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

译正直的言论还没有得到省察，巧言诡辩却已经送到，使陛下的内心没有机会觉悟。伏乞陛下把臣这篇奏章反复省览数遍，亲自从圣心裁决，不要让奸邪之人与此事相议。他们费尽心思、排拒众人进言，隐藏踪迹、暗中赞助陛下的，都是奸邪之人。希望陛下明察辨别，不采纳他们的说法，那么圣心自然会开悟，至理自然会明白，天下人将感到无比愿望得偿。当时朝廷正在议论追崇濮安懿王，侍御史赵瞻争辩说：“仁宗既然已经向陛下下了明确诏书，议论者却反而被‘所生’‘所养’这些礼律上的名称迷惑，妄加诋毁阻难。他们明明知道礼制没有两个父亲、不能有两种斩衰服的道理，却敢于割裂一个字的文辞来扰乱真实含义吗？况且经典中有‘去妇’‘出母’的说法，被休弃了就不再是妻子，被出弃了就不再是母亲；这种说法只是穷尽文辞、直截记载，难道足以援引来裁断这件大事吗？”臣请求与他们当廷辩论，以判定邪正。不久，皇太后亲手写信，尊濮王为皇。赵瞻叹息说：“先前太后严厉责备大臣，议论才得以停止。如今邪臣又与宦官相互勾结，把过错归给至尊，替自己谋求地位；我与首先倡议此事的大臣，恐怕不能同时活着看见结果了。”于是又极力陈述。正逢代理太常少卿接待契丹贺正使入朝对答，英宗问起前事，对答说：“陛下是仁宗的儿子，而濮王又称皇考，这就是两个父亲。两个父亲不合礼。”英宗说：“御史曾看见朕想称濮王为皇考吗？”赵瞻说：“这是大臣们的议论，陛下从未亲口说过。”英宗说：“这是中书的过错罢了。朕从几岁起，就被先帝收养为儿子，怎么敢称濮王为父考？”赵瞻说：“臣请求退下后告诉中书，起草诏书，以使天下明白。” 当时连日阴晦昏暗，英宗指着天空给赵瞻看，说：“天道如此，怎么敢妄自作出褒扬尊崇之举？朕的心意已经决定，不必宣告。”赵瞻说：“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不因私情妨害公义，这是非常盛大的德行。”赵瞻出使回来后，听说吕诲等人因劝谏濮王之议都被罢免，便请求与他们一同贬谪，没有得到答复。朝廷催促他入殿对答，英宗说：“你想成就龙逄、比干那样的名声，哪里比得上效法伊尹、傅说呢？”赵瞻惊惧，回答说：“臣不敢奉行诏令，以免朝廷受到同罪异罚的讥议。” 神宗元丰元年，知秦州吕大防请求确定婚嫁、丧葬和祭祀的礼制。吕大防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正在大力整顿各项政务，事事以三代先王为法；唯独在典礼制度方面，似乎还没有达到汉唐盛时的程度。昨天听说陛下特地下达明诏，设置机构考订礼文的得失，可见圣明的思虑高远，把最重要的事务放在首位。臣的一点愚见，过去一向不敢在朝廷上提出，希望今天能够申述。臣私下观察，如今的公卿大夫，下至士人百姓，他们的婚姻、丧葬、祭祀全都没有法度，只任凭他们去做而不加禁止。婚嫁是重要礼仪，却完全出自街巷鄙俗的习惯；丧葬、祭祀是大事，却大多采用佛教、道教的办法。至于郡县公私礼仪的重要环节，古人谨慎重视的，如今一概苟且简略，毫无义理。臣谨按《开宝通礼》，这是太祖皇帝制定的，是本朝一代的典章。臣遍察各地，只在淄州常常看到它，不过是用来准备考查举人罢了。礼制不施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周礼》所说的八则，以礼俗来驾驭百姓，大概是说庶民可以参用风俗，而士人以上应当专门采用礼制。臣愚昧地请求陛下诏谕礼官，先选择《开宝通礼》，考订确定并明确刊行，用来示范天下；违反者加以禁止断绝，使礼制一定实行。” 即使暂时还不能推广到百姓，但只要让他们有所观瞻，就足以促成教化。何况台省官员办理政务，以及州县祭祀社稷、释奠之类的礼仪，已经略微采用礼制了。由此推行下去，也并不是完全违背风俗、难以实行的事情。况且现在所实行的礼仪，在全部礼制中才举出几项，是为了逐渐改善风俗，其意义正在这里。伏望陛下留心审察，确立万世法则，天下幸甚。” 神宗时，集英殿修撰李复上奏说：“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不依据礼制，无论大小都不能实行。三代的礼制，到周代才完备；如今考察典籍所传下来的内容，十成中仅剩两三成。前代的江都、开元时期，也都曾编纂汇集旧有礼文来施行。当时折中裁定，有些拘泥古制而不知变通，有些顺应时势却鄙陋而没有法度。学习礼制的人无从取法，后世也没有可以考察的依据。经传说：‘天下安定以后便制定礼制。’本朝承平一百六十年，功业远超唐虞，难道三代还足以相比吗？然而一代礼典至今仍未讲定，以至于喜好礼制的人各家自行制定礼仪。荀况说：‘礼没有比圣王制定的更大。’只有圣人才能制定礼，只有王者才能实行礼。《礼记》说：‘不是天子，不能议论礼，不能制定制度，不能考订文字。’臣希望诏令有关部门，从上至郊祀、宗庙、社稷，下至三祀、一祀，以及冠礼、婚礼、丧礼、葬礼、宾礼、军礼，辨明等级和尊卑，裁定礼仪的文饰器物，既不僭越，也不逼近古制；依据古制而不拘泥，适合当今而不鄙陋，制定为本朝一代的典章。至于士人百姓应当实行的礼仪，则颁布到郡县，使他们普遍知晓。这样各项事务都有制度，灿然可观。” 四夷百蛮也会接受教化、取法遵行，这是治理太平之世的盛大举措，真是无比幸运！” 金君卿上奏说：“周代制度规定，诸侯即使有功，也不过封为侯、伯，爵位只定为七命，没有达到公爵的。因而王室子弟以及异姓中有大功德的人，封爵也不过是侯，只能增加封地。齐国、鲁国都以侯爵而获得上公的封地。如果列土分封的侯伯有功德，就加一命而成为牧。只有二王之后和三公加命成为上公的，才有资格穿衮冕。所以《礼记·王制》说：‘三公一命。’按《正义》说：‘三公为八命，身穿鷩冕。’如果再加一命，就成为上公，与王者之后相同，穿衮冕。按照衮冕十二章的制度，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画在衣上；宗彝【即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六章都绣在裳上。郑康成注《周礼·司服》说：‘王者的制度相互变更，到周代把日月星辰画在旌旗上。’所谓‘三辰旂旗昭其明’，就是这个意思。衮冕有九章。郑康成既然认为周代的衮服没有日月星辰三章，却又在注《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时说：‘指的是日月星辰的纹章。’这其实是鲁国的礼制。假设鲁侯祭天所穿的衮服有三辰之章，那么周天子穿衮冕祭祀先王，怎么会只有九章？”

译难道天子的衮服只有九章，而鲁侯的衮服反而有十二章吗？可是《郊特牲》直接说‘王被衮’，既然称作‘王’，怎么能说是鲁国礼制？况且郑康成的说法没有别的经书依据，只是因为《郊特牲》说‘旂有十二旒，以龙章和日月来象征上天’，《左氏传》说‘三辰旂旗昭其明’，于是便据此认为周代把日月星辰画在旌旗上，天子的衮服便去掉了这三章。金君卿如今考察各部经传，其中关于衮冕制度都没有说周代除去日月星辰之章，这就说明周天子的衮冕应当具备十二章，而太常所用的旌旗上也画有日月星辰，难道能说既然画在旌旗上，服饰上的纹章就废除了？如果十二章不只是用于衮服，其他服饰和器物也交互使用，例如三辰旂上也画有龙章；按照郑康成的说法，岂不是连衮服上的龙章也可以废掉？那为什么唯独去掉三辰？王的屏风和头巾都用黼纹，难道衮服上的黼章也可以去掉？如果古代把虎蜼施用于宗彝，那么衮服上为什么又要重复使用虎蜼？只是天子的衮服具备这十二章，而他的旌旗上也画有三辰之章罢了。由此可知，天子服饰具备全部纹章是正确的；二王之后以及三公加一命的，穿九章衮冕；其余公侯都穿七章鷩冕，这就是周代的制度。” 自从秦朝毁灭礼乐，服饰起初采用黑色，以配合冕旒，于是周代制度便消亡了。汉朝兴起后，礼服还不完备。到了世祖，修建三雍，整顿明堂和七郊的制度；孝明帝于是完成了这一事业。起初穿戴有冕旒的冕、赤舄、钩屦来祭祀天地和明堂，都是戴冕旒，衣裳上衣用玄色，下裳用纁色。皇帝的车驾和服饰具备日月星辰等十二章。三公、诸侯使用山龙九章；卿以下使用华虫七章，用来承当大祭。永平二年，首次诏令有关部门采择《周官》《礼记》和《尚书·皋陶篇》的说法。皇帝服制采用欧阳氏的说法，公卿以下采用大小夏侯氏的说法。冕都宽七寸、长一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色为里，玄色为上衣；前面垂下四寸，后面垂下三寸，以白玉珠系成十二旒。三公、诸侯有七旒，用青玉作珠；卿大夫有五旒，用黑玉作珠；都只有前旒而没有后旒，各依本人的绶带颜色用组缨相连，两旁垂下黈纩。