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一

译兵部可以接受枢密院调遣的命令，发出符移文书；其他事权也都依照这个办法办理。又多设置两府属官，如检正、都承一类的官员；主管蜀地事务的设置一员，主管淮地事务的设置一员，主管各路事务的设置若干员。两府每天与属官切磋讨论、谋划治理本地事务，而不让文书往来干扰其中。这样，大臣便有从容的空闲，可以每天接见百官以及四方贤俊。应酬事务简少，聪明才智便能保全；心志专一，利害便能审察。堵塞祸乱的道路，开启功名的门径，应当从这里开始。只希望陛下思考。第二，仿照方镇制度来建立守令体系。天下最大的祸患，在于没有兵力；没有兵力的祸患，又是郡县制度弊病造成的。祖宗为了纠正唐末、五代方镇权重的弊病，建立了繁密的郡县制度，使兵力和财赋全都由中央掌握，而守令不能自行专断。从前擅自控制数州、凭借力量与上国争衡的人，到这时都只能拱手遵守约束，收起铠甲而藏兵。制度传承日久，天下因此没有变乱。然而国家势力也由此逐渐削弱，敌人于是得以在其中肆意妄为。宣和、靖康以来，天下并非没有忠臣义士、强兵猛将，但各自只凭一州一县的力量抵抗敌人的锋芒，所以失败不能支撑，终于被敌人攻陷。中兴时期的大臣懂得循环救弊的办法，大概已经有人提出建立方镇的建议了。错过这个机会而不谋划，因循到今天，国家削弱不振，所受的病根仍和从前一样。到了今天还不稍作改变，臣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来谋划善后。如今陛下命重臣建立宣抚帅府，节制江东、江西各州的官、民、兵、财，全部听从调遣。朝廷的谋略深远，已经掌握了方镇制度的大意。然而既有宣抚帅府，又有制置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抚副使，事权都很重，体制名分却不明确。比如同一项兵力和财物，宣抚帅府正想从各司调拨，另一方又发出差拨命令。刚开始发指挥时，各方彼此不照会；到了执行承受之时，将领究竟听从谁呢？今天的事情，只有略微仿照方镇旧有制度，划分地区、建立守帅，才可以舒缓祸患。比如江西一路，九江、兴国、隆兴与鄂州相邻，朝廷既然倾尽全国力量去支援，暂且不论。只是敌人进到湖南，已经深入腹地；除此之外的八州，处置不能草率。八州之中，庐陵、宜春最处于冲要。敌人用兵，常常有意避开坚固之处：避开八桂，便从清湘出来；避开长沙，便从衡阳出来。如今宜春被认为有兵，只有庐陵仍然没有防备，这正是舍弃坚固之处而攻击弱点，放弃实处而打击虚处。敌人既然认为这样是得计，那么避开宜春而趋向庐陵，其谋划一定会从这里开始。州县的财力和人力有限，守令的权势向来微弱。敌人到一座城，整座城就遭到创伤残破；到一个县邑，整个县邑就荡然溃败。事势到了这一步，并不是人的过错。如果不另行建立规模，凭什么平定祸乱？臣愚认为，不如在吉州建立一镇，把建昌、南安、赣州隶属于它；在袁州建立一镇，把临江、抚州、瑞州隶属于它。选择当世懂军事、又有声望的人，让他们各自统辖四州事务。四州的官吏，允许帅府自行辟用；现在任职的人，或留或去，都由帅府决定。被罢去的人，命令他们登记等待其他路的差遣。四州的财赋，允许帅府自行使用、自行交纳；事务一开始办理，原来应上供的各色科征名目全部交给帅府办理；此前尚未解送的数目，也允许截留。四州的军队，现有的伍符编制必定寡弱而不能振作，现行团结编组也必定分散而不整齐；允许在伍符、团结之外另行筹置，收取民丁作为士兵。某一州有紧急事务时，可以得到其他三州较为宽缓的力量援助；三州较宽缓时，也有一州承担紧急事务，使其没有后顾之忧。不到两三个月，吉州和袁州的气势自然就会大不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依照这个办法推行，江东、广东也没有不可以实行的。郡县、方镇的制度，到末端都有弊病。圣人可贵之处，只在于能够通达变化、随时推移。所以郡县制度是用来纠正方镇权重的偏弊，方镇制度是用来挽救郡县权力积弱。如今郡县权力轻弱，已经严重了！那么建立方镇制度，以稍微改变其琐碎而不足凭恃的形势，实在是今天的第一要务。陛下如果有一天超出常规地见识到这一点，不拘常格擢拔几名沉着果断、英勇有为的人，交给他们几个镇，使他们各自替国家担当一面，那么郡县之间的文书往来不会过于繁密，事权不会过于分散，兵力和财赋能够自由调度，不至于严重迟滞、难以举措。十天半月之内，天下就会如雷震动、如云聚合，响应者如影随形，把敌人驱逐出境；即使因此收复中原、实现志愿，也是可以的，还何必忧惧宗庙社稷的安危呢？第三，利用团结编制抽调兵员。抽调兵员的说法，臣以前已经开了头，只是具体条目还没有详细说明，请再陈述。向百姓征取兵员，是周代井田制、唐代府兵制的遗法。如今使者四处出发，分别巡行各营阵，让各地自行团结编组，作为乡里的防卫力量；在快速行军中，这也近似于善于行走的人，然而实际上没有益处。” 近来朝廷把保伍作为要务，官府下达这件事，里胥们便挨家挨户办理，拿着笔抄录各户户口，说这是官府的命令，各家都要编入保伍。不久，他们把户籍册上交官府，又把各家门墙涂上白灰作标记，取定甲数，五家五家地登记，称为保伍。像上述所说的保伍，也就不过如此罢了。我居住在庐陵，过去一有盗寇警报，乡里又兴起所谓义丁。一天，隅总敲梆子通知全乡说：“盗寇来了，不要离开！”众人各自约定某日聚集在某处，练习守望的方法。到了那天，便杀牛滤酒等候；各人穿着自己的衣服，拿着自己的武器，按照类别编成队伍，绕行于村落井邑之间，聚集时一齐聚来，解散时忽然散去。义丁也不过如此而已。如今朝廷命使者整合州县，奉命防守并推行，移文计议其规制和部署，应该会比臣所说的更加周密。然而，某处有多少人，某处又有多少人，属县汇总表册申报郡府，郡府再汇总表册申报朝廷，计算人数自然不会少。但分散时彼此不统一，聚合时人数虽多却不精练。所以在分散之时，乡村无法与镇市相通，镇市无法与城郭相通。

