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二

译冯澥与蔡京意见相同，所以被列入正等。蔡京的手段把天下破坏到极点，难道还忍心让他的余党再次破坏天下吗？蔡京奸邪的谋略，大体上类似王莽，而他的朋党人数又超过王莽。愿意斩杀蔡京，以向天下谢罪。崔鶠接连上章极力论奏，时论也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谏议大夫杨时论王安石学术的错误，上奏说：臣恭见蔡京掌权二十多年，蛀蚀国家、残害百姓，几乎危及宗庙社稷，人人都恨得咬牙切齿。然而论说他的罪过，却没有人知道其根源。蔡京以继承神宗为名义，实际上借助王安石来谋求自身利益，所以推尊王安石为王爵，让他配享孔子庙庭。蔡京所作所为，自称得到了王安石的本意，使人无法议论他。稍有不同意见的人，就以不忠不孝的名目指责，严厉加以流放黜退，人人都闭口不言，没有人敢说话，于是蔡京得以肆意妄为。这样看来，造成今天祸乱的，实际上是王安石首先开启了祸端。臣谨考察王安石凭借管仲、商鞅的权术，用六经来文饰奸邪言论，改变扰乱祖宗的法度。当时司马光已经说过他的危害会在几十年后显现，今天的事情，正如符契相合。他著成邪说，来蒙蔽学者的耳目，败坏他们的心术，数也数不清。姑且就选取其中对今天危害尤其严重的一两件事来说明，这样就可以看出它确实是邪说。神宗皇帝常常称赞汉文帝，爱惜百金而停止修建露台，说：‘朕是替天下守护财物。’这正是谨慎节俭的德行，是心怀长远谋略的表现，正应当顺势助成。王安石却说：‘陛下如果能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即使耗尽天下财物来供奉自己，也不算过分。’把守护财物说成不合正理。他竟不知道尧舜住茅屋、筑土台，从未耗尽天下财物来供奉自己。他称说禹‘在家能够节俭’，那么耗尽天下财物来供奉自己的做法，必定不是尧舜之道。后来王黼、朱勔承袭他的说法，办理应奉花石之事，耗尽天下的人力财力，号称奉献给皇上，实际上正是王安石‘耗尽天下来供奉自己’的说法为之倡导。王安石解释《鳬鹥》诗的末章，说以道义守成的人，可以役使万物，安泰而不骄傲，宰制万物，费用多而不算奢侈。可是《鳬鹥》五章中，只是说：‘鳬鹥在水门，公尸来到这里安乐和悦，美酒欣喜，烧肉香美，公尸宴饮，没有后来的艰难。’诗中所说的，只是说能够保持盈满，那么神祇和祖考就会因此安乐而没有艰难罢了。自古以来解释这首诗的人，从没有提出‘安泰而不骄傲，费用多而不奢侈’这样的说法。王安石独自倡导这种说法，以此开启君主的奢侈之心。后来蔡京等人轻率耗费、妄自支用，专门以奢侈靡费为事，大概就是承袭了这种说法。这样看来，王安石邪说的危害难道还不严重吗？臣恭请陛下作出睿断：对于王安石学术的错误，追夺他的王爵，明白诏告朝廷内外，毁去他配享孔子庙庭的塑像，使邪说淫辞不再迷惑学者，这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幸事。奏疏上呈后，王安石于是被降入从祀的行列。监察御史范宗尹请求革除欺骗蒙蔽的风气，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的事情可以革除的很多，但欺骗蒙蔽的风气尤其不能拖延。鹿和马相差很远，然而赵高把鹿说成马，秦二世却被迷惑了，这是因为以天下人共同欺骗一个人的缘故。以天下人共同欺骗一个人，那祸患怎么说得尽呢？臣观察国家自崇宁以来，从上面的宰辅大臣到下面州县的卑微官吏，没有不把欺骗蒙蔽互相推崇的，因此财用匮乏，百姓忧愁痛苦，灾异屡次出现，盗贼成群而起，而道君皇帝却不知道。从前的祸患，正是由此造成的。如今陛下继承大统之初，正值国势艰难之际，应该明察四方、广听四方的时候，臣下却还有人肆意欺骗蒙蔽；如果这种风气再次炽盛，那么天下的祸患将会比从前更加严重。愿陛下明诏台谏：自陛下即位以来，中外臣僚中曾经欺骗蒙蔽的，无论事情大小，无论已经败露还是尚未败露，都一律责令检举弹劾上报；然后把他们的罪行公示天下，重重加以诛责，使天下人明白欺骗蒙蔽君上再也不可实行。这样，陛下深厚的仁德恩泽才能得到充分施行。钦宗在位时，侍御史李光论奏王云等人的札子说：“臣近日应与台谏官一起论列童贯开拓边疆、制造事端，拥兵向南逃奔，罪恶累积深重，而他的党羽实在很多。虽然难以全部追究治罪，也应当选择其中罪迹显著、助成奸恶的人，公开杀戮一两个，以作为搢绅的警戒。像同签书枢密院事宇文虚中、给事中王云就是这样的人。燕云之战时，两人参与幕府谋议，实际上是主要谋划者。童贯本来从未读过书，每次向朝廷奏报，一时欺骗夸大的言辞，都是出自他们的手笔。敌军骑兵入侵时，他们跟随童贯奔驰进入都城，夸大声势，决定皇帝向东巡幸的计划，使朝廷震惊。朝廷却升宇文虚中为资政殿学士，充任抚谕使；升王云为给事中，奉命出使募兵。在危急之时，四方勤王军队没有一支到达，陛下亲自承受日夜忧劳，大臣们日夜忧虑。两人既然凭借计谋脱身，便拥兵自卫，徘徊在京畿附近，暗中拱手旁观成败。等听说西边军队稍有集结，和议已经确定，才独自进入城中，又占据重要近侍职位。士人舆论喧嚣，没有不愤怒叹息的。枢密院是掌管军权的地方，门下省是清要近侍的班列，假如让这种人冒居其位，将凭什么责备那些守持臣节的士大夫呢？” 恭敬地想到，陛下刚即位时，四方之人都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实行新政。陛下所共同谋议、接受进言的人，不过是二三位执政大臣和两省侍从，更应当选用忠诚贤能的人，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确实就在这里。像宇文虚中等人奸诈欺骗、诡计多端，做臣子却不忠诚，如今反而受到崇奖任用，臣担心远方听到这件事，人人都会离心离德，那些手持符节、愿意为义而死的人，也不再为陛下效力了。伏望陛下从宫中亲自裁断，重新加以流放斥退，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臣将万分庆幸。”

译李光再次论奏王云等人的札子说：臣近日曾论列同签书枢密院事宇文虚中、给事中王云。他们身为士大夫，位列侍从，却结党依附童贯，赞助开拓边疆，使战争接连、祸患不断；等到敌军骑兵入侵京城，朝廷忧患危急，他们奉命募兵，却迟疑阻挠，不肯前进。前后臣僚接连上章，判定宇文虚中、王云与王蕃等人有罪。王蕃已经被责授散官、安置，议论者还认为刑罚太轻；唯独这两人蒙赦免而没有诛杀，已经使舆论惊骇。如今竟反而把他们安置在近侍班列，处于枢密院和门下省掌管机密、进献言论的职位上，危急时用计脱祸，形势缓和时便用诡辩冒领荣宠，只顾为自身谋划，再没有人臣的节操。况且近年以来，士大夫交结宦官，渐渐形成风俗。宇文虚中任翰林学士，王云任中书舍人，都是朝廷选拔的显要职位，童贯都把他们倚为心腹。每逢用兵出师，都有让他们带兵前往的说法，他们厚着脸皮上路，从未感到惭愧。陛下刚登大位，选拔任用人才，应当用礼义防止无耻，用来激励士类。如果不痛加惩处改革，那么后来的人就会相互仿效，防止无耻的教化更加丧失，礼义的风俗也会逐渐败坏。君主培养士人的知耻之心，是为了使国家受到尊重；士人具有知耻之心，也是为了使朝廷受到尊重。唐代李鄘以被吐突承璀引荐为耻，最终推辞宰相职位，史官记载此事，把它作为美谈。如今宇文虚中一类人奸邪纤佞、趋逐私利，庸俗浅近而鄙陋，交结皇帝身边的近习，罪状清楚明白，辱国实在太重。伏望查考臣以前的奏章，交付有关部门施行，早早赐予罢免斥退，以满足公论，臣将万分庆幸。” 李光又论奏曾纡等人的札子说：“臣认为国家兴盛，是由神圣君主相继传授，专心致力于爱护养育百姓，以巩固国家根本。而四海广大，能够与朝廷共同治理、施惠养民的人，尤其在守令、监司这些官职。把刺举的职责交给他们，实际上是寄托外台耳目的责任；他们专门负责按察州县。这项职责难道不重大吗？自陛下即位以来，号召天下豪杰之士，聚集到朝廷；可是贪污违法的官吏，大多还在地方任职。有的倚仗势力作威作福，有的依恃法令虐待下属，任意诛求搜刮，没有限度，使远方百姓无处申诉，朝廷还依靠什么呢？”臣看见江西转运使曾纡、福建转运使赵岍和唐绩、提举市舶张佑、提举广东香盐黄昌衡、府界提举常平陆棠，都因为交结权贵宠幸而越级取得名位。他们邪恶奸佞、凶狠狡诈，向来没有好的声誉，都不足以担当一路的重任。赵岍、唐绩远任福建漕臣，朝廷最近派陈磷等人代替他们，他们便通过梁师成行贿，以制造茶叶为借口，不肯离任。张佑本是泉州的大商人，如今市舶司治所在泉州，他徇私营利，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呢？近来听说他营造宅第，全部命令属县摊派购买木材，贪赃枉法，使一方百姓都受到祸害。” 黄昌衡、陆棠都像奴仆一样侍奉朱勔。