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九

译龟年又上奏说：“臣私下考虑，和买制度施行于东南，至今将近一百年，唯独绍兴一郡实行，没有固定制度，议论也没有定说，以致烦劳圣明下诏，命令廷臣集体讨论。臣曾考察绍兴和买，问题不只是最初摊派的数额太重、所立制度不均，朝廷每次想要变更，尚未施行，便被浮言煽动，又再次改变，弊病完全像东汉不能均分河南、南阳田地一样。病根如此，即使有良药也无可奈何。然而既然朝廷已有诏令集议，臣忝列其中，岂敢不竭尽愚虑，以备采择。臣曾说，今天士大夫议论绍兴和买，不过有两种说法：想要核实并把假托名目的户归入上四等，这种说法正大却容易失败；想要把科敷平均到下五等小户，这种说法均平却不正当。为什么说核实户等的主张正大却容易失败？臣听说经界开始时，绍兴和买按乡村物力三十二贯征绢一匹，如今却十七贯三百五文征绢一匹，这都是上户逃避而转为下户所造成的弊病。如果核查假户，将其归入上户，那么物力自然宽裕，和买自然减轻；即使施行严法，人们也无话可说。然而从前担任绍兴守令的，谁不知道问题出在这里，最终却没有能够革除。” “偶尔有不畏惧强权的人，财物交行一两户，后来动摇破坏此事的却已有一百几十户。今天改正的没有多少，到了日后逃避寄托又会恢复原状。利益所在，是人们必然趋附的地方；一处加重、一处减轻，谁肯承担较重的呢？这就是不能彻底消除弊病的原因。为什么说平均科敷的主张均平却不正当？不分等级，按第一等的例子统一折算，那么原来较重的都变轻，必定没有逃避的办法；原来没有的都要承担，也没有隐藏寄托的防范，难道不能说公平吗？然而和买本来不是常赋，如今却按照常赋的办法施行，这是不可以的。有人说，江西以及浙西平江等处，和买贯通五等人户都摊派；如今绍兴独不摊派到第五等，这是偏颇。却不知道和买不及第五等，在今天仍是仁政；如果其他州也能一并做到不及第五等，岂不是大幸？如今反而想援引其他州苛刻征取的办法来套用于绍兴，又是不可以的。还有人说，和买最初摊派时，官司给付钱，所以不涉及第五等人户，正是担心他们没有可以凭恃的物力，导致官钱亏失；如今既没有这个顾虑，自然可以摊派折算。难道没有想到吗？如果支出钱而收取绢，就不涉及他们；如果不给钱而白白收取，就涉及他们，这难道是做百姓父母官的道理吗？” “因此也不可以这样做。这就是不能称为正当的原因。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臣认为，今天的和买本来不是应该继续征取的赋税。它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财物，只因疆土尚未恢复、用度尚未充足，不能立即把它弃置还给百姓。既然还不能弃置还民，那么征取的办法难道可以不建立吗？这种办法也不过贵在公平罢了。如今上四等有和买，下五等没有和买，这就给百姓留下逃避寄托的地方，怎么能禁止百姓不这样做呢？以前田产从三十六贯减到十七贯征一匹，日后必定还会从十七贯减到四五贯征一匹，也未可知，难道可以不设法挽救吗？所以臣曾请求：把上四等有田产人户的和买七万七千多匹登记为定额，今后随着田产推割、除受而一并征收，以断绝眼前逃避寄托的弊病。只是有田产的下五等人户，和买合计四万七千多匹；如今户部已蠲放四万四千匹，其中除去逃亡绝户等一万一千多匹，也已经放免三万三千多匹，只剩一万四千多匹没有着落。请求户部再宽限本府一年，由本府选择各县有才干、可依靠的令佐，在今后下五等户应征和买的四万七千匹数额中，再切实查究逃避寄托的数目。” “如果再次查究出逃避寄托的数目，物力自然宽裕；又有上户购买下户田地的，也应当按照上户等级征收和买。这样，今后一万四千匹尚未补足的数额，便可以逐渐补齐。但必须预先下达指挥，命令本府今后查究出的隐寄，以及增加登记为上户、由上户购买下户田产所应征的和买，不得超过如今十万匹的定额。如果有所剩余，就增加上等物力的钱贯，平均摊派，希望不至于加重向百姓征取。然而这也只是眼前救弊的办法，并不是长远通行的策略；至于救济所不能及的地方，还在以后。将来国家倘若终于恢复疆土，财用稍稍宽裕，就把这种无名赋税一概扫除，才开始无愧于古人。谨此议论。” 龟年又进呈典故说：“戴盈之说：‘税取什一，并且免除关市的征税。’章臣龟年说：‘戴盈之的这种说法，正是后世不能恢复古制的根本原因。凡是古代制度所以败坏，一定有私情从中侵蚀。私情不能除去，却想恢复古制，没有这样的道理。戴盈之既知道什一税不可加重，关市不可征税，也知道百姓不能承受，那么古制本应恢复。在战国时代，像戴盈之这样用心的人，难道不可以进一步实行吗？孟子却如此严厉地驳斥他，正是担心他有所牵累系恋。戴盈之所谓‘今年还不能做到’，究竟是为什么呢？不先寻求并除去不能做到的原因，只想稍稍减少征敛来取得恢复古制的名声，这是君子最厌恶的。因为是非不能并立，公私不能错杂施行，邪正不能同时使用；废去一方，另一方才会兴起；消灭一方，另一方才会增长。所以古人说，除恶要像农夫除草一样，必须断绝根本，不让它能够生长，善才真正能够兴盛。从来没有恶尚未除去而能够行善的道理。说‘今年还不能做到’，就是治理国家还要依靠横征暴敛，只想稍稍减损，等到来年再除去；但怎么能保证来年不会再次如此呢？为什么世上谋划国事的人大多提出这种说法？因为它容易被接受。” “听取别人谋议的人大多喜欢这种说法，因为它容易实行。假如井田法难以立即施行，就主张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占有田产，以赡养贫困者；又如古人节俭，按什一税征收，而说太古制度难以实行，就主张稍微仿效古制来约束自己。世人都认为这通达世务，却不知道从今天看来，究竟有什么益处呢？不只是谋划国事如此，人君在迁善改过之际，如果一度被这种说法迷惑，也将因循苟且，辗转沉沦，最终陷入过失罢了。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

译宁宗嘉定八年，江东转运副使真德秀上奏请求把第四、第五等人户的夏税暂缓征收。奏疏说：臣等近来分别具奏，请求将本路遭受旱灾的州县第四、第五等人户的夏税暂缓征收。转运司收到六月二十七日尚书省札子：夏税钱帛都属于上供，已有安排支用的名目。近来已有臣僚奏请，命令州县放宽期限、缓慢催理，本司自然可以照此办理。现札付本司遵照施行。臣等不敢躲避再次烦扰圣听的罪责，必须再次冒犯天听。臣私下认为，今年的旱灾不同于往年。对百姓来说，这是异常的灾害损伤；对国家来说，应当施行异常的恩恤。往年发生旱灾，有的是在播种以后，如果随即下雨，已经枯槁的禾苗还可以复生；有的旱灾只涉及几个州，彼此有无相通融，还足以互相救济；有的地方虽旱但没有蝗灾，那么下等田中已经播种的仍可略有收成；有的本路虽受灾，而邻境没有灾患，那么所忧虑的不过是本地百姓，安慰抚恤他们还比较容易办到。如今江东百姓的田地全都失去播种机会，秋季收成一事已经不能再谈。除建康、太平等七州旱势最重外，饶州也有一半歉收。各地粮价昂贵，既没有办法互相资助；淮、浙、荆、襄又都报告旱灾，招徕外地客米也苦于困难。” “飞蝗遮天蔽日，所到之处都危害庄稼，遗留下来的蝗虫遍布田野，不容易扑灭。