣的愚见。乌程侯凶暴骄横，政事日益败坏，太子太傅贺邵上疏劝谏说：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深居重重宫闱之内，却知晓万里之外的民情；垂衣拱手坐在内宫，却能明察八方，这都是任用贤能的功效。陛下凭借至高的德行和尊贵的资质，继承皇业，应当以身率先践行正道，恭敬地奉守神器，表彰贤能，彰显善行，以使各项政务安定。近年以来，朝廷官员纷乱错杂，真假相混；上上下下都徒有任命，文武官员空占职位；外面没有像山岳一样镇守一方的重臣，朝廷内部也没有能弥补过失的忠臣。奸佞谄媚之徒依附权势，如鸟张翼高飞，侵凌操弄朝廷威权，窃取荣誉利益；而忠良之臣却遭排斥贬黜，可信任的大臣受到伤害。因此正直之士被摧残驱逐，庸碌之臣苟且献媚，揣摩上意、迎合旨意，各自迎合时势。人人都发表颠倒是非的评论，士人都吐露诡诈邪僻的言论，于是使清正的士流变得混浊，忠臣闭口不言。陛下处在九天之上，隐居于重重宫室之中，言语一出便如风行草偃，命令一发便如影随形。陛下亲近那些受宠而善于媚上的臣子，每天听到的都是顺从心意的话，便会以为这些人确实贤能，而天下已经太平了。这是臣内心所不安的地方，岂敢不向陛下说明。臣听说，使国家兴盛的君主，乐于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使国家荒乱的君主，却乐于听到别人称誉自己。听到自己的过错，过错会日渐消除而福气到来；听到对自己的称誉，称誉反而会日渐减少而祸患到来。因此古代君主以谦让的礼节进用贤能，虚心求取对自己的批评，把天子的地位比作骑在奔跑的牛背上，把踩到虎尾作为警戒。至于陛下，却用严酷的刑法禁止直言，贬斥善士，抵制进谏的大臣；炫耀毁誉的表面事实，沉溺于亲近侍从的言论。从前高宗思求辅佐，连梦中都得到贤人，而陛下寻求贤才却好像忘记了，忽略贤才又如同遗弃了。因而常侍王蕃忠诚谨慎、一心奉公，才干足以担任辅弼，却在醉酒之时被施以大刑。近来鸿胪葛奚是先帝的旧臣，偶然有违逆触犯，不过是醉酒后的言语罢了。饮至三爵以后，按礼法本来不应忌讳，陛下却勃然震怒，斥责他轻慢，赐他饮鸩酒，使他中毒丧命。从此以后，天下人都内心悲痛，朝臣失去主意，做官的人把退职视为幸运，在职的人把外调视为祸患，这实在不是用来保全宏大基业、兴隆道德教化的办法。又有何定，本来只是趋走奔忙的小人，地位在仆隶之下，自身没有丝毫品行，怎么能让他承担鹰犬般的职用？陛下却喜爱他的谄媚讨好，把威权柄柄交给他，使何定仗恃宠信而放纵恣肆，擅自操纵威势和福祸；口头上裁定国政议论，亲手玩弄国家机要。对上损害日月般的圣明，对下堵塞君子的进身之路。小人谋求进用，必然进献奸邪有利之事。何定又屡次妄自兴办劳役，调发江边戍兵驱赶麋鹿，在山陵设置捕兽网，砍伐林木草莽，把九野的野兽捕杀殆尽，聚集在重重围猎之中。这件事对上无益于时政，对下却造成损耗；士兵疲于运输，人力耗尽于驱逐，老弱百姓饥饿受冻，大小都怨恨叹息。臣私下观察天象变化，近年以来，阴阳失调，四时节令错乱，发生日食、地震，仲夏降霜；参照典籍来看，这些都是阴气压过阳气、小人操弄权势所导致的。臣曾经阅读经书传记，并用现实的政事加以验证，灾异和祥瑞的应验，实在使人寒心战栗。从前高宗修养自身，消除了鼎中雉鸟的灾异；宋景公崇尚德行，使荧惑星的变异退去。希望陛下向上畏惧皇天的谴责警告，向下追法这两位君主消除灾害的方法；远则考察前代任用贤能的功效，近则醒悟今日错误授官的过失；澄清朝廷职位，表彰叙用俊杰，放逐斥退奸佞，抑制夺取奸人的权势。像这一类人，今后一个也不要再任用；广泛征召长期被埋没的人才，容纳接受直言，敬承上天的旨意，恭敬奉行先帝的事业。这样，大教化就会光明显布，天人之间的期望也就不会落空。传记说：“国家兴盛时，把百姓看作初生的婴儿；国家灭亡时，却把百姓看作草芥。”陛下从前收敛神明之光，暗中在东夏积累德行，凭借圣明睿哲的资质，如龙腾飞而顺应天命登基；四海百姓伸长脖颈，八方人民擦亮眼睛，原以为成康之治必定很快兴盛。可是自从陛下登位以来，法令禁条越来越苛刻，赋税征调越来越繁重；中宫和宦官把持的势力分布于州郡，横行兴办劳役，争相制造奸利，百姓遭受纺织劳作的困苦，黎民疲于无休止的征求，老人幼童饥寒交迫，家家户户都面带菜色。

译而各地的长吏迫于害怕获罪，都严刑峻法，逼迫百姓来完成任务。因此民力无法承受，家家离散，哀叹呼号的声音伤害了天地间的和气。又有江边戍兵，远则应当用来开拓土地、扩大疆域，近则应当用来守卫边界、防备祸难，本应特别优待抚育，以等待有事之时使用；如今却不断征发赋税徭役，征调之令如烟云般纷至沓来。他们连完整的粗布短衣都穿不上，食物也不足以供给一日，出战要面对刀箭的危难，回营又承受无聊困苦的忧愁，所以父子相互抛弃，叛逃的人接连成行。希望陛下减轻赋税，革除烦扰，救济贫困，裁省各种不急迫的事务，荡除禁约和苛法，那么天下就会乐于从事生产，大教化也会普遍施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的性命。如今国家没有够用一年的储备，家中没有够用一个月的积蓄，而后宫之中坐享粮食的人却有一万多人；宫内有失偶和幽闭的怨恨，宫外有财物耗费的损失，使仓库因无用之费而空虚，使士民因只能吃粗糠而饥饿。况且北方敌人正注视着我国，伺机观察国家的盛衰。陛下不依靠自身的威德，却倚仗敌人不来；忽视四海百姓的困穷，却轻视虏寇不会造成祸患，这实在不是长久的策略和制胜于朝廷的要领。从前大皇帝勤劳自身、备尝辛苦，在南夏创立基业，割据江山，开拓万里土地；虽然承受上天的赞助，实际上也依靠人的力量。先帝遗留下来的福庆和基业传到陛下这里，陛下应当努力增崇德行和器度，以光大前代功业，爱护百姓、养育士人，保全先帝的法度。怎么可以忽视显祖的功劳，轻视来之不易的大业，忘记天下尚未振兴，任由兴衰发生巨大的变化呢？臣听说，否泰并无常态，吉凶取决于人的作为；长江的险阻也不能长久依仗，如果我们自己不守备，即使一片芦苇也可以渡过。过去秦朝建立皇帝名号，凭借殽山、函谷关的险阻，却不修德教，法令政事苛刻残酷，毒害流布于百姓之间，忠臣闭口不言，所以一个普通人一声大喊，国家社稷便倾覆了。近来刘氏占据三关的险要，守着重山的坚固形势，可以说是金城石室、万世基业；但由于任用授予官职时失去了贤能之人，一旦之间便丧亡覆灭，君臣都被系住脖颈，沦为被拘役的奴仆。这是当代清楚的鉴戒，也是眼前明亮的警告。希望陛下远考前代事迹，近察当世变化，充实根基，强化根本，割舍私情而遵从正道，那么成康之治就会兴起，圣祖的国祚也会隆盛。西晋武帝刚即位时，广泛采纳直言，开辟无所忌讳的进言道路。驸马都尉傅玄和散骑常侍皇甫陶掌管谏诤职务。傅玄上疏说：“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时，彰明重大教化，培养道义节操；上面道德教化隆盛，下面清正的舆论得以推行，上下相互奉行，人人心怀义理。灭亡的秦朝荡灭先王的制度，靠法术驾驭臣民，于是义心消失了。近来魏武帝喜好法术，天下便看重刑名；魏文帝仰慕旷达高远，天下便轻视守节。后来纲纪无法维系，虚无放诞的言论充满朝廷内外，使天下不再有清正舆论，灭秦的弊病又在当今复发。陛下凭圣德兴起，接受禅让，弘扬尧舜的教化，开辟正直之路，体现夏禹极其节俭的作风，综合殷周的典章文物。臣也只能歌咏赞叹，还能再说什么呢？只是还没有举用清正高远、知礼守礼的大臣来敦厚风俗节操，也没有斥退空虚鄙陋之人来惩戒不敬职守者。臣因此还敢有所进言。”诏书答复说：“举用清正高远、知礼守礼的大臣，仍然是当今的要务。于是便让傅玄起草诏书并进呈。”傅玄又上疏说：“臣听说，舜举用五位大臣，不亲自操劳而天下得到教化，这是用人得其要领。天下各部门官员众多，不可不慎重。任用得当，或任用不当，一天之内造成的损失就不可估量，何况日积月累呢？《典谟》说：‘不要使众多官职空缺。’这是说职务不能长期废置。凡有疾病，满一百日仍未痊愈的，应当让他离开职位，但优待他的礼秩，保留对他的恩宠；病愈以后再重新任用。这样，大臣不会在朝廷中长期空废职务，国家也没有官职空缺的负担，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又说：“臣听说，先王把士、农、工、商分开，以此治理国家、安排事务，使他们各守自己的行业而各有不同的职务。自士这一等级以上，便为其子弟设立太学来教育，选拔贤明的老师加以训导，再根据各人的才干优劣授予官职。农民用来充实粮食，工匠用来满足器物，商贾用来流通货物。因此即使天下广大、百姓众多，也没有一个人空废手中的职业和应守的法度，安排周全到这种程度。汉魏没有确定这些分工，百官子弟不修习经学技艺，却专门交游，不懂得处理政事便坐享天禄；农工的事业大多荒废，有的人追逐过度的利润而离开本业，只是挂名在太学，却听不到先王的遗风。如今圣明的政治刚刚开始，而汉魏的过失尚未改变；散官很多，学校却还没有设立；空闲无事的人多，亲自务农的人少；工匠制造的器物也没有完全符合需要。臣认为应当赶快确定制度，统筹天下有多少人可以充任士人，足以补充在官吏员额；有多少人务农，使三年之内足以积存一年的粮食；有多少人从事工匠业，使器用充足；有多少人从事商贾业，使货物得以流通而已。尊崇儒学、向往求学，重视农业、轻视商业，这些都是事业的要务。此前皇甫陶上奏，想让获赐散官的人都接受考课并亲自耕作，使天下享有粮食充足的利益。大禹、后稷亲自耕种，福祚流传后世，因此《明堂月令》记载了帝王亲自耕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曾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的大夫，为躲避庄公的灾难，也曾在海滨耕作。从前的圣帝明王、贤能辅佐和杰出士人，都曾经从事过农业。王室所赐的冗散官职，凡无事可做的人，如果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没有理由放任他们坐享百姓的供养。如今文武官员已经很多，而受赐官职却不在职任事的人又很多；再加上服役当兵，不能耕种的人，占应当务农者的一半；面向南方受禄的官员，比从前增加了三倍。假如让冗散官员从事农业并收取自己的租税，家家都能得到实际收益，那么天下的粮食就可以不缺乏了。家中粮食充足，做儿子的就会孝顺，做父亲的就会慈爱，做兄长的就会友爱，做弟弟的就会敬悌。天下粮食充足，仁义教化就可以不用命令而自行推行。治理国家的要领，是按人口设置官职，分派人员承担事务；士、农、工、商的分工，片刻也不能废弃。

译如果还不能精确制定这种分工制度，就计算天下文武官员中足以充任副职、属官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的人都归入农业。即使是百工、商贾中年长有经验的人，也都让他们转归农业。像这样致力于农业，哪里会有不充足的呢？《虞书》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使幽暗者退职、显明者升迁，这就是说要到九年以后才有迁升叙用。’所以任官时间长久，才会考虑树立谨慎守终的教化；任职不久便看不到长期效果，就会争相实行只顾眼前的政务。六年的期限，时间短促，不能周全地实行黜陟。皇甫陶所上奏的意见，符合古制。儒学是王道教化的首要事务。尊崇儒道，重视儒业，慎重选取儒者，即使这样仍担心教化不能兴盛；若轻忽它而不认为是急务，臣恐怕教化会日渐衰落而人们还未察觉。孔子说过：‘人能够弘扬道，不是道能够弘扬人。’既然如此，所谓尊崇道，不只是尊崇经书，更是尊重弘道之人；所谓重视儒业，就是不随意教导不适合学习的人；所谓慎重选取，就是不随意任用不合适的人。这样，学校教育的纲要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陈述有利于时政的建议，称引汉代孔光、魏代徐干等人的议论，请求规定王公以下蓄养奴婢的数量上限，并且禁止百姓出卖田地住宅。中书省认为可以，交给主管部门制定条文制度。李重上奏说：‘先王的制度，把士、农、工、商分出等级，各不改易自己的行业，是为了利用资源、使民生厚实，让每个人都尽力于自己的本业。《周官》用土均法治理土地，依照井田制度辨别五种土地、九等贡赋的次序，然后使公私制度确定，整个天下平均整齐。自从秦朝建立阡陌、设置郡县，这种制度已经消失。到了汉魏，沿袭旧迹，王法所严格规定的，只是服饰、车辆、器物按贵贱有所差别，命令不得僭越仿拟，以免扰乱尊卑秩序。至于奴婢作为私人财产，实际上都从未专门为其数量制定限制。’泰始八年己巳，诏书重申律令，规定士卒、百工以上各等级所穿的服饰和所乘车辆，都不得违背制度。如果一个县一年之内有违法者，洛阳县有三家违法，其他地方有十家以上违法，主管官长就免职。按照诏书所规定的防范，法制已经很严密了。如今如果依照恬和所陈述的办法，又称引孔光、徐干的议论，这些都属于衰世过分奢侈的时弊。然而盛汉初年并没有议定这种制度，孔光等人提出后也没有施行，并不是法令疏漏、来不及实行，而是当时有能力实行却没有采用。大概是因为诸侯乘车的等级限制已经削弱，而井田制度又没有恢复，所以王者的法令不能限制百姓私人财产的数量。既然人们的田地住宅没有规定限额，奴婢就不应单独限制数量；恐怕徒然制定法律，实际执行时反而支离破碎、难以查核。如今正值盛明之世，颁布制度每每崇尚简易，法令禁条已经完备，恬和的上表没有施行的必要。泰始年间，诏令天下推举贤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推举郄诜应选。诏书说：‘最上古的君主凭德行安抚时世，政令简易而不烦琐。到了夏商周三代，礼乐大为完备，制度也越来越繁密；文与质发生变化，其中的道理究竟是什么？虞、夏之间，圣明的君主接连出现，但制度的增损却各不相同。周朝的治道衰落以后，孔子仍说“遵从周礼”；因时制宜而有所沿革，又有什么不同呢？圣王虽然已经去世，遗留下来的制度仍然存在。霸主相继兴起，并有辅佐他们的人，王道的缺失难道就没有一点补救吗？为什么衰败下去后不能复返呢？难道是霸主的德行浅薄吗？还是时运不可以挽回呢？况且管夷吾这样有才智的人，功业却只止于成就霸业，这是为什么呢？古人治理政事，革除乱亡的弊病，建立不可磨灭的纲统，移风易俗，使刑罚搁置不用，这难道不是教化极盛吗？要怎样修治，才能达到这种境界？朕有幸承继祖宗的美盛功业，到现在已经七年了，但人民还没有服从教化，政道也没有得到阐明。拿古代来和今天相比，为什么相差得这样远呢？即使朕的明智赶不上古人，仍然希望同群贤共同谋划；将凭什么辨明听闻中的疑惑昏昧，获得正直的言论呢？何况近来戎狄侵入内地，灾害屡次发生，边地百姓流离，征发的士卒苦于劳役，这难道是政刑错乱吗？还是主管官员不称职呢？你们都要竭尽心意，深入考察并论述这些问题：上面阐明古代制度，下面切合当今时势。朕的德行有失之处，是应当振作补救的地方。你们提出正确的意见，不要有所隐瞒，朕将恭敬地听取。’郄诜回答说：‘臣伏惟陛下以圣德君临天下，仍然把心思放在广泛采纳意见上，所以召集贤能正直之士；而臣等浅薄鄙陋，不足以承受陛下重大的询问。因此臣私下心中有所疑惧，即使来到朝廷，也只是勉强应对。臣拜读圣旨，才知道陛下下诏询问的意旨十分恳切。臣听说，上古推举贤能、礼让帝位，教化相同、德行专一，所以政令简易而人民受到教化。三代实行世袭，到末世相互承袭，所以制度文饰繁多而后得以整饬。虞夏相因而又有所损益，并不是帝王之道不同，而是救治弊病的方法有异。周朝处于夏商二代流弊之后，承受雕饰虚伪达到极点的局面，于是将礼乐推行到极致，穷尽制度的道理，文治制度完备详尽。孔子因时制宜而说“遵从周礼”，并不是另有不同的主张。臣听说，圣王的教化以礼乐为先；五霸的兴起，则勤于政令刑罚。礼乐教化深入人心，政令刑罚的作用较浅；勤勉实行它，可以取得暂时的小安，怠惰废弛它，就会逐渐衰败。二者所由的道路本来就有远近深浅，所以补救功效不能相等。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时失去了正道，管夷吾沉溺于器量狭小，功业只止于霸业，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诏书问道：“建立不可磨灭的纲统，移风易俗，使天下和洽安宁，要怎样修治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臣认为，没有什么比选择人才、授予官职更重要。如今的法令刑制并不是没有统一的原则，但宰相、州牧等长官的才干各有高下，政绩也各不相同；有的因而使国家兴盛，有的因而使国家衰败。这大概是因为人能够弘扬政道，而不是政道能够弘扬人。若舍弃人才而只致力于政务，即使勤劳，又有什么益处呢？臣私下考察古今，比较其中的得失：古人彼此共同寻求贤能，今人彼此共同谋求爵位。古代任用官员，君主在上面负责考察，臣下在下面负责举荐；选得其人便有奖赏，选错其人便有惩罚，怎么会不寻求贤能呢？如今任官之事，由父兄经营，亲戚帮助；有人情关系就通达，没有人情关系就阻塞，怎么会不谋求爵位呢？贤能之人如果求取通达，通达在于修养道义；即使困穷，也在于坚守义理，所以安静自守以等待时机。爵位如果可以求取，得到它在于积极进取，失去它在于落后于时机，所以人人躁动以求取。躁动就会争竞，争竞就会结党，结党就会互相诬陷，诬陷就会使对人的褒贬失去事实根据，真假互相冒充，君主听取意见、任用人员便会受到迷惑，这正是奸邪滋长的趋向。安静就会坚贞稳固，坚贞稳固就会正直，正直就会彼此信任谦让，信任谦让就会推举贤能；推举贤能而不自夸，彼此谦下而不知满足，君主听取意见、任用人员便会明察，这正是德行趋向的方向。因此，若能使人安静自守，即使君主高枕而卧，人民也会自行归于正道；若不能禁止躁动，即使日夜辛劳，风俗也不会统一。

译况且人无论愚蠢还是聪明，都羡慕有名望的官位，没有谁不在外表上装饰正直、在内心隐藏邪曲，所以邪正之人很难辨知。任用一个正直的人，众多正直之人就会更加聚集；如果任用一个邪恶的人，众多邪恶之人也会聚集，事物一旦繁杂滋长，谁能阻止它呢？因此，亡国失去天下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是众多邪恶积累造成的。邪恶刚开始发生时，一定始于微小；微小而不断绝，最终才会显著。天地不能突然变成寒暑，君主也不能突然使国家兴盛或衰败；所以寒暑是逐渐在春秋之间变化的，兴衰是从任用得失中产生的。当今之世，宦官不受关卡约束，邪门已经打开；朝廷不责求贤能，正道已经堵塞。得失的源头，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所谓责求贤能，就是使他们彼此举荐；所谓设置关卡，就是使他们彼此保举担保。贤能之人不被举荐，举荐者就有罪；所保举的人不可信，担保者也要受罚。因此古代诸侯一定要贡举士人，不贡举的就削减封地；贡举而不合格的，也要削减封地。士人本来难以辨知，不合格只是较轻的过失；即便如此，也不能不追究，以加强对未知之人的考察；对所贡不合格者施罚，是加重这种轻微过失，并不是宽恕。况且天子对于诸侯有不把他们视为完全臣属的关系，尚且因此责罚他们；施行刑罚的原则，宁可有所放纵，也不要滥施。如今却全都反过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贤能之人是天地的纲纪、万物的根本；正因为求贤事急，所以宁可稍有滥选而得到贤才，也不能放纵而失去贤才。如今却不是这样，世上那些庸庸碌碌的人，各自只求把事情敷衍办完，所以他们的才干和品行都不能确定。对公事而言，政务纷乱；对私德而言，污秽狼藉。近来长吏中尤其多有这种弊病：有的人逃亡而被悬赏捉拿，有的人被捆绑后绞杀；贪婪鄙陋之徒窃居官位，却不知道是谁提升了他们；如同猛兽冲出栅栏，也不知道应当归咎于谁。法网疏漏到连吞舟之鱼都能漏掉，还有什么比这些人更严重呢？人对于利益，就像踩踏水火一样急切。前人即使失败，后人又重新起来；如果这样彼此相继没有终止，谁能阻止他们？这种风气日益竞逐，又有谁忧虑呢？即使如今圣主日夜劳心，所派遣的执政官员却总是这类人。想要使圣世教化美善、风俗太平，也只能等黄河变清了。若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当创立举贤的制度，严格设置关卡防范。制度一旦建立，人们就会谨慎举荐而不苟且，那么贤能之人便可以被辨知。辨知贤能再加以考验，官职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政事就能得到有条理的治理；政事有条理，万物就能各得其宜；万物各得其宜，生产繁殖就会丰盛，人们的资用也会充足，和睦安乐就会兴起。因此人们少犯过错而远离刑罚，懂得羞耻而接近礼义。这就是所谓建立不可磨灭的纲统、移风易俗，使刑罚搁置不用。策问说：近来夷狄侵入内地，灾异屡次降临，难道是所任用的人不合适吗？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臣听说，蛮夷扰乱中原，皋陶便担任士官。这说明若想治理事情的末端，就应当先治理根本。任用贤能，政令就会惠及百姓；任用有才干的人，刑罚就会宽恕。政令惠民，百姓就会仰望其施政；刑罚宽恕，人民就会怀有勇气。用恩惠施政来增加百姓的财产，用勇气来凝聚他们的心。因此人民平居时资财充足而知晓正道，行动时亲近上级而意志勇敢。如果考虑他们的利益、消除他们的祸害，用生养之道使他们获利，即使面临死亡也不会有二心；用安逸之道使他们劳作，即使辛勤劳作也不会怨恨。因此他们的生命可以交付，力量可以耗尽；用他们作战就能取胜，攻城就能守御。所以善良的人仰慕德化而安然服从，邪恶的人心怀畏惧而收敛踪迹。停止战争而武德的实质在于文治，只有任用贤能，才会没有祸患。至于水旱灾害，这是自然的规律。因此古代三十年耕作，必定有十年的储粮。尧、汤遭遇灾害而人民不困乏，是因为有所储备。近来风雨虽然颇有不合时令之处，但考察天下各地，有的土地相连而丰歉不同，有的田亩相接而成败各异，这本来不是上天必然要加害于人，而是人确实不能使劳苦平均。若在人事上失误，却反而归咎于上天，就会使主管官员怠于职守而不勉励，百姓荒废本业而责怪时运，这不是安定人心、招致丰年的办法。只应当勤勉做好人事罢了。臣实在愚陋，不足以奉答圣朝，然而仍被进用到朝廷，是想让我把心中的见解取出献上吗？臣恐怕自己还做不到。如果能够因为收取不善言辞之人的意见而获得有益的言论，那么臣就可以做到。因此臣的言辞鄙陋，却不敢隐瞒。臣以对策列为上等，被授予议郎。当时西方的虏敌侵入内地，灾异屡次出现，百姓遭受饥荒。诏令王公卿尹、常伯、州牧太守各自举荐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于是太保何曾举荐阮种为贤良。策问说：‘从前圣哲的君王承受上天的次序，光明地治理天下，都采用规矩法度，使天地惠泽安康，使万物享有美好的风气，流传扩展到千年。朕应时承受大运，至今统治已经七年了。只是德行不能继承先王，政事又不明白，朕夜间起身而警惕忧惧，仍未能洞察治道。诸位士大夫怀藏道术，庄严地前来，朕十分嘉许。你们都要竭尽心意，阐明说明朕的志向，深入陈述王道的根本，不要有所隐瞒。朕将虚心阅览。’阮种回答说：‘天地安排了上下位置，圣人成就了治理万物的事业。王道深远，所以教化能够推行到远方，因而能够开明万物、成就事务，功业不会衰竭。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方没有不服从的；德泽遍及众生，恩泽覆盖天下，声名功德无穷，并且典章制度垂示百代。所以经书说：“圣人长久遵行他的道，天下才能完成教化。”应当师法前代的踪迹，承袭三皇五帝的事业，矫正世俗、改变风气，以顺应人民的愿望，使天下都迁向义理，使臣民知道归依的方向，播撒醇厚美善的教化，堵塞邪曲枉法的道路。这实在是百姓所欣喜向往的，也是对盛大德行和美好风俗的幸运期望。’ 又问：‘政令刑法不能彰明，礼乐制度没有建立。’阮种回答说：‘政令刑法要彰明，本来就要依靠礼乐的作用。从前明王只致力于此，用来防止遏制暴虐傲慢，感动改变人的心术，节制上天神灵，并陶冶教化万民。礼是用来体现德行的，乐是用来歌咏功德的。乐的根本在于和谐，礼的根本在于敬慎。’又问：‘戎狄蛮夷扰乱中原，侵害破坏王朝的谋略。即使古代盛世，也仍有这种忧患。’所以《诗经》称说猃狁十分猖獗，《尚书》感叹蛮夷归服。自魏氏以来，夷狄归附内地，很少有强悍侵扰的祸患。于是边境守备逐渐懈怠，障塞不再设置，竟让丑恶的虏敌居住在内地，与百姓杂处。边境官吏习于扰乱，人民也忘记作战；接受方面任职的人又不是有才干的人，有的凭借狡诈侵凌侮辱边夷，有的为了求赏逐利，妄自发动征讨杀戮。用防止羁縻的办法来驾驭强悍的马，又用烦琐的防备去对付它，不能制服它，本来就是必然的。因此群丑惊骇骚动，乘着空隙发动叛乱，即使三州覆没失败，州牧太守也不予反击。这不是胡虏太过强劲，而是用兵的人失策。臣听说，王者征伐，重在使人归服而不是专靠战争；怀柔远方靠的是德行，不是兵力。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兴兵就会伤害农业，军队聚集就会造成大量费用；农业受损，人口和物资就会匮乏；费用积累，国家就会空虚。

译从前汉武帝时期，承继文帝的基业，凭借天下的富足，役使有才干的大臣来满足自己的心意，匈奴不断争夺战胜的功劳，贪图攻取的利益，良将精兵困顿于沙漠之中，胜败大致相当，取胜也不能抵偿损失，使百姓白白丧命，填入饿狼之口。等到后来以众多兵力制服少数敌人，使匈奴远远退避，在祁连山取得战功，饮马于瀚海，天下的耗费已经超过一半了。拿中原的空虚来对付夷狄，实在不是正确的计策。因此盗贼蜂起，崤山以东不能振作。到了宣帝、元帝时期，赵充国征讨西零，冯奉世征讨南羌，都没有使兵器沾血，便摧抑强暴，擒获首恶；这就是折冲御敌、平息祸难，使胜败分明的中世明验。义问关于灾异征兆的答对说：阴阳的否泰变化和六种灾异，是君主修治政事来抵御它们、思考祸患来预防它们，建立皇极的根本，详细考察各种征兆的作用。《诗经》说：“要敬慎啊要敬慎啊，上天是明察的；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因此君主承继上天的命令，一天比一天谨慎，才能承受许多福祉，使国祚长久。这就是先王用来退却灾害、消除灾异的方法。又问治理教化的事务，回答说：王道的根本、治理国家的事务，必定要先用礼义教导，使人达到廉耻。礼义确立，君子就会遵循正道，把善让给别人；廉耻确立，小人就会谨慎行事，不放纵而违越制度。用赏赐来勉励有才能的人，用威刑来惩罚废弛职守的人，这就是先王用来保全安定、确定功业，使教化普及百姓、功勋事业流传长久的方法。因此上面有能够谦让的风气，下面就有不争夺的习俗；朝廷有珍惜节操的士人，国家就没有贪婪冒进的人。廉耻对于政治，就像树木栽种需要肥沃的土壤、丰收之年需要肥厚的雨泽一样；有了这些，万物生长必然悠然茂盛。若廉耻不存，只知道依靠刑罚，风俗就会雕敝败坏，人民失去本性，连微小利益也都会引起争夺之心，即使刑罚严酷、法网森严，也仍然不能制止。用于政事，就像农夫在贫瘠荒地上求取收成、旱年盼望丰收一样，必定不会成功。这就是夏商周三代享有德泽长久、风俗淳厚美好的原因；它们都几百年保有上天的禄命，而秦朝却传到二世便败亡，大概是因为所走的道路不同。又问：‘将要使武功成就七德，文治完成九功，应当通过什么途径达到这种境界？各种事务中，哪些应当先办，哪些应当后办？’回答说：‘文治武功所遵循的德行，用来成就宏大事业、使各种功绩都兴盛，没有什么比选拔任用明智贤哲、授予合适职权、任用有才干的人更优先的了；要使人才适合其官职，功绩与职务相称，这样万机政务都能得到治理，各级官员也不会空缺失职。’ 《尚书》说：‘上天的事业，要由人来代行。’既然如此，继承上天治理万物、安定国家和家庭，没有贤能之人就不能成就。贤才储备于国家，就像良工等待锋利的器具，巧匠等待墨线和规矩一样。器具锋利，砍削就容易，材料也不会受损；墨线和规矩设置好，曲直就能端正，各种形制也能制成。因此君主一定要勤勉求取贤才，并且把政事交给他们任意施展。贤臣对于君主，进用时就忠于国家、爱护百姓，退处时就磨砺节操、洁净志向；办理职务不违背公义，发自内心的作为必定经过公正途径；明确法度数量以展示才能，审慎考察经制以验证功绩。这就是从前圣王虽然面向南方居于君位，却能像陶工在转轮上一样使天下受到教化的原因，因为他们所任用的是贤能之人，并且信任所推举的贤能。如今海内士人都倾心仰望美好的光辉，心向帝位，只等待明主决定任用或舍弃。若能打开四方耳目的听闻，广泛征求咨询，选拔群英，延请俊杰，考核功绩而授予官职，展示才能而设置职位，使朝廷没有白吃俸禄的人，那么教化流布就没有止境，树立的功业也会永不磨灭。太康年间，中华谭来到洛阳，武帝亲自策问他说：‘如今四海统一，万里同受教化，天下有道，没有比这更盛大的局面了。然而北方还有未被羁服的人，西方还有凶恶的氐族，所以谋臣还不能高枕无忧，边地百姓也还不能安然生活。将用什么办法长久消除这些祸患，使天下六合混同清平呢？’中华谭回答说：‘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遵循乾道纲纪来流布教化，顺应谷风来兴起仁德，兼取天地人三才来驾驭万物，打开四方耳目来招纳贤能。因此即使劳苦谦逊到太阳西斜，事务重点仍在于选择人才；宣扬山林隐士，照耀被埋没的人才。俊杰如龙腾跃，使帝道光明；贤能如凤飞翔，使王化得以推行。所以皋陶被举用后，不仁之人便远去；陆贾使汉朝声威重振后，远方夷人也折节归服。如今圣朝的德音从帷幄中发出，清正之风播及四方；戎旗向南指去，江汉地区如席卷般平定；兵戈向西征讨，羌蛮仰慕教化。这正是打开四门、兴起礼教的时候。因此俊杰听到风声便响应而来，奇异之才望见险阻也如云聚集。空置高大的馆舍来等待贤人，设置隆重的爵位来礼待士人；求善急切超过饥渴，用人迅速如回声响应；堵塞奸佞谄谀的门户，废止郑声淫乐。要使六合清平，确实要靠这些。即使西北还有未被羁服的寇敌，远漠还有不来朝的虏族，征讨他们会使军队劳顿，得到他们也没有益处。’ 所以班固说：占有土地却不能耕种来供养自己，得到人却不能使其臣服、蓄养，也没有意义。敌人来时就惩治并抵御，离去时就防备并守卫，这大概就是安定边境的方法。又问：‘吴、蜀过去凭借险要，如今既已荡平；蜀人服从教化，没有怀有二心，吴人却放纵凶悍，屡次成为作乱的寇敌。难道是蜀人敦厚朴实，容易教化诱导；吴人轻佻剽悍，难以安定、容易发动叛乱吗？如今想要安抚平定新近归附的人，应当先做什么？’回答说：‘臣听说汉末天下分裂，英雄鼎立，蜀地栖居于岷山陇山之间，吴国占据江表。到大晋兴起、顺应时运接受天命时，文皇帝在安乐宫筹划，使蜀地顺应正轨；圣上暗中谋划，使吴地归命向化。蜀地受到教化的时间长，风俗教化已经形成；吴地刚刚归附，还没有改变原有风俗。这不是因为蜀人敦厚诚实而吴人容易动乱。然而不同的风俗、遥远的边境，风土各不相同。吴地阻隔长江，旧有风俗轻捷强悍，安定它的策略，应当先筹划任用当地人才，使他们如云飞入宫阙，进用贤能；按照他们不同的礼俗加以接待，明确选任州牧刺史，施加威势声望，减轻赋税征收，使他们顺服而共同喜悦，这样可以永远保全他们，使其长久成为臣民。’又问：‘圣人说“如果有王者出现，必定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实现仁政”。如今上天成就、土地平定，大教化没有边界；即使匈奴还未羁服，羌、氐仍然骄横狡黠，也将修明文德来安抚他们，舞动干戚来招致他们。因此兵戈已经收藏，武夫也得以安息。这样是否已经可以把锋刃熔铸成农具，停止尚方、武库的军械职用呢？’

译回答说：‘唐尧经历多年，直到颂声兴起才创作文治；文王、武王相继承袭，礼乐高度统一，清平统一八方，安抚荡平四境，万国都遵守正道，天下呈现文治风貌。即使是披发的乡地、赤脚的国家，也都学习戴章甫冠入朝，整理衣裳行磬折之礼。大舜的德行盛大，仍然要征讨三苗；周朝极盛时，仍有玁狁作寇。即使有文德，也还需要武备。预先防备意料之外的事情，是古代良好的教化；处于安定时不忘危险，是圣人常有的警戒。不要停止武库的日常职守，把锋刃熔铸成农具；完全可以把兵器倒转收束，用兽皮包裹起来。让将帅之士在诸侯之间担任职务，在散乐和美好风俗中休养生息，这并不是不安泰。’又问：‘设置法令，是为了随时制宜。时局危险，就加重法令来取得安定；时局太平，就放宽法网来推进教化。如今天下太平，四方没有忧患，百姓承受德化，将要实行无为而治；那么律令也应当有所损益了吧？’回答说：‘臣听说，五帝礼制各不相同，三王教化各有差异；有的通过禅让来光大政治，有的依靠兵戈来攻取天下。至于兴起礼乐来调和人心，使清正之风安定风俗，它们最终的归向是相同的。如今如果确实风俗教化高度统一，四海没有忧患，人人受到感化，远离邪曲、服从政令，那么即使在尧舜盛世，仍然设置象刑；’ 殷周隆盛之时，仍然有甫侯制定法律。律令存在，怎么会妨碍政事呢？如果大道四通八达，礼乐相互贯通，人人修养品行，百姓砥砺节操，刑罚高悬却无人使用，律令保存却没有施行，这反而足以提升太平时代的高雅教化，使仁风传播到没有边界的地方。’又问：‘从前帝舜凭借八位贤臣成就功业，文王凭借众多士人兴盛周朝。教化制度的建立在于得到人才，而贤才很难获得。如今大一统刚刚实现，应当搜求真正的人才。州郡有贡举荐举，仍没有发现出类拔萃的人，是当时没有这样的人，还是有这样的人却没有把他们招致出来，尚未找到其中的原因呢？’回答说：‘臣听说，兴起教化、建立法令，没有贤能之人就不能使道义光明；治理太平、平定混乱，没有才干之人就不能彰明功业。上自皇羲，下至历代帝王，无不张大皇纲以罗致远方人才，传播仁风以覆盖万物。因此得到贤才，教化就兴盛；失去人才，政事就废弛。如今四海统一，万里同风，州郡贡举秀才、孝廉，台府选拔贤良之才。天下八方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难道会没有卓越俊逸的人才吗？这就像南海不会缺少明月之珠，大宛不会缺少日行千里的良马。奇异的贤哲难以被发现，远方的贤才难以被看见。因此尧舜太平教化中的“八元八恺”，是由于舜举用他们才显现；殷汤革除夏朝、建立王命，是伊尹背负鼎俎前来才得到任用。当今圣朝，对于亡国之士以礼相待，接纳远方后裔之人；有的在帷幄之中佩戴貂蝉冠，有的在千里之外执掌符节。巡行天下一定会有像吕公那样的际遇，夜间梦见贤人也一定会得到山林隐士的感应。贤能俊秀之士的出现，是可以踮起脚跟等候的。当时皇帝出行到南郊祭祀，下诏让散骑常侍郑默陪乘。皇帝便对郑默说：“你知道为什么能陪我乘车吗？”从前州里推举你和同辈人时，我常惭愧自己使清谈受到牵累，所以就问起政事。郑默回答说：“劝勉农耕，是国家的根本；选拔人才而能得到贤才，是济世的道路；任官而能长期任职，是处理政务的适宜做法；明察谨慎地考核升降，是劝善惩恶的依据；崇尚儒学和朴素的风尚，是教化引导的根本。也不过如此罢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好。愍帝即位后，尚书郎诸葛恢调任会稽太守。临行时，愍帝为他设酒饯行，说：“如今的会稽，就像从前的关中一样，粮食充足、军备充足，全在于有贤能的太守。因为你有治理任所的办法，所以特意委屈你前往。如今四方分崩离析，正应当匡救振兴衰败的时运，政务中首先要做什么，你替我说说。”诸葛恢陈谢后，趁机回答说：“如今天下丧乱，风俗衰败，应当尊崇五种美德，屏弃四种恶行，进用忠诚笃实之人，退斥浮华之士。”愍帝深深采纳了这些意见。东晋元帝时，冬天打雷闪电并且下大雨，皇帝下诏书责备自己、承认过失。御史中丞熊远上奏防备之策说：“我接到庚午日的诏书，诏书说：‘因为雷电震动、暴雨不时降临，我深深地责备自己，即使拿禹、汤责己的事来比喻，也还不足以说明。臣对天道昏昧不明，私下只从人事来评论。陛下节俭朴实，仁慈和善，恩惠流布，可是王化还没有兴盛，都是因为群公卿士不能早晚以国事为公，来增益伟大的教化。尸位素餐、乘坐不相称的车服，正是玷污清明时代的罪责。’如今逆贼侵扰华夏，暴虐更加严重，二帝幽闭在殡宫，梓宫尚未归还，四海百姓伸长脖颈，没有不向东盼望的；可是还不能派军队北伐，贼寇的仇恨尚未报偿，这是第一种过失。过去齐侯战败后，七年不饮酒、不吃肉，何况如今的耻辱更加重大，臣子应当以枕戈待旦、做君王前驱为己任。如果这个志愿尚未实现，就应当君臣上下共同节俭，体恤百姓、养育士卒，撤去音乐、减少膳食，只修治军事。陛下在上忧劳，而群官没有同心；陛下在下表现忧戚，每逢会集，所务只是调和娱乐、饮酒进食罢了，这是第二种过失。选官用人，不考察实际的德行，只看虚名声望；不求才干，乡里推举人才的道路废弛，请托之风交相盛行。有德而无势力的人被排退，经营声望而有人援助的人却被进用；称职的人因为违背流俗而受讥讽，虚有资历的人因为处事从容而受尊贵。因此公正的道路日益亏损，私人的门路日益开放，强者欺凌弱者，冤屈无法得到处理。如今担任官职的人，把办理政事看作庸俗小吏的行为，把奉行法令看作苛刻，把尽守礼节看作谄媚，把从容不迫看作高妙，把放荡不羁看作通达之士，把骄傲傲慢看作简约高雅，这是第三种过失。世人所说的“三失”之人，公法加罪于他，私下议论贬低他的错误，最终还不断受到排斥退黜，沉沦在泥滓之中。时俗所谓“三喜”之人，王法不加罪于他，清正的舆论称赞他的贤能，逐渐被提升进用，做官不断升迁，攀附权贵，翱翔云霄。于是使世人削方为圆、弯曲正直，难道还会顾念道德的清正道路、践行仁义的范围吗？万般政务不能整顿，风俗虚伪浅薄，都是由此造成的；如果不明辨升降黜陟，以考察人的才能和不才，那么这种风俗就不可能改变。如今朝廷各部门，把顺从附和当作善行，把意见相违视为过失，不再讨论才能的高下、言论的是非得失。当时有人进言，有时却得不到任用，所以朝廷中少有据理争辩的臣子，士人也没有求取俸禄、出仕做官的志向。郭翼上书后，武帝提拔他为屯留令，又设置谏官，用来容纳接受直言，诱导进用后来的贤才。因此人们能够尽情进言，没有隐瞒避讳；任官之后才授爵，职位确定之后才给俸禄；用言语陈述政事，用功绩进行考核，用车服彰显功劳。舜尚且要经历各种艰难来考验人才，如今却先给俸禄而不加考察，实在严重违背古代的义理，也是混乱产生的原因。

译选求人才，对于疏远卑贱之人要急切；施用刑罚，要先及亲近显贵之人。这样以后政令才能推行，禁令才能执行，民间才不会有被遗弃、被滞留的人。尧从卑微鄙陋之处选取舜，舜在山岩洞穴中访求贤才，周公不因亲属关系而枉曲法度，叔向也不因孔怀是亲属而损害法律。如今朝廷的执法官吏多出身寒微卑贱，所以即使章奏每天上报，也不足以惩戒众人；任用官员、选拔人才，也不足以补救政事。应当到屠宰、垂钓之中招求贤良，到山林丘园聘用耿介之士。如果不改变这种做法，即使合并官署、裁省职务，也无法挽救弊乱。只要能够明智而仁惠，又何必忧虑驩兜，何必迁徙有苗，何必畏惧花言巧语、巧伪奸佞之人？这就是任用官员得到适当人才的好处。明帝时，前将军温峤上奏军国要务。第一条说：“祖约退守寿阳，已经埋下将来的祸难。如今两方面守御，要建立功效还比较容易，淮泗都督应当竭力资助他；选拔声望显著之士，配给征发的士兵五千人；再选一名偏将，率领二千兵，来增援寿阳。这样可以保固徐州、豫州，援助司土。”第二条说：“一个男子不耕作，必定有人因此挨饿。如今不耕作的人，动辄有数万人。春季废除了劝农督课的制度，冬季却严厉执行征收租税的命令，百姓没有看到施行的劝农措施，只听到征收赋税的事。赋税不能完全停止，但应当设法使百姓富足充实。司农设置田曹掾，每州一人，劝课农桑，考察官吏的才能和不才。如今应当依旧设置此官，必须选得清廉谨慎、奉公守法、足以宣示恩惠教化的人，这样所增加的实际利益就很大了。”第三条说：“各外州郡领兵之人以及都督府，若不是临敌作战的军队，就应当一面耕田、一面守备。先朝还曾让五校出兵屯田。如今西军五校中有兵的部队，以及护军统领的外军，可以分派两军出屯，并驻扎在要害之处。沿江上下都有良田，开荒即使一年之后也容易见效；而且军人中负担沉重、在外从事樵采炊食的人很多，对事情很便利。”第四条说：“设置官职是为了治理天下，不是为了安置私人。这样官职少而人才精，周代制度中六卿亲自处理政事；春秋时期，入朝则任卿辅，出外则统率三军。后代设置官职逐渐增多，确实是因为事务有繁简不同。然而如今江南六州的土地，仍然荒芜残破，与平日相比，只有十分之一。三省中没有军队的军校，九府寺署中可以合并统领的、可以裁省一半的，都应计算其事务繁简，随事裁减。荒残的县，有的同在一座城中，可以合并。这样既可使选用的人才更加精良，又可使俸禄优厚，足以代替耕作，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清廉奉公。” 第五条说：“古人亲自耕种耤田，以供奉宗庙祭祀的黍稷。旧制设置耤田令、廪牺令等官，如今却临时购买求取，向上亵渎极为恭敬的礼仪，向下耗费百姓，不符合虔诚奉事宗庙、滋养万民的宗旨，应当依照旧制设置这两种官职。”第六条说：“使命越远，就越应当选得有才能的人，用来宣扬王化，使声誉传到四方。如今人情不愿任职，便取用品级低下的人，损害、辱没国家使命，滋生长久的祸患，所以应当慎重选择，不可减少二千石中现任二品官员的人数。”第七条说：“罪责不牵连亲属，是古代的制度。近来对大逆之罪株连亲属，确实出于凶恶暴戾；这种做法虽然曾是临时权宜之用，如今却竟成为实行的制度，不是圣朝的正典。应当像先朝一样，废除夷灭三族的议论。”这些奏议大多被采纳。康帝即位后，任命庾冰为车骑将军。庾冰害怕权势过盛，便请求出任外职。恰逢他的弟弟庾翼将要讨伐石季龙，于是以原有的车骑将军名号任命庾冰为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及豫州四郡军事，兼任江州刺史，加假节，镇守武昌，用来援助庾翼。庾冰临行前上奏防备之策说：“臣因循家族恩宠，位居当世高官，但志向没有特殊操守，才量也不能谋划长远。近来皇家多难，祸衅事故接连发生，朝廷所倚望的国器之才，随着时势凋落，于是使上天的眷顾逐渐下坠，降临到臣身上。臣低头仰首，至今侍奉陛下已有五年，对上不能光大辅佐圣明的谋略，对下不能整顿兴盛政治之道，而陛下待臣超过常分，不断对臣有所要求，又把驾车的骏马交给臣，希望臣建立万里功业。若不是上天眷顾深厚，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因此臣斗胆竭尽愚昧，献上赤诚之心，希望陛下暂且屏除冠冕上的旒珠和耳边的玉饰，以扩大听取意见的范围。如今强敌尚未消灭，战车尚未停息，郊外兵力薄弱，国内百姓疲敝，敌寇乘隙侵扰的程度不可估量，百姓的困苦尚未得到安定，群才的作用也尚未充分发挥。然而陛下身居崇高之位，与臣下隔绝了视听，察看政务必然寄托于群臣；群臣本应忠诚，却没有被引荐进用；百官本应勤勉，却没有人督促劝勉。” 因此古代帝王勤于降尊纳谏，虽说总理万机，仍兼听将相之言；有时借助平民的诉讼，有时向樵夫采薪者询问谤议，确实是有道理的。何况如今的弊病已经达到开天辟地以来的极点，而陛下的历数正逢这样的时运，否塞剥落的艰难降临圣躬；这是普天之下百姓所以为过去痛心、为将来翘首的原因，实在希望否极泰来，转运的关键确实在于今天。愿陛下扩大覆盖天下的胸怀，深厚如大地承载万物，安处于谦虚冲和，把它作为根本；勤于训诫督察，把它作为要务；广泛延请当时贤士，向他们询问治理政事的道理，使朝政的得失必定传入圣听，人的真情和伪饰必定通达天聪，然后总览大要，以掌握国家纲纪；亲自节俭，节省费用。尧舜难道离我们很远吗？穿粗布衣的卫文公又是什么特殊人物呢？所以古人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实行并不难，能够始终安定地实行才难。’愿陛下既然想到终日辛劳、谦逊自持，又接受臣下启发辅佐的诚意，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早晚都铭记在心，仍然不能把临行上奏的心意全部说尽，徘徊之间不知不觉言辞已尽。” 穆帝时，苻坚击败朝廷军队。朝廷想要镇定安抚北方，派刘波督领淮北各军；冀州刺史因病没有成行。刘波上奏防备之策说：“臣听说，天地以广泛救济万物为仁，君主之道以惠及臣民为德。因此禹、汤有亲身勤劳的功绩，唐尧、虞舜有‘在予’的诰命，能够使恩惠遍及百姓，功勋流传后世。宣帝开创宏大的基业，开始奠定成就帝业的命运；到了文王、武王，历数已经归于自身，仍然虚心侧身而坐、降低自己而尊重万物，这才知道积累功业很重，勤勉辅佐王室的事业很艰难。先君的德行广大，留给后代的恩赐深厚。惠帝不能承继遗德，把政权交给内臣，终于使神器沉沦幽暗，日月星辰失去光辉，帝王陵园承受沉入九泉的悲哀，宫殿宗庙留下胡人战马的足迹。这正是所谓朝廷中的贵族大臣失误于朝廷，百姓却暴尸于城外。幸赖元皇帝神武应合时运，使国祚在淮海之间兴隆，重新振起已经坠落的天纲，使断绝的纲维重新张立。陛下承继宣帝开始建立的宏大基业，接受元帝善始善终的成就和功烈，保全大业、奠定功勋，停止战争、平定祸乱，所以才使那条背负鳞甲、横行海上的鲸鱼般的僭位者，以及滔天的贼寇，望见皇帝的旌旗便连夜溃败，看到太阳便如雾消散，功业巍巍荡荡，人民无法用言语称述。然而近年以来，天象错乱，妖异怪事屡屡发生。会稽是先帝原来的封地，却发生地震，持续了多年。”

译从前周文王、周武王时有鱼鸟呈祥，君臣尚且心怀震惊恐惧，何况如今灾变集中出现，竟没有人对此疑惧。周公旦有‘不要停止’的告诫，贾谊有‘堆积柴薪’的比喻。臣以先前的征兆为鉴，私下思考如今的事情，因此敢于冒昧直言，毫不避讳。过去先帝凭借清静无为的风气治理天下，把成效责成于群臣，坐镇运转天纲，顺应变化、委曲随顺，所以忘记了每日计算小功，只收取一年成效。如今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发出，辅佐君王的贤才俊杰和谐协同，天下四方承受风化，举国响应震动，可是却听不到钧台的颂歌，景亳的诏命也没有颁布，难道是群臣不能称职，还是陛下没有充分任用他们呢？凡是圣王的教化，无不敦厚崇尚忠信，保存正道、抛弃邪曲。伤害教化、败坏风俗的人，即使亲近、即使尊贵，也一定疏远他；清廉公正、守正修身的人，即使微贱，也一定亲近他。如今却不是这样，这种风气已经衰败，争逐私利更加严重，朋党相互勾结，毁誉之言交相兴起，钻营求取苟且进身，人人希望得到额外利益；见到贤者反而处在贤者之上，所得俸禄常常超过应有的数量。迎合旨意、承顺意图的人被认为奉公，相互称赞粉饰的人被认为忠节，举世都看见这种情形，谁还敢说正直的话？陛下若不明确必须实行的法令，以断绝穿凿附会的根源，恐怕会因疲倦疏忽而错误地处理视听。” 况且苻坚灭亡至今已经五年，旧都残破毁坏，帝王陵墓没有守卫，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还没有得到救济接济。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远观汉、魏衰亡的原因，近看西晋倾覆的时刻，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果断改变思虑，那么国家的根本就能永远稳固，社稷也没有忧患。臣难道是在诬蔑说当朝之人全都没有忠节，只是任用不合其才，求取贤才又没有达到罢了。如今政务烦杂、徭役繁重，各处都凋敝破败，仓廪空虚，国用耗尽，百姓受到侵削，流亡接连不断。大略计算户口，自咸安年以来，已经减少十分之三。百姓发出蜉蝣般朝不保夕的叹息，《下泉》诗兴起了思念周京的感情。过去汉宣帝说过：‘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就是贤能的二千石官吧！’所以治理百姓有方的，就加以玺书褒赠；法令苛刻、政治混乱的，就从宽减刑而不赦免。上面事务简约，下面百姓喜悦。如今却不是这样，临到任所便请求离职的人，以家中贫困为借口；振济穷困、救助困滞的人，却把公爵当作施舍。古代是替百姓设立君主，让君主主管养育他们；如今却让百姓供养君主，使君主像蚕一样侵食百姓。甚至把贪污的人称作清廉，把勤勉谨慎守法的人称作怯弱低劣。为什么背离古道竟到了这种地步？陛下虽然亲自节俭，在上面怜悯百姓，但群臣却在下面放纵欲望、任心行事。” 六司官员垂首退缩，三公大臣拱手沉默。因此有见识的人看到人事而叹息，观察上天的灾异而极为恐惧。过去宋景公退除荧惑星带来的灾祸，殷宗消除了鼎上雉鸟所造成的异象。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仰观大禹过门不入的志向，俯察商纣沉溺酒色的过失，远思《国风》中讥刺共公的诗意，深思定姜借小臣作的比喻，暂且转回圣恩，广泛询问群臣，延请接纳众多贤才，向他们询问政治得失；令百官各尽职守，考察人们言论的利弊及其原因和根据，审察识别群才，辅助调和鼎鼐之味，努力想着成为圣人，以答报上天的休美。这样四海百姓就会归心，天下将非常幸运。庾羲年轻时便有时誉，起初任吴国内史。穆帝很喜爱文章义理，庾羲到郡任职后献上诗篇，其中颇有讽谏之意，于是上表说：“陛下凭借圣明的德行，正要隆盛唐尧、虞舜的教化，可是事务和徭役繁重，百姓凋残。凭几个州的财力，承担供给天下四方事务的责任，其中的劳苦困弊，哪里能全部说尽？过去汉文帝处在隆盛时代，仍亲自节俭，断狱案件数百，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贾谊仍然叹息，提出堆积柴薪的言论。用古代来比较今天，是为了更加增加忧惧。陛下明察如天所赋，无幽暗之处不能照见，广泛救济的道路，哪里还用得着昏昧之人的言语？臣世代承受恩宠，希望竭尽微薄之力。臣受任到任后，亲眼见到当地情形，冒昧借着宏大的政事，献上愚拙而赤诚的意见。恭敬地希望陛下在听取奏报的闲暇，稍稍加以阅览。” 孝武帝时，范宁请求补任豫章太守，上书陈述当时的政事说：“古代划分土地、分割疆界，是为了增进百姓安居乐业的心愿。圣王制定制度，户籍没有黄籍、白籍的区别。过去中原遭逢丧乱，百姓流亡寄居江左，或许还有返回故乡的期限，所以允许他们仍然隶属于原籍郡县。从那以后逐渐长久，人民安于自己的产业，丘墓坟冢和柏树都已经成行；虽没有本国本籍的名分，却已有安土定居的实际。如今应当重新划定封疆，使土地和户籍相互对应，明确考核官吏的科条，修整闾伍的法令。反对者一定会说：‘人人都有自己的桑梓，风俗自然有南北之别。一旦把户籍归属确定下来，长久成为别人的臣属，上等人会有寄居异乡的感慨，下等人会怀有被役使的忧虑。’这确实是兼并者所坚持的说法，却不是通达事理者的确论。古代丧失土地的君主，尚且要臣服于所寄居之国的君主；列国之臣，也有离开本国、前往他国的礼法。随会逃亡到秦国，受到《春秋》称许；乐毅在燕国做官，也见褒于良史。况且如今天下之人，追溯其氏族来源，无不随着迁徙而改变，为什么到了今天唯独不能这样做？各荒僻郡县的百姓，分散居住在东西各处，远的相距千余里，近的也有数百里；一旦征召服役和调发赋税，都要互相等待期限，稍有差违便受到严厉治罪，人民不堪承受，便叛乱成为盗贼。因此山泽中的盗贼日益增多，刑狱也越来越多。” 如今荒残而狭小的郡县，都应当合并；不足五千户的不得设置为郡，不足一千户的不得设置为县。太守、县令的任职，应当选用清廉公平的人。近来的选举，只把救济贫困作为优先，即使制度规定任期六年，富足之后便退职。又有郡守和长吏受到无定规的牵制，有的兼任台省职务，有的兼带府官。府用来统辖州，州用来监察郡，郡用来治理县；如果现在相互交错统领，就会变成下级官反而统辖上司，赋税、调发和徭役再没有节制。况且牵引百姓，营建官署，东西迁徙，各人更换任所，文书簿籍很少能够保存；先前的屋宇都被私人占有，后来新官又要重新修建。这种弊害，哪里说得尽？又有方镇官员离任时，都要割取精兵和器仗作为送行之资，所以米、布等物资多得无法计算。监司彼此容忍，起初从不弹劾纠察；其中即使有清白之人，也不再加以甄别表彰。送兵多的有达到一千多家，少的也有几十户；这些人既被带入私人门下，又要由官府粮仓供给布帛。兵役已经耗尽，却还要让良民屈身服役，无端牵连来充补兵额。如果是有功勋的大臣，已经享有分封土地的福禄，难道还应当在封国外另置吏兵吗？我认为送故的规条应当加以节制，以三年为限。”}],

译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奢侈还是节俭取决于形势。如今兼并土地、拥有多种产业的士人，也多有不能自给的；并不是能力不足以使自身富厚，也不是俸禄不足以使家中富足，而是取得财富有门路，使用起来却没有节制，沉溺于饮酒。【“蒱酒”疑为OCR讹误】整日奔驰游乐【“▯卒”字样疑有脱误】，一年中一次宴饮的费用就超过十金，华丽衣服的精美程度，无法计量；盛饰狗马，营造郑、卫之音，使南亩荒废而不耕，讲习诵读之业也无人听闻。凡庸之人争相驰逐，傲慢放诞渐成风俗。应当考察他们在乡党中的表现，考核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和崇尚的品行，试验他们的才干能力，然后再予以升进。这样做，岂不只是家家给足、人人富足，贤人也会接踵而来吗？防止官制侵夺【“讁”疑为OCR讹字】，军队不得相互袭替。近来稍有小事，便以补役充数；一次过失，耻辱便牵连数代，亲戚旁支也一起遭受祸害，户口减少、人口耗损，也由此造成。这些都应当酌量遣散，以保全国家的诚信。按照礼制，十九岁死称长殇，因为尚未成人；十五岁死称中殇，因为仍是童幼。如今把十六岁列为全丁，便要承担成年人的劳役；把十三岁列为半丁，所承担的也不再是童幼之事。怎么可以伤害天理、违背经典、使万民困苦到这种地步呢？现在应当修订礼制，以二十岁为全丁，十六岁至十九岁为半丁。这样人民就不会早夭，人口生育成长也会日益繁盛。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好。安帝时，山林、湖泊、河流和沼泽都被豪强专擅，小民砍柴、采薪、捕鱼、垂钓都要被征税。直到这次实行禁防【“禁防”疑有脱文或讹误】时，百姓的居处仍未得到统一。刘裕上表说：“臣听说先王制定治理天下的制度，使九州土地各有秩序，划分疆界，使各地人民各安其居。从前盛世之时，人民不迁徙改业，所以井田制度在夏、商、周三代因而兴盛。秦朝改变了这种政令，汉朝也没有改回，富强之家兼并土地，于是弊端由此产生。然而九服之内没有受到扰乱，各地所依托的旧制仍然沿用。汉代西京时，大规模迁徙田景一族，以充实关中，随即把三辅作为乡里，不再把他们隶属于齐、楚。自永嘉年间播迁流离以来，人民寄居淮海一带；朝廷有匡复国家的谋划，百姓怀有思念故土的心愿，经营筹划都忙不过来，因此安定百姓、绥靖治理的事情，尚且还有来不及办理的。到了大司马桓温时，认为百姓没有固定的根本，是妨害治理最深的原因，于庚戌年实行土断，以统一人民的户籍和产业。当时国家财力充足、府库丰实，正是由此而来。自那以后直到今天，已经历经多年，统一的制度渐渐废弛；杂居的流民和寄居者越来越多，闾里编制也没有修治，这就是王化不能纯全、民间疾苦仍然存在的原因。臣承担重任，深感责任重大而惭愧；如果不改变调度、解开旧有束缚，就无法成就治理。人的情性容易拘滞于常习，很难同他商量创始之事。所谓把父母之邦称作桑梓之地，确实是因为在那里出生、在那里终老，是敬爱之情所寄托的地方。” “如今所居之地，几代人的坟墓已经成行，对祖先敬恭的诚意，难道不会随着这些事实而产生吗？请准许依照庚戌年土断的科条办理，使百姓故土本籍的观念逐渐有所扩大，并且逐渐取得实际成效；然后用仁义引导他们，用威武鼓舞他们，越过长江、跨过黄河，安抚九州、收复旧土，那么眷恋故土的心愿就会很快实现。事情应当从当年开始，暂且勤劳于开端而求其最终成功，所以能够改变现状。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怜悯万民，哀怜他们所失去的故土，永远思念《鸿雁》诗中流离之民，思考振兴中兴事业的大计。既然把国家重任交付给臣，又期望臣安定和救济天下，如果臣所陈奏的意见合乎圣意，请交付有关部门施行。”于是依照疆界实行土断，只有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的人不在土断范围内；各地流寓的郡县，大多被合并裁省。宋孝武帝即位后，普遍要求百官进献正直的意见。建平王刘宏的中军录事参军周朗上书说：“从前仲尼说过，治理天下就像把东西放在手掌中，难道只是说设置防禁吗？正在推行防禁政令的时候，国家的安危和民生全系于人，只是当世君主不肯实行罢了。何况如今时运已到了衰败的晚期，世道又承受乱世的余祸，加上宫庙遭受前所未有的惨酷灾难，江南地区受到从未有过的困苦，千里之内接连有人死亡，万家共同哭泣。而秦、汉遗留下来的弊病还在今天实行，魏、晋遗留下来的弊政仍然布置在百姓身上，却希望国家今天就能安定、教化超过古代；这正如倒退着走还想赶上前面的人，又如堆积柴薪等待燃烧的譬喻，臣不知道凭什么能够这样做。” “陛下已经以孝道作为治国根基，又以仁爱加以申明。百姓所遭受的疾苦，臣岂敢不略陈一二？治理天下，难道只是设置防禁作为教化吗？如今教化衰败已经很久，百姓不懂得法则，却又用刑罚驱逐、逼迫他们，这难道是为政之道吗？如果要以防禁来实行教化，应当每二十五家选一名长，百家设置一名师。男子十三岁至十七岁，都命令学习经书；十八岁至二十岁，全都使其修习武艺。用书记、图籍、法律，以及忠、孝、仁、义的礼法，谦让、勤勉、节俭的准则来训导他们；教授兵法、战略，以及军队中步兵、舟师、骑兵的仪法和操练，挽强弓、击刺的技法。各级官长每月都到学校，借以考核他们的才能。学习经书的人五年有所成就，就报告给司徒；习武的人三年技艺精良，也升荐给司马。如果七年还不能通晓经书，五年还不能达到勇武要求，就改为考察他们治理政事的言论，观察他们的谋略、心术和行为操守。再次考察仍不足取的，即使是公卿的子孙，也应当永远归还田亩务农，终身不得做官。至于国学，应当详细考核学生名额，分部确定子、史、令、书等课程，不必烦琐地要求人人都学习实践，以免耗费精力。凡是学校，即使遇到凶年荒年，也不应废止。农耕和蚕桑，是百姓生命的根本，也是国家的根本；其中有一项不足，礼节就不能兴盛。若要重视农业，应当停止以金钱赏罚，改用谷物和丝帛作为奖赏和惩罚。不过愚民不懂得其中的权宜，议论者又喜欢增加其异议。” “凡是淮河以北的地方，以万匹绢作为交易单位；长江以南，则以千斛粮食作为货物单位，也不必担心实行困难。现在暂且规定，交易额达到一千钱及以下的使用钱币；超过一千钱的，都使用绢布和米。货物不合规格的，治罪。这样，开垦的田地自然会扩大，百姓的资财也必然增多；盗铸钱币的人停止活动，因贫困而死亡的人也必然减少。又凡是田地不是低洼积水之处，都应播种麦子和豆类；土地适宜滋养的，都应种植苎麻。巷道沿着篱笆，必须栽种桑树、柘树；庭院相连、屋宇相接的地方，只准种竹子和栗树。这样的命令施行以后，善于办理这些事务的人，平民就按次序授予爵位，有司也随即给予奖赏。如果田地荒在草丛之间，不栽种树木，就鞭打并砍伐；其余应当栽种的树木没有栽种，也要按次定罪，并且还要制定征税办法。应当按照人口计算赋税，不应按财产征收。为什么要使富裕者不能尽数缴纳，贫困者又不能免除呢？竟然规定桑树长到一尺，就要以树围作为价格；田地增加一亩，就要折算为钱。房屋不能盖瓦，也都要按财产征收。百姓因为这些规定，连土地也不敢栽树；害怕被无故指责为开垦、砍伐栋梁、裸露椽木，也不敢给房屋加泥。哪里有剥夺善行、残害百姓，反而禁止他们穿衣吃饭的道理？如今如果真要重视农业，就应当致力于削除这些法令。凡是治理国家，不担心威势不能建立，只担心恩德不能施及百姓；不担心土地不广，只担心百姓不能生育繁衍。”

译“自从华夏与夷狄相互争杀，戎人与华夏竞相逞威，攻破一国，尸体便堆满城邑；屠杀一军，尸骸便遍布原野。天下残存的活人，大概已经不到一半。又加上政令急迫、刑罚严酷，早夭、灾害和疫病接连发生；贫民只能供官吏驱使，死者也无力得到埋葬。鳏夫独居而不愿娶妻，生了孩子往往也不敢抚养。再加上戍守和徭役长期滞留，妻子老去，后嗣断绝；以及因淫奔而怀孕的妇女所生的孩子，也都不再收养。这是杀害人口的途径有好几种，而使人活下来的办法却一条也没有。不知道再过一百年，难道要把草木都当作世上的人吗？这真是最令人惊心、悲痛、放声痛哭、长声叹息的事。法律虽然有禁止杀子的条文，也有规定早婚的法令，但人们宁可触犯刑罪、忍受悲痛也要这样做，难道不是因为情势实在残酷到极点吗？现在应当放宽各家的徭役，减轻各户的赋税。女子十五岁还不出嫁，家人就要获罪。只要有野鸡作为聘礼，粗布能够用来侍奉舅姑，就可以嫁娶；如果一定要等到财物充足才嫁娶，有司就应加以纠察。凡宫中的女奴，都必须选择那些今后不再嫁人的；平民家中的役使之人，也都命令各自婚配。务必使天下不再有终身独居而无配偶的人，也不再有无子养老的人。所谓用十年保存和养育人口，再用十年施行教训；这样二十年之间，增加的户口和可充军的人数，必定会多出数倍。又因逃亡而造成混乱，郊外饥荒，百姓充满田野，都是因为没有替他们谋划生存之计，任由他们迁徙流离。” “所以饥寒一旦到来，即使慈母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孩子；想让他们不去做寇盗，怎么可能呢？既然是官府逼得他们如此，又反过来用杀戮禁止他们。对于百姓来说，有司为何残酷到这种地步？况且草木既已死亡，树皮树叶全都枯干，这说明粮食肉食已经吃尽；冰霜已经深厚，连遮盖之物都难以取得，这说明衣裘已经破败。等到阳春到来，才会重新产生少量余粮【“生其余防”疑为OCR讹误】。如今江南以南，各处都是丰收、有粮食的地方，应当由官府兴办劳役；招募远近能够供养五十人一年的家庭，赏赐爵位一级，每次不超过一千家，这样就能就近供养十万人。凡接受粮食救济的人，都命令他们前去耕种。淮南地区应多设置长帅，供给他们粮种。凡公私两方面的游惰闲散之人，每年征发他们帮助农作。命令堤防、湖塘全部修治，平原和高地一并开垦。仍然应当按户建立社，按土地设置闾，检查人口出入，督促他们不要懒惰。等到大丰收之后，再衡量情况迁移他们，使其回归故土。淮河以北的人，全都使其南返；江东的旅客，则全部命令向西归还。身体有毒疮，必定要从其尚未溃烂的地方割治。函谷关、渭水一带的灵秀地区，已经寂静地成为荒芜洞窟；伊水、洛水一带的神圣基业，也茂密地长满了荒草。难道可以不对此心怀忧思吗？历下、泗水之间，有什么值得独自留恋的？议论者一定会认为胡人衰弱，不值得躲避，却不知道我们的病患比胡人更加严重。如果说百姓已经迁徙，狄人一定会跟随他们而来，那么他们若来，正合乎我们的愿望；胡人如果能够前来，也必定不是原来的种族，不过是山东地区混杂汉人的人口，这正是国家一向希望抚养保育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口、十万口〕 “这样一来，华夏之地就能得到实际充实，戎人自然会空虚而远离；他们前来所带来的利益，本来就是好事。如今只是空守孤城，白白耗费财力和劳役，很快就会看见淮北一定不再是服属的疆域了。这样岂不是更加严重地丧失国土、蒙受耻辱吗？假使胡虏只派三千轻骑，轮番出入，春天来侵犯麦田，秋天来侵扰禾稼；水陆漕运也必然再次断绝。敌人不费力气而边境已经困顿，不到两年，士卒离散、百姓逃尽，就可以跷足而待了。即使胡人灭亡，中州也一定会有兴起的势力，决不可能有人带着土地、率领人民归还国家。果真如此，徐州、齐地最终也会受到逼迫，同样无法守住。况且战守之法，应当依靠敌人不敢进攻。近年军队之所以失败，都是反其道而行的结果。如今明知不能用羊去追狼、用螃蟹去捕捉【原文“蟹捕防”疑有讹误】，却让笨重的车辆、羸弱的士卒同肥壮的战马和强悍的胡人相互追逐，不能成功，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汉朝中期能够制服胡人，是因为汉军马匹多；胡人后来臣服汉朝，也是因为胡人的马匹少。既然军队不能裁撤，就应当蓄养车辆和骑兵。现在应当向天下招募：养马一匹的，免除一人的赋役；养马三匹以上的，免除一人的赋役，并可由此取得吏职，逐步晋升，所授阶品和赏赐各有等级。边境亭、候、驿站一概不要发动征调。况且将领之所以统率军队，是要让士卒为之效死；他们自己能够执持干戈，侥幸不死，筋力又耗尽于戎役，对上级和朝廷的期望，本来已经很深了。” “再加上他们有澄清风气、扫除迷雾的勤劳，有驱逐波涛、涤除尘垢的功力；这是他们自己所夸耀的地方，也尤其严重。近来论功行赏，人们知道赏赐优厚，但似乎很不合乎实际，怨恨愤怒的人实在很多；垂下手臂、反唇相向的人，往往私下同部众相互议论；呼喊期待的人，也到处成群结队。凡是武人，意气特别容易崩溃沮丧；假如一旦发生变故，那么先前怀有怨恨的人就会成为敌人。现在应当和他们一同耗尽国家财物，使府库粮粟与他们共同用尽；对于想离去的人，应当遣送，并加重赐予宠荣爵位；还应发给各地俸禄，使将领的官秩不至于不足；其余费用应削减其他事务。负辇之人不应再参与军务，只可以教他们搜狩的礼仪，训练他们钲鼓的节奏。如果有人凭借勇力求进，就务必斥退那些年老到应当罢免的人，赏赐可以延及其后嗣。又淮河沿岸的城垒，都应当兴复，使烽火和战鼓彼此相通，使兵力和粮食相互接续。如果边民请求出兵，一概不应答应；远方夷人来进贡，只接受并回报，不出兵远征，同时告诉他们国家目前无暇处理，并表示还有什么事情不是君主所能决定的呢？必须等到内部教化已经确立，再慢慢审察敌情，准备骑兵四十万，而中原不受扰乱，储备粮食足以支撑二十年，而远方城邑不受惊扰；然后越过淮河，直到黄河尽头，跨过陇山、出入大漠，又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呢？又说教化不敦厚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健在而兄弟各自分家谋生，十家中已有七家如此。” “平民父子各自拥有产业，十家中也有五家如此。更严重的，甚至到了危急死亡时彼此不相知，饥寒时彼此不相救，又有嫉妒、诽谤、侵害夹杂其中，数也数不清。应当明确禁令以革除这种风气；先对家庭中有善行的人务必给予奖赏，从今以后仍不改正的，就没收其财产。又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因为悲哀发自内心，所以制度上同样居丧已经实行很久，哀痛均等，因而消退得更慢。齐国的典制和汉氏的礼法，约束臣下可以，刻薄地对待子女却会造成混乱。为什么要使穿着丧服的形貌完全消失，使哭号的声音停止呢？佩戴玉饰、开启冕旒而临朝，内心深情尚且不忍；戴着冕冠、垂着珠旒视朝，难道不是过分了吗？凡是法律有变更古制而又苛刻伤情的地方，没有人能够顺从。至于败坏礼制却能使自身安逸的事，人们必定会急忙奉行，为什么反而厚待恶行、薄待善行呢？如今陛下以大孝开始奠定基业，应当反过来纠正这些弊病。况且朝廷享礼和临朝御政，应当从自身开始整顿；妃嫔、君主的礼典制度，也应当逐渐加以矫正。全天下共同供奉一位君主，哪里还担心供给不足？即使皇帝有聚集黑色衣物的鄙陋嗜好，皇后有收藏帛布的粗俗习惯，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况且一件衣服用金的数量不过百两，一年所穿的精美衣服不过几套，却一定要收集珍宝，连同匣子一同积存，收集衣服，装满箱笥。眼睛并不能经常看到这些，身体也不能时时穿用，这就是为匣子佩带珍宝、为箱笥收藏衣服，白白耗散国家财物，徒然搜罗天下货物。”

译“君主因此懈怠，妃嫔因此对家族骄傲，这种浪费损害是多么严重，迷惑鄙陋又是多么厉害啊！等到婢女、宦官都没有固定的编制，一个婢女之身，还要增加重重婢女来役使；一家宦官，还要排列许多宦官供其役使。用瓦、金、皮革、刺绣装饰，饮酒吃肉的人，已经多得无法记载。甚至排列车乘出游嬉戏，装饰兵器驱赶呵斥，不也是太过分了吗？如果禁止出行、减少赏赐，就不会造成这种情况。况且小规模的制作起初都合并为节俭之制，但市场上制造华丽奇怪的物品，随即流传到民间；这样做只是迁移了奢侈，并不是废除了奢侈。凡是天下能够得到治理，靠的是充实而治理；天下常常空虚，百姓的耳目又不可能欺骗，国家治理的充实和耗损也会随即显现。所以天下所有百姓，服饰制度一天比一天奢侈；商贩的住宅装饰得像王侯，佣工和卖身者的服制也同妃后相等。一只袖子做得很宽，足以裁成两只；一条衣襟做得很长，可以分成两条。人们看见车马，已经分辨不出贵贱；看见冠服，也不知道尊卑。尚方刚制造出一件物品，小民明天就已经仿制；宫中早晨制作一件衣服，平民晚上就已经裁制仿效。奢侈华丽的根源，实在首先出自宫廷。又妃嫔、君主所赏赐的物品，不限制受赐者的贵贱。从今以后，应当制定明确的节制条目。金饰、翡翠、美玉，锦绣、縠罗，奇异的颜色和纹样，既然小民不得穿用，在上位者也不得拿来赏赐。” “如果工匠再制造奇技淫巧，就全都焚毁，并加重他们的罪责。又设置官职，是为了调和天地阴阳之气，辅助大地成就万物，防止奸邪、抵御灾难，治理繁杂事务、处理急难之事。应当使官职名号与职事相称，官员人数与官职设置相称，不要徒然设置空缺的散官职位，也不要让冗余之人频繁进用。如今官员的尊卑与实际不相称，职位大小与名称相反，名分不能确定，这就叫作官制邪乱。而世人废弃姬公的制度，习惯沿用秦人的法令，厌恶明君的典章，却喜好昏君的做法。他们憎恨圣人、喜爱愚昧，为什么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现在应当先裁省事务，随即合并官署；设置官位，以《周礼》典制为准则；更改名称，使其适合时势、便于使用。秦、汉末年的制度，有什么值得采用的？应当使德行深厚的人职位尊贵，职位尊贵的人俸禄优厚；才能浅薄的人官职卑下，官职卑下的人品秩轻微。以冠缨、冕冠、绶带、佩玉来表明官职等级，并以服饰、车马、骑从和仪卫来显示身份；各人都应当按职分行事。寄居设置的州郡，应当疏通并废罢。旧有土地上的民户应当重新设置和建立，怎么能在吴地设置徐邑，在扬州境内安置兖州百姓？这样上面混淆星辰历纪，下面扰乱京畿和州郡。像朱方这样的地方，不应设置州；像江都这样的土地，应当重新建立县邑。百姓少的地方容易治理，君主亲近的地方容易归附。各级官吏都应当慎重选任，逐一考察才能，逐一提高品秩。县令不得再任用受恩之家的人充任属员，郡守不得再选用权势家族的老人为属官。” “又王侯的见识和才能尚未足以担当政务，不应强行使其出仕；必须等到成年并开启封国之后，确有治理政事的能力，才议定爵位。况且皇帝的儿子尚未做官，谁会认为他卑贱呢？只应当慎重设置宾友，选择正直的人辅导他，又何必一定列置长史、参军、别驾、从事等官职，然后才算尊贵呢？而且世间有先后之序，事业有难易之别。汉明帝能够使自己的儿子不与光武帝的儿子相匹敌，马贵人能够使自己的家族不与阴后的宗族相比，这已经很盛美了【末“防”疑为衍字】。这些事对于后世不可忘记。至于应当承受车舆压碎首颅的愤怒，以及在殿陛之间延请贤士、广开言路的威仪，这些也同样不可忘记。内廷与外朝的政务，实在不可混杂。如果妃嫔、君主替人请求官职，那么这个人应当终身不得做官；如果替人请求赦罪，也应当终身不得获得赦免。天下所需要的总是人才，而人才实在难以识别。有的人深居简出、言语很少，虽积蓄学问，却无从让人知道；有的人地位卑下、职事隔绝，虽怀有奇才，却无从进用；有的又被亲友忌恨，有的也遭到权贵党羽排挤。他们想要进入君主车右、登上御席，向天下发表言论、辨析治乱，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徒然说要举荐贤才，这些人本来就不能得到。应当让世间那些被称为通晓经学、通达史事、善于言辞而思辨敏捷、具有吏治才能和将帅谋略，以及精通偏门技艺、小道杂术的人，都能使其佩缨戴冠、屈膝效力，广泛求取并任用他们。”}], 应当从内外各方面设置官职，用官职来任用人才；对于远近地区以及各种仕进类别的人，都要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才能造访有关部门，以降低身份来诱导他们，以谦卑的态度使他们安心。然后观察他们唇吻的开合、面颊肌肉的动作、精神的流露和意气的表现；听他们说到哪里、坚持什么主张，不过几次，难道不就可以把他们了解透彻了吗？至于忠、孝、清、廉之类，以及刚强正直、敦厚柔和之类的品行，难以用固定的标准检验，不能立即在片刻之间判定。应当让乡部考察他们的品行，让守宰察看他们的才能，最终都在选拔时加以考核，由显贵向宰相和君主呈报，然后安排他们担任相应的职务，确定适宜的位置。这样任用人才，愚昧鄙陋之人就会全部被弃置，贤明之士就能全部被举用。又因为世俗喜欢用毁谤沉沦他人，却不知道考察他为何遭毁；喜欢用称誉提拔他人，却不知道推测他为何受誉。若被毁谤的人全是鄙陋之徒，就应当提拔那些毁谤他们的人；若称誉人的一党全是庸才，就应当斥退那些称誉他们的人。这样，毁誉就不会妄加，善恶也会分明。又既然称为有才，就不应以官阶等级限制，也不应按年龄一概齐同。凡是地位尊贵的人往往喜欢怀疑别人，却不知道自己也有不如人的地方；年长的人也往往轻视别人，却不知道自己也有不及年轻人的地方。自从释氏流传教法以来，它的来源深远，考察其精微、测度其坚固，本来就不深；舒展引申、宽容润饰，也已经不广了。然而学习智慧的人日益减少，修习约束戒律的人却逐月增多，他们的过失终于达到离散败坏的地步。他们穿锦帛、作奢侈装饰，车马随从又借用别人的；以粗浅医术杂托于卜筮之术，招纳姊妹满屋，置酒遍堂；寄托丈夫、托付妻子的事情并非没有，杀子乞儿的事情接连发生，却还倚仗神灵、假借神像，背弃亲人，傲慢对君，欺凌老弱病残，震动损害宫城和州邑。这些人是外在刑法所不能容忍的，也是【OCR疑误：“▯”】内在教法所不以为罪的，却横行于天地之间；没有不受人们曲意察看而不得如此的，难道真是鬼神使然吗？如今应当申明并严格执行佛教戒律，辅重国家法令；对于罪恶显著的人，全部遣散除去。然后按照各自的技艺和修行，分别制定条例，使禅义、经诵之人能够专守一项技艺，每天饮食不过一斛【原文“▯”字疑误】，衣服不超过布帛。若有应当重新受度为僧者，就命令他先学习义理和品行；若其精神心志确能使草木腐朽、感化人天，振作精神前往，即使是侯王家的子弟，也不应拘禁。凡是以鬼道迷惑众人、妖巫败坏风俗、指着树木说怪异之事的，数不胜数；寄居各处采集财物而称神的，也不可计算。他们的根本在于扰乱男女关系、混乱饮食礼法，于是借此祈祝，顺从此事以求报答请愿。这种淫乱不加诛罚，祸害就不会停止。凡是一个苑囿刚建立、一个神灵刚兴起，淫靡风气就总会因此更加严重。如今修堤以北、设置园囿百里，峻山以右、安置灵祠十所，耗费财物、败坏风俗，哪里能说得尽？又如针灸药物之术，世间很少有人再加以修习；诊脉的技艺，人们也很少能够通晓。百姓因此更加求助于鬼神，便抛弃医术，重重地使自己耗损迷惑而不能回头，死亡的人又增加一半。

译如今应当让太医令所属机构教授男女医术，并让各地派遣官吏前来学习。这样，必定能够胜过崇媚鬼神的愚昧，纠正寻求鬼神、违背医理的弊病。凡是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人进言，也没有什么时候不曾有诏令下达；然而太平没有到来，昏乱危亡却相继而来，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所制定的法令根本不切实际。又因为进言不能出自权谋之臣，事情不能触犯显贵集团，轻则遭到抵毁、呵斥和惊吓，重则受到死亡的威胁，陷于穷困并遭排斥。所以西京有方调被诛杀，东郡有党人遭受禁锢杀戮。陛下如果只想申明旧有常令、沿袭末世典章，那么群臣都在；如果想改变旧章、振兴王道，那么还有微臣在。臣冒死陈说，惟愿陛下明察。奏书上呈后违逆了皇帝旨意。《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撰 治国之道 南齐高帝建元元年，崔祖思转任长兼给事黄门侍郎。皇帝刚即位，崔祖思上启陈述政事说：“礼制和教诲，是人伦的衣领冠冕，是帝王治理国家的关键。自古以来，开发万物、成就事业，必定把教育放在首位。世人不学习，百姓忘却志向和义理，背逆争竞便由此而起，祸乱也由此发生。所以要使风俗敦厚、政治昌明，没有什么比道德教化更重要。不能因为道路平坦或险阻而改变志虑，也不能因为俭约或奢泰而改变事业。如今没有员额的官职，白白接受俸禄和劳力；三年没有考核功绩的成效，九年缺少升迁黜退的次序。国家储备因此空虚匮乏，民力因此凋敝离散，才能高下没有章法，是非贤愚混淆。应当在太庙以南大力修建文学校序，在司农寺以北广泛开设武学。对于台州和国境外的官职，要询问他们所乐意学习的方面，依照各自专长督促学习，使他们各尽其能。每月供给童仆和干办人员，像以前一样充足供给；若有人荒废懒惰，就遣送回原郡。对于通晓特殊经典、具有奇异技艺的人，应当破格对待。士人修习自己的学业，必然会有出类拔萃者；百姓认识到这样做的利益，难道还会不努力吗？”又说：“汉文帝把群臣上书的囊袋收集起来，用作宫殿帷帐；自身穿弋绨衣服，用皮带佩剑。慎夫人所穿衣服不拖到地上，是因为爱惜中等百姓十家的财产；他不修筑露台。刘备取帐钩中的铜来铸钱，以充实国用。魏武帝遣送女奴、黑色帐幕和婢女十人；东阿妇因穿绣衣而被赐死。王景兴因拿淘洗过的米进见而受到讥笑。宋武帝节俭超过常人，张妃房中只有青碧色薄绡蚊帐、三张齐地苫席、五只盘子和桃花米饭。殷仲文劝他蓄养歌伎，他回答说：‘我不懂音乐。’殷仲文说：‘只要蓄养自然懂音乐的人就行。’他又回答：‘正是怕她们懂音乐，所以不蓄养。’纵观历代帝王，没有不以节俭为习、以法令为准的。考察选拔有实绩的人，提拔为廷尉属官。如果让官职世代由一家承袭，却不使他们取得美好的政绩，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废弃其职务，却想把事情办好，从未有过。正如刘累世代传承自己的职业，所以厨师不缺龙肝之类的美味，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明白的。”又说：“音乐可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端正情性、建立人伦，它的意义很重大。考察前汉编户人口达千万，太乐署的乐工和官员共有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上奏，裁撤不合经典法度的四百四十一人，整顿乐制、确定员额，只设置三百八十八人。如今户口还不到百万，而太乐署在元徽年间考核试用的人员就有一千多人，后堂杂伎还不在其中，耗费钱财劳力，损伤败坏风俗。如今想要斥退邪淫、归于正道，不如裁撤杂伎；王庭只设置钟簴、羽旄和干戚之舞，演唱登歌而已。这样官府可以充足供养，国家也能恢复淳厚的风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盏〕 又说：“谈论儒学的人以德化为根本，谈论法术的人以严刻削苛为主体。道德教化是治理世道的粮食肉食，刑法是乱世的药石。所以把教化比作雨露，把名分和法令比作风霜。这样，人们就会知耻而归正，懂得敬重和谦让。法令是使命令得以执行、禁令得以施行的关键，是国家的关隘和门闩。然而这样看来，天下的治理只在赏罚罢了。赏赐不在于丰厚，所忧虑的是不公平；刑罚不在于严重，所困扰的是不恰当。比如甲功劳少，乙功劳多，却赏赐甲而舍弃乙，天下必然没有人受到鼓励；丙罪重，丁罪轻，却惩罚丁而赦免丙，天下必然不会改过。这样赏罚徒然施行，难道还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吗？甚至会使受罚的人反而受宠，使平日受赏的臣子彼此仇恨。杀一个士人而万国恐惧，赏一个普通人而四海喜悦。又说：增加户籍税收来充实国家，结果国家空虚、百姓贫困；扩大耕地来充实粮仓，结果国家富足、百姓丰饶。尧凭借上天的储藏，才足以救济洪水环山之地的灾民；商汤凭借分配土地的积蓄，才足以应付财物如流水般耗散的局面。近代魏国设置典农官，于是中都粮食充足；晋朝开垦汝水、颍水流域，于是汴河储粮充盈。如今将要扫清咸阳、华山一带，图谋刻镂龙漠地区，应当减少劳役、敦促农业，开垦土地、扩大种植；暂时停止山林池苑方面的威势，禁止豪强兼并侵占。这样军队和百姓都能得到优厚供给，就可以出兵。” 又说：“古代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情，所以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定记载，完全秉持直笔而不加污损。君主没有妄动，便知道事物如丝线织成绶带一样逐渐形成。如今掌管著作的官员，只记录起居；记述事情的人，把褒扬谄谀作为原则。世上没有董狐那样的直笔，就一定会隐瞒时政的缺失。南史秉笔直书，尚且没有听说因此废除谏官；听取意见、采纳进言也没有依凭。即使考核激励朝廷官员、征求平民意见，也不如推举质朴正直的人，使他们专心考虑国家的忧患。越过职分而办事，在言语上最为困难。担任官职而行动，处理事务、措辞有时还容易；众人既然以不发言来期待自己，自己也应当因为沉默不言而对别人感到惭愧。中丞即使辞谢咸玄，也不能完全废弃弹劾审察之职；廷尉如果真不是于定国、张释之之类，难道能容许完全没有审讯记录吗？所以知道，与其任用不称职的人，不如暂时不急于追求眼前的职效。汉朝征召贡禹为谏大夫，他首先陈说防患之策。夏侯胜狂直而被拘禁，后来出狱补任讽谏之职。砍伐树木的斧柄并不遥远，立即实行就是善政。又说：天地没有私心，赋予万物的气息自然均匀，难道会使古代特别秀异，而后世独自寂寥吗？一个时代的关键只在于是否知道人才、是否任用人才。即使有贤才却不知道，知道贤才却不任用，任用贤才却不委以重任，委以重任却不信任，这四件事是古今共同的祸患。如今如果真能尊重郭隗而招致剧辛，任用鲍叔牙来求取管夷吾，那么天下士人不用召唤也会自行到来。” 高帝登上帝位后，认为刘善明功勋和忠诚可嘉，想给善明俸禄，召见他说：“淮南是京畿附近、国家形势险要的地方，若不是亲近而贤能的人，不能让他居守。卿替我在那里安卧而治理吧。”于是让刘善明代替高宗担任征虏将军、淮南和宣城二郡太守，派使者授予官职，封为新涂伯，食邑五百户。刘善明到郡后，上表陈述政事说：“周朝凭借三位圣人相互资助，经过两次驾车出征才成就大业；汉朝当时海内无主，屡次失败后才登上帝位。魏国挟持君主行使号令，实际上延续了二十多年。晋朝废黜君主而掌握权力，于是经历了四代。帝王的福运所集中，像这样艰难的情形，实在少有。陛下凝聚上天光辉，照耀幽深的神明极境，睿智周遍万物，道德广被无边，因此能够在闲轩高声长啸，鲸鲵自然被剪除；垂衣拱手坐在云幕之下，九州都获得安宁，不费一战之劳，也没有半时辰的艰危。包容江海，笼罩嵩山、岱山，神灵都乐于推戴，普天之下归顺奉事。两三年之间，确实承受天命，继承帝统，端居帝位。自天地开辟以来，还没有像这样盛大的局面。只是常胜的人容易没有忧患，常成的人容易懈怠，所以即使处在美好局面，也不要自以为已经完美。姬旦作诰，告诫人在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孔子留下规范。如今皇朝运势刚刚创建，万事教化才开始奠基，又承接宋朝末年的衰运，政治多有浇薄苛刻之处，亿万百姓处境倒悬，都仰望齐朝来救济振兴。”

