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十七

译臣狂妄放肆、对陛下不恭顺的地方已经很多了，不敢再奢望宽恩，只能俯伏伸长脖颈等待诛杀。苏轼又上书，略分五篇，其中第一篇说：臣听说，有了明确意旨才发言，意旨表达尽了就停止发言，这是天下最切要的言论。有的只用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有的人连续说三天仍不停。一句话能使国家兴盛，不要认为少而再加上一点；连续说三天仍不停，也不要认为多而再删去一句。古代进言的人，表达尽自己的心意，并不追求言辞形式；相信自己所说的道理，也不役使他人来迎合。夏、商、周三代衰败以后，学校废弛，圣人之道不明，但它们仍比后世贤明的原因，是士人还不知道科举的利益。因此战国时期的言语文章虽然不能完全贯通圣人之道，却都卓然近于实用，出自他们心中真正认为正确的意见。自汉代以来，世上的儒者忘掉自己而迎合他人，专门学习应对策问、求取科第的学问；他们的话虽然没有违背圣人，却都泛滥于辞章，不能适用于实际。臣曾认为，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之流，都受到科举功名的牵累，所以言语超过了心意所想，心意又没有完全表达在言语中。如今陛下承受历代君王留下的弊病，处在文辞极盛的时代，却用空洞的言论来选取天下士人，用法度约束他们，再交给有关官司考核。臣愚昧而没有才能，实在担心天下士人不能尽情表达自己，所以曾经深思极虑，把自己想说的话写成二十五篇，题为《略》《别》《断》。虽然其中没有什么值得取用的内容，但臣的一点私心认为，应当从开头开始实行，直到篇末；先说明大略，再辨别事类，然后在最后作出决断，或许可以对当世有所帮助。臣听说天下的治乱都有通常的形势，因此天下虽然混乱，圣人却认为并不难治理，是因为他们有应对的方法。水旱、盗贼、百姓流离，只要安定他们就是了；乱臣割据、天下四分五裂，只要讨伐他们就是了；权臣专制、擅自施威施福，只要诛杀他们就是了；四方夷狄交相侵扰、边境不得安宁，只要抵御驱逐他们就是了。这几种情况，对伤害百姓、蛀蚀国家来说都很深；然而它们造成危害都有具体形状，所以挽救它们也各有方法。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知道祸患为何发生却任由它发生更大的。不知道原因却任其发生，就是拱手等待天下动乱。国家没有大规模兵革，已经几百年了；天下有太平的名声，却没有太平的实际，有值得忧虑的形势，却没有明显可见的忧患，这其中有一些尚未测知的隐患。如今的天下，并没有水旱、盗贼和百姓流离的灾祸，却常常听见叹息怨恨，好像不能安居乐业；并没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的忧患，却在休养生息之后仍常常感到财用不足；并没有乱臣专制、擅自施威施福的弊端，上下却彼此不通，君臣也不亲近；并没有四方夷狄交相侵扰、边境不得安宁的灾难，中原却惶惶不安，常常怀有外患。这正是臣极其困惑的地方。如今医生治疗疾病，切脉、观察气色、听声音，就能知道疾病由什么引起，说这是寒证，这是热证，或者说这是寒热相搏；至于其他病症，也没有不能处理的。现在假如有一个人神情恍惚、闷闷不乐，询问他哪里痛苦，他自己又不能说清，那么他的病根就深而难以测知了。他的语言、饮食、起居和行动，本来同常人没有什么不同；这正是庸医认为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地方，却是扁鹊、仓公一看就惊惧的地方。疾病的根源既然深，治疗它当然不是鲁莽、因循、苟且的办法所能去除的。可是天下士人如今只拾取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补缀汉唐旧事，把区区几条议论当作可以挽救时世的办法，难道不是太疏远实际了吗？当今的形势，如果不能彻底涤荡振作，卓然建立起一番事业，就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臣曾考察西汉衰落的情形，那些君主都不是有暴虐淫乱行为的人，只是因为懈怠懒惰、政事松弛废弛，沉溺于宴饮安逸，害怕短期劳苦，却忘记了千百年的祸患，所以一天比一天走向灭亡，自己却不知道。君主如同天。仲尼赞述《易经》，称颂天的德性说：“天的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应当因此自强不息。”由此看来，天所以刚健不屈，是因为运动不止，因此万物纷繁而各得其职，不相混乱。天的光明表现为日月，文彩表现为星辰，威势表现为雷霆，恩泽表现为雨露，这些都产生于运动。假如天不知道运动，那么它空洞凝滞的形体就会逐渐腐坏，不能自我维持，何况还能统御万物吗？假如天子有一天赫然振作，奋发施展刚明的威势，使天下人都明白君主想有所作为，那么聪明的人愿意献出谋略，勇敢的人乐于献身，即使局势纵横颠倒，也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假如君主不能先在内心作出决断，群臣即使有伊尹、吕尚、后稷、契那样的贤臣，也无可奈何。所以臣认为，君主自己先作出决断并立志有所作为，是第一要务；然后再讨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第二点是：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以天子的仁德圣明，他想有所建树，为子孙万世谋划，实在是极其迫切的。只是担心一旦开始施行却不合时宜，天下或许会因此受害；陛下为此在朝廷上叹息，已经有好几年了。大概从近几年开始，陛下才任用两三位大臣，于是天下人洗心涤虑，听候朝廷施政；然而几年之间，终究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大大满足天下人的期望，这是什么缘故呢？西北两边的大忧患还没有消除，天下的治理终究就无法展开。臣曾听老师说：应付敌人尚且没有空暇，就不能使自己完备；连自我完备都没有空暇，就不能有所建树。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都有与敌国相持的忧患，任命将领、出兵作战，军队在外交战，而国内仍没有失去立国之道；所以军队可以失败，国家却不能动摇；力量可以屈服，士气却不能被夺。如今天下已经统一，两个敌国也还没有发动战争，而我们的君主和宰相却整日惶惶不安，应接事务都来不及，臣私下认为执政者不应采取这种做法。过去大臣们谋划时，没有考虑长久之计，而采用最低劣的防御办法，所以每年拿出几十万、上百万的金帛去喂养两个敌国；这是过去已经造成的罪过，也是无法挽回的悔恨。但现在议论者正要追究当时的过失，却不寻求日后的对策，也没有什么益处。臣虽然不才，私下谈论当今的弊病，大概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不怕有所耗费，只怕耗费没有正当名目；

译不怕耗费没有正当名目，只怕事情不能办成。如今一年耗费千万，不过是千万而已；如果事情不能办成，四海都将无法保全，难道还值得说千万钱财吗？现在两个敌国不用折损一支箭，也不用遗失一枚箭头，只派一个使者，快马传递几封文书，所到之处便骚扰不安，使居民不得安宁；大多都是提出异常的言辞、无休止的要求和难以满足的请求，来试探我们如何答复。于是朝廷惊恐不安，大臣们进行商议；过了不到几个月，边境的紧急文书又接连送来了。由此看来，两个敌国的使者不停止往来，中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歇肩，更何况能够有所建树吗？所以臣说：“两个敌国的大忧患没有消除，天下的治理终究无法展开。”中书是王政由此发布的机构，是天子与宰相讨论治国之道、经略国家，而不处理其他事务的地方。没有极度安闲，就无法应对天下的劳苦；没有极度安静，就无法控制天下的动荡。因此古代圣人即使有大规模兵役和兴建工程，百官奔走，各自执掌职务，中书的事务也不至于纷乱。如今竟连一年半载的空闲都没有，那么礼乐、刑政、教化的根源，以及使天下人转变心意、归向正道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商议呢？有千金家产的人，长期不加治理，竟让贩夫小儿都能拿着债券来追讨他所欠的债；如果有一天发愤振作，倾倒粮仓、打开府库来偿还，然后再为家业作长远谋划，那么即使只有一支簪子的本钱，也足以使家业富足，何至于惶惶不安呢？臣曾读《吴越世家》，看到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向吴国求和，所有用金玉、女子作为贿赂的东西，多得数不清。勾践回国以后，吴国要求的各种劳役没有一项不服从：让大夫的女儿嫁给吴国大夫，让士人的女儿嫁给吴国士人，春秋两季向吴国进贡也从未中断。臣私下很奇怪：越国不过是蛮夷之国，又是在败亡之后、刚刚救死扶伤之余，然而赠送财物的耗费又多得不可计数，最后却终于灭掉了吴国；可见治理国家的祸患果然不在于耗费。越国内外事务互不侵扰，所以能够有所建树，并让范蠡、大夫种二人分掌国事、各自主持一方。范蠡说：“四境之外的事务，种不如我，让我来主持。凡是四境之外用来应付吴国的事情，种不了解。”四境之内的事务，我不如种，让种来主持；凡是四境之内用来强国富民的事情，我不了解。二人各自专长，各自尽力，所以不劳顿就灭掉了吴国。他们送给吴国的财物非常丰厚而且有节制，所以财用没有匮乏；他们为吴国服役非常辛劳，但有一定期限，所以国家根本没有动摇。这样以后，勾践才得以安心纵意、施展志向，而吴国实际上已经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如今天下这样广大，中书却常常有边疆忧患，内政当然会有办理不完的事情。所以臣认为，治理天下不如先使中书的事务清简。中书事务清简，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办成的。如今天下的财赋，全都归司农掌管；天下的刑狱，全都归廷尉掌管；天下的军队，全都归枢密掌管；宰相只需掌握大纲，听取各部门治理的要领，并责成它们完成罢了。这两类事务，难道比边疆事务少吗？确实是因为它们不至于使中书劳累。如今对待两个敌国的办法，过错在于分量过重。古代有“行人”这一官职，掌管四方宾客的事务。周朝强盛时，诸侯四次朝见，蛮夷戎狄无不前来进贡，所以行人只需处理宾客进退、揖让的礼节，以及牲畜、刍草和储积物资的数量。到了周朝衰微时，诸侯争强，行人的职务便变得困难而且重大。春秋时期，蔡国出使晋国，叔向命人召来行人子员、子朱，说：“子朱应当负责接待。”叔向说：“秦、晋不和已经很久了，今天的事情如果幸而成功，秦、晋两国将依赖它；如果不成功，三军将暴尸战场。”后来楚国的伍员逃奔吴国，担任吴国行人，谋划攻楚，最终攻入郢都。西汉兴起时，有“典属国”一职，所以贾谊说：“陛下如果试着任命我为典属国，我一定把单于的脖子系住，控制他的命运；把中行说压伏在地，鞭打他的脊背，匈奴的全体人众，都只听从陛下的命令。”如今如果仿照行人、典属国的旧制，专门设置一名官职，对他给予重任、提出严格要求；让宰相从两制官中选拔可用的人，不剥夺他的权力；让大司农按照每年供给两个边境的物资规定常额，预先准备好，其余事情朝廷不再过问。凡是我们派使者到边境，以及接待对方使者的事情，都由他自行选择办法；对方提出的异常言辞、无休止的要求和难以满足的请求，也由他自行答复，使这些商议不必上达朝廷。他有空闲时，就搜罗天下俊才，筹划作战、进攻、防守、抵御的方略，广泛听取意见，全面采纳建议，以周详了解敌国的虚实；凡是涉及境外的事情，都交给他处理。这样，天子和宰相只需根据他的才能和办事成效决定升降罢黜，实际不就简便得多了吗？如今从宰相以下，百官都泛泛而过，没有人承担这个责任。现在选拔一个人授予他这一职务，让他日夜思考如何应付两个敌国，应该没有办不成的事；这样以后，天子和宰相便可以安居静思，谋求天下的大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几乎没有办不到的事情。第三点是：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使天下的事情各处在适当的位置而不相混乱，使天下的人各安守本分而不相逾越，这样天子才能从容安逸、无为而治，在上面控制全局。现在却不是这样。边疆与我们抗衡，本来不是中国最大的祸患，却常常成为朝廷的负担，因此朝廷徘徊扰攘，最终不能有所建树。如今如果委以专任、责成其事，使西北不过成为尚未讨伐的敌寇，那么中国本来就是我们的中国，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呢？到了这个时候，臣知道天下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请允许臣说明当前的形势。天下有两种祸患：一种是制定法令的弊病，一种是任用人才的过失。这两者表面相似而难以分辨，是天下所以混乱的原因。当出现法令的弊病时，君主一定说：“这是我任用了某人，而天下没有治理好，说明某人不能任用。”于是又更换此人，却不知道是法令有弊病，反而把过错转嫁给人。等到出现任人不当的过失时，又反过来责怪法令。法令这样不断变更，没有停止的时候。如此一来，即使到了覆败灭亡接连发生仍不醒悟，难道值得奇怪吗？从前汉朝兴起时，沿袭秦朝的办法治理，刑法严峻急迫，礼义消亡，天下荡然无所依凭；担心后世没有可以遵守的准则，所以贾谊、董仲舒叹息感慨，把建立法令、改革制度作为要务。