译敌人突然来袭，某一方的力量不能抵敌，形势也支撑不住；老弱还来不及挑选，训练阅习还来不及施行，即使有金鼓、旗帜等物，也不知道坐、起、进、退的规矩；即使有城池、山川、湖泽的险要，也不知道防备、抵御、攻取、守御的方法。况且百姓聚集起来后，如果让他们自己储粮、自己准备饮食，就有做不到的地方。依靠官府供给，官府又无法供给；即使能够供给，也不能长久。臣所以说，这是没有益处的。前面所说或一千人、或几百人，不过是隅总一天之内能够办到的事。如今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没有察觉聚集他们容易而使用他们困难，只看到增加兵力有名无实，却没有实际拒敌的力量，竟想按照团结人数的多少来升降官职、赏赐，以此作为鼓励；还以为一旦有紧急情况，或许可以驱使他们去抵御敌人。贾谊曾有言，这些做法全都不合事实，是真正懂得治乱根本的人所不会采取的。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把数州委托给一位将帅，建立一方镇，不如让这位将帅从团结的民户中每二十家抽取一人，列入军籍。一个郡若有二十万家，就可以得到一万名精兵，照此实行。各州一镇的新兵，应当不会少于二三万人。州郡现有的租赋，可以用来供给军粮；现有的财物，可以用来供应军需。古人抽取丁壮的办法，有时从三家抽一人，有时从五家抽一人。如今官府收取百姓的米粮来供养军队，收取财物来供军用，既然已经耗费了百姓的力量，就不应再不恰当地加重徭役。只从二十家抽取一人，则负担少而容易实行。州县号召起来没有困难，几个月之内，这件事一定能够办成。将帅加以训练，使他们精锐；鼓舞士气，使他们发挥锐气。山川地形，他们熟悉便利；人情世故，他们熟稔；出入生死，彼此相互托付性命；交锋之时，彼此面熟，声音相应。这样的军队，一个镇得到二三万人，便应当令人凛然，不会比一个敌国差。各路列镇联合起来，即使拥有十多万精兵也是可以的。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计算他的兵力也不曾满二十万。假使我们在各阃之外另得到十多万精兵，那么向哪里进攻会不能取胜呢？有人说：“国家平时各项经常性开支都要供给，州县财赋也各有科目名目。如今上游的军队尚未解散，江淮的馈运也照旧进行；如果把这项财力转来供给方镇军队，各阃的军需怎么办？”唉！选择祸害，没有比选择较轻的更好；选择利益，没有比选择较大的更好。臣已经审慎筹划过了。荆湖的道路既已阻塞，即使想要漕运，船只也不能继续前进；江广的防备既已空虚，即使拥有财赋，土地也不能自行保全。与其束手无策，把财赋运输给敌人，哪里比得上变通办法，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希望能够驱逐敌人呢？况且江广一旦保全，我们境内只征收正常赋税的地方还很多。陛下身处这种厄运，不得不勉力自行节省缩减，委曲求全地加以通融，多方设法救济各阃的紧急需要，支撑一段年时；等敌人最终衰竭，再恢复各郡县和正常制度，也还不晚。否则，恐怕还不知道事情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惟愿陛下深思并赶快谋划。第四，打破资格限制来任用人才。本朝任用人才，专门严格遵守资格，祖宗的深意，是要借此培养天下人才。世上即使有贤明、忠诚、聪慧的人，有英伟奇杰之士，也必须任职升迁次数多、经历丰富、长期积累劳绩之后，才能升到高位，以此养成远大的器识，消弭侥幸求进的风气，对人才和世道都有好处。然而它的弊端是，有才能的人常常因为没有资格而不能升迁；没有才能的人却常常因为不触犯资格法令而得到重用。天下一旦发生变故，反由无能之人承担，而有才能的人只能拱手旁观。正因如此，国家常常留下忧患。臣曾看到，几年来边疆偶然缺少一名主帅，陛下徘徊四顾，不知把帅印交给谁，只能排挤安排以应付紧急情况，不得已时常选取有监司风采和威力的人担任。赵国、魏国的老臣，不能去做滕国、薛国的大夫，陛下并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别人的资格或许还没有达到，而那个人恰好具备资格；即使他的才干可能有所不及，仍姑且认为境外没有事情，侥幸希望他不至于失败。等到他失败时，便仓皇更换，往往到了失去声色、惊慌失措之后才罢休。唉，这是太平时代拘泥束缚的弊端。如今天下的形势已经严重崩溃，一有差错，事情就关系到存亡；百名士卒也不能轻率选择将领，一座营垒也不能轻率交给人防守，更何况更重要的职位呢？如今朝郎以上的官员，凡是朝廷内的卿、监、侍从，朝廷外的监司、郡守，佩紫佩朱，唱喝开道，乘车出行的人，不知有多少。假如其中果真有非凡之才，能够担任将帅，那么他的声望和实际才干既优良，资格又相称，一旦举用他，把他置于万夫长、百将之上，谁会说不可以呢？但臣料想陛下并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宗庙社稷安危的关键，就不能轻易决定在庸人和只有资格的人手中。世上能够办事的人本来很多。三辰运行失常时，可以破格提拔士人做宰相；蛮夷扰乱华夏时，可以破格提拔士卒做将领。事情本来就应当各自根据当时的情势来论定。如今是什么时候了，还要拘拘束束、孤立守持于资格末节吗？臣观察州县之间，凡是僚属中职位低微的小官，奔走于繁杂事务之中、能够处理繁剧事务的，实在很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荐举引进人才的办法逐渐被私情蒙蔽，而改任官职的资格大多被权势要人所把持。孤寒之士中，难道就没有可以担当大事的人吗？三年荐举一次士人，庸庸碌碌而能办成一些事情的人很多，但那些在乡里有气概、有才识、有声望的人，竟连一份荐书的名额都得不到。诸葛亮当年抱膝躬耕隆中、拄杖到军门求见，本来都是穿着宽衣、戴着儒冠的士人。今天的士人，就是将来的官员；今天的小官，就是将来成为公卿的人。天下有事，凡能担当重任、开拓局面、排除困难、调解纷争的，只在于他的才能。本来明知某人有才，却被资格制度限制而不能任用，也只好姑且弃置不用。这正是豪杰之士在天下发生变故时为之痛心疾首的原因。陛下如果建立方镇，收罗人才，臣愿请陛下明诏有关官署，使他们稍微放宽绳墨，在资格之外进用英豪，郑重地把任务交给他们，而暂且授予较低官职；等他们立功后，再逐步加官，但不改变他们的职位。汉、唐的法度宽疏，当时的人才常常卓异不羁。本朝以道义立国，以儒学建立政治，原本也没有必要取法汉、唐。然而到了今天，事变接连发生，人才又零落，为什么还不能稍作改变呢？至于各州的义甲，各有地方豪强；各峒的壮丁，各有自己的头领。