靠近水源可以播种的田地，农民竭尽力量用车汲水灌溉，劳费百倍，却很快又全部毁坏。麻豆、荞麦的种子，一斗的价格不低于一千钱，百姓典当借贷，仅仅能够播入土中，但转眼之间又成了白地。安庆、光州的流民从池州渡江，奔向饶州、信州，前后接连不断。臣任提举时曾经上奏报告；长淮以北正在经历战争，淮地的收成又不好，这一去流徙的人必定很多，本路沿江各州免不了首先受到祸害。丁卯、戊辰年饥荒疫病的灾祸近在眼前，这就是臣等所说的异常灾害，是近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如今正值粮价昂贵之初，已经出现盗贼滋生的迹象：池州境内有受黥刑的徒众抢掠，建昌、休宁有饥民抢夺。如果任其继续缺粮，就等于把资助盗贼的东西送给他们，国家根本不安，将成为大患。到那时即使想要蠲免租税、放宽征敛来消除灾祸，也来不及了。臣等认为，灾变如此，天意难以测度，转变局势的关键完全在民心。只有国家大施异常的恩恤，来招致人和，或许才可以挽回天意、平息灾变。臣等职分有常规守则，不敢把话说尽；但本路应当怜悯抚恤的对象，没有比下等人户更困苦的，而夏税的摊派本来就是造成这种困苦的根源。”}], 按亩数征起田税，田地既然荒芜，税从哪里产生？臣等切实看到，孝宗皇帝淳熙二年，建康发生大旱，立即采纳守臣刘珙的请求，蠲免这一年的夏税。淳熙七年，江州、饶州等州发生旱灾，已经下诏将各州第五等人户尚未缴纳的夏税暂缓征收五分；又考虑到缴纳困难，再次下诏各州第四、第五等人户尚未缴纳的本年夏税，立即暂缓征收。后来池州、兴国军发生旱灾，也都曾经蠲免当年的夏税，这些事载在史籍中，数不胜数。臣仰望圣心，难道不是顾惜经费吗？只是百姓的性命所在，实在关系社稷安危，权衡轻重，按理本应如此。何况江东州县自丙寅年用兵以来，民力凋残，更不是从前可比；即使号称上户，其产业也不足以和其他地方的中等人户相比，何况末等人户，更加值得怜悯。夏田刚刚播种，就被当作借贷的本钱，用来度过冬秋；田地刚插秧，又被倚作举债的资本，用来度过夏天。如今田地荒芜，没有什么可以凭借，借贷的道路已经断绝，维持生计的办法也穷尽了。经营糊口尚且担心不能满足，何况吏卒来到门前，还要花费贿赂；官府追呼，又有被拘禁捆绑的痛苦。百姓愁苦叹息的声音，实在令人不忍听闻。” 近来承蒙圣慈宽限催办征收，可以看出陛下圣明，洞察百姓疾苦。民间见到这种宽恤的命令，妄自猜想一定会蠲免。即使有些地方蚕麦稍稍成熟，也大都低价折变，换取粮食来充饥。等到期限届满而追究征收时，官司督促得更加严厉。官府自以为先前已经稍微宽限，如今难以再放宽，于是想把往年两个月可以催收的数额，全都责令百姓在一个月内偿还。这样，陛下前日宽缓期限的恩典，反而足以使百姓遭受严酷逼迫的祸害。依臣等看来，如果现在就下诏蠲免，尚未缴纳的数额本来已经不多；将来最终也没有什么可以催收的，必然还是免除。但早一天放免，百姓就少受一天的痛苦。如果放免稍迟，对官府原本没有什么补益，只会让贪吏奸胥得以借机侵吞渔利，再次成为百姓的祸害。臣等认为，陛下应当以孝宗的旧例为法。若认为今天的国家用度不能同乾道、淳熙年间相比，除信州、饶州外，还请求暂且施恩于七州。那七州的夏税，姑且只征至第四等，并不是臣等不顾惜国力、姑息取誉。臣等忝任一道使者，亲眼见到民间狼狈到这种地步，难道能不据实进言吗？陛下仁厚节俭的德行，必定不会同饥困无聊的百姓计较这点细小得失；只是恐怕朝廷堂陛尊严，四方旱灾的情状未必都能一一听闻，那么臣等的话或许会被怀疑为夸大灾情。” 淳熙八年，淮浙、江东发生饥荒，诏令派遣著作郎袁枢、将作监主簿王谦亲自前往巡察。现在臣等愿意考察遵循以往的事实，选派朝廷大臣遍行本路；如果稍有欺骗虚诞，甘愿接受欺上之罪。所有七州第五等人户的夏税，仍请求先行赐予暂缓征收，以彰明陛下的德意，发扬孝宗皇帝的仁恩。臣等不胜至诚盼望。”

译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上奏说：“臣听孟轲说过：‘施行仁政，必定从划分田界开始。’划分田界，大概是良法。不幸的是，如果划界法败坏了，那么所能相信的就只有簿册文书；连簿册文书也不足以相信，又凭什么取信呢？况且有田产就有赋役，这是常理。田产有多有少，赋役便有轻有重，这也是常理。如今却有田越多而赋役越轻的，也有没有田产而赋役反倒更重的，这种弊病到处都有，而本郡尤其严重。姑且拿青田一县来说：自从往年发生大水灾以后，原有的文书散失殆尽，田产的纵横变化全掌握在吏员手中。税赋的厚薄应当看财力，财力的高下应当看产业。如今田地的顷亩数根本不见于簿册，财力的贯数、百数却单独载在簿册上。这样一来，根本已经失去了。过割使用物力簿，起催使用二税簿，这两者本应相互对应，如今却完全互不相知。每年遇到编造簿册，不过是拿往年的旧册防止抄袭转录罢了。田产和财力的升降、增减既不能详细查明，乡胥和里豪便得以制造株连和奸伪，作为牢不可破的牟利之计。所以有一户变成几十户的，有本来没有一寸产业却由富室承抱而立户的，有虚列名籍以逃避摊派征敛，时间稍久便变成侵吞隐没的。只见逃亡、绝户之家日益增多，租税数额日益减少，上下都忧愁叹息，却不知道这种弊病究竟从何而来。有心治理的县令想要整顿纠正，但小民可以吐气，而大姓却会愤怒不满。官府本来应当制约百姓，如今反被百姓制约；由此类推，又岂只是一个青田如此？三年一次推排，这是通常的制度。如今有的竟至十年还不办理，这就是使百姓的困苦无时无刻得不到停止。那么簿册文书从哪里才能得到整顿呢？臣愚昧地请求圣上明察，下令各路，告诫并严格要求各地官吏，重申并严厉执行推排之法；凡在其中增减、出入、规避者，均从重依法惩处。每年编造簿册，必须选一名清廉强干的县佐，亲自督办此事；完成后，连同旧册一并呈送郡府。郡府再委派僚属复核考察；如有人诉说不平，或查出确实有问题，相关官吏一并治罪。这样或许可以使赋役均平统一，诉讼文书减少，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实在是很大的补益。” 耆卿又代人上殿呈递奏札说：“臣私下认为，今天的科敛之法，大体上已经到了极限，而在极限之中又有轻重之分。粟米和丝帛，是百姓所拥有的；钱，是百姓所没有的。百姓本来应当缴纳粟米和丝帛，官府却让他们折纳钱财，本已不合理。至于有一种名为‘上供银钱’的征收，其祸害比二税还要惨烈，这是不能不明白的。闽地有八个郡，其中最严重的是泉州。臣因巡行进入泉州境内，看见那里土地贫瘠、濒临大海，百姓大多艰难度日；永春、德化、安溪三县处在偏僻穷困的山谷中，逼迫困苦尤其严重。连正赋都窘迫得无法办纳，何况其他赋税呢？查考旧例，每年台州、信州、建昌、邵武四郡总共缴纳上供银一万五千六百两，大概是作为本州置办衣缣的补助。免除一半以后，只有广信勉强收足，另外三郡却仍然不足。从乾道到开禧，已经积欠十五万匹，折合钱七十五万缗。此前守臣虽曾把情况报告朝廷，却只说到三州积欠已久的弊病，没有说到本州科敛的弊病。祖宗旧例规定，产业钱一缗以上的，都应缴纳银钱，不分官户、民户。后来祝圣道场以及逃亡绝户可以免纳，免纳者还不算多。再后来，一命官以上的人全都可以免纳，免纳者才开始增多。” 又后来，士人凡是被荐举到天府、登记入太学的，也都可以免纳，免纳者就更多了。免纳者越多，实际被科派的人就越少。因此把官户、士户应承担的赋税合并科派，转而加到贫弱之家。