译后世看到这两人的议论，便以为圣人治理天下，凡事都是这样，于是腐儒和年轻书生都想妄自变更法制，以迷惑扰乱当世君主。臣私下认为，当今的祸患在于法令虽有不完善之处，但天下之所以没有得到大治，过失在于任用人才，而不是法制本身。国家的法令已经几次变更，天下仍未大治，过错究竟在哪里呢？过去大臣们认为，天下士人入仕没有正当途径，选取人才也不够精审，所以制定法令说：中年以后才举荐，并把原有取士名额减去一半，同时重新设立明经科。又担心天下官吏没有功劳却升迁，取得高位却不谦让，所以制定法令说：应当升迁的人由有关部门上报，自己陈述求荐的人判为有罪。这两项法令名义上很好，实际却没有很大的益处。议论者想靠这些办法使天下达到大治，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法令对于人，就像五声、六律对于音乐一样；法令不能避免奸邪利用，就像五声、六律不能避免演奏淫靡之乐一样。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只保存法令的大略，把具体运用交给人。只要还没有达到危害百姓、不得不废除的程度，就不改变它。因此说，过失只在于任用人才。有人才却不用，任用了却不实行他的意见，实行他的意见却不能尽心尽力，这三种过失是一样的。古代兴起王业的君主，关键只在一人。商汤任用伊尹，周武王任用太公，都把天下大事交给他们；然后伊尹、吕尚才能献出自身，经营天下。君主不怀疑臣下，功业完成后也没有后患，所以臣下没有什么不敢说，所说的也没有什么不实行。他想任用的人，即使是亲近宠爱的人也可以；他想诛杀的人，即使是仇敌也可以。让臣下心中没有顾忌，所以能够充分发挥才能，并要求他们取得成功。到了后世的君主，才开始用琐碎的小技来约束天下的豪杰俊才，所以即使有国士，也没有人能够任用他们。贤人君子想有所建树，把不朽的功名留给后世，这种愿望比君主还强烈，只是担心功业还没有完成就被人夺去，那只会加速天下的混乱。晁错的事情，完全可以看得明白。那些奋不顾一时祸患，毅然只想以自身来试探【原文“人主。之威”标点疑误】君主威势的人，也说明他所凭借的条件并不大。这种人本来还不足以共图大业；而深沉坚毅、果敢有为的人，又一定要有所等待才会奋发行动。假如君主不先除去自己那种不可测度的态度，显示出值得信任，那么他们又听从谁的号召而行动呢？庆历年间，天子急于求治，提拔任用贤能，天下人日夜盼望他们取得成功。当他们正在深思远虑、尚未提出具体措施时，即使天子也嫌他们迟缓。等到有一天他们发愤而起，分条陈述天下的利害，所谈的还不到全部问题的十分之一二，整个朝廷却喧哗反对，以至于把他们驱逐罢免，片刻之间就结束了。这正是天下士人彼此告诫、不敢深入直言的原因。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却想使天下达到至治，如果不对世俗风气作大幅度的矫正和冲击，就不可能成功。为什么呢？天下唯一的忧患，就是柔弱而不能振作，懈怠而不能严肃，苟且偷安而不知道长久的谋划。臣认为应当像诸葛亮治理蜀国、王猛治理秦国那样，使天下人震恐警醒，人人不敢掩饰过错，努力竭尽诚心。这些做法，都是庸人最憎恨的，也是谗言由此产生的原因。因此，刘先主拒绝关羽、张飞的意见，后来孔明才能充分发挥才能；苻坚杀掉樊世，驱逐仇腾，贬黜席宝，后来王猛才能完成他的功业。天下并不是没有诸葛亮、王猛这样的才能，而君主求治又如此勤勉；双方需要配合得非常急切，却又很难真正契合，唯一的忧患只是君主不信任臣下，臣下不能揣测君主的心意罢了。只要天子有一天慨然决意，明确告诉执掌政事的大臣自己想做什么，使他们知道君主已经深切了解这些事情，并在内廷为他们预先安排好条件，他们才敢在外廷提出主张而不顾忌。否则，即使得到上千上万名贤臣，一天变更百种法令，天下反而更加无法治理。一年又一年，最终仍没有什么能够大大满足天下人的期望，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第四点是：天子与执政大臣既然已经彼此契合、互不猜疑，就可以尽情表达心中所想，直率地推行治道；那么当前最应优先做的事情，没有比打破庸人的议论、打开建立功名的门路更重要的了，这样以后天下才可以治理。治理天下就像治水：正在水势奔腾冲决、涌动漂荡、无法禁止时，即使想用尽人力去削弱哪怕一尺一寸的水势，也做不到。等到水势已经衰退后退，便很快显得似乎不足以支持一天。善于治水的人，不仅忧虑水势难以削弱，也忧虑水势容易衰竭；要有方法地疏导，逐步泄放，防止旧水壅塞，把新水引入，使水不至于淤塞腐败而失去作用。唉，人们知道江河会造成水患，却以为池沼小水可以不用担忧，这哪里知道舟船运输和灌溉的好处呢？天下没有平定时，英雄豪杰都凭借自己的长处奔走竞争、争夺利益，只怕天下有一天太平无事。因此人人都尽力发挥才干，即使不肖之人也会自我磨炼，不至于懈怠废弛。所以勇敢者相互吞并，聪明者相互伤害，使天下人不得安生。治理天下的人知道，大乱的根源在于智勇之士争夺利益而不知满足。因此天下平定以后，就削除他们争夺所凭借的工具，压抑天下刚健而喜好名声的人，抬举任用柔弱怯懦、谨慎畏惧的人。这样不过几十年，天下便普遍安于现状，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喜欢做事的风气。于是有才能的人不再自我激发，无法显露才能；没有才能的人更加松弛废弛，毫无用处。到这时，君主想有所作为，而左右前后竟都没有足以任用的人，所以法纪纲常一天天败坏，自己却不知道。这种祸患，难道只是英雄豪杰犹豫退缩而已吗？圣人却不是这样。当天下长久安逸享乐时，圣人便用方法激发它，使天下人的心始终振奋，常常以行善为乐，所以能够安定而不衰败。况且君主凭借天下来治理天下，靠的是天下人都去做事，而不是君主一人去做。要使天下人都去做而不坐等，就要揭示利害的端绪，辨明荣辱的等级，使他们踊跃奔走，都替我效劳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样君主坐着就能收取成功。如果天下人都想不做事却能得到利益，那么天子还能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如今太平安治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天下的祸患正在这里。所以臣说：打破庸人的议论，打开建立功名的门路，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

译如今庸人的议论有两种：处在上位的人竭力表现出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处在下位的士人喜欢谈论中庸之道。这两种说法都是庸人相互议论，搬出先贤的话，搜取其中相近的部分来替自己辩解罢了，实际上只是无能。所谓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是古人面对大事而不乱、用来镇定世人浮躁的办法，并不是为了隔绝上下之间的感情、抬高身份而自我安逸。受到称誉就受到鼓励，被批评就感到沮丧，听到善行就高兴，见到恶行就愤怒，这是夏商周三代圣人共同的表现。可是后世君子一定说：受到称誉却不受鼓励，被批评却不沮丧，听到善行不高兴，见到恶行不愤怒，这才叫不可测度的气量；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有鼓励和沮丧，有喜悦和愤怒，然后才会有可以进入的间隙；有可以进入的间隙，聪明的人才能替他谋划，有才干的人才能被任用。后世君子竭力造成毫无间隙的状态，那么天下谁还能进入他的内心呢？古人所谓中庸，是穷尽万物的道理而不过分，所以也叫“皇极”。“极”就是穷尽的意思。后世所谓中庸，却只是循规蹈矩地做众人都能做的事，便把这叫作中庸。这就是孔子、孟子所说的“乡原”：一乡人都称他为厚道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不违背这种“厚道”，只是随同流俗，迎合污浊的世道。有人说：“古人为什么孤独冷落地行事？生在这个时代，就为这个时代做事，只要这样做是善的就可以了。”这句话只是说它接近中庸，所以孔子故意称这种人为“德之贼”。孔子、孟轲厌恶乡原败坏德行，想找狂者来交往；狂者又找不到，于是想找狷者来交往。孔子说：“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今天的祸患，只是不用狂者、狷者，却都任用乡原，所以才这样萎靡不振、毫无建树。孔子、子思所传授的正是中庸之道；孟子虽然传授子思所传的中庸之道，却都希望找到狂者、狷者同他们共事。既然如此，要激励天下、振作他们的懈怠，没有比狂者、狷者更贤能的了。所以臣说：打破庸人的议论，打开建立功名的门路，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第五点是：其次没有什么比深深联结天下人的心更重要。臣听说，天子把自身托付在巍巍高位之上，用一颗心运行于茫茫天下之间，安稳时如泰山，危险时如累卵，其中差别容不得丝毫。因此古代圣王不依靠自身拥有令人畏惧的资本，而依靠自身拥有令人爱戴的实际；不依靠不可防范的权势，而依靠臣民不忍背叛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所处的是天下最危险的位置。天子依靠公卿拥有天下；公卿、大夫、士直到百姓，又层层相连，依靠彼此拥有各自的富贵。假如不能得到他们的心，却想用微不足道的名分束缚他们，用不足以依靠的势力控制他们，那么平常无事时还可以相互制约，一旦有紧急事变，他们都会像路人一样甩手离去，哪里还能够任用他们呢？古代失去天下，都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君臣之间的欢情已经离去很久，恰好遇到变故，于是一下子离散，再也不能收拢。当变故尚未发生时，天子极其尊贵，大夫、士极其卑贱；他们奔走万里，不敢争先后，天子庄严地面向南方统治群臣。天子说：“天有什么可说的呢！”百官低头就位，收敛脚步退下，战战兢兢，唯恐获罪。群臣相互带头谋求长久安稳，贤能者没有地方施展才干，愚钝者也有容身之地；那些不肖之人把天下的事情都听任其自行处理罢了。等到发生非常之事、变故出于意料，放眼天下没有人与自己共同承担祸患，即使想分割国家交给别人，也已经来不及了。秦二世、唐德宗大概就是采用这种办法，直到颠沛流离仍不醒悟，难道不悲哀吗？天下，是一种器物；天子，就是拥有这种器物的人。器物长久不用，放在箱笥里，器物和人就彼此不熟悉，因此互相抵触，难以操持。优秀的工匠会使手熟悉器物，器物也仿佛熟悉他的手；手和器物彼此信任而不相疑，所以事情才能完成。天下的祸患，不是经营祸乱最值得忧虑，而是养成安逸无事的状态最值得畏惧。为什么呢？怕的是一旦到了彼此抵触、难以操持的地步。过去拥有天下的人，日夜磨炼百官，抚慰百姓，为他们安排朝聘、会同，用宴飨来联络诸侯的感情；每年按时、每月初一，使百姓学习法令，举行饮酒、蜡祭和腊祭，以满足万民的情感。有大事时，从庶人以上都可以到外朝来陈述，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便这样仍认为不够，还每五年巡狩一次，在四方岳下朝见诸侯，察看当地的老人和贤士大夫，以全面了解天下的风俗。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徒然使人劳苦，而是要逐渐使天下人的心顺服熟悉，不至于彼此抵触、难以操持。到了后世，破坏先王的法度，安于逸乐，又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因此养尊自大，竭力表现得深沉严厉，使天下人拱手，只在表面上恭敬顺从，内心却不服。他们那些老朽的腐儒又出来替他们解释说：“天子不可以随便说话，史官会记载下来，后世还会把它当作讥刺。” 这样就使君臣彼此相顾，却互不了解，像木偶一样。天下人的心一旦离去，君主只能怅惘地抱着一件空器物，却不知道英雄豪杰已经在谋划取代他。臣曾考察西汉初年，高祖创建基业时，事变兴起，也已经很多了。高祖在项氏摧残破坏的余波中，又与彭越、韩信一类人物在中原争驰；这六七位豪杰，都凭借超人的资质，占有土地和众多的兵甲，他们的势力足以作乱，然而天下最终没有动摇，终于归于汉朝，并传了十几代。到了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期，四方夷族都归向汉朝，兵革没有使用，王莽一个小子却把天下夺走了；不用一寸兵、一尺铁，天下便屏息不动，没有人敢于争夺。这是什么缘故呢？创建基业的君主出身平民，他的大臣将相都与他有握手相交的欢乐；凡是在朝廷任职的人，他都曾亲自接触了解，以知晓他们才能的长短。他们把天下看作一个身体，假如哪里有病痛，手脚便不约而同地自行救治。在这种时候，虽然有眼前的忧患，却没有后来的祸患。等到他们的子孙生长在深宫之中，习惯于富贵权势，尊卑之间隔绝遥远，上下之间的情感疏远，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淡薄，所以不担心眼前的忧患。

译却常常形成长远的祸患；等到祸患一旦发生，本来已经无法挽救了。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除去烦琐礼节而致力于极端真诚，贬抑虚浮名声而追求实际功效，不吝惜高位厚禄来招致山林中的士人，并且希望听到切直不隐瞒的言论；这一切都是为了沟通上下之间的情感。从前我朝太祖、太宗取得天下以后，法令简约，不故意设置高峻隔阂；当时将相都能从容整日相处，欢乐如同平生旧交，下面直到士人和百姓，也都能够自行效力，所以天下人至今还传诵他们的话。这并不是因为有文采修饰，而是因为能够敞开心胸、显露真诚，深入人心；这是英明君主的奇特方法，也是驾驭天下的大权。如今太平安治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臣愚见，应当每天更新盛德，以鼓动天下，振作长久安逸所造成的懈怠风气，所以陈述五件事，供陛下采纳选择：第一，将相之臣，是天子赖以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日夜召来讨论天下大计，同时借机详细观察他们的为人；第二，太守、刺史，是天子托付来治理远方百姓的人，他们罢官归来时，都应当询问他们如何施政，也询问当地民情风俗所安适之处，以此推测他们才能所能胜任的事情；第三，左右侍从、侍读、侍讲之臣，本来就是用来谈论古今兴衰的大要，不是只为应付旧例、凑足人数；除去经籍规定的内容以外，假如还有事情向他们询问，也没有妨害；第四，官吏和百姓上书，只要稍有可取之处，就应当召来询问，优厚安慰，以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节；第五，天下的官吏，从一命之官以上，即使地位极低、没有办法自行通达朝廷，然而君主的作为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考察其中有善行的人，突然召来会见，使他不知道自己因何被召；这样一来，远方地位卑下的官吏也会努力自我激励、行善，不会因为职位低、俸禄薄、没有途径向上通达而不修饰自己的行为；使天下人逐渐知道天子喜爱善行、亲近贤能、怜恤百姓，而且如此勤勉不倦，众人都会受到感发，知道应当爱戴君主，不能同君主一起做坏事。这样贤人将会增多，奸吏将会减少；即使刑法之外，也能大大使天下人的内心感到惭愧。另一份策论说：臣听说治理有先后，有本末。前面所论述的，是当今最应优先办理的事情，也是治理的大概原则。至于具体事情的利害、谋划的得失，臣请求分条陈述。大体总括为四类，分列为十七项：第一是考核百官，第二是安定万民，第三是充实财货，第四是训练军队。考核百官，分为六项：第一是严明法禁。从前圣人制定刑罚和赏赐，知道天下人喜欢赏赐而害怕刑罚，所以把人们所喜欢的赏赐自下而上施行：百姓有一点善行，不到一天赏赐就随之而来，因此下面行善的人足以知道没有不受赏的。把人们所害怕的刑罚自上而下施行：公卿大臣有一丝一毫的罪过，不到一天惩罚就随之而来，因此上面做坏事的人也足以知道没有不受罚的。《诗经》说：“刚强的人我也不吐弃，柔弱的人我也不吞食。”天下所谓有权势、豪强、尊贵、显赫而难以号令的人，正是圣人借以使天下人信服的对象。舜诛杀四凶，天下便服从，为什么呢？因为这四个族都是天下的大族。只有圣人能够打击天下的大族，以使小民的心服从，所以刑罚最终达到可以搁置而不用的地步。周朝衰微时，商鞅、韩非用严峻的刑法督责天下；然而他们之所以取得成效，是因为使用法律从贵戚大臣开始，然后才涉及【原文“防贱”疑为OCR误字】卑贱者，所以能够使国家称霸。由此看来，商鞅、韩非的刑法并不是舜所使用的刑罚，但他们用刑的方法，却是舜的办法。后世庸人不能深入探究其中的本末，反而把舜用刑的方法同商鞅、韩非混为一谈，一概抛弃它；法禁不能实行，奸邪不能停止，原因就在这里。如今州县官吏收受贿赂、出卖刑狱判决，罪行严重的会被革除名籍；如果革职还不足以赎罪，就会被戴上木枷、套上刑具、接受鞭笞杖打；这也是天下最耻辱的刑罚，而士大夫中却有人冒险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内心有所不服。现在大官做坏事，并不只是在文书、粮食、盐和财物出入这些小事上；他的地位越尊贵，所造成的危害越大；他的权力越重，下面的人就越不敢说话。幸而有不畏惧强权的人，竭力排斥他；又幸而没有受到上下阻抑，使他的罪行得以成立，那么对他的官职所作的削减，往往不过是罚金而已，实在没有多少损失。罪过恶行明明暴露于天下，惩罚却伤不到他一根毫毛；对公卿大臣处理得粗疏，对州县小吏却追究得细密；用法如此，天下人当然不会心服。使用法律却不能使人心服，即使刀锯斧钺，人们仍会有所不避，何况木枷、刑具和鞭笞杖打呢？如今法令极其繁多，看看用来防止奸邪的器具，抬一步脚几乎就会陷入其中；而大官犯了法，却不至于受到令人畏惧的惩罚，原因是什么呢？天下议论者说：“古代的制度是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大臣不能用法律加以惩处。”唉！所谓刑不上大夫，难道是说大夫以上的人有罪却不受刑吗？古代君主对公卿大臣责求极重，对士人和百姓却待遇极轻。责求极重，所以约束他们的办法反而更加宽；待遇极轻，所以防范他们的办法非常严密。大臣之所以可贵，只在于不必等到受到约束，便能避免犯罪。因此约束越宽，大臣反而越敬畏法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认为，君主不怀疑自己，自己便不忍欺骗君主。假如侥幸认为君主不怀疑自己，便轻易犯法，那本来就已经不容诛杀之外了。所以大夫以上的人有罪，不按照士人和百姓的法律接受审讯、鞫问、定罪和复核报告，这才叫刑不上大夫罢了。天下的官吏，从一命之官以上，任官治理百姓时如果有罪，都记录在所谓的“历”中；至于馆阁之臣出任郡县官的，便立即罢免离职。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意，是想用这种办法重重责罚他们。怎么能反而同士人、百姓比较罪行轻重，又因为他们有爵位而减轻刑罚呢？法律规定有罪的人可以自首免罪，是为了给盗贼小人开一条自新之路；如今卿大夫有罪，也可以自首免罪，难道是把他们当盗贼小人看待吗？天下之所以能够说他无罪，是因为确实没有罪，所以无法施加刑罚；如果明知他有罪，却特意免除他的惩罚，那么还凭什么号令天下呢？如今大臣有违法行为，有人已经举发了他，皇帝却下诏说不要追究，这究竟是为什么？圣人为天下治理，难道能容许这种暧昧而不决断的事情吗？

