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四

译景衡又上奏请求准备江岸防守关卡，奏札说：臣查考当今车驾驻跸淮甸，大江上游应当设置防备的地方，虽然真州已有范琼的一军，但其上游的宣化渡、和州乌江，以及江西的金陵马家渡、采石，与之相对，都是险要之处，都应修筑寨栅，修理战船，设置水军，精选巡检，检阅操习弓弩，以防意外。譬如前些日子张遇率群盗顺流而下，如果防江各处都有守御准备，难道还能轻易占据金山、阻断江渡吗？过去失败的教训还不远，今后的祸患令人担忧。伏望陛下下诏所属，察看上述险要之处，增设巡检、水军和守御器具，这也是考虑祸患、预先防备的意思。如果臣所听闻的关津情况还不够详尽，便请所属部门从长计议后施行。三年，赵元镇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臣僚入殿奏陈利害，群臣奉诏分条陈述，以及两府大臣接见宾客、让他们陈述意见，江淮监司和郡守前后申请防秋的重要事务，所说不过是控制上游，防守淮甸，巩固江浙一带。自四月至今已经一百多天，对此考虑本来已经没有遗漏。大抵都把兵力放在首位，分兵坚守，占据地形，熟悉山川险易，以作为进出邀击袭扰的策略。关键在于提前派遣，这样军队行动从容，百姓也不会惊骇。如今秋天已经到了，却没有看见分兵出发。一旦边境有警报，敌骑南下，风势强劲、战马骄健，突然到达泗水上游，淮甸必然震动，声势震撼江左。陛下还能安居在这里吗？”有人说：“等杜充到达后，再分兵派遣。”如今道路阻塞，如果杜充很久不能到达，难道最终就不派兵了吗？假如预先拨发兵力，各自安定驻守，等杜充到达后全部交给他，有什么不可以？历来出兵，往往都被拖延。今天上报计划，明天请领兵器铠甲；今天申请支借钱粮，明天又要分批起发、犒赏、搬运家属、编排船只，动辄要十天半月。等到按编制渡江、各自到达屯驻地点，又要十多天，不能像传箭一样立即集合，也不能举鞭就走。等到有警报以后才出发，不是太晚了吗？到那时上下惊惶，军心忧疑，将会产生离去、留下、归附或背叛的念头，哪里还能谈得上控制和防御呢？如果淮甸上游本来就已经有兵将分配部署完毕，不需要再派兵，那当然是幸运；如果不是这样，臣实在忧虑。错过时机后的悔恨，难道还能再来一次吗？臣希望降下诏令，开列说明上自荆襄、下至楚州、泗州各屯泊地点的分界，驻扎的兵马和大将是谁，以及设置机构的处所。先造声势、后备实兵，未必都能做到，但可以多制定一些条目张榜公布，姑且安定士民的心，也使敌人知道我军已有准备，这就是所谓攻伐敌人的谋略。元镇又论述防秋的利害，上奏说：“臣私下考虑，东晋迁都时，国势微弱，只因在淮河上设置防备，严守外部门户，扼守荆襄的要地，保有上游，所以能够在江左建都，并延续多年。如今车驾驻跸建康，荆州、淮南的防备，依靠流动侦察的斥候，确实是当务之急。斥候不能明察敌情，是因为安排不专一，劝奖和赏赐制度没有建立。历来把这件事交给军中以及沿边州县，但军队有时逃散，城池也只能自行防守，仓促之间道路阻绝，力量根本来不及应付。如今想从御营以及各军、州、县中分别选募使臣和兵级，确定人数，赏罚分明，不让他们承担出战和守城的责任，专门命令他们侦察报告。这样人力就能全部用来办事，情报也不会失实。防守不严密，是因为事情发生仓促，不能预先准备。历来等到出现紧急警报才开始调发军队，阵势尚未列成，兵器已经交战，后退没有归处，便纷纷溃逃。如今应当提前选阅，接受成命后出发，各自分配远近区域，占据有利地形，熟悉山川险易，以作为进出邀击袭扰的策略，广泛积蓄草料粮食，严密设置壕沟栅栏，出击时乘机掩杀，入守时据险抵御。这样前面可以阻挡敌人，后面又能够牵制敌军。即使如此，防守之任关键还在于得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计策又从哪里实施呢？臣私下认为，黄帝时代诸侯相互侵伐，暴虐百姓，于是熟习使用干戈来征讨不来朝贡者；但军队迁徙往来没有固定处所，以戈兵作为营卫，所以能够作战。炎帝讨伐蚩尤，驱逐荤粥，以清除天下不顺从者。如今陛下想长期留在这里吗？希望依照臣所陈述的意见，谨慎做好斥候和防守的准备，慎重选择将帅并委以重任，确保没有后患，坚守不动，作为长远计划。如果不能这样，那么维扬的祸患难道还不值得鉴戒吗？臣希望陛下深切惩戒过去的过失，常作迁徙进退的谋划，以六宫所居之处作为行宫，以车驾所到之处作为行在。吏部的注授任命一律依照八路办理，户部把金帛储存在各州。凡是宗庙祭祀所用的礼文、法物，以及六曹百司中闲缓不急的事务，都归行宫办理；官员差除、升迁、号令、赏罚，都从行在发出。随驾军队不必选得太多，选一万多人用来充当仪卫，其余兵将分布在江淮，预先设置控制险要的防线，既可以分担军粮，又可以相互援助。行在的官员和军队既然减少，用度就容易充足，进退也简便；有时驻在江浙，有时亲临淮甸，接见父老，考察风俗，表彰善者、区别恶者，搜求举荐人才，召集军队，振扬威武，使敌人知道我方已有准备，却无法测知巡幸和定居的地点，这样才可无忧。” 敌人才不敢再次图谋窥伺，然后另派能臣出使关陕，收纳六郡良家子，招募他们充当效用；优待各路弓箭手，补足缺额，乃至免除私田赋税，也依照弓箭手的办法推行。整个关陕各郡应顺应当地民俗，恢复唐代府兵制度，经过多年训练，等到操练精熟，那么四方的事情或许就有可为之处。况且关中是四面有险可守的地方，周朝凭此兴起，秦国凭此虎视天下，汉高祖最终能够兼并强大的楚国、成就帝业，也是因为先取得关中的土地。由此可知，古代先帝先王想要在天下大有作为，没有不从这里着手的。如今当然还不能轻率图谋，但陛下日后应当筹划此事。”

译绍兴年间，元镇又上奏说：“臣查考，眼下正是防秋之时。臣虽日夜警惕，思考广泛设置防备，只是想到事情的形势彼此相较，利害安危本来就有缓急轻重之分。假如不在事情发生前先行说明，远远烦扰圣听，恐怕一旦发生变故便来不及应对。恭敬地想到，圣驾如今驻跸临安，二浙和闽中是附近的辅翼，江东和淮甸是重要藩屏。自临安行朝到镇江、建康屯驻重兵，不下十万人，距离京师约三千里，不能说不深远，可以依靠它安然无事。江西一路，北面接近陈州、蔡州、庐州、寿州，西面连接潭州、衡州、荆州、襄州，比其他各路的边面最为宽远。伪齐已经派兵将竭力守卫光州作为防备，几年来听说农田耕种逐渐扩大。从汴京经陈州、蔡州到光州只有三百里，又与蕲州、黄州接界，那里也粗略有些粮食可以凭借。臣担心伪齐万一联合金人再次南侵，就会从几路同时进攻；而镇江、建业既已有防备，他们必然从光州直捣蕲州、黄州，十天便可到达江边。敌虏制造船只、编扎木筏，乘机渡江南下，声势震动江湖，人心因曾受伤而畏惧，像受惊的鸟和逃散的鱼一样，连勉强支撑都来不及；那时将会看到行朝也不能安枕，建康、镇江即使屯驻重兵，也已经对事情没有帮助了。况且己酉年冬天，敌骑已经从武昌江岸出动，直奔兴国，沿山快速奔驰数日，传到洪州城下。过去失败的警戒还不远，那么江西今天的利害安危，难道不是更加重大而紧迫吗？”臣估计本司现有军马共一万六千多人，都是招募来的乌合之众，除去辎重、火头等人员之外，能够出战的仅有一万人左右，只够屯防附近州县、抵御盗贼，哪里能够正面抵挡大敌？近来奉到圣旨，留下岳飞全军，先分出一万人驻扎九江；这些士兵和战马精锐强健，似乎可以依靠。臣愚昧地看，还有两件忧患：边境战线宽广而伪齐境地逼近，军队不能不增加；军队增加而供给范围扩大，财物不能不聚集。比如江州、兴国军以西抵达岳州、鄂州，都占据大江上游，曲折千里，控制要害，容易受到敌人攻击的地方很多。从湓浦以上江面渐渐狭窄，到霜降水落时，敌我之间一箭就能射到，一叶苇舟就能通行，不像下游江面深广、阻碍很多，不容易侵越。如今估计岳飞的兵力有二万一千多人，除去火头、辎重、守寨、患病人员以外，实际战士只有一万五六千人。突然发生紧急警报，要迎敌并保卫城池，临时随机应变，仍恐怕兵力分配不够。况且岳州、鄂州的兵马不多，怎么能使他们形成犄角、互相援助？臣想请求朝廷另外挑选若干名能够胜任出入作战的将领和士兵，暂时交给臣兼任使用。又因为本路州县屡经战火残毁，接着多年讨伐盗贼，大军往来，民力凋敝，官府用度空虚。如今既然留下岳飞全军，又请求增加军队，那么军储就更加困窘。如果只依靠漕运供给，必然造成缺误。臣想请求朝廷广泛拨降钱物，并将本路各司上供的钱帛，以及榷货务现有和日后收储的数额，一并交给臣调度兼筹支遣。仍请求从户部选派一名官员前来，与漕臣共同商议、协助办理，使军势稍微增强，财用大致充足，可以等待敌人到来，也免除临时扰乱、措手不及的祸患。臣的才识平庸昏暗，所见只有这些。伏望圣上察知形势紧迫、计策困窘，早赐明断，详细斟酌施行。” 元镇又请求命令湖北帅司防备敌人的军队和战马。上奏说：“臣昨天依据本路制置使岳飞申报，得知各处探报李成、刘麟正谋划联合金人，有直奔蕲州、黄州渡江的计划。臣认为本路正处在冲要之地，控制江浙，实在关系到行朝的利害，不敢隐瞒，接连上奏，希望朝廷内外预先做好准备，不至于仓促失措。自十一月二十日以后，探报稍微缓和，但臣没有立即上报，是因为敌情不可测；万一所传不确，反而放松防备，或造成冲突的祸患，应当估计敌人可能来，不应估计敌人不会来；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要依仗我们有办法等待敌人。如今李成仍留在汉水上游，虽然还没有听说他追袭的消息，但经营襄州、邓州，用意不浅。轻兵追袭，祸患来得快；小规模占据上游，祸患来得慢但后果重大。这些事情朝廷想必已经安排，不是臣愚昧的忧虑所能比及的。因为上游一旦失守，从汉阳以下防守江面的各郡，都是顺流可以到达的地方，一天也不能放松戒备，不只是防秋而已。臣已经上奏请求拨降钱物打造战船，不仅本路应当这样筹办，臣私下担心防江的各路也应如此。又听说光州、顺昌府各储存粮食十多万，如今却没有看见调动的消息，观察他们的意图，必定另有用途。” 臣除了不停地移文通知制置使岳飞和本司派出的兵马，广泛布置耳目、进一步严密防守，并招募强干的侦探直接前往襄阳一带侦察敌情之外，所有汉阳、沌口都属于汉江下游，隶属湖北帅司，还望圣上特别降下诏令，严厉切实地告诫约束他们，过分周密地加强防备，从而避免意料之外的祸患。” 绍兴初年，监察御史明槖说：“湖南边郡以及二广地区，过去设置溪峒归明官，近年逐渐增加了人数。各州安排隘口、寨砦时缺少把拓人员，又命令管押兵夫；这些人平素不熟悉法令，往往贪婪无厌。何况管押人员又都是乡民，成为边境的严重祸患。受到困苦和侮辱的人，往往没有地方申诉。议论此事的人想让帅臣登记他们的姓名，每三年迁调更换一次，像州县官员那样。也有人说只依照旧例增设差遣，并罢除管押兵夫。应当命令二广和湖南的帅臣妥善处置，不要因此开启边境祸患，伤害远方百姓。”