资财不满百的，照例实行科配，价格于是飞涨，每两竟科派到二千八百钱。正钱之外，还有头钱、带钞发纳钱、纲脚钱、暗脚钱等名目。百姓无从措置，只能沦落、逃奔，或哀叹怨恨、号哭呼喊罢了。一根手指受伤，整个身体都会不舒服。三州的百姓是百姓，泉州的百姓也是百姓。那三州不缴纳，却由泉州百姓代受其害，难道能不忧虑吗？开禧初年，有诏令严催各郡按照原定科目办理供纳，但积压仍和从前一样。如今的办法，若不是取得朝廷主持裁决，把三州应缴的银额拨回去，让三州负责认纳，而由本州自行筹措衣缣费用，这个弊病就没有办法革除。即使不能这样，也应当替七县下户彻底除去以往的骚扰，把负担均摊给有品秩的官户之家。资财不满一贯而被科派额外钱物的，科派者必须严惩，不得赦免；务必断然实行，不要只把命令挂在墙上，这样远方百姓才可以稍稍歇息。臣不胜恳切。江西提举袁燮上便民奏札说：‘臣听说差役的旧法，只按照财力高低排列，从大到小，称为鼠尾法。’ 劳逸虽然平均，但财力并不相同，有的人甚至因此破产。到淳熙年间才开始制定倍法，从增加一倍、两倍，直到三倍，并有歇役十年、八年、六年的区别。财力高的人差役稍微频繁一些，却没有害处；财力低的人因此可以稍稍宽缓，可以说是良法。然而实行于州县时，未能完全明白其意义，只说朝廷专用倍法，却不知道还兼用鼠尾法。臣详细考察当时建议此事的大臣，有人说：‘宽都不够歇役年限的地方，就按照窄年体例办理。’所谓窄都，就是绍兴三十二年的指挥所说的，地方狭窄、人口稀少，不足十个大保的地方。所谓窄年体例，就是鼠尾旧法。地方既狭窄，人口又稀少，服役户没有几家，绝不可能达到歇役十年、八年、六年的期限，所以倍法无法实行，仍然要使用鼠尾法。如今州县之间不明白窄年体例，把所有都分一概分为宽、窄而使用倍法，这就是差役纷乱的原因。臣请求朝廷确实下令，明白说明窄年体例就是鼠尾旧法，宽都使用倍法，窄都使用鼠尾法；两法并行，并不互相抵触，这实在是便利百姓的大事。

译袁燮又上奏说：‘臣曾经认为，差役之法，贵在符合实际。看其财力，确实能够承担差役才让他服役，那么即使劳苦也不会怨恨。如今改换名目、夹带户籍的情况多得数不清。有编户把产业寄放在官户名下的，有与奸猾吏员合谋私自减少财力数额的，有士绅之家把前后历任官职分别算作数户，以逃避限田之外的充役规定的。他们只图自己便利，奸计层出不穷。只有善良的人畏惧法律、谨慎自守，宁可劳苦服役，也不肯欺诈苟免，于是差役集中到他们身上，以致家破。又有都分虽宽，而实际能够充役的不过几家，循环不止，暂时歇役后又被征充；多次服役以后，这些家庭也会破产，实在令人怜悯。’臣恭敬地看到庆元年间重修的诈伪条文规定，各种欺诈、隐匿、减免等第而被科配的，按违制论罪。又据重修的格法，查获欺诈、隐匿、减免等第而科配者，告发人可得到其所告财产中已经减免部分的五分，尚未减免部分的三分之一。如今若重申并严厉执行此法，务必有犯必行，那么改换名目、夹带户籍的会逐渐减少，应当服役的户数会逐渐增多，频繁集中服役的家庭也会逐渐宽缓。臣又看到绍兴二十八年的指挥说：‘乡村都保如果相邻而地方狭窄、人口稀少，合计还不足十个大保的，一并编为一都。’ 臣愚昧地认为，即使人口稠密、十个大保数目足够，但实际能够充役的不过几家，暂时歇役后又被差遣的，也应当比照上述指挥，与邻都通融差派保正，使他们免于破家，这也是仁政所应施行的。只愿圣上慈悲，赶快谋划此事。理宗时，安庆知府黄干代抚州陈守上奏说：差役制度的弊病，形成已久。国家制度规定，保副正称为大役，户长称为小役。这两种差役都从每都的人户中选取；大役如果不是户产稍高的人，不列入其数，至于小役，即使税钱不满一百也不能免除。宽都的人户有的二三十年才轮到一次差役，狭都的人户却只有三五家轮流充役，没有一年不受其害。所以有财力的家庭，即使在狭都置办产业，也一定要在宽都立户；即使把产业分散在狭都，也一定要把税额合并到宽都。宽都的差役日益宽缓，狭都的差役日益密集；宽都越发富裕，狭都越发贫困；贫困者越来越劳苦，富裕者越来越安逸；劳苦者日益削弱，安逸者日益扩张。劳逸不均，以致中等财产以下的人家破产、荡产、流离迁徙，实在值得深切怜悯。臣私下认为，保正、保副掌管的是烟火盗贼之事，所以必须由本都的人充任；户长掌管催征科税，又何必一定要本都的人呢？况且如今的保正、保副、户长，都不是本人亲自服役，各都都有一些无赖恶少，熟悉乡里的事情，替人充身代名。真正亲自服役的人屡次更换，而代人服役的这些人几十年都不更换。所以不如大役仍以都为限，小役不以都为限，而以乡为限。一乡有几个都，宽都、狭都彼此通融，这样富裕者不至于逃避，贫困者也不至于独自劳苦。休养生息几年以后，小户逐渐成为中户，能够为公家服役的人增多，大户、中户也不至于因频繁差役而受扰，劳苦和安逸轮换均衡，利益无穷。这也是巩固国家根本的一方面。黄干又代抚州陈守上奏说：古代向百姓征取的办法，只有租税而已；山林川泽的利益都与百姓共享。茶、盐、酒的禁榷，古代本来没有。后世国用不足，只是权宜采用一时的办法，以缓解眼前的急迫罢了。如今国家征收禁榷税的法令比前代更加严密，没有一丝漏洞，也没有一个孔隙遗漏；但国家租税本来作为公家日常经费的部分，却被奸民改换名目、扰乱簿册，称为逃户。户是逃了，田却仍然在那里。水不能把它冲走，火不能把它烧掉，既不是藏在箱笼中，也不是靠人力可以搬走，自古以来一直存在，谁能把它掩盖起来呢？之所以不能彻底查明，实在是乡司掌握着这个权力。税产的升降出入由乡司决定，把这种逃亡之户搁置不征，也由乡司决定。做官吏的又都苟且简略，只求混过任期、应付文书、逃避责任，谁肯逐一研究呢？所以不如让县令把各乡的逃户全部搜括出来，登记成册，凭一任之力彻底搜查追究，期望恢复原有税额。任期结束时，再详细申报州府，由州府考核实际情况，据此评定优劣，略微显示升降黜陟。这样年复一年坚持下去，税额可以恢复原状，国用也可以自行充足。这与在正常赋税之外琐碎地另想办法来求得经费充足，差别实在很远。吏部员外郎陈傅良因轮对而上言说：‘太祖皇帝给后人留下长远福泽，把爱惜民力作为根本。熙宁以来，执掌政事的人开始改变太祖的约束，把一切制度都纷纷改动。各路每年上供的数额，比祥符年间增加了一倍。崇宁年间重修上供条格，颁行天下，大都增加到十多倍。其他杂税，如熙宁年间以常平仓宽剩钱、禁军缺额钱等名目，另立项目封存积蓄，且没有定额。上供始于元丰，经制钱始于宣和，总制月桩钱始于绍兴，直到今天都成为定额。折帛、和买之类还不包括在内。茶引全归都茶场，盐钞全归榷货务，秋苗折纳的斗斛钱粮大多归于纲运，这些都不在州县掌握之中。州县无从供给，便向百姓强行掠取，于是从斛面加收，折变、科敷，强行摊派、赎罚，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如今国家的忧患，难道只是四方夷狄吗？天命能否长久，取决于民力能否宽裕，难道不令人非常畏惧吗？陛下应把救济百姓困穷作为自己的责任，推行太祖尚未泯灭的恩泽，作为万世无穷的美好福祉。’又说：‘如今天下的力量都耗竭在养兵上，而江上的军队最为强盛。都统司称为御前军马，即使朝廷也不能过问。总领所掌管的所谓大军钱粮，即使户部也不能参与。于是内外的形势分开，事权不统一，施行政令不能专一。即使想要宽减百姓负担，也没有办法。