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七

译昨天诏令已经下达，确定都城在建康，但六飞巡狩，暂时驻留杭、越，于是把湖北作为分镇，我恐怕这就失去了古人设置险要、守卫国家的本意。近来虽然又恢复荆湖南北两路，但分镇的地域仍旧没有改变；这同没有恢复也相差无几。考察湖北十四州，其要冲会合之处在荆峡。因此刘表时期，军需物资寄存于江陵；先主时期，重兵屯驻油口；关侯、孙权合力争夺南郡；陆抗父子共同谋划守卫宜都；晋大司马桓温及其弟桓冲则据守渚宫和上明；这些都是荆峡的边界要地。就荆南来说，各邑在江北的有三处，在江南的有四处；就峡州来说，大多数险要之处都在南岸。如今以二州作为分镇，跨据长江，向下俯临吴会，就像站在高屋之上倒水一样。难道没有虞、虢失去下阳那样的忧虑吗？况且朝廷近来放弃湖北，远远留守川、陕，本来是认为秦地的铠甲可以增强军队，蜀地的货物可以使国家富足，要取用它们的资财力量来帮助自己。若让荆峡分镇横在其中，假如万分之一有桀骜狡黠的人占据它，守住峡江的入口，蜀地货物就不能向东运输；阻断长林的道路，秦地铠甲就不能向南运送。这就好像一个人被束住腰背，头尾不能相互救援，实在不是好的谋划。” 臣私下认为，想要保全江左，必须以建康为都；想要守住建康，必须拥有荆峡。不要把荆峡作为分镇，这样才能完整据有上游的地形险要。这样，北面可以运出秦中的铠甲，西面可以顺流运下蜀江的货物，气血周流，首尾相互呼应了。又说：从前有人认为长江的险要，是上天用来限制南北的；而陆抗认为，长江和高山虽然构成疆域的界限，这只是守国的末等事务，不是智者首先应当考虑的，为什么呢？杜预曾经袭击乐乡，胡奋曾经进入夏口，贺若弼曾经渡过广陵，曹彬曾经渡过采石，那么这些险要确实不足以完全倚仗。虽然不足以倚仗，但魏武帝困于居巢而不能渡江，曹丕困于濡须而不能渡江，拓跋氏困于瓜洲，苻坚困于淝水而不能渡江，那么这些险要也不能舍弃。设置险要，以得到人才为根本；凭借险要，以智谋计策为先。人能够胜过险要，是上策；险要能够胜过人，是下策；人与险要相当，才是中策。如今所忧患的，是只依赖险要而人的谋略还不够完善。地势有固定的险要，防守也有固定的形势。想要巩固上游，必须先保卫汉、沔；想要巩固下游，必须先守住淮、泗；想要巩固中游，必须用重兵镇守安陆。这是守卫长江的通常形势，虽有小的变化，大体不可改变。” 孙氏时期，上游想争夺襄阳而没有成功，所以用良将守卫南郡和夷陵；下游想争夺淮南而没有成功，所以用大军修筑东兴和皖口；中游想争夺安陆而没有成功，所以用三万精兵戍守邾城，邾城就是今天的黄冈。以上三处都是必须争夺的要害之地，所以孙氏能够保有江东，魏人不能侵犯。如今强敌侵犯黄河以北，叛臣扰乱崤山以东，淮北、京畿各镇处于危险疑惧之地，长江的险要不可轻易放弃。上游在荆峡，其利害臣已经说过；中游在安陆，而守臣陈规长于统率军队，凭借城池防守有余，劝导百姓耕种不足，应派一军兴办屯田，作为陈规防御之外的屏障，以遮蔽武昌；下游则命江浙帅司各自选派官吏，逐渐前往江北经营淮泗。如果委任能够得到合适的人，上策是使人胜过险要，次策是使人与险要相当，等待若干年，不要轻易改动。孙氏当年想争夺却不能得到的地方，如今都自行治理，那么不但可以保全江左，恢复中原的形势也已经清楚可见了。”},{ 至于治理国家：凡是治理国家的人，如果不能全面了解山川、道路的里程、地势的险易，以及土地的适宜情况和足以供给粮食、装备军队的条件，就不能同他谋划国事，以免留下后患。荆州位于沮水、漳水、长江、汉水之间，兼有水陆之利，土地肥沃，平时所能获得的利益尚未充分开发。它与江湖以南贫瘠的土地相比，优劣相差百倍。招募百姓努力耕作，可以积储粮食，这是第一项利益。自京畿以西、黄河以北的各郡，每年都必须依靠川峡地区供应耕牛。自从战争兴起以来，道路艰难险阻，依靠汉水、沔水运输已经六年了。耒耜的设置以及驾驭牛来负重，是圣人创制的，用来便利天下。如果把峡中的牛运到荆州水滨，就如同在门墙之内一样方便，这是第二项利益。荆州又控制着上游，掌握舟船往来的要道，向西通往秦、蜀，是足食足兵、富强国家的要地。江左六朝之所以一定要争夺而不肯失去它，正是这个缘故。如今放弃荆州而把它作为分镇，其危害十分明显。然而改动这一制度，就会使诏令反复，无法显示朝廷的信用；继续维持下去，则地势削弱、形势危急，无法自我防守。假如有防备和会合的谋划，就不妨碍朝廷信用，又何必顾忌而不改呢？凡是分镇，能够在辖境内实行节制，法律便可以自行建立；专门负责境外征讨，军队便可以自行调动；转运调拨货物，财赋便可以自行管理；裁撤或设置所属僚属，官员便可以自行任命。把这四件事合在一起，就同战国诸侯没有区别了，这并不是上古封建制度的办法。何况京西、淮甸一带，大多让残暴的盗客错杂居住。唯独湖北一路，安陆由陈规任职，他是左选中的文官；荆南、归峡由解潜任职，他是右选中的武臣。如果下达指挥，说明湖北一路的情形不同于各镇，应当有所更改。唯独仍然沿用旧制度，只需考察这两人的政绩，因任使用陈规、改调解潜【陈规宜当职留任，解潜宜改调】，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是应当让荆湖漕司、宪司二司负责治盗理财，并把襄阳隶属于湖北，扼守汉水、沔水的通道；把岳阳隶属于湖南，沟通三江的入口；把鄂渚隶属于江西，与洪州、抚州的边境相接。这样地理相连，形势便利，符合魏武帝设置都督、不愿各处相距太远的意图，对今日的事务也很相合。如果襄阳已经命令实行分镇，如今正值用兵之时，防备、会合的谋划何时才会结束？趁着便利分割辖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样上游的形势才会完整。又说：变更旧制度，如果不考察古今情况，任意按照自己的胸臆行事，那么事情就不能施行，何况还夹杂着奸邪计谋呢？近年以来，湖北变更旧制度的事情太多了。起初任用唐慤为安抚，统辖十四州；

译防详官高衞建议，请求让鼎州守臣兼任鼎、澧制置使，辰州、沅州、靖州一并听其节制，不隶属于湖北，这就是削去湖北的五郡。又请求把荆南的公安县提升为军的名额，并兼任石首、松滋巡检使，所有军队和兵器，都不许荆南调拨。这又是削去荆南所治理的三个县。当年敌人声称将从数路入侵，正是筹划秋季防务的时候，却突然削去五郡和三个县，其中有许多是兵赋负担很重的要地，剩下的只不过是残破之地罢了。有人认为高衞与唐慤有怨，所以特意提出这个防务方案来倾覆唐慤。如果确实如所说，那就是极不忠诚；如果不是这样，制定这种荒谬计策，也实在是极不明智。又如先前把湖南改为东西两路，对朝廷的形势利害原本没有增加或减少，只是白白使全州、邵州、武冈三郡的百姓困苦罢了。如今既然恢复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就应当撤罢荆峡分镇，仍旧在荆南设置帅司，这是第一项便利。公安军本来就是内地，应当仍旧废为属邑，这是第二项便利。靖州设置郡是在崇宁元年，从鼎州、澧州供应军粮和钱财，每年费用二十七万；如今这两州都已经残破，应当仍旧废为渠阳寨，这是第三项便利。武冈设置军是在崇宁四年，从邵州、衡州、永州供应费用，也是不少；如今这三州都已经空乏，应当仍旧废为武冈县，这是第四项便利。以上四项，都全部恢复旧有制度，州县官吏合并裁省十分之八，新设的官职和编制一律加以删除裁减，文书也使它归于简便。有所谓刀弩手，有所谓博易务，有所谓营田司事，这些都欺压防害百姓，逼迫百姓转而成为盗贼。应当依照往年禁止保马、茶盐的法令施行，以警戒那些误国害民的盗贼，然后国家制度确定，民心就会安定。又说：治理国家应当恢复旧有制度。如今却想把襄阳隶属于湖北，把岳阳隶属于湖南，把鄂渚隶属于江西。过去祖宗建都汴京，形势上应当由内而控制外，所以设置京西路，而襄州位于汉水以南，就用它来控制湖北；设置湖北路，而岳州、鄂州位于荆水以南，就用它们来控制湖南和江西。如今建都江左，尚未能够恢复中原，就应当由南而控制北方。这与祖宗建都汴京、由内而控制外，事情虽不相同，意图却是一致的。设置在江西的机构，以南昌为治所，分兵驻屯鄂州；设置在湖南的机构，以长沙为治所，分兵驻屯岳州；设置在湖北的机构，以荆南为治所，分兵驻屯襄阳；都是由南控制北方、恢复中原的形势。古代有属长、连帅、卒正、州伯等职，如今的安抚大使相当于古代州伯，而形势上各地必须彼此连接，之后才能互相援助；财物有无必须彼此资助，之后才能互相成就。五岭以外，财赋以东禺最为丰盛，兵马则从西桂出，应当设置大帅一员，兼统两广的帅司，以镇守南方。