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三

译贺循说：‘父亲的丧期尚未结束，又遭遇母亲的丧事；到了父亲丧服本应结束的月份，都穿祥祭所用的服装，按照除丧礼仪办理；事情结束后恢复母亲的丧服。’臣等参考典故，看来应当按照父母去世的先后分别除服，并没有一概服丧五十四个月的规定，请依照旧礼改正。仁宗景祐二年，礼仪使上奏说：“天圣五年，太常礼院说：‘一向以来宗庙祭祀都由宰臣、参知政事主持，每逢有人服丧，便临时改派人员，常常导致祭祀妨碍和缺失。’查考《唐会要》，贞元六年诏令说：‘百官有私人丧事而因公除服的，允许参加宗庙祭祀。’监祭御史认为礼制规定服缌麻以上丧服不得享祭宗庙，便移文吏部诘问。吏部奏称，依礼制：诸侯服丧不超过周服，大夫服丧不超过缌麻，这是为了减轻旁系亲属的丧服；不敢因此废止大宗的祭祀事务。因此，所谓服缌麻不得祭祀，是指同宫居住、尚未安葬的情况，是为了使吉礼和凶礼不相亵渎。魏晋以来，制度改变而采取权宜办法，服缌麻以上丧服的人，假期届满便穿吉服，称为公除。凡已经安葬而公除，便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因此参加祭祀也没有妨碍。请下令：凡服缌麻丧服，已经安葬而公除，或听闻丧事、丧假期满的，允许穿吉服参加祭祀；同宫居住而尚未安葬的，即使公除，仍按旧例禁止。” 诏令同意了。又据《王泾郊祀录》说，服缌麻以上丧服而不举行宗庙祭祀，是为了表明吉凶之事不能相互干扰。贞元年间吏部奏请获准，临时改穿吉服参加宗庙祭祀；这是一时的特殊规定，并不是旧典。如今本院查阅律文，其中说：‘如果有服缌麻以上丧服的人，被派充任掌事，笞打五十。’这是唐初制定的。吏部提出请求时，都是援引典故，后来奉诏规定‘百官有私人丧事而因公除服的，允许参加宗庙祭祀’。后来王泾虽撰写《郊祀录》，那只是一时的规定，并非旧典。又没有其他诏敕加以改动，因此历代都只依贞元诏令施行。至大中祥符年间，详定官请求依照《郊祀录》，规定服缌麻以上丧服者不得参加宗庙祭祀。如今详细考察贞元年间的奏请，证据清楚；王泾所说的另无典故。希望从今以后，有私人丧事而已经公除的人，允许参加宗庙祭祀，以免祭祀废止缺漏。” 宝元元年，右司谏韩琦上奏说：“臣昨天奉命出使回来，私下听说朝廷自西部战事以来，两次在非正常时间到宅第召见两府臣僚；外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心惊骇。当时舆论认为这有失持重的体统。最近又得知西京的谣言只是虚惊，朝廷忙于制止平息。昨天午后，又听说到宅第宣召两府臣僚入内，士大夫和百姓无不忧虑疑惑。直到晚上才知道只是魏国夫人去世。陛下虽然深厚地爱护乳母，但按礼制，她与陛下不过是缌麻三个月的服制；若说亲近，关系并不近；若说尊贵，也并不崇高。这件事只需派一名中使到宰臣宅第传诏，让他们商议后上奏即可，何必遍召近臣，惊恐京城百姓？过去的事无法追究，今后应当引以为戒。臣希望今后凡有关系国家大体的议论、边疆机密紧急事务，确实需要与两府臣僚商量处置的，都务必审慎秘密办理，以安定人心，不应仓促行事而惊动众听。臣又认为，厚葬送终的做法，前代已有非议。如今魏国夫人与陛下的亲属关系既疏，葬礼也应当简约节俭。希望陛下不要听任左右之人张扬铺陈，过分奢侈。何况国家正在防备西部边疆，军需还不充足，正是节省费用、积聚财力的时候，不可再增加这种没有益处的花费。这些话如果有可取之处，幸望陛下采纳施行。” 庆历元年，右正言孙沔请求暂时停止豫王的葬礼，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豫王因迟疑延误而得病，突然在青春年少时去世，人与神都为之悲痛，如今叹息哀伤又有什么用呢？何况陛下以继承大统的至亲身份，作为天下人的慈父，对豫王极为钟爱；陛下变通礼制来伸张感情，追封爵位并为他制服，因此四方都知道陛下思念的情怀和悲痛感伤之意，已经达到极点了。这也足以使天下做父亲的人仰慕陛下仁慈的道德。臣私下听说，陛下想在五月中旬把豫王葬于永定陵；按照《春秋》的义理，这本来合乎礼制。大概陛下因哀痛深重，觉得无法充分表达心意，便想以隆重的葬礼彰显他的遗迹，希望竭尽自己的精诚。即使死者有知，这样做也没有什么益处。以陛下至圣至明的德性，没有什么幽隐之事不能洞察，难道还会对这件事有所疑惑吗？实在是感情上不能忍受，所以才提出这个议议。如今左右大臣、宗室亲属和宫中内臣，都因皇上的眷爱而悲痛，不敢直接请求延期；臣私下担心事情因循办理，一旦成为定局，就难以再挽救和讨论。臣的职责在于进言，所以实在是不得已才说这些话。在君父悲痛至极的时候，臣又不能顺从他的哀情，获罪是必然的。臣难道是吝惜被贬黜吗？只是不能因为顾惜自身而耽误陛下的长远谋略和朝廷的大计。可是豫王现在不能安葬的理由有三条，臣一一陈述，希望陛下详细阅览。况且一品亲王的葬礼仪式十分繁杂，百日之内难以完成工役；开土筑垄、掘山修墓，会驱使民众劳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各宫因随葬而发生的费用也很多，不花费五十万贯钱就不能办完。如今三司财力已经困竭，想尽办法收敛节省，边疆驻军的粮饷还没有充足，怎么能因为三年丧制的恩情而忘记四方的事务？这是第一条不可行。京城、洛阳之间又是交通冲要之地，自从昊贼侵扰以来，国家不断征讨，运送粮草、输送铠甲兵器，往来骚扰，百姓很不得安生。摊派征收、征发徭役，一年之中没有片刻停止。像这样的陵墓工程，突然兴动州郡，怎么供给得了？这是第二条不可行。况且西部敌人暗中窥伺中原，已经数年；他们把水旱失调说成占得天时，把将帅不和说成人和已具，千方百计地煽动，想要一决胜负。如今若乘我方忧患、兴役之际，或许会倾尽兵力来侥幸制造这场灾祸，反而助长敌人的战斗之心，转变为边疆祸患。这是第三条不可行。臣所见虽极其愚昧，未必正确，但希望尽我恳切之心，稍稍补益陛下的明察。臣想请求权宜办理，就近安葬，等西部战事稍稍平定，一两年内再依完备礼制改葬，这正合典礼。伏望皇帝陛下用礼制约束感情，用义理防止过度施恩，以祖宗和社稷为念，以天下安危、百姓休戚为怀，不要拘守小节而妨碍长远大计。臣恭敬地听说，真宗皇帝到了四十多岁才生育和抚养后代；陛下治理群生，是当世真正的君主。

译如今陛下盛大的德行已经显现，才三十岁，就将承受万世无穷的福祉，还担心什么呢？”只是担心得到上天赐予的子嗣会晚一些罢了。伏望陛下保养元气、安定精神，顺应时令进膳，特别宽解圣上思虑，专心防守京畿，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孙沔又上奏说：“臣听说忠臣直切进言，并不是想在当时获得狂妄的名声，只是想挽回君主的心意罢了。圣人采纳善言，也不是为了开启众人议论的门户，而是为了爱惜国家体统罢了。因此帝王处理一件事、发布一道命令，如果有不合时宜、不合众意的地方，一定要容许臣下多次进谏，以便广开耳目，实在是希望再三思考利害，周密察看是否合宜。一句话说得恰当，往往能消除万种祸患，破除柔邪之人的谋划，开启明哲之人的志向。不只因为事情重大，也因为改变它很难。臣不是不知道冒犯君颜不如取悦君主，冒险进言不如苟且偷安；但如果人人都只为自己打算，恐怕就不是国家的利益了。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的仁慈明察与尧舜相同，恭敬节俭如同汉文帝、汉景帝，胸襟宽大、能够包容荒远，纯诚地爱护万物，喜好善言而不厌，听从劝谏而不违逆，神态从容地接见臣下，面色温润和悦，这才使最愚钝的人也能竭尽思虑。何况臣没有才干，只是蒙恩列于谏官之中，怎么可以看到事情却隐而不言，只用一句话敷衍职守，随后同众人一起沉默，反而让外朝私下议论呢？这是臣所不愿做的。因此才敢再次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冒犯圣明，只希望陛下察看、听取、容纳并最终采纳。” 臣如果因此获罪，也确实没有遗憾。近来因为豫王选择葬地，臣曾上密封奏章，详细陈述此事。又在前天于崇政殿进见答对，反复把意见全部说出；虽然言辞拙劣、见识浅薄，不足以打动天听，但臣知道圣心只是深切思念豫王，所以除非确实下定决心，不能改变。