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二

译宋祁又上奏说：“臣前些年担任群牧使时，曾经筹划，想在各监购买母马，加上现有马匹，共得五七万匹。每年大约可得马驹五万匹，不出五年可得二十五万匹。其中扣除死亡损失的十分之二，还可得到二十万匹；从二十万匹中选出负重马十分之五，就能得到十万匹战马。这样，中原有了这些马匹，便可以同敌国奔驰作战，使敌人听到风声就畏惧威势，不敢产生窥伺边境的念头。当时西部战事已经平定，朝廷只求安逸便利，忽略了这件事。有关官署指摘臣的奏议，认为它迂远空疏，只说放牧的土地侵损民间肥沃田地，有害无益，于是把此事搁置废弃。而且马是战争的根本，仓促之间想求取是得不到的。如果平时无事时逐年繁殖饲养，临到有事就不会缺乏。臣想请选派左右名臣议定群牧养马的法令，收回旧有牧地，多建马厩，考察新旧条约，选择便利可行的办法；如果同意臣的请求，就全部制定为新制度。并且废止河东、陕西的马匹禁令，允许民间同蕃部自行交易买马，也允许天下百姓养马，命令州县不得把马计入财产等第的限制之内。至于牧马，臣暂且以十年为期；如果年年繁殖饲养，应当可以得到二十万匹，而天下百姓所养的马也会更加增多。假如西北两边胆敢制造战乱，那么我方军队马匹强健，与他们交战，实在没有什么可怕。如今天下马军大概十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有马，只有两个人中有一匹马；而他们所习练的技艺与步兵不同，遇到缓急也不能调来充当步兵使用。如今军人没有马，国家就是白白养着这支军队，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臣过去知道牧养的马匹数量不多，从中再挑选战马，数量就更加减少；这是用兵中最为紧要的事务。臣恳请朝廷深切注意。” 宋祁又上奏说：“西北两边之所以能够抗拒中原，只是因为马多而且人们熟习骑马，这是两边的长处。中原马少，人们又不熟习骑马，这是中原的短处。每当敌人前来作乱，朝廷总是拿自己的短处去对抗敌人的长处，所以十战十败，很少有取胜的道理。如今议论的人只想增加兵力来击破敌人，却不知道没有马就连士兵也不能成为真正的战士。用兵已经七年，始终没有听说讲求牧马制度，这难道是朝廷没有考虑到吗？如今群牧司管辖河北共有十监，其中五监畜养繁殖马，五监畜养成年马，但从未有过数量达到十万匹的时候，何其衰弱啊！如今河北洺州、卫州、相州、北京五监的土地，水草甘美清凉，都可以繁殖马匹，只是主管官员不得其人，不能完全依照法令牧养。为什么呢？马匹数量即使增加，也没有奖赏；马匹数量即使减少，也没有惩罚。事情紧急时就搜括购买百姓的马，苟且用来充数；既不能使用，徒然耗费草料，驱赶到边境，还没有交战就冻死了十分之八九。又听说河北洺州、广平过去有三监，如今只剩一监。希望朝廷派有才智见识的近臣，按察寻求旧有的土地，恢复设置三监。澶州过去有东平监，水草和地气与洺州相同，也可以恢复。这两个监加上河北原有的六监，共为十监；每监以一万匹为定额。如果国家任用得当的人来牧养，五年之间就可以自行养到规定数额；多余的马匹则可以分送河南的郑州、许州、西京的三监，以及京城的骐骥院、天驷、天厩等监坊。同州沙苑监的土地尤其适宜养马，如今却只畜养成年马，不让马匹繁殖，实在违背了它适宜养马的条件。希望朝廷允许把公马、母马五千匹安置到沙苑，分设左右两监；委派官员进一步占用官地，谨慎加以放牧，五年之间也可以得到几万匹，七年以后就能补充陕西沿边各州战马的缺额。” 欧阳修上奏说：“臣所主管的群牧司，近来奉诏派吴中复、王安石、王陶等人共同考察监牧的利弊。臣私下认为，国家的马政制度，是祖宗设置的；年代久远以后，官司失于守职，积习形成弊端，不只是一时的问题，前后因循已久，改作起来很困难。如今幸亏朝廷因言事官有所陈述，选派臣等官员考察并改制。臣认为，监牧的设置，法制都还存在，条目已经很多，弊病也很多。如果只是坐在案前查阅文籍，再加以增删，恐怕不足以深刻革除弊病的根源。如果要大加更张、创立制度，那么各种利害关系，不是远处估量所能知道的，必须亲眼看见、心中明白，熟悉其中事务，然后才能审慎详细地裁定，果断施行而不疑惑。何况这是臣的本职，岂敢推辞劳苦？臣想请暂时派臣，并从吴中复等三人中另选一人，与臣一同前往东西两厢的监牧所在地，亲自查勘，考察土地的广狭、水草的好坏、每年各时节的繁殖放牧、吏卒的勤惰，以及母马、公马的种类，各按适宜的条件办理；棚舍、井水的温暖寒凉，也要考察是否便利。过去为什么导致马匹减少？如今为什么能够使马匹繁殖增多？等到详细追究它的根源，再兼采众人的意见。这样不出三几个月，就可以周遍考察；然后再把前后臣僚的请求，与众官共同详细审议处理。与其坐着远远估量，仓促改动，所得与所失，不能同日而语。”臣又私下思考，如今的马政都因袭唐代制度；但如今马匹多少与唐代不同，其中的利弊很多，不能全部列举。至于唐代的牧地，都适合马的习性：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向外直到河曲的原野，向内则有岐、豳、泾、宁，东接银州、夏州，又向东到楼烦，这些都是唐代养马的地方。如今考察，有的已经陷入边疆异族之手，有的已经成为民田，都不能再得到。只是听说如今河东岚州、石州之间山地荒芜很多，汾河旁边草地也很广阔，其中草柔水甘，最适宜牧养。过去河东的军马常在这里放牧，如今马匹数量大为减少，闲置土地极多；这里就是唐代楼烦监的牧地，可以恢复设置一监。臣认为，沿着旧迹寻找，天池三监的土地，或许还可以得到。臣前些年因奉使河东，曾经走过威胜以东以及辽州、平定，向东看到那里有很多没有耕种的土地；而且河东一路山川深峻，水草很好，土地高寒，一定适合马的习性。