译所以说：从大臣开始严格执行法禁，那么小臣就不敢犯法了。第二是抑制侥幸。君主之所以尊贵，就在于任免赏罚由自己决定，不受众人议论牵制。天下读书人没有不想做官的，做官的人没有不想显贵的。如果顺从他们的愿望，那么只有让天下人都显贵之后才行；但这种愿望不可能全部满足。因此做官不能轻易得到，显贵也不能轻易达到。这不是有所吝惜，因为爵位俸禄出自我手；我认为可以给予就给予，我认为可以夺取就夺取。他们即使有议论，也不值得畏惧。天下有真正值得畏惧的事情：赋税征收不能不公平，刑罚不能不公正，太守、县令等守令不能不慎重选择。这些才确实足以关系天下安危、值得畏惧。我想慎重使用爵位和赏赐，爱惜名位和器物，却有些喧嚣之人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这哪里值得防范呢？国家自近年以来，官吏多而职位空缺少，往往一个官职由三个人共同占有：在任的一人，离职等待的一人，伺候候补的一人。这样一个官职就有两个人无事领取俸禄。而且他们任官的日子短，闲居的日子长，拿任官所得作为闲居时仰赖供养的资本，所以贪官常常很多而无法禁止。这是任用人才的一大弊病。古代任用人才，选取时极其宽广，任用时极其严格。选取宽广，所以贤能者不会被隔绝；任用严格，所以不肖者无处容身。《礼记》说：司马辨别官员的才干，评议进士中贤能的人，把结果告诉君王；评议确定以后才授予官职，任官以后才授予爵位，职位确定以后才发给俸禄。既然如此，被选取的人未必都会被任用。如今的进士，从考取第二名以下的，都要经过试任官职。所谓试任，难道只是决定一个官职吗？本来就是要有所废黜和安置。况且国家选取人才有制度和防范，有进士，有明经，有诸科，有任子，有府史杂流。所有这些种类虽然很多，并没有妨害；他们一生仕途升降的决定，在于召见并改授官职的时候。这尤其是不可不爱惜、不可不慎重的事情。如今议论者不过说：增加任职资历和考核年限，再要求他们达到举荐官员的数目。而他们只是勉强去做罢了。资历年限已经足够，举荐官员的数目也达到标准，便会拿着文书制度来强求我批准；即使成百上千人一批来，也没有人敢不全部答应。臣私下认为，如今的祸患正在于过分依任文书，所以制定一成不变的制度，使天下人可以按年按月必然得到升迁，这实在可惜。如今最便利的办法，不如规定：任职经过六次考核以上的官吏，都可以把姓名报到吏部。吏部根据他们资历和考核年限的长短、举荐官员人数的多少，依次排列他们的姓名；然后让一两位大臣共同考察，参考他们才干器识的优劣，确定等级。每年年终上奏，由天子下诏决定罢免或任用。估计天下官吏每年因死亡、犯罪而被免职的有若干人，再增减这个数目，用上奏确定的等级来补充，达到数额就停止。使任用和罢免也交错取决于贤能与不肖，而没有固定不变的制度，那么天下官吏就不敢抱有必然得到升迁的想法，便会自行奋发、磨炼砥砺，以求在当时闻名；这样，先前所说任用人才的大弊病将不用费力便自行消除。然而议论者一定说：法令不固定，而按照才干优劣区别等次，那么个人的好恶就会有机会介入。臣认为不是这样。法令本来只是为了保存大纲，具体的出入变化本来就要交给人来处理。从前唐朝拥有天下时，考取进士的人成群来到有关部门的门前。唐朝的制度，只信任有关部门的官员；因此有关部门能够搜罗天下贤俊，熟悉了解他们的为人。至于某一天的考试，本来就不作为唯一取舍标准。唐朝任得人才，在这里最为兴盛。如今把姓名报到吏部的官吏，每年不过几十到一百人，让一两位大臣得以逐一询问考察，详细考核他们的才干；即使有所遗漏，大概也很少。如果一定要说只能任法而不能任人，天下人一定不可信，那么这种一成不变的制度，臣也不知道它果真就不能被人用来作奸。第三是疏通壅塞和蒙蔽。所谓【原文“所贵。乎朝廷”标点疑误】朝廷清明、天下太平，是什么原因呢？天下人不用申诉就没有冤屈，不用求见就能得到自己所求，这是尧舜盛治的境界。次一等的情况，不能没有申诉，但申诉一定会得到查察；不能没有求见，但求见一定会受到省察。要使远方卑微的官吏不知道朝廷的高远难达，使一个普通小民也不觉得官府难以接近，然后天下才会太平。人的身体只有一颗心和两只手。疾病疼痛、细小瘙痒发生在全身各处，即使很严重，也不足以成为祸患，因为手很快就会到达患处。手能够到达，难道是心逐一听取、逐一发令的结果吗？心平素爱护身体非常深，手平素听从心的指挥非常熟练，所以不用等待命令，手就会自然迅速地到达。圣人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百官众多，四海广大，要使它们的关节脉理彼此贯通、合为一体，一经叩问就一定能听见，一有触动就一定能回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这样，天下就可以看作一个整体，天子的尊贵与士民的卑贱也可以彼此相爱；忧患可以共同承担，事情紧急时可以互相救助。如今却不是这样，天下有人遭遇不幸，申诉冤屈就像向上天申诉；有不得已的愿望，求见有关方面就像求告鬼神。公卿大臣不能详细查究实情，却把事情交给胥吏办理，所以凡是贿赂先送到的，早晨请托，晚上就能办成；空手来的人，终年也得不到结果。至于按惯例本来应当办理、无可疑问的事情，也无不设法拖延，等待有人请托。天下哪怕一丝一毫的事情，没有金钱就无法办成。从前汉、唐的弊病，在于法律不明确，执行也不严密，使官吏能够凭空疏而无依据的法律约束天下，因此小人便能钻法律空子作奸。如今法令明白完备，执行又极其严密，天下一切都只依从法律。想要排斥的人，即使只有一点不合乎法律，也可以指为瑕疵；想要援引的人，即使行为有所乖戾，也可以借法律为之解脱。所以小人反而利用法律作奸。如今天下之所以事情繁多，难道真是事务本来很多吗？官吏想借事务牟利而尚未得逞，于是新旧案件相互牵连，纷纷拖着不能决断。这就是王道教化所以受到阻塞、不能施行的原因。

译从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时，百官各尽职守，不必等待教令便能办事；四方宾客到来，也不必事事求助于有司。王猛治理秦国时，事情即使细小详尽，也无不办理，而人们并不觉得烦扰。史书所记载的事情是：麻思回到冀州，请示王猛，王猛说：“收拾行装，立即出发。”到了傍晚，命符便下达；等他出关时，各郡县都已经接到命符。命令下达便执行、禁止之事立即停止，不使事务滞留，即使细小详尽的事情也全都如此。苻坚本是戎狄族人，却能成为霸主，军队强大、国家富足，几乎达到太平盛世，这本来就是王猛所造成的，当然应当如此。如今天下安定，大官奉行法令而不敢顾及私情，但府史一类人却招揽权力、贩卖法律，长吏心里明知却不追问，竟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弊病不过有两个原因：事务繁多而官员不勤勉，所以权力落在胥吏手中。要除去这种弊病，没有比减少事务、振作精神更好的办法。要减少事务，没有比任用得人更好的；要振作精神，没有比上级亲自率先垂范更好的。如今所谓最繁杂的事务，是天下各事中向中书申诉、向中书请见的人最多，向三司请见的人也最多。天下事务分给百官办理，中书只应听取并处理其中的要务；郡县钱币由转运使制定制度，三司接受其会计文书。这本来似乎不至于繁多，然而中书不等有关官司奏报考核结果便决定官员的黜陟，又插手干预具体事务，这就是不信任有司。三司的官吏推究分析盈余和亏空，甚至细查到毫厘，用来约束郡县，这就是不信任转运使。因此说：减少事务没有比任人更好的办法。古代圣王珍惜时间以求治理国家，天刚亮就上朝；即使稍有安闲，到了日出时仍然要整天处理政务，尚且忙不过来。就少说，一天荒废一件事，一个月的积累就可想而知；一年下来，积压的事务更是数不胜数。要使事务不繁多，就必须开始时辛劳，后来才能安逸。早晨起床，晚上才停止办公；天子没有退朝，宰相就不敢回到私人住宅安歇。宰相直到太阳西斜仍不退朝，百官没有不震惊畏惧的，于是都尽力办理王事，不敢宴饮游乐。这样一来，细小而隐蔽的事情就无不被处理。天子勤于求治，超过先王，议论者却不称道王季晚些上朝，反而称道舜的无为；不谈文王直到日昃仍处理政务，反而议论秦始皇称量书简。这怎么能用来率领天下那些懒惰的人呢？所以臣说：振作精神没有比上级亲自率先垂范更好的办法，这样阻塞蒙蔽的情形就能消除了。第四条是：专一任用使之久任。官吏和百姓，犹如工匠手中的器具；更换器具再来使用，刚开始无不生疏而不顺手。因此，即使有才能出众、技能非凡的人，早晚便将他调走，也不如让平庸之人长期任职而熟练便利。从汉代到现在，谈论吏治的人都推重汉孝文帝时期，认为任用官吏不能仓促要求成效；而且当时三年一迁，官吏不会作长远打算，所制定的措施全都出于苟且简略。这是天下士人争相议论的事情，但臣知道它还不能立即实行。天下的官吏，只是因为弊病很多而尚未有处理办法，所以如今纷纷扰扰地停留在这里；假如要等五六年或七八年才调任，那么将会有人十年都不能调动。朝廷正要减少任子、清理冗官，所以实行此事还应有所等待。但臣认为，当今的弊病中，有什么比这更不可容忍的呢？京兆府是天下所瞩望并受其影响的地方，是王政由此开始的地方；它处在四方交通要冲、两河交会之地，是舟车商贾聚集、金玉锦绣积聚之处。因此当地百姓不知道耕种纺织的劳苦，容易被富贵改变，被货利迷惑，所以不知道恭敬、俭朴、廉洁、谦退的风气。把会写文书、计算数字看作终身的本领，把府史等卑贱官吏看作乡里的荣耀，所以当地百姓不知道儒学讲习的可贵。正因如此，诉讼案件越来越多，奸邪无法禁止。治理者更加苟且，只顾应付，没有工夫施行教化。四方看在眼里，使风俗日益恶劣浇薄，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如今担任京兆府长官的人，戴着星星出门，见到灯烛才回府；案牍和刑具交错摆在面前，拱手等待命令的人在庭院中足以接踵而立，拿着诉状求申诉的人在门前肩挨着肩。他终日忙乱，却不知道来人究竟是谁，只审问一次便让其离去。获罪的人不知道自己获罪的原因，无罪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无罪的依据。这样一来，受刑的人不服，得到赦免的人也不改悔，诉讼案件的繁多就永远不会停止。大司农掌管天下财政的盈亏，是接受外地财计事务的机构。财政收入支出的账簿错综复杂、纵横变化，足以让人作奸，却难以推究。上级不能全部了解，只好交给官吏办理。分职掌管其中事务的官吏有几十人、上百人，他们的耳目可以达到我们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所以有能力的人也只能粗略知道大纲，没有能力的人就只能听从官吏。贿赂在他们门外交相往来，四方有求于人的都聚集到他们家中。天下最大的弊病，没有超过这两个机构的。臣私下认为，像中书、三司这样的重府，选择人材应当精审，任用官员应当长久。如今各种弊病，都是由于选择不精、任用不久造成的。为什么呢？天下贤能之人不可能轻易得到；即使在贤能者中寻找能够治理繁杂事务的人，也不可能人人都能胜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幸而得到这样一个人，又不久便把他调走。世上的君子如果有志于天下，想作长远打算，那么成效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显现。他开始时似乎迂阔，到了最后必定会有值得称道之处。如今任职满一月还没有报上政绩，朝廷便认为这是没有能力办事的人，不等他取得成效就将其调走；而那些很快得到众人称誉的人，又被认为有功，擢升为两府官员。这样看来，担任中书、三司等重府官员的人，无论能干还是不能干，都不能长久任职。中书、三司事务繁多，全年不得休息，朝廷既急忙把他们调走，他们本人也无不急忙谋求离任。府史胥吏都长期任职于本部门，在其中养育子孙，却要对待那些急忙求去的官员。双方一个是主人，一个像客人，这种情势下，奸弊当然无法除去。中书、三司的职位并不卑下，如果有能干的人在这里任职到老，并不是没有任用人才。古代用人，知道官员长期劳苦在位，便时常给予赏赐和勉励，以振作他的心志，从未听说用突然升迁来夺走他的成效。如今天下的官吏，即使不能一概长期任职而不调动，至于中书、三司，也不可以仓促调走。官吏知道自己会长期留任而不会被调走，那么欺诈行为自然已经减少；而任职者也能深思熟虑，周旋处理其中事务，不过十年，必定会有卓然可观的成效。

