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六

译至于贵族世袭、品官任子，以及驱使良民、抄没户数等便利事项，也应当接着讨论，不能拖延。这些只是大概的原则，必须深入探究古人任用人才、建立法制的用意，推广实行，那么还有什么难以看清的呢？至于能不能实行，在于上面委任得怎样；能够实行还是不能实行，又在于执政者是否得到合适的人才罢了。这不是臣所能做到的。第三条说：百姓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混乱。上天眷顾降命而立君主为百姓的君师，必定给他聪明刚断的资质、深重宽厚包容的器量，使他超出万物之上，成为万国的表率。这大概是上天把极其困难、不是常人所能胜任的责任交给君主，并不是让他安逸享受。自尧、舜以来，圣帝明王无不兢兢业业，小心敬畏，正午也没有闲暇，天还未亮就起身求衣；因为确实知道上天所给予的是极其艰难的责任，起初就不能用轻易的心态来对待。知道它困难而以困难的态度对待，困难或许可以变得容易；不知道它困难而以轻忽的态度处理，将来困难就会发展到无法收拾。孔子说人们常说的话：“做君主很困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可见这个说法由来已久。做臣下不容易，臣已经报告过了；至于做君主的困难，更是陛下应当专心注意的。臣请求把其中紧切而重要的事项逐条陈述如下：君主不应担心说话困难，而应担心践行诺言困难。知道践行诺言困难，那么说话就不能不慎重。过去刘安世拜见司马温公，问尽心行事、修养自身的要领，有什么可以终身实行；司马光说：“大概在于诚。”刘安世问应先从哪里做起，司马光说：“从不妄语开始。”刘安世起初很轻视这件事，等退下后，自己检点当天的行为和所有说过的话，才发现前后互相牵制、矛盾的地方很多。他努力实行七年才成功，从此言语和行为一致，表里相应，遇到事情坦然自若，常常有余裕。臣考察，刘安世只是一个士人，交往的不过是一家亲属、一乡百姓，与他同列的臣僚也不过几十、几百人而已；然而把他的言语和行为相互比较，尚且有前后牵制矛盾的地方。何况天下如此广大，兆民如此众多，事务有万般变化，每天有万般问题，而君主凭一身一心来应付，想要说话没有过失，哪里容易做到？所以会有过去说过的话今天不记得，今天下达的命令以后自己又违背；可否不同，纷乱更改，纲纪无法施布，法度无法建立。臣下即使想努力奉行，最终也没有可以遵循的准则，只能淹没在琐碎事务中，最后不能有所补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何况由此造成的弊病，又会日新月盛而无法遏制；下面的人疑惑惊乱，还会议论朝廷没有法度、没有信用，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把极其困难的处境不当作困难来对待，反而把它当作容易之事。假如遵循古代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根本，凡是遇到一件事、发出一句话，都一定追究它的所以然和应当如此的道理，不被爱所牵，不被憎所蔽，不因喜悦而偏移，不因愤怒而激烈，虚心端正意念，深思熟虑、审慎处理，即使有不恰当的地方，也一定很少。无奈身为上位者的人多喜欢放纵舒适，身为臣下的人多专门逢迎讨好；逢迎本来是为了私利，私心强盛就不再畏惧人。放纵本来是为了欲望，欲望炽盛就不再畏惧天。以不畏天的心和不畏人的心相互交合而毫无阻隔，那么他们所做的全是使自己快意的事情。自己快意，嘴想说就说，身体想动就动，又哪里肯兢兢业业、以修身为本，对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深思熟虑、审慎处理呢？这就是君主践行诺言的困难，所以比天下一般人的困难更大。人的真情和伪饰有容易看清的，也有险深难测的；险深的难以知道，平易的容易知道。容易知道的人，即使在谈笑之间、席榻之前，也可以探得他的底蕴；难以知道的人，即使同居共事，经过数月终年，也仍然不能测知他的意向。即使如此，这还只是说人的险深与平易；另外还有人数多少的区别。人数少就容易了解，人数多就难以了解。难以了解并不是没有智慧，而是智慧分散；容易了解也不是因为智慧多，而是把许多小智慧合成了大智慧。所以处在上位的人难以了解下面的人，而处在下面的人容易了解上面的人，这是形势使然。处在难以了解的地位，驾驭难以了解的人，却想不被欺骗，实在困难。过去包孝肃刚强严厉、峻峭正直，号称明察。有一个编户平民犯法，按律应由官吏杖打脊背。受了贿赂的官吏同他约定说：“今天见府尹时，他一定会把责状交给我；你只管大声呼喊为自己辩解，我和你分担这项罪责。你受杖刑，我也受杖刑。”后来包拯提取囚犯审问完毕，果然把责状交给官吏。囚犯按照官吏先前的话不断辩解，官吏厉声呵斥他说：“只管受脊杖后出去，哪用得着多说！”包拯以为官吏仗势欺人，便在庭上揪住官吏，杖打十七下，特意宽减囚犯的罪，只按杖刑治罪，以挫败官吏的气焰。却不知道自己反而被官吏出卖，最终照着原来的约定做成了。臣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京尹，他被人欺骗，只是误断一件事、伤害一个人罢了。君主处在亿万百姓之上，掌握着给予、剥夺、进退、赏罚、生杀的大权；一旦不幸被欺骗，把错误当正确、把正确当错误，那种祸害哪里数得清呢？君主最好不要有偏私的喜怒；一有喜怒，就有人迎合他的喜悦来谋求恩宠，煽动他的愤怒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君主最好不要有偏私的爱憎；一有爱憎，就有人假借他的宠爱来成就私利，借助他的憎恶来报复怨仇。甚至君主本来没有喜悦，有人也要欺骗他使他喜悦；本来没有愤怒，有人也要激怒他；本来不值得爱护，有人也要强行夸赞使他爱护；本来没有可憎之处，有人也要强行诋毁使他憎恶。这样一来，被进用的未必是君子，被退黜的未必是小人；赏赐的人或许没有功劳，夺取爵禄的人或许反有功劳；以至于该赏的受罚、该生的被杀，很少能得到公正。君主没有醒悟，每天都处在欺骗之中，却还依靠你们这些人去揭发细微隐情，防止天下人的欺骗；欺骗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还能防范得了吗？大体说来，君主以知人最为可贵，以用人为最为紧急；任用得当，就不需要费力防范。既然不这样做，那么君主身边聚集的就只是争相求进之人、贪图利益之人、没有羞耻之人。他们挟持欺诈、运用权术，开辟千条万条途径来蛊惑君心；到了这种地步，想防止被他们欺骗，即使尧、舜也做不到。贤能之人以公正为心，以仁爱为心，不被利益改变，不被权势屈服；把他们安排在各个职任上，那么各种事务就会得到正确处理，天下百姓就会受到他们的恩泽。贤能之于国家，其重要性本来就是这样。

译然而有的人生逢时运不济，专门隐藏自己的才华，一生之中没有人知道；即使有人知道，但当权者没有同类，因而不予引荐。也有君主不知道贤者的；即使君主有时知道他，召来任命，也像对待奴仆杂役一样轻慢，贤者便有不屑就任的。即使有时表面上接待他、礼节上优待他，但他说的话不被采信，贤者便超然离去。即使有时信任贤者，却又让小人夹杂其中，要求眼前小利、限定近期成效，只有任用贤人的名声，没有任用贤人的实质，贤者又哪里肯尸位素餐，白白耗费仓廪俸禄，招致天下人的讥讽呢？即使如此，这还只是论说难以进用的人；又有难以契合的人。君主地位尊崇高贵，每天接受逢迎讨好，大多喜欢听别人过错，却不喜欢听自己的过错；只求自己的心情畅快，却不求百姓的心情畅快。贤者一定想匡正君主、扶持君主使天下安定，使君主知道尧、舜的正道和尧、舜的安定，然后才停止。所以双方形势难以契合。何况奸邪谄佞之人，丑化正道、憎恶正直，肆意诋毁，从多方面陷害贤者；如此将难免获罪，又怎么能希望各项事务得到公正、天下百姓受到恩泽呢？从古到今，正直端方、文雅高尚的人之所以把进用看得慎重、把退隐看得轻易，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大禹是圣人，听到善言立即行拜礼，益告诫他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去除邪恶不要犹豫。”“三心二意”这句话，即使大禹也应当警醒反省，后世君主应当怎样呢？这就是任用贤人的困难。奸邪之人，心思险诈，使用的手段巧妙。正因为险诈，所以千姿百态，别人无法知道；【例如用甜言蜜语、卑微言辞诱使人犯错，然后揭发他之类。】正因为巧妙，所以道路千条万条，别人无法防御；【例如权势在近臣身上就诱惑近臣，权势在宫闱之中就谄媚宫闱之类。】君主不能察觉，把谄媚当作恭敬，把攻击揭发当作公正，把欺骗当作可信，把佞人当作可以亲近的人；喜怒爱憎，君主本来不能完全没有。但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而奸邪之人一味迎合，窃取君主的权势来树立自己的威势，满足自己的欲望来换取君主的宠爱。上面宠爱隆盛，下面威势独擅，大臣不敢议论，近亲不敢进言，毒害遍及天下而君主却不知道，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城狐”，所说的“社鼠”。到了这个地步才想除掉他们，不是已经很难了吗？即使如此，这还是由于君主没有觉悟，错误发展到这种地步，但仍有可说之处。例如宇文士及的谄佞，太宗明察看透了他的实情，却最终不能斥退他；李林甫嫉妒贤能，唐明皇洞察了他的奸邪，最终却也不能罢退他。邪恶迷惑人，竟然到了这种程度，难道不值得警惧吗？上位者以真诚爱护下面的人，下面的人以忠诚报答上位者，有感必有应，按道理本来应当如此。然而考察过去的事情，却有不能按常情解释的。大禹治水救济天下，功劳很大；启贤能有德，恭敬地承继大禹的道路，恩泽很深。然而一代相传，到了太康只顾在洛水打猎，万民立即怨恨并离弃他，真是奇怪。汉高帝出身平民，天下士人像云一样聚集、像回声一样追随；他被困在荥阳时，纪信甚至舍弃生命来救急，可见人心归附。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却又有人聚集在沙地中谋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臣私下曾思考，百姓拥戴君主，本来出于天命，起初并没有不顺从的心；只是君主使他们失望、使他们感到不公平，于是怨恨和不满才产生。大禹、启爱护百姓，百姓已经像对待赤子一样；百姓奉事君主，也像对待父母一样。如今太康尸位素餐，只顾安逸享乐，败坏自己的德行，并不是父母应有的作为，所以使百姓失望。秦、楚残暴，因此天下背叛它们；汉朝政治宽厚仁慈，因此天下归附它。如今高帝凭个人的爱憎来施行诛杀和赏赐，并不是宽厚仁慈的做法，所以使人感到不公平。从这两方面推究，参照比较古今，凡是施恩于百姓却使百姓怨恨愤怒的事情，没有不属于这种情况的。大概君主刚即位时，大多发布美好的言辞，诏告天下，天下人都欢悦，盼望这些话能够落实。后来实际不能符合承诺，于是怨恨之心就产生了。同类事情彼此相近，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君主只因自己的偏爱，唯独厚待一个人，那么没有受到厚待的人，已经有了嫉恨他的意思。何况厚待有罪之人而薄待有功之人，难道能不在心中愤怒吗？失望所产生的怨恨、不平所产生的愤怒，积郁而不能消解，虽说是爱他们，哪里能说是真正爱他们呢？一定要像古代《大学》所讲的道理那样，以修身为根本。凡是一句话、一个行动，都能够成为天下人的法则；一次赏赐、一次惩罚，都能够符合天下的公正，那么亿万人的心意将不必求取便自然获得。