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七

译贴黄：如果执意议论此事的人认为，青苗、免役法仓促罢除，恐怕会使国用不足，那么请陛下问一问：治平、嘉祐以前，国家的费用为什么没有短缺？希望命令有关部门研究清楚后实行。臣承蒙圣恩，从疏远之地被召回，发誓不与朋党勾结来欺骗天子的聪明；凭借孤忠向仁圣进言，言辞触犯众多人的怨恨，只希望陛下竭力赐予主持支持，使臣得以竭尽愚忠，来报效万分之一，秘密地成为陛下聪明决断的助力，臣就十分幸运了。” 朝奉郎、礼部郎中苏轼论述给田募役的奏状说：臣私下看到，先帝起初实行免役法时，收取的宽剩钱不得超过二分，用来防备灾伤；但有关部门执行过度，合计天下的数额竟达到十分之四五。然而实行了大约十六七年，常常积存不用，直到三千多万贯石。先帝的圣意本来另有所在，但愚昧的百姓不了解，便因此说朝廷以免役为名，实际是想加重征敛。这种说法流传开来，不可以拿给天下后世看。臣认为，这些钱本来出自百姓的劳力，按理应当还用来为百姓办事。不幸先帝升遐，圣意想做的事百姓不知道，只看见钱财积存，没有看见散发使用。这正是今天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应当追究探求先帝心意，把这些钱在免役法中散发使用，以堵塞愚民无知的说法，兴起长久无穷的利益。臣又看到熙宁年间曾经实行给田募役法。这种办法也依靠官田【例如退滩户、绝户、没官、纳入官府等类的田地】，以及用宽剩钱购买民田来招募役人，大体如同边郡的弓箭手。臣任知密州时，亲自实行过这种办法，先招募弓手，百姓很感到便利，不到半年，这个办法又被罢除。臣从道路上听说，这本来出于先帝的圣意，但左右大臣只想求速成，而且贪图把宽剩钱另作他用，所以彼此驳难，最终没有实行。”},{ 臣认为实行这一办法，大概有五项好处。朝廷如果仍旧实行免役法，那么每募得一人，就省下一人的雇钱；把节省下来的钱积累起来，就可以不断买田、不断募役。总的说来，几年之后，雇钱没有防碍，役钱就可以大为减少。这是第一项好处。若实行差役法，那么每募得一人，就省下一名包役；包役既然减少，农民自然可以宽裕一些，这是第一项好处。应募的百姓，正同弓箭手没有区别，全家衣食都出自官田，平时重视法令，不轻易犯法；遇到紧急情况也不会逃亡，这是第二项好处。如今谷价低贱，伤害农民，农民卖田常常苦于无人购买；如果由官府收买，田价和谷价都会提高，农民也可以稍稍得到缓解，这是第三项好处。钱财积存在官府，常常苦于弊端严重；如果把钱散出去买田，货币流通就会稍微均衡，这是第四项好处。这一办法实行以后，百姓享受到它的好处，追溯体会先帝之所以收取宽剩钱的原因，完全是为了供国家使用，那么疑虑和诽谤就会消除，先帝的恩德也会显明，这是第五项好处。只是有两项弊端：贪婪的官吏和狡猾的胥吏同百姓勾结，用贫瘠的田地替官府雇一个游荡之人，暂时出来应役，一年半载就抛弃田地逃走，这是第一项弊端。愚昧的百姓考虑不周，见利忘患，听说官府买田募役，就争着把田卖给官府、以自身充役；家业不离原主，起初又没有损失，反而突然得到官钱，必然争着这样做。但充役以后，子孙后代都将永远不能休息。这会使本人和子孙后代都长期受累，这是第二项弊端。只应当设法防止这两项弊端，而先帝制定的办法决不能废弃。如今既然想把宽剩钱全部罢去，将来就没有后续财源；而且官田的数量本来不多，现有的宽剩钱虽有三千万贯石，自从战争兴起以来也已经借支了一半。臣现在筹划，想从内帑的钱帛中拨还战争兴起以来所借的钱粮，使宽剩钱恢复到三千万贯石，只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靠近边境的地方实行给田募役法，使五七年之间役钱减少大半，农民富足起来，以备缓急之需，这是无穷的利益。现在弓箭手中有甲马的，每人给田二顷半；这已经是用身家性命报效官府，尚且可以募取，何况其他各色差役，招募并不困难。臣认为有良田二顷可以募一名弓手，有良田一顷可以募一名散从官，那么三千万贯石就足够使用。谨将应当施行的事项逐条列在下边。一、给田募役，不再另行出租，只依旧缴纳两税，免除支移、折变。一、如今虽以一顷、二顷为通常标准，如果当地田地不很肥良，就临时估量，增加田亩数，务必使招募能够实行。只要役人所得稍微优厚，这项办法就能稳固长久而不败坏。一、如今如果制定此法，便命令三路官吏推行；如果没有赏罚，官吏就不会承担责任，敷衍草率，只有名义没有实效；如果设有赏罚，官吏又会有所趋避，可能强迫买田，可能招募游荡之人，可能大量购买贫瘠田地，可能只图一时办成而不顾后患。臣现在筹划，想选拔三名才干而朴厚的知州，命他们自行任用所属县的县令，每一路先推行一个州，令其在一年之内大致形成秩序。一个州形成秩序以后，一路就可以推行，仍委托转运使、提刑常常严格督察。如果不认真推行，或者推行失当，朝廷察觉后，就从重给予处分。一、应募的役人，大多是州县百姓买来的官田的承佃者。田地距离州县太远，就会长久难以招募。因此请求所买田地必须限定距离州若干里、距离县若干里。一、张榜发布告示。百姓卖田，如果属于所限定的距州、距县里数以内，并且达到规定的顷亩数，就必须先申报州县官令佐，由他们亲自查验，确实是良田，才可以收买。如果官价低小，就听任卖给其他人户，不得强迫。如果买了贫瘠田地，以致长久不能招募，就将官吏一并按违制、分故失等罪论断，仍不得因离职、赦降而原宥或减免。一、预先列明所给田地的顷亩数，张榜招人报名应役。第二等以上人户，准许充任弓手，仍依旧有条文拣选人才。第三等以上人户，准许充任散从，官以下各色差役都不用保人。如果等级不够，就招第一等一户，或第二等两户，负责作保。如果充役七年以内逃亡，就勒令原来负责保人的人承佃田地并充役。一、每买到田地，尚未交付钱款时，先招报名的人承佃田地并充役，然后才可以拨付钱款，仍不得强迫。一、田地卖入官府后，必须将产业交给应募的人承佃，不许本户中的丁男承佃并充役。一、应募役人年老、患病、逃亡、死亡，或者犯徒刑以上的罪，就必须先勒令本户丁男充役；本户没有丁男，才可以另行招募。一、应募人交接产业、承佃田地以后，给假半年，令其修葺整治田业。一、退滩户、户绝户、没纳等类属于官府的田地，今后不许卖出，也不再限制距离州县的里数，仍按照肥瘠、高下评定应给的顷亩数，务必使招募能够实行。一、属于官府的田地，如果已有民户承佃，就先询问现任承佃人；如果没有丁男可以应募，或者承佃人自己不愿充役，才可以另行招募。