假使都统司的军队，与过去归制置司时没有不同；总领所的财赋，与过去归转运司时没有不同，那么内外就是一个整体。内外成为一体，就可以商议如何宽减民力了。’皇帝从容地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当时诏令刑部侍郎史嵩之筹划粮饷。史嵩之上奏说：‘臣反复考虑国家根本，周密思量利害，甘愿承受迟钝的讥讽，想提出万全之计。荆襄连年遭受水灾、螟蝗之灾，饥荒和流亡的祸患，已经竭力赈济救援，百姓仍不能勉强维持生活。征发调度已经很繁重，百姓哪里承受得住？形势必然会发展到主户弃业逃亡，役夫在半路逃散。无所归依的百姓聚集起来成为盗贼，饥饿的士卒还未交战便先行溃败。在这种时候，臣正担心会再次给陛下带来日夜忧劳的忧虑。兵民都是陛下的兵民，一纸文书调发，东西南北都听从命令。然而事情关系到国家根本，希望谋划成功时一定考虑失败，考虑开始时一定考虑结局，谨慎审察，与几位大臣深入筹划、周密谋议。至于讲和与进取，决不能两者并行。臣接受守边任命，恰好处在事务纷至沓来的冲要之地；在议论纷纭之时，如果随声附和而误国，罪当诛杀。若固守不变的愚见，违逆陛下反复叮咛的圣旨，罪也当诛杀。违逆圣旨只涉及自身一人，误国却会祸及天下。’ 中书舍人袁甫论述履亩劄子说：‘臣仰望想到陛下，一念爱民之心上达于天，急于听取正直的言论，唯恐来不及。臣私下反复思考，计量田亩、征收楮券，这件事实在是迫不得已，必须施行时更应加倍谨慎审察。不要因为指挥已经发布，便害怕参订修改，最终留下后悔。趁现在明白显示恩德，务必体察下情，使人户都明白，知道朝廷宽缓体恤的心意，或许不至于激成其他祸患。现谨逐条列于后。’ 一项指挥中规定，人户缴纳官府楮券时，由各州军截取并凿去一角，解送朝廷。臣认为，与其让各州军截凿，不如让人户自己凿角后携带到官府缴纳。为什么呢？官府截凿，人户不会相信；允许人户自行凿纳，朝廷的信用才能彰明。有人说，人户自行凿纳，必然会有夹杂伪券的弊病。却不知道这种情况即使存在，弊病也有限。况且只凿一个角，真伪自然可以查考。如果由官府截凿，人户会直认为官府拿空话欺骗自己；将来官府仍像以前一样把券发出流通使用，那么人户本来就已经怀有怨愤之心了。人情彼此相差不远，如果允许他们自己凿券缴官，心中就不会疑惑。这样眼前虽有交纳财物的痛苦，也知道楮券减少而价格上涨，日后可以获利，或许就不会怨恨。大凡处理事情，都应体察下情。朝廷只知道命令一经发布就不可屡次更改，却不思考一旦怨谤兴起，势必还得改令。与其等怨谤已经兴起后再改，不如在怨谤尚未形成前先修订。有人又说：‘我只要真正实行截凿就够了，何必顾虑人们的议论？’却不知道朝廷如今经费极其窘迫，州县揣摩出这个意思后，必然会有人秘密进献不必全部截凿的说法。朝廷在匮乏到了极点的时候，万一被这种话迷惑，难道不会使天下产生疑心吗？即使不被逢迎的人所迷惑，但人们的疑心很难逐家逐户让他们明白，必然会说：‘截凿都是一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允许人户自己做，官府却一定要亲自做呢？’臣的愚见，只是要有一个‘信’字，使天下明白无疑罢了。一项指挥中规定，各州军拘催人户缴纳官府楮券，分为六个期限，每期限半个月，三个月可以缴足。依臣看来，将来人户不能按时缴纳，州郡必然会请求朝廷为他们展限；但恐怕期限内先缴纳的都是谨慎守法和贫弱的人，逾期不纳的反而是顽梗和财力雄厚的户。朝廷如今施行此法，正是想体恤弱小；但追究其流弊，反而会使强大家庭滥受宽恩，而弱户先受督促责罚，岂不是颠倒行事、违背原则吗？臣想反过来实行：命州郡先催促有势力有财力的家庭，确定期限，不许申请展限。第一，可以立即改变收买楮券的价格，价格必然骤然上涨；第二，不会落入势家拖延展限、希图侥幸免除的伎俩；第三，贫弱小户看见州郡对大家尚且严厉，内心会非常服从。那些大家财力有余，在期限内责令他们必须缴纳，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等大家缴足以后，再催促中户。中户财力虽稍弱，但他们各自爱惜家产，应当都能按期限缴官。最后再根据所收多少斟酌情势，催促贫弱小户；如果此前已经收得很多，那么朝廷施行宽恩，就可以使贫弱小户得到恩惠。大凡办事，应当宽严并用；这样安排，实在是两方面都合宜。’ 以上开列的事项如前所述，确实有利而便利，完全可以施行，以免将来后悔，恭候圣旨裁断。袁甫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近来收减楮券的指挥，规定人户每有田一亩，缴纳楮券一贯，分为六期，三个月缴足。臣曾经上奏指出，州县奉行时往往不能体察朝廷本意，导致中户、下户先受督促催逼之苦，而豪家巨族却与吏员内外勾结，不按时缴纳，这是最大的弊病。臣认为应当先督促有势力的家庭，严明告示约束，按期缴纳。陛下既然采纳臣的意见，臣退下后告诉宰辅，他们也认为可以实行；臣每日等待继续下达的指挥，却至今仍没有。臣也听到了其中的说法，大概是说势家争相购买楮券，价格会骤然上涨，然后再催促中户、下户，反而要收取价格昂贵的楮券，甚至会无券可买，这并不是有利于贫弱者。臣私下认为这种说法错了。如今只应担心楮券价格不高，不必担心楮券价格太高。楮券价格上涨而无券可买，正是值得庆贺的事，有什么可忧虑的？朝廷看见下户无券可买，就可以施行宽恩；这正是有利于贫弱者，又有什么不利呢？又有人说，逼迫势家太急，恐怕滋生怨恨而激成变乱，这也是过度忧虑。

译缴纳财物以帮助国家，自古就有，何况自从前任宰相当权以来，士大夫不义而取得的财物已经很多了。如今把他们从前搜刮取得的东西，归还作为公家的帮助；这并不是父祖生产经营、传给子孙的财产，怎么会突然发生变乱呢？朝廷处理事情，往往应当忧虑的反而不忧虑，不必忧虑的却反而当作忧虑。什么是不必忧虑的？就是士大夫绝不会因此而发生变乱。什么是应当忧虑的？臣暂代铨曹，又兼任西掖，每天书写黄纸诏书以及填写绫纸文书，纷纷而来，多得不能胜数。这些人都称为官户，然而未必全都是买得爵位的人。自从用兵以来，窜名于功赏名册中的，都是荒唐无赖之人。近年朝廷发给祠牒，数量多得无法计算，放眼村落，几乎都变成了僧人道士；寺观之中，童行少而僧道多，大体都是些横行而无知的人。这些人比士大夫更容易作乱，因为士大夫还有所顾惜。既然不忧虑这些，却偏偏忧虑士大夫，为什么呢？况且有财力的士大夫，也和有财力的寺观一样。如今法令施行，是要先督促大的寺观呢，还是先督促小的寺观呢？如果说势家不能先督促，那么大的寺观也只能慢慢处理罢了，这能行吗？议论此事的人又说：兵法讲，攻击有缺陷的一方，坚固的一方反而会暴露缺陷；攻击坚固的一方，有缺陷的一方反而会变得坚固。如今不先督促世家，也是采取不攻击坚固一方的意思。臣认为，国家的体制和军队的阵势各不相同；两军相对，目标在于决胜，当然可以攻击薄弱处。如今是安抚柔顺百姓、恩意周密，却要先治理贫弱者，难道可以吗？又有人说，子产曾说：‘安定国家，必须先对大族下手。’先臣也认为这话不对。郑国是个很小的国家，伯有、伯石之类肆意暴虐，把公室根本不放在眼里，所以子产是用削弱他们的办法来挽救国家。如今朝廷清明，法度整肃，上下一心，怎么能拿列国的情况相比？所以臣看今天的事情之所以受到牵制而不敢决断，一句话概括，就是‘还不能完全抛弃私心罢了’。