黄昌衡此前任秀州华亭县知县，压制勒令百姓按等级摊派购买白鹤，每只竟有价值一百多千钱的；从秀州到苏州，花石和珍禽接连不断，于是被任命为本州通判，更加肆意搜刮，东南百姓没有不愤怒怨恨的。陆棠任平江府长洲县知县时，专门办理朱勔家中的事务，民间所有诉讼文书都交给佐官处理。平江地处太湖边，朱勔的田产都在长洲县，大多遭受水灾，百姓不肯承租耕种。陆棠便强迫上等户承租耕种，稍有不答应，就给他们戴枷送进监狱；答应之后，永远没有解除的期限，直到家破产尽、卖妻卖子，仍然监禁不止。百姓中妻女稍有姿色的，他一定想方设法诱骗掠取；百姓田园中号称肥沃的，他一定竭力夺取。有人借搜寻奇珍玩物而打开、抢掠百姓的箱笼，有人借访求古物而挖掘百姓的坟墓。曾纡是前宰相曾布的儿子，因为谄媚侍奉宦官，升官并获赐金带。他先后任楚州和镇江府通判，都把本州娼女带在身边，任期结束时还带走她们；闺房之内荒淫污秽，甚至父子共淫一女，尤其为清议所不能容忍。伏望圣上慈悲，特降睿旨，将这些人全部流放斥退，以端正刑法。” 仍请求精心选择谨慎干练、品行修洁、素有威望的人，来充任监司，或许这样朝廷的恩惠就能向下查究百姓的疾苦，使其向上报告，也能符合陛下勤勉体恤民间隐忧的心意，天下将万分幸运。李光又论奏朱勔等人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自从承受大位以来，独自奋发刚健，诛杀流放奸恶凶徒，四方之人没有不受到鼓舞的。唯独朱勔父子还没有被消灭，士人舆论仍然郁结不平。朱勔肆行奸恶超过二十年，专门用奇技淫巧迷惑朝廷，花石的供应把毒害流布到海内，耗尽百姓的财力，掏空州县的府库。他一家之内，建节、正任等显贵官职俱全，仆役和姻亲也都补授官爵，权势倾动朝廷内外，扰乱朝纲。名义上说是供应御前，实际上全都进入私人家中。钱粮出入不许核查磨勘，计算他的奸赃，即使拔尽头发也数不清。臣近日曾上奏说，正值战争之际，上下都很困乏，应当整治财政，应从东南开始。虽然各局的支用难以一一核查，但有关部门的账籍还可以核对。臣希望陛下选择有威望、刚正清廉的官员，在两浙交通便利的地方设立机构，追捕朱勔父子以及他的侄子汝翼、汝贤等人，还有历来专门为他供应、曾任监司和守令、竭力剥削百姓、助长其凶焰的人。除徐铸、王汝明、蒋彝已经死亡外，现任工部尚书胡直孺，前发运使卢宗原、陆寘，前两浙提刑王仲闳、胡邃，前两浙提举常平赵霖，前平江府知府应安道，通判陆棠、许操，司录周▯，前常熟县知县宋晦，前秀州华亭县知县黄昌衡，淮南运使余赒，前秀州知州朱审言，以及各司已经或尚未出职的吏人，都请求拘押交付有关部门，一并彻底查勘核对他们历来供应所得的钱物。” 估算朱勔家产的价值，全部依法登记没收；其中有百姓的田产原本是被强行夺取、侵占的，应根据契券拨还原主。朱勔父子的罪恶滔天，如果不在市朝公开依法处死，就不足以平息东南士民怨愤之气。上述各名官吏，都应分别列明罪行，取防按次予以贬黜、责罚和施行；这样或许可以使士大夫中那些冒犯法禁、作为臣子而不忠的人有所警戒畏惧，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译司马光再次论列朱勔的札子说：“臣曾经论奏朱勔把东南的财物假托为供奉之用，胁迫控制州县，把财物全部收入私家；应当依照祖宗旧例，设置机构查核追究，但尚未防止施行。这里必定是朝廷见涉事官吏人数很多，担心因此滋生事变，于是下达指挥，特意免除查核追究。近来又得知朱勔只被处以流放斥退，这在公议看来实在仍未令人满意。臣查考，朱勔在东南为害日久，田园宅第的富丽可以比拟王室；每天掠取房缗数百贯，每年收取租税上百万斛。穿着绮罗的人分列满屋，身穿金紫官服的人充满庭院。他扩展南宅，套取司理院的地盘；拆毁北仓，改建成养种园。监司经过那里，郡官每逢朔望照例都要在门外下马，把这叫作朝谒。他安葬其母汝翼、福国夫人时，通判许操代理知府，率领郡官穿朝服步行随从三十多里，众人听闻后都惊骇不已。近来上皇南巡，朱勔自知罪恶累积已满，便与童贯合谋，想尽各种办法邀请上皇，私自制造车舆、服御等物，打扫整理房舍，暗中图谋异变，率领豪民聚敛钱财，几乎导致事变发生。幸亏上皇顾念宗庙社稷的重大关系，车驾回还；考察他的奸谋萌芽，按理实在难以宽容赦免。伏望陛下从内心决断，将朱勔及其子孙、侄辈交付有司，登记没收其家产，公开依法处以典刑。” 仍乞请委派本台官吏，查取东南应奉司以及杭州、温州、明州、平江府等设置机构的地方，并查取各有关供给、办理事务的官吏，依照近来下达的京东、京西两路关于李彦的指挥施行。司马光又论列邓雍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指挥：如今的尚书、侍郎，是将来宰执的候选人。都省所接收的诉状，分别送交六曹审决施行，陛下托付责任的用意，可以说既重大又专一。那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如果不是天下英伟豪杰之士，才智见识和才干器度足以担当将来辅弼之选，怎么适宜任用来担任此职？臣谨按，吏部侍郎邓雍不学无术，世代承袭奸邪。他的父亲邓洵武任枢密使时，凭借关系请托，特许邓雍参加殿试；他勾结近幸，卑鄙地考中科举，滥列于侍从之中，帷帐闺门之间荒淫污秽，士大夫把他们看作艳班。况且邓雍不懂吏事，又想废弃法令而任意行事，专门接受请托；选人请求关升改官，只要是他心里想给的，即使郎官拿着条例来进呈，也总是遭到他的辱骂。此人人品卑劣，志趣操守偏邪，不足以玷污天官之选。伏望圣慈特赐罢免黜退施行，以稍稍满足公议。” 司马光又论列邓雍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受宠幸的人掌权，奸邪之徒专擅权力，贤能与不肖混杂，是非颠倒。世家子弟遍布重要仕途，扰乱朝纲，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谨按，前吏部侍郎邓雍，专门凭借迎合偏邪、侧身献媚来攫取要职；他原本没有学术才能，却让他特许参加殿试；他不懂古今，却让他卑滥地列入经筵；闺门生活不加修治，行迹丑陋污秽，士人传播此事，把它当作笑谈。如今他虽然已经罢免遣退，却仍保留原来的职务，玷污清贵显要职位的选任，实在不合公议。伏望陛下特意作出睿断，早日赐令剥夺他的职名，投置于闲散之地；这样或许可以使清明朝廷的名位器物不被授予不当之人，并且断绝奸邪之徒觊觎的道路，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司马光又论列李防、李擢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任命名单，以李防、李擢为左右司谏，任命词中加以褒奖，称他们首先论奏蔡京有功，特意被召回任用。朝廷外部的议论，无不惊骇愕然。臣个人对此，也实在不能理解。首先论奏蔡京的人是陈瓘，其次还有石公弼、张克公、毛注等人，相继弹劾攻击蔡京。上皇觉悟之后，蔡京已经罢免却又重新任用，前后有好几次。蔡京与王黼先后掌权，权势倾覆天下，言路完全闭塞；朝廷上聚集了许多士人，却没有人敢于开口进言。在那个时候，忠义之士奋发而起，不顾死亡之诛，慷慨陈述政事，不过是曹辅等三五个人罢了。下至平民士人，在廷试中面对重大策问，进献有如药石般的直言，有范宗尹这样的人；投匦献上计策，针砭时政过失，有朱梦说这样的人。然而李防、李擢当时交替担任台官，身负言官职责，却只求保全宠幸、巩固官位，受到阿谀逢迎的讥讽。他们亲眼看见时事，竟然没有说过一句话。等到陛下即位，明察地看出奸邪，大學诸生跪伏在宫阙前上书，首先论述六贼的危害和蔡京的罪恶，这些事情已经人人都能说出来了。谏官、御史能够在这个时候无所畏惧地攻击奸邪、指斥佞臣，实在是依靠陛下的圣明；这不过像摧折枯木、拉断朽木一样容易，哪里算得上功劳？” 何况李防、李擢在金人围困逼近都城时，竭力依附白时中、李邦彦，专门主张避敌割地的谋划。正当肃王向北渡行时，他们不责罚金人背弃盟约，反而敢于奋笔发表横议，以迎接上皇回宫为名，追问肃王在哪里，劫持上下，必定要把祖宗的基业交给外族，甚至说出“三镇与王室哪个更重要”这样的话，相关章疏都保存着，可以查考核验。如今白时中、李邦彦因为这件事被削夺官职，议论者还认为处罚太轻；李防、李擢反而被召回任用，又列入谏官之列。不知是谁为陛下推荐了这两个人？陛下这样区别好恶、取舍人物，朝廷的议论什么时候才能确定？众多百官和有司将听从什么呢？臣愚昧地伏望陛下深思熟察，辨明邪正的归属，不要被诡诈的言辞和偏颇的说法所倾夺；这样或许可以上承陛下在艰难时刻求取辅佐的心意，并符合四方仰首而立、翘首期待的心情。所有关于召用李防、李擢等人的命令，伏乞陛下特赐停止罢除，以安定众人的心情。” 司马光又论列杨逴、吕齐的札子说：“臣私下认为，文昌诸郎都是将来担任侍从的候选人；如果平素没有声望，怎么可以冒然居此职位？臣恭敬地看到，新任刑部员外郎杨逴、度支员外郎吕齐，任命下达的那天，士人便有不同意见。杨逴轻浮浅薄、没有操行，凭借妻父徐铎的关系，攀缘结交朱勔和梁师成，把这作为晋身之阶；从选调任职京东提刑司检法时，便冒领赏赐授官。朱勔正当权时，权势显赫，推荐杨逴赐第，于是杨逴便越级升迁。吕齐卑鄙庸劣，平素没有士人的操守；不久前任河南府伊阳县知县时，在任内与宦官康份勾结，倚仗权贵，肆意贪赃污秽，监司、郡守都不敢查究揭发。如今他竟从主管钱粮仓库的冗杂职位，直接升入郎曹，实在令公议不能满意。伏望圣明特赐罢免遣退，使士大夫稍稍知道郎官选任的优等标准，臣不胜庆幸。”

