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

译况且都令本来就不涉及士流；如果士流所受刑罚较轻，就会让小人执行命令、参与追究他们的处罚，于是事情一发生便相互纠察，乡里编伍的防范也会因此不同。我认为士人可以不受同伍之谪罚，但惩罚其奴客又有什么妨害呢？没有奴客的，可以令其缴纳赎金；或者确实没有奴仆、且为众人所明知的，官长和二千石官应当亲自到场列明情况，依事实遣判。盗窃五匹、四十匹，之所以应当给予优待和酌量，实在是因为小吏无知，面对财物容易昏昧，有的由于防范疏忽而触犯重法；推求他们内心，常有值得怜悯之处，所以想稍微提高匹数，宽缓他们的性命。至于官长以上的官员，享受俸禄荣誉，接受专门职任，应当端正自己、彰明法令，监察下属、防止过错，却亲自触犯科律，扰乱法令、贪图利益；主管守卫盗窃五匹，已经算是很重了，士人之间私下互盗四十匹，按理即使达到这个数目，也应当以明确刑罚处理，这是当然的，怎么还能再加以哀怜宽宥？况且这类士人只能处死，不能谪罚；正如各项议论的本意，他们本来就不在这项宽刑范围内。近来在道路上听到这些议论，姑且想和大家共同讨论，没想到竟如此难以精确处理。既然众议纷纭，不如停止讨论；如果认为不能停止、不能搁置，就应当召集会议，奏闻皇帝，请圣裁决定。” 少帝景平二年，羊玄保任宣城太守。在此以前，刘式之任宣城太守时，制定了官吏和百姓逃亡叛离的制度：一人不能捕获，符伍和里吏就押送到州中充作部役；如果捕获逃亡者，赏升官阶二级。羊玄保认为不妥，上奏说：“臣恭敬考察逃亡叛离的原因，都出于穷困逼迫，从来没有足以推求生存却乐于这样做的人。如今另立特殊制度，在实际事务上造成苦难。臣听说苦难的措施不能长久，恐怕会造成流弊。过去龚遂把百姓比作乱绳，必须放松它以后才能整理；黄霸以宽和为治，不把严酷刻薄放在首位。臣愚昧地认为，一个人逃亡服役，便牵连全户。如今一人不能被查知而获罪的情况很多，他们既害怕沉重负担，便各自为自身打算，牵连拖累而逃窜，必然会越来越多。又有些能够捕获叛逃者的人，并非谨慎爱惜民力，也未必真正有才能；如果因此让辛劳的官吏受罪，官位名器就会虚假，所妨害的事情很多。将来官阶不足以供给奖赏，勤劳服役的人也无法自我勉励。又考察这项制度，只在一个州实行。如果它是对的，就应当与天下统一实行；如果它是错的，也不应只在一个郡独行。百姓遭受忧患，弊害将会更严重。臣忝居太守之职，担心难以遵行，谨以管见冒昧陈奏。” 文帝元嘉初年，会稽剡县百姓黄初的妻子赵，殴打儿子载的妻子王，王因此死亡，后来遇到赦免。王有父母以及儿子称、女儿叶，依法应将赵迁徙到二千里以外。司徒右长史傅隆上奏议论说：“推究礼制和法律的兴起，大概都根源于人的自然情感，依据情理而制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从地下生出来的。父子是最亲近的关系，形体虽分而气息相同。称对于载，正如载对于赵；即使说三代同为一体，仍然是一体，没有能够把他们分开的道理。称虽然创伤巨大、痛苦深重，但本来没有仇杀祖父的道义。假如称可以杀赵，那么赵将凭什么防备载？这将使父、子、孙、祖父彼此残杀，恐怕不是先王以明刑惩罚罪过、皋陶制定法律的本意。假使太阳谷防的孙子手持利刃，不愿与两位祖先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那么石碏、秺侯怎么能名传百代，成为美谈呢？旧令说：‘杀害他人父母的，迁徙到二千里以外；但不施用于父子、孙祖之间。’这已经很明确了。赵应当避开王，迁徙到千里以外，以符合期功亲属的规定。法令又说：‘凡被流徙的人，同籍的亲属中有亲近者想跟随的，听其自便。’这又是充分通达亲情、借亲属关系教人相爱的规定。赵既然被流徙，载作为儿子，怎么能不跟随？载跟随而称却不能同行，难道是名教所允许的吗？” 这样看来，称与赵终究不能分离。赵虽然内心终身惭愧，称也应当沉痛终身；孙祖之间的道义本来就不能永远断绝，事情和道理本应如此。”朝廷听从了。南齐世祖留心法令，多次审讯囚徒，并下诏命狱官详细订正旧注。永明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定律章，上表奏报说：“臣等认为，晋律文字简略、辞意约束，只防守大纲；遇到需要判定的事情，往往难以取舍决断。张斐、杜预同样为一章作注，但对生死的判决却大不相同。自晋泰始以来，只能斟酌参用两家注解。这样一来，官吏便倚仗刑罚施用威福，百姓心怀无法申诉的怨恨。这正是温舒在政治失误时进献言辞、绛侯慷慨叹息的原因。皇运更替、国祚更新，道德功业超过前代君王。陛下继承并光大帝业，看到刑罚施加便常怀悲悯，仁德充满朝廷而产生怜悯。圣明的思虑由此发出德音，删定刑律，命臣等汇集、审定张、杜二家注解。臣等谨慎磨砺愚昧，尽力详尽撰写，删去烦琐有害的内容，保留合乎中道的部分。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其中两家各有解释而义理因此完备的，又取一百零七条；两家注解相同的，取一百零三条，汇成一书，共一千五百三十二条，分为二十卷。请交付外廷详细校勘，删取其中违背和错误之处。”朝廷同意了。于是公卿、八座共同议论，考订旧注中刑罚轻重和防范条文；竟陵王萧子良下令，多数采用从轻原则，其中朝廷议论不能决断的，便由皇帝制定决断。到了永明九年，廷尉孔稚珪上表说：“臣听说，匠人制作万物以绳墨为准则，治理大国以法理为根本。因此古代圣王临朝思考治理，远远防止邪恶萌芽，深深堵塞奸邪渐长的途径，无不借助法理成就教化，彰明刑罚和赏赐来建立功业。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历经世代登上皇位，承接天命、践履帝业；天地重新奠定，日月再次明亮。五礼破裂而重新缝合，六乐衰颓而重新整理；于是发出德音，颁下明诏，降低刑罚，申明慎罚的典章，命臣与公卿、八座共同删定律注。臣谨遵圣旨，请示司徒萧子良，接受既定规制，创立条目纲绪；让兼监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录编撰异同，决定取舍，由八座详细议论、裁定。大司马萧嶷对于其中重大疑难、众议相互违背的地方，依靠圣明的鉴察和深远的见识，由皇帝亲笔裁决，才完成并确立律文二十卷、录叙一卷，共二十一卷。现在谨将此事奏闻，请交付外廷施行，颁布天下。臣又听说老子、孔子说：‘古代审理案件，寻求使人活下来的理由；如今审理案件，却寻求杀人的理由。与其杀死无辜，宁可放过有罪。’由此可见，断狱的职责，自古以来就是最难的。”

译如今律文虽然已经确定，但必须正确施用；施用失去公平，就与没有律法没有区别。律书内容精密，文字简约而条例广泛，疑似之处彼此牵连，所以容易因误解而混乱；一旦违背纲要，就会造成冤枉和滥刑。开始办理案件的法吏没有理解，往往错误偏颇；监察官又不熟悉律文，无法加以裁断，于是法书只是在书册中明白，冤屈仍然积压在狱中。如今府、州、郡、县有一千多所监狱，假如每所监狱一年枉杀一人，那么一年之内就会有一千多人枉死。冤屈毒害造成的死亡，会上干天地和气，是圣明君主最急切的事情，不可不防。推究其原因，又不只是律吏的过错，各地县令也扰乱了法经。有的凭军功余力任职，有的因劳苦任官而年老，凶暴猜忌、污浊之气，使他们忍心残害百姓；昏昧狠毒的心态，吞食剥削百姓财物，残虐地损害他们的性命，再曲解文书来加重他们的罪。冤屈积累起来，又由此产生。即使狱吏良善，也不能被正确使用，于是使公哭于边城，孝妇冤死在远方。陛下即使想宽宥他们，他们的鲜血也已经溅洒九泉了。考察古代著名人物，大多精通法律，所以释之、定国的声誉照耀汉代官署，元常、文惠的功绩映照魏国台阁。如今的士子，没有人肯把法律作为学业，即便有人学习，也受到世俗议论轻视。这实在是因为长年空自勤苦，遇不到朝廷一次赏识；多年积累学问，到头来却仍被乡里小民讥笑。恐怕这部书最终会永远落入下层胥吏之手。如今如果提高精通法律者的爵位和赏赐，开启他们劝学仰慕的心，考核在职官员的法律学业，让国子学生学习，凭借精深研究法律的人才，使尚书省内部选择其中正直贤良者，担任外任官。各方岳牧都选拔有才能的人，各县长官也都提拔精通法律的人，那么皋陶的谋略就近在掌握之中；杜预、郑玄的学业，也并不遥远。这样以后，奸邪就无法隐藏形迹，恶吏不能掩藏欺诈，如同身首相随、弓弦与括器相接一样。臣才疏浅薄，却错误地掌管大理寺；陛下出于圣明本心，忧虑并怜悯刑网，亲临朝廷接受训诫，远远昭示对民间疾苦的关怀。臣谨仰述天官之意，伏奏说：陛下所奏若确实合理，应当把律书抄写后送入国学，设置律学助教，依照五经的旧例，国子学生中有愿意学习的，经过考试而列入高等，便立即擢用，让他们担任执掌法律的官职，以此劝勉士人。诏书答复，采纳了建议，但最终没有施行。后来，魏献文帝下诏规定，各监临官员所监治之人若收受一只羊、一斛酒，罪至大辟；送礼者以徒刑论处。纠察告发，能使尚书以下官员获罪的，便根据所纠察官职的轻重授予相应职位。雍州刺史张白泽上表谏言说：臣看见诏书规定，尚书以下官员收受礼物的，处以刑罚；负责纠察的人代替其职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臣恭敬地认为，三年考核政绩，黜退或升迁幽暗无能与显明有德之人，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则，也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循的制度。