译臣早年蒙受特殊的养育和恩遇，立志贡献肝胆和鲜血，虽有忠诚，却从未能贡献微末力量，早晚惭愧战栗，如同坠入深渊，不知触犯忌讳，谨陈愚陋浅见和草野议论，伏等斧钺之诛。所陈事情共有十一条：第一，认为天地开创、神人庆贺仰戴，应当慰问远方，宣扬并扩大慈爱恩泽；第二，认为京师广大，是远近之人归附的地方，应派遣医药人员询问百姓疾苦；年满九十岁以上者以及患六种残疾、不能自行生活者，随其情况酌量赏赐；第三，认为宋氏的赦令中得到宽免原宥的人太少，臣愚以为下达赦书，应当使实际内容相互符合；第四，认为匈奴尚未灭亡，刘昶还存在，秋风扬起尘土，或许能够来送死，边境上的各城应当加强戒备，特别选拔防守谋略之才以等待时机，所需资财物资都应预先准备；第五，认为应当废除宋氏大明、太始以来的各种苛政细制，遵从简易；第六，认为各种土木工程的费用，暂且都可以权宜停止；第七，认为帝子、王姬应当崇尚俭约；第八，认为应诏令百官以及府、州、郡、县各自进献直言，以弘扬唐尧、虞舜的美政；第九，认为忠贞、孝悌之人应当破格提升官阶，清廉俭约、苦守节操的人应授予民政职务；第十，认为改朝换代刚刚开始，天地同庆，应当及时提拔有才辩的人，出使北方匈奴；第十一，认为交州地势险远，处在荒远边外；宋朝末年政治苛刻，终于导致怨恨叛乱。如今大规模教化刚刚开始，应当用恩德怀柔他们，不应远道劳烦将士，惊动边地百姓；况且那里所产的只有珍珠宝物，并不是圣朝当前急需的东西。关于征讨之事，臣认为暂且应当停止。北魏孝文帝时，征东大将军、任城王拓跋澄入朝京师，孝文帝在皇信堂召见他，问道：“从前郑国子产铸造刑书，晋国叔向非难他。这两个人都是贤士，究竟谁对谁错？”拓跋澄回答：“郑国弱小，受强邻威胁；民心趋向离散，不用刑法就无法控制，所以铸造刑书来显示威势。虽然违背古制，却符合当时权宜之道，能够顺应时势、救济世局，因此子产是正确的；叔向加以讥议，是为了表示不忘古道，他可以和人讨论道理，却不可以和人讨论权变。”高祖说：“任城王是想做魏国的子产吧。”拓跋澄说：“子产的道理符合当时，声名流传在竹帛之上。臣既庸碌浅近，哪里敢希望达到那种境界？如今陛下以四海为家，应当用文德怀柔天下。但长江以南仍有阻隔，车轨文字还没有统一；末世的百姓，容易用威势使其服从，却难以用礼义治理。臣愚以为子产的办法仍应暂时采用，天下大同之后，再用道德教化他们。”高祖当时正想变革改制，深深赞同他的回答，笑着说：“如果没有任城王，就无法认识变化的规律。我正要创建、改定朝廷制度，应该同任城王共同成就万世功业。” 太和初年，韩显宗被授任著作佐郎。皇帝南征时，他兼任中书侍郎。战事平定后，朝廷迁都。韩显宗上书，第一条说：“臣私下听说，皇帝车驾今年夏天如果不巡行三齐，就要临幸中山。臣私下认为这不是好办法。为什么呢？当前徭役应当尽早停止，洛京应当尽快建成。节省费用，徭役就可以减少；集中力量办事，洛京就容易建成。去年冬天皇帝车驾停留在邺城，那还是有空闲的时候，尚且让编户百姓供奉，劳费已经很重。圣明的鉴察怜悯百姓，优厚防护，恩赏高龄老人，赈济鳏寡。虽然赈济普遍沾被，臣如今仍担心来年夏天百姓会面有菜色。何况三时农事正当紧要，六军又云集防守，百姓因此损失的农事实在不少。即使调发征敛已经很轻省，也不足以补偿他们的劳苦。然而皇帝亲临，谁敢安居休息？往来承奉，车马纷纷塞满道路。田地和养蚕暂时废弃，将来就没有资财，这是国家的深重忧患。况且将近炎热夏季，六军暴露在野外，恐怕会发生疫病，这是第二个可忧虑之处。臣希望皇帝车驾早日返回北京，以节省各州供应帐幕的费用，集中力量营建洛邑。这样，南方各州可以免除杂徭的烦劳，北都可以停止百姓离析的叹息。洛京就能按时建成，迁徙的人也会感到如同回到家乡。”第二条说：“自古圣明帝王，必定把俭约作为美德；昏乱的君主，必定因奢侈留下祸患。臣仰念先朝，宫室都很简陋，却把力量用在经营谋划上，所以能够使基业不断扩大，事业更加隆盛安泰。如今洛阳的宫室基址，是魏明帝营建的，受到前代讥讽。臣伏愿陛下再三节省。近来北都的富室竞相以宅第互相攀比。如今趁迁都之际，应当重申禁令约束，使贵贱各有法度，不得超过制度。端正拓宽街道，疏通便利沟渠，使寺院和官署各有区别，士、农、工、商四民分开居住，永远留下百世不朽的规范，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第三条说：“臣私下听说，皇帝车驾返回洛阳时，只带轻装数千骑。臣认为陛下这样做很不妥。千金之家的子弟尚且坐在高堂之上，不靠近堂边，何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的君主呢？在宫门内设置警跸，难道只是为了仪容吗？大概是为了防备意外。清除道路后才出行，尚且担心马嚼子和车轴偶有失误，何况跋涉山河而不再三思考呢？这正是愚臣因此战栗屏息的地方。伏愿陛下稍加省察。”第四条说：“伏惟陛下耳听正道之声，眼览古代典籍，口中应对百官，心中忧劳万机，日过中午才进食，夜半才就寝；加上孝思极其深厚，随着时日而更加深切，文章著述的事业每天都写成篇卷。虽然凭借陛下的睿明来处理这些事务，还不至于感到烦劳，然而这并不是爱惜精神、保养性情、维护无疆福祚的办法。” 庄周说：形体有所凭借，而智慧没有边际；用有所凭借的形体去役使没有边际的智慧，就危险了。这是愚臣所不安的地方。伏愿陛下垂衣拱手，掌握纲要，把具体成效委托给群臣，只需让冠冕上的旒和纩垂下即可。”这样天下就治理好了。高祖颇为采纳这些意见。韩显宗又上言说：“进用贤能、求取人才，是历代帝王首先要做的事。前代选取士人，必先端正名义，所以有‘贤良方正’的称号。如今州郡贡举察举，徒有秀才、孝廉的名义，却没有秀才、孝廉的实际；朝廷只考察他们的门第声望，不再弹劾纠察。这样的话，何不另设‘门望’一科来贡举，以安排士人，何必假借秀才、孝廉的名义呢？所谓门望，是他们父祖留下的功业，对皇家又有什么益处？对当世有益的，只有贤才罢了。假如确有才能，即使是屠夫、渔夫、奴仆、俘虏这样的卑贱之人，圣明的皇帝也不会以任用他为耻，仍会让他做臣子；假如没有才能，即使是三王之后，也会自己沦落为奴仆。因此大才任大官，小才任小官，各自得到施展才能、造成太平的机会。有人说，如今世上没有奇才，不如从门望中取士。这也错了。难道因为世上没有周公、召公，就废除宰相而不设置吗？只应当考察那些有一点长处、哪怕只有一铢之重才能的人，先加以器重，这样贤才就不会被遗漏。”

译又说：“帝王之所以处在尊位而驾驭臣下，凭的是威势；百姓之所以改掉恶行而跟随善行，凭的是法令。因此凡是有国有家，必定以刑法治理，百姓的性命安危就系于此。有罪必定惩罚，惩罚又一定与罪过相当，那么即使只是鞭打的刑罚，人们也没有谁敢触犯。制定了法令却不执行，使人得到侥幸，那么即使施行夷灭三族的诛罚，也不足以使人肃然自守。太和以来，许多人因盗窃获罪而在市中处死，远近因此肃清。由此说来，制止奸邪在于防范检查，不在于使用严刑。如今州郡牧守为了邀取一时声名，动辄实行一概而论的刑法；台阁百官也都把深刻严酷看作没有私心，把仁慈宽恕看作包庇盗贼。彼此反复勉励，终于形成风气。陛下居处深宫之中，把百姓看作初生婴儿；各部门分掌万务的要职，面对下属却像面对仇敌。这样一来，尧舜的仁德只出自一个人，而桀纣的暴虐却有成百上千人效法。和气不能到来，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尚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实在应当下令晓谕百官，以惠及百姓的性命。又说：从前周王被犬戎驱逐，向东迁到河洛，镐京仍称为宗周，是为了保存根本。光武虽然称为中兴，实际上是重新创立变革；西京尚且设置京尹，也没有废弃旧制。” 如今陛下光大隆盛先祖的事业，迁居中原，考察古制、恢复礼制，在这方面实在最为盛大，难道像周、汉那样是出于不得已吗？按照《春秋》的义理，有宗庙的地方称为都，没有宗庙的地方称为邑，这是不可磨灭的典章。何况北代有宗庙在那里，山陵也安葬在那里，王业的根基在那里，圣躬所承载的基业也在那里；它作为神灵之乡、福地，意义实在深远。如今却把它和普通郡国同等看待，臣私下感到不安。臣愚以为，代京应当建立京畿并设置尹，完全依照旧例，以尊崇根本、重视旧地，来光耀万世。又说：臣看见洛京的制度，居民按照官位相互靠近居住，而不依照族类分别。然而官位并不恒常，有人早晨还荣显，晚上便衰败，于是衣冠之家沦落到奴仆居住的地方，奴婢却进入富贵肥沃之地。事物颠倒，有时竟达到这种地步。古代圣王一定让四民分开居住，是想使各人的职业固定、志向专一。职业固定就不会作伪，志向专一就不会淫乱。因此耳目所习惯的，不用督促也会形成；父兄的教导，不用严厉也会成功。仰想太祖道武皇帝开创基业、拨乱反正，每天忙碌得没有空闲，尚且还区别士人和庶民，不让他们杂居。工匠、屠夫、商贩各有居处，只是不设置科条禁令，买卖听任各自情愿；贵时贩卖、贱时交换，彼此错杂混居。假如一处有人弹筝吹笛、缓舞长歌；另一处有严师苦心训导，诵读《诗经》、讲习礼义；宣布命令给年幼儿童，任凭他们选择所愿意去的地方。那么奔赴舞堂的会有数万人，而前往学校的一个也没有。这正是工匠艺人不可与士人杂居、士人不应与他们错处的明证。所以孔子说乡里以仁为美，孟母以三次迁居教导孩子。贤人圣人的明白教诲，重视到这种程度。如今让工匠艺人家庭学习士人的风俗礼仪，百年也难以成功；让士人儿童仿效工匠艺人的姿态容貌，一天就可以学会。因此士人同处，礼教容易兴起；工匠艺人杂居，风俗就难以改变。朝廷每次选举士人，都要考察他们的一次婚姻、一次任官来决定升降，何其严密；至于给工匠艺人开辟仕进之路，使他们得以和富贵华望之家接连屋宇而居，却又何其疏略！这是愚臣所困惑的。如今考察古制、建立最高准则、光大居处于中原，凡迁徙居民所用的地方，都是公有土地。分别安置工匠艺人，只需一句命令，有什么可疑虑的，却要缺少这一盛美制度吗？又说：自南朝伪政相承以来，私自占有淮北，想擅称中华，并且用来招诱边民，所以侨置中州郡县。自从皇朝风化向南传播，仍沿袭而没有改变。凡是重名的郡县，数量很多，造成文书疑惑、地域错乱，这不是用来明确疆域、辨别土地的办法；必须正定名称才是正道。臣愚以为，可以依照各地旧有的地理名称，一律加以整理改革。小的郡县合并，大的郡县分置。至于中州郡县，以前因为户口少而合并裁省，如今人口既然增多，也可以恢复旧制。统治天下的人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不应有所偏私。因此仓库储存粮物，是为了等待水旱灾害，供应军国所需；至于有功德的人，然后才加以赏赐。到了后世，受宠者得到的赏赐越来越丰厚，赏赐没有限度。近来以来，也实在太过分了。在朝廷中的显贵，俸禄已经不少，房屋土木披着锦绮，童仆姬妾吃厌了精美粮食，却还屡次加厚赏赐，动辄以千计。若把这些分给鳏寡之人，实际能够救济很多人。如果不悔改革除，难道不是只救济亲近者、却不救济贫困者吗？臣愚以为，士人有值得赏赐的，就应当明确标准，表彰扬举；根据事情的功劳加以赏赐，以劝勉人们行善，不可以因为亲近宠幸、琐屑私昵而损耗国家府库的储藏。又说：各位值宿禁卫、在宫中当值的人，应当让武官学习弓箭，让文官诵读经传；如今却供应给他们赌博博戏的器具，使他们养成轻薄亲狎的姿态，增长争强好胜之心，放纵喧闹傲慢的行为，只是损害朝廷仪容，对实际事务没有益处。这一类事情，都应当禁止。秘书丞李彪上表说：“臣听说，从前的贤明君王没有不勤勉不懈、苦心思考，以求取直言来使百姓安康的。因此他们访问儿童、询问老师，不避深渊大泽；询问谋略、征求善言，也不舍弃草野之人，从而能把盛美的功业写在竹帛上，把美好的声誉传播到金石之上。臣幸而生在有道之世，遇到没有忌讳的朝廷，敢于遵循往代成法，私下揣度时宜，谨冒死上呈密封奏事七条，狂妄浅陋之言，伏等刑戮。第一条说：自太和建年号以来，已经超过十二年，关于典章刑法和德政，可以逐一说出：建立圆丘以彰明孝道，于是百神都有祭享；举荐贤才以酬答咨询，于是众多士人充满朝廷；推行至诚以规范万物，于是朝廷没有奸佞之人；敦厚六顺以教化百姓，于是四方没有凶恶之人；制定冠服以明辨等级，于是典章制度重新彰显；制作雅乐以协调人伦，于是人神共同庆贺；谨慎使用刑罚以彰明法制，于是众多案件能够得到公正裁决；减少服饰和饮食以显示俭约，于是节俭的美德光明显著；减少宫女以配给鳏夫，于是人们不再有怨女旷夫；倾尽府库以赈济赏赐，于是大规模恩赐周遍厚重；减少赋税徭役以养育百姓，于是编户百姓在街巷歌唱；宣扬德泽以怀柔远近，于是华夏和荒远地区都欢欣起舞；施行至高德政以畅通幽明，于是祥瑞显现其征兆。

译百姓各得其所，事事焕然一新，真是巍巍盛大，仿佛造物主曲尽其功而成就万物。然而臣愚以为，实行俭约的道路仍然有所欠缺。为什么呢？如今士、农、工、商四民中的豪富之家，习惯华丽已经很深，敦厚朴素之情很浅；他们知道俭朴容易增长，却实行奢靡而难以长久。建造壮丽宅第，美化车马，仆妾穿绫罗绸缎，房屋土木披饰文绣，超越等级、违背中正的人很多。古代先王制定制度，从天子直到公卿，下至守门击柝之人，他们的宫室、车马和服饰，各有等级品制；小的不得超过大的，卑贱的不得超过尊贵的。这样上下秩序才会确立，人的志向才会安定。如今世俗浮华相互竞争，人情没有恒常操守，大量制造耗损功效的物品，兴建巨大的耗费劳力的工程，难道不是错误吗？所谓耗损功效的东西，就是锦绣和雕文；所谓耗费劳力的事，就是扩建住宅、高筑楼宇、建造壮丽华美的装饰。它们妨碍农业、损害女工，哪里说得尽呢？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如今的王政，有六件事值得长叹息。’这就是其中一件。上面所喜欢的，下面一定跟从；所以越王喜欢勇武，士人多有轻视死亡的；楚灵王喜欢腰身纤瘦，国内便有饥饿的人。如今两位圣上亲自实行俭朴，诏令又反复恳切，而百姓的奢侈仍没有改变，难道楚、越之人容易像那样改变，而大魏的士人却如此难以教化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大概是因为朝廷的制度没有宣明，百姓没有看见德化，所以才会这样。臣愚以为，宅第、车马、服饰，从百官直到平民，都应制定等级制度，使尊贵者不压迫卑贱者，使卑贱者不僭越尊贵者，不可以任意炫耀奢侈。有人认为这会违背经典，也有人认为习俗延续已久，不能突然改变。臣谨陈说古人逐步改革的办法。从前子产执政一年，百姓歌唱说：‘我有田地，子产使它归入伍制；我有衣冠，子产替我储藏。谁要杀子产，我将和他一起去。’到了三年，歌辞才改变为：‘我有田地，子产使它增殖；我有子弟，子产教导他们。子产如果死了，谁来继承他呢？’那么郑人的智慧，难道是先前昏昧、后来才明白吗？只是治理政事必须循序渐进，接受教化的人难以一下子改变罢了。如今如果制定制度，从等级品制开始，到逐步形成习俗，魏国士人也会和郑人一样。既然最终会和郑人一样，便会终于唱出善歌，难道能因为害怕起初的怨恨，就不去做最终有益的事情吗？崇尚俭约，是开启福祉的源头；喜好奢侈，是贫困发生的征兆。俭约容易推行教化，华靡却难以用财富满足，所以圣人对此特别留意，贤人也少有违背。夏禹住低矮宫室而穿粗劣衣服，商汤睡在黄屋之中而乘坐辂车，这是向后代君王表示俭朴；后世应当体会其中的用意，采取适中的办法。” 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乘坐柴车、驾驭劣马；晏婴担任齐国正卿时，戴洗旧的帽子、穿旧皮裘。这是向后代臣子表示俭朴，后世臣子应当体会其中的情意，加以斟酌变通。前代记载说：‘制定法令如果宽松，到了它的弊端仍然会变成贪婪。’这句话虽然简略，却通晓治理之道。臣的盲言，倘若有可采纳之处，等到三年，便可以有所成效。有了成效，人民就会致力于根本；人民致力于根本，奢侈浪费就会消除；奢侈浪费消除，粮食和布帛就会丰足；粮帛丰足，人民就会安逸快乐；人民安逸快乐，皇朝基业就会稳固。第二条说：《易经》称，主持宗庙祭器的人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

译《左传》说：“太子奉献嫡长子所奉的祭品。” 这样看来，祭祀如果没有主持的人，宗庙就没有人享用祭品；嫡长子如果被废黜，帝王之位就没有承传者。圣贤知道事情是这样，所以留下诰诫，把它作为长久世代的法则。从前周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大力崇尚儒术来教导嫡长子。嫡长子因此养成美德，大大与百姓相合，所以世代统治百姓，延续祭祀八百年。到了嬴氏在秦国称君的时候，几乎抛弃德政，焚烧儒家典籍、坑杀儒生，不用正义的道理教导嫡长子；于是他养成凶恶的品德，放纵暴虐来统治百姓，所以享国不长，两代就灭亡了。国家灭亡和兴盛，其根本道理在于师傅。师傅所造成的得失，是可以说明的。从前周公辅导成王，教他孝、仁、礼、义，驱逐邪恶之人，不让他看见恶行；又选取天下正直之士、孝悌博闻而有道术的人，作为成王的护卫辅翼。护卫辅翼良善，成王就端正，这就是周道长久的原因。宦官赵高辅导胡亥，教他刑罚、诛杀、割鼻以及夷灭人族，驱逐正直之人；不让他见到善士，反而让谄媚、奸佞、谗毁、残贼之人做他的左右。左右邪僻，胡亥也就偏邪，这就是秦朝国运短促的原因。皇天是辅助有德之人的，难道是偏爱周朝而疏远秦朝吗？只是因为所实行的道路不同，所以祸福的途径也不同。从前光武帝商议为太子设置师傅，询问群臣，群臣迎合皇帝心意，都说太子的舅父、执金吾、新阳侯阴就可以担任。博士张佚严肃地说：“如今册立太子，是为了阴氏，还是为了天下？如果是为了阴氏，那么阴侯可以；如果是为了天下，就本来应当任用天下的贤才。”光武帝称赞说：“设置师傅是为了辅导太子。如今博士尚且不怕纠正朕，何况太子呢？”当即任命张佚为太子太傅。汉明帝最终成为贤明君主，那么张佚辅导汉明帝，并不是他出生后才逐渐形成的影响，尚且还值得称道；何况从出生起就用正道训导他，所产生的益处当然更大。因此《礼记》说：“太子出生，便依照礼制举行仪式，让士人背负他，有司斋戒肃敬，太子端正衣冠在南郊谒见上天，以彰明嫡长子的重要性，显示给上天看。经过宫阙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步走，以彰明孝敬之道。”这样看来，古代太子从还是婴儿时就接受教育，本来已经实行了。这是后世遥远的借鉴。高宗文成皇帝感慨自己年少时老师没有勤勉教导，曾对群臣说：“朕开始学习的时候，年纪还小，心思不能专一；等到亲自处理万机，又没有空闲温习。现在想起来，难道只是我的过错，也有师傅不勤勉的缘故。”尚书李敷摘下帽子谢罪，这就是近代可以借鉴的例子。伏惟太皇太后辅佐高宗，教导成就显祖，使巍巍功业远远超过前代君王。陛下幼年蒙受抚养教诲，圣明恭敬的品德逐渐提高；等到太子出生，又亲自抚养教诫，每日省察、每月考课，实在劳费心神。如今确实应当依照古制设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端正，太子就端正；太子端正，皇家就有福庆；皇家有福庆，百姓就非常幸运。第三条说：臣听说，国家的根本是百姓，百姓赖以生存的是粮食。因此从前贤明君王没有不勤勉劝导农业、充实仓廪的。尧、汤时代遇到水旱灾害，百姓没有面有菜色，大概是由于逐步预备、平时积蓄的缘故。到了汉朝，因为百姓粮食不足，于是设置常平仓来供应；魏朝因为军粮缺乏，制定屯田制度来供给。凭此便能不至匮乏，使当时军国事务得到接济。又有记载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不能算是自己的国家。’光武帝因为一亩田不能有收成而治罪牧守，圣人忧虑世道、重视粮食，殷勤到了这种地步；明君体恤百姓、劝导农业，也相互切合到这种程度。近年山东发生饥荒，去年京师粮食歉收，内外百姓出行到丰收之地谋食，既废弃营生、疲惫不堪才到达，又确实使国体受到损耗。如果先多积粮食，使百姓安定而得到供给，哪里会有驱赶督促老弱之人，到千里之外勉强糊口的事？以今况古，实在令人恐惧。臣以为，应当从州郡常规调发的物资中抽取十分之二，从京师度支每年用度的余款中拨出，分别设立官署；年成丰收时买粮储存在仓中，年景歉收时就在原价基础上加二成卖给百姓。” 这样，百姓一定会努力耕田来换取官府的绢，又会努力储蓄钱财来购买官府的粮食。年成丰收，就形成常备积蓄；年景凶歉，就直接供给百姓。另设农官，从州郡户口中抽取十分之一作为屯田人，考察水陆地势是否适宜，核算田地的亩数，用赃物赎金和杂物余财购买耕牛，按规定发给他们，让每个人竭力耕种一夫之田；每年责令缴纳六十斛，免除他们的正税以及征戍等杂役。实行这两件事，几年之内粮食就会积累，百姓就会充足，即使发生灾害也不会造成祸害。臣又听说，前代明君都致力于怀柔远方之人、礼遇贤才、引进被埋没的人才。因此臣认为，应当从河外七州的人中选拔有门第才华者，引导他们到朝廷，按照中州官员的等级相待，依照才能排列任用。这样一可以扩大圣朝平等对待新旧臣民的义理，二可以安抚江汉地区归附有道之朝的心情。第四条说：从前帝舜命令咎繇，专门忧虑刑罚；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在众多案件上有所错误。这些都是君臣相互告诫，极其重视刑罚的表现。如今两位圣上怜悯罪人，无论罪大罪小，审议判决时多从宽减免；有时实在不得已，也必定流露恻隐之心。即使前代君王勤于审理、广施赦免，也不过如此。至于在不合时令的时候行刑，愚臣私下感到不安。汉朝旧制，重审案件定罪后，通常要到季冬才全部结案。到孝章帝时，改为十月结案，以养育三微。后来年年干旱，议论的人认为十月结案时阴气衰微、阳气外泄，所以导致旱灾。事情下交公卿，尚书陈宠议论说：冬至时阳气开始萌发，所以十一月有射干、芸、荔草等植物相应生长；周朝把它看作春季，到了十二月阳气向上贯通，雉鸣鸡孳；殷朝把它看作春季，到了十三月阳气已经到达，蛰虫都开始震动；夏朝把它看作春季，三微已经形成并显著，以此沟通三统。三统所对应的月份，身体应当安宁，事情应当安静；如果用来激起盛怒，就不能说是安宁；如果用来施行大刑，就不能说是安静。章帝认为陈宠的话很好，最终仍下令十月结案；京师和四方审理案件、上报重罪，通常都到季冬才完结，不再推行三正之说来养育三微。宽宥的心意，每每超过从前；遵循时令的法则，却仍然有缺失。难道这就是所谓帮助阳气发生、施行奉养微弱生机的仁德吗？实在应当远考周代典制，近取汉代制度，天下审理案件从初秋开始，到孟冬结束；不要在三统所对应的春季月份施行斩刑、绞刑。这样，道理就能协调幽明两界，仁德也能流传给后代。第五条说：古代大臣有因不廉洁获罪而被废黜的，却不直接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饬’；这是君主用来礼待显贵大臣的方式，不明说他的过错。”

译臣如果犯了重罪，就戴白帽、系无饰的帽带，面前放一盘水，加上剑，到请室去接受死刑；这就是臣知道自己有罪而不敢逃避刑罚的做法。圣朝以宾客之礼优待大臣，礼制与古典相同。自太和以后，大臣有罪应当处死的，多能回到府第自尽。送他们离开时，皇帝情意深重而又怜悯，言语一发，便凄然流泪；百官无不看见，天下无不听闻，确实足以感动将死之人的心，安慰亲属悲戚的感情。然而这种恩典发自内心，却没有写成永久实行的制度，这正是臣这个愚昧之人敢于陈述浅见的原因。从前汉文帝时，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周勃被逮捕关进长安狱，受辱竟与皂隶相同。贾谊于是上书极力陈述君臣之义，认为不应这样对待大臣。所谓贵臣，就是天子为他改变容色，以礼相待；官吏也为他俯伏行礼，表示敬重尊贵。他有罪过，可以废黜，可以赐死；但如果把他捆绑起来，交给司寇，任由小吏鞭打，甚至辱骂，这恐怕不是让百姓看见的做法。到了将要行刑时，大臣就面向北方拜两拜，跪下自裁。天子说：‘大夫只是自己有过错罢了，我对待你已经合乎礼数了。’于是上面不让人按住他来行刑。汉孝文帝深深采纳了贾谊的话，此后大臣有罪都自杀，不再接受刑罚。到孝武帝时，才渐渐又把大臣投入狱中，实在是因为孝文帝当时虽然实行了这一做法，却没有制定为永久制度。臣恭敬地想，圣上的德行仁慈厚惠，难道能和汉文帝相比吗？如今天下有道，平民不议论朝政，臣怎么敢在朝廷上陈述盲人摸象般的浅陋意见？只是担心万世以后，继承帝位的君主会出现汉武帝时那样的事情。治道贵在长久，是为了树立可以流传后世的声誉；法制重在不亏失，是为了给子孙留下谋划。怎么能只在当时施行恩典，却不制定长久的制度呢？第六件事是：《孝经》说‘父子之间的关系，是出于人的天性’；《尚书》说‘孝啊，只有孝，还要友爱兄弟’。这两部经典所讲的原则，是说明父子兄弟本为一体、同出一气，可以共同承担而不可分离。至于有罪而不相互牵连，是君上的厚恩。若是有所恐惧，恐惧本来就应当相互牵连，这是自然不变的常理。无情无义的人，父兄被关进狱中，子弟脸上却没有悲惨忧惧的神色；子弟逃避刑罚，父兄脸上也没有惭愧羞惭的表情，仍然安享尊荣官位，照常交游，车马依旧华美，衣冠仍然修饰得体，这难道是同体共气、分担忧患悲戚的道理吗？从前秦伯因为楚国人包围江地，穿白丧服表示恐惧；宋国仲子因为丧失举荐之事，桓谭摘下帽子谢罪。既然如此，子弟对于父兄、父兄对于子弟，正因为感情深厚，难道能和结盟相知的人相比，来谈论感情的深浅吗？二位圣主清明简约，整顿风俗，把孝亲慈爱放在首位。臣愚见认为，父兄犯法，应当命令子弟穿丧服、袒露上身，到宫阙请罪；子弟犯法，应当命令父兄上露板书写罪状，引咎请罪，请求解除所任职务。如果职务确实不可缺少，不宜准许辞职，就应当加以慰问并免其罪，仍让他留任。这样足以敦促和激励那些情薄义薄的人，使人知道有所羞耻。第七件事是：礼书说，臣下有重丧，君主三年不登门召见。这是圣人顺着人的感情制定礼制，以成全孝子的感情。周朝末年政治衰败，丧礼逐渐废弛，所以有人腰系丧带便出征，有人戴白帽作刺客。到了暴虐的秦朝，丧礼几乎全被泯灭。汉初军队屡次兴动，未能遵行古礼。到宣帝时，百姓应当服兵役屯田的，如果遭逢祖父母、父母去世而未满三个月，都不服徭役。朝廷大臣的丧服制度当时还没有确定，但已有相关记载。后汉元初年间，大臣有重丧，才开始能够离职服满丧期。到了魏武帝、孙氏、刘氏统治的时代，战争日益不断，前代礼制又被废弃而不实行。晋代鸿胪郑黙为亲人服丧，坚决请求服满丧期。武帝感念他的孝心诚意，于是制定法令，作为常制。圣魏初年，拨乱反正，来不及建立服满丧期的制度。如今四方没有忧患，百姓安乐，正是孝慈之道普遍施行、礼教兴盛的时日。然而臣这个愚昧之人心中所想，还有切实重要的意见没有说尽。臣看见朝廷大臣中有遭父丧的，假期结束便回任，穿着锦衣，乘坐轩车，参加郊庙祭祀，佩玉发出声响，帽带垂下，还参加节日宴饮；这伤害了人子孝亲之道，亏损天地间的常经。臣认为，凡是遭逢祖父母、父母丧事的人，都应当准许服满丧期。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导致众多官职空缺，就应当优厚地加以慰问和晓谕，起用他们处理政事，但只让他们掌管文书出纳、陈奏事务而已。国家的吉庆典礼，一律不许参与。军务有警时，可以穿黑色丧服随军服役，虽然不合礼制，却是事势所需要实行的。臣的意见如果稍有可取之处，希望交付有关官署，另行制定条文。高祖看了奏文，认为说得很好。四年，尚书令王叡病势沉重，上疏说：‘臣听说，忠于侍奉君主的人，在临终时更能彰显节义；孝顺奉养亲人的人，在将死之际更能表现淳厚诚心。因此诸葛孔明死在军中，仍不忘记保全蜀国的谋划；曾参病重，心里还想着有益于世人的善言。臣虽然平庸昏昧，哪里敢忘记仰慕这样的高尚行为？臣承受天地覆载之恩，蒙受上天造化生成之德，年轻时逐渐接受风教训诫，二十岁时便服膺道德教化。在清明朝廷中整肃冠缨，任职将近三十年。臣受到先帝超常的宠遇，又蒙陛下特别的恩宠，于是得以和功臣旧臣并列，在内侍奉帷幄，爵位列于诸王之间，官位处于上等，能够从容听闻治道，并参与知悉国政。臣实在想着竭尽力量和生命来报答所受恩典，没想到事情与心愿相违，忽然遭受重病。陛下多次屈驾亲自来看望，给臣一生以荣耀，恩惠还流传到身后。臣如犬马般的忠诚，永远感戴不尽。如今病势更加沉重，恐怕必定不能起身，臣伸长脖子朝向宫阙，终日哽咽眷恋。仰仗皇上的造化和往日深厚恩宠，臣斗胆陈述自己愚昧而管窥所得的意见。臣听说，治理国家的要领，大略有五条：一是慎重使用刑罚，二是任用贤能，三是亲近忠信，四是远离谗佞，五是实行黜陟。刑罚严明，奸邪就会止息；贤能得到任用，功绩就会显著；’ ‘亲近忠信之人，听见和看见的事情就会明察；远离谗佞之人，疑惑和离间就会断绝；实行黜陟，贪婪暴食之人就会改变。因此，敬慎体恤地使用刑罚，载于唐代典章；能识别人，才算明智，这是帝王也感到困难的事。《周书》留下崇尚美德的文字，汉代史书列举防止奸邪的论述。考察幽明、辨别善恶，是先王的重要典章。何况天下八方广远，各地事情不同：安抚边远荒服之地，应当宽厚待之；使中原地区信服安定，应当以明察施惠。应当体察哀怜，救济孤独，赈济困穷，记录功臣旧勋，赦免轻罪，减轻徭役，减少赋税，修建福业，禁止淫祀。希望陛下在听政余暇，赐暇垂览并加以审察。’

译宣武帝初年，广泛访求政治得失，治书阳固上《谠言表》说：‘臣听说，治理国家不在于设置许多方略，而在于努力实行罢了。当今的要务，应当及早确定东宫储君，设置师傅加以保护，设置官司加以防卫，以此维系百姓之心，掌握权衡，亲近宗室，强化根本、削弱旁支，建立万世之计。举荐贤良，黜退不肖，使民间没有遗才，朝廷没有白食俸禄的人。勤勉处理万机，亲自办理各项事务，使百姓听不到诽谤怨言。减少徭役，减轻赋税，修治学校，遵循旧章，重视农桑，轻视工商，断绝谈论虚无、穷究幽微的言论，节省僧尼无用的费用，以保全百姓，救济饥寒。这样上合昊天之心，下使亿兆百姓满意。然后准备器械，修整铠甲兵器，操练水战，消灭吴国余孽，撰定封禅礼仪，继承轩辕、唐尧的轨迹，与那七十二位君主共享美名，协同完成在嵩山、黄河之间定鼎的心愿，以副先祖高祖殷切的托付。上可与三皇相比高盛，下可与五帝并列美名，难道不盛大吗？臣地位卑微、见识昏昧，所说未必合乎义理，只因圣明广泛访求意见，才敢献上盲人般的浅见。伏愿陛下留意，稍加考察。’延昌年间，门下录事孙绍上表说：‘臣听说，建立国家有谋略，即使危难也必能转安；’ ‘施行教化能够协调，即使国力弱小也必能强盛；治理违背人理，即使暂时联合也必然离散；行动失去时机，即使已经成功也必然失败。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是历代帝王确定的法则。臣恭敬地想，大魏承受上天的明命，开创无穷的基业，国祚可延续七百年。如今二虢京城的门下没有严密防守，南北二中又缺少坚固守备；长安、邺城承担着辅佐国家的重任，穰城、上党是腹背所依凭之地。四军五校的制度，领护分掌事务的格式，征兵储粮的要务，水陆舟运的资用，山河险要的控制，缓急时进退往来的作用，持平救援的方法，节省费用、顺应时机的制度，都尤其应当修整设置，用来巩固堂堂大魏的根基，保持盈盛的体势，怎么可以忽视呢？正处于安定之时，更应当知道戒惧。况且法令区分清浊，却不能使清浊公平；申理积滞、寄望平反，却连卑微贫寒之人也受到牵累；士人和平民一同悲伤，士兵和徒役都心怀怨恨。中正官在下层乡里卖弄声望，主审官在上级官署舞弄笔墨；真假混杂，明知有错却不纠正，得到的人不感到欣喜，失去的人更加怨恨，使门第相同、身份相等的人，处境却突然如泾渭般悬殊；同类的人一起服役，苦乐却大不相同。士人任职不以为荣，士兵不忘服役之苦，因而有人争相抛弃本业，漂泊藏身于异地；有的假冒姓名托人收养，散居民间；有的逃亡山林，以捕鱼打猎为生；有的投靠豪强，寄托性命和衣食。’ ‘又有应当迁徙的户口，逐乐而迁往各州；应当留下的人却逃避寒冷、投向温暖；兼任职务的人的子弟跟随游荡，南北东西到处选择居住。关禁没有确定，政令也不修明，任凭他们随意寻找合意之处，这样的人数不胜数。爪牙武力不再能发挥作用，各种工匠争相放弃本业，统一天下的谋划实际上完全缺失。考核官吏的方法，也一直没有实行的日期。流浪的人必须认真核查。如今强敌窥伺时机，边地百姓等待变乱，国内百姓不平，久戍士卒心怀怨恨，已经形成战国那样的局势，臣私下认为十分危险。必然造成祸乱根源的，是北方边镇的戍守之人。天下一统时，持平公正地任用人才，是大道的谋略；乱离时期，运用纵横权变，是权宜的形势。所以大道不能永远一成不变，必须随着文质变化来调适人情；权变也不能永久实行，必须随形势盛衰来收拢人心。文质相应合宜，常道的形态自然安定；盛衰处理得当，权变也能成功。如此说来，王者谋划法度的要旨、教化万物的规制，就是使圆方各得其宜，使人与事各处其位。又先帝时，律令一同议定，律很快施行，令却独自没有颁布，已经十多年了。臣认为，令这种文体，就是帝王自身的体现；它分掌百官的礼仪，安置九服的制度，组织天地人三才的伦常，包罗六卿的职掌，安排风俗教化的门径，施行赏罚的要领，是有所作为的枢机，是世代法制的大本。’ ‘然而修订法令的人，也都博览古代、依循古制，撰定了大体；与前代法令相比，精粗各有不同。只是主持议论的人过于采用古制，如果完全依照古制，高祖制定的法律还必须升降损益，谁敢提出意见？这样究竟是对还是错呢？正因为争论这个问题，法令长期废置而不处理。然而律与令相互需要，不能偏废。如今只颁布律而不颁布令，事情就会非常滞碍；如果令不颁布，就等于没有法典，臣下办理事务时依照什么实行？臣等修订律法，并不是不勤勉，只是到了署名下发的那一天，臣却没有姓名，这就好比农夫尽力耕作，别人却享用他的秋收；功名归属之处，实在使臣心中郁闷。’ 孝明帝时，徐州、兖州和籴使孙绍上表说：‘臣听说，文治与质朴相互运用，治理之道因此能够调和盛衰；得到合时宜的人才，政事因此能够通达成功，所以才能使事业广大，上合天地人三灵，仁德遍及九服。臣恭敬地想，陛下承受神灵之命登上帝位，以深沉明智照察万物，宰辅忠诚纯正，德行与伊尹、霍光相当，已经造成太平的根基，应当成就无为而治的事业。然而漠北违背命令，陇右构成叛乱，中原惊扰，百姓私下议论。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上面的法令不能通行，下面的民情怨恨阻塞的缘故。臣虽然愚钝浅短，却能全部看清事情的始末。从前在代都时，崇尚质朴而政治安定；迁到中京以来，崇尚文华而政事混乱。臣过去在太和年间极力陈述得失，详细论说四方华夷的心态。高祖已经表示采纳，按理说本可寻求施行。延昌、正光年间，奏疏频繁上呈，主管者只是收存记录，却没有得到答复。如今事势发展到这种地步，正好完全验证了微臣预先陈述的话。现在东南有私自称号的叛贼，西北有违抗命令的寇贼，难道可以怨天吗？实在应当责怪人。臣如今不担忧边荒之外，正担忧京畿之内，急需改变制度，以安定民心。如果仍然犹豫不决，变乱很快就会发生；一旦近身之处发生变故，大事就完了。然而臣侍奉国家已有四代，与国家同忧同乐，只是职任闲散，不参与机密，想陈述安定国家的谋划，却没有机会。’ ‘可以用来规划治理的事情很多，却没有织布的机杼可供施展。天下是一个大器物，一旦端正就很难倾覆，一旦倾覆也很难复正。当今危急，急迫得像脚被牵制一样，臣身居食禄之列，痛心不已，只能泣血上陈，希望陛下垂意采纳审察。如果能够把臣的意见告知执掌政事的人，采纳正确意见、替换错误意见，消灭叛寇，社稷因此庆贺，那么臣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犬马般的忠情也就尽到了。’

译灵太后临朝听政，任城王拓跋澄上表说：‘臣听说，夏、商、周三代末年的弊病，来自刑罚繁密；汉代火德兴起，靠的是三条约法。因此老聃说：‘法令越繁多，盗贼越多。’又说：‘政令过于苛察，百姓就会困乏。’又说：‘天网广大，虽然稀疏，却不会漏掉罪恶。’所以要寻求治国根本，不如减少事务、清净内心。从前汉文帝审理的案件只有四百件，几乎达到刑罚废置的境地，这是减少事务的结果。萧何、曹参担任丞相，史书载有歌咏他们清静统一的政绩，这是清净内心的根本。如今要从根本上求得治理，应当把减少事务放在首位，使在位群官都继承萧何、曹参的用心，来辅助圣明的教化。这样上下就能相安，远近彼此信任，各部门不懈怠，事务没有差错。哪里应当用繁琐苛刻的文法扰乱世俗教化，像烹煮小鱼那样频繁翻动呢？臣又私下认为，从景明初年到永平末年，内外群官经历了三次考课；到延昌初年，才开始实行黜陟。五品以上官员，召到朝堂，由圣上亲自裁决；六品以下，一律由敕令判定。自世宗去世以后，大赦实行了三次，本意是荡除旧弊，使一切与万物重新开始；但革除旧弊之事，仍然相互穷究查核。以臣愚见，认为这样不可。又说，尚书的职掌在于掌握机要、出纳诏令。’ ‘从前魏明帝突然来到尚书省门口，陈矫以正直强硬的言辞劝阻，皇帝惭愧地返回。以万乘之尊，本来就不宜这样做，尚且因为一句话而惭愧回驾，难道群官百司可以相互扰乱吗？所以陈平不知道钱粮的具体数目，邴吉不询问道路上死人的事情，当时都认为这是通达治道，历代也把它作为美谈。只应当各自守住职分，思想不越出职位范围，洁身自好以激励时俗，恭敬谨慎以成就节操。又考察御史的职掌，御史台本来就是依据传闻察访的官署。至于冒领功勋、妄加考核，都有处理区别的方法。如果某处传出谣言，就应当调取一份簿册，研究核查虚实；如果差错不同，伪情自然会暴露，然后按照法典治罪，谁会不服？哪里有把一个省的案件移来，调取天下的簿册，追查两纪以来的事情，穷究历代的过错呢？这样追求过失，谁承受得起这种罪责？这实在是圣朝应当特别重视谨慎的事。’ 谏议大夫张普惠上疏论述时政得失：第一，审慎法度，校正斗尺，租调务必减轻，赋役务必减少；第二，听取民间舆论，察看怨讼，先王旧有的制度如果有不便于政事的，请全部追改；第三，进用忠直之士，斥退不肖之人，任用贤能不可三心二意，去除邪佞不可犹豫；第四，使灭亡的国家复兴，使断绝的世系延续，有功勋和亲属关系的人之后代，应当收录叙用。奏书呈上后，肃宗和灵太后把普惠召到宣光殿，逐件诘问，延长接见，过了很久。太后说：‘难道还要把先王的诏令翻改吗？’普惠低头不语。太后说：‘你似乎想进谏，只是因为身边有人，不肯把苦心的话说尽。我现在替你屏退左右，你尽管全部陈述。’普惠回答：‘圣人养育万物，爱护它们如同唯恐受到伤害，何况如今二圣继承宏大的基业，是妻子承接丈夫、儿子承接父亲。父亲留下的制度难道可以安然照旧实行吗？这难道是先帝把国家托付下来的本意吗？臣仰观先帝的施政，有的是主管官署的错误，有的是权宜时所实行的办法，后来发现不可行的，都应当追改而纠正。圣上如果忘记先帝能够自我更新这一点，不问道理是否得到伸张，只是一概压制，难道是天下百姓对圣德所仰望的吗？’太后说：‘翻动这些小小的琐事，反而会造成更多烦扰。’普惠说：‘圣上养育百姓，如同慈母养育婴儿；如今婴儿几乎要掉进深沟、奔赴水火之中，却因为怕烦劳而不去救援，难道是婴儿对慈母的期望吗？’ 太后说：‘天下百姓难道真有这样苦的事情吗？’普惠说：‘天下亲属中，没有比太师彭城王关系更重的了，然而他最终仍免不了含冤而死；连细小的苦难都尚且如此，怎么能保证没有呢？’太后说：‘彭城王的苦难，我已经封赏他的三个儿子，还有什么值得再说的？’普惠说：‘圣后封赏彭城王的三个儿子，天下没有不为您的至德欢欣的，都知道慈母在上。臣之所以再次陈述，是请求圣上明察所有类似的冤屈。’太后说：‘你说使灭亡的国家复兴、使断绝的世系延续，究竟又指谁？’普惠说：‘从前淮南王叛乱最终失败，汉文帝封他的四个儿子，正是因为骨肉亲情不可抛弃，是亲亲相爱之义。臣私下看见，已故太尉咸阳王、冀州刺史京兆王，都是皇子、皇孙，只因一时失德而自己招致悔恨罪责，沉沦地下，长久无人收葬，这难道是兴灭国、继绝世的意思吗？请求收葬二王，封赏他们的子孙，这就是愚臣的愿望。’太后说：‘你的话有道理，朕深深记住了。’ 庄帝时，关西慰劳大使辛雄请求办理五件事：第一，拖欠的租调，应当全部不再征收；第二，裁减并停止不合时宜的徭役，以宽解百姓的性命；第三，征收赋调时，应使丰收与歉收有所区别，命州郡酌量核查，不得一律平均；第四，战争连续多年，死亡的人很多，有的是父亲，有的是儿子，悲苦还没有消除。对于现存的年老之人，请准许授予板职，以使生者满意，抚慰死者的魂灵；第五，丧乱已经很久，礼仪很少有人熟悉，如果有家庭和睦、孝顺兄长特别突出的人，应当表彰其门闾。辛雄又启奏说：‘臣听说爱护百姓的方法有六种：一是使他们得到利益，二是成就他们，三是使他们得以生存，四是给予他们财物，五是使他们快乐，六是使他们欢喜。使百姓不失农时，就是给他们利益；教导百姓不失本性，就是成就他们；减少刑罚，就是使他们得以生存；减轻税收，就是给予他们；不增加徭役，就是使他们快乐；官吏清静而不苛刻，就是使他们欢喜。臣恭敬地想，陛下的治道超过前代君主，功业超越往代，施行春风般的教化以鼓舞风俗，表彰至德以调和百姓。使百姓得以生存、得到养育，正应当在今天；使近者喜悦、远者归附，也正是当今之时。臣既然承蒙出使的使命，宣扬圣上的恩泽，前面这六件事，认为都是应当实行的。如果不除去烦扰、救治疾苦，惠及孤儿、体恤寡妇，那就只是徒然乘坐官府驿车，空有王臣的名号，往来白白耗费驿站资源，而皇恩并没有达到民间风俗。’ 臣谨慎地根据自己的浅见，斗胆陈述上报，请求陛下垂览并准许。庄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译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上疏陈述六条。第一，先治理内心，说：‘如今各地的方伯、刺史、郡守、县令，都接受朝廷任命，出任地方长官；论其尊贵，和古代诸侯相同。因此前代帝王每每说，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贤能的地方长官。应当明确知道，百官卿尹虽然各有主管事务，但治理百姓的根本，没有比地方长官更重要的。凡是治理百姓，首先应当治理内心。内心是一身的主宰，是各种行为的根本。内心不能清净，妄想就会产生；妄想产生，认识道理就不明；认识不明，是非就会混乱；是非混乱，自身尚且不能治理，怎么能治理百姓？所以治理百姓的要领，只在于清净内心。所谓清净内心，不只是说不贪恋财货，而是要使心气清和，志意端正安静。心气平和、志意安静，邪僻的念头就没有机会产生；邪僻不产生，那么一切思考都能达到至公的道理。按照至公的道理来面对百姓，下面的百姓谁不会受到教化而顺从？所以说，治理百姓的根本，首先在治理内心。其次还在于修养自身。凡是君主自身，都是百姓的表率，是一国的准则。’ ‘表率不端正，就不能要求影子笔直；准则不清楚，就不能责备别人没有射中靶心。如今君主自身不能治理好自己，却希望治理百姓，就像使弯曲的表去求直影一样。君主的行为不能自我修养，却想让百姓修养德行，就像没有靶子却责备别人射中一样。所以作为君主，心要像清水一样澄澈，外表要像白玉一样洁净，亲自行仁义，亲行孝悌，亲行忠信，亲行礼让，亲行公平，亲行节俭，然后还要以不知疲倦来继续，以明察来加强。用这八件事教导百姓，百姓就会既敬畏又爱戴他，以他为准则、仿效他的行为，不必等到家中教导，每天看见君主的行为，就会自然兴起而实行。’第二，敦厚教化，说：‘天地所生的万物中，只有人最为尊贵，因为人具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有别于草木顽石，不同于禽兽，所以尊贵。然而人的本性没有固定守持，会随着教化迁移。受到敦厚朴实的教化，就质朴正直；受到浇薄虚伪的教化，就浮华浅薄。浮薄，就形成衰败的风气；质直，就形成淳厚和谐的习俗。风气衰败，祸乱就交相兴起；风俗淳和，天下就能自行治理。治乱兴亡，无不由所受的教化决定。可是世道雕敝，已经数百年了，大乱加剧，近二十年间，百姓看不见德政，只听到战争；’ ‘上面没有教化，只使用刑罚；而中兴才刚刚开始，大难还没有平定，又加上战争，接着发生饥荒。各种事情刚开始创建，大多采用权宜办法，以致礼让没有兴起，风俗没有改变。近年收成稍好，徭役赋税也稍微减轻，衣食问题不再紧迫，教化就可以修治了。各地牧守、令长应当洗心革意，上承朝廷法令，下宣扬教化。所谓教化，贵在能够用淳厚的风气鼓舞百姓，用太和之气浸润百姓，用道德覆盖百姓，用朴素示范百姓，使百姓勤勉地逐渐迁向善良；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移默化地消解，而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这就叫教化。然后教导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使百姓慈爱；教导他们仁厚谦顺，使百姓和睦；教导他们礼义，使百姓尊敬谦让。慈爱，就不会遗弃亲人；和睦，就不会怨恨他人；敬让，就不会争逐外物。这三点具备，王道就成就了，这就叫教导。先王用来移风易俗、恢复淳朴，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直到太平的办法，没有不是由此而来，这就是治国的要道。第三，充分利用地利，说：人生在天地之间，以衣食为生命。食物不足就会饥饿，衣服不足就会寒冷。饥寒逼身，却想让百姓兴起礼让之行，就像在陡坡上逆势滚动弹丸，势必不能实现。’ ‘所以古代圣王知道这个道理，先使百姓衣食充足，然后教化随之而来。衣食之所以能够充足，在于充分利用土地的利益；土地利益之所以能够充分利用，在于劝导督课有方法；主持这件事的，只有地方牧守、县令和长官。百姓愚昧，智慧不能自行周全，必须等待劝导教诲，然后才能尽力。各州郡县每到年初，必须告诫部内百姓，不论老少，只要能拿得动农具，都命令他们到田里开垦耕作，按时进行，不要错过农时。播种完成后，禾苗还需要锄治；麦子到了收获季节在田野里，蚕事停留在室内。到了这些时候，都应当老少尽力，男女一同劳动，像援救溺水、扑灭火灾、强盗将要到来那样急迫，然后才能使农夫不荒废本业，使养蚕妇女完成生产。如果有游手好闲、懒惰怠慢，早回晚出、贪图安逸厌恶劳动、不勤于事业的人，就应当登记姓名，张榜公布，郡县守令根据情节加以处罚；惩罚一人以劝戒百人，这就是贤明长官的教化。百亩田地，必须春天耕作，夏天播种，秋天收获，然后冬天才有粮食可吃。这三个时节，是农业的关键。如果错过其中一个时节，就没有粮食可吃。所以先王告诫说：‘一个男子不耕作，天下必定有人因此挨饿；’ ‘一个妇女不织布，天下必定有人因此受寒。’如果这三个时节不努力办理政事，反而让百姓荒废农业，那就是断绝百姓的生路，把他们驱向死亡。然而对于贫弱的家庭和没有牛的家庭，应当劝导有无相通，使他们彼此兼相救济。三农间歇以及阴雨闲暇时，又应当教百姓种桑、栽果，种植蔬菜，修整园圃，饲养鸡猪，用来准备不断生长的生活资料，供给养老之需。治理政事不宜过于琐碎，琐碎就会使百姓烦扰；劝农督课也不能过于简略，简略就会使百姓懈怠。善于治理的人，必定根据时宜增减调节，使烦与简适中。所以《诗经》说：‘不刚硬也不柔弱，施行政令宽缓从容，便能求得各种福禄。’如果不能这样做，就一定会陷入刑罚。第四，选拔贤良，说：上天生下众多百姓，他们不能自行治理，所以必须建立君主来治理。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天下，所以必须设置臣下辅佐。上至帝王，下至郡国，设置臣下而得到贤人就能治理好，失去贤人就会混乱，这是自然的道理，百代君王都不能改变。如今刺史、郡守、县令都有属官，都是辅佐治理的人。刺史府的官员由朝廷任命，州属官以下则由牧守自行设置。自古以来，州郡大吏只取门第资历，多不选择贤良；’

译‘下级小吏只考察刀笔文书的技能，根本不问志向品行。门第资历只是祖先留下的爵禄，并不能妨碍子孙愚昧无能；刀笔才能只是身外的技艺，也不能改变品行浇薄虚伪。若从有门第资历的人中得到贤良之才，就像驾驭骏马而取得日行千里的效果；若从有门第资历的人中得到愚昧无能之人，就像土牛木马，外形相似而不能使用，不能用来行路；若从只具刀笔才能的人中得到志向品行端正者，就像金玉般的外表和品质，内外都美，实在是人的珍宝；若从只具刀笔才能的人中得到品行浇薄虚伪者，就像给朽木加上彩绘，只能一时悦目，不能用来充当栋梁椽木。如今选举人才，不应限制于资历荫袭，只应以能否得到真正人才为标准。假如得到合适的人，完全可以从奴仆中起用为卿相，伊尹、傅说就是这样，何况州郡的官职呢？假如不是合适的人，即使丹朱、商均是帝王的后代，也不能守住百里封地，何况公卿的子弟呢？由此说来，观察人的方法就很清楚了。凡是寻求才艺，是因为希望他能够治理百姓。如果有才艺而以正直为根本，就会凭借他的才能治理政事；如果有才艺而以奸诈虚伪为根本，就会借助官位制造祸乱。这样哪里还能得到治理？’ ‘所以要寻求才艺，必须先选择志向品行。志行善良的就举荐，志行不善的就斥退。如今选择人才的人常说国家没有贤才，不知道举荐谁，这只是没有认真思考，不是合乎道理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人说过：‘明主兴起，并不是从上天降下辅佐；大人物建立基业，也不是从土地中拔出人才。’总是任用一代中的人，治理一代的事务。所以殷、周不必等待稷、契那样的臣子，魏、晋也不必借助萧何、曹参那样的辅佐。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其中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难道有万户的大都邑，却能说没有士人吗？只是寻求不勤，选择不审，有时任用不得其所，任职又不能使其发挥全部才能，所以才说没有贤才。古人说：一千人中的优秀者叫英，一万人中的英才叫俊。如今智慧足以胜任一官、品行声名闻于一邦的人，难道不是接近英俊的人才吗？只要勤勉而审慎地考察，舍弃虚浮、选取真实，把各州郡最优秀的人才都选出来任用，那么无论百姓多少，都足以治理。谁说没有贤才？美玉没有剖开时，和瓦石混在一起；名马没有奔驰时，和劣马混杂。等到剖开磨光、奔驰试验之后，玉石和骏马、劣马才开始分别。’ ‘那些贤士没有被任用时，混在平庸之人中，究竟凭什么区别呢？必须把政事任给他，以成事的结果要求他，才会明显看出他和庸人不同。从前吕望在屠宰、垂钓时，百里奚喂牛时，宁戚敲牛角时，管夷吾屡次失败时，在那个时候，悠悠众人哪里会认为他们贤能？等到他们登上王朝、进入霸国，积累数十年，功业成就、事业建立之后，人们才认识到他们是奇异之才。于是后世称颂他们，赞美之声不绝于口。那些奇伟的才能、世所罕见的杰出人物，尚且不能在未被任用时自行显异于凡人，何况才能低于他们的人呢？如果一定要等到姜太公出现后才任用人才，那么千年也未必有一个姜太公；一定要等到管夷吾出现后才任用人才，那么百世也未必有一个管夷吾。原因在于，士人必定从微贱逐渐达到显达，功业必定由小积累到大，哪里有尚未任用就已经成就、尚未使用就先显达的人呢？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寻求贤才、选择士人；得到贤才并任用他，得到士人并使用他，那么天下的治理向哪个方向不能成功呢？然而善于任用官员的人，必须先精简官职。官职少，贤能之人容易充任；贤能之人容易充任，事情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官职繁多，就必然混杂不肖之人；混杂不肖之人，政事就必然有得有失。所以俗语说：官职少，事务就少；事务少，百姓就清静；’ ‘官职繁多，事务就繁多；事务繁多，百姓就混乱。清明或混乱的根源，在于官职的繁简。如今官吏人数不少，从前百姓众多、事务繁重时，尚且能够完成治理，何况现在户口减少，仍按旧员额设置官吏，还要说人数不足。听说在下等州郡，还有兼任、冒充职役的人扰乱百姓，十分没有道理。像这类人，都应当罢免斥退，不得因循旧习。不只是州郡官员应当任用善人，直到党族、闾里、正长等职务，也都应当审慎选择，各自选出一乡中的优秀者，以便相互监督统领。正长是治理百姓的根基，根基不倾覆，上面就必然安定。寻求贤才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但要审慎得到人才，必定要通过任职来试验，通过考核来察看；从他在家中的表现，到他在乡党中的表现，访问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行为由来，那么人的品行就清楚了，贤能与不肖也就分明了。依照这种方法求取人才，大概就不会有过错和悔恨。第五，防止狱讼。说：人承受阴阳之气而生，有感情、有本性。本性趋向善，感情容易趋向恶。善恶既然分明，赏罚也就随之而定。赏罚适当，恶行就会停止，善行就会受到勉励；赏罚不适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怨恨叛乱之心便会产生。因此先王十分重视此事，特别加以戒慎。’ ‘所谓戒慎，是要使审理案件的官员专心尽意，推究事情的根源，先采用五听，再参照证据，精细观察情状，彻底查明隐藏的事实，使奸邪无处容身，罪犯必定被查获，然后根据事情加以刑罚，轻重都恰当。赦免过失，怜悯愚昧；查明实情却不因此欢喜；又能权衡情理，斟酌礼制和法律，无不曲尽人心，远播明确的教化，使获罪之人如同回到家一样。这是最好的境界。然而地方长官不可能人人都有通达的见识，推究道理、寻求实情，有时难以全部做到，只应当秉持至公之心，去除偏袒枉曲的念头，务求辨明曲直，想着把案件判得完全公平。听察的道理，必须穷尽所能看见的事实，然后依法拷问，不苛刻、不暴虐。有疑问就从轻处理，尚未审明不得妄加刑罚，依据事情裁断道理，使案件不至于停滞。这是次一等的做法。至于不仁慈宽恕而放纵残暴，把百姓当作木石，只专门使用捶打刑讯；狡猾奸诈的人即使事情已经明白也能逃脱，口才软弱的人却无罪而受罚。这样的人，就是最下等的官员，不可把共同治理百姓的重任交给他。如今的地方长官，应当努力达到中等标准，并仰慕最高的善行；如果落在下等，就应当想到刑罚不可赦免，更深远地思考，心中存有德教。先王的制度说：‘与其杀害无辜，宁可赦免有罪；’

译‘与其伤害善人，宁可让淫邪之人获利。若明察之后仍不能做到完全恰当，宁可滥行宽赦有罪者，也不要错伤善人。’如今从政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罗织深文、巧妙弹劾，宁可把善人送进法网，也不愿让有罪者免于刑罚。原因并不是人人都喜欢杀人，只是说做官宁可严酷一些，也可以避免日后祸患。这是只顾自己方便，心中不想奉公守法。这样的人都是奸人。人是天地间最尊贵的生物，死了就不能复生。然而在酷刑之下，有人因痛苦而被迫自诬，不能得到申理，最终陷入刑罚，这种事恐怕常常发生。因此自古以来设置五听、三宥的法则，明确制定慎重审理各种案件的典章，这都是因为极其爱护百姓。即使砍伐树木、割除草木、田猎不合时令，尚且会违背时令、损害帝王之道，何况刑罚不当，滥杀善人，难道不会伤害上天之心、损伤和气吗？上天之心受到伤害，和气受到损害，却想让阴阳调和、四时有序、万物丰足安定、百姓欢欣快乐，是不可能的。所以古语说：‘一个人发出叹息，王道就会因此倾覆。’正是说的这个道理。各位地方长官，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如果有深奸巨猾、伤害教化败坏风俗、违背扰乱人伦、不忠不孝、故意背弃正道的人，就应当杀掉，以惩罚一人来劝戒百人，使王化清明；使用重刑也是可以的。’ ‘懂得这两种情况，刑罚政务的道理就完备了。第六，平均赋役。说：圣人的大宝叫作君位。靠什么守住君位？靠仁德。靠什么聚集人民？靠财货。先王明白，必须用财货聚集人民，用仁德守住君位。国家没有财货，君位就无法守住。所以自五帝三王以来，都有征税的法令，虽然轻重不同，但用来济事的作用相同。如今叛逆的寇贼还没有平定，军费开支很大，虽然来不及减省赋役以防止百姓疾苦，但必须使征收平均，使下面的百姓不至于匮乏。所谓平均，就是不能舍弃豪强而只向贫弱征收，不能放纵奸巧而使愚拙者困苦，这才叫公平。因此圣人说：‘只要公平，就没有贫困。’然而财货的生产，功夫并不容易。织绢、纺麻、绩纱，都是逐步开始的，不是十天半月之间可以仓促完成的，必须提前劝导督课，使百姓预先经营。绢乡应先安排织绢，产麻之地应早早整治纺绩，提前准备，到期限便可交纳；这样王朝的赋税得以供应，百姓也不困苦。如果不预先劝告督促，临近期限才逼迫，又担心拖延耽误成为官府的过错，于是鞭打刑罚一齐施加，只求眼前办成。富商大贾因此乘机牟利，有物资的人跟随高价购买，没有物资的人借贷并支付利息，缴纳赋税的百姓于是困弊。征收租税时，虽然有统一的大体制度，但至于斟酌贫富、排列先后次序，都由正长开始办理，最终取决于守令。’ ‘如果斟酌安排得当，政事就和谐，百姓就喜悦；如果核查处理没有方法，官吏就会奸诈，百姓就会怨恨。至于差发徭役，往往不加考虑，以致贫弱之人有的承受繁重徭役、被派往远方戍守，富强之人有的服役较轻、只在近处防守。守令这样处理事务，心中不存体恤百姓之意，都是王政的罪人。应当命令各部门熟习诵读这些条文。各地牧守、县令和长官，如果不能通晓这六条以及计帐之事，不得担任官职。’ 后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因连日大雨，下诏令百官上封事。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乐逊陈述时政要务十四条。其中第五条切中政务要害。第一条是崇尚治国方略。他说：“我私下认为，如今在官任职的人，大多只求自身清白，不能成就事业，至于惠及百姓、爱护万物，又有谁去做呢？近来郡守、县令任期已经缩短，而每年又要求他们做出政绩，大概认为用猛烈手段迅速取得成效就是贤能，却没有很好地加以优待和培养。这种政务交替之后，继任者又会如此。政事施于百姓，过于急迫就会刻薄，过于宽缓又会弛慢。因此周朝失于宽缓，秦朝败于急酷。百姓并不是婴儿，却应当像对待婴儿一样对待他们；施政应当宽严缓急适中，不使百姓劳苦扰乱。近来承接北魏衰败的政风，百姓习惯于逃避法令；先王的朝廷法度已经完备施行，百姓都知道法律，只要宣扬教化、端正风俗，使百姓纳入法度教训就够了。若不是军旅战争之中，何必过分急切？至于振兴国家、达到大治，事情要靠德教逐渐成就，并不在于仓促之间。我私下认为，北周盛德之治，兴起文王、武王的政业，达到穆王、成王、康王的盛治；从此以后，不能没有事变。过去申侯将要逃往楚国，子诲对他说：‘不要到小国去，因为那里政务狭隘、法令严峻，将不会容纳你。’敬仲进入齐国时说：‘幸而如果能够得到宽赦，就能遇到宽厚的政令。’然而关东各州沦陷已经很久，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应当让他们得到休息、卸下负担。” “如果不施行宽厚优游的政令，传到境外以后，将凭什么使那些劳苦的百姓归附、前来安居于乐土呢？”第二条是减少不必要的营造。他说：“近来北魏定都洛阳，一时之间极为繁盛，权贵之家各自营造宅第，车马、服饰、器物、玩好都崇尚奢靡；世人追逐浮华竞争，风俗日益浇薄，终于使祸乱交相兴起，天下几乎败亡。近来朝廷贵臣的器物服饰渐渐华美，各种工匠营造务求极尽奇巧。我实在担心人们随着物欲和爱好而改变，这会损害政事和风俗。像这些事情，很应当加以禁止和节省。《礼记》说，不要制作淫邪奇巧之物来动摇君上的心。传记说，宫室高大奢侈，会使民力凋敝。汉景帝说过：‘黄金珠玉，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雕文刻镂而损伤农事的东西，是无益之物；锦绣纂组而妨害女工的东西，也是无益之物。’这两类东西就是造成饥寒的根源。然而国家如果不是为了军用器械，或因时务所需而制造，其他一切营造都只是白白耗费劳力，损害国家、伤害百姓。不如广泛劝勉农桑，把衣食作为要务，使国库储蓄丰足，那么大的功业就容易完成。第三条是明确选举。他说：选曹赏录有功贤能之人，补授拟定官爵，必定应当与众人共同商议。应当有公开明白的任用，使人能够尽心竭力，如同看见白日一样。人才有升有降，功劳有厚有薄，所加的俸禄官秩，不能不审慎。即使是州郡选用官员，尚且要召集乡里共同议论，何况天下的选曹，怎能不采纳众人的舆望？” “如果州郡选用官员，自然可以由朝廷内任；除此之外，交给选曹铨授的事情，既不是机密事务，有什么值得保密的？人活在世上，把荣誉俸禄看得很重；修养自身、践履德行，是为了成就身后的名声。然而遇到合适的时机很难，错过时机却很容易。选用官员的日子，应当先使众人的意见明白，然后上奏，使功劳勤绩为人所知，官品和人物都相称而令人悦服。第四条是重视战争。魏朝国运将终，上天眷顾有德之人，而高洋僭越称帝，先前的迷误尚未改变，又拥兵逼迫山东，事情迫在肘腋之间。譬如棋局中双方相持，争着走先手；如果一步走得不恰当，便可能成全对方的利益。实在应当舍弃小利经营大局，先保全疆域，不应贪图边境小利，轻率发动战争。取胜就要劳顿军队、分兵防守，失败则损失更多。国家虽然强盛，高洋也不会甘居弱势。《诗经》说：有德的人不与人争强，又何必害怕疾病困厄？只有德行可以庇护百姓，并不是依靠强力。力量相当、形势相敌时，增进德行的一方就会取胜。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就消退。因此古代善于作战的人，先造成自己不可战胜的形势，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机会。对方暴戾，我们就宽仁；对方刻薄，我们一定施行惠化。德泽广泛流布，人人思慕有道之政，然后观察敌人的间隙而行动，便可以成就事情。第五条是禁止奢侈。他说：按照礼制，人有贵贱，物有等级差别，使用它们要有节制，各类物品的规格也要有一定限度。”

译“马皇后身为天下人的母亲，却亲自穿着粗厚的练帛，用来率先垂范于下。季孙辅佐过三位国君，家中没有穿丝帛的婢妾，用来激励风俗。近来富贵人家，心意渐渐放纵，无不置办妆奁、豢养婢仆，制作车舆和随从仪仗，服饰华美，光耀街道；还使行人比较脚力，路人停下车盖观看。论到为国家出力，还不如身披铠甲的士卒；可是他们坐享爵位赏赐，却超过了攻战之人。即使不吝惜功夫费用，难道不也有损清德吗？如果确有储蓄余财，与其这样，不如用来优恤军士。鲁庄公说过：衣食是我所安享的东西，我不敢吝惜，一定要拿来分给别人。《诗经》说：‘难道说没有衣服吗？我愿和你同穿一件袍。’这些都是为了取得人的力量。又有陈述政事、上议论的那些人，也应当不少；其中应有能够上达天听的，只是没有听说他们的是非得失。陛下虽然顾念并保存众人的议论，想要穷尽天下人的实情，但天下人的实情仍然没有完全显露。为什么呢？接受人的言论，贵在公开采用；如果接受了却不公开表明，认为正确却不施行，那么进言的人就可能越来越少。” 宣帝昏庸暴虐日益严重，京兆郡丞颜运于是用车载着棺材到朝堂，陈述宣帝的八项过失：第一，内史、御正的职责在于辅弼调和，凡事都应当共同参议，共同治理天下。大尊近来无论大小事情，多是独自裁断。尧、舜极为圣明，尚且要依靠辅弼；何况大尊还不是圣主，怎么可以任意专行自己的心意呢？凡是刑罚、爵赏以及军国大事，请都交给宰辅参议，与众人共同决定。第二，沉溺于女色，是古人特别告诫的事情。大尊刚刚君临四海，德惠还没有普遍施行，就先搜求天下美女，充实后宫。又下诏规定仪同以上官员的女儿不许擅自出嫁，贵贱之人都对此怨恨，怨声传遍朝野。请把妃嫔侍妾中没有得到宠幸的人放回本族，想要出嫁的女子也不要再禁止。第三，天子应当在天未亮时就起床穿衣，到了日暮还顾不上吃饭，仍然担心万机不能处理、天下事务有所壅滞。大尊近来一进入后宫，几天都不出来；所需要听取的奏报，多由宦官传递，传达的言语失去真实，是非令人恐惧。事情由宦者掌握，是亡国的征兆。请依照高祖，让陛下居于宫外听政。第四，改变旧常、轻易变更制度，是为政的大忌。严刑酷罚，并不是达到大治的宏大规范。如果刑罚没有固定的标准，天下人都会恐惧；政令没有常法，百姓就不知遵从什么。哪有刚下诏削减严刑，还不到一年，就立即追改，反而比原来的制度更加严厉的？” “政令不确定，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宿卫官员中有一人夜间不值班，罪至削除官籍；因而逃亡的，竟立即籍没家产。这就把大逆之罪与杖十相同定科了。法令虽然越来越严，恐怕人心反而越来越离散。一个人的心离散，尚且或许可以制止；如果天下人都离散了，将怎么办呢？秦朝法网严密而国家灭亡，汉章帝法令疏简而国祚长久。请遵行轻刑，并依照大律，那么亿万百姓的手脚就都有所安置了。第五，高祖去除雕饰、崇尚朴素，本来是想把这种制度传给万世。大尊早晚入朝，亲自承受先皇的圣训，怎么能在先皇驾崩还不到一年时，就突然穷极奢丽呢？成就父亲的志向和义理，难道应当这样吗？请在兴建营造时务必采取低下俭朴的原则，雕文刻镂一概不要营造。第六，京城百姓的徭役赋税已经稍重了；如果确实是军国大事所需，百姓不敢害怕劳苦，怎么能让他们早晚不断地被征求，只为了供奉鱼龙百戏？士民被役使，只为俳优、角抵等娱乐，纷纷不止，财力和物力都耗尽，人人惊惧相顾，再也没有安生之处。所有这些无益的事情，请一并停止。第七，近来见到有诏令说，上书文字有错误的人立即治罪。假如有忠诚正直的人想陈述时事，尺有所短，文字不工整；如果不秘密上书便会失去性命，按道义又不能借别人之手代写。” “一旦有错讹，便陷入严厉的刑科。要触犯皇帝的逆鳞，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即使下达鼓励直言、不避讳的诏书，人们尚且担心将来获罪，如今又加上刑罚，怎么能不使人闭口呢？大尊即使不能采纳诽谤之言，也不应堵塞进献书言的道路。请停止这项诏令，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第八，过去桑树、楮树在朝廷出生异象，殷王因此得到福佑；如今玄象显示警诫，这也可能是兴盛周室的祥瑞。大尊虽然减少膳食、撤去钟磬，仍没有完全消除上天谴责的道理。诚愿陛下访求善道，修明并施行德政，解除亿万百姓的怨愤，承担万方的罪责，那么天变就可以消除，鼎立天下的基业才会稳固。大尊如果不改正这八件事，我看周朝宗庙将不能再享受血食了。”皇帝大怒，准备杀死颜运。内史元岩欺骗皇帝说：“颜运知道上书后一定会死，所以不顾性命，是想取得后世的名声。陛下如果杀了他，反而成全了他的名声。”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颜运得以免死。第二天，皇帝颇为醒悟，召见颜运，对他说：“朕昨夜思考你所上奏的事情，你实在是忠臣。先皇圣明，你多次规劝进谏；朕既昏暗，你仍然能够这样做。”于是赐给他御食，让他退下。隋高祖时，柳彧任治书侍御史，见皇上勤于听取奏议，而百官的奏请大多烦琐细碎，柳彧上疏劝谏说：“我听说自古以来的圣明帝王，没有超过唐尧、虞舜的。” “他们取法于大地，顺应上天，发布政令、施行教化，不做繁琐细碎的事务，这叫作敬慎明察。古语说：‘上天说了什么呢？四时照常运行。’因此可知，君主发布命令和告诫，贵在简约而不烦琐频繁。所以舜任用五位大臣，尧咨询四岳，设置官署、分掌职务，各有专人负责；君主垂衣拱手而无为，天下因此得到治理。这就是所谓在求贤任人上劳心，在任用臣下后安逸。又说：‘天子庄严肃穆，诸侯诚敬勤勉。’这是说君臣上下各有不同的体制和职分。近来我看到四海如同一家，万机事务广泛，无论大小事情，全都关系到圣上的听断。陛下留心治国之道，不怕疲劳，也是因为群臣害怕获罪，不能自行决断，取待圣上裁判；奏报过多，以至于营造细小之事、发放轻微物品，也要上奏。一日之内要答复百官，到日暮还忘记吃饭，半夜仍未就寝，动辄被文书簿册牵累，使圣体忧劳。伏望陛下思考臣的至诚之言，稍微减少烦琐事务，以怡养精神为意，以保养性情为怀；思念周武王安乐的意义，体会周文王勤劳忧苦的道理。至于治理国家的大事，不是臣下能够裁断的，伏望陛下详细决断；其余细小事务，责成主管官署办理。这样圣体就可以享有无疆之寿，臣下也能得到覆育之恩。”皇上读后赞许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六。《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七。明代杨士奇等撰。治国之道。唐高祖时，国家制度刚刚草创，大多沿用隋朝旧制。太史令傅奕认为，承接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更，于是上言说：“龙纪、火官等制度，黄帝已经废除；咸池、六英等乐舞，尧也没有沿用；禹不实行舜的政令，周不袭用商汤的礼制。《易经》说：‘到了己日才取得信任，是因为变革而使人信服。’所以说：‘变革的时机，意义多么重大啊！’隋朝末年，违背天道、残害百姓，专门施行严峻刑法，杀害贤能俊杰，天下亿万百姓同心背叛它。陛下平定祸乱、恢复正道，但官名和律令全部沿用隋朝旧制，这就像被沸汤烫过的人，反而吹冷羹汤；像受过弓伤的鸟，看到弯曲的树木也会惊恐。何况天下长期苦于隋朝暴政，怎么能不更新他们的见闻和观感呢？改正朔，换服色，变更律令，改革官名，功业极盛时制作乐章，治理终成时制定礼制，使百姓知道盛德的隆盛，现在正是时候。然而官制贵在简约，夏后氏设置百官，不如虞舜时五十官简约；周朝三百官，也不如商朝百官简约。又说：‘夏朝有乱政，于是制定禹刑；商朝有乱政，于是制定汤刑；周朝有乱政，于是制定九刑。’卫鞅替秦国制定法律，增加凿颠、抽胁、镬烹等六篇；秦始皇又制定挟书律。这都是失之烦琐的地方，不可不加以鉴戒。” 太宗即位后，张玄素任录事参军。太宗问他治国之事，他回答说：“自古以来没有像隋朝这样混乱的，难道不是因为君主独自专断法令，日复一日地造成混乱吗？况且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亲自决断各种事务，每天裁断十件事，五件都不正确；即使正确的确实很好，那么错误的又怎么办呢？一天处理万机，错误积累起来，不亡国还等什么？如果君主尊重贤能、任用有才的人，使百官各自尽职，那么君主高居深宫、垂拱而治，谁敢冒犯呢？隋朝末年盗贼兴起，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其余人都守卫城邑，等待有道之人出现；听命于有道之主，正是他们的愿望，真正依恃乱局的人很少，只是君主不能安抚他们，反而把他们推向混乱罢了。”凭借陛下的圣明神武，如果能够考察隋朝所以危亡的迹象，鉴戒隋朝所以灭亡的原因，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即使是尧、舜，又有什么可以超过陛下呢？”皇帝说：“说得好。” 贞观初年，太宗从容地对侍臣说：“周武王平定纣王造成的乱局，因此取得天下；秦始皇乘周朝衰弱之际，于是吞并六国。他们取得天下并没有不同，但国祚长短却相差如此悬殊。”尚书右仆射萧瑀进言说：“纣王无道，天下苦于他的统治，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会合。周王室虽然衰微，六国却没有罪过。秦氏专门凭借智谋和武力，像蚕食桑叶一样逐步吞并诸侯。平定天下虽然相同，但人心的情况却不同。”太宗说：“不是这样。周克服殷后，致力于弘扬仁义；秦得志以后，专门施行欺诈和暴力。不只是取得天下的方式不同，守住天下的方式也不同。国祚长短，大概就在这里吧？”皇上又对萧瑀说：“朕年轻时喜爱弓箭，自以为完全掌握了其中的奥妙。近来得到十几张良弓，拿给制弓工匠看，他却说：‘不是好材料制成的。’朕问他原因，工匠说：‘木心不正，纹理就多有歪斜。弓虽然刚劲，但发出的箭不能直行，就不是良弓。’朕这才明白。朕用弓箭平定四方，使用弓箭很多了，却还没有完全懂得其中的道理。何况朕拥有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治理之道的领会本来就比不上理解弓箭；连弓箭都可能失误，何况治国之道呢？”从此下诏，令京官五品以上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每次召见，都赐座与他们交谈，询问外面的事务，了解百姓的利害得失和政教的成败。贞观二年，太宗问王珪：“近代君臣治理国家，大多比不上上古，为什么呢？”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施政，都以清静为志，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近代帝王却只知道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况且他们任用的大臣，又不是精通经术的人。汉朝的宰相，没有不精通一部经书的。朝廷如果遇到疑难之事，都援引经史来决定，因此人人懂得礼教，天下由此达到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有的甚至用法律防范儒者，儒行既然受损，淳厚的风俗就大大败坏了。”太宗深以为然。从此以后，百官中凡是学业优长、兼且懂得政体的人，大多提升官阶品秩，屡次加以升迁。皇上又对侍臣说：“朕以为离乱之后，风俗难以改变；近来观察百姓渐渐懂得廉耻，官员奉行法令，盗贼日益减少，这才知道人没有固定不变的风俗，只是政事有治有乱罢了。因此治理国家的原则，必须用仁义抚慰他们，用威严和信用昭示他们，顺应人的本心，除去苛刻，不制造异端，天下自然会安定。你们应当共同实行这件事。”太宗对房玄龄说：“朕所居住的宫殿，是隋文帝建造的，已经四十多年了，损坏的地方很少；只有承干殿是隋炀帝建造的，工匠多追求新奇，斗拱做得极小，虽然年代较近，损坏却已经很多。” 魏征回答：“过去魏文侯时，租赋一年增加一倍，有人前来祝贺。文侯说：‘如今户口没有增加，租赋却一年翻倍，这是由于征收过多。譬如皮革加工时，摊得大就薄，摊得小就厚，治理百姓也应当如此。’因此魏国大为教化。臣如今衡量，陛下施政以来，百夷宾服，天下已经安定，只须守住今日的教化之道，并使它归于厚重，这就已经足够了。” 太宗对侍臣说：“传记说，宁可去掉粮食，也要保存信用；孔子说：‘人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身。’过去项羽进入咸阳以后，已经控制天下，假使他能够实行汉高祖那样的仁义和信用，谁能夺走天下呢？”房玄龄回答：“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去其中一项都不可以；勤勉实行它们，益处非常大。殷纣轻慢侮辱五常，所以武王讨伐他；项氏因为没有仁义信用，被汉高祖夺取天下，这些确实如圣上所说。”

