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二

译嘉祐三年，殿中侍御史吕诲上奏说：“臣认为朝廷设置官职、规定俸禄，是用来等待适当的人任职，并作为赏赐和劝勉；超过这个限度，就不是把公正施于天下了。臣私下看到，近来任命管干御药院、入内供奉刘保臣、王保宁、邓保寿、王世宁四人为遥郡团练刺史，消息传到中外，震惊了人们的听闻。臣谨以本朝旧事说明：高品黄门任供奉官三十年，每十年转官一次，这是为了不让这类人坐享俸禄。比如咸平年间，洛苑使、入内内都知秦翰同雷有终讨伐王均之乱，后来立功，授予内园使、恩州刺史；却不知道刘保臣等人立了什么功劳，竟能同秦翰一样受赏，只是攀援暗中转官这种没有名目的惯例。伏乞追回已经形成的命令，特许按正常资序转官。正值边疆多事之际，恐怕因此使内臣无功而升秩，掌兵用律的人便不肯效命；这就像鹤鸟乘坐轩车，卫国人没有作战的意志，是有国者应当深切引以为戒的事。唯愿圣断不要因偏爱亲近之人而损害天下最大的公正，这是臣诚恳的希望。” 五年，吕诲又上奏说：“臣听说宝元以前，各阁分设的内品一类，不过一二十人，近来增加到数倍。除本身的俸禄外，还领取本阁料钱，四时衣服，又支取三司折食价钱，冗费很多。因此历任天章阁、后苑、内东、御药院等处，待遇最为优厚。有时因为监督工作，略有一点小劳，就计作功绩；得到圣防后全部下达，便越级超资，称为暗转。从内品供奉任职不过几年，就授予诸司使、遥领刺史、防御团练等职。过去石全育、何承用、卢昭序、张茂则、冯承用之类，人数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既然暗中为他们转官，俸禄也随之增加。如此滥施恩典，不仅扰乱先朝的典制，即使同前代相比，也从未听说过。像前班武臣，必须再历任外职，以及在边境建立显著功劳的人，也没有像这样迅速得到酬赏的。臣以为国家设置爵位、平均俸禄，是为了磨炼才能，明确进用标准，以成就大业，难道只是为内官假借官位，招致天下怨言吗？人们会说君主对私近之人恩厚，臣实在为朝廷痛惜。臣不知道祖宗的制度究竟因为什么而废弃了？” 当初陛下即位之初，太后临朝，制命从帷幕后发出，威权和赏罚假借内官之手；斜封墨敕，授予不合适的人，所以外朝很少能够听闻。暗中转官的惯例，恐怕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到了明道以后，陛下亲自处理万机，北司的弊病却没有听说革除，为什么反而又使它比从前更盛呢？然而宣命由内省降下，迁升官职的诰敕又关系到两府，大概是上下历来相互因循，遮蔽不言。把陛下的爵禄当作私恩，用来结交受宠贵幸之人，借此使自己进入近辅之位的，比比皆是。这样积累的弊病日久，陛下无从知晓，侵蚀公道、危害政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都城之下，高门大宅，珍宝财货堆积，富贵达到极点，都是幸臣所有。倾尽府库财物，耗竭百姓的膏血，来供养没有功劳的人，究竟有什么益处？臣恐怕神灵和百姓都将愤怒怨恨，这不是朝廷的福分。假如刘保臣等人出任外职，稍微建立一些功劳，陛下又将用什么官职来酬待他们？臣私下认为，先帝赏赐秦翰讨贼之功的做法，应当守为成例，那么小人觊觎求取的心思自然会止息。伏乞下令入内内侍省查核宝元以前各阁分的人数，与今日相比，如果员额过多，便立即裁减。至于管干天章阁、后苑、内东门、御药院，也各自限定人数，或者实行三年一替；并令入内内侍省在印纸历子上详细记载是否有公罪过失。”批示说：如果因功劳成效而应当按照赏格酬赏，便立即给予叙迁，送中书发给诰敕。这样贵在内侍省同枢密院、中书相互关涉，不敢隐瞒欺骗，能够尽到公正。至于暗中转官所增加的俸禄，一概不合成例，伏乞裁撤。仍请追回并停止刘保信先前的任命，只按正常资序转官，使中外臣僚升迁一致，赏赐有所劝勉，这是天下的大幸。” 六年，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说：“臣等认为，祖宗开创基业之初，人心尚未安定，恐怕有大奸之人暗中谋划不轨，所以亲自选拔左右亲信之人，让他们往来民间，秘密进行侦察。当时如果有挟带私心、诬陷枉害他人的人，斧钺刑罚随即加到其身，因此这类人都知道畏惧，不敢作恶。如今海内太平已经超过一百年，上下相安，本来没有异心；世道变迁、风气转移，应当有所革除，却因循旧规，反而形成更大的弊病。甚至帝室姻亲、各司仓库，都被这类人控制。他们衡量别人的过失，广泛施行威权和恩惠，私下接受货赂。所喜爱的人即使有大恶，也替他遮掩而不追问；所憎恶的人，举止言语都被搜罗挑剔。臣等曾经忧虑，国家选拔天下英才作为公卿大夫，尚且还不信任他们，却反而任用这些供役的小人作为耳目，哪里值得依赖？如今竟然妄自拘捕平民，给他们加上死罪，使他们幽禁在牢狱中，横遭刑讯毒打，幸而没有自行诬服，才勉强得以辨明。如果再不听从有司的诘问，对原先巡察的人略加惩戒，臣恐怕这类人从此再无畏惮，越发恣意横行，使京师官吏百姓无所措手足，难道符合祖宗的本意吗！” 司马光又论述押班必须年满五十岁，说：“臣看到朝廷近来任命带御器械苏安静充任内侍省押班。臣私下听说国家旧制，两省押班必须年满五十岁以上才可以担任。苏安静尚未五十岁，却特别蒙受提拔任用。臣恐怕今后内臣求取进用的人会援引此事为例，于是年纪很轻的人便居于众人之首，国家旧有章法也因此毁坏。臣私下为朝廷深感忧虑。伏望陛下追回并停止苏安静原先的任命，以保存典章法度。” 仁宗时，监察御史里行包拯论述内臣，上奏说：“臣看到先朝实录，私下见真宗皇帝曾因谈到前代内臣倚仗恩宠而专横，侵蚀政事、危害万物，对辅臣说：‘朕常常把这些事深切地作为警戒。’至于班秩和赏赐，不让他们超过分际；有了过失，也从未怜悯宽贷。因此这类人平常也知道畏惧。”王旦等回答说：“前代事迹明白可见，足以作为借鉴；圣上能够谈到这些，实在是社稷的福分。臣等私下看到，近年内臣的俸禄、官秩和权力职责优厚尊崇，渐渐超过限度，恐怕这并不是保全他们的办法。凭陛下英明果断，有罪必罚，这些人或许不敢犯下大过；然而应当从渐进处加以控制，或许可以免得给后世留下祸患。伏愿陛下牢记先帝的话，把它作为规范和训诫，凡事更加裁抑他们，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译监察御史傅尧俞上奏说：“臣私下听说，近日有内降指挥，枢密院任命何诚用为带御器械；后来因为有臣僚上言，便处罚何诚用，使他的事情受到不便。谏臣献纳忠言，天子能够听见下情，立即追回停止任命，上下尊卑的分际都得到维护，中外人心共同庆幸。然而臣仍有不明白之处。内降这个名目，自古以来都认为不正确。陛下没有堵塞其源头，反而制定防范办法，交给有司检核，后来却又随意违背它，非要等到有人进言才停止。在采纳谏言这一美德上，确实是空前的；但对于刚正专一的德行，却没有增加。伏望从今以后，凡是左右近臣敢以私事干求陛下的，乞请依圣断将其根本驱逐，严加贬责。如果确实是陛下想要进用的人，不必从宫中降下指挥；可在视朝时同大臣公开商议，可以实行就实行，不可以就停止，不要像何诚用之事那样屡次暴露于人们耳中，那么陛下日月般的明察就不会有丝毫损害了。臣孤陋笨拙，没有才干，承蒙陛下任用，想以微小力量略为补益国家，幸望陛下不要因人废言，深加省察，这就是臣无比的幸运。” 尧俞弹劾李允恭不应奏请把孙永言补为入内黄门，上奏说：臣听说入内都知李允恭奏请将其子供备库副使尧佐的儿子孙永言任为入内黄门。臣私下听说，内臣只许收养一个养子，而且初任入内都知也没有特别的恩典。李允恭本来就不应推荐，孙尧佐也本来不应收养这个儿子。如今一旦破坏条文、逾越成例，事情就属于非正常情况。这项任命一旦实行，必然会有人彼此援引而求取进用，那么陛下已经形成的法令就会废弃。大凡因一件事开启侥幸之门容易，设置防范来限制恩泽却很困难。官职赏赐的弊病，近来才粗略革除；侥幸求进的道路，仍有许多胶着拘碍，尚未能够彻底清除。已经实行的法令，唯愿陛下像守护金石一样坚持，不要急于改变，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孙永言的新任命，乞请追回停止。李允恭长期侍奉陛下左右，条例没有不详细知道的，却公然违背制敕，也望特别加以审问责罚。何况内侍省条例非常明白，孙永言所触犯的妨碍不止一项，臣不敢全部陈述，以免烦扰圣听。伏乞下令仔细查核，以免被蒙蔽。”}], 尧俞又上奏说：“本月二十日，臣呈上奏状两封。