译那些人在一州之中有声望、是其中的强者，其中大概有豪迈勇武、才干卓异的人，可以担任总领统辖的职务。一旦选拔他们担任百校之长，将帅就可以从这些人中选出。对于其中颖异、通达、敏捷的人，可以引入帷幄樽俎之间参与机密事务，再从中选拔最优秀者，把治理人民、担当社稷的重任交给他们，那么人才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至于山岩间的百姓、城市中的人、受过刑的人、盗贼一类的人，其中有些胆量勇气、力量绝伦，足以冲锋先登；有些智谋辩才、机警敏锐，足以充当间谍。用贪婪的人办贪利之事，用愚笨的人办愚拙之事，用狡诈的人办欺诈之事，用勇猛的人办勇武之事，那么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都会为我所用。过去的方镇占有土地，使用当地人民，抚慰安抚士大夫，驱使约束放荡不羁的人，所以即使只有小小一块地方，也常常足以和天下争雄。如今虽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陛下只要仿佛照此实行，我们的规模和气势就已经会同过去的衰弱大不相同了。惟愿陛下认真筹划，臣就万分感幸。古代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常有与敌国相持的忧患；然而国家处在四面受敌的要冲，即使将领战败、军队溃散，屡次兴起又屡次倾覆，国家最终也不能被撼动，这是因为它卓然有自立的根基。如今陛下奋发而作出英明决断，显然悔悟，准备洗刷旧日污秽、革除长期弊病，像雷霆、风雨一齐迅疾而来，势不可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陛下也在寻求自立的方法，只是还没有找到具体途径。自立的方法，就是臣前面所进献的几条。虽然如此，臣料想陛下还不能实行它们，那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悔悟的意思还不明显。奸人掌权时，把天下能说话的士人都指为沽名钓誉、喧哗争竞之徒；假如这些所谓沽名喧竞的人一直在朝廷，清正的舆论所带来的福祉，陛下必定能够享有，受他们办事的影响，也不至于到了今天。只是奸人的浸润肤受之毒已经太深，后来陛下的人才全被驱逐。陛下如今既已悔悟，然而紧急征召的车驾，大多还没有召回从前被排斥、流落在外的人，有人便说陛下仍然担心他们不能恭敬和谐。如今的祸乱，正是所谓恭敬和谐的回报，陛下难道还要爱惜那些表面上装作恭敬和谐的人吗？这就是悔悟尚未明白的第一点。三数年前，缙绅中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议论政事的人，既被奸人排斥，学校中的士人仍然不断叩击宫门进谏，始终不停止。奸人憎恨他们已经造成危害，便借学法之名，特别着意于禁止上书的一条规定，后来陛下的言路便完全被堵塞。陛下如今既已悔悟，然而身居高位享用俸禄的人，没有一个能说出一句话来挽救国势衰微的灾祸，只有学校中的士人不怕恳切进言。即使他们所陈述的确有不完全切实之处，陛下为什么不选择其中好的意见来施行呢？这就是悔悟尚未明白的第一点。如今有人沉溺于酒色之中，深陷其中而自己不知道，元气日益从内部耗损，外来的邪气日益从外部冲击，四肢百骸几乎到了分解的地步。有一天忽然大为悔悟，亲自责罚自己沉溺酒色的过错，并让作为朋友、仆役和车夫的人都能够努力攻击自己的缺点，那么为身体谋划挽救，几乎还来得及。然而，既知道沉溺是疾病，却仍忌讳它的由来，这说明病根本来还在那里。人并非不知道爱惜自身，只是他忌讳病根而不肯彻底除去，是因为把小问题说得很小，却害怕它扩展成大祸。陛下救护社稷，比救护身体更为重要；既然如此，病根所在，还有什么可顾惜而不肯除去呢？高宗皇帝以吃麦饭、喝豆粥的艰苦生活，建立了东南基业，奠定了一百四十年太平的基础。陛下继承无疆的大业，享有应当用来抚慰、安养百姓的条件，更应当加倍用力。不幸近来中外怨恨反叛，我们的百姓竟像把贼人引入室内一样，谋求危害国家，到了今天，远近之人都为宗社背负重担，国家几乎像系在旒旗上的玉串一样危殆。天下人追究这一失误，认为它起于聚敛财富的过错；而聚敛之事，全国人都愤怒痛骂，认为是陛下身边的人倡导的。这个人窃取、玩弄威权，使圣德受到上累；他的凶恶气焰、威势和罪行，侵蚀国家、残害百姓，臣无法一一列举。单说他挥臂聚敛财物，招集奸邪凶恶之徒，使陛下失去人民、失去土地，给宗社留下不可测的忧患，他的罪过就没有比这更重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赵简子命尹铎治理晋阳，尹铎问：“是要把那里当作抽取财物的地方，还是当作保障之地？”简子说：“作为保障之地！”古代替天下筹划的人，不屑于计较眼前小利，只谋划长远；不满足于当前的索取，常常担心有朝一日发生祸患。所以即使是赵简子这样地位不高的大夫、尹铎这样地位低微的小吏，他们的筹划仍能达到这种境界。国家这样重大，不可以像乡野老翁那样自行处置。后世君主想靠富足使天下称雄，固然有时也会采取聚敛的办法；但抽取财物归抽取财物，保障归保障。