译皇上对房玄龄等人说：“朕近来见到隋朝遗老，他们都说高颎善于做宰相，于是查看了他的本传。他可以说是公平正直，尤其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隋朝的安危，系于他的生死存亡。隋炀帝无道，高颎却无辜被诛杀。我何尝不想见到这个人呢？每当读到有关他的书，就废书长叹。又如汉、魏以来，诸葛亮任丞相，也十分公平正直。诸葛亮曾上表请求在南中废黜廖立、李严。廖立听到诸葛亮去世，哭着说：‘我们恐怕要披发左衽、成为夷狄了。’李严听到诸葛亮去世，发病而死。因此陈寿称赞诸葛亮处理政事，能够推诚布公、施行公道：凡是竭尽忠诚、有益时政的人，即使是仇敌也一定奖赏；触犯法律、怠慢职守的人，即使是亲近之人也一定惩罚。你们难道可以不仰慕并努力追及他们吗？朕如今常常仰慕前代帝王的长处，你们也可以仰慕贤能宰相的长处。如果能够这样，荣誉声名和高贵职位就可以长久保持。”房玄龄回答：“臣听说治理国家的要道，实在在于公平正直。所以《尚书》说：‘不偏不党，王道广大；不党不偏，王道平正。’孔子又说：‘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者之上，百姓就会服从。’如今圣上的思虑所崇尚的，确实足以穷尽政教的根源，达到至公的要旨，包罗天下，使天下受到教化。”太宗说：“这正是朕心中所想，难道朕同你们说了却不实行吗？” 贞观四年，房玄龄奏报说：“如今检阅武库中的铠甲兵仗，远远胜过隋朝时期了。”太宗说：“整饬兵备、防御寇贼，虽然是重要事务，但朕只希望你们存心于治国之道，务必竭尽忠贞，使百姓安乐，这就是朕的铠甲兵仗。隋炀帝难道没有铠甲兵仗吗？那只足以导致灭亡。正是因为不修仁义，群臣百姓怨恨反叛的缘故。你们应当懂得朕的心意，常常用德义互相辅佐。” 当时皇上对公卿说：“朕端坐拱手、顺其自然，四夷都来归服，难道是朕一个人所造成的吗？实在依靠诸位的力量。你们应当思考怎样善始善终，永远巩固宏大的基业；让子子孙孙相继辅佐，使丰功厚利到了数百年以后，人们读我国史书时，仍能看到宏大的功勋、盛美的事业，光彩鲜明、值得观赏，难道只能称道周朝的隆盛、汉朝的强盛以及建武、永平的旧事吗？”房玄龄进言说：“陛下谦逊退让，把功劳推给群臣；达到太平之治，本来全靠圣上的德行，臣下有什么力量呢？只愿陛下有始有终，那么天下就永远依赖您了。”太宗又说：“朕观察古代平定乱世的君主，大多年龄超过四十岁，只有光武帝三十三岁。但朕十八岁便起兵，二十四岁就平定天下，二十九岁登上天子之位，这说明武功超过古人。朕年轻时从事军旅，没有时间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懂得了风俗教化的根本，看到了政治治理的源头，实行数年以后，天下大治，风俗转移、习惯改变，子女孝顺、臣下忠诚；这又说明文治超过古人。过去周、秦以来，戎狄不断侵入中原；如今戎狄叩头称臣，都成为臣妾；这又说明怀柔远方超过古人。这三件事，朕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呢？既然有这样的功业，怎么能不善始慎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九升〕 贞观五年，皇上对侍臣说：“自古帝王也不能永远教化成功，假如内部安定，必然还会有外部扰乱。如今远方夷狄都来归服，百谷丰收，盗贼不起，内外安宁平静；这不是朕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由于你们共同匡正辅弼。然而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治理时不能忘记混乱；即使知道今日无事，也必须思考事情的始终，能够常常保持这样，才是可贵。”魏征回答：“自古以来，君主和辅佐大臣不能同时完备，有时君主被称为圣明，臣下却不贤能；有时遇到贤臣，却没有圣明的君主。如今陛下圣明，所以能够达到大治。假如真有贤臣而君主不思考施行教化，也没有益处。天下如今虽然太平，臣等仍不敢以此为喜，只愿陛下居安思危，勤勉不懈罢了。” 贞观六年，皇上对侍臣说：“看古代帝王，有兴盛也有衰败，就像早晨之后必有黄昏，都是因为被蒙蔽了耳目，不知道时政的得失。忠贞正直的人不进言，邪曲谄媚的人却日益进用；既然看不见自己的过错，所以终于走向灭亡。朕身居九重，不能完全看见天下的事情，所以把这些事情交给你们，作为朕的耳目。不要因为天下没有事情、四海安宁，就不再放在心上。《尚书》说：‘值得爱护的不是君主，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天子有道，人民就推举他做君主；无道，人民就抛弃他而不用他，这确实值得畏惧。’”魏征回答：“自古以来亡国的君主，都是因为身处安定而忘记危险，处于治理而忘记混乱，所以不能长久。如今陛下富有天下，内外清平安宁，能够留心治国之道，常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国家的历数自然会长久。臣又听古语说：‘君主是船，人民是水；水能载船，也能覆船。’陛下认为人民值得畏惧，确实如圣上所说。”当时皇上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刚即位时，上书进言的人不止一个；有人说君主必须独自掌握威权，不能委任群臣；有人主张炫耀兵力、振作武威，以威势震慑四夷。只有魏征劝朕停止武事、兴起文治，施布德惠；中原安定以后，远方之人自然归服。” “朕听从了他的话，天下安宁，极远地方的君长都来朝贡，九夷之人经过多次翻译，接连不断地走在道路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魏征的力量。朕的任用，难道不是用对了人吗？”魏征拜谢说：“陛下的圣德来自上天，留心政务之术；臣资质平庸、才识浅短，承受您的恩遇尚且来不及，哪里有什么益处呢？” 贞观七年，皇上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讨论自古治理政事的得失，因而说：“如今正处在大乱之后，仓促之间不可能达到大治。”魏征说：“不是这样。凡是人在危困之中，就忧虑死亡；忧虑死亡，就思考治理；思考治理，就容易接受教化。这样看来，乱世之后反而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容易接受食物一样。”太宗说：“善人治理国家，要经过一百年才能胜过残暴、停止杀戮。大乱之后想求得大治，难道可以仓促期待吗？”魏征说：“这是根据普通人来说的，不适用于圣明贤哲。如果圣明贤哲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民响应就像回声一样，不必急迫就能迅速见效，一个月就可以治理好，确实不难；三年取得成功，还可以说是太晚了。”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左仆射封德彝等人回答：“三代以后，人的风俗逐渐浇薄奸诈，所以秦朝任用法律，汉朝兼用霸道；他们都是想治理却不能，难道会有想治理而不愿治理的吗？如果相信魏征所说的，恐怕会使国家败乱。”魏征说：“五帝三王并没有更换百姓而后才治理，实行帝道就成为帝治，实行王道就成为王治，只在于当时所施行的教化罢了。考察史籍，就可以知道。过去黄帝与蚩尤交战七十多次，乱势极其严重；战胜残暴势力以后，便使天下达到太平。九黎扰乱德政，颛顼讨伐他们，取胜以后，也没有失去治理之道。”

译“夏桀暴乱残虐，商汤放逐了他；在商汤的时代，便达到太平。商纣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在周成王的时代，也达到太平。如果说人的风俗越来越浇薄奸诈，已经不如上古的淳朴，那么到了今天，应该全都成为鬼魅了，难道还能够重新教化吗？”封德彝等人无法反驳他，但都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太宗常常努力实行而不知疲倦，几年之间天下安宁，突厥被攻破消灭。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人都有不同意见，说如今一定不能实行帝道、王道；只有魏征劝我这样做。我听从他的话，不过几年，就使中原安宁，远方戎狄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常是中原的强敌，如今其酋长都带刀担任宿卫，部落之人全都穿戴汉族衣冠，使我达到今天这样的局面，都是魏征的力量。”太宗回头对魏征说：“玉虽然有美好的质地，藏在石头中时，如果没有遇到良工琢磨，就和瓦砾没有区别；如果遇到良工，就会成为万代之宝。朕虽然没有美好的资质，但受到您的切磋砥砺；劳烦您用仁义约束朕，用道德弘扬朕，使朕的功业达到今天这样，您也足以称为良工了。” 贞观九年，北方藩部归朝的人奏报说：“突厥境内下了大雪，百姓饥饿，羊和马全都死了；在那里居住的中原人都入山做盗贼，人心极其险恶。”太宗对侍臣说：“观察古代君主，实行仁义、任用贤良，国家就治理；实行暴虐、任用小人，国家就混乱。突厥所信任任用的人，都与你们共同见过，几乎没有一个人值得称道忠正。颉利又不忧念百姓，任性而为。朕从人事来观察，突厥怎么能够长久呢？”魏征进言说：“过去魏文侯问李克：‘诸侯中谁会最先灭亡？’李克说：‘吴国最先灭亡。’魏文侯问：‘为什么？’李克说：‘多次作战而多次取胜，多次取胜君主就骄傲，多次作战百姓就疲惫。君主骄傲、百姓疲惫，不亡还等什么呢？’颉利遇到隋朝末年中原大乱，于是依仗人多势众入侵中原，如今还不停止，这正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太宗深以为然。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说：“臣听说《尚书》说：‘彰明德行，谨慎刑罚，尤其要慎重地使用刑罚啊。’《礼记》说：‘在上者容易侍奉，在下者容易了解，刑罚就不会烦琐。’在上者多疑，百姓就困惑；在下者难以了解，君长就劳苦。在上者容易侍奉，则在下者容易了解，君长不劳苦，百姓不困惑。所以君主专一施行德政，臣下就没有二心；上面播下忠厚诚实的心意，下面竭尽辅佐的力量，然后太平的根基才不会坠落，歌颂安乐的诗篇才会兴起。如今道德遍及华夏和戎狄，功业高达天地，没有谁不服从，没有远方不来归附。然而陛下的言语崇尚简约文辞，心意在于明察，刑罚和赏赐的施用仍有未尽之处。刑赏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是帝王与天下共同遵守的准则，不应因亲疏贵贱而有轻重差别。如今的刑罚和赏赐未必完全如此：有时宽严取决于个人好恶，有时轻重随着喜怒而变化。遇到喜欢的人，就在法律之中替他宽解；遇到发怒的人，就到事情之外搜求他的罪过。对所喜欢的人，就像剥开皮肤寻找毛羽一样搜罗优点；对所厌恶的人，就像洗去污垢寻找伤痕一样搜寻过失。既然可以搜求伤痕，刑罚就会滥用；既然可以搜出毛羽，赏赐就必然错误。刑罚滥用，小人的道路就增长；赏赐错误，君子的道路就消退。小人的恶行得不到惩罚，君子的善行得不到劝勉，却希望天下安治，不施刑罚，这种事情从未听说过。” “况且闲暇时清谈，都推重孔子、老子；威怒发作时，却取法于申不害、韩非。正直行事的人，并不是没有遭受三次贬黜；危害别人以求自己安逸的人，也实在很多。因此道德的声音还没有弘扬，刻薄的风气已经盛行。刻薄风气既然盛行，下面就会产生各种弊端；人人争相迎合时势，法令制度便不能统一，这从王法考察，实在损害了君主之道。过去州犁在审案时上下其手，楚国的法律于是失去公正；张汤任意改变内心的尺度，汉朝的刑法也因此受到损害。臣下的偏邪尚且不能让欺骗蒙蔽得以伸张，何况君主亲自任意判定轻重，将如何使臣民措置手足呢？凭借陛下聪明睿圣，没有幽微隐晦之事不能照见，难道还有神明不能通达、智慧不能洞察的地方吗？只是安于自己所安逸的事情，不把慎重用刑放在心上；以自己所喜欢的事情为乐，竟忘记了过去灾变的警告。祸福相互依存，吉凶处在同一范围内，都是人自己招来的，怎么能不思考呢？近来责罚稍多，威怒略重，有时因为供张不充足，有时因为营造劳作不合要求，有时因为物品不合心意，有时因为人不听从命令；这些都不是达到大治的当务之急，实在恐怕是骄奢逐渐形成的开端。由此可知，地位尊贵本不与骄傲相约，骄傲却会自行到来；财富本不与奢侈相约，奢侈却会自行产生，这不是徒然的空话。况且我所取代的，实在就是隋朝。” “隋朝混乱灭亡的根源，陛下圣明，应该已经看得清楚。拿隋朝的府库来比今天的财物储备，拿隋朝的铠甲兵器来比今天的士兵战马，拿隋朝的户口来比较今天的百姓，衡量其长短大小，究竟有多少等级差别呢？然而隋朝凭借富强而灭亡，是因为妄动；我们凭借贫弱而安宁，是因为安静。安静就安定，妄动就混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并非隐蔽难见，也并非微小难察。然而很少有人走平易的道路，多数人反而沿着翻车的旧辙前进，为什么呢？就在于安定时不思考危险，治理时不顾念混乱，存在时不忧虑灭亡。过去隋朝尚未混乱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乱；尚未灭亡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亡。所以屡次动用兵甲，徭役不断，直到将要受到耻辱，最终仍未醒悟灭亡的原因，难道不可悲吗？要观察形貌的美丑，必须到平静的水面上照看；要鉴察国家的安危，必须从亡国中取得借鉴。所以《诗经》说：‘殷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朝的时代。’又说：‘砍伐柯木，砍伐柯木，取法的样子并不遥远。’臣愿陛下今后每次行动和安静处置事情，都一定想到隋朝，把它作为殷朝的鉴戒，那么国家的存亡、政治的治乱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够思考隋朝所以危亡的原因，国家就会安定；思考它所以混乱的原因，政治就会得到治理；”

译“思考它所以灭亡的原因，国家就会长存。知道国家存亡的关键所在，就应节制嗜好欲望而顺从百姓，减少游猎的娱乐，停止奢靡华丽的营造，废除不急迫的事务，慎重对待偏听所产生的怒气，亲近忠厚之人，远离巧言佞人的人，堵塞悦耳的邪说，甘愿听取逆耳的忠言，除去容易进用的人，轻视难以得到的珍货，采纳尧、舜容忍诽谤的做法，追慕禹、汤责备自己的精神，珍惜十户人家的财产，顺应百姓的心意，从自身近处做起，宽恕地对待万物，思考谦劳能够受益，不自满以招致损失。这样一有行动，各类人就会和谐；一旦发言，千里之外都会响应；超过前代的高尚德行，为后世子孙树立声名。这是圣哲的宏大规范、帝王的伟大事业；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就完成了，关键只在谨慎守成罢了。守成容易，取得天下实在困难。既然能够得到那样艰难取得的天下，难道不能保守这样容易保守的基业吗？如果保守不牢固，就是骄傲奢侈、淫逸放纵使它发生动乱。始终如一地谨慎，难道不应当努力吗？《易经》说：‘君子安定时不忘危险，治理时不忘混乱，存续时不忘灭亡，因此自身安定，国家就可以保全。’这话确实正确，不可以不深入察考。伏惟陛下希望向善的志向，不比过去减少；听到过错一定改正，也比从前稍有不足。如果能够利用如今无事的时局，实行从前恭敬俭朴的作风，就达到了尽善尽美，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称道的了。” 太宗深深赞许这篇奏疏，并采纳施行了它。贞观十三年，皇上对侍臣说：“树林深密，鸟就栖息；水面广阔，鱼就游聚；仁义不断积累，万物自然会归附。人人都知道畏惧、躲避灾害，却不知道实行仁义就不会产生灾害。仁义之道，应当放在心中思考，常常使它连续不断。如果片刻懈怠，离开仁义就已经很远了。这就像用饮食滋养身体，必须常常使腹中饱足，才能保全性命。”王珪叩头说：“陛下如果能够这样做，天下真是非常幸运。” 贞观十四年，因为高昌平定，皇上召集侍臣在两仪殿赐宴。皇上对房玄龄等人说：“高昌如果没有失去臣子的礼节，怎么会到灭亡的地步？朕平定这个国家，内心非常戒惧。只应当戒除骄傲安逸来防备自己，采纳忠诚正直的意见来端正自己，贬退邪曲谄媚之人，任用贤能良善之人。不要因为小人的言论就议论君子；这样谨慎守成，或许可以获得安定。”魏征进言说：“臣观察自古帝王平定乱世、开创基业，必定自己戒慎，采纳平民的意见，听从忠正直言。天下安定以后，就任情放纵欲望，甘心享受谄媚奉承，厌恶听到正直的议论。张子房是汉王谋划大计的臣子，等到高祖成为天子，想要废嫡立庶时，子房说：‘今天的事情，不是凭口舌所能争论的。’最终不敢再开口劝说。何况陛下的功德如此盛大，即使拿汉高祖相比，汉高祖也不足以作为标准。陛下即位十五年，圣德光照四方；如今又平定消灭高昌，多次把国家安危放在心上，正要接纳任用忠良，开辟直言的道路，天下实在非常幸运。”从前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酒。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起来为寡人祝寿呢？”鲍叔牙捧着酒杯起身说：“愿君公不要忘记当初逃出莒国时的处境，使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捆绑时的处境，使宁戚不要忘记在车下喂牛时的处境。” 齐桓公离开座位，向他们道谢说：“寡人和两位大夫如果能够不忘记先生的话，国家就不会危险了。”太宗对魏征说：“朕一定不敢忘记布衣平民时期，你也不能忘记鲍叔牙的为人。”贞观十六年，皇上对侍臣说：“有时君主在上面造成混乱，臣下在下面治理；有时臣下在下面造成混乱，君主在上面治理。这两种情况如果一定有一种违反常理，哪一种更严重？”特进魏征回答：“君主的心思趋向治理，就能照见臣下的过失；即使不杀一人而能警劝百人，谁敢不畏惧威势、竭尽功力呢？如果君主在上面昏庸暴虐，忠诚的劝谏又不被听从，即使百里奚、伍子胥处在虞国、吴国，也不能挽救它们的祸败；亡国也会接踵而至。”太宗说：“如果一定是这样，齐文公昏庸暴虐，扬遵彦却用正道辅佐他而使国家得到治理，为什么呢？”魏征说：“扬遵彦不过是周旋调和暴君，救助治理百姓，才得以避免混乱，也十分危险困苦。若与君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都能得到信任相比，不能同日而语。” 当时魏征上《陈得失疏》说：“我听说，希望树木长得高大，必定要稳固它的根本；希望水流得长远，必定要疏浚它的源头；希望国家安定，必定要积累德义。源头不深却希望水流长远，根基不牢却要求树木高大，德行不厚却想治理好国家，我虽然是极其愚昧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是明智的人呢？君主掌握帝位的重权，居于天下至尊的位置，将要推崇高耸入天的功业，永远保持无边的福祉。如果不想到安定时要考虑危难，以节俭来戒除奢侈，德行不能保持厚重，感情不能胜过欲望，这也就是砍伐树根却想树木茂盛，堵塞源头却想水流长远啊！”“大凡历代君主，承受上天的重大使命，没有不是在深切忧虑时治道显著，功业成功后德行深厚的。开头做得好的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夺取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现在守天下时力量不足，为什么呢？人在深重忧患中，一定竭尽诚心对待臣民；已经得志以后，就放纵情欲而傲视万物。竭尽诚心，就能使胡人与越人也同心一体；傲视他人，就会使骨肉亲人也形同陌路。即使以严刑督责他们，以威怒震慑他们，最终也不过苟且免罪而不心怀仁德，表面恭敬而内心不服。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是民众。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奔驰的车子用朽烂的绳索驾驭，难道可以忽视吗？” “做君主的，如果真能见到想要的东西就想到知足来自我警戒，将要兴建工程就想到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宁；想到地位高而危险就想到谦虚自守，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江海处在低下位置而容纳百川；喜爱狩猎游乐就想到三面驱赶、留一面放生作为限度，担忧懈怠就想到谨慎开始、恭敬结束；忧虑受到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想到谗言邪说就想到端正自身以排斥奸恶；施加恩惠时就想到不要因一时高兴而滥加赏赐，施行刑罚时就想到不要因愤怒而滥用刑法。总括这十条自我警戒，发扬这九种德行。选拔有才能的人任用他们，选择正确的意见听从它，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用尽谋略，勇敢的人就会竭尽力量，仁厚的人就会广施恩惠，诚信的人就会献出忠心，文臣武将都会争相效力。君主没有烦扰，就可以尽情享受游乐，也可以修养如松乔般长寿的生命。弹琴垂衣拱手，不用多说就能教化天下，何必劳神苦思，代替臣下处理职事，使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耳目疲惫，损害无为而治的大道呢？”太宗亲自下诏答复说：“我看了你屡次抗颜上表，确实极其忠诚恳切，言辞穷尽切要，读阅时忘记疲倦，常常读到深夜。如果不是你体恤国家、情意深厚，启发辅佐君主的义理重大，哪里能够把好的谋略显示给我，匡正我的不足呢？我听说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一心追求骄奢，不再留心治理政务。何曾退朝后对他的儿子劭说：‘我每次见到皇上，他不谈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只说平日里的寻常话，这不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事业。

译你的自身还可以免祸。”他指着诸孙说：“这些人一定会遇到祸乱而死。”等到后来，他的孙子绥果然被淫刑所……在前。”史官赞美何曾，认为他明于先见、符合我的意思；否则若说何曾不忠，他的罪就大了。臣子做人的道理，应当在入朝时想着竭尽忠诚，退朝后想着弥补过失，顺成君主的美德，匡救君主的过错，这样才是共同治理国家。何曾的官位达到台司之极，名位器重都很高，本应直言正谏，论说治道以辅佐时政，如今却退朝后说怨言，入朝时不在朝廷上诤谏，反而把这当作明智，不也是错误吗？跌倒了却不扶助他，要那辅助者有什么用？这正是你所陈述的道理。我听到了自己的过错，应当把这些话放在案头，像韦弦之戒一样警惕自己；希望在晚年收取桑榆之功，不使“康哉”“良哉”的盛况只存在于过去，不使君臣如鱼得水的关系在今天反而失去。等待你回复高明的谋议，冒犯直言而毫不隐瞒，我将虚心静志，恭敬地等待你的善言。” 当时上封事的人多请求太宗亲自接纳臣下的表奏，以防止意见壅塞。太宗把这件事问魏征，魏征回答说：“看这个人的意见，实在违背治国大体。如果请求陛下亲自处理百官和普通百姓的所有事务，难道只有朝堂一处吗？那么州县的事务也必须由陛下亲自裁断了。”皇上说：“周公、孔子的儒家教化，不是乱世所实行的；商鞅、韩非的刑法，确实是清平时代的弊政。道路既然不同，本来就不能一概而论。”魏征回答说：“商鞅、韩非、申不害等人，当时处于战国时代，纵横交错，间谍往来，祸乱容易发生，诡诈难以防备，所以致力于制定严密的法令和严酷的刑罚来遏制祸患，这是权宜之计，用来挽救当时的局势，本来不是实现教化的通行法则。”皇上与重臣在丹霄殿宴饮，对群臣说：“治理政务的关键，在于务必保全根本。如果中原不能安定，远方夷狄即使前来，又有什么益处？朕与你们共同治理天下，使中夏安定，四方肃静，全都是由于你们都竭尽忠诚，共同使各项政绩得到治理的结果。朕实在为此高兴。然而在安定时不忘危险，也兼有畏惧之心。朕见隋炀帝即位初年，天下强盛，却抛弃德政、穷兵黩武，以至取得覆亡。颉利近来足以称得上强大，心意已经骄盈，祸乱也随之发生；回顾他的大业，臣服于朕的叶护可汗也曾非常强盛，却自恃富贵，派使者求婚，违背正道、倚仗祸乱，突然就遭到破灭。他的儿子即位后，便肆意猜忌，众叛亲离，覆亡基业，断绝后嗣。朕虽然不能远远仰慕尧、舜、禹、汤的德行，但亲眼看见这些人，怎么能不警戒恐惧呢？你们辅佐朕，功业已经成就，现在只应谨慎守成，使自己能够长久保持，也应当共同努力；事情有不可行的，就必须明白说出来。君臣同心，怎么会治理不好呢？”魏征回答说：“陛下弘扬深厚教化，使天下安定，可以说功业已经成就了。然而每次看到异常的祥瑞庆典，便更加忧虑危险，自古以来最为谨慎的做法，也没有超过这个。臣听说鲍叔牙向齐桓公敬酒祝愿说：‘希望君主不要忘记在莒国时的处境，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时的处境，甯戚不要忘记喂牛时的处境。’陛下处在安定中思考危险，处在太平中思考祸乱，这种不忘的念头已经超过鲍叔牙的愿望了。臣又听说，君主所喜好的，臣下必定会跟从。明确的诏书加以奖励，足以使懦弱的人也树立节操。” 皇上对侍臣说：“计算朕平定四方、忧虑怜悯百姓的功绩，虽然比不上前代的圣哲君王，但与隋炀帝相比，应当强过他万倍。不过君臣相互依赖，事情就像鱼和水一样。鱼没有水就不能生存，水没有鱼也就失去了意义。世间有治有乱，移风易俗最终又会恢复原状，所以应当知道，国家只有依靠臣下辅佐，以及百姓共同拥护，才能保持尊贵荣耀。”魏征回答说：“从前楚王召见詹何任命他为相，詹何说：‘我只懂得修养自身，不懂得治理国家。’楚王又派使者郑重邀请他，詹何说：‘从来没有自身端正而国家不能治理的。’如今远方仰慕教化，全都由于陛下能够克制自己、修养自身，所以夷狄都知道献出忠诚。” 当时魏征生病，太宗亲自下诏说：“几天没有见到你，我忧虑愤懑得很深。回想自己，过错已经很多了，言语已经失当了，行为也已经有亏失了。古人说：‘没有镜子，就无法照见自己的须眉’，这话确实如此。近来想亲自前去，又怕劳累你，所以派人来。你若有什么听闻和了解，以后可以派人来详细告诉我。”魏征上奏说：“尧、舜用仁德率领天下，人民就跟从他们；桀、纣用暴政率领天下，人民也跟从他们。臣下的行为，都是跟从君主的喜好。如今大臣推荐一个人，陛下就怀疑他的用意；因此任命一个人，陛下又怀疑他要夺权。想要派遣这个人时，就好像只是为了让他发挥力量；所以大家同甘共苦，艰难辛劳，共同生死。听到一个人的话，就说他可信；刚来的人说话，凭什么证明他没有私心？”又上奏说：“古时候即使犯了重罪，君主每每口头说要宽宥，实在不得已，才开始施加刑罚。况且君主的威势超过雷霆，如今想加罪于人，就在法理之外诬陷捏造；想宽宥他的过错，就在法理之内曲解文辞。希望刑罚真正宽平，官吏不严酷，是不可能做到的。”又上奏说：“帝王所重视的，在于确定君臣关系，明确父子关系，端正夫妻关系。这三者不乱，然后内外才能安宁。近来我看见弟子凌辱老师，奴婢轻慢主人，下面的人多轻视上面的人，这些都是有所图谋而来，渐渐发展下去就不可遏制。” 又上奏说：“君子自己具备某种品德，然后才要求别人具备；自己没有某种过失，然后才责怪别人有过失。一个人自身所藏不合乎推己及人的恕道，却能把道理晓谕给别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如今临朝时把至公无私挂在嘴上，退朝后实行起来，却仍不免做出偏私邪僻的事；有时恐怕事情有所不便，被下面的人听见，便横加威怒来堵塞消息。想让别人不知道，不如根本不要做。想要掩盖却反而更加显著，掩盖又有什么用？”帝王应当像天地那样宏大，像四时那样守信。诸葛亮只是小国的臣子，尚且能够敞开心胸，施行公道。如今治理政务不能平心处理，也损害了公道。心中所喜爱的人，即使行为偏邪也不认为是非；心中所厌恶的人，即使行为正直也看不见他的正确。处在人上之位的人，自身端正，不下命令别人也会奉行；自身不端正，即使下令别人也不会服从。如今每次发言，常常痛恨私下请托，即使是小事，自己却也不能避免；上面这样做，下面就会效仿，这是必然的道理。即使给他们加罪，他们也一定不会心服。太宗称赞说好。” 太宗时，大理丞谢偃进献《惟皇诫德赋》，其序大略说：“处于治世便忘记乱世，处于安定便忘记危险，安逸时便忘记劳苦，得到时便忘记失去，这四种情况，人主没有谁不是如此。夏桀把瑶台看作华丽，却没有察觉南巢之祸；殷纣把象箸看作华美，却不知道牧野战败。因此圣人处在宫室中，就想到前代君王为什么灭亡；朝见万国诸侯时，就想到自己为什么能够尊贵；巡视府库时，就想到今天为什么能够有所获得；看见功臣时，就想到当初他们辅佐创业的开始；看见名将时，就想到当初任用他们时的情形。这样做，那么人们就不会改变心志，天下还担心不能受到教化吗？”早晨实行尧舜之道，晚上却丧失为桀纣，难道是换了不同的人吗？这篇赋大概是在规劝皇帝不要把成功看得容易，而要知道自处极其困难。”

译当时马周任侍御史，上奏说：“臣遍览夏、商、周、汉拥有天下的历史，国祚相继，长的有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积累德行、累积功业，把恩惠结于民心，难道没有昏乱的君王吗？只是依赖先代圣哲留下的德泽而得以避免灭亡。自魏、晋直到周、隋，长的只有五六十年，短的二三十年就灭亡，实在是因为创业的君主不致力于仁德教化，当时仅仅能够自守，后代没有留下可以追念的德泽，所以继承皇位的君主一旦政事稍有衰败，一个人高声呼喊，天下就会土崩瓦解。如今陛下虽然凭借大功平定天下，但积累德行的时间还短，本应发扬禹、汤、文王、武王的道路，使恩惠留有余地，为子孙建立万世基业，哪里只是依靠当年的功业罢了？然而自古明王圣主，虽然根据不同的人设置教化，但根本原则都是自身节俭，把恩惠施加给百姓，所以百姓爱戴他们如同父母，仰望他们如同日月，敬畏他们如同雷霆，国祚长久，祸乱也不会发生。如今百姓经历隋末乱世之后，与隋朝时相比，力量和财产只剩十分之一，徭役接连不断，哥哥离家、弟弟回来，往来路远的有五六千里，春夏秋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陛下虽然下诏要求减省，但有关部门不能停止营造，只是徒然发布文书，役使百姓仍和从前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年〕 四五年来，百姓很是叹息怨恨，认为陛下没有存养他们。尧时住茅屋、用土台阶，禹时穿破衣、吃粗食，我知道这些现在不能完全实行。汉文帝爱惜百金的费用而停止修建露台，收集上书的袋子用来制作殿帷，宠幸的慎夫人穿衣服时不让衣摆拖地。景帝也认为锦绣、缯组会妨害纺织女工，特意下诏废除，因此百姓安乐。到了孝武帝，即使穷奢极侈，因为承受文帝、景帝遗留下来的德泽，所以人心仍没有动摇。假使汉高祖之后立即遇到武帝，天下一定不能保持这样的局面。近来的事迹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如今京师和益州等地营造的工程、供奉的器物，以及各王和妃主的服饰，全都过分奢靡华丽。臣听说，早晨勤勉显明，后世仍然懈怠；在太平时制定的制度，弊端发展下去仍会导致乱世。陛下年轻时生活在人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成败又是亲眼看见的，尚且还这样做；皇太子生长在深宫，不经历外面的事务，那么陛下万岁之后，这正是圣心应当忧虑的事。臣私下考察，自古百姓怨恨叛乱，聚集成为盗贼的国家，没有不随即灭亡的；君主即使后悔，也从来没有能够重新使国家安全的。修治政教，应当在可以修治的时候修治；如果事变一旦发生，之后再后悔也没有用。所以君主每次看见前代灭亡，只知道是其政教导致的，却不知道自身的过失：纣王讥笑桀王灭亡，幽王、厉王讥笑纣王灭亡，隋炀帝又讥笑齐、魏亡国。” 如今的君主看隋炀帝，就如同隋炀帝看齐、魏一样。过去贞观初年，全国荒歉贫困，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米，但天下却安定，因为百姓知道陛下忧虑怜悯他们，人人都能自我安定，没有诽谤怨言。五六年来，年年丰收，一匹绢可以换十多斛粟米，百姓却都怨恨，认为陛下不忧虑怜悯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营造、作为的多是不急迫的事务。自古以来，国家兴亡不在于积蓄多少，而在于百姓是苦还是乐。且以近来的事情验证：隋朝把粮食储存在洛口仓，后来李密凭借它起兵；把布帛积聚在东都，后来王世充占据它；西京府库的物资后来也被国家使用。假使洛口、东都没有粮食布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够聚集大众。但储存积蓄本来是国家经常需要的要务，应当在人力物力有余时再收取，难道能让百姓劳苦不堪后仍强行搜刮，以资助盗寇吗？用节俭来使百姓休息，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实行过，现在实行起来并不困难。实行一天，天下就会知道，人人都会唱歌跳舞了。如果百姓已经劳苦，而役使仍不停止，万一中原发生水旱灾害，边疆又有战事警报，狂妄狡猾的人乘机发动叛乱，那就不只是晚食、迟睡而已。古语说：‘感动人要靠行动，不要靠言语；’ “回应上天要靠实际行动，不要靠文饰。”凭陛下的明智和诚信，如果想振作精神治理政务，不必远远采法上古，只要达到贞观初年的状况，天下就十分幸运了。从前贾谊对汉文帝说：‘值得痛哭、值得长叹的，是在韩信封王于楚、彭越封王于梁、英布封王于淮南的时候，假使文帝即位为天子，一定不能安坐。’又说：‘幸亏诸王年幼，有傅相加以制约；等他们长大以后，一定会发生祸乱。’后世都认为贾谊的话是正确的。臣私下观察如今的诸将功臣，都是陛下共同平定天下的人，没有像韩信、彭越那样威势足以震动君主、难以驾驭的人；诸王的年纪又都幼小，即使他们长大，在陛下在世时也一定不会有其他心思。然而到了万代以后，就不能不加以考虑。自汉、晋以来，扰乱天下的事情，哪一次不发生在诸王身上？都是因为分封设置不合适，事先没有制定限制，以至于灭亡。君主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只是沉溺于私爱罢了。所以前车已经倾覆，后车却不改变车辙。如今天下百姓还少，而诸王已经很多；那些受到过分宠遇的人，臣愚昧地对此感到忧虑，并不只是担心他们凭借恩宠骄傲自大。过去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文帝即位后，便对他防守禁闭，像对待狱中囚犯一样。” 为什么呢？先帝加给他的恩宠太多，所以继承君位的君主对他猜疑畏惧。这正是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反而使他受苦。况且皇帝的儿子拥有大国作为食邑，哪里会忧虑不富足？每年另行给予优厚赏赐，竟然没有限度。俗语说：‘贫穷不用学习就会贫穷，节俭的人不用学习就会节俭，富足的人不用学习就会奢侈。’说的是人的自然情形。如今大圣君主开创基业，难道只是安排眼前的子弟而已吗？应当制定长久的制度，让万代奉行。臣听说天下以人为根本，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百姓安乐，关键在刺史、县令。县令人数很多，不能人人贤能，但只要州中得到一位良好的刺史就可以了。天下的刺史都能任用得当，陛下端坐岩廊之上，又还需要做什么呢？古代的郡守、县令，都选用贤德之人；想要任用某人，必先让他试任治理百姓，有的还从二千石官中考核优异者入朝任宰相。如今唯独重视内官，对县令、刺史的选任却很轻视。刺史多是武夫勋臣，或者是京官不称职，才出任外官；折冲、果毅等官中身体强健的入朝任中郎将，次等的才补任边州；凭德行、才干、学术而升任的，十人中还不到一个。所以百姓不能安定，大概就在这里。奏疏呈上后，皇帝称赞说好。”

译中书舍人高冯分条上奏五件事，认为如今天下已经大定，刑罚却还没有停止，为什么呢？大概是谋划政事的臣子、台阁中的官吏，不崇尚简易，而昧于长远的治道；所以执掌法令的人把严酷刻薄当作奉公，任职的人把侵害下民当作有益国家。像尚书八座，是君主所要求成就政事的人，应当选择温厚清正的人任用他们，倡导朴素，革除浮华虚伪，使每家都知道慈爱孝顺，每个人都知道廉洁知耻；行为过分的人在乡里受到讥笑，不亲近正道的人受到亲族排斥，礼节自然就会兴起。陛下亲自带头节俭，但营造修缮没有停止，男丁和工匠不能满足驱使，又用和雇方式加重劳役费用。君主想要的东西，有什么求不到？希望爱惜财物，不要使它耗尽；爱惜民力，不要使它疲敝。京畿以内数州，是京师的根本地区，土地狭小，人口众多，储蓄又少，而科派徭役很多，应当特别优待宽贷，使他们得到休息，这是加强根本、削弱枝叶的道理。至于江南、河北，百姓比较宽舒闲暇，应当区别等级，均衡估量劳逸。公侯、勋戚之家，食邑收入和俸禄已经足以供养自己，却还放贷取息、争相求取十分之一的利息，下民受其影响，竞相追逐锥刀般的微利，应当加以惩处革除。如今外官中低品级的都还没有俸禄，所以饥寒逼迫之下，即使是伯夷、柳下惠也不能保全自己的操守。” 治理政务的道理，在于希望人们容易遵从，不要只顾怜悯官吏的困乏，却要求他们防守正道；恐怕巡察使每年乘轻车出行，前后相接，而侵吞搜刮百姓的事情仍不停止。应当趁着户口繁多、仓廪将要充实之时，逐渐增加俸禄赐予，使他们能够奉养父母、养活妻子儿女，然后督促责成他们取得成效，这样官吏就会竭尽力量。密王元晓等人都是陛下的至亲，应当端正他们应有的礼制。近来我看见皇帝的儿子拜见各位叔父，叔父又回拜；既然爵位封号相同，就应当明确昭穆尊卑。希望陛下垂示训令加以纠正，作为永久法则。奏书上呈，太宗称赞说好。高宗永徽初年，令狐德棻任太常卿。高宗曾召宰相和弘文学士，坐在中华殿，问：“怎样做才能成为王道之君，怎样做才能成为霸道之君，又应当把哪一种放在前面？”令狐德棻说：“王道依靠德，霸道依靠刑。夏、殷、周纯用德而称王，秦专用刑而称霸。到了汉朝，德刑杂用；魏、晋以后，王道、霸道两方面都失掉了。如果要使用它们，应当把王道放在前面，但这最难做到。”皇帝说：“如今最紧要的应当做什么？”他回答：“古代治理政务，以清净内心、简省事务为根本。如今天下没有忧患，年成丰收，最重要的是减轻赋税、减少征发徭役。”皇帝又问：“禹、汤、桀、纣兴亡的原因是什么？”他回答：“传记称禹、汤归罪于自己，所以兴起得迅速；桀、纣归罪于别人，所以灭亡得突然。然而这两位君主都迷惑于宠爱的女色，杀戮进谏的人，制造炮烙之刑，这就是他们灭亡的原因。”皇帝很高兴，厚加赏赐以答谢他的话。当时高宗曾从容询问驾驭臣下应当采取什么办法，中书令来济说：“从前齐桓公出游，见到一位老人，命人给他食物，说：‘请把食物施给天下人。’又送给他衣服，说：‘请把衣服施给天下人。’齐桓公说：‘我的府库有限，怎么能够供给天下人？’老人说：‘春天不耽误农民的时令，就会有食物；夏天不耽误养蚕的劳作，就会有衣服。’由此说来，减少徭役，就是驾驭臣民的适当办法。” 武后时期，梓州射洪县的草野愚臣陈子昂谨冒死叩头再拜，进谏《谏政理书》说：“臣子昂是西蜀乡野的卑贱臣子。臣利用侍奉父母之余暇读书，私下稍微喜好三皇五帝、王道霸道的经历，遍览古代典籍，又旁览历代史书，推究其中的政治治理，考察它们的兴盛和衰亡。从伏羲、神农开始，直到周、隋之际，纵横考察数百年。虽然不能知道全部详情，但大略可以了解。他们无不先以人情为根本，然后施行教化。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神异之处。唯独轩辕氏时代，想向广成子询问天下至道的精微道理。臣虽然觉得奇异，但那种说法不合经典，不能相信。到了殷高宗，也曾延请傅说询问，但只能救治弊病，不能宏大深远。从此以后，大概都不值得称道。臣常在山谷之中，曾希望朝廷，只是常常害怕终身不能得见。哪里知道能够沾受圣人教化，没有早夭而终，幸而得以游历京师，看见皇帝的教化，亲自遇到大圣人的诏令布告天下，向贤士大夫询问说：‘用什么道理可以调和元气？’臣卑贱而孤陋，实在不足以知道。然而臣私下观察，自古帝王询问政事根本的情况，已经很完备了。却从来没有像陛下这样能够深思远虑、独绝于古今的。” 所以卑贱的臣子抑制不住这片区区之心，愿意把自己固陋的见闻竭尽说出来。虽然不足以答扬上天赐予的恩德，但或许万分之一有可取之处，臣也冒昧到朝廷进呈奏书。伏望皇太后陛下稍加察看。”臣从老师那里听说：“元气是天地的开端、万物的祖本，也是王政的大端。天地运行的道理，没有比阴阳更重要的；万物之中最尊贵的，没有比百姓更重要的；王政最宝贵的，没有比使人民安定更重要的。所以人民安定，阴阳就调和；阴阳调和，天地就平和；天地平和，元气就端正。因此古代先王看见人与天相通、天与人相应，天人相互感应，阴阳彼此调和，于是灾害不会发生，吉祥就接连出现。他们观察天上的形象，考察大地的法则，裁成天地的规律，辅助天地的适宜之处，以此辅佐人民。于是养育成全各种生物，奉行顺应上天的德性，所以人民能够安于自己的风俗，乐于自己的职业，甘于自己的食物，满意自己的衣服，阴阳极其和谐，元气因而端正，天降祥瑞，地呈符瑞，风雨按时而来，草木不凋落，龟、龙、麒麟、凤凰都出现在郊野沼泽之间。”从颛顼到唐、虞之间，君主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也能够用治理之道。所以《尚书》说：“百姓都明白事理，协和万国，黎民因此变得和睦。” 于是任命羲氏、和氏，恭敬地顺应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恭敬地把农时授予人民，也能够使天下和谐。到了夏朝德行衰败、商朝政教衰微，桀、纣昏乱暴虐，违背天道，杀戮无罪之人，放弃忠良，于是耗尽天下的民力，竭尽天下的财货，建造瑶台，兴建琼室，把荒淫享乐发展到极点，穷尽耳目所能享受的玩乐，宫中的女子多达数千人，奇异技艺和淫巧之物以亿万计；他们相信巫鬼，听信谗言邪说，终于筑成酒糟山、酒池，设置炮烙之刑，一旦饮酒时像牛饮的就有三千人。关龙逢不堪忧虑进谏而死，箕子不能忍受愤懑，被囚禁而降为奴隶。于是阴阳极其乖乱，天地震怒，山川鬼神显现，灾异和疫病大为兴起，妖孽一同出现；桀、纣却不悔改，最终因此灭亡，这是失去和谐的结果。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创业时，顺应天意、回应民心，以诚信忠厚施加于百姓，德泽美盛，颂歌兴起；成王、康王时期，刑罚搁置三十多年，天人之间的道理开始和谐。幽王、厉王末年，又扰乱了这种常道，苛刻邪恶而暴虐，侮辱亵渎天地，百川沸腾，山丘崩塌，人民忧愁怨恨，疫病于是发生，所以《诗经》说：‘上天不善，降下这些大凶；上天不仁，降下这些大灾。”

译“不分先后，一同造成疾病和灾害。’天地生养人民的道理，又在这里被违背了。唉，难道不可悲吗？难道不可悲吗？近来有隋氏，也不能善终。起初隋高帝拥有天下时，把六合当作一家，正要与天地人神相应，把国运传给万代；到了隋炀帝承受太平，自认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想穷尽宇宙的景观，享尽游宴的欢乐，把这些当成人君最急迫的事务。于是开凿御沟，决开黄河，从伊水、洛水之间连接到扬州，百姓的力量已经疲惫，天地的财富也被耗泄；炀帝却正欣然以为计策得当，带着后宫妃女数百上千人，于是乘龙舟游览三江五湖之间。他得意之时，把天下看得如同脱掉的鞋子一样轻贱。后来百姓骚扰疲敝，灾变屡次兴起，官吏和百姓中的掌权者贪婪暴虐，政事日益混乱；阴阳因感应而震怒，彗星、孛星出现。炀帝没有醒悟，自以为天下安稳如泰山，正率领百万军队进攻辽东；当时山东地区的父子不能彼此保全。上天厌弃暴政，人民怀有乱亡之心，所以辽东战役尚未归来，中原的灾难已经兴起；炀帝死于叛逆之手，宗庙也已经毁灭。原因是什么呢？是违背了天人之间的道理。因此臣每次考察天人关系，观察祸乱的根源，追寻帝王的事迹，思考先师的学说，事情都清楚明显，确实没有欺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没有想到陛下凭借大圣人的思虑，洞见天人之心，将要调和元气的纲领，恢复淳厚和谐的根本。若不是陛下具有天地般的德行、日月般的光明，谁能这样深远思考，想在元气上求得大治呢？从前伏羲氏之所以能够以天人关系为根本，成为三皇之首，正是这个原因。愚昧的臣子心意虽暗昧，却抑制不住最大的愿望，希望陛下为大唐建立万世长久的策略，扩大王道圣治的功业，传给子孙，永远创立宏大的事业，使千百年间继承文德的君主都有所遵守。只要不是极其无道，就不会失去国家的继承，陛下难道不应当努力实行吗？臣伏见天皇大帝承受天地之统，在泰山封禅，功德大业与天地一样崇高；然而还没有看见建立明堂的宫室，来朝享上帝，因此万代的宏大事业至今仍有缺漏。臣愚昧地想，难道不是因为天皇大帝知道陛下圣明，一定能够兴起中兴教化，所以把这项盛德留给陛下发挥吗？不然，他为什么有所谦让而没有兴建呢？如今陛下想调和元气，和睦人伦，使风俗达到仁厚长寿，兴起礼义谦让；如果舍弃建立明堂之道，还能从哪里实现这些治理呢？所以臣抑制不住如蝼蚁般微小而真诚的心意，希望陛下思念先帝美好的意旨，扩大大唐的宏大事业，在国都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间的百姓、远方荒服的夷貊、昆虫草木、天地鬼神，都清楚知道陛下正要兴起三皇五帝的事业，与天下共同开始新的时代，岂不是盛大美好的吗？” 从前黄帝的合宫、有虞氏的总章、唐尧的衢室、夏后的世室，众位圣人用来调和元气、治理阴阳的道理，都在这里体现。臣虽然是末学，私下曾听闻明堂的制度：其中有天地的法则，有阴阳的纲领，二十四节气、八方之风、十二个月、四时、五行、二十八宿，无不齐备。因此顺应时令月份来治理政务，就会风雨按时，寒暑平和，万物茂盛舒展，五谷丰收，元气不紊乱，阴阳因而和谐；违背时令来治理政务，就会水灾旱灾兴起，疫病发生，虫螟为害，霜雹造成灾害，阴阳不和，元气错乱。所以古代圣人把这作为政治教化的大业。臣希望陛下为大唐建立万代之防，心意正在这里吗？陛下如果不因臣地位卑微而废弃我的话，请把这篇奏章交给三公九卿和贤士大夫，在朝廷上议论；如果事情适合今天，道理又不远离古代，就请陛下征召天下博学的大儒、贤良豪杰之士，以及精通古今、熟悉皇王政治治理之术的人，让他们按照《周礼》《月令》来建造明堂，臣一定知道天下百姓会像子女归附父母一样前来，不久就能建成。到了正月孟春，陛下乘坐銮辂，驾着苍龙，载着青旗，佩带苍玉，跟随三公九卿、贤士大夫、鸿儒硕老以及士大夫衣冠之人，在青阳左个朝会；陛下背靠斧扆，凭依玉几，面向南方听取天下政事，于是发布重大诏令，宣布四方，使各方都顺应十二个月的时令宫舍，不敢有所违逆；又命太史掌守典籍，奉行法度、主管观测天象，使日月星辰的运行不失常规，把最初的制度作为常法。陛下于是亲自举行籍田礼，亲自养蚕，以此劝导天下农桑；供养三老五更，以此教导天下孝悌；审理诉讼、怜恤狱囚，以此减少天下滥用刑罚；铲除残暴，去掉暴政，以此端正天下的仁寿；修明文教，崇尚德行，以此止息天下的战争；考察孝行，兴办教化，以此除去天下的贪官；对于鳏寡、孤儿、独居老人、衰弱残疾和年老不能自存的人，给予赈济抚恤。” 后宫美女中不属于三妃、九嫔、八十一御女名额的，全部让她们出嫁；珠玉、锦绣、雕琢和技巧制作的装饰品中，对治理无益的，全部去除；以巫鬼淫祀欺骗迷惑善良百姓的，禁止并杀掉。陛下应当致力于极端真诚，亲自穿用质朴素淡的服饰，作为天下的表率。臣愚昧地认为，不出几年就将看见太平教化。天人关系既然融洽，鬼神的愿望确实得到满足，然后制作雅乐，洁净祭品，在明堂祭祀天皇大帝以配祀上帝，使万国各自带着职贡前来祭祀，岂不是美好的吗？臣伏惟，若不是陛下德行极高、圣明无比，就没有人能够超越而实行这条道路。所以臣私下认为，这种教化一旦成就，人伦之道自然会和睦，刑罚的根源自然会堵塞，战争的事情不会兴起，返还淳朴的景象可以看见，仁爱、长寿、礼让、农作和蚕桑，不用明言就会自然实现。正因为如此，卑贱的臣还没有来得及为陛下一一论述。为什么呢？圣人的教化，在于建立宏大而长久的事业；所以臣希望陛下抓住纲领，天下自然得到治理。然而臣私下独自有遗憾：陛下正想兴起、推崇宏大的教化，却不知道国家太学已经荒废多年，殿堂屋宇荒芜污秽，几乎没有人的踪迹；诗书礼乐很少有人听闻学习，陛下的明确诏令还没有涉及此事，这就是愚臣私下感到遗憾的地方。” 臣听说天子建立太学，聚集天下英才，这是政治教化的首要之务；所以君臣上下的礼仪由此兴起，揖让、尊俎等礼仪的老师也由此产生，因此天子能够从这条道路得到贤臣。如今太学荒废，被弃置而无人过问，却想和睦人伦、兴起礼让，这是在根本上失误，却想到末节上求取，怎么能够做到呢？况且君子三年不实行礼，礼就一定会败坏；三年不实行乐，乐就一定会崩坏。为什么天子的政务却轻视礼乐呢？这就是臣私下独自感到遗憾的原因。陛下为什么不下诏，让天下贵族子弟返回太学学习呢？这也是国家的大事。臣愚昧所说的事情还有没有说尽，恐怕会烦劳圣上阅览；希望陛下宽恕臣的昏昧，准许臣改日另写奏章进呈。”

译当时召麟台正字陈子昂分条上奏利害。子昂回答三件事。第一件说，九道派出大使巡按天下，考察黜陟，访求百姓疾苦。臣认为其中的谋划还不完备。陛下派遣使者，一定是想让百姓知道天子早晚忧劳的心意，让群臣知道陛下要考核政绩、任用人才，让奸恶暴虐而不得志的人知道将要受到铲除。那么不如选择仁慈而能抚恤孤弱、明智而能振兴困滞、刚正而不回避强权、智慧足以洞察奸邪的人，然后任命为使者。所以轻车使者还没有出发，天下就会翘首等待。如今使者还没有出发，道路上的人都已经指点嘲笑。想要进用贤能、贬黜不肖，怎么可能做到呢？宰相奉行诏书，只有派使者的名义，没有任用使者的实际权力。使者越多，天下越困弊，只是让百姓修治道路、送往迎来，却看不出这样做的意义。臣希望陛下重新选拔有威望、重仪、风度气概、为众人推许的人，亲自在御前殿依照使者礼节礼遇他，反复告诫说明出使的意图，然后授给他使节，从京师到州县，选拔人才，访求民间疾苦，宣布皇上的旨意，使它像家家看见、户户知晓一样。过去尧、舜不用离开席位就能教化天下，大概是因为能够公正裁定幽明黜陟的人很难得到。陛下知道难以得到这样的人，就不如少派使者；派遣频繁却对教化没有益处，就像煮小鱼却屡屡搅动它。第二件说，刺史、县令是政教的首要。” 陛下施布德泽、下达诏书，必定要等刺史、县令谨慎宣布并奉行。任用不得其人，诏书就会被有关部门丢弃，挂在墙屋上罢了。百姓怎么能够知道陛下的德泽？一个州得到有才干的刺史，十万户就能依赖他的福泽；得到没有才干的刺史，十万户就会受到他的困苦。国家的兴衰就在这个职务上。如今吏部调任县令，就像补授一个县尉，只计算资历和任期，不求贤良之士；如果不按常规破格用人，天下就会喧嚣诋毁。这是拘泥于常规而不改变，所以庸人都被任命为县令，教化衰落，难道不是很严重吗？第三件说，天下存在着危机，祸福都由它而生。这个机势安静就有福，发动就有祸。百姓安定就乐意生存，不安定就轻视生命，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军旅造成的弊害，使夫妻不能安居、父子不能相养，已经五六年了。从剑南直到河陇，山东、田、青、徐、曹、汴，河北的沧、瀛、赵、郑等地，有的困于水旱，有的困于军队和疫病，死亡流离几乎殆尽。幸亏陛下怜悯他们失去职业，凡是兵戍和征调一概停止，使人们能够夫妻相见、父兄相保，可以说是使机势安静下来了。然而臣担心将相中有人贪图夷狄的利益，以扩大土地、增强武力为说来劝说陛下，想要发动这个机势。机势一动，祸患就会形成；应当修行文德，减省刑罚，劝导农桑，以使疲敝的百姓休息。蛮夷知道中原有圣王，一定会辗转翻译而来。” 陈子昂又针对诏书所问的事情上《八条疏》说：“臣本月十九日蒙受诏令恩典被召见，命臣议论当今政务的要领，问实行什么道路可以适应时势，不必远远援引上古，详细陈述上奏。微臣智慧见识浅短，实在不明白政事的根源。然而臣曾洗涤内心、专心思考，静观人事治理，私下看到国家政务的关键在于兴废取决于用人。能够了解人事的机势，顺应它而知晓教化，顺应时势、适应变化，形势安静时不要轻举妄动，政务的要领和成效就可以实行。如今陛下顺应天命接受帝位，建立明堂，施布宏大教化，勤勉体恤百姓疾苦，存问高龄老人，酬报功劳、树立德行，顺应时令兴办事务，至公至仁，向天下垂示训令，可以说典章极其完备，制度宏大深远，是五帝三王也比不上的。愚臣哪里敢说自己知道政务要领？然而承蒙天恩降问，重视采纳草野之言，臣谨竭尽愚直，尽心上奏。大凡任用贤能的道路还不够广，仰赖贤臣成就教化仍然劳苦。那么，取士的方法和任用贤能的事情，原本就是陛下向来深知的，想来陛下也已经厌倦谈论、厌倦听闻，不需要臣再烦琐地说一二了。” 请施行刑罚科条。臣听说：有些话顺着君主的心意，却会危害天下；有些话违逆君主的心意，却会使天下获利。只有忠臣敢于违逆君意，只有圣明的君主能够听从有利于天下的意见。承蒙陛下不以臣愚昧卑微，降下恩诏询问当今政事的要领。臣私下认为，当今的政务大体已经完备，只是刑狱仍然过于急迫，法网还不够宽缓，恐怕这并不是当今圣政的要务。臣观察圣人施用刑罚，贵在适应时势变化，有时使用，有时舍弃，并不专门依靠刑罚。况且圣人刚开始治理天下时，必定有凶恶作乱的贼人、叛逆的臣子，需要加以驱除，以彰显圣德。圣人诛灭凶恶、平定叛逆，使百姓获救、乱局安定，必然要借助刑杀来清理天下，所以那时务必使用刑罚。凶乱既已消灭，圣道已经昌盛，就必定顺应民情施行教化，赦免过错、宽宥罪行，这样才达到停止刑罚的境地。由此可见，圣人使用刑罚，本来是为了禁止祸乱；祸乱平静，刑罚就应止息，并不是为太平盛世而设置的。为什么呢？太平时代的人民乐于接受德化，不乐意受到刑罚。用刑罚穷困逼迫人民，人民必然悲惨忧伤，所以圣人重视停止刑罚，而不重视烦琐地使用刑罚。如今神皇应天受命，登临帝位治理天下，叛臣贼子都已受到严厉诛杀，因此虺贞及其同党这些共同作恶的人也都遭到诛灭。这大概是上天要显明神皇的威灵，哪里是这些凶徒能够自行作乱呢？如今首恶已经消灭，党羽已经屠除，圣政日益昌明，天下都畏服了。神皇又降下鸿大的文德恩惠，洗涤天下各种罪恶，天下显现喜庆，人人期待日新月异。停止刑罚、崇尚德化，正是今天的要务，实在是圣政最重要的事情。臣近来看到，诏狱的推究审讯又逐渐滋长，追捕党羽，甚至牵连远方，天下士人和百姓都不敢安居。臣私下认为，神皇的圣意在于务求停止刑罚、安抚天下，并不在于过度查究法令而损害太平。然而如今刑狱仍未止息，应当是狱吏没有体察天意，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伏愿神皇施行和乐仁厚的德政，致力于仁慈长寿的恩惠，命令执法者慎重用刑，以减少刑罚。臣看到，当今天下士人百姓都思念并希望安宁，路上的歌谣、街巷中的歌唱，全都称颂万岁；这是他们心怀圣化之乐，希望保有长久的寿命，想与子孙共同享受这种仁厚长寿的生活。如今神皇若不乘此时崇尚德化、施行仁政，使刑罚停止不用，反而任由有司明察细究，专门致力于威严刑罚，臣私下恐怕这不是神皇停止刑罚的正道。况且臣听说：杀一个人，会使一千人恐惧；滥施一项罪罚，会使百姓忧愁。人情的大致情形，就是如此畏惧。今天下广大，万国繁多，神皇即使明察每一件狱讼，也不可能逐门逐户地告知，使人人都知道。如果有一人不知道神皇喜欢任用刑罚，那么这就不是使太平安定百姓的做法，也不是当今圣政的要务。这些话是臣赤诚至极的真心话，臣冒死上奏，所希望的是上天明鉴，务求停止刑罚，并察知臣的诚意。臣所说的并不是为了苟且顺从君意。重用刑科。

译臣私下认为，停止刑罚的政道，在于能够任用贤能。任用贤能，政事才能得到治理。所以神皇对此已经深知，不必臣再烦琐地说一两句。如今臣之所以再次郑重陈说，实在是因为天下的政务，没有贤能就不能治理；天下的事业，没有贤能就不能成就。因此臣确实希望神皇务必任用贤能。如果能够得到众多贤能并任用他们，天下的事务自然会化解而得到治理。既然任用了贤人，就必须信任；既然信任，就必须始终如一；既然始终信任，就必须给予赏赐。任用却不信任，他的才能无法施展；信任却不能始终如一，他的事业无法成功；始终任用却不给赏赐，他的功劳无法激励。神皇如果能够这样任用贤能，天下的贤人就会云集而来。为什么知道会这样呢？君子和小人各自尊尚同类。假如神皇只是喜好贤人，却不能任用有才能的人；能够任用，却不能信任；能够信任，却不能始终如一；能够始终如一，却不能赏赐，那么即使有贤人，最终也不能真正任用。神皇降诏询问小臣当今政理的要务，臣私下认为这就是治政的最高要点。为什么这样说呢？神皇的大业已经成就，天下已经太平，尊贵的名号已经显扬，重大礼制已经完备，所欠缺的只在忠臣贤士。如果能够得到忠贤之臣共同守成，太平的功业就可以由此完成。这实在是天地神灵赞助神皇，才使天下达到今天这个局面。在这样的时机，如果不能成就千载不朽的事业，建立万代遵循的法则，即使小臣确实愚昧，也私下替神皇感到惋惜。明察必定能够得到贤能科。臣私下认为，停止刑罚的根本，在于任用贤能。议论的人都说，贤能无法知道，人品无法识别。唯独臣认为，贤能本来可以知道，人品本来可以识别，只是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没有精心思考罢了。崇尚德行的人，必定不是凶险之类；致力于公正的人，必定没有邪佞的同党；守持操节的人，必定憎恨贪婪冒进的党徒；有信义的人，必定鄙弃苟且之徒。聪明人不会替愚蠢人谋划，勇敢的人不会替怯懦的人赴死。正如枭鸟和鸾鸟不会并翼而飞，香草和臭草不会放在同一器皿中，这是天地的本性、万物同类的情理，其道理自然而然，不可改变。为什么呢？用德行对待凶恶，双方彼此不能相容；用政道对付奸佞，双方彼此不能相利；用诚信对待虚伪，双方彼此不能相从；用防守操节的道理劝说贪婪之人，双方彼此不能和谐。聪明人崇尚谋略，愚蠢人却不肯听从；勇敢的人不惜舍生，怯懦的人只图活命。这些都是事业不同、志趣相反，所以贤人的道路本来可以预先知道。果真能够崇尚贤能，贤人就可以到来。然而，贤人的事业必须由贤人来通达；贤人的才能必须由贤人来任用。公正、操节、信义、勇谋，都要等待同类之人出现，才能得到施展。如果不是同类，道理就不会凭空实行。凡是贤人君子，没有不想效力任用的，只是没有同类之人帮助他们进用，所以才被时代埋没。如今神皇如果确实能够信任任用贤良，表彰并接纳忠正之士，知道身边确实有贤德品行的人，就赐给他们尊贵的爵位和优厚的俸禄，以此荣耀宠幸他们；使他们按照同类相互举荐，责成他们办好政务，合乎法度的就升进，失于法度的就贬退。神皇只需在明堂垂衣拱手，保养精神、调和心志，天下的事务，臣必定会看到一天天趋于无为而治，不待发言便自然得到治理。如今神皇忧劳万机，每天都无暇休息，天未明便勤于政务，半夜还在思虑，确实是群臣没有达到圣明君主的任用要求。伏愿神皇审察贤能，施恩信任他们。忠贤之臣侍奉君主，必定劝谏君主的过失；奸佞之臣侍奉君主，必定顺从君主的心意。是走正道还是曲意奉事，圣明的鉴察都能看清。贤能不可疑科。臣私下认为，神皇圣明，完全知道得到贤人必须任用，既然任用必须信任，既然信任必须始终如一，既然始终如一必须赏赐，这些道理神皇全都明白。然而如今没有更多地信任任用贤人，应当是因为以往信任任用贤人没有收到成效，所以产生了疑虑。像裴炎、刘祎之、骞味道、周思茂，本来都蒙受过神皇的信任任用，然而最终背弃德义、辜负恩宠，神皇因此对信任任用贤人有所疑虑。依臣的愚见，我认为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圣人必须借助贤人来彰明圣德，国家必须依靠贤人来昌盛，人必须依靠贤人来治理，万物必须依靠贤人来安宁。如果神皇对信任贤人有所疑虑，想凭自己的圣明谋略独自决断，臣恐怕会使圣体劳苦，而天下又不能仅凭一人治理；何况圣体不能过于劳累，圣心也不可能细致处理所有事情，这正是最需要任用贤人的地方。臣听鄙俗之人说过：有人因为吃饭噎住而得病，便想断绝饮食来治病，却不知道断绝饮食反而会使身体死亡。这句话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比喻大事。臣私下认为，贤人对于国家，就如同食物对于人的身体，本来不能因为一次噎食就断绝粮食，也不能因为误用了一个贤人就疏远正直之士。这些道理神皇圣明的鉴察本来就能清楚知道，不必等臣再说一两句。伏愿任用贤人不要疑虑，求取人才不要厌倦，把这作为要务，那么天下确实不难治理。如果表面上有信任贤人的名声，内心实际上却怀疑贤人，臣私下认为，神皇即使每天得到一百个贤人，最终也没有益处，反而足以损害贤人、伤害政事。伏愿神皇反复审察，对于可以信任的人就信任他们。招纳谏言科。臣私下认为，圣人治理天下，贵在能够做到至公。能够做到至公，就应当致力于走直道。臣看到神皇以至公之心应对万事，容纳奉行直道的贤人，可是朝廷中还没有看到敢于进谏的臣子和骨鲠正直之士，天下的直道还没有得到公开实行。臣听说，圣人的大德在于能够听取谏言，古代典籍对此说得很多，本来不必再陈述。臣看到太宗文武圣皇帝的德行超过三王，声名超过五帝，实在是因为能够容纳魏征的愚直，使他尽其忠诚；国史对此有记载，明白如日月。直言的道路由此开启，听从谏言的途径由此打开。贞观以来，这实在是一件美事。如今神皇坐临明堂，颁布大政，神圣功业，能够做的事情都已经完备。骨鲠之士能够使圣功更加美盛。伏愿神皇广泛召纳直臣，表彰赏赐进谏之士，使大圣之德宏大地接纳谏言而日日更新，记载在金版之上，万代都有可称述之处。如果不是神皇卓越出众、仁厚圣明，臣不敢献上这些话。劝励赏赐科。臣听说，劳苦的臣子得不到赏赐，就无法劝勉功业；为国死难的士卒得不到赏赐，就无法激励勇气。当今或有勤劳的臣子、为国死难的士卒，论定功劳、颁命赏赐，却没有得到优厚的待遇。臣私下认为，人臣为节义而死，所看重的是爵位和名声；为节义而死、为国勤功的人，如果名位爵禄不能相称，而苟且偷取荣耀、尸位素餐的人反而得到更多宠幸和俸秩，那么就不能进用贤能、彰显才干、表彰功劳、激励品行。伏愿神皇广泛寻求这类人才，劝勉激励百官以及将士，这是当今圣政最应优先办理的事情。古人说：‘赏赐一个人而使千万人喜悦’，说的是赏赐确实合乎功劳。对于赏赐却不能辨识贤能的人，不值得致力。伏愿神皇陛下特别加以省察。请求停止用兵科。

译臣认为，当今国家最大的事务，在于每年兴兵动甲，使赋税徭役不能减省；神皇想使百姓安定、思慕教化，按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呢？军队聚集的地方，必定需要物资供给；千里运送粮食，万里奔赴抵御敌人；十万军队驻扎边境，就会使百万家不能安居乐业。凭这样的徭役，人民怎么能够获得安宁？臣看到，国家自从与北狄交战以来，至今已有十多年，每年兴兵动甲，最终却没有听说取得什么好处，难道是中原没有制胜的策略，朝廷没有出奇谋的臣子吗？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只是朝廷没有认真筹划而已。臣认为神皇圣武，天威如神，突厥这样的丑类，哪里值得说难以诛灭？然而如今还没有消灭他们，臣恐怕是庸碌的将领没有智谋，未能审察朝廷谋划的关键，所以使兵甲日益增多，徭役日益扩大。如今国家又命令将领出师，臣希望神皇审慎谋划庙堂决策，衡量其中的损益，计算利害。如果事情确实不可行，就不要让军队白白出动；军队不白白出动，赋税徭役自然可以减省；如此使人民安定，得到贤能之人便可以治理天下。如果在这里失误，却想在别处补救，臣恐怕人民会日益疲惫劳苦，不能安息。伏愿神皇仔细察看臣的话，审慎谋划庙堂决策，那么夷狄不足以成为难题，中原可以永远安宁。安抚宗室子弟科。臣私下认为，陛下以至仁施行政务，以至公应对万事，天下士人百姓没有不知道的。虺贞等人违犯纲纪、扰乱常法，是自己招致屠灭。陛下只治罪于谋反作乱的人，没有让其他人承担罪责。宗室中的兄弟因此得以安宁，如果不是陛下恩慈眷念、以仁慈敦厚之心亲睦九族，宗室哪里能够蒙受这样的安宁喜庆？这实在彰显了大圣之德，尊重厚待宗室枝叶。然而臣更希望陛下致力于安抚慰藉的恩惠，以恩德和信义使他们明确知道陛下慈爱眷念已经到了极点；这样上可以感动他们的圣明本心，下可以使他们自行安定。臣听说，人情如果不能自己明白，就一定会产生疑虑；有疑虑就一定不能安定；不能安定就一定会恐惧；恐惧就会产生过失。伏愿陛下明白施恩、颁赐恩惠，施行和乐仁厚的德政，使天下处在不犯罪过的境地，使万民知道陛下必定信任任用贤人，这实在是天下的福庆。然而贤人的事业都致力于走直道，奸邪之人因此不能获利，必然会进谗诬陷，这就是贤人的灾祸。一人的品行，十个人诽谤，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遭受祸患的人。臣子昂说：臣本是草野中的微贱鄙陋之人，才能没有可取之处，陛下却越级以恩宠光耀臣下，将臣同近臣一样召来询问政事要领。臣如此愚昧，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宠遇？叩头请罪，叩头请罪。然而臣的诚实正直，确实发自愚拙的内心；即使对君子说话尚且不敢虚妄，何况蒙受天子的询问，岂敢不把蝼蚁一般微贱之臣的诚实全部倾吐出来？不过臣前面所奏陈的事情，本来都是陛下亲自看见、完全知道的。臣之所以再次郑重陈说，是希望借微薄的诚心披露肝胆，不顾忌讳，实在战栗而惶恐。当时天下颇有流言，于是开启了告密和罗织罪名的途径，兴起大狱，诛杀将相大臣。到了这时，已经完成改朝换代，事情更加安定。右补阙朱敬则进谏说：‘臣听说李斯担任秦国丞相时，施行申不害、商鞅的法术，重视刑名之学，杜绝私门，扩张公室，舍弃无用的耗费，裁减不急需的官职，珍惜时间、重视功业，急于作战、督促耕作；人口增多而国力富足后，便屠灭诸侯。这是挽救弊病的办法。所以说，刻薄的政策可以施用于奋进争先之时，权变欺诈可以用于攻战之中；天下已经平定，就应当用宽缓简约来替代它，用淳厚和善来润饰它。秦国却不是这样，暴虐越来越厉害，既已走上这条路便不回头，最终导致土崩瓦解，这是不懂得随着时势变化而改变的祸患。陆贾、叔孙通侍奉汉高祖时，正当荥阳、成皋之间粮饷匮乏、智勇困顿，他们从未敢提出一种学说、献出一个奇策，只是进用豪强奸猾、贪婪暴虐的人。等到天下恰好平定，才陈说《诗》《书》，讲论礼乐，开辟王道。汉高帝愤怒地说：‘我是骑在马上取得天下的，还需要什么《诗》《书》？’陆贾回答：‘骑在马上取得天下，难道也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吗？’高帝默然。于是陆贾撰写《新语》，叔孙通制定礼仪。这是知道随时变化的好处。假如当初高帝斥责这两个人，抛弃《诗》《书》，重视攻战，尊崇斩获首级，那么君臣又会争功，拔剑击柱，连一时片刻都难以保全，哪里还会有汉代十二帝、二百年的基业呢？’ 所以说：仁义，是圣人的临时居所；礼，是先王留下的旧迹。祭祀祝告完毕，草扎的狗就应当丢弃；精纯之物流行之后，糟粕就应当抛弃。仁义尚且如此，何况那些较轻的东西呢？国家自从文明以来，天地初创、局势混沌，内部有流言，外部有构难，所以如果不设置钩距之术，就无法顺应人情；如果不严厉施行刑罚，就无法平息暴乱。于是设置权柄，开启告密的端绪，所以能够不出宫门而使天下安宁，改变君主也能如此。臣听说，急于赶路的人不会留下完美的足迹，催促琴柱的人不会得到和谐的声音。拯救溺水者不能拘泥于步行的规矩，治疗饥饿不能只用祭祀用的鼎食。即使是从前的秘策，如今也已经像祭祀后的草狗一样。愿陛下鉴察秦、汉的过失，考察时事所宜，毁弃临时的权宜之具，抛掉过时的糟粕，下达宽大法令，施布旷荡恩泽，去除细密罗织的尖牙，挫折奸险之人的锋芒，堵塞罗织罪名的虚妄源头，扫除朋党的危险痕迹，使天下豁然重新开始，这难道不是很令人欣喜吗！’后来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中宗神龙初年，清源县尉吕元泰上书谈论时政说：‘国家是至公的权柄；一旦端正就难以倾覆，一旦倾覆就难以端正。如今正是中兴政教的开始，处在细微关键的时刻，怎么可以不慎重呢？近来营建寺塔、剃度僧尼、施舍财物不止，这些都不是当务之急。林胡多次叛乱，獯虏入侵境内，国库空虚，户口逃散；天下百姓失去生业，不能说是太平；边境军队尚未解散，不能说是无事；水旱成为灾害，不能说是丰年；仓廪还没有充实，不能说是国富。可是现在还驱使饥寒交迫的人，雕刻木石，营建不急需的工程，劳力和费用日益加重，恐怕不是陛下中兴的要务。近来看到坊邑相继组织浑脱队，骑骏马、穿胡服，名叫‘苏莫遮’；旗帜和鼓声相对，像军阵的形势；奔驰追逐、喧闹叫喊，像战争的景象；争相夸耀锦绣，损害女工；督促搜刮贫弱，伤害政体；穿胡服相互欢娱，不是雅正的音乐；以浑脱为名，也不是美好的名称。怎么可以让奉行礼义的朝廷，采用远方夷狄的风俗？《诗经》说：‘京城庄严整齐，四方都以它为法则。’如今不用先王的礼乐，却向四方显示这样的法则，臣实在不能理解。’

译神龙二年，中书令李峤上书说：‘君主尊贵，居处有重重宫门和击柝巡夜的护卫，出行有清道警戒的禁令，这是为了防备非常情况、平息非分企望，实在不可轻率行动而怠慢防备。陛下厌烦严密防卫，轻视尊严，穿便服暗中出游，经过店铺、走过市场，使道路上的人私下议论，朝廷惊惧。如果灾祸出于意外，即使陛下自己不爱惜身体，又将宗庙和百姓怎么办？又，划分职掌、设置官员，不可以滥授。《左传》说：‘官职不必全部备置，只须任用合适的人。’自从帝室中兴以来，把不慎重爵位赏赐当作爱护恩惠，越级超阶，早晨升官、晚上改正，职位缺额不够就以员外官补充。对内使府库耗尽，对外使百姓受到祸害，这不是求取贤能、辅助治理的办法。愿陛下珍惜官班荣宠，停止不合宜的议论。如今文武官员年过六十，陛下天性宽容，都加以怜恤。老病者已经解除职务，已经遣返却又授予员外官的人又留下，恐怕这不是消除弊病、挽救时局的办法。请命有司衡量他们是否可用，可用者进用，不可用者退职。又，远方夷人不能胜任政事，国家近来专门致力于安抚招纳并授予官职；除非是立有功劳的酋长，其余人大多徒耗俸禄，愿斟酌裁减非必要者，一律放还。又，《易经》说：‘用什么守住君位？回答说是仁。用什么聚集人民？’ 回答说是财。如今百姓贫困，不能安居，就不能守住君位。仓储耗尽，财力倾竭，不足以聚集人民。崤山以东苦于水灾，江左困于运输，国库上面匮乏，百姓下面穷困。如果边境稍有震动，恐怕逃亡的人就会更多，盗贼成群出没；到那时用什么财物招募人？用什么兵众来防御阻遏呢？又大力营建寺观，工程费用极其浩大。如今山东年年饥荒，连糟糠都吃不饱，却把艰难困苦中的防务资源拿来，征收庸调的一半，用百姓叹息哀号所得的财物营建土木，恐怕会使三灵结怨、四海毁谤。又近来因征戍之事，百姓百般巧诈，逃避差役、隐藏身份，图谋躲脱租赋。如今私自出家的道人将近几十万人，其中有许多高户人家的男丁、狡黠的商人和富商，他们伪造台符，混入假度牒的名籍。况且国计和军防都依靠男丁，如今男丁都出家，士兵全都入道，征发兵役、租赋又凭什么来准备？又有人重金贿赂贵近之人，补任府中属官和史职，转移、没收登记在册的财产，把州县甲等户改作下户；当道路、城镇甚至没有人捉拿驿夫时，差役反而追及弱小之家，以至于破败其家。愿允许十道使巡访察看、清查收取，使奸猾之人不能隐藏。又太常所属乐户已经很多，还要再访求散乐，仅持大鼓的人就已有二万名。愿衡量留下所需人员，其余勒令还归原籍，以杜绝无谓耗费。睿宗景云初年，监察御史韩琬上奏说：‘国家的安危在于政事，靠法令治理，暂时可以安定，最终必然危险；以德政开始，起初似乎不便利，最终却能得到治理。法令，是智术；德政，是大道。智术只是权宜之计，大道才可以长久发展。所以靠智术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不靠智术治理国家，才是国家的福分。贞观、永徽年间，农民不用催促而耕种的人很多，法令施行而犯法的人很少，风俗不偷薄，器物不污陋。官吏贪婪，士人以此为耻；同僚中忠正清白的人并肩而立。刑罚虽然轻，却没有人犯法；赏赐虽然薄，却能劝人立功。地位尊贵而不傲慢，家产富足而不奢侈。学校不用严厉督责却能勤学，道教佛教不用惩罚却能自我戒惧。土木器物质朴厚实，小商贩不受欺侮。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其中杂有皇道。自此以来，任用机巧智术之人，排斥正直敢谏者；趋附权势的人得到升进，守持正道的人遭到退斥。谄谀附和者没有被贬斥剥夺的忧患，正直者却有生不逢时的叹息。人人奔竞，家家争逐，风俗日益衰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实行的是霸道。贞观、永徽时期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淳厚与浇薄却完全相反，这是由于治理方式不同。那些机巧之人知道忠孝是立身的阶梯、仁义是百行的根本，便借此求取仕进，表面赞同而内心反对，言语相同而意图相违。’ 陛下怎么能够全部察知呢？贪婪冒进的人说自己有才能，清廉坚贞的人却被说成孤僻，随波浮沉的人被说成机灵，刚正的人反而被视为愚笨。地位低下却骄傲，家境贫穷却奢侈。年年月月浸染而不挽救这种弊病，又怎么能使浮薄改变为淳厚呢？不致力于减少事务，却致力于拘捕控制。拘捕控制靠的是法令。法令一设而条文日益繁密，条文繁密，盗贼就会更多。法令如果有益于国家，设置它当然可以；近来法令屡次更改，有的施行后还未见到好处，却已经不知道损害在哪里。譬如下棋，一步棋本来下得很好，反复改动它反而会更坏。所以说，设置法令不如平息事务；事务平息，机巧奸诈就不会产生。圣人能在祸乱尚未发生时预先防范，天下怎么会不能治理呢？永淳年间，雍丘县令尹元贞因为让妇女治理道路而获罪免官。如今妇女和丈夫一同服役，人们往往不觉得奇怪。调露年间，河内县尉刘宪的父亲作为戍边人员有请托之事，当时有司认为这不合名教，不予接受，如今却称为能够见机行事。太宗朝，司农寺因购买木橦价格高出市价一倍而获罪，大理寺卿孙伏伽说：‘官府购买木橦价格高，所以百姓出售价格低。臣只见司农寺懂得大体，没听说他有什么过错。’太宗说：‘说得好。’如今官府和民间交易专门刻薄剥削，名义上说是和市，实际上却是在强夺。过去，学生、佐史、里正每有一个职位空缺，拟任者有十人。如今到了选任之时，被选中的人却逃亡躲藏以求免除；过去选司从容而有礼，现在却像对待仇敌。商贩过去到官府时，会将代为储存的什物带来，等到对方到达，如今却交接完毕便拘执符书，纷纷争论核对物品的存亡。过去商人往来万里，如今连市井之人都失去了生业。过去家家收藏钱币、积储粮食，彼此夸耀；如今却以隐藏财产、显示贫弱为时尚。过去夷狄带着诚意来到关口，如今军队屯驻多年；过去招募人员，人们夸耀自己的勇力，如今却差遣勒索，导致全宗逃亡；过去仓储充盈，如今各处都空虚。逃亡的人并不是喜欢羁旅、忘记故乡，而是由于征敛繁重、差役急迫，家产已经空尽，邻里连坐牵累，于是成为流浪之人；他们因穷困而施行欺诈、触犯禁令，为求活命而抵触刑法。乱绳已经打结，若急着拉扯就不能解开；如今刻薄的官吏正是能够打结的人，举发弹劾的官吏是能够拉扯的人，因此真正能够解结的人反而看不到。愿选取奇异才干、卓越品行的人，衡量才能授予官职。又说，仕进的道路太宽，所以人们放弃农桑而奔逐仕途；一名男子耕田、一名女子养蚕，供百人衣食，想要有余粮储蓄，怎么可能做到呢？奏书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

译当时正逢下诏令臣民上书言事，右率府铠曹参军柳泽上书说：‘近来由于韦氏险恶奸邪，奸臣同恶相济，赏罚紊乱松弛，纲纪纷乱，政事靠贿赂办成，官职靠宠幸升进。说正直话的人获罪，行为与众不同的人受到怀疑，天下人寒心，实在将要无人能够挽救。幸赖神明保佑，德宗庙降下灵佑，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使人不能自保。陛下谋略睿明神圣，勇敢而有智略，聪敏明察，在国家已经危亡时安定宗社，在百姓将要沉溺时振救黎民。如今白发老人都欢欣踊跃，盼望圣朝的安抚整合，听取圣朝的德音。如今陛下免除烦苛、减省徭役，彰明法令、举用德政，万国和乐，家家欢庆。臣又听说：处在危险中却能使其安定，是因为保持警惕；处在混乱中却能使其治理，是因为采取治理；处在生存中却不忘记灭亡，才能长久。伏愿陛下处安定时不忘危险，治理时不忘混乱，国家存在时不忘灭亡，这样就能承受上天之意，使国家长久保全。《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好的开端，却很少有能够善终。’惟愿陛下慎重对待结局，如同慎重对待开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尚书》说：‘德行不可认为小事，万国都将因此庆幸；不德之事不可认为大事小事，宗庙的覆坠非常可怕，极其值得警惧。’伏愿陛下谨慎啊！骄傲奢侈起于亲近尊贵之人，纲纪混乱起于宠幸之人。’ 愿陛下在亲贵之人那里禁止骄奢，天下的风气就会随之改变；在宠幸之人那里加以制约，天下的法令就会明白。《诗经》说：‘先给自己的妻子作榜样，再推广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如果亲贵之人做了这些事却不禁止，宠幸之人扰乱法度却得到顺从，那么政令就不会恒定，法令就不会统一，奸诈由此兴起，暴乱由此产生；即使严刑峻法加以制裁，法令也无法施行。即使陛下亲近他们、爱护他们，也不如使他们安定、使他们得福。过度的宠禄，是走向犯罪的阶梯；这不是使他们安定。骄奢放纵，是走向危险的梯子；这不是使他们得福。过去的事情不能忘记，是后来人的借鉴。陛下广泛寻求俊杰贤哲，使他们朝夕进献教诲；即使有逆耳、违心的话，也不要立即用刑罚惩处，姑且用道理筹划处置，反省自身；即使是朴拙而触犯忌讳的话，也要因其直率而宽恕，以此开启进谏争辩的道路。有些话顺耳而且对自身有利，也不要急于赏赐，应当考察是否合乎正道，以经典训诫加以衡量；如果不合德行，就一定依法处置，以此杜绝侧媚之行。有人在陛下面前炫耀淫巧之事，应立即贬黜他，淫巧就会止息；有人向陛下进献忠诚正直的话，应立即赏赐他，忠谠之言就会增加。臣又听说：生长在富贵中的人容易骄傲，生长在尊贵中的人容易傲慢。’ 《尚书》说：‘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游荡于享乐。’周穆王有命令说：‘实在要依赖前后左右在位的士人，纠正过失、指责错误，匡正不正的心意。’如今各宫开始营建，王府刚刚建立，至于属官僚友，也必须慎重选择。现在骄奢之后，放纵流荡的风气还没有改变，轻慢游乐的余风或许仍然存在。小人防范臣下，容易迎合君主的心意；奇技淫巧，大多适合人的心意；亲近不合德行的事，这就是奢侈怠惰。《尚书》说：‘谨慎选择你的僚属，不要任用巧言令色之人，只有贤良之士才是吉士。’ 臣下正直，君主就能正直；臣下谄谀，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伏愿陛下选取温和善良、博学多闻之士，恭敬节俭、忠诚鲠直之人，任用他们担任东宫及诸王府的属官。还请为东宫酌量设置拾遗、补阙之职，使他们朝夕讲论，出入侍从，传授训诰，互相补正不足。臣又听说奔驰田猎会使人心志狂乱。名教之中，自然有可享受的正当乐趣。从前的贵戚，很少能够遵循礼法；有的击球击鼓，朋比为奸、沉迷伎艺；有的放鹰逐犬，纵情游猎山林湖泽。这些行为都是不合道义的，不是增进德行、修习事业的根本。《尚书》说：‘在内沉溺于女色，在外沉溺于禽猎。’ 又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放纵游乐，在家中与朋党淫乱，终于断送自己的世代。’伏愿陛下广泛降下谋略和训诫，劝导他们学习事业，向他们说明什么可喜、什么可恶，陈述成败的道理，用义来制约行为，用礼来制约内心，在祸患尚未萌发时谋划，在事情尚未发生时思虑，这样就能长久享有福禄，与国家一同得到安乐。臣又听说，富贵不曾约定骄傲，骄傲却自然到来；骄傲不曾约定犯罪，罪行却自然到来；罪行不曾约定死亡，死亡却自然到来。这些话确实可信，真诚而明白。近来韦庶人、乐安公主、武延秀等人，可以说是地位尊贵，可以说是深受宠幸，权势几乎等同君主，威势震动天下。然而他们倚仗奢侈而败坏德行，神明震怒、人民抛弃，难道不是因为爱护太过、使其富贵太多，没有用礼来节制、用法来防范，最终把吉祥转为凶祸、把福分变成灾祸，受到众人指责，未患疾病便自行死亡，这难道不是早已预料到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译《尚书》说：‘殷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那夏王身上。’ 如今陛下为什么不劝导他们以皇祖为榜样，讲习训诫和法则呢？陛下为什么不以孝和皇帝宠任之失作为鉴戒呢？《礼记》说：‘爱一个人却知道他的缺点，憎恶一个人却知道他的优点，怎么能不慎重呢？’对于宠爱之心，本来难以完全避免；只要去除过分之处，用礼加以约束，使其合乎节度，就可以了。如今诸王、公主、驸马，也是陛下所亲爱的人。骄纵狂妄的道路，往往从最初开始；作为鉴戒的意义，先例并不遥远。应当让他们看到过错而致力于行善，身居宠幸而想到危险，希望他们早晚都恭敬谨慎，不断修养自己的德行。经典说：‘身居上位而不骄傲，地位虽高也不会危险，这是长久守住尊贵的办法；节制行为、谨慎法度，财富虽满也不会溢出，这是长久守住富足的办法。’富贵不离开自身，然后才能保全国家。〈尚书〉说：‘制定官员的刑法，对于居官位的人要谨慎。若有人敢长期在宫中纵情歌舞，在室内酣歌，这叫巫风；若有人沉溺美色，长期游荡田猎，这叫淫风；若有人侮慢圣人之言，违逆忠直之士，疏远年高有德的人，亲近顽劣少年，这叫乱风。这三种风气和十种过失，卿士身上有一种，家族必然败亡；诸侯身上有一种，国家必然灭亡，实在可怕，实在可惧。’伏愿陛下务必明察并彰明这些道理，务必相信并加以劝戒。对于奢侈骄傲、僭越怠惰的人，削减他的俸禄和封爵；对于朴素勤学、修养事业的人，赐给车马服饰，以勉励他的心志，使他奉行陛下的命令。不要让这些事情久而被忽视，不要让他们因疏远而坠落。臣听说，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又说：‘永守自己的德行，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德行不能恒常，九州就会因此灭亡。’伏愿陛下谨慎啊！前车倾覆，实在是明白的证明；先王的诫训，可以使事情最终获得吉祥。如果陛下奉行伊尹的训诫，尊崇傅说的命令，不做无益之事，不开启私门，刑罚不偏差，赏赐不滥用，只辅助德政，只眷怀人民，那么上天赐予的禄命就能长久，盛大的福庆也会聚集而来。如果陛下忽视精诚专一的德行，开启恩幸之门，爵禄赏赐失去差等，刑罚又不恰当，那么忠臣正士也应当再次进言了。睿宗认为这些话说得好。玄宗先天二年，姚崇知道皇帝气度宏大、锐意求治，于是事先提出一些事情来坚定皇帝的意志，却故意不行谢礼。皇帝感到奇怪，姚崇于是跪下奏道：‘臣希望把十件事情禀告陛下，如果陛下认为不能实行，臣就敢辞职。’皇帝说：‘你试着为朕说说。’姚崇说：‘自从垂拱以来，用严峻的法令约束臣下，臣希望政事以仁慈宽恕为先，可以吗？朝廷在青海覆没军队，却没有追究挽救的悔恨，臣希望不要把边疆战功作为追求，可以吗？近来奸佞之人冒犯法网，往往凭宠幸自行解脱，臣希望法律从近亲贵戚开始施行，可以吗？武后临朝时，传达诏令的权力出自宦官之口，臣希望宦官不得参与政事，可以吗？外戚亲戚进献财物，用来向皇上献媚，公卿和方镇也渐渐仿效，臣希望租赋以外的进献一律断绝，可以吗？外戚和贵主互相掌握政权，官班次序混乱，臣请求外戚亲属不得任职于台省，可以吗？先朝轻慢亲近大臣，损害君臣之间的严肃关系，臣希望陛下以礼接待他们，可以吗？燕钦融、韦月将因忠言获罪，从此进谏之臣受到挫折，臣希望群臣都能批评皇帝、触犯忌讳，可以吗？武后营造福先寺，太上皇营造金仙观、玉真观，费用达到数百万，臣请求断绝道教、佛教的营造，可以吗？’ ‘汉代因禄、莽、阎、梁氏在下层扰乱朝政，国家所受祸害更加严重，臣希望推究这些鉴戒，作为万代遵守的法则，可以吗？’皇帝说：‘朕能够实行。’姚崇于是叩头谢恩。《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国之道 唐肃宗时期，元结被征召前往京师，他认为自己将首次面见皇帝，拘束于忌讳，恐怕不能把实情全部说出，于是上奏《时议》三篇。其中第一篇说：议论者问：‘往年叛贼东边直到大海，南边到达淮水、汉水，西边抵达函谷关和秦地，北边直达幽都，丑恶的叛徒横行四方，有几百万人。当时的祸乱可以说极其严重，人心也危险了。天子独自骑一匹马到灵武，集合弱旅，铲除强寇，军队到达渭水以西，不到一个时辰，便摧毁精锐、驱逐凶恶，收复两京，收取河南各州县，为什么这样容易呢？如今河北的奸逆尚未全部消灭，山林江湖间的亡命之徒还很多，盗贼多次侵犯州县，百姓辗转迁徙、接连不断，将士面对敌人却逃跑，贤人君子逃避而不肯出仕。陛下从前在灵武、凤翔时，没有今天这样多的精兵却能够杀敌，没有今天这样的财用百姓却不流亡，没有今天这样的爵赏士人却不离散，没有今天这样的朝廷贤者却思念入仕，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天子能够把危险变为安全，却忍心因为尚未真正安定就忘记危险吗？’回答说：‘这并不难说明。从前天子痛恨惭愧于陵庙被羯族叛逆玷污，因上皇向南巡幸巴蜀而愤懑忧伤，暗自哀悼宗室亲戚被诛杀，侧身勤劳，不怕亲自抚慰士卒；对人授予权位，信任而不怀疑；渴望听到忠直之言，有过错也不忌讳改正。这就是以弱制强、在危险中取得安定的原因。’ ‘如今的天子身处重重城池和深宫之中，安居宴乐，戴着冠冕在天明时临朝，系好冠缨、佩戴玉佩上朝；太官准备美味，按时进献；太常备办音乐，以和谐的声音进献给国家大典；军务筹划，等到万分确定后才敢进奏。百姓的疾苦，有时不能听闻；马厩中的饲料和良马，宫籍中的美女，车舆服饰礼物，吉祥征兆的文书，每日每月都充足完备；朝廷歌颂盛德大业，听了还不满足；四方争相进献贡赋中的奇异物品；谄谀之臣和无能之官使天颜愉悦；文武大臣直到一般官员，所获得的权位赏赐都超过期望。这就是不能以弱制强、不能因为尚未安定而忘记危险的原因。如果陛下看待今天的安定，能够像看待灵武时期一样，那么还谈什么寇盗强弱呢？’第二篇说：议论者说：‘我听说士人都在为自己打算：从前我奉天子之命抵御凶逆，胜利则国家和我两全，失败则国家和我俱亡，所以生死在战斗中决定，是非在进谏中判定。如今我的名位尊重，财货充足，爵赏优厚，勤劳已经达到极点；外面没有仇敌来伤害我，内部没有穷困卑贱来逼迫我，我何苦迎着刀刃接近死亡，违逆君主接近祸患呢？’又听说有人说：‘我家乡有生病的父亲、年老的母亲、孤独的兄长、寡居的嫂子，都靠服劳役和乞讨为生，冻饿尚且不能避免，何况死者呢？又有谁会哀悼他们？’ 又听说有人说：‘天下残破，百姓危险困窘，承担赋税徭役的都是弱小、贫穷、孤独之人，流亡、死亡、迁徙的人在道路上悲伤忧苦，大概已经到了极点。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安定？我们难道没有田亩可以安身吗？如果天下不能安定，我也不再凭忠义、仁信、方正之道去舍生取义了。人人都这样，怎么办呢？’回答说：‘国家并不是想要造成这种局面，大概只是失误在过分明察、过分信任。过分明察，就会看见臣下内心的隐情；臣下想隐藏内情，就会产生防备和疑惧。下令能够使人必然相信，当然可以使人信服；但是在过分信任之中，最奸邪、最凶恶的人反而会受到特别信任。这样一来，朝廷失去了公正正直，天下失去了忠诚信用，百姓的冤屈更加郁结。想要治理它，能没有根由吗？我们在野外议论，又能来得及做什么呢？’第三篇说：议论者说：‘陛下思虑安定百姓、消灭奸逆、谋求太平，劳心竭力至今已经四年。议论的人却对此有所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像天子所思虑的事情，议论者之所以有不同意见，并不是不知道。凡是诏令反复叮咛的事情，全部不能实行，只是空话一再发布，很像戏谑。如今有仁慈抚恤的命令、忧劳勤政的诰令，人们都聚族结党，议论指责它。天子不知道实际情况，以为诏令虽然不能实行，仍然足以劝勉百姓；其实他们所希望的，只是诏令明察、公平、恰当，并且一定能够实行。天子如果能够说出已经实行的命令，以及将来必定实行的法令，’ ‘废除杂徭的弊制，解除拘束和繁琐禁令，一概予以免除；任用天下贤士，屏退斥逐小人；然后推行仁信、彰显威令，谨慎施行而不受迷惑。这是帝王的常道，为什么做不到呢？’皇帝听后喜悦，说：‘你能够消除我的忧虑。’于是提拔他为右金吾卫兵曹参军。代宗时，左拾遗独孤及上奏《防陈政》，说：“陛下屡次发布有德之音，使身边的侍臣能够直言极谏。壬辰诏书召裴晃等十三人到集贤殿待制，以备咨询，这正是五帝的盛德。然而近来陛下虽然容纳他们的直言，却不采录他们的意见，所上密封奏章全都搁置而不答复，只得到容纳臣下的名声，却没有听取谏言的实际，于是使进谏的人渐渐闭口不言，饱食终日，相互招引以求做官食禄。这正是忠贞鲠直之人私下叹息的原因，臣也以此为耻。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还有忠信之人，何况朝廷这样大，卿大夫又这样多，难道陛下选授人才竟如此不精吗？即使不能像周文王那样拥有众多贤士，其中难道没有温故知新、能够勤勉陈述政务要领，并且屡次料事准确的人吗？陛下议论政事时，竟不曾采纳他们的一句话，这难道像尧广泛咨询、禹采纳正直言论那样吗？从前尧在五条大道交会处设置诽谤木，孔子说：‘要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向知识少的人请教。’可见广泛听闻、对疑惑的事情暂且存疑、不以向下位者请教为耻，是圣人的心意。希望陛下以尧、孔子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意，每日降下清明的询问；不可行的就罢止，可行的就在朝廷讨论，同执事大臣共同决定，使人知道有意见就一定要说，说了就一定实行，实行就一定公正。这样，君臣之间没有私下议论，朝廷处理政事也没有私心。” 陛下若能凭此辨别臣下所献意见的可行与不可行，就可以建立太平的基础。军队兴起不止，已经十年了，百姓的生产被耗尽；拥兵者的馆舍〔原文“苐馆”字样疑误〕绵延街巷，而奴婢却吃腻了酒肉，贫苦百姓则瘦弱饥饿，还要被征发服役，受到剥皮抽髓般的压榨。长安城中白天就有人拦路抢劫，官吏不敢查问；官府混乱，职事废弛，将领堕落，士卒暴横；百官〔原文“▯刺”疑误〕纷乱如沸粥乱麻。百姓不敢向主管机关申诉，主管机关也不敢上报，陛下只能忍受毒害、饮受痛苦，穷困而无处申告。如今他们殷切盼望，只把希望寄托在麦子上；麦子若歉收，就要交换孩子来吃，甚至啃食人的骨头了。陛下若不趁此时振作精神、革新政治，思考救济他们的办法，难道忍心让宗庙面临像累卵一样危险的局势，让万民痛心而失去生计吗？臣实在害怕。去年十一月丁巳夜里，星星像雨一样陨落；昨天清明时节却降霜，三月又异常酷热，天时错乱颠倒，没有比这更大的灾异了。这是下位凌驾上位、上位衰替以及怨恨诽谤之气所招致的。上天反复明确地降下谴责和警戒来提醒陛下，陛下应当反省自身、责备自己，广泛寻求贤良之人，拜他们为师友；贬黜贪婪奸佞和不才之人，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消除天下的疾苦，废除无用的官职，停止不急需的费用，禁止暴虐的军队，节省财用、爱护百姓，战战兢兢、勤勉不懈，以向天地求福。这样一定能使上天感动、神灵回应，把妖灾转变为和气。”