译四年六月，张浚论述敌情以及防备抵御的利害，上奏说：“臣听到山东的警报，早晚深思，却没有看出敌人准备大举进攻的意图。臣私下考虑，韩世忠进兵淮上，号称十万人，刘豫父子的势力已经窘迫，必然会多次派遣伪使向敌人求援。假使敌人的大军对外显出衰弱的样子，养精蓄锐按兵不动，等秋高马肥时一举到达淮甸，那确实令人忧虑。然而敌人的势力也必须再次调集生兵、签发百姓，才敢深入。为什么呢？他们去年失利而退，人心离散怨恨，如果不增加重兵，怎么肯轻易到来呢？如今我军驻扎淮、楚，伪齐境内骚动，修筑城郭，征发丁夫，设置马栅，运输粮饷，都是刘豫想要安定百姓，使他们没有背叛之心。这些都是臣乐于听闻并深感欣喜的事。近来又报告说敌人的大军已经到达沂州，臣还不能理解。假使真有此事，难道不是对我方有利吗？盛夏出兵，是中原最困难的事，敌人却这样做，失策很多。敌人所依仗的是战马，正值大暑，战马不能得到休养，那么秋冬时怎么还能使用？这是第一项有利。敌人以骑射见长，夏天筋胶松弛，哪里还能有效伤害敌人？这是第二项有利。” 北方人天性不能耐热，坚固的铠甲和重兵器都不是这个时节适合使用的，这是第三项有利。为我方筹划，正应当休兵慎重，每天以渡过淮河为目标，造成声势，困顿敌人。臣仰仗陛下圣明的谋算，必定已有安排。臣愚昧无知，哪里能够测度？姑且叙述所见，恐怕或许能对圣虑有所补益。万一言语冒昧越分，伏望陛下明察。” 高宗时，张浚又论述战守的利害，上奏说：“臣才智见识浅陋，所见不明，只怀着愚忠，希望能够仰报圣恩。假如因为畏惧回避而隐瞒不说，便有愧于天地，臣实在不忍这样做。臣私下考虑，敌人在盛夏出兵，违背天时；朝廷发布明诏，讨论征伐，本来是天下所共同期望的。臣愚昧地认为，如今敌人倾全国兵力而来，势头正盛，可以用计谋图谋取胜，却难以凭武力硬行击破。如果急于用兵，战争有胜负，时机有利钝，粮食有接续和断绝，日久拖延便会发生意外变故。哪里如让各路帅臣在淮河附近的要害之地结成合纵连横，据守有利地形，选择险要之处，利用粮饷运输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坚壁清野，时时派遣间谍，坐观敌人出现裂隙，使敌人进不能决战、守不能长久聚集，等到他们智力和体力都困乏后再图谋取胜，这样天下就可以安定。帝王的军队，应以保全自己来取胜，重视谋略而轻视交战，这是今天最先应办的事务。希望陛下察知《周易》所说谋略不可泄露的戒训，体谅臣出于忧国的私心，独断于圣心，天下幸甚。”张浚奉祠居住在永州，又论述和议的利害，上奏说：“臣在正月十五日恭敬地看到大规模恩赦颁布的诏令，反复熟读，整夜不能入睡。第二天写信呈给参知政事孙近，大意是：敌人如果还强大，和议怎么可以相信？” 这样一来，形势就会衰弱，议和实在可惜。我私下推测，陛下圣明高远，暂且这样做，是想对内激发将士的愤怒，对外观察敌国的情况。否则事情一天比一天衰败，凭什么立国？燕云之举就是不远的鉴戒，日后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臣愚昧而见识浅陋，私下认为，敌人自宣和、政和以来，一向玩弄欺诈、反复无常，倾覆我国，实在不是可以用恩信结交、用仁义对待的。今日事情的虚实，暂且不论。即使敌国发生变故，上下离散，宗族亲属全都归顺河南，河南于是恢复，敌人必定感念我国厚重的赏赐，谨慎遵守信誓；但数年以后，人心更加涣散，士气逐渐消磨，他们或许发生内乱，等内乱平定后，便寻找瑕隙、制造事端，放纵无休止的欲望，发动难以抵御的祸乱，那时将拿什么话来应对？只是事情按道理看来值得忧虑，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陛下焦心劳神，长期专意于军政，精神意志感动并感染将士，才逐渐取得他们的信任；一旦让他们面向北方侍奉敌人、听从敌人的号令，那些以游说取功于一时的人就会得势，有功勋的臣子则被置于无用之地，亲近宥密之臣并肩而立，接踵求与敌人结盟，大大小小的将帅谁不会因此离心离德？陛下还想经营河南并占有它，臣知道那时将没有人与您共同赴功、共同守护了。况且敌人的谋略不可测，自古以来的情况都说明，异日敌人策马渡河，战乱风尘必将全面兴起；仓促之间，谁肯去迎战敌人？大概自尧、舜以来，君主拥有天下，若没有军队就无法立国，没有武力就无法平定祸乱；国家建立而国势兴起，祸乱平定而治理产生，然后才能停止干戈、施行道德。从未听说把自己交给强大的邻国就可以削平祸难。远的有石晋，近的有叛豫，这些事都明确地留在人们耳目中，历历在目，可以想见。中原土地，本来就不容易轻易守住。譬如人的身体，极度虚弱时，风邪乘虚而入，手足偏废，不能运动；必须善于自我调养，使元气一天天强盛，气力所到之处，肢体才能举动。借助外物扶持，想要长久并达到远大目标，是很困难的。从前鲁仲连不愿尊秦为帝，并且说：“秦国若无止境地称帝，就将改换诸侯的大臣；它会夺去自己认为不才者的职位而授予贤能之人，夺去它所憎恶者的职位而授予它所喜爱者；它还将让自己的子女和受宠的妾成为诸侯的妃嫔姬妾，居住在梁国的宫室中，梁王难道还能安然无事吗？”小国侍奉大国，不幸同虎狼般无道的国家交往，对方力量不足时，姑且假装宽容；力量强盛时，就肆意吞并。春秋时期，楚怀王到秦国朝见，一去不返，直到今天千年之后，人们仍为此痛心，就是因为当初没有及早辨明。汉高祖起兵第四年，侯生侍奉太公、吕后归来，军中都高呼万岁。

译不久，项羽解除戒备向东返回，汉王也率军向西返回。张良、陈平劝谏说：“如今汉已经拥有天下大半，诸侯也都归附；楚军疲惫，粮食耗尽，这是上天要灭亡楚国的时候。如果不乘此机会消灭它，正所谓养虎而给自己留下祸患。”汉王听从了他们。古人争夺天下，必定审慎把握机会；时机不会再次到来，事后追悔也来不及。汉高祖知道项羽缺少恩德、没有义气，和议不可靠；又知道跟随自己的将士日夜盼望获得一尺一寸的功劳，求取显著的功名，人心是不能压抑的，所以即使在固陵再次失败，也甘心承受而不后悔。这两件事，足以作为今日的戒鉴。臣日夜思考国家的大事，陛下却不和几位将帅仔细谋划，只是听从和约，仓促地大赦敌人，迅速采用世俗儒生的寻常说法，去应对狡猾敌人的诡秘手段，处置失去次序，想起来实在寒心。臣不自量力，愿替陛下再作谋划。从今以后，如果他们拖延时日、制造事端，可以暂且缓一缓，拒绝使者来往；也可以明确告诉他们利害，详细说明曲直。万一像太公、吕后那样归来，就应当广泛询问各位将帅，奖赏激励将士；对外保留和议的名义，对内谋求恢复的实际，以天下大势逼迫他们，使他们的人心最终离散；向他们显示威武，使他们内部的嫌隙不能迅速平息，然后先使他们臣服，最后使他们归服，就像唐太宗对待颉利那样，这样国家或许就可以立得住了。臣在罪过和失误之余，本来一心深切奉养双亲，并不想议论天下大事；只是利害关系极其重大，不忍闭口不言而辜负陛下的知遇。臣是获罪还是被采纳，都听凭陛下裁决。绍兴年间，户部尚书章谊请求守臣处置土豪，奏道：“臣私下听说，刘光世上奏，金人忽然产生南渡的意图；又听说通州使臣刘铸上奏，金人将在明年正月初一渡江；又听说江阴军探报，北岸有船数千只。臣考察验证三人的说法，那么金人南渡的计划已经确定了。大概金人去年曾在冬月渡江。陛下当时驾着轻舟，乘风沿海向南行驶，而敌人正要跋涉山岭；加上建康屡战的军队，又越过钱塘江城防的险要，且还要再次渡过重重江河，所以追兵不能迅速前进。现在的情形却不同。大驾驻跸会稽，北面直通通州、泰州，敌人将把船只并列、连接成筏，径直渡过三江入海口；骑兵和水军将水陆并进。又从立春以后，风从东方刮起，海上航行的船只容易像倒退的鹭鸟一样受阻，倾覆的危险值得忧虑。敌人果真采取这个行动，那么我方所依仗的水路就失去了乘筏航行的便利，陆路又有敌军骑兵追击的忧患，便会落入敌人的计谋。臣因此想来，三人的报告不可忽视，正月渡江的消息是可信的。不知朝廷是否也曾考虑过这件事？假如三人的报告不实，那是大幸；假如并非虚妄，那么正月初一迫在眉睫，将拿什么来应对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臣听说临安府守臣李光愿意统率浙西土豪，作为国家的屏障和辅翼，朝廷为何不采纳他的防御主张，稍微授予他办事的权力，使他激励部众，借以抵御敌人？不只是临安一府，浙东、浙西各郡以及江东、江西，都应一概委托给守臣，迅速进行处置；明确下诏说明防守方略，晓谕他们奋力作战、坚守城池的意旨，收回退守保全的命令。有能够竭尽忠节守城，扼守险要、击破敌人的人，以及怀有私心退避、乘机作奸的人，等到明年事情平定以后，分别大加奖赏或诛戮。这样，金人即使想南渡，也有所顾忌而不敢行动；假使他们敢于渡江，各郡军队一边作战一边固守，或从侧翼夹击，或相互配合，日夜追逐，数万敌军也可以很快被消灭。