一封弹劾入内都知李允恭，不应奏请孙永言充任入内黄门；一封弹劾朱颍士，不应请求内降，内侍省也不应不依职分执奏查勘，命都水监为颍士求情，迎合权要，保举颍士，至今还没有降敕出来施行。臣反复徘徊思量，惊骇叹息了好几天。当今内外百司，受到陛下慈爱宽恕而尽心报答陛下的很少，阿谀徇私而辜负陛下的很多。事情不公正而能够上达御史官的，才有十分之一二；道理即使有所隐蔽，不敢拿来烦扰陛下的，又有十分之八九。像李允恭公然违犯制敕，颍士等人请托求情、徇私舞弊，罪状十分明白，公议不能容忍。臣因忠诚愤激所驱使，不顾忌权贵宠臣，以为陛下一定会欣然采纳，早晨上奏、傍晚便发下，超越常规议定刑法，以整饬纲纪；如今却留在宫中不下发，实在没有体现出采纳之意。这不是陛下至公之道，又凭什么来激励百官呢？臣任职为执掌法令的官吏，职责有进言之责，恪守官职、履行职责，哪里敢观望而中途停止？伏望陛下怜悯臣的愚诚，把前一封奏状一并交付外朝有关部门施行。倘若臣狂妄而应当诛杀，即使死一百次也没有遗憾。” 尧俞又上奏说：“臣近来屡次上奏弹劾主管汴口事务的朱颍士，虽然已经追究并罢免了他的差遣，但颍士不应请求内降，内侍省也不应不依条文执奏查勘；颍士又得到都水监的附和，阿谀权贵宠臣，保举颍士，至今还没有查问责罚。至于入内副都知李允恭，不应奏请其外甥尧佐的儿子永言充任入内黄门。因为内侍只准收养一个养子，而最初授予都知一职时并没有其他恩典。既然有尧佐，允恭就不应再推荐孙永言；既然有允恭，尧佐也不应收养这个儿子，事情已经被搁置罢止。进退取舍都违背法令，事情的情状十分明白。御史中丞王畴也上札子弹劾论列，这些奏章都没有降发出来。臣愚昧卑贱而又没有作为，不能感动上天的听闻，惭愧恐惧到了极点，不知该怎么办。臣只是想到，陛下制定法令来维持纲纪，幸臣却把它破坏；执政大臣既然徇私而曲意听从，法官加以论列，陛下又把事情搁置而中止。这就是法令在四海伸张，却在朝廷屈服；请求禁令施行于疏远之处，却在亲近机密之处废弛。上位者所作所为一定会给下位者更坏的示范，将来拿什么昭示后人、取得天下的信任？陛下的法令原本还没有动摇，无罪之人尚且敢于冒犯，倘若冒犯之后还宽容他，那么谁愿意同陛下一起守法？臣恐怕纲纪的紊乱，或许就由此开始；要断绝这种不断滋长的势头，不能不加以考虑。” “臣虽然孤立在外，私下料想陛下有至公之心，只是因为慈爱宽恕而有所不忍罢了。臣的言论既然已经切中事实，陛下一定会施行。然而流言纷纷，说臣和王畴的札子、奏状都没有经过陛下圣明的阅览，虽然此事绝无可能，但外界听闻已经感到惊骇。伏望陛下把臣的三封奏状以及王畴的札子，一并交付有关部门依法办理，使疑惑和议论稍得平息，以端正刑法典章。” 尧俞又上奏说：“臣近来三次上奏弹劾李允恭、朱颍士等人，都被留在宫中。于是本月初五日，臣具呈札子，请求把臣以前的奏状和御史中丞王畴的札子交付外朝，准许在垂拱殿进呈。臣亲自承受陛下的诏谕，陛下并不认为臣所说的是错误的，可枢密院却擅自又不办理。众人议论纷纷，都说李允恭曾经押送张昪入枢密院办理事务，张昪深深感激他，竭力为他保庇。又听到传闻，说枢密院查勘李永言，是因为他属于条贯以前所擢举的人数，借此来迷惑陛下的听闻。况且条贯以前有私身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李永言特别得到采纳？权贵宠臣互相阿附徇私，共同破坏既成法令。这样的事情如果还不省察，臣还能说什么？何况陛下左右供使唤的内外臣僚不止一人，他们供奉效劳，不应再有厚薄不均、超出常分的恩典，唯独施行在允恭身上。如今殿前都帅李璋、内侍何诚用，都曾因内降而受到查勘责罚，已经明载于法令，偏偏把这一法令移用于颍士。陛下只知道对这几个人有所不忍，却不知道因此失去了天下对公平的期望。臣实在替陛下深感痛惜。陛下如果认为臣说得对，就请施行；倘若认为不对，又何必吝惜臣这个卑贱之人，不把臣流放斥逐，以满足权贵宠臣的心愿呢？” “臣也无颜出入外朝，来面对朝廷百官。这份奏状如果还不发出，臣就再次趋近宫门，重复烦扰陛下的圣听，直到接受重诛才会停止。”

译尧俞再次请求追夺李永言的恩命，上奏说：“臣近来具呈札子，请求罢免内侍押班李允恭之孙永言所受的恩命，在崇政殿进呈的那天，已经听到宣谕，说将追夺此恩命。后来却听说有指挥，不准他领取应得之物，并且不准其他人援引这个先例。臣虽然极其愚昧，实在不能理解。哪里有近幸之臣倚仗恩宠，破坏条文、干犯法令，天子顺从公议，准许追夺；而枢密院却一定要依循人情，曲意加以庇护？这种事情一旦逐渐推行，危害政事可不小。臣并非不知道屡次烦扰圣听会招致罪责，也并非与允恭素来有嫌隙，只是爱惜陛下已经建立的法令，为国家长远打算罢了。臣不知道所谓不准领取应受之物，究竟依据的是哪一条法令。臣之所以不停进言，难道只是为了每月几千钱的费用吗？假如百官中有不合资格而请求任子的人，偶尔陈请便滥受官职赏赐，而台谏官相继进谏论列，奏请暂时停发俸给，难道可以就此罢休吗？如今条格明白存在，允恭有能力破坏它，却又小心翼翼地使别人不能援引这个先例，怎么能断定将来不会出现像允恭这样有势力的人？臣不相信这种做法能够守得住。即使能够守住，那也是法令可以破坏，而先例却不许援引；这对于上下轻重的区别，难道不是违背常理吗？何况押班是内侍中的长官，更应当坚守法令，以此表率内省，却亲自犯了法；” “枢密院本是执政大臣，应当整饬纲纪，以法令规范天下，却公然把法令破坏了。伏望陛下先追夺永言的官职，然后再议定允恭和枢密院的罪责，这样天下就会完全明白，不再有蒙蔽；这件事一旦施行，各项政务都会得到治理。倘若能够如此，臣这个孤立卑贱之人即使死一百次也如同获得新生。冒犯天威，臣战栗汗流，惶恐至极。” 尧俞又上奏说：“臣近来上奏，请求追夺李允恭之孙李永言的恩命，以及夺去供奉官赵继宠的差遣，都没有降发出来。事情的阻力凝固难解，凭臣一人之力难以改变，臣早晚思量，几乎无处安身。臣想到，受宠之人希求恩宠，破坏常法；枢密院苟且徇私，任凭他提出各种请求，于是臣一次次烦扰圣听。然而臣之所以不避诛罚，絮叨不止，是希望陛下怜悯，特别加以采纳，防微杜渐，整顿纲纪。臣如果有所顾忌而退避，便不再进言。日子一天天过去，事情逐渐更加严重，不知这对朝廷究竟是有损还是有益？凡事在刚刚萌芽时加以制止，比较容易用力；如果认为小事无害，积累到后来，悔恨就会深重。昨天李永言如果立即依法正刑，赵继宠哪里敢妄自企求侥幸？如今这两个人倘若不追夺恩命和差遣，两省内侍就会彼此攀援、趋附竞争，各自都在法绳之外产生非分之想。美好的官职和优厚的俸禄，大都归于私下请托；明文敕令和法令，全都成了空文，惟愿陛下留心思考。这难道是处理政务的体统吗？如今朝廷的缺失，只能依靠几位台谏官，所以陛下有时还能听到。倘若堵塞这条途径，陛下的聪明又寄托在哪里？臣认为台谏官的言论应当听取，愿陛下奋然施行。若有不能容忍之处，不如明白地把臣流放斥退。” “忠义之士中，仍有不顾个人安危而进言的人；如果对他们的是非置之不理、不加辨明，章奏送入却不下发，使他们默默地苟且度日，长期困在囹圄之中，那么有志之士哪里肯为陛下安守职事而长久留在朝廷呢？这不只是孤臣的羞耻，也确实不是陛下的福分。至于今后，依照先前颁下的条贯，其余人不得援引这个先例。这样的指挥，弊病最为深重。臣虽然没有什么作为，也不愿多次听到这种说法，陛下难道不厌恶它吗？只是尚未想到这一点罢了。伏乞把臣前后论列李永言的奏文以及论赵继宠的两封奏状，交付外朝，尽早依法办理施行。” 尧俞又上奏说：“臣近来屡次上奏，请求追夺李允恭之孙李永言的恩命，夺去供奉官赵继宠的差遣，都没有降发出来。忠义之言日益恳切，而陛下不加明察；权贵宠臣的交结日益深厚，而陛下不加察觉。臣从早到晚思考此事，感慨愤懑到了极点。从夏天到冬天，只超过一百天。像朱颍士这样破坏条文、干犯法令的事情就有三件，何况其中还有臣所不知道的呢？如果只是一味因循，内侍省的条贯将要全部废弃了。不仅会扰乱纲纪，还会引起不公平的怨恨，而且一天比一天增多，危害不小。颍士因为赦令而获得原免，却仍然留下了名分上的罪责；赵继宠、李永言则应当辨明是非、依法纠正。用孤立危弱的力量去攻击近幸之臣，从前尚且认为困难，何况这两个人还得到朝廷内外的援助呢？臣之所以屡受挫折却不停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认为古人的诚心可以贯通金石；臣以恳切坚定的心意向至公至明的君主进言，难道还怕始终不能得到明察吗？况且从前即使面临利剑沸鼎，仍有人伸长脖子、奋身而出，不顾一切去冒犯天子的威严。