译至于京西唐州、汝州之间，长期荒芜的土地，数量也很广。臣想请再下令给河东、京西转运司，派官员就近在所辖地区访求草地；凡有可以兴置监牧的地方，若稍有眉目，就请朝廷派官员与群牧司官员一同前往实地踏看、筹划。如果可以设置新的监，那么河北各监中有土地不适宜养马的地方，就可以议论裁撤。唯独估马司的利弊最容易看清：如果国家稍微拿出钱帛，卖马的利润丰厚，前来的人必定很多，便可在数量多的马中时时得到好马；如果有关官署吝惜费用，蕃部所得利润微薄，马匹就会渐渐减少，好马也不会来。然而招诱的方法，事情并不只有一种，也必须了解其中曲折。臣想请特意派群牧司或礼宾院官员一人，直到秦州一带，亲自询问蕃部卖马的利弊。以上三件事，即使只是暂时派官，等到吴中复检查本司文书、讲议商量尚未完成时，各地官员也已经回来，可以互相参照、考察斟酌，或许不会仓促轻率地改动制度。如果同意臣的请求，恳请赐予施行。” 熙宁六年，欧阳修担任枢密副使，又上奏说：“臣担任学士时，兼任群牧使，朝廷因为马政长期败坏，派吴中复等人与臣共同议论利弊，想有所改革。由于还没有弄清牧地好坏和多少，难以决定废置，所以想请派官员先行丈量牧马草地。”臣很快承蒙恩典，被提拔进入枢府；关于牧马利弊而尚未商量完毕的事情，臣有一些愚见正想分条陈述。如今听说各监所派的官员都将前往。臣私下考虑，监牧账簿中旧日管辖的土地很多，一向界限不清，官府和民间作弊已久；土地被民间侵占耕种，年岁也很久了。此前已经派高访等人搜括丈量，百姓多说这是父祖传下的产业，只是丢失了契书，没有凭据可以查验，结果不过是追呼骚扰而已。如今如果再行追究，也一定难以弄清，徒然造成追查骚扰，看不到好处，百姓先受其害。臣想请命令派去的官员只根据现有草地，逐段先实际丈量顷亩，明确树立封界标志；同时考察土地的肥瘠以及适宜或不适宜牧马之处。至于废置和改更，等各官回来时，再命他们根据牧马所涉及的利害筹划，上报奏闻。那些已经被民间侵耕的土地，不要再追究，因为原来的议论本来是想把现有牧地交给百姓耕种，怎么能反过来追究已经耕种的土地，再次造成骚扰呢？” 至于民间养马等事情，利弊很多，臣应当继续详细奏报。对于不追究被侵耕土地这一件事，恳请陛下先行下达指示。” 仁宗时，中书舍人丁度说：“祥符、天圣年间，牧养的马达到十多万匹。后来言事者认为天下无事，不可以白白耗费财力，于是废除了八个监。然而秦州、渭州、环州、阶州、麟州、府州、文州、火山、保德、岢岚军仍然每年购买马二万二百匹，用来补充京畿和塞下的缺额。自从西部边境用兵四年以来，所收买马匹只有三万匹。马少而土地闲置，马坊、马监确实可以裁撤；如果敌人平定、马匹归来，就不能再有缺额。如今河北、河东、京东、京西、淮南都登记壮丁作为士兵，请命令百姓每养一匹战马，就可以免除两名壮丁的差役；仍不把马匹计入财产，以此提升户等。这样，缓急之时有所准备，国家的马匹也会繁殖增多。” 宋神宗熙宁五年，枢密使文彦博议论监牧，上奏说：“臣听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军事之中，马政最为重要。设置牧场养马，历史已经很久。《禹贡》说莱夷之地可以放牧，《周官》说牧田负责供应远郊土地。周宣王是中兴之主，有考察牧马的诗；鲁僖公遵循伯禽的法度，有歌颂在郊野牧马的颂诗。这大概是因为在正午放出马匹，所以顺遂马的天性而繁殖生息。汉、唐盛世，苑囿和马监确实很多。祖宗以来，修治兴办得尤其周密，七八十年间，搜求补充、取用马匹，源源不断。熙宁元年，陛下特地下诏，创置南北监牧，使官员设置、职务振作，制度更加严格。如果还有不足，自然应当增修。近来议论的人大多没有深入追究始末、详细考察利害，就想把牧地分给农民，收取租税，把国家的马分散给编户，责令他们繁殖。却不知道所分土地的肥瘠，是否都能耕种？所收租税，无论丰年荒年，是否都能征得？又不知道每户分配一匹马，把它拴住饲养，是否都能繁殖？既然不能繁殖，今后又靠什么接续？有人说监牧中的马大多瘦弱，力量既不整齐，难以胜任披挂铠甲作战。而且马匹既然繁殖众多，其中必定有劣马和良马，只要量才使用，所得也不会少。” 张万岁主管牧马时，马匹最为繁盛，甚至马价低到一匹绢。若按这个价格计算，难道全都是良马吗？又有人说，因牧马所耗费用，几乎无法计算，按年岁计算下来，有害无益。臣曾经说，计算河北各监户从牧地缴纳的租税，可以抵充官吏和士兵的费用；即使不足，数目也不多。只有河南各监的收入还少，逐渐增加土地的收益，也可以自行补足。这样，依赖度支供给的数目不多，所收马课也不少。大致有母马两万匹，每年收取六次交配繁殖所得，得到马驹一万二千匹；三年之中即使损失一半，仍可得到六千匹。劣马、良马相杂，每匹价值一万五千钱，这一年便可获得九万贯。这只是按小数目计算，所得已经不少。如今如果听取一时浮浅的议论，废除它非常容易；将来想恢复祖宗的制度，却非常困难。马坊、马监、马厩、仓库、棚舍、井泉、官舍、营房，都是七八十年经营建成的；如果废除后荡然一空，再想恢复，功夫和费用就会更大。就像从前废除茶法，后来有人议论想恢复旧制，但茶园户凋残，场务毁坏，议论的人虽多，最终仍不能恢复。如果一定要采纳废置的意见，就请委任熟悉典故、奉行马政的官员，并让臣僚广泛寻求利弊、审慎处理；利益达到百成才改动，这样才不会后悔。” 臣总领国家马政至今已经八年，虽然还没有达到繁殖兴盛，却颇为究明其中的利弊，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悯，裁察采纳。”

译熙宁六年，文彦博又议论保马法说：各州郡城坊中的第四等户，县城中的第三等户，乡村中的第二等以上户，生活宽裕，都应当养马，以代替徒步劳作。财力越高，养马就应越多；这些人不必等候官府劝导招募，本来已经家家有马、户户畜养了。如果早先再命令按户等养马，确定匹数，要求马匹强壮、年龄合适、身高达到标准；平常任由百姓骑马出入，平时也不得随意勾稽、点名骚扰。一旦官府需要，只要按照原契约的价格给钱，早晚之间就可以收集起来，百姓也乐于输纳；与临急暴虐地摊派购买相比，利害完全不同。如今四等以上的人户大多出役钱，而役钱数额的多少，全在上等人户。如果现在减免上等户的租税，那么下等户所出的役钱就不足以支付雇役费用，事务必然出现缺额。百姓既然知道国家有缓急，一定会从民间购买马匹；如果平时不家家牧养、户户蓄马，怎么能应付某一天的督责呢？丁产簿的法令是三年编造一次，如今还不到编造之时，而且连年灾害，百姓流徙的很多。现在如果不合时宜地重新编造，只会造成骚扰；等到丰年再实行，也不算晚。” 哲宗时，陈次升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朝旨，是拨给牧地，召募人户自愿养马。