又哪里会有失望和不平的负累呢？无奈这种道理不明，做君主的不喜欢听到自己的过错，做臣下的不敢把话全部说尽。把君主和臣下两方面的心意合起来，来求取天下人的心意，就很难做到了。所以三代以后，称得上盛治的，确实没有比汉文帝、汉景帝更好的。考察他们当时的天象，屡次发生变化，如日食、地震、山崩、水灾、长星、彗星、孛星之类，实在难以立刻数清。在这以前和以后，凡是发生这类现象的，小则有水旱灾害的征应，大则有动乱灭亡的征应，没有只是徒然发生而已的。唯独汉文帝、汉景帝能够承顺上天之心，消除平息灾异，使四十年间，天下富足，百姓安乐地从事本业，把告讦的风气转变为淳厚的风俗。而且建立了汉家四百年不可动摇的基业，真是盛大伟美啊，从未见过有能与之相比的。秦朝苦害天下已经很久，又加上楚汉战争，百姓死伤殆尽，户数不过一万。汉文帝承接诸吕变乱之后，入朝继承正统，专心把养育百姓作为要务。他所忧虑的，不把自己的忧患当作忧患，而把天下的忧患当作忧患；他所快乐的，不把自己的快乐当作快乐，而把天下人的快乐当作快乐。今年下诏劝勉农桑，是担心百姓不能顺利生活；明年下诏减免租税，是忧虑百姓的日用物资或许不足。他如此恳切仁爱，百姓归心而和气应和，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臣私下见到，前前年秋天孛星出现在西方，彗星出现在东方；去年冬天彗星出现在东方，又出现在西方。议论的人都说应当除去旧弊、施行新政，以回应上天的变化。臣认为，与其妄自猜测，不如直接效法文帝、景帝的恭敬俭朴和爱民之心，以使百姓得到公正明白、合乎道义而又可信的治理。上天树立君主，本来就是为了天下百姓。所以孟子说，百姓最重要，君主次之。

译《尚书》也说：“上天所看到的，来自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百姓所听到的。” 按照这个道理来讨论，那么上天的规律总是在下方，总是在不足之处。做君主的，不在下方求取，而在高处求取；不在不足之处求取，而在有余之处求取，这就是招致天变的原因。灾变已经发生，征象已经显现，乖戾的苗头已经萌发而不可遏止，却还要因循旧习，压制下民而损害不足之处，并把这称为顺应上天，岂不是很难做到吗？这六项就是所列的难题。概括其中要点，不过是修德、任用贤才、爱护百姓三件事罢了。这叫作治理的根本。治理根本确立，纲纪就可以铺陈，法度就可以施行，治理的功效就可以预期；否则，爱与憎彼此攻伐，善与恶交相为害，百姓免不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用这种方式治理天下，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第四项是：谈到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说尧、舜；谈到古代的贤相，一定说稷、契。这是因为尧、舜能够懂得上天的规律并顺承它，稷、契又懂得尧、舜的心意而辅佐赞助他们。这就是他们能够成为天下人的法则并传给后世的原因。上天的规律爱护生命而不偏私，尧、舜也爱护生命而不偏私。能够发扬光大美德，使百姓受到教化而改变，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使各种事业都兴盛，这就是顺承天道的实际表现。稷播种百谷来使民生厚实，契推行五种教化来使民心向善，这就是辅佐赞助尧、舜的实际表现。这个道理，出自《尚书》的开头篇章，即《尧典》和《舜典》。臣从十七八岁时，就已经能够诵读讲说。此后反复温习、反复研求，推演它、阐发它，反复思考，苦心竭力，到五十岁时，才大为明白领悟。用这个道理参照往古，往古圣贤的话没有不与它相互验证的；历代治乱的踪迹，也没有不相合的。从此臣胸中豁然开朗，再没有凝滞之处，才知道这个道理确实是古代圣君贤相平治天下的关键道理。既然有幸得到它，常常把它告诉别人，可听到的人却忽然听过、泛泛而过，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观察他们所达到的程度，正如臣在十七八岁时一样，只是没有臣这么多思考和这么多工夫，他们不能领会理解，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偶尔同一两个有见识的人共同讲论，心意融会贯通，即使从早到晚，也不知道疲倦懈怠。这是因为实行这个道理，可以使百姓富足，可以使军队强盛，人才由此增多，国势由此加重。臣日夜思考这些，已经十分纯熟了。如今国家只知道聚敛钱财的技巧，却不知道生财的根由【不但不知道生财之道而聚敛钱财严酷，而且还妨害了生财】；只想防止别人欺骗，却不想养成百姓的善性【之所以需要防范，是因为有欺骗；没有欺骗便无需防范。要使人不欺骗，不用衣食使其生活富足，用礼义养育其内心，就不能做到】；只忧虑法令难以施行，却不忧虑没有能够施行法令的基础【上面多有贤才，都知道秉公办事；下面多有富足的人，都知道自爱，那么命令自然施行，禁令自然停止】。如果从今以后确实能够优待重视农民，不让他们受到扰害，把所有游惰的人都驱使防范，令其回到田地，每年考核种树的情况，恳切地晓谕并督促实行，十年以后，粮仓充盈、府库积实，一定不是今天的情形所能相比的。从上都、中都以下直到司、县，都设置学校，使皇子以下直到庶人的子弟，全都从事学习；每天明白父子、君臣的大伦，从洒扫、应对一直学到平治天下的关键道理，十年以后，上面知道如何驾驭下面，下面知道如何侍奉上面，上下和睦，也一定不是今天的情形所能相比的。能够做到这两件事，万事万物的纲目就都能振举；不能做到这两件事，其他事情也都不能指望。这种道理，就是尧、舜的道理。尧、舜之道爱护生命而不偏私，只有能够实行这些，才可以做到爱护生命而不偏私。孟子说：“不是尧、舜的道理，我不敢在君王面前陈说。”臣虽然愚昧浅陋，私下也愿意学习这种道理。第五项是：天下之所以安定，在于民心安定。民心安定，那么读书做士的安于士，务农的安于农，工商的安于工商，在上面的君主就有可以安定天下的条件。百姓不能安居于茅屋之中，就必然求取俸禄官职；做官的不能安于卑微职位，就必然追求尊贵荣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四方万里之内的人都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并争相进取，各自怀有贪得无厌、毫无羞耻的心，在上位的人难道能不寒心吗？臣听说，夺取天下，崇尚勇敢；守住天下，崇尚退让。不崇尚勇敢，就没有办法夺取天下；不崇尚退让，就没有办法守住天下。夺取和守住，各有适宜的方式。做君主的不能不审慎。审慎之后再发布命令，发布的命令就没有不中肯的；否则遇到事情便仓促地高兴，高兴的神色显现在脸上，高兴的话从口中说出，人人都知道了。慢慢考察事情的缘由，发现并没有值得高兴的地方，就一定会后悔高兴时的过失；没有值得愤怒的地方，也一定会后悔愤怒时的过失。甚至先高兴后愤怒，先愤怒后高兴；先前高兴是对的，那么后来的愤怒就是错的；先前愤怒是对的，那么后来的高兴就是错的。号令屡次改变，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喜怒不能节制。因此先王专心于恭敬沉默，不轻易表露喜怒。他的感情没有发作时，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能窥知；发作之后，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能改变。所以号令简明而不后悔，不后悔就自然不会反复改变。人们揣测君主，必然从喜怒上判断；最了解君主喜怒的，莫过于身边受宠爱的人。因此在下位而希望求进的人，便设法托身于受宠近臣；受宠近臣不加察辨，便替他们制造机会，甚至无喜而制造喜事，无怒而制造怒事。上位者只认为自己对某人高兴或发怒合乎道理，却不知道天下四方的讥笑、怨恨和诽谤，正是认为这种做法不合道理。最应当深切思考的是：失于不守大体，轻易流露喜怒。号令多次改变已经不可取，屡屡失信更不可取。周幽王无道，不敬畏上天，不爱护百姓，沉溺于酒色，所以不知悔恤。如今并没有这些情况，何苦让人失去对您的信任呢？奏章上达后，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它。

译衡又上奏说：“国家自壬辰年以后，就应当访求贤哲，商议讨论历代创业、传承国统的适宜做法，参酌古今，逐渐制定成法，使后世子孙垂衣拱手便能守成，这才是拥有国家的首要事务。因循习惯而贪图安逸，已经不可以了；而且所委任的人又多是残害百姓、蛀蚀国家的一类人。壬寅年以来，百姓更加困苦，到己酉、庚戌年，百姓的困苦已经达到极点。困苦到了极点，恐怕就要发生动乱。当时，陛下有爱护百姓的声誉，有喜好贤才的名声，天下都听闻了；天下人盼望您，如同久旱盼望雨水，所以先皇帝继承帝位时，百姓都欣喜，以为一定会听从陛下的意见，选用善人，改变弊政，使天下兴盛。没想到仍然承袭以前的过失，再次任用这类人，把天下百姓交给他们，使他们刻剥百姓；把天下的财物交给他们，使他们侵吞削夺，大大令人失望。所幸的是，把河南、关中分置出来，交给陛下委任的几位贤才，不到一两年，疲惫的百姓便大为安定。恩泽虽然还没有普遍施及天下，但天下的人心已经归附了。这些人畏惧陛下的威名，不敢肆意横行，只是在君臣骨肉之间暗中进谗离间，想要对陛下不利。天命和人心都在这里，所以他们不能遂愿。然而，这样委任托付本身确实不可行，其中的具体条目又很少有可取之处。” “其中所谓可取的，已经包含在不可取之中，不能算作可取；所谓不可取的，又是不可取中的不可取。臣的浅见如此，不知道是否正确。”臣恭敬地看到先皇帝的圣谕，叮咛恳切到了极点，其大意只是希望事情办成、百姓安定这两件事罢了。然而所委任的人，只会刻剥穷困的百姓，逢迎亲近权要，肆意欺骗蒙蔽，暗中窃据宠信权力，又哪里知道事情怎样才能办成、百姓怎样才能安定呢？壬寅以后，百姓已经困苦；到己酉、庚戌年，百姓的困苦达到极点。虐政施加于民，百姓无从申诉控告。先皇帝在潜邸时，本来就知道这种弊病；等到继承帝位，不但没有将这些人斥退，反而立即恢复他们的大权，又把重任交给他们。既然已经受其欺骗，所下命令的圣谕全都属于不可行，就不必再在其中辨别什么可与不可了。借兵器给盗贼，又供给盗贼粮食，不必再指着那些兵器说哪件锋利、哪件钝，也不必指着那些粮食说哪份新、哪份陈。臣自念是出身草野的寒士，见闻浅陋狭窄，本来就不是才学出众之人，而且性情迂远。陛下喜好贤才、乐于善行，广泛寻求隐逸之士，臣某偶然凭借虚名冒犯圣听，蒙陛下招聘征召，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提拔我担任祭酒之职，正惭愧羞惭，不知用什么来报答陛下殷勤的眷顾，哪里料到非同寻常的宠遇忽然从天而降？” 臣在陪列之中上奏，突然升任台鼎之重职，接受命令后震惊惶恐，不知如何措置，恭敬地前往宸阙恳切辞让再三；但陛下坚持得更加坚定，因此臣惶惑畏惧。臣虽以衰弱多病之身，忘却自己的固陋，想着进献一言来图报效，便竭尽愚诚，指陈时政；只是庸碌鲁钝、鄙陋直率，不能迂回曲折地避忌而修饰事实。幸蒙陛下圣恩宏大，不但没有立即加以诛责，反而仍让我空居相位，担当重大职责却功劳微小，白白辜负宠荣，忧惧更加深重。因此从前的疾病越来越重，没有减退。我私下反复思量，对国家实在没有丝毫补益，对自身却日益危困，难道能不害怕吗？即使有毫厘的差错，也会使天下海内受到弊害。难道可以苟且贪恋荣宠，来妨碍天下的贤才吗？乞请恢复我原来的职位，以空出陛下用来待遇贤才的位置，广泛选拔朝廷中的官员，以发扬陛下敬天的美德，那么臣某就万分幸运了。