译以上所陈述的五项利益、两项弊端以及应当施行的事项，共十二条，伏请朝廷详细议论施行。然而议论者必定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招募不能实行，二是认为想把宽剩钱粮留下以备其他用途。臣请求对此有所答复。富民之家把三二十亩田地的收益分给佃户，役使佃户，和役使仆隶相同。如今官府用一顷、二顷良田，只收税而不收租，却有人不肯应募，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何况弓箭手已有成法，没有什么可疑虑的。宽剩役钱本来不是经常性的赋税收入，也不是必须等它来满足的国用。如今交给有司逐渐支用，终究不能显著办成一件大事，建立无穷的利益，就像火烧柴薪一样，一天天减少，一天天消失。如果用来买田募役，就譬如私家把金银变成田产，这是长久而稳妥的保障。臣深愿朝廷趁这些钱还没有散尽，建立这一事业。几年以后，钱用尽而事业没有建立，那实在令人痛惜。臣听说孝子在于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先人的事业。武王、周公之所以为万世所称道，只是因为能够实行文王的志向。过去苏绰为西魏制定征税法，被称为烦琐繁重，后来又叹息说：‘这就像张开的弓，后世的君子，谁能把它解开呢？’ 他的儿子苏威侍立在旁，听到这话后慨然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等到苏威侍奉隋文帝，担任民部尚书，便上奏请求按照苏绰的意见减轻赋役，天下百姓都感到便利。苏威作为臣子，尚且能够成就父亲的志向。如今给田募役，确实是先帝的本意。陛下应当大力成就武王、周公那样的事业，何况苏威区区一个臣子的孝行，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臣承受先帝的知遇和保全之恩，又蒙陛下破格提拔，思念感激，流泪不已，不知怎样报答。臣冒昧进献此计，伏望陛下哀怜并裁定施行。谨此录奏上闻，伏候敕旨。元祐三年，苏轼任翰林学士，上言说：‘差役法，天下人都说不便利。从前实行雇役法时，中户每年出钱多少？如今实行差役法，中户每年耗费多少？再把若干年承担一次差役的情况比较一下，计算现今大致的数目，那么利弊就十分明显了。何况农民服役于官府，官吏从各方面侵蚀剥削，比雇人服役时，苦乐相差十倍。五路百姓质朴愚拙，间或被差去充任胥史，又必须转而雇用熟悉事务的人，更加感到困苦。’不久，诏令各郡县分别列举差役法的利弊条目上报。苏轼任杭州知州时，上言说：‘改行差役法后，上户的危害都消除了，只有三等人户，从前雇役时每户每年出钱最多不过三四千，而如今一次差役两年，应当花费七十多千；闲置不服役不过六年，那么八年之中，从前缓缓出三十多千，如今却要一并出七十多千，苦乐如何，显而易见。朝廷既然收取六色钱，准许用雇役来代替中户，已经除去一项危害，保全了两项利益。如今只有狭乡中承担小役的人替换休闲，不满三番，才可以用六色钱募人代替州役，这个办法不妥。为什么呢？百姓出钱本来是为了免役，如今却限制番次，不能全部使用，反而把钱留在官府，名义上就不正。况且所雇人数太少，不足以缓解中户的劳苦。又因投名衙前不足原定名额，而乡差衙前又应当轮换，于是还要另行差役，更不发给钱。如果愿意充任长期名额，就应提高重难役的月给，把钱全部发给他们，同时按日月计算，免除其户的差役以及二十千助役钱。至于州役，只有吏人衙前可以全部雇募，此外都实行差役法。如果休役还不到三年，就用助役钱支付募役费用，这个办法尤其行不通。元丰以前，天下从未听说有缺额的衙前，难道那时曾经强迫吗？’ 只是因为重难役的月给足以供役使用罢了。当时奉使者如李承之之流，所到之处总是擅自削减待遇。元祐改法后又实行减削，既然大多不给月给，怎么肯接受招募？如今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想加重乡差的困苦，完全不给钱，而对应募的人全部发足钱，又免除二十贯役钱，想用诱导和胁迫使人全部应募。哪里如直接增加重难役月给，使招募能够实行呢？请求催促招募缺额的长期名额衙前，限期补足。如果确实需要增加钱来雇募，由上级监司议定后施行，差役一概以两年为一番。从前尚且允许一户休役不满三番，才令其雇募，这是想让百姓空闲六年。如今忽然减为两年，幸好六色钱足够有余，正可以增加番次，却反而减少番次、增加差役，农民都纷纷妄言朝廷把这笔钱转作他用。虽说酌量留下一分备用，如果有余剩数目，就酌量减免无丁户和女户所摊的役钱，这只是空话，没有实际根据。丁口、财产、税额每年都有增减，怎么能预先知道来年所需而提前确定摊派？如果急忙减免，到期不够，又必须增加征取，官吏借机作奸，实在防不胜防。总的说来，六色钱既然是用来免役的，就应当全部用于雇役吗？’ 把这些钱全部用于雇役以后，名义才正当，百姓才会心服。只是有一件事不能不[原文此处疑有缺字或串句]考虑：各州县六色钱的多少不同，如果各自按照钱数多少使用，那么摊钱多的地方，役户休闲时间太久，六色人户反而会觉得所摊钱数太多。请求今后六色钱常存一年备用的数额，其余估计每年应当使用的数额，再以盈余在一路范围内统筹调剂；斟酌人户贫富和各色差役的多少，预先分别配定，使一路的六色钱能够通融分配，令州县全部用来雇人，并以当地各色差役的轻重确定先后。这样钱数就均衡而没有弊端，雇用的人稍微增多，中户逐渐得到苏息，差役这一良法就可以长久实行而不改变了。