条约虽然已经详细完备，但最初只是因为知邢州张赴兼任县令、尧山县知县等人请求而下达的指示，河北、京东、京西、西北、河东路提刑司、府界提举司于是照此施行，并没有再命令转运司、提刑司考察斟酌。又只是因为邢州，认为设置监牧养马不便利，其余各路也都依此施行。马匹关系国家使用，所关联的事情非常重大；在开始筹办时，应当详细审慎。如今张赴所见的只是一个州的利害，其他路或许有所不同。如今朝廷不让转运司、提刑司制定固定条制，却命河北、河东、京东、京西等五路依此施行。臣深切担心各路各有利害，只因朝廷不让监司考察斟酌，又因为命令已经施行，不敢上报。况且张赴已经上奏，说让人户请求租佃牧地，为官府养马；人户有的或许不愿意，张赴却凭借州郡的势力，必须让他们投状。这样，法令施行之初或许就有不便，必然成为百姓的祸害。臣听说舆论认为，牧地附近的人户，如果得到肥沃的土地，一定有人愿意；如果离牧地稍远，即使得到土地，也难以前往耕种，一定不是他们所愿意的。而且一顷土地的价值并不多，马匹如果倒毙，按照马匹和官府规定的身高尺寸计算，损失不下四五十缗；这恐怕又不是人户所愿意承担的。再者，牧地先前已经有人承租耕种，如今他们不愿养马，突然把土地夺走，必然使他们失去生计。臣希望朝廷明确下达指示：各路如果利害有所不同，允许上报请示；州县如果强迫人户写下自愿投状养马，就命监司按察弹劾执行。法令施行以后，才能长久没有弊病。”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书右仆射李纲上言说：“臣私下认为，马匹对于军队作战，用处很大；而马政败坏，没有近些年这样严重的。自从监牧制度废除，改为拨给土地牧马以来，州县只是发文具文以塞责，民间养些瘦弱的马来充数，而茶马司只把交换珠玉作为事务，已经没有良马了。燕山陷落，北方边境的马匹又都被敌国夺取。金人专门依靠铁骑取胜，而中原的马匹又损失消耗到如此地步，拿什么来抵御他们呢？臣前些时候在枢密院任职，曾经进言，请求搜括购买天下的马匹，并允许客商包揽陕西纲运的马匹运往京师。臣的意见是：凡是养马的人，必定是上等户以及吏人、医官、僧道之流；应制定三等价格，下令州县搜括购买，这还不至于过分伤害百姓，而在十天半月之间，便可以凑齐数万匹马，用来救济一时的缺乏。又因为陕西纲运的马押送到京师，饲养供给不能及时，死亡损失超过一半；如果让客商包揽运输，能够到达的马匹一定会多。臣又请求恢复监牧制度，并且朝廷允许像臣所说的那样考察监牧、包揽纲运马匹，却唯独没有实行搜括购买的命令。靖康末年，金人攻破京城后，首先下令搜取马匹，违抗的人诛灭全族；总共得到马一万多匹，京师的马因此被搜刮一空。” 这就是我们拥有马匹却不能使用，反而拿来资助敌人，难道不是把得利之事做成了失策吗？如今行在的马不到五千匹，能够披甲带具、用于作战的更是没有。权宜之计是为了振作、张扬军容，非实行括买不可。应先下令：不是品官、将校，不许骑乘马匹；然后诏令州县登记有马之家，以三等价格收买，严格执行隐匿寄养马匹的法律，加重骚扰百姓的禁令；只要施行有条理，再逐渐加以激励劝导，那么数万匹马还是可以得到的。又应命令陜西、四川茶马司增加买马，广西邻近特磨道也有可以购买的马，应招募客商承揽运送进纳，以供各军使用，并分给沿河、江淮之间的帅府和重要郡县。然后实行祖宗时代监牧马匹的制度，选择官员负责，经过若干年，那么马匹就不必担心不能繁殖兴旺，或许可以满足军队的需要。绍兴六年，翰林学士朱震上言，请求谕令广西帅臣：凡是买马，都应选择谨慎厚道的人负责，不要派遣喜好功名、喜欢生事的人，以免挑起边境争端。将来南北道路通行后，应逐渐减少广西买马的数量，或许可以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加以防止。诏令准许了他的请求。高宗时，吕颐浩上奏说：“臣世代都是北方人，听众位老将说：平原浅草，适宜前进，也适宜后退，是使用骑兵的地方；一名骑兵可以抵御十名步兵。山林川泽，出入道路险阻，是使用步兵的地方；一名步兵可以抵御十名骑兵。自从金人南下侵扰以来，中原军队同金人相持，往往还没有交锋就奔逃溃败，是因为平原旷野之中，金人的骑兵多，而中国的骑兵少。过去马伏波在交趾得到骆越的铜鼓，于是铸成铜马的模型，因而上表说：‘在天上行走，没有比龙更好的；在地上行走，没有比马更好的。’于是把铜马模型铸在鲁班门外，称为金马门。又，西汉元狩年间以后不再进攻匈奴，也是因为汉朝马匹少的缘故。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以来留意马政，但是关陜各州有一半陷于北方敌人，四川道路时通时断，战马难以运到行在，只有广西一路同西南各蕃相接，距离很近，黎州、雅州等地尤其近，马纲也接连不断地运来，各军颇认为足以用于出入行阵。希望陛下明发诏令给有关部门，在邕州设置买马司，选派一名有才干威望的臣僚充任提举官，收买马纲运来的马。臣考察四川秦凤路，祖宗以来一直用茶叶交换马匹，所以川路各地都有茶马司。”

译臣私下听说，西南各蕃十分看重中国的绢帛，每年不惜拿出十万匹缣帛，可以买到几千匹马。如今想要抵御强敌、经营中原，权衡轻重，十万匹缣帛或许可以从现有财物中调拨出来，用于发动马纲，谨请命令有关部门访查秦凤路茶马的条法，斟酌后施行。” 中书舍人洪遵论述买马和博易的札子说：“臣暂代掌管密防事务，私下看到川路、西和州、阶州、文州买马，按每年计算，共有七十五纲，马三千七百五十匹。十多年来，茶马司拿茶叶、绢帛交换珠、犀等物，以致每年的经费匮乏，只得压低价格买马，不分良马劣马，只求达到额数。马纲出发时，已经有病马，何况陆路行走万里，历经多年，等到运到这里，大半都已瘦弱，甚至刚到不久就有损伤死亡。不仅押运马纲的吏卒白白耗费俸禄赏赐，只是有买马之名而没有实际效果。虽然近来已经下令停止博买其他物品，臣私下担心旧习仍然沿袭而没有革除。臣愚昧，希望圣上慈爱，告诫茶马司今后专门收买高大健壮的良马，临近发运时，务必经常仔细察看，不要让胥史借机作奸，以病马充数。这样或许可以防止上等马匹接连运来而不能使用，应当使其足以充入马厩，不致耗费官钱，徒然增加道路上供给供应的烦劳。至于黎叙、长宁、南平等州以及广西邕州所有买马地点，直接拨运给各军的，也请一律照此办理。”洪遵缴还罗殿蕃进马的指挥，又上言说：“臣私下看到，近年来川、广收买马匹，供给内外各军，从未缺少。” 