荆湖两地都遭受残破，而湖北尤其严重。如果设置大帅，一定要兼领夔府，从峡中调出资财力量，让他筹划治理，这样或许能够复兴。峡中有盐、米、耕牛，却没有荒闲土地；荆州水滨有肥沃的桑田，却没有剩余人口。如果放宽瞿塘的禁令，使有无之物相互贸易，商旅从西面进入，货物沿江防线顺流而下，不出几年，荆州就会富足兴盛，形势也可以形成。古代大国有三卿，由天子任命，所以是朝廷亲自任命的；小国有二卿，由本国国君任命，所以是通过奏请辟用而任命的。控制大国、优待小国的用意是很深的。如今设置大使，就是古代的州伯，而参与防务谋议的人都由各自奏请辟用，这就不是古代的本意了。从今以后，应当由中书堂选任，每一路二人。其中，大使性情和厚的，就给他配备强健果断的辅佐；性情刚强果敢的，就给他配备审慎详明的属官。其余人员允许自行辟置，这样事情才可以长久施行，这就是权衡轻重的道理。至于抚恤百姓：保全国家以获得民心为根本，巩固根本以抚恤百姓为职责，抚恤百姓又以除去暴虐为首要。蛮夷扰乱华夏，是从外部施加暴虐；寇贼作奸犯科，是从内部施加暴虐。近年以来，外部受阻、内部争乱，除去外部暴虐的主张大多以议和为主，结果反而被金人欺骗，不敢用兵；而金人却不断用兵，毒害遍及中原，自己始终若无其事。除去内部暴虐的主张大多采用招安的办法，又反而被盗贼欺骗，不敢用兵；而盗贼却不断用兵，毒害遍及天下，自己始终若无其事。《春秋》的法则是：荆、舒扰乱华夏，就应当抵御、讨伐它们，不与它们结盟；乱臣贼子肆意作恶，就应当诛杀、征讨他们，不让他们参加会盟。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的真实用心。葛伯杀死了一个送食物的童子，商汤便前去征讨他，天下因此信服。可是寇贼所到之处，杀人遍野，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怎么能对此漠然不顾呢？何况还用重赏招抚他们，又希望他们能够停止作乱。李成、马进侵犯江西，陛下亲自从内心决断，命令将领出兵，务必要把他们消灭。从此江西一路，商旅可以连夜通行。范汝为在闽地兴兵，肆意施加残暴毒害，至今已经三年；陛下又派遣辅臣副使以上的上将深入险阻之地，全部扫除他们，之后残余的后代和遗留百姓重新从事农业，这可以说是掌握了抚恤百姓的道理。然而其余同党还没有受到上天的诛罚，在湖湘之间横行暴虐，百姓伸长脖子盼望王师，就像大旱时盼望雨水一样。如今各位将领已经向西进军，而军队行进必须稳重，陆路运输粮饷，使民力疲惫。抚恤百姓的人不能反过来使百姓困苦，除去暴虐的人不能反过来成为施暴者。曹成反复无常，直接侵犯帅司；刘忠残暴虐害，使数郡百姓陷于涂炭；本来就没有可以赦免的道理。应当专门委托岳飞搜捕曹成，并尽早进军，不要让他逃脱；赶快命令大军直趋潭州，符合《春秋》中救援军队贵在迅速的道理；遇事可以相机处置，不必再请示报告，以免迁延时日，严重错失防备、会合的时机。仍应把先前的声势传达给马友，催促他挑选淘汰老弱以及原本从事耕种的百姓，让他们各自依从自己的意愿，齐心协力，水陆并进，追击刘忠，不留下后患；招收杨华的余党，彻底肃清江湖上的盗贼。然后精心选拔良吏，尽心抚慰安置百姓，那么善政就可以施行，恩泽就可以下达，百姓就能安居，国家的根本就稳固了。又说：保全国家以获得民心为根本，巩固根本以抚恤百姓为职责，抚恤百姓又以选择县令为首要。县令亲自治理百姓，是方圆百里的主宰。且只根据供应军期这一件事来说，凡是粮饷转运、器械以及各种物资，凡属军队使用的东西，没有不依靠民力才能充足的。

译负责军期的人向县里索取足额物资，担任县令的人向百姓责成办理；用人得当，征收就一定合乎标准，多少一定均衡，数目一定真实，有无一定互通；约定期限一定守信，所需索取的一定办妥，百姓不怨恨叹息，公家也不会有供给不足的事情。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会借公事徇私情，任意侵扰，剥取百姓的脂膏血汗，比盗贼还厉害。公家急需的东西往往缺少供应，遇到缓急又没有预先准备，民情恐惧困迫，无处申诉，于是有人转而成为盗贼。县令难道可以不选择吗？近年这个官职冗员泛滥到了极点，应当用五条办法逐渐革除它的弊病。汉代郎官外出治理百里之地；自崇宁年间清除资格限制以来，搜罗提拔天下士人，不经过县邑任职，直接升入台省。等到外放，不担任监司，就必定担任郡守，既不熟悉事务，权力便归于胥吏，这是最大的弊病。应当登记内外曾任台省、寺监官的人，仿照汉制，分别治理百里之地，让他们以民政事务接受考验；等到有声誉和政绩，再破格越级提拔。这是第一条办法。古代分封诸侯、划分土地，不过一同之地；如今亲民官所管辖的地域，等同于古代诸侯的封地，可是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却日益受到凌辱。军队所到之处，不只是将校，甚至连士卒和卑贱之人，也都可以肆意无礼；作为百里之地的县令长官，竟不能免于挨打的忧虑。这样，洁身自重的人都想远远避开，顽钝而能忍辱的人反而还安居其职、毫不顾虑。应当增加他们的实际权力，优厚地给予礼遇，允许借用相应的服色，厚给廪禄和粮食；凡是军马屯驻在本县的，都听从县令节制；他们经过各地时，一律按照品级礼仪办理。这是第二条办法。根据如今八路各县户口和赋税收入的多少、轻重，分为三等：上县由朝廷选派，中县由吏部注拟，下县允许帅臣、监司共同奏请辟用，制定为固定等级，不许相互调换。这是第三条办法。依照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法令，确定任期以六个考核周期为限，革除三年一任、两次考核即取得资历以及堂选反复变更的弊病，使官吏不苟且求免，百姓有所依附。这是第四条办法。三等县都用四项事务加以考核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敦促勉励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等到满三年考察其功效，已经办成的就立即加以旌表奖赏，尚无条理成效的就严格督促办理。这是第五条办法。又命侍从官各自举荐两名能够担任县令的人，也各自检举两名奸贪违法的人，都登记在册，等核查属实后，依次施行；公开显示朝廷的喜好和厌恶，使人知道什么应当劝进、什么应当禁止。举荐、检举不实的人一定处罚，绝不赦免。这样或许百里之内都能得到合适的人，百姓安居，国家根本就巩固了。又说：保全国家以得到民心为根本，巩固根本以体恤百姓为要务，体恤百姓以减轻赋税为先。鲁哀公时遭逢灾荒，国家用度空乏，收入减少十分之二，税收仍担心不足；鲁哀公向有若谋划，有若却请求实行十分取一的税法。收入已经减少五分之一还不足，却又减去一半，似乎像是在说戏言。直到他说“百姓不足，君王同谁富足”，才知道他的见识精微、考虑深远，即使圣人也不能改变。焚烧山林来打猎，不是捕不到野兽，而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抽干池泽来捕鱼，不是捕不到鱼，而是第二年就没有鱼。赋税过厚、征敛过重，百姓困乏不足，转而迁往他处，那么就没有百姓了；没有百姓，谁来供应常税呢？再以近来的事情验证：例如京东西路，每年收入两税约七百万，课利及杂收约三百万；其余山林水泽的收益，祖宗时期都捐弃而给百姓，没有全部取尽。百姓归附拥戴，没有二心。等到李彦等人来征取，把西城课利和干泺改作田地，耗尽民力，搜刮积聚没有限度。当时如果有人说应当停止这种搜刮，然后国家用度就会充足，一定会被指为错误的说法。然而百姓忧愁困苦，转而成为盗贼。如今这四路的常赋收入已经五年没有归入王府了，这才知道“百姓不足，君王同谁富足”确实不是虚言。又如荆湖南北两路，每年收入两税约四百万，课利及杂收约一百万。除两税以外，难道没有其他收益吗？祖宗时期都捐弃而给百姓，没有全部取尽。百姓归附拥戴，没有二心。等到部使者来征取，折变就有一折、两折、三折；收购粮食就有均籴、敷籴、补籴、散引；酒有曲引，茶有茶引，盐有盐引；接受缴纳时又有一加、再加、倍加，却还认为不够。当时如果有人说应当停止这些名目的征取，然后国家用度就会充足，也一定会被指为错误的说法。然而百姓忧愁困苦，转而成为盗贼。如今这两路的常赋收入已经三年没有归入王府了，这才知道“百姓不足，君王同谁富足”确实不是虚言。