译元祐元年，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上奏说：‘臣切闻天下各路的差役、雇役法，朝廷虽然已经下达指挥，但直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听说颇为烦扰。臣考察事情的起始，司马光阅览天下臣民的奏章，多数都说出钱雇役办法不便利，于是又恢复了差役法。然而司马光所说的内容很详尽，条目却相当繁多，恐怕州县不能一一通晓。况且朝廷设置机构详细审定，议论又不一致，必然难以通行。臣等认为，差役法本来是州县的日常事务，沿行已久，向来都有成法。到了后来弊端流传开来，当然不能没有弊病，所以应当随时修订。臣曾多次具呈札子，请求先令州县刺史、令佐根据百姓的便利，各自议定办法，由县申报州，州申报转运司审查决定，再奏报朝廷。如果得到批准，就立即下达施行。朝廷的大号令，必须自上而下；州县日常的差役事务，按理必须自下而上，这样才能各自顺从民情便利。天下如此广大，郡县如此众多，不可能用一套办法一概施行，强行实行必定处处妨碍。然而机构官员和各位臣僚纷纷上言，各自坚持己见，并不共同了解利弊；上报后又只交给主管机构办理，另无裁决，结果州县窥测朝廷风向，直到如今办法仍未确定，反而使奸吏更加肆意侵扰。如果依照前面的请求，暂且把各路郡县分别交给当地决定利弊，各从其便利，或许可以使百姓早日得到休息。殿中侍御史吕陶论说保甲法的两项弊端：臣伏见保甲法虽然已经改动，仍有两项弊端不便于百姓。第一，废除了二十亩以下免除教阅的指挥，却令五等户中有三丁的都参加冬教一个月。因为百姓的贫富不取决于丁口多少，而参加教阅与否却造成有幸与不幸。田有一百亩、家有二丁而免教，这是所谓幸运；田有十亩、家有三丁而赴教，这是所谓不幸。这使贫富之间的力役极不均平。何况如今教阅时，官府不给钱粮，一个月的食用都由本人办理。有二十亩田的人家，全年收获总共不过二十硕，除赋税和伏腊费用之外，又令其供养一名丁男，财力也难以承担。从前开始推行时，没有时间讲求利弊，只求人数多。如今即使把五等以下的人户集中精心训练，万一调发出征，即使耗尽家产，能得到什么？还要自己裹粮上路，岂不是更加困苦？臣愚昧地请求，在三等以上人户中，或者虽等级较低但家业达到一百贯且有三丁的人户，才可以差充。第二，陕西州郡今年秋天遭受雨涝，高原地区虽说收成顺利，低洼田地的庄稼却长得不好。人户有申诉灾伤的地方，即使蠲免的税额不到五分，也都必须参加教阅。官府奉行法令，不敢放免。臣私下认为，保甲法令实行已经多年，朝廷知道它有弊病，已经作了许多整顿修改，是想让百姓得到休息。如果一定要等到灾伤达到五分才准许免教，恐怕恩德仍然不能广泛施及。臣愚昧地请求，凡属于受灾的县份，都特别准许免除冬教，以此施惠于畿内三路。况且郡县向来检视灾伤，多是把全县应当放免的税额总计起来作为分数，例如原来应征税一千石，放免达到五百石，就称为五分，并不是按照各户受灾程度分别确定分数。各户受灾既有多少不同，而全县合计数额偶然不到五分，于是就不能免教，这是朝廷应当察知的。若仰赖圣上慈恩，因灾伤之故不限制分数，特别免除教阅，那么朝廷的武备并没有因此废弛，而百姓受到的恩惠就深了。臣访闻陕西各县有些人户田地极少，即使家中有三丁，也上状请求免教；还有人申诉本户灾伤过重，也请求免教，但只是因为全县总数不到五分，各县都受条文限制，不敢擅自施行。伏请早赐指挥，或许可以宽缓民力。吕陶又上奏说：‘天下的户籍标准并不统一，有的以税钱贯数为依据，有的以田地顷亩为依据，有的以家中积蓄财产为依据，有的以田地所能收取的种子数为依据。虽然都分别列为五等，但可能税赋一贯、占田一顷、积财千缗、受种十石的都列入第一等。第一等以上没有更高等级，于是税钱、田亩、积财、受种即使达到上述数目的十倍，也不过仍同列第一等。依据这样的等级差役，必然不均平。虽然没有今天缴纳钱财的劳苦，却反而有从前偏颇、额外支出的危害。不如斟酌新旧办法，制定条约：如以税钱一贯为第一等，在本等中应当承担一役；税钱达到承担一役者的两倍，就承担两役；再增加一倍，就承担三役。即使税钱更多，也不过承担三役，并且听任雇人。或者本县户数多而役数少，那么上户的差役不必全部同时承担，只须依次按照休役年月的远近来安排，使劳逸均衡。假定甲充役后可以闲五年，乙的税钱是甲的两倍，可以闲三年；丙又是乙的两倍，可以闲一年。凡以田土顷亩等作为等级，以及其他同等而数量不相称的情况，都依此办理。’又说，成州、梓州两路从前专门以户税作为差等，熙宁初年另外制定坊郭户营运钱以助免役；这项钱在税产之外，州县强行认定数额，直到现在也没有减少。甚至有人停业闲居、迁往乡村躲避，仍然不能免除。如今正要议定法令，坊郭等第固然不能偏废，但必须核查虚实，另行排定，以宽缓民力，并将此事送交详定所。吕陶又上奏，请求下达有司，另行制定坊郭法，以宽缓民力。奏称：臣伏见成都府、梓州路向来只根据人户田产和税钱，按照等第差役。熙宁初年施行役法，另行确定坊郭十等人户，出营运钱以补助免役费用。朝廷的本意，是考虑到有些人户专门从事营运而没有税产，或者既有税产又兼有营运，所以推排坊郭有营运的家庭，除了田产税钱外，另令其认纳一定数额的营运钱，用来帮助税户，这确实是均平的办法。然而推行之初，有司不能体察朝廷本意，一味督促逼迫，郡县及差派的官员揣摩上意，只求确定的坊郭钱数多，以此作为办事成绩。州县迎合上级意旨，不问实际情况和是否有营运，只要有人在城市中有住宅屋宇，就估计房屋价值，一概确定坊郭等第；虽名义上叫推排，实际上是强迫认纳，规定成年额，年年沿袭，直到现在也不减少。听说嘉州的坊郭人户，甚至闭门停业，迁到乡村居住，所纳营运钱也不减免。即使想转卖房屋产业，也因情势不能卖出，弊端发展到这种地步，实在已经极其严重。如今朝廷正在议论差役法，坊郭等第固然不能偏废，但按理必须核查实际虚实，另行排定，不必沿用旧额，务求适中。