译第五条是：不要责求难以做到的事情。不责求难以做到的事情，正是为了将来能够严格责求应当做到的事情。从前圣人制定法律，使人可以有过失，却不可以达不到应有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人的要求，是众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天下如果有人能够做到众人不能做到的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而能力不足的人也不至于触犯法律。这样仍然有人犯法，然后才可以严厉惩处并果断罢黜。因此说，圣人不责求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正是为了严格责求人所能做到的事情。后世制定法律却不同，责求人做到其不能做到的事，却不严格责求其能够做到的事，所以法律无法施行，事务也无法办成。事情不能两全，圣人知道这一点，因此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禁止必有所宽免。宽免某些方面，所禁之事才能真正停止；舍弃某些要求，所要取得的成效才能真正得到。如今天下的官吏，不可能人人都被上级直接了解，所以让长吏举荐他们；又怕长吏出于私情举荐而得不到合适的人，于是又让长吏为所举之人负责。以后若事情败坏，便以连坐追究举荐者的过错，罪恶轻重不同，所受惩罚却相同。况且人的品行本来就难以了解，连尧舜都为此忧虑。今天行善，明天作恶，尚且不能保证，何况十多年以后，他当时年幼的已长大，当时壮年的已老去，却还拘执他一时的言论，让他与别人一同承担罪责，岂不是过分吗？天下人出仕而尚未得志时，无不勉力行善以求被举荐；一旦改任官职而没有了忧虑，便放纵无度，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当他在州县任职时，长吏亲眼见到他廉洁谨慎、勤勉能干的操守，势必不能不举荐他；可是长吏又怎么知道他终身的作为呢？所以说，如今法律责求人做到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个县的长官考察本县属官，一个郡的长官考察本郡属官，职司考察所辖各郡的官员。这三类长官，对属官的数量并不多；他们的贪廉、宽严以及能干与不能干，不可以说不知道。如今如果有人放牧牛羊，却不知道牛羊肥瘦，难道还能再让他做牧人吗？担任长官却不了解属官，这种长官本来就可以罢免，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如今属官犯罪，长官不立即上报；日后有人告发，长官不过被说成失于察觉，而被免官的属官又不被连坐。失于察觉，是天下最轻的罪名。职司考察属官，郡县各自考察属官，这并不是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惩罚却很轻，也很奇怪。如今世上之所以重重惩办贪赃官吏，为什么呢？因为贪官起初必定假装廉洁以求举荐，而举荐他们的都是王公贵人，次一级的也是卿大夫之列，并且以自身名义为他们担保。在任官员无不爱护与自己同类、地位相当的人，所以他们的根基牢固而不可撼动；被连坐的常有六七人，严重时有十多人。这就像盗贼劫持良民作为人质，来求得自己苟且免罪一样。法律的弊病达到这种地步，也可以改变了。臣的主张是：以职司、守令的罪过治举荐官员之罪；以举荐官员的罪过治职司、守令之罪。如今如果举荐官员和被举荐者的罪责一概纵容，又说举荐官员也无可奈何，终究不能等到预先知道一个人终身廉洁之后才举荐，只不过把结果推给幸运或不幸罢了。假如按照被举荐者的罪过来治职司、守令的罪，那么他们确实会有动力去督察。臣知道贪官小人将没有立足之地，又何必担心举荐官员呢？第六条是：不要阻塞善行。从前先王治理天下，必定使天下人常常兴高采烈，心中怀有无穷的希望，努力实行善行而不知疲倦，不产生自暴自弃的念头。自暴自弃的人作恶最为狠毒，难以挽救，所以圣人畏惧这种人，设置高位厚禄来等待有才干的人，使天下人都能踊跃自励，争相攀援而来。只是因为才力不够、能力不足，他们最终不能进入其中，并不是圣人堵塞了门径、断绝了道路。因此，一个卑微的官吏、闾巷中的普通人，无不奔走行善，直到老死也不知道休息。这就是圣人用方法驱使人们向善。天下如果有极其邪恶、令人无法容忍的人，圣人既然已经断绝了他仕进的道路，就把他屏弃到远方，终身不列入士人之中。这并不只是因为不仁，而是认为既然已经断绝了他的出路，他一旦放纵毒害，就会残害百姓。因此，断绝了他就不要再任用；既然任用了，就不要彻底断绝他的道路。已经断绝了他，又重新任用他，就是把他驱向不善，同时又给他作恶的工具。对前途没有希望、对失去名节毫不吝惜而什么恶事都敢做的人，天下只有一个。对没有希望的人责求他行善，对不爱惜名节的人要求他不作恶，又把百姓交给他治理，天下人都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世上的贤能之人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出身呢？有的出身于商贩、卑贱之人，甚至出身于盗贼，这种情况往往都有；而儒生、贵族，本来是世人希望他们成为君子的人，有时却放纵而不守法，反而不如小民。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在他们刚开始仕进时就预先决定其终身，而是逐步观察他们任职后的成效，使天下人既没有必定能够得到官位的侥幸之心，也没有必定永远得不到的绝望之路。天下人知道不可能必定获得功名，然后才会努力追求功名而不敢侥幸；知道也不是必定完全得不到，然后便可以用此安慰自己的内心，长久坚持而不懈怠。唉！圣人用来鼓舞天下人，使他们日益受到教化却自己不知道的，难道就是这种方法吗？后世执政者却不是这样，用人时要求必定成功，摒弃人时又使其必定没有出路。他们本意是进用贤能、斥退不肖，但天下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制科考试中的等级、进士的高第，都在一天之内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富贵。这虽然只是当时的文章成绩，却不知道他处理事务的能力；否则，这样任用人不是太仓促了吗？天下有三种情形，是任用人却又把他彻底断绝的：州县官吏只要不是犯了大罪、确实不能再任用，其他犯法的人都可以让他们竭力行善，以此赎罪；而如今的法律，一旦陷入罪行，便终身不得迁转，使他们无以自处，于是仇视百姓，任意妄为而毫无顾忌。这些人起初未必是小人，只因不幸在仕途中陷入罪网，走投无路，便自暴自弃。府史等卑贱官吏，治国者知道不能缺少他们，所以任职年久便补授外官；但因为他们出身卑微，又限制他们所能达到的官位，即使其中有出类拔萃的才干，最终也不能列入士大夫之列。人一旦出身做官，就是为了求得显贵。

译既然显贵无法达到，就会只求富裕，这是形势必然如此。这样一来，即使对他们施以鞭笞、杀戮和羞辱，也不足以禁止他们贪婪。所以这两类人如果不能彻底弃置，就应当适当给他们一些出路。用钱财捐纳资历而出仕的人，都可以补授郡县属官；他们知道终身不能升迁，也会放纵一时的欲望，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如果确实不能升迁，那只是任用方式的过错罢了。因此臣说：断绝了出路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断绝出路，说的就是这三种情况。安定万民，有六条办法：第一条是敦厚教化。圣人在治理天下时所依靠的、能够使国家牢固而不可动摇的，就是天下百姓可以共同为善，却不能共同作恶。从前三代的百姓，见到危难便献出生命，见到利益也不忘道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面前必定有爵位赏赐劝诱，后面必定有刑罚惩处，而是他们内心安于行善，对不义感到羞惭，所以有所不为。百姓有所不为，天下便不可抵敌，武器军队不能威胁他们，利益俸禄不能诱惑他们；即使可以杀害、羞辱、使其饥寒，也不能让他们背叛。这就是三代享国长久而不衰的原因。到了秦汉时代，百姓见利忘义，见到危难又不能献身。法律禁令管不到的地方，巧伪、变诈便无所不为；他们仇视长官，幸灾乐祸，遇上水旱灾害，又加上盗贼作乱，于是天下百姓空虚困苦，再也不像天子的臣民了。世上的儒者常说：“三代时期，用来教化百姓的方法十分详尽严密。学校的制度，乡射的仪节，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灿然有序，无不有法。”到了后世，教化之道衰败，教化的具体措施也完全废弃，所以才变得这样无耻。然而世上的儒者也曾经用这些礼制来教化百姓，最终却没有效果。使百姓喜好文饰而更加偷惰，粉饰欺诈、彼此以此自夸，这种情况倒是有的。这也是儒者的过错。臣愚昧地认为，这类人都是喜好古制却没有方法，只知道教化的名目，却不知道名与实应当各自落实。实是使名得到信实的依据，名是求取实效的途径。有名而无实，名就不能成立；有实而无名，实效就不能长久。如今儒者所谈论的，全都是名目。昔日周武王攻克商朝后，散发财物、开仓发粮，使天下知道他不贪；礼遇贤能俊杰，使天下知道他不骄；封立先圣的后代，使天下知道他仁慈；诛杀飞廉、恶来，使天下知道他主持正义。这样一来，用教化治理天下的实际基础就已经确立了。天下人都肃然起敬，普遍具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后再用礼乐加以文饰，用学校加以教育，用乡射加以观摩，又用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加以谨慎约束。百姓因此亲眼看见便能在心中领会，安稳地实行而自得其乐。到了秦汉时代，专门任用执法之吏督责百姓，直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百姓却日益贪婪逐利而不知羞耻。儒者这才开始拿三代礼制中所谓的“名目”来约束他们。他们看见礼仪中的升降揖让、盘旋回避、俯身曲背等姿态，便掩着嘴暗自发笑；听到钟鼓管磬那种稀微舒缓的声音，便惊讶地回头看而不感到快乐。像这样还想希望他们改过向善、远离罪恶，不是太难了吗？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先求实际，后讲名目，选择接近人情的事情先行。如今百姓不知道守信，就不能同他们长久安居；百姓不知道道义，就不能同他们共同处于危难之中。平时便欺骗官吏，遇到紧急情况便背叛君主。这是教化的实际没有达到，天下没有发生变乱，只能说是侥幸。想让百姓懂得守信，不如务求使自己的言语兑现；想让百姓懂得道义，不如努力除去自己的贪欲。从前河西用兵，家中子弟都登记为士兵。起初，官府告诉他们这是权宜之计，并不是长期服役，事情结束后应当让他们恢复原业。没过多久，却全都在额头刺字，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自宝元年间以来，各道都以兴兵为借口增加赋税，到今天仍然没有免除。这样一来，将凭什么禁止小民欺诈呢？县官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依靠四海的财富，不应当同百姓争夺锥刀般微末的利益。他对待百姓应当宽厚，取利应当缓慢。古代圣人不得已而取财时，才会在特定时候设置征取项目，以表明自己并不贪利。为什么呢？小民不懂其中的道理，只知道贪利。如今鸡鸣便起床，百工杂然劳作，普通人进入市场，手里拿着尺寸器物，官吏就跟随其后征税，像扼住喉咙、按住后背一样，搜取丝毫小利。古代设置官职，是为了使百姓富足；如今设置官职，却是为了压制百姓。赋税征收有固定期限，却把提前征收看作能干；财物出纳有固定数额，却把多收利息看作有才干。天地之间，只要有可以搜取的利益，就无不设禁。求取利益的范围太广，使用法律又太严密，所以百姓日益趋向贪婪。臣愚昧地认为，难以实行的正确主张应当有一项必须实行；可以取得的利益应当有一些坚决不取，用以教导百姓守信并向他们显示道义。如果说国用不足、还不能实行，那么臣恐怕失去的会多于得到的。第二条是劝导亲睦。百姓彼此亲爱和睦，是王道的开端。从前三代的制度，把土地划分为井田，使比、闾、族、党之间彼此亲爱；有急难便互相救济，有喜事便互相庆贺，遇到丧事便互相抚恤，患病便互相照料。因此百姓平安居住、无事可忧时，往来欢欣而不会产生诉讼；有盗寇时交战，则同心协力，在紧急和缓慢的各种情况下都不离散。自秦汉以来，法令严峻急迫，使百姓失去亲爱欢欣之心，形成邻里之间互相告发揭露的风气。富人家的儿子长大便外出居住，穷人家的儿子长大便出赘。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风俗，每家又各有自己的规矩；一家有一家之法，每个人又各怀自己的心思。人们纷纷散乱，彼此失去联系，所以礼让的风气消失，争斗诉讼的案件增多。天下无事时，便竭力欺诈、互相倾轧来成就自己；天下有变时，便流离迁徙、离散互弃来保全自己。唉！秦汉以后，天下为什么有这么多变故而难以治理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百姓彼此不相爱。一个人不爱惜自身，就会轻易犯法；轻易犯法，王政就无法施行。想让百姓爱惜自身，不如使他们父子亲爱、兄弟和睦、夫妻子女相互友好。百姓向上侍奉父母，横向亲睦兄弟，向下抚恤妻子儿女，那么他们所依赖以生存的亲情就会变得重要，不忍因为自身而轻易犯法。

译三代的政治措施，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如今想教导百姓和睦亲爱，方法一定要从宗族开始。臣希望恢复古代小宗的制度，以收拢天下彼此不亲属之人的心。古代有大宗，有小宗，所以《礼》说：“别子成为祖，继承别子的成为宗，继承祢的成为小宗。”有百世不迁的大宗，也有五世便迁的小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奉别子的继承者所出自的祖先为宗，就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奉高祖的继承者为宗，五世便迁。古代诸侯的子弟、异姓的卿大夫以及开始立家的人，不敢把自己的父亲作为祢，而让自己的嫡长子继承自己，这样便成为大宗。族人奉他为宗，即使历经百世，宗子去世，族人也为他服齐衰九月。所以说：“奉别子的继承者所出自的祖先为宗，就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别子的庶子又不能把别子作为祢，而让自己的嫡长子继承自己，这样便成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便不再服丧。他继承祢时，亲兄弟为他服丧；继承祖时，从兄弟为他服丧；继承曾祖时，再从兄弟为他服丧；继承高祖时，三从兄弟为他服丧。他们服大功九月，到了高祖以外亲属关系穷尽时，便改换宗属。所以说：“奉高祖的继承者为宗，五世便迁。”小宗有四种：继承高祖的，继承曾祖的，继承祖的，继承祢的，加上大宗，共为五宗。这就是所谓五宗。古代建立宗族的办法是，嫡子继承而成为宗子，他的庶子的嫡子又各自成为自己庶子的宗子。这种制度名义上止于四代，实际上宗族延续无穷。自秦汉以来，天下没有世袭卿大夫和大宗的制度，不能恢复；但可以收拢天下亲属关系的小宗制度仍然存在，却没有人实行，实在可惜。如今天下之所以不重视宗族，是因为有宗族而没有宗子。有宗族而没有宗子，宗族就无法聚合；宗族无法聚合，即使想使族人亲近，也没有办法。族人彼此不亲近，就会忘记自己的祖先。如今世上的公卿大臣、贤人君子的后代之所以不能像古代那样长久延续家业，是因为族人散离而忘记祖先。因此不如恢复小宗，使族人相互率领，共同尊奉宗子。宗子去世，便为他加重服丧；冒犯宗子，就按照所服的丧服连坐；贫贱之人不敢轻慢，富贵之人也不敢以富贵凌驾于宗子之上；举行冠礼、婚礼必定告知宗子，遇到丧事、下葬必定前往。这并不是难以实行的事。如今良民之家、士大夫宗族，未必没有孝悌亲爱的心，只是族中没有宗子，没有人替他们纠合率领，情势上便不能亲近。因此世上有人亲属关系还没有断尽，却不相往来；举行冠礼、婚礼不相告知；有人去世也不相奔赴，甚至无知的百姓发展到父子分居、兄弟互相诉讼。既然如此，王道要从哪里兴起呢？唉！世人的弊病，在于不致力于长远的见识。古代圣人聚合宗族的办法，近乎迂阔；但实行一月之后，便希望看到成效。因此小宗制度并不难实行，难的是长期坚持而不懈怠。要使天下百姓忠厚、和顺、柔善而容易治理，必定要从小宗制度开始。第三条是均平户口。中国的土地足以养活中国的百姓，而且还有余地；但百姓常常苦于不足，这是为什么呢？土地没有迁变，而百姓有聚有散；聚集时就在不足中相互争夺，离散时又把有余的土地抛弃在外，所以天下常有未被利用的利益，百姓却供给不足。从前三代的制度，是按土地安置居民，百姓各按夫家人数多少从官府受田；一夫受田百亩。百姓不能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土地也不能多容一个平民，所以百姓分布均匀而土地有余。周代时，四海之内方圆千里的土地有九块，京师占其中一块；其中有田百同，是九百万夫的土地。山陵、林麓、川泽、沟渠、城郭、宫室、道路、里巷占去三分之一，剩下六百万夫的土地；再把上、中、下三等田地折算，以二易田为标准，那么王畿之内足以养活三百万人的众多人口。以九州计算，就是二千七百万夫的土地。按下等农夫一夫之地养活五人计算，就是一万三千五百万人可以依靠其中的出产生活。成康时期刑罚废置之后，在人口最为兴盛的时候，九州户籍登记的人口不过一千三万四千多夫，土地是人口的十倍，而居民只占其中十分之一，所以粮食常有余，土地的肥力也没有耗尽。为什么呢？因为均平人口有办法。自从井田制废弃以后，天下百姓迁徙不定，只要哪里适合自己便聚集成市，肩挨着肩、脚跟着脚跟地争夺狭小地面，携妻带子只求分得一升一合的粮食；即使遇到丰年，百姓也没有余蓄，一遇水旱灾害，弱者便转死沟壑，强者便聚集为盗贼。这并不是土地不足，也不是人口增加了，只是没有使百姓均平的办法罢了。百姓分布不均，弊病有两个：上面的人轻视农业而看重工商末业，忽视旧有之地而重新偏重某些地方，就会使百姓不均。农民无不看重迁移，因为坟墓、房舍、桑麻、果蔬、牛羊、农具，都是为子孙作百年打算。只有各种工匠技艺之人、丧事中的帮手和游荡取食之民，才可以携带轻便财物而到处谋生。因此上面的人轻农重末，农民便放下农具奔走四方，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居住，这是第一个弊病。人的常情是，长期安定后便怠惰，刚刚聚集时反而谨慎。水旱灾害之后、盗贼之乱的余波未平时，人们无不减轻刑罚、减少税收、节省劳役，以招徕逃亡的百姓；而在长期安定、没有变故时，却不肯无故加以抚恤。因此上面的人忽视旧有之地而重新偏重某些地方，百姓便逐渐离去，聚集到被重视的地方，直到人口过多而无法容纳，这是第二个弊病。臣希望除去这两个弊病，开启相应的两种利益，以使百姓分布均平。从前圣人兴办事业，必定顺应人的情感，所以容易成功；必定顺应时势，所以容易用力。如今若无故迁徙安居的百姓，把人口多的地方分到人口少的地方，怨谤的来源和盗贼的开端必定由此产生；百姓还没有享受到好处，先遭受了祸害。臣愚昧地认为，百姓的常情无不眷恋故土、看重迁离；只有出身士大夫而做官的人习惯于迁徙的乐趣，忘记了故乡。从前汉代的制度，二千石官吏都迁徙到诸陵附近。如今可以规定，天下官吏做到某一官职的，都迁徙到荆襄、唐、邓、许、汝、陈、蔡之间。如今士大夫没有不愿意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只是担心独自前往、不能有所成就。他们一看到同类同等地位的人无不在那里，就只怕自己离开得太晚。