祭祀天地、宗祀明堂时便戴这种冕，接近周代制度。魏晋以后，制度不合经传。国公的爵位始设于隋朝，冕用青珠九旒；侯、伯则穿鷩冕。唐代制度规定，皇太子穿白珠九旒的衮冕；群臣穿青珠九旒的衮冕和七旒的鷩冕，鷩冕是第二品官员的服饰。五代以后，天子的衮冕为十二章。”},{ 诸臣的礼服有九旒冕、九章，八旒冕、七章，七旒冕、五章，六旒冕、三章。本朝依据旧有文献，参酌制定新制。乘舆备有完整的章服，才合乎礼制。诸臣的九章服，亲王、中书门下、三公在奉祀时穿用。七旒冕、五章服，九卿奉祀时穿用。五旒冕的制度同七旒冕，但衣裳没有章纹，四品以下担任献官时穿用。再次是没有旒的平冕，太祝、奉礼穿用。从九旒冕以下，都是奉祀时穿的礼服。如果在太庙侍祠，会同诸臣，一品、二品官穿五梁冠，其次三梁冠、两梁冠，各按品级穿用相应服饰。按现在的制度，王爵与三师、三公同属正一品，应当穿九旒冕参加朝会。祥符年间追赠文宣王，最初议论想把他比作帝王，但因为周代的王没有帝号，所以只是沿用唐制封王，另外加上美谥。又有唐代开元年间开始封王加谥时，已经使他面向南方而坐，穿王者的衮冕服，这样看来，文宣王的封谥就不同于汉代以来的王爵了。如今各都、郡、县文宣王庙中的塑像，有的使用九旒冕、九章服，像周代上公、汉代诸侯王所穿的服饰；有的却穿十二旒的王者冕服，彩章混杂错乱，没有等级次序。现在详细审定，请给文宣王配备十二章冕服，废弃郑康成的主张，采用本朝制度，仿照汉、唐旧例。至于十哲的服饰，当初因祥符年间追赠时议定把他们视作公，也就是按照公侯五等爵中的公来定。当时宰臣想让颜子在十哲中稍微提高等级，于是请求把兖公颜子封为国公，把费侯子骞封为郡公，却不知道这样在礼秩上反而低于公。况且国公的爵位，位次在三师、三公、宫太、嗣王、郡王之下，属于从一品；郡公的位次仍在宫太之列，而且不同于周制上公的尊贵。如今兖国公的冕服，如果采用九卿的服饰，即七旒冕、五章服，就又低于周礼中公侯的服饰。如果采用周礼公侯的鷩冕制度，那么现在配享的先儒中，像王肃、杜预都追赠为三公，应当采用今三公的衮冕服，难道能让兖国公的服饰反而位居王肃、杜预之下吗？所以现在请求给兖国公使用九旒九章的衮冕，按照本朝三公的服饰，采用周礼上公的制度。子骞以下九人，以及瑕丘侯曾子等，都使用七旒七章的鷩冕，按照周礼公侯的服饰。殿中侍御史满中行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文德正衙的制度还存在，常朝却徒有虚名，横行的错误惯例又因主管官署没有及时申请而保留下来，未能整顿纠正。两省官、台官以及文武百官到文德殿，面向东西相对站立。宰臣一人押班，听到传令不入座，便行再拜礼退下，这称为常朝。遇到休假，并且连续三日以上，应当到内殿起居的官员全部集合，这称为横行。自宰臣、亲王以下，凡应当入见、谢恩或辞行的人，都先到文德殿，这称为过正衙。然而在京城任职办事的官员，按惯例都因另有敕令而免于参见。宰臣押班近年已经废止，武班诸卫在本朝又不常设置，所以现在参加常朝的，只有御史台官和审官院待次的阶官而已。如今在垂拱殿内，宰臣以下既然每天都入朝参见，文德殿的常朝却仍然没有废止，颠倒错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于横行时参加休假朝会，以及官员入见、谢恩、辞行，先经过正衙，虽然沿袭唐代旧例，但也应当等到天子临御正殿的日子再实行。主管官署没有及时申请，未能整顿纠正，希望陛下特赐指示，先行废止。”

译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谏朱光庭上奏说：“臣听说孔子说过：‘立身要依据礼。’《尚书》说：‘上天所定的秩序有礼，五礼由我来实行，难道还能不遵行吗？’由此可见，礼与天地并存，片刻也不能废弃。自三代以后，礼就逐渐亡失了，汉、唐的规制更不足以称道。如今圣上的政事日新，正在讲求修治各项制度，臣愚昧地认为，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比礼更优先的。因为约束人情、维系王政纲纪，没有不依靠礼的。礼制废弃而无人讲习，已经很久了。如今天下人从童年起就穿成人的衣服，这难道算是有冠礼吗？鄙陋习俗混杂无序，不懂得亲自迎娶对于人伦的重要性，这难道算是有婚礼吗？遭遇火灾、水淹，因阴阳禁忌而有所拘束，任凭岁月流逝，死者不能及时安葬，安葬又没有法度，五服制度不明白亲疏轻重，这难道算是有丧礼吗？春秋时节不知道应当祭祀的时间，祭日不知道早晚的节度，器皿古今有时不同，牲畜祭品生熟也不一样，这难道算是有祭礼吗？冠、婚、丧、祭是礼中最重大的几项，却没有人知道应当实行的办法。朝廷之上也从来没有认真修明礼制，只是沿袭旧例而已，始终没有穷尽圣人的深意。” 公卿士大夫之间，也从来没有讲习修明礼制，只是各自遵守本家的规矩罢了，这怎么能成为天下共同遵守的法则？车舆、服饰、饮食，以及器用、玩好之物，没有确立法令禁制，僭越奢侈尤其严重，富裕人家可以比拟王公，皂隶的待遇竟等同于卿士，风俗之所以变成这样，完全是由于没有礼制。臣如今想请求陛下下诏，命执政大臣各自推荐通晓礼制的官员，共同议定五礼；从朝廷所实行的制度，到百姓所遵守的规矩，细微之处全部讲明，深入探究先圣人的精义，以古制参照今制，酌情考虑人情所能安适接受的方面，把天下能够通行作为法则的内容，编定为一代的大典，立于象魏之下，颁行四海，用来端正人伦、改变礼俗。这就是三王的事业。臣只愿陛下勉力实行而已。《礼记》说：‘王者治理安定之后，就制定礼制。’恭敬地想，祖宗以来，历代圣主相继而治，仁德功业和恩泽洋溢天下，固然可以说是治理安定了。况且自陛下以盛德临朝以来，兴起废弛的事业，补救弊病，朝廷一天比一天清明，这正是明王应当制定礼制的时候。愿陛下不要把臣的话看作阻挠，特别加以留意，以使天下获得幸福。” 贴黄：朝廷的盛大教化没有远近之分，远方也无不受到影响；然而五礼的制度大多沿袭旧例，没有充分讲习修明，人民不知道应当遵守到什么程度。其中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尤其应当首先讲习修明，用来昭示天下，使人能够遵照实行，作为共同遵守的规矩。但朝廷之上以及公卿士大夫之家，都还没有形成定法。伏望圣上慈爱，命通晓礼制的臣僚与礼官详细讲习修明，以使风俗淳厚。”},{ 太常博士颜复上奏说：“臣资质才干浅陋，幸亏凭借儒学，得以充任礼官。任职以来，推究治道纲纪和各守职分的要旨，希望能举出万分之一来报答朝廷。于是思量着竭尽内心、劳瘁于外，参验古代、考察今日，以辅助朝廷日益兴盛的礼仪。不如首先明白礼的实质，或许可以补益风俗教化，以趋向大治，这样臣守职尽责的心愿就没有辜负和惭愧了。臣认为，太平时代的礼，发端于威仪和节制之间，最终达到百姓保守皇极、各家不再崇尚异端。教化施行于上，风俗形成于下，不能只说名义显著而实际并不空虚。否则，喜好礼制即使深厚，崇奉礼制即使华美，也都会被讥为循名失实，对治国体制没有丝毫益处。在王者盛治之时，因为人情无不以本有的善心为根本，然后才能安定，所以施行礼制从未脱离百姓。大的如郊庙祭祀中禋祼的节仪，小的如闾里间举行酺祟、祭祀鬼神的仪式；近的如朝觐、聘问的制度，远的如学校中射礼、享礼、饮食之事；盛大的如搜苗、狝狩、类祭、祃祭的制度，卑下的如田间颁赐禽兽、进献豜豕的规矩；尊贵的如加元服、嫁王姬、登用贤者、养老人的仪容，卑近的如下至同族行冠礼婚礼、确定年齿位次、诵读邦国法令、书写孝亲友爱的次序；内在的如赈济灾害、赠送丧葬财物的恩惠，疏远的如私人家室为死者送终的礼式。虽然礼制有隆盛和减杀的不同，但都要使恭敬得到体现，使次序得到彰明，使和谐得到发扬，使人性根本得以复归，并且急切地把它作为年、月、日、时应当实行的事情，不敢片刻荒废懈怠。” 这些礼制的志意本来是一致的：上位者亲自率先实行，下位者欣然随从，如同手指和手臂相互联结，如同源头和水流彼此贯通，浑然一体而没有一点间隙。因此德化大成，和气充满，灾害不发生，刑罚无须施用，这才知道天下有礼的真实功效。夏、商、周三代以后，沿袭旧制而苟且简略，礼乐虽存，也只剩下虚名而已。间或有非凡的君主、应时而出的臣子，恢弘彰明礼制，考核比类，繁密而光辉，但也只止于郊庙和朝廷之上；所崇尚树立的风教，所张扬扩大的声誉文采，不能达到都门以外，最后归结为使人畏惧而过分严厉，勉强行事而不敢置疑，这些人都不知道礼的意义，也就无法指望礼能安定天下、辅佐世道、教化百姓的功效。礼的实质丧失，已经很久了。国家太平百年，规模宏大深远，向下看汉、唐，也远远超过。太常所制定的礼仪，成书定稿，何止千篇？每年举行郊庙祭祀和朝会，侍臣、有关官员考订、复核、讨论、辨难，贯通附合于六经，汇合考取数千年来的沿革；上下数千年，其制度丰富完备而精密详尽，各项事务无不具备，文采秩然，足以作为师法。然而士人和百姓的礼仪，却沿袭历代的过失，未能降下常行的礼制，下面没有可以矜式效法的规范，使有志之士动辄发出徒有虚名而失去实质的叹息，这实在是太平治世所应当惋惜的事。即便如此，百姓的真实情感，即使不教导、不勉励，也会自然显现；这大概是上天赋予人的根源本来就是善的，不能完全遮蔽和遏制。但不教导就会失去中正，失去中正就会流于【原文“流祭享”疑有讹误】。