译司马光又论列王子献等人的札子说：“臣近日奉准尚书省札子，专门委托臣查取并【OCR：▯检】京东、京西两路西城所创置的扰民等事，一概全部罢除。原本由西城所征辟任用以及曾经供给、办理害民事务的官员，先行放罢，并列具姓名上奏。臣除了已经一面命令吏部详细开具本路州县官员名单外，臣如今所听闻，两路中最受李彦信任、陈述献上有利办法而创立租税、忍心害民、为国家聚敛怨恨、侥幸冒领赏典、转官除职的人，其中罪行最重的，京东有王子献、吕岯、毛孝立，京西有刘寄、任徽彦、李端愿。王子献任京东转运使时，将梁山泺城田的租税收入归入西城所招募设置的机构。毛孝立、吕岯任属官，遍访州县，从济、兖、郓、濮、兴、仁、广、济等地，使那里骚扰不安；他们胁迫官吏，强行勒索平民，凡有不肯承佃的人，便给他戴上枷锁押送入狱，人人惊惧不安，没有人能够保全性命。蒲草、鱼、荷花、芡实等利益，都按日计算、按月征收，细微琐屑也没有遗漏；于是导致泺水旁边的人无衣无食，强壮的人结集起来成为盗寇，弱小的人则辗转流离，倒毙沟壑。吕岯、毛孝立都突然得到提拔，从文林郎任职不过二三年，便升到朝散大夫、朝请大夫；又从曹官升为通判，从通判升为郡守、监司。毛孝立任济州知州时，母亲去世；他的父亲想只把母亲作为所生之母办理，以图免除解官服丧的规定。不久父亲又去世，于是他向李彦请托，请求御笔，等安葬完毕后便起复任职。毛孝立家乡本在三衢，他害怕往返路途迂回遥远，便不再带着丧柩归乡，只在济州就地营办安葬。近来因防察访查问，弹劾他在国忌日到司录厅使用歌妓音乐，深夜饮宴；作为臣子是不忠，作为儿子是不孝，败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刘寄、任徽彦、李端愿，有的原是白身，有的出身小官，都是被李彦提拔引荐；他们把唐州、邓州、汝州、蔡州四州九县的民间税地据为所谓公田，毫无节制地征敛，使百姓失去生业，流离乞讨的人很多；他们发布文告晓谕各县，催收拖欠的租税，急迫得如同星火。确山县令刘愿，前后用杖刑打死善良百姓一千多人。任徽彦近来因为金人入侵，又被加差为京西运判，于是分别派遣属官四处办理征发；襄城一县，即使并无多少盗寇，也被科派征取至十七万，称作助国钱，并且不再抄录登记于赤历。这几个人，朝廷虽然已经放罢，但罪恶已经累积满盈，公议仍不满意。伏望陛下洞察这些奸凶长久为害百姓，特意作出睿断，重重地按典刑治罪，或者流窜到岭表，以此向两路百姓谢罪，臣不胜庆幸。” 李光又上奏论王子献等人的札子说：“臣近日接到诏令，说防止奸邪贪污、蛀蚀国家、危害百姓的官吏，仍有一些没有流放驱逐，所以朝廷的好恶还没有取得信服，贪赃官吏没有受到惩罚，百姓还没有得到恩泽。臣的职务在台端，仰承圣训，奉命宣谕并使人弹劾；按臣的职责来说，实在是失职。臣自供职以来前后半年，前后论列奸邪贪污官吏已经很多。陛下虽有明察并采纳进言的圣明，却还没有看到坚决施行的结果。臣冒昧再次列举那些已经论奏却尚未施行的人：京东转运使王子献、前淄州知州毛孝立、前东平府通判吕岯、前京西转运使杜徽彦、提举常平李端愿、刘寄。这六个人都像奴仆一样侍奉李彦，竭尽两路的财力物力来供奉李彦；他们借用事权，势力和气焰足以决定百姓的生死。李彦如果没有这六个人，也不能成就他的奸恶，他们的暴虐竟达到如此地步。臣听说这一类人还很多。自陛下初行新政、明察奸邪以来，他们虽然已经削职送吏部，却只是退居乡里，仍带着原来的官衔，佩金章、系紫绶；所在州郡因为他们曾任郡守、监司，往往还派人陪同他们宴饮游乐。他们不再反省自身、考虑罪过，也没有人依照原先下达的指挥到吏部接受差遣。这说明陛下的赏罚号令只施行于小臣，却没有施行于大臣。” 伏望查考臣以前的奏章，再次赐予流放驱逐；仍请求下令吏部，追究前后被送交吏部的臣僚。如果有傲慢懒散、不肯赴吏部的人，就直接注授远地，或者在河北、河东安排应当入仕的现缺差遣，这样或许能使违抗命令、轻慢君上的人知道警戒畏惧，内外都会感到幸运。” 李光又驳缴冯澥的榜文，并在朝堂上上疏说：“臣愚昧暗钝、朴拙无能，陛下刚开始施政时，偶然因人员不足，擢升我置于言路。每次因进见答对，详细听闻圣上的德音，没有一次不是以恢复祖宗法度为言。忠臣义士无不欢欣鼓舞，每天称颂德化取得的成效。臣本月十七日进入台省，恭敬地看见三省送下的一道黄榜。臣僚上言，说王安石是名垂当世的学者，发明重要精微的道理，著成《新经》，天下学者一致尊奉仰望；又说熙宁、元丰年间，内外安定，公私财物充实，法令完备，赋役均平。他们的意思专门是要把王安石的学说说成正确。这是公开肆意地荒诞欺骗，再没有顾忌。只是凭借陛下圣明，不能贸然欺骗陛下。他们既说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天下的大贤，又说二人优劣等第自然有公论。看这些进言者的意思，一定不肯说司马光优于王安石、王安石劣于司马光。司马光和王安石行事的是非、议论的邪正，黑白分明；即使是儿童和差役，只要稍有知识，也没有不知道的。熙宁、元丰年间，韩琦、富弼、欧阳修之流还都健在。王安石厌恶他们议论自己，便都指为因循守旧的人，排斥不用，最终使他们愤懑而死。” 恭敬地想到太祖、太宗创业的艰难，真宗、仁宗守成的不易，祖宗的规划宏大而深远。王安石想要全部废除祖宗法度，便说：‘陛下应当制定法令，而不应当受法令约束。’他想要全部驱逐元老大臣，便说：‘陛下应当教化风俗，而不应当被风俗所化。’蔡京兄弟承袭并发挥他的说法，五十年间，搢绅遭受祸害，百姓受到伤害，毒害流布天下，而祖宗法度、元老大臣被扫荡禁锢，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余地。幸亏依靠宗庙社稷之灵，上皇悔悟，把祖宗不可动摇的基业完整交给陛下。如今进言者又创立所谓熙宁、元丰之说，把王安石称为大贤。臣担心这道黄榜一经颁出，流传到四方，鼓动迷惑民众的听闻；人心一旦丧失，就无法再收回。这不是朝廷的福分。所降下的敕榜，臣不敢签押发布，谨慎抄录上奏。伏候敕旨。”六月十五日，皇帝召翰林学士吴幵到内东门，把御封的侍御史李光札子交给他。在李光札子后面，皇帝批示说：“祖宗的法度，子孙应当遵守。像蔡京首先倡导绍述，改变扰乱旧有章法，以至祸患延续到今天，可以据此写成一道诏书。”

译于是下诏说：“朕以浅薄鄙陋的资质，继承圣明先祖留下的美好基业。想到祖宗开创天下疆土，恩德重叠、教化相承，直到今天的法度条章，虽然随着时势有所增损，但凡是用来惠及天下的，全都以仁义为根本。”施行于百姓之中，深入骨髓，关键在于后人奉行承继，不敢有所改变。近来蔡京怀藏谗言、搜罗邪恶，妄自作为，使国家不得安宁；凡是旧有章程和法典，他都肆意改变扰乱，挟持绍述之说，作为劫持君上的计谋，使朝廷内外骚动，公私都陷入困乏。近年来，上皇深深洞察他的奸邪，亲自御笔处理，铲除弊病，全部加以整治纠正。等到朕继承帝位，早晚恭敬畏惧，希望与公卿大夫共同谋划，考察旧有成法，务必遵循二帝三王之道，以符合列圣的心意，成为万世所依赖的根本。只是还担心邪说和偏邪行为，因听闻习见而变得熟悉，摇动众人的心志，危害国家体制，所以明确宣布这个宗旨，使没有人不信服。有一项触犯这些原则，必定惩罚，必定诛杀。” 李光又论奏胡直孺的札子说：“臣看见最近任命胡直孺为工部尚书，命令下达之日，士人舆论沸腾，没有不疑惑惊骇的。胡直孺一向结交朱勔，他任发运使、待制、平江府知府、户部侍郎，都是依靠朱勔的力量。臣近日论奏朱勔时，也说到东南财用被群小侵吞蛀蚀，胡直孺就是其中一人。他年老却不知羞耻，平素的节操已经丧失，不足以玷污八座之职的选任，却厚着脸皮列于朝班，不主动引退。伏望陛下从内心裁断，重新加以流放黜退，作为士大夫不顾法度禁忌者的警戒。请陛下裁决。” 李光又论奏胡直孺的札子说：“臣近日再次上章论列工部尚书胡直孺的罪恶，已经蒙陛下开明接纳，答应一定施行，但过了好几天，仍不见下令黜退。这一定是大臣认为胡直孺贤能，曲意加以庇护，反而认为臣的进言是妄言，所以不肯施行。大臣以进退人才为职责，所进用的是忠贤之士，国家就享受其利益；所进用的是奸佞之徒，君主就受到他们欺骗。陛下不以臣不肖，让臣得以任职言路；如果大臣用人不当，臣能够加以论列，朝廷又予以施行，那么陛下的威权就树立起来了。如今臣竭力进言，陛下虚心听取，大臣却加以阻挠压制，这就是陛下掌握威福的权柄反而被大臣控制，而臣这点心意又不能就此停止。何况胡直孺奸佞邪恶，天下都知道。