译这就是顺应人的情感。天下不可能年年丰收，因此必定有发生饥荒和人口流亡的地方。百姓正处于困急之时，父子尚且不能互相照顾，又怎么会把离开故乡当作忧愁呢？在这个时候，招募愿意迁徙的人，并让他们经过各地时都得到粮食供给，费用并不很大，百姓也乐于前行。这就是顺应时势。然而这两种办法都必须授给他们田地，借给他们耕种的农具，并且缓征租税，然后才能坚定他们的意愿。这样一来，天下百姓大概可以逐渐得到休养了。第四条是核较赋役。自从两税法兴起，依据土地的广狭、肥瘠来制定赋税，又依据赋税的多少来制定徭役。起初大概非常均平。征收厚重的赋税，百姓的财力足以供纳；征发繁重的徭役，百姓的力量足以承受。为什么呢？赋役的轻重厚薄都取决于土地本身，不可任意改变。户不设固定赋额，而是根据土地确定赋税；人不设固定徭役，而是根据赋税确定徭役。因此贫者卖田后赋税就减轻，富者增加土地后徭役就加重。这既是衡量百姓力量所能承受的程度，也是为了打破兼并的门路、堵塞侥幸逃避的源头。到了后世，年久日深，小民渐渐作奸，估量官吏耳目所不能察知的地方，于是即使有法律禁令，也公然实行而毫不顾忌。如今一户人家的赋税，官府只知道它应缴赋税的多少，却不知道它拥有多少土地。这样一来，增减出入全由官吏任意操纵。官吏即使精明，法律禁令即使严密，按这种情势也没有办法彻底制止。而且他们作奸，常常发生在土地买卖之时。卖田的必定是困窘的人，买田的必定是富厚有余的人。富人凭借自己的富余来压价，穷人迫于饥寒而想迅速卖出，所以富人多取得土地而少增加赋税。拥有田地的人正处于贫困之中，只要能缓解眼前急难，就无暇考虑日后的利害；因此富人的土地日益增加，赋税却不增加，穷人的土地日益减少，赋税却不减少。又有奸民想用计谋逃避赋役，把几亩土地写成数倍的赋额，只收取其中一小半的地价；有的人也贪图这点微薄价钱而买下。于是几十年来，天下赋税大体混乱：有兼并土地的家族，赋税却非常轻；有贫弱之家，却不能免除繁重徭役，直到破败流离也不知道将去往何处。赋税还在而人已经逃亡的情况，天下到处都是。天下不可以存在侥幸；天下有一个人侥幸逃避，就必定有另一个人不幸承受由此产生的弊病。如今天下侥幸逃避的人这样多，那么那些不幸承受弊病的人也就可以想见了。三代的赋税以什一为轻，如今法律本来不到十分之一的税率，却使天下百姓嗷嗷叫苦，把赋税征收看作祸患，难道不是因为年久日深而奸弊滋生，负担偏重而分配不均，以至于这样吗？即使如此，天下人都知道这是祸患，却不能除去，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不允许。如今如果巡视核查土地的广狭、肥瘠，重新制定赋税多少，那么奸吏就会借此打开受贿之门；土地的广狭、肥瘠也将完全由他们一时的喜怒决定，祸患反而更加深重。因此士大夫害怕这种做法，不敢议论；臣却认为这是最容易查明的事情，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凡是土地买卖，必定有契约；契约必定写有地价数额，地价数额必定能够反映土地的实际广狭肥瘠，官府也必定可以依据地价数额征收买卖土地的税。因此想知道土地的广狭肥瘠，可以从它的税额推知。年代久远的情况已经无法完全查清，但几十年以内的情况都足以推考核较；到旧官府的档案中查找，仍然可以看到。若税额多，就知道地价高；地价高，就知道土地多而且肥美。如此一来，如果它原来的赋税少、徭役轻，那么那些人已经逃亡而赋税仍在的情况，就可以逐渐得到均平。卖田的人都要依据地价多少来追问其赋税是否过重，对这种虚报加以禁止，使他们不敢把不实的地价写入契约。这样从今以后，在土地交易之际，作奸的情况就会逐渐减少。总之，应当查明各种土地的实际价值、各种赋税应当征收的数额，并以税额相互参照。这样只要有一个掌管筹算的官吏坐在账簿前，就足以全面了解四境的实际情况；不过几个月，百姓便可以稍稍得到苏息。否则十多年以后，弊病将无法承受：负担重的日益变轻，负担轻的日益变重，却不知道最终会变成什么样。第五条是教导战斗和守备。当今百姓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在于只知道安逸而不知道危险，能够享乐安逸而不能承受劳苦。这种祸患今天还没有显现，日后必定会显现。如今不为此筹划，后来将会有无法挽救的局面。从前先王知道战争不能废除，所以天下即使太平，也不敢忘记战备。在秋冬农闲时节，教百姓进行田猎，用来讲习武事；教他们进退、跪坐、起立等方法，使他们的耳目习惯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混乱，使他们的心志安定于砍杀攻战之际而不恐惧。因此即使发生盗贼变乱，百姓也不至于惊慌溃散。到了后世，却采用迂腐儒生的主张，把废弃军备当作王者盛大的美德。天下已经平定，便卷起铠甲、收藏兵器。几十年以后，铠甲兵器全都破旧损坏，人民也日益安于逸乐。一旦有盗贼警报，便彼此恐惧，传播不战而逃的谣言。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不是大治吗？只是百姓安于太平的快乐，沉溺于[原文疑误：防▯]酒食之中，刚强之心和勇敢之气都消耗、衰钝、萎靡而不能再振作，所以区区一个安禄山一出兵便乘其虚弱，四方百姓像野兽奔逃、鸟雀窜散一样，连求作囚虏都来不及。天下分裂，唐室本来就因此衰微了。试着论说此事，天下的形势好比人的身体。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条件，难道不是极其周全吗？可是他们平时常常苦于多病。至于农夫小民，终年劳苦，却从未声称有病。这是什么缘故呢？风雨霜露、寒暑变化，是疾病产生的原因。农夫小民盛夏努力劳作，严冬暴露在外，筋骨经受风霜冲击，肌肤受到寒暑浸润，轻视霜露，习惯风雨，所以寒暑不能毒害他们。如今王公贵人居住在重重屋宇之下，出门便乘车，刮风便穿皮裘，下雨便使用车盖，凡是预防祸患的器具无不准备齐全；只是畏惧得太过、养护得太好，稍有不合心意，寒暑之气便侵入身体。

译所以，善于保养身体的人，要使身体既能安逸也能劳作；通过行走、趋跑和各种活动，使四肢习惯于寒暑变化，这样才可以刚健有力，涉历险境而不受伤害。百姓也是这样。如今太平安定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骄纵懒惰、脆弱怯懦，像妇女和小孩一样，不走出闺门；一谈到战斗的事情就缩着脖子、两腿发抖，听到盗贼的名号就捂住耳朵、不愿听闻；士大夫也从来不谈军事，认为那是无故生事、扰害百姓，渐渐不能助长。这样岂不是畏惧得太过分、养护得太过度了吗？况且天下本来就有意外的祸患。愚昧的人看见四方没有事情，就认为变故不可能无缘无故发生，这也不对。如今国家每年供奉西北的敌虏，数以百万计；供奉的一方财力有限，而索求的一方永不满足，这种形势必然会发展到战争。战争是必然的趋势：不是先发生在我们这里，就是先发生在他们那里；不是从西边发生，就是从北边发生。所不能确定的，只是迟早和远近，但总之是无法避免的。天下如果不能避免用兵，而用兵又不逐步进行，使百姓在安乐无事之中，突然离开自身所处之地、踏入死地，那么由此造成的祸患必定会有无法预料的后果。所以说，天下百姓只知道安逸而不知道危险，只能安逸而不能劳苦，这是臣所说的大患。臣希望使士大夫尊重崇尚武勇，讲习兵法；让在官府服役的庶人学习行军布阵的规矩；让负责缉捕盗贼的役民学习击刺的技艺。每年年终，就把他们聚集到郡府，依照古代都试的办法进行考核，有胜负，也有赏罚；实行久了以后，再按照军法处置。但议论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是无故调动百姓，又会担心用军法约束百姓会使他们不安，而臣认为这正是使百姓安定的办法。天下如果果真不能停止用兵，那么有朝一日将要把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赶上战场。无故调动百姓，虽然会造成一时的小恐慌，但和突然面临危难相比，哪一种更严重呢？如今天下驻屯聚集的军队骄横豪强、怨言很多，欺凌压迫百姓并向上邀功，是什么缘故？这是因为他们心里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自己。假如平民都熟习军事，他们知道自己有所敌手，那么就已经彻底破坏了他们的奸谋，挫折了他们的骄气。在利害关系上，这难道不是很明白吗？第六，除去奸民。自古以来，天下的动乱一定产生于太平安定之日：国家休养生息，奸民得以藏身其中，积蓄力量而不发作，等待天下出现裂隙；等到时势有所激发、形势有所可乘，便四处溃散爆发，不到一天，毒害就流布天下。圣人知道其中道理，所以严明法令禁令，督促官吏负责察访天下的奸民并将其除去。大乱的根源，一定从小的奸恶开始；正因为它小而不值得畏惧，所以一旦爆发，常常会发展到扰乱天下。如今世人所忧虑、认为值得畏惧的，一定说是豪侠和大盗，这是不懂得事变规律的说法。天下没有小奸恶，豪侠大盗就没有凭借。况且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即使想做大盗，又能把自己藏身在哪里呢？残忍贪婪的心无处发泄，于是有时出来做盗贼，聚众赌博，成群在市肆饮酒，在郊野呼喊叫骂。小的则呼朋唤友、叫鸡逐狗，大的则杀牛掘坟，无所不为；抛弃父母，丢下妻子儿女，彼此一起嬉戏胡闹。凡是这些人，都不能算小盗。天下一旦出现裂隙，拿着锄头、耰、荆棘木杖，结伴抢劫掠夺的人，都是过去那些小盗。过去三代的圣王果断而不迟疑，诛杀、铲除、打击、驱逐，一个也不遗漏，因此能够保护良民，使他们安居。到了后世，刑法一天比一天严酷，而除去奸民的办法反而比不上三代，为什么呢？因为总要等到事情败露，使他们自己触犯刑法之后才除掉。作恶而没有受到刑罚的人，本来就很多。有的人终身做不义之事，但他的罪行无法指明罪名而附会到法条上；有的人巧妙地设法规避，利用官吏的短处和权柄，使人无法诘问；还有的人因为机缘和侥幸而得以逃脱。如果一定要等他们自己触犯刑法，那么所能除去的，大概没有多少。过去周代的制度规定，百姓有罪恶但尚未触犯法律、却已经危害乡里的，就给他戴上桎梏，关押在嘉石之旁；重罪让他服劳役，期限依次减轻。较轻的罪服役三个月，由州里任用他做事，然后宽赦释放。那些教化不能使其服从、威势不能使其改变，危害、苦害乡里百姓而又尚未触犯五刑的人，叫作罢民。凡是罢民，不让他们戴冠束带，而给他们加上明刑；交给他们差事做，但不让他们在乡党中享有正常身份。由此看来，周代强盛时，日夜整顿约束人民，铲除他们的不善，就像猎人整天奔驰驱赶，践踏在草莽之中，搜寻并捕捉潜伏的兔子，不等它自己投进罗网之后才去捕取。正因为这样，小恶不能容于乡里，大恶不能容于国家；礼乐容易推行教化，法禁容易执行，都是这个缘故。如今天下长久安定，天子以仁慈宽恕为本心，士大夫一概以宽厚相称；迎合上意的懦夫庸人又心存侥幸，竭力把罪犯放出法外，对外借此邀取洗雪冤屈的赏赐，对内等待阴德的报偿。臣因此知道天下很有一些未被诛除的奸人，将成为子孙后代的忧患。应当明令天下官吏，按时查察凶恶之民，迁徙其中尤其没有良心的人，不必等到他们自己触犯刑法。并且不时命令使者出巡按察郡县；有儿子不孝、弟弟不敬兄长、喜欢争讼而屡次犯法的人，都诛杀而不赦免。诛杀一乡的奸人，一乡的人就高兴；诛杀一国的奸人，一国的人就高兴。总之，诛杀少数人而使多数人高兴，即使舜也不过如此罢了。天下有三种祸患，蛮夷的忧患不在其中：有内部大臣叛变，有外部诸侯反叛，有平民成群起事的祸乱。这三者的势力常常彼此牵制。内部大臣有权势，外部诸侯就不会反叛；外部诸侯强大，平民成群起事的祸乱就不会发生。如今内部没有权臣，外部没有强大的诸侯，但万世以后，或许值得忧虑的，就是奸民了。所以臣说，除去奸民，是使百姓安定的最终办法。充实财货，另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节省费用。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财货。过去周朝兴起时，文王、武王的国土不过方圆百里；到他们受命之时，四方的君长纷纷来到朝廷，军队四处出征，讨伐不义的诸侯，却从未忧虑没有财货。当时关市没有征税，山林川泽不加禁限，从百姓那里征取的不过十分之一，财货却有余。等到周朝衰败时，内有千里土地的租税，外有千八百国的贡赋，仍然不够使用。