所谓保障又是什么呢？受过刑的人出谋而不善，率领天下人共同奔向抽取财物的目标，连保障之地也不能幸免。抽取财物的毒害已无法忍受，随后保障的祸患也就无法挽救。陛下近来屡次从内帑拿出金帛，分给各司，希望有所救济于危难；然而调度正繁急，战争又不能止息。从前聚敛所得还不到十百，今天救济保障所需的费用大概已有千万亿秭，却仍没有停止。唉！是谁制造了祸患的根源，使它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假使这个人没有用聚敛财物、残害百姓的办法，砍伐祖宗涵养宽大的仁德；那么他必定不会擅自登记民间财产送入修内司，必定不会强行夺取民间产业来充实御庄，必定不会在西园压低价格、把贪婪残酷的种子散布到内外，必定不会勾结南牙，打开朝廷污浊的门户。如果这样，奸人必定不能窃据相位、遍置私人；这样，强横御下、搜刮财物之流必定不能列身缙绅、玷污节钺；这样，各郡有贤能的郡守，各路有贤能的监司，他们必定不会侵夺百姓财物来结交北司，也不会剥削民间来应付内廷进献，民心必定不会变，宗社必定不会危亡。如今朝廷知道江阃暴虐地夺取渔船，所以我们成为敌人的乡导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却不知道这几年间，外面的监司、郡守为了求得结交和应奉而一概不顾百姓，致使我们的人民失去拥戴宋朝、别无二心的心意，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有。江阃之事只是偶然显露罢了；如今议论者追究诉说江阃的罪过，即使死了也罪责有余，那么使士大夫糊里糊涂地聚敛财物，严重失去人心，激使天下人各自怀抱怨恨反叛之心，像臣所指的那个人一样，他即使死一次又哪里足以说明罪责呢？况且奸人入相时，假如不是有人与他内外勾结，掩蔽陛下的聪明，暗中为他游说宣扬，使陛下信任他，那么贤能者就不会因所谓沽名而遭受中伤，进言者就不会因所谓喧哗争竞而被驱逐，学校中主持公论的人就不会因喧闹强横而遭祸，士大夫中秉持正直节操的人就不会因贪污受贿而获罪。朝廷清理言路以后，光明正大的道理已经彰显，邪人还能从哪里显赫张扬？

译百姓的疾苦又怎会被堵塞隔绝？人民已经离散，陛下为什么还没有察觉？敌人已经到来，陛下为什么还不知道？那个人依凭陛下的恩宠，充当奸人的奥援和主人，所以颠倒宇宙、扰乱天下而无所忌惮。假如使陛下今天向天地诉说过错，向祖宗承担惭愧，向人民结下怨恨，受到群臣百官的侮辱，难道只是一个奸人造成的吗？根据实情定罪，没有比充当奥援、主使者的罪更重的，奸人次之。庄周说：“兵器没有比心志更锋利的，镆铘剑还在其次。”意思是，刺人杀人，关键不在手，而在内心；不在刀锋，而在使用刀锋的意图。奸人就是镆铘剑，奥援、主使者就是心志。如今国势危疑，人心不安。陛下作为中原的君主，就应当守卫中原；作为百姓的父母，就应当保护百姓。况且三江五湖的险要还没有失守，六军百将的雄威也并不弱小。陛下卧薪尝胆来激励他们勤勉，拍击案几来振奋他们的勇气。上天已经悔过而停止降祸，人心同仇敌忾，敌人送死也就在早晚之间。有人认为那个人故意铺陈夸大惊忧，来阻挠陛下平定乱局的志向；安排处置又软弱无力，将会误使陛下采取离开邠州那样的行动。处在从前，他说：“我能为君主办事，充实府库而窃取他的权力。” 处在今天，他便献上小心谨慎的姿态，显示自己一点小才干，使陛下以为在缓急之际可以依靠他，以此巩固自己的宠信。假如不是陛下参考斟酌国事议论，坚定确立宗庙朝廷的谋划，作出至死效命、绝不离开的打算，那么一旦尝试他的主张，六军一行动，变故就会从无法预料的地方发生。臣恐怕京畿中那些将要成为血肉的人，如今已经多得数不清了。小人误国的用心，难道杀得尽吗？臣愚昧地认为，今天的事情已经十分紧急。如果不斩杀董宋臣，以向宗庙神灵谢罪，以平息朝廷内外的怨怒，以表明陛下悔悟的真实，那么中书省的政令必定会受到阻挠而不能施行，贤能之士的车驾必定会有所顾忌而不敢到来。都城人的异议从哪里消除？敌人的胆气从哪里摧破？将士忠义的气概从哪里激发？军民感动哭泣的眼泪从哪里转化为奋发？祸难一旦到来，就没有很快平定的日子了。一个拥有千金家产的人得到一个童仆，只要稍微能满足自己的私用，即使这个童仆损害了他的家庭，他也不忍心立即赶走。何况董宋臣任职服事的年月已经很久，向陛下乞怜的情状也已十分熟悉。陛下天性仁厚，难道忍心突然对他痛下决心吗？然而宗社之事重大，左右近臣的恩情轻微；侵害百姓、误国误民的罪过深重，迎合脸色、顺从旨意的宠爱浅薄。伏望陛下为了宗庙社稷，割舍个人私爱，勉强听从公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请陛下把臣这篇奏章交给有关官署，公开他的罪恶，依照正法明正典刑，把他的首级传示三军。如果这样做了，天下仍不震动，人心仍不喜悦，将士仍不感泣而思奋，敌人仍不惊骇而谋求退走，那就是人心和天理可以磨灭了，天经地义可以消尽了，这种事臣不相信。臣曾读诸葛亮的《出师表》，每每读到这里便合上书卷，悲哀愤懑，为他的用心而感慨。诸葛亮说：“宫中和府中都应当视为一体，升迁、处罚、褒奖、贬黜，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人作奸犯科，或做忠诚善良之事，都应交给有关官署评议其刑罚或赏赐，以彰明公平清明的治理。”诸葛亮将要统率三军，向北平定中原，铲除奸凶，复兴汉室；宫府之中的政务似乎与他没有关系，他却偏偏把这件事放在首位，实在是因为社稷安危的权柄、国家存亡的关键，不在境外侵逼的敌寇，而在内部的阴邪之人常常掌握着关键。诸葛亮正是深刻权衡了内外、本末的道理，所以先堵塞祸乱的根源。如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县，已经把规划方略、细微条理，详尽陈列出来，以此帮助拨乱反正的一项大计，大致齐备了。