对有势力的家庭姑息迁就，却不顾念贫弱人户，这种毛病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就是私心还没有克服，刚决的意志还没有确定罢了。譬如治疗积久难治的重病，应当使元气不受伤害，同时使疾病自行消除。有些庸医轻易尝试乌喙、大黄，既不能救治疾病，元气却先被耗损了。计量田亩、征收楮券，就是使用乌喙、大黄的比喻。若不把它用于贫弱者，而只用于有势力的家庭，就可以保全安定而没有祸害，难道不是很危险吗？臣在十八日侍奉经筵时，陛下对臣说：‘修内司有田七万八千余亩，按照收减楮券的指挥，也应当照数缴纳。如今想特别拨十万贯钱到封桩库交纳，以充作收减的数额。’臣仰见陛下急于救济楮币，亲自以上率下，像这样毫不吝惜。臣认为陛下的这一举动足以使人心大为信服。不久臣恭敬地看到指挥，逐项都如圣谕所说。又看到陛下言行相符，能够如此勇于决断。陛下尚且为天下人作表率，士大夫难道唯独不能为众多百姓作表率吗？臣愚昧地请求圣上裁断，下令各监司，专门主持先督促势家缴纳的主张。逾期不纳的，必须严惩，不得赦免。如果州县奉行不虔诚，纵容胥吏与势家勾结，抗拒拖延、轻慢上令，那么监司一定要将守令按察弹劾。如果监司曲意包庇，不立即发觉查办，允许台谏官纠察并上报。自古圣王治理天下，不过是宽严并用，各得其宜罢了。对监司、守令严厉，督促有势力的家庭；等缴纳数额多了，楮券价格上涨、实物价格下降，再对贫弱人户大施宽恩。到这时才显示陛下怜悯贫困、体恤弱小的心意，上达于天，这也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一点助力。臣屡次冒犯天威，罪责哪里能够逃脱？只求陛下裁量赦免。袁甫又上奏说：‘臣近来恭敬地看到朝廷履亩收券的指挥，退下后精心思考，拟定两条：第一，显示官府与人户共同截凿楮券的信用，使天下知道确实有收减楮券的事实，不至于沉溺于空话；第二，体恤弱小，先督促有势力的家庭，使天下知道贫弱者最终一定会得到宽免，不至于流变成暴虐的政令。这两条始终贯穿一意，臣说得恳切，反复至于再三，请求圣上明白颁下诏旨施行，但侧耳等待至今仍未听到。臣自知诚意不足以感动陛下，然而终究不敢沉默而任其过去，因为履亩本来不是仁者所应当做的事，只是极其不得已才这样做。在极其不得已之中，如果施行得有方法，足以救济楮币的困穷，那么公私双方都便利，也不能完全说是不仁。自古朝廷办事而遭受不善之名，天下不了解其本心，往往激成大祸。熙宁、元丰时期承受新法之名，谁还了解他们兴起治理功业的本心？建隆、绍兴时期承受事仇之名，谁还了解他们想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本心？开禧时期承受开边之名，谁还了解他们想收复旧疆的本心？既然如此，今天承受履亩之名，却想让人了解急于救济楮券的本心，也可以说非常困难了。即便如此，如果能够实行臣所说的显示信用、体恤弱小的办法，那么天下就会知道朝廷不是用空话欺骗天下，并使天下贫弱人户最终得到宽恩，这件事仍然可以挽救。’ 臣从道路上听说，自从这道命令颁出，大户巨族虽然只是斜眼观望、尚未行动，但大寺观中主持者和首领里的精明狡猾之人，已经窥探朝廷的意向：有的想拆散包裹、遣散众人，有的想出售常住产业。大的寺观既然如此，小的也都会仿效。劝告晓谕的办法用尽后，必然要施加严刑峻法来逼迫他们。到那时，强有力的人会经营关节、托靠声势，足以自行庇护；而被拘系、受笞打，以应付官府期限的，全都是弱小者。乡村小寺观中的僧道混杂人员，多得数不清，他们难道都是畏惧法律、遵循道理的人吗？而且又何止寺观如此？那些靠卖爵冒领功赏的村夫，以及已经亡故官户的不肖子孙，平时连常赋都不乐意缴纳，如今逼迫他们拿钱，就像无缘无故剜割他们的肌肉。他们又哪里肯低头顺从，接受拘系笞打的痛苦呢？县道派人催督，开始只是抗拒；抗拒不止，继而便会驱逐殴打；其中巡尉如果不明白事理，挥臂争斗，那么激成变乱、酿成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这还只是说将来的忧患。就眼前科配楮券的数额而言，也很难实行，因为田地有肥瘠，苗税有轻重，产钱有多有少，各处处境都不相同，难以拘泥于一概规定。

译且拿临安来说，从十亩以上到四十亩，都缴纳苗税一石。这就是田越贫瘠，苗税反而越轻。其他州县有达到这种情况的，苗税极轻的算作上田，极重的算作下田。产钱不等，也同样如此。一概说按亩计征，怎么能马上得到公平呢？施行的法令不公平，乖违争执的苗头就已经出现了。听说上户已经有一种议论，都说仓促之间来不及买券，自己每年的收入只有米而已。朝廷正遇到丰收年，储存米粮作为荒歉时的准备，对国家也有好处。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其实是在窥测朝廷，名义上说是收减，实际上却是横征暴敛。唉！陛下的心，哪里曾是为了谋利才发布这道命令呢？他们看见截凿的命令未必真的实行，所以用逐利之心来揣度臣下和朝廷。臣一听到这话，立即剖露肝胆，当众说明，于是这种说法才被堵住。如果陛下不肯明白实行截凿，也就使臣白白承担了这些话。臣之所以像上面所说那样极力陈述事理，主要是想让陛下知道天下人的情形如此，知道天下人这样揣摩朝廷意向，知道天下人这样设法逃免，那么陛下难道能够逐家逐户说明吗？又怎么可以用刑罚驱迫、用势力逼迫呢？臣反复思考，只有实行臣所说的两条：以显示信用，解除天下的疑虑；以体恤弱小，消除天下的怨恨；把恩德心意寄托在号令之外，在肃杀之后恢复温和，使天下了解陛下的本心罢了。臣还有一说：天府是天下州郡取法的地方，畿漕是各路监司观察仿效的地方。只要施行有道、坚持不变，就一定应当由官府截凿楮券，一定先催促有势力的家庭。由此推行，天下张榜公告于四通八达的大街上，有眼睛的看见，有耳朵的听见，都会说朝廷显示信用如此，体恤弱小如此，谁不会以天府为准则、以畿漕为法式，遍天下欣然听从呢？如果商邑不能成为四方的标准，那么外地奉符持节的官员将会对我有所推辞，认为京畿附近尚且不能实行，又凭什么命令天下？志向卑下的人会苟且逃避责任，喜好高尚事业的人则会解下印绶离去。荀悦曾说：‘荣辱，是赏罚的精华。’陛下拥有这种精华却不能善加运用。臣认为应当宣召颜熙仲、赵与□，把陛下至诚恻怛的心意告诉他们，使上下彼此真诚信任、融洽相通。各州县如果能够不扰民而办成此事，应首先加以褒奖擢升；反之，必须严惩，不得赦免。精华一旦发挥作用，人心就会振奋起来。仍请求陛下宣谕宰辅：中书事务中凡是不关系大体的，暂且命执政分头办理，不必让宰辅全部劳心；宰辅应专门把选择监司、郡守作为要务。下至县令，也应当人人知道他们才能的长短以及用心的邪正。如今退朝很晚，完全可以在退朝后召集众人选拔人才；如果还想扩大见闻，就应当召见侍从官广泛询问。既然了解清楚，然后加以拣选、疏理、剔除，斥退不善者，奖赏循良者。如果监司、郡守确实有威力和才干，等到功绩完成，即使突然将其置于清要显荣之职，也可以。譬如人的身体，精神周遍于躯干，就可以常安而无病。如今中书忙于琐碎事务，精神不能周遍于政事，这是臣最为疑惑的。唉！处在太平无事的时运中，谁不认为治理容易？如今外有边事正盛，内又倡导履亩之法，这是何等棘手的局面？