译祭祀之礼不加教导，就会流于祝禬等迷信祈禳；防姻之礼不加教导，就会流于乡巷鄙俗；宾客之礼不加教导，就会流于游荡嬉乐；师田之礼不加教导，就会流于夷狄之风、暴戾之俗；丧纪之礼不加教导，就会流于道教、佛教和数术。国家的正礼被搁置而不能下达到民间，百姓的善心被异端习俗夺取，又助长愚昧贪欲；想要使风俗淳厚、政治隆盛，就如同向北走却想到达粤地，如同爬树去捉鱼，形势上根本不可能实现。臣愚昧而诚恳，想请求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特别降下恩德之音，诏令礼官，汇集经史中古今的礼仪以及诸家祭祀之法，和岁荐、时享、家范、书仪之类可以采用的内容；取其高雅而不难实行，切近而不急迫，制定士人和百姓通行的五礼。不必以冕弁作为冠，以韠韨作为衣，以俎豆作为器，以俪皮作为币，不必驾车举行，也不必拘泥这些形式；应当顺从百姓便利安适的实际，把礼仪颁行到各郡县，缓缓推行并下令，使人乐于接受而不受惊骇；用文字劝导晓谕，使人逐渐明白其中的义理；诱导扶助人的本心。这样，善念一经思考就会明辨，明辨就能安定；安定以后，无论起居、行动、休息，还是仓促困顿之时，都无不处于忠、顺、孝、弟、仁、义之中，人人都具有士君子的器度。教化就达到完成了。王者牧养百姓，设置刑罚来辅助礼制；如今律令百姓的书籍，哪怕只改动一个字，也要立即通过驿传下达到郡县；至于士人百姓日常所行的礼，甚至没有成文书籍。由此可见，其本末轻重极不相称。” 只希望陛下对此留心，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二年，礼部侍郎陆佃上《宣仁皇后论文德殿受册议》说：“臣恭敬地思考，太皇太后陛下自从参与听取政务、裁决政事以来，保护圣上的身体，裁决万般事务，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举动常怀谦逊和敬畏之心，极其公正、极其明察，超过前代。臣还担心臣下不能充分阐明圣上的意旨，一概查考采用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不再加以讨论，万一使典礼有所缺失，或许会连累太皇太后的盛德。因此臣虽然愚昧浅陋，却冒昧仰慕古人侍奉君上的深厚爱敬之意。臣私下见到，天圣年间，翰林学士李维等人曾多次上章，议定章献明肃皇后在崇政殿接受册命的仪注，后来又改为在文德殿接受。因为文德殿属于外朝，在紫宸殿、垂拱殿之外，所以直到今天，公议仍认为李维等人取定仪注，合乎礼的中正；可惜最终没有实行。如今正值太皇太后陛下至诚虚心、每件事都求其合宜之时，若能借此吉会采纳臣议，特诏有关官员改为在崇政殿受册，明辨内朝与外朝的区别，使我神圣的母后留下训示，垂范万世，实在是非常幸运。何况这对于太皇太后的盛德至仁，只会增光，不会有所损害。臣的职任在礼官，如果心中有所见解，理当竭尽所知，仰冒触犯圣慈，臣惶恐畏惧、失措越礼到了极点。” 中书舍人曾肇上《宣仁皇后论文德殿受册议》说：“臣恭敬地听说，已经降下敕命，将来太皇太后受册，依照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办理。臣恭敬考察这一旧例：皇帝在大安殿发布册书【今为大庆殿】，皇太后在文德殿接受册命。如今诏议遵用旧典，臣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臣又看到，太皇太后自从听取政务以来，只在延和殿垂帘处理政事；接受契丹使者朝见时，也只在崇政殿临御，从未出来登临外朝。这难道不是因为听决万机是出于权宜，垂帘处理政事也是不得已吗？外朝，是天子的正殿。太皇太后崇尚并坚持谦德，不愿亲临外朝，是想让天下后世以此为法吗？由此推论，在外朝接受册命，大概并不是太皇太后的本意，只是因为按照旧例本来就应当如此罢了。细考旧例，天圣二年，两制官员议定皇太后在崇政殿受册；仁宗出于自己的圣意，特诏有关官员改在文德殿。这是君主一时制定的办法，并不是臣下所能议论的。如今皇帝援述仁宗的旧例，以表达极其崇奉的礼意和孝敬的诚心，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臣私下认为，太皇太后如果在此时特地下明诏，发扬皇帝孝敬的诚心，同时坚守谦德，屈意依从天圣二年两制官员的议定，只在崇政殿接受册命，那么皇帝的孝心会更加显著，太皇太后的德行会更加尊崇，天地神灵谁会不欢喜呢？” 华夏和蛮貊各族，谁会不推重仰慕呢？两方面的道理都能得到成全，难道不是很美好吗？臣恭敬地认为，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智而圣明，慈爱仁厚、恭谨节俭，功德覆盖天下，即使尧、舜、禹、汤也不能远远超过她；不只是秦、汉以来的历代太后不能相比，即使每天亲临外朝，也并不算过分。然而臣却在一次受册之际还要这样进言，实在是因为臣看见太皇太后守心谦逊冲和，极其公正端正，举止仪态和进退周旋一定务求合乎礼法，并不像汉、唐的太后偏爱自身、专为自己打算，必定不会把在外朝受册看作自己的欲望。臣愚昧，所以希望借此进一步扩大太皇太后的盛德，使天下人明白地知道圣心所在，并把它流传万世作为典范；这样后世谈论礼制的人一定会说：‘太后不登临外朝，自太皇太后开始。’这难道不是世所罕见的高尚行为吗？臣又看到，前些时候太皇太后志在爱护百姓，毅然独断，下令立即在英宗神御殿之后建造祖宗神御殿；诏议深切，听到的人感动得流泪。这是自古以来明智的君主也未必能做到的事，而太皇太后施行起来没有丝毫吝惜，由此可知，今日退到便殿受册，一定不是难事。”这就是臣敢于进言而不疑惧的原因。一天之中出来登临外朝，事情虽然至为重大，但臣私下有过分忧虑、过度筹划之处，不能不把它极力说出来。章献太后并不只是曾在文德殿受册而已：元日还曾在会庆殿接受百官朝贺，南郊祭祀礼成后在会庆殿接受祝贺，长宁节在会庆殿接受百官上寿，之后又进入太庙举行恭谢之礼；这些都是天圣、明道年间的旧例。臣私下担心，有关官员会依次照办这些礼仪，那就不足以仰承太皇太后为宗庙社稷而权宜听政、克己复礼、谦恭抑损的盛德。臣私下忧虑过度，考虑过多，实在就在这里。太皇太后博览古今诗书，对于历代太后的得失大概没有不知道的，那么对这件事一定能够自行选择，哪里还需要等臣进言以后才思考呢？然而臣身为侍从之臣，任职在于参与议论谋划；如果有所见解，就不敢默默不言。”

译曾肇又就坤成节百官上寿一事上奏议说：“臣恭敬地看到，太皇太后陛下近来深深自我抑制减损，特意降下恩德之音，不愿亲临外朝，退到崇政殿接受册命。诏书一下，中外都叹息感慨，忠义之士甚至感动流泪。何况臣身为侍从之臣，常常进献浅陋之见，没想到偶然合乎圣心，竟特别加以采纳。这不仅显示陛下克己复礼的圣德，也显示陛下虚心纳谏的明智。士人有幸生在这个时代，如果不能竭尽忠诚和智慧，略为补益万一，假如有所见解却怀藏不说，那就是窃居官位、欺瞒上天，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责罚呢？这就是臣不顾冒犯、亵渎而获罪，倾尽肝胆，把意见置于陛下面前的原因。假如有一句话能够有所补益，即使死一万次也没有遗憾。臣私下听说，近日有关官员建议，坤成节在崇政殿上寿；百官登殿接受赐酒，以及文武百官拜表时的班次，都援照天圣三年旧例施行。臣恭敬考察天圣三年的旧例：宰臣、枢密、三司使、学士、知制诰、待制、节度使、留后、观察使和契丹使在殿廷列班上寿，依礼赐酒三行，百官到内东门拜表称贺。到了天圣九年，才改为亲临会庆殿，百官上寿如同乾元节的仪式。” 大概从天圣三年到八年以前，共六年，全部都依照天圣三年的制度办理，足以看出当时君臣守礼畏义的心意，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如今三省、枢密院并没有完全采用天圣三年的旧例，而现今有关官员的议论又特意降下朝廷诏令，命令文武百官和各军将校随班举行上寿礼，这是臣所不能明白的。太皇太后前日降下诏书，说不敢自比章献太后，出来临御外朝，而退到崇政殿接受册命。臣私下详察圣意，是务求抑制减损自己。如今却命令百官将校全都到崇政殿殿廷列班上寿，这在天圣八年以前从未有过，礼仪反而比旧例增加了；与陛下谦恭抑损的志向相比，前后始末似乎并不相称。臣愚昧地认为，这恐怕不是太皇太后的本意，只是执政大臣没有考虑周全罢了。臣恭敬地认为，太皇太后亲自具备前代太后所不能比的盛德，又有使百姓休养生息、覆盖养育万物的大功，接受四海九州百姓欢心爱戴的充分奉养，她所得到的尊贵荣耀也已经达到极点了。难道还要等百官将校整齐排列在庭院之中，才算尊贵吗？臣愚昧，所以希望特意诏令有关官员，一概援照天圣三年长宁节的旧例办理，使天下人知道陛下谦恭抑损的志向前后一致、本末相称；把这件事写入史册，流传给万世作为法则，岂不是很美好吗？”