可是臣在奏章末尾仍献上自己的狂妄愚见，是因为对诸葛亮所说的话有所感触；臣区区驽钝浅陋，哪里敢拿诸葛亮来作证呢？只是臣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心情，正是诸葛亮那样的心情。臣不是不知道，疏远卑微之人指陈政事失当，触犯天诛，罪在不赦；即使侥幸获得赦免而不被诛杀，左右近臣也会仇视憎恨臣的言论，臣同样不能免祸。然而臣之所以不顾危险存亡，宁愿亲身触犯不可测的锋刃，是因为在义与命的关头，臣本来就已经作出了明确选择。如今社稷震动，君父惊忧，这正是所谓危急存亡之时。臣以身受命成为臣子，与国家同甘共苦，亲眼看见外患像大火燎原，内部的贼寇又重新扎根牢固，一旦流祸扩散，灾难就没有边际。臣死本来就没有多少日子可等，与其畏惧权势的威严、忧虑个人的灾祸，闭口结舌，坐等国家遭难后再死，哪里比得上冒死进一言，使天听有所觉悟？如果陛下认为臣狂妄而诛杀臣，臣本已料定一死；万一陛下察知臣的忠心，采纳臣的言论，使宗社幸免，那么臣就能与国家共同享有安乐荣耀；在同样都是一死的情况下，仍有一条生路。这就是臣悲伤叹息、流泪哭泣，面向宫阙恳切陈情而不能自已的原因。臣冒犯天威，惶恐震惧，谨在私室铺设藁席跪候，等待陛下威严的命令。幼主德祐年间，文天祥任平江府知府，上奏说：臣本是出身书生，天性愚直，适逢理宗皇帝以直言取士，臣区区像芹草曝日那样微薄的忠心，误蒙陛下亲自提拔；后来遇到忧患，开庆年间透渡的灾祸已经迫近。臣推究当时造成祸患的人，上书朝廷，请求把狐鼠般的奸人肢解示众，以向天下谢罪。理宗祖皇帝的英明光耀赫赫，自咸淳年间直到今天，福泽无穷。此后，臣的行迹有时在朝廷任职一百天，有时才一个月就被斥退；进言不被采信，忠愤反而更加深重，这些都发生在元奸专权的年月。没有想到今天，臣以忧患之身，奉诏入朝护卫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陛下以神明般的德性登临帝位，炎德与天相应，日夜忧劳国事，不因臣不肖，授予臣三路制抚的职事，兼任赞督府，到吴门戍守。臣不是不知道国家危如累卵，百姓性命如同系在旒旗上，朝廷早晚都可能覆亡；为了国家效死，臣又因私门忧患反复陈情，请求回家服满父母丧制，奏章上了五六次，希望两方面都能保全，不至于成为盛世名教的羞辱；可是天听高远，始终不肯准许。学士大夫们异口同声责备臣，说有了国家、朝廷和州县，臣才得以保全自身，才得以尽为人子的职责；所以臣感动哭泣，发誓至死效命，不敢再说离去。如今将要向陛下辞行，当天就要上路，臣悲痛哭泣、流泪不止，还能拿什么来向陛下陈告呢？自古建立国家，第一要以人心为根本。齐国一日之间失去七十多座城，是因为失去了人心；

译田单一日之间收复七十多座城，是因为人心稳固。元奸获罪于天下，天下人的怨恨愤怒郁积了十五年，于是使各位将领离心离德，强迫我们的百姓面向北方受其役使；他们知道应当把怨恨归于元奸，却从未把过错归于朝廷。如今三百多年间祖宗涵养留下的百姓，无辜地在敌人手中遭受荼毒，吟咏叹息、思念汉室，每天等待王师；各地抗敌的义民，大的有几万人，小的也有几千人，这是拨乱反正的大好机会。然而人心容易得到，也容易失去。近来朝廷废除公田，免除常赋，放宽商禁，起用长期滞留在谪籍中的人，解除科举中浮靡文辞的弊病，天下人传诵这些措施，认为十分痛快；使百姓得以活命的条令一颁布，人心顿时复苏，敌人的气势顿时受挫，因此我们才有独松关等屯驻地的胜利。全国上下都认为元奸失去人心的事情已经彻底洗刷，今天收拢人心的措施也已经全部施行，但臣以忧国忧时之忠心独自认为还没有做到。草野间的豪杰正在衡量朝廷的意向，边疆的将领正在观察朝廷的指示，学校中闲谈聚议的人、闾巷间道听途说的人，也正在评议执政者的是非，追究以往政事的得失。史传中有这样的话：取得国家，常在于此；丧失国家，也常在于此。如今上自宫闱和嗣皇的日常起居，下至政府和公卿百官，都必须人人一心，以消灭这场祸患为首要任务。这样，各位将领没有不听命效力的，英雄豪杰没有不归心的；凭借这样的众人作战，谁能抵挡？凭借这样的力量攻城，哪座城不能攻克？如果大臣有意避嫌、远离疑忌的迹象，却没有推车必行、勇于任事的决心；群公怀有只求便利安逸、经营自保的私心，却没有同舟共济的志向；宫中与府中互不通报，阃内与阃外互不呼应；赏罚混乱，正邪颠倒，姑息牵制的想法多，奋发决断的原则少，敌人因此轻视中国，奸雄因此窥伺朝廷，人心中愤懑不平的情绪一天比一天懈怠，公论中激昂奋发的气势一天比一天衰微，那么我们的人民将要甘心处在敌人的朝廷而不知悔恨了。这样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裴度曾说：“承宗收敛手脚、割让土地，韩弘乘着快马急速讨贼，难道是朝廷的力量能够控制他们的生死吗？”是因为处置得当，才能使他们心服。国家惩戒五代的乱局，削弱、废除藩镇，创建郡县，当时虽然足以纠正尾大不掉的弊病，但国势逐渐衰弱，也正是由于此。于是敌人到一州便陷一州，到一县便陷一县，中原陆沉，痛苦已经无法挽回。如今不幸长江的险阻已经失守，戎马奔驰到了近郊，要挽救当前危局，必须稍作变革。《诗经》说：“那泾水上的船，众人都来划桨。”又有传文说：“大树将要倾倒，不是一根绳子所能维系。”臣曾冒昧认为，今天的形势应当把天下分为四镇，由都督在中央统御。把广西并入湖南，在长沙设置阃；把广东并入江西，在豫章设置阃；把福建并入江东，在番昜设置阃；把淮西并入淮东，在维扬设置阃。责成长沙阃攻取荆鄂，责成豫章阃攻取蕲黄，责成番昜阃攻取江东六郡，责成维扬阃攻取两淮各城，使各阃辖地广大、兵力众多，足以抗敌；分担所负责的事务，约定日期一齐奋战；由都督府指挥部署各位将领，随处接应，有进无退，日夜谋划进取。敌人防守的地方多而兵力分散，疲于奔命；我们的遗民也一定会有豪杰窥伺机会，在其中横向袭击。这样就可以使敌人的一只车轮也不能返回；进一步进军追问河南的罪责，甚至把河南全部变成晋国所有，也是可以的。哪里还会有一天缩小国土百里的忧患呢？