至元五年，卫辉路总管臣陈祐恭敬斋戒沐浴，拜了百拜，向皇帝陛下献书。臣如今越职议论政事，所说的事情有三项根本大计。臣并非不知道会因此获罪于当时，只是臣出身微贱。臣的先王【指穆格大王】，从田野之中拔擢臣，将臣进献给陛下。陛下任用臣承担方面重任，赐给臣佩虎符的荣耀。臣冒居陛下所授的官职，享用陛下的俸禄，将近十年了。因此臣早晚都感激惭愧，每每想着陈述国家大计，效死来报答陛下，也借此报答先王。倘蒙陛下察知臣的愚忠，认为臣的话哪怕有一点能够补益时政，便宽赦臣不死，使言路得以开通，这是臣的幸运。若认为臣的话狂妄昏愚，冒犯时忌，罪当处死，那么为国家大计而死，就是臣的义务。伏望陛下赐给臣燕闲的空暇，仔细阅览臣的话，那么臣微小如草芥的忠心和重如山岳的罪过，都无法逃过圣明的鉴察。惟愿陛下以仁圣裁断。臣听说，殷、周、汉、唐拥有天下时，上天生出开创基业的君主，也必定生出守成的君主。开创基业的君主，是上天用来平定祸乱的；守成的君主，是上天用来造成太平盛世的。从前我圣朝兴起时，太祖皇帝在朔方龙兴，雷霆震动、云气会合，天下响应，统一四海，君临万邦，即使商汤、周武王的盛业也没有超过它。上天眷顾圣朝，确实生出了陛下。陛下神武圣文，经天纬地，既能充分发挥守成君主的长处，又兼具开创业绩的根基，亿万百姓欢悦安康，万物都得到发展，典章制度和文物礼制灿然可观。连远方边域、上古以来不能臣服的百姓，陛下也全都使他们臣服。即使高宗兴盛殷朝，成王、康王、宣王兴盛周朝，文帝、景帝、光武帝兴盛汉朝，太宗、宪宗兴盛唐朝，也没有超过陛下。因此海内豪杰之士一致仰慕风采，都说这是上天把命运交给了陛下。能够开启太平运势的，有四民；希望陛下树立太平根本的，有三项。臣请求分条陈述。陛下过去起初在藩邸时，奉行天命讨伐罪人，向西攻取大理，势如摧枯拉朽；向南渡过长江，神速得如反掌。这是上天命陛下扬威万里、平定四方之乱，将把重大使命降给陛下。即位以后，内乱正盛，藩王中引发北方动乱的势力，逆贼中在东方牵连成祸的势力，都存在；然而天子之兵一指，便全都被平定荡除。这是上天命陛下削弱有过失的藩镇权力，开创唐尧、虞舜那样无为而治的教化，将使百姓升入仁慈长寿的境域。所以臣说：上天命陛下开启太平根本的，有三项。第一项是：建立太子这一国家根本的计划，应当尽早确定。臣听说，三代的盛王拥有天下，都把帝位传给儿子，并不是不想效法尧、舜禅让的美德，只是考虑到形势有所不能罢了。为什么呢？因为时代风俗有厚薄不同，百姓心情有变迁差异。

译如果传位给不是合适的人，祸乱的根源一旦开启，后世就会争夺它，那种动乱很难平息。由此可见，圣人把天下公义放在首位的忧虑是多么深。所孟轲说：“上天把贤才给予谁，就把天下给予贤才；上天把儿子给予谁，就把天下给予儿子。”所谓上天把天下给予儿子，并不是说上天有反复叮咛的话告诫君主传位给儿子的计划，而是说时运推移无不合乎天理，圣人能够随时进退、与时消长，行动都符合天意，所以自然得到上天保佑，吉祥无不利。三代因此享有国运长久，甚至有超过六七百年的，是因为他们传位给儿子的用心，是为了天下而公正，并不是偏私于自己。臣恭敬地看到，圣代兴盛以来，不重视确立储君，所以在帝位传授之际，天下人忧虑危险。从前建立藩屏之国，授予诸侯兵权，是为了尊崇王室、保卫社稷，实在是祖宗开创基业的宏大规划。到了中统初年，情形颇为不同。有人倚仗国家强大，谋划倾覆王室；有人倚仗兵力强盛，图谋危害社稷。当时依靠陛下出自圣心的决断，谋划周密、预防没有遗漏，所以总揽权力纲纪，藩镇之祸便消除了；深固国家根本，朝廷的计划便确定了。这是陛下守成治国的良好常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是太祖的天下；法令是太祖的法令。陛下难道是想改变旧有章程，另作新制度，只为满足天下人的耳目观听吗？实在是因为时代变了、事情变了，按道理和形势本来就应当如此，不得不这样做，目的只是希望宗庙社稷安定罢了。由此看来，关于国家根本的议论已经十分明白，不能迟缓。俗话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势而行；即使有锄头，也不如等待时机。”今年谷物屡获丰收，四海安宁，这正是时机；亿万人拥戴您的德行，诸侯王都向往教化，这正是形势。实在是万世难遇的一次时机。上天给予机会而不接受，就是违背天意；不能满足百姓的期望，就是失去民心。失去民心令人忧虑，违背天意令人恐惧。这是安危转化的关键，不能不察。伏望陛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体察三代宏远的规制，效法《春秋》所重嫡长的道义，对内亲爱九族，对外协和万邦，在春宫建立皇储，使圣代的帝业更加隆盛，让太子入朝监理国事，出外抚治军政，断绝觊觎之心，统一朝廷内外的希望，那么民心就不会动摇，国家根本自然稳固。陛下蕴含谦逊自守的美德，即使不想把天下传给子孙，难道独不念宗庙神灵、社稷重任以及百姓陷于涂炭吗？愿陛下仔细筹划并实行，那么天下臣民就万分幸运了。第二项是：中书省是政务的根本，责成事务的权力应当专一。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振作精神治理国家，近年以来设置官职、分掌职务，纲纪统理各种事务，可以说已经完备了。有中书省，有御史台，有枢密院，有制国用司，有左右部。承受诏命、发布制书，奉行文书，铨选叙用官品，编定户籍，均平赋役，审理狱讼，这是左右部的职责；疏通漕运，谨慎掌管出纳，使府库充实、仓廪充盈，令百姓富足、国用丰备，这是制国用司的职务；整顿军政，严明武备，开拓边疆，整肃号令，谨慎做好事变发生前的防备，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使士卒战马精锐强健、敌人畏服，这是枢密院的职责；至于排斥权贵近臣，斥退奸邪，断绝臣下擅自施加恩威的权力，增强公室，堵塞私门，纠察弹劾违法失职，肃清朝廷内外，非御史台不能做到。中书省就像北斗承受上天、调和元气、运行四时，分条举张纲维，彰明纪律，总理百官，处理万机，求取贤才、慎重任官，举荐可用而罢黜不可用的人，对内亲近同姓宗室，对外安抚四夷，以利益安抚他们，以安静镇定他们，培养人才，改变风俗，建立治理国家的长远规划，制定长久流传的大政议论，勤勉奉事国家，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开创新的太平教化，这些事情非中书省不可。况且上天把亿万百姓的命运悬在陛下手中。陛下把上天当作父亲来侍奉，把百姓当作子女来爱护，除此没有别的办法，关键只在于慎重选择宰相，委任他并责成他完成政务。敬想陛下是元首的尊位，中书省承担股肱之任，御史台掌管耳目之职。如今的适宜做法是：没有中书省，就无法尊崇君上；没有御史台，就无法整肃臣下。臣下不整肃，内部就会轻慢；君上不受尊崇，外部就会侮慢；内有轻慢、外有侮慢，是动乱的开始；君上受尊崇、臣下被整肃，是治理的根基。所以《虞书》记载君臣相得的歌辞，贾谊设置堂阶的比喻，其中的防范难道不深远吗？如今之所以还没有达到至治，实在是因为法令没有确定的体制，官员没有固定的职分，政令从多个部门发出而不能统一。臣认为，各外路掌管军民钱粮的官员，应当全部委属于中书省，统一实行迁调转任；他们的赏罚、黜陟全都听命于中书省，他们的善恶、才能和能力全都由御史台审察。这样，官职才有名实相符的制度，法令才有统一划一的规范。又说大臣贵在和谐而不贵在苟同：在义理上和谐，就会公道彰明，形成谦让的政治；在利益上苟同，就会萌生私怨，造成争斗的动乱，这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如果确实能够朝廷内外同心协力，将相一心，彼此和谐如盐梅相调，坚定如金石，各自仰慕蔺相如、寇恂彼此谦下的义理，共同辅佐王室，协力赞助圣明的谋略。陛下以日月般的明察来治理他们，以天地般的器量来包容他们，掌握施加威严和恩惠的权力，执掌文武大权，使法令有确定的体制，官员有固定的职分；上面对下属的使用，就像身体运转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下面对上面的侍奉，就像脚承托身体、身体尊奉头部。各自勤勉于自己的职务，各自竭尽自己的心力。这样一来，天下还担忧什么不能治理，国势还担忧什么不能振兴呢？即使西北各部的诸子尚未觐见天颜，东南一隅尚未沾被圣化，他们来朝廷、奉表称藩的事情，也可以限定日期等待，不值得成为陛下的忧虑。所值得忧虑的是，大臣之间尚未和谐，大政尚未通达，群小散布流言，迷惑圣听，干扰各种政务，损害国家威势，摧折壮士之心，钳制直臣之口，甚至使人情把缄默视为贤能，把尽节视为愚蠢，把告讦视为忠诚，把直言视为忌讳。这些都是奸人和敌国所希望的，不是陛下的福分。臣担心这种弊病不停止，逐渐习惯而形成风气，那么将会看到下面私门大开，上面公道孤立；即使有皋陶、夔这样的臣子，伊尹、周公这样的辅佐，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陛下已经有将成就太平的功劳，却又有小人播下祸乱根基的嫌隙，这就是臣替陛下惋惜的原因。如今大臣如果有奸邪不忠、暗中玩弄威权的人，御史本来就应当揭发，这是他的职务；

译百官本来就应当议论，这是他们的职分。哪里有让无赖小人、连乡党都不齿的人，突然在朝廷之上兴起互相攻讦的风气的道理呢？臣知道国家承平，吉祥的话一定不会从这些人的口中说出。只愿陛下远离他们，那么天下就万分幸运了。第三项是：人才是治国的根本，选举人才的方法应当慎重。臣听说，君临天下的人，劳苦在于访求贤才，安逸在于得到人才，这种道理由来已久。天地之间有中和至顺之气，生出聪明卓越的人，等待有时运的君主任用，所以圣王遇到合适的时代制定制度，不必向异代借用人才，都从当时选取士人。臣愚昧地认为，如今的天下，仍然是古代的天下；如今的君臣，仍然是古代的君臣；如今的人才，仍然是古代的人才。贤能俊杰、善于经纶的人，难道都生在过去的时代，偏偏不生在当今吗？只是看陛下是否访求他们罢了。臣恭敬地看到，关于取用人才的方法，如今议论的人彼此各有不同：有人认为选举制度已经尽善尽美，而轻视科第；有人认为科第最为公正，而轻视选举。这些都是一己的偏见，并不是古今通行的议论。二帝三王以后、隋唐以前，数千百年之间，明君睿主所得到的社稷之臣、辅佐霸王之才，也实在很多。他们丰功伟业显赫地留在天下后世的耳目中，考察他们的来历，也都可以查考。有的从耕作中起身，有的从版筑筑墙中被求得，有的从屠宰、垂钓中被访求，有的因献策而入朝侍奉，有的由人推荐而登上朝廷。至于贤良方正、直言、孝廉等科目所选拔的人才，际遇各不相同，无法尽数记载。难道全都出自科第吗？自隋唐以来，直到宋、金，数百年间，历代都不缺少人才；名臣和伟器，通常都凭科第进身。难道全都出自选举吗？等到他们遇到知遇的君主，在朝廷之上聚精会神地办事，都能够尊崇君主、庇护百姓，论说道理、辅佐时政，哪里还存在那一种更优、这一种更劣的区别呢？士人处身于世，也如同鱼处在水中。如今鲂鱼在黄河，鲤鱼在洛水，人人都知道。捕取它们的方法，固然有用筌、罾、网、钓的不同，但目的都是得到鲂鱼和鲤鱼。臣愚昧地认为，如今选取士人，应当设置三种科目，以尽量收罗天下人才，使天下人才都能得到公正任用。亡金之士以进士等第入仕，并且历任显要官职；年高德厚、老成持重的人，分布在台省，咨询他们典章故实，这是第一种。朝廷内由将、相、公、卿、大夫各自推荐自己所知的人，朝廷外由府尹、州牧每年按等级贡举人才；推荐贤良就得到奖赏，推荐不肖就受到惩罚，这是第二种。颁发诏书，布告天下，限定在某年开设科举，这是第三种。三种科目之外，再加上门荫、劳绩、功效等途径作为参考，可以说是才能和德行兼收，功勋和贤能一同进用。