臣恐怕阴阳术数之流、左右纤佞之徒，巧言陈述厌胜之术，多谈灾祥，使陛下受到迷惑，因此事情迟迟不能决定。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考察天时、人事和国家财政中不便之处。仲春选择墓地，盛夏兴修坟墓，凿土穿山六十多个穴洞，损害生命，役使百姓，劳作数十万工；冒犯暑热，正值烈日炙烤，甚至还可能遭遇大雨水涝；修治桥梁道路，供应粮食物资，沿途传递运输，不损害百姓，又怎么能完成工程？这是天时不便的第一点。豫王年纪最小，按礼应行较低等的殇礼；各宫随葬，宗族亲属大多辈分较高，以卑幼之礼惊动尊长，也不合顺序。边疆士卒衣食不足，却把珍宝埋藏地下；郡县百姓被无数摊派征调，却要劳苦一生来奉事死者。这是人事不便的第二点。西部边疆驻军三十多万人，各省司每年的费用用尽各种办法仍无法支撑；卖掉一个廷尉官职，才得到九千斛粮食；免除一个里胥的差役，不过几百贯钱；征调已经使百姓劳苦，日常用度又供应不足。何况南郊祭祀在今年冬天举行，赏赐费用要达数千万，国家的窘迫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一品亲王的仪仗尚且要用一千多人，随葬的各项丧事还要分别配备执事人员，车骑和导从仅仅就有一万多人；往返劳扰，如果没有五十万缗钱，恐怕不能完成。这是国家财政不便的第三点。这并不只是臣一个人的话，也是三司大夫中有见识之人的意见。陛下贵为天子，为一个年幼的儿子举行送终之礼，以充分表达父爱，也不算过分；只是这件事之所以不便，是因为时势有所妨碍。如今正是国家多事的时候，陛下应当割舍慈爱、忍住哀情，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为天下苍生谋划。况且西部敌人猖獗，军队失败、将领被杀，人心忧惧危急，尚未有安定的策略；陛下却加重对三年丧制的思念，忽视万民的困苦。陛下认为如何？天下安定，即使没有子嗣，也不值得忧虑；天下危急，即使有子嗣，难道能不忧虑吗？何况现在所奉行的只是为死者办理葬事。臣又看到，想把葬礼办完的有三类人：各宫和国戚是第一类，中使监护者是第二类，司天监掌阴阳术数者是第三类；他们都从旁聚集办理此事，是为了借机求得升进。如今三司大夫等有见识之人，意见确实有补益，却不能改变皇上的心意，是因为他们关系疏远；国戚、监护者和阴阳术数之人，事情即使有损，却能窥探皇上的心意，是因为他们关系亲近。伏望陛下明察关系疏远和亲近之人的言论，查究利弊的根本，那么豫王的葬礼或许可以权宜停止。昨天臣又看到敕牒，派朝臣减少费用，这足见陛下考虑得极其深远周详。然而臣恐怕这两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取得监护中贵大臣的信任，也不能对他们加以节制。不如等一两年内，朝廷内外稍稍安定，再备办礼仪改定葬地，这也是君王的光彩，更是天下的幸运。如今正值陛下悲痛哀悼之时，臣作为谏臣却没有一味顺从的心意，反而用烦琐而浅陋的话冒犯天听；仍希望这些话能感动陛下改变心意，暂时停止劳民费财，那么即使受到诛责，臣也来不及逃避了。至和元年，孙沔任枢密副使，上疏议论张贵妃丧礼超过制度，说：臣处境孤立，特别承蒙圣恩；如果听到关系国家大体的事情，不敢保持沉默，只求保全自己。如果狂妄的言论能够使陛下有所醒悟，即使被诛责也足以报答圣恩。臣私下看到贵妃早逝，陛下内心悲伤哀悼，想为她增加特殊礼仪，更应节制感情。史官一旦记载此事，后世就会把它作为鉴戒，所以不可不谨慎。臣虽忝列近臣，却没有听到内廷的议论，心中确有疑惑，应当一并陈述上奏，希望借此进一步讨论，免得留下朝廷内外的议论。一、皇仪殿是祖宗和太后临时安置灵柩的地方。如今把贵妃迁葬在里面，恐怕不合一品妃子的身份，必定是仓促之间礼官的失误。又听说各宫亲属早晚聚集许多人，穿丧服的有一千人，号哭超过一个月；而且灵寝距离皇上居处很近，完全没有避忌，怎么能僭越到这种地步？假使贵妃的魂魄有知，必定不得安宁。况且凶秽之气冲犯尊严，更为不便。臣担心知礼之人传遍四方、讥笑朝廷；还请斟酌旧典，迅速迁出另行安殡，或许才合乎中正之道。一、恭德这个谥号，大概是礼官一心想取得美名来迎合皇上的心意，没有来得及据理陈奏，恐怕会造成错误。至于三朝圣后，分别以孝、章等为谥，都是后来因皇帝的孝思而尊崇、变更谥法。如今贵妃立即以恭德为号，实在令人惊骇。详细考察前代记载，从来没有这种违礼的做法。何况任凭感情由自己妄定，必然引起诽谤，使圣明受到玷污。只希望慎重议论，免得留下后世讥诮。至于郭氏、张氏二位皇后，都没有谥号，前代规矩明明在此，请赶快删去‘恭德’二字。一、园陵监护使臣私下看到，郭后、张后都安置在奉先殡，大概按礼制不宜兴建陵墓，所以议定葬在西京。如今却因为贵妃特别想兴修陵墓，不知道应当以什么名义选择墓地、制定规格？作为臣子实在不敢把话说尽。况且今年整个冬天没有下雪，数千里遭受旱灾，又有疾病流行，正是四方多灾多难的时候，应当暂且安静以镇定人心。如果役使万人军队，耗费百万钱财，对于国家赋税和百姓力量，实在损失很大。不如等到丰年，再从容商议陵墓制度。臣前些天听说宰臣最初商议暂时殡葬于普安院，这是最合体制的办法。

译臣愚钝少文，长久镇守外地，不完全了解朝廷体要。臣听说有识之士都认为奉葬贵妃的议论太过分。奸佞之人阿谀迎合，不用正道辅助圣意，只想以服劳效力来求取爵位赏赐。况且礼制不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下生出，不过是建立在人情之上罢了。只要合乎中道，就能成为后世的美好典范。国家长久延续宏大的福庆根基，百年来朝廷内外没有大患，正是因为仁义深厚、礼法端正。陛下应当替祖宗爱惜这一点。伏望迁出贵妃灵柩，不要放在皇仪殿；停止哭泣的仪式，取消恭德的称号，撤去园陵的名义，然后再详细斟酌，使其合乎礼制，这就是天下的大幸。冒犯天威，难以逃避诛责；臣惶恐激切到了极点。庆历二年，知谏院欧阳修议论杨察，请求让他服满丧期，不要夺情起复，上札子说：“臣近来看到遭父丧的茹孝标，居父亲丧期，却来到京城奔走于权贵之间，谋求起复，已经被御史弹劾。又听说新科进士南宫觐听到母亲去世，隐藏不服丧，等到取得官职、娶妻以后，才慢慢回家，如今正在法寺议罪。孝标的官职是太常博士，南宫觐在科场中也略有声望；这两个人尚且如此，那么愚昧无知、违背礼义的人又哪里数得清呢？大概是因为朝廷一向没有用名教来勉励天下，礼法一旦毁坏，风俗就大为败坏。臣私下认为，风俗教化的根本，是由上而下施行的。臣看到起复的龙图阁待制杨察，屡次上章奏请服满母丧，但朝廷诏令尚未允许。臣子的行为，只有孝和忠两项最重要。杨察凭文章考中高科，官位列于近侍，却能率先振作衰败的风俗，以自身作表率。陛下应当曲加褒奖，使他完成志愿，让改过向善、移风易俗从杨察开始。怎么可以不通达人情，拘泥于旧弊，只推给他俸禄利益的小恩惠，却废弃人臣的大节呢？臣认为，近侍官员夺情起复，本来不是军国的紧急事务，不过是沿袭旧例、表示推恩罢了。如今杨察以节操品行自持，志向在于忠孝，知道贪求俸禄利益是可耻的。如果朝廷夺去他的哀情，既使他不能在自身成就美德，又使他对母亲留下无穷的遗憾，哪里能说这是推恩呢？当今愚昧的风俗不知礼义，违礼犯法，以至于讼狱繁多、刑罚严酷，却仍不能禁止。假如有一个人想守护名教、保全忠孝，以此勉励天下，朝廷却又不允许，那么风俗的弊病，过错究竟在谁呢？伏乞早降恩诏，允许杨察服满丧期；这不仅能成全杨察的志愿，也能成为朝廷的美德。” 庆历四年，欧阳修议论安葬荆王，上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诏令，虽然派宋祁监护已故荆王的葬事，却还没有下达安葬日期和全部事项。有人说因为年份和月份不利，不能安葬；有人说有关部门因为财用不足，请求暂缓安葬。阴阳禁忌之说，凭陛下聪明睿圣，必定不会相信巫卜之言而违背礼典；臣只是担心议论者固执地认为当前财用不足、无法办理葬礼。陛下听到劳民伤财的说法，便不能不考虑，因而迟疑。臣认为，前后敕令安葬大臣时，浮费和不当支出很多，难道是朝廷本意吗？都是主管官员筹办失误，才让人借机作奸。如今如果完全节省浮费，杜绝侵吞损耗，使所用物资不多，又能用什么理由说不能安葬呢？臣不知道有关部门是否已经把全部费用核算出总数，内中多少是浮费，多少是实用之费。