如今陛下至为明察、至为宽恕，能够容纳直言，即使十分震怒，最多也不过斥退流放。臣有什么可害怕、可吝惜的，竟敢有所顾望而辜负陛下？因此再次烦扰陛下圣听，希望一定得到采纳。” “伏望把臣前后所上的奏文交付外朝，全部依法施行，臣感激恳切至极。” 尧俞又上奏说：“臣屡次上奏，请求追夺李永言的恩泽，夺去赵继宠的差遣，始终没有降发出来。近来听说郑贻绪要拿十几年前的事情来援引赵继宠的先例；又在主管事务以后，〔原文‘▯人’字样疑有讹误〕，众人的议论仍未停止，而求取进用的事情接连不断。此事传到士大夫中间，没有不惊骇的。依靠关系、相互攀引，实在没有终止的时候。哪里有制定法令来驾驭臣下，而执政大臣却不采用；设置官职让人进言，而陛下却不听取？这样一来，条文禁令就不必设置，御史也可以废除了。臣并非不知道搜罗细小过失，姑且用来供职，对上不违背陛下，对下不触犯权贵，这样可以没有祸患而迅速获得富贵。臣只是恐怕自己今天得到的还不算多，将来陛下会后悔得太晚。所以臣独自反复思量，不能自我停止。张昪破坏陛下的法令，倚仗幸臣的援助，蔑视进言者，仿佛旁若无人。况且张昪曾任御史，历任知杂事，后来成为中执法；当年他对陛下所说的是什么？如今所作所为竟然如此！陛下稍加省察，就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伏望圣慈，发出臣前后论列的奏文，依条文施行；否则就诛杀臣，以使权贵宠臣快意。臣因忠诚愤激所驱使，言辞不能修饰，只愿陛下留神裁断。” 英宗即位后，殿中侍御史司马光等人上札子论张茂则说：“臣等私下听说，祖宗旧制规定，内臣年龄不到五十岁，不得充任内侍省押班。近来授任张茂则时，他年仅四十八岁。如今陛下刚刚登上帝位，尤其应当谨慎遵守祖宗的法度，以此约束左右近臣，向天下显示最大的公正。如果张茂则果真有才干可以任用，即使暂且让他在这个〔原文‘▯’字疑有讹误〕职位上再留两年，等到年龄符合规定后再授予他，又有什么晚的呢？臣恐怕张茂则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内臣中攀援求进的人就会增多，统一的法令从此毁坏，人人竞相仿效，便无法禁止。不如在事情刚开始时就把它纠正。臣等区区所作所为，所重惜的只是国家大事，正在这里而已。”

译治平元年，司马光任知谏院时，论任守忠的札子说：“臣私下听说，入内内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擅自取用奉宸库的金珠数万两，进献给中宫，把这自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并且接受中宫的赏赐。外间议论纷纷，没有人不惊骇错愕。臣以为，任守忠从来罪恶极多，不能一下子尽数列举。陛下承受天命、继承帝位，圣明的政事刚刚开始更新，任守忠却一点也没有畏惧顾忌，越发放纵地巧言谄媚，公然取用官物，炫耀自己徇私所获的恩宠，赞助引导中宫，首先造成奢侈靡费。既求取权势宠爱，又分得丰厚利益，奸邪之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伏望陛下特别作出英明决断，把任守忠交付有关部门，彻底查治他所犯的罪行，明正典刑，以此昭示天下。” 司马光又上奏论任守忠说：“臣近来曾上言任守忠奸邪的事迹，请求依法正刑，却没有听说施行。臣考察任守忠心怀奸诈、欺罔皇上，谄媚奸佞、贪婪无厌，暗中玩弄权柄，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专门制造隐患，挑拨两宫关系，狡诈反复，这些陛下都知道。若不是先帝圣明、皇太后仁慈，社稷就令人忧虑，皇位也难以安定。如今他又盗取库物，曲意求取容纳和媚悦，教唆中宫做不合礼法的事，使陛下陷于不义。这样的罪行如果还不诛杀，刑法又有什么用？按照任守忠的罪恶，他早就应当上奏陈述；只是考虑到陛下刚刚即位，天威尚未振作，希望陛下亲自作出英断，诛杀这个大奸，使内外臣僚无不震动肃敬。如今圣恩宽贷他，已经超过一年，外间都说任守忠因为谄媚奸佞而受到陛下宠遇，比先帝在位时还要优厚。臣身为谏官，不敢闭口沉默。任守忠职掌宫禁，长期专擅威福，如果不及早除掉，恐怕会另生事端。伏望陛下依照臣前次奏章，迅速把任守忠交付有关部门，彻底查治他的罪行，在市朝公开处决，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 司马光又第三次上奏论任守忠说：“臣近来两次上言任守忠奸邪的事迹，请求依法正刑，至今仍没有听说施行。臣迫于忠诚恳切之心，不能自我停止。臣私下看到，任守忠早年以小臣身份侍奉先帝，受到宠幸和〔原文‘防奨防’字样疑有讹误〕，荣耀俸禄都达到极点，天天侍奉左右，却不能用忠言正道对先帝有所补益，专门凭诙谐言语和谄媚奉承，苟且求取欢悦媚态，这是他的第一项罪。总领近侍，受命安排差遣，却轻慢忽视同列，任意决定谁升谁降；依附自己的人就喜爱取悦，违逆自己心意的人就憎恨厌恶；援引亲党，排挤压抑孤寒之士，任性徇私，丝毫不顾忌避让，这是他的第二项罪。他历来所得的俸禄、赏赐也已经不少，但天性贪婪，年老之后更加严重；盗窃官物，收受财货贿赂，金帛珍玩充满私人住宅，宅第产业冠绝京师，聚敛财物的欲望从没有限度，这是他的第三项罪。他结交朋党援助，专擅权力、凭恃势位，放纵自己的胸臆，妄自施行威福；所爱的人即使犯有大罪，也替他掩盖不说；所憎恶的人稍有瑕疵，便搜罗揭发，罗织成罪，使宫禁之内人人侧身而行、屏息不敢出声，对任守忠的畏惧没有超过他的，这是他的第四项罪。濮王去世时，任守忠监督办理葬事，卖弄国家恩典，轻蔑皇族，趁着有丧事，索取并夺取财物，所得已经很多，却始终不满意，于是诬陷长子宗懿不孝，使他受到谴责贬谪，感愤成疾，以至于终身不能洗清自己的冤屈，这是他的第五项罪。” 先帝年事渐高，又没有继承人，深深考虑宗庙和百姓的重大责任，属意于圣明之人，当然不是一天两天了；任守忠却暗中蓄积奸心，阻挠破坏重大防范，极其忌恨国家立长、立贤，想要在仓促之际居中建议，选择一个软弱昏庸懦弱的君主，以求取得巨大私利，像唐朝末年那样成为“定策国老、门生天子”。幸赖先帝聪明，远见卓绝，果断决定而不疑惑；否则太平基业几乎要坠落，这是第六罪。等到陛下已经成为皇子，任守忠内心怀有忧惧，天天在先帝面前制造离间，采取各种办法隔绝内外，使陛下进见应对的机会极少，导致先帝作为陛下的父亲，不能施行父亲的恩爱；陛下作为先帝的儿子，也不能尽到为人子的亲情，这是第七罪。等到先帝驾崩，陛下继承皇位，不幸患病，皇太后暂时共同听政，任守忠乘此机会大肆施展奸谋，窥伺言语，编造事迹，往来反复变脸，进退之间说法不同，使皇太后以文母般的慈爱，也不能免除投杼之疑；使陛下有曾参、闵子骞般的孝行，却立即遭受负恩的诽谤。他挑拨离间两宫，终于造成深重嫌隙；推究他的阴谋，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幸赖皇太后聪明坚定，坚持义理，不为他动摇，否则祸变的兴起，哪里说得完？这是第八罪。” 等到圣体已经安康，皇太后恭敬地归还政权，任守忠不劝导陛下勤勉修行子道，承顺皇太后的容色、顺从她的心意，报答她的盛德，扩大陛下的美好声誉；反而根据时势变化态度，忽然改变冷热亲疏，想要欺骗性地输纳新的忠诚，以巧妙掩饰过去的罪恶，把过去离间陛下的计策，改成今日离间皇太后的说辞。即使陛下未必听从，皇太后听到这些话，也不能不介意，终日流泪忧郁，以致成病。任守忠只想让两宫彼此反复猜疑，为自己谋求保身，并不顾天下人议论陛下的是非，这是第九罪。皇后正式居位不久，天下都注目期待她的美德，任守忠却擅自替皇后谋划，不向皇太后禀报请示，假传教令，开启祖宗宝藏，擅自取出金珠数万两献给皇后。既取得一时的欢心，又坐享丰厚赏赐，违背婆媳之礼，开启骄奢侈靡的源头，使皇后只承受恶名，而他本人却收取重利。作为臣下而奸邪，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任守忠有这十大罪，都是陛下亲眼所见、众人共同知道的；其余欺骗蒙蔽、作奸犯科、恣意横行的事情还很多，不能尽数说完。他实在是国家的大贼、人民的巨蠹。伏望陛下把任守忠的罪行全部揭露，明白昭示四方，在都市斩首，以惩治奸邪。”}],