他与应安道、卢宗原先后任转运使和发运使，欺骗蒙蔽朝廷一贯如此；把上供的物斛和粮网船全都充作花石供应，号称应奉，使州县府库全部空竭；把起运发出的封桩物资，妄称为均籴，年度计算不足，却仍然进献羡余，因而升职，滥列侍从班，后来又任平江府知府，放纵朱氏的请求，更加肆意搜刮，不再知道有朝廷了。” 胡直孺平素蓄养歌妓，每次都带到朱家的园亭中，与倡优混杂相处，还以食物款待朱勔的子侄；吴地人怨恨愤怒，都把他看作朱家的奴仆。朱勔进入京师后，凶恶气焰更加炽盛，甚至与宰执争夺权力，暗中玩弄国柄，首先引荐胡直孺为户部侍郎，缙绅侧目，没有不惊骇叹息的。自陛下即位以来，明察奸凶，依次流放，党羽都噤声收敛，唯独胡直孺反而受到褒奖擢升，进入八座显职的选任。命令下达之日，士人舆论沸腾，前后臣僚论列此事的不止一人。伏望陛下从内心裁断，赶快赐予流放黜退，作为众多士人的警戒。如果臣所奏不实、欺骗圣听，也请陛下解除臣的言官职务，重新按典法治罪。臣与胡直孺按道理不能同时存在，臣正激切地等待命令。” 李光又论奏燕瑛、胡直孺的札子说：“臣看见燕瑛、胡直孺二人以奸佞相互助成，依附坏人；正当权贵宠幸掌权时，他们肆意违法，盗用官钱如同自己的东西，刻剥百姓，比豺狼虎豹还厉害。前后臣僚上疏列举他们的罪恶，不止一次。燕瑛此前任广南市舶，专门用财货贿赂结交近幸之人，被称为‘香燕’；等到任开封尹，专门任用奸猾胥吏，政事错乱，京城之下盗寇横行。他被剥夺职务居住外地，还不到一个月，便千方百计经营活动，从散官直接升为户部尚书。胡直孺任两浙漕臣时，假托应奉，耗尽府库，丑恶行迹朝廷内外都知道；任平江府知府时，谄媚侍奉朱勔，每天三次登门，朱勔想做的事，没有求而不得的。他家中蓄养歌妓，专门用来献媚取悦，以图谋升迁任用，为名教所鄙弃，清议所不容。陛下明察奸邪，急忙商议诛杀流放，却让二人都带着龙图阁直学士的名衔，名义上说是罢免斥退，实际上却是升迁。自祖宗以来，不是有名望德行、为士类推重的人，很难得到这种待遇。如今正是陛下刚登大位、慎重名器、爱惜百姓生命的时候。假如让这类人位列显职、担任郡守，臣担心四方有志守义的人不会以圣朝的爵禄为荣耀，人人离心离德，耻于与他们并列，这恐怕不是朝廷的福分。” 臣同燕瑛、胡直孺其实素不相识，所以诚恳不止地进言，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慨然想要治理国家，却在赏罚、功罪、轻重方面处理失当，不能使人心满意信，反而拖累圣明的治理。伏望陛下奋发刚断，大力彰明黜退升迁，把这两人削夺官职、投置闲散之地，或许能够符合公论。臣实在愤懑激切至极。” 李光又论奏燕瑛、胡直孺的札子说：“臣私下认为，监司、郡守号称是接近百姓的官员，他们的势力和气焰足以决定百姓的生死。近来奸邪宠幸之人掌权，奢侈淫逸没有限度，竭尽百姓的财力，也不足以满足他们深不见底的欲望。于是他们分派亲戚之人，忍心残害百姓，敢于贪赃违法的人遍布州县；他们凭借关系和权势，上下互相庇护，越是剥削百姓，就越能获得赏赐。像应安道、徐铸一类人，大多已经死亡，如今还在任的、罪迹显露的，没有比燕瑛、胡直孺二人更严重的了。他们都是从郡守、监司的位置上凭贪污获得升进，臣多次详细弹劾，担心陛下委婉地开解接纳他们，所以臣也委婉地替陛下说明。如果因为朝廷多事之际，认为他们有才干，也应当把他们安置在三边掌管财粮的职位，不应当让他们任宫观职，优待地安排在便利的州郡。臣的这些话如果显得畏缩软弱，如今他们反而得到辅郡的职位、声望更加显赫，就会阻挠天下最公正的议论，成全奸佞之人倚仗宠幸的私心。成命已经颁布，舆论沸腾，这一定是大臣暗中为他们铺路。二人平日只能用奇货厚贿交结权贵宠幸，以精美酒食、歌妓来取悦要人；本人虽离开京城，却各自把子弟留在京师，每天登大臣之门，当众交头接耳，设法经营求取，无所不为，罪恶深重而不悔改，再没有顾忌。”

译伏望陛下奋发威断，直接批示交付三省，剥夺他们的职名，重新加以流放诛杀，以解除四方人的疑惑，臣将万分庆幸。”钦宗命令李纲担任河北、河东宣抚使，援救太原。李纲说：“吴元济凭蔡州一小块地方抗拒唐王朝，他与金人的强弱本来不能相比，而臣也远远比不上裴度万分之一。然而，外来的寇患可以扫除，朝廷中的小人蛀蚀危害却难以除去；只要朝廷得到整顿，君子之道能够增长，那么抵御外患的事情就没有什么难处。”于是李纲把裴度论说元稹、魏洪简的章疏中的重要语句抄写进献，皇帝下优厚的诏书答复他。晁说之上书陈述说：“臣听说唐尧、虞舜的时代，难道有蛮夷扰乱中原的事情吗？既然如此，却因为蛮夷扰乱中原而命令皋陶担任士官，为什么呢？”回答说：“这种事情有没有发生，典籍制度早已记载，谁能诘问呢？大概有蛮夷扰乱中原，并不妨碍唐尧、虞舜达到至治；有时在天下无事之时设置官职，作为天下万世的警戒，这正是称赞唐尧、虞舜圣明的原因。”即便如此，又说“寇贼奸宄”，为什么呢？回答说：“天下的治乱，必须追究它的根源。蛮夷扰乱中原，实际是由寇贼奸宄造成的。因此，古代天下祸乱的先机，以及存亡之间细微的转折、犹豫与决断，能够在一朝之间决定百世存亡的事情，全都是从内部产生，再输送给外部的。项羽的勇武、范增的智慧，不能在座席上擒住沛公，是因为项伯舞剑，以身保护沛公。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相持，如同两虎对额怒吼，究竟谁勇谁怯还难以判断；但曹操最终击败袁绍、坑杀其部众八万人，是因为袁绍的将领高览、张洽等率众来降，曹操得知袁绍的虚实，才能奋力出击。苻坚凭借百战百胜的威势，拥有百倍于东晋的军队，又有姚苌、慕容垂为将，把晋君看得如同漂浮的枯草、孤飞的野鸭；可是军队还没有渡过肥水的一半，便被谢石五千军队击溃，秦帝仅仅自身逃脱，是因为姚苌、慕容垂心怀亡国之祸，他们的尚书朱序投降东晋，并为东晋谋划说：‘大军尚未聚集时攻击他们，是容易的。’” 北魏的叛臣侯景，带着狐兔犬狼般的乌合之众，哪里足以抵挡梁朝江海般富庶的国力？太平日久，侯景却在一天之内进入石头城，占据金陵，如同演戏一般，是梁临贺王萧正德引导侯景所致，而丞相朱异又早已同侯景交通。唐代宗朝，虽然有郭子仪在朝，吐蕃、回纥却连年进入长安、践踏京畿；这是因为内有李辅国、程元振两个宦官目无君上，外有仆固怀恩作为吐蕃寇敌的盟主。唐昭宗时，李克用、朱全忠相互吞噬，不亚于袁绍、曹操，而唐王室的危急比官渡之战更严重，不知道这两个祸害谁会先得到唐室呢？一旦朱全忠先灭唐建立梁朝，唐朝宰相崔胤暗中就是辅佐朱全忠建立梁朝的人。唉！蛮夷扰乱中原，寇贼奸宄，实际上都是同一机杼上迅速织成的祸患。如今河东、河北的人，十多年来分辨不出蕃汉军队，都说‘这是童家军队’；分辨不出蕃汉的旌旗、铠甲、战马，都说‘这是童家的旌旗、铠甲、战马’；至于钱谷货币，也不知道是朝廷所有，都说‘这是童家的钱谷货币’。所以金人有一天大军进入河北，分兵进入河东，远处石岭关不能作为坚固屏障，近处黄河不能作为险阻，他们谈笑之间抵达京师城下。正因为官吏疲弱、百姓愚昧，把金人的兵甲旌旗长期当作华夏与戎狄都无法分辨的东西，距离他们不开城门、清扫道路迎接金人，又能有多远呢？” 金人在京师城下露出得意之色，放肆地说：‘是童王招我们来的。’听到的人都为此感到冤愤。宦官方平既然已经在黄河桥上迎接金人，又想打开京师城门接纳金人，难道不是更加可怕吗？京师百姓于是上想到社稷宗庙的危难，下想到父母子孙将遭受的惨祸，无法抑制愤怒，未经约定便一同起事，在道路上大声呼喊，从马上抓下几十名宦官和宦官童仆，将他们撕碎；由此人情民意就清楚可见了。上天或许本来要让宦官童贯等人在司寇负责的藁街刑场受诛，不让他们死在市民手中和执事者手里，这件事难道可以忽视吗？又或者有人不敢违背舆论，却私下怀念群阉的悲惨遭遇，于是借市民之事，指责辱骂宰相，说这是为了迎合、抬高欢愤之情，为什么这样不知区别呢？东魏征西将军张琏的儿子张仲瑀请求削减武人的品秩，羽林军一千多人便杀死张琏父子，当时惨烈异常；怀朔镇使高欢在洛阳看见此事，回去后倾尽家产结交宾客，得到司马子如、孙腾、侯景等人，发泄他幸灾乐祸的心思，难道能同今日相比吗？北魏羽林军一千人本来混杂着羌、浑等卑劣之人，不过是为报复张琏一身的事情罢了。如今京师数以万计的普通百姓，世世代代承受皇家安养培育的恩德，共同想到敌军没有名义，却有一天像蚂蚁聚集一样来到坚城之下，天子将不能享有一天的尊严，京师将不能保持一天的宏大；深究祸乱的根源，实在在于群阉。因此，市民出于共同的公愤将他们杀死，只是借以宣泄对方的私仇，二者相差万里。” 那高欢是异族人，早就因为胡太后临朝听政而淫乱，元叉、刘胜之流受到宠信任用，骄横放肆，毒害流布全国，魏室将要灭亡。高欢本来就有这种心思，于是借着[疑字]事而发难。国家历代圣君相承，德泽光明，四海清平；陛下遵守制度，居于青宫十年。如今传承国祚的日子，皇天正是借此强敌来使人警惧、增加德行，岂能把魏国与齐国的妖乱相提并论呢？至于宰相被京城人指责、辱骂，过去也曾有过。唐宪宗是明君，宰相皇甫镈当政时，殿廷上的官员彼此惊骇，街巷市肆中的人彼此大声呼喊。裴度顺应众情上疏说：‘忽然把一个微贱之人置于重要职位，远近都传闻此事，与京城的情形没有不同。’裴度的话确实可信，并非诬妄。却没有听说当时责问那些惊骇的人是什么，也没有听说惩罚那些讥笑呼喊的人是什么。百姓难道不会认为这是国家的耻辱吗？只应当从君上自身整治，而不应因此对下面的人一概发怒。有人不拿皇甫镈作例子，却拿高欢来说，以此玷污圣明时代，为什么呢？谁知道天地阴阳的消长，会表现在君子和小人的进退上呢？君子和小人交替进退，又各自随同同类而来，不可能片刻之间同时并列。他们所表现为宫嫔、财赂、宦官、兵革、盗贼、蛮貊的现象，都是阴气，是小人同类相从而进用的结果。