既然不得已而冒险实行，就必须振作磨炼精神，设法善后，希望不至于造成极大的悔恨。难道只有宰辅应当如此吗？陛下用来鼓舞群臣、推动众事的精神，更不应有一刻安逸懈怠，而使天下出现一个人的怨恨和诽谤。汉武帝凭借文帝、景帝富庶的余力，忧虑国用不足，任用桑弘羊、孔仅等人，不过是改行钱币、算舟车等几件事，尚且没有实行履亩这种下策，却仍免不了海内财力空虚耗尽；直到下达轮台诏、封富民为侯，才勉强把危亡转为安存，何况今天呢？陛下如果把此事看成寻常小事，认为不必过多忧虑，反而听信不必全部实行截凿的说法，自相违背收减楮券的初衷，受到左右渐渐浸润的言语动摇，使有势力的家庭和大寺观能够通过内降诏书免除，那么这又是陛下自己扰乱纲纪，而别人无从尽力的结果。只愿圣明以社稷和生灵为念，察看臣狂妄鄙陋的言论，原谅臣屡次冒犯的罪过，趁现在继续下达增加恩德心意的指挥，不要导致日后下达哀痛的诏书；竭力遏制请托、谒见逐渐造成的动摇，不要轻易重蹈御札既已发布却又改变的覆辙，臣实在万分庆幸。洪舜俞进献史事说：鲁宣公十五年秋天，开始按亩征税。‘初’是什么意思？就是开始。‘税亩’是什么意思？就是按田亩计税。为什么记载开始按亩征税？是为了讥刺。讥刺什么？讥刺开始按田亩征税。臣听说，制定法令来征取百姓，最怕的是开创先例。君主和百姓本来是一家，国家用度不足而向百姓征取，百姓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供给君上，就像儿子奉养父亲一样，谁会不恭敬响应呢？然而自古什一税的制度，是在公田中借用民力耕种，收取每年的收入；至于民田的私有土地，却从未征税。鲁国创设按亩征税的办法，国家用度不足，大概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圣人在这里特意记载‘初’字，以表示讥刺，难道不是因为最初创设这种办法，看似只是当时暂时实行，后来却会借此反复实行没有节制的征敛吗？这就像蝗虫生出蝗蝻，祸害没有止境。因为国家用度不足而征收田赋，这就是开创先例。《武帝纪》记载‘开始算商人的车，开始算缗钱，开始禁榷酒’，很能说明这个意思。金熙宗天德二年，河东南路转运使毛硕上言说：‘近来确定商酒课税时，不衡量土地产出的厚薄、户口的多寡以及今昔物价的增减，一概强行责令缴纳。因此监官被拘系，丧失自身、破败家庭；有人折价抵偿、逃亡窜匿；有的则被奸吏盗取实际钱款，却拿赊欠券缴纳官府。所以河东积欠达到四百余万贯，公私都深受其苦。请从今以后禁止约束酒官，不得用赊贷之物折价抵偿，只允许收取实际钱款，这样官民双方都便利。’ 世宗问参知政事魏子平：‘古代征收十分之一，百姓尚且富足；如今征收百分之一，百姓反而不足，这是为什么？’魏子平回答说：‘什一税取的是公田的收入，如今没有公田，却征收私田之税，法制本来就不同。古代有一年休耕、两年休耕的田地，中田一年休耕不种，下田两年休耕不种；如今却把所有田地一概和上田同样征税，这就是百姓困苦的原因。’

译宣宗时，高汝砺任尚书左丞。当时高琪想听从言事官的建议，每年丈量民田、征收租税，朝廷将要采纳。高汝砺说：‘臣听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这是最好的治政比喻。我国自大定通检以后，十年一次推定财力，只是因为重视简静、慎重对待劳扰百姓。如今言事官请求像河北一样，每年查括实际耕种的田地，按数征敛，这就是平常的通检，恐怕会惊扰百姓视听，使他们不得安宁吧？况且河南、河北的情况不同。河北屡经劫掠，户口逃亡隐匿，田地荒废，差发征调难以依照原定数额，所以采取这种权宜办法；大概是军储并没有增加很多，而且土地少、容易查见。河南自从皇帝车驾巡幸以来，百姓聚集，所有闲田以及逃户抛弃的田地几乎都已耕垦，各自按照原户承担租税；所征数额都依照通推的定额，即使军马增加，也从未缺误，怎么能一概加以扰动呢？如果担心豪强大户隐匿田产、拖欠赋税，那么有司进行检括又哪里能全部查实？只要严格制定赏罚，允许自行首告，也听任别人告发捕拿；犯者按盗窃军储治罪，土地交给告发者，自然足以使人知道畏惧，赋税也全部归入官府，何必这样纷纷扰扰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户〕 此外还有三件极不可行的事：如果每年检括，那么夏季有夏税，春秋有春秋税，夏季丈量，中间夹种的田地也要随时丈量，一年之中几乎没有休息，百姓将会厌恶逃避耕种而错过农时，或者只耕种肥沃的田地而抛弃其余田地；这样收取的总数仍和过去一样，而实际缴纳的反而更少，这是第一不可行。检括时，县官不能逐家逐户到达，里胥便可以暗中勾结收受贿赂，上下其手，虚构文书，转而失去真实情况，这是第二不可行。民田和军田犬牙交错，有人可能暗中与军人勾结，互相冒认、扰乱界限；而朝廷只凭有司的簿籍，如果临时查得少于原定数额，军需储备必然会出现缺误，这是第三不可行。朝廷办任何事情都在于一定要实行，既然实行了却又中途停止，这难道是好的谋划吗？’ 元世祖时，东平的平民赵天麟上书提出治国策略说：“我听说，乾卦在下、坤卦在上叫作‘泰’，损减上面而增益下面叫作‘益’。百姓虽然地位极其卑贱，但只要保存与上位者交往的道理，国家就会安定。君主虽然尊贵至极，但如果完全合乎体恤臣民的道义，就会成为圣君。百姓借助君主来作为自己的核心，推动天下教化；君主依靠百姓来供其使用，充实和供给天下的力量。从前宋朝兴办劳役，因而有了泽门百姓歌咏的事；周朝营建都城，因而实现了百姓盼望长子归来的愿望。究察它们筑台建城的实际目的，原本是一样的；但下层百姓有的怨恨、有的爱慕，差别却如冰炭。难道不是一个失于使用劳役的时机，而另一个得当吗？秦朝征发闾左平民服役，天下都为之忧愁；卫国营建楚丘城，百姓却很高兴。究察它们建城的名义，原本是一样的；但百姓的悲喜，差别却如霄壤。难道不是一个从事无益的事务，而另一个从事有益的事务吗？所以，用安逸的方式役使百姓，百姓即使劳苦也不怨恨；按照正当的道理发动众人，众人就能和谐而不受伤害。况且，处在百姓之上的人，是百姓的父母；百姓，是君主的赤子。假如父母欺凌虐待自己的孩子，孩子即使勉强顺从，也不可能使家庭关系和睦。如今国家对待下层百姓，可以说已经很厚待了。我私下担心郡县官员没有奉行国家的明确法令，倘若有人虐待贫民、欺凌弱者，难道可以不设法解决吗？” 臣下恭敬地看到，近年的诏书曾说：“从三月初到九月底，凡是劳累百姓而又不急迫的劳役，一律停止。”臣谨遵此诏。臣认为，国家的心意如同天地，不是一句话能够完全表达的。那些在外的主管官员，因为公务繁多而不能懈怠，往往以借口为名，在农忙期间扰乱征发丁役，使百姓局促不安、无处申诉冤屈。虽然名义上说是减省劳役，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臣又认为妨害农事的劳役不止一种，现在姑且举出一例。近来修筑、疏通河道，因流沙淤积、水流阻滞，正值春季之时大规模征发劳役，男子拿着铁锹、畚箕，女子送水送饭，耕田的人不能下田耕作，养蚕的人不能采桑。百姓的生计如此重大却不加顾念，那么掌管国家防务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只是臣亲眼见到的事情。