若实用物品的数量仍然很多，财力确实无法办理，那么推迟也可以；若实用物品很少，只是旧例浮费太多，那就删去浮费即可。如今完全不核算，只说没有财物可供安葬，这是不行的。没有看到实用物资究竟多少，也不衡量财力是否能够承担，便说必须遵守礼制、必须安葬，同样也不行。依臣愚见，应斟酌这两个方面，安葬反而更便利。但必须先请命王尧臣、宋祁等人，把全部需要使用的物资逐项列出；其中浮费而不急需的，一一削减。如果只保留实用物资，数量一定不多；假如仍稍多一些，再加以节省削减，即使简朴至极，按理也没有妨碍。这样既能及时安葬，又不浪费物资。节俭安葬，是古人的美德；奢侈安葬，是古人的恶名。如今如果为了逃避俭葬而不肯节省费用，停留丧事等待有财物的年份，以便举行奢侈葬礼，那就不是臣所能理解的了。如果说俭葬也无法办成，那更是过分的说法。可是外间舆论中替国家议论政事体制的人，都说安葬才便利。如今朝廷议论的人分成两派：顾虑财力的便不顾典礼和国体，谈论典礼和国体的又不考虑财用是否办得到，各自坚持偏见，长久议论不决，使陛下的聪明受到迷惑。现在及时安葬的坏处只有一项，不安葬的坏处却有五项。及时安葬的坏处不过是花费物资，但财力还能够承担；不安葬所造成的损失却很大。不肯薄葬而停留灵柩、等待奢侈安葬，从而使大王留下恶名，这是第一项；相信巫卜之说而违背典礼，这是第二项；眼下削减节省是力所能及的，日后财力充足时，反而未必能等待，使皇叔的灵柩五七年间不得安处，神灵也无所归依，这是第三项；使四夷听说天子的皇叔去世，却因没有钱而不能出葬，于是轻视中原、萌生异心，这是第四项。如今天下财力虽然匮乏，但各种用度中不能节省的地方很多，唯独对皇叔有所裁减，便会损伤陛下以孝治国的美德，这是第五项。这就是臣所说安葬更便利的原因。荆王在皇室亲属中身份最尊贵，名位最重，伏乞早日命令确定议论，不要耽误时日。欧阳修又议论安葬荆王的全部事项，上札子说：臣听说朝廷已有圣旨，荆王葬事命三司、太常礼院和监葬官等共同议论，削减浮费。这足以表明陛下厚待皇叔的恩意，也表明体恤百姓、爱惜财用的心意，一举而两全。然而臣每次看到朝廷办事，想要爱民节用，却常常反而浪费钱财、劳累百姓，大概是因为开始议事时没有抓住要领，或考虑得不精细周密，有四点：不向民间摊派，这是第一；州县供应物资有定额，这是第二；送葬人员在路上不得禁止百姓索取财物，这是第三；州县官吏不得超出规定的外供物品来博取名声，这是第四。只要杜绝这四点，就没有大患。昨天京西一路遭到张海惊扰劫掠之后，不可再加以诛求。臣现在请求指示三司，凡是需要的物资，都必须由官府供应，不得向民间摊派购买。还请先把全部仪仗、人员、马匹以及送葬人员等逐一确定人数，然后发札给京西，命其按人数供应住宿饮食，这样就可以不造成过多费用。

译从荆王以下的各项丧事，关系不是至亲的，不必命他们亲自前往。还请限定总人数，并限定每个人所带随行人员的人数。凡皇亲和随行官吏，除住宿时应供应的饮食外，不得额外索取其他物品。州县官吏也不得在官府供应饮食之外，另以各种物品进献。对于接受进献、额外索取财物的权贵和官吏，应按侵吞自己所有的赃物论处。还请派一名御史里行随行纠察。对于额外携带人员，以及州县顺从其索取、进献物品的官吏，若物品已经归入自己所有，也按违制论处。如果假借供应之名，在民间低价购买或强行掠取，都按枉法赃论处。这样防范，才可以杜绝浮费，符合陛下厚待亲属、节省财用的心意。” 庆历三年，集贤校理余靖上奏说：“臣下恭敬地看到，阴阳克择官已经上报皇子、故鄂王入殓所用的衣服，并选定本月初四日办理。又看到每年正月初五日，紫宸殿举行宴会，管领契丹贺正使者。臣深恐有关部门沿袭旧例，认为接待戎使最为重要，依例奏乐设宴。臣身为礼官，所以冒昧预先陈说此事。臣私下认为，故鄂王虽还在襁褓之中，却属于已经赐予爵命、不能按无服之殇处理的情况，应当按照成年人的丧礼办理。父子之间是天性，难道能够毫无悲戚吗？今天为他服丧，明天却奏乐宴饮，内心怎能安宁？况且臣僚之家遭遇这样的丧事，尚且应当给假，何况万乘之主因为戎狄使者到来，竟不能申张自己的亲亲之恩，实在令人痛惜。臣认为，如果确实不得已，可以召见戎使，赐以礼食而撤去音乐，并亲自派大臣向戎使说明：皇帝因皇嗣去世而悲痛，所以停止音乐，并不是对北朝有所轻重之别。戎狄也同样有父子之情，不会因此怀恨。过去周景王在儿子丧事下葬后就设宴， 《春秋》讥刺他，认为这是失礼。古代卿佐去世，即使遇到祭祀，尚且还要停止奏乐，何况是亲生父子呢？臣的这片微薄诚意，实在难以尽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太常礼院上议说：“《礼记》说，父母之丧，无论贵贱，礼制都是一样的；又说：‘三年之丧，是人道中最重大的事情。’请不要因文武官员品秩高低而区别，都允许服满丧期。当时武臣中通过入流而任官的人，杂然相处，难以全部解除官职。诏令说：从今以后，三司副使以上官员，除担任边地职务者外，都允许服满丧制，并照常续给每月俸禄。武臣不在边地而愿意解除官职服丧的，也听其自便。凡是夺情起复的制度，文臣中谏官、舍人以上，以及牧伯、刺史以上官员，都在卒哭之后由恩制起复；其中职务紧要的，不必等到卒哭。内职官员遭遇丧事，只给假而已；愿意服满丧期的，也听其自便。只有京朝官、幕职官以及州县官，全部解除官职服丧，也有因特别诏令而被召回任职的。凡公除之后，仍可参与祭祀。” 庆历四年，参知政事范仲淹上《议葬荆王疏》说：“昨天奉到圣旨，命令中书省详细议论荆王的安葬事宜。臣认为，这方面有三种意见：第一，认为年份不利，这是阴阳家的说法；第二，认为财用正困，这是有关部门的忧虑；第三，认为京西刚经历盗贼之乱，不可再加扰扰，这是为百姓忧虑。臣另有四点意见，请陛下选择：第一，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这是自古不变的典制；今年年份不利的说法，并不是圣人的法言。第二，天下财用虽然困乏，难道连一位皇叔也不能安葬吗？陛下常说荆王是太宗的爱子、真宗的爱弟，虽然他曾受到多方谗言迷惑，陛下凭仁德圣明之力保全了他，使他得以善终，难道忍心在送葬之时反而吝惜财利、废弃典礼，使他不能及时下葬吗？恐怕这不能符合太宗、真宗的心意，臣替陛下感到惋惜，难道不怕天下人私下议论吗？还请查考前朝诸王去世时，有没有暂时权厝的情况。第三，历来奉敕安葬，多半会临时滋生事端，索取无度。臣请特地传下圣旨，命宋祁、王守忠与三司使、副使以及礼官共同议定，凡必要的物品务求简朴，统一规划，绘制成图上奏，随即颁下敕命，按照所定事项供应办理，不得再在敕令之外临时增生事节，徒然耗费官物。仍请明发圣意，特赐内藏库钱帛若干，用来准备葬事，使三司容易供应办理。” “这样，陛下的孝德就没有亏缺，可以光耀史册。第四，历来奉敕安葬，往往白白耗费大半，沿途供应使百姓无法生活。臣请特降严明诏令：荆王的两个儿子以及左右近侍五七人负责送葬，除此以外的妇人，应该留下的留下、应该放遣的放遣，立即分别处置，不再让她们前往。这样自然容易办理沿途供顿，大大减少多余费用；既减少耗费，又保存典礼，这是国家礼制的正体。乞请圣慈从长计议、妥善处置。臣身居政府待罪，不敢不把意见全部说出。” 庆历七年，礼官邵必上言说：“古代的臣子和儿子，从来没有在服父母丧期间，便参与国家重大祭祀的。现在只是不许进入宗庙，至于南郊坛、景灵宫，却都允许参与行事。考察唐代吏部所请，所谓‘縿服既葬、公除’，指的是周代以下的制度。前后相承，误以为服三年之丧可以穿吉服参与祭祀，错误实在严重。又据律文规定：‘凡宗庙祭享时，有服缌麻以上丧服者，不许任职事；祭天地、社稷则不禁。’这是唐代制定法律的人没有详察经典本意。《王制》说：‘服丧三年不祭祀，只有祭天地、社稷时，可以越过丧服的绳带而行事。’注释说：‘不敢因卑亲之丧而废弃尊贵之祭。’这说的是君王不敢因为私亲的丧事而废止天地、社稷之祭，并不是说臣下有父母丧也可以随从天子祭祀天地、社稷。况且律文之所以不禁止，也只是指缌麻以上、周服以下的丧服。南郊和太庙都属于吉礼祭祀，奉行祭祀的意义相同，不容许采用不同的礼制。如今服父母丧不能进入太庙，却可以到南郊，反而显得南郊礼更为重大。朝廷每逢大礼，陪祠官员普遍都得到赏赐，使服丧之人也能参与这件事，是不愿庆赏恩泽有所遗漏。”