如今朝廷自己直接治理的地方，疆域日益收缩，赋税征敛日益加重，百姓日益贫困，田地日益荒芜。谋划国家的臣子不替陛下深思远虑，反而还想扰害百姓，为什么不把京东西、荆湖南北的覆辙作为鉴戒呢？替河流把鱼赶走的是水獭，替丛林把鸟雀赶走的是鹯鸟；替敌国把百姓赶走的，就是今天贪婪的官吏和有弊病的法令。伏望陛下明诏负责筹划国计的大臣，赶快讲求减轻赋税、体恤百姓的事情，作为产生财物、满足国用的根源；并把京东西、荆湖南北作为最大的警戒。这样或许百姓能够安居，国家根本就会巩固。又说：保全国家以得到民心为根本，巩固根本以体恤百姓为要务，体恤百姓以革除弊政为先。凡是治理国家只讲利益而不顾道义的，都从小人开始，因为他们所见狭小，不懂得大体，这就是法令所以产生弊病的原因。祖宗时期以道义为利益，盗贼不发生，安坐享有九州四海的供奉，所获得的利益是很大的。比如盐法在西部实行，就同商贾共享其利；在北部实行，就同居民共享其利；在东南实行，就同漕司共享其利。国家的大计所需，内外都平均得到，这就是所谓以道义为利益。崇宁初年，谋划国事的臣子把眼前利益当作利益，首先改变盐法：自然产生的盐利被禁止而不能流通，解池就是这样；利益存在于居民之中的，全都收归官府，河朔就是这样；利益能够通达外部财政的，全都归朝廷所有，六路就是这样。各路空虚贫乏，以至于横征暴敛、强行索取，各种收入仍然不能供给，百姓穷困而成为盗贼，于是丧失每年常赋收入，以谷物计算达千万，这实在是盐法造成的。靖康改元后，执政大臣昧于长远见识，这个弊病仍未革除。陛下绍兴年间，应当鉴戒前面的过失，赶快商议改弦更张；拖延很久还没有做到，是什么原因呢？姑且以湖南一路来说：过去每年盐课一百万缗，本路可以自行使用五十万，所以征敛不涉及百姓，而年度经费充足。自从变法以来，盐利全部归朝廷，本路各项支出费用都已经靠横征暴敛供给。

译至于过去以盐息作为上供旧资的款项，仍然没有免除，这就是百姓更加困苦的原因。姑且以道州一郡来说：每年认纳上供钱二万贯，过去本州每年卖盐收入四万多贯，用这笔盐息积存充作上供，所以征敛不涉及百姓而本州自足。如今上供钱照旧缴纳，却没有盐息，于是竟用曲引向各户均摊征收，这就是百姓更加困苦的原因。再姑且以耒阳县一邑来说：有变法以前官府自行运盐的款项，也有变法以后客商被拘束缴纳的盐款。这些钱盐封存已久，既然因为军期已经支给了，盐香司又想追索，朝廷也命令拨还，不知道这些款项应当从哪里出；一旦情况紧急，就免不了向民户索取，这就是百姓更加困苦的原因。近来听说榷货务的收入不到一年就达到六百多万，它的利益并非不厚，为什么不全部下达到各路，并命令一并核查？如果这一类款项都予以免除，用来使百姓得到生存、稍稍安定产业，不至于成为盗贼，长久缴纳两税，就是保存国家大利益的根源。又如榷酤法已经极其败坏，却还沿袭旧制，不赶快改变，是什么原因呢？姑且以道州来说：酒课定额已经很高，每年还有亏欠，于是压迫专知、牙校，让他们兼管州仓，借接受缴纳之机向纳税百姓收足税额，弊病由此可见。又以邵阳来说：酒课约二万多贯，但每年把税米折成糯米，共有六千石；每石按中等价格约五百足，仅这一项就造成加倍的费用，其他还没有说到。近来虽然已经把命令下达到各处，要求会计核算，但州县往往把这当作制造弊端的机会，不按实情上报，为什么不立即裁断而坚决实行呢？命令各路凡属官营酒监、酒务的，都允许百姓共同承包买扑，缴纳净利；把官营酒务历年耗费的米麦等收支划归朝廷，专门用来供养军队。费用返还后，所得净利同转运司以及本州县分配支用，使公私都得到利益，以使百姓活命、稍稍安定产业，不至于成为盗贼，长久缴纳两税，就是保存国家大利益的根源。琴瑟声音不协调，严重时一定要拆开重新调整，才可以弹奏；治理政事不能推行，严重时也一定要改变、革新，才可以治理。希望陛下早日更改有弊病的法令，使天下获得幸福，那么百姓就会安居，国家根本就会巩固。又说：保全国家以得到民心为根本，巩固根本以体恤百姓为要务，体恤百姓以裁省官吏为先。光武帝中兴时，一并废除吏员，裁减文书，原有官吏只保留十分之一二，天下于是安定。大概有了百姓，才有事务；有了事务，才需要官员。如今遗留下来的百姓已经很少，事务也少了，官吏却每天增加而不减少，这是什么道理呢？自崇宁以来，朝廷内外新创增设的官署和职位，加上滥行赏赐，冗员多得无法胜数，损害国家、困苦百姓，终于导致动乱。渡江以后，北方的士大夫成群结队南来，何况又正值战争兴起，赏赐制度超越常规，滥受冒领的人越来越多。江左的吴、楚之地，通常都经历残破，而各司、州、县不停增设差遣。过去兵官本来只有两员，有的竟增加到七员、八员还没有停止；过去监当本来只有一员，有的竟增加到四员、五员还没有停止。相互推诿责任，没人承担职责；请给和随从人员，又互相争夺占有。这种弊病不革除，即使有体恤百姓的心意，百姓难道能受到它的恩泽吗？又如江北荒废残破的郡县，都是肥沃的土地，虏骑已经不来，盗贼也已经离去，但百姓没有返回产业，城市也没有重建，这是因为派去经营、治理、镇抚的官员完全没有保存民力、恢复生产的意图，还没有百姓就先设置官署。各州县镇过去的员额空缺，也一一派人补足；而且所用之人完全不加选择，贪婪残暴，超过盗贼。百姓开垦一亩地，就抄没一亩地；播种一石种子，就征收一石的收成。百姓无法生存，也没有机会恢复产业。这种弊病不革除，即使有体恤百姓的心意，百姓难道能受到它的恩泽吗？为了百姓，即使有官职也不应当设置；如果设置官职却以损害百姓为事，那就不如不设。有了官职却不让官员各依职守，又会因官职而废弛事务。如今各地增设差遣，官员依仗权势、倚靠法令，侵夺搜刮，索取无穷，百姓因此受苦。一只羊由一群人放牧，责任就没有专人承担；一个职务由许多官员担任，职责就不能统一，事务因此废弛。考察《春秋》，以百姓为重而大夫次之；考察《孟子》，以百姓为贵而社稷次之。所以尧、舜、禹相互以天下相授受，而他们说：“百姓没有君主，拥戴谁？君主没有百姓，凭什么守卫国家？”这是说君主和百姓是一体的，怎么可以不体恤百姓呢？如今朝廷增设官吏，全都出于恩宠；各路自行差遣任用的，多数也任用了他们的亲属。因此不料会废弛事务，却反而使百姓受苦，实在大大违背先王的本意。希望陛下特地下达指挥，合并裁省官吏，以建武年间的做法为准，略微捐弃一部分俸禄来供养他们，使他们居于闲散之地，不掌握办事的权力。这样百姓就会安居，国家根本就会巩固。关于建立政务，他说：“建立政务，是君主和宰臣的事情，但一定要先明确各自的职责，然后政务才可以建立。”选择忠诚贤能的人作为辅相，委任之后不加怀疑，这是君主的职责；推荐进用人才，使他们分布列置于内外各处；赏罚不徇私情，这是宰臣的职责。唐太宗已经贬黜封德彝的邪说，任命房乔、杜如晦为宰相。又命令尚书省的细小事务都归左右丞处理，同时要求房乔、杜如晦广泛搜求贤人，按照才干任用，这就是把宰相的职责交给宰臣。陈平没有回答汉文帝关于决断狱讼的询问，说自己主管的是辅佐天子调理阴阳；于是召河南郡守吴公为廷尉，吴公治理政务在天下排名第一，由此可知他能够使百姓没有冤屈。这就是使九卿各自得到职责。这样政务难道还不能建立吗？陛下即位至今六年，想到宰相不可频繁更换，若不是合适的人就不任用，并且特别加以选任、置于左右，这可以说尽到了君主的职责。然而政务尚未建立，我私下恐怕是因为要求宰相承担职责，不同于唐太宗不让宰臣为琐碎吏事劳神。宰相自行承担的事务，又不如陈献侯那样能够使九卿各自履行职责。昨天虽然合并了东西二省，但宰臣仍旧接受诉状、判决狱讼，整天忙碌奔走，把精力耗费在文书末节上；至于进退人才、布列内外、赏功罚罪，有的还没有加以审察，这就失去了自己的职责。