至于四方广大地区，像山东这样的地方不止一处，而劳役又不止一种，难道百姓能不怨恨吗？有人说，应当依照《春秋》的办法，在冬季征发百姓服役；臣认为，这就是拘泥古代礼法而不适合今日，崇尚虚名而招致实际祸患。冰雪凝结的冬天，服役的人大多困苦；春日温暖，反而容易施工。这样实行，有什么不可以呢？臣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因为《春秋》时代井田制度尚存，末业百姓极少，人人都专心从事农事，所以担心妨害农业，才把各种劳役移到冬季。如今却不是这样，末业百姓极多，如果又征用劳力而妨害农事，那么饥寒之苦就无从逃避了。”臣又认为，郡县之中，乡司、里正这些只会笔墨小技、才能低下如奴仆的人，也都驱使良民服役，百姓没有谁敢违抗。假如有人违抗，到了核定科差、安排劳役的时候，他们就会根据私人恩怨任意增减。况且把差役交给乡司、里正办理，那么还要郡守、县令做什么呢？这些看似都是小事，臣之所以斗胆冒犯圣听，实在是因为国家的根本没有比农业更重要的，国家的财富也没有比劳力更急需保护的。臣恭请陛下深居九重宫阙，体察百姓的艰难，向内向外发布告示，使所有人都知道：凡每年三月至九月，有人以劳累百姓而又不急迫的事务为借口，擅自征发丁役的，一律以违犯制度论罪。凡三月至九月，正在耕种耘田的人家，无论劳役缓急，都不在征发之限。凡三月至九月，有远方重大差役，确实不得已而烦扰农家征发的，有田务的人家由国家帮助资财，无田务的人家由国家帮助人力。至于劳役的等级次序，希望按照臣先前所进《万言策》中的说法办理，这样乡司、里正自然不能擅自相互欺压。然而，如果这样做，百姓的劳力仍然不能均平、农民仍然失去生计，那是不会有的。”

译赵天麟又上书提出宽待逃民的策略说：“臣听说，贫民的产业微薄而容易被夺取，下层百姓心思朴愚却近乎神明；安抚他们，他们就聚集；扰乱他们，他们就离散。可以用德政来安抚他们，却不能用暴力压服；可以用正道与他们相处，却不能用智术欺骗他们。如今国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辛酉年诏令中规定：中统建元以前逃亡而重新恢复产业的户口，户下差税第一年全部免除，第二年减半，第三年以后再核验等级，按照惯例征收。从此以后，朝廷多次颁布诏文，优待抚恤逃户，免除他们拖欠的赋税，这些都是先帝覆载天下、宽厚仁慈的恩惠。臣认为，逃民的原因有五种：一是天灾，二是官府，三是军务，四是钱债，五是愚昧。什么叫天灾？有田产的人家，田地本是固定产业，但屡次遭遇饥荒歉收，粮食耗尽，只好外出求食，像这样逃亡，是天灾造成的。什么叫官府？守令苛刻，劳役赋敛频繁兴起；富人可以用贿赂免除，贫民却难以独自承担，像这样逃亡，是官府造成的。什么叫军务？军需供给不足，只好卖掉田产；产业卖光以后，再也没有东西供给，像这样逃亡，是军务造成的。什么叫钱债？生计不能周济，借债后本息不断增加而不能迅速偿还，债主借口催逼并告到官府，官府急迫征收，像这样逃亡，是钱债造成的。” 什么叫愚昧？不能整治父亲留下的弊病，丧失、败坏了遗业，后悔也来不及，因穷困而失去生计，像这样逃亡，是愚昧造成的。逃民都是出于无奈的百姓，假如能够维持生计，哪里肯逃亡呢？诏书又说：“如果只是为了逃避差役。”臣认为，这不是百姓的罪，而是长官的罪。过去汉代倪宽担任内史时，因军队征发而有欠缴租税的百姓，本应判为考课下等；百姓听说后，大户用牛车、小户用肩挑，接连不断地运送租税，考课反而得到最优，这大概是因为百姓信任爱戴他的缘故。长官如果真有忧虑百姓、爱护百姓的心，而百姓也信任爱戴长官，哪里会有人苟且逃避差役呢？圣人又说：“君子即使处于困穷也能固守，小人一陷入困穷就会胡作非为。”若不致力于根本，就不能治理好百姓。国家如果只是怜悯他们而免除负担，就会使浮浪之民增多，产生轻率逃亡、苟求免除的念头；如果国家想急切地惩罚他们，就会使没有固定产业的人走投无路，因计穷而发生邪恶放纵的事情。国家与其既怜悯而免除、又急迫而刑罚，不如使他们安居乐业而不逃亡。想使他们不逃亡，为什么不从根本上着手呢？臣恭请陛下彻底革新污浊的风俗，再整顿淳厚的风气，下达哀痛百姓的诏书，贯彻教化引导的道理。凡诏令下达以前所拖欠的赋税差役，一律免除；凡有田产而逃亡的人，听任其返回原有产业，优待抚恤的办法一律依照辛酉年诏文；凡无田产而逃亡的人，听任其在荒地中占有田地，优待抚恤的办法同样如此。凡恢复产业、占有田地后贫穷而没有耕牛和农具的，由官府借给并发放，限三年以后偿还卖主的价钱，不收利息；期限以内自愿偿还的，听其自便。凡因军务而逃亡的人，核实确实贫穷的，列入资助户。凡欠负他人钱债的，恢复产业以后，限五年以外偿还一倍本金和一倍利息；期限以内自愿偿还的，听其自便。凡已经恢复产业却仍然游手好闲、荒废农业的，由乡里的三老举告官府加以治罪。逃民问题已经安定以后，还应慎重授予名位和器物，以杜绝滥用权力、虐待百姓的官员；限制田产兼并，以杜绝兼并土地的富家；致力于农桑，以杜绝荒废产业的人；督促义仓积储，以杜绝灾荒之年的祸患。这样一来，从前的逃民即使奖赏他们，也不会再逃亡了。这就叫作从根本上治理。赵天麟又上书提出减轻差税的策略说：“臣听说晁氏说过，三王谋求安定天下，无不以人情为根本。人情无不希望长寿，三王使人得以生存而不受伤害；人情无不希望富裕，三王使人财产丰厚而不困乏；人情无不希望安定，三王扶助他们而不使其陷入危险；人情无不希望安逸，三王节制劳力而不使其耗尽。如今国家明白这个道理，于是考察时势而制定适宜的办法。既已制定以斤、丝、贯、钞、包、银、丁、石等为单位的法令，又制定赋税三十取一的条例。然而，官府仓廪没有多年积蓄，百姓家中也没有应急储备，这都是郡县征收不均造成的。太平之时，烟火绵延万里，疆界相接，鸡犬声彼此可闻。有的人安乐游逛，有的人悲苦劳作；有的人安闲俯仰，有的人忙于劳役。富人奢侈而越来越富，穷人困苦而越来越穷。臣认为若不赶快救济，行动就来不及了。古代什一税法规定，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湖泽、渔梁也不设禁令。夏后氏制定贡法，义士还认为它不够宽厚。管仲辅佐齐桓公，征收关市之税五十取一，后人称之为霸道。这是因为国家法令虽有常制，但只应公平制定；百姓的财产虽在那里，却不能轻易夺取。如今赋税三十取一，加上关市之税以及酒、醋、盐、茶、金、漆、竹、树、银、铜、锡、铠、山场、湖泊、海舶、江乡等方面的征收，几乎穷尽万物而专卖，竭尽财利来源而课税，国家已经很富足了。古代十取一，实际不过收十分之一；如今三十取一，实际比古代的十分之一还接近十分之五。国家的开支有八项：一是宫禁费用，二是宴饮享乐的供给，三是赏赐的发放，四是官员俸禄的供给，五是军队粮饷，六是工役费用，七是灾荒时的支用，八是草料饲秣。在这八项中，军队粮饷的数量最为庞大。若陛下采纳臣的意见，停止兵戈、不再发动战争，广泛实行屯田而使军队自给，也不需要大量耗用百姓的粮食。至于宫禁费用、宴饮享乐、俸禄和草料，已经有相应的供给；其余各项节省开支后使用，难道还需要很多吗？臣又认为，盐是百姓每日都要使用的东西，增加盐课收益，百姓也不会感到困苦。臣恭请陛下降下如弥天般深厚的恩福，顾念下土百姓的防护，向各处广泛发布圣旨，使之完全符合美善的政略。