译“怎么能因为小小的恩惠而损伤重大的礼制呢？近年两制以上官员都允许服满丧期，只有武臣还沿用旧制，这或许也是取古代穿墨色丧服任事、军务和兵革之事不避丧服的意义。然而对于郊祀这样的吉礼，仍然不可如此办理。礼院上议说：‘郊祀大礼，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各部门联合作事，只求能够齐集完成。如果服丧而被起复的官员全都不能参与，或许会造成职事缺员。但只要不让面容憔悴、穿着粗恶丧服的人接近祭祀行列，也可以办理。请依照太常新礼：宗室以及文武官员中有遭丧而被起复、或卒哭后赴朝参者，遇到大朝会，允许不入朝列。如果是郊庙大礼，只是不进入宗庙；南郊坛、景灵宫则可以暂时穿吉服陪位，或者派人代行事务。’诏令准许。至和元年，孙抃上《论温成护葬宜减损正礼疏》说：‘臣正在病假中，听说朝廷议论贵妃之事，曾多次写札子论奏，但数日以来都留在宫中未下发。如今制命已经颁出，必定不能再提出新的议论。但臣愚昧，深为圣朝惋惜这一举措，希望陛下特地下诏防，向四方申明晓谕。应说明此前追册的命令，只是为了表彰贵妃生前的勤劳功效。至于她挺身护卫宫禁、割臂写奏章之类的事情，将来护送葬仪的次序，应当减损正礼，务求简易。’ “至于各种遗赏和恩例，都必须逐一查考国家旧例施行。这样才还可以稍稍挽救以前的过失，彰明圣上的新德。”如今从秋天以来一直不下雨，到冬末也没有降雪，春日的阳气渐渐远去，粟麦尚未抽穗，人心惶惶，疾病和疫病接连发生，灾异之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陛下体恤百姓劳苦，忧虑国家财力，用来回应上天的意旨、顺应万物人情，关键就在这件事上。臣的恳切之情，实在难以尽言。” 五月，孙抃任御史中丞，又上《论张贵妃进册皇后疏》说：“臣恭敬地看到，贵妃去世后，陛下因为她数年来辅佐内政的益处，商议追册为皇后并举行园陵的名号礼仪。既然提升了礼制规格，就更应当慎重参照、比较礼典；如今看来，颇有不合适之处。况且从去年秋冬直到今年初春，雨雪不降，粟麦尚未抽穗，恐怕各部门难以供应办理。希望陛下先下诏让大臣商议斟酌，再命礼官议定，然后施行。这样贵在圣朝的典章制度每一举动都有依据，也可以爱惜民力、回应天意。” 孙抃又上《乞改差以次臣僚监护温成皇后葬事疏》说：臣认为，国家的礼制应当根据情况确定隆重或简约，本来就是缘于人情，并非从上天直接降下；礼制的规模和法式，关系到朝廷内外的观瞻。做得恰当，就能使朝廷受到尊重；做得失当，就会被天下人讥笑。臣恭敬地看到，温成皇后举行礼葬时，起初任命参知政事刘沆担任监护之职，当时舆论或许还没有认为不妥；如今刘沆已经入朝任相，按理应当立即改换人选。为什么却过分吝惜更改，固执地不作变动呢？御史台依据法纪提出论列，是陛下应当留心的；宰相恳切辞去此职，也是陛下应当允许的。对上遵守祖宗的规范，对下听从臣子的直言；想到宰相调和治理政务的责任并不轻，应该使后妃丧葬始终符合礼制。何况从启殡、祭祀到下葬，制度规矩和一切用品都已经筹办齐备，确定不会有缺失。关于监护之职，除宰相以外，请求迅速改派次一级的臣僚担任，以免损害本朝的典礼，招致后代的讥议。臣竭尽诚心，哪怕呕心沥血也难以把话说尽；恭请陛下思量、慎重考虑，若特别赐准采纳，天下幸甚。” 嘉祐七年，知谏院司马光上《论董充媛赐谥册礼疏》说：“臣恭敬地看到，充媛董氏去世后，追赠为婉仪，又追赠为淑妃。陛下亲自因此停止朝会、挂服，群臣进名奉慰，又命有关部门为她议定谥号以及举行册礼。到下葬那天，仍然使用卤簿仪仗。外廷的议论都认为，董氏原来的名位品秩本来很低，病危之时才拜为充媛，如今送终的礼仪却过于隆重。臣考察古代，妇人没有谥号；近世皇后有谥号，并有追加册命，妃嫔以下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卤簿本来是用来赏赐军功的，也从未用于妇人，只有唐代平阳公主有起兵辅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给她鼓吹。后来到中宗时，韦后建议妃嫔、公主下葬之日都给鼓吹，这不是明王的正典，不足以效法。臣愚昧地想到，陛下恭敬节俭、少有欲望，近年以来，后宫宠幸绝没有过分隆盛、声名传到外面的，这正是四方之人赞叹歌颂、归心仰戴圣德的原因。没有想到这次因为已经去世的董氏，有关部门谄媚曲从，妄自提高礼制、铺张虚饰，破坏紊乱制度，亵渎轻慢名位器物，使天下人怀疑陛下厚待女宠，这实在不是增益圣德的做法。” “况且礼数一旦提高，凡事所需的费用就会更加扩大。如今明堂大礼刚刚完成，国库空虚，赋税征敛日益增加，百姓愁苦困顿，实在不应再提高后宫丧礼的规格，横加增添烦费。死者即使得到虚假的名号和盛大的装饰，难道还能知道吗？这样做只会徒然损害圣德，臣私下对此感到惋惜。希望陛下特地下诏给有关部门，全部停止议定谥号和举行册礼之事；下葬之日也不要再给卤簿仪仗，丧事所需一律从简减省，不必完全采用一品官的礼制，以此表明陛下薄于女宠而厚待百姓。” 仁宗时，宋祁上言说郭稹不应因出嫁的母亲而解除官职服丧，奏状说：“臣私下认为，礼是用来排列上下、区别亲疏、辨明嫌疑和界限，从而制定节制的。因此三年之丧虽然是天下通行的大礼，但在情感和礼文相称方面，也必定要按照亲疏而降等变通。所以尊亲之处有所申明，亲属关系中就有所屈减；不能因为所承当的宗族重任重大，就轻率地把礼制用于自己的私亲。臣看到，前任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郭稹，出生才几岁便遭逢父亲丧事，而母亲边氏改嫁士人王涣。郭稹孤苦伶仃，直到长大成人，既没有伯叔，又很少有兄弟，奉祀郭氏祖先的，只有郭稹一人。母亲边氏嫁入王氏后，又生了四个儿子。如今边氏不幸去世，讣告传来，郭稹于是解除官职服丧。以臣愚昧的见解，深感疑惑。臣看到《五服制度敕》中关于齐衰杖期降服的条文说：‘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以及被父亲休弃的妻子所生之子为母亲服丧。’条文左方的注释说：‘指不为父亲承继宗统的人；如果是为父亲承继宗统的人，那么对于改嫁的母亲无服。’如今考察边氏既已改嫁，就随丈夫安居于王氏，死后也将与王涣同穴，永远不再属于郭氏。恰好郭稹已经为父亲承继宗统，就应当把重礼归于本宗。即使想怀抱对慈母的爱，推行不绝亲情的道义，也不能为了已经改嫁的母亲，抗越父亲宗统而把全部丧礼都用尽。”

译“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轻视奉行父亲的宗统，郭氏承当宗族重任便再没有其他亲属；如果完备地为母亲服丧，王氏主持祭祀却自有其他儿子。臣详细查考制度和礼法，怀疑郭稹不应解除官职、举行服丧礼仪。礼制有降等，君子应当俯身顺从；情义有界限，圣人也不专顾一端。况且如今正以孝道治理天下，更应谨慎遵守常经。伏请把臣这份奏状交给有关部门，广泛命令其详细议论：郭稹既为父亲承继宗统，又要为改嫁的母亲服丧，究竟应不应该解除官职、服三年之丧；然后明确制定制度，使天下共同遵守。臣身为礼官，不敢沉默不言，谨备奏状上奏。” 英宗即位初年，殿中侍御史司马光上《乞遣告哀使札子》说：“臣等私下看到，大行皇帝驾崩已经将近十天，向契丹告哀的使者还没有出发；又听说没有预先告诫使者如何回答有关继嗣的话。臣等私下商议，深恐这样不妥。为什么呢？国家既然已经和契丹约定为兄弟之国，遭遇这样的大丧，就应当立即发讣告。契丹刺探消息的人到处都有。如今天下都穿着丧服，契丹难道会不知道吗？而送讣告的人还没有到那里，他们会认为中原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能不猜疑？自古以来，大宗没有儿子，就从小宗中选择后嗣，这一制度明载于礼典，怎么能算国家的丑事？如果契丹询问，就把实情全部回答，有什么损害？如今使者被问到继嗣之事，却回答不知道，这样的事体岂能安稳？况且陛下当初还是皇子时，诏书已经布告天下，契丹怎么会不知道？如今如果用虚假言辞回答，不足以欺骗他们，反而只会招来他们的嘲笑侮辱。国家自从与契丹和亲以来，已有五十六年，百姓安居乐业。如今国家遭遇大变故，正是邻敌窥伺的时候，怎么可以再因接待他们失礼而自行产生嫌隙？