译其中有房屋住宅而没有其他营运，或者虽有营运但财力不多的，都应当蠲免，以宽缓民力。臣私下担心各路也有类似地方，伏愿圣上施恩，交给有司详细议论，制定法令施行。哲宗时，苏辙上奏民政策略说：‘臣听说夏、商、周三代时，没有兵役的忧患；到了近世，有供养军队的困苦，却没有兴办力役的祸患。到了今天，养兵和兴役都不得其当，实在是值得深切忧虑的事情。古代军队出自农民，力役出自百姓；有农民，就不担心没有军队；有百姓，就不担心没有力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充当士兵；二十岁的男子，每年有三天力役。因此军队强大而费用不增加，役事兴起而人力早已具备。即使有大的战争、大的工程，也不担心事情不能完成。等到战争停止、力役结束，也没有日夜不停的费用。后来周朝衰微，井田制破坏，逐渐发展到后世，天下不再有天子的田地，全都成为百姓自己所有。天下百姓不耕食天子的田地，所以只向他们征收赋税，却不再让他们承担战斗中死亡受伤的祸患。天子有供养军队的忧虑，而天下没有承担攻守劳苦的百姓，便以此为大患。因此调取百姓的财物作为养兵之用；天下的力役，以及转输、漕运、营造、建筑等事情，也都出自百姓。在这个时候，百姓供奉上级命令的有三种：租、调、庸。’ 租，是土地应当缴纳的；调，是供军队开支的；庸，是每年应当承担的力役。因此让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作为田租；每人缴纳布帛，作为军调；每年役使他们的劳力，不服役就缴纳相当于其劳力价值的钱帛，作为庸。这三项，农夫都要兼办；游惰和从事末业的人，也不能免除庸调。运输沉重、漕运遥远，天子不知道其中费用，而一概由百姓承担。百姓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的人应缴纳帛六十尺。百姓也不至于过分困苦。因此隋唐之间，有供养军队的困苦，却没有兴办力役的忧患。这种办法虽不如三代军队不需天子供养，但天下的力役仍有可以依靠之处，因为都是百姓承担的。到了后世，又不能守住这种办法，于是变法实行两税，直到今天，若不是有田的人便不能役使；而有田人家的力役，也不过用于奔走办事，不参与天子的大事。天下一旦有大的营造、大的漕运，就常常担心没有人可供役使。因此招募冗余军兵来应付力役的急需，他们不懂击刺和战阵之法，却坐食天子的俸禄。于是国家既有承担武备的军队，又有承担力役的军队；供养他们的物资，全都出自农民。’ 而天下四海的游民，没有缴纳分毫庸调，务农的人却常常暗中承担古代游民所应缴纳的收入，天子也常常兼任供养军队和兴办力役的大患[原文此处疑有缺漏或串句]。所以兵役的弊端，在当今世上可以说到了极点。臣愚昧地认为，天子平日无事而不断供养军队，这是出于不得已；只有在干戈旗鼓、攻战之时，才可以让军队承担它的责任。至于力役之时，拉车拉船、修筑宫室，并没有死亡陷败的危险，天下百姓本来就应当承担而不推辞，不应把这些事情加给军队，以加重天子粮仓的开支。然而如今所谓可以役使的，不过是农民；农民已经十分困苦，几乎已经承担了天下全部费用。而工商技艺之民以及游荡闲散、没有职业的人，常遍布天下，整天安闲游乐而没有任何役属。按照《周官》的办法，没有职事的人要缴纳夫家之征；如今可以使他们全部按照近世办法缴纳庸调，庸用来供养承担力役的军队，调用来补助农夫、供养武备之士。承担力役的军队可以因年老、患病、死亡而不再补充，却让游民中的丁男代替他们服役，期限一到便停止；以此免除他们本来应缴纳的庸，而不服役的人也照样收取其庸，不使一天缺少。圣人治理天下，并不只是看重苟且廉洁而不求取，更在于能够缓解天下所不能供给的事情，节制那些过分的侥幸。这样，即使有所取用，也不妨害行义。如今如果只使游民没有劳苦叹息之声，却总让农夫独自承担困苦，天下人都知道务农不便利，就会相继从事末业；末业人口增多而农业衰落，那么天子所能独自承担的生产者就越来越少，物资也不足使用。因此臣想收取游民的庸调，使天下没有侥幸苟免的人，同时也宽解农夫的困苦。假如天下游民知道自己不能免除庸调的劳苦，那么他们如果不耕种，就没有办法供给上级；这样又可以驱使他们回到田地。总而言之，十年以后，必将使农夫人数增多，而工商一类逐渐衰落停息；这样以后，才能使天下都实行租庸调制度，废除所谓两税，兵役的忧患也可以稍稍缓解。苏辙又说，差役恢复施行，有五项应当议论。第一项是：旧法差乡户充任衙前，破败人家比遭受兵火还严重；自从新法在天下施行以后，不再知道有衙前的祸患，然而天下反而认为它苦，是因为农家每年缴纳役钱困难，后来又允许人户增加刬除现卖坊场，于是有的人缴纳不起罢了。假如只用官府出卖坊场所得的课利来雇衙前，自然可以办足；其他各色役人仍按旧法办理，那么利弊就很明显了。起初有人怀疑衙前多是游荡之人投名受雇，不如乡差税户可靠；但实行十多年后，投雇者也没有造成大的败缺，不足以和乡差衙前的危害相比。如今大略计算天下坊场钱，每年可得四百二十多万贯；如果确定中等价格，不许增加刬除，减少三分之一，还有二百八十多万贯，而衙前支费及招募非泛纲运每年合计不过一百五十多万缗。这就是说，坊场的收入完全可以办成这些事情，衙前的各种费用又何必再差乡户？如今制度要全部恢复差役，知道衙前苦于没有陪备，所以让乡户充任；至于坊场，尤其没有明确下达处理办法，不知是由官府自行出卖呢，还是仍旧用来酬奖衙前呢？如果仍用来酬奖，那么招募纲运人员又用什么钱办理？