译政务怎么能够建立呢？专长于辨听声音的人，往往在官职事务上反而昏聩；明察小事的人，往往在大事上反而昏暗。天地有四时，百官有六职，天下各种事务全都包括在这里。希望陛下特地下达指挥，从今以后，各项事务都应当由六曹分别裁决；仍命令六曹长官都可以专门上达，并依照元祐年间大臣的请求，除非事情关系到大体，不再逐一咨询禀白，这样宰相的事务就简省了。然而还要专门责成宰相慎重选择六曹各部长官及其副职，使他们履行中台的职责；再专门责成他们慎重选择各路帅臣及部使者，使他们履行外台的职责；再专门责成他们慎重选择各郡守臣及上县令、宰，使他们履行郡县的职责。这就是周公建立政务、让有关官司和地方长官各司其职的大意。从前冉有退朝很晚，认为自己是在处理政务，孔子说：“那只是事务。如果是政务，即使不任用我，我也一定会参与听闻。”诸侯国中，大夫可以参与政务，而陪臣只能处理事务；治理天下，难道可以不让宰臣参与政务，却只让侍从处理事务吗？希望陛下明白下诏，让宰臣各自履行职责，那么政务的大纲就建立起来了。又说：“三纲是军国政事的根本，也是人伦之道赖以建立的基础。”三纲端正，治理的根基就会兴盛；三纲沦丧，习惯于混乱，国家就会灭亡。考察《春秋》，华督有不可赦免的罪恶，鲁、郑、齐、陈共同在稷地会盟，助成他的乱行，接受贿赂后各自回国，而天子不讨伐，方伯不征讨，都自以为得利，却不知道百官会仿效这种行为，最终有极大的不利。没过多久，陈国发生五父之乱，齐国发生无知之乱，郑国发生祭仲、子突、亹、仪之乱，鲁国发生叔牙、庆父、般、闵之乱；几十年间，四国接连发生叛乱，几乎灭亡，都是因为不懂得履霜将至坚冰的戒惧，不能及早辨识祸患。《春秋》详细记载这些事情，说明三纲的重要性，作为后世的鉴戒，深切而明显。昨天边境战尘侵犯，金人邀请二圣，拥立张邦昌，僭越窃取名号，又援引契丹拥立石敬瑭建立晋国的旧事作为先例，分派使者向各路宣谕，直接下达赦令，加倍施行恩赏。推究他的用心，同华督开始作恶没有区别。陛下继承帝位后，特意施行宽大的典章，没有立即正其罪、奉行上天的讨伐、同众人一起弃绝他，只把他安置在远郡，赐死时还隐秘处理，不陈尸于市，朝廷已经失去了刑罚的准则。等到敌骑向南驰骋，銮舆渡过长江，黄潜善及其党羽全都震恐，事情困窘、计策穷尽，无计可施，于是指称张邦昌是金人所立，逼迫他至死，借此想解除自己迷乱国家、贻误朝廷的罪责。至于他的宗族，却全都任命为官，这是诱导乱臣贼子产生作恶有利可图的念头，正是臧哀伯所说“百官都来仿效，又还要诛罚谁呢”。所以不到一两个月，苗传、刘正彦就敢生出无视君上的心思。陛下既已依法正刑，顺承上天的意旨，可是近臣竟有人上抗章请求为他们洗涤罪名，敢于肆意发表奸邪言论，毫无忌惮。因此近来各地群盗到处焚烧劫掠，甚至有官吏进入他们的队伍，甘愿替他们效力，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伏望陛下特地下达指挥：昨天处在围城之中，有职责应当守御，却眼看城池将要攻破仍端坐不救、忘记宗庙社稷危难的人；草拟表章上达君父，以此取悦敌人、接受敌人妇女的人；出身闲散而特意出仕伪朝、在谏省中位居长官的人；对苗传、刘正彦任意妄为，却一同授予节旄，所下制命极力称颂他们的人；以及近来请求任用张邦昌、苗传、刘正彦党羽的人——审查他们罪行的轻重，不过就是这些人，依法处置，以端正人心，平息邪说。这样三纲就不会沦丧，军国政事也能够及时建立起来。”}], 他在“核实”一篇中说：政事的纲纪，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赏罚所代表的福庆与威严，必须与功劳和罪过相当；功罪和善恶，必须根据毁誉来审察；毁誉的是非，必须以真假为依据。所以听不到直言，毁誉就会扰乱真相。康澄认为，这种情况比日月星辰运行失常以及水旱、虫蝗等灾变更为可怕，难道可以不核实吗？陛下昨天颁下赦书，推崇仁宗的盛德大业，应当实行有关法度，并且想要向上遵循嘉祐年间的德意，这是非常好的。臣曾考察其中的要旨，特别在于经常听取直言、核实毁誉罢了。丁谓以奸邪之人做了宰相，雷允恭传达外间议论而擅自弄权，黄德和以监军身份诬奏边将；有的被斥退，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而案件都审查得很清楚，最终没有冤枉滥杀，这就是毁誉不能扰乱真相，邪说因此止息。寇准因为忠正而遭到远贬，范仲淹因为发表危急直切的言论而多次获罪，欧阳修因为讥刺排斥奸佞而招来难以明辨的诽谤；有的为他们辨明诬枉，有的擢升为侍从，有的最终升任执政，这就是毁誉不能扰乱真相，正直之道得以实行。邪说止息，正道实行，那么恶人就有所畏惧而不敢作恶，善类就有所凭恃而不恐惧；能够达到至和、嘉祐年间的治理，原因就在这里。陛下自即位初年就想建立中兴事业，但将相大臣黄潜善、汪伯彦等不肯奉行诏令、承受教命，反而广泛招引废弃忠诚、毁坏信义、制造谗言、容纳庸弱邪曲、服从谗言并搜求隐恶的一党，颠倒名实，是非混乱，以此来迷惑朝廷的听闻。他们把马伸贬到关市，把许翰、杨时调出朝廷置于闲散职位；像孙觌、刘观、郑防这一类人，却一同身居近臣之列。维扬溃败后无人归罪，恐怕陛下要追究他们误国的罪行，于是又指称结垒并杀死邦昌是招致寇患的原因，特地下达赦书，使元凶大恶都得到宽赦洗涤，唯独李纲不在其中。这件事虽然借朝廷诏令来实行，怎么能够掩盖天下的公论呢？颠倒是非、混乱名实，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等到范宗尹执掌政事，又想提拔像李擢等失节鄙陋之人，以掩盖他们向北面伪楚称臣的罪恶。是非邪正出于人心，就像辨别黑白一样，怎么可以诬蔑呢？他们的谋划不忠，也太严重了。陛下若能不存私心地辨明好恶，完全遵循王道，向上追法仁宗核实审察的政治，使毁誉一定求其真实、赏罚一定与事实相当，使邪说不再产生，直道得以实行，那么要继承嘉祐、至和年间的治理，又有什么遥远的呢？邪正、是非，在今天没有比这更容易辨别的了，只希望陛下决断后一定实行，以扶持正论、核实事实，这是天下的幸运。又说：凡是核实，都必须从大臣和台谏开始。大臣在上面判定功罪、施行赏罚，台谏在下面议论功罪、掌管毁誉，所以不可不先加以核实。

译仁宗即位后，信任王曾的正直、吕夷简的才干，最终任用富弼、韩琦为宰相，而余靖、蔡襄、贾黯、吕诲等人轮流担任台谏；这正是由此核实真伪的。陛下继承皇位以来，在渡江以前所任用的三位宰相中，言官以六条不可宽赦的罪名攻击李纲，说臣下只要犯有其中一条，就必定要伏在斧钺之下，远远逃窜到鲸波万里的南海之外，人们都认为这话是郑防说的。大概李纲在建炎二年冬十一月初一日被远贬，而郑防在这一天受到破格升迁，因此知道说这话的一定是郑防。然而他说李纲大肆制造诬谤，迎合庸俗以求取声誉；朝廷既已罢免他，暴乱却发生了，要平定暴乱，除了我还有谁？于是传呼宰相，声响震动山谷；讥刺规劝群小，命他们上奏章，往来道路之间，等待诏命。这些话在考察奏议时没有依据，在核对实际作为时也没有踪迹，只是编造粉饰之辞，陷害大臣，硬加上不可宽赦的罪名，当时竟然相信并施行了。又用优厚官职来激励他，这是奖赏、鼓励进谗献媚的人，想让他们以毁誉扰乱真相而不加核实。至于说黄潜善、汪伯彦处置失当，人人都认为这是马伸说的。马伸本来是由言官被贬为监当，而他的言论是有事实根据的。不慎重发布命令，就是下诏还都这件事；广泛施加私恩，就是恢复祠宫教官职位空缺这件事；升降任免不公，就是罢免卫肤敏而任用孙觌这种不祥之人这件事；堵塞言路，就是贬斥吴给、张訚、邵成章这件事；妨碍功业、损害防务，就是阻挠宗泽和许景衡这件事；私下收取军情，就是各自设置一千名亲兵，且所请给养格外优厚这件事；同恶相助，就是竭力庇护罪人王安中这件事。每举出一件事，必定提出一项证据，都是众人共同知道、共同看见的；不敢把没有的说成有，也不敢把是说成非。然而当时不相信他们的话而罢免他们，反而以言事不实为由严加责罚。这是在惩罚那些阻止忠直敢谏、舍身为国的人，憎恶他们核实毁誉而不使其混乱。邪说从哪里止息？公道从哪里实行呢？如今郑防虽已死亡，抚恤和荣典礼意隆重厚重，但公论并不认可。马伸既已被远贬，虽有诏命，也没有听说他何时回来，君子都为他忧伤。近来虽以龙阁之职加以荣饰，却还没有完全达到褒奖劝善的礼意。按照《春秋》的法则，惩治奸恶不论其在世还是死亡，必须施加于本人，用来惩恶；奖赏忠善还要及于子孙，即使相隔久远也不使其湮没，用来劝善。伏望圣上特别留意听取臣言，按照这两人的情状，追究并纠正刑罚与赏典，奉行上天的意旨，使天下知道惩恶劝善的方法，以便止息邪说、开通公道；那么三代之所以能够实行直道，将在今天重新出现了。他在“尚志”一篇中说：“臣听说，自古帝王顺应时势而兴起，必定把立志放在首位。天下初创、局势混沌时，必须先立志，才能开创基业、传承统绪；国家衰微时，也必须先立志，才能防止衰败、振兴国家。拨乱之时，行动是关键；志向，是行动的根本。想要平定大事而不先立志，就没有根本了，怎么能取得成功呢？”汉高帝向西进入咸阳，看见秦朝宫室、帷帐、狗马、珍宝和众多妇女，心里想留下居住。樊哙一句话，他就返回霸上。范增因此畏惧汉高帝，劝说他的君主道：“沛公进入关中，财物没有拿取，妇女没有临幸，这说明他的志向不在小处，所以最终必定灭秦取代项王，成就帝王事业。”光武帝击破寻邑的军队，攻取雒南，夺得河北，平定山东。得到陇地以后，又想望取蜀地。他回头对耿弇说：“建立这样的大业，虽然目标宏大、难以轻易实现，但有志向的人最终能够成事。”所以后来汉朝祭祀光武帝，配享上天，仍不失旧日的礼制。