臣等希望朝廷早日决定此事，命令使者日夜兼程出发。” “如果契丹问到继嗣问题，就全部据实相告。孔子说：‘言语忠实守信，即使到了蛮貊之国，也能通行。’臣等愚昧地认为，按照这样办理才妥当。” 司马光上《乞撤去福宁殿前尼女札子》说：臣私下看到，大行皇帝的梓宫停在福宁殿，自从启菆以来，每天都把尼姑装扮起来，安置在殿前，给她们傅粉画眉，穿绮绣衣服，样子像俳优，又像戏剧中的人物。臣不知道这究竟是何种说法、何种用意。群臣看见的人无不惊骇诧异，有的感叹其失礼，有的默默加以讥刺。亵渎轻慢先帝威神，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恐怕不是用来帮助丧礼仪容、向天下显示的做法。希望圣上仁慈，赶快命令撤去。孔子说：‘以合乎礼的方式安葬，这是孝道中最重大的事情。’臣希望陛下借此特降圣旨，交给有关部门：今后凡是灵驾出发直到丧事完毕，凡仪仗和送终物品中有这种鄙俗无据、不合礼典的东西，全部应当撤去，不要让四方之人有所观看和嘲笑。” 司马光上《论遣奠札子》说：臣听闻，礼制规定，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把被后嗣之人当作自己的父亲。孔子说：‘人没有能够自行充分表达感情的，一定是在亲人去世的时候吧？’又说：‘办理丧事，不敢不尽力。’所以天子刚即位之初，天下人之所以瞻仰归心，关键只在于他能否尽守丧礼而已。恭敬地想到，仁宗皇帝把天下都交给陛下，明智英睿，独具远见，没有人能够离间。父母能够生育陛下，却不能使陛下尊贵地成为天子、富有四海，并使万世子孙永远享有天子的禄位；这些都是仁宗皇帝深厚的德泽，不能忘记。如今灵驾启行，远赴山陵，从此天长地久，永无返回之期，悲痛哀伤，没有比这更深的了。希望陛下在那一天，如果圣体稍微安适，行礼时在威仪容止的每个动作上都更加怜慎；捶胸顿足、哭泣悲号，要超过通常的哀毁，以竭尽孝思，报答无穷的恩德，凝结四海人心，振奋万民的希望。盛大德业的根基，全在于此，不能不严肃敬畏。这些道理虽然圣明的陛下自己都知道，但臣还想用微小的尘露之见，帮助山海般的圣德，希望万一有所裨益。司马光又上《论虞祭札子》说：臣听闻，按照礼制，下葬以后举行虞祭；‘虞’就是使亡灵安定。”},{ 灵柩既已安葬，孝子不忍一日离开父母，担心其精神徘徊而无所依归，所以举行虞祭来使其安宁。既然如此，虞祭是孝子的事情，主人应当亲自主持这一礼仪，不是臣下可以代行的。臣私下看到，本月三日举行虞祭时，百官都入内就位哭泣，而陛下没有亲自主持礼仪，却让宗正卿代行其事，臣对此私下深感疑惑。臣伏思，永昭陵距离京师还有五个顿宿之程，在木主尚未送回之前，一日也不能不举行虞祭，所以才让群臣代行其事。如今木主已经到达京师，近在内殿，而有关官司不体察礼仪的本意，仍像在送葬途中一样，让群臣代行礼事，这在亲疏尊卑的次序上有所不合，在哀痛思慕的感情上也有所未尽。臣担心听到和看到这件事的人不知道是有关官司的过失，反而把责任归咎于陛下。如今尚未到举行卒哭礼的时候，还有三次虞祭，希望从明日起，陛下亲自举行这些礼仪。司马光又上奏说：“臣昨天上言，虞祭是孝子的事情，不是臣下可以代行的，请求陛下亲自举行礼仪。陛下没有轻视臣的意见，认为这符合礼制，已经下达圣旨，依照臣所奏办理。今天礼仪已经准备完毕，百官在朝庭等候，而陛下却不出来，又让宗正卿代行，在场的臣子无不惊愕失措。况且昨天有关部门没有为陛下安排亲自祭祀的礼仪，还可以说是有关部门的过失；如果今天的事情发生了，责任又该归于谁呢？这都是因为臣愚昧，反而彰显了陛下的过失，臣的罪责重大，请陛下裁处。臣听《易》说：‘不远就返回，没有大的悔恨，大吉。’孔子说：‘有了过错却不改正，这就叫过错。’希望陛下明日即使圣体稍有不适，也应当勉强亲自行礼，以解除朝廷内外的疑惑。”

译治平二年，翰林学士王珪上议，请求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奏说：“臣等谨按《仪礼·丧服》：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传文说：‘为什么服三年丧？因为承受了宗族重任，必须以尊贵的丧服来服丧。’为所承继之人的祖父母、妻子的父母、兄弟的儿子，无论是亲生子还是视同亲子的，都说要像亲生儿子一样服丧。又规定，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一年丧，传文说：‘为什么服一年？因为不能同时服两种斩衰，承当大宗的重任，就要降低对小宗亲属的服制。’又规定，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为自己的兄弟服大功，传文说：‘为什么服大功？因为作为后嗣的人要降低对兄弟的服制。’由此看来，作为别人后嗣的人既然把对方当作父亲，就不敢再顾念自己的私亲。圣人制定礼制，尊者不能有两个；如果恭敬爱护之心分施于两边，就不能专一于这一边，所以才这样规定。秦汉以来，帝王中有从旁支入继、承受大统的，有的推尊生身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人认为不当，也受到后世议论。臣等不敢拿这些作为圣朝的法则。何况前代入继，多发生在前任皇帝驾崩以后，拥立后嗣的主意有时出自皇太后，有时出自臣下，并不像仁宗皇帝在年力尚未衰弱时，深思宗庙大事，只承受天地之意，在众多宗室中选拔圣明之人，把大业授予陛下。” “陛下亲自成为先帝的儿子，然后继承帝位、承接宗庙祭祀，光大地拥有天下。濮安懿王虽然与陛下有天性的亲情和抚育顾复之恩，但是陛下之所以能够面向屏风端正戴冕，富有四海，并使子子孙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德泽。臣等愚昧浅陋，不能通达古今，切实认为今天尊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当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封号，使尊荣达到极致。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应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这样才确实相称。” 神宗熙宁元年，翰林学士王珪上奏说：“臣等谨按《王制》：‘服丧三年不祭祀，只有祭天地、社稷时，才可以越过丧服的绳带而行事。’传文认为这是不敢因卑亲之丧而废弃尊贵之祭，因此居丧期间可以祭见天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传说：‘凡是国君去世，卒哭后将神主祔祭于祖庙，祔祭后制作神主；先在寝宫专门祭祀新主，之后在宗庙举行四时常祭。’杜预认为，新主既然已经在寝宫单独祭祀，宗庙四时的常祭自然应当照旧举行；这样看来，居丧时也可以祭见宗庙。周公称说商代高宗守丧三年居谅阴、不说话，子张对此疑惑，便询问孔子。孔子回答说：‘何必只是高宗，古代的人都是这样。’高宗没有说服丧三年，而说居谅阴三年，杜预又认为，古代天子、诸侯服三年之丧，下葬后就除去丧服，在谅阴中居住、内心守丧，不同于士庶所行的礼制。既然如此，除服以后，郊祀、宗庙祭祀难道可以不举行吗？南齐以前，历代君主继位，有的仍沿用前代举行郊祀的年份，有的另行确定郊祀年份；下令有关部门议论时，王俭援引晋、宋以来的制度，认为都应改元即举行郊祀，而不采用前代郊祀的年份。又从汉文帝以来，君主都在即位时谒见宗庙，到唐德宗以后也有过了即位年才举行郊祀的情况。” “况且本朝景德二年，真宗为明德皇太后服丧，按月数换算后除去丧服，第二年便祭享太庙，并在圜丘合祭天地。臣等恭请皇帝将来冬至亲自举行郊祀、宗庙之礼；服冕、车辂、仪仗器物、音乐以及相关装饰和事务，都不可以废止。” 神宗时，知太常礼院苏颂议论承重法，上疏说：“臣近来因上言臣僚家庙祭祀之事，请求重新确定丧服中亲疏的制度。第一节规定，依据五服的服丧年限。敕令规定斩衰三年，包括嫡孙为祖父服丧、为长子服丧。如今士庶之家子孙，很少区别嫡出庶出；他们彼此服丧，往往一概服斩衰一年，或者过了一年就穿吉服，随即举行婚嫁。