译《尚书》说：‘不以细小的行为自我约束，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堆筑高山已经九仞，只差一筐土却使功业亏缺。’只希望陛下留意，不要忽视。”}], 贴黄：臣私下看到，崇政殿殿庭并不宽广，遇到下雨还必须经过延和殿前的廊檐才能到达座位。臣听说议论者认为，如果百官不赴殿，那么夏国使者也不能参加上寿和赐酒。臣愚昧地认为，天圣年间并不是没有夏国使者，完全可以遵用旧例。若因为他们是从远方来朝贡的外夷，特许入内参加上寿、接受赐酒，出于恩典诏令，也同样可以实行。还请圣意斟酌裁定。五年，给事中范祖禹请求审察陈祥道《礼书》的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国家采用典礼是当务之急，而典礼之学中，制度尤其难以制定。太祖皇帝时，命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考订礼图，采集唐代张鉴等人的旧图共六本，撰成《三礼图》二十卷，上奏朝廷。太祖下诏嘉奖，又命太子詹事尹拙等召集三五名儒学之士共同参议，再下令工部尚书窦仪裁定，并把《三礼图》绘画于国子监讲堂。臣看到，太常博士陈祥道专心研究礼乐二十多年，近世儒者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他撰写《礼书》一百五十卷，详细探究先儒的义理学说，比起聂崇义的图尤为精密周详。昨天臣僚上言，请求朝廷供给纸张，派书吏、画工交给陈祥道抄录进呈。如今听说已经上奏御前，降下交付三省。臣愚昧地请求，将此书送交学士院以及两制，或送经筵审察；如果可以施行，就请求交付太常寺，与聂崇义的《三礼图》相互参照采用，必定能够补益朝廷制定礼制。” 徽宗大观年间，侍读兼议礼详议官慕容彦逢，在研治《三礼图》时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功业完成后才制作乐，政治安定后才制定礼。如今六府已经修治，三事已经协调，和乐延及上天，祥瑞恩赐一并降临，功业可以说已经完成，政治可以说已经安定。讲明礼乐，使天下获得福泽，正在今日。臣恭敬地看到现行的《三礼图》，是建国初年聂崇义编撰汇集的。其中车服器用的制度，同元丰年间颁行经义时已有不同。自从国子监建立三礼堂，以及州县学校，大都绘制其中的图来给学者看。甚至主管部门所掌管的名物，仍然杂用其中的制度，不能符合陛下统一道德的本意。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诏命儒臣考核经义，改订旧图，使之有所遵循承用，并交付国子监颁行。” 徽宗时，通判李新请求州郡讲习《五礼新仪》，上奏说：“臣恭敬地阅览《五礼新仪》制作的精妙之处，可以追踪三代。陛下圣明的学识高深远大，以作者之圣的才智，诏令礼局讲求并裁定，典章仪物灿然有文。自从我国创制礼制以来，凡伯夷所掌典礼、周公孔子所制定的礼，经礼有三百篇，曲礼有三千条，都不如今日这样光明显备。三代以后，寥寥千年，礼制废坏，残缺失据，当时的君主没有闲暇讲明它。它的缺失，有时只能到民间去寻求；腐儒和偏学之士相互辩论，几乎成为聚众争讼。这哪里只是百年后才会兴起，实在是要等待政治极其清明的时代才能复兴。礼书既已完成，颁行天下，老人和儿童都欣喜地看到了太平盛世的盛典。臣常说，吉礼、凶礼二礼，是士民平常所使用的。如今州郡将新仪挑出条目张榜公布，书写在墙壁上，务求留下推行的痕迹；可是如果苟且简略、残缺破碎，任意增删、脱漏文字，诵读又不能持续，不到十天半月，字迹就模糊消失，无法再行考察。百姓所实行的礼既没有完全通晓，以至于同新仪相违，有的僭越，有的鄙陋，实在不是百姓的过错。臣想请求各州都允许用公库出资刻板印行，礼曹每十天将某一礼下达到所属县，设置簿籍抄录，每季度检查展示；还要粉刷墙壁，并察看民间所行的礼，过度和不足之处，州里委派教授，县里则由有出身的官员，在每月初一、十五到学校讲习新仪。” 监察使司在年终时保举核明，详细上奏考察他们勤勉或懈怠的情况，并据此加以劝勉或惩罚。这样，上下都会懂得礼，风俗就会一天天淳厚起来。” 太常卿葛胜仲上奏说：“臣等私下考察左丘明所传的《春秋》，其中把礼作为解释经文的条例：某人某事合于礼，某人某事不合于礼，像这一类的记载很多，其他记礼之处尤其详细。韩宣子在鲁国见到《周礼》，便知道周所以能够称王；齐国仲孙湫看到鲁国奉行周礼，便知道鲁国还不能攻伐。臣等由此知道，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不可以一天废弃礼。庄公有不合礼的举动，史官就进谏，并且一定记载下来；周王举行不合礼的宴饮，史官就告诫臣下不要记入典籍。由此又知道先王时代，凡是礼仪制度的事情，没有不载入简册的。周王宴享士会，设置了带肉的蒸食，士会不懂其中的意义，回来后便讲求三代典礼，用来修订晋国的法度。鲁昭公到楚国，孟僖子担任副使，到了郑国却不能主持礼仪；到了楚国，又不能回答郊外慰劳的礼辞，回来后才讲习礼学，从此凡是懂礼的人，他一定跟从学习。由此又知道古代设置官职，君子以不懂礼为耻，大概就是这样。鲁昭公到晋国，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没有一处失礼。女叔齐说：‘这只是仪式，不能称为礼。礼，是用来守护国家、施行政令、使人民不失所的。’ 赵简子见太叔，询问揖让进退周旋的礼仪。子太叔说：‘这只是仪式，不是礼。礼，是上下尊卑的纲纪，是天地运行的经纬，是人民赖以生存的依据。’这两个人可以说懂得礼乐的根本和末节了。然而，制度和文饰虽然是礼的末节，舍弃这些，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的意旨便无从寄托；那么所谓礼的文饰，难道可以不记载叙述，以告示后世吗？区区《春秋》时代，尚且如此谨慎地对待礼，何况处在承平盛大之世呢？本朝太祖皇帝开始命大臣约取唐代旧制，编成《开宝通礼》；天圣年间，王皞等又编成《礼阁新编》；后来贾昌朝等再次加以编定，命名为《太常新礼》。嘉祐年间，欧阳修等编成《太常因革礼》一百篇，从建隆直到嘉祐，搜集编纂、记录叙述，没有遗漏；但自​​治平以后，大概就缺失了。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天性聪睿，光照万邦，已经体察神意、创制大道，制定了一代的礼制，超过三代的旧迹了。有关主管部门也希望把这些制度彰明而不使其湮没，于是命礼官编次因革的事实，从治平年间到政和四年，续成一部书，共十四部，展开的条目都依照欧阳修旧书的体例。” 臣恭敬地承受神圣旨意，同众人一起编纂次第进呈。臣等愚昧而学识浅陋，深怕不足以仰承圣上明定的制度，只是不敢废弃职守罢了。冒犯天威，臣惶恐不安，甘愿听候治罪。”