如今罗殿蕃请求创例进贡马匹，在祖宗旧例中原本没有这回事。这固然是陛下圣德光明，远方之人仰慕教化，乐意进献地方物产，以表示感戴恩德；记载在史册上，确实是太平盛事。然而臣愚昧地认为，私下还有疑虑，斗胆摘出五件事向陛下陈说：邕州过去同交人进行贸易，每年得到马匹，分给江上各军，虽然对各道来说颇为烦费，但沿袭已久，百姓已经习以为常。如今如果创例在宜州接受罗殿马，又必须在不经过邕州马道的地方设置新的驿站和州县来接收，所受弊害，这是第一件事。臣询问懂马的人，他们说：夏国出产的马最好，部落所产的次之，茶马司购买的熙河马又次之，四川出产的杜生马最差。至于南蕃所产的马，虽然外表奇特，实际上昂首而不能低头，每行走三五十里就已经气喘疲乏，只能供观赏；如果用于战阵，又远远不如川马，这是第二件事。邕州所买马匹，已经积累了多年的经验，金帛给予得不能说不优厚，然而蛮人贪得无厌，稍不如意就拖延期限、抬高价格，多以货物低劣为借口。如今罗殿蕃自称每年也向横山卖马，最近又同毗那国结仇，道路阻塞，所以改由宜州而来。这只是单方面的说法，本来就不可信，怎知不是交趾的属部或与交趾有嫌隙，借助中国来救助自己？” 即使确实是交人想要挑起事端，故意设计这个计策，将来还可以把过错归咎于我方，那也是第三件事。吕愿忠任广西帅臣时，贪图功劳而生事，招诱南丹州莫氏，使他们献纳土地。当时朝廷给予的优厚赏赐超过军功所得，而各部族中尚有一百多个峒未补授官职，至今纷扰不止。如今罗殿蕃想要入贡，竟因南丹派山子效用前来晓谕，那么献马的计策，难道是他们的本心吗？将来他们倚仗恩宠而索求报答，恐怕不是莫氏一族所能相比，这是第四件事。邕州守臣按例在官衔中兼带安抚都监及提举买马公事，设置机构、配置属官；每年买马，帅司又派干官共同办理，所费不可估量。宜州守臣光盛一心只想求得宠幸和赏赐，如果批准这项请求，将来他必然请求同邕州一样办理，又会增加远方的祸害，这是第五件事。况且罗殿所说曾在咸平二年、元祐二年以来由南平军入贡，臣恭敬考察《国朝会要》和《实录》，这两个时期只有张罗二蕃入贡，根本没有罗殿之事。臣私下详细考察这次的指挥，命令广西帅司、宪司共同商议，只有在不致于边境生事，并且在宜州设置贸易场所确实有利方便的情况下，才允许具保说明，可以说已经彻底查究了利弊。” 然而臣私下担心边境大臣不作长远考虑，乘朝廷的指挥明显倾向于采纳他们的说法，必然派人深入蕃界，用厚利引诱他们。从今以后，马匹必定接踵而来，将来即使想给他们订立限制，也一定做不到。宜州的多事，必定由此开始。即使每年得到一千匹马，又怎么足以影响天子的马厩呢？却使南方长期安定的地方从此留下无穷的弊害。这就是臣私下忧虑过度、不能自已的原因。伏望圣上慈悲，特别为此忧念，命令宜州只依照广西经略司所陈述的办理：今后遇到罗殿蕃的马进入边界，如果是希望出售，就令其到邕州横山寨进行贸易；如果属于进贡，则必须让他们携带祖宗以来所得的告敕、牌印之类加以辨验，然后才允许按照旧例从南平军道路入贡。前面所说的录黄，臣不敢署名下发，谨抄录上奏。” 孝宗时，四川宣抚节度使虞允文上言说：“臣听说用兵不能没有马，买马也不能不在适宜的地方。即使有百万军队，没有马来壮大军势，等到追击逃兵、追逐败军时，不能发挥军队的胜势，那就同没有军队一样；即使有十几万匹马，如果不能在适宜的水土中生长、驯服，不能熟悉人的习性、适应道路，也同没有马一样。臣曾考察古今而得到明显验证的事例，如汉代任尚讨伐西羌，屯兵二十万，却旷日持久而没有功效。虞诩认为兵法说：逃跑的不能追逐飞奔的；而敌人全都使用骑兵，来时如风雨，离去如箭离弦，我军用步兵追赶，形势上根本赶不上。如果买马一万骑，就能紧追敌军、截击其快速行动，大功便可以建立。任尚采用了他的计策，于是取得丁奚城之战的胜利。又如晋侯使用郑国的小驷马，庆郑认为乘用异地产的马来从事军事，到了害怕而变更将领时，还要同别人交换，晋侯不听，因而有韩原之败。何况今天的形势是敌人凭借马多而强大，我军由于没有马而弱小，强弱差异的原因，三尺高的儿童都知道。马政难道可以不加以议论吗！”国家强盛时，陜西买马每年以四万匹为额数；自从失去熙州、秦州的土地，才开始在文州、黎州二郡设置买马事务，这大概是不得已的措施。”

译按二十年计算，银币、茶叶、锦缎等费用，不计其数也有数千万，而从蜀地运出的马匹没有死掉的还有多少？分隶给各军后存留下来的，如今又有多少？自去年夏秋以来，已经全部收复熙州、秦州旧地，蕃户的马匹可以诱导招致而来，这几乎是上天帮助陛下恢复旧疆的机会。如果每年得到一万、两万匹来辅助军用，同文州、黎州所得相比，哪一种好、哪一种差？马纲所经过的道路，哪一条远、哪一条近？马匹死在半路上的，又哪一边少、哪一边多？臣愚昧地认为，如果削减文州、黎州马额的一半，借用其银币费用，把力量全部用于西部边境的马匹，那么文州、黎州的负担就会减轻，也可以有所选择；熙州、秦州得到的马匹会增多，并且可以成为百战百胜的实际军用。过去唐代魏元忠说，西蕃依仗马力而强大，如果提高价格买它们的马，就是削弱他们的强项而使中国获利。王忠嗣任河西、陇右节度使时，提高马价，西蕃争相卖马，因此戎马减少，而唐军日益强盛。像这两位臣子，可以说懂得权衡轻重。臣近日听说敌人带着二十万两银子到西部边境买马，伏望圣上特别作出睿断，尽早赐令施行；这样不但本朝军势可以凭此强盛，也可以暗中消除西北两边的祸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二万匹〕 荆湖北路安抚使张孝祥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自中兴以来，马政没有修治，每年进行博买，费用极其巨大，而各军的马匹反而越来越缺少，这正是牧养方法没有得到适当安排的缘故。如今朝廷正商议设置监牧，想恢复祖宗旧制；如果安排得当，就可以节省国用、振奋军威、制服敌国，关键就在这里。这是政事中的大事，不能草率地试办。如今如果把马匹分给各军牧养，就同前些时候分拨马纲大致相同；各军只求得到马匹，不再作长久打算，一两年后稍有损失折耗，便又会找借口推脱，说荆襄不是适宜养马的地方。这样一来，东南地区将永远得不到牧养的利益，必定只能依靠各蕃才行。