这样一来人人都会自我激励，哪里敢苟且偷安？差不多可以做到乡野没有被遗漏的人才，朝廷充满士人；上面的将相得到合适的人才，下面的守令都能称职；时世和谐，风气大变，政教日新。陛下端坐而无为，天下就能治理好了。天下如同重器，重器的安危，在于把它放置于什么样的人手中。陛下如果确实想使天下安稳如泰山，使宗庙社稷坚固如磐石，难道能不把访求人才当作急务吗？《诗经》说：“济济一堂的众多贤士，使文王因此安宁。”说的不就是这个吗？臣又听说，凡是臣子向君上进献深远谋略，自古以来都是困难的事。从前汉代贾谊面对汉文帝，在天下太平之时，进言说诸侯势力强大，将会不利于社稷，譬如把火种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却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燃起，便因此说是安全，这实在不是使上位者安宁、使下位者保全的计策。不如多建立诸侯国而削弱他们的力量，可以说切中了当时的弊病。然而当时的人都认为贾谊的话不对，所以文帝虽然赞许他，却不能采用。到了汉景帝时，七国联合起兵，汉室几乎陷于危险，贾谊的话才在这里得到验证。董仲舒面对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开始、重税严刑的时期，一味承袭亡秦遗留下来的弊病，只崇尚浮华文饰而想求得至治。仲舒认为，应当改变教化；如果不改变，即使有大贤也不能治理好国家。这就像琴瑟不协调，严重时应当更换琴弦而不更换，即使有高明的工匠也不能把它弹奏好。他又说，站在深渊边羡慕鱼，不如退回去编织渔网；面对政事希望治理好，不如退下来改变教化，可以说是深刻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然而当时满朝都认为他的话迂阔，所以武帝虽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却最终没有实行。到了武帝晚年以后，天下空虚耗损，户口减少了一半，武帝于是发表仁圣之言，下达哀痛罪己的诏书，董仲舒的话才在这里得到验证。假如当初汉文帝采用贾谊的话，汉武帝实行仲舒的建议，那么祸乱发展到极点，一定不会达到这种地步；汉朝作为汉朝，又岂会仅仅如此而已呢？到了唐朝拥有天下，太宗皇帝自身清明，以接纳劝谏为心，而魏征等人以君主不能达到尧、舜为耻，所以知道的没有不说，所说的没有不听，听到的没有不实行，因此能够亲自成就太平。比较功劳、衡量德行，远远超过前代君主。臣实在才识驽钝，不足以同前代贤人相比，如同云霄和大地、泾水和渭水，本来相差悬殊；然而臣遇到圣明的君主，确实诚恳恭敬，志在献纳忠言，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臣请用人的身体来说明这个道理。冬天极其寒冷，夏天极其炎热，这是上天在上面显现的变化；人应当修治人事来回应它，所以极寒时就给身体穿皮裘，酷暑时就给身体穿葛衣，并不是人的性情厌恶恒常而喜好变化，而是因为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不得不这样做，目的只是使身体安康罢了。有的人安于因循旧习，不懂得变通，冬天的皮裘还要加在烈日如火、熔化金属的夏天，夏天的葛衣如果施用于坚冰裂地的冬天，那么必将看见严酷的气候伤害人，危险就在早晚之间，又怎么能够回应天地正常的安排，养得像乔松那样长寿呢？国家大计的安危，道理也是如此。臣愚昧地认为，三项根本策略如果施行于太祖用武的时代，或许还来不及；在陛下文明昌盛的时代施行，实在正合时宜。这确实是天下的公论，不是臣一人的私意。愿陛下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努力实行这些建议，就可以堵塞祸乱的根源，可以兴起太平的教化，可以使子孙万世得到保全，可以使百姓获得无穷的福祉。臣卑微地寄身于外藩，不明白治国大体，加上性情见识愚钝，冒犯皇帝威严，内心战栗惶恐到了极点。二十年，刑部尚书崔彧上奏论述时政十八件事：第一是，扩大言路，多选正直之人，轮番在皇帝面前值班，掌管发言和进谏，希望避免党羽依附、言路壅塞的祸患。

译第二是，阿哈玛特专擅权力时，台臣没有人敢纠正他的过错；等到他的事情败露，才一个接一个随声附和，只是自取讥笑，应当另外选拔任用。阿哈玛特的旧部，除了蒙古人奉取圣谕之外，其余人都应当追究罪责。第三是，枢密院判定军官赏罚不当，多听从阿哈玛特的指使，应当选择有声望的人担任正副长官，希望号令明确、赏罚得当。第四是，翰林院也歌颂阿哈玛特的功德，应当广泛访求南北有年德和声望的老儒，以提高这一职位的分量。第五是，郝祯、耿仁等人虽然已经列入典刑之中，但像这样的人仍然很多；罪行相同而处罚不同，公论没有得到伸张，应当依次屏退铲除。第六是，贵族游宦子弟一被任用就做显官，年幼时又不讲求学习，凭什么从政？如果能像左丞许衡那样教导国子学，人才就会成批出现。第七是，如今起居注所记的不过是奏事的提要罢了，应当选择有声望的蒙古人和厚重稳当的汉人担任其职，分班轮流入宫值班，帝王的一言一动都必须记录下来，以便为无穷后世垂示法则。第八是，宪曹没有可以遵守的法律，所以奸人无所顾忌，应当制定律令，作为一代的法典。第九是，官员冗多；如果只是减少一个官员、合并一个衙门，也不是长久之策，应当参考众议，制定确定的成规。第十是，官僚没有足以养廉的俸禄，责备他们贪污就过于苛刻。请求把各路大小官员中有俸禄的酌量增加俸禄，没有俸禄的特别给予供给；但不要从官府取得，只从百姓赋税中征取。因为官吏既然有所供养，就不至于损害百姓；每年赋税稍微增加，百姓也将乐于承担。第十一是，内地百姓为逃避赋役而流徙到江南的，已经有十五万户。离开家乡而寄居异地，难道是人的本心吗？是赋税沉重、政务繁多，把他们驱赶到这种地步。请求特别下诏发布指示，招集他们回来恢复本业，免除他们回来以后五年的科差和徭役，其余拖欠的赋税一并蠲免，房产田产当天发还；民官任满替换时，以户口的增减作为黜陟标准；迁往江南而不归的人，与当地土著百姓一律服役。第十二是，丞相安图迁调转任良臣，全都被阿哈玛特排斥贬黜，有的居于闲散之地，有的在远方，应当一并加以荐举提拔。第十三是，登记没收奸党财物，那本来就是国家的财物，不可把它当作横财，于是造成滥用。应当把它充实国库，供给每年的经费。第十四是，大都不像上都那样只是用来准备巡幸，不应当设置留守司。这都是阿哈玛特借此安置私党的做法，如今应当改置为总管府。第十五是，中书省有两个右丞，而左丞职位空缺，应当把增加的右丞改置为左丞。第十六是，外地行省不必设置丞相，平章只设置左右丞以下的官员，希望朝廷内部权重，不致与外部势力势均力敌。有人说如果不提高名位就不足以镇压，这是奸臣欺骗蒙蔽的说法。第十七是，阿尔哈雅掌握军民权力，他的子侄、姻亲和党羽分别占据权要职位，出自他门下的官吏占十分之七八，威权不在阿哈玛特之下，应当罢免职务，追究罪责。他的党羽即使没有污点，也应当迁调到其他地方，不要让他们长期占据湖广。第十八是，铨选类奏中不知道谁贤能、谁不肖；从今以后，三品以上官员一定要引见皇帝以后才能授官。皇帝当日就下令中书省办理其中数项，其余命令与御史大夫伊实特穆尔商议施行。至元年间，集贤学士程钜夫上奏说：“臣听说，天子的职任，没有比选择宰相更重要的；宰相的职任，没有比进用贤才更重要的。如果不知道把进用贤才当作急务，只把增加财货放在心上，就不是替君上树立德行、替百姓谋求福祉的意思。从前汉文帝拿决狱和钱谷询问丞相周勃，周勃不能回答；陈平回答说：‘陛下问决断狱讼的事，应当责问廷尉；问钱谷的事，应当责问治粟内史。’宰相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对下使万物各得其宜，对外镇守安抚四夷，对内亲近团结百姓。看他所说的话，可以说是懂得宰相的职责了。如今权奸当政，设置尚书省来考核追查钱粮，把剥削残害百姓作为要务；所委任的，大多是贪婪求利之徒。四方盗贼暗中发动，实在是有原因的。臣私下认为，应当清理尚书省的政务，削弱行省的权力，罢免专门谋求财利的官员，施行恤养百姓的典章，这对国家有利。臣谨冒昧地把这些意见报告给陛下，伏请圣裁。” 世祖时期，刘秉忠上书数千百言，大意说：典章礼乐、法度以及三纲五常的教化，都完备于尧、舜和三王时期，后来沿袭这些制度的五霸却把它败坏了。自汉朝兴起以来，直到五代，经过一千三百多年，能够遵循这条治道的君主，只有汉文帝、汉景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和唐玄宗五位，不过唐玄宗也并非没有过失。然而，治乱的道理，虽系于天，却由人来实现。上天降生青吉斯皇帝，他从一支军队起兵，降服各国，没过几年便取得天下；他勤劳忧苦，把大宝之业遗留给子孙，希望传之万世，永远保有无疆的福祉。我听说：凭借骑马打下天下，却不能仍凭骑马来治理天下。从前武王是周公的兄长，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思考天下有益的事情，夜以继日；每得到一件好办法，便坐着等到天亮，用来匡正周室、保全周朝天下，使周朝延续八百多年，这都是周公的功劳。如今君上是兄长，大王是弟弟，思考周公的旧事并加以实行，正在今日；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不可错过。君主所任用的人中，在朝廷内没有比宰相更重要的；宰相用来统领百官、教化万民。在朝廷外没有比将领更重要的；将领用来统率三军、安定四方。内外相互配合，必须把国家的急务放在最先办理。然而天下如此广大，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全部顾及；天下万事如此琐细，也不是一个人的心思所能全部察知。因此应当选择开国功臣的子孙，分别任用为京府州郡的监守官，督促并考核旧有官员，使他们遵守王法。还应派遣按察官，治理有成的升迁，治理无能的贬黜，这样天下就不难安定了。天下户数已经超过百万，自从呼图克诺延任断事官以后，差役徭役十分繁重，又加上征调军马，使臣往来烦扰，官吏索取财物，百姓无法承受，因此纷纷逃亡。应当比照旧制减去一半，或者减去三分之一，按照现有百姓的人数确定差税，招回逃亡者，使其恢复旧业，再行裁定。官员没有固定的迁转次序，清廉洁身者无法升迁，贪污滥用者也无法降黜；应当参照古代旧例，确定百官的爵位、俸禄、仪仗，使家境富足、身份尊贵。凡有侵犯百姓的行为，都应制定条文、明确罪名；施行威权和恩惠，是君主的权力；奉行君命，是臣子的职责。如今百官擅自施行威福，官员的升降和人的生杀，都只听从个人意愿，应当依法禁止整治。天下百姓还没有受到教化，现有囚犯应当予以赦免，公开施行教令，使他们懂得畏惧，那么犯法的人自然会减少。教令既已制定，就不宜过于繁琐，只需因袭大朝旧例，增加民间确实需要的十几条，就足够了。教令施行以后，罪不至死的，都应交由提点、监察官审察后再判决；犯死刑的，必须复奏皇帝后才准许裁断，以免刑罚牵连无辜。