译德宗时，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贽上奏说：“前些日子顾少连奉传密旨，说每次在延英殿与卿答对时，因为有其他人的言论在场，不能把中间的意思全部说尽。卿所奏请的去年冬天荐举人才一事，实因当面对赵憬争论此事，所以有人出言拒绝，并不是有意阻止卿。若有重要而方便办理的事情，只要依照先前的意思写成密奏，亲手密封进呈即可。卿又多次荐苗粲为官，朕一直没有批准，恐怕卿还不知道朕的意思。此人是苗晋卿的儿子。晋卿往年代理国政时，曾有不臣之言，而且他的几个儿子都取了古代帝王的名字，心意很不善。因为这并不是几个儿子的过错，所以不愿公开斥逐他们，但终究不适合让他们留在朝廷。卿应秘密知悉这一意思，苗粲兄弟一并改授外地偏远清闲的官职，并且不得让他们接近兵马。朕屡次蒙受上天慈爱，屡次降下深厚的密旨，慰问眷顾反复周密，教诲说明详尽周全，这种骨肉般的恩情，再没有超过它的了。士人感念知遇之恩，尚且应当捐躯报效，臣虽孱弱卑微，难道能不受到激励吗？至于统理各项政务、督察考核群官，始终不改变，早晚勤勉不懈，这些都是臣的本分，哪里值得用来报答恩德呢？臣自知才质平庸，又没有奇特卓异的功效，只有竭尽忠节，匡正辅佐圣明的谋略。” 众人难以说出的话，臣一定不隐瞒；通常人情容易沉溺的事情，臣一定不回避。固然这是臣持守贞正之心、用来报答皇上的方法，也是愚夫认定一件事便至死不改的本性。只希望明主怜悯体察，保全并容纳臣。近来因为去年冬天荐举人才的事，臣多次在街头巷尾申诉；既然已依准诏制，允许集中考核、根据才干授官，臣多次拟议进呈，却一直没有得到批准。臣担心事情继续拖延，所以趁答对时上奏陈述，未能仔细思量推理，便贸然说到赵憬与臣同受任命、共同掌管枢密权、参与奉行谋略之事，认为职责相同、事务相关，不知避忌，轻率冒犯了皇上的威严。陛下特意宽宥臣的愚昧，委婉地加以奖掖教导，给臣的恩宠超过常等，私恩也加倍深厚。回想起来，究竟是什么人能够像这样蒙受宠幸？偶然有所见闻，怎敢不尽数说出？这正表明臣毫无隐瞒的诚意，也用来申明臣报答皇恩的本分。臣听说，王者治国之道坦荡明白，以三种无私之德勤劳天下：像上天无私地覆盖万物，像大地无私地承载万物，像日月无私地普照万物。即使有所过失，也如同日月发生蚀亏。过失发生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以后，人人都会仰望。日月不因有遮蔽亏缺而自恨，君主也不应吝惜承认过失。光明虽有亏缺而能够恢复，并不损害光明；有过而能够改正，也不损害德行。” 昨天臣所上奏的事，只有赵憬听到；陛下因为过分劳神，曲意防护，这说明即使在心腹大臣之间，仍有形迹上的拘束，职位相同而事情不同，很少能够成功办事，恐怕有损于无私的德行，也伤害了不吝改过的明智。君主和辅弼大臣，义理上实为一体；咨询、进言、采纳意见，每天要处理万端政务。即使宣示意旨让臣下发言，尚且未必能尽其心意；如果言路有所阻塞，心意又从哪里能够相通？启发引导既然困难，机要政务就会因此壅塞。臣虽承蒙陛下深厚的顾念，实际上却更加增添了荒废政务的忧虑。仰望圣明的听察，希望陛下再加裁决。苗粲年少时凭借世家子弟身份，早早进入朝班，历任拾遗、补阙、起居、员外、郎中，前后已经二十多年，温和恭谨日益有加，谨慎勤勉从不懈怠。他端正敏捷，足以守职；有文学才华，足以修饰自身。详细考察他的才器能力，完全可以任职近侍。陛下因为苗粲的父亲过去有过失之言，又因给儿子取名的方式〔原文“义▯”字样疑误〕不合义理，不忍公开斥退，只令他改授外官。臣以为，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在于奖赏一个善人，使天下行善者受到鼓励；惩罚一个恶人，使天下作恶者受到警戒。因此授予爵禄一定要在朝廷公开，刑罚罪人一定要在市朝公开，只怕众人看不见、事情不能彰明。君上施行赏罚没有愧心，百姓听到也没有疑议；受赏者安心接受而不露惭色，受刑者处之而无怨言。” 这就是圣王用来彰明典章、与天下共同遵守的做法。奖赏却不说明他的善行，这叫曲意宽贷；惩罚却不记录他的罪恶，这叫暗中中伤。曲意宽贷会使授受不明，受恩幸进的门户由此开启；暗中中伤会使是非曲直无法辨别，谗言离间的道路由此畅行。这个权柄一旦亏损，祸害就会越来越大。凡是进谗诬告的人，大多说的不是可信真实的话，因为中伤别人对他们有利，而害怕公开辩明。有的说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不能再追究；有的说事体有所妨碍，必须姑且忍耐；有的说恶行还没有暴露，应当借别的事情作为名义；有的说只要抛弃这个人，何必明说责辱。他们的话都好像近情近理，实际心意却包藏着矫饰诬陷。伤害善人、使奸邪得利，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相信在圣明鉴察之下，一定不会有这种渐渐浸润的谗言流行；但对于赞誉和毁谤的话，不可不辨明，赏罚的典章不可不清楚。陛下如果认为苗晋卿的行为确实奸邪，苗粲等依法应当受牵连，那么就应公开依典章议处，怎么能让他们暗中接受贬逐迁调？陛下如果查明晋卿是被诬陷，也知道苗粲等人无罪，就应当随即奖掖任用，不应改变心意而暗中猜疑查访。如今忽然不说明缘由，只加以斥逐，说是选拔人才，便失去了次序；说是施行惩罚，又没有罪名。只使苗粲等人在圣朝受到禁锢，使苗晋卿在幽冥之中含恨。” 以臣愚昧闭塞，实在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合宜之处。听理诉讼、辨明是非，贵在明察而又宽恕。明察在于用事实验证，宽恕在于按照情理推求。事实可以责罚而情理值得怜悯时，圣王害怕因疑似而陷害无辜，所以不加责罚；情理可以责罚而事实可以宽宥时，圣王害怕因猜测奸诈而滥伤无罪，所以也不加责罚。只有情理显明、事实俱全、供词已经服从、道理已经穷尽，然后才施加刑罚。这样下无冤屈之人，上无〔原文“▯听”疑误〕之听，苛刻邪恶之事不发生，教化才能兴盛。苗晋卿出身文儒，官至台辅，能够谦逊柔和地自处，所以受到三朝推重。当先帝居丧之时，他代理冢宰之任，这是为了完备礼制，难道是擅自掌权吗？他怎么肯公开说不臣之言，招致灭族的祸患？即使极其狂妄险恶，也应当不会这样做，何况是这位老臣，难道忍心做这种事吗？即使有残忍之人的意图，又怎能逃脱言语一出、灾祸随即而来的后果？按情理推求，既无端由；用事实验证，又没有迹象。应当明察而宽恕，按理说没有什么可疑。况且自陛下即位以来，苗粲及其兄苗丕都历任清要近侍之职；如果要因旧事牵连他们，陛下怎么会容忍他们到今天？臣恐怕有不良之徒，增加对苗丕、苗粲兄弟的嫉妒，捏造流言，专门想要挫伤他们。大体说来，责任重大、权势令人疑惧，就容易产生嫌疑和诽谤。即使周公那样圣明，也不能免于流言；

译霍光那样忠诚，也曾遭到告发诬陷。若不是周成王醒悟、汉昭帝为霍光保全名节，那么两位君主的德美就不能流传，两个大臣所受的冤诬也无法辨明。陛下追想往事，得失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后人看今天，也一定会这样看。凡是采取措施，怎么能不详细审慎？伏愿陛下稍留圣思，特别加以省察。这实在关系到群臣能否免于罪责，难道只是苗氏一族生死荣辱有幸赖于此吗？少连又曾对臣说：‘圣上察知臣孤高正直，却还认为清廉谨慎过了头，完全拒绝各道馈赠。只是恐怕事情因此不能通达。如果不能接受各种财物，至于马鞭、靴子之类的东西，接受也没有妨碍。’臣以为，货财贿赂的利益、耳目感官的享受，是人世间常有的情性，谁不贪爱？何况臣的性情实在凡庸鄙陋，难道能忘记顾念私利？家里本来贫穷，怎么能没有欲望？臣之所以深自刻责谨慎、努力修养廉洁的操守，是因为承受并担负着深厚的恩德，尸位窃居着重大职任。既不能宣扬教化，使风俗清正淳厚，又不能减少赋税徭役，救济百姓的困穷；如果再不知羞耻和畏惧，开启受贿之门，就是忘记忧国的诚心，还会招来焚身之祸。因此勉强实行特别的操守，断绝私下交往，确实知道这对国家大政没有补益，只希望免得留下深重的牵累。陛下责备臣清廉谨慎过度，这正说明皇上的圣明。” 陛下担心事情因此不能通达，有违情理和治道，或许还担心贪婪之徒肆意逞发无厌的要求，巧言陈说异端，迷惑扰乱圣听。考察实际情况，实在不是这样。即使对胥吏这类末流之人，若送些微薄的苞苴礼物而稍有违背道义，臣尚且知道惭愧；何况公卿大臣之间，以及出任方岳、连帅的重任，难道要靠收纳贿赂以后才能表达诚意吗？如果因财利而结交欢好，就是把姑息迁就当作办事原则；既违背正直之道，必然会有过分的索求。答应它，法度就会逐渐〔原文“▯”疑误〕；拒绝它，失望怨恨就会更加深重。危害既然如此，国家还能依靠什么？高祖、太宗制定法律、垂示制度，监临官收受贿赂达到一尺就要治罪。陛下每次发布有德之音，广泛赦宥天下，死刑一类的罪都常常清除，唯独犯贪赃罪的往往不赦，难道不是因为贪婪造成的弊害、残害最为深重吗？至于卑微的士人和小吏，尚且应当严禁，何况处在风化首要地位的人，反而可以通行无阻吗？凡是上位者所做的，是用来引导下位者的；上位者不做的，是用来约束下位者的。上位者不做而下位者有时做了，然后才可以设立严密禁令、置办明确刑法。如果上位者做了而下位者也做，原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又怎么能够禁止呢？如今小吏有收受监临官贿赂的，就认为罪不可容；朝廷的制度，是四方所仰视、受其监临的，而宰相等主管官员却公开收受他们的贿赂，难道也是无耻而不可宽恕的吗？” 孔子说：‘大臣不可不敬重，因为他们是众人的表率；近臣不可不谨慎对待，因为他们是众人的行为准则。表倾斜了，影子就会弯曲；准则偏邪了，行为就会邪僻。若大臣、近臣可以收受财物，那么百官和一般属官还有谁不可以收受呢？’朝廷从方镇那里索取，方镇又从州索取，州从县索取，县从乡里索取，乡里又将向谁索取呢？这些东西全都出自疲惫百姓的肝脑筋髓。自从大盗祸乱中原、耗损百姓以来，天下常年屯驻百万军队，坐享衣食；农夫、蚕妇冻着身子纺织，饿着肚子耕作，竭尽力量、忍死求生来供给十倍的赋税，天天伸长脖子盼望看见太平教化和抚恤恩德，已经四十九年了。接连遭逢许多变故，负担有增无减，掌握财利权力、享受优厚俸禄的人，本应忧虑惭愧、怜悯百姓，却又相互勾结私下受贿，煽起贪婪之风，这是让已经困苦的百姓再次遭受过分的骚扰。陛下还认为鞭子、靴子之类，接受也没有妨碍。假使天下送给朝廷的贿赂只有二三位宰臣所得，四方的索求只限于鞭子、靴子等细小物品，收受它不足以伤害教化，断绝它也不足以使百姓受益，那么臣本已稍稍压制私心，准备顺从圣上的密旨了。假使国家要达到治理，确实必须依靠馈赠；疏通人情的话足以失去天下人心，接受它却足以成就天下事务，那么臣也本来不避污名，来帮助陛下成就圣功。” 臣之所以不敢奉行诏旨，冒昧地以此烦扰圣听，是因为审慎地知道这条道路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一定会造成更大的损害。臣也希望陛下详细察考其中道理，彻底澄清源头，弘扬清净无欲的风气，守护仁慈节俭、不贪不取的珍宝。这样就会感动人心，使天下归服，哪里还会有事情不能通达的忧患呢？货财贿赂从上面流行，赏罚的权柄就会丧失；贪婪索求向下面扩散，廉耻之道就会衰败。为什么呢？善恶不能分辨，功过不能辨明，只以货贿多少作为考核成绩高低：守道而不肯供奉的人，有时反而招来怨恨和牵累；能够满足上意的人，就可以解除罪责；出卖荣誉、忍心刻剥百姓的人反而得到任用。被称作公正忠诚的人，巧妙装饰、玩弄珍奇物品的人反而获得才智之名，这就是赏罚权柄丧失。上位者喜爱财利，下位者就想聚敛；上位者索求贿赂，下位者就肆意侵夺。人们不怀羞愧之心，只逞一己私欲，彼此仿效，渐渐成为风气。民间日益残破，纲纪日益败坏，不能用礼义劝导，也不能用刑法惩罚。这就是廉耻之道衰败的结果。法令若制定得宽松，其弊尚且会导致贪婪；法令若以贪婪为原则，其弊必然导致混乱。贪图小利，一定会损害大局；开始时图省事，最终一定会后悔。贿赂之道一旦开启，就会辗转滋长。收受鞭子、靴子还不停止，必然会涉及衣裘；衣裘还不停止，必然会涉及币帛；币帛还不停止，必然会涉及车舆；车舆还不停止，必然会涉及金玉璧帛。每天都看见可欲之物，怎么能在心中自行止住欲望？既然已经与人私下交往，也确实难以中途断绝这种念头。因此细小的水流不停，最终会形成溪谷般的灾害；毫末般的差错积累起来，最终会聚成丘山般的祸患。自古以来国家败亡的情况很多，什么时候有因为节俭约束而失败的呢？臣私下推测，郡府不愿向朝廷行贿，就像乡里不愿向郡府输送财物一样；只是行贿的人有利可得，不行贿的人有祸可忧，所以为了保身保位，不得不行罢了，难道是乐意这样做吗？假如四方都向朝廷行贿，朝廷接受其中三份、退回一份，有接受的、有退回的，两种做法相反，那么被退回的人或许会心生疑惑，认为自己被拒绝而无法通达。四方都向朝廷行贿，而朝廷一概推辞不受，那么大家就会知道不接受才是朝廷一贯的常理；这正好可以使他们心服而诱导他们向善，又有什么阻碍人情往来的嫌疑呢？陛下如果认为接受馈赠可以疏通人情，而以准则自我约束不足以敦厚政教，那么自建中以来，股肱、耳目之臣之间，常常有交结财利、营行私事的人了。既然这是他们自己的行为，陛下又何必责怪清廉之臣呢？陛下刚继承帝位时，亲自实行节俭，郡国没有前来进献的，朝廷没有私下索求的，使者没有侵扰财货的人，近臣也没有收受贿赂的事。”

译四方风气因此受到感化，几乎达到清明太平。后来却因为刑罚严酷、赋税繁重，战争接连、祸患相结，治理功业中途受挫，至高的教化没有凝定。等到最大的奸恶势力被消灭，皇运重新兴盛，征伐之事比从前稍稍停息，但清廉简约的风气也比往日衰减了。这虽然革除了一个弊病，却也丧失了一项美德。从前兴兵作战，使百姓困于暴赋；如今停止征伐，却使百姓困于私下索求。这就是在残破困瘁之后，永远没有恢复生息的希望。假使天下万方的百姓在陛下休明之世，仍不能达到富足长寿、享有和乐太平，追想前代的修治，实在令人忧心如焚。然而议论者反而以接受贿赂可以疏通人情的道理来迷惑陛下，这不也是欺骗君上、奉行私利到了极点吗？天下是天下人的公器，王纲是国家的大权。掌握大权的人，不能用小巧权术来处理；守护公器的人，不能徇私情。用小巧权术驾驭大权，就会产生忿怒暴戾的祸患；徇私情来掌持公器，就会产生奸邪混乱的祸根。所以《春秋左氏传》说：‘处在上位的人，应当洗涤自己的心意来等待事情，然后才可以治理人们；怀有私曲之心，是不能治理众庶的。’又说：‘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吏邪曲；官吏失去德行，是因为宠幸和贿赂显著。作为君主，应当彰明德行、堵塞邪恶，以此照临百官；百官于是戒惧，不敢改变法纪。’ 这说明贿赂和私利不能用来教化百官。又说：‘治理国家的人，难的不只是没有贿赂，难的是没有好的名声。诸侯的贿赂聚集到公室，诸侯就会产生二心。’这是说，不能靠贪欲来安抚诸侯。古代安抚诸侯，大概自有它的道理，只有不致力于贿赂，才能得到诸侯的归附。《礼记》说：‘治理天下有九条原则，其中一条是治理乱局、扶持危局。朝见聘问要按时进行，对来访者厚厚赠送，对他们带来的礼物薄薄收取，这就是安抚诸侯。’由此可知，安抚慰藉的办法贵在重德轻财。对使者往来，送去时厚重其赠送的资财，来朝时薄减其所献的贽币之礼；用尊敬谦让教导人，用不贪财利的态度示范给人看。从朝廷开始，在郡国推行，廉洁守节的风气逐渐扩大，侵夺百姓的祸害便不会萌发。乡里得到安宁，郡国因而安定，朝廷更加尊崇。这就是所谓教化从上面流布，治理由下面承接；近处的人喜悦归服，远方的人归附怀德，这些都是不靠贿赂所达到的。等到王纲逐渐败坏、德化日益衰微，才灭绝公议而徇从私情，大肆索取而崇尚馈献。所以《礼记》说：‘天子的威权衰微，诸侯僭越，于是彼此以货物相见、以利益相赂，天下的礼制就混乱了。’由此可知，伤害风俗、破坏礼制，没有比私心更严重的；暴虐万物、残害百姓，没有比贿赂更大的。对于断绝私情、去除贿赂，君主没有比他更应当先行的；对于爱护百姓、辅佐治理，辅臣没有比他更应当切实的。因此君主和辅臣之间，本来就不可以谈及私下贿赂，何况亲自去做呢？臣因为所受恩德特别深厚，心里想在大事小事上都作些补益，如果怀有疑虑，就不敢因循苟且。也幸而遇到圣明之主，希望能够竭尽愚直之见，所以每件事都进献可行意见、指陈不可行之处，不把触犯忤逆当作忧惧。言辞恳切而篇幅繁多，臣伏地惭愧恐惧，谨此上奏。宪宗元和元年，校书郎元稹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举对策中说：‘臣正忧虑近来古代的策论不能实行，而陛下有幸重视它，这是天下人人的福分。微臣难道敢忍住心意而不说吗？臣听说，古人以言论纳入赋税，难道只是徒然赞美吗？大概是要采用它。因此益赞助禹而分班回师，说服周武王恢复王业而制作诰命，这些都是采用言论的大要。到了汉文帝以自己不如尧舜为羞耻，才开始用策论求取士人，于是天下郡国都有贤良之士贡入朝廷。阻塞诏令的只有晁错而已；到了武帝时，董仲舒才出仕，然而最终仍不能选取并施行他的条对以治理天下。采用他的策论却不用这个人，是因为策论有利于当时；得到了这个人却抛弃他的策论，又是为了什么？如果这样，就只是设置考试言论的科目，却没有实际采用言论的实效。下至魏晋，朝代早晨建立、晚上败亡都来不及，又哪里值得谈论他们的策论？我大唐历代圣君临御天下，策问天下士人的次数很多。往往无不使他们的名声光扬，优宠安抚他们的爵禄；然而从未听天下人说：‘某日天子降下某项询问，得到某位士人，实行了某项策略，成就了某项功业。’还是不知道直言诏书屡次下达，而直言之士没有出来呢？还是不知道直言之士屡次出现，而直言的策论没有被采用呢？如今陛下刚开始临御天下，急切关心百姓，寻求能够指责自身的至诚言论，要求明确确切的论断，这实在是继承并发扬周公、召公代天子发言的盛美心意。微臣哪里足以承当它？然而臣所上最愚拙的对策，都把指明弊病、陈述方法作为根本，不以罗列一般原则、粉饰文辞、苟求便利为务。即使意见繁多，也一定献出；只要合于道理，即使浅陋也一定记录。本来不足以完全符合陛下恳切哀悯的诚意，但或许可以穷尽微臣关于体用的主张。伏愿陛下把臣这篇对策交给有司，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就施行于天下，使天下人说：‘可惜啊，汉文帝虽用策论求士，直到我朝明天子才真正能用策论救济百姓。’那么臣从始至终的愿望就完成了。如果言论不适用、策论不合时宜，那么臣有蒙蔽圣明、欺骗上天的罪过，应当置于典刑之下，陛下本来也不能宽赦臣，这也是臣甘心承受的。臣恭敬地读了圣策，才知道陛下忧念礼乐日益衰微，怜恤百姓困苦深重，要求恢复盛世、救济艰难的方法，斟酌推行恩典、寄寓政令的适宜措施，这些都是当今最急迫的弊病。微臣怎敢不分别明白地记录下来？从前我高祖武皇帝拨除乱政，我太宗文皇帝收束兵器、停止干戈，用仁风覆盖天下，以膏露般的恩泽滋润天下，停止天下的徭役，使天下人安宁；减少天下的刑罚，使天下人长寿；沟通天下人的意愿，使天下的风气和谐。”

译总括天下的贤才，天下众务便都得到治理。所以恭敬谦让的节操彰明，和谐亲爱之教也得以实行。因此革除了三王所因循的制度，又兼备六代礼乐的美善。称赞至高的德行时，把文皇帝同尧舜并列，难道是不同寻常的事吗？因为有诚信来辅佐实行。明皇即位，确实号称中兴。当他任用姚崇、宋璟而尊重贤能时，即使禹、汤、文王、武王时代的风俗也不能超过他。四十年间，刑罚几乎没有施用，人口日益繁殖。四海极其太平，于是举行升中告禅的仪式，封禅泰山并祭祀嵩山、华山；又考虑历年巡行、按时出行的典礼，于是离开咸阳、镐京，临朝洛阳。礼仪既已完备举行，万物也随之耗损。天宝以后，徭役戍守渐渐兴起，国势由盛转衰，事理本来就是如此。从前靠哺育抚养而拥有的天下，一旦之间却被战争消灭了。战争兴起以来，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战争兴起，户数就减少；户数减少，土地就荒芜；土地荒芜，赋税就加重；赋税加重，百姓就贫困；百姓贫困，逃避徭役、躲避征发的罪名就多，于是权宜性的榷〔原文“▯”疑为“榷”〕管法规便被采用。如今陛下亲自关注根本事务，首先向群儒询问，忧念礼乐不能兴盛，担心太平不能恢复，这实在是天下百姓将要断绝重新恢复完整生活希望的时刻。微臣何其幸运，能够对此献策陈述？微臣认为，想要兴盛礼乐，必须先使百姓富足；想要使百姓富足，必须先停止兵革。停止战争的办法，臣请用两句话概括。古人所谓销除兵革，并不是说撕裂旗帜、熔化锋刃而已。大概上位者彰明诚信，下面就会实行忠孝；国内建立富足长寿，外族就会在外部和顺。夷狄和顺，边境的战争就会停止；富足长寿建立，争夺的祸患就会消除。争夺祸患消除，和顺之心就会产生；和顺之心产生，礼乐之道就会兴盛。这就是先王修明政事、止息战争、兴礼乐、使百姓富足的大略。陛下若一定要责令臣详细寻求具体办法，臣再请指陈事实来说明。人的劳动力和生产所出若不充足，即使神农教导天下，也不能没有饿死的人。因此古代不务农而靠供养生活的只有四类人：官吏有明察决断的才能，就供养他们；军队有临敌作战的勇气，就供养他们；工匠有便利众人的技巧，就供养他们；商人有流通货物的才智，就供养他们。这四类人全都是明达、勇敢、巧能、智慧之人的事业，天下人中不过十之一二。若不能属于这四类，不耕种就不能得到食物，不纺织就不能得到衣服。人的性情一旦内心迫于食物，外在的劳作就会兴起。因此依赖供养的人总是很少，而致力于农业根本的人总是很多，难道是强迫他们吗？” 只是前者容易安逸，后者难以达到。如今事情却不是这样：官吏治理没有考核。考核官吏时，只注重使卒伍分明；废弃简稽〔原文“简稽”疑有脱误〕，却充实各种货物；把淫巧工艺推到极致，把店铺都交给兼并的商人；再加上依附浮图〔佛教〕的人，没有舍弃华饰、断绝世俗的真实修行，反而得到抗拒徭役、逃避刑罚的宠遇；假借戎服的人，没有超乘挽强的勇武，却有横行殴击、辱骂官吏的骄横。因此天下十个人中有九个成为游手好闲、依靠供养生活的人，只有那些愚笨朴实谨慎、不能自行改变处境的人，最后才依靠农业。这并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前者安逸而容易安处，后者劳苦而难以生存。因此懒惰的户口逐年增加，而耕桑赋税越来越重。从前十户人家共同缴纳尚且不够的赋税，如今将要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了。即使有慈惠的长官、仁慈隐恻的官吏，也尚且不能使百姓存活；如果用惨酷的断击搏杀来对待他们，他们就会转移逃亡到沟壑之中。如今考核官吏，把赋税征收没有拖欠作为上等成绩。臣看起来，能够使陛下赋税充足的人，恰恰正是伤害陛下百姓的人。如果这样，那么农桑的作用已经如此，懒惰游食的人又如此之多；耕桑赋税加重，依恋农业根本的心就淡薄；游惰的户口增多，致富增殖的道路就违背了。这个道理是必然的。如今陛下若能明确考核官吏的办法，减少冗余食禄之徒，断绝雕琢文辞等不急需的工艺，停止商贾兼并的事业，清正佛教徒的行为，严定简稽的法令，减轻农桑赋税，兴起耕战之术，那么懒惰游食的户口就会全部归于农业，依恋根本的心也就稳固了。” 依恋农业根本的心稳固，富足繁庶的教化就会兴起，贞观、开元的盛况就会恢复。这样一来，过去的过失由前代承担，将来的忧患由后代避免，只在于陛下惩戒它、警戒它、慎重对待它并长期坚持罢了。至于主父偃在七国兼并之后，想要分裂七国而假托推恩；管夷吾处在诸侯争夺之时，先施行诈术和武力而实行权宜命令，这些都是一时的权术。难道可以把它们说成像日月一样明白通达、悬示于圣朝的治道吗？臣虽然卑贱平庸，尚且不敢在帝王圣明之世陈述权术，更何况是王道呢？这正是臣深感惭愧的地方，所以不再详细考究说明。臣恭敬地看圣策，又见陛下认为掌握符契就能使群臣尽其真情，亲自处理政务就能使百官没有朋党。陛下又以为汉元帝崇尚儒学却衰败，光武帝考核吏职却不明晓通达事理。臣思考后认为，都不是这样。把政务委托给下属却能使他们尽其真实情意，大概是考核功绩的科目废弛，清官与浊吏的界限混乱了；崇尚儒术却衰败，是因为只重章句之学兴盛，而贯通古今的文章衰落了；考核吏职却不明通达事理，是因为苛细察验的法规施行，而防范计数的期限急迫了。臣请分条列举说明。神农砍削耒耜，教人开垦耕作，是为了开垦良田、种植好谷物。”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稂莠滋生。对待它们的办法，只是把它们铲除罢了。尧开设朝廷、选择百官，是为了培养舜、禹，栽培皋陶；然而也不能阻止共工、驩兜的叛逆。辨别他们的办法，只是流放、抛弃、诛杀罢了。神农不因为稂莠滋长就废弃耒耜的作用，所以能够保存使用农具的方法；唐尧不因为四凶被进用过就夺去舜、禹的任职，所以能够始终奉行任用贤人的道理。如此看来，就要看陛下所顾虑的是什么了，难道能说任用人才必定不可以吗？至于考核功绩的科目废弛、章句之学兴盛、贯通古今的经纬之道衰落、防范计数的期限急迫，都是当今最大的弊病。恰好说到汉元帝的事情，臣请根据事实把话说完。如今国家所谓兴盛儒术，难道不是因为设有通经、文字等科目吗？所谓通经，不过是覆射几个字，所谓明义，最多达到辨析经书章句，所以每年中第的人多达百余，而真正通经的人却少得可怜。把这叫作通经，通经本来就是这样吗？至于以文章自试的人，又不过是雕琢词藻、镂刻句法的才能，搜寻摘取支离破碎文句的学问。若有人出于这种途径，就可以坐而升至公卿，俯拾即得郎署官职。”

译崇尚树立的风声，不依据考核成绩的优劣；连续中科的人升迁很快，屡次犯禁的人官位反而很高；把沉默因循的人排斥为清高，把流动执行法令、临事任官的人看作庸俗小吏。把这叫作儒术，儒术又是这样的吗？所谓考核吏职，难道不是因为朝廷有按次序迁升、提拔人才的制度吗？臣仔细观察如今参加朝廷选任、却不通过文字科目的人，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施用众多罗网去捕一只鸟，尚且未必能捕到；何况只张开一只网眼去罗取万类，却希望飞的、跑的、大的、小的全都从网中出来，能做到吗？用这种办法考察群吏，群吏又能考察清楚吗？如果不能考察清楚，又能任用他们而断绝他们的私心吗？这就是陛下将要执掌符契而叹息、想要任用人情而垂衣治理却又害怕治理不成的原因，大概是臣所说的考核察举之道不明确。陛下若真能使礼部通过两科来求取士人：凡是从《唐礼》《六典》、律令以及国家制度之书，直到九经、历代史书，能够专精其中一门的，都可以称为学士；能够贯通大义、与圣道相合的列为上第，口头熟习文理的列为次第。至于以诗赋、判论自试文章的人，都可以称为文士；能够贯通古今、判断是非合于义理的列为上第，辞藻文采典雅华美的列为次第。” 凡是从平民直到末吏，在朝任职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两科求仕。礼部评定他们的高下，交给吏部，按等级给予恩宠和俸秩。这样，儒术之道就会兴盛，贯通古今的文章就会繁盛。吏部废除书判、身言等选官标准，设置三种任用人才的方式。第一是考察才能的方式：每年由朝廷中地位尊重的大臣一人，会同吏部郎考察天下群吏的治理成绩；考核成绩列在第一至第三等的，考定之日就根据功劳状报进提升。治理地方、养育百姓的官员，登记为治理有成的，便实行上等奖赏。这样，迁升次序的道路就明确，升迁迟速的区别也确定了。第二是记录功劳的方式：每年把群吏治理成绩列为第四等的登记下来并记录；任满一年，吏部按规定集中考核并授予官署职务。这样，考核优劣的制度得以保存，清廉与贪浊的升迁途径就会不同。第三是任用贤能的方式：每年朝廷内从仆射到各主管机关的长官，朝廷外从采访使、节度使等，各自举荐一名可以参加朝廷选任的人；外自州牧、郡守，内至在朝任职的百官，各自举荐一名治理郡县的官吏。根据他们的举荐授予职任，再辨别考核成绩予以赏罚。不能举荐贤能，说明举荐不精；举荐不精，与不能察举同罪。这样，保举任用的制度就会施行，贤能和不肖者的职位也会有所区别。” 第四是按常规叙用的方式：对于学业不能通达、才能不合于文辞、政绩不能列入优等、品行不能增加他人利益的人，就按停年、考资的等级限制来任用。这样，按常规叙用的制度能够经常实行，哪怕只有一技一能的人也不会被遗弃。两科确立，群才就会得到成就；四种方式实行，百官的任用就会适当。陛下再执掌左契来统御他们，握持枢机来匡正他们，把百官交给他们，如同心目运转四肢一样。难道四肢运转却会对心目毫无功效吗？考察群才如同明镜照见形貌美丑，难道美丑显现之后还能逃过明镜的鉴察吗？然后陛下开通四方门户，使可以进言的道路畅通；明察四方之目，凭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通达四方之耳，凭天下人的耳朵来听闻。不以私心处理事务，而以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端坐在殿堂之上，高居深察；虽然以冠冕的旒玉遮蔽视线，却连秋毫都能看清；虽然以黈纩塞住耳朵，却连细微的动静都能听见。这样，汉元帝的章句之儒、光武帝督责百官的权术，又哪里值得一一烦劳陛下听闻呢？臣还听说，圣人在上，百姓就不会夭折横死。像臣这样的人，出生还没有成年壮年，就奉陛下为君，仁爱、长寿、欢乐、安康本来没有尽头，为什么忽然要使自己劳苦，剖露肝胆来谈天下大事呢？实在是因为国家兴兵以来，天下百姓惨痛悲愁已经五十年了。” 自从陛下登上帝位以后，头发斑白的老人没有不流着血泪谈论开元年间的政治。臣恐怕这些人来不及看见陛下功业成就、治理安定的教化，就先带着遗恨埋没于黄泉之下。这就是臣内心急切忧虑的原因。陛下难道不能怜悯并体察臣的心意吗？谨此对答。元和七年春，在延英殿奏对完毕，皇上因而问及本朝旧事，皇上非常高兴。宰相李吉甫迎合皇上的心意上奏说：“陛下的威德广泛周遍，华夏和夷狄都仰望拥戴，时局已经太平，正可以从事欢乐。”皇上大笑。李绛上奏说：“从前太宗治理天下时，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圣德，魏征、王珪规谏过失；有温彦博、戴胄弥补政事；有李靖、李勣训练整治军队，所以夷狄畏惧归服，天下大为安宁。天下人仰望拥戴圣德，太宗仍孜孜不倦地求取治理之道，开导臣下直言，晚餐很迟、早起办公，不敢有丝毫懈怠，哪里还会像当时那样专意于自我安逸呢？陛下看今天的情形，比汉文帝时怎么样？”皇上说：“哪里敢奢望达到汉文帝呢？况且文帝是汉代的明主，恭谨节俭、节省财用，亲身穿着黑色粗绸，以清静无为治理天下，刑罚几乎不用。戎狄向内归附，使兵器停止。贾谊上书进言，尚且认为当时如同把火放在柴薪之下，火还没有燃起却以为安稳，他的忧虑危险到了这种程度。如今中原河南、河北，向朝廷申奏的有五十多个州，法令没有达到的地方，德泽没有施加的地方还很多。又加上西戎侵扰劫掠，近来以泾、陇、灵、宁等州为边界，距离京城远的不过千里，近的只有数百里，烽火接连不断，边境屡次告急。” 这正是陛下焦心竭虑、废寝忘食的时候，怎么可以高枕而卧呢？加上近年水灾旱灾不断，粮仓储藏还很空虚。陛下忧劳频繁，圣心确实应当延请访问有才智谋略的人，选拔贤良的大臣，精心寻求救济时局的策略，光大中兴的功业。又怎么可以专意于欢乐而放纵自己呢？伏愿陛下以此为戒。”皇上欣然说道：“确实如卿所说，朕之所以一文钱也不敢胡乱花费，一天也不敢懈怠，只是因为这个缘故。卿的话正合朕意，应当和卿等共同谋划。”皇上退朝后，回头对左右的宦官说：“刚才李吉甫上奏说时局已经太平，劝我寻欢作乐；李绛反复陈述古今，还说到当今的事务，这是忧虑危险的言论。李吉甫谄媚奉承，取悦我的脸色；李绛忠诚正直，刚强鲠直，所说一定着眼于长远宏大，真是宰相啊。”宦官们都向皇上道贺。”}],

译十三年，丹王府谘议参军、分司东都的李勃上奏说：“自至德以来，天下都希望达到太平之治，但直到今天仍未能实现，是因为人们疲倦而不知变通；上天把顺应变化、革新时势的机运留给了陛下。陛下顺应天时而革新政治，那么就应当乘着平定蔡州的势头长久推行，以德来羁縻、使其归服，恒州、兖州没有不能成功治理的，这样恩威就能畅行了。从前舜、禹以平民身份拥有天下，他们的功业尚且如此；如今凭借五位圣人的事业来营造太平，困难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臣恐怕宰相和群臣深藏权术谋略，辅弼启发陛下还没有做到尽善，使陛下高远地思念文王、武王、禹、汤，却无法达到他们的境界。应当整顿六官，安排九畴，修明王制和《月令》，尊崇孝悌，敦睦九族，广开进谏之路，罢黜不当的选举制度，恢复俊造之士的选拔，确定士、农、工、商四民的分业，减省并抑制佛、老之教，明确刑罚、施行政令，整治军队、抵御戎寇。请陛下命宰相、公卿、大夫商议，广泛延请海内名儒，大规模开设学馆，与群臣共同讲论，依据经典、考察古制，凡适合时势、便利民俗的，都使之反复研讨、周详完备，制定制度，以符合孔宣父所说继承周代制度的主张。” 史馆修撰臣李翱说：臣一向浅陋，幸而得以担任史官，职责是记录是非。能够通晓前代治乱安危的根本道理，确实是史臣的根本职责。臣虽然愚昧，难道敢怀着畏罪之心而不尽自己的职守吗？臣私下看到，陛下即位以来，招抚不在朝廷的臣子，诛灭寇贼十多件大事，洗雪五圣的愤恨和耻辱，为后代奠定根本。自古以来中兴的盛况，有谁能比得上陛下？自臣奉诏入朝拜见以来，亲眼见到陛下圣德非他人所能及的地方，也已经很多了。至于淄青的俘虏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本来都是应当诛杀的人。陛下知道他们是被逆贼逼迫胁持，逆贼扣留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驱使他们作战；他们陷入叛逆罪恶，并非出于本心，所以赦免而不杀，并下诏让田弘正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那些想回去寻找妻子、父母的，就放他们回去，不加禁止。臣私下听说，夏侯澄等既然得以活着回去，淄青的贼兵听说此事后，没有不感念陛下爱惜生命、宽厚仁惠的德行，于是都没有抗拒官军作战的心了。刘悟之所以能够一夜之间擒获并斩杀李师道，是因为三军将士都苦于李师道的统治而思念陛下的恩德，所以不费时日便建立了大功。这是陛下圣德非他人所能及的第一件事。今年关中的夏麦长得非常茂盛，陛下怜悯百姓穷困，特地下达明诏，免除夏税约十万石，朝臣相互顾视，都面有喜色；百姓歌唱欢庆，遍布乡野。这就是陛下圣德非他人所能及的第二件事。韩弘进献女乐，陛下不接受，反而把她们赏赐给他。过去鲁国任用孔子，齐国人感到恐惧，便送来女乐；季桓子接受了她们，君臣共同观看，三天不上朝，所以孔子离开鲁国。陛下却超然独见，于是把女乐退还了。这是陛下圣德非他人所能及的第三件事。又把李宗奭的妻女从掖廷放出，把庄宅退还给沈遵师。陛下圣明宽恕，亿万百姓欣喜感戴，这些事多得无法一一记录。假如陛下下诏施令，每一件都能像这样，武德、贞观的盛治并不难以达到，太平也可以反掌之间实现。臣认为，平定祸乱依靠武功；恢复制度、兴起太平依靠文德。没有武功，就不能平定祸乱；没有文德，就不能实现太平。如今陛下已经凭武功平定祸乱、安定海内，能够完成最困难的事情了。若能革除弊政，恢复高祖、太宗的旧制，任用忠贞正直之人而不疑忌，屏退邪佞之人而不亲近，改革税法，不催督缴纳现钱而改收布帛，断绝进献，以减轻百姓沉重的税租负担，那么下民就不会困苦；厚待边境军队，以消除蕃戎侵掠的祸患，那么天下就会安定；多次召见待制官，询问时政，以疏通闭塞蒙蔽的道路，那么下情就能上达。这六件事都是政治的根本，是太平兴起的途径。” 陛下既然已经能够实行最困难的事情，又为什么吝惜不赶快实行那些容易做到的事情呢？臣私下看陛下具有最高圣明的资质，如果不被近侍习臣讨好取悦的话所迷惑，选拔任用刚正直言的大臣，与他们一起修复旧有制度并施行，用来兴起太平，岂不是不用费力就能成功吗？如果一天也不把这些当作政务来办，臣恐怕在建立大功之后容易滋生安逸享乐之心，而群臣进言时一定会说：‘天下既然已经太平了，陛下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宴饮娱乐了。’如果这样，高祖、太宗的制度就无法恢复；制度不能恢复，太平也就不能很快到来。臣私下痛惜陛下的圣明资质正处在可以兴起太平的时候，却还谦让不肯实行。臣谨慎地分条列出兴复太平的大略六件事，另列在后面。假如实行这六件事，五年不变，臣一定知道百姓会安乐康宁，蕃虏会入朝侍奉，上天会降下景星，大地会涌出醴泉，凤凰会在山林鸣叫，麒麟会在苑囿游走。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和气感召而来的。《诗经》说：‘先人有话说，要向樵夫和农夫询问。’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圣明，思考广泛听取天下的事情，以帮助治理政务，所以臣才敢忘却自己的懦弱愚昧而竭尽忠心。臣感恩激切到了极点，谨奉上奏表使陛下知悉。” 第一条说：任用忠正之人。臣听说国家之所以兴盛，是君主能够信任任用大臣，大臣能够以忠正之道辅佐君主。所以忠正是百行的根本。大臣忠正，小臣就没有谁敢不正；小臣没有谁敢不正，天下后进之士也都会乐于奉行忠正之道。后进之士都乐于奉行忠正之道，这就是王化的根本，也是太平的事业。如今议论的人一定说：辨别人的邪正，是尧舜都难以做到的，哪里能够知道谁是忠正之人而任用他呢？臣认为，考察忠正之人其实有办法。能够把忧虑国事的意见全部说出，而不希求恩宠和容纳的，这是忠正之类的人。忠正之人也各自有同道之人。邪人嫉妒他们，诬陷他们，还说他们结成朋党。从前舜、禹、稷、契相互称赞，并不算朋党；颜回、闵子骞相互往来，也不算结党；他们都只是讲论道德仁义而已。邪人嫉妒并诬陷他们，且把他们说成朋党，用来迷惑当时的君主，这种情况自古以来都有。因此萧望之、周堪、刘向谋划让许氏、史氏退位，最终却被邪臣击败。汉元帝不能辨明是非，最终任用邪臣。汉室的衰败，开始于元帝，这一点不可不察。所以听一个人的言论，如果常常觉得逆耳，那么他就是忠正之臣。” 即使任用忠正之人时夹杂着邪佞之臣，太平也一定不能实现。所以孔子说：‘即使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可见忠信之人并不难找到，关键在于陛下辨别并任用他们，只是让同类的人各自得到进用罢了。因此臣说：任用忠正之人而不疑忌，功业和德政就能成就。

译第二条说：屏退奸佞。臣听说孔子远离佞人，说不能和他们共同治理国家。凡是自古以来的奸佞之人，都是可以辨别的：他们不懂大体，不作长远考虑，只致力于谋求私利，贪图富贵，固守荣宠而已。他们一定喜欢说甜言蜜语、谄媚之辞，以迎合君主的欲望。君主所看重的，他们就顺势称赞；君主所憎怒的，他们就顺势加罪。君主喜欢财利，他们就献上蓄积聚敛、剥削百姓的计策；君主喜好声色，他们就打开妖艳和郑卫之乐的道路；君主喜好神仙，他们就传授烧炼变幻的方术。他们察看君主的脸色，揣摩君主的心意，顺从君主的话而奉承他。君主喜欢他们不违背自己，便因此亲近他们，以至于政事败坏、怨恨滋生，君主却听不到。政事败坏、怨恨滋生而君主又听不到，危险就深重了。自古奸邪之人，没有不是这样的。然而即使君主是尧舜，大臣是稷、契，如果夹杂奸邪之人，太平也必定不能兴起，危险之事还会暗中发生。所谓奸邪之臣，如荣夷公、费无极、太宰嚭、王子兰、王凤、张禹、许敬宗、杨再思、李义甫、李林甫、卢杞、裴延龄这一类人就是。奸邪之臣得到重用，大则导致亡国，小则破坏法度而使祸乱发生。如今议论的人一定说：辨别人的邪正，是尧舜都难以做到的，哪里能够知道谁是邪佞之人而除去他呢？臣认为，考察奸佞之人也有办法。凡是君主想要的，他们都顺从而不违背，又在前后加以承奉迎合，这就是奸佞之人。不除去他们，即使任用稷、契为宰相，也不能实现太平。所以君主任用奸佞之人，耳目就会被堵塞蒙蔽；耳目被堵塞蒙蔽，过失就听不到，忠正之人也不能进用。因此臣说：屏退奸佞而不亲近他们，视听就会聪明通达。第三条说：改革税法。臣认为，自建中元年最初制定两税法以来，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当时一匹绢值钱四千文，一斗米值钱二百文。纳税户缴纳一万钱，只需用两匹半绢就够了。如今税额仍和从前一样，但粟帛一天比一天便宜，钱却更加贵重。一匹绢的价格不过八百文，一斗米不过五十文。纳税户缴纳一万钱，要用十二匹绢才可以。何况官府还催逼他们缴纳钱，使他们贱卖物产吗？即使官府采用掺杂虚高估价的办法收取，仍要用八匹绢，才仅仅能够凑足一万钱的数目。这与建中初年的税负相比，等于增加了三倍。即使明诏屡次下达，怜悯体恤百姓，如果不改革税法，最终也无法救济他们。然而物极必变，正应当在这个时候追究弊病的根源：钱贵，却向百姓所生产的物品征收。钱是官府铸造的，粟帛是农民生产的。如今却让农民贱卖粟帛，换成钱交入官府，这难道不是颠倒取用、强取百姓没有的东西吗？因此豪强之家和大商人都大量积存钱币，借物价涨落谋利，所以农民日益困苦，而商业末业日益增加。一年遭遇水旱灾害，百姓就面露菜色，家中连一年的粮食都没有，何况三年的储备呢？百姓没有三年的积蓄，却希望太平兴起，也是办不到的。如今如果诏令天下，不论远近，一律不再催督缴纳现钱，都改为缴纳布帛；凡官府收支，都以布帛作为标准。布帛的幅宽不得少于一尺九寸，长度不得超过四十尺。与两税法开始实行时相比，这仍然加重了一尺。但百姓缴纳较重的数量却能换得较轻的负担，一定会乐意缴纳，不敢再希望恢复到建中初年的标准。实行三五年，臣一定知道农民逐渐会有积蓄，即使有一年水旱灾害，也不会面露菜色，父母、夫妻能够彼此保全。假如税法仍旧，不赶快改革，即使神农、后稷重新活过来，教人耕种纺织，勤劳而不误农时，也不能达到富足。因此臣说：改革税法，不催缴钱而改收布帛，百姓就会富足。第四条说：断绝臣下进献。臣认为，自建中以来税法不变，百姓的困苦已经在前一篇中说尽了。如今节度使、观察使进献财物，一定说是军府的剩余，不是取自百姓，并且供给军队和留在本道的钱各有定额。可是如果不是兵士缺额而不补，或者削减克扣应给的军饷，钱帛就不可能凭空从天上降下来，也不可能像泉水一样涌出。不取自百姓，又将从哪里取得呢？所以有人开设官店让商贾居住，有人酿酒由官府出售，其他还有各种杂税，巧立名目；这些都是夺取百姓的利益，损害三代的法制。公然托名进献，借此成就自己的私利，实在不是太平之事。近年天下各地都大量截留度支钱来蓄养兵士，是因为中原有寇贼。如今吴元济、李师道都已被斩首，中原没有忧患，却仍像过去一样蓄养军队，因而耗损百姓。臣认为这是不对的。若选派三五名通晓吏事的大臣，前往各道与节度使、团练使说明：每道只需留下若干军队用于镇守，并责令报告现有兵士的实际数目；这样即使逃亡也不补充，自然可以每年减少十分之一。再告诉他们中原已经无事，而蕃夷仍可能成为忧患，每道应当配给若干士兵，把这些人的衣粮取来赏给边兵，并召集战士使边兵充实，那么蕃夷就不足为虑了。钱帛都是国家的钱帛，应当制定明确的法令来征取，这才是正确的。若派通晓吏事的大臣出使，即使那些将帅不肯完全诚实，也不敢有所隐瞒。如今接受进献，节度使、团练使便多方克扣下属来积聚财物；他们自行据为私有的占三分，进献的只占一分。这难道不是在两税之外又加了一层税吗？百姓因此不乐意从事本业，父子、夫妻甚至有不能相互养活的。父子、夫妻不能相互养活，却希望太平兴起，即使妇女儿童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臣说：断绝进献，以减轻百姓沉重的税租负担，下民就不会困苦。第五条说：厚待边兵。臣认为，如今中原没有祸事，需要忧虑的只是蕃戎和北方胡虏。议论的人认为边防装备仍然空虚，处处都值得忧虑。兵法说：‘不能依靠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使敌人无法取胜。’如今国家的威武已经传达到四夷，他们不敢侵犯边境、成为寇盗，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然而蕃戎的情形不可预测，怎么知道他们懂得礼义，就一定不会来作乱呢？况且去年侵犯边境的事情，已经足以说明问题。臣认为，应当让沿边各节度使共同招募十万战士，每年所费不过一百万贯钱，这样边防就充实了。边境上招募战士的声势传到四夷，四夷心悦诚服，就不敢再作盗寇。四夷不敢作盗，边境百姓可以免受战争之苦，京师就可以高枕无忧地旁观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第六条说：多次召见待制官，询问时事【原本缺文】

译穆宗时，曾问贞观、开元时期的治道为什么最为兴盛、怎样达到这种地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植说：‘太宗具有最高的圣明资质，又兴起于民间，知道百姓的疾苦，所以振作精神思考如何治理国家。又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作为辅佐，君主英明、臣子忠诚，圣贤相互扶持，治理达到升平，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玄宗在武后时期亲身经历忧患，即位以后得到姚崇、宋璟，这两个人早晚勤勉不懈，把君主引入正道。宋璟曾亲手抄写《尚书·无逸》绘成图献给玄宗，劝皇帝出入都观看省察，以此自我警戒。后来玄宗昏聩衰惰，便用山水图替代《无逸图》，逐渐怠于勤政，身边的人也不再规劝，奸臣日益掌权，最终导致败亡。从前德宗曾问先臣祐甫有关‘开元、天宝时期的事情’，先臣详细说明了治乱的原因，臣在童年时就记住了这些话。如今希望陛下把《无逸》作为根本的借鉴，那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中书舍人柳公权与六位学士在便殿回答政事，皇帝称赞汉文帝恭敬节俭，于是举起衣袖说：‘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学士们都表示庆贺，只有柳公权没有说话。皇帝问他，他回答说：‘君主应当进用贤能、罢退不肖，接受规谏，明确赏罚；穿洗过的衣服，只是小节，并不是对治理之道有益的事情。’另一天，他与周墀一同回答政事，议论事情不阿谀附和，周墀感到惶恐，柳公权却更加坚定不改。皇帝慢慢说道：‘你有诤臣的风范，可以屈居谏议大夫。’于是柳公权从中书舍人降调，仍任学士、知制诰。文宗太和二年，刘蕡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皇帝策问说：‘朕听说古代先哲圣王治理国家，清静无为，端坐拱手而掌握法度，使百姓的心性在简朴中得到陶冶，以凝聚的精神终日运用而不以有意作为宰制，厚待下民以建立根本，推行诚信以建立中正之道。由此天地人与人相通，阴阳调和，风俗达到仁厚长寿，万物没有灾病。唉！盛大德治理所达到的境界，遥远得已经无法企及。三代的贤明君王，以质朴和文饰交替补救时弊；诸子百家日益兴盛，风俗流风渐渐衰微。自汉代以来，足以称道的君主大概很少。朕只是昧于治道，恭敬地承受祖宗伟大的基业，奉行祖宗的谋略训诫，不敢懈怠荒废；任用贤能，警惕自励，早起晚睡，哪里敢追踪三代、五帝的久远法度，只希望继承祖宗宏大的事业。然而内心仍有未能通达之处，施行政令仍有未能取信于民之处，由内而外，缺失的政事越来越多，所以百姓不能遵从教化，元气有时也受到阻塞，灾害旱情连年发生，播种耕植错过时令，国家粮仓很少储蓄，缺乏九年之储。吏治门路繁多，连三年的政绩也难以取得。京师是诸夏的根本，本应让天下以此观察治理情况，却有豪强狡猾之徒越过法度。太学是彰明教化的源头，本希望借此改变风俗，学生却懒于学业。各郡在于颁布条例禁令，违犯禁令的事情却还没有绝迹。百工在于遵守法度标准，过度淫巧的制作却还没有停止。风俗安于流弊，错误积累起来便成为祸害。’ 至于选择官员来成就治理，若只听人凭言辞进用，就难以辨别枝叶与根本；若只用法令驾驭下属，人的羞耻心和知止之心就无法显现。至于增加财富、发布号令，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多，政令繁琐而治理成效很少。朕思考如何彻底解决这些错乱，使国家达到太平。因此心情浩大而沉重，仿佛正在渡过深渊。所以前些日子诏令有关部门，广泛延请群彦，等待启发长期蒙昧的见识，希望达到时世和谐。诸位士大夫都通晓古今，志在安民济世，如今来到朝廷等待询问，以满足朕虚心求教的愿望，必定应当规正治理上的缺失，辨析政事的弊病，说明纲纪条令紊乱的原因，考察百姓实现富足的急务。应该怎样革除从前的弊病？怎样把恩泽施于天下？怎样修明政事才能接近古代的善治？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和气充分充盈？请推究根本源流，写成条理分明的对策。至于管仲调节物价、权衡轻重的办法，谁能用来辅佐治理？严尤所提出的安定边防之策，谁能使它适合时势？元凯考核官吏的办法，什么应当优先？叔子平定天下的事业，应当致力于什么？只有以这些作为鉴戒，选择中正之道，才在于广博见闻。朕将亲自阅览。进士刘蕡回答说：‘臣实在没有才能，却有匡正国家、辅佐君主的方法，只因没有职位而不能施行；有冒犯君颜、敢于进谏的心，却没有途径使意见上达。臣心怀愤懑郁结，想着总有时机可以发抒。常想在道路上与百姓议论，在市场上听商贾诽谤，只要能够传达给皇上，使君主之心一旦醒悟。’ 即使因此获罪，被说成妖言惑众，臣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何况如今遇到陛下询问过失、寻求良策，并下制诏命中外举荐能直言极谏之士。臣承蒙此次举荐，专门承受陛下的大问，怎敢不尽心竭力地发言？至于上面所忌讳的、当时所禁止的、权贵宠臣所忌恨的，以及有关部门所能取舍的事情，臣愚昧而不知道。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稍加宽容，不要使圣明之时有直言之士因进谏而被杀戮，这就是天下的幸运。臣谨冒死回答。臣认为，圣策中有思考古代先王的治理、体念清静无为教化的内容，将要沟通天地以济助风俗，调和阴阳以温养万物，可见陛下思虑治道十分深远。臣认为，圣明君王的治理原则并不遥远，只看达到它的方法如何罢了。臣认为，圣策中有恭敬承受祖宗伟大基业而不敢荒怠安逸、奉行祖宗谋略训诫而不敢有丝毫懈怠的内容，可见陛下忧劳到了极点。至于任用贤能、警惕自励、早起晚睡，应当斥退身边纤巧谄佞之人，进用辅佐君主的股肱大臣。至于追踪三代五帝、继承复兴祖宗事业，应当鉴戒前古的兴亡，明察当代的成败。内心有未能通达之处，是因为下情被堵塞而不能上达；施行政令有未能取信之处，是因为上面的恩泽受阻而不能遍及下民。想使百姓受到教化，就要先修养自身而作表率；想使元气和谐，就要顺遂百姓的天性并加以引导。救治灾旱在于集中精诚，广泛发展播种耕植在于重视百姓的食力。国家粮仓很少有储蓄，根源在于冗余食禄者仍然太多；吏治门路繁多，根源在于选拔任用失当。豪强狡猾之徒越过法度，是由于内外法律不同；学生懒于学业，是由于学校的官员废弛职守。各郡违犯禁令，是由于授任非人；百工制作过分淫巧，是由于制度没有建立。臣认为，圣策中有选择官员以成就治理的愿望，有增加财富、发布号令的感叹，可见陛下把教化视为根本。况且如果根据实际作为进用人才，枝叶怎么会难以辨别呢？如果用礼来防范约束下属，羞耻和知止之心怎么会不显现呢？想到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多，就应当罢斥懒惰无能之徒；想到政令繁多而治理成效少，就应当考察政令是否真正实行。广泛延请群彦，希望陛下一定采纳他们的言论；他们来到朝廷等待询问，那么小臣怎敢吝惜生命。臣认为，圣策中有求贤、规正缺失的言论，有审察政事、辨析弊病的命令，可见陛下咨询访求十分勤勉。如果实现小臣斥退奸邪豪强的志愿，过去的弊病就能革除；遵守陛下安民济世的心愿，恩惠就能施加于下民。邪正的道路分明，政治就能得到治理，古代的善治也可以接近；礼乐之道彰明，和气就能充分充盈。至于管仲的办法，不是皇王的权衡之道；严尤所陈述的，也不是最高明的防御之策。元凯所优先做的，不如唐尧考核政绩；叔子所致力的，不如虞舜舞干戚而使有苗归服。况且如果不是大德的中庸之道、圣人的鉴戒，又哪里值得臣向陛下陈说呢？

译有些关系到安危的征兆、存亡变化的事情，臣请求剖明肝胆，为陛下分别说明并郑重地再说一遍。臣先前所说圣明君王的治理原则并不遥远，关键在于陛下慎重思考，始终努力实行而不懈怠罢了。臣谨按《春秋》：‘元’是元气的开始，春是年岁的开始。《春秋》把‘元’加在年上，把‘春’加在王字上，是为了说明圣明的君主应当遵循天道，谨慎对待开端。又记载季节来结束一年，记载月份来结束一季。《春秋》即使没有发生政事，也一定记载正月，以保存季节的次序。这说明圣明的君主应当承奉天道，谨慎对待终结。君主行动有始有终，一定要效法上天，是因为天道运行从不停止。陛下如果能谨慎对待开端，又能谨慎对待终结，努力修明并勤勉实行，那么即使执掌法度而处于简静，无为而不强行主宰，也能广泛建立立国根本的功业，崇尚建立中正之道的盛德；怎么会有三代循环往复的弊病、百种虚伪日益滋长的趋势呢？所以臣说，只在于达到它的方法如何。臣先前所说任贤自励、早起晚睡，应当斥退身边纤巧谄佞之人，进用股肱大臣，正是因为陛下忧劳到了极点。臣听说，不应忧虑的事情却忧虑，国家必定衰败；应当忧虑的事情却不忧虑，国家必定危险。陛下不以国家存亡、社稷安危的关键来降意询问，臣不知道陛下是否认为布衣之臣不值得参与决定国家大计。或者是处理万机政务的勤劳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不然，为什么应当忧虑的事情却不忧虑呢？臣认为，陛下首先应当忧虑的是：宫闱将要发生变故，社稷将要陷入危险，天下将要倾覆，四海将要动乱。这四件事都是国家已经出现的征兆，所以臣说，圣上的忧虑应当先想到这些。帝王事业艰难地建立起来，本来就不能轻易地守成。太祖开创基础，高祖勤勉成就功业，太宗奠定事业，玄宗继承光明；直到陛下，已经二百多年。在这期间，圣明君主相继而出，扰乱也接连发生，却没有一个不任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够兴盛的。哪怕有一天不思念这些，便可能颠覆国家重器，使宗庙蒙受耻辱，成为万古遗恨。臣谨按《春秋》，人君的道理在于体察元始、居守正道。从前董仲舒向汉武帝大略说过这些，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臣得以为陛下详细论述。继承前代君位而不记载即位，是为了端正开端；结尾一定记载最终所在之地，是为了端正终结。因此做君主的，发言一定要正直，践履一定要走正道，所居一定要处正位，所亲近的一定要是正人。《春秋》记载阍人杀死吴子余祭，并写出阍人的名字，是讥刺吴子疏远贤士、亲近受刑之人，具有不合君道的行为。恭敬地希望陛下思念祖宗开国的辛劳，记住《春秋》关于继承君位的告诫，明确法度的开端；这样就能发正直之言，行正道，杜绝篡弑的渐变；居于正位，亲近正人，远离刀锯刑杀的残酷，亲近骨鲠正直之臣，使辅相能够专心尽其职责，使众官能够守住自己的职守。为什么反而让近侍五六个人总揽天下大政，对外专擅陛下的命令，对内窃取陛下的权威，以威势震慑朝廷，权势压倒海内，使群臣没有谁敢指出他们的罪状，天子也不能控制他们的心志？祸患在宫墙之内成熟，奸邪在帷幄之中滋生。臣恐怕曹节、侯览又会在今天复生，这就是宫闱将要发生变故。臣考察《春秋》，定公元年春季，记作‘王不言正月’；《春秋》认为先君不能端正自己的终结，后君便不能端正自己的开端，所以说‘定无正’。如今忠贤之臣没有得到心腹重任，宦官专有废立君主的权力，陷使先帝不能端正其终结，导致陛下不能端正其开端。何况太子尚未册立，郊祀尚未修复，将相的职权没有归位，名器的安排没有确定，这就是社稷将要危险。臣谨按《春秋》，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按《春秋》的义理，双方互相杀害本来不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是特别重视他专擅王命。上天所授予的在于命令，君主所拥有的在于号令；掌握君主的命令却使它失去效力，这是君主失去君道；侵夺君主的命令而专擅行使，这是臣子失去臣道。君不像君，臣不像臣，这就是天下将要倾覆的原因。臣考察《春秋》，晋国赵鞅率晋阳军队叛乱，后来归入晋国；之所以记载他归来，是因为他能够驱逐君主身边的奸恶以安定君主，所以《春秋》赞许他。如今君主的威权逐渐衰弱，藩镇大臣骄横跋扈；如果有不通晓人臣大节而首先作乱的人，将以安定君主为名，却不探究《春秋》的深意，把起兵者驱逐奸恶说成正义，那么法典刑律就不由天子掌握，征伐也必定从诸侯开始，这就是海内将要动乱。过去樊哙推门而入、流泪陈情，袁盎当车直谏，京房因愤懑而死，窦武不顾自身安危而丧命，这些事情陛下都明知。臣谨按《春秋》，晋国狐射姑杀阳处父，却记作‘襄公杀之’，是因为襄公泄露了机密。襄公不能守住隐秘而重要的谋划，所以使阳处父遭到残害之祸，《春秋》因此非难他。上面泄露内情，下面就不敢尽意；上面泄露政事，下面就不敢尽言。所以《左传》有‘造膝诡辞’的说法，《易经》有‘失身害成’的警戒。如今公卿大臣并不是不想为陛下说明这些事情，只是担心陛下不能采用。若陛下忽然不采用，臣下的言论一定会泄露；臣下既然说了而又不能施行，就一定会遭受祸患，这只会封住直臣的嘴，更加助长奸臣的威势。因此，想把话全部说尽，就有自身遭祸的恐惧；想把心意全部表达，就有损害事情成功的忧虑。臣只能郁结闭塞，等待陛下醒悟，然后再尽力提出辅弼启发之言。陛下为什么不在听朝以后的空闲时间，驾临便殿，召见当世贤相和老臣，询问挽救变乱、扶持危局的谋略，寻求平定倾覆、救治祸乱的方法，堵塞阴邪之人的道路，屏退轻薄狎昵的臣子，控制那些侵凌逼胁的用心，恢复宫门扫除的职掌，戒备应当戒备的事情，忧虑应当忧虑的事情？既然不能治理好先前的局面，就应当治理好后来的局面；不能端正开端，就应当端正终结。这样便可以遵奉经典训典，成功承继祖宗伟大基业，最终取得任贤的功效，不再有早起晚睡、忧劳政事的忧虑。臣先前所说追踪三代五帝、继承恢复祖宗事业，应当鉴戒前古兴亡、明察当时成败。臣听说，尧、禹作为君主而天下大治，是因为能够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选举人才不失当，任事不反复，不侵夺臣下职权；任官只看才干，身边只用贤能。元凯在下位，虽然地位低微也一定被举荐；四凶在朝廷，虽然势力强大也一定被诛除。考察安危，明辨取舍。至于秦二世、汉元帝、汉成帝，都希望国家像唐尧、虞舜那样安定，自己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最终却败亡，是因为看不见安危的关键，不懂取舍的道理，不任用大臣，不辨别奸人，不亲近忠良，不远离谗佞。恭敬地希望陛下察看唐虞兴盛的原因，在前面予以实行；

译鉴戒秦汉灭亡的原因，在后面加以警惧。陛下不要说朝廷没有贤相、百官没有贤士；如今纲纪还没有断绝，典章刑法仍然存在，谁不想竭力成为王朝的臣子，谁不想使时世达到太平？陛下为什么忽然不任用他们呢？又有些人任官并非凭才能，身边亲近的也不是贤人；他们凶恶如四凶，奸诈如赵高，奸邪如恭、显，陛下又为什么顾忌而不除去呢？国家重器自有归属，天命自有分定，祖宗自有神灵，忠臣自有忠心，陛下难道不应当念及这些吗？从前秦朝灭亡，失误在强暴；汉朝灭亡，失误在微弱。强暴，奸臣就畏惧死亡而加害君主；微弱，强臣就窃取权力而震慑君主。臣私下看到，敬宗没有预料到亡秦的祸患，没有在祸患萌芽时铲除它。恭敬地希望陛下深切忧虑亡汉的祸患，堵塞其渐变，那么祖宗宏大的事业就可以继承，三代五帝的久远法度就可以追寻。臣先前所说陛下内心有未能通达之处，是因为下情闭塞而不能上达；施行政令有未能取信之处，是因为上面的恩泽受阻而不能遍及下民。况且百姓有水深火热的苦难，陛下没有途径知道；陛下有如同父母爱子的仁惠之心，百姓却没有途径相信。臣谨按《春秋》，记载梁国灭亡却不记载被谁攻取，是说梁国是自行灭亡的，因为它思虑昏乱、耳目闭塞，上面施行恶政，百姓成为寇盗，最终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到灭亡的地步，实在是自取灭亡。臣听说，国君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重视社稷；社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保存百姓。假如百姓不能生存，那么即使有社稷，也不能保持其重要地位；社稷失去重要地位，国君也不能保有尊贵。所以治理天下，不能不知道百姓的实情。百姓是陛下的赤子，陛下应当让慈仁之人像保傅那样视察养育他们，像哺乳那样抚养他们，像老师那样教导他们。因此百姓对于在上位的人，应当像敬奉神明一样恭敬，像爱父母一样爱戴。如今却不是这样。陛下亲近的贵幸之人，分设部门、建立官署，补授低级官吏，招来宾客，凭借他们的财货贿赂，借给他们声势。大的统领藩镇，小的担任守令、州牧。他们居于上位，没有清明惠民的政绩，却有贪暴残害的祸患；居于下位，没有忠诚守节的品行，却有奸诈欺骗的罪行。因此百姓对于在上位的人，像畏惧豺狼一样畏惧，像憎恨仇敌一样憎恨。如今海内困穷，百姓纷纷流离失散；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鳏寡孤独不能生存，老幼病弱不能得到供养。再加上国家权力和军权专掌在近臣手中，贪臣聚敛财物以巩固宠幸，奸吏借机缘而玩弄法律。冤屈痛苦的声音，上达九天，下入九泉；鬼神因此怨怒，阴阳因此失调错乱。君主的宫门重重，百姓无法申诉；士人没有可以归依、接受教化的对象，百姓没有可以归命、托付生命的对象。官府混乱、人民贫困，盗贼一同兴起，土崩瓦解的形势，祸患就在早晚之间。假如不幸又因之发生疫病，接着出现凶年荒歉，那么陈胜、吴广并不会只是从秦朝兴起，赤眉、黄巾也不会只是从汉朝产生。臣正因此为陛下愤懑而捶胸，痛心流血。这样一来，百姓有水深火热的苦难，陛下从哪里能够知道呢？陛下有如同父母爱子的仁惠之心，百姓又怎么能够相信呢？陛下如果施政不能取信，内心不能通达，原因本来就在这里。臣听说汉元帝即位初年，改革制度七十多件，他的用心非常诚恳，措施的名声也很美好。然而纲纪一天比一天紊乱，国运一天比一天衰弱，奸宄一天比一天强盛，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原因在于不能选择贤明之人任用，失去了掌握权柄。自陛下即位以来，忧劳于亿万百姓，多次降下恩德诏令，四海之内没有不抬头长叹、庆幸自己重新从死亡中活过来的。恭敬地希望陛下慎终如始，以满足四方的期望。如果确实能够把国家权柄交还给宰相，把军权交还给将领，除去贪臣聚敛的政治，消除奸吏借机玩法的祸害，只亲近忠贤，只任用正直之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内廷宠臣和善于逢迎、趋奉的人，一概不听从他们。选用清廉谨慎的官员，选择仁爱惠民的长官，用利益使百姓勤勉，用和气使百姓受到温养，用孝慈教导他们，用德义引导他们，消除耳目闭塞的弊端，沟通上下的实情，使万国欢悦安康、亿万百姓得到休养，那么内心就没有不能通达的事情，施政也没有不能取信的事情了。臣先前所说想使百姓受到教化，在于先修养自身而作表率。臣听说，以德修养自己，以教化引导他人。修养自身，百姓不用劝说也会自然立身；引导他人，百姓不用强行教导也会率先跟从。君子想使政令一定施行，所以以自身作表率；想使人们接受教化，所以用正道驾驭引导他们。如今陛下以自身作表率，政令却未必实行；用正道驾驭，百姓却没有接受教化，难道是建立教化的防范还没有完全找到方法吗？建立教化的方法，在于君主用明察来制定制度，臣下用忠诚来实行。君主能知人，是明；臣下能匡正时政，是忠。知人就能任用贤能而除去邪恶，匡正时政就能巩固根本而守住法度。贤能不被任用，重赏也不足以劝善；邪恶不被除去，严刑也不足以禁止非正。根本不巩固，人民就会流离；法度不遵守，政令就会离散。这样还想使教化一定达到、风俗一定改变，是不可能的。陛下如果能斥退奸邪而不偏私身边的人，举用贤正而不遗漏那些疏远之臣，那么教化就会遍及朝廷。爱护百姓而敦厚根本，分掌职务而奉行法度，修养自身并推广到他人，教化从宫中开始而在外界成就，这样教化就能行于天下。臣先前所说想使元气和谐，在于顺遂百姓的天性并加以引导，是说要使百姓进入仁厚长寿的境界。想使百姓仁厚长寿，在于建立制度、修明教化。制度建立，财用就能节省；财用节省，赋税征敛就会减轻；赋税减轻，人民就富足了。教化修明，争强竞争就会停止；争竞停止，刑罚就会清明；刑罚清明，人民就会安定。人民富足，仁义就会兴起；人民安定，长寿就会到来。仁义之心感动于下，和平之气回应于上，所以灾害不发生，吉祥不断到来，四方安宁，万物都能顺遂生长。臣先前所说救治旱灾，在于集中精诚。臣谨按《春秋》，鲁僖公在一年之内三次记载不下雨，是因为他的君主有体恤百姓的心志；鲁文公在三年之内只有一次记载不下雨，是因为他的君主没有怜悯百姓的心。所以僖公竭尽诚意，旱灾没有伤害万物；文公没有体恤怜悯之心，灾变便形成灾害。陛下有怜悯百姓的心志，就不会发生形成灾害的变故。臣先前所说广泛发展播种耕植，在于重视百姓的食力。臣谨按《春秋》，作为君主的人一定要按时察看百姓所勤勉从事的事务。

译人过分劳力，工程营造就会减少；人过分劳财，贡赋收入就会减少；人过分劳于饮食，百事就会荒废。如今财力、食粮和民力都已经被过度耗费了。陛下若停止那些耗费百事的事务，把力量用来扩大春、夏、秋三时的农务，播种耕殖就不会误期了。臣先前所说国家粮仓储蓄很少，根本原因在于冗食之人仍然太多。臣谨按《春秋》所载，臧孙辰曾向齐国请求借粮，《春秋》讥讽鲁国没有储备足够九年之用的粮食，以致一年歉收，百姓便饥饿。臣愿斥退懒惰怠业之人，以敦促耕种；节省不急需的费用，以供养百姓，这样粮仓储蓄就不会缺乏了。臣先前所说吏治事务头绪繁多，根本原因在于选用官吏不当。是因为国家选取人才不能尽用其才，任用人员又不能明察其才能所宜。如今陛下任用人，只求有声望而不求实际才干，所以人们求进取用，只致力于末节而不致力于根本。臣愿核实考课的实际，确定迁调叙用的制度，这样头绪繁多的吏治就会止息了。臣先前所说豪强狡猾之人逾越法度，是因为朝廷内外的法律不同，官府禁令不一。臣谨按《春秋》所载，齐桓公会盟诸侯而不记日期，唯独葵丘之盟特别记日，是赞美他能够宣明天子的禁令，率领诸侯奉行王官之法，所以《春秋》详备地记载了它。既然如此，官制是五帝三王所建立的；法律是高祖、太宗所制定的。法律应当统一，官职应当名实相符。如今又把外官、中官分开设置，建立南司、北司两个机构；有人在南司触犯禁令，便逃亡到北司；有人在外廷依法受刑，便到内廷破坏法律。法令出自多个部门，人人都无所适从，这是因为兵农形势不同、内外法律各异造成的。臣听说古代因井田制而制定军赋，利用农事间隙修治武备，按疆域规定士卒和兵车的数目，把将领列入公卿之中，所以兵农一致，文武同道，用以保卫安定国家，遏制叛乱谋略。太宗设置府兵，台省与军卫由文武官共同掌管；闲暇年岁便收藏弓箭、努力耕作，有战事便放下农具、拿起武器，这是为了修复古制而不废弃旧有制度。如今却不是这样：夏官不掌握兵籍，只是奉行朝会候见；六军不主持武事，只是用来供养官阶勋爵。军队的威仪被并入中官的政务，军中的法令附属于宦官的职权。那些一戴上武官帽子的人，就把文吏看得如仇敌；一踏入军门，就把农夫看得如草芥。他们谋略不足以剪除奸凶，欺诈却足以操纵威权和恩福；勇力不足以镇守社稷，暴虐却足以侵害乡里。他们拘束藩臣，冒犯宰辅，毁坏王法，扰乱朝廷纲纪。张扬武夫的威势，对上便凭借天子的命令来压制君父；对下便用来控制英豪；他们怀有包藏奸邪、窥伺时机的心思，却没有临难守节、舍生赴死的义行。这难道是先王经文纬武的防范之道吗？臣愿陛下贯通文武之道，使兵农各尽其功，端正贵贱的名分，统一内外的法律，恢复军卫的职掌，修整官署的官员，近则崇尚贞观的风气，远则恢复成周的制度。从京畿地区推及下属诸国，从天子开始施行而达到诸侯，就可以制服狡猾奸邪的强暴势力，消除逾越法度的忧患了。臣先前所说生员懒惰荒废学业，是由于学校官制废弛。大概国家重视他们的俸禄，却轻视他们的才能；把办事看在前面，把品行放在后面，所以众多官员缺少通晓经学的学问，诸生也没有修习学业的心思。臣先前所说各郡列举事务干犯禁令，是由于授任官员不得其人。臣认为刺史的任用关系到地方治乱的根本，也关系到朝廷法制的贯彻。他的权力可以抵御豪强，他的恩惠可以施给孤寡，他的强力可以抵御奸寇，他的政令可以移风易俗。对于曾经经历战阵的将校以及功臣子弟，请按照情况酬劳赏赐；如果没有治理百姓的才术，就不应任用为此官，这样就能彻底消除干犯禁令的忧患。臣先前所说百工沉溺于奇巧淫靡，是由于制度没有建立。臣请求按照官位、俸禄等级来限制他们所用的器物、车乘和服饰，禁止使用金银、珠玉、锦绣和雕镂之物，并且不许把这些东西蓄藏在私人家中，这样就不会有惑乱人心的奇巧了。臣先前所说要辨明枝叶，是因为应当用巧妙的言辞来考察人的行为。臣先前所说要使人表现出知耻守礼，是因为要用道德来统一礼制。臣先前所说应当考虑生民少而食禄者多、可以罢斥懒惰怠业之人，前文已经详尽说明了。臣先前所说命令繁多而治理成果很少、关键在于考察是否实行，臣听说号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君主审慎地发出号令，臣下奉行并实施；无论有所损益、停止还是保留，违反者罪不可赦。如今陛下命令繁多而治理成果很少，难道不是传达、执行这些命令的人有所隐瞒欺骗吗？臣先前所说广泛延揽群贤，愿陛下一定采纳他们的言论，召至朝廷等待询问，那么小臣我难道还敢吝惜性命吗？从前晁错替汉朝削弱诸侯，并非不知道灾祸将要来到；忠臣的心志、壮士的气节，只要有利于社稷，死了也无怨无悔。臣并非不知道言语一发出灾祸就会相应而来，谋划一旦实行自身就会遭到杀戮；只是因为痛惜社稷的危难，哀怜百姓的困苦，难道忍心姑息迁就时俗的忌讳，私自求取陛下一次赐命的宠幸吗？从前关龙逢死后使商朝有所警醒，比干死后使周朝有所警醒，韩非死后使汉朝有所警醒，陈蕃死后使魏国有所警醒。如今臣来到这里，有关官员也许不敢举荐臣的言论，陛下又无法察知臣的心意，臣退下之后一定会死在权臣手中。臣若有幸能和这四个人一同在地下守卫，固然是臣的愿望；只是臣不知道，杀害臣的人在臣死后又将由谁来使其警醒呢？至于君主的过失、政教的弊病以及前些日子的弊端，臣已经说过了。至于流布恩惠于天下，修明近古的治理，使天下达到和平，就在于陛下亲自实行而已。然而上面所陈述的内容，确实是因为臣亲自承受圣上的询问，怎敢不逐条回答？即使臣愚昧，也认为这些还没有穷尽教化的重大纲领和帝王治国的要道。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侍奉天地以教导人民，恭敬奉祀宗庙以教人尽孝，奉养老年人以教人敬兄，抚养教育百姓以教人慈爱，幼年时调和元气以温养培育万物，宣扬太和之气以使人仁厚长寿，便可以逍遥无为、垂衣拱手而成就教化。至于要考虑陶铸万物之道，就在于选择宰相任用，使他掌握造化的权柄；要考虑保卫安定的功业，就在于选择将帅任用，使他修治镇守边疆的职责；要考虑各种制度尚未端正，就在于选择众官任用，使他们专心守职；要考虑百姓的怨恨痛苦，就在于选择良吏任用，使他们施行明察仁惠、养育百姓的办法。这样自然会使言语足以成为天下的教令，行动足以成为天下的法则，仁爱足以劝人为善，正义足以禁止邪非，又何必早起晚睡、劳心忧惧，然后才能达到治理呢？