译如果朝廷治理有道，杜绝女宠干政，减损宦官势力，不把财赂据为私有，不玩弄兵革，盗贼不起，蛮貊宾服，这些都是阳气，是君子同类相从而进用的结果。只要朝廷中小人势盛，边境的蛮貊就会势盛；朝廷中一个小人也没有，边境上也就不会有一个蛮貊，轻重高低丝毫不会失真。小人势盛而盗取高官显爵，蛮貊也会势盛而侵犯疆界；小人炽盛而僭越公卿之位，蛮貊也会更加猖獗而危害王侯。小人一旦退去，蛮貊也会退去，不必劳烦动用刀兵、战鼓和军队。一旦小人与君子混杂进用，蛮貊与华夏也会杂处；小人没有完全退去，蛮貊也不会完全退去。今天的事情，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许翰上奏说：‘臣近来论述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以及执政王孝迪等人离开职位后仍不出都城，这是不合祖宗法令的。时中、孝迪已经奉诏赴任藩镇，邦彦却还没有离去。臣私下推测，陛下只是因为邦彦前些日子曾经说过节制损耗的一句好话，所以没有立即遣送他。臣如果不替陛下把话全部说清，陛下就无法知道事情的始末。考察邦彦的内心，虽然没有深刻的阻隔，但他资质浮薄，学术浅陋。当初他依附梁师成、王黼而担任执政，后来蔡攸推荐他做了宰相。童贯、蔡攸出行时，亲眼见到河朔百姓流离、局势将乱，幕府宾客多劝蔡攸、童贯向上皇进言节制损耗；而蔡攸、童贯等人自己知道富贵已经到达极点，只是缺少百姓的称誉，所以他们回到朝廷后，便借宾客的话，时常从容地向太上皇讲说此事，持续了很久。太上皇感慨地想要使时局发生大变，而邦彦恰好担任宰相，于是便与蔡攸、童贯合力行动。然而邦彦的才干不足以果断决策，忠诚坚定又不足以持守，所以只是纷纷扰扰，最终没有任何补益。若论邦彦的用心，也不过如此；但若数说他的罪过，就多得不可胜数，足以诛杀。为什么呢？当初攻取燕山时，邦彦身为执政，坐视祸变，却没有说一句话。去年又重新发动云中战役，使人更加寒心。’ 邦彦身为宰相，迎合私意，诡诈随从，又不加以匡救纠正。邦彦如果在这种时候不知道局势必然混乱，这是没有见识；知道却不进言，为了维持交情、保住俸禄，这是不忠。没有一件事是可取的。到了仓促危急之际，胡人的骑兵渡过黄河，邦彦只谋求逃身，不赶紧召集军队保卫城池，终于防备失误，几乎危及国家。过去汉朝强盛时，遇到水灾、旱灾、日食、月食，都以天灾为由策免丞相。如今邦彦执政六年，国内皇位内禅，四方在外骚动，宫闱流离，宗庙震惊，京畿破败，百姓遭到屠杀，这难道只是水旱之灾、日月薄蚀的变故吗？按照古代法义，君主受辱，臣下应当以死相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陛下仁慈圣明，幸而赦免他不杀，按理应让他依礼自行谋求进退；可是他竟又沿用蔡京、王黼的旧例，身为宫使，留居都城，礼遇等同于现任执政，沉溺宠幸、蒙昧逐利，毫无大臣的体统。大臣罢政后仍留在都城，必定是因为此人有时还可以咨询，能够补益国家。臣考察邦彦在道君皇帝安平之时辅佐道君，没有看到他有忠诚益处；在陛下艰难之际辅佐陛下，也没有听到他有什么谋略。这样留恋徘徊，究竟还有什么用呢？况且邦彦一向专擅朝政，掌握官员的升降进退，所以如今朝廷中的一些大臣还在观望，怀疑他将被重新起用，没有人敢公开说话。希望陛下把邦彦驱逐出都城，使士大夫不再各自观望、结党聚群，一心以公义为先，为朝廷效力，那么法义就会彰明。这样在君上方面可以使法义昭著，在舆论和众人方面也可以得到安慰、解除疑虑。陛下给予邦彦的恩宠已经很厚了。起居郎胡安国缴驳王安中随州安置、晁说之和许景衡落职提举宫观的词头，上疏说：‘根据中书省刑房送来的词头一道，朝议大夫王安中可以责授单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中书舍人晁说之、许景衡可以落职，提举宫观。命令臣撰写词命，臣谨按：王安中前些时候从尚书左丞任上建节，出任燕山府知府，朝廷委任他的意思很重。即使说他没有才能办理边事，至于敌军势力的强弱、敌情的真伪，以及沿边军粮的缺乏、粮饷运输的艰难、百姓的残破、军队的失律，这些都是众人共同知道的情况，本来就应当分条列举实情，逐项奏报，使朝廷清楚看见利害，审慎决定取舍，及早制定防御策略。然而安中畏惧躲避童贯，专门致力于隐瞒遮掩，始终不直率地说明情况，屡次奏报祥瑞，虚妄欺骗、谄媚[疑字]，以此巩固宠幸俸禄，养成边患。一旦敌骑长驱直入，燕山、蓟州失陷，深入京畿，国家几乎危亡。推究事情的根本和他的罪责，他与蔡攸等人相同。如今臣僚纷纷论列，认为施行法令还不彻底，请求把他斥逐到远方，稍作对误国者的警戒。现在虽然责授散官，却又安置在汉东近地，臣私下恐怕公论不会认为恰当。’ 何况如今太原被围，军队驻扎尚未解围，强敌压境，北方严加戒备，飞运粮草，郡县骚动。如果不依靠赏罚的公正来使舆论满足，又凭什么击退敌国呢？伏望陛下特别依照臣僚的请求，把他斥逐到远方，以纠正他蒙蔽欺骗君主的罪行。又考察中书舍人晁说之、许景衡被责降的原始文书，是为了看大臣升降而决定自己的进退，怀藏奸心、徇私情，失去了事奉君主的道义。只是如今还没有看到晁说之等人究竟陈奏了什么，至今也不知道各人决定进退的情况以及怀奸徇私的踪迹，难以撰写词命。想请陛下查验晁说之等人最初陈请的事情缘由，下交本省，以便依据真实情况核实调查，并载入诏令词命，作为臣子的戒鉴。上述词头，臣不敢起草。’ 安国又缴驳内侍王仍等人的录黄，上疏说：‘臣看到臣僚上言，内侍王仍、张见道、邓文诰擅自怀藏诡诈计谋，企图离间两宫，妄自传播边防动静，辗转互相煽动，想借此实现他们的奸恶意图。对此如果不除掉，后来必定留下祸患。然而陛下还不想施行惩处，只命令察觉防范。臣愚昧地认为，企图离间两宫，罪行就不可赦免；想借此实现奸恶意图，恶人就不应留下。伏望陛下深入察看众人的奏言，及时裁决处置，讨伐罪人、铲除邪恶，决不可迟疑。将这三人依照臣僚所论，编管安置到远方，用以保全两宫慈爱孝顺的情义，这是臣最大的愿望。上述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

译高宗即位，马伸上疏说：‘陛下任用黄潜善、汪伯彦为辅相，对他们委任而不再怀疑。然而自从他们入相以来，处理事情从未恰当，众人的情绪因此导致女真日益强盛，盗贼日益猖獗，国家根本日益窘迫，皇权威势日益削弱。况且三镇还没有归服，汴京正处于危急之中，前些日子却仓促下达回到都城的诏令，直到现在车驾仍不能顺利启程，诏命如此不谨慎。草野士人应对策问不合格式，罚考官罚金也就可以了；可是一天之内罢黜三名中书舍人，竟取用沈晦、孙觌、黄哲等群小掌管诰命，他们升降如此不公。吴给、张訔因进言论事被驱逐，邵成章因为上言而被远窜，他们堵塞言路如此。祖宗旧制，谏官、御史有空缺时，由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列名推荐，三省不敢干预，其中有深远的防范。近来拟任台谏，多选取亲近旧交，不过是想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助力，他们破坏法制、恣意妄为如此。张慤、宗泽、许景衡公正忠诚而有才干，都可以担负重任，潜善、伯彦却嫉妒他们，压制排斥到死，他们妨碍功业、伤害贤能如此。有人责问他们为何不救火救溺，他们就说难以开口，其实是说陛下限制了他们，不能施行。有人问陈东之死，他们却说不知道，其实是说事情由陛下造成；有过错就归于君主，有好处就归于自己，他们竟然如此。’ 吕源狂妄横暴，陛下将他驱逐，不到几个月却由郡守升任发运使，他强横专断到了这种地步。御营使虽然掌管兵权，凡是车驾所在之地的各军都由他统辖，潜善、伯彦却另外设置一千名亲兵，给他们的粮饷和居处都优于普通士兵，他们这样竭力收买军心。广泛施加私恩，于是大量恢复祠官的空缺；同恶相济，又竭力庇护王安中的罪行。考察他们所做的一切，难道不是辜负了陛下倚重任用的厚意吗？陛下隐忍不肯斥逐他们，使遗民陷于涂炭，已经让人彻底绝望了，两位圣人何时才能回来呢？臣每想到这些，还不如没有活着。岁月如流水，时局几经变化，失望之下赶快罢免潜善、伯彦的政权，另行选用贤能，共同谋划国家大事。’奏疏呈入后留在宫中，不下发。