靖康改元时，胡人的尘兵侵犯京城，掌权的臣僚没有履行责难君上、匡正国政的职责，首先把立志作为根本，却只求苟安、忍受屈辱，以至于让亲王出京做人质，在城下订立盟约。这就像齐国的国佐、宋国的华元请求联合残余力量，背靠城池拼死一战，发誓以死力争；有人即使国家因此灭亡，也不肯服从。当时的国势，和把火放在柴堆上、自己睡在上面有什么不同？宰相徐防仁却急忙进献谄媚之言，认为金人已经出境，社稷重新安定，是由于圣上德行高尚、生活俭朴勤勉，才得到天地人的帮助；于是陈述八条说法，认为当今可以比拟唐虞盛世，使君臣都获得荣耀。这种志向又是多么卑陋啊！所以朝廷上聚集争论，事情发展到最后颠沛流离，不到一年，终于招来亡国的灾祸。立志，是根本；办事，是作用。根本没有立定，却急于办事，即使有长远谋略和宏大议论，也一定会受到阻格而无法施行。陛下天资神武，自即位初年便慨然发愤，立志消灭仇敌。但当时亲信近臣又不能帮助成就这项大业，反而因循坐视，白白消磨岁月，国家一天比一天削弱。到今天已经六年了，然而上天正在启发圣上的心志，使盛德日益升进；陛下又深切惩戒过去，努力勉励将来，可以说已经卓然立定了高出万物的志向。伏望陛下坚持这个志向，决断而不改变，并且告诫群臣，各自尽到法家、拂士的责任。一定要立志恢复中原，只为奉守祖先陵寝；一定要立志扫平边境，迎回两宫；一定要立志取得四海人心，以此感格宗庙；一定要立志使九州的美味都能奉养父兄。然后向皇天报告功业，明确昭示自己的德意，那么文武百官、六军和万民都会大力响应、满怀期待，也都会震恐奔走，各自修治自己的职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他在“正心”一篇中说：治理天下靠的是法，制定法靠的是道，保存道靠的是心。心是自身的根本，自身是家庭的根本，家庭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天下的根本。所说的家庭、国家、天下，都是心所体现的；所说的道和法，都是心所运用的。能够端正自己的心，那么朝廷百官直到万民，没有不专一归于正道的，安定与治理便由此兴起；不能端正自己的心，那么朝廷百官直到万民，没有不习惯于不正的，危险与混乱便由此造成。所以有虞氏把天下传给禹时，所传授的首先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作《立政》，称述先考文王，也不过说能够端正安顿自己的心罢了。然而心中若有愤怒而不能克制忍耐，就不能保持中正；有贪欲而不能堵塞，就不能保持中正；有蒙蔽迷惑而不能决断，就不能保持中正；有畏惧怯弱而不能自我奋强，就不能保持中正。因此想要端正内心，必须以诚意、致知为根本，这就是君主不可不学习的原因。从前光武帝中兴汉室，放马息兵、投戈不用，却一定先讲习经艺；蜀先主在军阵事务之间处理政事，却乐于听取儒生郑康成等人讲说治理乱世的道理。

译吴王孙权分别命令诸将统领军队抵御敌人，告诫他们身居要职、掌管事务，不可不学习；他自己也说读书使自己大有受益。这是因为平定祸乱虽然急在军旅事务，但裁决军务必定根本在于内心；不学习以求得知识，内心就会混乱，凭什么成就霸王之业呢？如今陛下每天亲自处理政务，广泛考察古今，实行过去的善行和前人的言论，本来已经是在蓄养德行；又经历变故，备尝艰险，考虑祸患更加深远，必定没有邪念。您至诚发出的心意贯通幽明，本来就有别人不能知道而上天独自知道的地方。伏望再选拔正直之臣，博闻多识、有智谋思虑、敢于直言的人，安置在左右，早晚与他们讨论，以便端正安顿自己的心，远远继承周文王的美德；那么朝廷百官直到万民，没有不一同归于正道的，也不会再有回邪欲乱之心，还有什么危险不能安定，还有什么混乱不能止息呢！他在“养气”一篇中说：凡是用兵，胜负取决于军队的强弱；军队的强弱，取决于将帅的勇敢或怯懦；将帅的勇怯，取决于君主所养成的正气，关键在于所持的是曲还是直。交战的是士兵，统率军队的是将领，统率将领的是君主。君主以正直来养气，反省自己而心中理直，这就是曾子所说的“约”，也是狐偃所说的“壮”。壮就强；如果因为理曲而丧失气势，反省自己而心中不直，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馁”，也是狐偃所说的“老”。老就弱。纣王的军队像树林一样，列阵于牧野；周武王数说他不事奉宗庙、残害虐待谏诤辅弼之臣的罪行，于是商朝理曲而周朝理直，所以周朝取胜。项羽的军队震动天下、威服诸侯，汉高祖列举他的九条罪行以及杀害义帝的罪过，于是楚国理曲而汉朝理直，所以汉朝取胜。凡是曲直，是兵家最重要的原则，是制胜的首要关键。金人诈称邀请二圣，迁徙六宫，残杀老幼，劫掠财物，立臣子代替君主，违背天理，肆意行事、无恶不作，理曲也太严重了。陛下作为上皇的儿子、孝慈皇帝的弟弟，从大元帅之位进入而登上帝位，讨伐檄文刚一下达，伪楚便归顺；赦令一颁行，四方就响应。近来陛下又勤勉听政，追赏正直之士，优厚抚恤他们的家属，任用直言，置于重要职位，使圣明声誉传遍四方，圣德日益升进，可以说是理直了。以理直对理曲，胜负已经分明。中原士气应当不用击鼓就自行振作，强敌暴虐横行也应当不用遭受挫败就自行衰弱。然而敌军每次行动，四方都震恐，奔走逃遁，没有人能够与之抗衡，这是因为兵家的谋略和制胜的关键还没有得到阐明。如今想要增强中原的军队，鼓舞将士的勇气，使人人知道我方理直、敌方理曲，从而振作他们因衰败而不振的气势，更在于陛下努力行善，使德行日新。对内，使诸夏亲近信服而没有可议论的理曲之处；对外，使夷狄听闻而没有可指责的理曲之处。这样，守备时的刚强之气可以充塞天地之间，震怒时的威势可以安定天下。还忧虑什么群盗？还畏惧什么敌人？将帅必定听命而不敢骄纵，军伍必定畏惧威严而不敢懈怠；不等两军交锋，百战百胜的谋略已经在九重宫阙之上决定了。他在“宏度”一篇中说：君主应以天下为胸襟，光明应当与日月相配，不能按照私意照临；德行应当与天地相配，不能按照私意覆盖承载；喜好应当遵循王道，不能因为私人劳绩而施行赏赐；厌恶也应当遵循王道，不能因为私人怨恨而施用刑罚。喜怒的发作应当一定合乎节度，使和气充盈流行，万物因此生长。能够调理自己的情感，君主之道就完备了。然而人的情感容易发作而难以控制，其中以愤怒最为严重。克制自己以后，才可以治理愤怒；顺应事理以后，才可以忘却愤怒。

译《尚书》说：“一定要能够忍耐，事情才会有成功。” 这就是治理愤怒、不把怒气迁移到别处的方法。“忍”是暗中忍耐而不发作的意思；“迁”是从这件事转移到那件事的意思。如果能够暗中忍耐而不迁怒，事情就一定会成功。齐桓公忍受管仲曾经射中自己衣带钩的旧怨，反而任用他为相，于是九次会合诸侯；晋文公忍受寺人披斩断自己衣袖的旧事，仍召见他，因此免除了宫廷内乱；楚昭王忍受私怨而赏赐斗辛，最终得以复国；汉高帝忍受对有旧怨的人，封雍齿为侯；忍受多次使自己困窘受辱的人，赦免季布；忍受有人把自己比作桀、纣，仍任用周昌。至于丁公在短兵相接时曾使汉高帝免于危难，可以说有使他再获生命的大恩了。但汉高帝即位后，丁公来拜谒，他却把丁公斩杀示众，可见他不因私人的功劳而赏赐到这种程度。所以汉高帝忍耐五年而成就帝王事业。这几个君主，大概都算在道义原则上有所闻见的人。像袁绍不能忍受田丰、许攸，因而抛弃他们的谋略，士卒便一事无成；唐德宗不能忍受萧复、姜公辅，因而疏远贤相，最终国势衰弱削减。这大概也是因为没有认真思考这个道理。陛下圣明宽厚、心地广大，本来就应当不因私人的喜爱而亲近谄媚之士，也应当不因私人的愤怒而疏远正直之臣。朝廷内外的百官中，如果有人迷误国家、贻误朝政，罪恶昭彰，众人都指责，无法掩盖，即使有私人功劳，也希望陛下同众人一起弃绝他，不要让他侥幸免罪，以致天下人产生疑惑。至于那些怀抱忠诚、坚守正道、触犯君颜、言语逆耳，而又是公论所归、无法掩盖的人，即使遭受谗言诽谤，也希望陛下同士大夫共同支持他们，不要让他们退处困穷之地，以致失去天下人的心。这样以后，赏赐一定恰当，这就叫天命；惩罚一定恰当，这就叫天讨。如此便可以拨乱反正，建立中兴大业了。他在“宽隐”一篇中说：自古以来，开创基业、使国家兴盛或扭转衰败、增益宏大功业的君主，对待臣下的恩惠礼遇虽然相同，但崇高威严、严格恭敬的态度，常常施用于武臣将帅，以挫折他们强悍骄纵、难以驾驭的气势；柔和谦逊、屈己礼让的态度，则一定施用于隐居山林、退处自藏的士人，以磨炼他们廉洁安静、无所求取的操守。所以，驾驭人才的方法，是表彰正道、端正风俗。