译李石任给事中，多次升任户部侍郎，以本官兼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然统领度支。一天，宰相们在紫宸殿入朝，进到殿阶前，皇帝叹息不已。李石进言说：“陛下的叹息，臣实在还没有明白，敢问是因为什么？”皇帝说：“朕叹息治理国家的艰难。况且朕即位十年，不能找到治国的根本，所以前些年生病，今年又受到震扰，这些都是自己招来的。身居亿兆百姓之上，如果不能用美善和利益施及百姓，怎么能够长久没有祸乱呢？”李石说：“陛下归罪于自己当然是对的，但责求治理成效还太早。即使十年勤勉不懈地修养德行，也不过刚刚形成这样的基础。天下治理得好不好，仍应当从今后观察。况且人的气质和志向，即使贤人圣人也有高下，所以仲尼说三十岁立身，四十岁不惑。陛下年纪还轻，并不是从民间起身，却已经知道人情真伪，如今自视比即位时怎样？”皇帝说：“已经有些不同了。”李石说：“古代的圣贤一定要观览典籍，考察前人的行为，然后才能成就治理的功业。陛下积累十年的盛德，日益更新，但如今仍然会因此忧病、违戾、震惊，难道上天是在坚定陛下的志向吗？如果确实致力于修治将来的政事，即使以太宗达到升平的时期为目标，也还不算晚。”皇帝说：“实行这些，能够达到那种程度吗？” 李石说：“如今四海夷狄和汉人都已统一，只有选拔任用贤能，使大小官员各自胜任职务，爱护百姓、节省费用，国家有余力，下面不再增加赋税，这就是达到太平的办法。”当时大臣新近有族人死亡，年岁又遭严寒，外界的情势不安。皇帝说：“人心还没有舒展，是什么原因？”李石说：“刑罚杀戮过重，就会招致阴气的灾异。近来郑注多次招募凤翔士兵，到现在仍不断追究诛杀，我担心因此发生变乱，请下诏安慰他们。”皇帝说：“好。”又问：“为什么达到太平这样困难？”郑覃说：“想使天下得到治理，没有比体恤百姓更好的办法。”李石立即赞同说：“体恤百姓如果得到了方法，还担心什么达到太平困难呢？陛下节省用度，除去冗食之人，使簿书考核不能借机施展奸诈，那么各部门就会治理好；各部门治理好，天下就安定了。”皇帝忧伤地说：“我拿贞观、开元时期来同今天相比，想到这里就气愤堵塞胸中。”李石说：“治理之道根本在于君上，下面的臣民哪敢不遵循呢？”皇帝说：“不是这样。张元昌任左街副使，却使用金制唾壶，后来因获罪而被诛杀。我听说宫禁中有两件金鸟锦袍，从前玄宗到温泉时曾让杨贵妃穿过，如今富人家里也常有。”李石说：“毛玠凭清廉的德行担任魏国尚书，于是人们不敢穿华丽衣服、吃精美食物，何况天子难道反而不能作为天下的法则吗？” 当时宰相身边的吏卒因宫中变故大多死亡，皇帝下诏命江西、湖南搜求招募直健、召集士卒之力，李石进言说：“宰相身边的人，关系到天子的教化；如果他们遵守正道、忘却私情，即使宗庙神灵也应当保佑他们。即使有盗贼，也不会造成危害；如果有人挟持奸邪、自我欺骗，培植权力党羽而为害，即使加以正直的防范，也一定可以诛杀，不必另行招募，请直接以金吾卫作为护卫。”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国之道 唐文宗曾说：“我观察晋代君臣，因为旷达放任而导致覆亡，当时的卿大夫难道有过错吗？”中书侍郎李石回答说：“是的。古诗说：‘人生不到百岁，却常常怀有千年的忧虑；只怕不能遇到时机，白天短而苦于夜长，因为黑暗的时日太多。为什么不拿着蜡烛游乐呢？’这是劝人用烛火照明。臣愿捐弃身躯性命来救济国家，只要陛下明察鉴照而不受迷惑，那么安定人民、强盛国家，或许就可以实现了。” 皇帝曾自称临御天下十四年，虽然还没有达到大治，但同今日承平的情形相比，也已经很少见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珏说：“治理国家就像调养身体。身体安康宁静、调养适宜时，应当借此自我辅助；如果倚仗安定而忽视警戒，疾病就会产生。天下本来无事，却应当思考还有哪些缺失；若能这样，祸乱怎么会到来呢？” 后唐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上奏陈说时事：“治理国家，有五种情况不值得恐惧，有六种情况深为可怕。日月星辰运行失常，不值得恐惧；天象出现变化，不值得恐惧；小人散布讹言，不值得恐惧；山崩川竭，不值得恐惧；水灾、旱灾、虫灾、蝗灾，也不值得恐惧。贤士隐藏不出，深为可怕；士、农、工、商四民改变本业，深为可怕；上下互相曲从，深为可怕；廉耻之道消亡，深为可怕；毁誉混淆真假，深为可怕；直言不能被听到，深为可怕。那些不值得恐惧的事，愿陛下保存其本然而不必过分议论；那些深为可怕的事，愿陛下加以修治而不要有所差错。”皇帝下达优厚的诏书嘉奖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皇帝正努力听取并采纳意见。史馆修撰张昭上奏说：“臣听说，处于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处于治理时不忘记动乱，是先儒重大的训诫；没有谁不是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这是前代经典最重要的警戒。详细考察历代帝王，没有不因骄傲自满、懈怠懒惰而损害盛德的。恭敬地思考太宗贞观初年、玄宗开元时期，他们辛劳处理各种政务而达到太平；等到国家富足、军备松弛、年岁增长、志意逸乐，便忽视了守约的道理，有时还留下被执简记史者讥评的把柄。陛下以慈爱节俭教化天下，以礼法约束群臣，排斥奸邪党羽，延揽正直言论，致力于遵循纯正节俭以节制浮费，赏罚信实而且必行，公正无私。陛下创业垂统的规制，正如贞观、开元初年。愿陛下有始有终，不荒怠、不懈怠。臣又想到保卫国家的道理，有八项应当审慎之处，愿为陛下陈述：任用官员，要审察其才器；听取意见，要审察其忠诚或奸邪；发布命令，要审察是否烦琐苛细；兴兵出师，要审察德义和力量；赏罚，要审察是否出于喜怒；毁誉，要审察是否出于爱憎；议论，要审察贤愚；宠爱近幸，要审察其中是否有奸佞。推行这八项审察来处理万机，大概就可以达到大治。”明宗看后称好。后周世宗正急切关注治国之道，集贤殿学士窦俨上奏说：“历代达到治理，首先以六项纲要为首。第一是彰明礼制，礼制不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秩序就不能确立；第二是崇尚音乐，音乐不受崇尚，天地阴阳就不能和谐；第三是兴盛政务，政务不能兴盛，各项事务就不能整齐；第四是端正刑法，刑法不正，巨大的奸恶就不能震慑；第五是劝勉农业，农业不受劝勉，财用资源就不能流通；第六是经营武备，武备不加整治，军功就不能盛大。所以礼制有纲纪，如同人的衣冠；音乐有章法，如同人的喉舌；政务有统摄，如同人的性情；刑法有制度，如同人的呼吸；农业是根本，如同人的饮食；武备是功用，如同人的手足。这六项片刻也不能离开自身。陛下思考奉行帝王的谋略，日夜寻求臣下进言，迅速颁下求取方正之士的诏令，广泛开辟通晓技艺才能的仕进道路。士人只要有一项技能，就一定让他得到施展。因此小臣不自量力，冒昧陈述礼乐、刑政、劝农、经武的意见。”世宗大多听取并采纳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知相州田锡上奏说：“臣充任谏官，出任河朔地方官，虽然努力实践忠勤的节操，却没有伸展直言进谏的诚意；自己知道尸位素餐，因此彷徨更加迫切。怎样才能分担陛下忧劳的重任？怎样才能不辜负朝廷委任任用的恩德？臣怎敢不日夜思考，贡献微末之力，愿以草野浅见向上求得英明圣主的知遇。如今陛下命臣颁行条令，委臣治理郡政，亲自接近百姓的心意，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如果所治理的郡事务简少、监狱空虚，所亲近的百姓风俗淳厚，这才叫治理百姓有方法、驾驭属下有才能，足以报答朝廷任用之恩，也足以彰明陛下忧劳百姓的心意。然而事务有时不是凭人力就能使它减少，案件也有时没有原因却长期不能清空，民风还没有达到淳和，物产民俗还没有达到富厚；即使有治理百姓的方法，也无法施行，即使有驾驭属下的办法，也无从设置。何况臣昏昧懦弱，驾驭属下没有才能；以臣的愚见，只能说明长期的弊病，体恤尚未安定的情势。长期弊病，是从前接近并州城门、邻近敌境，防边的费用和抵御寇盗的军队持续二十多年，使百姓不得休息；尚未安定，是如今北狄逼近边塞，屯兵抵御戎敌，飞运粮草，涉及三十多个郡，百姓并不富足。” 掌管货财，搜括财利过于严密；皇帝亲自处理机要政务，诏令也稍嫌频繁。臣所说搜括财利过于严密，是指酒曲的利润只求增加，商税的利润只求超过定额。有时偶然出现超额，不追问超额的原因；有时偶然出现亏欠，却一定追究亏欠的过失。逐年比较，只管增加；逐月核算，却不管亏折。然而国家军队人数多，支用开销大，课税收入不得不这样征收，管理财利也不得不这样考核。这是穷尽取财途径最严重的做法。臣担心这样堵塞财货滋殖的源头，却没有听说有所改变，似乎不知道停止，完全没有确定的期限。如今请求国家把关市征税规定为固定数额，把酒曲之利制定固定规条；偶然有所增加，不再追求超额；偶然有所亏折，则可以在有超额时令其补足。又如州县征收赋税，农桑税赋年成丰收时，未听说要增加缴纳；年岁歉收时，则允许推迟征收。这样自然就合乎中道，百姓也知道如何应对。为什么这样说？百姓依赖财利生活，就像鱼依赖水生活一样；百姓困于财利，又像水干涸使鱼困苦一样。愿陛下更采纳正直的议论，另行颁布新条令，在百姓已经繁衍增多之时，这正是寻求治理、斟酌适中的时机，天下幸甚，海内幸甚。”

译臣所说诏令稍嫌频繁，是因为臣曾读扬子《法言》说：‘圣人的道，就像正当中天的太阳。’又曾读太公《六韬》说：‘圣人的道，就像龙首。’龙首能够高处远望、远处听闻。”正午的太阳，是说光明融通而能照察幽暗；这是说君主居于上位，应有君主的威仪，臣下则有奉事君上的职责。君主之道贵在简约，简约则号令审慎，人民容易服从；臣下之道贵在勤勉，勤勉则职事修治，事务不会壅塞。臣私下看见陛下忧虑百姓太过、处理政事太勤，每天早晨在崇德殿接受百官朝见，到中午又在讲武殿处理万机。有时进呈铠甲兵仗，有时拣选阅视军人，有时亲自询问囚犯，有时亲自观看战马。从匦中进呈的奏章，有时详细审察其文辞义理；击鼓上告的案件，有时顺从其申诉，即使其中有冤枉诬告。陛下亲口发出的言词，人人都得到省察询问；圣心衡量裁度，一件件加以区分。由此可见陛下劳累处理万机的精神，也由此显出臣下亏缺了事奉君主的职责。何况如今四方无事，多处营垒都已平定，为什么还要使陛下这样过度勤劳？为什么要使三公因此感到惭愧？大概是陛下担心耳目四达仍有未能通晓之处，万机仍有尚不知道的事情。周文王因此心志勤勉不懈，直到晚上仍然警惕；成汤的心意，贵在孜孜不倦、日日更新。”},{ 然而陛下为什么不把这种勤劳转用于求贤？为什么不把这种精力专用于选士？谏官就把他们安排在左右近臣之列，御史就委任他们负责纠察弹劾；给事中中有才干的人，应允许他们封还驳正诏令；起居郎中有文才的人，应命令他们记录君主的言行。各种职务都这样，各自推举合适的人；千百官员都这样，各自得到合适的人选。这样还有什么可忧虑的，担心政事不能允当厘正？还担心百姓得不到恩赐吗？如今有关部门发布指挥，多用札子请取圣旨裁决；官员的注拟任用，必须引见之后听候皇帝敕令裁定。事情若允当，已经出自皇帝；事情若不允当，也归于圣明裁断。这样一来，什么事都劳烦皇帝听闻，有关部门还要来做什么？这就导致陛下处理政事过于勤劳、忧虑百姓过于深切。何况宫阙是尊严的地方，轩墀排列着清近侍从的班次，正可以延请贤良、询问治道，哪里适宜让押解来的囚犯、患病的军人、凭空捏造言词越级诉讼的人，或侥幸希求恩典的人，进入便殿而面见天颜？陛下便针对事情随时发布指挥，临时决定给予或剥夺。其间有人突然承受皇帝的询问，向上畏惧天威；有人偶然陈说意见，稍稍符合圣意，胆怯木讷的人口中虽有奏陈，却没有说尽心里话；奸诈善辩的人，言语虽似允当，却未必合乎道理。陛下有时赐给他们恩泽，有时又把他们置于刑名之下。然而皇帝的明察周遍通达，发布命令固然不会枉滥；只是帝庭清肃，难道整天可以称作喧嚣吗？再加上处理事务条理，有时会伤于频繁并发；施行诏敕，于是达到密集繁重的程度。《礼记》说：‘君王的话像丝，发出来就像纶；君王的话像纶，发出来就像綍。’这是比喻君王的言语由近及远，逐渐光大于天下。用言语训导人民，可以长久施行于百代；简约而切要，人民就容易服从；繁多而又难以执行，人民就容易触犯。

译《尚书》说：‘面对臣下要简约。’ 又说：‘统御众人要宽缓。’统御众人不宽缓，获罪的人就多；面对臣下不简约，服从命令的人就少。何况帝王有固定的治道，禁令有固定的程序。发布命令贵在一定实行，设置禁令贵在一定禁止。命令没有节制，奉行它的人必然困难；禁令没有一定时限，遵守并停止违禁行为的人也会少。臣所说搜括财利过于严密，已经是那样；诏令声音稍嫌频繁，又是这样。愿陛下宽恕臣敢于进言的罪过，加以察考审定；希望陛下听取臣敢于进谏的话，选择其中可行的加以施行。臣还有三件没有明白圣意的事情，另有两件可以奏请施行的事情。所谓未明白的第一件是：如今内职各司各有公廨，禁林近侍也各有本廨。中书是宰相办理职事的厅堂，相府是陛下优待贤能之人的地方。如今却在中书外面的廊屋设置磨勘一司，考察朝臣有无功过，核实州郡官员劳绩才能的虚实。细想此职本来属于考功，难道是考功的职务没有修治好，才另出磨勘之名吗？这很不雅正，严重损害国家纲纪。这是臣所谓未明白圣意的第一件事。其次，御史台本来不是禁锢人的地方，如今却成了拘系囚犯之所；大理寺原来设置监狱，如今却成了检核条格的机构。授予官员职务，本来贵在与其才能相当。审理案件如果依据实情，自然不会滥刑。有时诸侯犯有重大过错，有时百姓蒙受深重冤屈，于是命令台官暂任制使；宪府的纠察规范自会分明，刑曹的按问审讯也没有疑难。如今却有时有人击鼓上告天子，凭虚假言词到宫阙申诉，朝廷多派殿直承受圣旨，担任制勘使。臣实在不是审理狱讼的人才，却突然被委任去审讯他人的罪行。其中有的推问勘验不明，因而导致案件拖延；有的不了解刑法条文，妄自加重刻薄的刑罚。既然面对制书任命，又被置于拘禁之中，向上畏惧严威，谁敢拒绝抗争？等到录问时，全都服从并招认罪词。即使罪行应判徒刑流刑，也一定要上报；案情既已审理完备，就据此施行。难道没有把无罪的人陷于罪中的吗？难道没有使有罪的人逃脱惩罚的吗？这会亏损陛下慈仁的旨意，损害朝廷敬慎体恤的恩德。这是臣所谓未明白圣意的第二件事。臣每次读史书，读到文集，看到即使普通妇女有廉正的节操、乡野之人有孝悌的风尚，也会表彰他们的门户，或赐给他们粮食布帛，用来激励浇薄衰败的风俗，也用来推行风教的规范。修养自身的人由此彰显名声，崇尚义行的人因此树立节操。如今国家的官僚，远地任官的不得搬迁家属，父母去世也不得离职，披着墨色丧服仍然处理政事，难道能安慰孝子的心吗？明文诏令还没有施行，实在严重损害圣人的教化。这就是臣所谓未明白圣意的第三件事。从前汉文帝在位时，号称刑罚搁置不用；一年终了审决的案件只有三十件。这大概是百姓安于本业，因此没有受到刑罚的责罚；如果事物失去适宜的状态，必然会自行陷入夭折和枉屈。因此圣人看见一件事物失宜，就一定产生怜悯；知道一个人无所安身，就一定动起哀怜之心。穿一件衣服，就想到天下女工的辛劳；尝一口饭食，就想到天下农夫的艰苦。所以《尚书》说：‘不敢侮辱鳏夫寡妇。’《周易》说：‘诚信可以施及猪鱼。’猪鱼是极其微贱的，诚信尚且能够施及；鳏寡是极其卑微的，也不敢加以侮辱。由此可见圣人用心，没有微小之处不周到；圣人施行恩惠，没有地方不均平。如今河朔数州，衙前军将中应皇帝宣命配发前来的很多；江南、两浙的人，虽然曾有敕文允许他们自行便宜行事，但各人都没有明确去处，仍然挂着职名。其中有人不请求衣粮，只希望得到差使；即使有应当领取的供给，多数也只是折支。天气寒冷却没有衣服，整日饥饿而没有食物，老少相聚，受冻挨饿、贫穷困苦，羁旅在外而无计可施，叹息忧愁。与其调配他们来却没有用处，哪里比得上放弃征用、让他们回去？这是可以进言的第一件事。如今国家封疆极其广大，州县非常多。现在登记空缺官员，依据资历功劳迁授主簿、县尉，任期满后按年月考核而迁除。其中廉吏虽然很多，但贪官也并不少。贪官偶然没有暴露，刑罚却宁可加重；廉吏没有得到升擢闻达，表彰酬劳也没有施及。若说到奖赏劝勉，似乎还不够精细周详。应当委托各州，普遍命令他们上奏。州有多少县，县有多少官员，把善良者奏报上来，不善者自然显露；把廉洁者奏报上来，不廉洁者自然显现。有的就地加以奖励告诫，有的姑且给予转任升迁，那么廉能之人既有归宿，卑劣滥竽者难道不会自行惭愧吗？表扬清廉、激励贪浊，实在是实现治理的先务；改变风俗、移易教化，应当从亲近百姓开始。这是臣所谓可以进言的第二件事。臣详细陈述鄙陋见解，烦扰冒犯圣上听闻，臣惶恐战栗至极，不能自持。淳化二年，监察御史张观请求礼遇大臣、简略处理细务，上奏说：‘臣凭借陛下的光宠，充任掌管风纪法度的官员。每逢百官起居日，臣分立庭中，主管察看不合仪式的人，并举奏他们。因而看见陛下天性慈仁、宽容优待臣下，常常同近臣讨论政事，恩德之言来往反复，也颇为劳烦。至于有关部门的职官迎合圣意，琐碎文书纷杂，都把这些上报给陛下。难道只是亵渎至尊，实在还会轻慢扰乱国家体统。况且帝王的行动，便由左史记载；帝王的言语，便由右史记载，列入典籍，流传为后世规范，不可不谨慎。’ 至于当前最急迫的事情，匈奴还没有消灭，边境仍然令人震惧；阴阳气候还没有调顺，仓廪仍然空虚；淳厚朴实的风气还没有恢复，奢侈风气仍然炽盛；县道的治理还没有完善，逃亡者仍然很多；刑法还没有搁置不用，禁令仍然繁密；失坠的典章还没有恢复，封禅祭祀仍然有所缺失。这几项，都是朝廷的急务。希望陛下在听断政事的空闲、宴息休息的时候，礼遇大臣，同他们商议，使他们得以在近前尽情陈说，极意讨论思考，那么治理国家的体制和教化的源头，还有什么不能达到呢？臣又曾读《唐史》，看到贞观初年设置崇文馆，命学士和年高有德的儒者轮流值班，互相进言；皇帝听朝的间隙，就把他们召入内殿，讲论文章义理，商讨当时政事，有时到日暮仍不知疲倦，有时直到半夜才停止。这些都写入信史，流传而不朽。何况陛下左右前后都是端正之士、伟岸之人。希望陛下端坐拱手、凝神垂帘，回过头来观察、反过来听取，放下循常办理的事务，培养浩然正气，郑重诏令近臣，阐明发扬真正的风气：对上为祖宗传播无疆的美德，对下为子孙建立不可动摇的基业。这样自然能使成康、文景之美不只专属于昔日，也可以在今日追踪尧、舜、禹、汤的事业。至于计较金钱财谷、剖析细微末节，把有限的光阴用来处理无穷的琐碎事务，怎么能够与此相提并论呢？”

译真宗即位后，知代州柳开上言说：“国家开创基业将近四十年，陛下继承二圣的帝位，精心求取大治；如果只是遵守旧规，仍然不算尽善；能够建立新法，才显出神明的机谋。臣认为益州稍稍安静，希望陛下选派贤能之人镇守，必须选择声望重、威严足的人，这样群小才会畏惧服从。又何况西部边境如今虽然归顺归明，将来却未必能够永远保全；如果发生反复，必须得到合适的人加以控制。若把契丹同它相比，哪一方祸患更深？契丹则君臣关系已经长久确定，蕃汉界限也已长久分明，即使萌生南顾之心，也还要自己有所思虑；西部边境积累的怨恨尚未消除，贪心也没有改悔，下面的人又猖狂，争相行凶作恶，侵夺掠取未必知道满足，姑息他们也不能使他们感恩。希望陛下经常预先防备：用良将守住要害，用厚重赏赐满足他们的贪求，用抚慰招来他们的诚意，用宽赦使他们平息念头。多派使者向西进入甘州、凉州，厚厚结交他们，使他们为我方声援；如果有动静，就让他们进行掩袭，使对方有所顾忌后方，这样才可以制止他们轻举妄动。如今铠甲兵器虽然很多，却不如太祖时期人人训练熟习，谋臣猛将的差距也很大。因此近年以来西北屡遭侵扰，供养军队每月耗费很广，出兵征战却未听说有军功。” 确实希望陛下训练军队、严加约束，使他们像往日的行伍一样；一定要选取勇敢之人，指挥顾盼之间前后都不能放纵；违反军纪的人全部诛杀，取得功劳的人一定赏赐。偏将、裨将和主将中不威严的，予以罢免。陛下在听断政事的空闲，亲临殿庭，再召来勇猛如貔虎的士卒，让他们击刺、奔驰、冲骤，以彰显神武的盛大。臣又认为，宰相、枢密以及朝廷大臣，既然委任就必须不疑，用之就必须让他们尽职。当他们总领官属、评定职官品级时，对内主管百司，对外分治四海。如今京朝官另设审官院，供奉官、殿直另设三班院，刑部不负责详审判决，另设审刑院。宣徽院原来隶属于枢密院，近年改制后，职掌很多，又加倍设置人员；事务仍然照旧办理，实际上没有利害改变，只是徒然变更制度。臣希望停止审官院、三班院，把职务重新交给中书、枢密；宣徽院、银台司重新归属枢密院；审刑院重新归属刑部；去除繁琐细碎，减少机构头目。又，京府大都，是天下四方的法则，希望仍然遵循旧制，选派亲近贤能之人。如今皇族宗子大多已经长成，却只让他们享受安逸，无法考验才能；应当委任他们出镇藩国，选择文武忠直之士担任左右辅佐。又，天下州县的官吏配置不均，有的冗员众多，有的多年缺员。” 希望县户达到四千户以上的，选派朝官任知县；三千户以上的，选派京官任知县；裁省主簿，命县尉兼领其事。其余通判、监军、巡检、监临使等官，也应酌量裁减，免除虚费，节省俸禄，并使官职配置均衡。又由于人情贪婪争竞，时俗轻浮，即使是骨肉至亲，面对势力利益也多有变化；同僚之间多不和睦，一旦窥伺到空隙便导致倾覆危亡，遇到患难又完全不相救助。仁义的风气荡然无存，希望明白颁布告谕，令各方都加以改正，或许可以加厚教化的根本，永远敦厚政治的根基。恭敬地想，太祖神武，太宗圣文，光彩压过百代帝王，威势施加于万国；没有贤才而不任用，没有事情而不知道。希望陛下开阔圣明的胸怀，如天如海，可以决断的就决断，应当施行的就施行；爱惜忠直之臣，体察奸邪谄谀的党羽。臣长久玷居官位，渐渐承受恩宠，言辞狂率、道理拙劣，只望圣明宽恕。比部员外郎刁衎上奏说：“臣听说天下是巨大的器物，众多生民和牲畜共同处于其中。治理大器，要执守一个根本来端正其尺度；保全众多生民牲畜，要统一教化以达到根本。所以圣人说：‘没有什么比天更神明，没有什么比地更富有，没有什么比帝王更伟大。’又说：‘帝王承受大地而总摄万物，凭借的是任用人。’由此可知，万乘之尊、一人之位，等同天地覆盖承载万物，犹如日月照临天下，怎么可以不慎重思考而使百姓安定呢？君主的喜怒舒惨，关系着万物所受的影响。尧舜笃行善道以施行教化，所以百姓称他们为上天；桀纣怀有凶恶德行来危害世人，所以百姓称他们为独夫。君主对于百姓，善恶会有这样的验证；百姓对于君主，毁誉也会有这样的差异。陛下刚刚继承帝位，施行政令一切更新，应当上顺天心，下顺人愿，进用善人以去除恶人，避免毁谤而招来声誉，遵循唐尧虞舜的治理，排斥辛、癸的乱政。私人的赏赐不要施及小人，私人的惩罚不要施及君子。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去除邪恶不要犹疑；打开进谏争辩的门路，堵塞谗言佞语的口。即使爱一个人，也要知道他的恶；即使憎恶一个人，也要知道他的善。不要因为正值春秋鼎盛便沉溺安逸，不要因为血气正盛便被声色迷惑。像太祖那样勤劳节俭，像太宗那样惠爱慈仁，以答复天地施布恩泽的心意，保全祖宗艰难创立的事业，那么周成王、汉文帝以及汉三宗的美德，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 咸平四年，知全州陈彭年答诏陈述五件事：“臣奉诏，在朝中文武百官都可以举行转对，在外群臣也都允许上章奏事，这是陛下想听取昌明正直的言论、安定众多百姓的心意。臣虽然极其愚笨，也切望履行诏令，恭请陛下明察裁断。如今登上朝廷、献上密封奏章的人，大多陈述民间日常事务，完全不是关系国家长远的谋划。臣所说的则不同。臣听说重华时代，伯禹叙述九州之事；太甲朝廷，伊尹陈说一德；武王受命，访求《洪范》的九类大法；成王继承事业，制定《周官》的六项典章。他们都合于古道，用来资助教化的根源。恭惟陛下继承二圣伟大的基业，统御千秋的大统，群臣得到进用，百姓富足安定，实在正应当焕发宏大的谋略，彰明盛德，增修制度，创立宪章，改变累朝沿袭的霸俗，恢复上古的王道，使九夷承受恩泽、万世仰慕声名。事情有虽小却可以建立大功的，治理之理有虽近却可以成为长远计策的，臣请求加以陈述。事情共有五项：第一，设置谏官；第二，选择执掌法律的官员；第三，简约法令条格；第四，裁省吏员；第五，实行公正推举。”

译这五项确实是治理世事的重要道路，是达到大治的平坦途径。臣请求逐条陈述。设置谏诤之官，开辟进献和纠正的道路，是尧、舜、商汤、周武王共同实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让正直之臣、忠信之士参与并立于君主左右，专门奉行规劝，有事必定进言，有过失必定进谏，足以通达四方壅塞蒙蔽的情况，帮助圣主增长聪明。如今虽然有谏官，却没有进言的责任；有的出任外地官职，有的兼领其他部门，常常闭口以求自安，很少发表危切直言来辨明是非，这等于徒有其器，哪里能补益圣主的谋略？臣请求依照《六典》规定的员数，设置谏议大夫、司谏、正言，选用没有党援、忠直不欺、言行相符、名实相称的人担任；一律依据才能授官，不按资历迁转。使他们常立于朝廷，专居谏省；入朝观察政事，出外听取民间言论。若有办事失当、发布命令不合宜、选举官员无状、狱讼存在冤屈，小事便上章奏报，大事便在朝廷当面争辩。这样圣主考察他们所说的话，可行的采纳，不可行的罢止；年终以进言事情的多少作为考课优劣的标准。忠诚正直、尽力规谏的人加以甄别升迁，曲意逢迎、只求保位的人加以惩罚责问。这样自然人人都会竭尽节操，政事必定没有邪曲；臣下不敢苟且自安，朝廷也就能够威严整肃了。” 又，人的性命所系，取决于执掌法律的官员；官员如果不是有才之人，人民就必然无处申诉。古代审理大案、议定大刑，虽然以法律为根本，也辅以经义。所以释之、定国担任廷尉时，就没有冤民；张汤、赵禹这类人位列九卿，才被称为酷吏。国家重视文学之士的选拔，却轻视掌刑法的部门，所以其属官不能尽善尽美；采用忠恕之道，反被认为是旷废职守；顺从严酷深文，反被称为奉行法律。只守格律条文，哪里还能详细通晓经义？如果这样，监狱怎么能够空虚？刑具怎么能够收起不用？臣请求今后廷尉所属官员，或者交由有关部门，谨慎加以选用，不拘泥于资历次序，只提拔有才能的人；使他们审理一成不变的刑狱事务时，依据公平允当使用三尺之法，心志在于哀怜体恤，不因爱憎而舞弄文法，不因身份高下而希求圣意。这样自然会使百姓知耻守礼，时世和谐太平。又，法令是国家的权衡，是百姓生活的缰辔，贵在简明易行，怎么能厌恶它而增加繁文呢？长期使用，百姓就知道适从；屡次变更，人人便无所措手。近来陛下知道制敕频繁下达，担心条科过于繁多，于是改变圣谋，特意命令删削修订。既然经手这些事务的都是名臣，那么安排处置本来应当合理；可是诏书颁布下来，刚刚赶上过了一年以后敕令才施行，今后又将成为累积数百条的弊病吗？”}], 有的删去后重新整理条理，有的原本已有，官吏又加以申明，既无益于宪章法度，只是徒然使文书繁多。况且治理遵循统一标准，史官就无法欺骗百姓；法令如果频繁更改，人们就会有机会钻法律的空子。损益取舍之际，难道还不明白吗？古人说：“利益不到十成，不要变法。”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何况先朝求治理的心愿，陛下继承光明政治的志向，诏令一经发布，夷夏共同欢悦；即使略有文字缺漏，也不妨碍大体，何必烦劳改作，使同一政令反而有许多门户？臣请求今后有人上密封奏章议论政事，请求改变现行法令，如果没有极大的益处，就不要更改旧章，这样或许能使号令更加明确，刑罚渐渐搁置不用。再说治理国家的关键，以审慎任官为根本；审慎任官的方法，以任用贤能为先，不在于官员齐备，只希望得到俊杰。所以说：“官职不必齐备，只要有合适的人。”又说：“减少事务不如减少官员。”如今国家州郡极其广阔，官员太多，对公事没有益处，反而白白损耗国用，使有才干的人不能竭尽力量，不肖之徒得以容纳奸恶。请允许臣用亲身经历来证明其中利害。臣从前任苏州通判时，知州乔维岳患病，只有臣和判官崔端共同处理事务；后来任寿州通判时，知州乔维岳去世，支使甘鸿渐被差遣外出，只有臣和推官陆文伟共同任职。当时区分审理诉讼、裁决发遣文书，都能按期完成，也没有耽误事情。就是现在，苏州在知州、通判之外还有职事官三员，寿州在知州、通判之外还有职事官四员。官员既然众多，事务分派反而更加烦琐，增加将吏到衙参见的次数，也增添簿书堵塞积压的弊端。又臣任职的本州洵阳县，登记户数一千一百户，却有官员三员；汉阴县登记主户六百户，却有官员二员。大都人口稀少，路途偏僻荒远，诉讼极少，租税很少，只是让他们安闲度日，本来就没有什么勤劳功绩。臣常见知郡、推官、军监、判官，都名义上属于初等职事官，但有的名为知郡，事务却都属于藩方；名义上是军监，事务却多属州府；有的处在要道，有的位于边庭。其中，知郡有推官却缺判官；军监有判官，却没有通判；有的监管钱谷，有的详审判定刑名。凡是交给他们办理的，无不繁重复杂，然而他们所得俸禄少于判司，劳役又不均衡，贤能与否人人都看得见。臣请求特别选派明达能干的朝臣，与各路转运使共同考察所属州县；凡公事简少而官属过多的地方，都酌情裁减。所减省的俸禄，依照司理、司法参军的例子，分给初等职官。这样，冗余之处既减去了员额，必要的官员又各自增加俸禄，自然不会虚设官职，人人都会竭尽诚心。创立这一新规，会更加彰显最高的治理。再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比求贤更紧要的；求贤的方法，没有比公正荐举更优先的。然而防范制度不严密，滥进的道路就会兴起；宪法纲纪稍微严厉，公开荐举的制度就会废弛。希望能够招致众多贤士，共同振兴宏大的纲纪。臣请求依照唐朝旧例，新授常参官在朝谢之日，一并进呈奏状，推荐官员来代替自己，各依其长处，详细说明其情况：有的凭文学，有的凭吏能，有的凭强干明察，有的凭清廉守白，总要务求核实，不许粉饰言辞。如果所熟悉了解的人中有亲党，也不要回避；奏状经御览后，就交给宰相等官署。等到年终，详细列名分条奏报；在外的交给各路转运使，在京的交给本司长官，再详细考察其才能，以检验荐举是否属实。如果荐举已经多次，所采听的情况并非虚假，就按才能分别任用，各自加以升进。如果后来有人不修养操行，故意触犯常法，就依法处治荐举他的官主，以惩罚错误荐举；如果政绩特别优异，考课成绩突出，就根据事情对荐举者加以表彰酬赏，以褒奖进用善才。赏罚既然确实可信，清廉与贪浊自然分明。因为采纳群臣意见，人们就无法徇私；有固定规则，众人都会知道劝勉。清理源头、端正根本，关键就在这里。臣又恭敬地看到，唐太宗常常召见公卿，询问治理的原则，群臣大多拘泥于近世习俗，没有长远谋略，只有魏征请求实行王道。

译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达到了太平。中原地区，外户不用关闭；四方夷族，则经过多重翻译前来进贡。艰难祸患屡次发生，而国家创建的事业反而不断更新，这难道不是因为盛大的德行留在人心，余留的福庆惠及后代所造成的吗？如今国家功业已成、治理已定，远方肃静、近处安宁，万物都归心，九夷都拭目而待。凭陛下的圣明德行，超过古代先王，实在应当轻视晋、魏而不谈，稍稍超过汉高祖、汉光武而独自出类拔萃，施行清静神明的教化。扩大仁义、慈爱、节俭的风气，然后以舞干羽代替甲兵，以绘制衣冠代替刑罚，坐在明堂接受万国朝见，登临泰山祭祀百神，那么天下百姓将不待发声便会响应，海外风俗也会不经召唤自行归来。咸平五年，河阳节度判官张知白上奏说：“臣听说，创建王业并希望传之无穷的人，必定以政事为根基。因此，王业兴盛的时代，其政事必定经久而可取，久远而宏大、可以效法，然后才能迅速看到天下走向治平。臣私下看到古今议论政事的人，很少不把防守边疆作为急务，大多列举西北两面的攻守事务来献上谋略。于是奇兵的谋划纷纷竞相兴起。五行之中，金代表兵器；用五事相配，金代表义。兵器的作用，确实不可废除。由此可知，主张消弭兵事的人，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外族也是天地间的一种气而已，但其性情无常，边疆的风俗与中原极为不同。因此史籍记载说，京师属阳，诸夏属阴，大概是取内外的意义。阳主管生长万物，阴主管杀伐万物，所以知道四夷侵扰边疆并不值得奇怪，关键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控制方法。又和谐欢乐属阳，忧愁困苦属阴。君王一定要先使内部人心和谐，然后再制服四夷，这就是尊崇阳气、抑制阴气的道理。臣恭敬地看到，去年春天大雪，今年夏天暴雨。考察《洪范》的文字，这与罪咎灾恶的记载相联系。臣惟愿陛下自从即位以来，每天都谨慎自持，恢复温厚、恭敬、严肃的品德，戒惧勤俭，讨论方略，思考扩大治理之道；圣德既然没有缺失，罪咎灾恶又从哪里产生呢？” 难道不是政令之间有不合于天时的地方吗？春天是万物发生的时节，只可以使其生长，不可以杀戮。国家每年春夏交替之时，禁止捕捞，这是仁爱施及鸟兽。如今建寅之月是三元之始，孟夏又是正阳之月。何况正律记载有秋分以前不得判决死罪的制度。《月令》说，春季应当“不要肆意侵掠，不可以用阴性的政令侵犯阳气”，又说“应当施行仁政，不可以举行属于义战的事务”。到了夏季则说“释放重囚，放出轻罪拘系者”，并没有判决死刑的文字。唐朝完全依照这一制度。若罪行属于十恶，尤其是祸害极大的罪犯，则不必等待时令即可处决。自唐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后，政事多被毁坏。如今《刑统》中只保存晋天福七年的敕令：立春前后两日不判决死罪。这是因为天福年间正处于战国般的局势，天下百姓犯罪、触犯重刑的不可胜数，杀戮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所以不能完全避开春夏盛德的月份，只取立春两日来代替两个季节。如今天下每年判决的大罪极少，一年之中共有二十四气，每一气各主管十五日。臣认为，天下各郡每年判决死罪虽然不能完全禁止，但春夏两季也可以在立春、立夏节气到来时，各自禁止十五日，以符合孟春、孟夏的时节。为了完全保全万物发生的阳气，即使罪属于十恶、依法不必等待时令处决的，也可以改斩刑为绞刑，以免使用流血的刑罚。其余杂犯死罪的人，如果已经判决并完成案狱文书，可以在半个月以后执行。边防驻军之地，按照军法办理的，不在此限。又据《礼经》，季夏中气之后十五日内，不可以兴办土木工程，因为这时土气将要主管时令，气势需要安静。臣请求下诏天下，每年从季夏中气到立秋节之间的半个月内，除边疆防备警戒、抵御敌人、疏浚城池以及修治堤防以抵御水灾之外，其余一律不得兴建土木工程。整修破败坍塌之处的，不在此限。臣又听说，《周礼》的六官中，其中一官称秋官，主管刑罚。《月令》又说，孟秋中气之后，应命有关官司修缮监狱，备办刑具，审断轻刑，处决小罪；到了秋分，就申明并严格执行各种刑罚，斩杀必须适当，不留下有罪者，也不使无罪者受到冤枉扭曲。这都是顺应上天施行肃杀命令。如今判决案件大多不拘守这个时节，有的在春季三个月，有的在夏季九十天，虽然勤勉体恤各种狱案，担心案件滞留，却仍然没有顺应四时的命令。希望从今以后，除盛夏仍照旧下诏怜恤刑罚之外，每年从孟秋中气之后到秋分之前，挑选官员分道审决案件。这样就能顺应天时施行刑罚，同时也能借此了解四方的民间歌谣，各郡的条纲也能因此振作起来。况且一年之中，既然一定要顺应时令判决案件，与其在其他季节执行，不如在这个时节执行。又听说先王留下训诫，重视德教而轻视刑罚，这是王道兴盛的表现。如今法令条文大受当时推崇，从中央到地方，通过刑法而得到升进的人很多；即使有循良的官吏，也改变操守，专门致力于刑名之学。既然如此，刑法是治理天下的工具，却不能单独依靠，必须用德教来配合，然后才可以说是善于治理。德教中最重要的，没有超过孝悌。如果舍弃孝悌，却想使百姓服从教化，就像丢下船桨而想在没有边际的渡口渡河一样。因此应当表彰、劝勉孝悌，以敦厚风俗。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明明已有诏令，优厚抚恤孤独贫穷、无依无告的百姓，命令登记他们的姓名，另立一册；每逢遇到科役、徭役和赋税征收，就命令使他们避重就轻，免除劳役而得到安逸。这是救济疲弱困苦百姓的一种办法。可是官吏很少能够奉行既定制度，于是乡县之内便因此出现苦乐不均的情形。如果县令、佐贰官都能任用适当的人，孤穷无告的百姓就都能登记入册；如果任用不得其人，就会把事情交给胥吏，任由乡胥徇私任情，调换贫富名册，嗷嗷待哺的百姓谁敢说一句话来申诉？最终一定会被抛弃在沟壑之中。

译因此，想要兴起礼义，首先在于舒缓百姓的心情；想要舒缓百姓的心情，首先在于使贫富公平；想要使贫富公平，首先在于端正簿书。养育百姓的方法，是郡官疏远而县官亲近，所以知道亲民长官不可不精心选拔。各郡的长官人数少，皇帝的明察可以周遍了解；县令等官的职秩低，朝廷却难以全面监察。亲民之官，如果防范严密却不明察，就会失于驾驭下属；如果明察却不防范，就会伤于徇私。一定要等到防范、明察兼备，中和之德具于自身的人，才可以任用。因此，能够补足职位的人很多，符合选任标准的人却更少。国家如此广大，众官如此众多，有人却把他们放在闲散之地，未必能被发现；处在适当职位上却不让他们竭尽心力，也未必能被发现。臣因此日夜为国家思考求人的方法，应该历次选拔官员，任用经过公正荐举的人，使他们先到大县任职，考验其政事能力。一年以后，比较他们的成绩。如果能够整顿簿书，均平户籍，并使孤穷百姓得到上级庇护，然后再以破格的恩典酬赏他们。臣又听说，圣人处在守成的时代，要澄清教化的源头，在于端正儒术。古代的学者，所从事的学问简约而有限，他们的道理精纯而有益。如今的学者，所读的书没有边际，所学的道理也不止一种。因此学得越多，性情反而越混乱。至于经、史、子、集，篇帙几乎有一万。前代留下的，全都称为古法；编纂成册的，全都称为古书。却不知道法有可以效法的，也有不可以效法的；书有可以流传的，也有不可以流传的。如果让人全都去了解，就可以说是劳苦多而功效少，广博却缺少要领。一生不能穷究其学，累世也不能完成其业。如今进士科大受当时重用，选取标准特殊，待遇也优厚。进士所学的是经史子集，有司所取的是诗、赋、策、论。因此参加考试的人，害怕题目不懂、文辞不明，只担心自己的学问不够广博、记诵不够广泛。于是五常六艺的意义都来不及探讨，所学习的内容泛滥而没有着落。不仅不能专一，还使祸害在其中产生。为什么会这样呢？众多书籍之中，真伪各半；扰乱圣人精微言论的书很多，背离大道根本规范的也不止一种。如果让人学习这些并取得成就，难道不会搅乱淳厚纯粹的本性，荡涤中正之气吗？这样的人做官，怎么能够分担、掌握治理的权柄，使教令一定得以实行呢？《中庸》说：“顺着人的本性而行叫作道，修明此道叫作教。” 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后天习染却使彼此相距很远。”由此可知，做儒者不能不重视所学习的内容。董仲舒说：“《春秋》所说的大一统，是天地永恒的常道，是古今共同的义理。”如今老师各有不同的道，人们各有不同的议论，百家各有不同的方向，旨意和主张彼此不一；这样一来，上面就无法维持统一的法制，下面屡次变更，人们也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这是董仲舒议论汉朝的失误，引用《春秋》大一统的说法，说明诸侯统属于天子，不得自行专断；也如同百家的学说，不得与圣人教化并行发展，恐怕会扰乱皇王的大道。如今这个时代与汉代相比，章句之学更加兴盛，而异端之书又增加了数倍，怎么可以不确定一个成法呢？何况儒者的学术，不是把广泛记诵隐僻深奥的内容当作博学，也不是把善于攻取奇巧之说当作文才。如果能够明确政令，建立大的制度，每次命题考试，不必出自经籍以外，并参照正史。至于诸子之书，必须是能够辅助经学、符合大道的才取用，超过这个范围的一概斥退不用。然后先考策论，后考诗赋，要求掌握治理之道的大体，舍弃声韵、避病等小毛病。这样就能使进士之流知道所学习的书籍简约而有限，知道所学习的文章正当而有要领；不用设置禁防，不合圣人之书自然会被世人抛弃，不必增加奖赏，教化形成的文章自然会在世上兴盛流行。真宗时，右正言夏竦上奏说：“臣听说《易经》说：‘尧、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得到治理。’《论语》说：‘能够无为而治的，大概只有舜吧？’《诗经》说：‘不识不知，顺从上帝的法则。’这些话都不是说君王拱手坐在宫殿深处，不亲自处理百姓政务，接受臣下成熟的计策，享受现成的福泽。大概是说，圣人辛劳于求取贤才，得到贤士后就安逸；身边前后，担任股肱、耳目之职的，都是奉行善政的贤良之人；君主一人虚心来感通天下，于是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天，象征君主之道；四时，象征臣下之道。君主之道清明，以象征上天；臣下应当承担生杀之职，以象征四时。仲尼说：‘上天说过什么呢？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古代先圣先王，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如今国家内外清静安宁，朝廷严肃和睦，陛下亲自处理万机，劳神直到太阳偏西，甚至审议刑徒、查核士卒，都送到御座之前，实在烦劳圣上的询问。臣听说百官承奉法式，各有主管的职司；做得端正就有赏，滥用职权就有罚，只要让他们各自遵守条章，难道什么事都一定要取决于皇上吗？陛下英明睿圣，无人能够测量；但至于耳目视听，本来就有一定限度。每天日出临朝，奏表纷纷汇集，裁决大纲、果断圣裁，尚且忙不过来，何况亲自处理那些细枝末节，劳累圣躬呢？” 臣深切担心这会违背上事奉宗庙、下抚亿万百姓的本意。希望陛下选用贤能通达之人，把繁琐事务交给他们办理；像审议罪行、查阅士卒一类的事情，只要不是国家大计、关涉政教根本的，稍稍交付臣下处理。这样贵在各项政务都能简约而有效，符合太一所象征的君主体制，使陛下长久享受安逸、永享万寿；这便是臣如尘土露水般微小的力量，稍稍有助于万分之一。” 仁宗天圣三年，大理寺丞范仲淹上奏说：“臣听说，花言巧语的人没有触犯忌讳而容易得到进用，直言的人常常触犯禁忌而难以立足。这样看来，直言之士，千古都称为忠臣；花言巧语的人，千古都称为奸佞。如今臣勉力思考有如药石般的忠言，直切地触犯雷霆之威，不遵循容易进用的道路，而处在难以立足的境地，是想倾尽臣子的节操来报答国恩，以身为佞人的名声为耻，仰慕忠臣的气节，感激奋发而说，即使死一万次也没有遗憾。何况臣所说的，都是圣朝应当施行的事情，却不知道没有施行的原因，料想必定有道理。圣人的心，难道不是这样吗？大概是因为一天有万般政务，没有空闲顾及其他议论；大臣的心，难道不是这样吗？大概是害怕皇上怀疑、下面诽谤，不能果断实行。臣请求把这些说出来，以启发圣上的思虑。”臣听说，国家的文章反映于风俗，风俗的厚薄也显现于文章。因此，观察虞、夏的典籍，足以明白帝王之道；阅读南朝的文章，足以知道衰败浮靡的教化。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文章弊病了就用质朴来挽救，质朴弊病了就用文采来挽救。质朴有弊而不挽救，就会晦暗而不能彰明；文采有弊而不挽救，就会浮华而趋于凋落。前代末世不能自我挽救，以至于发生大乱，于是才有后来者兴起而加以挽救。”

译所以，文章衰薄，是君子的忧虑；风俗教化败坏，是后来者得以兴起的凭借。只有圣明的帝王能够相互挽救，关键在于自己，不在于别人。《易经》说：“穷困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臣恭敬地希望圣上与大臣议论文章之道，以虞、夏的风俗为师。何况我圣朝具有千载以来的规模，遗憾的是不追慕三代的高远，反而崇尚六朝的纤巧。然而文章这一领域，哪个时代没有人才？大概只是时代所崇尚的不同，怎么能独自改变呢？大君一旦有命令，谁不顺从风行？可以郑重晓谕词臣，兴复古道，再延请博学雅正之士，安排在台阁之中，来挽救文章的衰薄，使风俗教化厚重起来。天下幸甚。臣又听说，圣人拥有天下，用文德治理，用武力辅佐。这两条道路，是治理天下的大权柄。从前诸侯滥施武力时，孔子说：“俎豆礼仪之事，我曾经听说过。”这是圣人用文德挽救局势。到了夹谷之会，孔子却说：“有文事，必定也要有武备，请设置左右司马。”这是圣人用武力辅助文德。文武之道相互补济而实行，片刻也不能废弃。唐明皇时，太平日子长久，人们不知道战国般的危险，也不防备强大的敌寇侵犯关隘，形势便像瓦片一样崩解。这是失去了武备的过错。《易经》说：“灾祸中包含着福，福气中潜伏着灾祸。”又说：“要在尚未发生动乱时预先防备。”圣人处在福中而能知道灾祸，处在太平时而能防备动乱。因此，善于保养身体的人，在康宁之时并不认为永远不会生病，于是准备好节制调养、宣通气血的方药；安定国家的人，在太平之时并不认为永远不会发生危乱，于是准备好教化和经略的措施。我国以文德治理、以武力辅佐，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初年起，还有旧将、旧兵，多经历过战阵，四夷的祸患尚且足以防御。如今天下停战二十多年，从前作战的人现在已经老了，年轻人不知道战争的事情；人们不知战国之危，也不思虑危险，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何况边防在四夷之处，不可以不加考虑。自古以来的和好，很少能够始终如一。唐代陆贽议论说：“边疆风俗特殊，反复无常，深沉而多疑，狡猾而多计；威胁他不能使他醒悟，抚慰他也不能使他归心。即使有时有盛衰变化，大体上常常成为边患。”正值国家内部安定，西夏尚且无暇顾及外患，因其请求结盟，便答应与之和好，加恩降礼，有所要求无不答应；于是他们的邀约索求渐渐增多，反复无常，假托细小事情，喋喋不休地提出烦琐言论，猜疑欺诈多端，这件事正可以验证唐人这一至理名言。如今从京城到边疆，一路都没有关隘险要；一旦恩信不能遵守，事端突然发生，战马一放开，一夜两夜之间就能奔驰千里。如果边疆缺少名将，有的因恐惧而不守，有的只守不战，有的交战却没有功劳；再次叩击澶渊，难道一定还会寻求和好？还不知道究竟有几个将领能够担当长城。臣恭敬地希望圣上鉴察唐明皇以前的覆辙，明察陆贽的直言，与大臣在朝廷议论武备，以保全天下。先命大臣秘密荐举忠义而有谋略的人，授予他们方略，委任他们担任边疆职务；再命武臣秘密荐举强壮勇猛、出类拔萃的人，用军务考验他们，按等级升迁。壮士一旦知道受到荐举，必定怀着报效之心；把他们列置于边塞，足以防备非常变故。如果自以为没有忧患，不愿惹事，轻视长久的边防，只求一时安逸，边患突然到来，人心就会大为惊恐。自古军队不得到良帅，便与鱼肉没有区别；到了仓促交战之际，普通士卒被推为将领，豺狼般的人争相进用，真伪之人交错奔驰，这是五代以前的前车之鉴。至于尘民之间，难道没有壮士吗？应当恢复唐朝的武举，那么英雄之辈都会愿意参加其中。这是圣人在安定时考虑危乱的准备；准备了而没有用上，是国家的福气。希望圣上仔细考虑。臣又听说，先王设置官职来共同治理天下，必定把职位交给贤能俊杰，不把爵位俸禄当作恩惠随意施予；因此百官各自勤勉，各尽职守，上面不轻易授官，下面不冒昧求进，这是设置官职的大原则。我国家历代圣君求取治理而达到太平，大体上以唐朝为纲纪法度的榜样。依臣看来，应当效法唐朝兴盛之时，不应效法唐朝衰败之后。唐朝兴盛时，特意开设馆阁来接待贤能俊杰，得到学士十八人，声名传遍天下；这是唐文皇培养将相人才，使他们讨论治道、治理国家，从而成就大教化。到了中兴时期，也往往能够得到人才。唐朝衰败以后，这种选拔就不兴盛了。我朝崇尚馆阁，把它看作清贵华美之地，辅佐宰相的人才多由此选出。三馆清静幽密，古人称为登瀛。近年却迁出内庭，逼近居住坊巷，不是唐朝所谓集仙之馆了。并且其中校勘典籍的职务，有的不是由科举出身，而是凭恩典授予；又以年限限制，逐渐升到清贵显要的职位，这轻视了十八学士的选拔，恐怕不是唐文皇培养将相人才的本意。臣恭敬地希望圣上与大臣议论其中可行与否，重新制定制度，效法唐朝兴盛之时，以延揽廊庙之才，这是国家的大美。又谏官、御史是皇帝的耳目之官，在应当无所避讳的朝廷中，应该有赏赐和劝勉。自陛下亲临政事以来，没有听说表彰过一名谏官，奖赏过一名御史。如果他们进言没有补益，是选人不精；如果进言有补益，难道不应施行奖赏吗？这样只是使触犯圣颜的人危险，使缄口不言的人安全，把搜集忠告看成空话，把陈说微小意见当作尽职。三年以后，官员的升降仍然彼此相同，臣恐怕天下私下议论，朝廷的言路没有扩大，忠臣没有受到劝勉；这样会使谏官、御史之流尸位素餐于朝廷，绝不是国家的福气。希望圣上仔细考虑。又听说先王重视君臣之间的义，赏赐还延及后世。大功臣之后代，立贤能者为继承人，其余子弟则凭才能自行调任，不使贤愚混杂。后来大防一旦毁坏，颓败的风气延续千年，凡是处在近要职位的人，每年都推荐子孙，簪缨官服充满门户，车马仪仗堵塞道路，贤能与不肖一概升为京朝官，称为赏延，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这一定是前代君主危弱、臣下僭越之际，彼此姑息迁就，因而形成旧例，才发展到这种地步。又各司的人员，本来只是为了逃避乡里差役，过不了几年，便按例出任外官，其中无非是贪婪残忍之徒，完全不同于孝悌廉耻的行为；让他们治理亲民事务，弊端会怎样呢？一旦开了这两条门路，每年录取上百人，什么样的人都有，实在败坏王道，恐怕不符合任官只取贤能的原则。人们因为害怕招致众怨，不敢上奏，于是使仕进之路纷乱，俸禄职位拥挤堆积，文武官吏等待空缺超过一年；贪婪的人更加磨利爪牙，贫寒的人全都困于饥寒；徒然在礼部试场中增加艰难，壮士惋惜年华，几年一次的考试便相互奔走竞争，甚至发展到诉讼争斗。

译何况修饰文辞的人不追求大才，明习经学的人不询问大义；为师之道既已废弃，文风更加浅薄，诏令即使繁多，又凭什么来戒勉劝导呢？士人没有廉耻谦逊，这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根源尚未澄清，却想使末流清澈，臣不相信能够做到。如果国家不考虑改革，因循这些弊端，上面的官制混乱，下面的风俗败坏，绝不是国家的福气。如果要作长久的防备，就希望与大臣特别重新讨论，澄清这一根源，不把诽谤议论当作嫌疑，而应当以治理与动乱为念；这才是国家的福气。希望圣上仔细考虑。臣听说，用德行使人服从，天下人都会欣然拥戴；用武力使人服从，天下人都会怨恨离心。尧、舜凭德行治理，所以人们爱君主如同爱父母；秦朝凭武力统治，所以人们把君主看作仇敌。因此，治理天下，德行可以凭恃，武力却不可依靠。臣恭敬地希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每天崇尚圣德，以长久使天下人归服。至于发扬好生的意志，推行不忍伤害的心，减轻典刑，厚施恻隐；对万物如同祝祷解网，对百姓如同为无罪受刑者哭泣，常常告诫百官不要苛刻残酷，向天下显示慈爱，这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以玩赏珠玉为可耻，停止进献丝带刺绣，焚烧晋武帝的雉裘，释放唐文皇宫中的宫人，减少度人为僧尼，不兴建土木工程，向天下显示节俭，这也是圣人才能做到的。” 圣人才能做到这些。鸡鸣时便起身，勤勉不懈地听取政事；每当有空闲，就召见大臣讲论文武之道，询问艰难事务，这是帝王的勤劳。希望圣人勉力实行。无论贵贱亲疏，赏罚都只有一个标准；有功的人即使为君主所憎恶也一定奖赏，有罪的人即使为君主所喜爱也一定惩罚，舍弃一己私心，顺从万人的愿望，向天下显示公正。希望圣人实行这一点。自古帝王如果与佞臣共同治理天下，天下必定混乱；与忠臣共同治理天下，天下必定安定。然而忠臣刚直耿介，容易被疏远；佞臣柔顺逢迎，容易被亲近。柔顺的人像忠臣，多说美好的话；刚直的人像强硬的人，多作直言劝谏。两者的进退，怎样辨别呢？只要每天听到美言，就知道佞臣还没有被斥退，这是国家值得忧虑的；每天听到直谏，就知道忠臣在君主身边，这是国家值得欣喜的。恭敬地希望圣明的君主不可不明察。自古君王，对外防备夷狄，对内防备奸邪。夷狄侵犯国家，奸邪败坏德行；国家被侵犯，灾害就祸及百姓；德行败坏，祸患就会从宫墙内部发生。由此知道，奸邪的凶险超过夷狄的祸患。恭敬地希望圣明的君主常常喜好正直之人，以杜绝奸邪，这是达到治理的根本。臣又听说，圣人居处在九重宫阙的深处，镇定万国的期望，以静制动，以尊重威严作为威势，像天一样高远，像地一样深厚，使人不能轻易议论。昨天看到銮驾出行稍微频繁，恐怕不是深居九重、安静镇定四方的意思。何况进奏院把消息报告天下，天下听闻后，恐怕会损害皇上的威严。先朝因为治理天下日久、功业成就，即使巡幸的费用，也还常常有人进谏劝止。如今正值继承光明政治的开端，圣明政令刚刚更新，更应当增加忧勤，深深防止安逸享乐；这样人心就会大为喜悦，天道也会降下安康。又比照先帝功业成就之年，如今还不可以轻易巡幸。臣恭敬地希望圣上再三详细阅览，每次出行都一定遵循典礼，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臣又听说，圣人接受远大谋略，久而久之就能成就王道；接受浅近琐末的议论，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乱政。如今圣人在上，贤人在旁，取舍之间难道还会有不当吗？然而刑法官吏议论丝发般细小事情的轻重，钱谷官司列举锱铢般利益的利弊，往往把这些说成急务，立即响应施行；有人谈论政教的源流，议论风俗的厚薄，陈述圣贤的事业，评论文武的得失，往往却被说成迂阔之论，废弃而不施行。难道朝廷轻视远大谋略，却喜好浅末议论吗？” 臣恭敬地希望圣上采纳远人的谋略，采用有用之人的意见，不把远大的谋略当作迂阔之说，不把浅近琐末之议当作急务；这样王道就能大成，天下幸甚。臣又听说，圣人极其明察，面对万般政务却不敢独断；圣人极其聪慧，采纳群臣言论却不敢偏听。独断，千百种思虑中或许会有失误；偏听，众人的心一定会离散。人心离散，社稷就会危险而无人扶持；圣虑有失，政教就会偏差而离正道越来越远。因此设置百官而不敢独断，是害怕一项思虑有失；开通言路而不敢偏听，是害怕众人的心离散。如今圣政刚刚更新，动辄思考公共事务，委任两府，处理万机。万机如此繁多，能够没有得失吗？于是让群臣上言来补救缺失，使上面没有遮蔽，下面没有堵塞，从而显示圣人不独断。天下幸甚。然而臣下秘密陈奏得失的话，不能全都当作事实，也应当深入追究是否合宜。有的人专门窥伺他人的长短，有的人想迎合、离间上下，动摇赏罚的权柄，离隔君臣的情谊。似是而非，言辞虚假却善于辩说，即使在圣明鉴察之下，难道能没有迷惑吗？偶然因此触动圣心，却无益于王道。像这样的秘密奏章，希望圣上更加详细明察，与大臣议论可否，然后再施行。如果秘密奏章中的话一概当作事实，宫中直接降下处分命令，立即施行，那么进谗诬陷的人就会乘隙而入，把揭发他人说成正直，把欺诈说成忠诚，使内外彼此猜疑，政教不能统一，这不是达到治理的根本。古人有句话说：“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恭敬地希望圣明的君主不可不明察。又自古以来，亲近的小臣大多纤巧谄佞，依仗国家的恩宠，成为人们求进的阶梯。公议还没有实行，私人的请托已经先到。这样一来，人人都从旁门小路进身，政事便有许多门户。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深加防范考虑，以保存至公之道。臣是浅陋曲僻之人，本来没有精深的见识，只是考察前代君王的得失，研究圣朝的取舍，因此才敢竭尽所知陈述出来。恭敬地希望圣上详细选择其中一二。”

译庆历年间，参知政事范仲淹又答复诏令，分条陈述十件事情，奏道：“臣恭敬地接受手诏。如今任用韩琦、范仲淹、富弼，都是朝廷内外所仰望的人才，破格提拔。韩琦暂往陕西，范仲淹、富弼都在两府，理应尽心尽力，为国家各项事务提出意见，不得顾虑回避。加上章得象等人同心忧国，足以共同商议。如果有当今急务可以施行，都必须分条列举上奏，以符合朕破格提拔你们的本意。臣的才智不如别人，谋略也不通晓古今，哪里足以奉答这一重大诏问？但臣感念陛下破格提拔，预先参与政事，又有诏意反复恳切嘱咐，臣战栗流汗、惶恐不安，实在不敢推辞。臣听说历代的政事，时间久了都会产生弊端；有弊端却不挽救，祸乱必定发生。为什么呢？纲纪逐渐毁坏，制度日益削弱，恩赏没有节制，赋税征收没有限度，人情悲惨怨恨，天灾祸患突然兴起。只有尧、舜能够顺应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厌倦。《易经》说：‘穷困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这是说天下的道理有所穷困阻塞，就要思考变通的方法；既能变通，就能成就长久的事业。我国革除五代的乱局，富有四海，延续将近八十年，可是纲纪制度一天天、一月月地削弱侵蚀，官府在下层壅塞，百姓在外困苦，夷狄骄横强盛，盗贼纵横猖獗，不可不重新整顿来挽救。” 既然如此，想要端正末端，必须先端正根本；想要清洁水流，必须先清洁源头。臣敢于概括前代帝王的治道，寻求本朝祖宗的功业，采择其中可以实行的，分条奏告陛下；顺应天下人的心意，努力推行这些事情，或许法制能够建立，纲纪能够再次振作，那么宗庙社稷就会福泽长久，天下就会得到幸福。第一，明确黜陟。臣考察《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者、升进贤明者。”既然如此，尧、舜的朝廷设置官员极少，尚且九年才升迁一次，必定要求有成绩，因而天下受到大教化，百世以后仍被仰望为帝王的典范。我朝祖宗时期，文武百官都没有定期磨勘的惯例，只有政绩才能值得表彰的人才破格提拔，没有值得称道的直到老也不升迁，所以人人自我激励，力求取得政绩。如今文资三年升迁一次，武职五年升迁一次，称为磨勘，不论内外，不问劳逸，贤能与不肖一同升进，这难道是尧、舜黜退昏暗、升进贤明的本意吗？假如群僚中有一个比众人贤能的，治理一个郡县，主管一个事务机构，想着兴利除害而有所作为，众人都指责他是在惹事，必定嫉妒他、阻挠他、非难他、嘲笑他；他稍有差错，便跟随其后排挤陷害。因此不肖者长期白吃俸禄、尸位素餐，安然无事而没有人作为。即使愚昧昏暗、鄙陋卑猥的人，也没有人愿意与他同列，可是却能按三年一迁的制度，坐等升到卿、监、丞、郎之职，这样的事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办公家的利益，救济百姓的疾苦，革除政事的弊端，修补败坏的纲纪呢？利益不能兴办，国家就会空虚；百姓的疾苦不能救济，民众就会怨恨；弊端不能革除，小人就会得志；败坏的纲纪不能修补，王者就会使贤能与不肖混淆。请托侥幸使升迁调动不停，中外官员苟且因循，百事废弛毁坏，百姓长期困苦，群盗逐渐兴起，使陛下为日夜忧劳而不得安宁，难道不是官员失去职守而导致国家危急吗？至于京城各部门，金钱粮谷事务浩繁，权势子弟长期占据职位；有的人白白领取俸禄，等待空缺一两年，等到任职时又凭借势力，哪里肯谨慎恭敬地履行职务？这会使祖宗根本之地的纲纪日益毁坏。因此京城官署有一个职位空缺，便有数人争夺。至于外任的京朝官，有的私自居家等待空缺，动辄超过一年，往往刚到任便已经符合磨勘条件，毫无勤劳功效，却照例获得迁改，这正是人人因循、不再奋发努力的原因。臣请求特别降下诏书：今后两府臣僚有大功大善的，便特别加授爵位和官命；没有大功大善的，就不再于非正常时日晋升品秩。凡是事理情状按常规办理而出任的，只守本官之职，不得再兼带美职。凡京朝官在台省、馆阁任职，以及在审刑院、大理寺、开封府两赤县、国子监、诸王府任职，和因保举、选差而监领在京重难库务的，都必须任职满三周年，才准许磨勘。若是因陈乞而任职，或在中书审官院▯任在京差遣的，与保举、选差的不同，都必须把所管事务合计满五周年，才准许磨勘。这样，权势人家的子弟才肯到外地任职，都知道任事的艰难；也会有俊明之人因此建立功业，可以得到进用。像今日以前已经接受在京差遣并已办理事务的，暂且依照旧日年限磨勘；尚未交割事务却请求出任外官的，也听任其出任外官。在京朝官到任办理事务满三年的，准许磨勘。其中，前任所办理事务的年月日和公程日期，以及并非因陈乞而调任途中所经过的年月日，还有升为朝官后在京朝请的年月日，都命令合并计算。远官、近地之间劳逸不同，以及在休假、等待补缺和公程之外停留滞留的时间，或因公事非时调换任所而在途的年月日，交给有关官司另行裁定后奏闻。如果任内有私罪，或犯公罪徒刑以上，到应当磨勘之日，要把情由和罪情轻重具奏，另行请示皇帝裁决。庶僚中若有才高行异、受到很多人荐举论列的，或有奇异谋略、嘉美计策为皇上信任采纳的，自有特别恩典加以升迁改任，不应受磨勘期限的阻滞。又有外任官员政绩卓著闻名内外、足以补益风化的，或屡次审理诉讼之狱而能辨明沉冤的，或五次推勘而当事人没有翻诉的，或劝课农桑取得巨大收益的，或能革除京城库务大弊、节省数万贯钱的，命令本辖长官保明后奏闻，交尚书省集议；如果众人都认为可取，就列具事状上奏，并准许改官而不受磨勘期限限制。若意见有异同，就各自陈述所持理由，取决于圣断。还请下诏审官院、流内铨、尚书考功：凡京朝官和选人每任任满替换时，都要明白具列考定的考绩和结罪情况奏闻。其中若有事状猥滥，以及年老、有病、愚昧而不能治理百姓的人，另行请示裁决。以上磨勘考绩的条件，若有说得不完备的，命令有关官司比照类似情形奏闻。这样，因循苟且的人会受到考绩期限的约束，特别杰出的人会得到破格的赏赐。如此以后，天下公家的利益一定会兴盛，百姓的疾苦一定会得到救济，政事的弊病一定会被革除，纲纪的败坏一定会得到修补，人人都会自我勉励，天下兴起治道，那么前代君王的事业、祖宗的威权，就会重新振兴在陛下手中。武臣磨勘的年限，交枢密院比照文资制度裁定后奏闻。

译第二，抑制侥幸。臣听说，先王的赏赐可以延及后世；诸侯有世子承袭国位，公卿凭德行任用；有承袭爵位的人，《春秋》对此还加以讥刺。到了汉代，公卿有封爵而死，立一个儿子承继爵位，从未听说其余儿子都得到爵命。其次，宠待大臣，赐给一个儿子官职的事是有的，却没有听说每年都由大臣自行荐举子弟。祖宗朝也不过如此。自真宗皇帝以天下太平之乐与臣下共同庆贺以来，恩意渐渐扩大：大两省官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逢南郊和圣节，各自荐举一个儿子充任京官；少卿、监荐举一个儿子充任试衔官。正郎带职、员外郎以及诸路提点刑狱以上差遣的官员，每逢南郊荐举一个儿子充任斋郎。大两省等官既然已经荐举儿子充任京官，明显不同于一般官员，充分显示了区别；又改为每年荐举，日积月累，终于形成冗官。假如有任学士以上官职达二十年的人，那么一家兄弟子孙中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还接连升为朝官，这是滥进到了极点。如今百姓贫困，冗官极多，授予官职既轻，政事因而不能振举；俸禄支出既广，官府忙于刻剥搜刮；审官院常常忧虑官员充塞，没有空缺可以补授。臣请特地下诏：今后两府、两省官等遇到大礼荐举时，只准许一个儿子充任京官；除了荐举弟、侄等骨肉亲属及授试衔之外，每年圣节不得再行陈乞。如果另有功勋卓著、闻名内外，不止于特别赐给一个儿子官职的，属于出自圣恩。转运使以及任边地的文臣，初次除授后本来应当荐举；得到子弟任官资格的人，都必须等到任满二年且没有遗留缺失，才准许陈乞。如果二年以内因非正常原因调任，可以合计满三年后陈乞。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少卿、监以上官员，都与两省官相同，遇到大礼各自荐举子孙。正郎带馆职、员外郎以及省府推判官、外任提调刑狱以上官员，遇大礼应当荐举子孙的，必须任职满一年才准许陈乞。以上若有应当说明而未尽之处，交有关官司比照类似情形奏闻。这样，内外朝臣各自努力长久任职，不做苟且的政事，同时可以抑制浮躁躁进之心，也可避免子弟充塞铨曹，与寒门士人争夺仕进之路，轻视郡县职任，使百姓受害。武臣入边任职，以及大礼时应当荐举子弟的，请下枢密院详细审定，按类似情形奏闻。国家又开设文馆，延揽天下英才，使他们供职秘庭，博览群书，等待皇帝顾问，培养才器学业，以备将来大用。如今却是进士考取高等的人，一任刚结束，不论是否有才干，照例都可以召试并补入馆阁。两府、两省官的子弟亲戚，不论贤能还是不肖，动辄自行陈乞馆阁职事，也能得到进补。太宗皇帝建立崇文院、秘阁，亲自书写碑文，是因为重视天下贤才。陛下应当思念祖宗的用意，不应过分轻视馆阁。臣请特地下诏：今后进士三人以上及第的，一任期满回京之日，允许进呈有关教化、经术的文章十轴，交两制官详细审阅，分为五等品第。列入第一至第三等的，立即赐予召试；召试又列优等的，便补任馆阁职事。两府、两省官的子弟，不得陈乞馆阁职事及读书之类的职位。御史台应随时弹劾，谏院也应论奏。如果馆阁缺人，就交两制官推举有古道风范、才干足以担当大用的人，联名荐举并进呈姓名；两制官还要共同署名表章，并上殿称荐，以充任馆阁职事。这样，馆阁职事不再轻易授予，足以振起朝廷的风采，继承祖宗的本意，符合陛下慎重选人的要求。第三，精整贡举。臣谨按《周礼》：卿大夫的职责，是各自教导所治理地方的人民；三年举行一次大比，考察人的德行和道艺，然后把贤能者的名册献给王【贤，是有德行；能，是有道艺】。王拜了两拜接受名册，把它收藏在天府【天府，是太庙收藏宝物的地方】。这就是说，王者举用贤能，是为了使宗庙社稷得到安定，所以拜受其姓名，收藏在宗庙之中，以此郑重对待选贤之事。卿大夫的职责废弛已经很久了。如今各道学校如果能得到明达的教师，还可以教导人学习六经以及传授治理国家、治理人民的道理；然而国家却只凭辞赋选取进士，凭墨义选取诸科，士人都舍弃大道而趋向小道。即使人才济济充满朝廷，求有才干、有见识的人，十人中也不过一两个，何况天下正处于如此危困、缺乏人才的情形，将靠什么来挽救呢？应当教给他们经世济用的学业，选取有经世济用才能的人，或许可以补救不足。有人说，挽救弊病的方法，恐怕已经太晚了吧？臣认为，四海还没有完全败坏，如果早晨谋划，晚上就施行，也许还来得及挽救；怎么能安然不救，坐等祸乱发生呢？臣请各路州郡凡有学校的地方，奏举通晓经学、有道术的人专任教授，务必使学校兴盛实行。至于取士的科目，就依照贾昌朝等人的奏请：进士先考策论，后考诗赋；诸科除墨义之外，再考通经策，使人不专事辞藻，必须明白义理，这样天下讲学之风一定会兴起，浮薄之士也会受到劝勉，这是最为重要的。欧阳脩、蔡襄还请求每场考试都决定去留，以求试卷较少、考校精审。臣认为，如果完全实行逐场决定去留，恐怕旧日考生拘泥不化，既不能创学习策论，也不能很快通晓经策，都会担心被遗弃，从而另无进身之路。臣请进士中的旧日考生，参加科举三次以上的，先考策论，后考诗赋；允许把三场试卷合并考察，互相取其长处。参加两次和初次参加的都是年轻人，足以继续进学，请逐场决定去留。诸科中有通晓经策的，到终场另考经策十道；如果不能命题作答，就在知举官员面前讲说七通，才算合格。不考经策的，参加三次以上者，就按每场所答墨义，依照旧例以通晓粗略者施行；参加两次和初次参加的，到终场之日必须答通八道才算合格。又有外郡发解的进士、诸科考生，依照本乡举荐、里选的形式，本来必须先考察品行，再凭才艺学业取用；如今却不考察品行，只凭辞藻、墨义取人，再加上封弥试卷、看不见姓名，实在不是乡里举选的本意。又南省考试举人，一场考诗赋，一场考策论，人人都精心尽力，考校的时间也较长，实际很少有差错。到了御试之日，诗赋、文论合为一场，既受声病格律拘束，立意也不能深远；有时音韵中一个字稍有差错，即使平生辛苦，也会当场黜退；如果音韵没有差错，即使学业浅近，也能轻易取得科级。既然乡举时不考察品行，御试时又过分拘泥声病，士人的进退便多说是命运，而不说是学业品行。

译明君在上，本来应当使人凭品行业绩进身，如今却归之于命运，这是把善恶混同而归因于上天，难道是国家的美事吗？臣请重新制定外郡发解的条约：必须是品行没有恶劣之处、才艺达到等第的人，才准许发解荐举；不再封弥试卷。南省参加考试的人，既然已经由本乡询问考察品行，仍须封弥试卷，精心考察才艺，评定等第；送入御前，由皇帝选定官员复核考试，重新定等第完毕后，再与南省所定等第相互核对姓名；偶有高下不同的，不再改动；如果等第不同，人数必定很少，就再加封弥，命两地官员参照比较，然后在御前放榜，这样最为恰当。其中超过三人的，就在高等人中选择，由圣意宣布放榜。考校进士时，策论高、词赋次的列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的列为次等；诸科中经策通晓的列为优等，墨义通晓的列为次等。以上进士、诸科，凡以优等及第的，放宽选限，直接选注官职；以次等及第的，仍守本科学选限。自唐代以来，及第之人都要守选限；国家因为收复诸国郡邑后缺少官员，才对新及第之人权宜放宽选限，直接选注官职。如今选人壅滞拥塞，应当有所改革；这样又足以劝勉学习，使他们知道圣人修身治国的道理，那么国家可以得到人才，百姓也会受到恩惠。第四，选择长官。臣听说，先王设置诸侯，是为了共同治理天下；如今的刺史、县令，就是古代的诸侯。一方百姓的安乐或困苦，百姓的休戚，实在取决于这些人。所以历代政治昌明之时，必定重视这一任职。如今却不问贤能愚劣，不考察才干能力，只是屡次凭资历考核升为方面长官；懦弱的人不能整治吏治，反而任其侵害百姓；强干的人只求接近声名，往往多有害于民物。国家的根本因此凋残。朝廷即使极为忧劳勤政，天下又怎么能够得到苏息？转运使以及提点刑狱、按察列城的官员，应当从众人中选取贤能者。臣请特地下诏，交中书、枢密院暂且各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交两制官共同荐举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共同荐举知州五人；御史台中丞、知杂御史三院共同荐举知州五人；开封知府、推官共同荐举知州五人；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各自共同荐举知州五人；知县、县令各十人；各州知州、通判共同荐举知县、县令共二人。得到前面所说被荐举的人，荐举人多的优先差补。仍命令审官院、流内铨把今日以后所差任的知州、知县、县令，连同候选人历任的功过、荐举人的人数，一并具奏；交中书详细审阅，认为确实适当后，再引见对答。这样荐举选择，或许各道官吏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为陛下爱惜百姓，均平徭役，宽减赋税，使百姓各得安宁，不招致祸乱，天下就大幸了。第五，均平公田。臣听说《易》说：“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才以及万民。”这是说圣人养育百姓时，必须先养育贤才；养育贤才的方法，必须先优厚俸禄。俸禄优厚，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遵守法度、安心于职业。皇朝初年，承接五代乱离之后，百姓凋敝，时价极低。等到收复各国，天下郡县缺少官员补授，甚至有人任职五七年都不能替换，有的人刚刚罢任就进入京城等待缺额。在物价极低的时候，俸禄不断，士人之家没有不自给自足的。咸平以后，百姓渐渐增多，物价于是上涨。入仕的门路增多，得到官职的人众多，以至于有人任满后守选一二年又授官，等待缺额一二年。在天下物价上涨之后，俸禄却没有相应增加，士人家中很少有不贫困窘迫的；男子不能娶妻，女子不能出嫁，父母死了不能下葬的，比比皆是。又在守选、待阙的日子里，衣食不足，只得借债勉强维持朝夕。到任之后，债务一定会来逼迫，有人因而冒犯法令接受贿赂，靠赊借举贷度日；有的甚至不以经商贩卖为耻，与百姓争利。既然不是负罪之人，却不能守住名节，官吏有奸赃而不敢揭发，百姓有豪强狡猾之徒而不敢制止，奸吏和豪民便得以侵凌暴虐。于是贫弱百姓，按理不能得到公正，含冤不能申诉，徭役不均，刑罚不正，家家都受其害，却无可奈何。这是由于制定俸禄的办法还有未周到之处。真宗皇帝深思远虑，恢复前代职田制度，使中等以上的士人可以自守节操，婚嫁按时举行，丧葬合乎礼制，这些都是国家的恩惠。能够守住节操，才可以整治贪赃官吏，镇服豪强狡猾之人；法律才不会偏私，百姓也就没有冤屈。近来屡有臣僚请求罢除职田，认为它有分配不均的非议，也有侵害百姓的弊害。臣认为，职田本来是要养育贤才，因而侵害百姓的事情确实有过；但与衣食不足、败坏名节、不能奉行法令，把正直说成邪曲、把邪曲说成正直，众人怨恨而思乱、天下受害相比，难道只是职田本身的害处吗？而且自古以来常常忧虑百官重视京内而轻视外任，唐代外官的月俸尤其丰厚，主簿、县尉的俸钱尚且有二十贯。如今困于财用，暂时无暇增加和恢复旧制。臣请两地共同议定：外官职田分配不均的予以均平，尚未发给的予以补给，使他们衣食充足，不废弃婚嫁、丧葬的礼制，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守法节操、督促他们施行善政。有违法者，可以罢免，可以诛戮；同时使英俊之士乐于担任郡县长官，这样百姓将受恩惠，将来升迁任用的人也多是曾经治理郡县者。郡县官员深知百姓隐情，也是教化的根本。惟愿圣上深切察看，天下幸甚。第六，厚待农桑。臣读《尚书》说：“德在于善政，政在于养民。”这是说圣人的德行就在善政，善政的要领就在养育百姓。养育百姓的政事，必须首先致力于农业。农业政令修明，衣食就充足；衣食充足，就会爱惜身体；爱惜身体，就会畏惧刑罚；畏惧刑罚，盗寇自然止息，祸乱不会兴起。这就是圣人的德行发端于善政，天下的教化兴起于农田。所以《诗经》有《七月》一篇，是陈述王业的。如今国家不致力于农桑，粮食和丝帛常常昂贵。江浙诸路每年买米二百万石，所买米价和运输费用，每年共用钱三百余万贯文。又贫弱百姓困于赋税，每年砍伐桑、枣树卖作柴薪，劝农课桑的办法只是有名无实。

译所以粮食和丝帛常常昂贵，府库日益空虚。对此如果还不谋划，将靠什么来救济呢？臣在天下农业利益中，姑且举两三件来说。比如五代群雄争夺天下时，本国每年歉收，就向邻国请求买粮，所以各国都兴办农业生产，逐渐达到丰足。江南应当修筑圩田，每一圩方圆数十里，像大城中有河渠，外面有闸门；干旱时开闸引来江水的好处，水涝时关闭闸门抵御江水的祸害，使旱涝都不能侵害，这对农业是很大的利益。浙西地势低洼，常常苦于水灾；虽然有沟河可以通向大海，但只有按时疏导，潮水带来的泥沙才不会淤塞；虽然有堤塘可以抵御水患，但只有按时修缮加固，才不会摧毁损坏。臣任苏州知州时，查验防备方面的簿书，发现一州纳税田地有三万四千顷；中等年成，每亩收米二石至三石，计算下来可产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年上供的数目是六百万石，竟是一个苏州所产的数量。臣询问年高的人，他们说：‘从前两浙还没有归入朝廷时，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门负责田地事务，疏导河道、修筑堤坝，以减轻水患。当时民间用五十文钱可以买一石白米。自从皇朝统一天下，江南歉收就从浙右取粮，浙右歉收就从淮南取粮，所以农业政务逐渐懈怠，不再修治兴办。’ 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毁坏废弃，失去了东南的大利益。如今江浙的米价每石不低于六七百文，足足达到一贯文省，比当时贵了十倍；百姓因此不能不困苦，国家也不能不空虚了。又如京东西路有地势低洼、积水成灾的地方，早年国家特地下令开挖决通，后来水患大为减少；如今停止役作数年，渐渐又淤塞了，将要再次成为祸患。臣请每年秋季下诏，命各路转运司，让所属州军的官吏和百姓各自说明农桑方面可以兴办的利益、可以去除的危害；凡应当开河渠，或修筑堤堰、陂塘之类，都交本州军选官计算确定工料，每年二月间兴修役作，半月即停止，并把功绩具奏。这样不断办理，几年之间农业利益大为兴盛，下可以少有饥荒之年，上可以不必高价买粮，那么东南每年买米和运输的费用就可以大大减省。至于劝农课桑的办法，应选官员讨论古制，选取简便易行的办法，颁赐各路转运使，并另行面赐一本，交给新任知州、知县、县令等。这是养育百姓的政务，也是富国的根本。第七，修治武备。臣听说古代天子有六军，用来安定国家。唐朝初年京师设置十六将军，官属设置也有六军的意义。各道设置折冲府、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所，用来储备兵员。每年三个时节从事耕种，一个时节练习武艺。从贞观年间到开元年间，共一百三十年，军将和士兵没有发生一次叛乱。到了开元末年，听信坏人的话，于是废罢府兵。唐朝衰败时，军队都是市井之徒，没有礼义教化，没有忠信之心，骄横凶悍、叛逆作乱，以至于国家灭亡。自从我朝祖宗以来，罢去诸侯的权力，把军队集中在京师，衣粮和赏赐丰厚充足，已经八十年了。虽然已经使百姓困苦、府库空虚，但之所以难以改变，是因为重视京师安全。如今西北强悍顽梗，边防还没有完备，京师卫兵多被派往远方戍守；一旦有仓促事变，京城没有防备，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远戍军队是为了防御边疆祸患，如果遇到缓急而抽调回来，那么外部防守就不严密，戎狄会长驱而入，便可直趋关辅。新招募的军队聚集市井之人，轻浮嚣张、容易动乱；一旦财力困竭、请给不足，就必然散为群盗。如今百姓已经困苦，没有什么可以再征取，或连续多年发生灾荒，将靠什么来供养军队、整饬军纪呢？难道可以不预先谋划吗？如果因循拖延而错过时机，臣恐怕在紧急危难之时，宗庙社稷就要令人忧虑。臣请秘密交付两地，和京畿现有军马共同议定有无缺额。如果六军尚未整备，必须议定置办军队，就请约取唐代办法，先在京畿及附近辅州府召募强壮之人，充任京畿卫士，得到五万人，以辅助正规军，足以使军势强盛；使他们三个时节务农，大大节省供给费用，一个时节训练作战，自然可以防备外患。关于召募办法以及将校的等级次序，都应当先秘密、周密地议定，奏闻皇上。这实在是强兵节省财用的要领。等到京畿和近辅地区召募卫兵已经形成次序，然后各道仿效此法，逐步施行。愿圣上留意。第八，减少徭役。臣听说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六月下诏说：设置官署、任用官吏，原本是为了百姓。如今户口减少，而县官设置的吏职仍然繁多。于是司隶校尉、州牧各自核实所属二府的情况，条奏并省四百多个县，天下达到了大治。臣又考察《西京图经》：唐代开成、会昌年间，河南府有一十九万四千七百余户，设置二十县；如今河南府主户、客户共七万五千九百余户，仍设置一十九县【主户五万七百，客户二万五千二百】。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各县按三等划分，而能够承担徭役的不过百家，所供役人却不下二百人。新旧差役循环不止，除了鳏寡孤独，没有人能免除徭役。西洛的百姓最为穷困。臣请依照后汉旧例，派使者先到西京，把各邑并省为十县。被废的县邑，都改为镇，命本路举荐一名文资官，管理▯酤、关征等利益，同时兼管人口和地方事务。被废县邑的公人，除去归农的以外，愿意留在公门任职的，送往保留下来的县邑。原来各县的役人就可以减省。归农的和留任的两方面都各得其所。等西京并省逐渐形成秩序后，再在大名府实行，然后派使者到各道依此办理。还应先下令：各道防团州以下，凡有使州两院的，都合并为一院。公人愿意离去的，一律放归务农。职官厅如果只需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供役，其余人力归农。乡村的耆长、保正，凡地域相近的，也命令合并；能够合并一个保的耆管，就可以减少十余户的役。只要徭役稍微减少，百姓自然耕作，就可以期待富庶。第九，广施恩信。臣私下看到，国家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天子斋戒，穿衮冕，谒见宗庙，举行祭祀上帝的大礼。礼成后回到端门临朝，大赦天下；赦书说，赦书每天可以传行五百里，敢于把赦免以前的事情拿来说的，按其罪加罪于他。这是希望王者的恩泽迅速惠及万物。可是如今每次大赦颁下，天下欢呼一两个月，钱谷司等官府仍像从前一样督责征取，仿佛旧日桎梏，甚至查籍没收老幼的家产。至于宽减赋敛、减少徭役、存恤孤贫、振兴救济长期滞留未决之事，从来没有真正施行，使天子惠及百姓的意愿全都成为空话，辜负圣心，损伤和气。