译葛胜仲又上奏《元圭缫籍绚组议》说：政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奉敕令中书省、尚书省送来的札子说，礼部此前拟定了元圭的缫籍、绚组及图本，依据《周礼》《仪礼》的经文旨意，同时讨论各位儒者的训说，参酌议定，实际上彼此相为表里。臣私下考虑，也应当颁示中外，使人明确知道圣朝的制作都传承经书、考察古制。现想把它附在《元圭议》册末，雕版印刷后颁发，并仍连同原札子。十二月十四日奉圣旨，依此办理。考察《周官·典瑞》说：‘王执镇圭，缫籍五采五就’，那么圭一定有缫籍。又考察《周礼·玉人》说，天子的圭中部必须有绚组，郑氏认为是用组带束住圭的中央，那么圭一定有绚组。缫籍的制度，郑氏认为是有五种色彩的纹饰，用来承托玉圭；木板作为中间的骨干，用韦革包裹并绘画其上；‘五就’就是缠绕五周。郑氏注《仪礼》也说，缫是用杂色丝帛制成，以韦革包裹木板。贾公彦疏说，木板的长宽也同玉圭一样，然后用韦革包裹，在韦革上绘画，一种颜色缠一周，五种颜色缠五周，一周就是一就，就表示完成。崔灵恩《三礼义宗》又说，缫籍是用韦革包裹木板制成的，大小都同玉圭相配。” 《周官·行人》又说：桓圭九寸，缫籍也九寸；信圭七寸，缫籍也七寸，那么缫籍同玉圭一样长就很明确了。聂崇义《礼图》又说，既然用彩色在包着韦革的木板上绘画，便在前后垂下；又有五色组绳作为系带，上面用玄色象天，下面用绛色象地，这就是绚组的制度。考察《仪礼·聘礼》：诸侯朝见天子，圭和缫都九寸；其间诸侯所用的朱、绿、纁色缫为八寸，都是用玄、纁色丝带系束，长一尺，称为绚组。贾公彦说，那种组带不分尊卑，都用五色，长一尺作为系带，用来束住玉圭，使它不致脱落。郑氏注说，彩色织成纹样叫作绚；上面用玄色，下面用绛色作为底。所谓底，应当是指织物的经线：上面用玄色丝线，下面用绛色丝线，再用五色交杂作为纬线，织成纹样。聂崇义不明白这番解释，只看到其中有‘为地’二字，错误地认为是象征大地，于是又增加了玄色象征上天的说法，这是错误的。何况经书和传文从未用绛色象征大地，应当以郑氏的说法为正确。况且玄圭的缫籍、绚组制度没有明确流传下来，玄圭是世所罕见的至宝，用来尊崇装饰并珍藏，即使穷尽天下的美丽之物来制作也可以；但如果不传承经书、考察古制，就不足以相称。现在想依据《周礼》中圭、缫籍、绚组的制度，交给主管部门制作。旧《三礼图》所画缫籍的彩色次序没有意义，而且用朱、丹交错才形成六色；至于绚组则用五色。” 各段的次序和多少都不相同，因此看不出上玄下绛的制度。现在确定缫籍，应当以木板作为中间骨干，用韦革包裹并绘画。五种颜色各缠一周，黄色居中，象征君主；黑色在外，众色都包容在其中，体现有为归复于无为的意义。青色为开始，红色次之，白色又次之，体现四时的次序。绚组各长一尺，上面以玄色为经线，下面以绛色为经线，用五色作为纬线，交错织成纹样。玄圭的绚组也应如此：上面以玄色为经线，下面以绛色为经线，用五色为纬线，交错织成纹样。考察古代绚组，虽然合计长一尺，但用于缫籍时，左右两边已经足够；如今玄圭中部的绚组，恐怕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制作。” 高宗时，赵元镇论述皇帝驻跸时穿军服的防范措施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从渡江以来以及巡幸吴越，每经过一个郡邑，必定穿着军服，亲自统领部伍，确实是想彰显神武，激励将士，向他们表示同甘共苦的意思。然而，人君的举动不可以过于简略而自我降低身份，朝廷的规模也不可以因权宜之计而自我削弱。臣恭敬地听说陛下早晚驻跸于行宫，臣愚昧地请求下诏有关部门，更加禁止禁旅乘坐舆车、服用御用服饰，端正人君的威仪；羽卫导从也应当齐备朝廷的典礼。各项仪制都应依照平日巡幸的旧例，稍加整顿肃正。即使不能完全防备万一，也足以张扬国威，消除奸邪，安慰远方百姓的愿望，满足他们希望瞻仰圣驾的心情。” 孝宗隆兴年间，起居郎胡铨上讲筵礼序说：“臣听说，君主以礼为重，礼以名分为重，名分以名号为重，名号又以器物为重。古代拥有天下的人，不担心名分不能确定，不担心名号不正，不担心器物不能守护，而常常担心不能尊崇礼制罢了。如果能够尊崇礼制，那么名分、名号、器物都能各得其宜，天下就可以像在掌中运转一样容易。如果不能尊崇礼制，那么名分、名号、器物都失去适当的位置，天下就会混乱。什么叫礼？就是上下尊卑的纲纪、天地运行的经纬，人民实际上都以它为准则。取法上天的光明，顺应大地的本性，使六气生成，运用五行；六气化为五味，发散为五色，彰显为五声。六气过度就会昏乱，人民也会失去本性。因此制定礼来奉行这些原则，用六畜、五牲、三牺来供奉五味，用九文、六采、五章来供奉五色，用九歌、八风、七音、六律来供奉五声；设置君臣上下，以效法大地的义理；规定夫妇内外，以治理阴阳两类事物；区分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等关系，以象征上天的光明；以政事、庸功、劳力和事务顺应四时；以刑罚、威狱使人民畏惧戒慎，类比雷霆的震耀和杀戮；以温厚、慈爱、仁惠、和顺，效法上天生育、滋长、养育万物。” 因此，审察法则，按照相类事物制定制度，以节制人的六种情志；审慎施行，诚信发布命令，施行福赏和刑罚，以掌握生死；这样才能协调天地运行的经纬，所以能够长久。因此赵简子说：‘礼的作用真是太大了！’晏子说：‘礼能够用来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它同天地一样长存。’这不就是君主以礼为重吗？什么叫名分？就是君臣上下、君子小人、中国夷狄的区别。南蒯占筮，得到坤卦变比卦，说：‘黄裳，元吉。’子服惠伯解释说：‘上面的美称为元，下面的美称为裳，这是说上下不能混乱。’赵简子问史墨季氏驱逐国君的罪过，史墨以《易》卦中雷在乾上、称为大壮来回答，说乾代表天子，震代表诸侯而处在乾之上，这是君臣易位、导致大乱的道路。司马光《说文解字》王序《易》以乾坤为首，说君臣的位置正如天地的位置不可颠倒。程颐《易传》解释坤卦六五，说这是臣处在君位的象征。这些都是严格区分君臣上下的名分。在《易》中，阳气增长，即使极其微小，圣人也赞许它，所以一个君子得到任用，天下人都互相庆贺；阴气产生，即使极其微小，圣人也警惧它，所以一个小人得到任用，天下人都互相吊唁。这些都是严格区分君子和小人的名分。”

译《易》以‘自我致戎’作为警戒，又以‘三年克鬼方’为劳苦之事，说明夷狄应当排斥在外，不可使其进入内地。贾谊把中国比作人的头，把夷狄比作脚，却使头反而处在下面、脚反而处在上面，这是造成混乱和灭亡的根基。这些都是严格区分中国和夷狄的名分。这不就是礼以名分为重吗？什么叫名、爵、号？就是这些。名接近虚名，但对教化很重要；利益接近实际所得，对教化较轻。因此，名是辅助教化的工具。名位不失正，得到人民信任，名就是用来建立信用的。名用来辅助教化，那么教化没有名就不能树立；名用来建立信用，那么信用没有名就不能施行。这不就是名分以名号为重吗？什么叫器物、车舆、服饰？就是这些。器物用来承载礼，所以器物是礼所寄托的地方。小人乘坐君子的器物，盗取它并据为己有，那么器物就是君子所乘用的标志。从前仲叔于奚请求把繁缨作为自己的朝服仪饰，孔子听说后说：‘可惜啊，不如多赏给他一些封邑。’只有器物和名号不可以假借给别人。赵简子问史墨说：‘季氏驱逐了他的国君，百姓却服从他，没有人责罚他。’史墨说：‘所以做国君的人必须谨慎，器物和名号不可以借给别人。’这不就是名号以器物为重吗？臣谨按《礼经》的篇目，共有四十九篇，大体都不超出这三项罢了。” 例如，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诸侯祭祀封地内的山川；天子举行礿、祫、禘、尝、烝等祭祀，诸侯举行礿就不举行禘，举行禘就不举行尝，举行尝就不举行烝，举行烝就不举行礿；天子祭祀社稷都用太牢，诸侯用少牢；天子田猎时杀牲放下大绥，诸侯杀牲时放下小绥；天子的田猎制度象征日月，诸侯的田猎制度取法雷；天子三公的采邑等级相当于公侯，天子的卿大夫的采邑等级相当于伯、子、男这一类爵位。这是君臣上下的名分。例如君子奉行中庸，小人反对中庸这一类，是君子和小人的名分。例如千里以内称为甸，千里以外称为流，这是中国和夷狄的名分。例如次国的上卿，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这一类，是名位的区别。例如大路的繁缨为一就，次路的繁缨为七就；天子穿龙衮，诸侯穿黼服，大夫穿黻服，士穿玄衣纁裳；天子的冕用朱绿藻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士三旒这一类，是器物的区别。”},{ 这就是器物有所区别的意义。区别、名分和器物，都是礼的根本内容。因此臣说：上下尊卑的纲纪，是天地运行的经纬。臣仰思陛下恭敬明察、文治深思、睿智通达而文明，足以与尧、舜相同，本来就不是孤陋浅学之人所能窥测的。至于修订五礼以接见诸侯，掌典三礼以咨询四岳，也已经渐渐接近唐、虞盛世的风范了。然而陛下仍然专心考察古代礼文之事，特意降下一封诏札，使愚臣专门讲习《戴记》这一部经书，难道只是想玩味那三百项经礼、三千项曲礼的繁琐文饰，吟诵竹简上的文字罢了？从《曲礼》中可以看到喜爱一个人却知道他的缺点、憎恶一个人却知道他的优点的道理；从《檀弓》中可以看到臣子侍奉君主，应该犯颜进谏而不能隐瞒的道理；从《王制》中可以看到天子斋戒后接受劝谏的道理；从《月令》中可以看到百官都应各理其职，不得有人制作过分精巧的玩物来惑乱君心的道理；从《文王世子》中可以看到三公不一定要全部设置，关键在于任用合适之人的道理；从《礼运》中可以看到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谨慎遵行礼制的道理；从《礼器》中可以看到忠信之人可以学习礼的道理；从《郊特牲》中可以看到天子以诚为贵的道理；从《内则》中可以看到君臣之道相合就服从，不相合就离去的道理；从《玉藻》中可以看到天子插珽于带间，以方正之道示范天下的道理。