现在的都曹，就是古代的公卿；他们都辅佐万机，赞助百官，风俗教化借此而得以平正，治理之道也由此而和谐。况且周代的下士尚且有代替耕作的俸禄，何况本朝尊贵的官员辛勤办事却没有报酬，难道是所谓继承尧舜、以文王武王为法吗？羊酒之罚如果不停行，臣恐怕奸人会伺机观望，忠臣会懈怠操守；想要使政事安静、百姓安宁、政治清明、事务简约，至于委任官员、责成其事，下面的官员却难以分辨。如果依臣愚见，应当依照律令旧法，考察是否符合前代典章，按等级发放俸禄作为报酬；首先除去扰乱群体的人，常刑一概不赦。如果能这样做，那么太平之道一个月左右便可期待，刑罚搁置不用的风俗，三年之内一定可以形成。”显祖采纳了他的意见。孝文帝对侍臣说：“百官职务有许多途径，万机事务又很繁杂，尚未周全的缺失，你们应当有所陈述。”尚书、中书监高闾回答说：“臣恭敬思考太皇太后所颁十八条法令，又仰察本朝所行的事务，已经周遍百官，义理也兼及各种政务。孔子是最圣明的人，尚且三年才有成效；子产治理郑国，也经历多年才完成。如今圣明教化刚刚宣扬，风俗政令迅速改变，只要长久施行，自然会达到治理清明，不必担心事务有所缺失。为政之道，始终应当如一；百姓可以使他们遵行，却不必使他们全都明白。政令已经颁布，如果有不合民心的地方，就依据民心加以修改；但愿最终完成此事，使最高的教化一定能够施行。臣反复思考，理道全在这里，不知道还有别的；只要使今天的法度合理、明确、能够施行并且长久，坚持这样做，战胜残暴、停止杀戮，应该不会难以达到。”高祖说：“刑法，是王道所使用的工具。什么叫法？什么叫刑？施行时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高闾回答说：“臣听说，设立刑制以防止违法，规范事物、整齐众人，这叫法；违反制度和约束，把他交付法宪处置，这叫刑。因此，法必须先施行，刑必须后显著施用。从鞭、杖以上直到死罪，都称为刑。” 刑，就是使事情成为定局；既已定成，就不能再更改。”高祖说：“《论语》说，冉子退朝，孔子问：‘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冉子回答：‘有政务。’孔子说：‘只是有事务罢了。’如果真是政务，即使不用我，我也应当参与听闻。什么是政，什么是事？”高闾回答说：“臣听说，政是君上施行的事情，合于法度、治理国家和百姓之类，都叫政；臣下奉行教令、承受法令，着手办理并实行，叫事。因此天下大一统、风俗法轨一致时，政令出自天子；王道衰微时，政令出自诸侯；君道缺失时，政令出自大夫。所以《诗序》说：‘王道衰微，政教失常，国家各有政令，家族各有风俗。’政是上位者施行的，事是下位者奉行的。”高祖说：“如果君主的命令就叫政，那么子夏担任莒父宰而向他询问政务，这应该只是奉行君命罢了，怎么能称为政？”《尚书》令明根回答说：“子夏治理百姓，所以可以称作政。”皇帝认为说得好。宣武帝时，有诏书说奸吏犯罪后往往逃亡，后来遇到赦免才出来，便都获得释放。从今以后，犯罪无论轻重而藏匿逃窜的，一律流放到远方；如果长期躲避不出，便由兄弟代替迁徙。尚书左仆射源怀上奏说：“谨按条制，逃亡官吏不在赦免范围内。臣私下考虑，圣朝的恩典与过去的赦免不同。各类流徙者正在途中，尚且允许防止他们返回，何况有的罪行尚未发觉，却仍要遣送边地戍守？考察守宰犯罪逃走的人很多，他们俸禄优厚，尚且有这种过失；等到遇到恩赦，最终还可以回来。如今唯独对这类人如此处理，恐怕不是公平一致的法令。按臣浅陋的见解，应该免除这一规定。”奏书上报后，门下省认为成文制度已经颁行，驳回奏议，不准施行。源怀再次上奏说：“臣认为，法律贵在通行，治理崇尚简要。设置刑法，是为了网罗罪人；只要道理完备，不在于典章繁多，既然施行可以通行，怎么能容许严酷制度呢？这是古今通达的政道，也是拯救世人的常规。臣考察条制，九品勋品以下的官员，罪行败露而逃亡，遇到恩赦不得宽宥，仍要流放其妻子。这样做虽然想要压制断绝奸邪途径，却不是可以通行的制度。谨按事情条文，侵犯官府、败坏法令，专门规定流放九品以外的人，难道九品以上的人就都贞洁清白吗？各州守宰担任清要官职，甚至有贪污浑浊、事情败露后逃窜，却遇到恩赦可以免罪；

译勋品以下的人却独独违反这一原则。这样一来，就是宽纵上层官员，严惩下层吏员；养育万物有所差别，恩惠与刑罚也不平等。况且谋逆这种滔天大罪，遇到轻微恩赦尚且可以免除；官吏犯小罪，却独独不许赦免。这样使大赦的常道不能通行，使生路闭塞；对上违背古代典章，对下违背现行法律。臣冒昧依据愚见，认为应当停止这一规定。”奏书上报，世宗采纳了。当时诏书规定，奸吏逃避刑罚的，悬名登记并发配远方戍守；如果长期躲避不出，就由其兄弟代替。并州大中正郭祚上奏说：“慎重审理案件、审慎施刑，这一道理在古代已经光明显著；垂示法典、设置禁令，其义理在今天也应当继承。因此先王顺应万物人情制定法轨。古代典籍具备八种刑罚，后世制度又明确规定奸邪之律，都是为了考察最初的行为踪迹，追究最终形成的罪行，敦厚风俗、严厉教化，长久作为世代的规范。臣恭敬思量，这项诏旨义理广博深远，却完全违背近人常情；既然心中有疑异，就不能不陈述。诚然，败坏法令的根源起于奸吏；奸吏虽然地位卑微，败坏法令的危害却很大。臣考察诏旨，确实是要截断他们通往逃亡的道路，这正是治理的要务。然而法律贵在止息奸邪，不在过分严酷；制定制度、施行禁令，应当能够传给后世。如果法律过于猛烈而奸邪仍不停止，禁令过度，就不能永久流传，将来又凭什么载入刑书、垂示百代？如果因为奸吏逃窜，便迁徙他的兄弟，罪人的妻子儿女也应当跟随，那么就是一人的罪过，祸害倾覆两个家庭。臣愚昧地认为，罪人既然逃亡，只应迁徙他的妻子儿女；逃亡者本人则悬名登记，永远发配到边地，使奸徒自然无处藏身。”诏书听从了他的意见。孝明帝时，兰陵公主驸马都尉刘辉因与河阴县百姓张智寿的妹妹容妃、陈庆和的妹妹慧猛通奸淫乱、沉溺迷惑，并殴打公主使其胎儿受伤而获罪。刘辉害怕获罪而逃亡。门下省覆奏，认为各人都应判死刑。张智寿、陈庆和都因明知情状而没有加以防止，按流刑论罪。诏书说：“容妃、慧猛免除死罪，剃发、鞭打后交付宫中；其余依奏议办理。”尚书三公郎中崔纂坚持说：“臣看见招募诏令：如果捕获刘辉，职人赏官阶二级，白民允许出身做官并进一阶，厮役免除劳役，奴婢恢复良民身份。考察刘辉没有叛逆之罪，却与反叛之人同样受赏，这与刘宣明的法格不合。又考察门下省覆奏，认为容妃、慧猛与刘辉私通，两情沉溺，使刘辉挟恨殴打公主、损伤胎儿；虽然律法没有正条，罪行应合于极刑，仍依覆奏判死。张智寿、陈庆和两家发配敦煌充兵。上天慈爱广施，不立即诛罚他们；虽然宽赦其性命，臣私下认为仍不可如此。律令是高皇帝用来治理天下的，不应因喜怒增减，也不应因亲疏而改变。考察斗律：祖父母、父母因愤怒持兵刃杀死子孙，判五年刑；殴打致死，判四年刑；如果出于爱憎而故意杀害，各加一等。即使王姬下嫁，身份贵于平常妻子，然而妇人的怀孕也不可能一夜之间产生。” 永平四年，按照先朝旧格，各种流刑和死刑，都先追究首犯的判官，随后再判定从犯。处理事情必须根据根本罪行追查枝节罪行；如果因为刘辉逃避，便悬名通缉，就应当如此办理，不能舍弃首要罪行而只处理末节罪过。流罪、死罪轻重不一，有时未必恰当。门下省居于禁中，大臣的职务在于敷奏政事。过去邴吉任宰相时，不追究斗殴致死之事，反而询问牛喘，难道不是因为职务各有区别吗？考察容妃等人的罪只在私通；如果在淫乱场所将她们擒获，众证明确，依律定罪即可，不超出刑罚范围，怎么能同宫中妇女的罪行相同，采用奚官的法律呢？考察张智寿的口供，他的妹妹已经嫁给司士曹参军罗显贵，并且已为丈夫生了两个女儿，那么她已经是别家的母亲。礼制说：妇人不侍奉两个丈夫，如同不侍奉两个上天。如果私门失去法度，罪责在丈夫，事端不在兄弟。过去魏、晋尚未废除诛灭五族的刑法时，尚且有免除杀子连累母亲的判例，何曾有人据此争辩说不应这样呢？未出嫁的女儿，随父母承担刑罚；已经出嫁的妇人，随夫家承担刑罚；这是不可更改的法则，也是古今共同的议论。律令中有期亲相互隐罪的规定，更何况只是通奸私情的丑事，怎么能因为同胞亲属互相作证，就判处超过本人所犯的刑罚？从情理说也违背律法。考察法律，通奸罪没有因亲属牵连而连坐的规定，不可借刘辉的愤怒加重兄弟的刑罚。” 在市集处刑，是与众人共同弃绝他；在朝廷授爵，是与众人共同认可他。这样才能表明对天下不徇私、不欺骗耳目，怎么能不依法正刑？诏书一旦施行天下，刑名一旦错误，即使有四匹马拉车也追不回来。既然已经有门下省的覆奏，就应立即依此施行；但既然不合律法，按道理应当重新请求裁决。尚书元修义认为：“过去哀姜在鲁国违背礼法，齐侯将她擒获并杀死，《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夏姬在陈国的罪行泛滥，也只是责罚征舒，而没有责怪他的父母；这说明妇人出嫁后所犯的失礼罪过，与本家无关，何况已经出嫁的妹妹，罪衅怎么会牵连兄弟呢？”右仆射高肇上奏说：“臣等错误地参与中枢机要，职责在于提出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门下省负责出纳诏令、谋议政事；至于恶人犯法，自有主管官署负责。