臣愿陛下仁慈，将臣这篇奏章交付施行，使朝廷内部的举措能够符合天下人的心愿，使外部各边阃的部署能够合乎天下大势。这样，臣就能够督率幕府、分掌一方事务，为一面竭尽劳瘁，布告宣扬陛下的威灵，勉力尽些微薄之力。不仅可以忠于先帝、报答陛下，臣也有话可以向祖先坟墓申明。即使死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的年月一样。金宣宗贞祐初年，许古任监察御史。当时朝廷信任丞相高琪，没有恢复失地的谋划。许古上奏说：“自从中都失守，宗庙、社稷、陵寝、宫室、府库，直到图籍和重器，百年积累的财物，一朝之间全部弃失。惟有圣主悲痛哀悼之心极其深切，日夜思考建立中兴功业的方法，从未稍有放下。作为臣子，享受俸禄、承受职责，难道能够没有惭愧吗？况且民间百姓还在殷切盼望朝廷整顿训练军队，谋划恢复失地。如今刚听说要拒守黄河、保全自己，又要把各路军户全部迁到河南。那些人既然抛弃了原有产业，便无法自行生活；当地居民又要受到他们的扰乱。臣不知道是谁提出了这个谋划。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如此，就应当商议如何安置，使军队不至于白白耗费，百姓不至于困穷，这就好了。臣听说国家安危所系，关键在于宰相一人。孔子称说：‘处于危险而不扶持，快要倾倒而不搀扶，那还要宰相做什么？’事势到了这个地步，不知执政者每次面对天颜，拿什么来仰答陛下清明的询问？如今最急迫的事，不如得到合适的人才。像前任御史大夫裴满德仁、工部尚书孙德渊，忠诚正直、明敏干练，可以予以重用。近来他们都已获准告老，希望重新起用并任用他们，必定能够有所建树，有利于国家。太子太师、致仕的孙铎，虽然颇为衰老多病，如果有重大议事，仍可赐召，或者亲自前往向他询问。人才自古以来就是难得的，凡是懂得治国根本道理的人，都应当格外珍惜。何况这样的老臣，怎么可以轻易弃置呢？至于遇到事情不能尽心竭力，或者虽然尽心却不明白事理，只有益处而没有损失的，即使他还强壮，又有什么用呢？当时正值多难，实在不能容许庸碌之徒充数尸位，堵塞贤能进用的道路。惟愿陛下内心刚毅果断，使黜陟任免焕然一新，以使天下幸甚。臣从前任拾遗时，已经详细论述过选择宰相的方法，请陛下取出臣以前的奏章，与今天所说的一并加以审慎思考。臣又听说，将领是百姓的生命所系，也是国家安危所系，所以古代君主必定慎重选择将领。担任将领的人，也必须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将领贵在谋略而轻视徒然交战；一定要使人相信赏罚而不疑惑，使人遵循权谋而不知道其中机密。三军奔走作战，依靠号令取得胜利，然后内心真正信服，乐于受其驱使。近来城池守不坚固，临战总是败退，都是因为将领没有才能。将领偏爱亲近之人，赏罚不公，以至于众人怨恨并害怕他们发生变乱，于是便抚慰安抚，一切采取姑息办法。

译因此士兵轻视将领，将领又畏惧士兵，这样还能使他们拼死出力抵御敌人吗？愿陛下命心腹之臣和熟悉军务的人，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如果果真得到真才，应当优厚地加以宠信任用。”这样，战功就可以期待了。比如河东宣抚使胥鼎、山东宣抚使完颜弼、涿州刺史内族苏尔坦、昭义节度使必噜阿噜岱，有的忠诚勤勉、勇敢能干，有的厚重稳健、富有谋略，都可以任用来捍卫一方。又说：河北各路，因为都城已经失守，军户全部迁徙，便认为国家已经把那里全部抛弃；州县官往往逃往河南。请下令当地官府查考登记，限期遣送他们返回，违者不再录用；未曾离任的人，应当商议加以恩赐。如果有人愿意在河北效力，也听凭其陈请，并先行奖赏，缩短其取得任用的期限。州县的长官、副长官，都应兼领军职；允许他们从军中选择有才略、胆勇的人担任头目，或者加以爵位任命，以收拢其心。能够攻取一府的人，立即授予府长官之职；州县也照此办理，使人人怀有收复土地的志向。另行派遣忠实能干、善于办事的人，用文书和官职赏赐招降那些被敌人胁迫而从属的人；他们既然苦于敌人的役使，前来归附的人一定很多，敌人的势力自然会削弱。有关官署不懂得采取这种办法，却只考虑清野，事情无论缓急，都只要求赶快办成。如今粮食收成已经损失七八成，远近都感到危惧，这样的谋划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了。又说：京师是诸夏的根本，何况如今常年驻宿重兵，紧急时征讨军队必定从这里出发；平时更应当优待京师胜过外路，使百姓有所积蓄。即使财物藏在私人家中，也仍然等同于公家的储备。如今有关官署搜括剩余粮食，导致转运贩卖粮食的人再也不敢进入京师，应当立即停止这种做法。臣近来阅看各方陈述，发现那些尽心竭诚、吐露正论的人，大多是草野间疏远卑贱之人；况且在百官之中，难道没有为国深切忧虑、进呈章疏的人吗？实在应当明令朝廷内外，使人人能够畅所欲言而不必避讳，这才是长久保持太平的保障。张行信任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刚到任便上书陈述四件事。第一说：杨安儿的贼党早晚会被擒获，大概不值得忧虑；今天的急务，只在于收拢人心罢了。先前官军讨伐盗贼，不分善恶，一概诛杀，劫掠他们的资产，抢夺他们的妇女，使居民更加疑惧，逃入山林聚集。如今应当明令有关官署，严格加以约束，不要让他们劫掠平民。这样，百姓就没有不安的心思，奸人欺骗胁迫的计谋也不能实行，他们的势力便会逐渐消解。第二说：自从兵乱以来，郡县官员和豪强中有很多人能够组织义勇，打击地方盗寇。朝廷虽然授予他们本地职任，不久却派人取代他们。旧官员是人们一向敬服的，新任者未必都有才干；在缓急之间，容易引发事端、败坏事情。从今以后郡县缺员，请令尚书省选人拟定任命。原有官员和百姓相处安便的，应当就地加以任用；如果资历等级还不够，就令其代理职务，等立功后正式授职，希望人人都能发挥才干，事情也容易办成。