从《明堂位》中可以看到把夷狄置于礼制范围之外而不使其进入中原的道理；从《大传》中可以看到举荐贤人、任用能人的道理；从《少仪》中可以看到臣子可以进谏，却不能讥讪君上的道理；从《学记》中可以看到三王四代都尊崇师道的道理；从《乐记》中可以看到作为君主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的道理；从《经解》中可以看到发布号令而使百姓喜悦的道理；从《哀公问》中可以看到君主行为端正，百姓就会遵从政令的道理；从《仲尼燕居》中可以看到致力于礼乐，天下就能太平的道理；从《孔子闲居》中可以看到王者奉行三种无私之德，以此慰劳天下人的道理；从《坊记》中可以看到用礼来防止道德败坏的道理；从《中庸》中可以看到至诚足以与天相配的道理；从《表记》中可以看到大舜内心安处于仁德的道理；从《缁衣》中可以看到憎恶邪恶、喜爱贤能的道理；从《深衣》中可以看到规、矩、准、绳所象征的法度道理；从《投壶》中可以看到揖让谦逊的道理；从《儒行》中可以看到尊崇儒者、重视道义的道理；从《大学》中可以看到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的道理；从《乡饮》中可以看到王道平易而容易实行的道理；从《射义》中可以看到选拔士人并参与祭祀的道理；从《燕礼》中可以看到君臣上下的名分秩序；从《聘义》中可以看到君臣彼此交往相待的道理；从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各篇中，可以看到奉养生者、防备死亡、追念远祖的道理。然而圣人的学问高深精妙，实在不是从管中窥天、用瓢测海所能仿佛其万一的，涓滴微力哪里能够对崇高深厚的圣学有所补益呢？陛下亲自屈尊，孜孜不倦地听取采纳意见，过了很久也不满足，真是领会了尧、舜和三王治国的用心。臣前些日子在便殿蒙赐召对，当时谈到武夫悍将也应当使他们懂得礼，用来革除粗暴傲慢的习气，恭敬地听到陛下说过‘只有礼可以制止这种风气’的话。臣退下后把它记下来，私下认为晏婴虽然用这句话告诫齐景公，但齐景公最终不能实行。陛下不仅听到后感到欣喜，又能把它举出来作为训诫，真是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陛下已经做到了。臣愚昧地希望努力实行这个主张，辨明等级，谨慎守护名分，守住器物，不轻易把它们假借给人，这就是社稷的福分。孔子说：‘名分和器物，是政治的大节。若把它们假借给人，就是把政权交给别人。政权亡失，国家也会随之亡失，无法挽救。’臣已经仰面冒犯了圣上的听闻，惶恐至极。”

译胡铨又论述以礼治理国家的防备之道说：“臣听说，治理国家要靠礼。春秋时鲁国发生庆父之乱，齐桓公小白问仲孙：‘鲁国可以攻取吗？’仲孙回答：‘不可以。鲁国遵守周礼，周礼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将要丧失根本，一定先颠覆根本，然后枝叶才会跟着败亡。鲁国不抛弃周礼，还不能动摇。’礼的作用多么重大啊！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成就；教导训诫、端正风俗，没有礼就不能完备；划分争端、辨析诉讼，没有礼就不能裁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关系，没有礼就不能确定；做官、求学、侍奉老师，没有礼就不能亲近；朝班、治军、任官、执法，没有礼就不能形成威严；祷告、祭祀、供奉鬼神，没有礼就不能诚敬庄重。这就是礼成为国家根本的原因。因此说：‘治理国家要靠礼。’这句话意义多么重大啊！臣居住在岭海二十多年，没有用心于其他事情，只知道学习礼。遇到险阻艰难的时候，常常依靠它的力量。由此知道，不学习礼就没有办法建立诚信，这不是空话。陛下把臣从草野中起用，顾念臣这个野人的一点爱君诚心，臣拿什么来进献呢？只有这些罢了。然而礼经有三百篇，威仪有三千条，不容易一一列举。只有前代正直大臣司马光制定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仪式，简明而容易实行。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地下诏礼官讨论，选择其中重要而容易实行的内容，颁布到民间，使年高的儒者和有深厚学问的人相互传授，也让武夫悍将一同通晓实行。” 这样差不多可以使人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奉祀先祖、思念孝道，人人都明白地知道皇上的意旨所在，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难以治理的了。有人诘难臣说，如今时局多有忧患，武夫悍将只把长枪大剑看作急务，哪里有空闲讨论礼？臣请求有所答辩。过去晋文公想任用晋国百姓，子犯以百姓还不懂礼、没有产生恭敬之心为理由进言，于是举行大规模阅兵来向他们显示礼仪。到城濮之战时，晋侯登上有莘的废墟观察军队，说：‘年轻人和年长者都懂礼，这支军队可以使用了。’重耳因为有礼而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子玉因为无礼而导致城濮之战失败。由此看来，礼尤其是武夫所急需的。臣冒昧冒犯圣上的听闻，惶恐至极。” 淳熙年间，袁说友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如今都城之下一切衣冠服制都学习外国风俗，官员、百姓、士人、庶民渐渐互相仿效，安然不知羞耻。事情关系十分严重，而人心所趋向、风化所依据的根本，难道可以不加治理吗？哪里有堂堂天朝，正怀着仇敌尚未报、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的愤怒，却反而让人仿效敌国仇人的风俗，扰乱我国人的耳目呢？臣早晚愤懑不平的事情，现在来不及一一列举，姑且说最严重的：紫袍紫衫，偏要做成红、赤、紫等颜色，称作‘顺圣’；紫色靴鞋和平常穿的鞋，偏要前尖后高，用黑色皮革制作，称作‘不到’；头巾的制度，则把辫发低髻做短，制成塌顶巾；棹篦，即使武夫力士也都插在巾侧。类似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难道只是习惯成了仪式，竟然毫无羞愧之色吗？又有人身穿异服，竟敢在禁庭供职，有见识的人看见后无不感到羞惭痛恨。臣私下担心，如果对此不加禁止，耳目将习以为常，人们会忘记愤恨之心，这对于国家大计实在有利害关系。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立即作出圣断，全部加以禁止约束，宣谕临安府守臣，立即多方约束，严格禁止前述异服等物。如有违反，准许人告发，给予厚赏；犯人逮捕后按编管、配役等法施行。” 那些染制异服和亲手制作的人，也要编管到其他州郡。至于其他鼓吹、歌舞以及学习敌国风俗的行为，也要追查其名目并予以禁止，希望中国更加尊贵，人心知道应当敬仰爱慕中国。有人说：‘这没有什么益处。如今内修政治、对外抵御的计划已经取得大功，恢复国势指日可待。改变服制，实在又能增加或减少什么呢？’臣认为不是这样。平民报仇，听到仇人的名字就心中愤怒而不愿听见，见到仇人就唾骂而不肯理睬，何况肯穿他的服装、学习他的习俗吗？王导厌恶庾亮，甚至想用扇子遮挡西风吹来的尘土，大概是厌恶它会污染自己，唯恐避之不及。如今大仇没有报，大耻没有洗雪，大小臣子都应当为国家受辱而愤怒，不顾九死一生，想着踏着鲜血直入北方朝廷，犁平敌人巢穴，以符合陛下二十年卧薪尝胆的志向。如今反而连衣冠服制都完全学习敌俗，竟然不能像平民那样报仇，岂不是在小小的王导面前也感到惭愧吗？臣不赞成这样。臣希望陛下凡是中国人的怒气所寄托之处，即使只是一件服制的小事，也应当加以权衡，使国人知道怀抱愤恨就要奋发激励，看见一件异服就像厌恶恶臭一样；这样一来，凡是触犯民众义愤的事情，哪里会有不能成功的呢？只希望陛下慨然发愤，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孝宗时，范成大论述朝廷和市场礼仪的札子说：“臣听说，礼仪是礼的细节。然而如果连仪式都不能建立，那么还谈什么礼呢？