译由此看来，财货难道有固定的多寡吗？君主治理天下，降低自己的身分去迁就百姓，就容易取得功效；仰赖百姓来帮助自己，就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广泛征取财物以供使用，不如节省用度，从而少征取财物更容易。我请允许用普通百姓的家庭来推论。百姓正处于穷困时，所希望的不过是十金的资产；计算衣食费用、妻子儿女的供养，都在十金之内，宽裕而有余。等到有一天稍稍积聚了财产，衣食已经充足，心中的欲望就一天比一天扩大，收入越来越多，而欲望却越来越不能满足；不知道应当责怪自己用度不节，反而认为是求取还没有达到目的。因此越富有越贪婪，求取越多而财物越供不应求；这种迷惑，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为什么不回到起初想一想呢？过去难道能够受寒却不穿衣、挨饿却不吃饭吗？如今全天下急切地把财货不足当作祸患，难道超过了这种情形吗？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的领土非常狭小；然而年年出兵，诛讨僭越作乱的国家，向南夺取荆楚，向西平定巴蜀，向东攻下并、潞，其费用之多又是现在的百倍，这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天下士人从来没有想到当初，却惴惴不安地担忧当今财用不足，这也太迷惑了。治理国家有三种谋划：有万世的谋划，有一时的谋划，有不能维持一个月的谋划。古代三年耕作，必定有一年的储备；按三十年的积蓄计算，就可以九年不发生饥荒。每年的收入足够使用而且有余，所以九年的储备常常闲置而无须动用。突然遇到水旱灾害、盗贼忧患，官府也可以自行办理，百姓都不知道有灾患。像这样，天不能使它遭受灾害，地不能使它贫困，四方夷狄和盗贼不能使它困窘，这是万世之计。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是一年的收入才刚够一年的支出，天下的产出仅仅够供天下使用。平常虽然不至于残酷搜刮百姓，但一有急事就免不了加重赋税；所以这样的国家可以安静而不能动荡，可以安逸而不能劳作，这也是一时之计。至于最下等、毫无谋划的做法，是估量支出作为收入，用度不够就征取更多。天下安然无事时，完全采用衰世苟且的办法，却不知道一旦有急难将拿什么来应对，这就是所谓不能维持一个月的谋划。如今天下的利益几乎无不被征取，山陵、林麓几乎无不设禁，关口有征税，市场有租税，盐铁有榷税，酒有课税，茶有算税；这样一来，衰世苟且的办法几乎全都用上了。这就像人一样，年轻壮盛时身体丰健、勇力充足，然后才可以希望没有疾病而活到高寿。如今还不到五六十岁，衰老的征候却已经全部显现、没有遗漏；如果到了八九十岁，又将怎样应付日后的情形呢？然而天下人正在穷尽心思、竭尽考虑，努力扩张求利的门路；还认为只要人不处于紧急状态，费用就不能再节省。假如天下没有盐、铁、酒、茶的税收，国家难道就不能治理了吗？臣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天下的费用本来就有些去掉很容易而没有损失，保留却很困难而没有益处。臣不能全部知道，请举出所听闻的事例，其余的可以类推。那些没有益处的费用，名义重大而实际作用轻微；因为把不急需的实际事务披上莫大的名义，所以人们疑虑而不敢废除。三年举行一次郊祀，郊祀之后赦免罪犯，赦免之后又赏赐，这是县官有不得已的原因。天下的官吏士人等候赏赐多日，这确实不能一下子废除。至于所谓股肱耳目的大吏，与县官共同承担忧乐，这难道也有不得已、也有所畏惧吗？天子有七庙，如今又修饰供老子、佛的宫观，并为他们建立祠庙，本来已经过分了；又让大臣以使者身分主管此事，每年供给以巨万计，这又是为什么呢？天下的官吏并不少。了，所忧虑的只是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会被充分兴办，凡是百姓的祸患都会被完全除去。如今黄河水患，却不让沿河州郡的官吏亲自巡视灾情，反而要求他们提出救灾的办法，另行设置都水监。四方的水患，难道是一个人坐在京师筹划，就能把其中所有利害都处理完吗？天下有转运使就足够了。如今江淮之间又设置发运使，俸禄赏赐优厚，役卒众多，这样造成的费用难道计算得尽吗？我曾听说，乡里有养马的人，担心牧人欺骗自己、偷盗马的草料豆类，于是又派一个人担任廐长来管理；廐长设立以后，马反而更加瘦弱。如今治理政事不寻求根本，只治理枝末，由此推论，天下无益的费用不能说不多。臣认为，凡是这种事情，都应当每天查求并逐一去除，从极小的费用开始，没有一项不是有益的。只要不要轻视微小的费用而让它们积累，天下或许就可以稍稍得到休息。第二是整顿军制。自三代衰落、井田制废除、兵农分离以来，军队不能解散而恢复为民，百姓也不能卸下负担而不再从事军事，这种情形已经有一千多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三代的制度已经不能恢复了；至于汉、唐，仍然有可以谈论、可以借鉴的地方。军队没有战事却要供养，就不能把它们聚集起来；聚集起来以后又不能让它们无事而白吃军粮。这两种做法彼此冲突，不能同时实行，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如今假如有一百顷闲田，就足以放牧一千匹马，却不知道要花费多少；聚集一千匹马，再从一百顷田地运输草料供养它们，费用就要增加百倍。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过去汉代的制度，有践更的士卒，却没有屯田的军队；虽然都出自农民，但一旦成为士兵，就不再从事农民的事务。因此郡县没有常年驻屯的军队，京师也不过有南军、北军、期门、羽林等军。边境有事、诸侯有变，都用虎符调发郡国军队。事情结束、军队休息后，军队便完全解散，各自恢复原来的身份；所以汉军虽然不从事农作，天下却不至于困弊，因为军队从未长期聚集。唐朝统治天下时，设置十六卫府兵；天下的府有八百多处，驻屯关中的多达五百处。但这些军队平时无事就努力耕作、积存粮食，不仅能够供养自己，还能增加县官的储备。所以军队虽聚集在京师，天下也不至于困弊，因为军队从未无事而白吃粮食。如今天下的军队不耕作，却聚集在京畿、三辅，数量以几十万计算，全都仰赖县官供给。

译我们承受了汉、唐的弊病，却没有得到汉、唐的好处；把两种制度各取一偏而兼用，所以两方面的弊病都承受了，却没有人加以区分。天下的财物，近的从淮甸，远的直到吴、蜀，凡是舟车能够到达、人力能够达到的地方，无不全部征取，运回京师。天下安然无事，但赋税征敛却厚重到不能再加，而三司的用度仍然苦于不够；这些弊病全都起因于不耕作的军队聚集在内地，消耗四方的贡赋。不仅如此，还有军队往来循环、驻屯在各郡县。过去建国初年，各地分裂割据，有人拥兵而不服，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胄，奋力作战而攻取各地；既已使那些君主投降，登记了他们的疆土，但原来的根基和残余势力仍有存留。上面的人看见天下难以统一，担心他们再次发动，于是派出禁兵驻守；大的从藩府，小的到县镇，往往都有京师军队。由此看来，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是天子亲自派兵守卫，难道可以长久维持而不改变吗？费用没有比养兵更大的，养兵的费用又没有比出征行军更大的。如今派出禁兵驻守郡县，远的有时达数千里；除了每月廪禄、每年供给之外，还要每天供应草料粮食，三年调换一次。出发的人纷纷而去，接替的人接连而来；虽然每次不过数百人为一队，但总的算来，与数十万军队三年出征一次没有什么不同。农夫的力量怎能不耗尽，负责运送粮饷的士卒怎能不疲惫？况且如今天下从来没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并没有功劳可以向上邀功，却都不能成为休息闲居的无用军队；他们的想法是，自己是在替天子出外戍守。因此他们要求美衣丰食，打开府库，搬运金帛，好像天子欠着他们什么；稍有违逆他们的意愿，他们就想成群喧闹。这是为什么呢？天下已经成为一家，而且有数十甚至上百年了；百姓拥戴君主直到海边，与京畿地区没有不同，也不必对四方军队全都猜疑，只专门信任禁兵。从前蜀地发生均贼之乱，近年贝州发生叛乱，未必不是禁兵导致的。臣愚昧地认为，可以逐渐训练郡县的土兵，暗中削弱禁兵的权力；这样禁兵就可以逐渐减少而不再使用。天下勇武健壮的人，难道有固定的所在地吗？各地山川所使其熟习的环境、风气所形成的习性，四方百姓本来是一样的。过去战国时就曾使用地方军队；蜀人虽然怯懦，吴人虽然矮小，也都曾经凭借这些条件与中原大国抗衡，哪里一定要得到禁兵才可以使用呢？如今土兵之所以迟钝、衰败、低劣、弱小而不能振作，是因为他们看见郡县都有禁兵，受到不同等级的待遇，于是自暴自弃，甘居于低贱差役之中，将领和官吏也不训练他们。如果禁兵逐渐减少，并把原来供给禁兵的粮饷更多地用来优待郡县土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那么他们本来就会因为意外得到这样的待遇而欢欣踊跃，感戴皇上的恩德，愿意效尽自己的力量，又怎么会突然不如禁兵呢？土兵一天天增多，禁兵一天天减少，除了天子扈从、守卫城池之外，便没有别的用途。这样，内部没有驻屯聚集军队、仰赖供给的费用，外部没有军队调动、供应粮饷的劳苦，节省下来的费用又已经超过一半。训练军队，另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蓄养人才和军用物资。如今所忧虑的军队弱小而不能振作，难道是士卒太少、不够使用吗？是器械钝坏、不堪使用吗？还是城郭不足以防守吗？或者廪食不足以供给吗？这些都不是。可是军队之所以弱小而不能振作，是因为没有人才和可用之材。国家有才能的人，就像山林水泽中的猛兽、江河中的蛟龙，潜伏其中，而威势显现在外，使人凛然不敢轻慢。至于泥鳅、蝘蜒盘踞的地方，或公羊、猪豕放牧之处，即使有千仞高山、百寻深溪，人们也容易轻视它。为什么呢？因为显露在外的东西不值得畏惧。天下这么大，不能说没有人才；朝廷如此尊贵，百官如此众多，也不能说没有人才。然而凭区区西、北两边，以几个州的众多军队逼近中原，抗拒天子的威势，触犯天下人的愤怒，而他们的气势从未稍稍衰退，言辞也从未稍稍受挫，这说明他们心中没有畏惧。君主忧患，臣下就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下就应当死。如今朝廷之上不能没有忧患，可大臣们却安然自得，没有提出拒绝的谋议；并不是不想拒绝，而是没有办法应对，这说明朝廷没有可以依仗的力量。沿边百姓向西回望，战栗不安；放牧战马的士卒不敢弯弓向北；官吏士卒还没有交战就先预期失败，这说明百姓轻视自己的君上。外面的蛮夷无所畏惧，内部朝廷没有依仗，百姓又自行轻视君上，这样还足以说是有人才吗？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所忧虑的是求取人才的办法没有做到位。古代圣人，借助无益的虚名招致天下实际的人才，又用可以看见的实际成效来考核天下人所凭借的虚名；这两者互相发挥作用，不可废弃。所以开始时，天下人无不纷纷奔走，参与其中；到最后考察结果，不肖之人就无法欺骗上级。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先取名声，后验实绩。如果不先树立名目，只求实际人才，那么前来的人就少；来者少，就无法有所选择。在一旦发生的紧急情况下任用未经选择的人，这就是不先立名目的过错。天子所向往的，就是天下人奔赴的方向。如今孙武、吴起的兵书，读它的人未必能够作战；好谈论的士人、喜欢谈兵的人，也未必能够实际运用兵法。通过武举选拔，并用骑射来考验他们，天下的奇异人才未必会到来；然而如果要寻求天下真正有用的人才，除了这三种办法就不能招致他们。因为他们未必会到来就放弃这种办法，那么那些本来可能得到的人才，最终一定无法被发现。过去西京兴起时，起初只是没有凭借虚名大量招致天下人才，而是加以选择，以等待一旦有事时使用，所以到军队兴起之际，四处都惶惑不安，不知所措。于是设置武举，征求方略，收罗勇猛强悍的人士，也允许发表狂放的言论；不吝惜高爵厚赏来寻求强兵的方法。当时天下喧闹不安，没有人不自以为懂得军事。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们的言论也一天比一天没有根据；等到面对实际事务，最终都不能使用，主持此事的大臣也就厌弃它，知道它没有益处。因此在战事平息之日，一并废止了这些制度。如今议论者认为，武举、方略之类只会打开侥幸取进的门路，而天下真正的人才终究无法求得；这两种看法都有过错。既然已经利用天下的虚名，却不拿实际成效来考核；到了弊端出现时，又把这些名目一并废除，使天下士人不再凭兵术求进，也同样是错误。天下真正的人才，不能从言语中求得，也不能只用武力考验，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出。

译战争无法随意取得机会来试验人才，所以要在治理军队中观察他们。子玉在蒍地训练军队，整天完成训练，鞭打了七个人，刺杀了三个人而已。蒍贾观察后认为他刚强却不合礼法，知道他必定失败。孙武刚开始被召见时，用妇女来试验他的军法，尚且足以取得阖闾的信任，使阖闾知道他可以任用。所以凡是想观察将帅有没有才能，没有什么比治理军队更不能作假。如今新招募的士兵，骄纵而难以命令，勇猛强悍却不懂作战，这正足以用来观察天下的人才。用武举、方略之类的办法招来新兵，再让他们接受考验：观察他们神色平和，就足以看出他们的气度；约束坚定明确，就足以看出他们的威严；坐下、起立、前进、后退，各自都合乎规矩，就足以看出他们的才能。这些都不是勉强装得出来的。所以说，先用无益的虚名招致人才，再用可以看见的实际表现来考核，或许就可以得到真正能任用的人。第二是训练军队的实际战力。三代的军队不必特别挑选就很精锐，原因是什么？军队出自农民，有固定的数量而没有固定的个人；国家有事，只须以一家补充一名正卒，如此而已。因此老年人得以奉养，患病的人得以成为闲民，在官府服役的无不都是壮年子弟。所以平时无事而进行田猎时，从不征发老弱百姓；军队出征而运输粮食时，也从不供养没有用处的士卒。这样使他们脚力足以通过险阻，双手容易操持器械，聪明才智足以应对旗鼓指挥的节奏。身体强健、锐气充足，足以进入死伤之地；千乘之国的军队，人人都足以自我防卫，所以杀人少而功效大，费用节省而士卒强健。春秋时期，诸侯相互兼并，天下经历百余次战争；经传中所见称为“败绩”的战役，如城濮、鄢陵之战，也都不过是攻击对方的偏师、俘获其杂役部队，然后收兵退去；从没有像后世战争那样，僵尸数百万、鲜血流满江河。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各自推举家中壮健的人作为士兵，这种形势决定了不可能大量杀戮。到了后世，军队和百姓已经分离，军队不能复员而恢复为百姓，于是才有老弱士卒。既然已经招募百姓成为士兵，他们的妻子儿女、房屋居所已经托付在军营之中，姓名也已经登记在官府户籍里；出行不能经商，居住不能务农，只能仰赖官府供养，直到衰老也无处可归，那么这种做法确实不能轻易废弃。因此无用的士卒，即使削减他们的资粮，也都终身供给粮饷。百姓一生，从二十岁以上到衰老，不过四十多年；其中勇锐强力、足以冲坚冒刃的时期，不过二十多年。如今却终身供养他们，这就意味着一个士卒有二十年无用而白吃官府粮饷。由此推论，供养十万士卒，就等于有五万人可以裁去；驻屯军队十年，就等于有五年是在白白花费。百姓是天下的根本，财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有军队却不能让他们作战，这叫作抛弃财物；不能让他们作战却驱使他们上战场，这叫作抛弃百姓。臣观察秦、汉以后，天下为什么有那么多残破衰败呢？弊病全都起因于把百姓分离出来编为军队，军队不能休息，使年老体弱、不能胜任的士卒束手待死；所以才有过以百万之众被数千军队屠杀的事情。即使是贤良的将领、善于用兵的人，也不过把这些士卒当作诱饵，丢给敌人吞食。唉！三代衰落以后，无罪而死的百姓，真是多得数不清。如今天下招募的士兵极多；过去陕西战役时，把平民全部登记征作士兵；加上明道、宝元年间天下遭遇旱灾蝗灾，后来又有近年的青、齐饥荒与河朔水灾，百姓因急困而当兵的日益增多。把名册全部调出核查，近世以来，招募士兵之多没有超过今天的；然而他们都老弱而未受训练，不能抵得上古代士卒的十五分之一，衣食费用却是古代的百倍，这实在不是可以长久维持而不改变的办法。凡百姓中当兵的人，大多不是良民；他们年轻壮盛时赌博饮酒，不安于家，后来才能舍弃自身；等到稍稍衰老、气力衰沮时，大概也有人后悔，却已经不能恢复原来的生活。臣认为，五十岁以上愿意恢复平民身份的人，应当听任其请求。从今以后，百姓想当兵的，都限定在三十岁以下；收录后以十年为期限，期满就除去兵籍。百姓三十岁当兵，十年后恢复平民身份，把他们的精力和思虑归还给他们，仍然可以养生送死，作为终身的打算。假如他们应募之日就知道服役不超过十年，并以十年作人生计划，那么期满除籍时就不会怨恨。把终身供养无用士卒的费用用来厚重招募，响应的人一定很多。这样，县官永远没有老弱士兵，百姓中不能作战的人也不至于无罪而死。他们都知道不过十年就能恢复平民身份，于是会爱惜自身、慎重犯法，不至于叫喊喧闹、成为无赖，自我抛弃而沦为凶人。如今天下的忧患，在于百姓不懂军事，所以军队常常骄横强悍，而百姓常常怯懦。盗贼进攻他们，他们不能抵御；盗贼掠夺他们，他们不能抗拒。如今如果让百姓轮流替代而当兵，让士兵能够复员而恢复平民身份，那么天下懂得军事的人就会增多，盗贼的心中也会有所顾忌。但唯一会提出异议的人将说，十年轮换一次，旧兵已经离去而新兵尚未训练好，那么遇到缓急之事就可能无从应付。所谓十年轮换，难道是全军同时离去吗？其中有刚到的，有已经服役很久的，有将要离去的，有应当接替的。新旧士兵杂居在一起训练，那么遇到缓急之事就可以不用忧虑。第三是倡导勇敢。臣听说，作战以勇敢为主，以气势决定胜负。天子不可能有全都勇敢的将领，将军也不可能有全都勇敢的士卒。因此，激发勇气是有办法的。激发勇气没有比倡导更优先的，倡导又没有比私下厚待更好的。这两点，是用兵的隐微权术，是英雄豪杰暗中运用而不向人明说的办法，别人也不能察觉。臣请允许详细说明。所谓“倡”是什么？就是气势的先导。每个人都有勇怯，三军也有勇怯。把个人彼此比较，勇者和怯者的差别就像小草茎和大柱子一样悬殊；至于三军整体的勇怯，却往往相同，只在反复变化之间、毫厘差别之际转变。所以这种权柄在将帅和君主手中。确实有徒手搏击猛兽、出入刀刃之中而脸色不变的人；也有看见小蛇就退走、听到钟鼓声就战栗的人。人的勇怯不齐，竟到了这样的程度。然而乡里的小民争斗嬉笑，突然之间有时也会杀人。当他们情绪爆发时，心意骤然改变，脸色勃然变色，好像无法停止；即使天下最勇敢的人，也没有超过他们的。