译如果不给他们钱，那么旧称重难的乡户衙前仍旧要自行备办，危害不小。第二项，坊郭人户从前苦于科配，新法令他们同乡户一样缴纳役钱而免除科配，办法很便利；但摊派的钱太重，不是长久之法。请求从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中酌情确定今后役钱的中等数额，减轻定额；把它同坊场钱一起用于支付雇用衙前和招募非泛纲运的费用，此外另行储备，以供招募、雇用各色役人之用。第三项，请按照现今在役人数确定差役。熙宁减定以前的人数实际上过多，不可遵用。第四项，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等役人，常常苦于逆送；自从新法以来，官吏都请领雇钱，役人既感便利，官府也不至于缺事，请求仍然使用雇役法。第五项，州县胥吏也应酌量发给雇钱，招募充任，并且废除重法；也准许使用坊场钱、坊郭钱，不足时才差乡户，乡户所出的雇钱不得超过官府雇人的原定数额。诏令送交看详役法所详细审定，选择其中重要的先行奏报施行。苏辙又论役法说：臣听说世上没有毫无弊端的法令，即使三代圣人的政治，也不能免除危害，所以能否神明其法，取决于施行的人。’ 臣切实看到，朝廷近来废罢免役法，重新实行差役法，小民起初免除出钱，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士大夫也因百姓高兴，认为差役一实行，便可以坐享太平、无所事事了。臣愚昧地认为，免役法的危害虽然除去了，差役法的弊端也不能不加以了解。因此臣推究说明其中的缘故，愿陛下察看。国朝沿用隋唐旧制，州县各种差役都由乡户承担，乡户出力以供上级役使。按年月轮番休息，劳逸相互替代；官吏如果遵守事理，不违法加害百姓，那么服役之人本来没有很大的痛苦。然而役人既然是税户，家中有田产，官吏索取就一定能够得到；官吏稍不廉洁谨慎，凡有所需，便不能不侵夺。因此祖宗时代，天下役人除了正役的劳费之外，上至衙前有公使、厨、宅、库等方面的困苦，中至散从官、手力有打草、供柴的劳作，下至耆长、壮丁有时节馈送的费用；这些已经习以成俗，安然不以为怪。百姓遭受差役，就像遭遇盗寇掳掠。神宗皇帝明白知道这种危害，才开始议定建立免役法。从前的弊病虽被解除，但所收役钱大多成为宽剩钱，民间难以见到现钱，日益贫困憔悴。如今朝廷既已恢复实行差役法，除了正在议论衙前差役、招募，尚未形成成法以外，其余耆户长、弓手、散从等役，一概实行定差。贪官暴吏私下里因此互相庆贺。为什么呢？市井百姓应募充任差役，家产既不富厚，又从小就熟悉官府，即使官吏想要侵吞掠取，也无从下手。如今务农的百姓，性情如同麋鹿，一进入州县，自己就已经害怕震慑了，何况家中有田产，官府有所要求无不应承；如果不是廉洁的官吏，谁不会动心呢？他们妄想朝廷既然实行差役法，各种侵扰也应当恢复从前的样子。臣听说如今各路已经出现并实行了这种弊病，臣恐怕稍过一些年月，旧日恶习日益滋长，役人受到困苦，必然有人回过头来说免役法的便利；这对于圣明政治的损害实在不小。近来朝廷刚开始革除各种弊病，士大夫怀有不同意见，很多被贬斥驱逐；那些蔑视新法、盼望改革失败的人，并不只有一个。如果这种弊病不除，使百姓有怨言，那么那些当初持异议的人，将来一定会把这件事指为罪证。臣想请朝廷明白颁下诏书，郑重告诫监司和长吏，使他们知道朝廷爱惜乡村差役人员，与神宗朝爱惜雇募役人没有区别。凡是从前约束官吏侵扰役人的条文，都请刑部抄录完整，务必不要遗漏，雕印颁行，使一切照旧执行。在州县张榜公布，使百姓知道；仍要经常加以督察，凡有违犯，一概不赦。凡监司所属地区有违犯而不能察觉，以致后来因事情败露的，应加重其罪，希望借此防止百姓只受到差役之利而不受差役之害；如果这样做了，天下就会更加感受到朝廷的恩赐了。苏辙又论述差役事情的状况说：“臣于五月二十六日上殿递上札子，请求明白颁下诏书，告诫监司和长吏，让他们知道朝廷爱惜乡村差役人员，与神宗朝爱惜雇募役人没有区别。凡是从前约束官吏侵扰役人的条文，请刑部抄录完整，务必不要遗漏，雕印颁行，使一切照旧执行。在州县张榜公布，使百姓知道；仍要经常加以督察，凡有违犯，一概不赦。凡监司所属地区有违犯而不能察觉，以致后来因事情败露的，应加重其罪。到现在已经过了许多天，却还没有防行施行。”臣私下想到，我先前写这份奏疏，是因为听说近来各县曹吏有人凭借差役而致富；小民被差来充役，起初参见上下官吏就要花钱，有的达到一二十千。州县官吏又有人因为旧日雇募的役人熟悉事务，便用各种方法欺凌新差来的人，必定要他们出钱，写成自愿雇募。又有人以新差来的役人笨拙粗野为由，退换另差之人，非要换到熟悉事务、合乎自己心意的人才停止。天下官吏不可能个个良善，像这样的事情存在的绝不止一件；即使不是亲眼看见，也可以推想得到。百姓遭受这种祸害，如同身陷汤火。臣私下以为，这份奏疏早晨呈上，圣心必定怜悯悲痛，不等一天终了就会施行；没想到拖延到今天，竟没有把它当作急务。臣愚昧地私下担心，朝廷刚刚恢复差役，议论的人妄称差役法一实行便再没有祸害；他们听到臣的这份奏疏，恐怕难免不相信。臣认为，把雇募改为差役，确实抓住了当今救治弊病的关键；但如果听说的祸害不予革除，已经看到的善政不加以改进，那么差役给百姓带来的危害，未必会比免役有所减少。伏请圣上慈悲，查阅臣以前的奏疏，早日赐下诏书，详细说明所听闻的差役中官吏的弊端，并把前后禁止约束的条文一并抄录，晓谕朝廷内外，使大家知道朝廷的深意，那就是天下的大幸。