第二天改任卫尉少卿，马伸因为论事未被采纳，辞谢而不接受任命。建炎元年，尚书右仆射李纲上言说：‘臣听说节操义行，是天下最大的纲纪；僭越叛逆，是臣子的极大罪恶。《春秋》的义理认为，人臣不得图谋取代君位，一旦图谋就一定诛杀。何况有人以僭越窃取的名号占据帝位，成为天下共同愤怒的对象呢？臣谨按：张邦昌受到道君朝廷的知遇，长期参与机密政务；靖康之际，被提升为宰司之首，凭借宰相重臣的身份。他奉命出使敌营，起初没有忠于道义、以国家为重的意图，只谋求谄媚敌人、保全自身。离开中原一年多，跟随敌军骑兵一同回来。正当两位圣人播迁之时，他没有一句营救的忠言，反而倚仗金人，盗据神器。国家破亡，他把这当作自己的利益；君主受辱，他却把掠取帝位当作荣耀。他私自占有皇帝车驾，安居宫禁，下达伪诏来施行僭越的命令，面向南方接受伪臣朝拜。改换国姓、建立伪国，达四十多天。等到金人已经退兵，才下赦令来收买恩德。考察他在四日内所写的手书，仍然援引周朝的旧事。而陛下在外统领军队，成为天道人心共同归附的对象，勤王军队从四面八方云集。张邦昌这才退回原来的班次，派遣使者迎接奉还。如今他竟冒居王爵，享受极其隆重的褒崇，却没有听说他叩头自拘，反而安然自得，以为自己得计。人违犯纲纪，竟到了这种地步。’ 如果竟然使他逃脱诛杀，凭什么建立国家？有人说陛下继承登上帝位，是张邦昌谦让退位的谋划，因此应当把罪行说成功劳，臣实在不能理解。英宗的曾孙、神宗的孙子、道君皇帝的儿子、渊圣皇帝的弟弟，只有陛下一人而已。上天保佑我大宋，必定会有君主。主持宋朝祭祀的，除了陛下还能是谁？四海臣民共同欣喜拥戴，张邦昌有什么力量呢？如今他的党羽仍分布在朝廷官列之中，秋高马肥，敌军骑兵猖獗，他们借助张邦昌党羽的势力，陛下将无法控制他们。臣半夜思考此事，不禁不寒而栗。伏望陛下以英明果断裁决，明察他的罪恶，特意依法处以典刑，在市朝公开处死，以安慰四方忠臣义士之心，并给万世乱臣贼子留下戒惧。天下幸甚。’ 建炎三年，因为久雨而且寒冷，朝廷召郎官以上赴都堂分条陈述时政得失，询问可以收拢人心、招来和气、消弭天变的办法。吕颐浩上奏此事，命令他们用封缄方式秘密奏闻。赵元镇上奏说：‘臣听说阴阳运行、盛衰变化的规律，表现在雨晴、寒暑超过正常节度的问题上，《春秋》《洪范》中有记载，汉代诸儒的论述也十分详尽。臣不再推求考证，以免劳烦圣上阅览。臣私下认为，久雨多寒是阴气造成的灾异，其应验就是兵祸不能平息，民心离散，小人的势力增长。臣曾经探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冒昧献给陛下。臣恭敬地想，祖宗拥有天下，是经历五代兵火之后，在险阻艰难中建立起来的；这些事情他们都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所以所建立的制度足以垂范万世。圣君继承圣君，到仁宗在位四十多年，号称治理达到极盛；子孙只要守住而不失去，还能再增加什么呢？不幸厄运聚集，国家遭遇灾难，于是有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掌权，以一己私意违背朝廷内外的意愿，巧言粉饰，任意纷更，使祖宗法度几乎扫地。于是天下开始多事，百姓也困苦了。他假借开拓国土的谋略，制造边境祸患；推行理财政策，困竭百姓财力。’ 他设置虚无的学说，败坏人才；奖用小人，压抑君子，堵塞言路，喜欢奸佞[疑字]，煽动形成刻薄轻浮的风气，国家日益走向混乱。幸赖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深深看清它的危害，一开始便借改元之机，明确显示改革的意旨。她所施行的是仁宗的法度，所任用的是仁宗时的人才，涵养治理十年，民间疾苦稍有好转。为什么太平之日少、乱世之日多呢？又有蔡京在崇宁初年崛起，窃取尧舜孝悌的说法，假托绍述熙宁、元丰的名义，竭尽全力、一心一意效法安石，把安石的政令铺陈发展、蔓延滋长，浩大无边，直到不可限制、不可穷尽才停止。战争接连、祸患相结，四方夷狄交相入侵，两位圣人北迁，朝廷南渡，这是安石开拓国土的谋略和蔡京承袭它而造成的轻启兵端之祸。繁琐文法、严酷官吏，上下互相约束，鞭打催逼，农田荒废、农民失业，这是安石的理财政策和蔡京承袭它而造成的横征重敛之祸。侥幸冒进、越级升迁，依附逢迎以求取容，当官时怀有营私之心，临难时却没有守节的道义，这又是安石败坏人才的弊病和蔡京承袭它而造成的招进贤能[疑字]之祸。轻启兵端而兵祸不能平息，横征重敛而民心离散，至于招进贤能的弊病，则养成软弱圆熟、柔媚奸佞的姿态，不再有礼义廉耻的节操，士风凋敝，君子的道路消亡了。

译所以今天的一切祸患，起始于安石，完成于蔡京；至于其余的童贯、王黼之流，又哪里值得一提呢？如今童贯、王黼已经被诛杀，而安石还没有被贬斥，仍得以配享宗庙；蔡京还没有被灭族，他的子孙却安坐饱食。臣认为，时政的缺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样还想收拢人心、招来和气，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在陛下播迁流离之中，上天显示阴气灾异来警告。上天的警醒告诫，不只是反复谆谆地劝说，希望陛下知道祸患的根源，痛加惩治并迅速革除。臣看到近来颁下的赦文，遵用嘉祐年间的敕令，周济抚恤党臣的家属。这将是要以元祐为法，并且有意恢复仁宗时代的治理了。唉！无所依靠、憔悴困苦的百姓，难道从此也会逐渐得到一点安定吗？然而德意还没有广泛施行，天灾还没有消除，是因为政令还没有归于一致，风俗仍然分裂于许多歧途。谈论诗书、陈说治乱的人，不是信奉安石之学，就是蔡京一党。遗留下来的祸患和流毒逐渐浸染人间，牢固得不可破，比胶漆还难以分离。只是使陛下焦心劳神，孜孜不倦地访求意见，即使每天颁下求言诏书，这究竟能有什么补益呢？风俗难以改变，是自古以来的忧患；只有陛下明察听取的意见，果断决定取舍。若中外臣僚因事奏请，其中有涉及安石、蔡京遗留意旨的，都是不利于国家社稷的人，希望明确依法处刑，公布告知天下，使四方万里以外都知道陛下用心所在和施政方向，或许风俗可以逐渐改变。这种风气改变之后，才可以谈论治理国家。其他琐碎事情，不值得向陛下陈述。建炎年间，御史中丞许景衡请求罢黜张公庠，写劄子说：‘臣访闻，福州通判张公庠在任时贪污违法，自知公论不能容忍，便煽动军情，把怨恨归咎于监司和帅臣。监司、帅臣每天都不得安心，而提点刑狱司已经具文弹劾上奏，只是还没有听说朝廷施行。查考福州去年发生兵变，拘捕并杀害帅臣柳廷俊，朝廷失于追究治理，如今余党仍然存在；张公庠身为副职，不能安抚整治，反而为了自己的私利煽惑各军。臣私下担心祸变就在早晚之间。去年已经有前车之鉴，而近来建州军队的党徒仍未擒获，不可不加以警戒。对于张公庠，希望圣上慈悲，查验福建提刑司的奏劾，迅速赐令罢黜施行，以解除一方的危急。仍请求下令本路，发牒给邻州审讯治罪，明确依法处理。’ 景衡任尚书右丞时，又论奏请求停止施行王安中放令逐便的命令，写劄子说：‘臣看到近来下达的指挥，将安置在象州的王安中放令其自行选择居处。臣僚多次上章论列安中的罪状，如果让他自行选择居处，公论不会认为妥当，至今还没有施行。臣谨按：安中过去统帅燕山，亲眼见到郭药师的跋扈、常胜军的耗费以及金人的侵侮，对于敌人邀约索取之事，竟没有一件上奏朝廷，请求采取措施防守御敌；他为了保住宠幸、害怕祸患，让左右之人百般弥缝，只求苟延岁月。所以议论者都说，因燕山战役而造成中原祸患，是童贯等人首先倡议，而安中实际促成的。童贯等已经依法处刑，安中只被流窜到偏远之地，已经是宽大恩典。如今如果援引赦令的例子使他得以自行选择居处，那么在应当用武力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惩罚守边官吏了。有人认为这是宽大无边的恩典，罪垢都应洗清，安中从前担任执政，难道唯独不能享受恩赦吗？这完全不对。赦书明白记载蔡京、童贯、梁师成误国的罪行，即使他们的子孙也不得列入收叙的范围，谁说安中的罪与他们相同，却能立即获得自便的待遇呢？伏望陛下英明，查验臣僚的章疏，特出圣断，关于放令逐便的指挥，请一概停止施行。’ 景衡又请求罢免詹度，不让他赴行在，写劄子说：‘臣看到昨天所下的指挥，前资政殿学士詹度被遣来赴行在，中外听闻此事，没有不惊骇愕然的。臣谨按：詹度从做小官时起，就结交皇帝身边的近臣，凭借钻营和侥幸，逐渐升入显要仕途；借着应奉、进献皇上的名义，暗中攫取财物以充实自己，种种违法之事，士人百姓大多都能说出来。前些时候他依附奸邪首领，挑起边境事端，先统帅定武军，不久又改任燕山帅臣；正当新边刚刚建立之时，他残虐燕地百姓，搜求宝玉、织物、绢帛，用来作为贿赂礼物，车载肩挑，络绎于道路。后来新军横暴，耗费无法计算，番将跋扈，已经有了异心，而詹度安然自若，像没有听见、看见一样。帅府是朝廷的重要寄托，任用的人却如此，怎么能不发生祸患呢？