弹劾罪行、审结案件，本来不是门下省的职责。容妃等人的奸情，罪只应至于刑罚，却判处极刑，依律并不恰当。已经出嫁的女子，连坐到她的兄长，推考典章法律，实在过于严酷。刘辉虽然逃避刑罚，但其罪并非诛杀家属，也不能等同大逆之罪；这样的判决又是加重刑罚。既然不合律法，按理应当陈奏请求改正，请交付主管官署重新详细议论。” 当时，廷尉少卿袁翻认为，犯罪之人经遇恩赦后竞相申诉，曲直难以辨明，于是上奏：凡曾被染指风闻、受到牵连的，不再追问；对于曲直，则推究案情，作为定狱依据，一概不再审理。诏令门下省、尚书省和廷尉共同议论此事。三公郎辛雄议论说：“《春秋》的义理是，万一不幸有所失误，宁可失之于僭越，也不可滥及无辜。僭越，只会使罪人漏网；滥刑，却会伤害善人。如今议论此事的人不忍治罪奸吏，使他们任意出入、放纵私情，反而让君子与小人混杂，薰草和臭草不能区别，这难道是所谓赏善罚恶、殷切体恤隐情吗？向上考察，周公没有因流言而减轻惩罚；向下思考，释之没有因惊马而加重刑罚。这是因为无论大小案件都要斟酌情理，贵在把握得失；相差千里，有时只在毫厘之间。辛雄长期掌管案牍，多次见到疑难诉讼。按职责所掌三千条事例，我愿陈述六点：一、御史所弹劾的案件，有批注说当事人逃走，等到他出来申诉时，有的以奉公出使为由，由本曹发给通行凭证；如果有明确指示却不推究检验案卷，事实确实如此的，应予昭雪。二、御史在赦免以前批注已捕获、现有赃物，但没有辨明行贿者姓名；经检验确实没有受赂，却把他作为应当治罪的主犯，这类人应当洗雪恢复名誉。三、经过拷问仍不招认，旁边又没有三品以上官员的证言可以相互验证，却因案狱已经形成，立即除名削职；有的防令上奏请求恢复，处理结果各不相同，尚未形成通例，还应规定什么情形可以作为证人。”

译“如果必须三个人共同亲眼看见受财，才形成证据，那么在道理上就太宽；如果只凭传闻就作为证据，那么在道理上又太急迫。现在请规定：行贿后三个人都亲眼见到财物，并且证状明确，就准许作为验证。四、赦免以前已经判决的案件，有的引用法律错误，因而应当除名恢复原职等处置出现重大差错；即使案卷已经审定并遇赦，也应追究，按照法律改正。五、赦免以后已经除名，有的拦驾申诉冤枉，却被防令重新严加追究；有的向尚书省申诉，称为奏请重新检验案件，交给有关官司后尚未审理判断，就又遇到恩赦。这些人不能认为不同于通常规定，仍应以前案为准；如果不合于拷问追究已经恢复身份的人，请不要再追夺其官爵。六、有的已经接受诉辞并交下审检，反复使人审问，狱证和供占都已清楚，按理应当昭雪，却还没来得及奏报审理，忽然遇到恩赦。如果依据供占和证据就予以昭雪，便违背正常格法；如果除去罪名，却担心滥及无辜，便应认为必须等案情审定、供占确定后才能昭雪。若拷问尚未完毕，或关键证人有一人未到，不得据此确定供占。古人虽然担心审察狱讼不够精详，却从未听说明知有冤而不予处理。今天所陈述的，实在是司法官最深切的疑虑，也是朝夕急需办理的事务，希望陛下予以明察。”诏令依从辛雄的议论。孝庄帝时，孝庄帝的姊姊寿阳公主出行，违反清道禁令，执赤棒的卫卒喝令她停下，她仍不停步。御史中尉高道穆命令卫卒用棒打破她的车子。公主对此深为怨恨，哭着向皇帝诉说。皇帝对公主说：“高中尉是清廉正直的臣子，他所做的是公事，怎么可以因为私怨责怪他呢？”后来高道穆见到皇帝，皇帝说：“有一天家姊出行时冲犯了道路禁令，实在使我惭愧。”高道穆摘下官帽谢罪说：“臣蒙受陛下恩遇，奉守陛下的法令，不敢唯独因为公主而亏损朝廷的典章，因此反而辜负陛下。”皇帝说：“朕是因为使卿惭愧而向卿致歉，卿反而向朕谢罪。”不久，又命他掌管仪注事务。东魏孝静帝天平年间，窦瑗代理晋州事务，回到京师后上表说：“臣在晋州任职时，防守并颁行《麟趾格》；新制立即依照朝廷命令，向所属地区宣布，士人和百姓都欢欣仰慕，仿佛周公三章之法。臣听说，法令如高山般巍然，是大舜所施行的事业；政道盛美，也是周朝兴隆的轨范。因此君主与辅弼之臣相互补益，声教所及，也可以由此得到证明。伏惟陛下顺应天命登临帝位，掌握纲纪承受上天，能够继承宏大基业，防守昌盛的国运，调和琴瑟，协调宫羽之音，去除过分，删减繁苛，革除弊病，改变浇薄风俗，使高祖的德业不至坠于地上。法令既已统一颂歌，万国都欢欣雀跃。臣恭敬地读到三公曹第六十六条：‘母亲杀死父亲，儿子不得告发；告发者处死。’臣反复研读，仍未能理解其中道理。为什么呢？按照法律，子孙告发父母、祖父母的处死；汉宣帝又说：‘儿子为父母隐瞒，孙子为祖父母隐瞒，都不要论罪。’这大概是说，父母、祖父母即使犯小罪如偷羊，严重到杀人，都应当以亲恩相互隐瞒。法律虽未明说，法理本来如此，足以看出这条规定未必只是指母亲杀父亲、儿子不得说出。如果父亲杀母亲，那是丈夫杀妻子，母亲地位低于父亲，儿子不告发是可以的；但是母亲杀死父亲，却不许儿子告发，臣实在愚昧，竟对此感到疑惑。从前楚康王想杀令尹子南，子南的儿子弃疾为楚王驾车并上前告发。楚王回答说：‘泄露君王命令会受到重刑，臣不敢这样做。’楚王于是杀了子南。子南的门徒说：‘走吧，我和你一起走；杀死我的父亲，我将到哪里去呢？’弃疾说：‘到臣下那里吗？’门徒说：‘杀父亲而事奉仇敌，我不忍心。’于是上吊而死。注释说：弃疾自称没有告发父亲就是参与杀父，把楚王看作仇敌，这些都不合礼，《春秋》对此加以讥刺。这大概属于家庭之外的治理，以义来断绝亲恩；可见知道君主将杀父亲而儿子不告发，是合乎道理的。母亲对于父亲，同属家庭内部，亲恩没有可以掩盖的地方，义理也不能割裂；知道母亲将要杀父亲，按理应当告知父亲；如果已经杀死，就应当允许儿子向官府告发。如今母亲杀死父亲而儿子不告发，就是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见识比野人还低，义理比禽兽还差。况且母亲对于父亲，是婚姻结合而移易如天的关系；她既杀死自己的天，又杀死儿子的天，两重天一同毁灭，岂能容许儿子默然不言？这种母亲的罪，在义理上不应赦免。动手杀人的那一天，母亲的亲恩就已经断绝；仍以母亲的身份为理由不告发，正是臣所以疑惑的地方。如今圣明教化淳厚融洽，和穆如同《韶》《夏》，即使食桑葚而怀念母亲的鸟、枭獍之类尚且能够改变，何况那些承受教化、懂得善恶的百姓呢？” “假如臣的愚见确实不可改变，而事情又另有未言明的情况，也可以临时议定罪名，何必预先制定这条规定，把它作为训诫呢？臣实在担心千年以后，议论者喧哗，说这光明盛大的朝廷竟有尊父卑母的主张。以臣管窥之见，实在不赞成。如果在淳厚风俗已经形成的时代，确实一定要施行此条，那么君主与父亲是一回事。父亲，是儿子的上天。被杀一事关系重大，应当附入父亲谋反大逆、儿子可以告发的条文；父亲只有一个。人子的至情由此可见。臣私下认为，圣明君主有所作为，贤臣辅佐完成，光耀国家、安宁百姓，这些作用极其重大，不是臣这种浅陋愚昧之人所能测度的。只是臣蒙受恩遇深重，所以冒昧进献盲人之言。倘蒙收纳审察，请交付评议。”诏令交给尚书省。三公郎封君义拟定判词说：“人的身体、头发和皮肤，都是从父母那里承受的；父母生我养我，劳苦憔悴，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的。子女与父母同气而异体，终身也无法报答，在感情上本来是一样的。如今忽然要讨论尊卑、辨别优劣，从内心实在不忍，考察古事也没有依据。母亲杀死父亲，儿子又告发母亲；母亲因被告发而死，这就等于儿子杀母。天下从来没有没有母亲的国家，不知道这个儿子将要到哪里去呢？考察《春秋》庄公元年不称即位，文姜出走，所以服虔注说：文姜与兄长齐襄公通奸，又参与杀害鲁桓公而不返回。” “父亲杀死母亲而母亲出走，庄公内心深深悲痛并加以隐讳，服丧满一年后举行练祭；对母亲的思念稍微减弱，才想到母亲，所以经文记载三个月后夫人逃奔齐国。既然已有思念母亲、深加隐讳的明文，就没有因仇恨而告发列罪的道理。况且圣人制定法律，是为了防止淫乱、禁止暴行，把善恶说得极其明白，使人知道并避开。如果临事才议定刑罚，防备的罪恶就会更多。罪恶最重的杀父害君，写在法律条令中，历代帝王都没有改变。为什么唯独要嫌弃并删去这一条？既然在法律上没有违背，在事情上也没有害处，而且已经公布施行多年，就不应改动。”窦瑗又驳难说：“考察封君义的判词说：子女与父母同气而异体，终身无法报答，在感情上本来一样。如今要讨论尊卑、辨别优劣，从内心不忍，考察古事也没有依据。”窦瑗又议论说：“《易经》说：‘天尊地卑，乾坤就此确定。’又说：‘乾是天，所以称父；坤是地，所以称母。’还说：‘乾代表天、代表父，坤代表地、代表母。’《礼记·丧服经》说：‘父亲去世服斩衰三年，母亲去世服齐衰一年。’尊卑优劣明明写在典章中，怎么能说考察古事没有依据？封君义的判词又说：母亲杀父亲，儿子反而告发母亲；母亲因告发而死，这就是儿子杀母。天下没有没有母亲的国家，不知这个儿子将要到哪里去呢？”