译天子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把亿万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国家不应过度从百姓那里取用，百姓也不能完全不依靠国家，彼此相须，如同鱼和水。有国家的人设置府库、建立仓廪，也是为了资助百姓；百姓有了身体和劳力，经营产业、开垦田野，也是为了资助国家的用度。如今应当核算官府和百姓所欠的债务：如果确实是因应当承担的差发而借贷的，理应依照汗皇帝圣旨，按一本一利的规定，由官府偿还。凡是偿还无名虚假契约所负的债务，以及已经偿还超过原本的部分，都应一并赦免。百姓把粮食缴到远处的仓库，路途上往往有损耗一成、折损十成的情况，应当改在近仓交纳，以便输纳。驿路州城供应饮食和接待使臣过于偏重，应当核算实际费用，作为差发的标准。关市、津梁征收的正税，按十五分取一，应当沿用旧制。应当禁止横征，并实行减税之法，以便利百姓。仓库加收的损耗太重，应当命令统一校准权衡、度量和衡器，制定一套标准，使锱铢、圭撮、尺寸都公平准确，以保存信用、杜绝欺诈。珍珠、贝类、金银都是从艰难之处得来，淘沙炼石，实在不容易。一旦拿来缠丝缕、饰皮革、涂木石、装饰器物兵仗，只图一时华丽，后来废弃成为尘土而毫无用处，实在可惜。应当加以禁止。除了帝胄、功臣和大官以下按制度规定的章服之外，没有官职的人不得僭越使用。如今土地广阔而百姓稀少，赋税徭役又繁重，百姓无法维持生活，哪里还有力量耕种来增厚产业呢？应当派劝农官一人，率领天下百姓致力于农桑、经营产业，这确实是增益国家的大事。古代的庠序学校从未废止；如今郡县虽然设有学校，却并非由官府正式设置，应当依照旧制修建三学，设置教授，开设选拔人才的制度，以经义为首要，词赋、论策次之。至于科举的设置，已经奉行过汗皇帝的圣旨，因而一并提出，实行起来也容易。学校开设以后，应当选择开国功臣的子孙入学受教，从中选拔通达的人才任用。天下没有比朝省更重要的机构，亲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县宰更直接的。即使朝省已有法令，县宰也应慎重选择；县宰端正，百姓自然安定。关西、河南土地广大肥沃，是军马出入之地，虽已治理却还没有富足，应当设置官员招抚百姓；不用几年，百姓就会归来，土地也会得到开垦，以资助军马所需，这实在是国家的大事。伊喇中丞拘榷盐铁等产业，以及商贾经营酒、醋、货殖等事务，以此确定宣课；即使按实际情况宽缓办理仍然不足，最终还是取之于民，施行兌办也并不算轻。乌尔呼玛勒奏请在旧额基础上加倍拘榷，往往向民间摊派征取；科征与拘榷同时实行，百姓手足无措。应当依照旧例办理拘榷，或者进一步减轻，停止繁琐细碎的征敛，只禁止那些无法从中献利的人进行科征，以免残害百姓、损害国家。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以及废疾之人，应当设置孤老院，供给衣服和粮食来赡养他们。使臣到州郡时，应当设置馆舍，不得住在官衙或百姓家中。孔子是历代君王的老师，确立了万世遵行的法则。如今孔庙虽然多已废弃，但保存下来的还很多，应当命令州郡依照旧仪举行祭祀和释奠礼。近代的礼乐器具散失毁坏，应当加以搜集，会聚太常旧人，教导引领后学，使器具完备、人才留存，再逐渐修复，这实在是太平的基础、王道的根本。如今天下广大而遥远，这固然是青吉斯皇帝威福所达到的结果，也有天地神明在暗中保佑。应当访求名儒，遵循旧礼，尊敬祭祀天地上下诸神，以调和天地之气，顺应四时运行，使神明享用祭祀、百姓得到依归。德行达到幽明两界，天下都能依赖君主一人的福庆。现在施行的辽历，日食月食颇有差错；听说司天台已经改成新历，却还没有施行。应当趁新君即位之时颁布历法、改换年号，并令京府州郡设置更漏，使百姓知道时刻。国家灭亡而史书仍存，是古来的常道。应当选人修撰《金史》，使一代君臣的事业不至于湮没在后世，也足以激励人心。国家广大如天，从万分之中取一分来养育天下；对于名士宿儒中没有经营产业、可能陷于困穷的人，应当加以供养。即使有人经营产业，也只应按照前代圣旨规定的种植、养殖应缴差税办理，其余各种大小杂泛税役一律蠲免，使他们能够自给自养，这实在是国家养育人才、奖励士人的重要办法。明君任用人才，就像大木匠使用木材，随着木材的大小、长短而施用规矩、绳墨。孔子说：“君子不能只从小事上考察，却可以承担大任；小人不能承担大任，却可以办理小事。”这是因为君子的志向广大，不能把小人的琐碎事务全都做好，或许会有一项短处；小人的器量狭小，不能达到君子的境界，或许会有一项长处。充分发挥各人的才能而加以任用，是成就功业的道路。君子不因一个人的言语而废弃这个人，也不因说话的人而废弃有价值的话。大大开放言路，正是使天下安定、使亿万百姓得到治理的办法。天地如此广大，日月如此明亮，有时也会被遮蔽。遮蔽天空光明的是云雾，遮蔽人的明察的是私欲和奸佞之说。普通人有了这些，会遮蔽自己的心；君主有了这些，就会遮蔽天下。应当经常选任身边的谏臣，让他们在祸患尚未显形时进行劝谏，在极其隐密之处谋划筹思。君子的心专一于理义，怀抱忠良；小人的心专一于利欲，怀抱谗佞。君子得势时还能容纳小人，小人得势后却必然排斥君子。明君在上，不能不辨别这两类人。孔子说：“远离奸佞之人。”又说：“厌恶以利口颠覆国家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谈论利财的人很多，他们并不是想以利国为目的而避免伤害百姓，实际上是想残害百姓来使自己获利。应当把国内人民必需使用的场冶，交给各路的课税机构，以此确定拘榷办理的数额；其余那些只谈逐利的人，一律罢去。古代的明王不把远方珍奇当作宝物，所珍视的只有贤才。如果能使贤者居于官位、能者任职，这些都是君主一人的睿智，也是贤明君王辅佐成就治业的结果。古代治理天下，讲求使百姓的产业平均；自从废除井田、改行阡陌以来，后世便沿袭下来。如今既然不能恢复井田制，就使贫困者更加受损，富盛者更加增加财富；应当禁止逐利之人，不许他们倚仗官势；居官在位者不得侵夺民间利益；商人与百姓和平交易，不产生擅自夺取和欺骗防范的祸害，这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笞打、杖责的制度，应当参考古制、斟酌今情，统一制定法令，使没有人敢于超过尺度；禁止私自设置牢狱、滥刑百姓；应当禁止鞭打背部的刑罚，以此彰明爱惜生命的德行。设置朝省以统领百官，分设各有司以管理众务，直到京府州郡直接治理百姓的官职，都应完备；上面的纲纪端正，下面的法度施行，所以天下不必劳苦便能得到治理。如今新君即位以后，可以设置朝省作为施政的根本；其余各部门不在于人员多，只在于是否任用了合适的人。世祖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

译王恽上奏政事书说：“臣近来接到礼部的公文，奉中书省札文，得知宪台恭奉圣旨，召臣王恽乘驿马急赴朝廷。臣王恽恭敬接受皇帝的明命，早晚都惶恐不安，不知该如何是好。想来或许是宪台过分举荐我，使我得以备任顾问，希望能有所发明。于是自己思量，国家的事情每天有上万件，并不是愚臣所能全部了解的。然而臣从中元年间直到今天，长久地蒙受官职升迁，凭着自己浅陋的见识，也不是没有一点看法，因此冒死把当前政务中应当优先办理的几件事，上奏皇帝。臣听说，自古开创基业、垂传法统的君主，必定制定制度、规划法令，传给子孙，使他们遵守奉行，作为国家长久稳固的根本。恭惟皇帝陛下文德神武，以有为的资质，承受天下一统的时运，长久筹划以治理四海，百姓数量远远超过汉唐；如今所缺少的，唯独是治国之道而已。然而三十年间，皇帝励精图治，因时制宜，良法美意本来已经十分周详。现在如果再有所更张振作，讲明制度、统一法令，像悬挂日月星象那样昭然公布，使臣民明白这些法令为什么制定，岂不是很便利吗？所以臣认为，建立法令、确定制度，是讨论治理的开端。第一，议定宪章，以统一政体。《传》说：‘法令，是辅助治理的工具，一天缺少它都不可以。’ 君主在上面掌握它，永远把它作为成文法典；官吏在下面承受它，遵守它作为固定规范；百姓明白法令，就容易躲避而难以触犯。周朝的三典、汉朝的九章就是这样。如今国家拥有天下已经六十多年，大大小小的法令还没有正式确定议定。朝廷内有宪台，是天子执掌法令的机构；朝廷外有各防司和州郡的执法官，虽然都设有掌理刑狱的官员，却没有可遵守的成文法，这就像有医生却没有药。至于平刑议断，各自随时处理，难免在斟酌、准拟上出现差错，彼此刑罚轻重也不一致。臣愚以为，应当把已经确定的律令颁布为新法；其中若有不能通行或不够完备的地方，就把历朝圣训以及中统以来通行的条格、议拟相互参照采用，与百姓一同重新开始。这样，法令就不会有两个标准，刑罚轻重适当，官吏有可遵守的依据，百姓知道什么应当躲避而不敢触犯，天下幸甚。第二，确定制度，以抑制奢侈僭越。制度，是为了明确尊卑、区别贵贱，依据天道而树立人的准则。因此古代衣服、饮食、车舆、马匹、房屋都各有固定规格，至于平民、仆役和妾的禁令尤其严格。关键在于君主节制自己、谨守法度，以身作则教化臣民。为什么呢？上位者的一举一动，是百姓劳苦或安逸的根本；上位者的奢侈或节俭，是百姓富裕或贫困的源头，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 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崇尚俭朴，思念恢复淳厚的风俗，例如穿轻薄的纻衣而重视防缯，去掉金饰而使鞍具、鞋履归于朴素，直到衣服等物的销织、镀饰、砑光之类，一概禁止。只是因为奉行日久，逐渐远离原意，禁令不免松弛。如今臣民的衣食超过公侯，妇女的衣着等同贵戚，以至于婚聘财礼超过卿相之家，使男女不能婚配。正因为使用没有限制，僭越奢侈，有些人无法供给，所以物价不得不飞涨而昂贵，钱币不得不因过多而贬值，社会上下困弊，一天比一天严重。假如大户人家的亲属、奴婢在衣食方面也都各有等级差别，若依照同一规格一律使用，难道不会陷于困乏吗？臣愚以为，应当一律裁定规格，严格施行禁令，使百姓的意愿安定，不再稍有僭越。使用既有定度，物资自然会丰足，这恐怕也是充实楮币、抑制物价的一种办法。第三，节省浮费，以充实财用。一个时代的财富，足以供给一个时代的使用，不必只是一味增加财富，除去损害财富的事情也就可以了。如今国家的财赋，与中统初年相比，年收入何止增加数倍；但每年的经费最终仍不能充足，难道不是因为事务超过财力、花费过度吗？现在的办法，正应当量入为出，以过度兴作作为警戒；除供奉宗庙、供给皇帝车舆、供应边防、赏赐战功、救济荒年之外，其他如多余的军队、无理的请求、徒然消耗粮食的人员和冗费，以及不在常规之内的支出，都应当一概检查清理、削减节省，以充实国家财用。财力