第三说：掌管军队的官员敢于进兵作战的，十人中不过一二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就应当责成他建立战功，不应再授予其他职务。第四说：山东的军需储备，都靠出卖爵位所得；还有人拿着敕牒请求出仕，选官部门却以等级不合、属于不应出卖的爵位为由，往往驳回。出卖爵位本来有不合适的地方，那是有关官署的罪过，他们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况且海岱是重要地区，群盗尚未平定，田野没有收成，仓廪没有积蓄；一旦军饷供应不上，又想靠出卖爵位，谁还会相信呢？朝廷大多采纳了他的建议。当时朝廷商议把河北军户的家属迁到河南，只留下军户守卫郡县。参知政事高汝砺说：这件事如果实行，只会便利豪强之家，贫困户难道能够迁徙吗？况且安土重迁是人的常情。如今让他们全部前往河南，他们一旦离开田园，扶老携幼，奔波道路，流离失所，难道不可怜吗？况且沿途百姓看见军户全部迁走，必定惊疑，以为国家在区别对待彼此，他们的心怎么能不动摇？何况军人已经让家属离开，却命令他们去防卫别人的地方；按人情推测，他们必定不会尽心。百姓最为愚钝却又最有灵性，即使把防卫的意图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只会徒然使彼此交相扰乱，双方都不得安宁。这件事关系的利害极其重大，请先命各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详细讨论可行与否；如果没有可疑之处，然后再施行。等到准备把河北军户的家属迁到河南，将要丈量土地分给他们时，仍没有确定意见。于是下诏尚书省分别派官员召集老人询问：是增加赋税供给军队，还是把田地给他们，哪一种更便利？不久，派出的官员说：农民都说租赋已经很重，力量不足以耕种官田，希望把官田租给军户。高汝砺上奏说：迁徙军户，是一时的事情；百姓租种官田，却是长远的打算。河南的民田、官田计算起来各占一半，而且有许多家庭全靠租种官田，祖坟、庄园和水井都在其中，大多是贫苦百姓；一旦夺走这些田地，他们靠什么生活？小民容易被惊动而难以安定，暂时为了逃避赋税，才说出这样的话；等到把田地给了别人，自己由原来的主人变成如今的佃客，能不后悔吗？后悔就会产生愤怒。像山东分拨土地时，肥田沃土全都落入权势之家，贫瘠恶劣的土地才交给贫户，既无益于军队，百姓反而受损，以至于彼此憎恨厌恶，至今还没有停止。前事并不遥远，足以作为明确的警戒。只应当把官田租额加倍，用来供给一半军粮；再把归官府所有的荒田、牧马草地，按数量拨给他们，让他们自行耕种。这样百姓可以免去失业的艰难，官府也不必做残害百姓的事情。况且河南的田地最适宜种麦，如今雨水充足，正是播种时节，实在恐怕百姓疑虑而耽误一年的生计，应当尽早决定。皇上听从了他的请求，不久便升任尚书右丞。

译兴定年间，朝廷认为贾全、苗道润等人不和，准备把他们分派到各州县，另立名号来安置他们。汝砺任尚书右丞，上书说：“这实在不是良策。河北各路将帅，多数原是本地义军，一时权宜任为队长，其中也有以前曾经叛乱逃亡的人，并不像一向在朝廷任职、懂礼义、知名分的人。他们贪婪暴虐、违法乱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朝廷因为当时事情很多，暂且笼络任用他们，希望使遗民多少能够安息。他们彼此攻掠，势力就会逐渐削弱；势力削弱以后，朝廷就容易控制。如今如果把土地分给他们，任由州县官吏随意任命设置官员，任由他们擅自征收民户税赋，那么土地广的会日益强大，土地狭的会日益弱小。时间久了，弱者都会被强者兼并，强者的土地便无法再夺回，这样朝廷反而更加难以控制。过去唐朝把河朔土地分给各叛将，史臣说这是纵容、养大祸根而酿成灾祸，这正是今日应当深切戒备的事。不如暂且让行省加以羁縻、和辑，从多方面牵制他们，使他们不能任意逞强。将来边境事务稍稍平息，势力逐渐恢复，这些人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这项议论于是被搁置。元光年间，御史中丞师安石上奏谈论防备抵御的两件事，其中第一件说：“从古以来，安定国家、平息祸乱的方法，不过是战、守、避、和四种罢了。就当前的谋划而言，以守和为上策。所谓守，必须寻求有智谋的人，使他在内能够取得戍卒的拥护，在外能够挫败敌人的锐气；不只是使敌人不能进攻，还可以窥伺敌人的漏洞而击败他。所谓和，汉、唐的君主本来就曾采用这种办法来防御，难道唯独今天不能采用吗？请下令有关官署详细议论后施行。”第二件说：“如今敌方前来归附的人很多，应当给他们充足的粮饷，优厚地接待他们。估量他们果真愿意为我所用，就挑选几十个有心志和力量的人，暗中前往诱导招致其余的人。归附者多了以后，敌方必然互相猜疑离心，然后慢慢起兵图谋他们，那么复兴国家的功业就不远了。”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元世祖还没有即位时，郝经上《东师议》说：“臣郝经自乙卯年十一月奉命防守北方以来，丙辰年正月在沙陀拜见大王。大王不因臣地位卑微而询问时事，还命臣酌情分条上奏。于是臣上奏建国的规模、治理安定的急务，各有几十条。臣带着笔和成捆的文书，跟随大王守护边境，于是掌管军国机密事务，与各位执政共同任事。凡是上奏出兵的利弊，从未不反复详尽地陈述。等到奉命论定之后，《植斋奏议》便写成七篇议论，共七八千字。臣愚昧浅陋，所能想到的也已经全部说尽了。近来又奉命宣抚江淮，因为将要先行启程，大王又命臣把军旅利害写成文字，派使者送来上奏。臣私下想到，大军已经出发，不能中途停止；先前所论奏的内容，都成了无用之言。臣骑驿马越过遥远道路，仰望君门的心情一天比一天迫切。汲黯不以淮阳之事为难，却一直挂念李息，大概是内心受到激发，有不能停止的原因；大王对此也很看重。