如果有人违反，按照敕律又不分士庶，便应一律按罪处理。臣认为，古代贵贱所行礼制不同；诸侯、大夫世代拥有爵禄，所以有大宗、小宗以及主持祭祀、承继宗统的意义，丧服也随之有不同制度。普通士人和庶民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样说？臣谨按《丧服传》说：‘父亲为长子服三年丧，为什么？因为长子是正体所传，又将承受宗族重任。’郑康成说：‘重视他作为先祖嫡系正体的地位，又因为他将要代替自己成为宗庙的主持人。’经文没有说长孙为祖父服斩衰，大概是因为有爵位封土的人，父亲死后按次序应当传给自己，他承当宗族重任的身份自然可知。近代做官的人不再世袭爵位，宗庙因而不再设立，尊卑也没有统属；他们的长子、长孙与其他子孙没有区别。活着时情感和礼制相同，死后丧服却单独不同，恐怕不是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 “可是世俗的议论却把服三年之丧称为承重，所以把应当服丧的人称作承重之人，却不知道这是承当大宗宗统的重任。我曾听说，庆历年间朝廷想议论臣僚中应当任用子弟的人，长子、长孙给予官职时稍微优待，其他子孙则降等，这也接近于建立宗统的制度。然而虽有这一议论，最终也没有真正施行。庆历末年石中立去世，不久他的庶子石从简也去世；嫡孙石祖仁此前已经服过期服，不知后来如何服丧，礼官认为应当另外制定斩衰服制。嘉祐年间刘煇的祖母去世，刘煇自己说，他自幼孤苦，是祖母把他抚养成人；虽然还有几个伯父叔父，也请求解除官职服丧。礼官议论说，刘煇是长孙，自然应当承当宗族重任。臣私下认为，石祖仁官至丞郎，位列近职，世代承受恩赏延及，这也有应当承当的重任。刘煇只是一般官员，家世又不显贵；如果说祖母抚养了他，报答祖母而服三年丧是可以的；但既然有伯父叔父在世，却让长孙承当宗族重任，就不对了。所以熙宁八年六月诏书规定：‘嫡子去世且没有其他嫡子，然后由嫡孙承当宗族重任；承袭封爵的人，即使有许多儿子，仍由嫡孙承重。’这明确说明宗子传承宗族重任，正合古礼；但还没有议定无封爵者及庶人如何承重的意义，所以学习礼制的人仍认为规定不够完备。”

译传文说：“居都邑的士人便知道尊奉父亲，大夫和学士便知道尊奉祖先。” “所以诸侯的祭祀可以上及他的太祖，天子的祭祀可以上及始祖以及始祖所出自的祖先。由此说来，尊卑之间的礼制有隆重和减杀的不同，丧服也随之制定不同的制度，这是很清楚的。如今有人为祖父服重丧，却没有承当宗族重任的道理，又没有大夫与庶人的区别，这就成为尊卑一体、贵贱同制了。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正在修明、补正以往废坠的制度，对礼制没有不讲求的；丧服制度关系到典章刑法，其中有尚未明确的地方，本来就应当考察。请求特下诏命礼官、博士共同参议礼制和法律：如果认为没有封爵的人没有承当宗族重任的意义，就请求另立服制；如果依礼本来应当承重，也请求参酌古今收族、主持祭祀的礼制，制定宗子继承祖先、与一般子孙有所区别的办法。还应议定庶人与士大夫是否应当适用同一法律，颁布天下，使人知道尊祖而不违背礼教，那么州郡执行法律时也就不会疑惑了。臣的职分在于镇守藩地，本不应轻率议论礼典；然而涉及刑狱裁判，也是州郡官员可以陈言的事情。” 神宗去世时，诏令礼官详细议论。礼部尚书韩忠彦等议论朝廷典礼说：“时代不同，所宜采取的办法也不同，不必完全遵循古礼。如果先王的制度不能全部采用，就应当以祖宗旧例为法。如今上言者想让群臣服丧三年，民间也同样禁止音乐，即使经过山陵也不脱去丧服，这或许接近古制。但先王的恤丧典制和礼节很多，如果一定要遵循古礼，就不只是像上言所说的这些而已。如今既然不能全部采用古制，就应当遵循祖宗旧例以及先帝遗留下来的制度。”诏令依从了他们的议论。哲宗刚即位时，秘书省校书郎范祖禹上疏说：“臣谨按礼制，丧服中斩衰服父亲，传文说：‘为父亲服斩衰，为什么？因为父亲最为尊贵。’诸侯为天子服丧，传文说：‘天子最为尊贵。’为君主服丧，传文说：‘君主最为尊贵。’先王制定礼制，把君主的丧服同于父亲，都是斩衰三年，大概是担心做人臣的不能像事奉父亲一样事奉君主；这就是用礼制约束人情。自上古以来，从未改变。到了汉文帝遗诏，才命令官吏、百姓服丧三日，群臣服丧三十六日后除服。后世又制定按月数折算丧期的制度，二十四日行大祥祭，三日禫祭后除去丧服。丧期的数目，比汉代还要薄了。汉代以来，不但臣下没有为君主服丧的制度，君主也不再服三年之丧。只有晋武帝坚持穿丧服三年，群臣多认为不合适；这是因为谄媚权势的人习惯于流俗，而不知道礼制。唐代君主没有一个服三年丧的，三百年间议论礼制的人也从未提及此事；这是因为世间没有通达礼制的人，人们也不知道事奉君主的道义。只有本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然采用按月折算丧期的制度，宫中却实际服三年丧。况且按月折算的制度，前代之所以难以更改，是因为君主自己本来就不服丧。” “如今君主的丧服已经符合古典，臣下的礼制却仍依照汉制，因此大行皇帝的灵柩尚在殡宫，百官和有关部门却都已经恢复平日常态，容貌衣服与路上的行人没有不同，没有哀戚思慕之心，难道人性真的如此淡薄吗？这是因为君主没有为他们制定相应的礼制。丧服、麻衣、哭泣，是孝子和仁人用来表现内心感情的。贤者没有丧服，就无法充分表达哀痛；不肖者没有丧服，就会随即忽略而忘记。因此礼义日益偷薄、忠孝逐渐衰落，都是因为没有丧服来约束人情。《素冠》诗讥刺不能服满三年之丧，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况且如今礼制的失误，臣请求全部陈述：现在群臣按月折算丧期，而君主实际服丧，所以十二日行小祥，满一年又行小祥，二十四日行大祥，满两年又行大祥。练祭和祥祭不应当有两套日期，既按日计算，又按月计算，这是没有根据的礼制。古代满两年行大祥，隔一个月行禫祭；禫是祭祀的名称，不是丧服的颜色。如今却穿縿服三日然后举行禫祭，这是不合经典的礼制。已经除去丧服，到下葬时又重新穿上，是因为认为灵柩前不能没有丧服。祔庙以后便完全改穿吉服，这时才过了八个月，距离下葬还不久，却突然一律穿纯吉服、佩戴所有吉饰，这又是礼制缺乏渐进次序。” “臣恭敬地看到，大行皇帝的丧事，从三月十三日开始服丧，到二十八日便除服，群臣穿衰麻服才十六天；由于遗诏规定按月折算丧期，又沿袭旧例，已经施行的礼制不能追回更改。臣愚昧地认为，经过山陵时，应当命群臣穿朝服；但丧服中的衰麻仍然保留，只是服饰的变化像今日这样，直到满一年后逐渐更换，经过祥祭、禫祭，才完全穿吉服。这并没有什么难以实行的，只是保存衰麻而已。如今的冠服并不是古代的制度。至于祥祭，不必专门为此穿丧服，只要没有完全改穿吉服，一直保持到禫祭，然后才无所不佩，这样三年丧制大体就接近古礼了。衰裳既然不能一直穿着，丧服因日月而逐渐更换，穿朝服处理政务，确实是合理的；但是下葬后便立即除去丧服，臣私下认为太早了。孔子说：‘办理丧事，不敢不尽力。’又说：‘在上者喜好礼制，百姓就没有敢不恭敬的。’恭敬地希望皇帝陛下圣政美善，四方受到感化，上顺天意，下顺人心。《尚书》说：‘如今君王继承先王的德业，一切都在即位之初；借此可以革除一千多年积下的弊病，端正一代的礼教、教化天下，使人知道君臣之义；这对于风俗教化并非小小的补益。’如果认为臣的话正确，请下令有关部门考订、修正丧礼。” “臣又听说，薄葬是圣贤的教训，厚葬是世俗的过失。宋国华元厚葬他的国君，君子认为他不配做臣子。汉代帝王的山陵多藏金银珍宝，所以有张释之的进言、刘向的议论，这些都是世人明白知道的事情。汉武帝在位年久，茂陵中已经没有地方容纳财物，霍光不明白大体，错误地把厚葬当作爱护君主，不但没有减损，反而继续增加，所以西汉末年，只有霸陵独自完整。安葬厚薄所带来的祸福，由此可以看见。臣确实知道国家为山陵送葬，比前代俭省；但仍然进言，是希望在俭约制度上再减省、再减省，使天下知道陵墓中没有什么财物、没有什么可贪求之物，这将是万世的利益。臣过去恭敬地看到，仁宗皇帝葬于昭陵时，陵墓玄宫中放置了许多封缄的皮匣，都是从宫中送出的，外人无法知道里面是什么。臣愚昧地认为，这些东西对先帝没有益处；私下担心沿袭旧例，仍然会把它们藏入陵中。依此类推加以减省，一定还有可以节约的地方。过去周太祖将要去世时，告诫世宗说：‘从前我向西征伐时，看见唐朝十八座陵墓没有一座不被发掘。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陵中藏了太多金玉。我死后应当给我穿纸衣，用瓦棺收殓，不要制作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刻一块石碑放在陵前。’”