臣愚昧地希望圣上特别作出明断，在近臣中不论文武，选择一两名懂马的人，命令他们巡视荆襄、淮南境内，同各军帅臣、守臣和属官深入谋划土地水草是否适宜，并参考国朝以来设置监牧的旧例，斟酌取舍，全部上报，请圣上裁决；专门设置一个机构，授予它办事的权力，严格制定黜陟考核条例，责成它取得成效。这样，宣抚司所买马四千匹就不会白费；假以时日，朝廷确实可以得到牧马的功用。这些情况必须上奏说明。” 敷文阁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上奏说：“臣考察赵楙的札子，他请求将黎州一年的马额暂缓，命臣审度后上报。臣自到任以来，蜀人谈论黎州买马利弊的很多，大体都同赵楙这次所陈述的相类似，事情的道理很明白，众人的意见也一致，确实可以实行。只是担心议论者一定会说，祖宗时代西北马匹很多，不依靠西南夷人的马来使用，所以只把买马当作羁縻蛮夷的手段，同今天的形势不可相提并论。臣考察蜀人的意见，他们认为，暂时免除立定马额，向蛮人表示买马并非急务，使蛮人不能把马匹看得过重，反过来要挟中国；而蛮人所需要的茶、绢之类，都是每天都急需的东西。他们所产的马如果不卖给中国，又将拿来做什么？所以不必担心他们的马不来，正如赵楙所说。臣私下认为，既然众人的意见都这样，不如暂且采用这一主张，秘密谕告提举买马官，暂时不拘守每年的额数。如果蛮马仍像往年一样到来，有关官员既不受考核黜陟的压力，就可以选择优良骏马，价格也可以稍微平稳，恐怕还未必达不到额数。若在年额之外果然见到成效，就可以长期实行；边州的地位会稍稍加重，外来的侵扰也会逐渐受到控制，作为弹压蛮夷的办法，极为有利方便。” 万一因此马匹不能按时到来，再另行商议修改办法，也不算晚。’皇帝同意，取其意见，由睿断施行。知夔州王十朋的奏状说：“据枢密院札子，枢密院奏报：知夔州张震申报，四川宣抚司所安排的将川蜀马纲改走水路一事，有些地方确实不便，请求详细斟酌施行。奉圣旨：除打造舟船以外，其余事项都命吴璘负责办理；舟船则命王某迅速供应。臣考察马纲的利弊，先前的知夔州张震以及各司论列得已经很详细，其中利害最大的，莫过于财力和人力，而这两者都出自百姓。臣自进入夔州境内以来，清楚看到夔峡之间土地狭窄、百姓贫困，人人面带菜色，衣服甚至不能遮体，不是江浙、荆湖各路所能相比。担任监司、守令的官员，如果都能劳心抚恤百姓，不增加一丝一毫扰害，尚且担心不能使他们活下去，何况如今马纲造成的危害极重，财力必定会陷入极大困境。臣滥居牧民之职，不敢不把实情上报。如今茶马司和宣抚司所买马匹，每年计算一万零八百多匹，约有二百一十六纲。本州如果循环起发，需要用船三十多只，每只打造约费八百多千钱；马船容易损坏，势必一年更换一只，计算一年费用为钱三万六千缗。” 从夔州到归州的水路有二百四十里，每纲梢工、水手约九十人，按一年的终结计算，共需一万八千人的劳作；每人粮食和雇钱约五百文，上下水约十五日，全年合计应耗费十二万贯钱，草料、批券也不少于二万多缗。这样计算，一年之间花费在马纲上的大约有十五六万贯。本州三县所管的梢工、水手不到四五百人，如果循环使用而不更换，仍然缺少一半，必定要征用农民来充任；而夔州百姓的民力已经困乏到这种程度，如果再征用他们，必然有流离迁徙的祸患。本州每年财赋收入不到二十万，其中还包括应当起运的上供、折估、经总制以及官兵俸给等费用。如今马纲费用同本州收入的赋税相当，虽然说命吴璘负责办理，哪里能够补偿所费的十分之一二？财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从地下长出来，最终又必定要取自百姓；可是夔州百姓如此贫困，财物又从哪里产生呢？由一个州推及开来，一路乃至各路的困苦也就可以知道了。况且水路正要经过瞿塘、滟滪的险处，又有二十多处恶滩，水势湍急，水花旋涡很多；马的性情容易受惊，听到滩水汹涌的声音，必定跳跃而难以控制，摇动船只，必有船覆马溺的危险。”

译臣从前在饶州亲眼见过马纲经过，即使涉过很短的渡口，在江心遇到风，也有十匹死八九匹的情况，何况是千里水路中的极险之处呢？如果舍弃舟船改走陆路，那么从夔州到峡州，都是重重山岗、重叠山岭；上面靠着绝壁，下面临着断崖，行人攀援而过，战栗得汗流满面，遇到下雨道路泥滑，更加无法通行。这不仅对人有害，对马也没有好处。如果想削平险阻，使马匹能够通行，不仅会更加严重地困乏民力，恐怕还会损害险要地形的控制，这不是保全整个蜀地的办法。臣所说的利弊，都是亲眼所见；如果坐视一路百姓困苦而不奏闻，上则辜负陛下任用差遣臣下的本意，下则将获不忠之罪。伏乞圣上慈悲，特别降下睿旨，命令马纲恢复旧路运输，使远方百姓得以安宁，臣将不胜幸甚。” 十朋又上奏说：“臣恭敬地承受圣恩，颁赐御札，其中说军机事务以马政为先。臣仰见陛下居安思危，不忘武事，修治车马、准备器械，大概是想像周宣王中兴、恢复古制的时代那样。又说牵驾马纲的役夫一事，一律使用厢军、禁军，并以吴璘所部正兵贴补，全部不向百姓征发扰害。臣又仰见陛下仁爱百姓，如周武王不忘远方百姓一样。又说船只逆流而上颇费时日，必须多安排几批，以免造成延误，又命臣亲自率领，以身作则，共同谋求成功。这更足以说明陛下虽然居于九重深宫，却洞察四方万里之外，民间的疾苦无不详知；不认为臣愚昧不肖、不足以供使令，反而反复告诫，令臣献犬马之劳。何况臣蒙受非分的恩遇，被提拔居于帅阃，本来就应当身先士卒，不怕辛劳。然而臣像蝼蚁一样的忠诚，不敢沉默。马纲改走水路，是巴蜀的祸害，臣以前已经详细奏明，监司和帅臣也都已经竭力陈说，不敢再次烦扰圣听。至于牵驾的差役，改用军兵代替百姓，沿途人人都知道陛下的仁心。按臣愚见，再参照舆论，也仍有不便之处。蜀江号称天下最险的水路，同其他水路大不相同，瞿塘、滟滪以及各处恶滩，密集得像竹节一样。” 巴峡百姓世代生活在水上，以舟船为家；他们在水花、急流、回旋之中，倾斜桅杆、侧转船舵，在波涛汹涌之间熟知水道曲折，操船如有神助，却仍不免时常发生船覆人溺。那些军卒自幼长大便被刺字、穿黥，坐食军门，向来不熟悉水性；一旦强迫他们牵引挽拉船只，必然撞上礁石而船破，人马无疑都会死亡。又因为三峡江面狭窄，两岸都是断崖绝壁，牵船的人没有地方放脚，只能像猿猴一样攀援通过，士兵哪里能做到？况且宣抚司的正兵都是西部人，尤其不善于操船，即使拿来贴补也没有益处。马纲到来，急如星火；州县既然没有可以牵驾的士卒，官吏又害怕获罪，他们必然不得不征用百姓来充当篙工、水手。