汉高帝即位后，曾召齐王田横从海岛来朝，后来终身悔恨没有礼遇四皓。汉世宗曾经蹲踞着接见大将军卫青；到了汲黯奏事时，有时不戴帽子，便奔走躲到帐中，派人批准他的请求。光武帝控制功臣时不相互宽贷，却招请隐士，如会稽严光，他的脚甚至放在皇帝腹上，却辞去爵位；山阳王成派使者两次聘请他，他都不肯上车；太原周党入宫拜见，伏在朝廷上而不行礼。虽然范升上奏夸赞皇帝、求取高位，光武帝并不以为然，分别顺从这些人的志向。这三位君主，对内平定四海，对外震慑百蛮，可以说都是英雄之主。然而汉高帝的威势能够施加于暴秦和强楚，却不施加于四皓；汉世宗的威势能够施加于匈奴、西域、两越和东夷，却不施加于汲黯；光武帝的威势能够施加于寻邑、王郎、赤眉、铜马以及陇蜀诸君，却不施加于严光、周党。只有公孙述一人这样做。公孙述征召蜀地的李业等人，有的用兵威胁，有的用鸩毒逼迫，有的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拘械起来，李业等人全都死了。看起来，他似乎最懂得防止滥用威令了。然而，公孙述的威势可以施加在李业等人身上，却不能施加在吴汉身上，这是为什么呢？威势有应当施加的对象，形势也有应当屈服的时候。对该施威的人施威来树立威信，力量就会强大；在可以屈服之处屈服而不顾全大势，事业反而会昌盛。反其道而行，就很难免除动乱灭亡的灾祸了。陛下尊崇德行、喜好正道，如同古代贤王，多次下诏书详备征召隐逸之士；可是群臣中有人不能恭敬承受陛下的美意，来增益盛德的光辉。凡是宣召而有人没有到达，不查究实际情由而稍加宽免，反而肆意诬谤，说这是违背“君命召唤，臣不等候车驾”的道义，给他们加上傲慢的名声，还想把不恭敬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即使陛下宽宏大量、包容一切，不听从这种说法，制造这些诽谤的人也实在太过分了。被召而不到的人，难道他的本心是喜欢贫贱、厌恶富贵吗？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缘故：有的年老早衰，不能前来；有的身体患病，不能前来；有的志气已经受到挫伤，不能前来；有的才力不足以胜任任用，不能前来；有的见解与时俗不同，不能前来。如果听任他们守持自己的操守，停止催逼而安歇恩命，对下可以保全隐居的节操，对上可以成就君主喜好善人的美德，双方都得到好处了。现在却想把雷霆般的威势施加在一个普通士人身上，这是为什么呢？自从渡过长江以来，四月八日颁下的赦书，开头就说要首先遵循仁宗的法度。我谨按考康定年间，朝廷曾经用入词馆任职的名义征召张俞，他辞谢不接受，前后达到四五次。后来又因修撰《起居注》而任用王安石，他也辞谢不接受，前后达到八九次。朝廷都顺从他们的意愿，还优厚地奖勉他们来激励风俗，从未对他们施加雷霆般的威势；但权纲并没有因此不能树立，命令也没有因此不能实行。威势施加于西方，于是臣服了元昊；威势施加于北方，于是削平了王则；威势施加于南方，于是荡平了智高。对隐士柔和谦逊、屈己相待，德行反而更加隆盛；对四方夷狄刚强有力、伸张威势，威名反而更加震动天下。这可以说是懂得威势应当用在什么地方，这正是陛下应当遵循的。侍从、近臣如果没有忠言奇策，能够上动圣听、奋扬天威、消灭仇敌，却反而请求把威势施加在有病而退居的臣子身上，他们的用意究竟在哪里？伏望陛下特地下诏书，重申这一主张：凡是被征召而不能前往的，都听任其意愿，不要强行招致。只把威刑施加于外部的凶暴横行之敌，内部的贪婪残暴之贼，以及那些悍戾骄横、不可任用的将领和进谗妄说、败坏德行的臣子；这样天下就会归心，治国之道也就成就了。秘书省正字张孝祥上奏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天赋神圣，亲身承当中兴的时运，兢兢业业地行道已经三十多年了。按照陛下的心意推行陛下的政令，那么唐虞三代的成就也应当不值得再向前追求了。可是怀有忠心的士人拿今天来衡量古代，竟然还想有所议论，这是为什么呢？是群臣辜负了陛下的使令。自建炎以来，朝廷的治理大概曾经一再更改。起初陛下在中兴之初励精图治，执掌政事的人却树立异说、互相标榜，重视虚名而忽略实际功用。等到陛下恭谨自持、修好关系以后，专擅国政的人又倚仗权势、培植党羽，废弃公议来窃取君主的威权。君主如同上天，如同父亲。侍奉上天、侍奉父亲尚且如此，哪里还有闲暇顾及其他呢？如今陛下收回并掌握威权，人才的任用和罢黜全由圣意决定，先前那两种弊病已经革除了。然而臣虽愚昧，仍想冒昧地竭尽心力，实在是希望陛下在清闲宴居之时，秘密告谕近臣，使他们不要只苟且顾及眼前，更加致力于长远谋略罢了。事情如果有可以实行的，应当各自进献所听闻的意见，哪里一定要拘泥于形迹上的疑虑呢？政事如果有偏差和弊病，应当不要害怕改弦更张，不宜因习惯于旧有见闻而不改；如果玩忽岁月，就会失去因势乘机的时会；如果只粉饰文书形式，就一定会违背考核实际成效的原则。假使群臣都精诚纯洁地承受陛下的美德，陛下就可以高拱而坐，彰明成功，长久聚集太平，没有穷尽。惟愿陛下留心，实在是臣的幸运。”

译殿中侍御史章谊应诏上言说：“臣恭敬地拜读本月二十六日的圣训，知道陛下在忧念国家患难之时，深切思考政治尚未完全通达。臣由此看出陛下忧虑祸患的迫切，以及求得治理的辛劳。仰想陛下怀有宵衣旰食、警惕奋勉的心思，念及祖宗基业的重大，优礼臣僚，广泛寻求切要事务，正当让群臣尽心有所作为之时，又下达了谦虚自持、努力实行的诏书。恩德的声音下达各处，朝廷内外都欢欣喜悦。像臣这样见闻浅陋的人，实在不足以仰报陛下的清明询问。然而臣有幸因狂直愚昧而充任言官，不敢以学识浅陋为辞推却。臣认为，要使国家的患难消除，没有什么比以谋略为先更重要；要使政治通达，没有什么比急于任用人才更重要。孟子说：‘即使有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能把万事万物都周遍处理，是因为要急办当前最重要的事务；即使有尧舜那样的仁德，也不能周遍地爱护每一个人，是因为要急于亲近贤人。’陛下诏告臣说，寇敌充斥，在齐、鲁、宋、卫的郊野肆虐；盗贼猖獗，在江、鄂、洪、抚一带互相株连；闽中屡遭扰乱，淮上多有忧患。这四件事，臣知道国家患难的深重正在于此。陛下又诏问臣：‘用什么方法可以保全民众？用什么策略可以平息盗贼？用什么办法可以遏制强敌？采取什么措施可以增加国家财赋？’这四件事，臣知道政治能否通达正在于此。” 陛下运用谋略来解决这四方面的患难，就是所谓尧舜的智慧；任用人才来推行这四方面的政事，就是所谓尧舜的仁德。请允许臣分别辨明并详细说明。”圣诏说：“敌兵充斥，在齐、鲁、宋、卫的郊野肆虐，这是陛下想到宗庙社稷所在之地，并为刘豫尚未擒获而愤恨。陛下认为，刘豫僭越窃据，难道是敌人心甘情愿让他这样做的吗？这两方面其实都是出于不得已。敌人穷兵深入，离本国万里，攻劫、焚烧、荡平中原，本来就知道中原空虚，却不能占有，所以不得已而任用刘豫。像刘豫这样的人，身陷兵革之中，贪恋朝夕之间的性命，即使他向北方朝廷屈膝，实际上也可以成为屏卫中国的藩篱，大概也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如果真能派辩士打动他的心，再慢慢派遣间谍，秘密赐给他诏书，答应让他作为外藩，宽免他死罪，那么兵革可以暂时停息，边境可以稍得安宁。然后专门委任重臣，经营北伐。将来王师接连进军，从清河进入京东，从汴路进入京畿，从襄汉进入陈蔡，在登莱一带与李齐约结，在河洛之上与张浚、翟兴会合出兵。陛下如果果真采用这个谋略，那么齐、鲁、宋、卫的郊野就可以收复了。” 圣诏说：“盗贼猖獗，在江、鄂、洪、抚一带互相株连，这是陛下想到江左百姓遭受涂炭，并为李成、马进尚未讨平而愤恨。陛下本来曾派周虎臣前去晓谕李成，让他归还镇守之地。李成已经听命了，后来抚谕他的使者却没有接续派出，请求粮食也没有得到答复。外面的将领大败，就隐瞒不报；稍有小胜，就夸耀而把功劳归于自己。到了今天，盗贼猖狂地四处出动，江、鄂、洪、抚一带的战事纠缠不解。臣本来曾请求把江东的池州、饶州、信州、抚州，江西的洪州，荆湖的鄂州分作三路派兵防守。又曾请求命令吕颐浩、朱胜非兼管荆湖、江南四路之地，统辖并保护各位将领，分由两军统兵作战。陛下如果试行这个谋略，那么将领和士卒的心力一定会坚决奋发，臣属军队的号令一定会统一，财物军需也不会互相争夺，士卒也不会逃窜潜伏，江、鄂、洪、抚之地就可以完整地保有了。