译窦瑗根据典章和法律考察，没有听说母亲杀死父亲而儿子有隐瞒母亲的义理。既然不告发母亲，便是参与杀父。天下难道有无父亲的国家吗？唯独这个儿子就可以有所归宿吗？封君义的判词又说：考察《春秋》庄公元年不称即位，文姜出走，所以服虔注说：文姜与兄长齐襄公私通，又参与杀害鲁桓公而不返回。父亲杀死母亲而母亲出走，庄公内心深深悲痛并加以隐讳，服丧满一年后举行练祭；对母亲的思念稍微减弱，才想到母亲，所以经文记载三个月后夫人逃奔齐国。既然已有思念母亲、深加隐讳的明文，就没有因仇恨而告发列罪的道理。窦瑗考察注释的意义：所谓‘内心深深悲痛并加以隐讳’，是父亲被齐国杀害，而母亲与齐国共同隐瞒；所谓悲痛父亲死亡而深加隐讳，是因为父亲被齐国杀害，而母亲与齐国共同隐瞒；庄公母亲出走，所以庄公不称即位，并不是为了隐讳母亲参与杀害父亲。因此下文以义理断绝她的罪，不把她看作参与杀害，意义已经很清楚。《公羊传》说：‘君主杀死儿子，不称即位，是加以隐讳。服丧满一年后举行练祭，父亲之忧稍减，才开始想到母亲，于是略记夫人逃奔齐国。’这说明国内对她出奔仍有隐讳，但仍视为有罪。《文传》说：‘不称姜氏，是断绝关系，不再以亲属之礼相待。’注释说：‘夫人有参与杀害鲁桓公的罪，断绝关系、不再以亲属相待，是为了尊重父亲的义理。’ 赞美庄公能够思考大义、同有罪者断绝关系，所以说这是合乎礼的。以大义断绝有罪之人，符合礼的中正，说明确实有因仇恨而告发列罪的道理。只是《春秋》所记桓公、庄公之际，齐国是大国，文姜又与齐国相通；鲁桓公责备文姜，文姜便告诉齐襄公，齐襄公派公子彭生杀死鲁桓公。鲁国既弱小，又畏惧齐国；当时天子衰微，也没有贤能的霸主，所以既不敢为鲁桓公报仇，也不敢正式告发列罪，只能对齐国说：‘没有可以归罪的人，而又厌恶这件事在诸侯间流传，请允许我们用公子彭生来除掉此事。’齐人于是杀了公子彭生。考察这一判决，虽然有所援引，但即使依据情理推究，仍未能消除疑惑，事情于是暂时搁置。隋文帝时，尚书省曾上奏说：“犯罪之人依法应当流放，但皇上又下令改处死刑。”黄门侍郎柳庄上奏说：“臣听说张释之曾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如今法律本来如此，却又加重刑罚，这是使法律失信于百姓。现在海内太平无事，正是向天下显示信用的时候。伏愿陛下思考张释之的话，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隋文帝没有听从。隋炀帝在显仁宫时，下令宫外卫士不得擅自离开守卫岗位。有一名主帅私自命令卫士外出，隋炀帝把他交给大理寺治罪。大理少卿源师根据法律奏请判徒刑，隋炀帝却命令处斩。源师上奏说：“这个人的罪确实难以宽恕；如果陛下一开始就杀了他，自然可以不经过文书程序。既然已经交给有关官司办理，按道理就应遵循通常的法典。假如以后宿卫和近侍再有人犯同样的罪，将依据什么加刑呢？”隋炀帝于是停止执行斩刑。唐高祖武德初年，提拔李素立为监察御史。有人犯法但罪不至死，高祖想杀掉他。李素立进谏说：“三尺之法，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只要一动摇，人们就会手足无措。如今大业刚刚开始，怎么能先在京城之下抛弃刑法呢？”高祖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唐太宗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被召见，没有解下佩刀便进入东上阁。出阁后，守门的校尉才察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论说，监门校尉没有察觉，罪应处死；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入内，判徒刑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同意了。大理少卿戴胄驳议说：“校尉没有察觉，长孙无忌带刀入内，同样都是过失。臣子对于至尊，不可以称作‘过失’而宽免。依照法律，供给御用汤药、饮食、舟船，因过失而不合规定的都处死。陛下如果是要记录他的功劳，这不是执掌法司的臣子所能决定的；如果应当依照法律，那么罚铜并不适中。”太宗说：“法律不是朕一个人的法律，而是天下共同的法律。怎么能因为无忌是国家的亲戚，就想扰乱法律呢？”于是命令重新议定。封德彝坚持原来的意见。太宗将要采纳他的议论，戴胄又驳奏说：“校尉因为长孙无忌而获罪，依法应当从轻；如果论他的过失，那么两人的情状相同，生死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臣冒死坚持请求。”太宗于是免去校尉的死罪。当时朝廷大力举行选举，有人伪造或冒充资阶。太宗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罪至死刑。不久有一名伪造者事情败露，有关官司依据法律判处流刑，将结果上奏。太宗说：“朕当初下令，不自首者处死；如今却判处流刑，这是向天下显示不守信用。”戴胄说：“陛下当时应立即杀掉他，这不是臣所能过问的；既然已经交给有关官司，臣不敢损害法律。”太宗说：“卿只顾守法，却要使朕失信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昭示最大信用的；诏令中的话，只是当时因喜怒而发出的。陛下一时发怒，答应杀掉他，后来知道这样做不可行，便把他交给法律处理。这正是忍住小的愤怒而保全大的信用，臣私下替陛下珍惜这一点。”太宗说：“朕的法律有所失误，卿能够纠正它，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贞观三年，太宗下诏：关中免除两年租税，关东给予一年复除。不久又下令，已经服役、已经缴纳的，也都遣送交纳；第二年一并折抵。给事中魏征上书说：“臣恭敬地看到八月九日的诏书，天下一律给予一年复除，老幼相互欢庆，都歌唱起舞。又听说有诏令：壮丁已经配役的，就让他们服役期满后折纳应造的余物，也遣送缴纳；等待第二年一并折抵。道路上的人或许会因此失望。这确实是平均分配百姓负担，把他们同样看作七个儿子。但是百姓难以同国家谋划开始之事，日常用度又不足，都会认为国家后悔先前的话，德政反复无常。臣私下听说，上天将要辅助的人，是仁人所帮助的人，关键在于信用。如今陛下刚承受帝位，亿兆百姓都在观察德政；刚发布重大诏令，便出现两种说法，使八方百姓产生疑心，失去四时那样恒常的大信用。即使国家有倒悬般的危急，也必定不能这样做，何况国家安稳如泰山，却贸然实行此事。替陛下筹划此事的人，在财利上得到小益，在德义上却受到大损。臣实在见识浅短，私下替陛下惋惜。伏愿陛下稍加阅览臣的意见，详细选择利弊；冒昧进言的罪过，臣甘心承受。”朝廷命令简点使等人，右仆射封德彝等都想把年满十八岁的中男简点入军。

译诏令反复下达三四次，魏征坚持上奏认为不可。封德彝再次上奏，说现在见到简点使的报告，其中次男中有很多体格强壮的人。太宗发怒，于是下令：中男以上即使未满十八岁，只要身体高大强壮，也一并征取。魏征仍不服从，不肯署名接受诏令。太宗召魏征和王珪来，面色严厉地等着他们，说：“中男如果确实年幼，自然不会选入军中；如果确实强壮，也可以选取。对卿有什么可疑虑的，竟如此固执？朕不能理解你们的心意。”魏征严肃地说：“臣听说，抽干池水捕鱼，并不是捕不到鱼，只是第二年就没有鱼了；焚烧树林打猎，并不是捕不到野兽，只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了。如果把次男以上的人全部选入军中，租赋和杂徭将靠什么供给？况且近年来国家的卫士不能胜任攻战，难道是人数少，而不是待遇失当、因而使人没有战斗之心吗？如果大量选人，又都充任杂役，即使人数很多，最终还是没有用处。若精心选取强壮者，以礼相待，一个人可以有百人的勇气，何必在于人数多呢？陛下常说，朕作为君主，以诚信对待万物，想使官员和百姓都没有虚伪欺诈之心。自从登基以来，几件大事都失信于人，又凭什么取得人的信任呢？”太宗惊愕地说：“你所说的失信，究竟指哪些事？” 魏征说：“陛下刚即位时，诏书说：‘拖欠的私债、欠负的官物，一概免除。’如今有关官司却列为具体条目，说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也不属于官物。陛下从秦王成为天子，国司的财物不算官物，那么其他财物又还能有什么呢？又说关中免除两年租调，关外给予一年复除。百姓蒙受恩典，没有不欢喜的。后来又有诏令说，今年的白丁很多已经服役期满，如果从此放免，便都算徒受国家恩典；如果已经折纳、已经输送的，现在总要收取。所免除的都以明年为起始，发还之后才再征收。百姓心中不能不感到奇怪：已经征得的财物，却又将人选入军中；既然以明年为起始，又凭什么取得信任？况且国家把治理百姓的责任寄托在刺史、县令身上，往年征收户税也全都交给他们。至于简点，就会怀疑其中有欺诈。想要让天下相信，不也是很难吗？”太宗说：“我见卿固执不止，以为卿被这件事蒙蔽了。如今谈论国家失信，原来是因为没有通达人情。我没有思考到过失，实在太深了。办事往往如此发生错失，若不是卿加以治理，事情就会停滞。”于是停止征取中男，赐魏征金罂一口，赐王珪绢五十匹。太宗时，刑部上奏说：“张君快、欧阳林谋划杀害苏志约，夺取银钱，张君快没有亲自动手。”贞观九年三月，赦免抢劫而未伤害财主的死罪，改为配流。经门下省奏请裁定：“刑部郎中高敬言举奏判决此案应当处死。”门下省坚持依从此前的奏议。尚书任城王道宗把奏议记录下来上奏。太宗对侍臣说：“国家有固定的法典，事情的事实也很清楚，怎么能各自发表意见，反而拘泥于文书呢？”于是命令御史审查。御史上奏后，太宗说：“张君快等人谋划抢劫杀人，怎么能免死？”