虽然圣旨不想向百姓征扰，但形势上却不得不征扰。夔峡是四川的门户，是长江上游的屏障，正要依靠这些军兵守御控制，来壮大天然险势。然而这里土地狭窄、人口稀少，厢军、禁军通常多有缺额，各州每每因招募补充不足而忧虑；再加上出戍夷陵、防秋于各处的任务不止一处，现存的军兵已经没有多少。如果又役使他们牵驾马纲，使他们疲于往来，以有限的士卒应付无穷的马纲，不仅会耗费钱粮、妨碍废止教阅，更恐怕州郡空虚，从而导致意外祸患。” 这种祸患不是小事。况且茶马司每年发运马匹一百六十纲，宣抚司的马纲还不包括在内。除了五月至八月江水泛滥、瞿塘不能上下通航的时期，即所谓须停运过夏之外，一年中能够发运年度额数马匹的总共只有八个月；每月计算二十纲，每纲用三只船，每船用十五人。十纲为一批，就要用四百五十人；上下两批则加倍，分三批轮换就又加倍。臣所论说的只是一个州，而且只是马纲已经经过、臣亲眼看见的情况。马纲经过夔府这一条道路，涉及六州；合计计算，每批需要二千七百人，上下两批需要五千四百人，三批轮换需要八千一百人。如果还想安排更多批次，不仅兵力不足，船只也没有。臣所治理的是夔州，夔州是帅府，是屯兵之地，兵力尚且不足；其他如涪州、忠州、万州等地的厢军、禁军，多的不过四五百人，少的只有二三百人。归州所管军兵只有一百多人，其中又有剩员，约有一半是衰弱、年老或患病者。如果把他们全部驱使去做一批梢工、水手，尚且不够，何况还要安排更多批次呢？臣愚昧地认为，不如暂且走旧路，舍弃危险而趋向安全。” 如果有人担心山路险峻、马匹疲病，可以在鄂渚、汉阳等地设置监牧，让马匹在那里休息；强壮的马运到行在，患病的马留下来牧养。水草便利，马匹必定繁殖兴旺，也可以作为江淮、荆襄地区发生紧急警报时的储备，这本来并不妨碍修治马政。臣不是不想率先奉行来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实在是马纲改走水路利少害多，将来或许导致生事，使陛下再有西顾之忧，那臣误国欺君之罪就死不足赎了。况且这件事关系数路，影响不轻，伏望圣上慈悲，将臣这份奏章发出，命两府大臣议论，斟酌施行，臣将不胜幸甚。” 员兴宗论议国家马匹说：臣听说巩固国家的方法，在于设置守卫；设置守卫的实际措施，在于买马。假使四方边境都有才干的官吏，有关部门都有切实负责的政绩，马匹怎么会不来？守卫怎么会不完备？即使因循古代的办法，随着时势有所增减，臣也认为已经足够了。大概五代末年，监牧多被废弃，官府买马多有缺额，国家的马匹于是不能繁殖兴盛。自从我国建立以来，就大力修治。每年派遣使者，多方任命官员。太宗皇帝在太平兴国初年下诏购买十七万匹马。咸平以后，马政大为修整。各马坊、各军所积累的马匹达到二十多万匹，饲养马匹的兵校多达一万六千人，遍地供应的刍草藁草也接近七十多万，标占的马坊、监牧土地总计也有四万多顷。检查、安排牧马事务，细微周详到这种程度，可以说完备了。即使周朝初年设置养马、校马的官员，任命许多掌管牧养的职务，也不敢指望达到我朝祖宗时代的程度。恭敬地想到陛下德业丰盛，随着弊病的出现随时指示处理；像川、秦地区的牧马事务，更应格外用心，务必选择清廉强干的官员，远赴当地任职，这才是全面考核国政实际情况的办法。臣本是蜀人，曾在牧司办理买马事务，亲自在西部见过这些事情，斗胆为陛下陈说。”

译大体说来，川、秦分设的买马地区，陜西是阶州、文州、西和州等州，四川是黎州、叙州、南平等地。每个地方设置一个办事机构，每个机构设置官员。陜西只在宕昌进行博易，最为重要而便利。然而臣观察川、秦博马所用的物品，不过四五种，有锦，有茶，又有纺绢。陜西多用茶而少用锦，四川多用锦而少用茶，按照各自需要，以有无相互补充，这正是良马接连到来的原因。然而招诱没有办法，间或用非其人，蕃客便不来，马额逐渐缺少。为什么呢？因为买马方面的几种弊病还没有除去。陜西买马所用的物资，完全依赖茶货。蕃部既然交付马匹，一旦得到茶叶，或者缺少旅费，就仍然把茶叶折抵钱款。过去监司官吏逐渐同他们收茶、支付钱款，并且时时设法抬高茶货的价值；近来却做不到了。茶货一旦贬值，又凭什么招致马匹？这是第一种弊病。茶叶从蜀中运出关外，经过兴利等州，然后逐渐到达宕昌，大约将近二千多里。铺兵守护道路，摘取树叶代替茶叶，虽然有明令禁止，却无法制止，以致博马时蕃部百般推辞。这是第二种弊病。买马必须设置门面中介的人，大概就如同中国的牙侩。比如一驷良马，价值一百五十多千钱，就一定要卖到二百多贯。” 中介人员以及本机构的吏胥之类，四人中便要取走一人份额；官府损失了货物，私人却取得了利益。这是第三种弊病。马司下属的卖引所收购丝织锦缎时，支机户以及负责收购锦缎的机构将货物分为三等；马司发出上等锦缎的价格，却往往只得到中等锦缎，原因大概是胥吏同锦户互通有无，暗中相互侵取，锦缎既然低劣，折价交换便很困难。这是第四种弊病。买马开始时，虽然说是为了羁縻远方之人，见到马便支付物资，然而马匹却不能按时到来。像近来监买官办事不称职，把病马当作壮马，把短马当作长马，把年齿大的马说成年齿小的马；黎州、雅州等地距离马司还不到一千里，每次运送马纲时，沿途不骑不乘，因病死亡的马匹接连不断，何况是运送万里之遥的马纲，怎么能保证呢？这是第五种弊病。臣愚昧，伏望陛下明察上述川、秦买马的五种弊病，严厉谕令牧司：从今以后四川的胥吏、牙侩、铺兵之类，再有犯此者，请求定罪，绝不宽贷。使折博来的物品没有不良劣的，监买的官吏没有不尽职的，那么蕃部的马匹就没有不来的。臣又听说议论者想要改变办法，从夔路水运马匹，小臣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其中重大的利弊，小臣本来难以窥知。然而天上行走没有比龙更好的，地上行走没有比马更好的；如今想让马走水路，似乎违背它的天性。” 过去欧阳修曾说，蜀中的珍货贡物大多不能运出三峡，因为峡中春夏水势湍急凶猛，有翻覆沉溺的忧患，只有粗劣的物品才轻易通过三峡，人们也多把它们看作弃物。马政是国家的根本，官吏难道敢把它看作弃物吗？有人或许说，国家近来用轻便方式运输马纲，尚且沿用这条水路，却不知道普通纲运有时挑担、有时装袋，遇到险滩便绕行，临时搬运出来，安排办法并不只有一种；即使从鸟道运输，似乎也没有什么妨害。