译充足，事务就能办成；粮食充足，士气就会旺盛；用来进攻就能取胜，用来作战就能获胜，用柔和政策就能使人服从，这样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什么要求不能实现呢？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一定使君主富有，而是把财富藏于民间，所以即使使用很多，也取之不尽。孔子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足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况且财富不是从天上来的，全都是百姓生产出来的；竭泽而渔、焚林而猎，谁能抵挡这种做法的后果呢？只使百姓力量耗尽、财富枯竭，并不是养育百姓、强盛国家的办法。从前金世宗在位时，诸王有人因为供给不足而请求辞职，世宗说：‘你们怎么这样糊涂？完全不知道府库里的财富其实就是百姓的财富吗？我不过总领并主管它，哪里敢胡乱挥霍？’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道这句话，认为这是统治人民的至理名言，难道不应当引以为鉴吗？第四，重视名位爵禄，以收揽威权。古人把官职爵位称为天秩，意思是君王代替上天授予人爵位，用来鼓舞一代人，使天下人奔走而为我所用。只是爵位和俸禄不能轻易授予别人，必须是贤者、能者才能得到；这正是磨砺世人、激励庸才的工具。如果取得太容易，就会轻视它；人们轻视它，就不会尊重它；人们不再尊重爵禄，就会看到君子远离、小人接近，这种结果是必然的。只有掌握磨砺、驾驭臣下的权力，君主始终把它控制在上面，不轻易授予别人，并且任用与才干相称的人，又何必担心士气不能振作、力量不能竭尽、事情不能成功呢？如今四海统一，权宜借用权力的做法日渐稀少，正是国家收回、掌握威权的时候。像近年以来，凡委任稍有功劳的人，不考察他的平素品行，便授予崇高品秩，激励他建立功业；这固然是驾驭英雄的大权，但如果所用非人，也难免有受人冒领名位、任职不安的忧惧。如今内外无事，朝廷应当更加重视并珍惜这些名爵。过去唐朝有使职，有人或兼带宰相衔，但只是行使现任职务，未曾拥有分省的实际权力。第五，议定防司制度，以激励各级官员。臣听说，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使人产生懈怠、不振作的风气。如果这种风气发自内心，就会损害政事；若不是用德行振作他们，就必须根据时势、体察人情，再用法令整齐约束，所以大小官员都能竭尽力量，上面不劳苦而众多事务都能办成。如今州郡官员品级流次混乱，既没有选举、甄别的制度，只按通常资历任用，官员纷纷借调聚散于吏部，按例得到一个官职，少有人不因循苟且，只靠年限积累资历、等待考核罢了。希望他们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积极办事、追求功绩，实行卓异而革新的政治，也已经很难了。” 我曾考察汉唐驾驭官吏的办法：有才能的增加俸秩、赏赐金钱，公卿职位空缺时便补任他们，以表彰其贤能；无能的则放归田里，不再任事。唐朝还召集七品以上官员到宫阙，亲自询问他们，考察政事得失，再决定升降。但这两种办法不过是用爵禄来劝勉；爵禄到了极限，人的心意就会满足；心意满足，懈怠之心便产生，也有即使这样仍然无法改变的人。因此朝廷又派持斧直指的使者、采访黜陟等使，每年在道路上络绎不绝。本朝的举措高出前代。近来设置防司，开始时声势很盛，朝廷内外官员都惊惧地生出改过自新的念头，大奸大猾也因此畏惧不安，庸人懦夫将要振作起来有所建树。如今推行没有多久，为什么法令禁制就逐渐宽松，使负责监察的人那种刚劲不屈的气势不断自我收敛，使听命的人心中潜藏的奸弊又滋长起来并重新掌权？恐怕只是更换了名称，却不能革除州县的旧习。刑罚崇尚宽缓，固然是国家的美政；但分别善恶以显示劝善惩恶，难道能只一味讲求宽恤吗？从前金朝大定年间，尚书省奏报顺州军判崔伯时接受贿赂，但没有枉法，依照制度应当削夺官职、停止任用。世宗说：‘他收受财物而没有达到枉法的程度，是因为熟悉法律的缘故。他所作的奸诈狡猾，已经成为习惯和本性；以后如果再任用他，难道能自行悔改吗？’

译即使他所犯的罪只涉及追夺官职，若不是奉特别圣旨，也不得再录用，这样一来，触犯禁令的人就少了。”这就是事先明察的实际证明。如今风俗浇薄，遇到犯法之事，只要侥幸免罪便毫无羞耻。臣愚以为，法律应当稍微加重，以权宜应对一时；关键在于任用懂法之人并让他们依法办事，精心选择官僚，优厚增加吏禄。宪纲一旦确立，公道广泛施行，官员便有革新振作的气象，吏员也没有无法糊口的忧虑；我们的气势既然伸展，对方怎么能不振作来推行政令？既然已经整肃了他们，他们哪里还敢徇私？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源头清明，水流自然长远；将会看到风采百倍增长，重新出现澄清政治的希望。第六，议定保举制度，以核实名声和实际才能。当今亲民官和参佐官中，没有比县令、经历更重要的。县令是百姓的师长和统帅，师帅贤能，德泽就能施行；参署官负责一方的纲纪，纲纪振作，政务就能兴办。如今按例从普通流品中选出，怎么能取得特殊功绩？臣愚以为，如果施行品官保举法，或许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其办法是，使举主的品级和被保举者的资历相称；如果两方面都确实合宜，再精细考察核验，确认没有谬妄和私意，然后才允许举主上报文状；根据人才才能的大小，授予繁简不同的职务，限定任期，以政绩考核优劣【如唐制，任职满二百日便考核事务，就是这种制度】。举主保举到贤能之人的，给予知人之赏；被保举者不能胜任的，追究举主保举不当的责任。这样举官自然会尽心，被保举的人也常常害怕连累举主，如此或许能够建立功业而减少过失。尤其应当在南方选官中实行这一办法。为什么呢？江南直到平定，确实很不容易；凡是归附的地方，都没有丝毫侵犯，可以称为仁义之师。只是以前行省调任官员时接受贿赂而任意放任，行省注拟任官尤其滥杂，侵夺盘剥百姓，比兵灾还要惨烈，以至于盗贼暗中发生，便以此作为名义，只能仰赖上天恩佑，幸而没有酿成大乱。如今应当委派官员分别甄选，以实行这项制度；被停职、革职的人员，如果罪行还不至于罢黜，就降任到边远地区；边远地区现任官员中确有声誉政绩的，就调入内地，这也是激励劝勉的一种办法。从汉、唐、五代直到金朝灭亡，都遵循实行这种办法，当时号称能够得到人才；但必须在朝廷内部设置审官、考功等职，专门掌管此事。第七，设置科举，以收罗人才。如今大儒硕德已经老去将尽，后起的年轻士人又没有进身的希望，按惯例大多不肯学习；州、府、乡、县虽然设有教官，讲授经书、督促课业，却都只是虚名，几乎没有实际成效，以至于非凡人才中听不到一个士人的名声，州郡的政治也仿佛没有值得称道之处，要想得到大儒硕德就很难了。臣愚以为，不如开设选举，这是迅速取得成效的办法。进士科是历代公认的正科，历代将相人才都从这里选出，前代已经反复讲得很清楚，按道理不能废除。如果限定年限定期考试，就会看到士人争相努力学习，人才成批涌现，完全可以计算日期来等待。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如今任官人数多而空缺少，现行制度已经造成壅滞；如果再实行科举，就会使壅滞更加严重。臣认为不是这样。设置科举，本来是为了核实真正的学问、收罗众多士人，清理仕途、停止杂流，或许能够得到具备将相全才的人，为国家讨论治道、准备大用；难道不胜过学校徒有设置，空泛而没有成效吗？第八，考试吏员，以整顿政务。前代选取吏员的办法，条目十分严格。例如宰相的子弟经辟举为令，选取后充任中书省杂职，最终参加乡试的举人，再考试补任御史台属官；品官子孙中出身于吏员班、祗候、閤门等人的，则考试补任六部令史。所谓令，是明白法令的人；所谓史，是通晓经史的人。如今府、州、司、县所使用的各种胥吏，大多从帖书中产生。官府既没有选取人才的办法，势必要走到这一步。他们所学习的东西既然平庸，见闻又少，希望他们明察刑政、懂得大体、努力清除弊端，就很难了。臣愚以为，当前的办法不如把符合年贡资格的吏人集中起来，按照吏员法加以考试。考试中选的人，仍允许上贡，补充为随朝任职的人员；外地州府郡中现任的吏员，则由防司按照考核吏员的法令加以考试验证。这样或许能激励他们，逐渐肯于学习。他们每月应得的俸禄，也应当裁定；只有使他们能够糊口，然后才可以责求他们廉洁。为什么呢？如今防司专门压制吏员的权力，察究违法之事，稍有贪婪卑鄙而不顾养廉费用，便立即按法处治。这样放任他们偷窃，却责备他们为什么做盗贼，难道合乎道理吗？第九，抚恤军民，以巩固国家根本。近来命令新省整治以来，各项事务都从简约、安静着手，可以说是不靠严厉而得到治理，不靠严肃威压而取得成效。朝廷内外和乐融洽，一致有希望看到太平。这大概是皇帝陛下屏除奸邪、保合太和、嘉美安定国家根本，并专门任用官员、责成他们办事的成效。然而仍有应当忧虑的地方。治理之道，贵在政令均一，不能稍有偏重；否则就必须加以调整，使至公之道普遍施行。国家自从攻围襄阳以来，征签军役大概已经四次了。按说应当把中等物力以上的各户全部充作军站户，中间却放弃上户，这样的户数能有多少？结果都是贫困的下户。而战争中各种所需，都要仰赖他们供办。江南刚刚平定，又遭逢前省和顾、和易等人的急征暴敛，侵夺盘剥，违法残酷。又把军站户逃亡留下的差税，不问原来多少，一律只除去四两，其余分摊给现有各户。逃亡户的差税又要每年由别人代为缴纳。几年之间，编入户籍的百姓已经被大量削弱，他们中小户的困苦更不必说了。臣认为现在正当事务繁重之时，对这些代缴的差税应当下令蠲免，涵养、保存、抚恤百姓；等到稍有小康，即使突然另有征求，也容易责令办理。军站户中富裕的人，甚至有田地连成阡陌，家资积累到数万，壮丁编列在什伍之中；贫穷的人每天只求维持生活，家中没有一石储粮，田地少到连一枚锥子也无法插下。如今却不分难易，一律承担服役。又如至元十一年征签充任列军役的人，多数是接近下户的贫民；计算他们当时被起发遣送，已经是被迫承受苦难。臣愚以为，都应当分别甄选、裁定处理，这样才不至于因困乏而逃亡，也能避免临时调遣时分配不均的弊端，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第十，恢复常平仓，以扩大储积。常平仓从至元八年开始设置，各路收贮粮食约八十余万斛；如今仓廪虽然还在，起运储粮却早已空虚，实在不是朝廷救荒恤民的本意。常平法是：丰年提高价格收购粮食，使农民重视粮食、敦厚根本；荒年则降低价格出售，所以百姓能够有所依靠而安定，不至于面有菜色。像往年规定时价来平抑物价，最终不能实行，实在不如常平仓储有粮。

译这是因为粮价涨落的权力掌握在有关官司手中，同时又能防止兼并者专擅获利。若重新充实常平仓，倘逢灾荒歉收，拿出两三千石粮食出售，粮价自然会平稳，楮币也会重新增值，而且可以避免耗费赈济钱粮；作为军国的正常储备，实在是古今的良法。第十一，扩大屯田，以减少边远地区的粮饷运输。臣听说，边防储粮和远途运输，自古以来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像飞挽运输、背负装载、出卖爵位、赎罪、引种、和籴等办法，终究不免弊端和困苦，多数不能实行，都不如留下军队屯田，这是古今长久有效的办法。臣试以唐朝振武军的事情说明：宪宗元和七年，李绛说天德、振武【今丰州等地】东西两边的良田约有四千八百顷，收获粮食四十万斛，每年可以省下度支钱二十多万缗，这难道不是明显的验证吗？如今振武、丰州一带河流两岸，除了营帐和百姓耕种占用的土地以外，其余荒闲土地还很多。如果大力整治屯田，只要不是水旱灾害，田地生产逐渐恢复，国家储粮一定能够得到补益。唐代陆贽所说的，边地土地肥沃而长期荒废，收获一定丰厚，就是这个道理。近年山后迁徙流离的户口很多，将来可以把他们抛弃的土地暂时借给军队营屯，也是一种办法【富弼曾经说过此事】；并且清查那些冒占的土地，仍听凭愿意耕种的户口招募承领。边外已经设置营屯的地方，也应当派遣强干果断、真正能为国尽心、有所作为的能臣，重新仔细检查核验其中一切可行而尚未举行、已经实行而尚未完备的事项，尽力施为，充分发挥土地的力量；还应把迤南地区一切可以置屯的地方，以及现有闲户的数目，迁徙充实边防，以救济一时之急。这是急于治理外部边防的意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石〕 第十二，停止远方谋略，以安抚已经拥有的疆土。臣常听说，老子以恬淡为根本，孔宣父告诫人们要警惕已经得到的东西；两位圣人垂示教诲，都是把天理本来如此作为依据，并非徒然设说。恭惟皇帝陛下圣明神武，统治天下三十多年，彰显了超过上天的功业，承接千年的帝统，自三皇五帝以来，没有像这样盛大的功业。对于太祖圣武皇帝开创的事业，可以说已经大大完成了。然而，拥有既得之物才能安定，致力于扩大德化才能强盛。审察如今的形势，譬如大户人家蓄养牧群，已经按照河川般的容量储备、按照数目计算，富足正在于牧场、选择人员、饲养得当罢了。这样牛羊就会茁壮成长，每天繁殖而没有损耗；若不加以爱护，已经拥有的还要一味追求更多，那么将会出现新的还没有得到，已有的却已经瘦弱损耗的情况，难道不可惜吗？