不久金人入侵，郭药师叛变，中原动乱，百姓遭受涂炭，都是詹度之流造成的。说起这些，令人不禁流泪。虽然首恶已经被诛杀，而詹度之流只被流放驱逐，长久去面对魑魅，已经是宽大恩典。如今如果让他入朝觐见行在，稍稍加以任用，那么四方听到传闻，谁不会愤怒叹息？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之初政治清明，赏罚、升降任免，本来是想对上保全国家体统，对下符合民众心意，以成就中兴事业。’ 如今詹度是什么人，为什么偏偏召他回来？这岂不是又打开邪曲枉法之门，助长奸佞之人的希望吗？伏望陛下端正内心、真诚用意，斥逐远离奸邪欺诈之人，向天下显示自己的爱憎，请从詹度开始。如此，海内之人没有不欣然称颂圣德的。关于詹度赴行在的指挥，伏乞陛下特别下令停止。绍兴元年，大宗丞常同请求出任郡守，获授柳州。绍兴三年，朝廷召他回来，他首先论述朋党之祸：自从元丰新法施行以来，开始分立党与党，邪正相互攻击，已经五十多年。章惇在绍圣初年倡导此事，蔡京在崇宁以后附和。元祐年间的臣僚被流放、贬谪、处死，上下互相蒙蔽遮掩，养成了敌国入侵的祸患。如今国家处境艰难，而结交朋党、背弃正道、结成死党的势力仍然安然自若。恩惠归于私门，不知道朝廷的尊严；报复私人怨恨，哪里还顾及公论？臣认为要破除朋党，首先要明辨是非，先分清邪正，这样公道就会彰显，奸邪就会止息。皇上说：‘朋党也很难破除。’常同回答：‘朋党的结成，大概是因为邪正不分。只要考察他们言行的实际，察看他们结党依附的私心，邪正就会分明，朋党也就会破除。’皇上说：‘君子、小人都有党。’常同又回答：‘君子的党，齐心协力来救济国家；小人的党，挟持私情来损害公事。结党这一点相同，但结党的原因和目的不同。比如元祐臣僚中，有的人遭受诬陷诽谤，被流放、杀戮、流离、死亡，后来祸乱才形成。如今朝廷中的士人还说，元祐的政令不可施行，元祐臣僚的子孙不可任用。’皇上说：‘我听说有这种议论。’ 常同回答：‘在祸乱尚未形成时，元祐臣僚本来不能为自己辩明。如今可以说是非已经确定了，却还如此。大概今天的士大夫，希望陛下始终主持公道，扶助善类，不要被小人迷惑。’

译高宗时，中书舍人胡寅论奏朱胜非，上疏说：‘臣看到已故宰相朱胜非，服丧期满后被授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臣的父亲任给事中时，曾经论列过胜非；当时臣恰好任职于中书省，不敢起草施行，相关情况已经另行奏报。臣谨按：朱胜非与张邦昌都是邓洵武的女婿，都是王黼的门客，也是苗傅、刘正彦的暗中同党。他们在做小官时，文章学问、品行政绩都被人传为笑谈。宣和年间，仕途混浊，他们仍然受到庸碌浅陋的讥笑。当时的宰相支持他，虽然竭力提携，尚且不能使他顺利升迁。他出任南京副总管时，正遇敌兵从内部进攻；从此以后，胜非的志操和才能如何，就显露出来了。臣想不说，恐怕辜负陛下；想详细说，又害怕烦扰圣听。请略说如下：南京人胡直孺为勤王而被敌军俘虏，胜非任副总管时，正遇张邦昌僭越称帝，张邦昌派遣快行亲事官到他母亲家中；淮南发运使向子諲把使者拘留送入狱中，查验他的文书，发现要经由南京，胜非却给了丰厚的批示和请牒，资助他成行。子諲怀疑胜非与邦昌私下交结，为其羽翼，于是急忙檄告胜非勤王，并且说：‘不能玷污张巡、许远守护的地方。’ 当时天下都知道陛下担任大元帅，两位皇帝北去，主持宋朝祭祀的除了陛下还能是谁？胜非身在南京，离元帅府不远，却对邦昌采取这样的态度。如果说当时胜非心中不在邦昌而在陛下，臣不相信。后来他又谄媚侍奉黄潜善，得以参与政事。戊申年冬天，敌军骑兵已经攻破澶州、濮州，侵犯大名，掠夺齐州、郓州，迅速向南进逼；胜非不顾国家形势将要危急，反而安享宠禄，对上竟没有一句话触动皇帝的听闻，宁可导致局势狼狈，也怕触犯潜善。如果说当时胜非心里不怕潜善而怕陛下，臣不相信。苗傅、刘正彦发动叛乱，作为大臣，应当严正立于朝廷，置生死于度外；这正如宋督害怕孔父，刘安害怕汲黯，曹操害怕孔融一样。胜非却在其中依从周旋，公然援引唐襄王、晋太后的旧事；他的用意是，苗傅、刘正彦事成，自己就可以取得辅佐新君的功劳，事不成，自己又可以托言是在调和防范，那么无论事情往哪里发展，他都不会失算。如果说当时胜非心中没有两面打算，而是专一忠于陛下，臣不相信。等到陛下恢复正统、彰明典刑，处置当时的宰执，胜非与颜岐、张[疑字]一同声罪致讨，相关内容载入亲自颁发的诏书，说他还不如欧阳修所称的那个断臂妇人，天下传诵此事，认为舜诛杀四凶也不过如此。替胜非打算，他还有什么脸面立于人世间呢？没过多久，他又受到洗刷遮掩，被授予宣抚之权，在江州设置官署。胜非曾任宰臣，按道义应当当天接受命令，赶赴治所；可是他却迟疑退缩、躲藏不出，假装辞让，坐视李成、马进的毒害蔓延到数郡。江州失陷后，他立即请求迁移治所，只想苟且偷安，没有打算讨伐贼人。忠诚守义、以身殉国的人，难道会像这样吗？等到吕颐浩以都督身份回朝，斥逐异己，认为胜非庸碌错误、容易控制，便竭力援引，再次让他进入宰相之位。上天震怒，星象显示变异，胜非却安然自若并不害怕，以调和防范自处，对外表现得谄媚柔顺，对事情却没有任何决断；实际上则奸邪险恶，私人的事情全都办妥。只有陛下稍微宽赦臣喋喋不休的罪过，让臣陈述梗概；若有欺骗，臣当万死。李纲与胜非本来没有仇怨，只因为李纲任宰相时，曾经执行过伪命，遣送相关臣僚，又受到黄潜善的中伤。张邦昌之死，是潜善所办，潜善却把这件事嫁祸给李纲。胜非昏暗糊涂，只知道怨恨李纲。等到他再次入相，首先暗示台谏官论奏李纲过去的罪恶。当时李纲任湖广四路宣抚，治理的功绩正显著，并没有过失，胜非却不顾国家事务，因私怨而罢免了他。向子諲才气卓异、忠义为人所推许，只因为南京那件事，胜非对他恨之入骨，常对人说：‘李纲、向子諲都是凶人，不杀掉就不能安定。’他的心地如此险恶狠毒。自从胜非再次任相，子諲深深害怕遭到他的暗中杀害，当天便称病辞官离去。吕颐浩因为胜非而斥逐贤才，为他打开了入相之路，胜非随即任用黄唐传掌管琐闼，任用黄龟年主管制诰，任用刘棐为谏官，任用王详为左史，提拔援引亲党，虞澐、陈桷等人分别占据要津。这些人都很平庸，不为当时舆论所认可。于是他利用刘棐、黄龟年的章疏，说秦桧大肆培植朋党，有‘龙战于野’的征象。考察他们章疏中所说的事实，也不过是因为任命杨愿为枢密院计议官、王钺为提举茶盐、宋防为提举坑冶而已。拿胜非的所作所为与秦桧相比，他所谓的‘龙战’岂不是更大吗？胜非外表宽厚，内心嫉忌，表面装出敦厚长者的样子，但耳闻目见，已经习染了宣和年间的风气；内心却嫉恨狠毒，能够给人制造祸患。至于不合义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反而肆意去做。李擢任京城南壁守御官时，因为怨恨孝慈皇帝不采用耿南仲的和议、招致敌人，竟傲然端坐，眼看城池将要攻破却不加救援。他又任命张邦昌为翰林学士，张邦昌罪应伏法，这却正是胜非深感喜悦的事。胜非再次任相之初，首先恢复李擢的职名；因为席益与李擢交好，便引导席益推荐他，李擢最终恬不知耻地窃居八座之位而离去。黄潜厚是聚敛贿赂、扰乱政事、偷盗府库的人；李邴是执行苗傅、刘正彦建节白麻诏书并极力称赞奖赏他们的人；颜岐是与潜善同党、阿谀蒙蔽而误国的人；张[疑字]是观望苗傅、刘正彦，诏书所说‘情理尤其严重’的人；王安中是谄媚侍奉梁师成、跟随童贯，以收复燕云为名却给国家招致祸患的人；王孝迪、薛昂、宇文粹中、蔡懋是崇宁、政和、宣和年间残害毁坏帝业、使戎马逼近京郊的人。把这些人放逐、流弃、永远弃置，谁会说不应当呢？胜非却认为他们只是失职之士，认为星象变化就是由此显现的。于是把他们的职名全部恢复，意图将来任用。天下听到此事，无不大为惊骇。幸亏徐俯起初任谏官，尚未达到荒谬妄为的程度，极力上疏请求停止此事，人心才安定下来。这难道不是别人不敢做而胜非敢做的事情吗？康执权是庸鄙软弱、污秽卑贱的人，多年被废置不用，胜非因为他曾经攻击异己，便一定要把他召回。一次召回不成，又召第二次、第三次，直到迫于众情、实在不能继续才停止。胜非自称谦逊谨慎，不敢专权，实际上内外官位的布置都由他的亲信占据。