于是命令杀掉他们。魏征进谏说：“现行法律规定，抢劫而伤害财主的都处死；谋杀条规定，主谋处斩，动手者处绞刑，其余人都配流。抢劫罪重，谋杀罪轻；赦免只是当时的一时恩典。既然抢劫而不伤害财主者免死配流，那么张君快本来按重法应当处置，却被宽免；刑部后来反而按轻法判处死刑，臣实在疑惑。”太宗说：“共有几个人行劫？”魏征回答：“三人，动手者按法律应当处死。”太宗命令重新议定。议定后上奏，太宗说：“三个人共同谋划，只是听从其中两人的主意，因此命令把他们配流。” 太宗因军队教习不整齐，派大将军张士贵杖责中郎将、郎将等人。张士贵因杖责过轻获罪，被交给司法官吏审理。魏征进谏说：“臣私下听说，大将军张士贵因为执行杖责时徇私放纵而获罪，被送交大理寺。臣认为，教习不整，主管官司确实应当严加责罚；但将军的职责在于充当爪牙，陛下把心腹重任交给他，取的是他的忠诚和效力。执行杖责稍有不合，不应算作将军的罪过。况且让将军亲自执杖，本来就不应成为后世的成例；又因杖责过轻而加罪，更会使人情惊骇。假如最终查出他确有徇私，恐怕仍会有损圣德。”太宗大笑，立即命令释放张士贵。当时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因事被关进狱中，自恃官位高，轻慢辱骂陈仓县尉刘仁轨。刘仁轨用杖将他打死，州府官司把这件事上报。皇帝发怒，命令斩杀刘仁轨。怒气仍未消，说：“什么县尉，竟敢杀我的折冲都尉！”命令把刘仁轨押到长安，当面责问。刘仁轨说：“鲁宁当着我的百姓这样侮辱我，我实在愤怒，所以杀了他。”言辞神色都很自若。魏征在旁侍立，说：“陛下知道隋朝灭亡的原因吗？”皇帝问：“为什么？”魏征说：“隋朝末年百姓强悍而欺凌官吏，鲁宁之类就是这种情况。”皇帝很高兴，提拔刘仁轨为栎阳丞。当时侍御史张仲素上奏说：“庆州乐蟠县令叱奴骘盗用官仓粮食，案情查验属实，太宗命令斩杀他。”中书舍人杨文瓘上奏说：“按照现行法律，不应判处死刑。”太宗说：“仓库粮食是朕所重视的，如果不依法惩处，恐怕违法者会越来越多。”魏征进谏说：“陛下制定法律，是与天下共同遵守的；如今如果擅自改变，百姓将害怕法律之外的罪责，日后再出现更重的罪行，又该怎样加刑呢？”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太宗登临太极殿举行大赦，因而对侍臣说：“做君主极其困难：法律如果严急，恐怕会滥及善人；法律如果宽松，又不能肃清奸邪。宽与严之间，怎样才能取得适当的平衡？”魏征回答：“自古以来治理政事的人，都是根据时势制定教化。如果人情显得过于急迫，就用宽缓来补救；如果出现宽纵怠慢，就用严猛来纠正。时势本来就不恒常，所以法令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广州都督党仁弘曾经率领乡兵二千人，帮助高祖起兵，被封为长沙郡公。党仁弘与豪强首领交往，收受金银财宝，把投降的獠人没入官府，作为奴婢，又擅自向夷人征赋。他回来时有船七十艘，有人告发他贪赃违法，按法律应当处死。皇帝怜悯他年老，而且念及他有功，于是免去死罪，降为庶人。随后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对他们说：“赏罚是代替上天施行法度。如今朕宽赦党仁弘的死罪，这是自毁法律、辜负上天。臣下有过错，应当向君主请罪；君主有过错，应当向上天请罪。命有关官司在南郊设置草席三天，朕将向上天请罪。”房玄龄等说：“宽赦党仁弘并不是出于私情，而是因为他的功劳，为什么要请罪？”百官叩头再三请求，太宗才停止此事。

译当时同州人房强因弟弟谋反，依法应当连坐。太宗借巡视囚徒的机会，看到他而面露悲容，说：“谋反大逆有两种：一种是兴师动众，另一种是以恶言触犯法律。二者轻重本来不同，却都称为谋反，连坐者一律处死，这难道是确定的法律吗？”房玄龄等议论说：“按照礼制，孙子为祖父承担尸位，所以祖孙关系重而兄弟关系轻。于是规定，谋反大逆者，祖孙和兄弟连坐的都配流没官；以恶言犯法的，只有兄弟配流。” 当时李干祐任殿中侍御史，鄃县令裴仁轨私自役使守门士卒，太宗想将他斩首。李干祐说：“法令是与天下共同遵守的，并不是陛下独有的。”裴仁轨只是犯了轻罪，却被处以极刑，这不是统一划一的制度。刑罚如果不适中，百姓便会手足无措。”皇帝的怒意消解了。太宗忧虑官吏多有受贿，于是秘密派身边人试探行贿。有一名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皇上想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进谏说：“做官吏而接受贿赂，罪确实应当处死；但陛下派人送给他财物、诱使他接受，这是把人陷入法律之中，恐怕不是所谓‘用道德引导，用礼制整齐’。”皇上很高兴，告诉群臣说：“裴矩能够当官任职时据理力争，不当面顺从；如果每件事都这样，还忧虑国家不能治理好吗？” 太宗曾对侍臣说：“近来有奴仆告发主人谋反，这是极其败坏法律的做法，特别应当禁止断绝。假如有人谋反，必定不会独自成功，最终一定会同别人商议。众人共同谋划的事情，必定会有其他人来告发，哪里需要借奴仆来告发主人呢？从今以后，奴仆告发主人，一律不必受理，全都命令斩决。”又说：“诏令、格式如果不能经常确定，民心就会多有疑惑，奸诈也会更加滋生。《周易》说‘涣汗其大号’，意思是发布号令，就像汗水从身体流出，一经发出便不能再收回。《尚书》又说：‘谨慎地发布你的命令，命令发出就只实行，不要反复收回。’况且汉高祖日不暇给，萧何出身小吏，制定法律以后，仍然称为划一。如今应当详细思考这个道理，不可轻率发布。诏令必须审慎确定，作为永久的法式。”又说：“国家的法令只需简明扼要，不可针对同一罪行制定数种条文。格式太多，官员不能全部记住，就会产生更多奸诈。想要减轻罪罚，就引用轻条；想要加重罪罚，就引用重条。屡次改变法律，实际上无益于治理。应当命令审定细密，不要让相互援引的条文造成疑惑。” 高宗时，引驾卢文操盗窃左藏库财物，皇上命令诛杀他。谏议大夫萧钧进谏说：“卢文操的情节确实难以宽宥，但按法律还不至于处死。”皇上于是免去他的死罪，并回头对侍臣说：“这才是真正的谏议大夫。” 当时郇公李孝协任魏州刺史，因贪赃获罪，被赐死。有司上奏说，李孝协的父亲叔良为国事而死，不应断绝他的后嗣。皇上说：“统一划一的法律，不因亲疏而改变制度；如果确实危害百姓，即使太子也不赦免。”当时将军权善才、中郎将范怀义误砍昭陵的柏树，按理应当除名，皇上特意命令杀掉他们。大理丞狄仁杰上奏说，罪行不应判死。皇上说：“我如果不杀他们，就是不孝。”狄仁杰坚持不止，皇上发怒，命令他出去。狄仁杰说：“触犯龙颜直言进谏，自古都认为很难。臣认为，遇到桀、纣这样的君主才难，遇到尧、舜这样的君主就容易。法律没有规定死罪，陛下却特意杀掉他们，这是使法律失信于人，百姓将无所适从。况且张释之曾说：‘假如有人盗取长陵一抔土，陛下将怎样加以惩罚？’如今因为一棵柏树杀掉两位将军，后世将怎样评价陛下呢？臣不敢奉行诏令，是担心使陛下陷于无道，也羞于在地下见张释之。”皇上的怒气消解了，于是宽免他们，并提拔狄仁杰为侍御史。武后时，左拾遗陈子昂上《复雠议状》说：“先王制定礼制，是为了提升人的德行；明确刑罚，是为了整齐政事。枕戈持盾面对仇敌，是人子的义务；诛杀罪人、禁止乱事，是王政的纲纪。然而，没有义理就不能教导人，破坏纲纪也不能彰明法律。因此圣人修治礼制以治理内部，整饬法律以防范外部，使守法的人不因礼而废弃刑罚，居于礼中的人也不因法律而伤害义理，这样以后才能使暴乱不发生，使知耻之心兴起于天下，这就是按照正直之道施行。臣私下见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父亲徐爽被县吏赵师蕴杀害，徐元庆卖身给人做雇工，为父报仇，亲手杀死赵师蕴，然后捆绑自己投案认罪。即使古代刚烈之士，又有谁能超过他？这实在足以澄清名教，也能感动那些忍辱负重、几乎丧失义心的士人。然而按照国家法典，杀人者处死，这是国家统一的法律；法律不可有两种，徐元庆应当伏法。又按照礼经，父亲的仇敌不能共戴一天，也是国家用来劝导人民的教化；教化不能苟且，徐元庆又不应被诛杀。但是臣听说，刑罚产生的根本，是为了遏止动乱；人们所追求的利益，大概是为了崇尚德行。如今徐元庆报父仇，意图并不是制造动乱；实行人子的道义，合乎仁义。对有仁义而无害处的人，与作乱者同样诛杀，只能说是会用刑，还不能作为教化。徐元庆的可贵，正在这里。然而邪恶往往由正道产生，事理必然会造成混乱。从前礼制规定得极为严密，弊端仍然无法胜数，先王所以明定刑罚，根源就在这里。” “如今如果认为徐元庆的节义可贵，因而废弃国家的刑法，为后世开这个先例，政事必定多有祸难，那么徐元庆的罪就不能废除。为什么呢？人必定有儿子，儿子必定有父母；亲属之间相互报仇，这种混乱由谁来救治？圣人创制法度，一定考虑它的后果，并非只顾一朝一夕，而是为了保全政令。所以说：只相信个人的义气，国家政事就无法推行。况且以私人的义理损害公法，仁者不会这样做；以公法迁就私人的义理，王道也无法建立。徐元庆之所以仁义高出古今、义行折服当世，是因为他能够忘却自身生死而达到德行的境界。如今如果释放徐元庆的罪，使他得以保全性命，反而是夺去他的德行、损害他的义节，并不是所谓舍生取义、以死全节的行为。依臣等所见，应当端正国家的法律，对他施以刑罚，然后在他的乡里和墓地加以表彰，赞美他的美德和壮烈事迹。这样可以使天下人都按正道行事，并把这一规定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典制。” 当时大夫魏元忠受到张易之诬陷，被贬谪到岭南。太仆崔贞慎、东宫率独孤祎之为他设宴饯行。张易之发怒，派人上报紧急变故，告发崔贞慎等人与魏元忠谋反。武后下诏命监察御史马怀素审查此案。使者催逼甚急，马怀素坚持不接受，说：“崔贞慎为流放之人饯行，确实应当获罪；但要说他谋反，就不是这样。昔日彭越因谋反被诛，栾布上奏办事，尸体在堂下，栾布也没有因此获罪。如今魏元忠的罪行不能同彭越相比，不应因为给流放贬谪之人饯行便连坐。况且陛下掌握生杀大权，想要加罪于人，自然可以直接裁决。圣心既然把审理案情交给臣，臣只知道遵守陛下的法律。”武后的怒意消解了。