译司马光论述内侍差遣的防范时说：“臣前些时候上殿，恭敬地看见陛下宣谕说，内臣的差遣一律交给都知司办理。臣当时已经上奏陈说，认为这样不妥。如今入内内侍省都都知任守忠，倚仗这种权势，背弃公义而营私，奉承他的人就能立即得到升迁，触犯他的人马上遭到排斥贬逐，威福之权全在他手中，于是使宫禁之中畏惧他超过畏惧君主。他的罪恶积累已满，幸亏依赖陛下圣明果断，已经将他斥退。但如果不收回他的威福之权，那么这只是除掉一个任守忠，又生出一个任守忠，最终还是没有益处。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今天以后，除了内臣按常规办理的差遣仍旧令都知司定差外，凡是主管御药院、内东门、龙图阁、天章阁、后苑、化成殿、延福宫等处，以及临时差遣主管宫内外重要事务的人，都请陛下亲自加以选拔任用，交给事务来考验他，观察他的为人；忠诚谨慎而有功的，就加以赏赐提拔；奸邪而不能胜任的，就加以贬退，不必一一查考资序、检寻旧例。这样，谁不会感念恩德、畏惧威严，竭尽忠诚和力量呢？难道只有内臣如此吗？即使外朝臣僚，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治理。” 侍御史吕诲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圣朝承接五代衰败的余绪，祖宗在外平定诸国，所得珠宝堆积如山，全都归入内府。除非国家有大事、赏赐勋劳，从未有过丝毫轻易耗费。这些财物的簿籍收藏严密，即使大臣和掌管财政的人，也不能知道其中的详细实情。由此可以知道祖宗神武英明的谋略是多么深远。先帝节俭用度，天下闻名。然而自至和年间服药以后，府库管理不严，宦官专横放纵，耗用一分，却攫取百倍。朝廷内外听到这些事，没有不痛惜的。臣近来听到外间议论，说内臣任守忠把奉宸库的明珠三万两、黄金一万两献给中宫。任守忠还自行要求酬谢奖赏，并且更加固结恩宠。如果果真如此，陛下难道不应想到祖宗艰难积蓄这些财物的本意吗？何况在服丧期间玩好奢靡，有害而无益。这样的议论，实在玷污中宫的盛德，也足以看出宦官狡猾奸恶的计谋已经暴露，为众人所不能容忍。假使小人得逞，窥伺陛下的间隙，动辄以容貌言辞取悦陛下，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臣希望今后奉宸诸库谨慎管理出入，不让小人窥探，以备国家缓急之需，来救济大事。惟愿圣明留意。” 神宗即位后，御史中丞司马光论述御药院王中正，请求全部罢除寄资、令其补任外官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见，陛下前些时候把寄资的内臣高居简等全部罢除，令其补任外官，朝廷内外都欣然称颂圣德。不久听说又留下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并任命王中正主管御药院，众人颇感失望。臣私下认为，祖宗的本意是：御药院这一职务最为亲近机密，凡官至供奉官以上的内臣，往往都命令他们罢去，这是为了防微杜渐，为万世子孙留下谋略，忧虑深远，确实是古代帝王都不能相比、子孙应当谨慎遵守而不可丧失的制度。近年以后，左右近臣眷恋权势，又贪图俸禄官位，于是请求暗中办理资序，预先支取俸给，名叫寄支，用来欺骗外人，这难道是祖宗的本意吗？如今陛下想振举纲纪、焕然一新地治理国家，就一定应当革除长期积弊，完全遵循正法。法令好比堤防，平常应当保持完整坚固，才能没有忧患；一旦有蚂蚁洞穴使它渗漏，就会逐渐溃败，无法再挽救。近习之臣早晚侍奉在身边，借机请求恩宠，没有穷尽；如果不用祖宗的旧法来约束他们，恐怕陛下以后也会厌恶他们。何况王中正平素就以奸猾著称，很喜欢招揽权力，如今让他担任这样的要职，这是又生出一个高居简。” 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依照以前下达的指挥，把寄资者全部罢除，令其补任外官，以成就圣德的美名；另外选择内供奉以下朴实正直、谨慎恭敬的人，让他们主管御药院，以保存祖宗的法度。司马光又论述王中正以及不应当令内臣访察外间事务的奏状说：臣私下听说，陛下喜欢令内臣访察外间事务，并向他们询问群臣的才能和品行。臣愚昧地认为这不合适。陛下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外有提转、牧守，都是陛下的腹心、耳目和股肱之臣。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精心选择其人，使他们各自履行职责：荐举贤能，纠察弹劾奸邪，评论政事得失，陈述民间利害，都令他们写在奏牍中，明白启奏陈说。那些尸禄偷安以及怀有欺诈之心的人，小的就治罪贬黜，大的就诛杀流窜，谁敢不秉公竭诚来承受陛下的美德呢？这样，天下的事情就如同全在一堂之上，陛下还忧虑不能知道吗？如今如果把自己深藏在九重宫禁之内，向近习之臣询问，采纳道听途说的话，接受曲身附耳的奏言，不查验虚实就施行赏罚，臣恐怕奸邪之人便能任意施展自己的爱憎，而陛下反要替他们承担讥讽和诽谤。近来听说王中正被差遣到陕西主管公事，知泾州刘涣等人曲意加以谄媚奉承，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背了他的意旨，不久刘涣等人就升迁，吴舜臣被降职贬黜，众人都说是王中正所为。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就是王中正玩弄权力，已经有事实验证了。” 如今陛下又把他放在身边，委以腹心之任，臣恐怕天下人将会畏惧得两脚相接、前后相随，抬着金银、捧着璧玉去奉承他。外间又有议论说，山陵礼仪结束后，韩琦一定会请求退职，两府应当有人迁任。臣私下担心，两制以上的官员中，万一有不知羞耻的人，暗中结交这类人以求进用。尧那样聪明，尚且向四岳询问，等众人意见都相同以后才任用人，仍然错用了鲧，何况可以只凭近习之人的一面之词来决定吗？凡是公正忠诚、正直的士人，一定不肯借助左右近臣的声誉来求得自我推销。齐威王之所以赏赐即墨大夫而烹杀阿大夫，正是这个道理。过去汉、唐衰败时，宦官之所以败坏纲纪、倾覆国家，都是因为君主同他们在帷幄中谋议，决定群臣的进退。这正是国家治乱安危的根本，不可不察。臣恭敬地希望圣上详尽思考臣的话，凡是想知道天下的事情，应当询问外朝臣僚。王中正不可令其主管御药院；如果有奸佞之臣预先设下机谋，经营两府职位，也一定不可任用。这样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译司马光又论述高居简的奏状说：“臣听古人说过：‘堂上如果不清除污秽，郊外的草木就不能茂盛；不能治理身边的事，就无暇顾及远方。’臣私下看见，主管御药院的高居简，天性奸邪反复，善于进谗、谄媚奉承，长期居于近侍职位，罪恶很多。臣谨按祖宗旧制，主管御药院的官员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就必须出任外官。这是因为任职日久、官资渐高，便要防止他凭借君王威势，暗中玩弄权柄；远远鉴戒汉、唐的祸患，深深为子孙后代考虑，所以如此。陛下即位之初，内臣因覃恩升官的，全都补任外职，唯独留下御药院四人，天下首先就以这一件事讥讽陛下的过失。何况高居简在众人中最为狡猾，而陛下特意加以宠信，待他如同腹心，朝廷内外都指指点点，极大地玷污了圣德。臣的职责在于纠察过失，不敢不说。臣恭敬地希望圣上遵守祖宗的法典，凡主管御药院的官员官至崇班以上，都授予外任差遣；高居简请远远地加以窜逐，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 司马光又论述高居简的奏状说：“臣近来曾上奏说，主管御药院的高居简善于进谗、谄媚奉承，请求远远窜逐他，但还没有施行。过去周公以《立政》告诫成王，连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以及百司庶府，也都要选择合适的人。穆王命伯冏担任太仆，伯冏正告诫说：‘从前文王、武王在位时，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之人。’又说：‘选择你的属官，不要任用花言巧语、表情逢迎、善于趋避和侧身献媚的人，要任用吉善之士。’仆臣正直，他的君主就能正直；仆臣邪僻，他的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自古圣帝明王，即使是身边的小臣，也从来没有不谨慎选择端正善良的人，来防止自己产生放纵享乐之心。