一战获胜，敌人终身受到惩戒，陛下的国势建立起来，疆土也恢复了。臣对这种爱戴君主、忧虑国家的诚意实在难以自已，惟愿陛下留心听取采纳，并与将相大臣迅速谋划此事。” 章谊又请求命令张浚处置防备秋季敌军的事务，然后再班师。他上奏说：“臣听说江淮招讨使张浚的军队，自从击败李成、斩杀孙建和马进以后，盗贼都感到震恐，知道尊奉朝廷。像张用、孔彦舟这类人，也都愿意听从节制。应当乘此机会进行防备和经营，就可以在江、湖、淮甸之间作出部署，使军队都隶属于将帅，使将帅都有职任，分布在要害之地，委托给他们作战和防守的事务；各自命令漕臣供应粮饷，严加惩罚、重重奖赏，责成他们取得成效。这样，防备秋季敌军的事务，大体就可以办起来了。然后张浚可以班师，另行听从陛下的指示。现在听说朝廷准许他入朝觐见，他将径自从淮西沿江而下，臣私下恐怕他奉诏迅速返回，对江、湖、淮甸之间应当部署的事务来不及经营，那么如此广大的数路地区，盗贼又会得以聚集，军队无法压制，即使留下岳飞一军作为声援，终究恐怕兵力太少、威望太轻，遇到紧急情况难以救济。恭请陛下凭借睿智重新斟酌裁定，臣不胜庆幸。”章谊又论述守江的防御，上奏说：“臣近来恭敬地看到，朝廷分设三位大使，宣抚淮南、湖北地区，这些地区都跨有长江，邻近淮水、泗水，既可以援助从东北前来归附的人，又可以抵御敌人南侵的势头。内里依靠富庶的地区，外部安抚残破的郡县，确实是正确的谋划。然而想要进一步谋求收复失地，必须先退守而有所凭依。如今东北方面暂且借经营整顿之劳，而江南实际上是固守之地。假如狡猾的敌人侵凌，盗贼成群聚集，只要不能越过长江向东，那么国势就会稳固，犹如树有根本、水有源头；根本高大深厚，枝叶自然崇高广大，便可坐待成功。臣去年任郎官时，曾经为宰相谋划两项守江方略，却没有得到施行，后来终于奔走失措。臣看今日关于守江的议论，仍然不可废弃，便抄写整理后呈进，连同粘附在前面。恭请陛下明察，如果有可采纳之处，请下令交给外廷审议，命三位大使部署施行。”

译章谊又论述准备水军作为守江的防备，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朝廷自靖康以来，集合天下军队抵抗金人，先在燕山作战，接着在太原作战，先守汴京，后来守淮甸。然而防守就不坚固，作战就不利，年复一年直到今天。到了现在，知道步兵和骑兵不能与敌人抗衡，害怕平原作战难以守住，所以向东越过长江，依靠这里的山川险要。形势虽然十分危急，但从道理上说确实可以安定。朝廷之所以委屈自己采取这个办法，是认为金人擅长鞍马，而南方长于舟楫；如果使金人舍弃他们擅长的方面，而我方得以使用自己擅长的方面，那么胜负就有了保障，这正是朝廷原本的谋划。现在却不是这样，专门依靠长江的险阻，却不设置水军的防备。万一金人向东进犯，并列船只、连接船筏，都可以渡过大江运送军队；扬帆直进，如同走平地一般，那么从前所依仗的山川险要既不能保全，南方所擅长的方面也无法发挥，形势一天比一天窘迫，将要到哪里去呢？况且朝廷所依仗的，北面是淮南，再往南就是长江。如今即使不能守住淮南，也想依靠长江阻挡敌人、作为险要，那么水军就不可不准备。现在议论的人，有的想把军队集中在江北，有的想把军队分布在江南，这些议论的人只是没有认真考虑罢了。把军队集中在江北，是想同金人作战。中原既然已经屡战屡败，那么作战就不是有利的办法。又想把军队分布在江南，是想进行防守。长江有数千里之长，金人如果果真能驾船渡江，那么我方就不知道该守哪里了。所以我曾经说，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经过周详考虑。只有多多准备水军，在江流中部进行防守，那么金人即使有良将劲兵、轻车骏马，兵力超过百万，也必定只能来到江边叹息而退，那些优势又有什么用呢？恭请陛下招募选拔有才能的人，多多准备在江流中部作战的水军，那么江南各郡即使没有用于守备的军队，也可以高枕无忧地安睡了。” 小贴子：臣私下听说，金人已经占有登、莱、沂、密等地。万一他们从这几个郡乘船而来，那么通州、狼山的险要，实在是咽喉和要害之处，应当有水军在那里防备抵御。温州、台州、明州、越州、常熟、福山，都要经过这条水路才能前往，恭请陛下明察。章谊再次论述水军进行水战的好处，上奏说：“臣查考现今的情势，朝廷暂时驻在浙东，江海环绕，实际上依靠山川险阻来抵挡敌人的骑兵。然而巨大的水面和湍急的水流，大概就是今天的长城；楼船、战舰，大概就是长城上的楼橹；水军将士、凿船工和潜水人员，大概就是长城的守卒；火船、火筏、强悍的士兵和毒箭，大概就是长城用来抵御进攻的器具。假如有万里江城，就没有一尺一寸土地可以不守。如今有巨大的水面和湍急的水流，难道反而可以没有防守的装备吗？防守的装备，没有比水军更好的；使用水军防守，没有比在江流中部防守更好的。况且金人攻城，擅长使用炮；我方水军在江流中部防守，金人的箭矢和石块就有打不到的地方。金人进行野战，擅长使用骑兵；我方水军在江流中部防守，骑兵就不能奔突冲击。这两点本来就可以夺去金人的长处。又何况金人难道一定能够直接同我军交战吗？他们必定要制造船只、架设浮桥，连接船筏来渡过骑兵，这样才行。制造船只、连接船筏，如果不在大江岸边，就没有停船驻扎的地方；如果一定在大江岸边，就有被焚烧毁荡的忧患。这样一来，他们前进便无法作战。金人难道要长期驻在大江边来困扰我军吗？从春天到夏天，从夏天到秋天，雨季将至，骑兵有陷没的忧患；天气炎热，远道而来的人又有遭受疫病的痛苦。这样一来，他们进不能进，退也不能守；而我方在江流中部的水军却始终没有劳顿。恭请陛下特意下令讨论此事，把平原地区的军队全部调发出来，轮流充作水军；沿海防守长江，无论州还是县，都多多准备在江流中部作战的水军，作为防守抵御的装备，臣不胜荣幸。” 五年，房州司刑张嵲上奏说：“金人去年冬天深入我国境内，王师屡次取胜，金人一旦之间连夜逃遁。金人有自己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军侥幸取胜。如今士气稍稍振作，乘着锐气使用军队，当然没有不可以的道理。然而军队疲惫、百姓劳苦，如果立即谋求进取，似乎还不能仓促进行。臣私下认为，今天的谋划应当修筑坞堡，守住淮南地区；兴办屯田，作为长期戍守的资粮；准备船只，阻挡长江的险要。以我方平常的准备，等待敌方的变化。又荆襄、寿春都是古代重镇，敌人侵扰多从这些道路出来。希望迅速选择良将精兵戍守这些地方，以加强上游的形势。”六年，鼎州知州张觷说：“鼎州、澧州、辰州、沅州、靖州与溪峒接壤，祖宗时代曾经设置弓弩手，能够得到他们拼死效力。近来因为事情繁多，便全都废缺了。万一蛮夷发生变故，将由谁来抵御？如今虽然各地拿出良田招募人员来补足名额，但大多是豪强把僮仆冒名塞入名册，只想乘机谋利，对公家没有益处。应当淘汰这些人，另行招募溪峒司的兵员，得到三百人，让他们都接受训练，足以用于守御。发给田地，招募人员开垦耕作，足以供给军储。”诏令荆湖北路帅司察度此事后上报。帅司说：“营田四州过去设置弓弩手九千一百一十人，操练武事，分散居住在边境，镇抚蛮夷。平时从事耕作，缓急之时用来准备战守，十分便利。靖康初年调发他们援助河东，全军陷没。如今辰州、沅州、澧州、靖州等州缺少防守兵力，臣私下担心蛮夷发生变故而难以预测。如果把四州弓弩手从原额减少，定为三千五百人：辰州设置一千人，沅州设置一千五百人，澧州、靖州各设置五百人，分置在要害之地，酌量发给土地，按时训练，使耕作和战斗都合乎要求，大概可以用来防御。把剩余的闲田用来招募人耕作，每年收取租税；对于边防和财赋两方面都便利，可以作为长久的计划。”诏令同意此议。八年，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叶梦得上奏：“金人把军队稍稍向前移动，请求讨论民兵、水军两件事。奏札说：‘臣听说淮寇还没有覆灭，近来又把屯兵向前移动了一些，有想要交战的意图。道路上传来的消息，不知虚实。臣曾经说过，自从陛下决定亲征，迎头挫败敌人的锋芒，我料想他们虽然有突进的想法，却没有施展的地方。我认为王师的威势既已振作，即使敌人凶顽无知，也会知道成败所在，自然应当知难而退。

译如今他们竟然昏乱迷惑，还怀有搏斗吞噬之心。臣伏下心来思考，大概是敌人的法令非常严酷；他们既然奉命跋涉万里入侵，军队在外暴露三个月，伤亡损折已经很多，如果无功而返，总帅必定免不了刑罚诛戮，所以想竭力交战来决定进退；如果侥幸取得小胜，固然可以借此找理由；即使最终战败，也足以作为辩解。这就是奸谋产生的原因。否则，他们知道我方已有准备，便请示他们的酋帅，想撤退却不能获准，又习惯于过去凶暴强横的气势，受到责备要深入，只因害怕而不敢不前进。再不然，就是想要撤退，害怕我军从后追赶，故意张扬这种虚假的声势，把它作为暗中逃遁的计策。如果果真属于前两种情况，就不可掉以轻心，只能加倍严密防守。臣听兵法说：‘上等的用兵，是攻伐敌人的谋略。’又说：‘兵家先造声势，后使用实际力量。’如今朝廷拒敌必胜的策略，已经交给各位将领了。防备抵御的办法，凡是修治实际力量的，都应当做到尽善尽美。因此臣不敢再说什么，却先前冒昧议论民兵、水军两件事；这些办法虽然似乎迂缓，臣的一点心意，大概是认为施行于今天，足以扩张我方先声、攻伐敌人的谋略，与平日议论者不同。请允许臣再说明：所谓民兵，谁不知道驱使田间拿着耒耜的农夫，让他们抵御不可抵挡的虎狼之敌，是行不通的呢？’ 况且正值这样纷扰动荡的时候，又要加重百姓的劳役，也不能说没有扰民之害。然而臣并不是想依仗这一点来作战。大凡军队有凭借数量众多而发挥作用的，古人用兵必设置疑兵，以此增大声势，只怕声势不够盛大。苻坚侵犯晋国时，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都像人形，尚且因此受到惊吓。