可是成群的马匹到来，积聚起来像山一样，本来不可能通过崎岖难行的小路；滩险又终究能够保证安全吗？而且夔路深山之中最为贫困，钱粮、藁草不容易长期充足，驿站、马厩、马棚也不容易创建设置；兵士和牧卒遇到小州县，难免骚扰侵扰百姓。恐怕约束规定尚未确定，真正的忧患会出现在岁月之后。臣不知道该如何评论这种说法了。小臣无知，私下认为荆襄道路没有大的害处，不宜轻易更改。臣愿朝廷反复考察审视。臣愚昧，知道进贡的诚意关系天子，因而谈到川、秦买马的五种弊病，最后又冒昧涉及此事，惟愿陛下裁断并宽恕。” 理宗时，汉阳守臣黄干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马政是国家的大事。三千匹母马可以使卫国兴盛，思念马匹、思念马匹奔走，鲁人曾歌颂这些事情，可见马政的关系确实十分重大。国家所用的马，西面从蜀地取得，南面从广南取得，都在数千里之外；博易费用、道路费用，一匹马运入，动辄花费数百千钱，所得非常艰难，费用非常巨大。一旦有紧急情况，却没有马可以使用。开禧年间，敌军骑兵压近边境，临时进行收买马匹，连驾骀一类的下等马，也拿来凑数备用。平时安闲无事，难道可以不思考如何处理这件事吗？”臣私下看到，汉阳管内有一所马监，马匹从蜀地运来后在这里休息，五天以后再继续前行。守臣也预先承担点检的责任。臣曾亲自到那里，看到马监前面有一处所谓孳生监，是鄂州大军过去创建的。当它兴盛时，马匹繁殖，可以满足军中的使用。如今监牧都已毁坏衰败，再没有马匹了。汉阳作为一郡，土地十分广阔，风气强劲，水草十分丰饶。如果交给守臣，让他恢复旧有的监牧，作为牧马之地，拨给本钱，收买马匹，在江北繁殖的马匹，并使它们繁育壮大；再差拨兵卒，让他们承担牧养的责任。” 几年之间，马匹就会繁殖兴盛；一旦突然有紧急情况，立即可以使用。与到极远的地方去求马、在仓促之际买马相比，利弊相差很远。像臣这样愚昧的人，未必深知世务，还请命令总领所，会同鄂州都统司审度施行。” 金宣宗时，张行信任泾州管内观察使。皇上曾谕告宰臣说：“自从张行信被降职罢黜，你们就闭口不言。从今以后应当各自畅所欲言，不要再畏惧避忌。”张行信刚到泾州，就上书说：“马匹是甲兵的根本。如今战争还没有停止，马政不能耽搁。臣自到泾州，听说陜右的豪民大多在河州买马，再转运到内地，利润大概有百倍。等到臣看到省里派遣的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库哩桓端在洮州买马时，用一百锭银子，几乎买到一千匹马。他说，生羌未波，各部蕃族的人户蓄养放牧的马匹很多。只是过去派遣的官员，有的压低马价，有的凭势力欺凌掠夺，于是失去了同他们的和睦关系。而且一向担心银子少，所以不能多买马。又听说蕃地今年秋收歉薄，卖马得到银子后，立即拿去换粮食。冬春交替时，那里一定粮食困难，马价很低。请求命令有关部门把银子和粮食运到洮州、河州等地，选择像桓端这样了解蕃情、通晓时势变化的人负责贸易。如果拿出一万两银子，可以买到一千匹良马，这个机会不可错过。希望朝廷赶快谋划。”

译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奏说：“臣听说过去圣人开创天下，只是除去那些危害人的东西罢了。他们驱逐猛兽使其远离，驯服畜兽使其供人役使。所以有角的动物能够冲撞，就用福衡加以拘束；有蹄的动物能够踢人，就用绳索和绊具驾驭。这样来尽量发挥天下的力量，保全天下的才用。普通人的财产不过十金，于是还要担心所用之物有所缺少，从旁思考而周密筹划，害怕临时有所不足，预先设置设备、加以防备，难道有错吗？这些都是适宜的。何况承受千年流转的河水，居处巍然高大的神器，建立万世子孙的基业，难道可以毫无准备吗？”臣私下认为，名鹰、俊犬以及奇异毛色的鸟兽，是国家应当抛弃的东西，却反而收取它们；骆驼、羊、牛、马，作用十分重大，是国家应当广泛蓄养的，却反而不广泛蓄养。难道是爱护骆驼、羊、牛、马还不如爱护鹰犬吗？也是因为承袭太平时代的做法，因循而不加考虑罢了。周武王灭殷后，把牛放归桃林旷野，把马放归华山南面。然而这同当前的形势不同。如今四方征战没有停止，粮饷供应也没有停止；即使把弓箭收藏起来不用，把盾牌兵器收起而不发动军队，又怎么知道将来不会有讨伐罪人的战事呢？” 那么牛马不可暂时缺少，就很明白了。至元癸巳年，官府征括士人和百姓的马匹，拘集到郡中，张榜文书声称这是上司的命令，并说官府会按价酬偿。马匹既然分给军队，马价却又不予偿还，士人和百姓大失所望。臣不只是因为国家失信而感到痛心，也因为国家没有修治马政，临到紧急时才来取用士人和百姓驾车御马之物，所以感到痛心。臣谨按，唐太宗时有马一千匹，由太仆少卿张万岁掌管。从贞观到麟德四十年间，马匹达到七十万六千匹，以致八坊的田地有一千二百三十顷，招募百姓耕种，用来供应刍草和饲料。八坊的马分为五十六监。到明皇时，国家马匹更加耗损，于是用空名告身到远方买马，才恢复到二十多万匹；又命王毛仲统领内外闲厩。到开元十三年，马匹达到四十二万匹，牛羊的数量也相称。由此看来，畜牧数量的多寡，只在于是否留心。伏望陛下精心思考缓急事务，明白储备物资的来源。凡是可以放掉的鹰犬之类，就放掉；凡是可以裁撤的鹰坊等职务，就裁撤。凡骆驼、羊、马、牛，都应当用御府的缯帛以及空名告身，到四方远地和中原境内收买蓄养。” 凡是买来的马匹，想来应当仿照古代制度，设置天驷监使其繁殖。凡牛、羊、骆驼等，想来应当设置群牧机构，使其繁殖增多。凡是刍草、饲料等物资，想来应当选择良好的土地，招募百姓耕种来供应。如果这样做，就可以使国家富足，使军队强大；可以俯视宣王考察牧场的诗篇而轻笑，也可以回想汉武帝征伐大宛的事情而发笑了。顺帝至顺二年，监察御史陈思谦上言说：“军队和驿站日渐空乏，签补兵役却没有富实的人户，接济供应又没有多余的钱财。倘若有征战行动，必定要征括民间的马匹。如果能够修治马政，也可以成为一种帮助。如今西面越过流沙，北面接近沙漠，东面直到辽海，地势高而寒冷，水甘草美，无处不是适宜牧养的地方。应当设置群牧使司，统领十个监，专门治理马政，并且蓄养牛羊。几年以后，马匹必定繁殖兴盛；或者供给军队以增强军威，或者供给驿站以减轻百姓的负担。牛羊的富足，又足以供应国家使用，也不是小小的补益。”