译陈蔼是不肖之人。他的生母去世，他却欺骗别人说是乳母，因此不服丧；哥哥死后，嫂子孤弱，他便夺取哥哥致仕所得的恩泽来推荐自己。得到之后，又凌辱嫂子，使她困苦至死。还用暗中策划陷害侄子。这就是陈蔼为人的大概。胜非与他是中表姻亲，所以胜非一任宣抚使，便征召他为幕属。江西许多错误的政事，都是陈蔼谋划的。胜非再次任相后，便派陈蔼监督吉州榷货务；陈蔼偷盗官钱，逢年过节把贿赂送入相府，越级超出资格，改任湖北提刑。等到言官章疏论列，胜非还暗示吏部伪造供状，说陈蔼曾任提举鼎州、澧州刀弩手。陈蔼虽然曾有这样的差遣，却很快被废止，从未到任。胜非竟把任命文书中的‘除’字改成‘任’字，以欺骗陛下来成全私情。张铢任静江通判时，正赶上胜非派儿子迎接母亲，从宾州经过桂府；张铢以别驾的尊贵身份，完全不顾廉耻，出城几十里，手执笏板，在国太夫人的轿前高声唱喏，禀报问候起居，走了几百步才退下。广西人无不以此为耻、加以嘲笑。等到抵达府城，张铢竭力操办供应，胜非感激他，先任命张铢为湖北盐香[疑字]，还认为不够，又推荐他入对，另降指挥给予升迁差遣，最终任为郎官，仍兼摄奉常。刘式是贪污巨额的官吏，胜非把妹妹嫁给他，于是欺诈改换官资，任命他为邵州通判。等到言官章疏论列，他正在湖南设置的狱中接受审问。胜非的门客刘泽任衡阳主簿，传达胜非的意思，与提刑马居中相互勾结。刘泽厚赂居中，于是使刘式翻供改口，牵连祸害无辜百姓，直到现在还没有办结。刘式曾经用三千缗钱向胜非购买门客的恩泽，奏请任命他的儿子刘师心。又有湖南士人豪强胡姓之人，用八十缗钱购买给使恩泽，奏请任命承信郎韩京。韩京在衡州茶陵县驻兵，暗中与郴州盗寇交通，占据数县，夺取百姓的田地和牛来耕种，名义上说是供养军队，实际上都收入自己囊中，用来充抵行贿费用，成为湖南的大害。绍兴二年十一月，胜非的母亲从茶陵向东行，韩京谎称前路有警，挽留她数日，极尽供给侍奉之礼，然后派兵护送她到吉州边界。胜非以为韩京确实忠诚，湖南帅臣多次上奏韩京的罪过，胜非一概加以遮蔽，反而把广东钤辖授给他。程昌禹是邓洵武的使臣，当初从蔡州擅自发兵，径直奔赴荆南；朝廷就地任命他为荆南镇抚，他却不肯接受命令，又把军队移到鼎州，罪当诛杀。范宗尹却把鼎州守备交给了程昌禹。昌禹凶残，不能安抚治理，竭力搜刮百姓的膏血来供养部下；又厚重馈赠过往客人，凡是从鼎州向东经过的人，人人都得到满足，替他到处传播声誉；另一方面却使用严刑峻法，诛杀剥削日益严重，激使百姓跟随盗贼，局势牢不可破，造成陛下日夜忧劳，却没有人肯把这些事情上报。胜非因为程昌禹与自己同出邓洵武门下，便越级加授职名，改授他为静江官，随后又任命为待制；明白下达指挥，等杨公已经完成招安后，再把诰命交给他，却暗中指使李荛亲自把诰命送给程昌禹，把陛下的官爵看得还不如私人物品。李大有居住在临江军，替胜非的儿子夏卿做媒，商议与王羲叔家的婚姻；婚事完成后，胜非便把他安排到都司。张颜术曾经把弓刀和奇玩献给夏卿，又替他转运贩卖米粮，于是被任为江西宣抚属官。后来湖南骚乱，张颜术暂代知州，行为狼藉违法，被提刑吕祉查究；胜非不予反坐，反而命令他担任武冈军通判。郭千里曾经劝胜非逃避马进，胜非认为他忠心爱护自己，也任用他为宣抚属官。千里接受投降盗贼的贿赂馈赠，又引荐为宣司使臣，用大量金帛结交拉拢夏卿。胜非再次任相后，便任命郭千里为监丞。卢宗训是因卢益多次推荐而进入堂吏家族的人，此人污秽卑劣，不被士人看得起；他得到淮西提举之职后，被台谏章疏论奏罢免，胜非却一定要主持庇护他，于是把他送给岳飞，让岳飞征辟为属官，意图借助外地兵权来压制众人的议论，使人不敢说话。岳飞非常鄙视卢宗训的为人，但迫于无奈接受了他，让他代理德安府通判。卢宗训后来因贪赃盗窃而自取败露。吕延嗣曾任宾州通判，负责照料胜非的家属，于是被提拔为桂阳监知监；他贪财受贿，监务治理不好，百姓叹息怨恨。张毂曾任郴州司户，与胜非的儿子唐卿同官。胜非曾居住郴州，每次索取俸米，张毂总让人把斗斛装得高高的、掺入斗面来供给他。郭敦复曾任道州营道县尉，贪赃违法，曾把小妾献给唐卿；二人都依附胜非，胜非便把他们的姓名封送吏部，不按资格，全部注为湖南漕司现缺属官。胜非的长子唐卿，建炎四年任郴州录事参军，借口差遣外出，实际是躲避盗贼；一去两年，从未回任，监司、州郡官员都不敢罢免他。到绍兴三年，他从宾州回来经过郴州，恳求太守赵不群在文书上批注四考关升；又因为在江州军中挂名而冒领赏典，按资历授承直郎，再任岳庙官。他还担心三十个月不能完成任期，于是暗示吏部侍郎建明选择人任岳庙官，答应以三年为任期，期满改官。凡是胜非，除了授官不公、变乱法制之外，大体就是这样。臣在湖南所知道的已经如此，至于行朝以及其他路分中臣所不知道的，又不知还有几百条。自庚戌年敌军退去以后，朝廷一直谢绝往来，不与敌人交通；三四年间，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因而不敢轻举妄动。等到胜非再次任宰相，又重新议论派遣使者，使陛下误入忘恩释怨的境地，并且让使者接受刘豫的馈赠，开启敌人的宠幸和侮辱，果然导致去年冬天敌军侵犯御驾之事。他治理国家、决断国事，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臣私下认为，宰相的职责是辅佐天子治理天下，是治乱的根本，责任极其重大，不能冒昧占据这个职位。胜非背负弥天大罪，陛下宽宏大量，赦免他而不杀，又把宰相权力交给他，要求他建立功效，这并不是赏赐。胜非本应改过自新，以报答陛下的大恩；可是他所作所为如同臣前面所奏，又勾结内侍，谄媚奉承将帅，笼络堂吏，奖誉群小，专门以柔弱圆滑、不得罪人为处世之道，保住俸禄、求取容身之地，这正是所谓执迷不改、继续作恶而不知悔改，是国家的大贼、人的道义上的大蛀虫。边境战报刚刚稍有平息，他便冒着服丧之制出来主持政务而不推辞；淮河上游一有警报，却竭力恳求离开职位，完全不顾国家。谨按《春秋》的法则，责任越大的职位，所应承担的责罚越重。胜非独任宰相超过一年，可以说是专擅了；然而寸功未立，百般政事混乱，天下人把他看作‘勘当相公’，难道可以不追究责任吗？

译如今他的丧服之制已经解除，这正是古代诸侯除服、穿士人的服装入朝拜见天子的日子。任用有德者，讨伐有罪者，权柄出自大君；像胜非这样的人，难道适宜用秘殿的名号宠待他，用真祠的优厚俸禄供养他吗？如果赏罚失当，就会违背天下人的期望。恩典、章服和宠遇等礼数，用来体恤大臣，是国家的良法，本来不能废弃。然而施用得当，就能尊重国体，使受者以为荣耀；施用不当，那么应当得到它的人也不把它看得珍贵，名器反而变得轻贱，君主的权威也就衰替了。骐骥、骅骝这样的良马，一天能奔驰千里，所以要清洁它们的马厩和马槽，丰足供应草料豆料，在紧急时候，它们便能与人同心协力。至于驽骀这样的劣马，既没有超凡的脚力，又有欺骗衔、偷脱缰绳、凭小聪明成为盗马之患，那么也只能当作普通牲畜来饲养罢了。君主驾驭人才，和这有什么不同呢？伏望陛下振作精神，果断行使威权，奉行上天的讨伐，把臣这篇奏章发出，严肃诏告宰执，辨正名分、判定罪名，以此作为大臣怀有二心、误国的警戒，来慰藉四方多年积聚的愤懑不平之心。刑罚既然昭明，叛贼自然震慑；此事关系国家大政，所牵涉的影响并不轻。臣因此竭尽忠诚，冒昧仰请陛下听取，即使有利于国家而九死，也不推辞。臣实在承受不起冒犯圣颜的惶恐至极之情。《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去邪 宋高宗时期，胡寅驳回刘僴复任秘阁修撰的奏疏说：‘臣谨按，刘僴过去侍奉蔡攸以求得官爵，天下人都知道。他历任的差遣，有的是在大晟府按定、协和声律；有的是提举道箓院、管干文字，这些都不是士大夫肯做的事情。他所升任的官职，是凭借熟练掌握按乐以及修建道箓院、管干明节皇后园陵等事取得的，并不是按照年资劳绩应当得到的。他所获赐的金带，是因为撰写《祥应记》，也不是依照品级职位应当赏赐的。他所受到的责罚，是因为臣僚论说他谄媚侍奉蔡攸、结交童贯，于是被贬降；又因为臣僚论说他施行诡计秘谋、附会奸恶，于是被剥夺官职。至于被勒令停职、废弃不用，不能与士大夫并列，更不能和那些因过失、不幸而情有可原、可以宽宥的人相提并论。如今他已经多次凭借赦恩，全部恢复了官秩，享用祠宫的俸禄，已经是非常侥幸了。竟然还敢上状申诉，要求恢复职务，无耻之心从未悔改。如果让他参与华贵的中秘职位，与论撰之臣并列，那么那些寄居其中的名儒硕学，心里将会怎么想？臣恐怕这不是劝善惩恶之道。伏望圣上慈仁，另行降下指挥；对于这份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 胡寅又驳回湖北漕司征辟许宜卿为桃源令的奏疏说：‘臣私下认为，湖北近来百姓聚众为盗，只是由于守令贪婪暴虐、政令繁苛、赋税沉重所造成。如今平定之初，县令尤其应当反复谨慎地选择。譬如有人因沉溺酒色损伤身体，几乎到了危殆的地步，药物攻治之后，气血刚刚恢复，过去一切导致疾病的因素都应全部远离，再辅以良药、用珍馐美味调养，经过岁时滋养，或许可以恢复如初；如果仍旧用嗜欲来伤害他，那么就无法再救治了。谨按许宜卿此人，建炎二年曾任湘阴县知县，到任不久，就娶供差役的弟子为妻，并在本县营造大宅，极尽土木工程之劳，百姓纷纷投诉，被潭州帅臣弹劾；适逢番骑攻破城池，案件没有追究。后来他代理湘潭县事，只任职四十天，等到他被解除职务时，全县胥吏攀住船只号哭送行，又共同搜集贿赂送给上司，请求借故留任；而百姓却两脚重叠、不敢迈步，害怕见到他的面。去年许宜卿有族人在潭州境内客死，许宜卿托名替他料理家事，却盗取其行囊箱笼，并奸占他的婢女；族人的儿子为此到潭州申诉，又向监司申诉，至今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