伏愿陛下停止远方的谋略，安抚已经拥有的疆土，以恬淡为心，以贪求既得为戒，保养圣明的寿命，与天长久无极。这是宗庙神灵、四海臣民共同的愿望。臣又曾观察天地之气，四时运行，万物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天地气机的升降，也只在三万里的范围之中；其范围不超过三十万里以外，其余便混沌浩大，即使圣人也有置而不论的地方。伏惟陛下效法上天、体行大道，裁成万物、辅相天地，您的功业已经无法全部记载，还有什么可说、可忧虑的呢？第十三，感召和气，以消除水旱灾害。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只有不得已时才使用，而且应当把逞强好战取胜作为警戒。我国凭借神武平定天下，凡日月出没之处、霜露降临之地，没有不臣服而奉我为主的。然而土地广大、民众众多，其中难免有叛乱的萌芽，所以三十多年中出兵十多次，如征讨大理、云南，渡过鄂渚，平定内部祸乱，讨伐贼璮，取得江南，攻破襄汉，驾船渡过洋海，攻下占城，平定高丽，向交州问罪，扫清辽甸，都是为了除暴安存；彼方发动，我方应对，都是不得已而用兵的行动。然而士卒忧愁困苦，死伤者暴露在外，边郡贫困，朝廷内外忧劳的气氛，不能不损伤阴阳和气，从而招致水旱灾害。因此圣人重视战争、畏惧战争。老子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军队所到之处，荆棘便会生长。’所以近年以来，水旱没有定时，霜灾屡次发生，山崩地震，异常灾变不断出现；奸臣掌权，盗贼暗中发动，百姓哀号，日益走向困苦。臣常读中元以来的国书和诏条，没有一次不把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上，弃置细小的嫌隙，讲信修睦，把用兵看作重大之事；这正是尧舜爱惜生命的德行，也是禹、汤宽厚仁慈而不自满的仁心。愿陛下亲自体行玄默之道，保养圣明的寿命，与天长久无极；以即位初年的心志作为自己的心志，以恬淡的思虑作为自己的思虑，为百姓向上天祈祷、请求保全性命，使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让百姓知道您没有喜好战争的心意，天地鬼神也体察您不得已而用兵的苦衷。这样或许能使上天回转哀怜眷顾之意，把乖戾变为和平，把荒歉变为丰收，收聚四时的五福，广泛赐予百姓，使他们全都登上仁德长寿的境地，天下幸甚。第十四，崇尚教化，以敦厚风俗。自古以来，良好的风俗都是由礼义产生的。如今礼义已经衰败，所以风俗日益刻薄；一项法律出台，便有百种奸弊产生；一道命令下达，便有百种欺诈兴起。为什么呢？百姓赖以生活的东西，一年比一年没有增加，而我们横加征取，使他们每天要应付的索求却有所增加。所谓连救活自己都不足，哪里还有空闲治理礼义呢？有关官员却放下这些根本问题不管，只把敦厚风俗作为事务来办。例如孝行者复除差役，节妇给予旌表，议定婚姻，设置学校教师，表彰善恶，表扬忠臣义士，每年给予固定等级的赏赐之类，并不是没有逐家逐户地宣传晓谕；但最终没有丝毫成效，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和虚名罢了。天下的事情有根本也有枝末，知道先后次序，教化才能建立、风俗才能推行。臣愚以为，推行风化，没有比国家更重要的；应当先以四教为根本：仁，用来养育人民；义，用来取用有度；礼，用来使人安分；信，用来实行约束。什么叫仁？就是父亲爱护子女、养育子女，使百姓安于生存、乐于就业，用温暖和饱足来滋养他们的心。什么叫义？就是减轻徭役、减少赋税，征取合乎规定，以宽裕的政策舒畅百姓的精神。什么叫礼？就是上下有分别，不任意侵凌侮辱，赏罚责罚都与功劳和罪过相当。什么叫信？就是发布号令、施行政令，一经发出便不轻易改变，以真诚明确所作的约束，这就是信。然而前任宰相僧格从来不致力于这些，只是一味放纵威势暴虐，任意施加督责，追求一时办成，流毒四海；他不知道这种陵迟、偏颇、邪曲的弊害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些无法挽救，仍在成为祸患。例如拖欠的债负差徭，有的已经蠲免，有的还没有蠲免；贫困艰难的军人，有的已经闲免，有的还没有闲免；百姓只应承担的差役没有防止被拨降，反复偿还那些本不应偿还的费用；百姓办理和买，即使蒙受官府偿还，又曾补足过原来的价钱吗？杖刑和重责，不论大夫还是卑官，也不分尊卑品级，竟然一概受到这种杀戮和侮辱。像这样，又凭什么要求百姓的内心接近厚道、风俗达到淳朴精粹呢？只有仁、义、礼、信四者的根本确立，天下才会肃然生出忠厚、廉耻之心；然后再用礼让来敦厚他们，用庠序来谨慎教导，用乡饮礼来示范，用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来教育他们，百姓将亲眼看见而心中明白，安然实行并有所收获。再有几位大臣在上面匡正、辅弼、扶助君主，时时加以振兴德教，哪还会有儿子遗弃父母、臣下把君主置于身后呢？

译这就是所谓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义理；如果这还不能叫风俗安恬美好，那又将归于何处呢？第十五，减少行院，以统一调遣。臣见近来设立行院四处，大概是想以此蓄养兵力、分割行省权力，并避免横加役使；但是行院不可设置过多。设置过多，一旦遇到调遣，号令便不能统一；等到合兵征讨时，如果遇到险阻艰难，各方就不肯同心协力朝一个方向进军以求成功。何况江岭阻隔，行动动辄相距数百里；盗贼在这里离去又到那里作乱，想要增兵讨伐时，便说‘我已经向那一处投降了’，又因为知道防司已经杀掠而离去，像先前钟贼的事情就是如此。他在江西，我追赶他把他赶出境外，福建方面却只是旁观不问；他在福建，又追赶他出境，江西方面也坐视不管。事情闹到朝廷，朝廷只得专门派遣重臣，把三道的军队统一交给上级统帅，才把他剿灭。所以说不可多设行院，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如果只在江州设置一所行院，地理位置适中，号令可以传达到四方；再命皇子震在上面统领，使其兼有江淮之地，远距离控制兵势，那么还有什么冲击不能折断，什么命令不能统一呢？确实简便。第十六，断绝交趾朝贡，以显示宽广气度。边远小国对外表示臣属，内心其实是在观望。我们以诚意对待它，它却总是用诡诈回应，为什么呢？因为它倚仗地势险远偏僻，不明白天理，又怀着姑且偷安、苟延时日的念头。不是用文德修治来感化它，就应当用谋略击破它，而不应轻易用武力粉碎它。如今交趾不过是汉代几个郡的土地罢了。这几年间，虽然奉献贡物、派使者前来，却始终没有到朝廷叩首，也没有真正表达赤诚之心。今年进献一只犀牛象，明年献上若干翡翠、贝类，这些都是我们的物产，只不过借来据为己有，拖延文书往来、延长岁月罢了。这是最不可信的。过去汉文帝拒绝千里马，下诏命令郡国不要再来进献；而越王尉佗没有过多久，便怨恨消除、改过自新，去掉帝号，面向北方称臣，终身归属汉朝。正是因为用德行和礼义怀柔他而已。臣愚以为，他们的交趾朝贡从今以后应当辞谢而不接受。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好处：不把远方珍物当作宝物，向他们显示宽广气度，这是第一；水族、介类等物难以测知深浅，他们也无法知道我国的虚实，这是第二；又能使他们惊惧于天子的明察能够照及万里之外，产生敬畏上天、侍奉大国之心，或许能够自我反省自己的曲直所在，这是第三。对他们施加刺竹、药弩等威慑，缓和时便任其施展奸诈，紧急时便使其完全服从。伏乞下令公卿集议，将此事交给有关官司办理。臣所说的虽然十分浅近，但正值陛下不避讳直言之时，又远道蒙受宠召，如果没有一句话可以报答，缄默无言地行旅退下，岂只是自暴自弃，更是辜负朝廷虚心求言的本意。只是臣庸碌愚昧，哪里值得决定事情的轻重？万一臣的一句话偶然有可取之处，使四方大贤大德之士听说：像臣这样的人尚且能够被访问选取，那么他们都将欣然前来，全部为陛下所用。臣不胜俯伏待罪，忧惧到了极点。臣王恽冒死再拜，谨此进言。赵天麟上奏论述防务说：臣听说，天凭借文理才能生成万物，地因文理才能成就万物，人依靠文理才能更加【原文“▯”字疑误，义不可确考】。王者守持文理，才能成为天下的正道。日月运行有规律，星辰运行有轨迹，以雷霆鼓动，以风雨滋润，千变万化却不失常道，这是天的文理。山岳由积聚而成，河海因深广而成，五土有高低，百谷得以繁茂滋长，能够诚实地守持中正，像黄色下裳所象征的至大吉祥，这是地的文理。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礼乐诗书的制度，大道理通达于圣贤，英华精粹彰显于文章笔墨，彼此灿然相接，把各种事理都曲尽其宜，这是人的文理。经天纬地，统治百姓，实行善政而勤勉不倦，扩充皇家的谋略而广泛施行，无私无欲，能够长久为君为长，以教化鼓舞百姓而充分发挥其神妙，使文治灿烂盛美、彰明其德，这就是王者的文理。恭敬地想到，陛下正承受盛大的国运，安然居处、超然物外。臣认为，文是质的光华，质是文的骨干。保存其质，便已经成就了伟大教化的宏大根基；修治其文，便可以光耀我朝一家的伟大功业。因此，质文的道理与道、器一同归于一途，文质的实情充满并显现于显微各处而没有间隔。过去在穷困之中构成新局、起兵抗逆之时，光武帝仍能中兴汉室；正值火德之龙昂首的时期、炎汉国运转锋回转之际，尚且能够放下兵器讲习经艺，停息战马讨论道理，何况要治理四海、实现太平政治的人，难道可以不把文治作为要务吗？所以，夏禹穿着朴素的衣服，却把礼服冠冕制作得极其华美；住低矮的宫室，却竭力兴修沟渠水利；下车便为犯罪者流泪，设置虞官来等待贤人，这些实在都是夏禹的文治。周文王的德行显扬于西土，道化施行于南国，使二位老者产生“何不归来”的念头，使各诸侯国都以守正之道进贡，这实在都是周文王的文治。汉文帝像上天覆盖万民一样，像慈父爱护百姓一样，前半夜便设席访求寒士，怀着怜悯少女的心意废除肉刑，这实在都是汉文帝的文治。唐太宗忧劳勤勉、以古事为鉴，以仁义达到太平，广设千区学舍，任用十位名臣，这实在都是唐文皇帝的文治。这四位君主都有同一的德行，百姓承受了当时的福泽，史书把他们的美名流传给后世。究其根本，确实都值得效法。如今国家在内设置省、台、院、部等机构，在外分设路、府、州、县，官职无不完备，事务也各有所司；如同心安而四肢百体都协调，提领纲要而衣襟下裳自然整齐；以天威临御，以天恩抚慰，本来应当使治理达到天地人三才的极致，功业与夏商周四代相齐。然而如今只能达到治理有序，还没有完全实现太平和谐；炎荒之地的小国彼此相持，中原的囚狱常常满员；陈述意见、进纳防务建议的人没有挽救弊病的办法，在位领取俸禄的人却只是使用法令而已。难道是官职所用非人，因而不能完全符合圣意吗？还是贤能之材虽处在官职上而有治理方术，却不能全部施行吗？又或者百姓中有些人极其愚昧、顽固不化，不能遵循尧舜的教化，必须从根本上铲除恶行，然后才能止息邪恶？臣曾私下反复思考，确实是有原因的。皇宫深邃，四海遥远，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上面的意旨不能下传。中枢既已开启，却把责任交给群臣，养育百姓的方法或许还不周全，用人的方略或许还没有达到完善。当权办事的人把处理文书、按期会集作为急务，进言的人却把法令的末节当作根本，这就是只能达到治理有序、还未能完全实现太平和谐的原因。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以圣心忧虑此事，穷究至理来谋划治理，细察今天的施政，详细选择群臣的得失；观察天的文理来效法阴阳，考察地的文理来驾驭柔刚，招致人文来教化四海，守持圣人的文治来照临无疆。这样便可与夏禹的文治相同，比拟周文王，超过汉文帝，胜过唐文皇帝，治理的成效清楚可见，完全可以讨论。臣愚昧地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困难。古代的天下和今天的天下，换一个时代地点，情形都是一样的；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有作为的人也都是如此。天麟又上奏论述防务说：“臣听说，人凭借倏忽即逝的百年寿命，能够与天地并立、养育万物；又独自凭借渺小的七尺身躯，周遍应对事变，具备各种道理。能够穷尽这条道的，实在是心吗？”