译侍御史刘挚请求设置专局讨论役法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月七日的敕令条文，天下免役钱一概停止，各色役人依照熙宁元年以前的旧制，交由州县定期差派。命令下达以后，朝廷内外人心鼓舞欢喜，都说这件事是从来危害最大的；百姓长久以来日夜盼望，今天陛下一旦实行，就救了他们的困苦，天下实在幸甚。臣私下听说命令下达以后，奸邪之人议论纷纷，制造浮言，想要动摇这件事，不知陛下是否察觉了这种情形？如今朝廷之上、侍从之中，很多人是凭借新法得到进用的；外面的监司，也都是依据新法选任的。如今法律既然改变，他们的内心都不愿意，所以才诽谤议论、煽惑人心，希望侥幸看到改革失败而不能成功罢了。敕命中本来就有一些条款与旧法异同，以及措施还没有完全办妥的事情；因为已经附带下达指挥，允许州县和监司申明利害、筹划办理，自然可以等到意见送到后再修正立法。如今把免役改为差役，是大体已经端正，大害已经革除；譬如患病的人，病根已经去掉，只是其他气血尚未调和，慢慢调养罢了。臣恐怕那些上下观望的人，会抓住一些小小的尚未圆满的事项，大肆张扬煽动。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坚持这一主张，坚决实行而不要疑虑，不要被不同意见所动摇；等到臣僚及各路论列到尚未尽善、尚有不便的事理后，请交付三省汇集审查。如果法令中有应当先行施行的事项，也请根据事情先行赐予处置。” 刘挚又论述役法的奏疏说：臣私下认为，圣人的治理，即使某一方面已经败坏，道体寄托于具体名分、法令和制度之中的部分，也必然会有偏颇而不能振作、昏昧而不能施行的地方。圣人根据时势加以改变，改变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从而尽享天下的利益。这就是五帝制度各不相同、三王礼制各有差异的原因。国家承接唐末五代积弊深重的局面，祖宗创制立法，趋合时宜，顺应事变；虽然一代代圣明君主相继，但法令有时增加、有时减少，有时施行、有时废止，从来没有完全相同过。至于使百姓安宁、使政治适宜，也就是所谓道体虽有败坏之处，却从未改变。神宗凭借仁厚明智的思虑，通达因革损益的规律，对各种政令制度，有时加紧，有时放宽，大力解开束缚并加以改革，所以天下都享受到它的好处。然而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了，所谓偏颇而不能振作、昏昧而不能施行的弊病，大概又出现了。其中事情不止一件，而最大的就是役法。与役法的弊病相互联系、首尾相应而应当一并更改的，是坊场吏禄。起初因为徭役分配不均，农民劳累破费，所以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如何使其均平宽缓；但有关部门没有深入思考其中的缘故，竟把祖宗差役的旧敕令一概铲除，改为官府自行雇人的办法，按户征收钱财以充作雇佣报酬，称为助役，又称免役。从上等户到下五等户，过去从来不参加差役的人家，也一概征收；这在赋税、科调以及各种买纳取求之外，又增加了这种沉重的征敛，年年输纳，没有穷尽。古人说过：平地上没有铜矿，农家里没有钱炉。如今缴纳必须使用钱，而土地所产的只有丝帛、谷粟；即使幸逢丰年收成，州县逼迫之下，也不得不低价卖掉，因而没有东西来养活自己的家人。若遇凶年，就只好变卖资产，或者向兼并之家借取高利贷，以加倍的利息借债，来应付期限，更没有减免缓征的办法。州县中上等户常常很少，中下等户常常很多；自从此法施行以来，簿籍不真实，只求把钱数摊派足额，所以各地临时任意提高户等，下户列入中户，中户列入上户。如今天下往往中上等户多而下等户少，富裕县份、大乡里的上等户所缴役钱，每年有达到数百缗的，又有达到千缗的；每年缴纳不止，直到贫困枯竭以后，才有裁减的期限。过去乡县差役循环替代，上等大役最快十多年才轮到一次，下等役往往要二三十年才再差一次；即使也有劳累破费，与今天每年遭受重重征敛的祸害相比，哪一种多哪一种少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年〕 如今天下钱越来越贵重，货物越来越低贱，百姓越来越困苦，怎么能坐视而不防范呢？既然如此，前日有关部门立法，并不是有意宽减徭役、使百姓获利，实际上却是在聚敛刻剥、损下益上，替国家招来毁谤，严重违背了朝廷惠爱安抚百姓的本意。臣私下见到，徭役过去有使人破产、百姓害怕承担的，只有衙前这一役。如今天下坊场官司的收入，由官府自行出卖，每年获得的钱不下数百万缗，用来支付衙前雇募和供给酬劳的费用。计算一年收入供一年支出，大概绰绰有余，那么衙前这一重役就没有必要再由农民承担了。农民除去这一重役外，只有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之类，这些差役没有大的劳累破费，应当一并采用祖宗的差役法，从第一等户以下通行承担。与旧制相比，徭役已经轻了。受人治理的人为官府办事，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哪里还需要发钱呢？坊场的旧制，是由扑户相承经营，都有定额，不许增加抬高价钱，擅自更改夺取。祖宗并非不知道提高价钱对公家有利，之所以不许，是知道贪图眼前的利益，必定会有日后的祸害。