圣诏说：闽中屡遭扰乱，淮上多有忧患，这是陛下想到守帅没有才能，并考虑到镇守安抚尚未见效。闽中的扰乱，开始于范汝为结集党众之初；福建的帅、守、监司任用不得其人，不能擒捕。朝廷派谢向招安之后，他们担心受到责罚，于是共同散布流言，声称刘时举死得并非罪有应得，希望借此中伤谢向，动摇范汝为。” 陛下如果确实明察地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把这些人全部罢免，另行选择得力大臣，那么闽中屡遭扰乱就不值得忧虑了。淮南各镇起初都任用了适当的人，合并形势、同心协力来抵御残余敌军，长江以南也借此成为屏障。自从赵立被围，朝廷不能派兵救援，以至于城池陷落，于是薛庆、李彦先相继战死，岳飞、郭仲威也接连失守。今天本应以重臣统领各镇，供给他们草料和粮食，使他们从四面进攻袭击，消灭残余寇贼，催促他们返回镇所，致力于耕种，养护疲惫困苦的百姓，招抚流亡，修缮准备防守御敌之事；这样，淮上多有忧患也就不值得忧虑了。以上四件事，臣认为应当崇尚谋略而不崇尚蛮力，这样国家的患难就可以消除了。圣诏说：用什么方法可以保全民众？臣认为保全民众没有别的办法，除去奸邪、贪婪、残暴、虐害百姓的官吏，就可以保全民众了。如今劝勉农桑，惩罚游荡懒惰，减轻税收，减少刑罚，使鳏寡孤独能够顺遂地生活，使遭受饥荒、凶灾、疾病的人得到养育，这就是保全民众的方法，不过如此。可是陛下怜悯体恤百姓的心意，恩德流布的仁慈，表现在诏书中，也见于赦令，并不是不反复谆谆说明。然而百姓不能获得安宁，是因为奸贪残虐的官吏还没有完全除去。圣诏说：用什么策略可以平息盗贼？” 臣认为平息盗贼没有别的策略，得到奉行善政、循法公平的官吏，就可以平息盗贼了。如今派遣绣衣直指之使，任用执法严明的柱后惠文之吏，施行如虎穴屠伯般的酷刑，任用善于追踪声迹、徒步侦察的士卒，加重诛连妻孥的科条，实行连坐保伍之法，平息盗贼的办法不过如此。陛下设置了负责警察巡查的巡尉官，惩治罪恶有刀锯之刑，大罪就在原野处决，小罪就在市朝公开处置。然而盗贼仍不能平息，是因为奉行善政、循法公平的官吏没有得到任用。圣诏说：‘用什么办法可以遏制强敌？’臣认为，铠甲坚固、兵器锋利，城池高大、护城河深，地势便利、山川险阻，得利就交战，不利就防守，这些就是遏制强敌的办法。国家已经兼用这些办法了，然而强敌仍然侵凌，是因为陛下还没有得到能够折冲御侮的大臣。圣诏说：‘采取什么措施可以使国家财赋富足？’臣认为，征收布帛、草料、粮食之税，取得关市贸易和榷酤专卖的收益，凭度僧、鬻爵的凭牒取得钱财，以及开发山林、煮海制盐所得的财富，这些就是国家财赋产生的来源。国家已经兼用这些办法了，然而经费仍然不足，是因为陛下还没有得到善于理财、长于财计的大臣。以上四件事，任用人才而不要只依靠法令，政治就可以得到治理。”

译崇尚谋略，是智慧；任用人才，是仁德。陛下掌握仁德和智慧的大要，优游于法宫之中，天下有才智的人都为陛下奔走效力，以完成艰难的事业，那么祖宗创立的宏大基业就不会坠失了。陛下逐条列举政治的事项，本来可以大略看出其中的得失，但不如诏令执政、侍从之臣各自荐举俊杰之士，使他们来到行在，考察他们的智谋，考核他们的议论，共同辅佐中兴，以使各项事务安定。臣得以替陛下察看他们是忠是邪，并对他们加以警戒勉励。臣听说舜继承尧之后，寇贼奸邪作乱，蛮夷侵扰华夏，洪水横流，百姓没有粮食可吃；舜举用十六位辅相，除去四凶，舞干羽而使有苗来归，于是地面平治、上天成就，万国都得到治理。这确实是急于亲近贤人、施行仁政和智慧所取得的成效。正当陛下忧劳图治之时，臣斗胆始终以尧舜的事迹进言。陛下大力实行这条道路，距离尧舜又有多远呢？臣不胜区区的诚心。”},{ 谊又上奏说：“臣听说，人主的职责，在于选择和任用一位宰相。宰相的职责既然专一，就能够把扶危救颠作为自己的责任。如今天下的形势，可以说是既颠危又不安了，正依赖宰相总领率领百官，扶持国家的大业。如果政事的沿革、官吏的任免、刑罚与赏赐的轻重、军队将帅的进退，都由皇帝亲自裁断，再交由宰相决定；并且使久经战阵的将领、功臣、外戚亲属和皇帝身边的近臣，都不能借关系钻营请托，一概退居听命。这样以后，朝廷的威势就会尊崇，治理的功业也就能成就了。伏望陛下安然实行这一道理，把成效责成于宰相。如果有一件事没有办妥，就允许谏官、御史逐条论奏，考察纠察；百官也各自恪守职责，以尽力向皇上进谏。这样或许可以防止政令多出、朝廷出现侥幸居位之人，保全国家安全，共同成就中兴的美业。这是天下最大的幸事。” 谊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全盛时，尚书省设在外朝，接受四方呈上的诉讼文书；都堂设在宫禁之中，商议天下政事。士大夫因职务往来四方，以及省、台、寺、监中因职务向宰执提出建议的人，都在早晨到都堂，穿朝服拜见。于是宰执接受他们所办的事务，亲自观察其才能是否可用，众人意见协调一致后，才决定官员的进退。从早晨到中午，阅览天下事务，没有一点搁置。自从巡幸以来，三省与都堂不再分处，宾客随从络绎不绝，只能勉强应酬；文书纷繁杂乱，没有空闲审察裁决。又分设厅堂接待宾客，每天到了很晚还不能结束。左右司有事要禀报商议，迟疑徘徊而不能上前；堂吏抱着案牍，在门外徘徊，只好退去。即使有▯济之才、弥纶天下的志向，又哪里有空暇用心于此呢！唐代制度规定，丞郎拜见宰相，必须等宰相稍有空闲才敢通报；郎官若不是公务，也不敢拜谒。从前宰相往往接待宾客，遇到有交情的人，便带着酒聚集于阁中，喝醉后离去。等到李德裕任宰相，便告谕御史：‘有人因事情要拜见宰相，必须先向御史台禀报，才允许接见。’从此退朝以后，百官都由龙尾道快步出去，没有人擅自到阁中去。考察今天的事情，再来验证李德裕当时的做法，大概是有道理才这样做的。” “伏望陛下以睿智慈爱，明白地降下戒谕，使都堂议事稍微遵循旧制，或许可以防止在事务繁多之时，▯纶之地变成宾客清谈闲坐的场所，从而上合圣主责成宰相、仰求治理成效的心意，臣实在感到万分幸运。” 右正言陈渊上奏说：“治理天下有万世不变的道理，也有一时解决纷乱的办法。不变的道理，就像饥渴时需要饮食一样，一天也不能缺少；解决纷乱的办法，就像治病使用药物一样，病好了就应当停止用药。战国时代，诸侯凭借欺诈和武力相互吞并，他们所忧虑的，只是国家不富、军队不强罢了。因此，当时的谋臣、策士，如果不是富国强兵的主张，就不向他们的君主进言；孟子却鄙弃这种做法，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所以后世没有流传这种主张。即使像管仲辅佐桓公那样，九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他的功业可以说很盛大了，但孟子仍不以此为取。难道是因为管仲所成就的事情只能救济一时的急难，却不能施行于万世吗？当时梁惠王凭借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东面败给齐国，西面向秦国丧失土地，南面受到楚国羞辱，想要一举洗雪耻辱，向孟子询问对策。按理说，孟子应当有非常高明奇异的谋略，能够在片刻交谈之间扭转灾祸，轻易取得成功；但孟子却只回答他，要对百姓施行仁政，减省刑罚、减轻赋税，使农民深耕土地、及时除草，修养孝悌忠信的品德罢了。这又为什么显得如此不切合实际呢？因为救济一时的急难，不过是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 “能够施行于万世而没有弊端的，非仁政不可。仁政，是取得民心的方法。取得天下有方法，取得百姓的拥护就能取得天下；取得百姓的拥护也有方法，取得他们的心就能取得百姓。那些所谓使国家富足的做法，是困苦百姓的根源；所谓使军队强大的做法，是毒害百姓的手段。用这种办法却想取得百姓的心，不是很难吗？不过，不说富国，并不是要把货财全部舍弃而不取；不说强兵，也不是要销毁铠甲兵器而不用。治理好根本，末端的事情自然会随之而来。根本是什么？就是取得民心。既然取得了民心，用它来使粮食充足，那么君主和谁还会粮食不足？用它来整治军队，那么百姓就会效死而不离去。这就是商汤、周武王称王而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如今为了军队而治理财赋，搜取财物而虐待百姓，百姓不堪忍受命令和负担，就会转而成为盗贼奸宄之徒；再加上饥荒乘机发生，其祸患将多得无法说尽。