如今皇帝的黄旗紫盖暂时驻跸东南，行都的制度应当仿照京城，用来尊崇京师、向万国展示威仪，怎么能不严肃呢？臣恭敬地看到，文武百官在正衙朝会，以及到德寿宫朝贺之类的仪式结束后，退到宫殿各门，奔跑拥挤，来不及整肃，杂乱拥塞，内边的仗卫和外边的随从互相喧闹，甚至没有道路可走；贵臣近侍，冠帽和笏板歪斜倾倒，有的甚至不能自持。进入官署大门要弯腰恭敬，经过君主所在的位置要神色庄重、脚步小心；即使君主没有坐在座位上，经过君位仍应恭敬严肃。如今驾车离去、朝班退下时却如此失容，可见朝廷礼仪有应当申明严肃之处。伏请下达睿旨给所属部门，每逢朝会集合将要退下时，即使另有地方约会，也暂且宽缓片刻，命编拦人员放宽出班的道路，使搢绅都按次序安稳地快步出去，以体现弯腰恭敬、脚步小心的礼义。臣又恭敬地看到，车驾巡幸时，前后禁卫都有规定的重数；如今乘舆刚经过，车驾后面的围子每重只有四五人，不能大声呵斥护卫、严密禁制，法物和供奉班列竟与行路之人混在一起，即使袒露身体、肩负物品的人也能并行于禁围之中。汉文帝号称宽恕，县人听到车驾经过的声音，尚且要藏在桥下，绝不敢擅入仪仗之内；如今这样放纵松弛，可见扈从仪礼也有应当申明严肃之处。伏请下达睿旨给所属部门，皇帝巡幸时增修钩陈壁垒的制度，酌量增加车驾后面的卫卒，必须等属车和禁卫完全过去后，才允许百姓通行。”

译臣又恭敬地看到，在京城街道上车马相遇，都有先后次序的规定；如今行都的九条大街中，不论尊卑贵贱，都只顾互相排挤，双方都不肯谦让躲避，甚至给使、伎胥以及白身之人的车马，下至挑担的夫役、负荷的士卒，也都与朝臣争道，没有人过问。古代对于让路给国马以及使国马因道路狭窄受挤的牧草者，都要加以诛罚，并不是因为看重马，而是看重君主的马，以此尊重君主，何况君主的朝臣呢？因此街道礼仪也有应当申明严肃之处。伏请下达睿旨给所属部门，核查有关条法：凡车马相遇，有的应当避让，有的应当分道，有的应当收敛马匹靠边站立，都一律按照仪制执行；否则准许被冒犯的一方向官司告发押送，予以惩治。以上三件事虽然是礼的细节，却实际关系到政事体统，是展示国家光彩的所在，实在不能忽视。臣错误地掌管国家礼制，不敢涉及更重大的事项，谨按众人所感到不安的地方，姑且举出一两件，伏望圣上慈悲，责成有关部门，以严肃礼禁。” 赵汝愚请求编纂隆兴以后聘使往来仪礼的札子说：“臣等私下认为，行人这一官职责任十分重大，要想称职，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人。任人固然需要才能，办事也应当有依据。臣曾考察《周礼》所载行人的职掌，掌管接待宾客的礼仪，名位尊卑都有礼籍。礼俗政事，另自编成一书。神宗皇帝曾因辽国和好盟誓时，聘使所用礼币仪式都没有考据，才开始命苏颂修成一书，名为《华夷鲁卫录》。如今两国通好，姑且以让百姓休息为务；凡派遣的使者，都是临时选择，所办事务平时没有学习过，起初又不是世代担任此官，有的人心中疑虑，只能责成吏员书手办理，关系国家安危，事情并不轻。希望圣上慈悲，特命儒臣把隆兴以来聘使往来的礼仪、吉凶庆吊的仪式，分类编成一篇，作为准式，使已经使用过的文书清楚可见，后来遇到事情，就斟酌这些规定办理，可以平息争端，可以消除疑虑。今后遇到派遣国信使、副使以及接送馆伴使，都各自授予一编，让他们查阅使用，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 元世祖中统元年，在上都行宫宴请群臣，有不能喝尽大杯酒的人，便免去他的冠服。监察御史魏初上奏说：‘臣听说君主如同天，臣下如同地，尊卑之礼不可不严肃。如今朝廷内有太常、史官、起居注官，负责议定典礼、记录君主的言语行动；朝廷外有高丽、安南使者入贡，借以观察中国的礼仪。昨天听说赐宴大臣时，威仪不够谨慎，这不是尊崇朝廷、端正上下关系的做法。’奏疏呈入后，皇帝欣然采纳。世祖时，东平的平民赵天麟上奏说：“臣听说上古圣人制定制度，抬头观察天上的形象，低头考察地上的法则，纲纪万事，雕琢群情，使各种事物有等级、有差别，不过分丰厚，也不过分削减，使华美与实际相副相称，希望礼仪法则能够实行。至于日常生活之间，也都有天然的道理。到了后世，制度有损有益相互交替，各代的文饰各不相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如今国家官阶各有不同，服色却只有三种，把统一的制度贯通于中央，包容天地两仪而归于混一，衣裳、鞋履、冠冕、佩环，全都削减了这些文饰，统统遵循近世制度。因此，有紫、红、绿、碧等颜色的服装，实际上是唐朝的公服。或许是以水为一、火为二、木为三、金为四，采用四方之间的间色。如今又取三等颜色而舍弃碧色，是顺应当时的需要。至于玉、犀、金、角等装饰，带子有金、银、锡、鍮等区别，符节用象牙板作为简，印章有银、铜之别，这些都是官员的品级标志。即使把天下所有礼仪法式全部区分开来，仍然觉得不够完备。从前周王室只在隧道彰显等级，仲尼曾惋惜繁缨之事，大概都是为了堵塞僭越的门径，断绝非分觊觎的希望，安定后世百姓的心志，堵住奢侈的源头。深入考察讨论起来，这件事可以说意义重大。” 所谓中，是乾坤的极致，是人物所能达到的精妙关键；达不到就逼近下位而成为固陋，过分了就越过上位而变得不逊。至于中没有固定的形式，事情在于是否合宜；不能把不同事物强行拉平，也不能拘泥于权宜之法来衡量事物，这才是中道的最高境界。臣认为，山节藻棁、复室重檐，肩部绘绣黻纹，绘有日月，都是古代天子宫室和服饰的制度。如今市井富民、奴仆贱类，都敢于居住这样的房屋、穿用这样的服饰，这就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臣又考察车马，是古代用来表示身份等级的器物。如今六合统一，冀州、代地的马很多，天下人都可以乘用，也没有什么妨害。然而大夫不敢徒步行走，所以才有车。如今市井人家往往用骖马驾车乘坐，与士大夫没有差别，这就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臣又考察，从上至省、台，下至州府吏员，前代都用黛色服装来区别身份，如今仍然缺少这一制度，出入公堂，与庶人没有区别，这就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臣又考察，僧、尼、道士的服装本来各有适宜的制度，如今这些人有的却不遵守本教服制，混杂于普通世俗服装之中，以致风俗教化受到损伤，伦理等级难以辨别，这就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臣又考察，古代五十岁的人才可以穿丝帛，七十岁的人才可以吃肉；如今富人家的墙屋披着文绣，鞍辔装饰金玉，婢妾拖着丝鞋，犬马吃豆粟，每次招待宾客，一席宴会的费用多得无法计算，彼此竞相推崇奢华，比起古人也算奢侈了。” 古人的节俭，所以贫富多少的标准大体均平，贫穷的人很少；如今人的奢侈，所以兼并之风盛行，贫民更加困苦。这就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如今的弊病，在于下民的欲望太过，而约束控制的办法还没有跟上，必须制定格式条例来改变这种风气，希望贫富各自归于正当。伏望陛下略取前代制度，用来治理当前，凡房屋、车马一类，都明确制定节制；从诏令下达以后，一概不得干犯僭越。凡是在法令下达以前已经僭越制度的，立即改正。凡吏员以及僧、尼、道士，都各自穿着规定的服色。凡墙屋、鞍辔、器皿、衣服，不得使用金银、璧贝、文绣、珠翠等装饰。凡违反法令者，有司按违制论处，这样就可以了。如果幸而听从臣的话，那么奢侈的人即使家中积有万金，也没有什么可以夸耀其繁华荣耀之气的地方，贪婪的念头自然都会停止；僭越的人即使心怀骄纵，也没有机会产生非分侥幸的想法，侵犯等级的念头自然都会消失。奢侈和僭越既然断绝，廉洁和谦让就会由此兴起。廉洁，是对自己守持清白；谦让，是把利益推让给别人。圣人说，难道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吗？如果奢侈僭越还存在，却想让礼让的教化实行，这两者相互冲突，绝不可能。因此，治理百姓的人贵在明确节制。”