新法却让人实封投状，允许价钱高的人竞买取得，于是小人希求一时的侥幸，争相超过旧额，甚至达到两三倍；过去一百缗的，如今有达到一千缗的。彼此互相行贿，虚构抵本，课额既然过大，实际上难以筹办，于是各种弊病接连发生，最终一定亏欠。州县疲于督促责罚，祸患又牵连保任的人，被监禁、禁锢、牵累，最终还是无法偿还。官府顾惜课额，不肯降低价格，那么谁还肯接买？如今天下坊场像这样的大约已有十分之五六。所以，实封加价所得的钱，与失败亏缺造成的损失，几乎不能相抵。财利大概只能疏通周转，不能取尽。稍稍舍弃一部分，与百姓共同分享，那么公私双方都能得到补益，利益才能长久。臣想请罢除实封投状的办法。天下坊场，交给各路转运提举司，把现在购买所得的名义净利数额，同新法以前的旧额相互比较衡量，再根据地方的繁简缓急，取其中适中的数额，立为永久定额。一概按照旧法招募人承办，希望承扑的人没有破败的忧患，而官府收入有常数、不致损失。至于吏禄制度，天下吏人旧制，各路及州县的法令各不相同，有乡户差充的，有投名充任的，也有乡差和投名混合使用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译入仕以后，既按照案司事务的优劣轻重相互出入，以此作为酬报折算；又随着年月积累，有出职升迁的希望。这样实行已久，人们自己都认为便利。这时有关部门看到礼经中有庶人在官府任职领取俸禄的说法，便借此名义来资助搜刮百姓，却完全不知道三代已经久远，其中很多事情不能施行于今日。庶人在官府任职的俸禄，虽然文献中有记载，但其具体办法和数额却看不清楚，于是凭空造出名目，一概征收百姓的钱来供给吏禄。给得不重，就不足以招募；给得不轻，就不足以供给。如今内外吏员，除去重法之外，每月所给并没有多少，对吏员本身固然不足以解决问题，但官府积累支付的总额，天下大概已经无法计算。无缘无故耗尽百姓财物来作为这种费用，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至于所谓以重禄推行新创法令，更不合义理。收受一文钱以上便判处徒刑，说是严刑可以；于是便认为吏员害怕而不敢受贿，那臣就不敢明白其道理了。如今主张此议的人说：禁令既然严厉，吏员必定害怕，所以命令下达以来违犯的人少了。臣认为，不是违犯的人少了，而是败露的人少了；不是败露的人少了，而是依法治罪的人少了。法网越严密，行贿、受贿的人越会压低声音、隐藏踪迹，也会更加善于躲避法网。所以说，是败露的人少了。收一钱就判徒刑，谁能忍受，谁敢轻易触犯？因此如果确有败露之事，只要稍微涉及疑惑隐晦之处，或者不是有人告发并应当得到赏赐，官府往往迁就情面，改判平反，从重罪改为轻罪。即使在外路，监司等使者也有时会暗示州县这样办理，这也是人情常态。所以说，依法定罪的人少了。假使违犯者都能败露，败露者都能依法定罪，这本来也是先王制定刑罚时所没有的情形，是圣人应当怜悯谨慎对待的。按照法律，吏员受贿自有刑名；枉曲法律，收受一匹绢以上就判徒刑，这样的刑罚也并不轻。如今改变先王的刑罚而加重，又多征收钱财供给吏禄，以求新法施行，实在没有道理。臣愚昧地想请除去熙宁以前旧法中有俸禄的公人，一律仍照旧制办理；新法创设以及增加的吏禄，一并减免罢除。臣实在不知忌讳地说：衙前一役，就用坊场价钱来供养他们；弓手等役，就用祖宗差役法均匀承担；不是旧法所给的利禄，都罢去。至于役人耗费公物、借公役谋私利之类，则用熙宁新法加以禁止。如果这样做，那么所谓免役钱就可以一概蠲除。有人说，免役钱登记归入常平，本来并不只是用来供给募役。县官的其他费用难道有类似的情况吗？这件事不能只从利害来讨论。臣认为，役钱由司农寺领取，没有特别敕令，从来不曾用来供给日常经费。如今罢除它，对国家用度没有损害；何况从祖宗以来直到役法改变、役钱征收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国家不知是靠什么来治理的呢？也不过是说，使用财物有节制，征取财物有正当途径罢了。如今天下百姓疲惫筋骨，忍受饥寒，冒着鞭打，一年到头急急忙忙替公家缴钱。若不幸接连发生灾荒，我实在担心穷苦百姓流亡迁徙，转而成为沟中的枯骨；强悍之人也会苟且求生、拼命忍受，不能再做陛下的良民。既然如此，役钱就是百姓的性命、天下安危所系，怎么能想把它作为不可更改的法令呢？古代把财富藏在民间，确实应当使百姓在赋税之外还有可以养活自己的财物；他们的余财就是国家的外府，只在缓急时取用罢了。没有事情的时候坐视着把它耗尽，不是办法。因此臣认为役钱应当一概罢除。役钱罢除后，提举常平官司也可以撤销，把现有职事交给转运司办理即可。天下既然减少、撤除监司数十人，州县稍能从容，上下都减少事务，这也不是小小的补益。不过，这只是大的原则，臣所说的大概只是概要。至于法令中细小详尽的部分，或许有参差抵牾之处，应当有统一的议论。想请从两制臣僚中选派三两名熟悉治国大体、深知民间事务的人，设置专局讲讨论议，裁定制定条格；再由三省执政官主持掌管，以等待圣上裁断施行。刘挚又论述保甲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的制度，保甲停止团集训练，朝廷用来惠爱安抚疲惫百姓，恩施十分厚重；百姓得以除去所苦，获得安宁，远近都受到影响，没有不鼓舞的。然而臣私下有过分忧虑的地方：乡野百姓的性情，很容易转变习惯。臣过去见农民有的被差役，一旦担任弓手、手力、耆长、壮丁之类的差役，等到任期届满回乡，便拱手闲惰，已经不能再恢复务农，大概是因为出入公门、混迹市井，受到诱惑和惊吓所造成的。如今的保甲比这更严重：衣服一定华美精细，饮食一定有酒有肉，已经改变了他们从前穿布麻、吃粗食的习惯。成群聚集，喧笑吵闹，挥臂夸耀勇力，也已经改变了他们从前村野朴鲁、勤劳困苦的性情。