希望陛下思考孟子的话，修行仁政以巩固民心，不要以祖宗的德泽尚未衰替为理由，就忽略体恤百姓，那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左司员外郎王信在转对时，论述士大夫趋向方面的弊病：做官的人逃避一时的责任，日后便对其他事情不再顾惜；进献言论的人只求一时迎合，对实行后是否可行却不加考虑；办理事务的人把赶快办成为原则，却不考虑根本问题；谋求利益的人把取得羡余作为要务，却不探究财利来源和流向的实际情况；坚持论议时崇尚刻薄，渐渐失去了祖宗忠厚的本意；革除弊病时专务烦琐细碎，却不明白国家宽大为政的原则。这些人因循敷衍、玩忽成习，安然不觉得奇怪。希望斟酌古代的道理，结合当时的适宜做法，在取舍之间明示所喜所恶，使天下人都顺从地知道应该趋向哪里，不再为了眼前而苟且迁就。王信又论述说，朝廷虽然有体恤百姓的政策，州县却未必真正实行体恤百姓的措施。近年收成不好，陛下忧念百姓；凡是遭遇水旱灾害的州郡，其租赋有的予以蠲免，有的暂时搁置，停止催征。然而以‘暂时搁置、停止催征’为名，可能被人借机牵连滋扰。希望明确予以减免放弃征收。皇上全都采纳了他的意见。” 《历代名臣奏议》第四十七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四十八卷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治理国家的道理。宋高宗时，提举万寿宫兼侍读张守上奏说：“臣仰见陛下忧劳勤政、思虑治道，已经十年了。自去年冬天敌人不能渡过长江，今年秋天湖寇又被荡平，中兴大业有了希望，朝廷内外都翘首以待。然而人心仍然惶恐不安，依旧有外来侵侮的忧虑。臣私下认为，夷狄尚未归服，没有什么比治理好自身更优先的了。因为整顿政事正是抵御外侮的方法。伏望陛下念及创业维艰的旧业，恢复长久宏大的远大计划，既不过分也不偏失。建立中正之道以承顺上天的心意，不要三心二意，也不要疑惑。竭尽至诚，以穷尽群臣的思虑；任用贤才，就要责成他们建立大功，并且长期任用；任使有才能的人，就略去他们过去的过失，使用他们的长处。保卫巩固淮甸，以确定驻跸之都；提拔偏将，以分散尾大不掉的势力。爱惜名器和财力，以革除侥幸求进的习气；推崇奖励忠厚端正诚实的人，以消除结党营私的风气。这几件事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其他琐碎事情不值得向陛下陈说。然而凭陛下英明睿智、天资卓绝，只要对此数事稍加留意，中兴的功业就不难实现了。《尚书》称颂成汤的德行说：‘始终如一，这样才能日日更新。’德行之所以能够日日更新而没有穷尽，只因为始终如一罢了。虽然这是书生常说的话，但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超出这一点。” 只望陛下果断地实行，并且努力推行。” 张守又上奏说：“臣离开宫门很久，孤陋寡闻。近来承蒙召入经筵，又得以瞻仰陛下庄严肃穆的圣容，这是千载难逢的际遇，岂敢不竭尽愚见来冒犯天听？臣私下认为，今天最急迫的事务有六件，而夷狄之事还不在其中。因为夷狄尚未归服，没有什么比治理自身更优先的。请让我为陛下把这个道理讲完：第一是立国，第二是察言，第三是任贤，第四是使能，第五是抑制侥幸，第六是破除朋党。什么叫立国？陛下巡幸江浙，将近十年了。去年冬天敌军骑兵不能渡江，入秋以来又没有其他警报。议论者便认为应当长驱深入，恢复中原，建立大功，时机不可错过。臣认为，如今骁勇的将领激励军队、积蓄愤怒，养精蓄锐后，固然可以折断马鞭去鞭打刘豫，勒住马缰返回旧京。然而这样做不过是策立功勋、评定赏赐，成为一时的美观，却不是国家长久的利益。为什么呢？敌国仍然强大，屏障尚未建立，秦、晋、韩、魏之地以及强兵健马聚集的地区，全都属于敌人的朝廷。即使能够收复州县，又能保有土地、安抚并统治百姓吗？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能够不发生匮乏吗？如今的计策，应当专心经营淮甸，以壮大屏障，在建康驻跸，暂且作为别都，储备粮食、训练军队，先谋求使自己不可攻破，然后等待时机行动，一举谋求万全，这就是立国的谋略。什么叫察言？自从陛下大开言路以来，谋略和计策纷纷提出：上面有宰执进呈意见，其次有台谏官论说政事，下面有百官轮流奏对，远处还有平民上书。满朝都是发言的人，很难作出取舍。何况自古以来辨别言论本身就是难事。臣前些时候承乏台属，首先曾把伊尹的话告诉陛下：‘有人说的话违逆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上考察；有人说的话顺合心意，一定要从不合道理处考察。’臣常说，听取言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因为不了解君主的意向而发言，很少有不违逆的；迎合君主意向而发言，很少有不顺耳的。因其违逆心意而寻求其中的是理，因其顺合心意而寻求其中的非理，这样十件中就能得到五六件正确的意见。然后再考察它的邪正，参验订正它的虚实，于是有的采用，有的防备，有的舍弃，很少有不恰当的。这就是听取言论的要点。什么叫任贤？周宣王能够中兴，只是任用贤才、使役能人罢了。大禹告诫舜时说：‘任用贤人不要疑贰。’所谓任用，不只是尊崇他们的爵位、厚给他们的俸禄而已。寻求人才要审慎，交付政事要专一。怀疑他，就可以不用；既然用了，就可以不再怀疑。寻求审慎，才能与其才能相称；委任专一，才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孟子所说‘左右卿大夫和国人都说他贤能，然后才任用他’，就是寻求审慎。齐桓公任用管仲，一再称他为仲父，这就是委任专一了。否则就会畏首畏尾，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哪里有时间舒展四肢、完成职责呢？寻求既然审慎，委任既然专一，还要长期任用，以责成他建立功业。尧任用鲧，鲧堵塞洪水，造成的灾害很大，也一定等到九年治水功业仍未成功，然后才罢黜他。尧难道不怜悯受水灾困苦的百姓吗？这是因为他遵守当时三年考核、据功升降的制度。何况有时一时的举措会有极小的过失，一个人的好恶又有毁誉的私情，如果随即废弃或罢免，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而且法令的宽严变化也无人知道缘由，恩怨报复各自只求满足自己的意愿，徒然造成纷乱，对治理之道没有帮助。臣希望陛下如果得到真正的贤才，就略去细小的过失，不要只求眼前成效，而要以长期任用来责成其成功，这就是任贤的方法。什么叫使能？有才能的人与贤人不同，使役有才能的人又与任用贤人不同。贤人如果只被役使，就不能竭尽心力；有才能的人如果被完全信任任用，就必然可能给国家造成错误。因为有才干、能够办事的人，未必就是贤人。左右近臣、各司各府，都可以根据各人的才能让他们办理一项职务，这样事情没有不办成的，但不能因此把他们当作应当信任任用的人。还要舍弃他们的小过，记录他们的大体，放下他们过去的恶行，允许他们改过自新。所以应当任使有智慧的人、勇敢的人、贪婪的人和愚笨的人。像封伦、裴矩，因奸邪而使隋朝灭亡，却又凭智慧辅佐唐朝；李祐本是贼军将领，最后却捆绑吴元济。天下的人才，没有绝对不能使用的，只在于怎样任使他们罢了。如果按照《春秋》责备求全的原则来使用能人，那么能人就没有办法任用了。能人不能任用，剩下的不过是选取那些庸碌软弱、无所作为的人罢了。这些庸弱无能的人虽然没有明显过错，却一定会把事情办坏，不可不戒。以上就是使用能人的方法。什么叫抑制侥幸？自从国家处于艰难时期以来，风俗败坏，贪图眼前所得、苟且求取的风气比以前更加盛行。下面的人既然产生了侥幸之心，上面的人便施行姑息的恩惠，名器日益轻贱，费用日益增加，民力越发困乏，国势越发衰弱。早晨接受一项任命，晚上就图谋进入政事堂；一有除授，接着便请求升迁提拔。候补者一代接一代，达到三四批，等待任职竟有十多年。稍加裁抑，下面便兴起诽谤，怨恨全归于上面，甚至用危言耸听来迷惑皇帝的听闻，终于要等到达到自己的目的才停止。现在的计策，若要严厉裁抑，形势或许难以推行。如果内外官吏已经足够任用，就不必再增加员额和职位；既然已经有了候补替代的人，就不必再行除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