何况陛下继承宝命，圣德焕然一新，善恶兴衰将在此处分开。如果让高居简这样的奸佞之人早晚常在左右，又加以宠信，这就是日后祸乱的根源，是腹心之患。臣的职责在于除去邪恶，不敢不再三上奏。臣恭敬地希望圣明依照祖宗旧制，凡主管御药院、官至崇班以上的人，都令其出任外官；高居简仍请远远窜逐。” 司马光又说：“臣昨天前往上殿，曾说主管御药院的高居简自先帝时就暗中玩弄权柄，陛下又宠信他，成为圣德的大累，请求治他的罪。陛下答应让臣把奏章送枢密院施行，但至今没有听到指挥。不知高居简用什么办法结交陛下，竟能得到如此深厚的信任？高居简所能做的不过是进谗和谄媚。谄媚之人不过是花言巧语、矫饰容貌，迎合君主的意旨，满足君主的欲望，以此谋求自己的权势，使君主沉溺于荒淫宴乐而自己还不知道。进谗之人不过是离间君臣和骨肉，迷惑君主的心，以巩固自己的恩宠，使君主陷于倾覆危亡而自己还不觉悟。有这两种情形，不可不察。假使陛下即位多年，功业已经成就，而有谗佞之臣开始玩弄权力，天下有见识的人尚且应当寒心。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这必定是祸乱的阶梯。何况如今陛下刚刚继承大统，正是应当锐意精心求治的时候，却突然把高居简留在左右，仍加以宠信，根基已经牢固，那么日后的忧患怎么说得尽呢？这就是臣不顾死亡也一定要竭力争辩的原因。”有人听说陛下想等高居简自己请求退职，然后再把他遣走。臣实在愚昧，不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国家的大臣，年高有德，平素声望很高，一旦偶然犯了小过失，外人还不知道，陛下务必顾全他的始终，让他自行退去，以保全他的名声，这样做还可以。至于怀有奸心、作恶害人的人，尚且应当公开依照刑法治罪。何况高居简只是宫闱中的小臣，罪恶积累已多，本应在市朝公开处死，向四方宣示，以警戒奸邪之人，难道还值得替他隐瞒吗？况且高居简奸邪的名声远近传播，陛下今天即使替他隐瞒，天下人的耳目难道能够遮蔽吗？高居简之所以能够作恶，是因为他把自己依托于宫禁，好比狐狸老鼠依凭城墙和土地神；他只怕离开左右，哪里肯自己陈说请求退职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把群臣前后所陈述的高居简罪状全部公布出来，送高居简到主管司法的官署，明确治他的罪，以彰显至公之道。” 知谏院杨绘论述不应当差遣王中正等人到外地主管事务的奏状说：臣谨按《春秋》，君主即位的第一年改称元年，是希望在开始时就做得善；改一个月称为正月，是希望在开始时就走上正道。臣恭敬地思考，陛下刚刚登临大宝，重新颁布重大政令，天下百姓侧耳拭目，等待观察圣明的功业，这正是所谓在开始时做善、在开始时走正道的时候。凡是一切施政措施，怎么可以不谨慎呢？近来听说差遣主管御药院的王中正前往陕西办事，接着又差遣主管御药院的李舜举接替前往，不久又差遣押班王昭明接替前往。御药院押班是最为亲近的职位，自祖宗以来很少差遣出外。外地官吏如果只是奉承皇上所亲近的人，不仅会扰害百姓，也会使人十分惊骇。如今竟在十天之内，差遣御药院二人、押班一人接连出行。陛下是把这些人当作腹心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馆阁、台省的臣僚，都是朝廷培养以备任用的人，难道没有一个可以作为腹心，非要使用这些人吗？臣近来又听说冬至节假日，百官大多沿袭旧例游相国寺，听说有小黄门跟随在后抄录姓名。臣不知道这是陛下把他们当作耳目而让他们这样做的吗？” 还是这些人自己想要用这种办法向皇上献媚呢？如果是陛下让他们这样做的，那就不是前面垂下的旒帘遮蔽视线、君主不窥探臣下私事的意思了；如果是他们自己向上献媚，那么蒙蔽陛下的聪明，其后果哪里能够估量呢？臣深切地想到，陛下的作为本来是想超过尧舜，却反而没有鉴戒汉、唐末年的教训，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恳请把腹心、耳目的职责交给当世贤能之人，不要让宦官的权力从此逐渐强盛；这才是在开始时做善、在开始时走正的方法。” 熙宁元年，右正言孙觉请求确定内臣人数，规定年未满四十岁不得进入各宫门的奏状说：“臣听到传闻，近日处理内臣白茂先之事，按照白茂先所犯的罪，本应属于诛杀之列；陛下宽免他不死，圣恩十分深厚。然而内臣出入宫闱，应当有所防范限制。臣听说先帝时后宫十分严肃，内臣出入时都互相告诫警戒，惊惧恭敬而不敢放肆。仁宗朝，入内内臣也曾限制年龄，年未满四十岁的人不得进入各宫门。臣认为应当借此事确定内臣员额，仍以年龄作为限制，并且隔一段时间就重新由他人保任。除非是传达诏令的内臣，其余一律减少裁损。宫省之内不可以不清肃，防微杜渐也应当趁事情尚未发生时实行。”

译熙宁九年，侍御史周尹等论述遣派李宪处理边事的奏状说：“臣等恭敬地看见，朝廷因为熙河路的鬼章成为边患，遣内侍省押班李宪前往，并以‘秦凤熙河路计议措置边事司’为名。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李宪虽然名义上是计议措置边事，但军前诸将都受李宪节制，他实际上就是大帅。然而自《诗》《书》以来，直到秦、汉、魏、晋、周、隋，上下数千年间，从未听说任用宦官做将帅，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形势上有不便之处。有功劳，他就会倚仗功劳而骄横放纵，欺凌公卿，还有什么可忌惮的；没有功劳，就会挫伤国威，成为四夷的笑柄，这不是小事。唐朝自睿宗以前，从未把将帅之任交给宦官。到了明皇太平日久，志向很大、行事奢侈，渐渐把事务委托给近习之臣。安南蛮族首领梅椒鸾反叛，杨思勉请求出征，明皇于是答应了他，但仍以宗楚客为大都护。到覃行章扰乱黔中，才开始任杨思勉为招讨使。杨思勉虽然有擒灭敌人的功劳，但唐朝的祸根从此萌发。代宗任用鱼朝恩，抵御史思明、讨伐仆固玚时，鱼朝恩倚仗功劳擅自发号施令，几乎危及社稷。后来依靠元载将他除掉，令人寒心了好几个月。” 又任用程元振担任元帅行军司马，他的权势震动天下，功勋旧臣全都被斥逐。等到敌人入侵内地，调集天下军队，却没有一辆敌军车轮进入关内，这些都是此前任用宦官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到宪宗时，王承宗叛乱，任吐突承璀为行营招讨处置使。谏官李佣、许孟容、吕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人在延英殿一同进谏，说古来没有宦官担任大帅，恐怕成为四方的笑柄，于是改任他为招讨宣慰使。但吐突承璀最终因无功、轻率谋划、损耗赋税而获罪。后世一些人又接连沿袭他的旧迹，唐朝由此产生的祸患多得说不尽。这一祸患的源头，大概就是从开元年间开始的。如今陛下更改各项制度，未尝不是以先王为法，却忽然下诏任命宦官为统帅，士大夫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凭陛下的仁厚圣明和神武之才，即使有一百个李宪，臣等也知道他不能有所作为。然而陛下难道不能长远思考、为万世打算吗？如果后世沿袭旧迹，习惯成自然，任用宦官长期掌握兵权，那么天下的祸患又将多得说不尽。陛下难道忍心沿袭开元旧迹，而忘记天下的祸患吗？如今即使人才不足，但文武之士遍布朝廷内外，难道没有一个人可以担任陛下的边事吗？” 李宪出入宫禁，接承国家的宠荣，诏令下达的那天，大臣不敢说话，小臣不敢议论。臣等身为暂代御史府职务的人，以进言为职责，所以敢于把自己的狂妄愚见全部说出来。周尹等又论述遣派李宪的奏状说：“臣等在十九日上奏，认为任用李宪专门处理熙河事务不合适，请求停止已经形成的任命，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施行。臣等反复思考，古代宦官不过主管宫内事务；即使汉、唐初年，也没有听说让他们担任外间政事。到后世才把政务和兵权交给受宠的私人，而汉、唐也从此衰败。陛下议论政事、制定法令，远取法于三代，认为汉、唐的盛世都不值得效法，难道却肯安然沿袭已经败坏的旧法，重新执行已经下达的任命吗？臣等充任御史府官员，始终不能心安。只是宦官柔媚逢迎，缺乏深远长久的谋虑。