译臣请特地下诏：今后赦书中宣布的恩泽，凡有应当施行的，三司、转运司、州县如果不切实遵奉办理，都按违制罪处徒刑二年；情节严重的，应当刺配。天禧年以前天下所欠的赋税债负，一概不再追问；无论是否有侵欺、盗用，都一并除免。违犯者，交御史台、提点刑狱司经常严密察觉纠劾，不得令其壅塞阻遏臣民。臣又听说《易》说：‘先王以巡行四方来观察百姓，设置教化，所以有巡狩的礼制；考察诸侯的善恶，观察风俗的厚薄。’这就是圣人顺应时势行动的意思。如今巡狩的礼制不能恢复，百姓的隐情无穷无尽，而上天听察人间又十分遥远。臣请下诏中书：今后每逢南郊大礼赦书颁布以后，精选臣僚前往各路安抚，考察官吏的能否，访求百姓的疾苦，使赦书中涉及百姓的事项一一施行，天下百姓没有不感到幸运的。第十，重视命令。臣听说《尚书》说：‘谨慎地发出你的命令，命令发出就必须施行。’按照律文，凡奉到制书而应当施行却违犯的，处徒刑二年；有所失误错漏的，杖一百。又监临主司收受财物而枉法的，赃十五匹处绞刑。这是因为先王重视法令，使人不敢擅自改变，借以推行政事于天下。如今看到国家每次颁下宣敕，条文繁杂却没有信用，官吏轻视而不奉行，上面丧失威信，下面百姓受到弊害。这大概是因为朝廷采纳百官的奏请，草率地颁行，既不合经常之制，便立即更改，这就是烦琐而无信用的证明。又如已经通行天下的条文，即使确实是故意违反，也都按过失论罪，完全违背律法本意，以致破坏大法，这是轻视法令而不奉行的严重表现。臣请特地下诏：今后百官奏请的条文，命中书、枢密院详细审阅、参议，确实可以长久实行的，才准许施行。如果事情涉及刑名，还要交审刑院、大理寺以及熟悉法律的官吏共同详审奏请之词，删去繁冗，裁定为制敕，然后颁行天下，务必要求遵守。凡冲改条文，都命令缴回，免得错乱，误使其施行。还希望另行下敕命：今后各处当职官吏，亲自接到制书以及到任后所接受的条文，敢于故意违反的，不论是否已经通行天下，都按违制罪处徒刑二年。到任以前颁下的条文，如果因疏于检视而没有采用，但情实并非故意违反的，都依本条失错科杖一百。其余人触犯已经通行天下的条文，而条文没有明确规定违制刑名的，都按过失论罪。如果条文有差错，对事情有害，各处长吏另行看准时机，确实必须采取权宜办法办理的，也必须把缘由具奏，交中书、枢密院详细审察；如果合乎义理，就准予免罪，并再行斟酌，另作更改。《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九。【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明代杨士奇等撰。治道。宋仁宗天圣七年，群牧判官庞籍回答诏令、论述时政的奏疏说：臣有幸忝列朝班，得以参加次对，冒昧陈述管见，仰面触犯圣听；内心料想自己的狂妄愚昧，应当受到雷霆诛罚。臣听说，服膺忠义的人，都怀有爱戴君主的心；蒙受恩惠养育的人，都蓄积着报答恩德的心。所以有人解下车驾进献忠言，有人冒犯龙鳞陈述劝谏，受到义烈激发，即使无故也愿意捐躯。何况臣生逢盛明隆盛的时代，亲自侍奉明圣之君，又遇到丁宁反复的诏令，要求臣尽情进言，这不是臣应当缄默的时候，实在是臣竭尽勉励的日子。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依凭祖宗淳厚光明的基业，承受慈圣的保佑，积累的德行更加盛大，所经历的圣道日益深厚，使天下都得到安宁，却还自认为没有达到大治；按理本来一定能洞察一切，却退让自称不明；招纳刚直的臣子，虚心接受正直的议论，不吝惜对过错的改正，恩德日益更新。这是前代君王所难以做到的，而陛下却很容易做到，实在是九庙无穷的福祉、四海长久安定的根基。臣因此敢于竭尽自己极为浅陋的见识，揣度当今适宜之事，认为可以对圣明的治理有所补益，分条列在下面。臣以为，推诚任用他人，臣下就会推心置腹地为君主办事；怀疑而对待臣下，臣下就会显露外在痕迹来避嫌。推心置腹，则臣下没有隐藏的实情；显露痕迹，则会违背事理的根本。古今之事，本来有外表接近私情而实际出于公心的，祁奚在朝廷内荐举自己的儿子，却受到前代典籍的褒奖。也有外表接近公义而实际出于私心的，王莽亲自杀死自己的儿子，最终却成为大盗。因此，君王如果察看臣下的内心而任用他，推己及人的诚信而信任他，臣下在内就会竭尽公心，在外就会施展全部力量。所以唐尧、虞舜之朝，兴起群臣谦让的风气，而不把它看成结党营私；东汉时代，制定三互法，却没有因此挽救衰弱。可见推诚的好处是那样，而怀疑的损害又是这样。臣谨按唐太宗文皇帝时，有人说魏征阿附结党，查验却没有事实；温彦博上奏说，不应拘泥于外在形迹而远远避嫌。魏征奏说：‘君臣上下如果都遵循这条道路，那么国家的兴亡，或许就很难预料了。’文皇帝惊惧变色说：‘我已经后悔了。’所以贞观之治，与三代风教相同。又宪宗时，皇甫湜参加制举，策论言语切直；王涯是他的舅舅，当时任翰林学士，职责是复核试卷，却没有因为舅甥的嫌疑而压抑他，因此被权贵宠臣所恼怒。等到王涯被贬为虢州司马，凭皇甫湜那样的盛大才华，尚且不能避免受到亲属牵累，所以元和之政不能达到太平。这就是推诚和怀疑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臣愚昧地仔细观察今日，似乎是怀疑而对待臣下；群臣也似乎都保留外在形迹来避嫌。陛下怀疑群臣有私心，而臣下必定有挟带私心、徇情办事从而使陛下产生怀疑的人。臣又认为，应当考察事实，退而追究其罪，这样才可以；从未听说任用一个人却又怀疑他，怀疑他却又任用他。《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有二心。’又说：‘疑虑中的谋划不要使它成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议论政事的臣子，知道陛下有所怀疑，就应当依据义理分别判断公私，使是非昭然，不受迷惑；使朝廷推行至诚，扩大至公，坦荡无猜，达到大同之治。宓子贱不过是古代一个县令，能够以诚信推待下属，属吏便不忍欺骗他；何况国家精心选择可信任的臣子，置于陛下左右，如果推心置腹地任用他，除非是邪曲奸佞之人，谁会不竭尽心力，仰报恩德，依凭倚重呢？怎么能说推诚在今日不可实行呢？臣私下推测如今议论政事的人，大多迎合揣摩皇上的心意，指陈似是而非的事情，以此坐实陛下的怀疑，这就是使上面更加怀疑。他们的心意似乎是想让陛下完全怀疑臣下，再由自己取得圣心的信任，以便谋利自身；不然，难道不知道怀疑对治理的危害吗？臣恐怕怀疑不止，那么上面不知道可以信任谁；畏惧躲避不止，那么下面也没有人可以推心置腹。公义和信任两方面都受损，事情将如何裁决？伏愿陛下至圣至明，臣愿陛下推行至诚，扩大至公，察辨真情和虚伪，以达到太平之治。臣又听说，万机事务，应对的事项极多；四海广大，统摄的范围极广，关键在于建立划一的法令，遵守不紊乱的条文，掌握权力纲要，把握政务要领；这是帝王不劳苦而能控制天下的办法。因而用一项制度统摄众多事务，事务越多反而越整齐；用繁多办法应对广泛事务，虽然时间长久，也必然混乱。所以说：‘法令不统一，朋党就会产生。’如果这样，发布号令、施行政令，难道可以有两三种不同的办法吗？臣伏见去年十月十七日和二十七日，传宣圣旨，命群牧司借支带甲马二匹，并供应随行草料，给新差任保州巡检都监杨怀愍使用；本司因此依据大中祥符五年宣头的条文。后来规定：今后凡臣僚及使臣脚下已经有官马的，因差遣不得再请求借官马。此规定有碍于原来的条文，于是本司在十二月二日具札子进呈，得到圣旨，只命赐马一匹，由本人自备草料。枢密院下发宣头以后，到第三日，又传达圣旨，却命令借给带甲马二匹随行。十七日以内，为了一件小事，四次降下圣旨，三次命令借马二匹，一次命令赐马一匹，本司不知道听从哪一项，于是再次具奏进呈。当月十六日批下圣旨说：‘已经赐给马，原来的札子不再施行。’本司这才敢依照宣头的指挥办理。况且枢密院是陛下掌管枢密、发布命令的机构，得到圣旨画可后，才向外下发宣命、颁行；陛下却又用传宣来冲改它。在京的机构，职务关联大臣，还可以进呈请求更改；如果是疏远偏僻的地方，使者又依据什么办理呢？一个州的长官、一个县的县令，如果政令不统一，尚且会有百姓受到它的弊害，何况一人的威势遍及天下这样广大，如果命令有两三种，怎么能不忧虑呢？况且号令就像汗液，汗流出后不能收回。所以说：安危取决于发布命令；既然关系安危，难道可以不谨慎吗？蜀相诸葛亮说过：‘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处罚、褒奖、贬斥，不应有所不同。’这实在是前代名臣的言论。何况如今天下如此广大，都遵循同一轨道，怎么能让号令发布时反而自行开启多重门户？万一处置大事也像这样，恐怕会导致意外，造成后悔。这件已经过去的事情，确实不应再说；臣只愿陛下从今以后谨慎发布号令。臣又听说，守成之道，必须遵守制度；驾驭臣下的方法，在于谨慎遵守宪法。制度确定，尊贵者不敢骄横自满，卑贱者不敢逾越；法典端正，宽厚者不会赦免有罪之人，严猛者也不会牵连无辜。舍弃这两点，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十七日、二十七日、五年、十二月、二日、三日、十六日〕 唐文宗曾说：‘治理国家的道理，使天下达到大治非常困难。’宰相李石回答说：‘朝廷的法令能够施行，就容易了。’这是重要而精妙的道理。所以法令施行，君主的威权就尊重；法令废弛，朝廷的威权就轻弱。威权轻重的道理，难道不是国家安危的关键吗？祖宗留下的宪章，法度轨迹都完整存在，本来不可更改。至于可以改的地方，请用医者作比喻：药是用来攻治疾病的；如果病证已经转移，就不应只守着旧药，必须更换药方、调换药剂，随着病情转变来攻治，这样疾病才会得到应对而痊愈。法令是用来堵塞奸邪的；如果奸邪的根源已经转移，就不应只守着旧法，必须更改条文、调整科条，随着奸邪转移的地方加以堵塞，这样奸邪才会止息，政事才会清明。至于不可更改的地方，也请用医者作比喻：人体三部的脉象、四时的气候、五类药物的性质、针灸的方法，经历古今而传承下来，哪一种可以随意改变呢？如果制度的设置是尊君卑臣、文字同一、轨制一致、防止逾越僭妄、堵塞侥幸，那么即使前代君王，也不可更改。凡人看见法令有所更改，便说制度全都可以变易，这正是世上多有违越法制之人的原因。恭敬地思量，国家以圣明君主相承，典章制度开明完备，可以流传无穷。自中书、枢密院以下直到百司，凡政令教化所施行的，都有既成的法宪；只要遵守而不丧失，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唐文宗曾说：“治理国家的道理，在于达到大治，这实在很难。”宰相李石回答说：“只要朝廷的法令能够推行，达到大治就容易了。”这真是至关重要而精妙的道理。因此，法令得到执行，君主的威望就高；法令废弛，朝廷的威望就低。威望高低的道理，难道不正是国家安危的关键吗？祖宗制定并传下来的法典，法度和先例都完备地记载在那里，本来就不能改变。至于可以改变的地方，请允许我用医生治病来作比喻。药物是用来攻治疾病的；如果病情已经发生变化，就不应当只守着原来的药方，必须更换药方、调整药剂，随着病情的变化来攻治它，这样疾病就会得到适当治疗而痊愈。法令是用来堵塞奸邪的；如果奸邪产生的源头已经转移，就不应当只守着原来的法令，必须更改条文、调整科条，随着奸邪源头的转移来堵塞它，这样奸邪就会停止，政治也会清明。至于不能改变的地方，也请允许我用医生治病来作比喻。人体三部的脉象、四时的气候、各种药物的药性以及针灸的方法，经历古今而始终如此，哪里能够随意变更呢？如果说到制度的设置，例如尊崇君主、使臣下处于卑位，文字统一、法度一致，用来防止逾越僭妄、堵塞侥幸之门，那么即使是前代的君王和后世的帝王，也不能改变它。一般人见到法令有所更改，便认为各种制度都可以变更，这正是当今世上违犯法令、逾越制度的人很多的原因。恭敬地想到，国家以圣明君主继承圣明君主，典章制度都已开列完备，并将传之后世、无穷无尽。从中书、枢密院直到下属各部门，凡是施行政令、教化的事项，都有已经确立的法典和制度；只要遵守而不失误，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社会安定。何况祥符年间的敕文规定：“臣僚上殿奏事，不得直接批示依从奏议，必须批发到有关的中书、枢密等机构。”凭先帝的睿智英明，天下升平，大小政事没有不洞察明了的，尚且不愿立即批示允准，而一定要让有关部门奏报复核，大概是担心破坏、改动旧制，开启因宠幸而徇私的门路。又或者说，这也是先帝的深意，并不只是亲自遵守法度而已，实在是想把它垂示为训典，希望陛下遵行。臣私下看到近来传宣内降的诏令，一年比一年增多。那些有所求请的人，如果事情符合旧典，按理并非创设新制，那么即使下交有关部门，也不担心事情不办。至于违背既定制度、创立新例的事，下交有关部门后，必定会依法判定为不可施行，所以必须请求传宣内降，以求事情必定实现。这样一来，每下一道传降，就废弃一项制度。传降不止，年深日久，臣恐怕保存下来的制度没有多少了。制度削弱，纪纲就会败坏；纪纲败坏，上下尊卑的分别还靠什么来约束规范？这就是臣日夜替朝廷痛惜的原因。臣希望陛下无论事情大小，都交给有关部门复核奏报，那么事情一定处理得当，典章制度也能长存。然而帝王施行法令，必须从身边开始；如果使左右近臣和贵戚害怕而不敢触犯，触犯了也绝不宽纵，那么天下谁还敢轻视法令、任意行事呢？那些左右近臣、贵戚亲属，出入宫禁，受到周密亲厚的宠遇，平常所见所望的，只是恩宠。求望恩宠没有止境，骄横和怨恨便逐渐积累。诸葛亮所说：“用官位宠爱他，官位到了极高处，他就会轻视官位；用恩惠顺从他，恩惠用尽，他就会怠慢。”一旦产生轻贱官位之心，接着又有轻慢恩惠的念头，没有不猖狂放肆、越过法度、肆意妄为而无所顾忌的。罪过恶行积累满了，才把他交付法司处理，这正是前代那些自身败亡、宗族覆灭的人，都是因为骄纵过度而又没有及早制止的缘故。所谓本来想给他幸福，结果恰好足以给他带来灾祸；不如依据义理截断他的恩宠，依据法律遏制其逐渐滋长的过错。知道他有过错而不宽纵，大的过错就不会发生；知道没有缘故就不奖赏，侥幸求赏的念头自然会止息。这就是诸葛亮所说：“用法令威慑他，法令得到执行，他才知道恩德；用爵位加以限制，爵位得到授予，他才知道荣耀。”使他们操守行为能够自我约束，常怀害怕招祸之心；受到宠爱厚待时，必定怀有感恩之意。长久保有大吉，与国家共享安乐，这难道不是君王对待左右亲戚最仁厚的方式吗？哪比得上养着痈疽，直到它破溃呢？臣前任开封府兵曹参军时，私下看到王世融因为殴打本府客司军将仇保，依法应当赎以铜钱。况且王世融是贵戚之子，仇保只是京府一个普通走吏罢了。世融是贵戚之子。陛下责备他横行放肆、逾越法令，令其停官，这实在是国家依法处理最为恰当的做法，也是保全外戚亲属的深厚用心。如果陛下制驭左右近臣和贵戚，都像处置世融这样，那么还担心什么法令不能施行、人民不知畏惧呢？何况这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本来没有忘在圣心之中。近来听说作坊料物库的监官牵连到宫中亲戚，侵盗官物，事情败露后逃跑。三司正在追查捕捉时，却降下防禁，不许彻底追究；这不是臣本职所能管的事，只是从传闻中听来，万一确有其事，也不是什么美事。陛下为什么不派人彻底查究此事，依法处理？等他知道过错以后，或者因赦文而稍加收录叙用，或者给他衣食供养，但不让他担任职务。如果因此悔改，那就是陛下重新造就了他。这样才是公法不屈从于私恩，也能彰显臣所切望的圣明裁断不同于过去。按过错计算，这是此事重而彼事轻；论亲属关系，则彼方亲近而此方疏远；议论罪责，则彼方依法加刑而此方得到宽免。臣恐怕朝廷内外有人效仿这种做法，依法惩处他们，就成了同样的罪过而受到不同的刑罚；因而宽免他们，法令制度就废弃了。从前汉武帝时，隆虑公主患病，便拿黄金一千斤、钱一千万，预先替儿子昭平君赎死罪，武帝答应了。隆虑公主去世后，昭平君骄纵醉酒杀人，廷尉请求依法论罪。武帝说：“法令是先帝制定的。难道因为是我的弟弟的缘故，就要欺骗先帝制定的法令吗？我还有什么脸面进入高帝庙呢？又要在下面对不起万民。”于是批准了廷尉的奏议，悲哀得不能自制。况且隆虑公主是皇帝的妹妹，昭平君是皇帝的女婿，又已经答应替他赎死罪，最终却没有宽免他，大概是因为失信的羞愧小，而废弃法令的过失大。因此臣希望陛下谨慎遵守法制，以此整齐朝廷内外。臣恭敬阅读诏文，其中说：“规正朕身的过失。”臣私下认为，陛下具有仁厚圣明的资质，亲自奉行孝友和睦的德行，鉴察古今，包罗经艺，杜绝田猎游乐，不亲近声色音乐，奖用忠诚正直的人，斥退远离奸佞邪曲之人。这些天下人家家知晓、户户明白。然而日月也不能没有日食月食的过失，唐尧也不能没有任用哲人惠人的困难。所以怀有许多福德的人更加小心，积累大德的人更加注重细小的行为。臣因此敢于竭尽愚见，来回应圣明诏令。诏文又说：“陈述宰政的缺失。”臣认为，执政的根本，对内在于选任百官，对外在于安抚聚集百姓。如今官吏不是合适的人选，懈怠废弛的政事逐渐增多；考核不能得到实际情况，升降官员的典制也有时失当。官吏的本性，应当奉公守职、谨慎自持；

译胥吏的本性，却是玩弄文书、谋求私利。官吏不严整，胥吏就会放纵；胥吏放纵，法令就会败坏；法令败坏，百姓就会受害。这是必然的道理。要想从外部整治郡国，必须先从京师做起。所以说：“京城秩序严整，四方都以它为准则。”如今在京任职的官员，把宽纵法制作为根本准则，把姑息胥吏作为美名，这已经成为沿袭已久的积习。有的人如果依据公法约束下属，群吏就会想尽办法动摇他；如果确实能把他动摇，后来者便会引以为戒。即使有公心和才干谋略，又怎敢施展作为呢？臣私下见到祥符县令查察下属稍微严厉，群吏便相率逃走，不久就罢免了他的县事，这说明动摇官员的计策已经得逞。何况近年来担任京职的人，大多顺从胥吏的私利和便利，很少责求才能和实绩，考察机构也因而废弛，弊害日益加深。如今奉公任事的人稍想纠正以往的过失，朝廷却不责罚狡猾胥吏的阴谋，反而告诫严肃整顿的官吏，臣恐怕从此以后谁还敢尽心奉公、执掌法令约束群下呢？各部门看到了，谁不会效仿呢？各部门的胥吏既然效仿这种做法而危害上官，各部门的官员也会因此有所戒惧而纵容下属；上级受到危害，下属得到放纵，久而久之便会形成风气。这对胥吏谋划来说是成功了，对国家公事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样一来，四方听闻此事，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准则了。臣希望朝廷迅速改变这种风气，不要让它形成习俗；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人任用，责令他们依法办事，不要听任群党从中动摇。又考核官员的制度，完备地保存在法令典章中，对功劳和罪过应当明确考察，不容许隐瞒私情。如今内外官员虽然都有考核履历，大多却没有实际表现，这是因为负责刺举的官员，有的疏于察访防范，有的徇私枉曲；推举功劳、检举过失往往过多，失去了秉公核实的本意。有人揭发罪行，果然能够查成贪赃案件；案情有意包庇掩盖，就会让吞舟之鱼漏网。考核部门只依据考核履历列入升殿等第，便无从查明真实与虚假。刚正官吏因为得罪强横狡猾之人而成为仇敌，便孤立多患；贪污之徒凭借奸诈智谋足以自我保护，便有党羽而少祸患。因此，有人操守行为本来合乎公义却偶然触犯法令，考核部门便认定他有过错，执行降殿的典制；有人残害剥削百姓而赃证没有暴露，考核部门便认定他没有瑕疵，给予升迁奖赏。这样，降黜有时落在无罪之人身上，既不能警戒恶行；奖赏有时落在有罪之人身上，又不能显示才能。实在是因为选任人才的方法不精确，阿谀放纵的法令不严明，负责察举的官员不知畏惧。臣希望朝廷建立严明制度，革除这种弊风，这就是铨选方面的缺失。又国家的用度，应以节俭为先；节俭在上面实行，府库内部就会充实，即使遇到灾害、水旱，上面有赈济救助的准备，百姓就没有流亡的悲苦。如今财赋日益困乏，而土木工程没有停止，浮费冗费日益增加，储蓄准备却很少，遭受荒年灾害的百姓屡屡困苦，赒济抚恤的恩惠又不能及时施行。这是辅臣本来应当苦口直言，请求停止土木工程、削减浮冗费用，以保存财力救济百姓的地方，也就是安抚聚集百姓方面的缺失。假如陛下不轻视小臣的话，曲加裁量选择，确实能够察明真伪、审慎发布号令、谨守法制，然后责成辅臣公正办事，推选天下有才能有品行的人任用；既然去掉了嫌疑私情，至公的风气自然形成，名实不混乱，赏罚一定恰当，官署严肃整齐，纪纲振作伸张，那么诏书所说的回邪朋比、阿私恣横、请托贪残，就应当自然止息了。停止土木工程，去除浮冗费用，失业的百姓就有办法得到救济。臣听说贤明的君王和圣主喜欢听取自己的过失，忠臣孝子说话从不隐瞒实情；至于为有司避讳、担忧将来祸害，都是不合人臣节操的。臣斗胆献上百般思虑，希望能补益万分之一；幸逢陛下责求直言之时，不应回避论奏输诚的法则，实在祈望英明睿智的陛下洞察臣的诚心。八年，侍御史知杂事刘随上奏章，献给皇后，请求归还政权，奏道：“臣恭敬地认为，皇太后天资圣明，亲手扶持宗庙社稷。自先朝皇帝身体不适、不能处理万机以来，倦于勤政的皇帝在东朝修养德性，选择贤能、咨询善言，太后参与听闻政事，参与决断的事情居多。等到皇帝承受龙飞之期登上帝位时，年纪还很幼小，太后承接先帝顾托的诏命，心志坚如金石，垂帘面对群臣，竭尽心力报答先帝；戎夷全都臣服，华夏安定，始终没有改变，中外都仰赖敬重。对于国家，成就了显著隆盛太平的功业；对于皇帝，极尽慈爱的情意。天地赋予的功劳得以完全实现，母子的道义也完备，光耀于史册，流传亿万年。然而天下已经治理好了，王业已经崇盛，皇帝已经长大，太后也已经勤劳多年，却还要在严寒酷暑中劳苦圣躬，每天处理万机，烦劳听政决断。臣听说虚心静神可以获得长久寿命，澄澈精神可以保全太和；所以神仙能够与天地同寿，是因为不劳心、不役使精神。臣愚昧，想请求今后军国常务，都逐日专门取皇帝的处分；这样贵在清静精神、保养纯素，延长圣母万寿的期限，同时让内侍问安，成就皇帝以孝治国的德行，天下幸甚。” 景祐五年，皇帝颁发制诏说：“朕承受历代积累的福德，治理广大的疆域，敬畏天命来使百姓安康，思考着扩大祖宗的长远谋略，追寻古代帝王最崇高的事业，使民俗登上仁寿之境，使百姓陶染于礼义教化之中。朕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安逸，焦虑心神、劳苦意志，到今天已经十七年了。然而眼光不能照彻远方，智慧不能通达幽微；奉行承受先王明训，只怕有所失坠。因此特意诏令有关部门，详细征召天下特别崛起的人才，希望听到忠诚正直、真实恳切的言论，以补足朕的不足。诸位士大夫卓然出于群伦，光彩地来到朝廷，必定有宏大的谋略来满足朕虚心等待的期望。”国家广大地承受天命，全部治理中原地区；三位圣明君主相继施展明德，万国因此得到治理。朝廷除掉残暴，改革暴政，免除苛细，减轻赋税，修治农政和礼制，文教繁盛，爱护百姓胜过爱护赤子，挽留贤才如同挽留白驹；奇杰魁垒之士排列在朝廷，循良慈惠的长官分掌外地政务。像这样求取治理，可以说勤勉而又周至了。然而与前代相比，仍有些地方存在不同意见；法制逐渐讲求，却还没有完全符合中正；经费确实繁多，却还没有找到节制的方法；音乐还没有达到《韶》《濩》的和谐；刑罚还没有达到成康时期那样几乎不用；官司有时不明察公平之道；风俗也颇有损于质朴；夷貊虽然大体归化，却不时有侵犯边境的；年岁时节虽大体安定，却不时出现警戒性的灾变异象。这难道是朕的德行不足使它这样吗？

译还是万物自有定数，恰好遇上这种情况呢？诸位士大夫应当精心竭虑，不要有所隐瞒：古代的制度可以用于今天，今天的章程有违背古制的，都应分别条列，不要琐碎杂乱地合并。建立音乐的办法是什么，怎样才能感通神祇、招来瑞物祥兆？刑罚的关键是什么，怎样才能使牢狱空虚、招致和气？至于选拔众多贤士、努力建立百官，都有前代成规可以作为后世的规范。唐代考功的格法，把善行和优异全部陈列；汉代刺部的仪制，把科条全部列举。士民之中，愚昧者多、贤能者少，奢侈僭越互相崇尚，已经习惯成风；不严加约束便使其改变，方法在哪里？那些蠢笨微小的寇贼，怎样才能革除他们的过错？人心漠然，天地大化怎样才能使其顺序运行？况且道理是万世不坏的，前代经典中有忠臣以文辞相救的说法；制度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旧典中记载着轻重刑罚应当区别使用的道理。《戴记》说治理国家有九条常经，应当加以考订次序；《周官》依据五种物产辨别土地，都应当详细陈述，以符合朕的询问，并且看你们是否已经穷尽通晓。这些意见本来将要施用于政事，并不只是取用来装点虚文；应当尽意陈述，不要有所拘碍。”张方平回答制诏说：“臣听说从前汉代开始选举贤良文学之士，策问当时的大政，凡是治乱的原因、施舍取用的适宜，都让他们依据经义回答；所得回答好的，往往施行于政事，所以文帝、景帝时期制度兴建，达到隆盛。” 三代能够盛多地得到人才，原因就在于这样的选拔。如今陛下上承先帝遗志，远考古代治道，敬畏安定局面的艰难，戒慎各项事务的准备。您多次诏令博学多闻之士，延请到大庭之中，亲自询问保全国家、治理政事的道理，以沟通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人的事业。这实在是怀抱才能、关心百姓的人，抒发他们愤懑和愿望的机会。臣不才，学问不足以通晓天人变化，见识不足以通达古今事务，但私下确实有这样的志向。如今承受诏令，惭愧地来应选；圣问所涉及的内容，哪里是臣愚昧所能通晓的呢？即便如此，怎敢不把所学所闻，谨冒死献上愚见。臣恭敬阅读圣明策问，看出陛下敬畏天命，以使万民安康为心愿，奉行先王谋略训诫，以扩大长远谋略为志向，希望使民俗登上仁寿之境，想以礼义陶化百姓，却退让说自己有所不及，以求取忠诚正直的言论。这由此可见陛下虚心听取意见的勤勉。臣又看到圣明策问中有除残去暴的言语，有免除苛细、减轻赋税的念头，列举爱护百姓、挽留贤才的办法，叙述使贤能之士列位朝廷、良吏分掌外政的安排。这又可见陛下勤劳体恤小民的依归，深入察知他们隐微的疾苦；振作精神整治各项政务的纲纪，广泛任用贤能人才。这正是帝尧协调和谐万国、周文王思念众多贤士的做法；而陛下仍然感到不足并发出叹息，远远追慕古代治道，请允许臣为陛下阐发其中的意义。从前圣王之所以能够坐在门户之内就洞察天下，在掌股之间运转万物变化，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的聪明智慧就能遍见一切、全部明察，而是让聪明的人竭尽视听，让有知识和力量的人用尽谋略才能；这样事情就没有遗漏，政事就没有不能办成的。想要事情没有遗漏，在于广开言路；想要政事无不办成，在于端正有司。臣听说《尚书》称颂舜的德行说：“询问众人。”伊尹说：“普通男子和妇女不能得到机会尽情表达自己。”人主应当同他们一起成就功业。古代兴起的君王，感叹、警戒、谨慎，没有不告诫命令群臣，使他们补察政事的。所以在车上有旅贲之士的规谏，居于朝位有官师进言的典制，倚几听政有诵读训诫的劝谏，临事决断有瞽史的引导。这就像许多楚国人共同寻找齐国的方言一样，想听到正确的话却不可得。古代明君想要兴起治道，哪里有不先扩大视听、使王道平正的呢？从前汉代魏相请求取消尚书副封，以防止信息壅塞蒙蔽，宣帝因此能够知道万机的细微情况，成为汉代的明主。唐太宗制定《司门式》说：“没有门籍而有事情上奏的人，都让监门司马引导进见，不许阻碍。”又制定制度，大臣入朝议论政事时，总令谏官一同入内；如果对答问话有损于义理，就立即争辩劝止。这就是唐太宗致力实现太平的事迹。如今朝廷中负责纠察过失、拾遗补阙的职务，只有御史和谏臣；所有普通官员都不得越出职位范围进言。臣希望陛下深思此事，远虑治国之道，更加进用端正明亮、刚直敢言的人，让他们早晚承受辅弼之责。清闲之余，在临朝听政的时候，向他们访求古代训诫，进而询问政事，那么好的谋略就会每天传入陛下的耳中。倘若士人各自献上所见所闻，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地方是不能照察的呢？臣听夫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啊！”《春秋》的义理是，君主不亲自处理细小事务，臣下不专擅大政名器；所以尊贵者掌握要领，卑下者承担劳务。人君可以安逸于任用臣下，仰赖他们完成政事来治理国家。三公议论治道，九卿分掌职务，各有司分别办理自己的事务，因此众多政务和百官职责，本末井然、条理分明。如今即使是管理津渡的官员、亭舍的小吏这样低微的官职，甚至米盐货利这样细小的事情，也没有不来烦劳陛下裁决的。三公反而承受卿大夫的劳务，卿大夫又劳心统领群有司的事务，职分和名位各自的界限因此失守，政事失去根本，事务也违背了旧制。臣认为陛下考察治理要领、澄清教化根源，最重要的莫过于谨慎掌握各处关卡和阻滞，控制政务的机要枢纽，委任三公等大臣，切实研求治国根本。应当使总领百官的人谋划建立各部门长官，使各部门长官分别选任所属各职，把权柄交给他们而要求成效，尽量发挥他们的才能并责成他们完成任务。各官署分别守职掌理事务，不相互侵夺、紊乱；有废弃自己职务的，必定依据刑罚纠正。这样，陛下以无为之道任用天下，天下群吏没有不各自有所作为、为天下效力的。关键在于上级审慎详察，在于下属奉行得当；上下都端正，天下就治理好了。这样一来，又有什么幽隐之事不能通达呢？那时陛下只需安坐在宫殿之上，拱手作揖于羲皇、轩辕的朝廷，不亲自操劳而功业成就，不劳心费力而天下安定。《易经》说：“以智慧临御天下，是大君所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恭敬地认为，圣明策问说：“如今奇杰魁垒之士排列在朝廷，循良慈惠的长官分掌外地政务。”求治如此勤勉，却还没有达到前代的程度，臣反复读到这里，私下实在感到疑惑。臣确实深深叹息，陛下有英明睿智的气度，而辅弼之臣缺少将明之才；我们因循蒙蔽欺骗，苟且敷衍一时，不能在治理上建立法度，不能从细微处革除弊害，唯独给陛下留下兢兢忧虑。假如朝廷中全是奇杰之士，朝廷就会尊重而百事端正；外地全是循良之吏，上下就会互相沟通、志意相通。即使是极其盛大的德业，又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又哪里会有愧于前代呢？以臣愚见，正是朝廷职位中少有魁垒之才，外任官员中缺少慈惠之长，还不足以符合圣心爱护百姓、挽留贤才的愿望。

译不过，奇杰之士是隔世才出现的人才，循良之吏也不是可以并肩而有的，这也在于君主推选并鼓励他们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列位朝廷的人，忠诚还是奸邪，不可不辨明；分掌外地政务的人，牧守和县宰，不可不予以重视。臣听说伊尹告诫太甲说：“左右近臣一定要任用合适的人。”周穆王命令伯冏担任太仆正，说：“仆臣正直，他的君主就能端正；仆臣谄媚，他的君主就自以为圣明，警惕啊！”这就是圣贤探究治国根本。尧、舜、禹都是极其圣明睿智的人，然而仍然相互叹息，把不能识别人作为忧虑；这就是九德之说成为帝王谋略的原因。至于孔子，也认为识人困难，说：“尧、舜大概还会为此感到忧虑吧。”识人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巧言令色的人会损害真实。世间的治乱、君主的昏明、臣下的忠邪，虽然不断变化，即使在太平时代的明君朝中，也不能做到任用忠贤而没有邪佞，所能做到的只是亲近忠贤、疏远邪佞；即使在乱世的昏君朝中，也未必全是邪佞而没有忠贤，原因只在于他亲近邪佞而远离忠贤。所以尧舜的朝廷中，稷、契等贤臣位列其间；共工、鲧在幽暗的朝廷中，周厉王、周幽王时的奸佞之徒也得以同列。关键只在于君主亲近和接近的是谁，谁就能得到宠悦。想要辨别朝廷官位上的人是忠诚还是谄媚，考察他所结交党朋的行迹，志向和品行就显现出来了；察看他施行谋划的作为，才能和智慧就清楚了。忠诚庄重而端正刚直的人，就像经霜历雪的松柏；谄媚顺从而取悦他人的人，也像疾风中的蓬草，随风相累。提拔这样的人，要追究他的声誉从哪里来；罢退这样的人，要察看诋毁他的言论出自何处。物以类聚，必定各有同类。这样，朝廷列位之中挽留贤才，便较能得到奇杰魁垒之士。臣听说，民政的根本在于牧守和县宰，而朝廷选任他们的制度却十分轻率；铨选、审核、补授、任命，起初没有区别选择，只按资历等级授官，依照资序派遣。有的人软弱、昏乱，有的人凶狠顽劣、贪婪残忍，把毒害流布于下，百姓穷困冤屈而无处申诉；刺史和太守又被权利牵制，坐视弊害而没有人上报，这种情况在相连的地区已经很多了。根本既然已经失误，姑且纠正末端，也还胜过完全不纠正。从前两汉，虽然有刺史督察州郡，又不时派遣使者四处察看群吏的治理，所以西汉有绣衣直指使，巡行四方，能够专门罢免二千石官员；东汉有“美俗清诏使”之名，用来按察郡国。唐代虽然有采访、按察之职，也不时派郎官、御史出巡考察外地事务。如果国家确实采用汉、唐的旧典，精选台阁之臣，选择才识深明、风度端庄严肃的人，不时分道巡察郡县守令能否任职的情况，详细列出善恶上报，表明赏罚必定实行。这样，牧守和县宰就会心知受到劝勉和畏惧，郡县政务也会逐渐澄清。这样，治理百姓、分掌政务的人，便较能得到循良慈惠的长官。圣明策问说：“法制逐渐讲求，却还没有完全合乎中正；经费确实繁多，却还没有找到节制；音乐还没有达到《韶》《濩》的和谐；刑罚还没有达到成康时期那样几乎不用；官员有时不明察公平之道；风俗也颇有损于质朴。”这说明陛下没有什么细微之处不讲求，没有什么小事不考虑。法制之所以没有达到中正，是因为命令屡屡变更；经费之所以不能节制，是因为用度没有章法；音乐之所以没有达到《韶》《濩》的和谐，是因为乐工、乐师失职；刑罚之所以没有达到成康时期，是因为货利扰乱制度；官员有时不明察公平，是因为澄清和劝惩的道义废弃了；风俗之所以颇有损于质朴，是因为等级分寸的礼制被逾越。臣请求为陛下逐一说明到底。臣所说法制未能中正，是因为命令屡屡变更；臣听《尚书》说：“要慎重发布你的命令，命令一经发出就只应执行。”命令是国家的纲纪、政治的堤防。纲纪一松弛，万条纲目便跟着解散；堤防一倾塌，横流便无法控制。所以，命令是治国的根本、为政的源头，诚信确实最为重要。近来命令发布下去，不久又冲改，因此郡县承受执行时彼此矛盾，奸吏便巧借因缘从中作乱，百姓无所适从，多有触犯法司的。从大体上评论，这是损害政事最深的事情。假如朝廷发布命令，事情关系重大政务，就一定召集议论后再施行；下达给各方面后，就必须确定不再变更。略去苛细之事，删减重叠烦琐的条文，使万姓都说：“王言真伟大！”又说：“王心真专一！”这样，法制就会确实恰当，合乎中正之理。臣所说经费不能节制，是因为用度没有章法；臣认为天下太平的日子久了，所以因循的弊病产生，每天只知道有什么增加，却不知道一年中有什么减少，这就是费用烦多的原因。陛下如果施加恩惠，思考节约费用的道理，臣认为应当以简约处理而已。宫室台榭，足以顺应阴阳四时；旌旗羽卫，足以彰显礼乐文物的仪容；苑囿池沼，足以用于预备防御和游观；音官乐部，足以完备宴享的礼仪。除此以外，不急需的土木工程一概停止，少用的仪仗不要装饰；放宽苑囿池沼的禁利，把赋税减给贫民；减少音乐伎艺，逐渐斥退那些吃闲粮的人；削减后苑精巧工艺，停止工匠机构的营造修缮；谨慎对待没有名目的赏赐，节约没有功劳者的颁赐；停止对僧道的厚重施舍，节省一切横生的费用，以减轻天下水旱灾害造成的赋税负担，使国家府库充实，用来救济疲困的农夫、女工和辛勤耕作的人，整顿老弱孤寡遭受饥饿劳苦的灾祸。这样，德泽就能遍及天下，经费也能有所节制。臣所说音乐没有达到《韶》《濩》的和谐，是因为乐工、乐师失职。从前舜任命九官，夔实际掌管音乐；汉代史书叙述人才盛多的情况，说儒雅质直的人没有能够协调共处。音律并列设置；又有汉代制度，卑微者的子弟不得在宗庙的酎祭中起舞。历代以来，乐府令、丞大多任用士人。调和声音、考订音律，其中的道理十分精微。所以师、胥、瞽、蒙这些乐官，古代非常重视。如今以技艺侍奉君上的人，观测历法天象有司天监，医药有翰林署；至于琴棋书画这样微小的一技，没有不厚给廪禄、间或加以宠赐的。太乐署的各种乐工，实在相当于古代大夫、士所担任的职务。臣认为应略仿司天监的做法设置官阶，补用懂得钟律的人来充任；选择儒学之师担任令、丞，使他们学习音乐精义，通晓十二律吕。虽然名义不同于《韶》《濩》，但同样可以用来祭祀天地、享祀祖宗，其作用是一样的。臣所说刑罚没有达到成康时期，是因为货利扰乱制度。臣认为国家施行宽宥，天下统一太平，德教加于百姓，陶化更加深入。陛下君临天下，敬慎地体恤众事，对深重旧罪从急处理，对应当宽纵出脱的刑罚予以宽免，既有悲悯之爱，也有忠利之教，但刑罚仍未能停用，狱中拘系的人还很多。

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概是上面垄断货物，谋取财利的途径很多，专营禁榷、封锁占有的法令严密；又间杂着权贵豪强和富室，侵夺贫弱小民。官吏只图因循，有的还接受贿赂，不能压制强暴、扶助弱小，因此小民生计困窘、穷困不堪而想要违法谋利的人就多了。假如朝廷慎重选择守令，压制豪强狡猾之徒，稍稍放宽谋利的途径，以优待齐民，刊定法律命令，除去繁琐苛细、罗织罪名的法条，务求简易、便于遵守，使百姓不敢欺诈冒犯，也使试用法令的官吏没有机会任意轻重、玩弄法律，那么刑罚虽然还不能完全不用，法网也会宽松了。臣所说官司有时不明察公平，是因为澄清和劝惩的道义废弃了。按照《周官》，小宰用六计考察群吏的治理；虽然治理的表现不同，但都以考察为主。所以驾驭官吏的法令，历来都重视禁止贪货，禁止受贿等措施相继存在。或许是官刑逐渐宽弛，主管部门大多故意放纵吧？贪吏侵削百姓，却善于侍奉上官；他们的心腹和爪牙各有安排。等到罪恶贯盈、罪证显露，官员因贪墨败坏名声，而赦令又屡屡下达，便很快为他们开脱释放；墨迹尚未干，就已经希望将他们重新收录叙用。这就是所谓官刑逐渐宽弛。如今县令有滥用贪污的行迹，守倅却放纵而不加考验；守倅有贪暴的政绩，主管官司又隐瞒不向上报告。等到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事情传播到无法逃避时，罪责虽然得到确认，却不加察究，刑罚反而极轻。假如各统辖机构以及共同任事的官职，都实行赃罪连坐，用重刑加重他们的罪责，那么人人都会替自己打算，下面就没有容纳奸邪的地方了。严刑苛禁，确实不是治理太平之世、施行善教的本意；然而如今风俗泛滥、越过轨则，如果不严整官制，凭什么建立法令？这就像驾驭烈马时缰勒不利，马还要奔跑跳踯、冲撞跌倒。古人所谓“只是整齐却不真正整齐”，说的就是这种道理。臣所说风俗颇有损于质朴，是因为等级分寸的礼制被逾越。《尚书》说：“人的本性本来厚重，却会因外物而迁移；违背上面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嗜好。”所以做君主的，应当彰明正当的喜好来示范民俗，慎重对待邪恶来防御百姓的淫佚。风俗教化的兴起，必定由上而下，由内而外；作为万国表率，关键在于王国自身。如今雕饰巧伪的器物、奇邪纤靡的服饰陈列在市场上出售，流传到四方，诈伪奸欺之事便聚集成了渊薮。按照《周官》，用仪制辨别等级，百姓就不会越级；用尺度教导节制，百姓就知道满足。古代约束百姓，使他们即使富有也不穿越等级的服饰，没有正当理由不食珍奇之物，纳聘礼不超过五两，婚姻合亲不超过一块肉。所以王道的开端，必定从制定节制开始。臣认为应当进一步条列僭越奢侈的弊害，对每件事都规定等级分寸；所发布的制度命令，一定要做到诚信执行。这样，争夺和过度奢靡的风俗就会革除，礼义敦厚的教化就会施行。圣明策问说：“夷貊虽然大体归化，却不时有侵犯边境的；年岁时节虽然安定，却不时有警戒性的灾变异象。”这又说明陛下过分忧虑寇贼聚集的趋势，敬畏天戒的意义重大。然而侵犯边境的骚扰，即使只是边远蛮夷中的小丑；灾变异象的出现，却是阴阳运行的大事。陛下为什么反而把后者放在后面询问呢？那些群蛮依凭溪谷洞穴的险要，依仗山林岭阻的艰险，窥伺边备空虚，暗中出动抢掠，聚集起来像蚂蚁，蜂拥飞散，像鸟兽一样。守臣无能，自己把自己置于败亡之地。不过这些小小的事情，又哪里足以损累国威、烦劳圣虑呢？臣认为边境事务的重点，大概在西北吧。北方戎族同我国通好，已经三十多年了。自汉代以来，夷夏之间的和好能够坚定守信、遵守盟誓，像如今这样长久的，从来没有过。不仅是因为他们感念我国恩信、贪图我国聘礼，也是因为正当我国德盛之世，他们没有可以乘隙进犯的机会。用利益相互结交，利益尽了交情就疏远；凭势力相互结合，势力解体祸难就会发生。所以有了防备就没有忧患，这叫善于治理；不要依仗敌人不来，关键在于多作谋算。又西部边疆虽然接受羁縻和姑息，时间已经很久了。自从国家失去朔方、放弃灵武，把戍守设置在内地，控制扼守的范围越来越狭窄，虽然对外朝贡职事谨慎，对内巢穴却更加牢固。边境土地上的防备，不可不警惕。况且自唐代中期以来，兵业和农业分离，文臣和武将的权力分开，政事因此不协调，国家谋略彼此相违。如今的边境事务，根本在于朝廷的筹划安排，本来不是下臣所能详尽说明的；然而三军的命运系于主帅，所以选择将领极为重要。关于军事的根本，臣请求借回答平定寇贼的询问，留到后篇再加以说明。臣深思陛下以如天日般高明的德性，承受祖宗淳厚光明的神灵；早起临朝，直到日过中天仍勤于听政，敬畏上天的命令，临御天下百姓，愿使他们享有无穷的福祉，也愿对他们施予无穷的忧恤。按理本应上天降下福瑞，百般祥善来回应；可是灾异屡次发生，谴责性的变异不断出现。上天反复告诫的意思，想来并不是徒然发出，必定有所指向。近来陨星如雨，流星纷扰而失去常次；定襄发生地震，地裂而涌出泉水；雷声在严冬仍未收止，震响于穷冬。又从正月以来，日光常常稍显昏暗，有时连续数日不解。臣是鄙陋的儒生，不懂天官之学，私下考察《春秋》的义理以及前代志书中关于天文五行的占验，它们所说的过失都源于阳德微弱、阴道专擅放纵，以及下臣阿谀朋比、窃取使用威权。阴的象征，是臣下之道、妻妾之道，也是边疆之道。上天的意思仿佛在说：是不是要让陛下察看左右近臣的奸邪，依据礼制端正宫闱，谨慎边防的准备呢？君主之道之所以配合乾道、效法上天，是取乾体刚健、天道运行刚健不息的意义。刚健，所以中正而没有邪曲；强健，所以运行而不停止。《洪范》说：“只有君主能够作福，只有君主能够作威。”《春秋》的义理讥刺大夫专擅权力。臣下能够窃取威福的权柄，并不只发生在执政当国之臣身上；如果君主轻信听从他们，稍有过失，欺骗诬陷就会随之产生，蚂蚁蛀蚀可以毁坏堤坝，火炬遗留火星可以烧遍原野。防微杜渐，关键在于慎重开始，这就是所谓察看左右近臣的奸邪。至于防止外戚党羽侵夺干预，断绝女宠请求，依据《周典》的制度控制入仕求进，按照汉代的制度公平选拔，戒除宫中留连的祸害，使政事减少幽怨来延长和气，这就是所谓依礼端正宫闱。至于将校之中，有谁的智谋勇力可以担当？士卒之中，有多少锐利骁勇、所向无前的人？边塞堡垒的守将，谁有捍卫城池的才能？帷幄中的谋臣，谁有折冲御侮的谋略？至于粮储积聚和运输发放的方法、兵器军械精良完备的数目，只要有一项没有准备好，就不是先发制人的取胜之道。

译这就是所谓谨慎做好边防准备。上述三件事，全在于陛下凝神而远察，集中思虑而深思；权力的柄不能拿来假借给他人，君主的威势贵在由自己独自运用。即使箱柜已经牢固，锁钥也不可不严密；即使城墙已经修缮，关门的门闩也不可不设置。运用乾道的刚健来消除阴气的异常，谨慎处理人事来回应上天的心意。这样，灾异就不值得忧虑，祥瑞也不难招致。况且圣明策问让臣精心竭虑、不要有所隐瞒，臣既然冒昧承受陛下这次举措，难道还敢因为担忧后患而替自己谋划吗？也希望陛下宽免狂妄进言的罪责，以招来天下最为恰当的言论。圣明策问说：“古代的制度可以用于今天，今天的章程有违背古代的，都应条列，不要琐碎杂乱地合并。”臣谨按《春秋》的义理，它讥刺改变古制、改易常法的行为，但又赞善合乎正道的变革。大概国家的良好制度不可轻易改变；尚未完善的制度，则可以变革。臣认为，先代制定的旧法，都是在各自时代制定的，事情的体制和权宜各不相同。如果是大的制度、重大的典章，作为世代的规范，已经著录在甲令之中，就应当守持而不丢失，谨慎奉行。至于各种小事，本来应当随着时势消长而调整；有的表面相同而道理已经不同，有的法令久行而奸弊由此产生，却一定要照旧践行，还说这是不改变祖宗之道，这就像胶住琴柱而弹琴、刻舟求剑一样。《易经》说：“穷困就要变通，变通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所以反复调整而不厌倦，长久施行而不产生弊害，才叫作道。从前先王制定爵禄、赏罚，亲自掌握其权柄，因此成为天下的君主。见到有功劳就授予赏赐，众人的称誉也不能使无功之人得到进用；没有功劳而行为恶劣就加以诛罚，众人的谗言也不能使有罪之人退避。假如无论政事大小、人物善恶，进退任用全都只取决于旧例，那么爵禄、赏罚的权柄就不在君主而在成例了。授予和夺取的权柄，对陛下还有什么意义呢？臣希望陛下革除弊害、去掉蠹虫，不要有不忍割舍的私爱；防护人才、奖赏忠臣，不要有疏远卑贱的隔阂。大的方面广泛考察古制，小的方面酌量今事，使天下人的见闻常常更新，使万事的根本源头一定端正。不要只说援引旧例合乎义理就算了；这样，古代制度就能用于今天，今天的章程也自然合乎古制。帝王的制度，难道不就更加光明宏大了吗？圣明策问说：“建立音乐的办法是什么，怎样才能报答神祇、招来瑞物祥兆？刑罚的关键是什么，怎样才能使牢狱空虚、招致和气？”臣前面所说谨慎对待乐工乐师的职守、整齐货利制度的问题，已经完备了。音乐奏起而使和顺之气形成祥和的景象，就会得到和谐；有了和谐，瑞物就会到来。所以夔说：“啊，我击石、拊石，鸟兽都翩跹起舞；《箫韶》九成，凤凰就来仪。” 刑罚施用得当，社会就会清明；社会清明，和气就会应合而来。所以《周官》说：“用刑罚教导百姓趋于中正，百姓就不会暴乱。”这样看来，和气哪里会有不通达的呢？圣训说：“选拔众多士人，努力建立各类官职，都有固定的规章，可以作为后世的规范。”唐代考功的考核标准，把善行和优异表现全都列明；汉代刺史部的考察制度，各项条文也都完备。臣考察《唐六典》关于考功考课的办法，有四项善行：一是德义著闻，二是清廉谨慎而声名显著，三是公平办事而受到称誉，四是恭谨勤勉而不懈怠。四善之外，还有二十七项“最”：能进献正确意见、纠正错误、弥补缺失，是近侍官的优异；衡量人物，选拔提升才德贤良者，是选司的优异；扬清激浊，褒贬必定恰当，是考校官的优异；礼制仪式，举动都符合经典，是礼官的优异；音律协调，丝毫不失节奏，是乐官的优异；裁决事务不拖滞，取舍都合乎道理，是判事官的优异；统率部属有方，警戒守卫没有失误，是宿卫官的优异；训练士兵，军装和装备充足，是督领官的优异；审理案件能查明实情，判决公平允当，是法官的优异；校勘精确审慎，明于刊定，是校正官的优异；承接诏令、陈奏政事，言语表达明晰敏捷，是宣纳官的优异。教导有方，学生都能完成学业，是学官的优异；赏罚严明，攻战必胜，是将帅的优异；礼义得到兴行，所辖地区清肃，是政教官的优异；详细记录典章，文辞和义理兼备，是文史官的优异；访察精细审慎，弹劾举荐必定恰当，是纠正官的优异；明于勘验复核，考察失误而无所隐瞒，是勾检官的优异；职掌事务修治完备，供奉承办有力，是监掌官的优异；功课都能完成，丁夫和工匠没有怨言，是役使官的优异；按时耕作，收获达到规定数额，是屯官的优异；谨慎管理储藏，明于收支，是仓库官的优异；推算盈亏，探究道理精密，是历官的优异；占候、医药、卜筮，实际应验的居多，是方术官的优异；稽查有方，行旅往来没有阻塞，是关津官的优异；市场管理不扰民，奸邪和滥行之事不发生，是市司官的优异；收养牲畜使其肥壮，繁殖增多，是牧官的优异；边境清肃，城池和护城设施修治完备，是镇防官的优异；把这些善行和优异表现综合起来，考定内外文武官吏的政绩，分为九等。汉代刺史以六条察看所属地区的二千石官员，大意是：豪强兼并土地，占田超过制度；二千石官员接受请托和贿赂；任凭个人喜怒行事；选任授官不公平；子弟请托求情；违背公义而互相偏袒。这就是考察条文的项目。圣训说：“像这样愚蠢微贱的民众，崇尚奢侈僭越已经成风，不严加治理就想使他们改变，办法在哪里？人心漠然，又用什么使天下大化达到顺序？”至于边远夷族的小股祸乱，臣已经在前篇列举过了。关于选择将领的事情，请允许臣再详尽陈述。如今禁卫军驻扎在京城四周，环绕京畿，什伍之间互相统领，偏将副将层层承接。六军事务重大，统属于元帅，但他们都是靠奔走劳作逐渐升迁的。旧日积累恩泽，逐步迁升；把体力强健当作武勇，把能拉强弓当作才能。他们的智慧不足以通达机变，恩惠不足以安抚部伍；只顾冒险求取宠爱和利益，优游防守太平，互相夸耀轻裘肥马，坐享姑息。如果不幸远方出现聚众作乱的盗寇，边疆发生侵扰牧民的祸患，他们即使接受上级既定的部署，真正指挥作战还要靠自己；那时不只是军法执行不好、智勇也无所凭恃，他们难道肯舍弃容易得到的富贵安逸，冒着艰难去面对死亡的锋刃吗？所以将领不懂军事，君主不选择将领，无功而厚加赏赐，无劳而厚给俸禄，都是法制所忌讳的。此前朝廷考虑到将帅人才难得，所以选拔士大夫中有才能的人，但所得之人多半只是善于奔走钻营，把人事关系当作求取宠利的道路而已。他们并非完全没有统驭谋略和技艺，只是确实很少。若国家能够因时制定考核条文，调整制度，使那些应诏而来的士大夫先回答十道关于军事机宜的问题加以考察；凡确实考察过军书、精通并符合当时军务体制的，才作为普遍提升的依据，并让他们参与军务，列入校官之中。

译上位者慢慢趋行，下位者奔走效劳；不靠严厉而使人感化，这就是他的办法。圣训说：“你们这些愚蠢而微小的寇贼，凭什么改正自己的错误？内心漠然无动，天地造化之力又凭什么使万物归于顺序？”至于这些边裔夷人所生的微小祸乱，臣已经在前篇列举过了。关于选择将领的事情，请允许臣再详尽陈述。如今禁卫军有“千幕”[原文疑误：“千幕”]，环绕京城近郊布置；军队按什伍编制，各级偏将、副将相承任职。六军这样重要的军队，统属于元帅，但将领都从奔走效劳的资历中起身。他们凭借过去积累的恩泽而逐步升迁，把体力强健当作武艺，把能拉强弓当作才能；智慧不足以通达权变，恩惠不足以安抚部伍。他们贪图宠幸和利益，安于太平“优防”[原文疑误：“优防”]，以乘轻车、骑肥马相互夸耀，坐享朝廷的姑息。假如不幸在偏远角落有啸聚的盗寇，边境有侵扰牧地的祸患，即使他们接受上级的成命，具体指挥和踪迹仍在人为；这样的人不仅军法不能整治，智慧勇气也无所凭恃，难道肯舍弃轻易得来的富庶生活，去冒死面对艰难险恶的锋刃吗？所以，将领不懂军事，君主不选择将领，无功而厚加赏赐，无劳而厚给俸禄，都是法令所忌讳的。过去朝廷想到将帅人才难得，因此选择有才干的搢绅士人；然而所得到的，大多只是善于奔走办事的人，把人事关系仅仅当作求取宠幸和利益的门路罢了。他们并非完全没有统军谋略和才艺，但确实很少。假如国家能够据此增删科条、改变制度，使那些应诏而来的士大夫设置十项有关军事机宜的问题来考察他们；凡是能够考核军志、精确符合当时军政体制的人，才作为破格擢用的依据，并把“戎参于列校”[原文疑误：“戎参于列校”]。他们的谋略、智慧和勇气虽然还没有完全考验出来，但总还是胜过徒然晋用的人。至于调和大化、达到大顺，这要由下民心和顺而使上天和气应合。到那时，应当减轻赋税使百姓富足，宽缓刑罚、放松劳役使百姓安逸，制定节制、谨慎法度使社会平衡，选择官吏、审慎发布政令使百姓安宁。这样，政治和谐，百姓才和谐；百姓和谐以后，阴阳才和谐；阴阳和谐，大化才调和，顺和之气的次序才会形成。圣训说：“道可以使万世没有弊病，而前代有忠臣文士相互救正的说法；法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但旧典记载了刑罚轻重应当区别使用的道理。”董仲舒推重道，是探究根本而说；荀卿讨论刑罚，是有所激发而发言。他们所说三代的弊病，虽有忠臣文士相互救正的说法，但顺应天道、体察人情的宗旨，难道可以改变吗？这就是万世无弊的根本。各个治乱时代，虽有刑罚轻重区别使用的适宜，但遏制邪恶、扶助善行的作用，难道可以不同吗？这就是百王不变的制度。圣训说：“《戴记》说治理国家有九条根本，应当加以排列说明。《周官》辨别土地，依据五种地类及其物产，已经全部陈述。”治理国家有九条根本：修养自身就不会迷惑，尊重贤人，道术就能树立；亲爱亲族，伯叔父兄弟就没有怨恨；礼敬大臣，就不会悖乱；体恤群臣，士人报答的礼意就会深厚；爱护百姓，百姓就会受到勉励；招徕百工，财用就会充足；安抚远方之人，四方就会归附；怀柔诸侯，天下就会敬畏。这就是治理国家的九条根本。《周官》大司徒的职掌，依据土地管理的方法，辨别五种土地所生的物类：第一是山林，所宜生的动物是毛类，所宜长的植物是皂类，那里的人毛发多而体形方正；第二是川泽，所宜生的动物是鳞类，所宜长的植物是膏类，那里的人肤色黑而多津液；第三是丘陵，所宜生的动物是羽类，所宜长的植物是核类，那里的人专一而身材高长；第四是坟衍，所宜生的动物是甲壳类，所宜长的植物是荚类，那里的人肤色白而身体瘦弱；第五是原隰，所宜生的动物是裸类，所宜长的植物是丛类，那里的人肌肉丰厚而多痹病。这就是五种土地的物产。圣训说：“本来就是要把这些施用于实际政事，并不只是从空洞文章中取用。”由此可见，陛下虚心咨询，能够听取地位卑微者的意见。臣才识迂腐浅陋，不通晓政事，至于所陈述的内容，也希望其中或许有能够上合圣心的。陛下若不废弃臣的言论，选择其中近于正确的，加以润饰而施行，使天下知道国家设置科目、选取士人的制度并非徒有虚名，那么岂只是臣一人蒙受恩宠呢？这实在是国家的盛美之事。臣冒死上奏答复。庆历五年，张方平任御史中丞，上奏说：“臣观察古今治乱的变化，不过在于上下之间的关系是离散还是融合。上下关系融合，事情没有大的不能成功；上下关系离散，事情没有小的不会失败。何况宰辅大臣是国家的股肱，与君主同为一体，应当协力恭敬、同心和衷，哪里容得彼此乖异？臣私下听说中书省在御前奏事时争辩，连续多日喧哗，朝廷内外都惊骇不安。就事情的道理说，其中必有曲直。臣伏想中书省是政事的根本，它所拟定讨论的内容，就会成为命令；不能任凭个人好恶，这才叫作皇极。如今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怎么能够使政治合于治理？历代败乱的征兆，都是朝廷先树立彼此之说而已。彼此之说一旦确立，朋党就分裂；朋党分裂，胜负就产生；胜负产生，攻夺就开始；攻夺开始，败乱也就由此发生。臣愿陛下深切鉴察这一点。只是中书省议论的事情相当机密，外间传闻又不确实，臣不敢据此进言，所以只陈述治乱的大体而已。” 当时张方平又上奏说：“臣曾读《汉书》，读到晁错的事迹时，只觉得晁错的谋划宏大深远，通达权变和义理，有使君主成为贤君、治理天下的志向，却被奸邪谗毁之人的言辞杀害，史官又不能表彰发扬他的忠心，反而议论他改变古制、改易常法。臣私下感到愤懑，反复考察晁错，凡是他所辨析议论的，都是关系国家安危、治乱经常的大事，都是要谋求安定、建立治理的措施；这些都符合霸王之道，不能不加以辨正。司马迁错误的讥评，臣曾试着论述如下：古代制度难道不可改变吗？如果不可改变，那就是三代没有革除弊病、挽救过失的道理，而汉代所采用的法制就应当沿袭亡秦的制度。忠厚恭敬的不同，崇尚质朴和文饰的差异，礼制不能相互照搬，音乐不能一味沿袭，这本来就是三王的罪过了。用宽大政策革除苛酷惨虐，本来就是汉高祖的过错了。以文帝、景帝时期回头看汉初的政治，沿袭和变革已经很多，难道不是晁错早已尝试改变旧制了吗？按照司马迁的错误意思，就是跌倒了却不扶，危险了却不搀持，把兴亡归于天命，把成败推给气数，闭口不言、随波沉浮以保全自身，反而成了聪明。这正是孔子深深鄙弃的，所谓‘何必要用那样的宰相’，只能做个备位充数的臣子。因而评论者说司马迁的是非判断违背圣人，这话确实如此。更使后人只图苟且而厌恶建功立事，崇尚因循而看重不改，挫伤有志者的锐气，制造无功的言辞，这对于教化和义理，难道不是严重损害吗？”

译臣曾经论述说：“治理国家的道理，有经制，也有权变。经制是根本，权变是形势；用礼来节制，用诚信来推行，用刑罚来整齐，用义理来裁断，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则。所以制定制度以后，过长就应当缩短，过短就应当延长，过重就应当减损，过轻就应当增益，这是不可固定不变的道理。因此采用权变时，不可改变的原则是不能因为艰危、急迫、仓卒而改变；不可常守的办法是不能因为安宁、平泰而怠慢。根本端正，即使危急也必能转安；形势倾覆，即使一时安治也必会混乱。然而人的常情是遇到危急便思求安定，一见太平便忘记祸乱。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处置权变实在困难。若不是通达事理、明晓义理、能够适应时势而知道变化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易》说：“有所变革才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所以欢乐而不至于混乱，恢复而不感到厌倦，这才叫作道。事情久远了必然产生弊病，法令长久了必然衰败；考察它们最初制定时，各有当时的设计，后来时代变迁、风俗改变，形式仍在而道理已不合时宜。圣人掌握权变，为什么不立即回转革新，使天下的耳目常常获得新知，使各种事务的根源必定端正？制定法令、垂示制度，难道不在君主吗？说话成为典章刑法，举动成为法度；只要不违背大义，何必一概取法旧章？商代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亲自谋划治理百姓，只怕不够谨慎，不敢荒怠安逸。” 周宣王时，勤于求取贤臣，忧劳戒慎，以振兴断绝的国绪，使众多邦国安定治理，同时建立中兴的事业。他难道完全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旧迹了吗？汉武帝时，招引荐举俊杰，文艺因而兴盛，武功震耀天下，凭借雄才大略成为汉代盛世之主。他又难道全都践行文帝、景帝的教法了吗？事情如果适合时俗，难道还要害怕改弦更张、重新制定政令吗？如果确实违背时势，又何必固守刻舟求剑的办法呢？所以那些不懂得通达权变、推行变革的道理，却被“改变常法、遵循旧制”的说法牵制的人，都是拘泥于成见的腐儒，只会按字面、泥古俗，阻塞治理之道。这是圣明智慧之人一向担忧的事情。臣斗胆从世务旁采，仅把像小弊病一样的事项列举出来，以求对大局略有补益。”},{ 建立政事的根本在于使命令得到信守。臣听说，控制天下的行动，关键在于统一；使天下众人整齐一致，关键在于诚信。君王的话就是发布命令，百官承受法式，万民因此得到治理。发布命令是艰难而慎重的事情，只有不断更新自身德行才行。天下极其广大，百姓极其众多，民心变化极快，各种事务极其繁杂。要有统摄的根本、纲领的源头，使人数众多而不迷惑，事务繁多而不混乱，不讲信用又凭什么使它们统一呢？所以说：德行若专一，行动即使有小过也不会凶险；德行若三心二意，行动即使谨慎也不会吉利。上天何曾说话？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这就叫作诚信。所以君王居于上位来控制臣下，处在天下中央来谋划大事，考虑周全才行动，非礼之言不说。行动应当成为法则，法则必能传继；言语应当能够实行，实行后必能反复遵循。赏罚、政令、纪律、条目，都要使每件事有明确的训令；不讲信用，凭什么使它们成功？傅说说：“只因言语便会招来羞辱”，意思是轻率发布教令，就会招致混乱。帝舜说：“只因言语可以产生美善，也可以兴起战争”，意思是君王的言语关系着天下的善恶。因此凡是居于人上者，从一句话、一言一语开始，都没有不戒慎的；一举一动、一静一止，也没有不敬畏的。何况制定法制、颁布于四方这样重大的事情呢？《尚书》说：“慎重发布你的命令，命令一经发布就只应实行，不要反复收回。” 所以命令是国家的纲纪，是政治的堤防。纲纪一旦松弛，所有纲目就会随之解体；堤防一旦倾塌，横流的水势就无法控制。因此命令必须得到信守，这样上面才能端正，下面才能安于职事；命令不被信守，官吏就会轻侮法令，百姓就会轻视禁令。弊病虽然在安定初期还很微小，到了危急时刻，危害必定很大。普通百姓没有信用，众人必然抛弃他；士人没有信用，朋友必然疏远他；卿大夫没有信用，家族必然败亡；君王失去信用，天下必然危险。所以人可以舍弃食物，却不能没有信用；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身。三军可以夺去主帅，但没有信用，国家就不能运行。信用是治国的根本、施政的常道，极其重要。近来看到朝廷诏令，有的随即改动，有的时间久了自行废止，官吏轻视它，奉行不坚决；百姓忽略它，苟且怠慢、屡屡违犯。根据大体来评论，这是损害政治最深的事情。国家急于求得治理，急于听取意见，一人倡议就立即实行，一人阻挠就立即停止，根本和末节因此互相抵触，前后又自相矛盾，使百姓手足无措，也多次触犯主管官府。臣伏愿：从今以后，凡是臣下请求创立新事、整理旧事、干预重大政务，都必须集体讨论后再实行；一旦向各方公布，就必须确定下来而不再改变。略去枝末细节，简去烦琐芜杂；不要用巧辩之言扰乱旧有常经，不要用小节上的忠诚损害大德。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不曾询问的谋议不要采用，使万姓都说：“君王的话多么伟大！”又说：“君王的心意是统一的！”这样民心自然协同于中正之道，四方闻风而动，谁还敢再轻慢？谁会不欣悦服从？唉，不思虑，怎么能有收获？不去做，怎么能成功？慎重对待开始，谋划取得结果。只有圣明的君主，国家才会永远信守美善。达到治理的关键在于广开言路。臣听说，趋向利益、躲避祸害，离开危险、谋求安定，是世人的常情；舍弃自身、顺从时势，忘却家庭、保全国家，是人们难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从容享受安逸、留恋富贵、沉溺于情欲之乐的人，举世都是；因忠义而感动激发、顾念看重名节、身处艰难事务中的人，则是世间少有。圣明的君主兴起，深刻推究这个道理，所以敞开心怀接纳意见，勤勉自励并率先勉励臣下，没有什么话不接受，选择善言而听从。奇异的谋略、长远的计划，必定加以酬谢奖赏；即使冒犯君颜、违逆心意，也曲意宽容。愚昧浅陋的人固然在宽恕之中，疏忽荒诞的人也姑且置于法度之外。像镜子照物一样，使各种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像秤的平面一样，对任何事物都不失公平。汇集众人的智慧作为自己的智慧，依凭众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通晓真情和虚伪，分别邪恶和正直，那么统治人民的道理就都具备了。伊尹说：“一个普通男子或女子如果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意见，君主就不能成就功业。”盘庚说：“不敢压制小民所提出的规谏。”这就是向樵夫询问，意见下达到平民、卑贱之人的做法，何况士人百姓呢？何况卿大夫呢？臣听说：屋漏在上面发生，下面的人才知道；政事有缺失，必定要访求旁人的议论。《诗经》说：“那两个国家，政事没有办好；正因为这样，四方才来研究、谋划。”

译晋文公听取舆人的歌诵，终于建立了霸业；子产采纳乡校中的批评，最终成就了良好的政绩。众人认为好的，我就实行；众人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样政治没有瑕疵，事务合乎义理，这就是治理国家的药石，是施政的准绳。譬如平民治理一家事务，乡里人和同邑子弟看见他田地荒芜不开发、家务不修治，就劝勉他勤勉生产、增加家业；看见他穿用羞于见人，器玩服用不合礼制，起居出入不合时宜，就用节制行为、谨守法度、周全自身、节省财用的道理告诫他；平常就用孝悌和睦的美德来勉励他，遇到缓急就以救济周助、分担劳苦来帮助他，这一定是他的族亲姻亲彼此亲爱，有意使对方更加厚道。若有人说话不合义理，行事又不合时宜，暗中诱使他的子弟不遵循法度，离间挑拨他的仆妾使他们不亲近主人，这一定是平素曾有仇怨，或者怀着奸心伺机从中谋利的人。那位一家之长将会喜欢谁呢？一定喜欢那些互相厚待的人，认为他们有益于家庭；一定怨恨那些怀仇而从中取利的人，认为他们会损害家庭。如今治理天下却不是这样：忠良而彼此厚待的人，反而被当作仇敌；谗邪而从中取利的人，反而被当作可喜之人。这样反而不如平民治理一家，能够审察损益是否正确。唉！历代昏君暴主不能使自己进入道德之门的原因，由此可以知道了。难道是因为臣下有人从中取利吗？历代乱臣贼子不能使自己站在忠孝之路上的原因，也可以知道了。难道是因为君主有意招致他们吗？所以君臣之间的诚信不能充分建立，天下的祸患必然产生，这是事理的必然。臣私下想到，陛下具有刚健如天的德行，施展震动显耀的决断，奖掖孤高耿介之士，听取并采纳臣下的意见。陛下的德行兼有帝尧向众人询问、大禹不自夸、成汤听谏而不违拒、周文王温文柔和而美善恭敬的风范，光辉遍及四方。小臣愚昧鄙陋，哪里足以认识圣德的伟大呢？然而臣曾浏览典籍，颇能认识治乱的道理。臣看见英明睿智的君主、忠贞正直的臣子，恭敬畏惧、戒慎自持，彼此咨嗟告诫，没有不广泛采纳臣下言论、周遍了解众人情实，因而兴起治功、成就德政的。骄纵安逸的君主、奸邪逐利的臣下，阿谀奉承、顺从欲望、牵强附会、迎合心意，没有不堵塞压制忠直之言，逐渐走向衰败，最终达到危乱的。所以臣深愿陛下高举日月般的光明，没有幽暗隐蔽之处不被照见；扩大江海般的气度，没有细流微水不予容纳。即使是秕糠杂草，也不要因为它们接近世俗而抛弃；即使是葑菲等卑微之物，也不要因为它们生长在下体而不予采择。招致正直敢言的议论，以扩大听取圣明教诲的渠道。汉代魏相上奏，请求取消尚书的副封制度，以防止信息壅塞蒙蔽；宣帝因此能够了解万机的细微之处，成为汉代的明主。唐太宗亲自勤勉处理政务，善于听取意见，曾在《司门式》中规定：“凡没有门籍而有论奏的人，都让监门司马引领进来接见，不许阻拦。”又制定制度规定，大臣进宫议论政事时，总让谏官一同入内；如果回答皇帝询问的话有违背义理的地方，谏官就立即争辩劝谏。这是唐太宗实现太平的根本。臣听说人的才能有通达和阻塞，见识有浅有深；劝谏即使合乎义理，自然大有益处；劝谏有时不恰当，也只需搁置不采纳。所以《春秋左传》说：“文公逆祀，离去的有三人；定公顺祀，反叛的有五人。”所谓离去三人，是说他们三次进谏而不被听从，于是依礼离去，这是劝谏正确的；所谓反叛五人，是说他们的劝谏不合道理，离去又不合义，所以成为反叛者，这是劝谏错误的。因此臣议论政事，可能有正确，也可能有不当，关键在于君主明察选择其中的善言，能采纳的就采纳。如果反而打开忌讳之门，堵绝直言极谏的道路，公然表现出蒙蔽拒绝的意思，以挫伤忠义之心，臣虽然十分愚昧，私下也不赞同。臣伏愿陛下察看成汤、盘庚的典范诏令，考察汉宣帝、唐太宗的良好制度，务必使有志之士得到进用，时时听取近前面陈的意见，更加实行宽大政策，使之与上天广覆万物的恩德相配；不要自以为聪明，把视听寄托于四方，使天下人的意志得以沟通，使天下的事务得以成就。这样，七代宗庙的传承将永远绵延，百姓的生活也都能共同享受福庆和恩赖。” 姑息性的赏赐。臣听说，名分和器物，是君主手中重要的权柄；赏赐必信、惩罚必行，是国家重大的常法。所以依据德行授予爵位，按照才能安排职位；计算功劳授予俸禄，衡量罪过议定刑罚，这是历代君王通行的制度。《二典》《三谟》《五诰》以及各种誓辞，《春秋》所载一统天下的法则，《周官》六典的训诫，都说明了这一点。“功劳大，就给予厚赏”，它们的意义是一致的。所以用车服来表彰功勋，是尧、舜二帝褒奖德行的办法；把礼服收藏在箱笥中以待赐予，是商代尊礼贤人的办法。到了周代，这些常制都完整保存。京畿以内的卿士、甸服以外的侯伯，都有九仪之命，用来区别尊卑等级；有八柄之法，用来掌握授予和剥夺的权力。至于优厚赐予、颁发财物的制度，主要是用来表达宴享欢庆的厚意，并不是用来尊崇宠幸大臣的。从前周公辅佐成王，使天下达到太平，营建洛邑、定居新都以后，在新城举行社祭。各诸侯国的君长都快步赶来朝见，召公想借此大典彰显周公的功劳，于是出去取来币帛，进来奉王命赐给周公，不过一束帛而已。由此可知，圣人崇尚德行、重视礼制，不滥用财货利益，只是以恭敬节俭教导天下。到了王室衰乱、战国纷扰之时，战争接连不断、祸患交结，各国都致力于互相吞并争胜，竞相制定赏赐制度来激励士卒效命。所以秦国设置二十级军功爵位，用来授予作战士卒；齐国制定赐金的法令；魏国实行给复的制度，以斩获首级来取得免除徭役的待遇，并通过合纵连横，直到获得封君的爵位；人们奔走求赏、追逐利益，终于形成了风俗。到了楚汉以来历代的君王，各自乘着时机和嫌隙，互相窥伺图谋；得到时被称为英杰，失势时被视为奸叛，无不以斧钺威胁，以轩冕宠幸。这如同商贩买卖的办法、劫持人质诱骗掠夺的手段，哪里是先王尊崇教化、褒奖功德、效法天道、制定礼制的本意呢？至于唐代，天宝年间幽陵发生叛乱，建中年间奉天受到逼迫，爵赏和刑罚的办法都已穷尽。财赋不足以颁赐，便以授予职官作为赏赐；职官不足以补授，便设立检校、试职之类的名号。吏胥、舆夫、皂隶，竟借用春坊、宪署的官秩；士卒和冗散校官，僭越使用三公、八座的称号。常规制度荡然无存，官府纲纪极其紊乱。五代相互践踏，祸乱没有止境，彼此以温存姑息相待，务求互相加厚恩赏。奸臣骄将磨牙择肉，把国库视作自己的外府，把藩镇和岳牧看作另置的宅第。君主统治国家，就像燕子把巢筑在帷幕之上，本来无暇铲除深固的弊病、建立宏远的制度。伏惟我大宋承受上天的灵命，居于天下中央，经营治理混沌局面，削平乱局，广大的恩泽覆盖四方，国家光明昌盛。

译所以历代相互践踏争斗，正是替我朝驱除祸乱。如果各种政事仍有因循旧习的地方，本来就应当鉴戒那些往事而加以改革。臣私下看见，赏赐制度的谬误和姑息宽纵的旧法，仍然有所留存，恐怕正是朝廷等待议论之人提出意见的缘故。前代贤人的论述说得好：爵位和赏赐，是用来建立国家的原则；义理和权变，是用来诱导人的方法；名分接近虚的方面，但对于教化很重要；利益接近实的方面，但对于德行较轻。凡是裁定是非、建立法制，关键在于义理；至于参酌虚实、揣度轻重、调节盈亏，使人做事不至于疲倦，关键在于权变。只讲实际利益而不以虚名相辅助，就会耗损匮乏，物力也供应不上；只讲虚名而没有实际利益相配，就会流于荒诞空泛，人情也不会趋向。因此国家的制度中，赏典、赐予、财赋、官秩俸禄，是用来裁定实际利益的；差等名号、品级区别、章服制度，是用来装饰名分的。记载在官籍法令中的官秩，有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号。那些掌管事务并领取俸禄的职位，是按照才能次序、根据贤德安排的，这就是施予实际利益而寄寓于虚名之中。勋官、散官、爵位、名号，大都只关系服色和资荫而已；用来驾驭尊贵者、甄别功劳，这就是借助虚名来辅助实际利益。虚与实相互调养，所以人们不会轻慢；赏赐有轻有重、相互制约，所以国家不会失去权柄。那些胥史、台舆、部曲、卒校，虽然手执简册、拖曳绶带，却没有尊贵显异的实际地位，只是借有名号和虚称，并无总摄事务的权柄；他们的罪行不足以论赎，徭役也不足以享受免除。对他们个人来说，处在无所防护、无所得益的地位；对国家来说，则深深损害名分和义理。因此，减少下位者的虚名，增加上位者的实际权力，本来就是收拢权柄、获取政治实效的重要方法。孔子说：“如果一定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先正名吧！”难道仅仅是名分不正而已吗？其中还有更重要的道理，臣请求详尽说明。自从天下安定，四境撤除警戒，百姓安于本业，超过三十年，这是国家全盛、官私财富充裕的时期，然而国库仓廪没有积蓄多年的储备，民间还有只能得到半菽之食的贫民，难道不是因为费用太广、所以征敛太重吗？由此看来，假如不幸远方发生蜂蚁般的骚扰，邻近境域遭遇水旱灾害，边疆有建立战功的将士，郡县有施展劳绩的人员，而虚名在无事之初已经耗尽，实际利益在需要作为之时又不足，等到临危才谋划发动，时机已经晚了。何况士兵骄纵、将领懈怠，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他们从未以血肉之躯捍卫艰难患难，却号称位列功臣；从未见识过亭障、走出过营垒，却使赏赐装满私囊。在太平时制定法令，弊病尚且不能挽救；到了治理混乱时却没有法令，又能挽救什么呢？如今正处在艰难时期，可以说是乘着天下尚治而制定法令的时机，正应当全部革除五代姑息之失，却反而把虚名和实际利益的使用都耗尽了，权变与义理的制度也没有建立，这正是臣不禁感到激愤的地方。臣听说，众人的去留取舍要看君主的心意，事务的轻重取决于国家制度。重视它，众人就会仰慕；轻视它，人们就必然忽略。所以贤明君主治理国家，就好比手执秤衡，意思是可以用来衡量轻重；天下事务和众人的去留，也都由此制度控制。谨慎珍惜它，它就显得重要；随意使用它，它就显得轻贱。如今虚名授予人，可以说是泛滥而轻薄的。授予它，既不能使人觉得受宠；罢免它，也本来不足以使人怨恨。然而朝廷却没有加以重视珍惜，制定法令时使其贵重，谋划如何用它来辅助实际利益。孔子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去做，却不能使他们都明白其中的道理。”管子说：“把事情的端绪隐藏起来，上位者才显得神明。”自古以来的明君良臣，讲论政理，没有不运用轻重、调节盈亏的权术来施政的。如果固守一成不变的制度，不明白通达长久之道的变化，错过时机、失去防备，后来就只能后悔不及。若反而把发动众人视为忧患，把改变常法视为戒惧，像这样却想通达天下人的志向、成就天下的事务，臣实在不敢知道能否做到。” 宽免刑罚。臣听说，《洪范》所说的三种德行中，有平和、安康、正直。意思是运用正直的德行，来治理平和安宁的时代。刚强与柔和并用，威严和恩惠相互补济，就叫作正直。只有刚强而没有柔和，就不是安抚怀柔的道理；只有恩惠而没有威严，就会形成姑息的弊病。况且子产有宽政和猛政的说法，认为宽松就会使百姓容易犯法，不如用严猛来施政。荀卿有刑罚轻重的论述，认为刑罚轻就会使人没有畏惧，不如加重刑罚而接近治道。他们都是仁厚之人和正直之士，谈论刑法时却都先说宽缓而推重严猛，是重刑而不是轻刑。他们难道喜欢苛刻残酷、崇尚杀伐吗？实在是审察了治理法度的适宜性罢了。《尚书》说：“威严胜过爱护，确实能够成功；爱护胜过威严，确实不能成功。”什么叫作太平时代？君主尊贵、臣下卑顺，根本重要、末节轻微，朝廷没有专权强横之臣，士人没有虚伪行为，百姓专心于本业，饮食有节、用度合时，乐于办事、勤于建功，尊敬君主、亲近上级，风俗敦厚而奋勉，礼义得到推行，纲纪和文章修明整饬、淳厚稳重，这才叫作太平时代。如果有一项达不到这种程度，就不能称为太平。况且用一个国家的法制来比作一个人的身体治理，要使身体得到调养，疾病就必须及时攻治。若安逸舒泰时不按时调理、疏通、宣导，必然会产生壅滞、虚实失调的疾病。既然疏通、调理、宣导失去了节度，患病后又不及时攻治，病邪就会延伸到腠理，逐渐浸入血脉；如果又懈怠于针刺、艾灸、汤药的救治，病邪深入膏肓，即使有扁鹊的医术，也实在无从施救了。然而这最初本来是由于倚恃安逸舒泰造成的。所以刑罚是治疗因循积弊的药石，保养休息是太平时代的美食精肉。已经安定却使用刑罚，是用药石来调养；因循懈怠而仍一味休息保养，是用美食精肉来攻治疾病。臣实在愚昧，不通晓治理的要领，私下考察当今政事，正值国家繁盛之世，施政采用中等法典，德化醇厚，仁恩深重，但百姓颇为流荡怠惰，事务中有时宽免迁就。最明显的，是刑罚只施用于下位者而不施用于上位者，赏赐只施行于上位者而不施行于下位者。如果不整顿严厉车勒，约束车驾，那么车上的和铃就会失去节奏，车辆冲撞而败坏驾驭。过去舜依据上天的讨伐，诛罚四种罪人；商汤制定官府刑法，写下十种过失的戒诫；《周官》所说八议中，有议贵之辟，大概是说遇到贵人犯罪，要请王裁决。《礼记》说：“刑不上大夫”，大概是说不能损伤大夫的体面，并不是说大夫不列入刑罚科条。因此，对内有放逐、夺爵、诛杀、刺字等法典；对外有贬黜爵位、削夺封地、责罚征伐的制度。汉代的法令则有免官罢职、贬谪迁徙、服劳役和输送劳作等规定。