东汉虞诩谋划攻取武都羌人之地，甚至有意让每日增加的炉灶数成倍增长，以显示兵力强盛。如今江边的百姓，因利害与自身密切相关，往往不用等候驱使统率，便私自结盟约定、守卫乡里的，到处都有。州县中负责把守险隘、防御守备以及供应军役等事，也都出自保伍，哪一样不是民兵呢？所担心的，只是没有统一统率，人员分散杂处，敌人反而不知道。因而臣希望暂时权宜地任命官员，借此把他们编入队伍、团结起来，为他们制定纪律，轮番出动，在江面上显示声势，与正规军互相配合、前后相应，难道不比让敌人望见草木成兵、显示增灶更好吗？第一，可以向敌人显示我军人数众多，扩大我军声势；第二，可以增长正规军的士气，彼此形成声援；第三，可以布置在旁近和偏远的地方，万一敌军突然冲出、我方没有防备，也总比没有人防守好。如今敌军已经疲惫，必定不能再久留，不过是打算停留十天到一两个月；农事尚未开始，百姓未必会因此困苦。至于水军，各位大将所统领的本来就各自拥有水军。臣私下担心，他们把步兵、骑兵作为当务之急，而没有把水军完全讲习整治；有的放置不用，有的不经常检阅训练，有的彼此节制不到位，遇到缓急不能互相配合使用，那么即使数量很多也没有益处。因此臣也想把水军加以防备并统一编组。等到官府和民间的船只尚未通行时，也可以权宜地暂时扣留拦截，专门在建康、镇江两州分置水军，驻守江防要害之地。布置、调度、牵引船只，等到需要使用时，就同骑兵、步兵共同谋划并进。日前，伪四太子回军到吴江，裨将陈思恭突然率领舟师袭击，敌军惊慌混乱，几乎溃败。恰好附近村庄有响应的人，并非原先约定的，陈思恭疑心是敌兵，于是没有完成这次战事。如果军队有统一统率，昼夜讲习，号令、谋略、进退、合散都预先制定约束，那么第一，可以向敌人显示力量，使他们比先前更加畏惧；第二，战事技能能够熟练，人员每天从事训练，便能安然听用；第三，可以挑选骁勇之士，窥伺敌军空隙，乘着风势和水势的便利，建立奇功。敌军既然与我军隔江相持，关键在于江面，那么水军最重要，骑兵次之，步兵又次之，这一点尤其应当深入考察。如今敌军如果只是打算暗中撤退，已经稍稍退却，那么臣所说的本来没有用处；如果敌军仍然猖獗，意在冲突，那么在步兵、骑兵和正规军之外，再增加这支力量，恐怕或许可以帮助实现万全。臣不避狂妄愚昧，又把自己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希望圣上慈悲裁断选择。屡次冒犯天威，臣实在惶恐激切、坐立不安到了极点。高宗时，梦得任两浙西路安抚使，呈请处置濒海州县防备秋季敌患的事，奏道：臣充任本路官员，承担统领军民的职责；在朝廷艰难、外患尚未平定之时，四方所依赖、共同维持国家的责任尤其重大，不敢偷安尸位素餐，只顾敷衍眼前。因此自从到任以来，臣日夜尽心竭力，希望略有微小补益，不至于向上误了朝廷的使命。臣私下看到，金国敌军虽然已经逃走，却包藏祸心，屡次觊觎吞食中原的意图，恐怕还不能很快消除。登州、莱州两州紧邻金国境界，而两浙各州按例都与海道相连。从登州、莱州渡海而来，远的不过几天，就可以到达浙西各县，如杭州、盐官、秀州、华亭、海盐、常州、江阴、平江府、昆山、常熟；浙东各县，如越州、余姚、上虞、明州、象山、定海、奉化、昌国、温州、乐清、台州、宁海、黄岩，也都紧近海边。臣去年镇守南京时，曾得到宣抚司的侦报，听说敌人想夺取山东路，进入两浙制造事端。当时敌方有意再次侵犯王畿，形势上本来无暇顾及这里，然而由此也可看出，他们并非没有这个谋划。近来东道总领司曾有被敌军驱押的使臣返回，他对臣说，敌人知道他是两浙人，详细询问了山川、道路、里程和地势，问得非常周详。此外，他们诱骗留下的人中，有许多是东南的撑篙工和水手，平日从事舟船之事；这些人都向敌人陈说防备和进攻的谋略，并且夸耀苏州、杭州的富庶。臣更加知道，敌人的贪婪之心并非没有目标。如今两河遭受蹂躏之后，向内直到京城附近，金帛、子女几乎都被掠夺殆尽；如果他们贪得无厌的欲望确实还没有满足，那么去年宣抚司的侦报，岂能不令人忧虑？两浙的风俗一向轻率而容易动乱，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又接连遭遇方腊、倪从庆的变乱，百姓心中怀有危惧和疑虑，常常不能安居。加上偏僻险远之地有些顽民暗中伺机窥隙，溃散的冗余士卒又很多，他们聚众呼啸、以祸乱为乐，喜欢作乱而难以控制。如今环绕两浙、濒临海边的地方，十处中有四五处。议论的人说，敌人擅长用铁骑冲突，泽国水乡不是他们便利的地方；若以敌人倾尽全国兵力来进犯而论，这样说是可以的。若他们的意图只在金帛和子女，那么姑且只带几百或上千人，胁迫我方被掳之人为乡导，声称要从数州之间分头出动，以图掠夺，那么敌军尚未到达，我方百姓已经先惊慌逃散了。何况那些以祸乱为乐、喜欢作乱的人，听到风声便乘势而起，有的响应敌人共同谋划，有的借机自行奋起，那么这种忧患就难以说尽了，何必一定要等敌军全部到达呢？

译晋朝的孙恩偷偷进入上虞，唐朝的袁晁从临海起兵，近来的方腊不过是山谷中的一个人，也能够攻破城池。这六州二十七县，都是已经发生过的明证。然而所能采取的防备抵御办法，不过是城池、器械、兵卒、粮食四件事。如今防秋只有两个月，形势已经紧迫；每件事都要等朝廷筹划，形势上来不及等待。因此，分担忧患、抵御祸患，尽力去做，关键只在守令，但臣还没有看到有谁能够担当这一职责。臣虽然错误地承担了统帅之事，但法令有固定的界限，而且浙东并不属于臣的管辖，不敢擅自越权干预。如果竟然拱手沉默不说，遇到缓急或许误了大事，即使立刻被诛杀，也哪里足以抵偿责任？所以冒昧陈述这些意见，希望圣上慈悲详加斟酌，特别降下英明的防备指示，先行选择濒海各郡的守臣，使其各得其人；分别命令监司巡视各地以及所属州县。凡县令、县长有不可任用依靠的，允许权宜调换、罢免，另行选拔任命，并酌情制定奖赏制度，以资激励。凡应当筹划的事项，除城郭已有近日降下的指挥外，其余如修治器械、训练弓兵等，都要严格限定期限，责令取得实际成效，不得徒具文书形式。偏僻远方之地，巡检、县尉和弓兵可以酌情增加原有名额，允许一面办理差补。将来如果有调发军队的情况，必须酌量留下相应兵力，不得使守备空缺。钱粮转运和调用，也应当登记保管、专供使用，不得侵占挪用。至于如何分布防守，如何安排作战和防守的节度，如何设置斥候、侦察敌情，邻近地区何时相互援助，都必须充分议论、平时讲习，预先制定一定的谋划，彼此内外相应。平时持重镇守、安抚，不至于劳扰百姓；有警报时随事应对，都可以用来抵御敌人。使军队的声威和士气逐渐传达到海外，让敌人望见便知道畏惧；境内的奸人也因此能够预先挫败其心，不敢萌生作乱之意，那么远近人心便可以有所依恃而不恐慌，朝廷也可以专心经营西北，不再忧虑东顾。冒犯圣上听闻，臣惶恐激切、坐立不安到了极点，谨将这些意见记录上奏，恭候圣上▯防。梦得任江南东路安抚制置大使时，又论述防守长江利害的奏札说：「臣听说，用兵有可以取胜的道理，却没有必定取胜的方法。孔子说：『我出兵作战就能取胜。』因为以最仁义的力量讨伐不仁义，谁敢同它为敌？这是从道理上说可以取胜。然而孔子又说：『一定要临事时戒惧，善于谋划而后取得成功。』并不以把勇力全部用尽为可贵，这就是没有必胜的方法。因此，尧、舜讨伐有苗，直到三次出师才成功；周王、周公征伐淮夷，直到四次才成功。虽然最终都达到征服、消灭的结果，但开始时仍然要有所等待，然后才能成功，因为不以『可以取胜』的道理，轻率决定『必定取胜』的行动，这是圣王建功的原因。」臣看到，狡黠的敌人背弃盟约，罪恶已经满盈，天地不能庇护，鬼神不能容忍。陛下谦逊谨慎、宽厚慈爱，长期包容涵养他们，以至于他们的罪恶满溢而自取覆亡，恣意妄为而自取焚灭。自从他们猖獗以来，攻城没有所得，掠地没有可以据守的地方。兀术刚刚战败逃亡，诸将偏师所向，捷报接连传来，这确实是敌人走向灭亡、自寻死路的时候。秋季战期已经到来，我方可以取胜的道理虽然十分明显，但敌人奸诈，意图难以测度；对于如何取得必胜，也不能不审慎考虑。臣错误地蒙受圣恩，总统一路军政，承担留守关钥的职责，国家王室所依赖的正是这里，怎敢不思考尽职？臣私下认为，今天的谋划不过有三种：最大的一种是渡过黄河，其次是戍守淮河，再其次是保守长江。日前朝廷已经任命四位大帅，负责招抚、招讨三京和两河。如果乘着这一再取胜的势头，敌人果然受到挫败，我军分路并进，直抵京师，追击敌军渡过黄河，于是收复旧日疆土，还有哪里不能去？如果敌人仍依仗乌合之众，把援军送入国内，窃据京师，关闭关隘拒守，时而出击、时而隐没，我军不能同他们全部交战，那么就让各位统帅分屯淮河上游，慢慢观察敌人的可乘之隙。我军既不敢直冲上前，敌军也不敢立即南下，就必然要戍守淮河。如果敌人昏昧不悟，仍怀有冲突的打算，倾尽全国兵力远道而来，肆无忌惮，我军不能立即同他们争战，那么就退后凭借险要等待敌军疲惫、力量耗尽，然后再对付他们，就必然要保守长江。渡过黄河不一定能够做到，于是戍守淮河；戍守淮河也未必能够做到，于是守住长江，这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在我方并不算失策。至于保守长江，那就是最后的防线了；长江如果都不必守，后面还凭什么继续抵御呢？上天生成长江这样的巨大险阻，是用来限制南北的，不是黄河和淮河所能相比。曹操强盛，在赤壁被孙权首先击败；后来孙权迁都秣陵，曹操又连续多年两次进攻濡须，孙权甚至派水军挑战，曹操最终也不敢出战，只能撤军返回。等到曹操的儿子曹丕派曹休、张辽等率军一同南下，孙权派吕范等率舟师抵御。太和三年，曹丕出兵广陵，望见长江便叹息说：『魏国虽然有成群的精锐骑兵，却没有用武之地。』于是退兵。后来魏国的拓跋珪南侵，止步于淮河上游；只有宋元嘉末年，敌军一度到达瓜步，毁坏百姓房屋，又砍伐芦苇编成筏子，声称要渡江，也只是远远窥视、叹息，不能越过长江。这样看来，长江难道是可以侵犯的吗？只是汉末刘繇镇守曲阿时，胆怯懦弱而无能，所以被孙策乘隙攻取，长驱直入，占有三吴。又如近年杜充暗怀异志，拥兵数万，却军队离散、互不统属，因而误了大事。臣曾私下考察，吴国能够抵御曹丕，宋朝能够抵御拓跋珪，没有别的奇术。临江设置疑城，从石头城到江边修筑围墙，建造伪楼，使其漂浮在江中，让魏人远望便知道畏惧，这是孙权的防御。征发全部民户的壮丁，分守各处渡口要地，使他们巡逻，上接湖口，下至蔡洲，陈列战舰、设置营寨，沿江岸绵延布置，从采石到暨阳六七百里，这是宋朝的防御。由此可知，险要之地不能自行固守，古代守边的人所做的，起初并没有什么高深神秘、不可企及的事情。我方人力胜过敌人，敌人就不能夺取；敌人人力胜过我方，我方就不能守住。