他们的家人典当田产、卖掉房屋，拿钱来供给保甲人员的用度；官府每年按时训练考试，给他们金帛，以名目宠荣他们，来养大他们的欲望。因此凡是保甲人员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一家人终年憔悴困扰，而身为保甲者却未必不自以为快乐。如今既然每年训练只限于一个月，又停止团集，减少监督，解除拘束，使劳费之患减轻，那么保甲人员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就会欢欣休息，恢复生计；而身为保甲者也未必不会因失去这些待遇而自感忧戚。他们既然有失去原有待遇的想法，却要让人人低头甘心，完全像平常一样，肯重新从事耕作，形势恐怕很难。恶少失去了欲望，强悍之人养成了这种性情，又凭借平日所训练的弓刀刺击器械作为资本，臣担心他们不只是不能从事耕作，也恐怕能够成为陛下良民的人会很少。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制定法令来收束控制他们。保甲的技艺强弱高下，州县都有等级登记；现在应当选取其中技艺优等的人，召问其是否情愿，刺字编入本州禁军。若原来属于正长等名色，就比照军中的等级，按照技艺等差对换补授。其余中、下等技艺的人，也召问愿意充任公人的，依照近来的制度招募为弓手、手力、耆户长之役。这样做的好处是：入军的人既有编制隶属、部领督束，法度完备，又能发挥他们平素所学的技能；服役的人既没有失去为公家任职，与招募浮浪之人相比，又得到熟悉事务的乡民，必定更有用处。伏望陛下详加斟酌。

译杨绘上书说：“助役的好处有一个，而难以施行的地方有五个。请先说它的好处。假如百姓中有一家拥有百顷田地，也有一户只有三顷田地，他们的户等却都列在第一等。以百顷与三顷相比，已经相差三十倍了；但两家承担差役的月份和日数却相同，没有差别。何况官户除耆长以外，都应当没有差役。如今按例让他们平均出雇钱，那么百顷田地缴纳的钱，必定是三顷田地人家的三十倍，而且永远不会有冒名代替差役的争讼。这就是它的好处。”然而说到难以施行，也有五点：“百姓只会种田，却责令他们交钱；钱不是田地所产，这是第一点。边境附近州军招募来的人，不是本地土著，奸细难以防范，这是第二点。各地田税多少不同，这是第三点。耆长雇人，盗贼就难以制止，这是第四点。衙前雇人，就会失去防护官物，这是第五点。”请先讨论防止这五种祸害，然后写成固定制度。还要先告诫农寺，不要急于求成来希求恩赏；提举司不得多向百姓征取，来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这样做，谁还会妄加议论呢？”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赋役 宋哲宗元祐四年，右司谏刘安世请求罢除京畿内保甲的奏疏说：“臣私下认为，祖宗深深鉴察五代时外重内轻的弊病，把天下的军队集中在京畿以内，用来控制四海，能够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可以说已经十分完善。然而河北、河东、陕西一带紧接敌境，平时驻扎军队，作为作战和防守的准备，尚且担心军威没有振作，不足以壮大中原的声势。于是登记民间男丁，称为义勇；虽然不曾让他们冒着刀箭冲锋，大概只是借助这种声势来夺取敌人的胆气罢了。熙宁年间，先帝想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天下，开始命令编排为保甲，使他们学习武事。陛下即位之初，已经停止长期在上任职者的教阅，只命令在农闲月份，仿照祖宗义勇的制度，专门委托州县依次集合训练。平时没有战事的日子，让百姓尽力耕作田地，同时顺应时令讲习武事，以壮大军势，这实在深得御外治内的策略。然而臣有一件尚未明白的事：臣私下认为，自古王畿之名不同于郡国，所承担的事务一向务求轻省简约，大概是为了休养京畿百姓的力量，以此重视国家根本。如今京畿辖区的正兵已经很多，本来就不能与三路相比；却又在方圆千里之内设置保甲，使百姓劳苦，显示国家力量不足，而且也有不妥。即使接连多年遭受灾害，按例免除训练，但保甲这个名目仍然存在，终究会牵累人心，使家家户户之间不能坦然地谋求自己的安定生活，这又有什么益处呢？伏望圣上慈悲，深加省察，京畿各县的保甲一律命令废止；这样最有利于使民力舒缓、民情安定，同时远近轻重安排得当，也不失国家体统。” 元祐五年，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论述役法弊病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想要改变役法，到现在将近四年；选派官员、设置专局，讲求其中的利弊，使天下的议论都加以折衷，并且奉诏立法，唯一以仁爱百姓、爱惜万物为务。朝廷认为嘉祐差役制度已经便利，但当时已经显现出来的弊病，如今就削减并除去；元丰约束制度中百姓认为有利的部分，如今就取用并加以增益。至于风俗的差异、南北的不同，应当以人情为根本，用国家的议论加以裁定，按照各地情况制定条文，没有不完备的地方，并且再用明白的诏书谕旨加以申明。郡县在施行时，或许会有阻塞而不能通行之处；条文之间，或许会有疏漏而不完备之处。还应让有关臣僚提出意见，予以增减，使人看见陛下最仁厚、最体恤民事的深意。新书颁布以后，舆论欣慰喜悦，朝廷内外安宁平静，起初没有任何异议。然而奸邪之人内心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