译唐中宗神龙初年，左拾遗赵冬曦上书说：“古代法律条目有一千多条，隋代奸臣轻侮法律，制定律文说：‘法律没有正条的，出罪时举重以明轻，入罪时举轻以明重。’只用一句话，就废掉了数百条条目；从此以后，罪刑轻重随着官吏的喜爱和憎恶变化，被处罚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何获罪。假使贾谊看见这种情况，一定会痛哭。法律容易理解，百姓就不敢犯法而远离陷阱；条文意义深奥，官吏就会乘机结党依附。现有的律令格式，应该刊定修订；科条应直接写明事实。凡是依据其他条文加减刑罚、比照类推、衡量情理以及举轻以明重等做法，不应作为常例的，一律不要采用，使愚夫愚妇都相互劝导而远离犯罪。犯罪者即使尊贵，也一定依法治罪。法律明确，人们就会信服；法令统一，君主就会尊贵。”神龙年间，大理正王志愔曾上奏说：“法令，是人的堤防；不建立法令，就没有约束。如今大理寺中有许多人不奉行法律，把放纵罪犯当作仁慈，把拘泥条文当作苛刻。臣掌管刑法，恐怕还会因此招来诽谤，于是上奏自己所著的《应正论》。”其中说：“《易经·萃卦》六二爻说：‘引吉无咎。’意思是，在聚集之时，自己已经独守正道；操守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独守正道者会有危险，不能凭自身力量远离祸害，只有九五与他相应，才会履行正道而迎来吉祥。” “这是因为自己处在下位而持守中正，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上位者与自己相应，不能为了保住俸禄而闭口自守。”又说：“刑罚和赏赐这两种权柄，只有君主掌握，所以说：‘用权力役使法律的，是百姓；以死守护法律的，是有关官司；依据道义改变法律的，是君主。’魏元忠任廷尉时，皇帝私下命令他对某案减刑宽恕，魏元忠坚持不从，说：‘陛下自己可以宽恕，怎么能让臣歪曲判词呢？’又说：‘治理国家应当用严明来达到公平，而不是用宽纵来求得公平。所谓严明，并不是织成密网、对人重罚，而是使人不容易犯法、也难以逾越禁令。因此，如果放开马嚼子让马奔跑，即使王良也不能驾驭；如果等到疾病停留在皮肤腠理之间才使用药石，即使俞附也不能攻治。’又说：‘汉武帝的外甥昭平君杀人，因为是公主的儿子，廷尉上奏议罪，皇帝流泪说：‘法律，是先帝制定的；因为亲属关系而曲解先帝的法律，我还有什么脸面进入高祖庙呢？’最终批准了廷尉的奏议。隋文帝的儿子秦王杨俊任并州总管，因为奢侈放纵被免官，杨素说：‘秦王是陛下所爱的儿子，请赦免他。’隋文帝说：‘法律不可违背；如果依照您的意见，我只是五个儿子的父亲，而不是亿兆百姓的父亲，为什么不另行制定天子儿子的法律呢？’ 所以，天子掌握法律，必须遵守不随意改变的原则。”全文数千字，皇帝赞赏他。玄宗时，武疆县令裴景仙乞取赃物五千匹，逃亡在外。皇帝发怒，下诏杀掉他。大理卿李朝隐说：“裴景仙的先祖曾有辅佐国家的功劳；载初年间，他家被酷吏破坏，诛杀殆尽，只有裴景仙幸存。况且按照法律，他是嫡系继承人，应当为其请求宽免。又，乞取赃物并没有适用死刑的比附；即使勉强按死罪论处，也还应当宽宥，使私庙祭祀不至于没有后代祭祀。”皇帝不答应。李朝隐坚持请求说：“生杀之权由君主专掌，条文区分轻重，有关官司应当遵守。况且赃罪只有枉法受赃才抵死；如今乞取赃物就处斩，今后再有枉法受赃之罪，又还能加什么刑罚？况且近来刚发布恩诏，受杖刑的听许减免，流放的发给路程费用，难道唯独裴景仙要超过通常法律吗？”皇帝于是下诏杖责一百，流放岭南。肃宗至德年间，将军王去荣杀死富平县令杜徽。肃宗刚收复陕地，又爱惜王去荣的才干，下诏免除死罪，改为流放，并令他以流放之身效力。中书舍人李至进谏说：“圣人诛除乱臣，必定首先申明法令，崇尚礼义。汉高祖刚进入关中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律。考察将军王去荣，他是朔方军的偏裨将领，统率数千士卒，却不能整顿队列，挟带私怨杀害县令，这是犯上作乱的罪行。有人说王去荣善于守陕，陕地刚刚收复，非王去荣不能守住。臣认为不是这样。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党，许叔冀守灵昌，鲁炅守南阳，贾贲守雍丘，张巡守睢阳，当初都没有王去荣，也没听说贼军能够攻下这些地方。只因一个人的才能就免其死罪，那么将来有人弓箭技艺无人能比、剑术天下无敌，便倚仗才能犯上作乱，又用什么来制止呢？如果舍弃诛杀王去荣来招致将来更多犯上者，就是法律不统一，也是在招引罪人。爱惜一个王去荣，却会杀掉十个有王去荣之才的人，所造成的损害反而更多。那些叛逆作乱的人，难道能在这里叛逆、在那里顺从吗？能在富平作乱、到了陕地便治理吗？敢于违抗县令，难道就能不违抗君主吗？律令是太宗的律令，陛下不能因为一个士人的小才，就废弃祖宗的大法。” 皇帝下诏让群臣议论。太子太师韦见素、文部郎中崔器等都认为：“法律是天地的大典，君王不敢擅自改变。帝王不能擅杀，而小人却可以擅自杀人，这就是小人的权力超过君主。开元以前，没有人敢擅自杀人，是为了尊重朝廷；如今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削弱国家。太宗平定天下，陛下又恢复宏大基业，那么王去荣不是至德年间的罪人，而是贞观年间的罪人。他的罪是祖宗所不赦免的，陛下难道可以改变吗？”诏令批准了这一意见。代宗时，御史台请求天下审判的案件一律等待皇帝批复，只有杀人案件允许以死偿命；判徒刑的，都可以迁徙到边疆。京兆尹严郢上奏说：“罪人迁徙到边疆，就是流刑。流刑分为三等，却只采用其中一种，确实不妥。而且除杀人之外，还有十恶、伪造、使用符印、强行放火以及各种盗窃等罪；如今一律迁徙，刑罚太轻，不足以禁止恶行。又有些罪应判徒刑，科条轻重差别很大，例如殴打伤害夫妻、使夫妻离异、断绝供养、男子改从别姓、立嫡不合制度、私自度过关卡、冒充户籍等，不能全都同十恶罪一样迁徙，否则轻重就不合比例。况且京师是天下案件集中审理之处，判处迁徙的人极多，按照惯例又不再复核审判。如果现在一律等待批复，有关官司办理案件都有期限，一个月不下五千件狱案，只恐文书案卷堆积，章程紊乱。况且边地和近边地区犯死罪、徒罪、流罪的人，应当如何差遣？请下令有关官司重新议论。”顺宗时，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复雠议状》说：“臣恭敬地看到，武后时同州下邽人徐元庆【邽音圭】，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害，最终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捆绑自己投案认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杀掉他而表彰他的乡里，并且请求把这件事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典制。”