译而所谓人力胜过或不胜过，只在于设置安排是否得当、用心还是不用心罢了。因此臣私下不自量力，妄自认为，今天渡河作战的防备，朝廷已经交给将帅；而长江的守御，则应参考古代、验证今日，使州县协力讲习、修治各自的职责，预先作好万一的准备，这就是臣的职责。臣怎敢不身先士卒？这件事不一定要立即兴建什么工程，只要处置有确定的议论，扼守有确定的地点，使上下都知道应当戒备而不敢忽视，远近都知道有所依靠而不敢懈怠。即使敌军立即横扫而来，也足以在外围形成声援，帮助大军；如果有缓急之事，也都有办法应对，不会逃脱我方的安排。这样一来，内部只须拱手等待敌人败亡也可以。因而臣冒昧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行进言。从前曹丕退兵后，孙权曾把实情告诉蜀国使者说：『我的土地处在边远之外，空隙和变故极多，长江、大海都应当防守。曹丕总是观察可乘之隙而行动，只是没有发现便利，难道就能忘掉此事而另有图谋吗？』把曹丕不敢侵犯看作计策成功，把曹丕没有发现可乘之机看作值得忧虑，这是孙权所明白的道理，何况今日呢？关于所有防守职事，朝廷前后的方略、约束和案籍都完备存在，臣已经查检、选择其中应当施行的，制定成一项项条例，另行具奏陈述。臣又以迂阔疏漏的见解、浅陋的见识，冒昧上达天听。还望圣上慈悲，宽免臣万死之罪，稍加采纳选择。梦得又上奏论述实行保社、划分防守地域的奏札说：查考本路与淮西虽然隔着长江，实际上彼此互为表里。自古用兵，重视后方，把它作为根本，所以军队出动，必定在后方驻扎重兵。如今朝廷既然任命张浚在前方统领淮西宣抚事务，那么本道正处在他的后方。张浚现在驻扎在本府，平时本府固然依赖他形成声势；万一有警，张浚的军队起兵前往所属地区，那么本府兵力和防备就会单薄，立即成为空虚之地。即使朝廷分留张浚的军队防守，因客军与主军形势不同、号令没有统一，按道理也难以调遣。臣去年绍兴初年任职本道时，郡中百姓因吸取王▯奔溃的教训，知道没有办法自我巩固，坐受劫掠屠杀，痛入骨髓，于是都愿意按照各自居住的乡村，自行结成保社，每家出丁，分别编立队伍，互相递次统辖，由官府登记他们的姓名，以待有警时，各部所辖人员分别率领所属，在各自地域防守，保卫自己的家室；于是依从此法，略得八九万人。此后敌人从未侵犯境内，官府也从未实行。如今民间认为这套办法废弃已久，都希望略加整顿修缉。臣已经逐步检举并施行；但臣私下想到，近世凡是谈论民兵利害的人，大多是把百姓当作军队，由公家征取使用，使他们远离乡里，或者征收钱物，造成种种骚扰，追求名声而忘记实际，徒然增加重大祸害，这与本法不同。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江淮百姓有来不及逃避的，便自行结成山寨、水寨，其中很多因此得以保全。就如本府管辖的五县，前些时候敌人渡江时都遭到残酷侵害，只有句容县有一个乡自守赤山，没有受到侵害，所以如今户口比其他县独多。况且如今不迁移居所而自行防守，有人说恐怕因此聚集成盗贼，也不是这样。这是因为前些日子胡乱招募乌合之众充任把隘防托，处置没有章法，使他们失去归属的过错。如今土著主户都有家产和产业，是让他们自行保护父母妻子，哪里会有这种忧虑？至于官府起初并不需要耗费什么，却可以获得十万名民兵的名义；对内可以同正规军相互制衡，作为淮西后方重兵的部署；对外可以借此先声威慑敌境，这种功效不能说没有小小的补益。梦得又上奏，因金人背弃盟约，请求下令三位大将处置防御的奏札说：臣本月二十一日接到寿春府的侦报，敌军骑兵侵犯东京，前锋已经到达拱州、应天府；虚实尚未明了，不久臣已两次具奏上报。随后又看到淮西宣抚司的侦报，与臣同时送到，并且有伪造榜文的抄件送来，必定也已经具奏。臣私下认为，敌情变化诈伪、难以测度，向来就是如此。前些时候张通古出使以后，敌人虽然归还了我方旧日疆土，朝廷不久便派王伦等回访报聘；敌人既扣留王伦不遣返，莫将又继续前往，却不立即接见，拖延日久，包藏祸心，人们本来就怀疑。如今果然猖獗，竟在盛夏弓弩松解、马匹疲乏的时候，突然来到王畿，他们的意图必定是想在秋冬像往年一样深入，观察我方的行动，慢慢决定进退；所以先进入京师，休养士马，再占用前次留下的米粮，又趁两种麦子成熟，苛刻征敛、强行收取，积聚粮食，等到深秋长驱南下，作为必然冲突的谋划。如果我方有办法抵御他们，他们就凭借所积粮食，闭壁坚守、相持不战；万一我方出现可以乘隙的地方，便击鼓进军，任意施为。陛下圣明的谋略宏大深远，慎重考虑事情的终结并谋划开始，必定都已经预先有了确定的议论。臣充任边疆官吏，职责所在就是思考这些忧患，不敢不作长远周全的打算。臣妄自认为，议论的人或许会说：敌人的势力连年衰弱，去年夏天其内部亲信自相残杀，害怕被我方窥伺，所以特意制定这个谋略来抗拒我方，暂时到达京师，未必还能继续前进。我们不应因此震惊扰乱，或者还会有人认为，莫将奉命出使尚未回来，敌人想索取我方岁币，贪婪没有限度，又提出狂妄悖理、非分的礼数要求；由于我方没有立即顺从，所以敌人用重兵压境，企图劫持胁迫以侥幸达到目的。臣起初也怀疑是这样，不可立即同他们争战。如果果真出于这些原因，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我方只要持重，以理取胜即可。如果不是这样，事情出乎臣的预料，一旦敌军横行，而我方没有预先准备，事情到了眼前，哪里还能立即筹划应对呢？为什么呢？敌人一向有轻视我方的心思，说他们已经衰弱，这不是臣所能知道的；至于他们提出狂悖要求，先前的事实已经显现出来了，怎么能保证他们一定会止步于东京？敌人南侵总共有两次：建炎三年，陛下巡行海上，杜充迎降，诸将数十万人望风溃散，所以敌人乘势得以进入两浙，这是他们第一次轻视我方。绍兴五年，以刘豫为向导，敌人再次大举入侵，陛下进驻平江，诸将一同防守；虽然杨沂中迎击敌军，一战将其击破，却不能继续谋划进攻，使敌军在疲惫后从容离去，这是他们第二次轻视我方。

译如今如果不稍稍改变从前的做法，显赫地显示王朝威势，督促责成内外官员，日夜协力共同办理，等到秋冬到来，只怕还来不及。如果再稍稍迟缓，使敌人能够摸清我方，仍像平日那样，那么他们的气势会更加旺盛，锋芒会更加锐利，岂不是想怎样肆虐就怎样肆虐吗？臣听说，最高明的用兵是攻伐敌人的谋略。臣不知道敌人想要恢复旧日疆土，朝廷是否姑且听任；如果想坚守以等待时机，那么中原兵力寡弱，城池、器械都从未整治，不能立即同他们较量。如果姑且听任敌人，那么不如先攻破他们的谋略，赶快命令中原各州，在敌军尚未集结时，将现有的全部米粮以及民间的两种麦子统统处置，或者令其转运，或者令其焚毁，不要让敌人得到。即使来不及，也胜过先让敌人失去可以依恃的东西而不作任何谋划。我方再部署各位将领，使他们犄角相连、互相呼应，分据要地，显示出准备作战的态势；姑且用和议来敷衍敌人，假装略微退让，使敌人理曲而我方理直，暗中却严密周全地做好防守。如今各位将领训练已久，都精通熟练、积蓄锐气、想着奋战，人人心中踊跃，敌人对此也有所了解。大张旗鼓地整顿六军，也是先王用兵之术所不能避免的。我方即使还不能立即使敌人知道畏惧，难道不能使他们心中产生疑虑和阻碍吗？我方进一步筹划军粮，分别储存在防备敌军渡江的各郡；我方所积蓄的日益增多，敌人所依仗的日益消耗。敌军前进不能前进，退却不能据守，即使想长期停留，形势也不允许。此后我方或许想宽缓从容地防守，仍保留和议，以迎接太母；也可以乘敌人困弊之时，决定同他们决战，使他们畏惧而退去。只要太母能够平安出归，一切办法都可以实行。希望圣上慈悲，特别赐予明察，参考斟酌多年以来的方略，反复周详议论，不要让我们落入敌人的谋略之中。古人谈论军队，认为军队取胜在于和睦同心而不在于人数众多；即使有良将，如果不是同心协力，也不容易成功。汉朝陈平号称智谋无所不备，当吕氏将要发动变乱时，周勃以太尉身份掌握重兵，仍然没有办法防备；后来听从陆贾的建议，带着金钱去结交他们，才得以坐享胜利。唐朝以九个节度使的军队在相州围攻史思明，李光弼、郭子仪都在其中，但各自谋划不同、彼此意见不一，最终被史思明打败。如今大军所依靠的只有韩世忠、张俊、岳飞三位将领，臣想请求朝廷先确定大计，再命令三位将领各自陈述意见：怎样才可以守？怎样才可以战？守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战应该使用什么策略？谁应当在前面迎击锋芒？谁应当统率军队殿后？怎样作为声援？怎样作为防备？全部逐条上奏，选取可行的办法，立即交付他们实行，使各自充分发挥谋略，彼此详细了解，按此责求功效。还要下诏慰劳勉励，使他们致力于和睦协作。如果没有分歧，就亲自率领部队，一心以国家社稷为念。古代谈论用兵的人说，军队应当像常山的蛇一样，攻击它的头，尾部就来响应；攻击它的尾，头部就来救援。艰难时相互救助，就像同船遇到风浪，即使秦地、越地的人也不会有异心，何况身兼将相之位、并肩共立的诸将呢？