译“周天子平生喜好俭约，遗命使用纸衣、瓦棺，继承帝位的天子不敢违背。他说：‘你如果违背我的命令，我就不赐福给你。’周太祖出生在五代末年，并没有前代圣人的见识，但他的葬制却接近上古，这方面的智慧远远胜过秦始皇。近来的事情并不遥远，周朝正是被本朝取代的。臣认为，周太祖是鉴于唐代厚葬，所以用俭薄来矫正；但是天子的丧葬如果近于裸葬，就过于逼迫，也不能作为后世继承的制度。如今只要在俭葬制度中再加以节约就可以了。臣此前任职书局，从不敢越过职分议论朝廷得失；现在越职进言，是因为先帝的丧服，臣子都应当共同服；先帝的安葬，四海臣民都共同相关。臣身穿先帝的丧服，又参与先帝的葬礼，明知其中不合礼制却不说，担心安葬或许过于厚重却不把这些告诉朝廷，这是臣不能自已的。臣曾采录唐代史事编成《唐鉴》数百篇，想进献给先帝，恰逢先帝身体不豫，来不及进呈；其中一篇论厚葬，一篇论丧服。臣不自量力，谨将它们抄录进上，希望陛下观览古事以了解今日，多少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冒犯天颜，臣无比惶恐，等待治罪。” 祖禹又上疏说：“臣此前上疏论说大行皇帝的丧服，请求命群臣依照典礼实行三年之制。臣愚昧地认为，经过山陵时虽然改穿朝服，也应保留衰麻；车乘上的装饰只像今天这样，直到满一年后逐渐改变，一直经过祥祭、禫祭，然后才完全改穿吉服。这并没有什么难以实行的，只是命令有关部门考订、修正罢了。如今已经卒哭，山陵下葬的日期也定了，丧服之事关系重大，礼制的兴盛或衰微、风俗的厚重或薄薄，都取决于此，不能不尽早裁定。国家承平一百多年，历代圣君恭敬明察，举动都遵循典礼；人伦的正道、朝廷的治理，考察前代，自三代以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程度。只是丧服仍然依照汉制，竟使臣下为君主服丧时，情感和礼制都极为淡薄。后世有人因此说本朝没有一个通达礼制的人，臣私下对此感到痛惜。况且按照礼制，臣子和君主在丧礼上本应同一；如今君主在上面服丧，臣下在下面除服，这就是只有父子关系而没有君臣关系。天子是天下共同的君主，所以他的丧事应当使天下共同服丧。臣恭敬地看到，每逢朔日、望日的朝礼，群臣穿朝服到先帝的殡宫去，这就是穿吉服面对丧事；而君主独自在上面穿衰服，上下采用不同礼制，于是把先帝的丧事当成君主个人的私丧。” 穿着吉服来临丧事，把先帝的丧服视为君主个人的丧服，这些都是礼制上令人不安的地方。臣以前所说君主应当穿这种丧服，私下认为君臣应当共同服丧。臣恭敬地想，祖宗以来，这项礼制没有改变，大概是因为丧事常常仓促发生，有司只照搬旧例，因袭施行，没有什么增减。如今想以忠孝教化天下，使百姓归于淳厚，不如先端正这项礼制；这样众人就会明白君臣之义了。居丧的礼制中，衰麻丧服本来不可以离身；但是朝廷不同于私人家庭，所以古代君臣居丧而举行吉礼时，便脱去衰服而穿戴冕服；礼毕之后，再脱去冕服而穿衰服。如今君主穿素服临朝听政，群臣穿朝服办理政事，大概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臣愚昧地认为，群臣的燕居服也应当制定相应制度，以求整齐统一：举行吉礼时，朝服和燕居服都用吉服；举行凶礼时，朝服和燕居服都用凶服。居丧时穿朝服，是为了适应朝廷事务；可是燕居服上还有红紫色的装饰，那同没有服丧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圣人之所以规定丧服，是要让百姓看见服色，心中的哀痛不被忘却。若一定要让人脱去朝服，却仍以服丧者自处，人情就不可能忘记丧事。在服丧满一期年之内，燕居服应当全用白色素缟，到了小祥祭后再逐渐改变。古代练衣用黄色作里、浅绛色作边缘，这就是练祭时所穿的服装。过了小祥祭，燕居服也可以使用有颜色的衣服，并逐渐增加衣边装饰。

译《尚书》说：“三年之中，四海都停止娱乐，八种乐音也停止。” 古代的礼制不下达到平民，只停止娱乐三年，是因为这是为君主服丧。《诗经》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臣民。”既然如此，百姓也是臣民。如今附庙以后，只有群臣不奏乐，四海之内的百姓却可以奏乐，这就是他们不知道尊戴君主之重的原因。臣愚昧地认为，应当禁止百姓三年内奏乐。臣私下认为，朝廷之所以不遵行停止娱乐的制度，大概是不愿让天下百姓三年不欢乐；而且各地都有以音乐为业的人，恐怕他们失去生计，所以宁可减损礼制来便利百姓。臣认为，天下所有从事俗乐的人，大多是游荡之民，并不是勤劳的农民。让他们停业三年，正是借此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应当为君主服丧。他们不从事音乐，必然会另谋职业来养活自己，未必会陷于困穷。如今减损礼制而姑息他们，是使人不知道君臣之义。因此臣认为，禁止奏乐既合乎礼制，又不伤害民俗，足以使天下人的情感更加厚重。治理国家，应以礼制为急务，不可以忽视。伏望陛下明察并加以防范，依礼施行，不要疑虑。祖禹进呈旧事说：“永徽元年正月，太宗的女儿衡山公主将要嫁给长孙氏，有司认为服丧既已公除，想在当年秋天让她与志宁成婚。皇上说：汉文帝制定制度，本来是为了天下百姓；公主本应服斩衰，即使丧服按照惯例除去，难道感情也能按照惯例改变吗？请等三年服丧期满后再成婚。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臣祖禹说：“《尚书》说：‘三年之中，四海停止娱乐，八种乐音也停止。’君主丧服三年，自古以来从未改变。汉文帝任凭个人情感改变礼制，使丧期减薄，开始命令官吏百姓三日除服，群臣三十六日除服。他虽然想自我减损以便利百姓，却不知道这是使百姓陷入非礼。从此以后，百姓不知道尊戴君主的道理，继位的君主也就不再服三年丧。唐代的君主没有能够谨守礼制的，所以有公除后便成婚、谅闇期间便奏乐的事。内没有父子之亲，外没有君臣之义，却想使教化推行、礼俗形成，实在困难。君主遵循的是父亲之道，臣子遵循的是儿子之道。没有君主，就等于没有父亲，何况身为君主，怎么可以没有父亲呢？如果君主在内服丧，臣子却在外除服，就是只有父子而没有君臣。治理国家，必须严令革除汉文帝的薄葬制度，遵循三代盛大的礼制，以三年之丧教化天下，这样众人才会显明君臣之义。” 元祐元年，太常丞吕希纯论及司马光去世，请求停止在紫宸殿接受群臣称贺。皇上批示说：“臣谨按《礼记·檀弓》记载：‘卫国有位太史说：“柳庄病重。”卫公说：“如果病势危急，即使正逢祭祀，也一定要告诉我。”卫公再拜叩首，向尸体请求说：“有一位臣子叫柳庄，他不只是我的臣子，而是社稷的臣子。”听说他死了，便前往吊丧。’《春秋》记载：‘仲遂死于垂地，壬午这天仍举行绎祭，乐工入内而撤去管籥。’孔子说：‘这是不合礼的，卿去世，不应举行绎祭。’由此可见，古代君主听到大臣丧事，即使是宗庙祭祀也都停止。如今宰臣司马光去世，恰好在明堂祭祀散斋期间；严肃奉祀上天、以父亲配享，是国家的大典，固然不能停止。至于登楼大赦，恐怕也难以停止。唯独紫宸殿接受朝贺这一项，因为是庆贺之事，比宗庙祭祀轻。如今圣上正哀悼元老大臣，群臣却拜舞称庆，恐怕在礼义和人情上都不合适。现今礼仪结束后，群臣仍将在紫宸殿列班，伏乞圣上慈悲，特加详酌并下达指示。” 二年，崇政殿说书程颐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有司正在安排开乐设宴。臣任劝讲之职，职责在于讲明经义、辅导君主，事情若有损害义理之处，就不敢不说。居丧应当使用丧礼，除丧应当使用吉礼，因事而施行，这是通常的道理。