译臣私下独自认为这是错误的。臣听说，礼的根本在于防止祸乱；如果说不得作乱施暴，那么凡是做儿子的，杀人也不赦免。刑的根本也在于防止祸乱；如果说不得作乱施暴，那么凡是执政者，杀人也不赦免。二者根本相同，实际作用却不同；褒奖与诛杀不能并用。诛杀本应褒奖的人，这叫滥用刑罚，实在太过分；褒奖本应诛杀的人，这叫僭越败坏礼制，也实在太过分。如果把这种做法昭示天下、传给后代，使趋向正义的人不知道应当走向哪里，躲避祸害的人不知道应当立足何处，并把它作为典范，怎么可以呢？圣人制定制度，大概是穷究事理来确定赏罚，根据实际情况来端正褒贬，归根到底只是统一于一个原则罢了。假如当时能够审察事情的真伪，考核是非曲直，追溯事情的起因而探求根由，那么刑与礼的作用就会清楚地分开。为什么呢？如果元庆的父亲并没有陷入公罪，师韫的诛杀只是因为个人怨恨，逞强于吏气，残害无辜；州牧不知道治罪，刑官不知道追问，上下官员互相欺瞒，百姓呼号无人听见，而元庆能够把与杀父仇人共同戴天视为最大的耻辱，把枕戈而寝视为合乎礼制，苦心积虑刺入仇人的胸膛，坚定自守，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这就是守礼而行义。永贞年间，郭子仪的女婿、太仆卿赵纵被奴仆告发，案件下交御史审讯，而奴仆被留在内侍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镒上奏说：‘贞观年间，有奴仆告发主人谋反，太宗说：“谋反按理不可能由一人独自完成，还应当有其他人来告发，难道能借奴仆的告发来定罪吗？”于是制定法令：奴仆告发主人，处斩。由此，卑贱者不能干犯尊贵者，下属不能凌犯上级。教化的根本既已修明，悖逆混乱就不会萌生。近来，长安令李济因为奴仆而获罪，万年令霍晏又因婢女而被谴责，仆役一类人竟使主人反而畏惧他们，悖慢之风已经形成，渐渐不可放任滋长。’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诏书说：‘奴婢告发主人，如果不是谋反叛乱，与自首同法，一律依照法律论罪。’从此，诉讼告发的风气逐渐平息。如今赵纵的事情并非叛逆，而奴仆却被留在禁中，唯独把赵纵交付狱官审理，实在不合人情。况且将帅的功劳有谁比郭子仪更大？他的坟土才刚刚干，两名女婿先后获罪；如果赵纵再接着获罪，不到几个月就要斥退他的三名女婿。假如赵纵确实犯法，即使事情与奴仆无关，也应当记录其功勋、念及亡者，予以宽赦，何况是被奴仆诬告呢？陛下如今正要依靠武臣讨伐贼寇，他们即使一时受到宠遇，也不可能在将来忘掉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四年〕 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玉工为皇帝制作玉带，误把一块玉銙毁坏了，工匠不敢上报，私下买来另一块玉补足。献上玉带时，皇帝认出玉色不同，便挑了出来。工匠伏罪，皇帝因他欺骗自己而震怒，下诏命京兆府判处死刑。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柳浑说：‘陛下如果立即杀了他，也就罢了；既然交给有司处理，就必须详细审讯、复核后才能依法定罪。误伤御用器物，按罪应杖打，请依法律论处。’因此玉工没有被处死。永贞年间，郭子仪的女婿、太仆卿赵纵被家奴告发，御史奉命下去弹劾查办，而那个家奴却被留在内侍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镒上奏说：“贞观年间，有家奴告发他的主人谋反，太宗说：‘谋反之事按理不可能由一人独自完成，还应当有其他人来论告，难道能凭借家奴的告发吗？’于是制定法令：家奴告发主人，处死。因此，卑贱者不能干犯尊贵者，下属不能凌驾上级。教化的根本既已修明，悖逆作乱就不会萌发。近来，长安令李济因家奴获罪，万年令霍晏又因婢女受到责罚，仆役之类反而凌驾、压制主人，主人反倒害怕他们，悖逆傲慢成为风气，渐渐不可助长。”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诏书说：“奴婢告发主人，如果不是谋反叛乱，一律按照自首法处理，并依照法律论罪。”从此，诉讼告发之事逐渐减少。如今赵纵的事情并非叛逆，而那个家奴却被留在禁中，只把赵纵交付狱官审理，实在令人不能心服。况且将帅的功劳，谁能比郭子仪更大？他的坟土还只是刚刚干燥，两个女婿此前已经获罪，赵纵如果再接着获罪，不到几个月就会斥退他的三个女婿。假如赵纵确实犯法，事情又不是由家奴告发，尚且应当记录郭子仪的功勋、念及他的亡故，从而予以宽赦，何况还是被家奴控告的呢？陛下正要尊重武臣来讨伐贼寇，他们即使一时受到宠信，也不可能在日后忘记这件事。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玉工正在为皇帝制作玉带，误把一块带銙毁坏了，玉工不敢让皇帝知道，私下买来另一块玉补足。玉带进献时，皇帝认出它与原来的不相同，便挑了出来。玉工人伏罪，皇帝恼怒他欺骗自己，下诏令京兆府判处死刑。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柳浑说：“陛下如果立即杀了他，那就算了；既然交给有司审理，就必须经过详细审讯和复核，才能依法办理。误伤御用器物，按罪应当杖责，请依照法律论处。”因此玉工没有被处死。宪宗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悦为父报仇，杀了人，便到县衙请罪。诏书说：为父复仇，防止违背礼经时，与义理不相同；依据法令，杀人者应当处死。礼与法这两件事，都是王道教化的根本；如今有这样的异同，必须借助议论辨析，应该命令都省召集群臣议论，奏报皇帝。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论说：臣以为，儿子为父亲复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还见于诸子百家和史书，数不胜数，从未有认为这种行为错误而加罪于他的。此事最应当在法律中详加规定，但法律没有专条，并不是遗漏了条文。大概是因为，如果不允许复仇，就会伤害孝子的心，也违背先王的教训；如果允许复仇，人们又会倚仗法律擅自杀人，就无法遏制祸乱的开端。法律虽然本于圣人，但执行法律的是有司；经典所明确说明的，是用来约束有司的。经典中反复申明其义，而在法律中深藏不露地不写明条文，其用意是让执法官吏只依法律裁断，同时使通晓经术的人能够援引经典来议论。周官说：凡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其亲属不得复仇；复仇者处死。‘义’就是适宜，说明杀人而不合宜的，儿子可以复仇。这说的是百姓之间互相复仇。公羊传说：父亲没有罪而被诛杀，儿子复仇，是可以的。

译所谓没有罪而被诛杀，就是罪行不应当判处死刑。‘诛’是上级施加于下级的说法，并不是百姓之间互相杀害的说法。《周官》又说：凡是要为仇人报仇的，应先把事情登记在士那里，之后杀人便无罪。意思是说，准备复仇，必须先向官府申报，这样才无罪。如今陛下关注典章制度，想制定固定制度，既顾惜有司守法，又怜悯孝子的心，还不专断，而是征询群臣意见。臣愚见以为，复仇的道理虽然相同，具体事情却各不相同。有的是百姓之间互相复仇，如《周官》所说，可以在今天议定；有的是被官吏诛杀，如《公羊传》所说，不能用今天的情形直接议定。并且《周官》所说的情况，是准备复仇而先向士申报，因而无罪。至于孤儿幼子，力量微弱，怀着复仇之志，伺机报仇，恐怕不能亲自向官府申报，今天也不能把这作为一概裁断的依据。那么，杀死和赦免就不能一律对待，应当制定制度说：凡为父亲复仇的人，事情败露后，详细陈述事实，申报尚书省，由尚书省集体议论，奏报皇帝，斟酌情理妥善处理。这样，经典与法律就都不会失去防范作用。穆宗初年，牛僧孺以库部郎中兼知制诰，调任御史中丞，查办不法之事，使朝廷内外澄清肃整。宿州刺史李直臣因受贿获罪，按法应当处死；他又贿赂宦官求助，案件材料已经上报。皇帝说：‘李直臣有才能，朕想宽免他并任用他。’牛僧孺说：‘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只会守住俸禄、求取容悦罢了。天子制定法律，正是用来约束有才能的人。安禄山、朱泚的才能超过常人，所以才扰乱天下。’皇帝认为他的话奇特，于是打消了原意，赐给牛僧孺金紫服，并任命他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份任职。文宗时，郑注构陷宋申锡，仓促逮捕，朝廷内外都震惊恐惧。右散骑常侍崔玄亮率领谏官叩见延英殿，苦苦反复争辩数百句话。文宗仍未醒悟，玄亮把笏板放在台阶上说：‘孟轲曾说，众人都说不可以杀他，卿大夫也都说不可以杀他，天子说杀他，然后还要审察，之后才能交付法律处理。如今杀一个普通百姓尚且应考察典章法律，何况要诛杀宰相呢？臣是替陛下珍惜天下的法律，不是替宋申锡说话。’他俯伏流泪，皇帝因此醒悟，众人也佩服他的不屈不挠，从此他的声名在朝廷更加显著。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上奏说：‘臣等每次在延英殿受到召见应对，听到圣上的言论，常常希望朝廷尊重大臣、使臣下恭肃，这正是陛下深入探究治理根本的表现。臣听说管仲是古代的大贤，明于治理国家，他的话可以作为百代的法则。管仲说：“凡是军国大事所凭借的重要器物，没有什么比命令更重要。命令受到重视，君主就尊贵；君主尊贵，国家就安定。”所以安定国家在于尊崇君主，尊崇君主在于施行命令。明君考察治理人的根本，没有比命令更重要的。因此说：“损害命令的人死，增益命令的人死，不执行命令的人死，扣留命令的人死，不听从命令的人死。”这五种人都处死而不赦免。又说：“命令虽然出自上面，但议论可行与不可行却在下面，这样，君主的威势就被臣下所控制。”自太和以来，风俗大为败坏，命令从上面发出，下面却可以非议；这个弊端不除，就无法治理国家。韦弘质所议论的宰相不应兼领钱谷之事，臣等冒昧把事情的体制上奏。过去匡衡说：“大臣是国家的股肱，是万民瞻仰的人，也是明王慎重选择的人。”’ 传记说：‘下属轻视上级，卑贱之人图谋掌握大臣的权柄，国家就会动摇，百姓也不得安宁。’ 如今韦弘质接受他人的指使，动辄上呈密封奏章，这就是卑贱之人图谋掌握大臣的权柄。臣等又想到，萧望之是汉朝有名的儒者、德高望重的人，任御史大夫时上奏说：‘今年年初日月光芒暗淡，罪过在臣等身上。’