这就是周武王有三千臣属、同心一意，所以能够战胜纣王数以亿万计的军队。臣的智慧见识浅陋，不明白长远谋略，滥居陪都守臣之职，对外巩固边境，怎敢不竭尽忠诚，略微施展自己微小而愚拙的心意，冒犯天威？臣实在惶恐惊惧、失措至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万人〕 梦得又上奏陈述筹划长江防务八件事，奏道：臣恭敬地看到，金人败亡后远远逃遁，却仍然窃据东京；近来虽然各道收复了旧日疆土，逐渐接近王畿，秋冬之间可以期待将其扫灭。然而臣所管辖的地区扼守大江，是国家的藩篱，与其他路的情势不同。臣职责所应当办理的，不敢不预先做好防备：对内屏障王室，对外作为大军的声援，使敌人望见声势便知道畏惧，以符合陛下谋求万全的举措。谨查取本司及所属州军从敌人侵犯中原以来，前后接受朝廷指挥中应当检举、预先讲习办理的事项，其大要有八项，现逐一列出，听候圣上裁决。第一，申明整饬边防。检核绍兴三年十一月枢密院奏札中的条文：枢密院奏称，各路防秋都分别有驻屯守备，养精蓄锐、积蓄力量，谋划已经确定；奉圣旨命令都督府和各路将帅加意防守，增修边备，精心训练士卒，明察审慎地侦探敌情，严整军队等待敌人，不要造成疏忽。臣查考边防事务，项目不一；虽然重大号令应当听从朝廷，但有关部门的守备职责已经载入常法，本来就应当日夜上下协力振兴办理。《孙子》说，善于作战的人，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不可战胜取决于自己，可以战胜取决于敌人。不可战胜时便守，可以战胜时便攻。又说，用兵的原则是，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要依仗自己已有办法等待敌人；不要依仗敌人不进攻，而要依仗自己有不可攻破的防备。从前齐军侵犯鲁国边境，边疆官吏来报告，桓公说：边境事务要谨慎守备一项，同时防备意外，只管把应有的防备都做好，事情发生时再作战，又何必事事请示呢？这就是古代守卫疆界的方法。然而桓公知道这个道理却不能实行。《春秋》记载鲁桓公在济水西面追击戎人，解释者认为，桓公不能预先防备，戎人到来时不知道，等他们离去后才开始追赶，所以特意记载下来作为警戒。既然这样，使自己处于敌人不能战胜的状态，依靠自己不可攻破的防备，难道可以片刻忽视吗？自从前次和议以后，战争稍稍停息，防备敌军渡江的各郡按例大多废弛；谨慎畏惧的人担心涉及制造事端，只求保住眼前，懒惰的人暗自庆幸苟且安逸，哪里想到日后？所以敌兵刚被听闻时，人人畏惧惊骇，都有迁徙逃跑的意思；即使有守官职责的人，也互相观望、拖延不动。等到兀术败走，军威突然振作，捷报接连传来，便又都说江淮一定可以保全、不会有事，不必再作过分的打算。这只是常人的见识，哪里知道长远的忧虑？大凡战胜的人容易骄傲，谋略奏效的人容易懈怠，屡次胜利的国家更难同它一起谋划防备敌人。光武帝对此深为忧虑。臣私下认为，也应当明白降下指挥，令监司、守令直至巡捕官员 各自修治、履行职责，时刻像敌寇即将到来一样；凡有应当申明的事务，要按时上报朝廷，不得因循旧习，坐视废弃职责。第二，划分部署各地防区。绍兴四年十月，枢密院两次下发奏札，抄录刘光世、吕祉的奏议，划定刘光世所管的江防地区：上游从池州东流县管辖的佛池洲到江州界，下游从太平州当涂县管辖的磁姥山，连接建康府界，都是刘光世管辖。镇江府承楚一带，属于韩世忠管辖。后来任命张俊为浙西江东宣抚使，本府界属于张俊管辖。臣查考，本路从池州到镇江府，都是江防地区，共一千余里。先前既由刘光世、张俊两军分守，所以敌人侵犯淮甸，经过三个多月，最终不敢窥伺江岸。如今张俊虽然驻屯太平州，近来又听说岳飞分兵下来驻守池州，略有旧日制度。然而两人既然各自领受三京、河南北两路招讨之职，将来进军中原，便会逐步起兵出发前去；这样一来，江防各州全都空虚，完全没有确定的守备安排。从前匈奴进入上郡、云中，汉文帝命令免除屯兵飞狐的郡国，苏意屯守勾注，张武屯守北地，以抵御外敌；

译同时在内部保卫京师，又命周亚夫驻扎细柳，刘礼驻扎霸上，徐厉驻扎棘门，分守各处要害，使内外互相呼应。唐代宗时，吐蕃、回纥入侵，进逼奉天，郭子仪驻扎泾阳，把部下分布在各处、各自承担一面防务；李忠臣驻扎渭桥，李光进驻扎云阳，马璘、郝廷玉驻扎便桥，依次向前抵御，所以都没有发生祸患。如今诸将正图谋收复中原，不可能再分出余力兼顾长江防守。如果只命令他们预先按照现在的地界仍旧划分防区，确定各自地点，那么遇到进攻讨伐时，就逐步追击击破敌人，江边地区仍在腹地之内，不必过度忧虑。万一必须退守，就引兵返回，各自按照编制部署，便可以坚壁固守，临时不会造成纷乱。因此说：『善于作战的人，所造成的形势险要，行动的节奏短促；即使纷纷扰扰、战斗混乱，也能做到自己不乱。』臣私下认为，也应当明白降下指挥，大致如同前日预先实行约束，公开展示防守形势；这样可以使敌人听闻后知道我方有准备，也足以安慰远方百姓。第三，把守截击要害之地。绍兴四年九月，枢密院奏札抄录枢密院奏议：江防的采石渡、罔沙夹、马家渡一带，分别命令刘光世、韩世忠各自派遣军队，选择地点屯驻，各有确定安排。后来韩世忠移驻镇江府，又续派张俊防守、策应两路；本府从靖安石步到东阳下蜀、连接浙西一带，也属于张俊所确定的军队驻扎地点。臣查考，本府以及太平、池州三处，可以通行军马的地方很多，前面所列的只是大概。如今据查报，太平州境内就有荻港渡、三山大信渡等处；池州境内有丁家洲、杨山、清溪、李河、雁汊、赵屯、港口等处，这些地方向来都设置巡检，重点把守。如今所管土军，每处都不到一百人；其余没有设置巡检的地方，还有二三十处。既然不能全部防守，也必须根据地理远近加以估量，在要害处另行屯驻，使遇到缓急时上下能够及时援助，这样兵力不足的地方也知道有所依靠。从前苏峻作乱，从和州渡江，孔坦劝王导及早守住江口；陶回对庾亮说，苏峻知道石头城有重兵驻守，不敢直接南下，一定会向小丹阳，从南道步行而来，但庾亮没有听从，苏峻果然由这条道路到达都城。后来各将作战失利，郗鉴估计贼军必定进入吴地，便在丹徒修筑大业、曲阿、庱亭三座营垒；贼军果然来攻大业，不能攻克而败退。这些地方如今都在本府和镇江的辖界内，可以考察验证。攻打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是用兵的要务；由此推论，凡是可以冲犯的地点，难道能不防守吗？杜充正是不懂这个道理，所以虽然拥有数万军队，却聚集在一起而没有分部部署、明确方向，一旦听到风声便全军溃散；今天怎能不引以为戒？臣私下认为，也应当明白降下指挥，命令各位将领和守臣逐一察度：凡是可以渡河的地方，分辨其重要与次要，或者派兵，或者用民，预先确定戍守，以等待临时调拨，制定使敌人绝不可侵犯的办法，防备意外祸患。第四，约束船只，检点防守。绍兴三年十月，枢密院奏札称，淮东安抚司申明，已经责成江都、泰兴两县约束长江沿岸乡村居民，遇到军情紧急时，预先摇动、驾驭船只使其离开江岸等事，命令长江沿岸州县依此施行。臣查考长江的险要，不是黄河和淮河所能相比：黄河、淮河不但都狭窄，而且黄河水势险峻湍急，所向难以抵挡；淮水浅而容易涉渡，唯独长江水势深广而平缓。自春秋以及刘邦、项羽以来，齐、楚、燕、赵用兵，越过淮河和黄河，都可以架设浮桥渡过，从来没有深思远虑。至于长江，只有孙策乘汉末乱离、无人能与他抗衡，所以能够乘隙长驱，直接进入三吴；及至苏峻狂悖，乘晋朝没有防备，便一直抵达都城。自从孙权定都秣陵以后，直到晋、宋、梁各朝，凡是从北方前来侵犯的敌人，只要有防守，都逼近江边而止，没有谁敢窥伺进犯。其中虽然曹操曾到濡须，曹丕曾到广陵，魏太武曾到瓜步，也只是徘徊观望，反而不敢轻率前进，何况如今兀术的军队呢？防御的办法暂且不论其他，只要严密截断船只、木筏和竹筏，敌人自然就没有办法。如今可以用来渡江的，不只是船只，木筏以及芦苇、柴束也都可以利用。公私船只固然无法一一计数，而商贩的木筏大多聚集在北岸；真州一带芦苇成山，也是芦苇的产地。如果立即禁止，便有骚扰百姓的弊端；如果等到紧急时再谋划，形势必定来不及。只应先命有关部门登记现有公私船只的数量，晓谕众人，遇到缓急时，允许在当地暂时扣收船只，全部运到南岸；这样不但可以断绝敌人劫夺、占据船只的机会，如果万不得已发生水战，船都是我方战船，人都是我方士兵，也不必再大量制造船只或另行登记水军。真州的木筏、芦苇，限令在八月以前全部运入镇江及浙西；江州以上的木筏，八月以后暂时停运，不得放下来；已经放下的，等到达本府后一律拆散。臣私下认为，也应当明白降下指挥，重新制定刑罚禁令，责成守臣收掌执行，等待紧急时施行。但应当严格禁止无故轻率行动，以免阻碍正常往来，使百姓自己不受扰乱。第五，团结乡社。检核绍兴五年枢密院奏札，其中抄录枢密院奏议的条文说：招募土豪、乡兵把守险隘，奉圣旨，命令防江州军的守臣以及各路宣抚司、安抚司迅速讲议办理。土豪、乡兵都先行登记确定人数，以备缓急时调用，但不得因此任意召集，造成骚扰。到了绍兴六年六月，枢密院奏札下发，其中臣僚上言：由于各路帅司、宪司在夏秋交替时不再询问有无盗贼，却照例在边界设置寨栅、聚集保伍，因而鞭打驱使百姓，妨碍、废弃生产，于是圣旨再次下达：除濒海地区外，其余州县不得任意召集。臣查考，自古军队和百姓都有统属：周官制度中，民间五家以上称为比、闾、族、党；军中五人以上称为卒、伍、师、旅，军民同出于一套法度。这虽然是常谈，但统率众人的办法，从来没有听说可以分散而不隶属，却还能发号施令、统一行动的。如今军队本来有编制行伍，乡村百姓也有保伍，城坊居民也有保甲；但太平日子久了，从未借用百姓来作战，所以这些组织的作用只限于租税和盗贼事务。