译所以爵位官职，是天下的砥石，是先王用来激励世人、磨砺庸钝之人的办法。贤能就任用，不贤就退避；有才能就使用，有罪过就惩罚。这是自古以来驾驭臣下的通行制度。古代官位越重，忧患就越大；俸禄越厚，责任就越深。如今官位越重反而没有忧患，俸禄越厚反而可以免除责任。所以臣说：刑罚施用于下位者而不施用于上位者，赏赐施行于上位者而不施行于下位者。臣伏愿陛下发扬英明威断，以高明深远的洞察力，鉴察前代君王的治理轨迹，访求良臣的忠诚议论，重新建立重大训典，裁抑过分的侥幸。赏赐如果依据功劳，就不要因为亲疏远近而区别赏赐；确实有罪，就不要因为尊卑贵贱而区别惩罚。这样，国家的典法在上面端正，官府制度在下面建立，给后世留下永久的规范，也能显现英明君主革除弊病、建立制度的明断。”},{ 谨此论述。《历代名臣奏议》第三十卷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十一卷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道 宋仁宗庆历五年，张方平上奏论说：“臣听说天下的事务，无论政事大小，都系于朝廷；有谋划议论，然后才有得失；有得失，然后才有治乱；有治乱，然后才有安危；有安危，然后才有存亡。善于议论政事的人，不使事情发生过失；善于纠正过失的人，不使过失发展成混乱；善于挽救混乱的人，不使混乱发展到危急；善于谋划应对危急的人，不使国家走向灭亡。如果朝廷之上确实能够协调忠诚而共同救治，广泛寻求俊杰贤哲，使他们列居各个官位，每件事务都有相应准备；谨慎发布命令，不依从非正常的事；善于从开始谋划到最后，始终只考虑正道，那么又怎么会走到危急的地步呢？所以人的谋划确实成功，就不会受天时牵制；国家法制已经修明，就不会把责任推给历数。当治理之法有良策，众多邦国安定，王道正直，百姓安康时，功效应归于人的作为，美名应归于政治。等到危急时却不扶持，倾覆时却不挽救，上面的典章废弛，下面的百姓混乱，却把过错归给气数，把罪责推给上天，这不就是接近于‘有了善事便称颂人，有了过错便归咎天’吗？古代君子有善事就称颂上天，有过错就归咎于人。禹、稷赞颂尧、舜，就引用上天的命令；汤、武诛讨辛、癸，就斥责人的罪过。大概上天降下灾祥取决于德行，而吉凶祸福的落实并不会错乱，仍在人事。”},{ 既然是自己作孽，为什么要怨恨上天？前代的事情已经久远，姑且不再详论。近处取唐代为例，天宝年间幽陵的叛乱，兴元年间奉天受到的逼迫，广明年间逃幸卭、蜀，干符年间迁往豳、岐，这些都是祸衅从朝廷兴起、灾祸归于国家的事。朝廷之上，有得失，有治乱，有安危存亡；有爵位，有赏赐，有显达荣耀和宠利；有战争，有刑罚，有毁家灭族。况且君主的德行成就于辅弼正直，国家的体制端正取决于近臣和邻辅。若没有英明睿智的君主和聪明的德行，怎么能照察奸邪、显扬忠良？若没有仁义的臣子和忠诚明亮的志向，怎么能协力恭敬而达到治理？所以帝王之道，没有比平心静气地驾驭万物更重要的；辅相之德，没有比谋划大事、使君主达到治理更优先的。有平正之心，就能通达天下人的志向，不会陷入偏听的迷惑；有谋划大事的思虑，就能以天下为心，不会急于树立私人的计谋。君主偏听，就会开启谗邪的门户；臣子树立私党，就会打开朋党比附的道路。于是奸邪谄媚、借机进身的祸害之人，聚集在君主身边；巧言谋利的士人，则在大臣门下互相窥伺。君主怀有蒙蔽和猜忌之心，臣下施行倾轧争夺的计谋。这样一来，国家怎么能够得到治理？政事怎么能够和谐？”}], 这就是天下的大祸。因此，君主以臣下为身体，臣下以君主为心。正道充盈于君主的精神气宇，美好的政绩便畅达于四肢；祸患结聚于肌肤皮革之间，忧虑便会涉及各种思虑。所以臣下各自献上忠诚，君主便能取得他们的功效；国家先在上位安泰，臣下之家也能承受其福。由此说来，便知道偏听偏信是招致祸乱的根本，树立私党是治理末节的办法。假使君主奉行这个道理，臣下懂得这个道理，天下还有不能治理好的吗？谨论方平，又上防曰：臣听说如今朝廷内外的议论，没有不把羌戎的警报、兵赋的紧迫当作当世要务的。臣私下认为，历代治乱安危的起因，并不在边境之外，往往在门户之内。因此臣所献的愚见，先陈述近来的事情，伏望陛下稍稍留意思考。臣听说《礼》说：古代圣人想要把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先整齐自己的家族；想整齐家族，先修养自身。什么叫先修养自身？从前商中宗严肃恭敬、谨慎畏惧，治理百姓时恭谨戒惧，不敢荒废安逸；周文王穿着俭朴的衣服，思念农事的艰难。文王不敢沉溺于酒德，不以安逸享乐为乐，从早朝一直到太阳偏西，没有闲暇进食，用这些做法使万民都得到和谐。那些圣人不只是亲身实行俭朴，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也因为声色滋味、安逸欲望并非养护本性的益处，所以努力实行勤劳节俭，退而遵从淡泊朴素，同时表示爱民之意；实际上，这也是自我爱护的方法。恭敬地想到陛下正值盛年，临朝日久，虽然天地人三灵保佑，而国嗣尚未确立。臣愿陛下向上思考把宗庙社稷托付传承下去的重大责任，向下体念朝廷内外士民寄托期望的心意，保养爱护圣躬，使之与天长久；省去各种无益的享乐，把它转为居安思危的考虑，使精神在穆清之境外得到怡悦，福泽遍及照临之外，这就是端正自身的方法。什么叫先整齐家族？就是使宫闱之内合乎礼法。自景祐以来，嫔妃宫人的行止有不柔顺的，便动辄斥退远放。天下人都知道陛下以宗庙社稷为重，而不偏爱自己的私亲。这是防患于未然，悔恨往往产生于忽视之处；但斥退远放之事，也不宜屡屡施行。不如用礼来节制，用义来约束，依次进用贤良淑善之人，不亲昵微贱之人。《诗》说：文王以自身作为对正妻的表率，从而治理家邦。《易》说：端正家族，天下便安定。这就是所谓整齐家族的方法。什么叫先治理国家？就是任用大臣、整饬百官各司其职。伏念近年边疆用兵，军队的指挥调度和战事成败，实际上掌握在二府。凡是任命官员，都应当使将帅心悦诚服，使舆论称赞满意，然后朝廷才尊严有威，成功才可以期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朝廷上下的威严就不能树立，内外臣民也会失去瞻仰期望之所。既然成命已经下达、事情已经办成，臣不再议论。至于是否有才、是否无才，自然也逃不过圣明的鉴察。又自景祐末年起，纲纪法度暗中松弛，上下苟且偷安，世人一味姑息，依仗权势互相勾结，彼此以爱憎相争夺；有树立朋党的人，有泄露机密事务的人，有破坏朝政、专凭己见的人。陛下明察臣下，已经照见他们的情状，稍稍除去了这些弊病。倘若再振作严厉地整顿纪律，审慎辨别邪正，那么法令制度便会修明施行，各项政务也会归于正轨。这就是所谓治理国家的方法。臣以庸愚暗昧之资，从疏远之地被擢用，今天才开始登上文陛，仰望圣颜，直陈事情、剖白诚心，不知道避忌，哪怕有万分之一的补益，也即使死上百次都无怨无悔。

译方平又上防曰：臣曾读前代史书，通常都把臣下敢于进谏看作美德。因为排斥时俗所忌讳的事，冒犯君主的威严神色，是臣下最难做到的事情。臣不才，任职于谏曹，经过赤墀，登历文陛，仰望圣颜，已经没有一个月是虚度的。可是议论政事既没有切中要害，也没有疏忽谬误，却没有一次不使陛下收起威严容色接受；臣私下反省，感到自己有幸遭逢明时，却拘谨浅陋，昧于大道，不能激扬风教义理，使陛下有所感发，惭愧不能胜任职守，成为朝廷的羞耻。臣早晚思考，希望减轻过失和责罚，略列三件事来上奏，惟愿陛下留心省察。伏念今日的事情，最紧要的在于明确赏罚、辨明欺诬、畅通谋议。审察这三件事，内可以端正法度，外可以遏制寇贼暴虐，这是达到治理的根本，也是最快取得成效的办法。什么叫明确赏罚？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先端正赏罚的界限。赏罚一旦坚决施行，人们就会以苟且求生为羞辱，以舍生赴死为荣耀。人人都不怕死，举天下便如反掌一般容易，何况用来讨伐贼寇呢？等到驾驭失当、纪律不正时，反把侥幸当作赏，把姑息当作罚。虽然给予赏赐，士卒却不知道感恩；虽然施加刑罚，臣下却不畏惧威严。上面习惯因循，下面心怀顾虑，人们将要伸手相援却不肯前进，何况让他们奔赴患难呢？自从西部边疆骚动以来，事情已经三年了。贼人昊虽勇猛狡猾，也不过是一个斗将的材料罢了，并没有远大的谋略、宏伟的志向和英雄的才略；他之所以侥幸得势，只是资借机遇、恰逢时势而已。时日久了，天下安宁，军备没有戒备，朝廷没有接受将帅成败责任的谋划，边疆也缺乏制胜的防备。自延州被围、好水和定川战败以来，覆没军队、杀死将领、沮丧朝廷威灵，都是因为自行驱使军队，把他们投入死地。担任总帅这样重要的职位，却没有人承担罪责，朝廷一味姑息，没有端正刑罚。况且自贼人开始叛乱，授给夏竦旄钺，以韩琦等人辅佐他，统制四路并统辖各位将领。凡是大举出兵，往往奇兵轮番出动而不返，使得像封豕长蛇一样的贼寇肆意践踏吞食，边亭千里萧条空虚。赋税输送和征发兴起，天下承受其劳苦，党羽互相株连，公正的舆论无法成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只解除其总帅职务，把他由原任官职调往内地的便利州郡罢了。又如并州，近来因贼人侵入麟州、府州，朝廷认为方面大任难以选择统帅，于是让名义上的使臣杨偕寄任方面，而他处理事情疏略，陈奏请求又荒谬空泛，使人听了惊骇。麟州、府州唇齿相依，是河东的屏障；没有麟州，府州就孤立危急。国家设置重兵防守河东，正应当在麟州、府州。假使麟州、府州不能在后方制约贼寇，那么大河以东还有谁能够守卫？所以麟州、府州对于并州、代州，就像手臂保护头目一样。然而上面的议论却想要放弃这些地方，既然知道杨偕的才干不足以任用，却还让他以近职统领河北重镇；这样想要取得成功，就像车头向北却要到楚国去。到了刀锋箭镞之下、飞石之前，拼命作战的小臣，论功行赏时却一资一级，分毫铢两都要细细区分，只怕超过比例。臣观察历代英明君主和贤良大臣运用赏罚的道理，大抵刑罚的施行应当从尊贵者开始，恩赏的施加应当从卑贱者先行。所以惩罚一个尊贵大臣，只要与其罪相当，天下就会恐惧；奖赏一个卑贱士人，只要与他的勤劳相称，天下就会受到劝勉。臣不敢烦琐地援引往事，本朝祖宗驾驭臣下、运用威严和恩德的事，都是耳目所能接触的，往往也能说得出来。陛下在万机之暇，不妨广泛访求考察，一定会有所收获。赏罚本是君主的事情，如果不是出自圣心亲自裁断，臣下不敢代为承担。因此侥幸和姑息产生于犹豫违避；如果想堵塞侥幸的门路、革除姑息的弊病，只在于陛下议论赏罚时稍稍作出君主的决断。罪罚应当加给谁，不要因为他显贵得势便隐忍；恩赏应当施及谁，不要因为他卑微低贱便轻易废弃。议定之后，不要容许奸邪谗毁和巧言惑乱，使既定的决定改变；这样恩德和威严就都明确了。什么叫辨明欺诬？如今的弊病，是人人把侥幸作为心志，政治把姑息作为手段，这正是因为欺诬能够流行。欺诬一旦得以流行，大臣就会害怕，正忙于在谗毁之间营救自己而不能保全，又哪里有空分别善恶、修明法度呢？如今的风俗大都如此，久居显贵的大臣，动辄对后辈卑躬屈身，矫饰情态容貌，虚伪成风，损害美好教化，败坏善良风俗；朋党相互勾结，下级凌辱上级，上位者衰败。近来又有人用假借善行来欺骗皇帝，企望得以掌权。陛下终究没有把他提升到大用，有见识的士大夫因此知道陛下深沉的心意和通达一切的大智，已经照见他的情状，确知奸邪之事不可为。然而这种风气还没有完全革除，大概是因为左右旧臣中仍有人因疑忌和诋毁而被废黜。舜说：我憎恶谗言和败坏德行的人。谗人在朝，连舜也不能完全避免。孔子说：远离佞人。陛下既然已经推斥谗佞而远离他们，只要不再起用那些因谗言而被废黜的人，那么天下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会知道谗言邪说渐渐侵润而最终不能得行；同时也可以安定臣下的心，使他们磨砺志向、竭尽精力，有心报效的人不必忧虑日后遭受祸害，事情便会不待命令而自行遵从，这就叫作辨明欺诬。什么叫畅通谋议？国家承受五代的弊病，有些还没有革除；军国文武事务，分别由中书、枢密院掌管。唐代宗时，战争兴起、军事事务繁多，所以在宫禁之中专门派遣内臣掌管朝廷内外的文书奏章，称为掌机密事。梁朝开始设置这一官名，五代时枢密院与中书或合或分，进入本朝后便分开总理天下事务，相对称为二府。由此军政与民政分开，文武分别使用，命令彼此乖违，成为互相对立。天下的事情，什么时候不是因为同心协力而成功、因为彼此分歧而失败呢？平日无事，姑且因循也罢；到了有所作为的时候，这便成为祸害。从前祖宗三位圣主，独自运用威灵，各自广泛召集谋议，最终由君主一人决断。陛下谦冲自守、具有谦德，把事情推给臣下，希望他们办成；权柄既已分开，事情必然彼此隔绝。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纠正过去的弊病，考察旧典，把二府合为一套政事，实在是极其公正伟大的举措。即使重视旧有规制，难以改制，臣认为也应当把枢密院的事务同中书共同议论，使治理之道相互贯通，只有每件事都预先准备，才能有备无患。臣所说的畅通谋议，意思就在这里。以上三件事，是今日最紧要的事务：恩威明确，边臣就会奋勇；欺诬辨明，朝廷就会清明；谋议畅通，政事就会平顺，命令也会归于统一；这些都是治理之道的当务之急。臣卑微孤陋，身处可以进言的职位，所遗憾的是智慧不足以探究精微，才能不足以成就事务，只敢进献一点所得，希望能对大政略有补益。

译庆历八年制防曰：朕承继祖宗的大业，依赖文武忠勤之臣，早晚战战兢兢，希望达到治理的境地。近来西部边疆防御，天下纷扰不安，急忙招募冗余兵员，紧急调运军粮；即使正常赋税有所增加，常规经费仍然供给不足，这种情况已经延续多年，公私都很匮乏。加上太平日久，仕进的门路增多，人员超过政务需要，政务浮滥，官员多而职位少，助长奔走竞争，浪费俸禄。又牧守的职责，是用恩惠安抚我的百姓，却很少听到他们奏报政绩；将帅的职责，是用威势使四夷服从，却难以找到称职的人。难道是制度没有建立，不能随时变通吗？难道是选拔任用没有做到，不能劝勉下属吗？西北多有变故，事态变化难以常定，进献奇谋诡计和空话的人很多，陈述长久实际功效的人很少；预先防备意外，按道理应当把实际事务放在首位。朕思考怎样解决这些急务，想知道应当从哪里着手；因为卿有很高的声望，所以特意来询问你。朕侧身而坐，直到天晚仍无暇进食，亲自等待你的规划。张方平以翰林学士身份回答说：臣今日奉召到资政殿应对，蒙赐手诏一道，询问朝廷急务，命臣分条陈述上奏。臣以庸碌浅陋的资质，错误地居于近臣之列；谋议进言本是侍从之职，却不能早晚勤勉，拾遗补阙。圣心焦劳，亲自垂问，宽宥臣因循沉默的罪过，开导臣浅陋的见解，臣岂敢不尽吐实情、竭尽思虑，粗略陈述大体？上奏即使如同用衡石测量，也不过略微补益于尘露之微；这是臣子的本分，臣不胜感到极大的荣幸。臣看到手诏说：西部边疆防御，天下纷扰不安，急忙招募冗余兵员，紧急调运军粮；虽然正常赋税增加，而经费仍然供给不足，多年以来一直如此，公私匮乏。这足以看出陛下为社稷长远谋虑、深切忧民的心意。当康定末年、庆历初年，朝廷议论刺取民兵、增加军籍时，臣任谏官，屡次上章奏疏，极力说明其危害，直到今天事势果然如此。臣昨天在三司核算天下财用出入的簿籍，以及建隆以来国家蓄养的兵数，请求朝廷赶快加以谋划。太祖朝攻取荆潭、收复蜀地、平定广南、防备河东、抵御西戎和北方敌人，蓄养的军队不到十五万人。太宗朝平定河东、防备迁贼、抵御北敌，训练士卒、检阅战马，志在收取燕蓟，但蓄养军队不过四十万人。章圣朝防备迁贼、抵御契丹，搜求招募战士；到契丹请求和议，祥符以后，逐渐裁减军队，常常对宰臣说：现在的兵与古代不同，古代三时务农、一时练兵，百姓就是士兵；如今士兵都坐等国家供给衣食，国家耗费极其广大，不能不慎重选择和训练。所以停止招募，斥退疲弱年老者，以减少冗余粮食的消耗。到了宝元年间，天下可以说已经安定了；后来因为夏戎抗拒命令，而宰相不是合适的人，忧虑不深，事情失于预先防备，于是造成大规模扰乱。开始登记民兵，很快便刺字充入军籍；提升各州厢军来充实军队，增加虚名而承受实际弊病。至于陕西、河北北京、东京西部，增加设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挥、武卫七十四指挥、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挥。庆历三年，又因王伦、张海等数十名狂贼在江湖、淮浙、福建各路作乱，再增加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挥。内外增加设置的禁军约四十二万多人，连同三朝旧兵将近八九十万人。乡军、义勇、州郡厢军、各军小分、半分、剩员等还不在这个数目之内。军人一天比一天多，农民一天比一天少；近来七年之间，天下极其困顿，百姓的膏血已经耗尽，国家仓库也空虚。三边税赋供应不足，只好招募客商运入粮草，三司在京城支付钱帛偿还；加抬后的例价大约是原价三倍，因此度支的财政大计日益窘迫。对外搜刮各道的物资，对内侵用内库的财物，厚赏聚敛财物的人，降低出售官职的标准，只顾应付眼前的紧急需要，没有替长久以后作打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年〕 天下的事情中值得忧虑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些冗余兵员不只是使天下的财用困乏，而且正在成为天下祸乱的阶梯。如果不早作谋划，后来就来不及了。况且景祐以前，军队不到四十万人，三司每年的财政计算也没有听说有余。如今有八九十万人，靠什么才能供足？这即使愚人也看得见。如果再加上横征的费用，又遇到饥荒，国家安危的大计，臣愚昧地实在非常寒心。臣两次已经把这件事的情况详细上奏，但中书、枢密院没有听说有所改变；即使现在就改变，也还要多年以后才能见效，就像救火救溺水一样，行动迟缓就更加来不及了。然而这件事关系实在重大，若不是君臣同心、上下协力，事情必定难以成功。伏望陛下先把臣这些话详细询问两府；如果他们另有高明的防备、丰财足食的办法，那就不是臣浅陋的智慧所能想到的。如果只能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确实没有办法在以后妥善解决，那么请求严令天下禁止招募军人，命各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负责此事，并另派分按官巡行所属州郡，拣选疲弱年老者，立即放停；每年必须交替巡历两三次，只按通常程序逐渐拣放，不得泄露朝廷的秘密计划。即使属于禁军，其中有羸弱而害怕教阅、愿意退入厢军的人，也听任其自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委托枢密院考核军籍，人数较少的军队就命令合并，以节省军员；马军中没有马的，就允许招募补充；愿意补入步军的人，稍加补充，安排到待遇较优、衣粮较厚的军分。拥有马匹的军队，就予以合并，凑足指挥的编制，使其能够训练，以备使用。仍然诏令各路经略部署司，让他们体察朝廷的深意；如果有人专横固执、自作主张，没有体恤国家的心，也由陛下圣裁，惩罚一个便足以警戒众人。这就是裁减军队的大略。至于高明的谋略、秘密的议论、权术和防微杜渐的办法，则属于枢密机构的事务，也不是臣所能详细知道的。手诏说：太平日久，仕进门路增多，人员浮滥、政务冗滥，官员多而职位少，助长奔走竞争，浪费俸禄。这又可以看出陛下深思官员泛滥，想要澄清教化根源的重大防范。臣不敢远引前代和祖宗朝的事情，只拿景祐年间没有边事时作比较，便可知道如今人员浮滥、政务冗滥了。臣曾任三班院勾当官，大略计算院中使臣，景祐年间四千多人，如今六千五百多人。臣考核学士院和两省以上官员的名额，景祐年间四十多人，如今六十多人。臣任御史中丞时，拿御史台的班簿核算，景祐年间京朝官不到二千人，如今二千八百人。臣判流内铨时，取来铨选人员的名册，始终无法知道确数，大约三人占一个缺，粗略计算有一万多人。

译十年之间增加的官员数量已经达到如此程度，如果再过五七年，将会怎么办？官员数量既然这么多，贤能和庸愚一同停滞，是否有才也难以分别，奖劝和惩罚无法确立，士人很少能够保持完整的操行。这就是天下政事日益败坏的原因。现在略数入仕的门路：礼部贡院所录取的进士，明经以外，近来的惯例大多按照举荐人数编排，另行取名；恩泽人员每榜不少于三五百人。文臣中两制、两省以及少卿监以上官员，每年都可以奏请荫补子弟。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正郎以及带职员外郎，遇到郊祀恩例，也可以奏请荫补子弟。武臣从诸司副使、军职大校以上，直到宫掖嫔御和内臣的近职，每年或遇郊祀恩例奏请荫补，也都有固定成例。此外，文武官员因职任、致仕遗奏以及各种特别恩典而录用的人，还有诸班殿侍、三司军大将、内外胥史和牙校出职等。这样计算下来，每年进入仕途的途径，因侥幸和攀援而不断产生新例，多得数不清。耗费廪禄，烦扰官吏百姓；营求职位空缺，借机请托，各自为自身打算。衣食的逼迫使奔走竞争日益增长，形势自然驱使他们这样做。要澄清源流、培植根本，只在于陛下发布命令而已。请下令中书、枢密院分别详细列出每年入仕的名目和人数。把其中因侥幸而来、弊滥尤其严重的，按不同类别分别制定条约，略加裁减。至于三司、殿前司、群牧司等处的酬奖条文，也请各自委派明敏而熟悉事务的高级官员，重新仔细审定。臣听说先朝以前，即使是将相大臣家的子孙，也多有身为白衣、尚未出仕的人。如今从少卿监以上的官员，每年动辄任用一人，不也太过分了吗？像这一类，可以说是因侥幸而来、弊滥尤其严重的，略加裁减，并不会妨害政事。如果只因循今天的成例，人员浮滥、政事废弛，恐怕会越来越严重。手诏说：“牧守的职责，是用恩惠安抚我的百姓，但很少听说有奏报政绩最优的人；将帅的职责，是用威势使四夷畏服，但很难听到称职的人。”难道是制度尚未确立，不能根据时势变通吗？难道是选拔任用没有做到，不能劝勉激励下面的人吗？这又可以看出陛下爱护怜恤百姓、不忘边患的心意。臣请只从祖宗时期的事例说起。祖宗时期，文武官员没有设立按年资磨勘，也不以升迁资序为定。有才干、能办实事而且名实相符的人，有时从低位便得到越级提升；没有才干、不能办实事而名不副实的人，也有守着一个官职十多年而不改任升迁的。他们任监当，或任知县、通判、知州，有人历任数职仍不能升迁。所以当时人人都自我勉励，若没有功劳成效，就知道不能升进，因此在所任职务上大多能够修明政事、做出成绩。那时任用人才没有固定格式，只看才干而任用。祥符以后，天下太平，朝廷议论逐渐趋于宽泛。因此如今从监当升任知县、知县升任通判、通判升任知州，都以任满两任为限。又下令任守官满三年的人，经过考课便可改任升迁；后来又不再设限，无论在外在京、在任不在任，只要累计满三年，按例便可以接受磨勘。先朝实行时，人们开始知道感恩，还没有看出弊端。到了如今，年深日久，习以为常，人人都认为这样升迁本来就是自己应得的分际，不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不知道应当受到什么劝勉。因此牧守的职位，很少听说有奏报政绩最优的。这实在是制度不能随时势变通的结果。陛下如果想要改变并使之通达，就应当略加整治改革这一制度。凡应当经过磨勘叙迁的人，必须确有功绩值得褒奖，或者由朝廷特别下诏选定官员加以保任，才给予升迁；如果没有功绩，又不是因保任而来，按例增加考核年限，希望人们稍微知道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劝勉。保任的方法，也不应一概而论，必须选择有清望、有才识的人，命其举荐。这样，就是委托执政大臣举荐有清望的官员，再委托有清望的官员举荐亲民官。有职位空缺时，便按照空缺员额命人举荐，这又足以显示圣上急于求才、爱护百姓的心意。这也是对当前弊病的小小改革。至于将帅的任职，尤其在于驾驭军队得法，并且应当让他们长久任职。李汉超自太祖时任济州防御使，兼任关南兵马都监，到太宗朝擢升为应州观察使，仍然镇守关南，共达十七年，胡人畏惧服从，不敢窥伺边境，只得到一次改官而已。太宗任用郭进为西山巡检二十年，贺惟忠镇守易州十多年，李谦溥镇守隰州十年，姚丙斌镇守庆州十多年，董遵诲镇守通远军十四年，侯赟镇守灵州十多年。真宗任用杨延昭镇守高阳关，也有九年。授予他们职任时只看大略而不计较细小过失，不因间杂议论而轻易调动，只要求他们取得成效而已；又不授予过高的官职，常常使他们的志愿有所未满，从而不懈怠于发挥作用。如今却不是这样，武臣把边郡任职称作“边任”，把它当作发迹升迁的地方。历任边任的人，未曾有丝毫功劳、微小成效，不过几年便径直升到横行、刺史、防团、防察等职位。能够修饰言辞、制造声名并且熟悉人事的，就认为是有才；而且还不断调动更换，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了解当地的地形山川，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军官士卒，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吏民和当地风俗，就又离开了，这样将凭什么使四夷服从并称职办事？这是因为选拔任用没有合乎道理，所以在下位的人不知道应当凭什么受到劝勉激励。愿陛下鉴察祖宗的旧例，以厚重的爵禄赏赐来等待有功劳的人，以责成长期任职来劝勉有能力、有成效的人，这也是驾驭将帅的一项方法。手诏说：“西北多有事变，情况变化难以常定；献奇谋、说空话的人很多，陈述长久实际成效的人很少。预先防备意外，从道理上说应当把实际事务放在首位。”这可以看出陛下安居时不忘危险、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的深远谋虑。国家自祖宗以来，并不急于追求四方的功业，只把爱护百姓、使人民安定作为首要事务而已。昔日太祖只是把增加财富、训练军队、保卫边境作为要务，曾经把帛积存在内府，对身边的人说：“北方敌人如果敢像过去那样侵犯边境，我用二十匹绢购买一个敌人的首级，估计他们的精兵不过十万人，我用二百万匹绢，就能把这些敌人全部消灭。”圣人的谋略多么雄壮！这正是兵法所说的“先使自己不可战胜，以等待敌人可以战胜”。臣前面所陈述的，国家蓄养冗余士兵，耗尽天下力量，而且已经造成祸乱的根苗。如今每年天下赋税之外，单是东南和买的防城绢，就有三百万匹；至于衣赐和各种用度，仍然不能供给，那么公私财力怎能不匮乏呢？这还没有等到敌人造成祸患，我们自己本来就已经先陷于困顿了。

译预先防备意外，按道理难道应该这样吗？臣愿陛下试着详察臣前面所说的话：裁减兵员，节省费用，选择官吏、选拔将领，慎重决定赏罚，以明确劝勉和宠褒；在春夏两季，逐渐把边兵移到内州就食，逐渐减少边地骑兵，移到内地放牧。边费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就会充足，百姓的力量得到宽缓，然后对外谨慎守信用、履行盟誓，对内完善防守设备。要取得长久的实际成效，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奇谋和空话，又有什么值得听取的呢？这也是把实际事务放在首位的道理。伏惟陛下仁德至极，品德高尚，明智宏大，勤劳谦逊而心存敬畏，努力寻求治道的要领；这正是帝尧向众人询问、大禹不自夸，以及前代圣王美好事迹，陛下都从容具备了。臣惭愧自己愚顽疏浅，不通晓治国之道，依据诏书所询问的内容，谨以近来的事情上奏回答；至于诏书范围以外的事情，也不敢越分轻率陈述。冒犯天子的听闻，臣惶恐至极，惭愧待罪。方平又回答说：臣奉到十七日的御札，其中所载手诏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如果卿还有其他见解，就命你详细陈述，具备实情密封上奏。臣蒙受圣上访求询问，接受诏命后惶恐战栗；学识浅陋，惭愧不能符合圣明求治勤恳恳切的心意。臣私下想到，士大夫遇到时运、侍奉君主，即使有卓越才能和长远谋虑，想要一展所长，却往往没有机会做到。如今臣凭什么能够遇到陛下深怀抑制和敬畏、虚心听取意见的时机？如果不是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而是把天下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臣难道敢隐瞒实情、忧虑祸害而有所不尽言吗？臣恭敬地详察前诏所询问的事项：冗余军队的处置办法，国家财政盈亏的根本，仕进门路过多而产生弊滥的原因，牧守缺乏人才的缘由，将帅选拔任用的原则，西北预先防备的方法；这些都是当今迫切而重要的事务，圣上的思虑本来已经很深了。如今奉旨可以进一步陈述见解，臣敢于推究自己的愚见，把平日所思虑的事情中最紧急的选择出来献上。如今圣心，是否是因为昨天保州、恩州发生变故，事情变化无常，所以把河北作为考虑重点呢？臣曾感叹国家竭尽天下力量来养活冗余军队，而且形成祸患的阶梯；然而河北比天下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为什么呢？河北自唐代天宝年间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以后，接着五代后唐、后周，都凭借魏地建立基业，所以河北军队一向以骄横强悍自居；又向北连接戎狄境地，朝廷也曾姑息迁就他们。天下太平虽然已经很久，但骄悍之气没有消除，在处理事务上也很难办。想要选择军校来严加整顿吗？可是河北军官全是本营选拔补授的，不像京城和各道那样可以调动、互换军员。想要把京城军队拣选出来另行补充河北军队吗？可是河北军队全是本营子弟和姻亲，关系盘根错节、根基牢固，安于本土而不愿迁徙，不像京城和各道那样可以选募、调迁。想要升迁军队编制来以利诱使他们变动吗？可是河北军队向来衣粮优厚，难以再增加供给，因此用这种办法处置很困难。臣曾经核查，河北厢军和禁军总共不过二十万人，其中禁军占五分之四。然而臣曾经实际询问，里面疲弱年老、不能任用出征服役的人很多。如果朝廷秘密谕告安抚部署司以及转运、提刑官员，从今以后暂且停止一切招募填补，只依照常例随时进行拣选放遣；频繁分批拣选，每次少放一些人数，使百姓和军中都不知情，不得泄露朝廷旨意。经过若干年以后，再逐渐合并编制，按照空缺的指挥，把京城禁兵派到各州驻扎。自古以来设置军队的办法，汉代有南北军和七校，唐代有两军、十二卫，必须分散瓦解原有势力，使各方相互牵制，然后才能安定。河北军队自唐代以来骄横强悍、专横跋扈，不过是因为本地士兵结党相互依附罢了。如今如果逐渐削弱本地士兵，稍微安置禁军，那么主客双方的形势就可以相互制约。如果由有才能的将领统领，用有才能的官吏安抚，挫折他们的恶势力，除去危害群体的人，或许可以把军队安置在安定的状态中。如今圣心，是否是因为昨天卫士震动惊扰宫省，所以考虑亲卫问题呢？臣考察《周官》：虎贲氏掌管守卫王宫，人员都是士人。赵国左师触龙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太后，愿意补充黑衣一职的空缺，用来保卫王宫；大概王宫的卫士，也兼用卿大夫的子弟。秦汉官制中，郎中令掌管宫殿掖门和门户，三署郎都执兵器担任侍卫、期门。这类郎官没有固定员额，多时达到一千人；后来改名为虎贲郎、羽林郎、期门，选取六郡良家子弟充任，又选取从军战死者的子孙供养为羽林，教习五种兵器，号称“羽林孤儿”。历代以来，担任宿卫的士人，不只是选择才干勇武的人，还必须选取驯顺诚实、庄重谨慎的人；因为他们接近尊贵之人，不能不慎重。国家初建时沿用周朝的军制，设置诸班直作为爪牙，士卒隶属于殿前司；又设置亲从官，隶属于皇城司，掌管宫门启闭、清扫以及守卫扈从等事务。宿卫的方法是：殿外相间设置营庐，轮流防守控制；殿内则专门使用亲从官，作为最亲近的卫兵。然而招募设置的方法却不同于古代，都是失去依靠、无处容身之后才来应募的人。此前变故突然在意料之外发生，臣恐怕应当采取措施惩戒整治。臣的职务在词禁，军旅之事未曾参与知悉，只是姑且依据古制，粗略陈述其中大要，惟愿陛下选择采用。如果在诸班直中选取任职年久、资历较深的人，包括东西下班、殿侍中出身于有门第家业的人，以及各军中战死者的遗孤，再选取稍有才能、体力足以服兵役的人，严格制定保结和保任的办法，选取一千人充任殿内卫士，仍隶属于皇城司，并令枢密院、殿前司确定选补的格式和年限。关于更替的办法，任期届满便优厚遣散；愿意留下的人，令皇城司负责保任，确实庄重谨慎、善良可靠的，才允许留任。因为按任职年久、资历深浅来选取，人人会把这看作出身进阶的道路；按门第家业来选取，便会有所顾念家族；按战死者的遗孤来选取，忠义之人便知道受到劝勉。规定任期和轮换，人人就知道劳逸可以均衡；升迁补授有固定格式，人人就知道自我慎重。至于功过的标准、教习的方法、居处的制度、颁给的条例，就请交由朝廷裁定。如今圣心想到冗余军队造成祸患，怜悯国家用度不能供给，难道不会考虑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吗？臣听说太祖皇帝训整各军，法制十分严格，军人不得穿黑色衣服，只许穿褐衣，而且衣服下摆不得过膝。哪里有红紫色的衣服呢？连韭菜也不许带入营门，哪里知道鱼肉的滋味呢？每次领取月粮时，驻扎在城西的军营便到城东支取，驻扎在城东的军营便到城西领取，不许雇车乘载，必须让军人自己背负，以此使他们尝受劳役。

译太祖问身边的人：“后唐庄宗为什么会导致祸乱？”有人回答说：“庄宗不能驾驭部下，曾经外出打猎，军士竟来到马头前，说自己这些儿郎寂寞，希望得到接济借贷。”太祖拍着大腿叹息说：“庄宗取得天下是多么艰难，所作所为竟然如此！我对三军也不是吝惜钱财，但谁敢冒犯我，只有剑相待。”所以当时法令一经施行便无人敢违，军士也因此能够满足供用。如今却不同了。臣曾经入朝，看见各军主帅的随从士卒，一律穿着崭新的罗衫、红罗抱肚、白绫袴、丝鞋，戴着青纱帽，系着长带，服饰鲜艳华丽。衣服稍有破旧，便已经在众人面前感到羞耻。一顶青纱帽，市价就有一千钱；至于衫袴，大概一个士卒的一身衣服，不下万钱。如今上四军领取的供给比各军最为优厚，但每月领取一千钱，正好只能买一顶帽子。估计所戴的帽子每年需要两顶，还要修补、染制服装，必须保持鲜明洁净；其他各项大致也与此相当。计算他们所领取的廪给，连一个人的自身开销都不够。如果还有妻子儿女，怎么能不挨饿受冻？妻子儿女既然免不了饥寒，小民的心情，难道能不把怨恨归于上面吗？这就是军心容易动摇的原因。至于常规的特别支给，按例只相当于料钱；考核请领一次朝廷特别支给，在京城约需用钱三十万贯，等到真正到了军人手中，又哪里够用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枚〕 这样一来，朝廷承受不了这种困窘，军中却丝毫没有得到救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长期形成了奢侈浪费的弊病。愿陛下趁着这次询问之后，试着召见军队主帅这样询问他们，随后就可以秘密命令他们分条陈述：用什么办法可以革除今天的奢靡？用什么途径可以恢复过去的朴素？如果主帅大臣能够亲自节俭，以身作则率领部下，军人或许就可以维持生计。如今圣心想到近来各道州郡军民填报、制造妖妄之事，往往因此兴起大狱，难道是想用严刑峻法来惩治制止吗？臣私下认为，陛下登极至今将近三十年，最为盛大的德行、足以感动天地并深深凝聚人心的地方，在于陛下仁慈宽厚、爱惜生灵而厌恶杀戮，严办罪情深重的案件，宽免或减轻应受刑罚的人，怜悯审理众多案件，处刑时总是心存体恤。近来因为贝州盗贼借妖术作乱，朝廷又追究李谭一案，张存等人按例受到重罚，各州郡便承受风气，侦察揭发妖妄之事，所在之处都酿成大狱。至于诵经供佛、符咒禁术，也全都遭到逮捕拘系，并牵连蔓延到平民。难道没有奸人乘机捏造疑似之事以求赏利，或者挟带仇怨彼此攀引吗？在拷打之下，还有什么罪名追查不出来？臣如今看到审刑院本院所奏的案件七十多道，其中二十多道都属于妖妄之事。虽然近来已经下达朝廷文书，严加禁止断绝这类事情，但臣恐怕今后官吏审断案件时，会把李谭一案作为鉴戒，不再使用宽平恕宥之心，而是罗织文饰、反复锻炼，恐怕将来会造成悔恨。臣听说赏罚就像风，人情就像草；风吹过草上，草必然倒伏，人情也会随着赏罚而改变。臣痛惜陛下三十年的盛大德行，功业将因最后一件小事而亏损。宝元以后，国家多有变故，边境驿站接连骚扰，人事纷乱，灾异屡次出现，朝廷内外担任职务的官员，很少显著取得成效。推究人事，形势实在令人忧虑。圣心焦劳而敬畏谨慎，只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勤勉慎重，直到如今获得安宁，独独依赖陛下至仁慈厚的德行；正因为如此，才能深深感动天地、融洽人心。为什么还要轻率动用刑狱，使天下陷于危险，招致灾气而加速百姓怨恨呢？本月十六日立夏，可以释放重囚、放出轻罪羁押者。愿陛下提前临轩发布诏令，审决在京罪人，并趁此派遣使者四处前往，查明各州郡拘禁的妖妄案件。如今依照近来下达的圣旨，除情节涉及谋反不顺的案件须具案听候裁决外，其余一律释放赦免。仍请严令各路提点刑狱司，察看属下司法禁狱中是否有枉曲滥刑以及牵连无辜百姓的事情，务求清明公平，只是不使有罪之人漏网而已；并且告谕官吏，不得因为张存一案而采用深文苛法办理。这样对上可以成全圣德，对下可以安定人心，是社稷长远的谋虑。臣所陈述的，都是眼前的重要事务，但也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罢了。至于天下的大势，臣请求为陛下说明。臣考察古今治乱的变化，不在别处，只在上下之间的形势是离心还是同心而已。上下之势相合，事情没有大到不能成功的；上下之势相离，事情没有小到不会失败的。近年来，朝廷颇多起用轻浮险薄之人，安排他们进入言路；他们违背正道以求声誉，把能言善辩当作贤能，天下也受其风气影响，纷纷改变。外间的议论，又辗转加以修饰，沽名激进，彼此仿效，只怕赶不上，败坏雅正的风俗，终于形成了险薄的风气。朝廷内部是言事官，朝廷外部是按察官，多揭发别人闺门中的隐私，这些事情往往年代久远，且多次经过赦免宽宥。又有各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奴，看到时机便能得逞，竟敢冒犯上级；他们编造言辞，朝廷便立即施行，又夹杂个人的爱憎，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所以从将相以下，直到卿、大夫、士，都战战兢兢、忧惧不安，没有谁能够安然自处。每有一举一动，便说：“恐怕招来别人的议论。”推想到这一点，直到陛下宫省内外的左右近侍，再到街巷百姓，也无不如此，彼此姑息迁就，一味躲避嫌疑，苟且因循，只求免受毁谤和罪责，哪里还有时间舒展心意、为国家建立功业呢？臣私下揣度圣意，难道陛下希望人情风俗变成这样吗？只是这种情形的形成由来已久，逐渐发展到今天；从上到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一点，只是没有人肯为陛下深切地说明罢了。政道的阻塞，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上下之间的形势离散阻隔到这种地步，那么还有谁能与陛下同心同德、深谋远虑呢？既然没有同心同德的人和深谋远虑的士人，天下事务凭什么能够治理好？愿陛下对此深加留意，务必做到沟通上下的情意。要使上下之情相合，关键只在于审慎地听取和接受意见罢了。臣自从参与侍从之职，升降进退至今十年，在法座前听到陛下的圣训很多了。臣观察陛下宽厚仁慈、怜悯恻隐，如同上天没有什么不能容纳；英明睿智，如同太阳没有什么不能照见。那些浮浅、狡诈的人，在天日之下哪里能够隐藏形迹呢？然而臣听说，圣人施行刑罚，对于过失，即使大也加以宽宥；对于故意犯罪，即使小也不宽免。欺诈、阴险、诡谲的人，才是真正的奸邪；偶然稍有失于检点防范的，不过是小过失。若陛下察明真正的奸邪，必当依国法正治；对于小过失则加以宽容，以保全并任用人才，那么拥有亿万臣民，自然都会一心一意，随才能大小，谁不竭尽全力？这就是所说的使上下之势相合，确实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大体，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愿陛下对此特别加以省察采纳。臣见识思虑迂阔疏浅，不通晓治道的要领，仕途上的荐擢进退，全都出自圣恩；臣浮沉于官位之间，惭愧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补报。况且如今承蒙陛下询问，怎敢不竭尽愚见，以此上渎圣听？臣惶恐战栗至极，谨此回答。

译庆历二年，知谏院欧阳脩上疏请求命百官议事，奏札说：“臣恭敬地看到，祖宗时期还采用汉、唐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以及重大刑狱案件，都召集百官共同参议。这是因为圣人临事谨慎，不敢专凭个人意见，想要采纳天下的公论，选择其中的长处，以弥补自己考虑不周的意思。如今朝廷议事的制度，与祖宗的本意相反。每有大事，便秘密进行，不让人知道；只有可以自行决定的小事，反而送交两制官议定。两制官知道这些不是急务，所以忽略拖延，动辄经过一年。其中偶尔有一两件事体重大的，也同小事一样被忽略。至于重大事务，秘密而不公开，这尤其不妥。当事情开始处理时，即使是侍从官之列，也都不能参与知悉。事情已经实行之后，必须公开，即使有差错，想要上疏论列，也已经来不及追改了。何况外廷百官距离朝廷较远，即使想要进言，陛下又怎么能够采纳呢？所以军队兴起数年以来，西北两方屡有事务处置错误，都是由于大臣自己没有谋划，又堵塞了众人的见解。臣如今请求，凡有军国大事，估计外廷必须知道而不能保密的，例如北方去年请问是否实行合纵，西戎今年请求议和应当答应还是不应当答应，凡属这类事情，都交给百官在朝廷上议论；根据各人的意见同异，分别命他们署名陈状，然后由陛下选择其中有长处的意见施行。这样不只是慎重对待大事、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同时还可以在庶官、寒微卑贱和疏远之人中，常常通过议论发现具有高才敏识的人，使国家得以任用他们。若百官都没有长处，就采用宰执廷堂的意见。至于小事，请只命两府自行决定。钱谷事务如果需要了解事情的始末，就召三司官吏到两府询问查究，听取他们详细陈述，然后由大臣自行选择。至于礼制和法令，也可以召礼官、法官询问。这样一来，事务无论大小，都各自合乎应有的制度。如果准许臣的请求，还请先把西戎请求议和一事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议论。” 欧阳脩又上疏论防备之策说：“臣恭敬地看到，如今边患一天比一天紧急，公私都陷于困顿，盗贼同时兴起，蝗灾和旱灾接连不断。陛下忧念百姓，深思祸患，早晚焦虑劳苦。然而中外臣僚不能替国家作长远考虑，谋划建立长久策略，稍稍挽救时局，以宽解圣上的忧怀。近来风俗尤其浇薄，士大夫不致力于和睦同心；有的顺从私意相互倾轧，有的因小事放纵愤怒，纷纷传播毁誉；在道路上传播、粉饰自己的短处以遂其非，各自务求取胜，进献片面言辞，互相游说，向上迷惑圣听。当陛下思考长远谋划时，却使陛下自己厌倦纷繁的议论。至于朝廷的得失、国家的安危，众人却熟视无睹、安然处之，各自想着闭口不言。陛下仁慈睿圣，致力于顾全大体，不愿公开施行赏罚来警戒浇薄浮躁的风气。希望圣上特别降下诏书，告诫激励中外臣民，革除这种时弊，使众人同心忧国，舍弃小事而谋求大事。这样以后，陛下不因小事纷纭而劳烦听览，就可以安坐运筹圣上的谋略，来安定时局的艰难。” 庆历四年，欧阳脩又上疏说：臣恭敬地听说，陛下近来颁出手诏，列举六件事情赐给两府大臣，由此可以看出陛下忧勤负责的心意。然而天下纲纪败坏，都是由于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奋发振作，虽然有要求大臣负责办成事情的心意，但大臣们仍然习染因循的弊病，不能努力实行改革，以符合圣上的心意。自去年范仲淹、韩琦等人特别受到选拔任用，陛下随即开启天章阁召见他们，而大臣们相互推诿，竟没有明确提出一件事情来挽救天下的弊病。直到内廷发出手诏，范仲淹、富弼等人才开始各自列举数件事情。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有的搁置没有实行，有的实行得不彻底，有的虽然实行却还没有明显成效。如今陛下又以六件事情责成他们办理，臣恐怕两府大臣仍像以前一样，无法充分回应陛下忧勤的心意，向下挽救当前的急务。臣愿陛下不要拘泥于通常奏事的时日，特意驾临便殿召见两府大臣，赐他们坐下，先告诫他们不得推诿回避、闭口不言，然后询问当前的重要事务，必须令他们有所陈述。所询问的急务不过三四件：两个敌国交相侵犯，是第一件；三路防御的办法，哪一种可以容易实行并迅速见效，是第二件；百姓困苦贫乏、国用不足，怎样才能使公家和私人都得到救济，是第三件。如果两府大臣对这三件事能够办成其中一件，就把这件事专门交给他负责，以表明责成之意即可。若不是这样，臣恐怕手诏屡次发出，圣意虽然辛劳，而大臣彼此推诿，最终仍不能办成事情。陛下如果一定要迅速挽救时弊，非专门任用并严切责成他们不可。庆历八年，御史中丞鱼周询答诏书条陈时务，上疏说：臣认为，陛下忧虑西部边疆的防备，天下纷扰不安，急忙招募冗余士兵，紧急调运军粮；虽然常赋有所增加，但经常性开支仍然供给不足。臣认为，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强臣各自割据土地，中原所控制的疆域并不广大；等到祖宗拥有天下，俘取吴、蜀、楚、晋，向北抵御獯鬻，向西降服羌戎，所使用的甲兵、所收取的租税，和今天相比数量还少，然而却能摧毁坚阵、震慑敌人，府库没有空虚匮乏的弊病，县官也没有烦劳浪费之苦，大概是赏赐有信用、刑罚必定施行，以及选将得当、士兵精锐的效果。近来元昊背弃恩义，西部边疆长期驻军，朝廷却任用空疏、怯弱、庸碌的人做偏裨将领，招募懒惰、胆怯、软弱的人充当士卒，所以大举出兵就大败，小规模交战也总是小败逃奔；只是每天耗费千金，度支供给不足，于是卖官鬻爵，使仕进之途混杂；又把铁铸成钱，破坏钱币制度；并且官府设立食盐禁令，驱使百姓运送盐粮，使他们的固定产业荡然分散，道路上充满怨声。”},{

译去年秋天水灾、旱灾接连发生，今年春天饥荒相继而来，百姓的困苦在此时尤其严重。如今元昊的幼子刚刚即位，正是朝廷应当宽省财用、爱惜民力的时候。应当迅速筹划治理，以缓解物资匮乏；希望委任安抚使与本路守边的掌计臣僚共同商议，裁减冗余士兵，节省抑制浮泛开支，禁止横征暴敛，赈济借贷给贫民，罢去武臣中的庸弱怯懦者以及守宰中的贪婪残暴者。还希望陛下特别作出圣断，从内帑拨钱帮助关陕的军费，使盐商的利益得以流通，改革钱币制度，宣扬皇帝的恩德，让百姓休养生息，然后劝勉农桑，核查隐漏的税籍，收取遗留的利益，抑制兼并，这样公家就有余财，私人也有余力了。陛下担忧太平日久，仕进的门路太多，人员超过实际需要而政事冗滥，官员多而职位少，助长奔走竞争，耗费廪禄。臣认为，国家除了制举、进士、明经之外，每年还有任子、流外的补官；那些身负瑕疵罪衅、曾服役于舆台的人，也被列入官班。年长日久，纷纷堵塞仕途，在朝廷官员之中，大半不是有才之人；到了选用人才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适用。可是官职频繁更换，交错于道路之间，官员名额有定数，诏令授官却没有限制；凡是等待一个空缺，往往要超过两年。那些列名闺籍、身穿武弁服的人，只是白白耗费水衡供给，虚耗计算岁考的期限。赴铨调任职、等待按选格授官的人，长期处于困穷之中，很多人败坏了防身守耻的操行。官员冗滥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希望陛下特别下诏，进士先考取策论，诸科兼通经义，中第后释褐任官，不要使人数过多。对于文武官班中由奏荐任用的人，以及由流外出任官职的人，暂且停用五至七年；这样自然会使名器不被滥授，奔走竞争之风衰息。陛下担忧州牧郡守的职位，很少听到有人奏报政绩优异。臣听说汉宣帝勉励二千石，有治理成效的就增加俸秩、赏赐金钱，有的爵位升至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时，就按次序任用他们，因此良吏十分兴盛。国家鉴于诸侯专擅土地的祸患，一概任用郡守治理地方，但朝班渐渐冗滥，按资序升迁的人很多。如今有人身处藩宣之地，品秩已达到卿监，却没有经历省府任职；提刑、转运等职位重视内地而轻视外地，靠什么求得治理呢？现在正是改弦更张、改变旧路的时候。希望诏令两府大臣选任两制、台谏官参与推荐；任过两任通判的人，可以充任知州、知军，依次除授补官。如果治理情况特别优异，就升任省府官、提举官，转运使按通常资格升任知州，以及由敕令荐举为提刑的官职一并停罢；这样提拔任用就能得到适当的人才，州牧郡守的地位也会得到重视。陛下担忧将帅的任职难以称职。臣听说晏子推荐司马穰苴说：“文事方面能够团结众人，武事方面能够威慑敌人。” 由此可知，将帅的人才如果不能兼备文武两方面，就不能任用。自从我朝与两个敌国通好归附以来，长久没有用兵；近年西北发生警报，补授帅臣出于仓促，所任用的不是出身行伍的人，就是靠恩泽封爵的侯爵。他们没有诚信义气来凝聚士卒之心，也没有庄重威严来整肃军纪；退却就溃败逃跑，进攻就被敌人擒获，损伤朝廷威灵，招致夷狄侮辱。任命将领的失误，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严重。臣认为，应当选择有名望的大臣，选拔学识深广、富有谋略、懂得兵法、精于武艺的人，不限资历等级，先让他们在边任中接受考验；皇帝亲临殿廷郑重遣发，授予他们威权，如同祖宗朝起用、复用边臣李汉超等人一样。边境以外的事务，应当让他们得以专断，不要因为诽谤谗言就轻易调迁，使他们足以取得威望，这样怎么会有将帅不能称职的忧虑呢？陛下担忧西北多有变故，敌人的情势难以常定，而献奇谋诡计、空泛言论的人多，陈述长久有效的实际办法的人少。对于预防意外，按理应当先做好实际准备。臣听说国家与北戎订立和约、授予爵命，西夏也停止战争，已经超过四十年；但守边者多任用庸人，不讲求武备，因循姑息，只希望太平无事。羌戎怀有野心，窥探到国家内外的虚实，所以景祐末年元昊猖狂，庆历初年耶律悖慢，覆没军队，杀害将领，使关陕百姓疲困；又用厚重财币和卑下言辞，暂时解除幽蓟方面的敌患。这些全都是苟且求安的谋略，完全没有长远的防备。这正是班固所说的“不选用有武略的大臣，只依仗我们用来对待寇敌的办法，运送财物贿赂敌寇，剥削百姓来供奉仇敌”。希望陛下特别在三路议定此事，削减兵马中驽钝冗余的部分，以缓解军费，停止额外征敛；然后选拔将帅，挑选偏将副将，使骄兵收敛肃静，整治并磨利兵器，熟悉山川形势，掌握用兵中奇正相生的法则。河朔地区空旷平坦，可以施行军阵，也应当讲求相应的阵法。即使两个敌国发生变故、时时侵扰，也将有所凭恃，希望能够防患而不致发生祸患。周询又回答诏令，分条陈述时务和边防说：“臣已经奉诏分条陈述时务，但陛下又亲自询问，是因为诸臣的回答没有究明根本，所以寻求可以施行的策略。臣不敢讲究文辞，冒昧陈述愚直而切实的意见，希望有所补益。所谓当今的缺失，陛下聪明睿智，远超前古；然而圣明思虑尚未涉及、臣下又难以言说的地方，最大的就是责任不能专一和用人疑忌。自从前些年起，二府大臣与台谏官中有互相内外勾结的，陛下明察后已经施行黜退的典法，于是便认为人人都有朋党结交，不再有忠信之人。如今中外臣子每次在陛下面前进对，只敢攻击过失，这就会被视为公论；如果谈到忠良和有才能的人，说可以任用，又担心圣意怀疑他们是在结党，因此忠臣与奸邪还没有完全区分，善恶也没有完全听闻。所谓责任不能专一，是指如今执政大臣心里明知某事可以实行、某种法令可以废止，却只是拱手沉默、苟且自安，不肯为朝廷承担责任，以致文武大政因循废弛；这又是缺失中的大问题。臣希望陛下在听政之外，选拔有才识的大臣，让他们独自在便殿对答，询问诸臣是否有才能，说某人或许可以任用、某人不值得任用，然后广泛访问、博采意见，参验其中的异同，等得到真实情况后再让他们进对；有的人如果奉承圣意而实际上欺诈，陛下厌恶他，就把他屏退到远方，终身不许列入仕籍，这样还有谁敢结党呢？”

译“而且在任用之时要责求他们取得成效，敢于担当事务的人就优先予以升擢，因循敷衍、只顾保全自身形迹的人就贬居闲散之地，这样还有谁敢不尽心尽力呢？”诏令又担忧文武官员中有奸邪回避、中外之间有险诈之人。臣听《易经》说：“拔茅连茹，以其彙征，吉。”意思是君子和小人同道相合，彼此羽翼相助而进。如今朝廷的根本、陛下的股肱，就是二府大臣；国家安危、政治治乱都系于这几个人。祖宗时任用吕端、李沆、王旦、马知节，以及陛下即位初年任用张知白、王曾、鲁宗道等人，他们持重守正，学识深广而富有谋略；当时提拔任用他们，没有听说有结党邪恶、阴险欺诈的情形。如今陛下知道二府中或许有不称职的人，却不能果断地罢黜他们，使同类相互援引的势头不断延续。自古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百官；如果想要纠正这种风气，不先端正大臣，那么就像形体还没有端正却要求影子笔直，水源还没有澄清却想使流水清澈。诏令又担忧州县官吏暴虐、法令反复更改。祖宗积累德政，陛下爱惜生灵；即使错判无罪而释放，也不作为重罪，但错判有罪而入狱的人，终身都要负责。因此，主持一方政务的官吏本应体察宽仁之意，爱护养育百姓；但有些官吏暴虐，大概是因为公家急于征收赋税、严厉督促办成事务，贪官污吏又借机而为。于是制造奸诈之事，凭借威势震动众人，使情况变成这样。法令是治理天下的缰绳和嚼勒，应当遵守而不可失却。如果祖宗制定的法令可以长久施行，就不应当随意更改。近来枢密院修改内省条令，似乎给过去获罪的人预先留下重新进用的途径，朝廷内外都喧然认为不可。何况内省是皇帝左右近密之臣，也是朝廷和四方的根本。如果不能坚守法令，天下凭什么取得信任呢？希望慎重选拔刺史、县令，把爱民的意思告谕给他们，那么州县就不会有暴虐百姓的忧患了。裁抑权贵，不要让他们轻易改变法令，那么法令也不会有反复更改的过失了。知制诰曾公亮回答诏令，分条陈述时务，当面接受御批说：“朕承继祖宗的大业，依靠文武良臣，早晚都兢兢业业，希望达到太平治理。近来西部边疆进行防御，天下纷扰不安，急忙招募冗余士兵，紧急调运军粮；虽然常赋有所增加，但经常性支出仍供给不足，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公私都很匮乏。加上太平日久，仕进门路太多，人员超过实际需要而政事冗滥，助长奔走竞争，耗费廪禄。又有州牧郡守的职位，是用来惠爱安抚朕的百姓的，却很少听到奏报政绩优异；将帅的职位，是用来以威势使四夷服从的，却难以找到称职之人。难道是制度尚未建立，不能根据时势变通吗？难道是选拔任用还没有做到，不能劝勉激励下面的人吗？西北多有变故，敌人的情势难以常定，献奇谋诡计、空泛言论的人多，陈述长久有效的实际办法的人少。预先防备意外，按理应当先做实际准备。朕思考如何解决这些紧急事务，却不知道策略从何开始；因为你声望很高，所以特意召来询问，亲自等待你分条陈述。”臣才识浅陋，恭敬回答圣上的询问，谨冒死分条陈述，上奏进呈。一、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近来西部边疆防备紧张，天下纷扰不安，急忙招募冗余士兵，紧急调运军粮；虽然常赋有所增加，但经常性开支仍然供给不足，已经多年如此，公私都陷于匮乏。这确实是当前最优先的事务。臣切实认为，国家经常性开支供给不足，并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被冗余士兵耗费了粮食。朝廷之所以还不能斥退裁减他们，难道不是因为沿边三路还需要驻军防守，疆域边塞广大，即使使用现有兵力也还不足吗？臣计算，如今的疆界并没有比建隆、开宝年间更广阔。当时对外防守边疆，对内还要驻守河东、河西、东西川、江南、岭南，而所蓄养的禁兵只有十二万罢了。到乾德年间，两川、江南、岭南已经平定，于是又减少了二万。太宗完全拥有天下后，增加的兵力才三十多万。真宗初年，也只有三十八万。到乾兴年间，才达到八十多万。由此可知，兵少则训练整齐统一，所向无敌；兵多则冗杂难以整齐，所施行的战力成效很少，这个道理十分明显。如今自庆历以来，既广泛招募士兵，又把厢军提升为禁军，总数达到一百多万，然而很少听到用兵取得成功。这不只是将佐不勇武，也是因为所用士卒不精锐。不精锐的原因没有别的，就在于人数太多而不能整齐统一。何况这还要大量耗费廪给，竭尽天下的财力，难道可以不深思吗？臣认为，这件事已经积累很久，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处理，必须用数年时间谋划。可以登记现有士兵的数目，专门委托可靠的大臣，精心加以选择，挑出体力强健、超过众人的士兵，一个人能够抵得上两三个人的，另编为部伍，使总数达到太宗及真宗初年三十八万的规模，重新确定名额，训练成精锐士卒，交付给善于用兵的将领。以后有人逃亡，也按照这个标准招募补充，使他们防守边疆。这样以少量精良士兵取代大量疲弱冗员，怎么会不够用呢？何况太宗、真宗的制度距离现在还不远。其余疲弱、软弱、年老的人，就分散驻扎到东南缺少兵员的州郡，靠食用低价粮食度日；有人逃亡，也不再招募补充。数年之内，十人一定可以减少四人；十年之内，必定能够消除这一弊病。不仅能减少天下的耗损，实际上还可以得到精兵使用。如今两个敌国都衰弱，兵器军备暂时停息，朝廷如果不赶快谋划，臣恐怕稍有水旱灾害，粮饷稍微阻滞，陛下就会在上面焦心忧虑、废寝忘食了。谋划这件事，实在应当及早进行。若舍弃这个办法另作打算，都是迂阔之论。臣又切实听说，宣毅军长期成为东南的弊害，估计上封事的人已经多次谈到。何况南方小郡，有的全城还不到二三千户，却设置几百名禁兵，让他们坐食民脂民膏；官员又任用不得其人，往往因此成为祸患。从前祖宗的制度，东南各州只有轮流派遣厢军驻扎；至于藩镇，则酌量增加禁兵驻泊，用来从旁镇遏邻近州郡。这种做法实行很久，颇为合乎事务的要领，只是到了庆历初年才创置这种兵制。如今各路转运供给十分艰苦，偏远州郡的官吏也害怕统辖控制。臣认为，除京东、京西两路以外，其余各路都可以废除这种兵制，拣选士兵编入其他军队。老弱士兵则命令他们进入本城服役劳作；每一路藩镇，允许拣选留下千人，依旧进行教阅，用来镇遏邻近州郡。这也是减少费用、消除祸患的一个方面。臣还愿意请求，从今以后凡是设置、废除、兴办、创制军务，都必须由枢密大臣仔细议论，不得不问财赋状况便专擅增加创设，如同庆历年间的失误。臣恭敬地听说，祖宗旧制规定，三司每季度将一份粮草文账送到枢密院。枢密院本不主管财赋，却让三司送来账目，是要把废置的兵马经常同粮草相互核对。往年枢密大臣不熟悉事务体制，声称粮草本来属于中书，枢密院供给账目长期成为闲余冗事，请求从今以后取消它。这样看来，枢密院统领军队，却从来很少过问粮草是否充足；如此谋划国家，难道是使天下获得安定的办法吗？如今陛下的思虑已经顾及朝廷内外，实在是大幸。愿陛下把这些主张全部举行施行，使太平得以实现。

译一、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天下承平日久，做官进身的门路太多，人员超过实际需要，政务因而泛滥，官员多而职位少，助长奔走竞争，浪费廪禄。这确实是当前的大患。臣不敢远引前代事例，只请用唐朝制度来说明。贞观年间，太宗平定天下，创立法度，当时文武官员确定名额，只有六百四十三员，天下不能说没有治理好，法度也不能说没有建立。到了永徽、神龙年间，四方已经安宁，朝廷纲纪已经完备，高宗不能遵循太宗的事业，于是容许在正式名额之外设置冗官；已经有员外官后，又在员外官之上设置同正官；到武后扰乱政治时，又增加设置员外官二千余员。当时朝廷事务更加繁多，纲纪更加败坏。官员数量的繁简，其利弊确实十分明显。臣又听说，景祐年间，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的吏员数量，已经多于祥符、景德年间；如今和景祐年间相比，又多了一倍。臣曾考察其根源，大概是由于宝元以来陕西用兵，有的献方略，有的陈述武艺，有的因边臣推荐而被任用，有的因防御功劳而录用，又擢用军班中勇猛的人才，放宽进纳授官的限制，所以三班及其余曹司的官员数量，超过景祐年间一倍。原文中括号内容似为编者注或脱误，未能确定其句读。又如崇班以上的官员，称为内朝官。臣考察祖宗所设置的制度，本来没有规定若干年考核一次的磨勘制度，多半是因功绩才给予升迁调转；只是由于朝廷宰相谋略不足，开启了这种侥幸之门，各司使的名额于是混杂起来。所以官员冗滥的根源，从京官来说，按真宗朝的制度，铨司考核选人，每一批只见一名，每月不过三四批，也不是每一批都升迁；一个月之内真正升为官员的只有一两人，而且都须考核任职已久、政绩可取，才会被选用。近年每隔一天考核选人一名，两年以来改为每隔几天考核一次，每次五人都能得到改转，刚满三年又升入朝官序列，所以审官院的职位和缺额渐渐显得不足。这就是审官院、三班院和铨曹弊病的根源。古代的职官，就是今天的差遣职任；都各自有官署，官署有确定员额，本来不可能任意增加。陛下如果想鉴戒历代的过失，大力改革，臣请求从二省官及横行诸使以下，都依据旧典议定员额，就像御史台官员那样；在旧有员额之外，可以酌量增加一些以备出使，但超过员额一概不许设置。有功劳应当升迁的，只允许遇到缺额时优先补授；只有重大军功和重要任职，才可以越过这个规定升迁。制度一旦确定，即使有人想凭近便和侥幸越过它，也没有途径晋升。陛下如果不愿大规模改革，只想稍加惩戒整顿，那么臣请求从今以后凡是通过进纳入仕的人，直接授予七品以上的佐官，但不让他们实际任事，废除以方略取士的科目。臣僚保荐弟侄的人，如果弟侄日后犯罪，保荐者就依举官连坐的旧例一同治罪。各司不得在额定之外补人，端正大臣的行为，不得奏请任用门客、随从；限制边臣的荐举；淘汰赏功过于泛滥的做法。每年经学科的选拔，向来没有认真核实，有的人不通晓经义，只会背诵空文，对实际政务并无益处。请采用庆历四年张方平等人重新制定的贡举条约，这样滥进的人就会减少。各司的人员和吏役，在其他司任职，如司农、粮料、兵部之类，本来没有特殊劳绩，却按惯例得到升资、减少选限，请一概废止，这样选限就有固定规定了。如此一来，入仕的途径会稍微收紧。至于铨司引见的形式、枢密院和三班磨勘的制度，则可以恢复祖宗旧制。这样，朝廷官员之中不出几年，官缺大概就可以同人员数量相称了。至于全面加以澄清淘汰，大量决定人员去留，削夺他们现任官职，恐怕还不能在今天仓促实行。只有最后这一条意见，大概可以防止损害。”},{ 一、臣恭敬地看到诏令中论及边防，说州牧郡守的职责是惠爱安抚百姓，却很少听到奏报政绩优异。臣私下思考，这是由于选拔不精、待遇不重、劝勉不到位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审官院选差知州，不问贤能还是拙劣，只考察资历是否深、任期是否满，达到要求就授予官职，因此有懈怠怠慢的人，有年老衰迈的人，有疾病残废的人，也有奸诈贪赃的人。这就是选拔不精。又如朝廷重视内地而轻视外任，渐渐形成风气，于是士大夫一类的人很少肯把出任州官看作荣耀。州郡长官，是古代二千石的职位。如今即使从京府推官调任州官，也被看作降职。凡是台阁官员不能胜任本职，就授予郡职使其离去，所以有才能的臣子、能干的官吏大多任职于钱谷、刑狱部门，因为仕途不能脱离知州这一职位，反而以此为耻。这就是待遇不重。等到他们任官治政，如果确有良好政绩，朝廷最高不过提刑、转运使发出一封荐启；即使侥幸被朝廷任用，也只是交给审官院记下姓名而已，始终没有听说因政绩良好而由朝廷特别升迁授官。古时候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群吏。臣请求从今以后，审官院选任知州，都带到中书省，询问考察之后再拟定奏报。过去两汉时期，郡守能够与九卿、令、仆射交替出任，政绩特别优异的，甚至有直接授为三公的。如今希望严格区分官阶威仪，依照汉代旧例，使杂流出身的人不得妄自进入官班，那么贤能的人就乐于担任州郡职务了。《尚书·商书》说：“德行越盛，越应授予高官；功劳越大，越应给予厚赏。”即使是尧、舜以及三代的群臣，也还须用官职和赏赐来劝勉他们建立功德，何况今天的人呢？臣请求另外制定典州官的考课等级，委托监司负责巡察；三次考核都有善政的，就提升他的官阶资历；任职两次都有善政的，就提升他的任职等级；使那些显然没有政绩的人被罢免贬黜。这样或许可以符合陛下忧念百姓的心意。一、臣恭敬地看到诏令中论及将帅的职责，说将帅是用来以威势使四夷服从的，却很少听到有称职的人。臣曾考察太祖、太宗时期，征伐天下，建立威势、平定祸乱，在十九年之中成就太平；将帅能够得到适当的人选，这一点本来就可以看出来。只是自咸平以来，真宗曾经和陈尧叟、马知节共同议论将帅难得。到了今天，陛下又以将帅不称职为忧，难道天下人只在建隆、兴国年间生出有才有智之人，而从咸平以来直到今天五十多年，竟完全没有一个臣子能够继承他们吗？这一定不是这样。臣担心的是，选拔将帅还没有掌握要领，或者任用他们时没有充分发挥其才能罢了。《军志》说：“三次考验之后才授予事务。”这是要先观察一个人的实际才能，然后才把事务交给他。过去赵奢与赵括讨论用兵，赵奢不能驳倒赵括，退下后却叹息说：“战争是危险的事情，赵括却把它说得很容易；如果任用他，必定失败。”李靖担任将领时，似乎不善言辞，可见将领的才能很难了解，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臣昨天看到陕西用人，确实没有听说朝廷有通过实际成效来考验将领的；例如赵珣因为上呈图说，便被委任统领一万兵马，最后终于失败。臣所担心选拔没有掌握要领，都是这一类情况。其次，即使得到了良将，任用时又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这是什么原因呢？

译恭敬地说，太祖、太宗在位时，军政已经得到讲求，朝廷宰辅熟悉并懂得军事体制，所以帅臣进献一个意见、谋划一个计策，利弊以及是否采用虽然由朝廷内部审核决定，但等到谋划奏报下达后，无不符合事情的实际需要，将领有才能就可以竭尽发挥了。咸平以后，拘守成法而废弛武备，大臣、宰相很少经历边疆事务，所以帅臣进献一个意见、谋划一个计策，仍然像祖宗时期一样，利弊以及是否采用全由朝廷内部审核；等到谋划奏报下达后，如果有一件事不符合关键需要，将领就可能不能充分发挥才能。还希望他们建立功勋，怎么可能呢？所以从咸平直到现在缺少良将，其弊病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孙子》说：“不了解三军事务，却参与三军政务，叫作军队迷惑。”这话难道不可信吗？如今两边没有警报，朝廷可以用来讲求防备。臣请求从今以后，选定将领而尚未升迁提拔的，必须先让他试办行军布阵和疆场作战之事；所试验的事情取得成效达到三四次，才授予显要官职和优厚俸禄，以加重他的职责。然后把军政大权交给他而不要加以牵制，采用他的意见而不要怀疑他，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干预，就能取胜”。一、臣恭敬地看到诏令中论及西北多有变故、形势变化难以常定，献奇谋诡计和空泛言论的人多，陈述长久有效的实际办法的人少。预先防备意外，按理应当先做实际准备；这大概正是陛下身处安定而不忘危险、做到有备无患的深谋远虑。臣私下考虑朝廷的形势：北面有契丹，西面有拓跋，两个边境讲求防备已经很久了。如今北边的势力多年衰弱，先前想要报仇，连夏台尚且不能攻取，何况肯舍弃每年入贡的丰厚利益而轻易侵犯中原呢？虽然豺狼猪獾一样的本性难以保证守信，但估量形势和利益对它的约束，应当使它不能妄动。何况现在黄河以北重兵列戍，已经有藩篱般的坚固防御了。西夏新近发生重大变故，君主年少，国内人心疑惧；料想他们众人的内心还害怕被大国断绝关系，哪里有闲暇自行出兵作盗呢？四路现有的军队，防备已经足够。臣认为，朝廷如今所应忧虑的，不在两个边境，而在山东、河北一带。刀锯刑杀造成的惨状，使人心仍然不安；稍有水旱灾害，奸凶之徒一定会乘机作乱为寇。应当经常选用重要官员和有才能的官吏，分别镇守重要州郡，这样或许可以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以上是臣恭敬接受圣上询问后所作的分条回答。臣见识和谋虑浅陋，冒昧地上达天听。《历代名臣奏议》第三十一卷。《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十二卷。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治道。宋仁宗皇帝自至和年间以后临朝时深沉少言，知谏院唐介进言说：“君臣如同天地，以相互交感、和谐通泰为原则，希望陛下能够经常召见群臣，发布圣明的诏谕，讨论各种政务的可行与不可行，以使天下得到幸运。”他又论奏宫禁中干求请托、索取恩泽，诏命发布不经过中书省，应当采取措施加以抑制杜绝。赏赐嫔妃和宫女的费用，比先朝多出十几倍，并且每天增加、没有穷尽，应当有所削减。监司推荐人才，大多得到的是拘泥文法的小吏，请下令精心选择端正善良、敦厚朴实的人，不要让他们与奸邪浅薄之人一同进用。各路的走马承受官侵扰欺凌州县，可以停止派遣，使权力归于监司。兖国公主夜间打开宫禁之门，应当弹劾负责值宿卫守的主吏，以严肃宫省禁令。皇帝全部接受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嘉祐元年，知谏院范镇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三司、开封府平常遇到明文已有条贯、事情发生后只需依情理判断轻重的事务，也要上殿进呈并送入宫中请取裁决；各司事务中还有那些琐碎细小的事情，也全都奏报。这样就是陛下以天子的尊贵身份，降低身份去处理三司使、开封知府以及各司的事务，说明有关官司都不能承担责任，以至于上烦圣虑。不仅使圣虑受到烦扰，也失去了治理政事的要旨，损害了国家体制。伏望陛下下令：今后三司、开封府的公事中，凡情理较轻的，听任其便宜处置；各司事务中凡没有现成条贯、必须奏请说明的，允许上报都堂，交给大臣详细审议裁定。这样可贵之处在于把责任归还有关官司，不至于烦扰亵渎圣虑，同时也充分体现治理政事的根本要旨。” 三年，眉州平民臣苏洵恭谨地叩头再拜，冒着万死之罪上书皇帝陛下。臣上月五日接到本州抄录送来的中书札子和连牒，得知臣因两制官员议论上报、翰林学士欧阳修奏请，将臣所撰《权书》《衡论》共二十二篇，请求予以甄别收录。陛下过分听信，召臣到舍人院试作策论，仍命本州发遣臣赴京。臣本是田野间的平民，姓名没有登记在州里的乡闾名册上，如今一旦突然被召，实在不知道自己是凭什么得以通达朝廷。接受诏命后惊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以陛下亲自具备至高的圣明资质，又有群公卿的贤能和天下士大夫的众多人才，像臣这一类人，本来就不应当少有。臣并非没有臣下的本分，也不会因此有所增损。臣不幸患有背负柴薪所致的疾病，不能奔走道路，以满足陛下搜求人才、振扬政事的心意。忧惧惶恐，背负罪责，没有地方容身陈说。臣本是平庸之才，没有途径自行进身。年轻时也曾想在陛下的科举中侥幸求取功名，有司认为臣没有才德，随即将臣摈弃落选。臣退居之后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即使想勉强扶病竭力前往，也知道自己疏漏拙劣，终究不能符合有司的意旨，恐怕再次获罪，反而辱没明诏。况且陛下不远千里召臣前来，是认为臣能够有所阐明，希望或许能对圣明的政事有万分之一的补益。”}], 臣从束发读书直到如今，算来犬马之年已经五十岁了，却始终不敢废弃学业和进言之志，心中也只是想在当时稍尽微薄之力，以快慰平生的志愿罢了。如今虽然不能奔赴宫阙之下，以致劳烦有关官司，但仍不忍默默无言地终其一生。天下的事情，那些深远而切要的，臣自知身份疏远卑微，不敢贸然进言；至于那些近便而容易实行、浅显而容易看出的，谨慎地分条列为十项，用来答塞陛下的明诏。第一项是：臣听说，利益所在，天下人都会趋赴，所以千金之家的子弟一旦有所作为，百家交易的市场便没有安静的时候。古代圣人掌握重大利益的权柄，用它驱使天下人奔走，意向所指，天下人便争先恐后地去做。如今陛下有驱使天下人的权柄，却不能运用，为什么呢？古代赏赐一个人，天下人都会受到劝勉；如今陛下增秩授官，动辄以千百人计算，那些人都认为官职是自己取得的，却不知道竭尽力量来报答皇上的恩德。到了遇事之时，谁还会尽力效用？这是由于陛下轻易使用爵禄，使天下官吏日积月累、长久任职便可得到它们，就像出卖劳力的人，按照功劳计算工钱；即使给他千万钱，他哪里会知道感激自己的主人呢？因此，即便有才能的人，也没有施展的地方，只认为谨慎地遵守规矩就足以使自己取得高位。官吏繁多，满溢于编制之外，使陛下忙乱急迫地设法防止也没有余暇，还要辨别他们贤能与否，使陛下的百姓受到困苦，耗尽大司农的钱粮；这正是议论者想要革除却还没有做到的事。臣私下思考，如今驾驭天下官吏的制度，从州县令、录、幕职改任京官的人，都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所以才会为这种纷乱所苦。如今虽然增加举荐官员的数量，延长考察期限，加重举荐官员的罪责，但这恰恰足以阻隔贤者而容纳不肖之人。况且天下无事时，即使庸人也足以不犯过失；一旦改任官职，便没有什么不敢做的。那些举荐他的人说这是廉吏、能吏，朝廷并不知道他们凭什么廉洁、凭什么能干。幸而没有败事，便长久被称为廉吏、能吏。即使加重举荐者的罪责，也没有看见什么益处，上下互相蒙蔽，请托之事公然盛行。任官六七次考核期，寻求五六名举主，这又有谁做不到呢？臣愚见，举荐人时，应当使举主明确写出其事迹：某人是廉吏，曾经做过某事，因此知道他的廉洁；某人是能吏，曾经做过某事，因此知道他的才能。虽然不一定有非凡功劳，但都应有可以记载的事状。若只特别写着‘廉能’二字，便不予接受。这样，庸人虽然没有罪过，却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便不能混入其中。即使有人老死于州县，也没有什么值得过分惋惜的；而天下官吏一定都会努力建立值得称道的功绩，与百姓兴利除害，只怕不能把这些事情都归功于自己。这正是古代圣人驱使天下人争相行善的方法。

译有功便赏，有罪便罚，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如今降官、罢任的人，必须奏明某人犯了某罪，罪状确实成立，然后朝廷才举发并施行惩处。现在如果不写明他所犯之罪的缘由，只说这是无能的贪官，朝廷怎么肯凭空言加罪于他？如今为什么偏偏到了改任官职时，却听信这种空话呢？这是极其不加思考。有人认为，如果这样做，天下官吏都会努力做出值得称道的事情，可能会用心过度，制造事端来作为自己的功劳，渐渐形成不可遏止的风气。臣认为不是这样。圣人一定观察天下的形势，然后制定相应的法令。天下刚刚平定、百姓厌倦劳役时，圣人便致力于实行因循休息的政策，使百姓休养生息。等到长久安定而没有变故，就必然会有国势不振的祸患，所以圣人要打破苟且偷安的心态，振作怠惰的精神。汉代元帝、成帝时，正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才终于导致混乱。如今天下稍有懒惰，应当设法激发人心，使人踊跃追求功名，以改变这种风气。何况冗官如此纷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裁节，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况且陛下与天下士人约定以功名相期，却不使他们苟且求得，这对待他们已经十分深厚了。至于那些才大略宏、不愿屈居小官而默默无闻的人，应当让两制官员能够破格举荐他们；这样的人在天下也不过几位而已。官吏有过失而不能升迁的，也应允许他们用功劳赎免过失；这样同样可以显示陛下有所推恩，而不是一味使人感到艰难。第二项是：臣听说，古代制定爵禄制度，必须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修身清洁、博学多闻，在乡党中有声誉并传达到朝廷，才能获得爵禄。到了后世就不是这样了，专门小技和细碎术数都可以使人进用；但即使如此，取得官职仍有一定凭借，弊病还不像今天这样严重。如今用人最没有道理的，大概就是所谓‘任子’吧？凭借父兄的资历取得大官，又让自己的子弟承受任子恩荫；再传给孙辈，甚至再传给下一代。这样不学习便能取得官职的人，似乎没有穷尽。官职取得容易，失去时便不很可惜；让不学习的人居处于自己并不珍惜的官位，他们把百姓看得如同草芥，本来就是必然的。朝廷近年才开始有意裁节冗官，但都只是知道削减，却没有找到应当削减的对象；这就是所谓只控制末端而没有穷究根源，只看见粗略现象而没有认识精微之处，侥幸求官的风气虽稍有衰减，却仍然存在。圣人办事，不只是说有利便做，还一定要使天下人的心完全信服。如今想要有所革除，就必须使天下人知道革除它的理由；这样即使全部革除，也不会有人疑惑。为什么呢？因为所依据的道理已经说明白了。所谓任子，也不过是说信任父兄，因而任用他们的子弟罢了。那些父兄本来是通过学习取得官位的；有学问的人可以任用别人，没有学问的人只能被别人任用，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如今的制度是，只要侥幸使某人的官位达到可以任用别人的级别，便一概允许他任用子弟，不问他当初是从什么途径取得官位的。况且他自己还来不及被别人任用，又怎么能够任用别人呢？这就像向一个借贷度日的人借钱，岂不是太困难了吗？臣愚见，凡是凭父兄任用而取得官职的人，即使官至正郎，也都应不许再任用子弟；只有那些能够自行修养整饬，越级超次而升至清显职位的人，才允许任子。这样，天下冗官必定大为减少，公卿之后代都会奋发立志求学，不再等待父兄的资助；那些靠任子取得官职的人知道以后不能再任用自己的子弟，也应当勉励自己，不肯终老而自暴自弃地做庸人。这项措施的益处，哪里只是一个两个方面而已呢？第三项是：臣听说，自从设置官职以来，都有考核政绩的法令；周室灭亡以后，这种制度废绝了。自京房提出考课的建议，后来始终不能实行。有官职就必须有考核，有考核就必须有赏罚；有官职而没有考核，就等于没有官职；有考核而没有赏罚，就等于没有考核。既无官职又无考核，却想求得天下大治，臣实在不能明白。然而历经千年，始终没有真正实行；一旦实行，反而更加纷乱，最终无法考核。原因是什么？天下的官吏，无法一一考察。如今若想逐人考核，必定要把他们列入九等之中；这样势必颠倒错乱，还不如不设置考核更方便。臣考察自古以来实行考课的人，都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天下的官员都有所属的长官，有功有罪，他们的长官都可以举荐或弹劾。若一定要逐人考核，那么朝廷设置这些长官又将有什么用呢？只有那些没有所属、没有长官的大官，才适合进行考核。为什么呢？他们职位尊贵，所以考核一人，下面的官员都可以因此整顿；他们人数少，所以可以查清其贤能与否而不致混乱。如今天下之所以不能大治，是因为守、令、丞、尉的贤能与不肖混杂在一起，没有人辨别。守、令、丞、尉贤能与否不能辨明，过错在于职司不明确；职司不明确，过错在于官员没有所属、没有长官。陛下把这些没有所属的官员交付一方之事，他们的贤能与否应当让谁来考察？古代考核政绩，都是从司徒、司空等职司逐级上达天子。古代的司徒、司空，就是今天的尚书。尚书制度废除以后，只有御史可以总察朝廷内外的官员。臣愚见，可以让朝廷大臣议定职司考课的办法，并在御史台另设考课司。由御史中丞提出总纲，在属官中选拔一名强干明察的人，专门办理此事。举荐、弹劾多的列为上等，举荐、弹劾少的列为中等，没有举荐、弹劾的列为下等。又趁他们罢职归还时，奏报其治理的要点，使朝廷有依据来施行赏罚。对于非同寻常的功劳和不可掩盖的罪过，还应另行给予奖赏或惩处，使职司知道有所惩戒和劝勉；这样，下面的守、令、丞、尉便不容许再有所依违，而考核的对象也不过几十人，足以查求实情。这就是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如今天下号称太平，实际上远方百姓已经极为穷困，过错都在职司。臣不敢把话全部说尽，陛下试着加以访察，就会知道臣所说并非虚妄。第四项是：臣听说，古代诸侯把境内臣民视为臣妾，卿大夫之家也各有家臣和陪臣供其役使；他们的臣下把诸侯当作自己的君主来侍奉，诸侯则侍奉天子。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一境之内，百姓的生杀、取予、富贵、贫贱，都由他们自己决定，所以本来就足以把境内之人视为臣妾。后来诸侯虽然废止了，但从汉到唐仍有宰相和地方长官如同君主的势力。

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仍然拥有设置官署、任命官员和举荐人才的权力，足以使人臣服。所以太守、刺史坐在堂上，州县官吏在堂下拜伏，即使奔走跪伏，又有谁敢说不应该呢？自太祖受命以来，收取天下的尊权，归于京师；凡一命以上的官员，都是皇上亲自任命的。大司农负责衣食供给，从宰相到州县官吏，虽然贵贱相差很远，但实际上都只是与皇上并肩办事、共同侍奉君主的人。因此一百多年间，天下不知道有权臣的威势；然而太守、刺史仍沿用汉唐制度，使州县官吏以侍奉君主的礼节侍奉他们。他们的爵位都由天子授予，俸禄都由天子供给，实在不知道太守、刺史凭什么把他们当作臣下。小官对于大官，不担心他们有不服从的地方，只担心他们服从得过分。如今天下以尊贵互相抬高，以卑贱互相谄媚，为什么还要让州县官吏奔走于太守的庭院，像仆妾一样唯唯诺诺、应接不暇呢？所以大官常常任意妄为而不顾忌下属，小官不能纠正，甚至曲意顺从、谄媚侍奉，助长他们作恶；能够保持中立而不屈曲的人，本来就很难得。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形势本来就使他们如此。州县官吏地位低、俸禄薄，离百姓最近，容易生出奸弊；朝廷所依靠来约束他们的，只是激励他们保持廉洁自持、保全节操，并养成刚正之气，使他们知道有所羞耻。而且其中必定有特别杰出的人，将来要任用为公卿，怎么可以轻视他们呢？尤其不可行的是，如今让县令遵从州县官吏的礼节。县令官位虽然低微，但他承担一县的责任，与京朝官中的知县相当。那些胥吏和百姓惯常看见自己的长官在太守庭上拜伏，认为这样毫无威严，因而轻视县令；轻视他，所以容易对他作奸犯科，这正是县令难以治理的原因。臣愚见，州县官吏侍奉太守，可以恭敬谦逊、低调自抑，只是不敢抗拒而已；不应当通报姓名、赞拜行礼，也不应当趋走在太守下风，以保全士大夫的节操，同时警戒大官不要违法。第五项是：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有不可被窥测之处。因此天下有紧急情况时，不能临时去求取平日从未任用的人，使天下人在仓促之际感到庆幸而取得官禄，只有圣人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平时所任用的人，在缓急之际足以任使；临事才临时征取的人，本来就不足以任用。传记说：平安时便宠用有名誉的人，危急时便任用身披甲胄的武士。如今所任用的不是平日培养的人，所培养的又不是将来任用的人；国家用兵时，悬赏征求方略，设置武举，使天下屠户、商贩中的健壮之人都能徒手夺取陛下的官职；到了军队休息之日，即使有超世之才，却又吝惜给他们斗升之禄，臣恐怕天下人因此能够窥见朝廷的虚实。那么，如今任命为将帅的人，到了突然有急难而需要任用时，究竟有谁可以派遣呢？陛下麾下那些老将，即从前所说的善于战胜敌人、长于防守的人，如今已经没有了。臣愚见，可以恢复武举，并为它制定新的制度，以革除旧制度的弊病。况且从前所谓武举，大体很粗疏：凭弓马取得资格的，不过是能拉强弓、举重物的市井粗材；凭策试中选的，又都是背诵记录、章句之学，属于琐碎而无用的学问。再加上取用的人太多，天下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不应当有这么多，而朝廷对待他们又十分轻贱。名次在下等的人，不免被编入隶役，所以所得多是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以此为耻，不肯就任。应当趁贡士之年，由两制官员各自举荐所听闻的人，由有关官司考验其中合格者，再由陛下亲自考察。除权谋策略之外，还要考察是否善于弓马、能够出入险阻、勇敢而有谋略；不过选取一两人，授予不按常次的职位，试用以守边的任务。文臣有制科，武臣有武举；陛下想从中取得将相吗？即使从十人中选取，难道还会没有一两个吗？这样也足以济事了。第六项是：臣听说，法令不足以控制天下；若只凭法令治理天下，法令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天下人就会欺蔑它。况且法令必定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先王知道它有所不能达到，所以保存大体原则，再用至诚来补助它，使天下人不欺骗我们，并不一定都是法令能够禁止的，也有其中出于不忍之心的缘故。君主驾驭大臣，不可以像对待身边近臣那样一味使用法令；如果必须等到法令明定之后才能驾驭大臣，那么那些疏远的小官又应当凭什么来驾驭呢？天下这样广大，如果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国家就不足以称为国家了。臣考察如今两制以上的官员，并非没有贤能俊杰，但他们都只是奉行法令、供职办事，做到不犯过错罢了，没有人肯在规矩之外为陛下深思远虑，提出建议。为什么呢？因为陛下把他们限制在规矩之内。臣请允许举一两件事来说明：两府和两制的官员，应当让他们日夜互相往来，以讲论当世事务，并且借此熟悉各人的为人，临事授予任职，才不会错失他们的才能。如今法令不允许他们互相往来，本意大概是要杜绝私下请托。可是君臣之道不同：臣下只求自我防范，君主却应当不设防备；这样才能欢欣相接而没有隔阂。若认为两府、两制可信，就不应当担心他们有所请托；若认为他们不可信，他们又何愁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私意呢？那么，为什么还要限制他们相互往来呢？如今两制官员主持科举考试，不免使用弥封、誊录制度；奏报之后，御史还亲自前往监督，严肃得像审问大案，使人连是谁写的文章都不知道。这也太过分了吧？臣愚见，这类做法应当一概撤除。那些稍有知耻知感的人，应该不忍心辜负陛下；如果仍然有人欺骗陛下，那也只是天下不才而无耻之人罢了。陛下威严震怒，诛杀一两个人，便可以使天下奸吏双脚并立而不敢妄动。想来听闻朝廷的风气，也一定会有倜傥不凡的人才愿意为陛下所用。第七项是：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可以把名位器物授予别人，却不可以预先把名位许诺给别人。人的才干，不可能在一天之内看清楚，这是很明白的。国家通过科举选取人才，四方来应试的人多如集市；一旦让有关官司评定名次，这本来并不是真正知道其才能高下大小，只不过姑且收取他们罢了。还要看他们将来试行政治、长期任事的表现，必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否则，如今进士三人中，到了脱去布衣、授官的那一天，天下都希望他们将来做卿相；不到十年，没有不成为两制官员的。况且他们凭一日考试的长处，便擅享终身富贵，朝廷把一切都归给他们，好像欠着他们什么似的。这样一来，即使天下的美才，也可能因此懒惰而不再修养。