左右近习善于趋奉，迎合君主的嗜好；对陛下来说，既然屡次把宠信赐给李宪，那么同类之人没有不畏惧、趋向并服从他的；他的气势也会日益骄纵，李宪的功劳越高，赏赐就不得不继续增加。等到他势盛之后再加以抑制，他心中一定不会满足。凭借柔媚的本性，日日习惯于势势扩大，又怀着永不满足的心，得到一批信任他、趋向他、服从他的人，在宫中侍奉陛下，这是不可不警戒的。臣等知道陛下圣明睿智、神武有为，把李宪当作犬马来使用，用羁绁、衔勒控制他，必然不会有他狂奔踢踏的忧患；臣等的担心或许过分。然而反复思考，自古以来从未有把兵权交给宦官而不发生祸乱的。” 天下的事情，如果在开始时忽视它，那么到了最后必定会造成祸害。陛下把一方的事务交给李宪，后来执此作为先例，那么兵权必定会归到宦官手中。陛下让薛昌朝听命于李宪，众人习以为常，那么士大夫必定会受到摧折。这是必然的后果。惟愿陛下深思。因此臣等认为，鬼章之患小，任用李宪的祸患大；李宪办不成事情，祸患还小；如果办成了，祸患反而更大。从前汉、唐以及艺祖，都是凭借兵力平定天下。当时中原分裂成八九个世代，正缺乏人才，又不知学习，而祖宗在战乱纷扰之中奋起，之所以能够安定天下，也完全依靠众多士人，从未听说有这类宦官参与其中。如今果庄不过是像狗盗鼠窃一样的小贼，并不是足以使国家畏惧的敌国。祖宗恩德庇护已经很久，陛下造就人才盛多，也不是没有可以任用的忠臣。陛下为什么看重李宪，却忽视天下士人，懈怠功臣之心，给后世留下祸患呢？陛下的神明深奥，不是群臣所能窥测；然而臣等对此事日夜熟思，已经十分确定而没有疑惑。陛下在心中谋划一时之事，臣等是和众人一起谋划；陛下想权宜解决一时问题，臣等却是为万世考虑。惟愿陛下稍稍委屈自己的意旨，听取采纳臣等的意见，早日下达指挥，停止并废罢此任，以安定众议。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论述遣派李宪处理边事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见，诏令任命内侍省押班李宪充任秦凤路计议措置边事之职，该路的将领都要接受李宪的约束。臣等恭敬地看见，艺祖朝时，宦官不过是供给使令；太宗只让他们穿黄衫，在禁中供职。当时四方可以说事务很多，却没有因为任用不称职的人才而使天下士民不服从，反而凭此兴建大统，传之后世。到了唐朝晚期，才任命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使，侍从官不断上奏议论。宪宗屈从天下人的议论而任用了他，最终还是因无功而罢职。一个地方有警报，本来只需动用一路力量来平定一路的祸患，以天下之力处理一处小警，这是最容易的，因为道理顺当。道理顺当，即使相隔很远也没有不服从的；道理理亏，即使近在眼前也不会服从。熙州的小规模警事，大的不过是觊觎朝廷的爵禄和岁时赏赐，小的不过是想要劫掠本界的仓廪、牛马。何况镇守边疆的臣僚，聚集的是一路的勇力，运用的是一路的智谋。他们早晚磨炼自己，想要捐弃性命来承受陛下的恩德，却要让他们屏住气息，顺从宦官的指令吗？臣等又听到古语说：‘事情在哪里发生，义理也就在事情本身。’

译如今即使委婉附会，改用‘计议措置’的名目，实际上却使一路将领都听从他的指挥，这就是在行使招讨、经略的职权，想用厚重的虚名来欺骗议论的人，怎么可能做到呢？何况天下如此广大，士民如此众多，难道没有一个像李宪这样的人，非要一定任用他不可吗？为什么要向天下显示朝廷没有人才呢？臣恭敬地希望朝廷鉴戒艺祖、太宗裁抑宦官的做法，事情成效已经如此；再想到唐宪宗尊崇任用宦官，最终没有成功的结果又是那样。应当明确什么人适合授予什么职务，使任用与职权相称，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承禧又论述遣派李宪处理边事的奏状说：“臣近来上奏极力论列，认为李宪不应充任秦凤路计议措置边事，已经把臣微小愚见全部陈述。陛下宽赦臣狂妄浅陋的言论，开怀听纳，到现在却还没有得到停止罢免的指挥。臣自知才智谋略愚昧低下，言辞又拙于表达，不足以改变陛下的深思熟虑。但这件事关系国家体制和轻重，影响后世训诫，不可以就此停止。臣言语直率而辞藻拙劣，不能充分表达意思；李宪却机敏善辩，能够迎合陛下的心意。臣进见时陈述意见，有时连事情的万分之一都不能说尽；李宪却早晚都能侍奉圣颜，详细反复地巧言游说。臣孤立无援，没有蝼蚁般微小的助力；李宪则内外之人都观望着称赞他，以为他有才能，双方势力极不相当，但臣仍独自冒着万死，像这样恳切地违拂陛下的意旨，难道是为臣自身打算吗？臣反复想到祖宗基业来之艰难，又承蒙陛下识拔、奖赏和怜悯，使臣能够尽情进言，因此不忍沉默，和众人一样保持缄默。惟愿陛下留心并仔细思考。” 承禧又论述遣派李宪处理边事的第三道奏状说：臣自从听到诏令任命内侍省押班李宪充任秦凤、熙河计议措置边事，已经两次上奏论列，却没有奉到圣旨指挥。臣私下认为，陛下通晓古今，明白治国之体，并非不知道宦官出任外职会危害政事、把兵权交给宦官会给后世留下坏榜样；却一定要任用他，难道不是因为他便利敏捷、能适合办理诏令吗？难道不是因为他反应迅速、善于应对吗？难道不是因为他曾在熙河经历过军伍吗？这大概是圣意勤勉不懈，果断想要任用他，想救济百姓一时的祸患，却忘记了长远的忧虑。臣因此仰慕陛下把心意放在一时功业上。然而便利敏捷看似才能，口齿快捷看似智慧，又曾经历军伍，陛下一定认为他能够立功。臣请求说明便利快捷对于政事的危害：宦官出任外职，往往只求把事情办成，却不衡量事情的深浅，一概把束缚下属当作能干。既然处在两路经略使之间，就一定会凭借陛下的威势，使两路经略使不敢议论此事可不可行。即使事情有不便之处，也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敢说，即使对边防有害，陛下也没有渠道听到。臣再请求说明口齿快捷对事务的危害：陛下深居法宫之中，群臣按时进见；而李宪因为亲近侍奉陛下，说话亲近没有人比得上他，每天侍奉左右也没有人比得上他，因此本来就很容易得到信任。” 而且他还曾经在熙河任职，天性聪慧机巧，一定能够用办法迎合陛下的心意。他所说的边防事务有害之处，陛下即使圣明，难道都能知道吗？李宪在熙河被说成有功，难道是李宪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吗？上面有大帅，下面有偏将副将，熙河的军吏因为陛下派遣亲信出任，凡有功劳必定推让给李宪；他们即使没有功劳，又哪里敢议论李宪并报告给皇上呢？所以李宪能够不断积累功劳达到今天的地位，难道真是他一个人必定能够做到的吗？陛下圣明，必定能够看清这些，却还不肯立即改任，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臣有一句话，希望陛下稍稍垂意思考，反复审察。陛下如今命令各路的帅臣、都总管和副总管，认为他们可以承担边防事务；现今所差遣的将官正副已有七十多人，认为他们可以统率将领。至于小郡和各处堡寨，以才干武勇闻名的人更是数不胜数，稍有事务，难道没有一个可以任用吗？如今竟任用宦官作为专任统帅，统辖两路，虽然名义上说是计议，又带有措置的名目，但四夷听到这件事，难道不会轻视中原吗？何况现在秦凤、熙河两路已经困弊，平常俸禄尚且难以供给，又要供养一两千名指挥的士兵；果庄听说已经暗中逃走了。臣恐怕李宪考虑到没有功劳，又另外制造边事，以求侥幸获利。希望陛下特别收回成命，重新发出恩德之音，以安慰朝廷内外，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如今凡是能够侍奉在陛下左右的人，都有办法顺承陛下的意旨，只有臣独自仰面违拂陛下的意旨，难道是臣所愿意的吗？惟愿陛下思考。冒犯陛下的威严，臣实在万死难赎。熙宁十年，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上奏说：“臣从前论说不应当把兵权交给宦官，陛下认为臣说得不对。等到李宪出兵，果然擒获鬼章，洮河以西于是平安无事，臣的言论便显得不对了。臣的言论并不是认为李宪不足以成功，所担心的也不在李宪本人，所以臣的话即使因疑虑而显得不对，臣仍然相信它是正确的。天下的事情，本来有因时势需要而施行的，但其中的大原则，也不能一概而论。如今拿《周官》来看，考察其中的数目，大概还不到一百人，他们所掌管的事务也大致可以看见。与今天相比，他们的人数多少、职权轻重，怎么样呢？古代是因为百姓有这类疾病，所以选择人员来任用，并不是为了使令方便，就用刑徒来担任官职。那些人中并非没有聪明贤智之才，却无故使他们成为刑徒，使他们自身被废弃、同类被断绝，甚至超过千百人，这不是先王以仁爱待人的道理。古人不过让宦官掌管酒浆、醯醢、司服、守祧等事，其他事务都不让他们参与。如今却把一路的权力交给他们，这不是先王以义理处理事务的本意。李宪曾惩治薛昌朝，薛昌朝不服，李宪咬牙握腕，认为自己被腐儒出卖，从此不再顾念士人。张茂则凭借河东事务与人抗衡、故意作威，属官很少能见到他的面；即使达官大吏也低头不敢同他抗争，而奸诈之人又渐渐前来依附，以求万一的侥幸利益。”