皇帝认为萧望之有意轻视丞相，便命侍中、御史中丞诘问他。贞观年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书说：‘人的思虑有限，一个人不能兼任多种职务。’太宗说：‘这个人妄加毁谤，只想离间我的君臣关系。’于是把陈师合流放到岭表。贾谊又说：‘君主的尊贵好比堂屋，群臣好比台阶，百姓好比地面。因此台阶有九级而且远离地面，堂屋就高；台阶没有等级而接近地面，堂屋就低。这也正是因为将相地位重要，君主就尊贵，形势本来如此。’如果宰相有奸谋隐恶，人人都可以上奏议论；至于制定和安排职务，那本来就是君主的权柄，不是小人所能干预议论的。古代朝廷官员尚且各守职分，思想不越出自己的职位，何况韦弘质只是卑贱之人，怎么能把不应说的话上奏，冒犯明主呢？这就是轻视宰相。后汉太学学生多有干预时政的，当时称为太学生横加议论，都是败坏风俗的行为，必须严加惩治断绝。臣希望陛下看清他们的邪恶计谋，知道这都是从朋党而来，对每件事都明察，遏止并断绝将来逐渐滋长的祸端，那么朝廷就会安定，邪党自然消散。臣等不胜愤慨，冒昧具文上奏。恳请陛下特别赐阅，谨此记录奏闻。后周世宗认为刑书年代久远，条目繁琐细碎，难以查考；而且前后敕格重复交错，也难以详细审察。于是中书门下上奏说：‘臣等认为，刑法是驾驭人民的缰绳，是拯救弊害的斧斤。有国家就不能一日废弃它。即使在尧舜时代，也不能舍弃刑法而达到治理。如今奉诏删定律令，可以看出陛下彰明刑罚、整饬法令的用意。臣私下考察，朝廷所使用的有《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十卷、《大中统类》十二卷，以及后唐以来至汉末的编敕三十二卷，连同本朝制敕等律令。这些律令文字有的古雅质朴，难以详细说明；格敕条目又多，有的还存在疑误。要挽救舞文弄法的弊病，应当确立统一明确的规制。希望百姓不陷入刑罚，官吏有所遵守。臣等商议，请依照诏制施行。’于是又命侍御史知杂事张湜、太子右庶子剧可久、殿中侍御史率汀、职方郎中邓守中、仓部郎中王莹、司封员外郎贾玭、太常博士赵砺、国子博士李光赞、大理正苏晓、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编纂新格，勒定为各部门的编次。律令中有难以解释的，就依照原文加以训释；格敕中有繁杂的，就根据具体事务删削。有相互矛盾、轻重不当的，一律改正，不必拘泥牵连。编成以后，交由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共同审详可否，再送中书门下议定，皇帝采纳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法令。宋太祖时，大理正高继申上言：‘《刑统》中的《名例律》规定，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员的亲属犯罪，各按等级减免刑罚或准许赎罪。我担心年代已久，品行不肖的人倚仗祖先的荫庇，不畏惧刑法。今后犯罪时本人没有官职，必须以祖父曾任本朝官职为依据，按品秩获得减免或赎罪；如果祖父曾在前代做官，必须对百姓有功有惠、受到当时推重，并且历任官职达到三品以上，才准许申请。’皇帝采纳了。当时窦仪进呈《刑统表》说：‘臣听说，虞帝聪明睿智，开始慎重审理刑罚来治理万物；汉高祖豁达，首先约法来统治人民。大概这种刑书如同丹书，辅助皇帝建立最高法则；礼制有所失误，刑法便有所施行。它创始于凉，却因贪婪而产生弊病；历代君王不断因袭并有所损益，天下共同遵守的准则正在于此。它如同驾车的缰绳用来控制奔马，又如城郭用来保护聚居之民。有国有家，刑法由来已久。伏惟皇帝陛下承受天命，继承帝位，光明如太阳，祥瑞遍及四方；继承上天而称王，把广大的庇护施于无疆；圣明神武，能够明辨事类。河图八卦，只有上德之人才能暗中契合；洛书九章，实在是至仁之主才能默默感通。陛下心怀哀怜慎刑，重视体恤。希望使法网由严密而文字疏简，务求从细微处防范而使法意明白。于是下诏命有关官员，彰明刑书，使本朝的大典更加兴盛，贵在顺应时势而宽简，使天下都遵行。国家有固定的科条，官吏不敢轻慢。臣认为，《刑统》创始于前朝，是群贤共同规划的。贯通旧有章法，采集编缀，已经归于简要；适逢本朝新建制度，更应发扬光大而符合中正之道。臣与朝议大夫、尚书屯田郎中、权大理少卿、桂国臣苏晓，朝散大夫、大理正臣奚屿，朝议大夫、大理寺柱国臣张希逊等，恭敬承受诏制，共同竭尽心力考察详定。’ 刑部、大理寺的法直官陈光乂、冯叔向等，也都参与检索查考，希望没有遗漏。早晚勤勉不懈，很快就编补完成。旧书二十一卷，现连同目录增加为三十一卷。旧书中略述议论、节略文字的地方，现在全部补足正文并删出重复内容。《式》《令》《宣敕》共一百零九条，分别编入相应卷中或归入原卷。又编入后来制敕十五条，各按门类归并。又从一部法律中辑录出其余条文，依据这四十四条附在《名例》之后。字稍难辨认的，在本字下标注读音；意义似乎难懂的，以及另有条例可以说明的，都在其条文下加注引用。又担心律文与注文混杂，于是加上‘释曰’二字加以区别，务使负责查考的机构一看就明白。至于古今情况逐渐不同、刑罚轻重难以相同，或者禁约条文已有而刑名尚未完备的，臣等提出总计三十二条；从格令、宣敕中删出的条文以及后来至今陆续颁下而必须使用的条文，共一百零六条，现另行编成四卷，命名为《新编敕》。凡是改革某一司、某一事务、某一州、某一县的事项，不涉及重大通例的，不计在内。草拟完成之初，随即送中书门下，请求裁量斟酌，全部加以审定。如今是否可行，均系于皇帝裁决。将来如果准许颁下，请与《式》《令》及《新编敕》一并施行。其中律文和律疏仍按原书所在之处依旧收藏掌管。所有《大周刑统》二十一卷，今后不再施行。臣等有幸适逢圣明时代，错误地参与宪法编定；对于深奥精微的法典，比不上洞彻明达的才能；对于刑罚轻重的裁定，只是徒然窃取讨论之职。如今将这些呈给圣上阅览，只等待严厉的责罚。太宗端拱初年，广定军民安崇绪隶属禁兵，他控告继母冯氏与父亲知逸离异，如今冯氏又夺取资产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大理寺判定崇绪控告母亲，罪当死刑。太宗对此起疑，判大理寺的张佖坚持原判，于是把案件交给御史台和省部官员共同议论。徐铉议论说：‘如今只应查明他的继母冯氏是否曾经离异；如果确曾离异，就必须归还本宗吗？如果如此，崇绪依法应当防止被处死。现在详细查看案卷，冯氏并没有真正离异，其证据有四条。何况不孝之刑，是教化中的大事，应当依照刑部和大理寺的判决。’右仆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议论说：‘法寺的定罪判决不恰当。如果认为五种母亲都相同，那么阿满虽然身份卑贱，却是崇绪的亲生母亲。崇绪只是因为田产被冯氏强行占有，导致亲生母亲衣食无着，所以才提出诉讼。如果按照法寺的判决处死崇绪，那么知逸有什么罪过而断绝后代？阿满又能到哪里安身？臣等认为，田产全部归崇绪，冯氏应当与阿满共同居住，由崇绪终身供养侍奉。这样，儿子有父亲的产业可以守持，冯氏终身也不至于缺乏供养。所犯之罪一并依照赦令免除。’诏令依从李昉等人的议论。真宗时，庞籍升任群牧判官，因轮流入对而上言说：‘旧制度不把国马借给臣下，是因为重视武备。枢密院却把带甲战马借给内侍杨怀敏，群牧司复奏后，才赐给他一匹马；三天后又借给他，过了几天又收回。枢密院掌管机密政令，反复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平时百官奏事，皇帝在面前不亲自批阅奏章，只送交中书、枢密院。近年玺书从宫中直接降下的越来越多，旧制度没有办法防止，正应当彻底堵塞这种邀宠幸进的门路。过去王世融因为公主之子殴打府吏，按法应当赎金，只是特意停职。近来作坊料物库的主吏盗窃官物，竟自行逃避，因为与宫中有亲属关系，三司仓促停止追究。今日圣上的裁断却与过去不同，臣私下感到疑惑。’祥符年间，法令检查稍微严厉，胥吏相继弃县而去，县令因此获罪免职；如果这样，清廉强干的人就会受到打击。过了很久，庞籍出任秀州知州。三司使丁谓上奏说：‘臣奉诏查知，开封府百姓吴遂违反禁令制造蹙金服饰，已经判决完毕。又依据另一道敕令发配隶役，请三司重申旧有禁令。臣认为，节俭以节制用度，是国家不变的典制；奢侈便是不恭顺，是庶民的大禁忌。国家抚养百姓，致力于敦厚风俗；可是京城之下，奢侈放纵之事随处可见，争相制造金箔以求厚利。何况山林川泽中的珍宝，取得十分困难，假如任其销熔，实在是虚耗。如今估计天下每年使用的金银不少于十万两。这样珍贵的上等货币，却被下层百姓抛弃。王者虽居尊位，不以难得的货物为贵，但有司既然守职，就必须制定革除弊害的方法。自今以后，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间金、蹙金、线金，以及用金银装贴的器物、土木制作的玩赏之物，都请下令禁绝。不是命妇，不得用它们制作首饰；冶工所使用的器具，全部送交上官。违犯者由当地捕捉查办，允许他人检举告发，并按违制论罪。告发者发给赏钱，仍以犯人的家产充作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