译顺帝时，苏天爵上奏说：“朝觐会同，是国家的大礼，班次制度和仪式不可不严肃。九品划分官员，是为了彰明尊卑的次序；四方官员述职，是为了使远近的风俗相同。职位次序尊严，天下的观望就会更加隆重。朝廷的典章法令，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近年以来，朝廷仪式虽然设置了，但官员站立的位置和品秩大都越过班次。同样是穿紫色服装的从五品和正五品混杂在一起，都只称为服绯；七品与六品并列，下至八品、九品，大概也无不如此。既然越过班次制度，就导致行走站立失去端正，因而忘记肃敬之心，实在大大违背朝仪之礼。今后朝贺行礼、听读诏赦，先排列省、部、院、台正从二品衙门，其次排列各司、局、院；各自查验职事官和散官，依正从品级次序排列，整齐有序，彼此谦让地行进。若有越过品秩、扰乱位序的，一律按失仪论处，以惩罚不恭谨的人，希望贵贱各有章法，仪式不紊乱；对上尊崇朝廷的典礼，对下也使中外人士更加敬畏观瞻。至正十九年，皇帝因天下多有变故，下诏免去天寿圣节朝贺。左丞相太平和文武百官上奏说：‘天寿节朝贺，是臣子报答根本，实在合于礼典。” 如今陛下谦让而不接受，固然是陛下盛大的德行。然而现在军队正在出征，君臣的名分，正应当举行这一典礼。’皇帝没有同意。壬申日，皇太子又率领群臣上奏说：‘朝贺祝寿，是自祖宗以来旧有的典故，如今不举行，有违于礼。’皇帝说：‘如今盗贼还没有平息，百姓遭受荼毒，正是朕恐惧自省、敬畏上天的时候，怎么能接受朝贺来使自己享乐呢？’乙亥日，御史大夫托里特穆尔再次上奏说：‘天寿朝贺的礼仪，大概出于臣子的诚心，伏望陛下曲意顺从大家的请求。如果朝贺以后，内廷宴集，可以特意赐令免除，也合乎古代君主减少膳食的意思。还请求把这件事宣示中书省，使内外都知道圣天子忧劳警惕，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皇帝说：‘这是因为朕没有做到修身反省，以致万民涂炭；如今又举行朝贺宴集，是加重朕的不德。等天下安宁后再举行也不晚。你们不要再说了。’最终没有听从。”},{ 以上总的说来是在谈礼。《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二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二十一。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礼乐【冠礼、婚礼、丧礼】。鲁襄公九年，鲁国国君送晋侯。晋侯在黄河边设宴款待鲁君，询问鲁君的年龄。季武子回答说：“在沙随进行占筮的那一年，我国国君出生。”晋侯说：“已经十二年了，这叫作一个终年，也是一个星次运行一周。国君十五岁生儿子，是礼制规定。国君现在可以举行冠礼了，大夫何不为他准备冠礼的器具呢？”季武子回答说：“国君举行冠礼，必须按照祼享的礼仪来进行，用钟磬等金石之乐为之奏乐，并在先君的宗庙中举行。如今我国国君正在出行，还不能准备这些，请等到了兄弟之国后再借来备用吧。”晋侯说：“好。”鲁君回国，到了卫国，在成公的宗庙中举行冠礼，并借用了钟磬，这是合乎礼制的。唐太宗贞观五年，皇太子举行冠礼。有关官署说：“皇太子的冠礼按礼制应在二月的吉日举行，请制造兵器、仪仗。”太宗说：“春耕正开始，应改在十月举行。”少傅萧瑀奏道：“根据阴阳之书，不如仍在二月。”太宗说：“吉凶在人为。若一举一动都依从阴阳之说，而不顾礼义，能得到吉祥吗？遵循正道行事，自然会与吉祥相合。农时是当务之急，不可错过。” 以上专门论述冠礼。宋仁宗景祐元年，监察御史孙沔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的白麻诏书，决定选立皇后；礼院拟定的仪式，是取冬至日奉册、册立皇后为中宫。不知是否一定要举行此礼。自天圣以来，十多年间，每次下诏都必说要竭力侍奉太后，广泛宣扬孝道；到了陵园举行肃敬之事，车驾出发时，陛下亲自牵引灵车步行，掩袖号哭悲恸，天下听闻此事，即使虞舜的心情、周武王作为人子的孝行，也没有超过陛下的。今春，百官陈述诚意，五次上封表，请求陛下听乐，而陛下纯厚仁慈的心意、如同幼儿仰慕父母的感情，孝心始终不衰，还是没有答应。由此可知，各种品行的根本，在于君主一人能够修养；服丧三年的忧痛，是天下共同遵行的制度。即使下诏按日折月服丧、临朝听政是因时制宜，服丧满一年便改变，在仁德上也会被认为是有爱护之情；何况圣明的君主还应把孝思推广到万世呢？如今营建、册立皇后，必定要展开宏大的礼仪，古礼一并修治，官府仪式全部举行，庆贺和赏赐同时施行，内心的喜悦也会随之改变。然而庄献太后尚未过大祥之祭，哀事和乐事相杂，臣实在担心不可以这样做。士人和百姓违犯丧礼，就有逾越制度的刑罚；公卿违犯，就要承担忘却哀痛的责任。难道英明的君主、礼法的主持者，反而可以自行越过禁防，来动摇风俗吗？” 那么此前下达的诏令都成了空话，损害德行、声名，没有什么比这一举动更严重的了。即使因为宫禁中皇后之位长期空缺，也确实不是朝廷应当顺势迁就的做法。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发扬追慕先人的感情，奉行有始有终的孝道，收回最近的诏令，另选吉庆的日子，等过了禫祭和大祥之祭，再成就婚礼。这样，举行告庙之礼时，史官也无愧于下笔；用刑来治理国家，谁敢不守正呢？恭请陛下与执政大臣再按照公议审定，或许可以不使此事明显地传入众人耳中。臣生长在寒微之家，不懂国家大体，只是担心史官如实记载，千年之后会使陛下完美的德行有所亏损。臣冒犯天威，甘愿接受斧钺刑罚。” 嘉祐二年，判太常寺吴奎等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婚姻，开始时由使者到女家告知男家有意采择，这叫纳采；询问女子的名字，回到男方宗庙占卜，得到吉兆后告知女家，这叫问名、纳吉。如今选定婚配完全出自朝廷，不必举行纳采；公主的封爵已经颁诏昭告，也不必问名后再占卜。至于纳成，既然已有送进财礼；请期，则由有关官署选择日期，应当稍微依照五礼的名目，保存相应的礼物和数量，使人知道古代婚姻之事庄重，夫妇关系严肃。这样也不会忘记古礼的意义。希望等到公主出嫁的日子，命令李伟家主持婚礼的人，准备所应使用的雁、币帛、玉器、马匹等，陈列在内东门外，交给内谒者带入宫中，再交由掌事者接受；马匹则不进入宫内。” 英宗治平三年，颍王府翊善邵元请求命太常礼院修订颍王聘纳的仪式规范。他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皇子颍王天资极其优秀，婚姻已经到了适婚之期。正值陛下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也是嫡长子承继家业的时候。从礼法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臣等看到，本朝亲王的聘纳礼，虽然《开宝通礼》完整保存了旧仪式，但因循至今，从未实际施行。甚至有敲门送羊酒、在柜中放钱银之类的说法，只是里巷间的俗谈，大概是士大夫不愿称道的。若在圣明之世实行，臣私下认为很不安妥。希望降下圣旨，命太常礼院广泛参照、斟酌旧典，修订颍王聘纳的仪式规范。凡旧例中不合礼的，一律废止。” 哲宗元祐六年，范祖禹上《论纳后仪制状》说：“臣私下认为，都亭驿一向作为辽国使者的馆舍，如今册立皇后，让将来母仪天下的皇后先住在夷狄使馆中，恐怕不是向四方显示朝廷体统、端正婚礼开端的办法。臣愚昧地希望详细斟酌，暂以旧尚书省作为皇后的行第；又在发册、奉迎时，命使者以及皇后入宫，皇帝都穿通天冠、绛纱袍。臣谨按古代婚礼使用冕服，没有穿其他服饰的记载。通天冠、绛纱袍本来是代替古代皮弁服的服饰，《唐开元礼》和本朝《开宝通礼》也都规定穿衮冕。发册和奉迎在同一天举行，是要使皇后成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继承先圣之后，怎么可以不采用隆重的礼仪呢？恭请皇帝临轩发册、命使者奉迎以及皇后入宫时，都穿衮冕，以彰显大婚之礼的重大。希望圣上再命三省、枢密院共同参酌，这样对国家体统更为合宜，也符合先王经常之礼的意义。所有录黄臣不敢执行，谨封还，恭候敕旨。” 附在奏状末尾的说明说：议论此事的人或许认为，前些日子发太皇太后册宝时，只穿通天冠、绛纱袍；如今册立皇后却穿冕服，有超过尊长的嫌疑。臣谨按：冕服是祭祀服，弁服是斋戒服。因此南郊祭祀前致斋时穿通天冠、绛纱袍，祭祀当天才穿衮冕。冕服是用来与神明交接的，不是用来侍奉亲长的。婚礼将使皇后成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其中含有鬼神、阴阳的意义，所以穿祭服与侍奉亲长的礼服不同，并没有超过尊长的嫌疑。臣与邓伯温等所议的奏状，已经详细论述了这一点。如今规定穿通天冠、绛纱袍，在礼法上没有依据。臣私下惋惜圣朝讲明一代大典，却在先王之礼上没有依据，这还不足以成为后世法则。恭请陛下再详细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