译陛下由此来看，如果让宦官拥有可以轻视士人的势力，他们的心态会怎样？况且朝廷近年来的战事，最使陛下忧虑的是洮西、闽蜀，最受议论牵连的是濬川之役，今天的战事中最大的是洮河之役。这几件事都落在宦官手中，难道陛下所爱护、所尊宠的士大夫中，竟没有一个可以委托任用的人吗？而且这些人起初并不是没有敏捷强健、精明勇悍、可以使用的力量；但一旦稍稍被任用掌事，就会窥伺权势、玩弄权柄，借机践踏士大夫。《诗经》说：‘商朝灭亡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陛下试着考察汉、唐以来宦官的事情，也足以知道这一点。自古君主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没有看见宦官的危害，就认为士大夫的言论不值得相信，也不肯听从；等到祸乱一齐发生，国家根本和枝末都颠沛流离，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才后悔。自古至今，这样的事不止一两次。惟愿陛下为宗庙社稷考虑，臣就不胜庆幸了。”哲宗元祐五年，御史中丞梁焘论述陈衍访察外间事务的奏状说：“臣听到传闻，近臣陈衍访察外间事务，秘密向两宫奏报。陈衍近来很喜欢自我标榜，轻慢戏弄同僚，气势傲慢而不谦逊。臣认为两宫圣明，辅佐陛下施政，有宰执评论政事得失，有台谏和百司各自恪守职责，循名责实，那么事务就不会废弛。” 怎么可以让宦官这种卑贱的奴仆在上面玷污陛下的聪明呢？如果这个人的话可以相信，就会损伤圣德；这种风气逐渐发展下去，是不可容忍的。元祐八年十一月，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论述宦官的札子说：“臣听说《尚书》说：‘与治世同道，祸患就不会兴起；与乱世做同样的事，祸患就没有不发生的。’汉朝拥有天下四百年，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到它们灭亡时，都是由于宦官。相隔五百多年，却像沿着同一条轨道，正是因为与祸乱做同样的事，所以没有不灭亡的。汉朝自元帝任用石显、把政事交给他，杀害萧望之、周堪，废黜刘向等人之后，汉朝的基业就从元帝时开始败坏。东汉邓太后临朝时，宦官掌权，手中握有封爵之权，口中掌握皇帝的诏命。顺帝以后，五侯专擅朝政；桓帝、灵帝时，十常侍独揽天下，他们的子弟亲党剥削百姓，毒害流布四海。依附他们的人宠幸及于三族，违逆他们的人诛灭及于五宗。大规模制造党人狱案，杀戮天下名士，于是黄巾贼兴起，朝廷内外崩溃离散。后来袁绍诛杀宦官，献帝流离奔波，困苦饥饿，曹操便借此篡夺汉室。到唐朝，自明皇让高力士审阅裁决章奏，宦官才开始强盛。李林甫、杨国忠等人都凭借高力士而进用。唐朝灭亡的祸根，建立在开元年间。肃宗任用李辅国，晚年卧病，李辅国带兵把明皇劫持迁到西内，杀死张皇后和二王。” 明皇因忧虑而死，肃宗因惊骇而亡；贵为天子，却上不能保全父亲，中不能保全自身，下不能保全妻子儿女，只是由于任用了一个李辅国。代宗任用程元振，功臣害怕受到谗言，吐蕃入侵，京师迁徙到陕州。德宗任用宦官分领神策禁军，后来天子由宦官拥立，唐室最终也因此灭亡。宪宗服用金丹，性情躁怒，被陈弘志弑杀。敬宗被刘克明弑杀。文宗想讨伐弑杀宪宗的贼人，谋划泄露，仇士良杀死四位宰相和朝臣，灭其宗族，流血成渠，朝廷官员几乎被杀空。文宗忧愤而死。武宗以后，皇帝都由宦官拥立。僖宗称田令孜为父，天下大乱，黄巢贼起，皇帝流离到蜀地，又到兴元。杨复恭自称‘定策国老’，称昭宗为‘负心门生’。宦官刘季述等把昭宗废黜在东内，韩全诲等又劫持昭宗到凤翔。后来崔胤诛杀宦官，朱全忠劫持昭宗迁徙，最终杀死昭宗，借此篡夺唐朝。看看汉、唐亡国的祸患，惨酷到了这种地步，后世君主难道可以不把它作为刻骨铭心的戒鉴吗？太宗时，王继恩有平定蜀地的功劳，中书省想任命他为宣徽使，太宗说：‘我读前代书史，不想让宦官参与政事；宣徽使正是宦官参与执政的开始。’ 宰相恳切地说王继恩有大功，不这样就不足以作为奖赏。太宗严厉责备宰相等人，于是命学士另立‘宣政使’的名目，把这个职位授给王继恩。平民韩拱辰到检院上言，说王继恩功劳大而赏赐薄。太宗大怒，认为韩拱辰以妖言迷惑众人，杖打脊背、脸上刺字，发配流放到崖州。太宗可以说深深鉴戒前代，堵塞了祸乱的源头。英宗服药时，任守忠往来于两宫之间挑拨离间，导致慈圣太后与英宗互不和悦。言官弹劾上奏他的罪行，任守忠被贬到蕲州安置，并把他的党羽全部驱逐。此后慈圣太后与英宗母子关系恢复如初，宫省清肃。熙宁、元丰年间，内臣中李宪、王中正、宋用臣三人最为突出。李宪统领熙河军队，兼领三路；王中正统领河东军队，兼领四路。他们的权势震动朝廷内外，陕西以西的人不敢直说李宪的名字。王中正口头传达敕令募兵，州郡不敢违抗。军队因此冻饿、奔溃、死亡最为严重。李宪陈述再次出兵的策略，以诱骗西夏贼军，导致永乐城陷没。在熙河擅自比拟僭越、违法行事；宋用臣大兴土木工程，没有停止的时候，又防范舟船、设置堆垛，操控市井的利益，夺取小民的衣食，专门从事刻剥，为国家聚集怨恨。” 这三个人，即使加以诛杀，也不足以向万民谢罪。朝廷只是从宽处理，酌量加以废黜，只有李宪独自死去，王中正、宋用臣还活着。陛下近来召回内臣十人，后来又召回几人，而李宪、王中正的儿子也在其中。又任命押班二人、带御器械一人，朝廷内外没有不惊骇愕然的。不久听说二人因执政大臣说他们有过失，先罢免三人，命舍人撰写词头；而且随后仓促发来指挥，首先违背了旧例。既然李宪、王中正的儿子已经得以入内侍奉，那么王中正、宋用臣也将被重新任用，人心不能不忧虑。因此臣才敢极力进言。陛下与太皇太后共同听政之初，对外驱逐蔡确、章惇、吕惠卿等人以及群小，所以朝廷清肃；对内驱逐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等人以及群小，所以宫禁清肃。内外都没有凶恶之人，因此天下安定。臣遍观近古，内外清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祖宗的法度是用来维持后世的，不可以轻易改变。陛下为什么反而先自行毁坏它呢？陛下之所以享有面南而王的尊位，保有已经成就的基业，四方万里奔走听命，是因为朝廷公正，天下心悦诚服。”

译陛下为什么不谨慎遵守法度规矩，增加修养德政，使德业超过垂帘听政之时，然后不失天下人的期望呢？如今还没有进用一位贤人、施行一件善政，却先这样骤然大量任用宦官，四方听到后，一定会认为政令出自宫禁，再没有纲纪，像衰乱末世一样，难道不会大大失去人心吗？人心一旦失去，想重新收回就非常困难。陛下如果做一两件事情，使朝廷内外欣悦服从，四方震动，那么日后施政就会有顺流而下的容易，因为人心已经先行信服。若做一两件事情，使朝廷内外忧虑疑惑，四方离心离德，那么日后即使有美好的意图，人们事先已经不再相信，哪里能够立即心悦诚服呢？像这样却希望德业光大、声誉隆盛，臣实在无法理解。如今宦官不过是陛下左右供职、听候使令的人，臣虽然十分愚昧，也知道他们尚未做出危害政事的事情。然而想要治理外朝，必定先治理内廷；想要治理远方，必定先治理近处。因此明君谨慎选择左右近臣和壬人，尧、舜对此都很畏惧，孔子也主张远离佞人，恐怕他们造成损害而君主自己还没有察觉。过去唐朝时，仇士良教导他的党羽说：‘不能让天子有闲暇，应当经常用奢靡之物娱乐他的耳目，使这些事情日新月盛，让他没有空闲再顾及其他事务，这样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意图。’ 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儒生；他一旦看到前代兴亡，必然知道忧惧，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会被疏远排斥了。」