译等到退下来想到自身、回头顾念妻子时，没有不悲伤后悔的。这并不一定是勇敢的人，只是气势乘上来时夺去了他的本性，使他忘记了平日的情状。所以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利用人们在尚未后悔之前突然奋发、勃然激昂的状态；不善于用兵的人，却压制这种突然奋发、勃然激昂的心情，诱发他们自我后悔的念头，这就会尚未交战便先自行失败。因此说，激发勇气是有办法的，激发勇气没有比倡导更优先的。大家都是同样的人，都吃同样的粮食，都承担同样的事务。天下有急难时，若有一人奋勇争先、献身赴死，那么突然奋发的人就会多起来。弓箭相互射到，刀剑盾牌相互交击，胜负形势尚未决定，而三军士卒都奋发地注视着一个率先登城的人，于是勃然奋发的人便会接连出现。天下虽大，却可以用名声来激励；三军人数虽多，却可以用气势来驱使。谚语说：“一人善于射箭，百人都能决心拿起弓箭。”如果有人能够把这种力量引发出来，在人们突然奋发、勃然激昂之际利用他们的锋锐，这就叫作“倡”。倡导勇气没有比私下厚待更好的。天下人中，怯懦的有一百人，勇敢的只有一个；勇者是很难得到的。舍弃妻子儿女，抛弃自身而踏入刀刃之中，是勇者难以做到的事情。让难得的人去做难以做到的事，就一定要有难以报答的恩德。天子一定要有自己特别信任、私下厚待的将领，将军也一定要有自己特别信任、私下厚待的士卒；观察其中勇敢的人，暗中优厚地对待他。人有特殊才能，即使还没有功劳，内心也无不自认为与众不同。如果他自认为与众不同，而上级却不认为他与众不同，那么遇到缓急之事，就不能指望他出来倡导士气。所以凡是在缓急之时肯出来倡导士气的人，一定是上级认为与众不同的人。过去汉武帝想向四方夷狄显示武力，以满足他永不厌足的欲望；他不吝惜通侯的赏赐来招募勇士，向天下发布诏告，寻求奋勇攻击的人，但最终没有人响应。于是他使用严刑峻法，把人逼入死地，允许他们用深入敌境来赎罪，使那些勉强而迫不得已的人在生死之地奔驰。因此他的将领投降，军队败溃，天下几乎到了不可预测的地步。为什么呢？事先没有特别识拔、厚待人才，却希望他们不断出来倡导士气，难道不是太困难了吗？“私”是天下人所厌恶的。但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而偏私某人，这种私情不能使用；如果因为他比别人贤能而偏私厚待他，那么不用这种私下厚待就无法成事。大概有无功而可以赏赐、有罪而可以赦免的情形，都是用来使他内心惭愧，并督责他出来倡导士气的。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发动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上面发动而下面不响应，上面也将困窘而自行停止。西戎反叛时，天子不是不想赫然诛讨他们，但将帅之臣谨守边界，收敛视线、回顾自身，没有一个人首先奋勇出战、献身赴敌；士卒也循规蹈矩地观望，没有人肯尽力。迫不得已出兵，争先出战后又退回来，所以西戎得以放肆猖狂，而我们没有办法应对，形势上就不得不加重财物来求和。祸患起因于天子没有同心协力、分担忧患的臣子，将军也没有心腹亲信的士卒。西部军队休战已经十多年了。法令越来越严密，进用人才却越来越困难。贤能的人得不到特别识拔，勇敢的人得不到私下厚待。天下人只顾奉行法令、遵循命令，总要做到合乎格式便停止。臣不知道遇到缓急之事，还有谁会出来倡导士气？【原文“防断曰”疑有OCR或文字问题】二边成为中国的祸患，时间已经很久，影响也很深远。天下的谋臣、猛将、豪杰之士，想在西北施展才能已经很久了。听说兵法说：“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条件。”过去臣愚昧地认为，西北虽然有可以战胜的形势，而中国却还没有立于不败之地的条件，因此私下曾认为可以特别设置一个官职，让他独自承担这项责任，而使执政大臣能够专心治理内部事务。如果天下的弊病都能彻底除去，纲纪修整明正，粮食充足而军队强大，百姓安居乐业，知道爱戴自己的君主，卓然具备不可战胜的条件，那么臣一定会详细论述并极力陈说。天下将要兴盛时，其积累必定有源头；天下将要灭亡时，其祸患必定有门户。圣人只是知道那扇门户在哪里，并把它堵塞。古代导致天下灭亡的情况有四种，天子无道不算在内：有因诸侯强大逼迫而灭亡的，周、唐就是这样；有因平民横行而灭亡的，秦就是这样；有因大臣掌握权力而灭亡的，汉、魏就是这样；有因蛮夷侵入内部而灭亡的，西晋、东晋就是这样。假使这七代的君主都能预先知道自己将由哪一道门户灭亡，并把它堵塞，那么国祚延续到今天也不会废亡。只是他们忌讳谈论灭亡而不作防备，有的虽作了防备却没有找到祸患的门户，所以祸患爆发后便无法挽救。天子的势力盘结遍布天下，与民心结合得非常深厚，所以他的灭亡必定要有很大的裂隙；一旦裂隙在一天之内溃决，祸患要窥察出来非常困难，夺取政权也极其隐秘，必须经过长久时间的持续，才可能找到机会；这并不是一日之间突然出现、来不及挽救的祸患。因此圣人一定在国家全盛之时，就堵塞导致灭亡的门户。臣认为，当今的忧患，外部可畏的是西北诸国，内部可畏的是天子的百姓。西北诸国不足以成为中国最大的忧患，但它们的行动可能招致内部的祸患。内部百姓才真正掌握国家存亡的权力，只是不能独自发动；他们爆发时，一定要等待外部的变化，先由其他国家发动，随后由我国百姓接续。臣所说的可畏之处，就是这些罢了。过去敌国造成的忧患，起因于索求过多而无法供给；供给的一方会厌倦，而索求的一方永不满足。以有厌倦的一方应付永不满足的一方，却想长久安然无事，天下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所以二边的忧患，只不过有发生时间早晚、距离远近的区别，但总之必定会发展到战争。请问，如今之所以要作战，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不是因为仓促之间才决定出兵，只作一时的准备吗？况且军队平时没有确定的安排，临时才出兵；在危急、疑惧、纷乱之中，如果我们不能确信自己必胜，主动权就掌握在敌国手里。主动权在敌国手里，我们想战不能战，想休战又不可以；进不能战，退不能休，最后计策就只能出于求和。由我方提出求和，那么用来缔结和约的条件，必定会在重兵交战之后变得更加优厚；随后又不断增加和约条件，国家用度就会不足。国家用度不足，就向百姓加征赋税；加征赋税还不能解决问题，就不得不把各种暴取豪夺的办法施用于当今社会。天下一有动荡，变化就会没有固定方向，国家最大的忧患必定在这里。我曾听说，用兵有权变；主动权所在的地方，那个国家才能获胜。因此国家无论大小，军队无论强弱，有的小国、弱兵却受到天下畏惧，只是因为主动权在它那里。

译千钧重的牛，受制于三尺高的儿童，低下双耳听从命令，竟然还不如猕猴在山林中奋力跳掷；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主动权掌握在人手中。我想战就战，不想战就防守；作战时天下没有谁能抵挡，防守时天下没有谁能窥伺。过去秦国曾经运用过这种办法：打开关塞出兵攻打诸侯，诸侯无不愿意割让土地来求和。诸侯割地向秦求和，秦人却从不急于得到割地的利益，仿佛不得已之后才答应；所以诸侯常常希望和谈，而秦国常常希望作战。这样一来，主动权本来就在秦国手中。况且秦国并不是比天下诸侯都强大，只是秦国能够确信自己，而诸侯不能确信自己，所以天下形势虽百般变化，最终还是归于秦国。诸侯的利益本来在于合纵，早晨听到陈轸的主张就联合合纵，晚上听到张仪的计策就解散合纵而改为连横。秦国却不是这样：连横派想实行连横，合纵派想实行合纵，都让他们自行选择并慎重处理。诸侯彼此观望，始终不能确信自己，因此主动权在秦国手中，不也是理所当然吗？过去宝元、庆历年间的河西战役，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开始时是迫不得已之后才作战，最后却预先揣测对方的意图而与之讲和，接着又给他们丰厚的馈赠，只怕有一天再次发生战争。这样一来，敌人总想作战，而我们总想求和；敌人并不能总是作战，只是摆出想战的姿态，乘我们想和的形势，屡屡使用这一手而屡屡得志，所以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权势反而不在自己手中。希望天下安定，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权势掌握在中国；希望权势掌握在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发兵而后停止，向敌人表示我们不怕战，以行动显示我们乐于作战，这样天下的权势才会有所归属。如今庸人的议论却说：“不要首先挑起祸端，这是古代英雄之君的做法。”难道他们喜欢祸乱、爱好杀戮吗？唐太宗已经平定天下，却还年年出兵，经营夷狄之事，到了晚年仍不疲倦，暴露在千里之外，亲自攻打高丽两次。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得先机，处在强势地位。当时群臣不能深入理解他的用意，认为敌国没有挑衅，而我国却主动发兵。治理国家的人，使别人防备自己，权势就在我方；使自己防备别人，权势就在别人。太宗时，四夷都像狼回头一样警惕地防备中国，所以中国的权势很重。如果不先发制人，他们或许就会掌握权势。可是我们又战战兢兢，厌恶战争而喜欢停战，使敌国知道我们的忌讳，并凭此一定要从我们这里取得所求。这样的话，即使拥有天下，我们又怎能治理它呢？唐朝衰败时，正是因为厌恶战争、害怕作战，一有败绩，就战战兢兢地缩头退避。因此奸臣掌握权势来挟制天子。到了唐宪宗奋发而不顾一切时，虽然遭到小挫，也没有因此沮丧。在这个时候，天下的权势掌握在朝廷手中；出兵讨伐，足以树立威势，放弃讨伐，足以施加恩德。所以臣说：先发兵而后停战，权势就在我手里。臣听说，用兵有可以预先谋划、作为几十年大计的，也有今天早晨不能谋划今天晚上的。攻守的方法、战斗的策略，一天变化百次，仍然会被认为笨拙。像这样的，就是早晨不能谋划晚上的情况。古代想要谋取别国的人，必定有一个确定不变的计划。勾践夺取吴国，秦国夺取诸侯，高祖夺取项籍，都掌握了最高明的计策并坚定执行，所以虽然有利有不利、有进有退，方法千变万化，但那个根本计划从未改变。勾践夺取吴国，只是设法使吴王骄傲；秦国夺取诸侯，只是瓦解六国的合纵；高祖夺取项籍，只是离间他的君臣。这些最高明而不可改变的计策，即使百年之后也可以看清。如今天下安定，没有显露用兵的迹象，但臣认为最终必将发生战争，那么攻守的方法、战斗的策略，当然还不能预先议论、凭空断定。然而对于用兵的重大计划中那些应当坚持而不改变的方面，臣请求预先说明。西部边境和北部边境都是中国的忧患，西部边患较小，北部边患较大，这是天下人都明白的。因此两者都令人忧虑。但臣认为用兵应当先用于西部，所以先谈控制西戎的大略。假如邹国和鲁国交战，天下人无不认为鲁国会胜，因为大小双方的形势不同。然而形势一旦受到激发，大国可能失去大国之所以强大的条件，小国也会忘记小国之所以弱小的条件，所以也会出现邹国战胜鲁国的情况。大国有它的短处，小国有它的长处。土地广大，防备的地方就多；防备的地方多，力量就会分散。小国力量集中而大国力量分散，强弱的形势就会有所改变。大国的人，譬如拥有千金的子弟，自视尊贵而疑虑多；小国的人，计策用尽而无所依仗，便会拼死作战而不顾一切。因此小国往往勇敢，大国往往怯弱。倚仗强大而不加戒备，就会轻率作战而屡屡失败；知道自己弱小而心存畏惧，就会深思熟虑而必能取胜。这也是其中的道理。百姓之所以守城作战至死不退，是因为君臣上下彼此欢欣、相互融洽。国家大，君主尊贵，君臣上下反而不能交往；将军地位高贵，官吏和士卒反而不亲近；法令繁多，百姓连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放。至于小国的百姓，截然如同一家人：有忧患就彼此防护，有紧急情况就互相奔赴。以上这些，都是小国的长处、大国的短处。大国如果不运用自己的长处，反而总使小国发挥其短处，那么即使百战百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大国本来确实有长处，只是长于进攻作战而不长于防守。防守是因为力量不足而采取的办法，譬如物品，体积大却不用，就容易腐败。因此凡是冲击、搏战、进攻、夺取，都是发挥大国优势的办法。孙武的兵法说：兵力十倍于敌就包围它，五倍就进攻它，两倍就设法分割它，兵力相等就能与之交战，兵力较少就能撤退，力量不如敌人就能避开。兵力达到与敌相等以上，从来没有不作战的。兵力达到相等以上却不作战，就是拿有余的力量实行力量不足的计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长处。大国所凭借的，是我能分兵而敌人不能分兵，我能多次出兵而敌人不能应对。譬如千金之家，每天拿出财物到市场谋取利益，而小商贩和百姓始终不能同它竞争，不是他们的才智不如人，而是财力太少。所以小商贩和百姓即使有桀骜机敏的才能、超过常人的智慧，形势也迫使他们屈服并归入千金之家。