凡天下农民，自屯田在各处普遍兴办以后，一律免除一半租税；凡天下民户，自盐课按约定数额增加以后，一律免除一半差税。然后希望陛下采纳臣先前所进《万言策》中均平科差税赋的办法，诏谕郡县，公平核定，作为固定制度。这样，就能扩大天地化育的大恩，振奋内外的喜气，获得神灵暗中的保佑，显示太平的祥瑞征兆。百姓安定，国家自然安定；百姓富裕，国家自然富裕。” 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闾上奏说：“治理田产等重大事务，世祖已经实行过，只是其中隐瞒欺骗的情况还很多，未能全部据实办理。有的把熟田说成荒地，有的害怕承担差役而分拆户籍，也有富民买下贫民的田地，却仍沿用原来的名义缴纳赋税。因此每年的收入没有增加，小民反而困苦不堪。如果实行经理田产的办法，使有田之家以及各位下属、寺观、学校、财赋等田地，一律据实自首申报，或许可以使税收没有隐漏，差徭也能公平。”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屯田 汉武帝时，刚开始打通西域，设置校尉在渠犂屯田。当时军队连续出征，战争持续三十三年，天下空虚耗损。征和年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投降匈奴。汉武帝已经后悔远征，于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上奏说：“过去轮台以东的防枝、渠犂，都是原来国家的土地，水草丰足，有可灌溉的田地五千顷以上，气候温和，田地肥美，还可以进一步疏通沟渠，种植五谷，与中原同时成熟。附近各国缺少针锥刀具，贵重黄金和采缯，可以用它们换取粮食，供应应当充足，不可缺乏。臣愚昧地认为，可以派屯田士卒前往原轮台以东，设置三名校尉，分别负责护卫，各自绘制地形图，疏通有利于灌溉的沟渠，务必按时增加五谷种植。张掖、酒泉派遣骑兵假司马担任侦察，隶属校尉管辖；遇有便利情况，就借助骑兵设置的驿站上报。田地耕种一年有了积谷后，招募身体强健、家有负担而敢于迁徙的人，前往田所，以积蓄作为创业根本，进一步开垦灌溉田地，逐渐修筑亭障、连接城堡向西推进，以威慑西域诸国，并辅助乌孙，这样最为便利。”臣谨慎地派遣徴事臣昌分部巡行边境，严令太守、都尉，明确烽火信号，选练士卒和战马，谨慎侦察敌情，储备刍草。希望陛下派遣使者出使西域诸国，以安定他们的心意。臣冒死请求。于是皇上下诏，深切陈述过去远征的悔恨。顺帝永建四年，尚书仆射虞诩上奏防务说：“臣听说，子孙奉养祖先是孝，君主安定百姓是明，这正是高宗、周宣王能够上配汤王、武王的原因。禹贡所说雍州的地域，田地属于上等，而且沃野千里，谷物丰盛积聚；又有龟兹盐池，可以作为百姓的利益【上郡龟兹县设有盐官，就是雍州地域】；水草丰美，土地适宜畜牧，牛马首尾相接，羊群堵塞道路；北面有山河阻隔，可以乘据险要；借助水渠灌溉，用水碓舂米、以河道漕运【水舂就是水碓】，所费功力少，而军粮丰足。所以孝武皇帝和光武帝修筑朔方、开拓西河、设置上郡，都是为了这个缘故。然而遭逢百姓无端遭受的灾难，众多羌人侵入内地【‘无妄’是没有任何预期，万物都没有从上天得到预期，指重大的灾异】，郡县经历兵荒二十多年。抛弃肥沃土地的丰饶、损失天然的财富，不能说是有利；离开河山的险阻，守卫没有险要可凭的地方，也难以固守。如今三郡尚未恢复，园陵孤立在外【园陵指长安各陵园，‘单外’指没有守备屏障】，而公卿退缩怯懦，只顾保全自身【‘逊懦’是退缩怯弱】，张望推诿、设置种种困难，只计算所需费用，却不谋划如何安定国家。应当发扬圣德，考察并施行有利的长处。”奏书上报后，皇帝于是恢复三郡，派谒者郭璜督促随从人员各自返回原县，修缮城郭，设置候馆驿站。不久又激励疏通黄河、开浚水渠，实行屯田，节省内郡费用，每年计算可达一亿。吴大帝黄武五年，陆逊因为所在地区粮食不足，上表请求诸将扩大农田。吴大帝答复说：“很好。我和儿子亲自耕田，用车载八头牛，作为四组耦耕。虽然还赶不上古人，也想和众人一起平均承担劳苦。” 南齐明皇帝时，连年有敌军侵扰，军队和国家都贫乏。开府仪同三司徐孝嗣上表请求建立屯田说：“国家的紧急事务，兵力和粮食同样重要。只要有一个人停止耕作，事情就更加紧迫，所以应当详尽整治井田和疆界。周朝盛行高大的战车，广泛设置屯田；汉室兵器充足。自此以下的情况，详细或简略都可以看出。若只是从古代情况来讨论，未免疏远；但考虑当今形势，应当有切要的办法。臣私下考察淮河沿线各镇，都依靠京师供给，费用引发得既多，漕运又艰难，聚集粮食以等待敌人，每每供应不足。利害的根本，没有比这更急迫的。臣近来访问当地老人以及曾经治理过那里的官员，淮南旧日田地，放眼各处都极其广阔，陂塘堤堰没有修治，全都长成茂草；平原旱地，放眼望去更多。如今边防已经严密，戍卒人数增加，远方资助运输，近处却荒废良田，士卒多有饥色，实在令人叹息。臣愚昧地想让刺史、二千石官员亲自巡视，因地开垦，精心寻找灌溉水源，妥善辨察土地肥沃与贫瘠的差异。州、郡、县戍守主帅以下的官员和士卒，全都分班轮流附带务农。如今水田虽然已经偏晚，正可以种植豆类和麦子；豆、麦两种作物尤其适合北方土地，当地人种植方便，收成不比粳稻差。开创屯田的利益，应当及时实行。对于所奏之事，确实合宜，请立即推广到徐、兖、青、豫诸州，进而到荆、雍各地，各在本境规划测量，不要有所遗漏；另设主管机构，专门负责此事。田器和耕牛由尚书台审核供给，年终报告成绩优劣，明确规定刑罚和奖赏。此事如果能够成功，或许会有很大的益处。若边境粮食充足，那么江南自然丰足；权衡其丰饶之处，利益大得难以计算。”事情上报后被皇帝采纳，但当时皇帝已经卧病，战事又未停止，最终没有施行。后魏孝文帝时，各州镇戍兵把作为军需的绢帛随身携带，不收入公库，任由他们私下使用，常常苦于饥寒。徐州刺史荀虎子上表说：“臣听说，坚固如金汤的城池，没有粮食也无法守卫；韩信、白起那样勇猛的将领，没有粮食也不能作战。所以自从用兵以来，无不先积聚粮食，然后才谋求兼并。如今江左还未归顺，鲸鲵般的敌人等待诛戮，如果不把粮食运到彭城，以此加强丰沛地区，将凭什么拓展并平定江关、扫荡衡山和霍山一带？臣考虑，在镇士兵不满数万人，每人作为军需的绢帛十二匹，随身携带，使用没有定额，未到换防时便已耗尽，不能免于饥寒。用于公事，不能产生丝毫利益；说到私人获利，又不足以抵偿横费。这不是所谓使百姓纳入法度、使公私都得到好处的办法。徐州四周水陆土地肥沃，清汴河流通，足以蓄水灌溉。其中良田十万余顷，如果用军用绢帛买牛，分配给戍卒，计算牛的数量，足以得到一万头。兴办公田，一定能大获粟稻。一年之中，暂且供给官府粮食，让一半士兵种植，剩余士兵仍然很多，可以边耕作边守卫，不妨碍防御边境。一年的收成超过十倍绢帛的价值；暂时耕作，就足以充当数年粮食。以后军需只须由内库供给，五年以后，粮食和布帛都会充盈。这不仅使戍守士卒有丰足饱食的资粮，也使国家拥有吞灭敌人的力量。从前杜预在宛、叶屯田，因而平定吴国；赵充国在西零耕作，因而增强汉朝。臣虽然见识比不上古人，但职责在于镇守边境，希望竭尽微薄之力，为国家增添山海般的功绩。”孝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