士良正是凭借这番话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宠幸，所以能够专横恣肆二十多年。汉、唐的事情，今日当然不应再发生。先帝天资英明睿智，圣学高深明达，可以说是世所罕见的君主；可是内外都被小人误导，外面兴兵用师，里面大兴劳役，先帝从未享受到太平的快乐，最终因忧劳勤政而损折寿命。凡是不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群小所为，却让先帝承受天下的毁谤，臣对此常常痛心，所以不愿陛下再次亲近小人，原因就在这里。陛下如果确实能听从臣的话，把这些任命全部追还、罢除；对已经发布但内臣尚未赴任的指挥，另行安排差遣；已经赴任的，则重新授予外官，那么朝廷内外的人都会称颂圣德，万众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是最美善的举措，这样才可以解除众人的疑惑，洗清天下对陛下的毁谤。这件事就像翻手一样容易，为什么有困难却不去做呢？自从听说近来两次指挥以后，外间议论汹汹，都说大臣不能据理争辩，使陛下陷于过分的举动；台谏之臣又都畏惧宦官，不敢说一句话，只怕陛下还不知道罢了。倘若让陛下知道，必定不会这样做。臣侍奉经筵八年，日日盼望，年年盼望，希望陛下成为有美德的君主，只怕有丝毫过失，所以不避触犯圣意，多次进献恳切苦口之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陛下每每防备臣的直言，知道臣愚昧而正直；臣也不顾自身力量微薄，私下把进言纳谏当作自己的责任。如今这件事实际上关系到朝政的治乱兴衰和人心的去留，臣按臣子的义务，与国家共同承担休戚荣辱，不忍默默坐视，敢冒万死献上忠言，只请陛下裁察。《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近习 宋徽宗时，陈次升弹劾裴彦臣的奏疏说：「臣私下认为，臣子憎恶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何况身居言官之责，怎么能够默不作声呢？臣听说本月十三日，御药阎守懃在御前呈进文字，内臣裴彦臣竟对君上伸手敲打阎守懃的幞头，高声说道：『不要错斩人，不要错斩人。』这显然是不敬，没有人臣之礼，罪不可赦，怎么可以置之不问？陛下即使不把自身安危放在心上，又把社稷怎么办？把天下怎么办？把公议怎么办？从前汉、唐之间，宦官掌握国柄、控制国命，开始于凌辱轻慢，最后发展到跋扈而无法控制。今日裴彦臣悖逆强横到这种地步，难道可以忽视而不考虑日后的祸患吗？伏望圣上慈悲，特降睿断，明正典刑，以此作为宫禁中的警戒。」次升又上奏说：「臣看见本台于本月十四日，根据御药阎守懃的状文，奏论内臣裴彦臣对君上高声说话等事，已经具文申奏，请求彻底查办，但还没有听说施行。臣私下认为，宫殿之中理应恭敬肃静，胆敢发出声音传到御所，法律都不能容忍，何况对君上高声发怒而没有人臣之礼呢？君主的尊贵，好比高高的厅堂，高了就难以攀登，低了就容易被凌辱。裴彦臣如果确如阎守懃所陈述的那样，在陛下面前显然属于不敬，并有凌上的意图。如果不明正典刑来惩罚他的恶行，他就会更加无所畏惧，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呢？《易经》说：『踩到初生的霜，坚冰就要到来。』说的是祸患逐渐形成。《诗经》说：『起初只是小小的桃虫，后来却变成能高飞的鸟。』说的是事情往往从极其微小处开始。倘若不加防范，等到祸患形成，最终就会发展到无法控制。陛下应以古人的话作为警戒，以社稷的重大责任为念，在恶念尚未萌发时除去它，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不要任其滋长蔓延到难以收拾，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伏望圣上慈悲，特降阎守懃的状词，交付有关官司查考事实虚实，依情由施行。」 次升论奏刘瑗的奏疏说：臣听说陛下在潜邸时，察知都门亲事官有功劳，于是援引旧例，上奏请求留用并占用其差役。这本是小事，没有越分或难以施行的道理，也不会干扰朝廷；但管勾官刘瑗恼怒这项恩典不是出自自己，竟诬奏说是都监使臣所为，并请求将其置于罪中。又因朝廷严定宗室门禁令，限制都监出入，刘瑗竟在府第张贴榜文，锁闭中门，过分地加强防守。若是疏薄哲宗对亲友的恩典，把万乘之尊看得很重，却把同母弟弟视若无物，按说刘瑗不过是本府的管勾官，却牵连一府之人侍奉陛下，反而敢挟持命令、作威作福。若疏远陛下亲近之人，任性悖逆，以此比较他所侍奉的对象，路人听到这件事，也没有不握腕愤懑的。等到陛下承受天命，入宫奉祀鬼神和宗庙，刘瑗本应知道自己的罪过，恐惧退避，竟还敢安然自若、毫无忌惮，掌握重要事务，接受恩赏任用，徘徊在陛下身边。即使陛下具有天地般宽厚的德量，容忍他而不杀，又把社稷怎么办？把公议怎么办？从前晋文公还是公子时，经过曹、卫、郑三国，三国国君都没有以礼相待。后来文公已经入主中原诸侯盟会，讨伐曹国和卫国，《春秋》称许他讨伐无礼之国，却不议论他是在报复旧怨。讨伐而不失刑罚和礼制，以此树立政权，这正是晋文公能够称霸的原因。如今刘瑗凭借从前悖逆强横、凌辱傲慢的行迹，仍然早晚亲近陛下，并掌管方药事务，臣不敢说他没有包藏奸恶之心。臣听见这些事情却不说，使陛下失掉刑政，这是臣最大的耻辱。又听说英宗即位时，并非内侍都知任守忠的本意；后来因循拖延，久久没有斥逐他，他从中百般挑拨离间，几乎造成两宫之间的巨大裂隙。当时谏臣上奏论列，朝廷把任守忠以节度副使的身份安置外地，因此光献太后得以修养慈德，英宗也得以保全孝道。观察刘瑗从前的行迹，陛下即位难道是刘瑗所希望的吗？他既然心怀疑忌，内心不安，怎么能保证他没有别的企图呢？虽然今日圣德巍巍，宫殿清肃，必然没有可以被他利用的裂隙，但是小人的奸险，其用心的危险和谋虑祸患的深远，制造事端不止一种，怎么能不思考祸患而预先防范呢？伏望陛下出于圣心，特意依法惩处刘瑗，以慰藉朝廷内外。次升又奏说：「臣近来弹劾刘瑗在潜邸任管勾官时，诬奏都监向他干请，要求留用都门亲事官，并且锁闭府门、过分防守，显露出凌辱傲慢的行迹，请求依法惩处，但还没有见到施行，只好再次冒渎天听。臣私下认为，陛下圣德深厚美好，出于天性；先前居于潜邸时，对待下属公正，侍奉长上诚信，朝廷内外无不听闻。刘瑗是本府管勾官，知道得尤其详细，却敢于凌辱傲慢，完全不顾上下尊卑的分别。至于上奏请求留用亲事官，是因为他们有功劳，刘瑗恼怒恩典不是出自自己，便诬奏说这是接受都监私下干请、援引例法而奏请，实际上是在欺骗朝廷。刘瑗认为不应留用，于是诬陷所奏之事，以此欺骗朝廷，严重玷污圣德。府门开闭本有时限，刘瑗却在府第张榜，过分加锁，他把陛下当作什么人？刘瑗如此强悍悖逆、不忠于所侍奉的君主，按理应立即诛杀。如今陛下入承大统，他反而受到优厚恩赏，被安置在身边，毫不加以防范。即使陛下宽宏大量，怜悯刘瑗过去曾任宫僚的旧情，不忍加以诛杀，但陛下的恩德如此深厚，对刘瑗有什么亏负？刘瑗辜负陛下的地方却很多，也应当以社稷为念，比较二者孰轻孰重，依据大义决断，不可被私恩牵制。孔子说：『对小事不能忍让，就会造成大乱。』这句话应当作为警戒。还听说刘瑗自己心怀疑惧，多次请求离去；小人的心中一旦产生疑惧，防备祸患的考虑就会无所不至。臣私下担心他另行制造事端；如果不及早依法惩处，就是陛下为了刘瑗而屈损公义、扰乱法令。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准则，天子也不能把它据为私有。从前汉昭帝时的平君，是隆虑公主的儿子，因醉酒杀死公主的傅相，廷尉请求依法论罪，汉武帝说：『我妹妹只有这一个儿子，她把他托付给我。』为此流泪良久，又说：『法令是先帝制定的，我若因为妹妹的缘故而曲解先帝的法律，将来还有什么脸面进入高庙呢？』并且还会辜负万民。平君是皇帝的至亲，皇帝尚且不敢因私情扰乱法律，刘瑗虽是跟随潜邸、拥戴陛下的人，他所受到的恩遇，难道应当超过皇帝的至亲吗？还听说当时另有一名内臣，也同刘瑗一起诬奏都监干请留用亲事官，臣记不得姓名，也请求查勘属实后一并从重黜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