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荒政 殷王成汤做天子时，发生了七年大旱。太史占卜说：‘应当用人来祈祷。’成汤说：‘我所要请求的是百姓；如果一定要用人来祈祷，那就请让我亲自充当祭品。’于是他斋戒，剪短指甲、剃断头发，乘坐白车、驾白马，身上缠着白茅，把自己作为牺牲，在桑林郊野祈祷。他用六件事责备自己说：‘是政令没有节制吗？是百姓失去职业了吗？是宫室修建得太高大了吗？是女谒太多了吗？是贿赂流行了吗？是进谗言的人兴盛了吗？’话还没有说完，方圆数千里就下起了大雨。汉武帝即位时，汲黯任谒者。东越互相攻伐，皇上派汲黯前去察看，他没有到达，到了吴地便返回报告说：‘越人互相攻伐，本来就是他们的习俗，不值得劳烦天子的使者。’河内发生火灾，延烧了一千多家，皇上派汲黯前去察看；他回来报告说：‘百姓家中失火，延烧到相邻房屋，不值得忧虑。臣经过河南时，河南贫民因水灾旱灾受害的有一万多家，有的甚至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之权持节，发放河南仓中的粮食来赈济贫民；臣请求归还符节，伏受擅自矫制之罪。’皇上认为他贤能，便释放了他。”}], 汉宣帝时，丞相魏相多次条列汉朝兴起以来国家认为适宜施行的政事，以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建议，请求下令实行。他上奏说：“臣听说，贤明的君主居于上位，贤能的辅臣处在下位，君主就能安宁，百姓也能和睦。臣魏相有幸得以充任丞相，却不能奉行明法，广施教化，治理四方，以宣扬圣上的德泽。百姓多背弃根本而趋逐末业，有的已经显出饥寒之色，这是陛下所忧虑的事。臣魏相的罪过应当处死万次。臣知道自己的才能浅薄，不明白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当时施用的适宜办法，只是始终不知道百姓究竟因何不能得到安置。我私下恭敬地观察先帝圣明的德行和深厚的仁恩：辛勤治理天下，挂念百姓，忧虑水旱灾害，担心百姓贫穷，便打开仓廪，救济缺粮饥饿的人；派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访风俗，举荐贤良，平反冤狱；车马冠盖往来道路，节省各种用度，宽免租赋，放松山林、泽薮、陂池的禁令，给马备料，开放酒禁；储备粮物，用来周济急难、接济困乏，安慰百姓，便利民生的办法，实在十分完备。臣魏相不能全部陈述，只能冒死上奏。按照旧例，诏书共有二十三件。臣谨按王法，国家必须慎重对待农业，务求积聚财粮，量入为出，预先防备灾害。没有六年的储粮，还只能说是处于紧急状态。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东郡遭受严重灾害，百姓饿死在道路上；郡守等二千石官员没有预先考虑灾难，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幸赖明诏救济，才使百姓得以防止更加困苦而重新生存。” 今年收成不好，粮价暴涨，到秋收时仍有缺粮的人，到了春天恐怕会更加严重，已经没有办法互相防备。西羌尚未平定，军队在外，战争接连不断，臣私下对此十分忧惧。应当及早筹划防备，只希望陛下留心百姓，遵循先帝的盛德来安抚海内。”皇上采纳并施行了他的策略。后来汉明帝时，王望升任青州刺史，威名很盛。当时州郡遭受灾旱，百姓困苦荒歉。王望巡行所属地区，在路上看见五百多个饥民赤身裸体地行走、吃野草，悲悯不已，于是便宜行事，拿出所在之地的布帛和粮食，供给他们的廪粮，并为他们制作粗布衣服。事情办完后，他上报皇帝。汉明帝因为王望没有先上表请示，便把奏章交给百官，详细议论他的罪过。当时公卿都认为王望擅自发号施令，法律有固定条文。只有钟离意说：“从前华元、子反是楚国、宋国的贤臣，没有禀告君命，擅自使两国讲和，《春秋》的义理还把这件事作为美谈。如今王望心怀大义而忘却犯罪，遇到仁义之事便不退让；如果用法律绳治他，就会忽略他的本心，这将违背圣朝养育百姓的原则。”皇帝赞赏钟离意的意见，议定赦免王望，不加罪责。魏文帝想把冀州的士家十万户迁到河南去充实当地。当时蝗灾接连发生，百姓饥饿，群臣都认为不可行，但皇帝的意志非常坚决。侍中辛毗和朝臣一起请求进见，皇帝知道他们想进谏，便变了脸色接见他们，众人都不敢说话。辛毗说：“陛下想迁徙士家，这个计划是从哪里想出来的？”皇帝说：“你认为我迁徙他们是不对的吗？”辛毗说：“确实认为不对。”皇帝说：“我不和你共同商议。”辛毗说：“陛下不因为臣不才，把臣放在身边，列入参与谋议的官员之中，怎么能不和臣商议呢？臣所说的不是个人私事，而是国家的忧虑，陛下怎么能因此发怒？”皇帝没有回答，起身进入内室，辛毗跟随在后，拉住皇帝的衣襟。皇帝于是振衣而去，不肯回头，过了很久才出来，说：“佐治，你拉我为什么这样急迫？”辛毗说：“如今迁徙既已失去民心，又没有粮食供给。”皇帝于是只迁徙了其中一半。晋武帝咸宁三年下诏说：“今年淫雨过多，又发生虫灾。颍川、襄城自春天以来，几乎没有播种，我对此深感忧虑。君王应当用什么来替百姓打算？应赶快处理这件事。”镇南将军杜预上疏说：“臣冒昧思考，如今东南水灾特别严重，不仅五谷没有收成，百姓的居处和产业也都受到损害。低洼田地到处积水污浊，高地又多是贫瘠的土地；这正是百姓在来年将要陷入困穷的情形。虽然诏书急切告诫长吏和二千石官员为此筹划，但如果不彻底制定大规模的救济方案，取舍安排的适宜之处恐怕只会停留在文书形式上，实际所得的好处大概很少。当下正值秋夏以蔬菜充食的时节，百姓已经有吃不饱的了。到了冬春，野外没有青草，那么他们必定要指望官府的粮食来维持生命。这是一方的大事，不能不预先思虑。臣愚意认为，既然百姓因水灾困顿，就应当依靠鱼、菜、螺、蚌来充饥。然而洪水泛滥，贫弱百姓最终仍然不能获得这些东西。如今应当大规模毁开兖州、豫州东界的各处陂塘，顺着水势所归之处疏导，让饥民都能得到水产的丰饶；百姓不必出境，在早晚之间就能到野外取食，这是眼下每天都可得到的好处。水退以后，淤泥填积的田地每亩可收数钟粮食；到了春天大量播种五谷，五谷一定丰收，这又是对来年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