译那些任意妄行的人，别人也会望风畏惧，不敢按察弹劾他们。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还有更加不便的地方。先王治理天下，使尊贵者彼此尊崇、层层提高，使贵者的地位代代相承，让天下人仰望朝廷的尊严，如同泰山高岳，不是攀援所能达到的。如果不是有大功劳或出众的才能，就不能轻易得到高位。因此天下人知道有所忌惮，不敢觊觎。如今即使五尺高的孩童，也都明明白白存有做公卿的念头；得到便不知道惭愧，得不到便心生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熟知只要一时侥幸，取得高位并不困难。这样一来，普通百姓都会轻视朝廷。臣愚见，进士三人中，如果优先授予一人官职，就足以酬报他一日考试的长处；馆阁、台省等清要官署，没有举荐不得进入。如果他果真不是无才之人，又何愁没有人举荐他呢？这不只是为了爱惜名位器物，也是为了提高朝廷的尊严。第八项是：臣听说，古代敌国彼此观察，不是观察山川的险要、士马的众多，而只是观察对方的人才。高山大江之中，必有猛兽怪物，时常显露威势，所以人们不敢窥伺。并不一定要等战胜之后才使人服从，而是要使对方常有所忌惮、不敢发动进攻，使我们常有所凭恃而没有怯意。如今以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给西夏观察，如果没有令人敬畏的威势，西夏怎敢屡次发出烦琐言辞来冒犯、扰乱我们的听闻呢？这说明他们心中若不是有所窥伺，怎么会这样毫无畏惧呢？敌国发生事情时，彼此等待对方派将领；没有事情时，则互相观察使者。如今所谓使者，也太轻率了。只说某人是什么人、担任什么官，便认为他可以担任这次使者。今年派某人，明年就应当派某人；再下一年又应当派某人，就像县令分派差役，必须平均轮流而已。人的才能本来各有所长短，不能强迫他专门承担不适合自己的事情；至于应对敏捷、勇敢果断，也不是靠学习就能得到的。如今却一定要强迫他们出使，他们一旦仓促失措，只会成为西夏的笑柄罢了。古代大夫出使到国境之外，如果有能够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事情，便可以专断处理。如今法令过于严密，使小吏拿着简册站在旁边，稍一动脚便立即记录，即使有奇才辩士，又有什么地方可以发挥？敌人看到这种情形，会认为连宴饮会谈之间的事务都不能办理，军旅之事当然更是无人可用。这样将用什么来破解敌人的奸谋、挫折他们的骄气呢？臣愚见，奉使应当有固定的人选，只选择适合的人，不必强求平均轮换；至于不适合出使的人，陛下可以责成他们从文学、政事方面效力，不必强迫他们在言辞应对上任职，以致败坏国家大事，同时也应稍稍放宽出使法令，使人能够有所施展。况且如今世人的忧患在于把出使看作艰险危险之事，所以才一定要求平均轮换以后才肯出使。陛下平时派人出使，人人都可以用言辞推辞免除；以后若有缓急之事需要派遣他们，难道到了出入死地的时候，他们都会逃避吗？这还不只是针对出使而言。第九项是：臣听说，刑罚设有赦免，来由已经很久远了。周代制度有八种可以议赦的人，却没有可以赦免的固定时机。自夏、商、周三代衰微以后，才开始听说有大规模赦免的诏令；但那都是因为天下发生非常之事，在凶荒、流离之后，盗贼污秽横行的余波中，于是用赦免把天下彻底洗涤一番；仍然不如今天因为郊祀而赦免，使天下凶恶之民可以预先知道将要赦免，因而侥幸犯法。平常时候小民畏惧法律，不敢轻举妄动；到了举行郊祀的年份，盗贼公然横行，罪犯充满牢狱。治理天下的人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又要耗散国库和粮仓来赏赐无用而冗杂的士兵；一次大礼便耗费万亿，赋税征敛不能减轻，百姓不能安生，都是这个缘故。以陛下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心意，并非不想革除这种做法，只是认为它流传已久，恐怕一旦废除，天下人会认为朝廷减少恩典，而凶恶豪强、无赖士兵也许会借此为借口生乱；这正是难以改动的原因。有些事情不是不能改，却因此始终不改，忧患一定会更深；改动它，祸患反而会更快到来。只有既不失去推恩，又能救治天下弊病，才是办法。臣愚见，在原定郊祀年份之前，可以借某件事情作为名义，特地下达大诏，像郊祀赦免和赏赐军士那样，并且宣告说：‘我对天下并不是吝惜推施恩典，只是凶残的百姓知道我将要赦免，便常常因犯法而残害良民。从今以后，赦免不以郊祀之年为常制，天下人对此高兴吗？’ 即使不是郊祀之年，也能得到郊祀时的赏赐，哪里还会顾虑以后呢？这样实行四五年，再实行七八年，然后逐步把它全部废除。天下安然无事而不知不觉，这种弊端也就日渐远去了。况且这种制度产生于五代以后、兵荒交迫之时，本来只是姑息天下、安抚反侧之人的办法。后人相继沿袭，不能革除，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法令明确完备，四方没有忧患，还有什么可怕而不加以改革的呢？现在如果不预先谋划，使奸人猾吏把百姓养成盗贼，又加重征收租赋来供养骄横的士兵，再遇上饥荒，很少有不导致动乱的。到了那个时候，想要谋划对策，难道还来得及吗？第十项是：臣听说，古代采纳平民的议论，是因为他们身份疏远卑贱，没有嫌疑。他们不知道爵禄可爱，所以言语公正；不知道君威可怕，所以言语直率。如今臣有幸尚未立于陛下朝廷，没有什么需要爱惜，只是想到心中的事情，因此天下大事中，陛下的诸位臣下不敢尽言的，臣请求冒昧说出来。陛下提拔任用贤能俊杰，思求达到太平，至今已经几年了？事情将要成功却立即废止，功业尚未完成便旋即放弃。陛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陛下如果知道原因，那么如今在位的官员都足以有所建树。如果还不知道，那么即使得到千万名贤臣，天下最终也无法治理。为什么呢？小人的根源还没有铲除。陛下待士大夫很有礼，凡是在位者都不敢用轻慢戏侮的态度来求取陛下的亲近和宠爱；然而谗言邪谋所以能够传到朝廷，天下人都认为是陛下没有疏远宦官的过错。陛下只把他们当作供耳目玩弄的臣子，却不知道他们暗中狠毒、阴险狡诈，造成的危害最大。天下的小人没有途径直接到陛下面前，所以都通过宦官进言。用珠玉锦绣作为贿赂的东西，络绎不绝地送来，以此从中阻挠、离间贤人的谋议。即使陛下不听从、不任用他们，大臣们也常有所顾忌，因而不能尽情竭力。臣所以说，小人的根源还没有除去。臣私下听说，陛下将有意除去宦官、疏远他们吗？如果真如传闻所说，那是天下的福分；然而臣此刻正因此忧虑，还不敢预先祝贺。古代有些小人受到君子的压制，反而激变成天下的祸害，臣每每为此痛惜。东汉衰败时，宦官掌权，阳球任司隶校尉，发愤诛杀王甫等数人，并把他们的尸体肢解陈列在道路中。常侍曹节经过看见后，便上奏诛杀阳球，结果宦官掌权比王甫未被诛杀时更加严重。

译后来窦武、何进又想除掉宦官，反而因此遇害。所以东汉的衰败终于到了不可收拾、无法挽救的地步。君子要除去小人，只有彻底除尽，才没有后患。愿陛下思考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以及天下所具有的可畏力量。已经除去的，还要继续除去；已经疏远的，还要更加疏远。经过刀锯刑戮之后留下的宦官，必定不会有忠良之人。即使有些微小节操，也不过是帷帐宫门之间洒扫服役的勤谨，对国家大事没有益处。只有努力斩断他们的根，使朝廷清明，忠言嘉谋容易传入，那么天下就会安定。愿陛下不要使事情验证臣的预料，也不要使后世认为臣确实说中了。臣不胜愿望。从前臣所写的二十二篇文章，大略谈论当世的要务。陛下虽然因此召见臣，但臣看朝廷的意思，只是认为文章文采、辞藻稍有可取，未必认为其中言论可以采用。天下无事时，臣常常说些狂妄的话，被世人讥笑为迂阔；但臣认为，这些话必定会有时显得并不迂阔。贾谊的策略没有在孝文帝时采用，却让主父偃一类人在孝武帝时取用其余论。把它施行在孝武帝时代，本来就不如在孝文帝时代采用那样容易。臣虽然比不上古人，仍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这是布衣之言就轻视它。臣不胜越次忧国之心，献上自己的见解；若不是陛下召见臣，臣的言论便没有办法传到朝廷。如今臣已经老了，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进言，所以不免说了这么多，竟至于此。愿陛下宽恕臣。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此书写上奏。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进呈《五规状》，说：‘右臣有幸得以充任谏官，私下认为，谈论国家大事中重大而长远的方面，便会空泛疏阔，对当前朝夕之事没有益处，陷于迂阔；谈论细小而眼前的方面，又会琐碎繁杂，只能徒然烦扰圣上听闻，失于苛细。臣早晚惶惑，反复与内心谋议，经历数十天，才敢自行决断：与其承受苛细的责备，不如接受迂阔的讥讽。臣伏念，祖宗开创基业的艰难，国家达到太平之治的光辉美盛，取得很难而失去很容易，不可以不慎重。因此作《保业》，说守住已经建立的太平基础，趁势安定它，成效容易取得；等到衰败的势头形成后再去挽救，便难以施加力量。因此作《惜时》。道路预先确定就不会困窘，事情预先谋定就不会困顿；人没有长远的谋虑，必定有眼前的忧患。因此作《远谋》。燎原大火起于微小火星，淹没山陵的大水始于堤防细小的漏洞。因此作《重微》。画成的龙不足以招来雨，画出的饼不能用来解除饥饿；外表华美而没有实际，对治理没有益处。因此作《务实》。合起来称为《五规》。这些都是守护国家的要道、当今最迫切的事务。臣愚昧浅陋、狂妄无知，冒犯禁忌，只知道献纳忠诚，不敢顾惜性命。’ 伏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事务之余、政务稍有空闲之时，集中精神、留心思考，特意赐予省阅。万一其中有可以取用裁决并施行的内容，那么臣生于天地之间，便不会与草木一同腐朽了。’ 保业 天下是最贵重的重器，取得它极其艰难，守住它也极其艰难。君王最初承受天命时，天下人都与我势均力敌，彼此较量智力、争夺天下；等到智慧用尽而不能抗衡、力量屈服而不能支撑之后，才肯叩头称臣。在那个时候，智慧相当的人若有两个，便形成两方；力量相当的人若有三个，便形成三方；人数越多，天下分裂得越厉害。若不是智力超出世人的人，天下便没有人能够统一它，这不就是取得天下极其艰难吗？等到继承帝位的君主即位，群雄已经臣服，众人的心意已经安定，上下名分清楚，强弱形势悬殊，一般人的性情便都认为子孙万世的基业会像泰山一样不可动摇，于是骄傲懒惰之心产生了。骄傲的人玩弄兵力、滥用武力，追求奢泰、极尽侈靡；上天震怒也不顾惜，百姓怨恨也不知道，突然之间局势崩溃，四方像麋群一样溃散，秦、隋末年就是这样。懒惰的人沉溺于宴饮安乐，思虑不能达到长远，善恶混杂，是非颠倒，日复一日，终于衰败不振；汉、唐末年就是这样。这两种情况，有的因强暴而丧失天下，有的因弱怠而丧失天下，但导致失败是一样的，这不就是守住天下极其艰难吗？臣私下考察，自周室东迁以来，王政不能施行，诸侯纷纷僭越，分崩离析，不可胜数，共经历五百五十年才由秦统一。秦朝残酷地役使百姓，十一年后天下便发生动乱；又过了八年，天下归于汉。汉朝做天子二百零六年后失去权柄，王莽盗取了它，十七年后又恢复为汉。更始帝不能保全自己，光武帝诛除僭越伪政，经过十四年才重新统一天下；又过了一百五十三年，董卓擅自把持朝政，州郡瓦解，彼此吞并，到了魏氏时，天下分成三国，共九十一年后才归于晋。晋得到天下才二十年，惠帝昏庸，宗室构成祸乱，五胡乘机入侵，使中原混乱；天下分散为六七个政权，又聚合为二三个政权，共二百八十八年后才归于隋。隋得到天下才二十八年，炀帝无道，九州分裂；八年后天下归于唐。唐得到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倚仗承平局面，沉溺于酒色，养成内部的祸患，以为这只是留给子孙、将来才会发作的疾病；于是渔阳兵变突然发生，四海便陷入横流。肃宗、代宗以后，藩镇跋扈，朝廷号令不能贯彻，贡赋朝贡不能到达；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如同仇敌。国势逐渐衰败，到了五代，三纲完全崩坏，五常尽皆灭绝。帝王佩带玉玺尚未暖身，宫室还未安定，早晨建立的政权晚上便败亡，有如旅舍一般短暂；祸乱接连不断，战争没有停息，流血形成河泽，尸骸堆积如丘陵，百姓中没有死尽的已经很少了。于是太祖皇帝承受上帝之命，起兵拯救天下。他亲自披甲戴胄，冒风沐雨，东征西伐，扫除海内。当时吃饭来不及吃饱，睡觉也不得安宁，是为了给子孙建立太平的基础；伟大的功业尚未完成，太宗皇帝继承事业而完成了它。经过二百二十五年，大禹留下的疆域才重新混合统一，黎民遗留下来的种族才开始能够得到休息。由此看来，上下共一千七百多年，天下统一的时间只有五百多年而已。其间不时发生小规模祸乱，无法一一计数。国家自平定河东以来，八十多年内外没有战事。因此，三代以来，太平盛世没有像今天这样兴盛的。如今百姓拥有十金的家产，尚且认为那是先人经营所得，辛苦劳心，谨慎守护，不敢使它失坠；何况承继祖宗光辉美盛的事业，全部拥有四海，传承国祚万世，难道可以不重视吗？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夏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朽烂的绳子驾驭六匹马。’《周书》说：‘内心忧虑危险，如同踩着老虎尾巴、涉过春天的薄冰。’臣愿陛下早起晚睡，谨慎勤勉，思念祖宗的辛劳，知道建立王业并不容易。

译援引古代来鉴照今天，知道太平盛世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那么天下的百姓，乃至鸟兽草木，就没有不感到万分幸运的了。惜时 夏至是阳气最盛的时候，但阴气开始产生；冬至是阴气最盛的时候，但阳气开始产生。因此盛衰相互承接，治乱相互产生，是天地永恒的规律，也是自然运行的极数。在《周易》中，泰卦发展到极点就变为否卦，否卦发展到极点就变为泰卦；丰盛亨通，应当像太阳在正午一样。孔子为此作传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会西斜，月亮满盈就会亏缺；天地有盈有虚，随着时节消长，更何况人呢？更何况鬼神呢？’所以圣人在国家兴盛的时候，戒惧之心反而更加深重，因此能够保全美好的声誉，长久无穷。凡是守住太平基业的人，没有别的办法，就像守护高大的房屋一样。如今有人建有一座高大房屋，准备传给子孙，作为无穷的规制，必定会夯实堂基，壮固柱石，强化栋梁，厚筑茅草屋盖，提高墙垣，严密门闩。房屋建成以后，又选择品德良好的子孙，让他们谨慎守护，每天察看、每月巡视；倾斜的扶正，破损的修补。这样，即使经过千万年，也不会衰败毁坏。百姓，是国家的堂基；礼法，是柱石；公卿，是栋梁；百官，是茨盖；将帅，是墙垣；铠甲兵器，是关闩。这六项，每天早晨都要考虑，晚上也不可忘记。继承帝位的君主谨慎守护祖宗的成法，如果不因安逸欲望而毁坏它，不因谗言谄媚而败坏它，那么世世代代相承，就没有穷尽的时候。等到因安逸欲望而毁坏它、因谗言谄媚而败坏它，上天在上震怒，百姓在下怨恨，一旦局势崩溃、国家离散，即使有仁慈、明智、恭敬、节俭的君主，焦心劳力，也仍然不能挽救逐渐衰败的命运，最终陷于颠沛而不能振作。唉，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如今国家正处于这样的太平时期，正可以建立纲常、布置法纪，奠定万世的基础，使它像南山一样不朽，像江河一样不竭，这些都可以举手投足之间完成。若错过今天不去做，将来再跺脚扼腕、悔恨不已，又有什么益处呢？《诗》说：‘我日日前进，月月远行，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你的先人。’时机啊，时机啊，实在是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远谋 《易》说：‘君子因为思考祸患，所以预先防备。’《书》说：‘长远地谋划。’《诗》说：‘谋划得还不长远，因此要大力进谏。’从前圣人教导百姓，使他们正当暑热时便准备寒冷之需，正当寒冷时便准备暑热之需。《七月》这首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市井中做小买卖、贩卖杂货的人，尚且知道旱灾时准备船只，水灾时准备车辆，夏天储藏皮衣，冬天储藏细葛布。那些只图偷安、苟且求生的人，早晨喝醉吃饱，晚上却饥寒交迫；即使和他们同样编入户籍，贫富也一定不会相等。何况治理天下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在尚未混乱时谋求治理、不在尚未危急时保全国家吗？《诗》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快取来桑根皮，把窗户缝隙缠紧修补。如今下面的百姓，谁还敢欺侮我？’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吧！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他呢？’‘趁天还没有阴雨’，是说国家闲暇、没有灾害的时候；‘取来桑根皮’，是说从隐微之处访求贤才；‘缠紧修补窗户’，是说修明整饬政治。桑根皮，是防备鸱鸮、用来加固巢室的东西；贤能俊杰，是明主用来巩固国家的人才。国家既然巩固了，即使有人想欺侮它，又有什么伤害呢？臣私下看见，国家每当边境有紧急情况，告急文书接连传来，或者某一地区发生饥荒，饿死的人遍布田野，朝廷之上便焦心劳神，忧虑得忘记睡觉和进食。当这个时候，从来没有不归咎于将帅选择不当、士卒训练不足、牧守不贤、仓廪不充实，并追究前人没有预先做好防备。幸而烽火停止、五谷登熟，明主便在上面举起万寿酒杯，群公百官在下面歌颂太平，纵情娱乐，安然自以为长久不会再有值得忧虑的事情。唉！如果从今天以后，四方夷族不再侵犯边境，水灾旱灾也不再造成灾害，那当然可以；如果仍然不是这样，那么上天的幸运又怎么能够屡屡依靠呢？陛下为什么不在闲暇时试着思考：如果不幸边境有警，饥荒接连发生，那么可以任用的将帅是谁？可以倚赖的牧守是谁？即使相隔千里，也要把他们的情况常常当作就在眼前。至于兵甲的精良或钝劣、钱粮的充足或亏虚，都不能不预先知道并提前谋划。如果等事情发生以后才去寻求办法，那就已经晚了。四方夷族和水旱灾害，还是事情中较小的；或者还有比这更大的事情。陛下也曾经停留片刻，作过长远的考虑吗？《诗》说：‘那位圣人，能远望百里；’ 正因为这是个愚人，反而狂妄自喜。”这句话说的是，长远的谋划难以被人理解，眼前的话却容易实行。谋划长远，就好像迂阔；既然像是迂阔，人们就都忽视它。它造成的危害极其惨重，却没有切身的紧急感受；它带来的利益极其巨大，却没有朝夕之间可以验证的效果。因此，愚人拍掌讥笑它迂阔，也是很自然的。国家任用和考察百官，没有谁能长久处在原位，只求他们迅速建立功绩，却对他们的过失全面追究。所以，有的人培植交情、粉饰声誉，等待升迁；有的人苟且容身、避免过错，等待离任。上至公卿，下至斗食小吏，若不是忧公忘私的人，大多怀有苟且自保的打算，没人肯为十年作规划，更何况考虑万世的大计呢？若不是陛下远见卓识，勤勉思考，日复一日，长久坚持下去，难道会对国家有利吗？这正是臣日夜痛心流血、忧虑不已的原因。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认为天下的形势正患着严重的肿胀病，又苦于某种病症，又像患有痹病，而且还患有痱病。陛下看看如今国家安定稳固，公私都富足，百姓安居乐业，与汉文帝时相比，哪一个更好？既然如此，天下的病情岂不是反而更加严重了吗？现在不医治，必将成为顽疾。那时陛下即使想治理，也来不及了。治理它没有别的奇巧办法，只在于察知病情的缓急，选择药力适宜、或峻烈或平和的药物，随着病情加以攻治，不要计较眼前短期的功效，只期望万世的安定罢了。重视细微之处

译《虞书》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天之内要防备万种祸患。”什么叫“万防”？“防”这个字的意思是细微之处，是说应当对万事的细微变化保持戒慎。水势微小时，捧一把土就可以堵住；等水势盛大了，就会冲走木石，淹没丘陵。火势微小时，一勺水就可以扑灭；等火势盛大了，就会烧焦城邑，焚毁山林。所以，在祸患尚微时治理，所费力气少而功效大；等祸患盛大时治理，所费力气多而功效小。因此，圣明的帝王都在恶事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平息它，使天下暗中受到恩泽，却没有人知道原因。《周易·坤卦》初六爻说：“脚踩着霜，坚冰就要到来。”霜是寒冷的开始，冰是寒冷的极点。《坤卦》初六爻，按律吕来说属于林钟，按历法来说是建未之月；这时阳气正盛，而阴气已经萌发，万物还未察觉。因此圣人谨慎地告诫说：“脚踩着霜，坚冰就要到来。”意思是，做人君的，应当在恶事尚未显形时断绝它，在祸患尚未造成时堵塞它。《系辞》说：“能够知道事物的细微征兆，大概就是神明了吧！君子能知微小，也能知显著；能知柔弱，也能知刚强，是万众所仰望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对鲁哀公说：“天将明时早早起身，端正衣冠；天亮后临朝视事，思虑国家的危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一件事失去条理，就是动乱和灭亡的开端。君主若能因此思考忧患，那么忧患的道理就可以明白了。”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讨伐蜀地，并将其平定。宰相请求任命王继恩为宣徽使，太宗不许，说：“宣徽使的地位仅次于两府。如果让王继恩担任此职，就是宦官执掌政权的开端。”宰相坚持请求，认为王继恩功劳很大，其他官职不足以奖赏他。太宗大怒，严厉斥责宰相，特意设置宣政使一职授予王继恩。真宗皇帝想和章穆皇后以及后宫嫔妃游览内库，皇后推辞说：“妇人的性情，见到珍宝财货，不能没有索求。府库是国家用来供养六军、准备非常之事的地方。如今把它耗费在妇人身上，不是用来重视社稷的做法。”真宗深以为然，于是停止了此事。由此看来，先帝凭借睿智明察和卓越见识，对细微问题加以防范、对渐成的祸患加以杜绝，是如此深远，难道可以不加以思考吗？从前扁鹊拜见齐桓侯，说：“您的疾病在皮肤纹理之间，不医治就会深入。”桓侯不高兴，说：“医生不过是贪图利益，想把没有病说成有病来邀功。”等疾病到了血脉、肠胃，齐桓侯都不相信。等疾病到了骨髓，扁鹊远远看见，便逃走了。徐福说：“霍氏的势力太盛，应当及时加以抑制。” 汉宣帝没有听从，等到霍氏被诛灭后，人们反而为徐福申辩功劳，认为这是因为“烟囱突直、柴薪靠近时提出改造却没有受到恩泽，等到火灾发生、烧伤头脸的人反而成为上宾”。所以，事情尚未发生时的劝告，常常被弃置忽视；等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挽救。贪图安逸、懒惰怠慢，是荒淫的根基；奇巧珍玩，是奢侈过度的开端；甜言软语、卑躬之辞，是开启侥幸之路。附耳低声私语，是打开谗言和奸贼之门；不惜滥用名位和器物，是引导僭越逼迫的源头；假借威权和恩宠，是授予侵凌夺取的权柄。这六件事，起初都非常细微，早晚习惯玩弄时，看不见它们的危害；日积月累，终于变得深重牢固。等到知道后再改正，就要多费百倍力气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思考“万防”的极端重要，察看《大易》明白的戒诫，诵读孔子的格言，继承先帝的圣明志向，使扁鹊能够及早着手医治，不让徐福有“烟囱突直、柴薪靠近”的感叹，那么就可以在朝廷中修治这些问题，使德泽覆盖四海；在今日治理它们，使福泽流传万世；从容安闲而使光辉功业显著宏大，岂不是美好的吗？岂不是美好的吗？务求实际 《周书》说：“好比制作梓材，已经勤勉地削凿成形，还要给它涂上丹雘。”这句话说的是，治理国家一定要先求实际，然后才讲文饰。安定国家、使百姓获利，是仁的实际；保全基业、传给子孙，是孝的实际；辨明贵贱、确立纲纪，是礼的实际；使上下和睦、使远近亲近，是乐的实际；判定是非、明辨好恶，是政的实际；审问奸邪、禁止暴乱，是刑的实际；考察言行、试验政事，是求贤的实际；衡量才能、考核功绩，是审官的实际；询问安危、访察治乱、采纳劝谏，是纳谏的实际；选拔勇敢果断的人、操练战斗，是治兵的实际。实际不存在，即使文饰十分华美，也没有益处。臣私下看见如今远方的穷苦百姓辗转死于沟壑，朝廷却屡次赦免罪人，派人挨门散钱，这对于仁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国家根本不稳固，有见识的人都寒心，朝廷却修建道观佛寺、扩建御容，这对于孝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统属纲纪不明，名位器物混乱，却雕饰文物、修整容貌，这对于礼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众人的心意乖戾，百姓忧愁困苦，却考察竹简、计数黍粒、敲击古器，这对于乐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是非混乱，贤能与不肖混杂，却钩稽核对簿书、访求寻找先例，这对于政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奸邪暴徒不诛，冤屈郁结无人处理，却拘泥于细小的法律文字，纠察挑剔细微过失，这对于刑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有品行才能的人沉沦于民间，却考校文章辞句、挑剔声韵毛病，这对于求贤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才能与任职不相称，职务荒废懈怠，却检验出身、比较类别和资历次序，这对于审官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长远宏大的谋略被抛弃而不加省察，浅近的言论却应时施行，这对于纳谏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将帅不良，士卒不精，却大量聚集虚报的数字，只求外表好看，这对于治兵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以上十件事，都是形式具备而实际丧失，根本丢掉了而枝末还在。譬如用胶粘的木板造船，用泥土捏成船桨，用破布做船帆，用朽绳做缆索，再用丹青绘饰、用锦绣装扮，让偶人驾着它航行。在平地上放置它，光彩焕然，确实很值得观赏；若用它渡江过河、冒犯风涛，难道不危险吗？臣恭敬希望陛下去除浮华文饰，完全敦促根本实际；选拔任用良吏，以慈爱施惠百姓；进行深谋远虑，以保全安定宗庙；张设颁布纲纪，使下民没有觊觎之心；调和敦厚风俗，使人没有离散怨恨；分辨明白是非，使万事归于正当；诛除奸恶，使威令一定实行；采用有益的，停止无用的，使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提拔有功者，斥退不称职者，使朝廷没有尸位的官员；察纳正直的言论，考核政绩得失，使谋略没有不能充分陈述的；选择有智谋的将领，训练勇敢的士卒，使出征没有不降服的敌人。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安稳如泰山，四方纲维也会因此稳固，又何必用文采来装饰、用歌功颂德的声音去炫耀，迷惑愚昧民众的耳目呢？

译光又上奏说：“臣听说，使天下达到大治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有三条：一是任用官员，二是赏赐必须取信，三是惩罚必须实行。《康诰》称颂文王的德行说：‘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敬重应当敬重的人，惩罚应当惩罚的人，使民众受到彰明。’意思是任用可用之人，敬重可敬之人，惩处可刑之人。臣私下看见国家驾驭群臣的办法，是按日月积累来升迁官秩，沿着资历途径授予职任。只要日月积累得久，就不选择这个人的贤能或愚劣而把他置于高位；资历相当，就不询问这个人的才能与否而让他担任重职。人的才能禀性各有所宜，官职事务各有所掌守。自古以来贤才最盛的时代，没有超过唐尧、虞舜之际。然而后稷负责播种，伯益掌管山林，垂担任共工，龙担任纳言，契推行五教，皋陶主持刑法，伯夷掌典礼，后夔掌典乐，他们各自守掌一官，终身不改。假使让他们轮流来去、调换地方任职，也未必能把事情都做得完善。如今群臣的才能本来就比不上这八个人，却让他们遍任八人的官职，有的任期远则三年，近则数月，就已经调换离任。这样还希望职事修治、功业成就，是一定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假如有勤勉谨慎的臣子，尽心竭力治理自己的职务，群情尚未融洽，成绩尚未显著，上面的人怀疑他，同列的人嫉妒他，下面的人怨恨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二日〕 在这种时候，朝廷如果因为众人的议论而处罚他，那么勤勉谨慎的人无不灰心丧气。奸邪之臣则炫耀奇异、以此喧哗惑众，培植交情、以此收买声誉，任官不久，声名就传遍四方；他们积蓄祸患、累积弊害，留给后人。在这种时候，朝廷如果因为众人的议论而奖赏他们，那么奸邪之人无不争相求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只采纳名声而不采纳实际，只惩罚文辞表面而不惩罚真实用心。按照名声来奖赏，天下人就会粉饰名声来求取功劳；按照文辞表面来惩罚，天下人就会巧饰文辞来逃避罪责。这样一来，行善的人未必得到奖赏，作恶的人未必受到诛罚。这就是陛下面向南方勤勉理政，早晚求治，经历多年却还没有实现太平的原因。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广泛选拔在位之士，不问他们最初如何被举荐，也不拘泥于资历次序规定应任何职，使有德行的人掌管教化，有文学才华的人备顾问，有政治才略的人担任守长，有勇略的人担任将帅；明于礼的人主持礼制，明于法的人掌管法令；下至医者、卜者和各种工匠，也都衡量才能授予任用，按照能力安排职务。有功劳就增加官秩、加以奖赏，却不要调换他的官职；没有功劳就降职、贬黜或废弃，另行寻求有能力的人；有罪就流放、驱逐或处死，不要加以宽贷。如此而朝廷仍不尊严、万事仍不能治理、百姓仍不得安宁、四夷仍不服从，臣愿伏面接受欺君之诛。” 总之，臣所说的都是陛下耳朵所厌闻、心里本来就知道的事情。然而，使天下达到大治的关键，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些。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只是看陛下努力实行到什么程度罢了。臣冒死陈述这些如盲人妄言的意见，恭请陛下裁量取舍。仁宗时，秘书省著作佐郎、充任馆阁校勘的蔡襄上书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临时派遣使臣巡行各郡各国。臣私下认为，人君居处中国，住在法宫之中，却能让偏远地区和异域的风俗、民情、冤屈、隐情、沉抑之事，没有一件不陈述到面前，这是什么方法呢？是因为把聪明才智寄托在臣下身上。人君知道自己所托付之事难以明察，所以用赏罚来驾驭臣下。赏罚既然明白，臣下就不敢隐瞒欺骗，君主的聪明也就没有阻塞。如今天下的风俗，竟有豪门富家兼并财货，制造奢侈靡费，超越法制，勾结大吏，欺凌压迫愚弱之人；而贫穷的人家父子流离，连养生送死的资财都没有，不幸成为孤独、废疾之人，不能享尽天年。州县官吏既不能压制豪强、怜悯救济贫困，又侵夺搜刮、贪得无厌；有的愚蠢荒谬、昏聩衰老，不辨是非；有的倚仗权势，破坏公法；其中确实卓然有善政可数的，实在很少。监司官员大多把宽纵包庇当作贤能，即使查出一个奸贪赃吏，众人就纷纷指责；因此总要等他自己败露后才纠察揭发。有的监司因徇私，担心将要败露的人，也特别用心替他掩藏，使其得以逃脱。官府蒙蔽如此严重，设置监司几乎等同于没有，想让百姓不受伤害，难道可能吗？” 官吏偷懒苟且、姑息敷衍，渐渐成为风气。近年派遣使臣安抚各郡，等他们回来，上奏推荐的人虽然很多，却没有察究贪官暴吏，这只是取得好名声而白白占有职权罢了。搜罗人才、选拔能人，确实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然而恶吏不除，穷民不恤，派使臣出去还不如不派的好，只会让各郡国百姓异口同声地议论说：‘这次举措，不过是给被派遣的人提供荣升的梯子罢了，哪里是真心为了我们百姓呢？’臣私下看到，汉武帝派谒者、博士分巡天下，存问孝悌之人、力田之人以及鳏寡孤独，按等级赏赐布帛；对于独行君子，则派人送到行在；对于治理苛酷的官吏，则上奏举劾。唐太宗又派杜淹巡察关内各州，从御府拿出金钱，赎回那些因贫困而被迫自卖的男女，使他们回到父母身边；后来又派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依据六条巡察四方，黜免或升迁官吏。臣详细考察古代派遣使臣的做法，都是致力于救恤穷民、除去恶吏、举荐贤能、收用被埋没和逃逸的人才罢了。请允许使臣所到的郡县，慰问乡里；对于孝行著闻者，以及年满八十、九十以上的鳏寡和重病患者，依照汉代旧例，酌量赏赐布帛；对于贫穷无力供养、子女又被雇佣给人而尚未偿清身价的人，替他们偿还余款并追回子女；若是僧尼，僧人四十岁、尼姑三十岁以下的，都应除去僧尼名籍，送回家赡养；如果没有这样的子孙，就由官府供给。” 他们的粮食供给由亲族、邻里负责，直到终老。对于孤独之人，应告诫收养他们的家庭，务必保全其生命。对于冤屈郁结而无处申诉的人，应由使臣选择官吏审理其是非曲直。对于努力实践、勤奋学习而年老沉沦、长期困顿的人，应加以表彰，以劝导风俗。郡县官吏中政绩值得称道的，应逐条列出其事状，公开褒奖其中最突出者。贪污受贿、声名恶劣的，应立即责问审讯。才能不能胜任职务的，应换任与其才能相当的职位。即使清廉却违法而残酷苛刻，以及年满七十、昏聩衰老却不知退职的人，也都应把姓名上报。愿把这些人一概罢免。官吏若有贪污行为，由使臣揭发。监司官员平素没有纠察的，也应随同治罪。即使使臣没有纠察，日后事情败露，而罪行发生在使臣巡行以前，也应连同使臣一起治罪。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关注百姓，而恩泽没有广泛普遍地施及下民，大概是因为责成官吏还没有完全合乎治理之道。使臣出行时，希望陛下趁此严肃地颁下告谕，命令他们竭尽全力推行宣扬圣德，使恩泽下达到百姓，全面考察利害，这样或许对政治有所补益；不要只是让郡县准备供应，让官吏百姓排列道路迎送往来，反而加重这种纷扰。臣狂妄愚昧的言论，愿陛下省察裁择，臣幸甚，幸甚。”

译蔡襄又上奏说：“臣近来蒙受恩典，获准告假回家拜见父母。臣离开宋都，经过淮上，渡江向南，出了东吴境域，行程迂回曲折达千里。臣暗中推测形势，周遍询问民间疾苦，其中令人寒心的事情，请允许臣试着陈述。愿陛下稍赐清闲，在宴饮之余垂听臣言。臣私下认为，天下安定太平已经很久了，但东南各郡，城池毁坏，关塞失修，士卒单薄稀少，府库没有完整的军队，粮仓没有储备的粮食，内部没有戒备防守的准备，外部没有维系控制的手段，这是道路上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其中尤其值得忧虑的是，苏、秀、杭、越等数州，近年来旱灾水灾交替发生，庄稼不能成熟，瘟疫又不断流行；贫穷的人流转于沟壑，留下居住的人接连病死丧亡，哀苦的声音刺痛人心。虽然朝廷多次实行赈济抚恤，但深厚的恩泽还不能周遍施及。今 年春夏没有下雨，田野一半荒芜，那么前秋收成的情形就可以预知了。吴地百姓轻浮奢侈，灾害变故又到了极点。臣私下观察古代，战争的兴起大多由于饥荒旱灾开始；百姓为了苟且求生，彼此结伙为盗，等势力壮大后，就胁迫郡县。汉、唐时期，这最终都成为国家的祸患；何况还有奸雄豪杰窥伺缝隙，等待时机发动，对此不可不预先防备。” 《易经·萃卦》的大象辞说：“泽水聚集在地面之上，这就是萃卦。君子因此修治兵器，戒备意外的祸患。”解释的人说：“聚集而没有防备，就会滋生众人的异心。”如今有珠玉财货收入府库，命令守藏官吏严密锁闭，常常如同敌寇将至；可是面对方圆数千里的土地、数万族的百姓，却忘记保卫巩固国家的方法，只谨慎防备细小事务而遗忘重大的事情。臣没有见到长远的谋划。假使浙东饥荒疾病之后，凶悍突出的人成百上千地聚集起来，在闾巷间偷偷作乱，臣不知道凭哪一郡的兵卒能够制伏他们、决定他们的生死。果真认为东南的形势不足忧虑，臣恐怕天下的祸患正是从认为不足忧虑开始的。当今的防备，没有比选择郡守、宽减民力、招募兵卒、严明盗贼法令这四件事更急迫的了。第一是选择郡守。臣谨慎地具录各州军长吏的姓名、年龄和所作所为、政绩状况，恭请陛下询问宰臣，让他们议论这些人的才能优劣并加以更换，使其才能足以应付变故，恩惠足以有利百姓，然后才可以倚重他们。第二是宽减民力。没有比免除赋税、均平借贷、减少摊派征敛、赈济流离百姓更好的办法，这就是从国家拿出财物而把财富保存在百姓之中。第三是招募兵卒。臣认为，趁着这次饥荒歉收，招募安置兵卒比较容易。” 大体说来，吴地百姓柔弱，不适应高寒之地，也不懂骑射，若驱使他们去守备边疆，不能立即使用。臣请求权宜地停止在两浙重镇寄招禁军，按照所需人数多少，各自招募训练，以防备盗寇，这也是东南的一项有利形势。第四是严明盗贼法。臣私下看到，近年也因为饥荒旱灾，强盗劫贼大多得到宽赦，这实际上是小恩惠而造成大祸害。臣愿申明敕令：两浙遭受灾伤的州军，凡有盗贼，一律依照法令办理，不得怜悯宽宥；并秘密告诫提点刑狱等官员，如果有因饥荒而抢劫、依法应当处死但情状确有可怜之处的，应详细斟酌后上报。刑罚不失其中正，也可以遏制凶恶之人的图谋。事情尚未形成时的劝告，难以取得信任；事情已经形成时再说，又来不及补救。臣的狂妄愚昧，并不是能够制定防备之策并加以辨析，只是因为有所见闻，过分忧虑推测罢了。愿陛下采纳并施行，臣无比恳切至诚。蔡襄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向三馆臣僚宣谕：朝廷大事、边防机宜，允许秘密陈奏章疏，或者请求上殿详细奏报。臣私下听说，太宗皇帝刚平定兵乱，于是设置三馆，收购收藏天下书籍，精心选拔四方士人；又在馆下旁边设置便门，有时亲临，有时立即召见应对，所以当时朝政的得失、下民的利弊，往往被推究并付诸施行。真宗皇帝适逢天下太平，留心文辞，词臣之列曾经参与询问访察，于是天下人知道，在宫禁中供职的官员不只是翻阅校订蠹蚀的书籍，也能够沟通圣听、补益国家治理。自陛下即位以来，将近二十多年，从未到过三馆一次；如今增加的官属，比以前多了几倍，却从未召见过一次。现在特意发布恩德之言，开导引发臣下议论，这正显示陛下忧劳勤政到了极点，人人都会自我勉励，想着竭尽心力来补益万分之一。臣愚昧，不知道陛下是要成就善于纳谏好问的名声，还是确实想选择最恰当的言论来采用。臣才智见识浅陋，不敢广泛援引古代记载，以免多属空文，只求针对如今紧急重要的事务；至于陛下想知道的事情，臣谨慎撰成《黼扆箴》一首，写成两轴，每句下面分别陈述事实，另写奏疏一通，一并随状上进。” 臣听说唐太宗凡是有益于政事的言论，都写在屋壁上，用来警戒自己。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狂直而弃置这些话，幸而把臣的箴言放在门窗之间，时常赐予省览。推究臣所列事实的始末，那么当今安危的形势就可以看见了。从前汉代贾谊评论当时政事，认为有些事情足以痛哭；以臣今日的心情，知道古人的话并非虚妄。冒犯圣上威严，臣战栗流汗至极，谨具奏状上报。” 箴言说：“伟大而显明的圣主，应当上奉天时，使风俗提升到礼的境界，按照才能适宜任用，严肃治理家政。大力昌盛宗室本支，广泛增进好问，除去邪恶不可迟疑，急切关注民利和困苦，战争相连就忧虑危难。法令必须取信，恩赏不可偏私，谨守威权恩福，听取劝谏而不疑，太平就可以实现。”决定所施行的事项，是臣所进呈的《黼扆箴》。每句下面分别陈述事实，列在左边。伟大而显明的圣主应当上奉天时。

译臣愚昧浅陋，不知道陛下承受天地化育的深意。臣私下认为，“伟大而显明的圣主，应当上奉天时”，说的是天与人相互感应，彼此契合如同符券。近年以来，地震、日食、黑风、灾火以及各种异常征兆，可以说很多了。臣谨按先贤所说：地震，是阴气压迫阳气；日食，是阴气逼近阳气；黑风白昼出现，是阴气盛于阳气；灾火，是阴气达到极盛。这些现象，都是阳气不能胜过阴气所造成的。阳象征君主，阴象征臣下、四方边裔和妇女。如今边地之人侵入内地，这一点已经显现。一定是有臣下暗中玩弄威权，宫中又收纳了许多冗员，所以上天再三发出警戒，希望陛下思考并革除这些弊端，把灾祸转为福泽。臣听说太祖拨除五代的乱局，太宗平定天下，真宗希望让百姓休养生息，以建立长久的功业、改变不便的制度，这些事情将有待于陛下。陛下亲自执政以来，执掌政议的大臣认为天下已经安定，只要因循旧制，就可以安逸而无忧。他们不探究根本，不责求实际；如今强敌侵侮，百姓深受困苦，难道不是因循苟且造成的祸患吗？陛下拿这些来观察以前的过失，就可以明白了。” 知道以前的过失，却又畏惧改革，那么日后的祸患将会怎样呢？如今政事的弊病是侥幸和姑息，渐渐已经成为风俗。要纠正这种弊病，若不任用诛罚和奖赏、考核功劳、核查实际，就无法治理。上面没有姑息，下面没有侥幸，奸人就无处容身了。上天的警戒，陛下并非不深切；陛下回应上天意旨，也并非不勤勉。每次处理政事都到太阳偏西还不进食，然而处理的都是有关部门奏报复核的琐碎事务，并不是天下治理的根本。臣恭敬希望陛下精心探求长期积弊，不怕改革，亲自总揽威令，增强阳刚之气而抑制阴柔之势，那么自然会使上天之心喜悦，万事也就兴举了。使风俗提升到礼的境界。臣听说唐末强臣擅自掌兵，分裂疆土；五代反复更替，战争天天发生；上面的命令急迫逼切，诛求索取没有止境，百姓困苦不堪，忍受不了这些弊害，只能掠夺抢劫、苟且求生，连父子之间的恩情都不能保全。天下风俗不尊重廉耻节操，败坏腐烂到了极点，竟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我们大宋兴起后，一举革除海内乱象，休养生息四五十年，没有战争的祸患，百姓财物充足；但奢侈靡费、偷薄轻浮，也渐渐浸染成为风俗。大臣是天下人的表率，却互相争着广置田宅、竞求厚利，何况百官呢？何况下民呢？于是官吏枉法断狱、收受贿赂，抵触死刑的案件接连不断；豪富之家蓄养狗马、婢妾，没有制度限制，放纵欲望互相夸耀；财力达不到的，也竭尽力量去追求。恩义淡薄而财利厚重，上自大臣，下至百姓，没有不是这样。如今两制以上的官员服父母丧，竟允许不解除职务，想让百姓兴起孝行，能做到吗？近臣苟且求进，结党依附、互相倾轧；审官院的大官每天互相诋毁揭发。朝廷尚且如此，想让百姓兴起谦让，能做到吗？衣冠之家甚至有父子互相残害、夫妻互相刺杀的事；至于下民的愚昧，更令人惊骇。何况列身仕宦、居于百姓之上，却悖逆乖戾到这种地步，礼义的根基也几乎全都毁尽了。” 臣私下思考这种风气的根源，大概是天下的治理完全依靠法律；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人们还会设法躲避，治理百姓的官吏只知道法律，而对义礼的道理闭口不谈。若真有人建立常经制度、倡导礼让士风，必定会被指责为迂阔荒诞。然而治理天下如果不依靠礼，就没有谁能够达到最高境界。臣恭敬希望陛下察看风俗的浅薄邪恶，选择任用贤能，兴立典章制度；使上下各有节制，车服各有等级，礼让得以兴行，僭越奢侈逐渐衰息，岂不是盛美吗？臣所说的话乍看像是高深的议论，反复思考，其实很容易实行。按照才能适宜任用。臣听说，驾驭国家的大事，没有比设置官职更重要的。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官职有小有大，所以按照各人的适宜之处任用他，事情就没有不能办成的。臣认为，今天设置官职的制度弊病极深：选取人才不衡量才能，任用官员不考虑能力，因循日久，却没有人改变。臣请大略条列设置官职的弊病，其中大的有四项。第一，才能与官职不相称。臣不敢把百官中所有不相称的情况都列举出来，姑且说两府大臣，他们是陛下的股肱，关系天下轻重；任用得人国家就安治，任用失当国家就危险。如今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有的凭任职年限，有的按惯例升迁【“久次”是积累多年资历而升到此位，所以张若谷年老时请求预备进入政府；“例迁”是指状元及第几年便升到卿相】；不计算才能，不考核功绩，只凭攀附关系求进，就授予掌握天下的权柄。幸而才能贤明，福泽就及于下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才能，却让他裁制众生、扶持国家重器，难道不可痛心吗？董仲舒说：“才能小的人即使积累日子很久，也不应失去小官；才能大的人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碍他辅佐朝政。”说的就是考察有无才能。如今任用一个无能之人，天下人就都会轻视公卿宰相，产生苟且求进之心。愿陛下深思，奸邪和无才之人一定迅速斥退，忠直贤能之人一定迅速进用；挽救将要沉溺的局势，不可迟缓。第二，官员任职不能长久。比如三司使、副使、判官，都专门掌管财利；台官、谏臣负责纠正朝纲、规劝补正时政缺失；发运使、转运使负责均输、征收赋税、考察风俗；各郡太守负责询问百姓疾苦。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任用。祖宗旧有规制，大多都有任期考课。如今的任命授职，只把官职当作践履资历的阶梯；在朝廷内，一个接一个地追逐升迁，迅速登上显贵职位；在外地，州郡官员忙于迎送，几乎没有空闲。其余两制、两省以上近侍之职，也循环交替地任取，仿佛从怀中取物一样容易。臣若要全部列举，文字就太繁多了。请求陛下列出过去臣所陈述的职局以及陕西遭受兵乱的州郡，考察二十年以来各郡郡守每年总共更换多少人，以及侍从之臣凡任职数年，是因为什么功效才升到现在的官位，那么弊病就可以知道了。第三，官位少而人员多。臣不知道天下设置官职的总数，只觉得人员太多。先朝的枢密、龙图等学士以及待制、侍从之官，大概只有少数几人；如今多的达到十几人，少的也有五七人。三馆的职名又因侥幸获得恩泽，比以前增加了一倍。还有枢密院、武臣审官院、京朝官三班院、使臣流内选人，授官之后都要等待空缺和次序，近的要一年，远的要两年。

译这些都是入仕途径不确定、人员数目纷乱造成的。冗员白吃俸禄，怎么说得完呢？第四，无功而受赏。如今大臣、两省以上的官员，在南郊大礼以及每年圣节时，各自都可以给一个儿子授官，平时则不能随意请求。诸如转运使、提点刑狱等官，大多也有郊祀恩典。按惯例没有功劳却反复受到恩赏，所以边地的臣僚稍有劳绩，便加官进爵，只是务求姑息，实在是形势使然。自从设置官职以来，从未有过这样滥授的情形。京朝官任职三年、使臣任职五年，都给予磨勘迁官。先朝所谓“磨勘”，是考核功过；如今只是默默签名，不问其他。即使有贪污行为尚未败露，或根本没有考核成绩，也只按年资取得升进，最终升到显要官职。因循造成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值得叹息。臣听说《易》的道理是：穷困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如果朝廷设置官职的弊病如此，应当加以改革，那么这一道理就可以长久实行。至于具体施行的方法，陛下倘若准许实行，臣当逐条列出上报。严肃治理宫廷家政。臣听说《礼记》说：“端正家室，天下就安定。”圣人编次《诗经》，把《关雎》列为三百篇之首。《易经》的“家人卦”说：“妇人孩子嬉笑玩闹，是失去了治家的节制。”所以端正家室的道理，贵在谨慎严肃，以此给天下作表率。太宗朝，陈留县尉上书请求减少宫人。太宗皇帝宣谕宰臣说：“宫中不过三百人，而且人人都有职事，不能减少。”臣请求陛下把今天宫廷中的人数同先朝相比，已经多出几倍，何况又从民间大量征取女子，辗转供给役使，人数于是更多。这些人身份微贱，平素习惯鄙俗琐事，并不能懂得礼法尺度；如果不严肃执行宫禁法令，她们就会无所畏惧，这正是《易经》所说的“失去治家的节制”。自古嫔妃宫人的数量过多，大多没有益处而有损害。陈朝、隋朝的失误，唐朝中期的衰败，都是由于妇人。臣请求陛下特地下令挑选释放那些疏冗闲散的宫人，任其自谋安身，以完全体现天地生生不息的德意；这样天下人或许就会知道陛下节制自身享用，即使有征敛，也都是由于军国所需，而不是花费在无用之处。” 大力昌盛宗室本支。臣听说，三代以前分封亲族，让他们担任诸侯。等到天子的威令不能施行，诸侯势力强盛，便相互争战攻伐、掠夺兼并，弱小者逐渐被吞并。秦始皇最终乘着这种形势取得天下，为惩戒过去的弊病，废除诸侯分封，设置郡守，子弟连一尺土地的封爵也没有。等到一个平民首先发难，天下便破碎崩溃。汉朝兴起后，鉴于秦朝孤立无援，分封宗族，裂地广大，最终发生七国之乱。后来采用主父偃推恩的办法，使藩王和外戚势力削弱。王莽依靠外戚的权力，知道刘氏势力孤弱，于是篡夺帝位。曹魏削弱宗室亲戚，还没有防备就灭亡了。晋朝分授兵权，八王轮番互相攻伐争夺，因而使天下灭亡。唐朝兴起后，诸王出外参与民政，分别掌领兵权。明皇还是临淄王时，曾率兵入朝平定内难；即位以后，却反而猜疑骨肉，不让诸王出阁。虽然恩爱深厚，实际上却夺去了他们的势力。安禄山叛乱时，明皇逃往蜀地，受害的诸王很多。德宗时发生朱泚之乱，宗室支系几乎灭尽，所以有百王子冢，数量多得无法胜数。文宗曾想把宗室分派到各地，授任郡县官吏，并与外界通婚，最终因为认为不可行而没有实行。到了昭宗时，韩建包藏祸心，先上奏说诸王不应掌兵，请求把他们召回十六宅。等到韩建与刘季述共同谋划，便发兵包围十一王，把他们押到石堤谷，不论年长年幼，全部杀死。朱全忠在九曲池宴请九王，把他们杀死后埋葬。于是唐朝的宗室后裔全部灭绝，社稷也随之灭亡。臣详细考察古代，区域防备安排失当，竟使最亲近的宗室不能相互保全供养，实在令人痛哭。臣请加以论述：三代分封诸侯，按五等爵位世代承袭；土地小、力量弱，虽然也有强者兼并弱者，但周朝国祚仍延续了八百年。秦朝不把土地分封给子弟，等到天下动乱时，就没有什么可以维系天下人心，才传了三代，祭祀便被迁移。汉朝七国之乱，是因为分地过大；晋朝八王之乱，是因为掌兵太盛。它们灭亡，都是因为宗族过于衰弱。唐朝的制度尤其失策，把宗室幽闭起来，聚集在一处，百名士兵环绕守卫，让他们伸出头来接受诛杀，难道不痛心吗？假使文宗的计划果真实行，选择贤才，分派到外郡任职，那么发生动乱时，即使不能组成勤王之师，也足以自行谋求安全，难道肯让父子兄弟全都成为鱼肉吗？何况大盗兴起时，如果王室有维城磐石般的坚固屏障，他们又怎敢轻视王室而窃取天下呢？臣恭敬希望陛下鉴察前代成败，选择其中可行的加以施行。广泛增进好问。臣听说，人君都希望自己的聪明能够周遍了解天下，然而往往被身边的人蒙蔽，大概是因为询问访察不够广泛。臣私下听说民间议论，认为西北两边的事务奏报送到朝廷，左右近臣在应对复核时，往往把事情说得很小，认为不值得害怕。他们的说法是：“不想让陛下全部知道，是担心给君主增添忧虑。”其实，他们是不想让陛下完全知道；这样陛下的焦虑劳苦会更加深重，督促责问也会更加严厉，他们应当有成效，所以特意把事情说小来减轻自己的责任。臣谨陈述人君因聪明而兴盛、因闭塞蒙蔽而灭亡的事例，愿陛下省察选择，以此鉴戒。唐太宗制定《司门式》，其中说：“如果没有门籍的人有紧急奏报，都命令监门司与仗家引导他入奏。”我太祖亲手下诏给百官，允许他们轮流奏对，陈述政事得失，所以当时被称为英主，声名流传不朽，这都是因为广泛听取意见而兴盛。秦二世时，山东有反叛者，使者却总是说：“群盗不足忧虑。”二世听了很高兴，常住在宫中与赵高决定政事，群臣很少能够进见。等到沛公率领数十万军队到来，二世才惊慌，而秦朝灭亡已经无可挽救了。陈后主任用沈客卿掌管机密，隋军已经到了边境，他还压制消息不让上报。孔范也说：“没有渡江的道理。” 他们只顾奏请歌伎、纵情饮酒而不停。隋军攻下陈国时，在其边境缴获了秘密奏启，其中还有尚未拆封的。难道这两个君主是想亲自招来危亡吗？然而他们托付任用的人不当，竟被蒙蔽到这种地步，大概就是因为听取意见不广泛而灭亡。臣恭敬希望陛下鉴察前代兴亡，研究当今实际；如果边地重大事务尚且不能及时全部听闻，那么民间琐碎的利弊又凭什么能够上达呢？臣恭敬希望陛下在视朝之余，允许百官轮流奏对，或者召见侍从之臣，周详辨析讨论；这样古今成败、百姓冤屈隐情、安定边疆的办法、富国的策略，不久就会全部陈述到陛下面前。除去邪恶不可迟疑。

译臣私下看到，陛下屡次颁下诏书，告诫和训斥朋党，但还没有听说陛下果断地区分他们并予以清除。臣听说，君子以道义相互帮助，希望推举同类进用。古人说禹、稷、皋陶相互引荐，并不是结党营私。至于小人以利益相互勾结，欺骗蒙蔽，设置险诈，残害忠良，使国家陷于危亡，所以君主厌恶他们而加以铲除。铲除他们的方法，只在于辨别邪正两端。唐代李德裕回答武宗说：“正人称邪人为邪人，固然是邪；邪人称正人为邪人，也同样是邪。怎样辨别呢？譬如草木：松柏独自生长，枝干直向上，这是正人；藤萝的性质，必须依附攀援才能生存，这是邪人。”他的论说十分明白，而君主之所以难以辨别，是因为没有考察小人结党依附的原因。臣私下认为，结党依附的原因，大概是君主不亲自选拔任用群臣，那些升迁进用迅速的人，都是由于他人推荐引荐，却不考核功绩、察验实情；权力归属之处，便成为小人聚集之所。一个士人得到进用，百人便趋附于他，彼此诋毁别人、称誉自己，渐渐形成党羽。君主即使厌恶他们，党羽已经牢固，也就难以动摇了。臣请陛下思考：如今凡是左右近臣中，由圣意亲自擢拔任用的，应当防范并加以选择；至于两府大臣，必定是在两府、两制的官员中选任，陛下难道不思考他们是凭什么因缘才到达这个地位的吗？如果不是出于圣意，那么他们在微贱时就已经有结党依附的打算，等到接近权贵，又怎么能自行抛弃朋党呢？唐文宗说，除去河北的盗贼极其容易，而除去朋党却极其困难。臣私下认为这话不对：贵为天子，专掌生杀大权，难道还把去除朋党看作极其困难吗？唐朝的国运就是这样衰败的。除去邪人而任用正人，国家就安定；任用邪人而除去正人，国家就危险；邪正混杂任用，危机就潜伏其中。愿陛下明辨邪正的端绪，正人就任用而不要疑虑，邪人就除去而不要迟延。如果想靠邪正混杂来治理天下，就好比耕种石田却等待它成熟一样。财利一紧迫，便会陷入困窘。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征收天下的财物，不是为了供自己享用，而是要用来使天下安定。因此，财物有固定的收入，也有固定的支出。只要不使百姓承担不起，即使缴纳赋税，他们也不会怨恨上面。只要没有私自侵夺，即使加以使用，百姓也不会困窘。在天下无事的时候，即使有战争、水灾、旱灾之患，也不应当另立名目征收赋税。我太祖处在五代弊病遗留未除之时，攻战还没有停止，对外需要大量军粮，尚且还想着积蓄盈余，用来赎回中原被敌虏掠去的男女。我太宗统一天下以后，……的赋税，于是天下百姓都赖此获益。有司曾经打算毁弃币帛，太宗命令把它们制成整段，洗涤染色后，改制成各军的旗幡数千种。大概我朝祖宗虽然历经艰难，却周密地了解百姓的疾苦，所以一尺帛、一斗粟也不肯白白浪费。陛下继承帝位将近二十年，近来边境没有祸患，用度稍微宽裕，百姓议论纷纷，都说祖宗积存下来的余财，大多进入了幸臣之家。等到西方敌寇违反法纪，朝廷随即因紧急需要摊派征调，天下骚动不安。仅仅一方发生变故，百姓的劳苦尚且如此，何况发生比这更大的事情呢？三司掌管天下财利，但其判官、知司等官员才刚到任，又调迁到主管簿书事务的位置，连文书首尾尚未能够通晓。他们所说的，都是眼前琐碎的征收剥削之事，用来搪塞责任，哪里肯为长远打算而兴办有大利益的事业？臣私下看到，唐代陆贽论述德宗迁都出奔的原因，大意说：“常规赋税不足，就下令催促限期缴纳，又另行摊派；设置管理库藏的科目，实行向商人借贷的办法；查验民间牧场，征取马匹；责令将领之家出兵；即使宰相府第、王侯之家也都缴纳屋税；小商小贩和普通夫妇全都征算缗钱。一天盗贼兴起，便拿这些作为借口。”臣私下思考，自从战事兴起以来，陆贽所说的这些事情已经逐渐施行了。如今戎兵越来越多，供给运输越来越重，往后征求搜刮势必更加严重。如果时运不幸发生旱灾水灾，百姓贫困不堪，怎么救济他们呢？古代大规模盗乱兴起，都是由于饥荒旱灾、物资不足，借助百姓的怨恨，寻找国家的空隙，来制造凶乱。朱泚进入长安时下令说：“我不再向你们征收间架税了。”这都是赋税搜刮过重而招致怨乱。近来陛下专门敕令近臣节省削减浮费，人人没有不欢喜的。臣愿陛下以祖宗节俭的德行作为鉴戒，惩戒过去虚耗浪费的过失，坚持今日节减的制度，不因左右近臣的请托而改变，不合时宜的赏赐、不是今日制度所规定的一切支出，都一概不实行。想到百姓的劳苦，戒除搜刮剥削的法令，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非常幸运了。战事接连不断，就应当忧虑危险。臣私下认为，国家自从与北方戎族结好以来，大大放松了武备。号称禁军的军队，每天享受优厚供给，骄横懒散，难以使用，前些日子魏府的军队就是这样。所谓厢军，通常只是充当供给和劳役，连刀、矛、防护、弓弩等名称都大略不知道。自从西羌违抗暴戾以来，征讨戎族屡次发动，两战两败，军队覆没、将领被杀，这是什么原因呢？臣认为，是守边将领安排不当、训练军队不实、官名不正造成的。守边将领安排不当，有两种弊病：一是将领权力不能专一。比如各路帅臣，全都被授予都统的权力，但朝廷每有宣命，就命令他们同钤辖、都监、巡检等从长商议。有时遇到便宜行事的情况，主帅提出谋略，人人却各自发表意见，议论不能统一。退下之后又彼此讥笑、指责，把这当作谋略，怎么能决定取胜呢？这都是将领权力不能专一的祸患。二是将官任职不能长久。臣私下看到，陕西、永兴、鄜延、环庆、泾原等靠近边境的郡，主帅更换没有常规，一年之内换三五人的，算是任职较久的。守边将领不肯奋然专断地执行法令，下面的人都知道他们不能长久担任主帅，便不肯敬畏听从，所以上下的情意不能沟通，诛罚赏赐的法令也无法实行。这就是将官任职不能长久的祸患。

译所谓训练军队不实，是养着没有用处的士兵，导致军粮供给困难。如今边郡防守戍边的士兵，并不是人人都能作战，早晚遇到紧急情况就仓促招募，按照名额抽调防守，只求人数众多。边臣只苦于兵力少，不考虑士兵强弱，一到任便收编，因此由此估量，白白耗费粮食的人数多得数不清。唐代方镇的军队，不出征讨伐；一旦出征，就用本道租赋供养自己，所以选拔训练极为精良，能作战才供给粮食，凡是得到粮食供养的人也没有不能作战的。太祖、太宗时期，四方尚未统一，任用李汉超、何继筠治理沧州，向北防备匈奴；任用郭进镇守邢州，以抵御河东，于是又攻取蜀地、交州和广州。当时西北只需防守，东南则要进攻，用兵防守的地方比现在多一倍。当时疆域还不广，租赋也不丰厚，供给军队的粮食却常常充足。如今天下已经统一，戍兵只驻守西北两个边疆，而赋税和各项收入比当时多十倍，却常常苦于兵少，甚至苦于粮饷运输接续不上，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当时用兵防守的地方虽然多，但所用士兵供养微薄而技艺精熟；技艺精熟，用兵不必很多；供养微薄，也容易供给。如今的士卒大多想投充上军，来一个就收纳不及，只因吝惜费用。如今一个士兵的供养可以抵得上过去三个人，但技艺又不精，人数越多反而败得越厉害，这就是兵多却难以供养的原因。所以臣说，这是养着没有用处的士卒。三是官名不正。比如各路帅臣，官职名称有都部署、安抚、经略、招讨等，这些名称本来是恰当的；授予他们都统的权力，他们的将佐称为副都部署、钤辖、都监、监押等，都以宾客之礼拜见主帅。至于分别管理兵马，各自成为独立的部分，并不像军职中节级那样彼此统属。只有主帅才总管他们，因为都监这个名称本来就是监军。其余殿直、诸司使副，都是内廷官员。如果让他们按军礼拜见主帅，礼制上不安妥；如果不让他们相互统属，又不能组成军队。因此臣说官名不正。如今整顿边防，臣请求改正官名：每一路组成一军，像都监这类官员，全部改为军职【如游奕、排阵等名称】，按节级相互统属，一律依军法办事。若有违犯，都依照官阶等级的条贯施行。官名正了，将领的权力就可以专一；将领权力专一，训练军队就一定扎实；训练扎实，所用士兵就一定少；所用士兵少，就容易供给。这样防守就牢固，作战就胜利。朝廷如果担心成军以后力量难以控制，那么事情平定之日，分散他们的权力也可以。对于今天的形势，若不组成军队，就不会取得成功，形势决定了不得不这样做。西方敌寇违反法纪，已经历时四年，还没有立即诛灭剪除。如今如果不及早谋划改变，假使幽州、蓟州稍有警报，将拿什么来应对呢？所以臣说，战事接连不断就应当忧虑危险，原因就在这里。法令必须取信于人。臣听说管子说：“国家最重要的器物，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受到重视，君主就尊贵；君主尊贵，国家就安定。”所以，损害法令、增益法令、搁置法令、另立非法命令，这四种行为都应处死而不得赦免。由此可知，法令如果不便实行，就不能仓促推行；法令既然便于实行，就不能仓促更改。这是君主掌握来治理天下的权柄。如今朝廷每次颁下诏令，不久就随即改变，士人和百姓相互议论，都预料它不会长久。州县官吏也不敢遵行。臣请用一件事来证明：自从西部发生战事以来，陕西征调百姓充兵，京东、京西的百姓受到惊扰，甚至用防守、指挥等办法来蒙混过关，只求暂且免除。那时诏书颁布晓谕，安慰京东、京西百姓，表示不再把他们编为乡兵。如今却又登记征调他们。又如陕西、河北起初把乡兵编入防守时，诏书晓谕他们只需守卫城池，不再刺字。如今却又刺手、刺面。这些都是朝廷发布重大号令，向四方宣布，反复叮咛，语意恳切，然而前后竟如此互相矛盾，让百姓凭什么相信呢？又如枢密张观、边臣赵振等数人，都因军事行动没有进展而被责罚降职，还不到一年，就因加恩而重新起用。当初如果没有过错，就不应谴责；如果确有过错，就不应宽免。法令这样施行，却想让百官敬畏服从、万民信任顺从，是很难的。愿陛下稍稍放宽圣虑，思考这些纷纷更改的根源。前一条命令正确，那么后一条命令就是错误；后一条命令正确，那么前一条命令就是错误。考察清楚是非，谨慎地发布命令，朝廷就会尊严，天下就会安定。唐文宗说：“治理政事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是困难的。”宰臣李石说：“朝廷的法令只要一定取信于人，就没有什么困难。”由此可知，古代君臣都把法令看得很重，并不是臣下徒然发表空论。希望陛下留意。施行恩赏不得偏私。臣听说，天道不偏私于万物，它使万物生长、又使万物死亡，万物无法归咎于主宰它们的对象，所以天道极其广大。圣人效法天道，以最公正的原则办事，使天下人有功就赏、有过就罚，不存私心，于是万民都服从。朝廷掌握赏罚的权柄，有无功而受赏的，有有过而不受罚的，臣在前一篇中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然而惩罚不能实行而赏赐又太过，这是立法的弊病，并不是陛下的私心。臣所说的私心，是私下听说近年曾下敕令禁止和停止内降，现在却又实行了。一般说来，恩赏固然应当出于陛下的裁决；如果完全停止内降，就是君主毫无威权，权力全都出自臣下，这也不可行。然而现在的内降，有的因妇人请托，有的因内戚、宫中之人依附侥幸，苟且求取恩宠，并不是陛下为了擢用英豪、表彰记录功绩而下达的，所以每逢有内降恩泽，人们就可能怀疑它。执政大臣又不能坚持正确意见来辅佐陛下的盛德，只想阿谀顺从君意，却不知道这对陛下并没有好处。古时遇到水旱失时，君主亲自到南郊，以六件事责备自己，其中就说：“妇人请托盛行吗？贿赂礼物流通吗？”所以妇人请托盛行、贿赂流通，是古人深为戒惧的事情。如今那些靠侥幸得到内降的人，如果不是亲戚，就一定是凭借财货贿赂然后请托；如果陛下顺从而实行，就是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偏私。唐中宗时期，宫廷内外秩序不严，嫔妃和近侍出入没有节制，终于发展到广泛收受财货贿赂，另外降下墨敕、斜封的文书授予官职，使奴婢、俘虏、屠户、商贩之类的人屡屡身居显贵官职，最终酿成祸乱，这是前代的鉴戒。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总揽威权，抑制并排除私人的请托。假如任用一个贤人确实出于陛下的意旨，即使说是内降，百官万民也来不及共同称颂，又有谁敢非议呢？威权和恩福必须由君主掌守。

译臣听说老聃说：“鱼不能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可以拿出来给人看。”作为君主，深知这个道理，就能使威权和恩福的权柄不被臣下窃取。所谓威，是兵权和刑罚；所谓福，是恩惠和赏赐。这两种权柄只要有一种落到臣下手中，国家就一定危险；如果公然把它们借给臣下，国家就一定灭亡。三代末年，齐国把权力借给田常，晋国把权力借给六卿，他们因此夺取了国家；秦朝把权力借给赵高，天下于是崩溃；汉朝把权力借给外戚，王莽因此篡位；东汉把权力借给强臣，曹丕因此建立魏国；魏国把权力借给司马氏，宗庙祭祀因而转移；晋朝把权力借给八王，导致兵乱；宋、齐、梁都把权力借给大臣，彼此相继篡夺；唐朝中期把权力借给宦官，宫廷祸乱由此兴起。这些都是君主不能亲自总揽威权和恩福而借给臣下，最终导致危亡。因此，兵权、刑罚、官职、赏赐的权柄，即使是大臣、外戚、宗室、宦官，也都不能借给他们。一旦借出，君主就失去掌握它们的能力，是自己招致危难。臣私下看到，几年来两府、两省的官员升迁调转十分迅速，虽然说是依照成例、不限制年数，但追逐利益的人天天游走于权势之间，获得升迁的人把它看成私恩，被罢免的人则把怨恨归于皇上。臣担心恩赏的权柄正在暗中落到臣下手中。臣请用一件事来说明：如今陛下稍有不当的举动，群臣没有不异口同声议论，期望劝谏制止的；可是大臣权贵的过失，却很少有人肯说。这是为什么呢？陛下天性慈仁宽恕，每当有人进言，即使上奏议论圣德，也从未因此发怒；有时议论涉及权臣，如果不公开加以谴责贬谪，也会暗中遭到排斥压抑，而那些向权臣靠拢的人却都得到进用。臣担心大臣权贵的过失，陛下很少看见，也就无从知道。由此看来，臣下的威势超过了君主，君主的恩惠反而施行于臣下，这种形势颠倒过来，并不是正常的。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亲自掌握兵权、刑罚、官职和赏赐的权柄来治理天下，那么百官就会归附，恩德和信义也会得到推行。听取意见并作出裁断，不要疑惑。臣听说，听取意见和作出裁断二者相互资助，贯穿始终。听取意见，是从众人那里采纳；进言者的见解各不相同，有的心怀私情而背弃公义，有的阿谀顺从君主意旨，所以是非纷乱交错。因此君主只应致力于广泛采纳、兼收并容，关键仍在于裁断。裁断有时有缓有急，道理上也有正确和错误。违背道理又错过时机，是最没有办法的做法；合乎道理却错过时机，或者适合时机却违背道理，造成的祸患也相同。只有既适合时机又合乎道理，才可称为善于裁断。所以听取意见的方法在于广泛，不广泛就会闭塞；裁断的方法在于审慎，不审慎就会偏移。只有天性仁慈宽恕的人善于听取意见，只有刚毅果断、明辨是非的人善于裁断。因此说，听取意见和裁断是相互资助、贯穿始终的。恭敬地想陛下天性仁厚，广泛覆盖，包容万类；每天臣僚议论政事，陛下没有不欣然采纳的，还用温和的话语使他们能够把意见全部说完，可以说是善于听取意见了。然而从众人言论中采纳意见，有时便随之更改，却没有果断地专心作出裁断。臣愚昧地推测圣心，并不是不致力于裁断，只是还没有达到善于裁断的程度，大概是担心有些事情还没有审察清楚，所以过于优柔，未能尽到裁断之道。臣私下认为，要想裁断审慎，没有比经常召集近侍讲议礼制要务、广泛接见群臣询问时事更好的办法了。这样聪明见识会更加增长，裁断自然精当，还担心裁断不审慎吗？《易经》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圣人效法天道的刚健，以刚决断来处理万事。恭敬地希望陛下效法乾道刚健的原则，专心作出明断，遇到事情不疑惑，大力振兴治国之道，那么小小的敌寇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只在于陛下努力实行罢了。太平可以达到，关键在于所采取的施政措施。臣听说《易经》说：“处在危险中却能安定自己的地位。”安危的道理，并没有固定不变的界限，取决于君主的作为。国家危急而转为安定，自古以来这样的事情很多。朝廷自从用兵以来，多次下诏书询访有才略、有谋略、杰出非凡的人，有时还命近侍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收录任用虽然已经很久，却没有听说有功绩显著的人。难道是任用他们时没有充分发挥其才能，还是天下真的没有可任用的人呢？如果说没有贤能之才，就是严重地诬蔑当世了。汉朝兴起时，驾驭英雄以成就大业，那些人都是秦朝遗留下来的士人；唐朝兴起时，任用隋朝所抛弃的人来安定天下。因此贤能之才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只看取得并使用他们的方法怎样罢了。陛下承当三圣相传的统绪，继承祖宗的事业，疆域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没有不倾心期待太平的。愿陛下辛劳于寻求贤才，而安逸于任用他们；修明纲纪，兴行礼教，那么太平之治，岂不是如同把手指到手掌一样容易吗？以上臣谨慎地陈述如前。臣奉诏令，获准谈论朝廷大事和边防机宜。臣因此竭尽思虑，论述当今的要务。恭敬地希望陛下宽恕臣的狂妄愚昧，特别赦免臣应受诛杀的罪过，或许赐予施行。又担心臣的文字昏昧，事情和道理没有说明白，臣上殿时，乞请陛下赐予清楚询问，以便尽情表达臣恳切至诚的心意，冒犯天威而求陛下慈恩。臣下承受不住战栗恐惧到了极点。《历代名臣奏议》第三十二卷。<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十三卷。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治理之道。宋仁宗时期，度支判官王安石上疏说：“臣愚昧而无能，承蒙恩典充任一路使者，如今又承蒙恩典被召回朝廷，朝廷有所任用嘱托，臣应当把出使之事回来报告给陛下。臣又不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称职，却敢借着出使所涉及的事情，冒昧谈论天下之事。恭敬地希望陛下详细思考，择取其中合宜的意见，臣就非常幸运了。”臣仔细观察，陛下有恭敬节俭的德行，有聪明睿智的才干，早起晚睡，没有一天懈怠；对于声色、犬马、游观玩好之事，没有丝毫被蒙蔽，而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意得到天下人的信服。又公正地选拔天下人所愿意拥立为辅相的人，把政事托付给他，而不受谗邪倾巧之臣的左右。这即使是二帝三王用心治理，也不过如此罢了。按理说应当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天下大治，可是成效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回头看，内有不能不为社稷忧虑的地方，外有不能不畏惧夷狄的地方。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风俗一天比一天衰败。四方有志之士忧惧不安，常常担心天下长久不能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祸患在于不知道法度。如今朝廷的法度严密、命令完备，什么都不缺，臣却说没有法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法度大多不符合先王的政道。孟子说：“有仁爱的心意和仁爱的声誉，却不能把恩泽施加给百姓，是因为治理政事不取法先王的道路。”从孟子的说法看如今的过失，正是这个问题罢了。如今的时代距离先王的时代很远，所遭遇的变化、所处的形势各不相同，却想一一修复先王的政令，即使最愚昧的人也知道很难。然而臣认为，今天的过失在于不效法先王的政道，是说应当效法先王的精神罢了。二帝三王相距大约一千多年，时代有治有乱，盛衰的情形都经历过；他们所遭遇的变化、所处的形势也各不相同，施政设置的方法也都不同，但他们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意图、事情的先后次序，却从来没有不同。因此臣说：“应当效法他们的精神罢了。”效法他们的精神，那么我们所作的改变和革新，就不会使天下人震惊、使天下舆论喧哗，却本来已经符合先王的政道了。虽然如此，按照当前的形势来衡量，陛下即使想改变革新天下的事务，使其符合先王的精神，形势也必然不允许。陛下有恭敬节俭的德行，有聪明睿智的才干，又有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意，如果确实加以用心，那么做什么不能成功，想要什么不能得到呢？然而臣却认为，陛下即使想改变革新天下的事务，使其符合先王的精神，形势也必然不允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今天下的人才不足。臣曾私下考察天下在位的人，发现没有比这个时代更缺乏人才的了。上层人才缺乏，那么下层就会有沉沦废弃、隐伏不出的贤才，不能被当时发现。臣又到乡里民间、草野之中寻求，也没有看到人才很多。难道不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对才造成这样的吗？臣认为，当今在位人才不足，从臣出使所到之处就可以知道。现在仅以一路数千里之内来说，能够推行朝廷法令、知道事情缓急、并且能够使百姓各自修治职事的人很少，而无能、苟且、贪鄙之人多得数不清。能够讲明先王的精神、适应当时变化的人，在全郡之内往往绝无仅有。朝廷每颁布一道命令，命令的本意虽然很好，在位官员仍不能推行，使恩泽施加到百姓身上；官吏却总是借此作奸，扰乱百姓。因此臣说，在位的人才不足，草野乡里之间也没有看到人才很多。人才不足，那么陛下即使想改变革新天下事务以符合先王的精神，即使大臣中有能合乎陛下心意、愿意负责此事的人，九州这样广大、四海这样遥远，又有谁能符合陛下的意旨，把这件事逐步推行下去，使人人都蒙受它的恩惠呢？所以臣说，形势必然还不能做到。孟子说：“只有法令不能使它自行施行。”不正是说这个吗？那么如今最急迫的事情，就在于人才。确实能够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官员中就可以选择人才而补足所需。在位官员得到人才之后，再逐渐观察时势是否可行，顺应人情的弊病，改变天下有弊病的法令，使它趋向先王的精神，就很容易了。如今的天下，也是先王的天下。先王时代人才曾经很多，为什么到了今天偏偏不足呢？所以说，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对。商代时，天下曾经大乱，在位者贪婪狠毒，造成祸败，都是因为用人不当。等到文王兴起时，天下的人才也曾经很少。在那时，文王能够陶冶天下士人，使他们都有士君子的才能，却根据各自所有的才能任用他们。《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哪有不造就人才的？”说的就是这个。等到人才养成，即使低微的兔罝之人也没有不喜好德行的，《兔罝》诗说的就是这件事，何况在位官员呢？文王正因为能够这样，所以用兵征伐就能使人服从，守土治国就能使国家安定。《诗经》说：“奉持玉璋，仪容高大庄严，俊秀之士都适合担任此职。”又说：“周王出行，六军都来跟随。”这些说的是文王所任用的人，文臣武将各自得到合适的人才，没有一件政事被废弃。到了夷王、厉王造成的乱世，天下人才又曾经很少。宣王兴起时，能够与他谋划天下事务的，只有仲山甫一人，所以诗人感叹说：“德行轻如鸿毛，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可惜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这是哀叹人才少，而仲山甫没有助手。宣王能够任用仲山甫，又推举他的同类来更新、美善天下的士人，后来人才才重新增多。于是对内修治政事，对外讨伐不朝之国，又恢复了文王、武王时期的疆土。因此诗人赞美他说：“轻轻地采芑，在那新田，在这畬地。”意思是说，宣王能够使天下士人更新美善，使他们成为可用的人才，就像农夫使田地新美而长出可采的芑菜一样。由此看来，人的才能从来没有不是由君主陶冶培养而成的。所谓陶冶培养，是什么呢？也不过是教育他、供养他、选取他、任用他各有正确的方法罢了。所谓教育的方法是什么呢？古代天子、诸侯从国都直到乡党，都设有学校，广泛设置掌管教导的官员，并且严格选择人选。朝廷的礼乐、刑政等事务，全都在学校中讲习。学生所观察和学习的，都是先王关于言语、德行以及治理天下的思想；他们的才能也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

译如果不能用于治理天下国家，就不教育他；凡是可以用于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无不在学校中接受教育。这就是教育人才的方法。所谓供养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用财物使他们富足，用礼制约束他们，用法律裁制他们。什么叫用财物使他们富足？人的性情如果财物不足，就会贪婪卑鄙、苟且求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先王知道这种情况，所以制定俸禄制度：即使是做官的庶人，俸禄也足以代替他们耕作所得。由此逐级向上，每一级都有增加，使他们足以奉养父母、妻子，保持廉耻而远离贪鄙的行为。先王还认为这不够，又把俸禄延及子孙，称为世禄，使他们活着时对于供养父母、兄弟、妻子，交接姻亲朋友，都没有遗憾；死后，子孙也没有生活不足的忧虑。什么叫用礼制约束他们？人的性情在财物方面已经满足，却没有礼制加以节制，就会放纵邪僻、奢侈越礼，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先王知道这种情况，所以制定各种制度；婚姻、丧葬、祭祀、奉养、宴享等事情，服饰、饮食、器物、用具等物品，都按照身份等级加以节制，并用律、度、量、衡的法则统一规范。身份等级允许使用的，如果财力不足以置办，就不置办；财力可以置办但身份等级不允许的，也不增加一铢两分一寸。什么叫用法律裁制他们？先王已经用道艺教育天下士人；如果他们不遵从教导，就用放逐到偏远地方、终身不得列入士籍的法律对待他们。这就是用礼制约束他们；如果不遵循礼制，就用流放、处死的法律对待他们。《王制》说：“改变服饰的人，他的君主就流放他。”《酒诰》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们聚众饮酒，你们不要放纵，全部拘捕押送到周来，我要杀掉那些聚众饮酒的人。”改变服饰是小罪，流放、处死却是重刑。以重刑加在小罪上，先王之所以忍心而不疑惑，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统一天下的风俗、成就自己的治理。用礼制约束、用法律裁制，是天下服从而不抵抗的原因，但又不只是靠禁令严厉、治理严明就能做到的。还因为君主以至诚恳切、怜悯体恤之心亲自努力实行，并以身作则。凡是在君主身边、地位显贵的人，都顺从君主的意愿而服从执行；有一个不遵从，法律的惩处必定从他开始。君主以至诚实行，贵人知道避开君主所厌恶的事情，那么天下不用处罚就自行停止的人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供养人才的方法。所谓选取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先王选取人才，一定在乡党，一定在庠序，由众人推举他们所认为贤能的人，推荐出来报告给上面，再加以考察。确实贤能之后，再根据德行的大小、才能的高下授予官职、任用他们。所谓考察，并不是只凭自己的耳目聪明，私下听信一个人的话。想详细知道他的德行，就询问他的行为；想详细知道他的才能，就询问他的言论。得到他的言论和行为之后，再用具体事务来试验他。所谓考察，就是用事务来试验。即使尧任用舜，也不过如此，何况比他们地位低的人呢？九州如此广大，四海如此遥远，天下百亿民众中地位卑贱的人如此之多，而所需要的士大夫人才又很多。拥有天下的君主，不可能亲自一一考察，也不能偏偏托付给一个人，让他在一两天之间考查人的品行才干，然后决定升降。大概是我们已经能够考察出才行较大的人，任为大官，因而让他们选取自己的同类，长久地加以试用，考核其中有能力的人，报告给上面，然后授予爵位、官命、俸禄和秩次罢了。这就是选取人才的方法。所谓任用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人的才德高下、厚薄各不相同，所适合担任的职务也有合适和不合适。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把懂农业的人任为后稷，把懂工程的人任为共工。德行深厚、才能高强的，让他担任长官；德行浅薄、才能较低的，让他担任副职和属官。又让他们长久任职，这样上级就会逐渐熟悉并了解其事务，下级也会服从驯化而安于他的教令。贤能的人，他的功绩可以达到成功；不贤的人，他的罪过也可以逐渐显著。因此要让他长久任职，并用考核功绩的法令来对待他。这样一来，有智慧、才能和力量的人就能竭尽才智去成就功业，不必担心事情不能完成、功绩不能成就；偷懒苟且的人，即使想暂时取悦上级，也想到日后会遭受羞辱，哪里敢不努力呢？至于没有能力的人，本来就知道辞职退避而离开了。长久担任职务、办理政事，不胜任的罪责不能侥幸逃脱，所以他既不敢冒充能干，也知道辞职退避。这样，哪里还会有结党营私、谗谄争先求进的人呢？选取已经详慎，用人已经得当，考察也已经长久；到了真正任用他们时，又要让他们专心负责，不要只用一两条法令束缚他们，使他们能够施行自己的意图。尧舜之所以治理百官、使众多工官各尽其职，不过如此罢了。《尚书》说：“三年考核一次功绩，三次考核后决定幽暗者黜退、显明者升迁。”说的就是这个。可是尧舜时期，被黜退的人还可以听说，大概就是四凶；被升迁的人则有皋陶、稷、契，他们终身担任一个官职而没有调动。所谓升迁，不过是加赐爵命、俸禄和赏赐罢了。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教育、供养、选取、任用人才的方法既然如此，当时的君主又能和大臣共同尽用耳目心力，以至诚恳切、忧念怜悯的态度思考并实行这些事情。因此臣下没有疑惑，对于天下国家的事情，也没有想做却做不到的。如今州县虽然有学校，却只是具备校舍墙壁罢了，并没有负责教导、长养人才的官员和事业。只有太学有教导官员，却也从来没有严格选择人选。朝廷的礼乐、刑政等事务，从来没有在学校中讲习。学生也漠然认为礼乐刑政是有司的事务，而不是自己应当知道的事情。学校教育学生的，只是讲说经书章句。讲说章句，固然是古代教育人的方法；但近年却开始教他们应试的文章。应试文章，如果不博泛诵读、勉强学习、耗尽整日精力，就不能写好。等到他们能够写得工巧，大的方面不足以治理天下国家，小的方面也不足以成为天下国家所用。因此即使在学校中读到白头，耗尽每天的精力来学习老师的教法，等到让他们从政时，却茫然不知从何着手，这种人到处都是。如今的教育不只是不能造成人才，反而还使他们困顿，甚至毁坏他们，使他们不能成才，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