如今若为了开乐而设宴，就是特意制造一件喜庆之事，在礼义上失当，在人情上有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虽说这是旧例，但祖宗也没有完全照行，有时因故停止，有时因事施行。臣愚昧地担心，祖宗的本意或许也认为此事不妥，所以才没有固定施行。自古太平日久，礼乐才逐渐完备，大概都是通过考察增损而逐步达到的。即使是祖宗旧例，也有不能改变的，也有应当根据事情增损的。如果认为旧例全都不能改变，那就是过去没有来得及做的事，今后也不再做；以前不妥当的事，后来也不能重新纠正。如此一来，朝廷事务便没有增损改进的道理了，这能行吗？何况先朝的美好事例，又何尝都必须照行？臣前些日子所说殿上讲说的事，就是这个道理。旧例不妥，就仍然遵守而不改变，臣以前所说冬至接受贺表的事，就是这个道理。臣前后多次进献狂妄之言，未曾得到批示采纳，但仍不停进言，是因为这是臣职责所在，不敢荒废。伏望圣上慈悲，特赐听取采纳。” 中书门下从宫中降下批示，停止开乐设宴，只等遇到适当事情时再行使用，这在义理上才妥当。《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礼乐【丧礼、山陵】宋哲宗元祐三年八月，翰林学士苏轼上奏说：“臣近来接到钤辖教坊所送来的秋宴致语等文字。臣谨按《春秋左氏传》说：‘昭公九年，晋国的荀盈出使齐国，死于戏阳，停柩于绛地，尚未下葬。晋平公饮酒奏乐，膳宰屠蒯快步进入，斟酒给乐工喝，说：“你们只是君主的耳朵，负责掌管听觉。日辰在子、卯，叫作忌日。君主停止燕乐，乐工放下职业，是因为避忌之故。君主的卿佐，就是他的股肱。股肱一旦有所损伤，还有什么痛苦能超过它？你们没有听见这些道理却还奏乐，就是不聪明。”晋平公很高兴，便停止奏乐。又考察昭公十五年的事：晋国荀跞出使周国，参加安葬穆后；下葬后除去丧服，周景王便设宴招待宾客，叔向讥讽他，说这是以音乐来对待忧丧。晋平公对于荀盈，大概没有服丧关系；周景王对于穆后，大概服一期丧。没有服丧的人，在死者尚未下葬时奏乐，屠蒯讥讽他；服一期丧的人，死者已经下葬便设宴，叔向讥讽他。这些都记在史册中，直到今天仍认为是不对的。仁宗皇帝因宰相富弼的母亲尚在殡殓中，便停止春宴，此事传遍天下，直到今天仍被认为合宜。如今魏王的丧事还没有举行卒哭祭，礼部、太常寺却都认为天子断绝期丧关系，便不妨碍燕乐，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如果断绝期丧关系就可以奏乐设宴，那么《春秋》为什么要讥讽晋平公、周景王呢？魏王与皇帝的亲属关系，和作为卿佐的荀盈相比，远近轻重自有不同；与富弼的母亲相比，亲疏轻重也有差别。魏王下葬既然因为阴阳禁忌而选择年月，就应当按照礼制，以诸侯五月下葬为期限；从今年十一月以前，都是尚未下葬的月份，不应设宴奏乐，不能因为权宜将灵柩暂时安置在郊外，便当作已经下葬。臣私下认为陛下仁厚孝顺，一定会停止秋宴，不必等臣进言。只是至今还没有接到批示，因为上述教坊致语等文字，按规矩应在宴会前一个月进呈。臣既不敢撰写，也不敢拖延，伏乞陛下详加斟酌。如果认为应当停止，只请依陛下圣意施行，不必再把臣所撰文字发出。臣忝居侍从，承蒙陪侍讲读，不愿让人有丝毫机会议论圣明，所以不敢不奏。”八年，苏轼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元祐五年秋天颁布条贯：各地百姓家中，祖父母、父母年老患病而无人供养侍奉，子孙正在服丧的，允许尊长自行陈述并经核实后，婚娶可行。臣认为，子女为父母服丧，不得嫁娶，这是人伦的正道，也是王道的根本。孟子论礼与男女情欲的轻重，不能因为看重较轻的情欲，就牺牲更重要的礼。丧服三年实际为二十五个月，使嫁娶延迟二十五个月，这是较轻的情欲。除去丧服便结婚，近乎禽兽交配，这是礼制的大事。先王的政令，也有适应时势、采取权宜的情况。然而不制定居丧期间嫁娶的法律，是因为它所造成的危害很大。近世才开始制定法律，允许女子在服父母丧或丈夫丧期间，因贫困不能自存，百日以后嫁娶；这已经损害礼制、伤害教化了。但有时还可以权宜行事而勉强实行，是因为女子柔弱，不能独立生活，恐怕发生流落等意外。如今又让男子这样做，这有什么道理呢？男子到了可以娶妻的年龄，即使没有兼具侍奉父母的条件，也足以奉养父母。现在却让他除去丧服便结婚，简直是让百姓因为男女情欲而废弃礼制，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春秋》记载礼制的变更，必定说‘从某人开始’。如果秉持直笔的史官写道：‘男子居父母丧而得以娶妻，从元祐年间开始’，岂不是要成为当时的弊病吗？臣谨按察，此法本来是因为邛州官吏妄自提出请求，当时法官失于考察论议，便据此立法。臣任秩宗之职，前些日子又因在迩英殿进读而谈到此事，所以不敢不奏。” 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指示，删去上面的条文，略微端正礼俗。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即位。诏令山陵制度一概依照元丰年间。七月十一日启菆，二十日灵驾出发。八月八日葬于永泰陵。九月一日，因升祔礼完成，群臣像往常一样穿吉服。太常寺说：太宗皇帝继承太祖，兄弟相继即位，虽然实行了以日代月的制度，实际上仍服斩衰三年，以重视君臣之义。公除以后，各项事务相称，这些都详细记载在国史中。如今皇帝继承帝位，哲宗确实承继神宗皇帝的时代，已经援用开宝年间的旧例，为哲宗服重丧。现在神主已经升祔，百官的服色都改用纯吉服。皇帝的服饰，应当依照太平兴国二年的旧例。礼部说：太平兴国年间，宰臣薛居正上表说，公除以来各项事务相称，唯独命令停止音乐，实在不合适。既然公除以后，除了不奏乐外，均脱去衰服而改穿吉服，事理就很明白了。如今皇帝应当穿常服，即素纱展脚幞头、淡黄色衣、黑犀带，请下交有司裁制。宰臣请求采纳礼官意见，于是诏令等到服丧一期年满后再改吉服。诏令没有经过门下省，直接交付有司。给事中龚源说：丧服制度是朝廷大事，如今不经过门下省，是废弃法制。臣为君主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从未改变的制度；况且陛下先前议定丧服时，礼官还持两可的意见，陛下已经看出他们的奸诈，于是丧服制度才得以端正，如今却不得已听从他们，臣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开宝年间，并州、汾州尚未平定，战争尚未停止，祖宗忙于风餐露宿、风雨征战，根本无暇顾及，这种服丧制度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可以援引的旧例。”龚源因此获罪，被贬为南康军知军。于是诏令依照原先颁下的服丧批示，实行三年丧制。徽宗时，左正言任伯雨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正在服丧的奉议郎李譓被夺去丧服，任命为京西路转运判官，以办理山陵事务。此事虽小，但关系到礼制大体非常重大。臣任谏官，不敢闭口不言。臣私下考察祖宗旧例，朝廷有重大事务、边境有大规模战争，将相大臣以及有声望有德行的侍从官，才有被夺服起用的情况，但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山陵事务人人都可以办理，台省寺监难道没有可用的人才吗？何至于夺去一个小官的丧服，使人震惊视听？如果四方夷狄听说此事，难道不会以朝廷缺乏人才为耻吗？古人说，天下的事情多半被不懂事体的人破坏。朝廷的体统，正应当爱惜。臣伏愿陛下收回已经形成的命令，下交三省另行差遣官员。” 高宗时，徽宗皇帝的宁德皇后讣告传来，朝廷依照旧例以日代月。知永州胡寅上疏说：“臣听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平民都是一样的。古代圣明的帝王亲自率领天下，明白父子亲情和君臣大义。从尧、舜直到汉初，这个道理没有改变。期间有人想缩短丧期，但圣人没有允许。责备宰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