译战事兴起以来，士大夫不了解古制，事情一变，便形成了乡兵的议论，于是想驱使拿着农具、耕作田地的百姓同正规军一起使用；平时不教导，却要求他们作战；没有战事却把他们聚集服役；粮食没有固定的廪给，器械也没有固定供应。朝廷既然不得已依从了这种做法，便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于是又下达了指挥。臣详细考察诏令，只是戒止不论有无盗贼便任意胡乱召集；如果确实有应该使用的地方，难道能因噎废食吗？如今所谓团结，并不是把百姓编成民兵，而只是对保伍旧法略加损益：令百姓彼此纠察统率，各自聚集强壮之人，推选大家信服的人担任首领；官府为他们制定条约，借用一个名目，约定现有人数的多寡，登记在册但不实际使用，并张榜显示给众人。没有事情时只保存名册，有警报时按照名册下令，各自守卫自己的地方。在正规军控制守备范围之外，让他们弥补正规军顾及不到的地方，对外张大声势，以自行保卫乡里罢了。百姓虽然极其愚昧，如果想到往年弊端的教训：一旦不幸敌寇渡过长江，强壮的人逃散远迁，骨肉离散；弱小的人坐等杀戮，如同鸡犬；财物被劫掠，房屋被焚毁，那么哪一种情形比不上上下相互维系、各自奋力，使敌人不能侵犯我方更好呢？百姓能够保卫自己的土地，国家就能够保住险要，这是必然的道理。按照周代制度，役使百姓不过一人，余下的人作为羡卒；即使到了农田耕作、追捕盗贼和治安巡逻等事务，仍然要使百姓竭尽全力。宋文帝抵御魏太武帝时，把全国各户的成年男子全部征发，即使公卿子弟也都服役。这虽然不能作为制度实行，却也可以看出宋文帝之所以能够保全自身的原因。臣私下考虑，也应当明白下达指挥，准许守臣预先谋划，根据情况妥善安排，以谋求百姓的利益，从而帮助国家增强势力；如果有人重蹈过去的过失，就应加重处以典刑。六是明确审察斥堠。查照绍兴四年十二月枢密院劄子的规定，考察防守斥堠，完全依靠昼夜举放烽火，务必做到不失去防御。昨天刘光世驻扎在池州，把管辖下的▯江地区都设置了烽火；至于建康府、浙西▯江一带，却都没有烽火和斥堠。现奉圣旨，命江东、浙西安抚司安排施行。臣考察用兵时设置斥堠，不只是为了预先知道敌军势力的强弱、军队行动的远近，也要防止奸人制造浮言，动摇百姓听闻；如果相距遥远而无法验证，或许会导致朝廷的部署发生错误。晋代袁耽镇守历阳，石季龙的十多名游骑到来，袁耽仓促把这件事报告上去，结果朝野都感到危惧，王导以宰相身份假黄钺出征，后来才知道消息是假的。石勒驻在葛陂时，军士因饥饿死亡过半，甚至有人劝他投降；元帝已经命令天下军队防守他，却不知道实际情况，于是放任他离去，后来便再也无法制伏他。这就是斥堠不明造成的过失。建炎年间，敌军骑兵已经到了江边，本府守臣却仍误认为是李成的军队，终于导致城池失守。斥堠侦察探听的项目本来很多，而烽火尤其是紧急事项。魏王基攻打西陵，即今天的峡州，孙权派戴烈、陆凯抵御他。傍晚举起烽火，西陵击鼓三通，消息传到吴郡。古代用兵，大概就是这样。如今敌人近在东京，距离江边不过数百里，他们的行动和休息，我们尚且不能确切地全部知道。最近敌军围攻顺昌，前后多次交战，大多是事情发生以后才得到关报。直到现在，敌军人数的多寡，议论者仍有不同意见，那么军情的缓急又凭什么取信于人呢？关于传送递角，近来虽然戒约已经很严格，但往往要等奏报以后才知道事情，也恐怕会迟缓。至于间谍侦探，也必须由各地严格制定赏罚，广泛布置耳目，彼此参照核验，这不是臣一人能够独自办到的。只是本府设置烽火一事，昨天承奉指挥，在上元、江宁、句容共设置了三十多处烽防，和浙西相通，并不是没有补益。如今大军屯驻在淮河一带，和前日的情形不同，淮北的动静尤其应当迅速传来。旧制度中，沿边三路的烽火都有成法，许多人都知道。如果命令进一步详细制定条目，选取简便易行的办法，交付外地实行，使远近成为一体，就不会互相违背。臣私下考虑，也应当明白下达指挥，命令从淮南、庐州、寿州一带开始增设烽台，与江南岸原有管辖的地方相连接，专门委托郡县等候军马警报，一有动静就立即举烽施行。七是安排积聚粮草。查照建炎四年七月枢密院劄子，以及考察三年六月圣旨中的条文：乡村居民向来顾恋自己的产业，如果一定实行清野之法，臣私下恐怕盗贼还没有到，民心就先动摇了；但如果设置之后置之不问，又恐怕反过来资助敌人粮食，成为百姓的祸害。应当命令守令、监司更加认真地安排，多印发文榜，直接说明事情的缘由，使民间都明白，务求安全。地方上还有粮食、柴草等物资，难以搬运，也必须预先安排。臣考察敌人前后侵犯我境，敢于放肆深入，都是因为能够从我方取得粮食物资，所以安然无所畏惧。自从伪齐刘豫建立以后，盗贼占有土地疆域，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所有物；他们从百姓那里抄掠劫夺，毕竟已经有所限制，和以前不同。因此绍兴六年进至淮甸却无功而返，也是由于粮食缺乏、自陷困境的一个原因。近来修好议和，中原各州积存的粮食很多，都是伪齐刘豫苛刻搜刮聚敛所得，用来作为猖獗进攻的准备，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奸谋。臣最初听到警报时，就曾详细陈奏，请求首先安排此事，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今伪齐所属的各郡将要依次收复，仓库中剩余的粮食已经没有多少。淮北虽然临近秋收，但那里本来不生产稻米，将来作为我军渡过淮河的准备，即使敌人得到，也不能用车船运到他们那里；这还不足以作为主要考虑。只有淮南地区水田很多，今年秋天的收获，怎么能不预先谋划呢？善于用兵的人，不一定要完全依靠力量硬抗。刘邦、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相持时，必然要考虑敖仓的得失。刘邦在垓下失败，正是因为彭越、田横往来活动，断绝了楚军的粮道。张良、陈平知道楚军粮食已经耗尽，认为这是上天要灭亡项羽。唐朝初年群盗纷纷起兵，也把洛口各仓看得极为重要。事情的利害，敌我双方完全相同。我想讨伐敌人，就必须先谋划粮道；那么敌人来侵犯我方，难道能够没有粮食而保全自己吗？关于淮北地区，将来准备大军进攻讨伐所需的粮食，有司自然应当另行筹划。淮南直到江岸的庐州、寿州、滁州、和州，都是前日敌人驻军的地方。如果能够依凭险要自行建造山寨之类，就应赶快命令各地选择便利地点，早日确定处所，搬运粮食储备，以备退入固守。大军屯驻的粮食，也必须计划筹措，委托两路漕臣依次通过津渡发送，只要前后相继不断，不至于缺乏断绝，但也不可储存过多。

译如果有人没有粮食，即使能够轻装进入，又怎么敢长久驻扎？其余金帛、马草之类，也都依照这个办法一并办理。臣私下考虑，也应当明白下达指挥，命令江东、淮南负责此事的官吏共同安排。敌人如果知道这些，和实行清野有什么不同？这实际上是最好的防御。八是告诫并考核官吏。查考前面下达的指挥，其中有一项说：敌人去年冬天深入我境，各州郡守臣等不能召募忠义勇敢之人和士兵留在城中，竭尽全力抵御，共同作拼死守城的打算；又不能安排搬运粮食、迁徙百姓，不能选择深山大泽率领众人坚守，只是束手坐着不动。敌人到来以后，便只顾一人逃走，致使一城百姓白白遭受战乱屠杀。现奉圣旨下达江浙各州，如果有人还像以前那样不能安排防御，只顾自己一人逃避，应当明正典刑。臣考察朝廷的安排已经完备，号令也已经明确，关键只在于靠什么人来执行。太平时期，一个官员治理不好，只不过废黜一个官员；一个县邑治理不好，只不过废弃一个县邑，利害彼此没有关联。到了用兵之时，方圆千里的土地，成败得失都彼此相连，互相影响先后。譬如人的身体，手脚、耳目各有职司，如果废掉其中任何一部分，整个身体都会随之败坏；不能使一个官员不修行职责，也不能使一个人不竭尽力量。过去太平日子已经很久，因循玩忽渐渐成为风气，官员们通常不肯以自身承担责任，只求文书形式简略，姑且应付眼前。一旦遇到紧急警报，人人都望风先逃，远远逃出疆界，于是使百姓陷于战乱，井邑全都变成废墟。等到事情平定以后，才慢慢回来，往往反而以收复失地来论功。事情既然出于仓促，牵涉的人又很多，难以全部追究责任，因此得以宽赦释放。过去陈豨反叛代地，赵周昌上奏说常山二十五城中有二十城失守。汉高祖说：‘守令和郡尉反叛了吗？’赵周昌回答：‘没有。’高祖说：‘这是力量不足，失守的罪责可以接近于无罪。’新近疆域上的敌人突然到来，守城的办法原本没有预先准备。有官守职责的人放弃职守前来归附，朝廷以此推行宽仁之心，姑且免去降服的屈辱，宽贷而不追问，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是江南各郡，城内有城郭，城外有兵将，所依靠的是百姓，所凭借的是粮食，离行宫近在咫尺，行动会牵动全局大势，难道可以不要求他们一定守住吗？然而人情已经习惯于此，妄自依恃宽大的法典，仍然没有慷慨激昂的志气。用士兵守卫的地方，必须责成将领；用百姓守卫的地方，必须责成官吏。军队不能让一个士卒胆怯而轻易退却，将领必须先做到勇敢；百姓不能让一个人恐惧而轻易离散，官吏必须先做到坚定。将领能够拼死抵御敌人，然后士兵才能拼死作战；官吏能够拼死守住职分，然后百姓才能拼死坚守。臣私下考虑，也应当明白下达指挥：防御事务既然已经准备完备，将来如果有紧急警报，便抛弃官职和守地，妄自编造借口，逃避出界的人，一律依军法处置，必定严惩，绝不赦免，这样或许可以避免人们轻视法令，稍微知道侍奉君主的道义。以上所陈述的，都是朝廷已经实行的命令；臣只是查阅档籍，检举核验古代事例，考察人情，选择可以施行、可以责成官吏办理的内容，在无事时讲明，在有警时实行。宁可有了准备而用不上，不能等到需要使用时却没有准备。因此臣冒昧触犯天威，恭请陛下宽贷并曲加赦免。