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长处不是可以拿来较量的。西戎对于中国，可以说是小国。过去只是没有运用自己的长处，所以聚集兵力、连续多年作战，最终也不能使它屈服。如今要运用我们的长处，不如多次出兵；要多次出兵，不如分兵。臣所谓分兵，并不是把这支军队拆分，而只是把留守的人和出征的人分开。如今河西的戍卒，只怕人数太多而没有适当用途，所以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分兵。若让十分之一的士卒出征，一年可以出兵十次；若让十二分之一出征，一年可以出兵五次。十分之一出征十次，十二分之一出征五次，就是每个人一年出征一次。我们一年出兵一次，敌人一年却要十次遭到出兵袭扰，那么双方人数多少不相称、劳逸程度不相当，也已经很清楚了。用兵一定要从敌人无法应对的地方出击；我国大而敌国小，所以我们能够分兵而敌人不能。这难道就是吴国用以疲惫楚国、隋朝用以轻视陈国的办法吗？抵御戎狄的方法，不能预先知道所有细节，但其大略，臣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其次，请谈谈北方的形势。古代匈奴的人口，不过相当于汉朝一个大县，然而之所以能够抵抗汉朝，是因为它的国家没有君臣上下、朝觐会同的礼节；百姓没有粮食、丝麻，也没有耕作纺织的劳苦；法令以口头约定为准，所以没有文书符传的繁琐；居住以追逐水草为常，所以没有城郭、邑居、聚落和守望的辅助；毡帐、皮裘、肉和奶酪足以供养生送死。因此作战时人人各自奋战，失败时赶着牛羊远走迁徙，无法彻底击破。这不仅是古代圣人的法度所不能施加，也是他们天性所安适的生活方式，就像猕猴不能让它戴冠束带、烈马不能让它披上缰绳一样。所以中行说教导单于不要喜爱汉人的物品：得到丝帛和絮，就把它们放在草棘中奔驰，使衣裤破旧撕裂，以表示不如毡裘坚固美好；得到汉人的食物，就全都丢弃，以表示不如奶酪方便美味。由此看来，中国凭借有法度取胜，匈奴凭借无法度取胜。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精心修治自己的法度并谨慎守护：筑起城郭，挖成沟池，使大粮仓充实、府库清明，设置远处的烽燧和侦察哨，使百姓知道金鼓指挥进退、坐作的节度；胜利时不争先，失败时不互相抛弃。这就是他们谨慎守法、不敢失误的原因。一旦失去这套法度，就不如没有法度那样便利。所以各自顺应本性、安定生活，中国和敌国本来不会互相侵犯；正因为不能如此，所以双方都有办法相互制约。敌人不能照搬中国的法度，就像中国不能照搬敌人的无法度一样。如今佩玉、穿蔽膝、戴冕而垂旒，这是宗庙祭祀时的服装，用来在升降、作揖、谦让、曲折回旋、俯仰之间表现仪容，却不能用来骑马射箭。如今外族采用中国的法度，难道能完全像中国这样吗？如果不能完全像中国，却杂乱地采用中国的法度，就等于佩玉、穿蔽膝、戴着垂旒的冕，却想用来骑马射箭。过去吴国的先民断发文身，与鱼鳖龙蛇共同生活了几十代，诸侯都不敢窥伺它。后来楚国的申公巫臣才开始教吴人乘车、射箭、驾车，使他们出兵侵犯楚国；阖闾、夫差又放纵无休止的欲望，挖沟引水，与齐国、晋国争强。黄池会盟时，吴国强行自称采用中原的冠带礼制。吴人无法承受由此产生的弊病，最终被越国吞并。吴国所以强大，正是它后来灭亡的原因。为什么呢？凭借异域的资质，却贪图中国的美好，当然就会被人谋取。西晋灭亡时，匈奴、鲜卑、氐、羌等族纷纷进入中国；其中豪杰相继兴起，成为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儁这一类人，都凭借非常人的资质驾驭一时的贤能俊杰。他们强盛时，甚至拥有天下大半；但最终还是覆亡，前后相继，远的不过一传、二传就灭亡了。为什么呢？他们的内心本来安于没有法度，却被中国的法度束缚；中国人本来安于法度，却苦于没有法度。君臣互相抵触，上下彼此厌恶，所以即使建立都邑、设置宗庙，他们的内心仍惶惶不安，常常像寄居其中一样，又怎能长久呢？况且人如果抛弃上天赋予自己的本性和条件，就没有不灭亡的。契丹自五代时南侵，乘石晋之乱，一下子到达京城。它看到中原的富庶华丽，喜欢宗庙、社稷、宫殿、楼阙的壮观，知道自己不能留在这里，所以回去后暗中学习。山前诸郡被它兼并以后，中国士大夫便有在契丹朝廷任职的人。因此它朝廷的仪式、百官的称号、文武官员和选举人才的制度、都邑和郡县的制度，直到衣服、饮食，全都杂取中国的形式。然而它们父子聚居、尊重壮年而轻视老年、贪得而忘记失去、胜利时互不谦让、失败时互不救援的习性仍然存在。它们内在未能革除诡诈张狂的本性，外在又受到华人法度牵制，这就是它们自投陷阱罗网的原因；而中国人还说：“现在的匈奴不同于古代。”他们的安排、谋划都不像从前，以为无法谋取它，也是过于错误的估计。况且天下本来就有深谋远虑、暗中设策的人。过去先王想谋划大事、建立奇功，如果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人可以共同谋划。秦国的尉缭、汉朝的陈平，都能在酒宴交谈之间决定敌国的命运。这也是王者的心愿，不过是希望平息天下的祸患罢了。契丹有三个可以利用的形势，而中国却没有想到，也实在令人惋惜。臣观察契丹朝廷和百官人数众多，其中夹杂着中国士大夫，本来也有贤能俊杰、慷慨不屈之士。然而公卿受到辱骂，殿陛之间实行鞭打，即使贵为将相也免不了囚徒般的耻辱，他们当然会有怨愤郁结、想要变故的人，只是还没有途径罢了。这些都可以用来使他们归心；即使不能为我所用，也可以借此离间和防范他们的君臣关系。这就是由余之所以进入秦国的办法。幽燕之地自古号称多有英雄豪杰，在图籍史册中留下姓名的往往都是这样的人。自宋朝兴起以来，各地贤能俊杰云集，远近响应，都想洗涤磨炼自己，以观望上国的光辉，唯独这一地区陷于异族之手。过去太宗皇帝亲自征讨幽州，未能攻克而回师。听间谍说：“幽州士民谋划着要捉住他们的统帅，献城投降；听说皇帝车驾回去，没有不流泪的。”况且敌人认为各郡百姓不是自己的族类，所以对他们横征暴敛、残酷役使，那么他们想归附中国的心情，哪里还需要深谋远虑才会产生呢？这又是可以谋划利用的一点。使他们上下互相猜疑、君民彼此怀疑，然后就可以进攻。古语说：“老鼠连洞穴都不能容纳自己，是因为防范得太狭窄、太密集了。”

译契丹僭越建立四个都城，分别设置守臣和宰官，粮仓、府库无不齐备；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反而足以成为自己的负担：守又守不住，放弃又舍不得。华人和夷人杂居，容易发生变乱。这样，中国的长处就足以得到施展了。然而事情还不只是这些。中国不能谨慎守护自己的法度，契丹仰慕中国的法度却不能纯粹实行，所以双方胜负相持而没有决断。外族凭力量进攻、凭力量防守、凭力量作战，力量不够就逃走；中国却不是这样，防守凭借形势，进攻凭借声势，作战凭借士气，所以百战而力量仍有余。所谓形，是有些地方不必防守，敌人却无不忌惮；所谓势，是有些地方不必进攻，敌人却无不防备；所谓气，是有些时候不必作战，敌人却无不恐惧。如果舍弃这三点而只同敌人较量力量，中国本来就不是对手，还能说什么呢？只希望国家留意这些大事并加以谋划，小事臣不敢再说。苏轼又上奏说：“《尚书》说：‘面对下属要简约，统御众人要宽厚。’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过去汉高祖约法三章，萧何制定律令九篇而已。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刑罚几乎搁置不用。经过魏到晋，法令条目越来越繁多，判罪所依据的条文竟达到二万六千三百七十一条，而奸邪反而更加无法制止，百姓连手脚都不知如何安放。唐朝和五代只使用律令，宋朝初年又加上注释说明，情理和条文已经完备。如今接连颁布、续行的新敕令，繁多得像牛毛，人的耳目无法周遍听察，思虑也无法全部照察，法律因此已经成为弊病。臣愚见，应当仔细商议，适当放宽。君主前面的冕旒遮蔽视线，耳边的黈纩堵塞听觉，耳目所能达到的范围尚且不能全部了解，何况要察知耳目之外的事情呢？如今御史实行六察，专门致力于查考簿书、追究细微过失，以至三公九卿整天忙于补救过错还来不及。对于小事过于详尽，必然会忽略大事；条文越严密，实际执行反而越疏漏。所以近年以来，水旱灾害、盗贼、四方流亡、边境不安，都没有因此责问宰相；尚书各曹的文书却繁重不堪，耗尽一天的力气，连在文书末尾签字都来不及。这些全是苛细监察造成的弊病，不能不改变。所谓理财要端正名义、禁止百姓作奸犯科，这叫义。先王理财，必定用正当名义来裁断；名义正当，取财才合乎义。三代的君主不过收取租税来供养自己，所以名义正而百姓服从。自汉代以来，盐、铁、酒、茶的禁榷，借贷、权变交易的利益，都是明知不正却冒险实行，因此名义不正，百姓便沦为盗贼。如今想靠严刑滥赏来除掉盗贼，不如减少国家所得的利益来让给百姓；百姓衣食充足，盗贼自然会停止。通过兴办有利事业聚敛财富，是臣下个人的利益，不是国家社稷的福分；节省费用来养护财力，是国家社稷的福分，不是臣下个人的利益。为什么这样说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刑罚是残害百姓的工具。兴利聚财，必定先增加刑罚来侵害百姓，国家的根本就会动摇，而主张聚财的臣下却先得到赏赐。近年以来，修建宫室城池的劳役、南蛮和西夏的战争、车服器械的费用，粗略计算不下五千万缗；要问它们补益了什么，最终又在哪里呢？如果用这些钱积蓄粮食，那么沿边各地都能有九年的储备，西部夷人和北部边敌远远看见就不敢靠近了。赵充国曾说，湟中一斛谷只值八钱；臣认为买进三百万斛，羌人就不敢妄动了。不必烦扰刑罚、侵害百姓，边境自然就安定了；但这样作为臣下的谋划，就没有功劳可以用来受赏。因此凡是臣下想兴利而不愿节省费用的，都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社稷谋划。君主不能察觉，竟把国家社稷的深重忧患交给臣下的私计去办理，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历代名臣奏议》第三十七卷。《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十八卷。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治国之道。宋神宗熙宁六年，秘书省著作佐郎、充任利州路转运司管勾文字的臣冯山上密封奏事说：臣恭敬地看到，今年四月四日的诏书说，自冬至春，旱灾肆虐，四海之内受灾广泛，允许中外文武臣僚都上实封奏章，直言朝廷的缺失。臣私下想到，圣明君主忧劳勤勉、希望消除灾异的诏书，不显于天下，差不多将近十年了。一天之内，天下突然听到这道诏旨，其中完全体现了尧、舜、禹、汤求得治道的心意，并不像汉、唐那样援引旧例，只求空泛言辞。天子的真诚一经发出，万物人情都容易受到感动，四海内外没有不称庆的。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正值盛年，具有聪明才智，又承接累世太平的基础，本来应当优游安逸，放纵心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享受帝王供养的快乐。可是陛下反而亲自过着俭朴生活，勤于听取政事，考核名实，振兴纲纪；群臣的邪正、勤惰，万事的得失、本末，全都在陛下的照察之下，没有什么能够欺骗隐瞒。况且连年丰收，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要寻找可以与陛下圣德相比的，实在少有。然而从去年秋天以来，四方严重干旱，遍走各处祈祷，始终没有得到好转。天人之间的联系虽然隐晦难明，但报应来得迅速，仿佛影子随形、回声应声。自陛下避居正殿、减少平常膳食以后，各道不时得到雨水；诏书下达后，不到几天，京师及京畿辅郡也渐渐得到充足的雨水。臣于是知道，三才各居其位，虽然彼此不同，但根本都同属于一气，所以它们的神明、精诚、举动和感应，没有不相互参合的。圣人从天道推究事物的开端，又在人事上求得充分实现，总的来说不过是贯通天、地、人三极的道理罢了。《易》有象，《书》有验证，《诗》有戒诫，《礼》有制度，《春秋》有法则，大体都以修明政教、顺应阴阳为根本。如今陛下因为一次旱灾，就推究天意而求得人事上的完善，难道会间杂于疏远卑贱之人的言论吗？臣之所以不避诛戮，冒昧进献浅陋之见，是希望对圣朝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臣私下认为，灾变发生，是上天用来警戒君主的，和臣下反复规劝没有不同，所以灾变每次出现时往往越来越严重。近年四方郡国发生地震、水灾，即使不是大变故，本来还可以轻略看待；后来太华山前发生崩裂倾倒，尤其令人惊骇，但陛下安然不把它放在心上，大臣傲然不把它当作忧患，只是到山前致祭而已。臣私下观察，自古荒旱波及的地方，总有一定范围，从未像现在这样遍及各路、经历三个时令，造成如此广泛的灾害。难道是国家正在讲求富国强兵之术，而财用的根本无不出自百姓，若不是极严重的旱灾和大歉收，就不足以触动陛下的心吗？陛下能够豁然醒悟，警惕地修养反省，摒弃平常的谀媚言论，谨慎承受上天深厚美善的意旨，这足以安慰百姓的期望，也足以符合天心。臣日夜曾为朝廷忧虑，而对陛下的期望，不过如此罢了，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臣私下担心，有些事情因习以为常而被认为理所当然，有些政令反复改变而失于矫枉过正；臣下正忙于赞美推崇，不肯替陛下考虑长远、穷尽防范而加以说明。臣谨略去细小事情，为陛下逐一提出几件可以说明大体的事情，愿陛下留意省察。第一，平反罪过以安定人心。臣恭敬地看到，新法开始实行时，连故老大臣尚且因而进言，何况州县官吏和一切在职人员呢？有的期限安排与片刻前不同，有的意旨同所听闻、所见到的不同；朝廷大概没有切实推究，原本也并非有意阻挠，却一律罢免贬黜，用来警告其他人。有的又被牵连进别的事情，于是成为长期废弃不用的人；有的虽多次遇到宽赦，却仍未恢复职任。一个人的叹息，就会使王道受损。何况有的人触犯当时的禁忌，突然受到重法惩处，含冤无处申诉，仿佛要终身如此；这样的并不只一人。更何况下面的人因循而发生差错，即使被重重治罪，也不知道原因，流离在道路上，将要转死沟壑的人，不能立即数清。推察人情，其中实在有足以悲伤的地方。当初设置权宜措施是为了成就事情，如今事情已经办成却仍然实行权宜措施，岂不是给陛下至仁之德增添负担吗？第二，珍重名位器物以成就治道。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用新法制度来办理各种事务，显示神武来威慑四夷，想让天下豪杰共同建立功业。有人受职任限制，就越过次序破格提拔；有人受过失牵累，就抛弃瑕疵而录用。有的人只是年少，尚且不能谋划长远；有的人只有虚名，实际上没有长才；有的人本领只限于弓箭，却把将领的权力交给他；有的人才智只够处理琐碎事务，却把钱粮职任交给他。这是由于图求速效、打开容易晋升的门路，于是人们侧身争相奔趋，挥臂向前而不知羞耻，甚至以谄媚阿附来教导子弟，欺骗隐瞒、虚妄诈伪遂成风气。虽然在陛下明察之下，间或不能容忍这些行为，但在进用任职之间仍有这种人存在。《尚书》说：‘天下治乱在于各级官员；从未有邪正混杂、选任失当而能够达到治理的。’如今侥幸之徒纷纷出现，品秩次序混乱，岂不是成为陛下任用官员的负担吗？第三，端正学校以敦厚风俗教化。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扩大京师学校，增加生员，设置经义所，修撰官属，用来培养天下士人，训导资助，无所不至。世人说，三代文物制度的盛况，也不过如此。唯独臣认为，这样是在沿袭虚名而丧失实际。臣私下认为，周代制度是教育贤能之士，再通过宾兴礼荐举他们，这些都属于地官卿大夫的职责；即使国家设有学校，也只是用来教育游学的贵族子弟罢了。到了汉代，因为六经残缺，才开始在京师设置博士弟子员；但士人也多从田野间兴起。到汉代末期，太学生员竟达到三千多人，这对国家的治乱又有什么关系呢？古代培养士人，先是端正他们的心志，然后培养他们的才能，才能形成后再培养其实际用途；从未听说从数千里之外招来士人，供他们饮食，使他们日夜相互聚集，缀辑烦琐、穿凿空虚、污杂荒诞、迂阔不切实际，杂然如同释、老二教聚集门徒来供养。过去阳城任国子监司业时，太学诸生辞学回乡奉养父母的超过一半；如今四方士人舍弃父母、离开乡里，裹着粮食来糊口，聚集在都城下的，不下五六千人。他们每天奔走于公卿门下求取请托，纷乱周旋；不以一乡的实际教法为根本，不懂三物之教，不穷究六艺的本源，也不考察历代兴衰，只是背诵新义，学习庄子、老子的说法。即使增加到一万人，扩建成十座学舍，道理也不足以通达治国的根本，教育也不足以化成人文教养，徒然耗费粮食、损害风俗教化、损伤人才罢了。臣又认为，孔子若不再出生，六经的义理就不可能已经确定；只要让学者不倦地探求，使义理不断阐发、日日更新，如果不违背仁义的大原则，那么大概就是合乎道了，何必喧嚷着推尊某种说法、把它立为定论，来限制人的情性，使人一定归附于自己的说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