译等到青、黄、白、黑等色彩交错时，眼睛就不能看清了；淫靡之声与正雅之声交杂时，耳朵的功能就不能灵敏了。视觉听觉既不清楚也不灵敏，心神便被遮蔽，通达之处也不再明澈。从中等资质的人以下，哪里有心神开阔明朗而没有凝滞的呢？由此可知，没有凝滞的，只有圣人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圣人的智慧既然特别明彻，而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合乎道理的，那么用我这特别明彻的智慧来裁决那些合乎道理的事情，即使万般事务聚集在眼前，百般行动接连在后面，难道还会有需要滞留心中的事情吗？如今国家树立后王，以君、公承接其统治，再由大夫、师长辅佐，尚且担心内外官吏有审察不到之处，因而屡屡改变行迹；难道可以不立法来确定它吗？”财物有可以取、也可以不取的情形，处在两者之间的，是作为百姓父母官的心意，本来只是想使百姓得到更多好处罢了。无奈关要之地人人窥伺，天下通达事理的人常常少，不通达的人常常多。做一天、停十天，或者暂且取用，等待以后再议；或者终于取用，反而伤害廉洁教化，这种情况哪里说得完呢？事情有可以施行、也可以不施行的情形，处在两者之间；正当议论它时，认为它不急要，便拖延数月，没有人能够决定。等到真正施行时，有司只是照着文书应付，懈怠敷衍、苟且简略，没有人能够认真办理。何况有些事情看似极其细微，却关系到极大的利害；有些言论看似极其细小，却深深关系到风俗教化，难道适合轻视吗？刑罚有可以减轻、也有可以加重的情形，处在两者之间，这又是如今弊病中尤其严重的一项。臣看到郡县之间，一个人被系于狱中，九族都怀着悲痛，产业因此停顿，田地房屋因此被卖掉的，已经很多了。国家没有明确的律令时，有司任意施行判决和刑罚；臣私下担心，贫苦人犯刑，从来没有不被重罚的；富人犯刑，却从来没有不被轻罚的。况且在鞭笞之下，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所以有家产的人便向当权者行贿，通过曲折周旋，形成减轻罪纪的文书。那些寒门贫族，家中贫困得像悬挂着磬一样，因而不能满足所求，便激起无处申诉者的愤怒，挟着怒气加重其所抵触的罪名。贫民熟知这种情形，即使自己没有罪，只要与官吏有牵连，有的抵押器物借钱，有的立下文书借贷，把钱送给官吏，希望得到怜悯。这样一来，本来没有疑点的案件，想减轻就减轻，想加重就加重，全都变成了疑案。这样还想使政治教化和谐融洽，怎么可能呢？如果确实有疑点，便拖延不决；有的人在狱中死去，有的人过了十多年还没有裁决。犯罪之家为行贿私谒，花费无法计算；犯罪之人长期拘押在牢狱中，所受痛苦无穷。汉代谚语说：“在地上画个牢狱，议论也不进去。”这并不是虚妄之言。如今虽然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也应当立法加以防范。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广泛颁布明确诏书，向各部门明白宣布：凡是财物有可以取、也可以不取的，应明确说明其中的原则，只取一半；凡是财物有可以给、也可以不给的，应明确说明其中的原则，只给一半；凡是事情有可以施行、也可以不施行的，应明确说明其中的原则，以便百姓办事；凡是疑案有可以从轻、也可以从重的，应明确说明其中的原则，按从轻处理。凡通常案件容易裁决，而倘若有人贪赃污秽、玩弄法律，幸而按照臣先前所说“慎重使用名器，堵塞谋利门路”的办法办理，那么这种现象自然会断绝。如果还有愚昧而不悔改的人，那么自有宪职官员处理。这样实行以后，清正风俗、恩泽下及百姓的方法自然形成，因威严而昭示、因思虑而施恩的道理也就没有缺憾了。《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国之道 元成宗大德七年，郑介夫上奏说：“恭敬地想到，圣朝布施威势、宣扬德化，临朝决断简约宽缓，声威恩德达到极远之地和最高之天，没有不臣服的国家；这种统一强盛，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夏商周三代以后，从周代直到今天两千年间，能够实现大一统的，只有秦、汉、晋、隋、唐而已。秦、隋、晋由于遗留的谋略不能长远，很快便败亡；汉、唐虽然传了几十代，其间动乱的日子仍常常多，太平的日子常常少。古今实现统一如此困难，而能够长久保持统一又如此困难。不要以为四海已经统一、百姓生活已经安定，便可以安心放纵意志，而不思考否极泰来、泰极转否，分离与合并反复相继，其中仍有许多值得忧虑的地方。从前贾谊处在汉文帝安于享乐的时期，尚且为此痛哭、流泪、长声叹息。如今的形势，恐怕更加严重，哪里能让像贾谊这样的人再生，为朝廷谋划长久安定、长久治理的防备呢？现在看朝廷之上，大臣悠闲自得地拿着俸禄而观望，小臣战战兢兢地畏惧退缩、苟且求生，含糊苟且地谋求保全自身，消磨岁月、拖延时日，希望得到升迁调转的阶梯，谁肯奋不顾身地出来替百姓分忧呢？然而即使偶尔有这样的人，也会招致猜疑、招来毁谤，不能容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都堂总领朝廷的枢要权柄，应该建立常经、陈明纲纪，作为万世的法度；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培植国家的根本；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以文饰皇家的谋略；崇尚文化、振兴义理，以改变风俗，这些都是当今的急务。如今卯时聚集、酉时散去，因循度日，案牍堆满，忙于剖析裁决，无暇顾及长远；偶尔举行一两项事务，又侵犯有司职权，而且都是不急迫的细枝末节，实在缺少经久长远的宏大规划。台察是朝廷的耳目，应该振作风纪、整饬纲常，纠正邪曲、举荐正直，扶助弱者、压制强者，这是职责分内应当做的。如今百姓的冤屈遍布道路，十份诉状有九份被驳回；贿赂充斥，却充耳不闻；放纵豺狼肆意暴虐，只抓狐鼠来塞责，徒然承受搏击奸邪的名声，却完全缺少风宪官的体统。六部是朝廷的手足，应该考虑使官员各尽其职、各项职务都办好。说到吏部，是铨选没有法度；说到礼部，是礼文和谦逊的风气没有兴起；说到刑部，是奸邪日益滋长；说到户部，是赋税徭役还没有均平；说到兵部，是调度运转没有方略；说到工部，是规划筹画不能统一。假如贾谊处在今天，亲眼看到今天的事情，不知会怎样痛哭流涕，又会怎样长声叹息！那些有高明见识、深远眼光的人，即使斧钺在前、刀锯在后，难道能够停止进言吗？” 几年来，固然有人指陈事实、倾吐忠诚之意；即使措辞不免有纯杂瑕疵，议论政事各有尖锐迟钝，其中难道没有一件可以施行、一句话可以采纳吗？但这些奏章往往堆满案头、占满几案，朝廷略不省察，大多只是送到各部，放在架阁库中罢了。听到的人无不扼腕，谁还肯进言？于是忠直之士退缩防避，奸佞之人兴起：有的陈说田土来谋求利益，有的进献珍奇来希望得到赏赐，有的作赋歌颂大都、称赞一统而获得官职升迁。这些都无益于国家治乱，本应归入架阁收藏，反而获得嘉宾般的厚礼和优容。缺张齐贤当年还是洛阳的平民，太祖召见他并赐食，说如果不这样，上面便无法推行接纳谏言的诚意，下面也无法激发敢于进言的勇气。如今朝廷应当处理的奏议堆积在面前，动辄十天半载也不能上达皇帝；而能够奏事的，又仅仅止于二三位大臣和几个近幸之人。言官、诤士不能得到一次觐见圣颜的机会，所陈之事不论可否；如果压下不奏，最终就只能成为废纸。有时事情紧急而应当便宜处理，却一定要等送交拟议、完成讨论，辗转拖延；时间久了仍不能决定，便终于不了了之。上意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通，万方的奏报又怎么能够全部知道呢？”},{ 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也是拥有国家者应当特别警戒的大事。介夫当年勤奋学习，后来长期熟习吏务，充任儒学中的备员，虽长期闲散而没有成就，至今已经在禁垣侍直多年。田野生活的艰难，朝廷政事的利害，他经历得既久，没有不完全了解的；胸中所抱负的见识很不平凡。虽然行迹近于权贵之门，却不善于登门请托，所以一直碌碌无闻。稍有见识的人，如果缄默不言，那么上对不起圣明的时代，下对不起自己所学；即使瞪眼直言，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也免不了被束之高阁，或者被当作刀笔小吏，最终只配拿去覆酱瓿罢了。古语说：“樵夫的话，圣人也会选择采用。”又说：“愚者反复思虑，也必定有一点所得。”我或许希望有一句话能够被听取，也可以成为防涘的帮助罢了。如果所说的话足以采用，那么施行于当今政事，必定有所补益；如果言论没有可取之处，也希望宽恕我的狂妄僭越，以此开通进谏的道路。我就把自己的见闻列成一纲二十目，在后面逐条陈述，谨此投送中书省、御史台来上报，仰望能够上达圣听。臣瞻仰上天、仰望圣明，激切惶恐至极，实在无任承受。一、确立储嗣。确立储嗣，是当今最紧急的事务。自三代的殷、周以来，君主刚即位时，必定先确定储嗣，用来表明国家根本稳固，杜绝觊觎皇位之心。过去汉高帝想改立太子，叔孙通劝谏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旦动摇，天下就会震动。”汉文帝即位三个月，其他事情还来不及议论，有司便请求及早册立太子，说：“预先册立太子，是为了加重宗庙社稷的地位，也是为了不忘天下。”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如今国家有什么事情最为紧急？”褚遂良进言说：“现在四海安宁无忧，太子和诸王应当确定名分，这是最紧急的事。”这可以说是明白治乱的根源，懂得国家体制了。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正当盛年，德业正在隆盛，亿万年长久统治，正处于开创基业的初始阶段；而我拳拳的愚忠，首先陈述册立储嗣之事，似乎显得既不紧急又不迫切。然而考察古代、衡量当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紧急、更迫切的了。朝廷之上，有人不知道这是古今常行的成例，往往把它看作世所罕见的盛典；即使心里知道此事绝不可拖延，也彼此闭口不言，没有人敢发言，这实在使爱君忧国的人更加寒心。如今皇太子天性聪明，是嫡出而且年长，神灵和人众都共同赞助，朝野人心都归向他，应当及早建立储宫、端正名分、确定称号。这是尊崇宗庙社稷的办法，是培植国家根本的办法，是镇定安抚天下的办法；圣朝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确实系于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