臣惶恐、畏惧、激切不安到了极点，谨将所录奏章上报，伏候敕旨。贴黄：臣听说兵家讲究先声势而后实际。臣所陈述的都是朝廷已经实行的命令，是州县职分所应当做的，只想把这些命令检举出来并加以申明，使上下同心实行；能够任用得当的人，使敌人望见声势便知道畏惧，不敢轻易行动而已，并没有劳民伤财的弊端。从前孙权用芦苇荻草造成疑城，几乎像儿戏一样，曹丕却远远地感到畏惧；苻坚在淝水失败时，望见八公山的草木都像人形，便逃走了。如今如果预先命令将士分守各处，乡社组织民众相互传递消息，在远近各处张扬国威，那么扩大军队声势，远远超过芦苇草木所造成的声势。伏乞陛下明察。臣这次所陈述的，正是本道的职分，不敢兼及其他路。然而疆界有远近，彼此上接下连，例如淮东沿海地区，情形相同，利害也一致。如果防御措施可以采取，那么淮东、浙西也应当依此施行。伏乞陛下明察。户部尚书梦得上奏，请求迁徙敌人必经州县的居民，劄子说：‘臣私下看到冬季逐渐深入，金人来往倏忽无常，不能保证他们不向南侵牧，因此应当预先准备，必须制定万全而不可胜数的计策。臣以前曾冒昧议论，敌人反过来使用我们的办法；如果想用中国来攻打中国，那么凡是人马、粮草、器械、城池，都因我方而成为他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如今必须禁止这些，使他们不能实行自己的谋略，也不过是反过来使用他们的办法罢了。古代外域善于对待中国的，没有比藏匿辎重、人畜，远远撤退、深入躲避而不与之争锋更好的。汉武帝起初命令卫青、霍去病连年攻打匈奴，所到之处斩获敌人、拓展土地，没有不如意的，是因为当时匈奴的兵力与汉朝相当，可以较量胜负。后来匈奴醒悟，采取空地避汉的办法，等到公孙贺、赵破奴率军深入二千里，却没有见到敌人而返回，汉军于是困顿，大汉也因此几十年没有出兵。元丰年间，神宗皇帝锐意一定要讨伐西夏，经营筹划多年，终于下诏命五路军队一同进攻。当时天下人都认为夏人必定可以被荡平消灭，然而最终没有成功，也是因为夏人把土地全部空出来而离去，使我军无从与敌交战。臣愚昧地认为，如今敌人南侵的道路，不过是京东、京西和沿汴河三处。如果估计他们必经某些州县，就迁走当地居民，命令他们预先埋藏粮斛、财物，各自携带少量金银分散行动，选择深僻地方远远藏匿；即使马草也全部搬空野外，烧毁焚尽，不让敌人留下任何东西。只要能使数百里土地空无所有，他们胁迫各国跟随而来，不过是用利益诱惑他们、借此团结人心，乘我方溃散来壮大声势；如果所到州县全都空无所得，他们自己就会失望，部众长久见不到敌人，势力也会随之受挫。’ 假如敌人的亲信核心确实想要扰乱我方，行军三天以后，人没有粮食，马没有草，凡是想依靠我方获取利益的人都一无所得，那么即使想继续前进，能够做到吗？议论者或许担心这样会惊动众人，不能实行，这是大错特错。扰民动众，在太平时期加以戒备还可以；如今敌军所到之处都进行剽掠，金珠玉帛全被抢夺，那么把财物藏起来保存，与任由敌人抢走相比，哪一种更有利？他们屠杀剥掠的暴行，使父子兄弟都遭到残害灭绝，那么让百姓奔逃离去，与留下来遭受这种祸害相比，哪一种后果更严重？百姓即使没有知识，也必然能分辨这一点；这确实是不用交战就使敌人屈服的办法。伏望圣上慈悲，特赐明察，命令大臣参酌详细议论；如果有可取之处，请求迅速秘密交付各地监司、州县和将帅，命令他们明确把利害祸福告知百姓，使百姓得到万全保护。这不只是讨伐敌人的谋略，也是保全我方百姓的计策，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译《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三十四卷。《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三十五卷。明代杨士奇等编撰。防御边疆。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广西漕臣胡庭直上奏说：‘邕州东面的左江、永年、太平等砦，在祖宗时期，因为与交阯接壤，确实是南部边疆的屏障和要地，所以设置州县，登记当地壮丁，以备一旦需要使用，规划真是宏大长远。近年来边境百姓大多与交阯往来，用当地出产的盐混杂官盐进行交易，又减价交换马盐来换取银两，朝廷忽然不加防范，恐怕会产生边境事端，应当加以禁止。’高宗时，冯当可上劄子说：‘臣私下听说敌国使者往来，商议修好，这种事情按照他们过去的行为，哪里值得相信？这一定是因为废除伪齐后，人心还没有稳固，臣深恐陛下趁此机会防备不足，那么消灭敌人的日期就有了。臣知道奉迎梓宫是陛下心中最急切、最痛苦的事情，他们以此为借口，拖延年月，等到内部安抚已经稳定、奸诈计谋已经建立，然后率领士卒远道前来送死，陛下难道可以不预先洞察他们的真实意图，深切地加以防备吗？’臣私下看到，江边以前的防御有时还很疏漏；从建康到海边的情况，臣没有亲自见到，不敢妄加陈述。自西蜀直到江东，请允许臣来谈一谈：吴玠的一支军队在梁州、洋州之间，管辖范围共五千多里，到鄂州才有岳飞的军队；再过三千多里，到建康才有张浚的军队。陛下虽然把吴玠作为屏障，然而东南的地势险要，实际上有长江可以凭恃。如今岳飞屯驻鄂渚，实在是想兼顾江池和襄阳一带的警急。等到岳飞得到消息，再往返三千里，整装并严密准备，没有一个月到不了襄阳。可是敌兵近在京师，▯军疾驰，不到几天便渡过江汉。万一敌军派出偏师进攻江池，牵制住岳飞，同时以大军进攻襄阳，就会截断吴地与蜀地的联系。到那时，吴玠不能离开梁洋向南进军，岳飞也不能舍弃江池向北驰援，敌兵▯泊于荆南，便可以顷刻之间窥伺长江上游，震动惊扰吴地的防务；或者▯趋潭州、鼎州，横渡饶州、信州一带，便可以直接乘我军空虚，扰乱我们的腹心地区。这样的防备，也似乎太疏略了。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谋求制胜，选派懂得军事的大臣，分拨重兵镇守荆襄，使仓促之间一旦发生警报，荆襄两地合力便足以独当一面，而岳飞也能专心防守江池之间。如果军队已有统属，不能立即分拨，也应当严令告诫岳飞，趁现在无事，预先思考方略，审慎斟酌事宜，增加并加强荆襄的戍守。直龙图阁李光请求筹措安排防守长江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建康古来号称帝都，并不只是因为它地势优胜；大概是因为长江具有天然险阻，可以隔绝敌军骑兵，进攻虽不足，防守却绰绰有余。自六朝以来，历经数百年，即使元魏、北齐这样强大的政权窃据中原、横行天下，却不能进兵窥伺建康境内，难道是因为它们力量不足吗？魏文帝到达广陵，临江检阅军队，看见江水波涛汹涌，叹息说：“唉，这确实是上天用来限制南北的险阻啊！”纪陟出使魏国，晋文王问及吴国的戍守防备，说路途十分遥远，很难做到坚固防守。纪陟说：“疆界虽然遥远，但其中的险要之处不过四五处；正如人虽然有八尺高的身体，却没有一处不可能受到祸患，只是防备风寒也不过在几个地方罢了。”《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自己的国家。”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如今浊河、长淮已经落入敌境，我们所能依恃的只有长江；如果连长江也不防守，专门采取躲避敌人的谋略，就可以说是毫无防备了。陛下驻跸会稽，江浙如今是国家的根本之地；论进军，足以作战，论退守，足以防守的地方，没有比建康更合适的了。臣不敢把话说到长江上游，姑且根据亲眼所见和耳闻，以及江南地区应当防守的地方来陈述。从建康到姑熟，共一百八十里，其中狭窄险要、可以防守的地方有六处：一是江宁镇，二是防砂夹，三是采石，四是大信口；再往下则有芜湖、繁昌，都与淮南隔江相对。其余地方都是芦苇丛生的地带，有的岸边高险陡绝，有的水势湍急强悍，难以使用舟船。如今的计策，不如预先在各处险隘屯驻军队、储积粮食，分别命令将领和官吏，使他们各自总领所属地区、负责调发兵力，并征调附近乡里的民夫，由各州县自行统辖，合力防守；多埋设鹿角，广泛设置炮架。一旦发生紧急警报，就用强弓劲弩，箭矢和石块一齐发射；采取奇袭来扰乱敌人的谋划，坚守阵地来使敌军疲惫。这样一来，在劳逸和攻守的形势上，我们就能取得胜算了。事情如果这样部署，形势尚且还有可以谋划挽回的余地。臣愚昧地恭敬希望圣上慈悲，再下诏审阅臣的奏章，交付三省、枢密院的大臣共同考察、参考众议；如果认为可以实行，就请求精选得力使臣，调移将领和军队到建康驻扎，占据险要、守住要害，保卫王室，经营谋划淮、楚地区。这样或许在防备缓急之时，不至于让君父承受忧虑，使人心稳固、士气振作，那实在是天下的大幸。李弥逊请求招募当地人防守的劄子说：‘臣考察淮河以南与伪境接壤，守住这些地方就会有许多事务，放弃它们就会资助敌人，应当从长计议来谋划。臣询问各位将领，知道他们部下各有当地人，愿意替朝廷招集乡民耕种田地，设置堡寨来守卫一方，像刘纲、孙晖这样的人很多。如果顺应他们的愿望，再加以选择，挑出可以委任的人，上等的让他们守州，其次让他们守县镇，不必一定保证守住原来的土地，只要让他们自行选择险要而可以防守的地方安置即可。仍然委托各地将帅不时派出轻骑，在边境巡逻抄掠，以作为卫防。万一敌寇到来，就避开敌寇，退回并重新保守自己的驻地。事情开始时，朝廷酌量给予供应和帮助，稍有成效以后，就让他们自行供给；再逐步安排人员和兵力，不需要另外花费大笔钱财。眼下虽然还看不出利益，数年以后增加一道藩篱的坚固程度，所得利益不会小。伏乞圣上慈悲，再详细斟酌是否可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