因此国家这次行动，关系十分重大，国家的存亡安危都在于此。既然不能把开端办好，就一定应当设法保全结局。所以臣不敢谨慎沉默，又写了《东师议》一篇，让权府官武济乘驿马送来进呈，交给各位执政翻译。议中说：『臣郝经听说，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谋划天下的事，容易；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挽救天下的事，困难；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又有尚未发生的后果，既要使过去的行动不至于失误，又要使将来的事情能够成功，那就更加困难了。国家凭一旅之众奋起于北方沙漠，挥动斗极来图谋天下，马头所向，没有不被摧毁的。灭亡金朝，兼并西夏，蹂躏荆襄，攻克成都，平定大理，践踏各族，征服西海，拥有天下十分之八，全部取得元魏、金源旧日的土地而且有所增加，广阔无边，没有谁能与之相比。只是宋朝还没有降服，尚未能够统一天下。连续用兵、结成祸患超过二十年，为什么过去夺取它容易，而今天谋取它却困难呢？夺取天下，有的可以凭力量兼并，有的可以凭谋略图取。凭力量兼并，不能长久；一旦力量衰竭，就会顿时疲敝而无法振作。凭谋略图取，则不能急于求成；急于求成，就会寄希望于侥幸而难以成功。所以自汉、唐以来，谋划攻取之事，有的用五六年，从未超过十年；这样力量不会耗尽，最终能够保全并完成大业。晋朝夺取吴国，隋朝夺取陈国，宋朝夺取南唐，都经营谋划了十多年；因此谋略能够成功，最终能够统一天下。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总之成功各有适宜的时机，不过是不妄自行动罢了。国家建立纲极、开创统绪，已经将近五十年，却用兵来统一天下，使遗民残族、苟延的气息和惊惶的魂魄遭到杀戮毁荡，几乎要被消灭殆尽。自古以来用兵，从没有像这样持久而频繁的，力量怎么能不疲敝呢？况且征集士兵、按户征赋，早晨下令，晚上就出兵；亲自穿着铠甲头盔，跋涉山川，全国大举兵力来攻伐宋朝，以图谋统一天下。就志气而言锐利，就力量而言强盛，就土地而言广大，但用兵的谋略还没有完全做到。如果在各国平定以后，暂且停止用兵、安抚百姓，推行政事、成就教化，创立法令制度，铺陈施行纲纪条文，使上下秩序井然，不受扰乱、不相混淆；任用老成之人为辅相，起用英明杰出之人为将帅，选拔贤能之人为任使，聚集有智谋之人掌管机密；平定赋税以充足国用，屯田务农以充足粮食。内部治理已经兴办，外部防御也有准备。如果他们仍不服从，就暂且用文书诰令拒绝他们，不接受其请求，然后窥伺漏洞、观察事变，以正当的天讨征伐他们。从东海到襄、邓，分几路布置重兵，旗帜相连、步调相接，作为正兵；从汉中到大理，布置轻装部队迅速出击，攻击敌人要害和侧翼，作为奇兵。将帅任用得当，出师遵守军法，君王高拱于九重宫阙之内，海外便会平定。这些事情不做，却在相隔一年之间仓促发动大举行动，使上下震动，战祸相连，把安定置于危险之中，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如今已经无法停止了。东征大军还没有出发，大王仁慈英明，事情尚有未然的转机，难道可以不加以议论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十年、五十年〕 国家用兵，一味以本国习俗作为准则，不学习古人，也不计较军队多少、地势险易、敌我强弱，必定合围并分兵把守，像捕猎禽兽一样搜取敌人。军队聚集时如丘山，分散时如风雨，迅速时如雷电，敏捷时如鹰鹘；鞭策弓弭所统属的部众，指定期限、约定日期，行军万里而不差错，掌握了兵家的诡道，尤其长于使用奇兵。自会河之战以来，乘胜攻下燕云，随后留下部队便离去，好像无意于夺取燕云。既已击破回鹘、灭亡西夏，又出兵关陕击败金军，然后才知道怎样深入夺取，这是长于使用奇兵。后来发动斡腹之举，从金、房绕出潼关背后，以进攻汴京作为攻其空虚的计策；从西和直接进入石泉、威茂，以夺取蜀地作为显示远方、出其不意的谋略；从临洮穿过吐蕃，直入西南，以平定大理，这些都是使用奇兵。攻打没有防备的地方，出现在敌人意料之外，然后才可以使用奇兵。哪里有连接百万军队，首尾绵延一万多里，皇帝车驾如雷霆般出动，乘舆亲自出征，使天下财力耗尽，四海震动，天地为之开阔，远至边地、近至小巷百姓都被牵动；这分明是敲响钟却捂住自己的耳朵，咬自己的肚脐却遮住自己的眼睛，像这样还能使用奇兵吗？

译还定三秦以讨伐项羽，是懂得进取。光武帝因为更始帝杀了他的哥哥齐武王，却不计较，辗转于河朔，是懂得退让；一旦自立，便复兴汉室，是懂得进取。因此上古称为圣王的，以舜为首，其次称道周文王、周武王；后世称为圣王的，以汉高帝为首，其次称道光武帝。他们都懂得进退、存亡的道理，能够顺应时势、驾驭天命，最终凭借龙德而登上天子之位。至于魏孝文帝，虽然比不上周文王、周武王、汉高帝和光武帝，迁都洛阳时，总的目的是问罪讨伐，因对方言辞顺服便退兵返回；齐人侵扰越界，便出兵报复；听到丧事便退兵，进退都合乎礼法，没有损失军队，最终保全了龙德而得以发挥作用。他是夏文化改变夷俗的贤明君主，也可列为其次。那些凭借威势、倚仗力量来逞遂无边欲望的人，都是亢龙之师。秦始皇、苻坚、金海陵王，是飞腾过高而不知悔悟的人；汉武帝、唐太宗，是飞腾过高但有所悔悟的人。虽然都是亢龙而有悔，但懂得退让，仍可列在其次。舜是无法企及的，周文王、周武王、汉高帝、光武帝、魏孝文帝、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后世君王在进退方面取法的榜样。恭敬地想到大王殿下聪明睿智，足以君临天下；奋发刚毅，足以作出决断。进退存亡的正道，大王已经懂得很久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这就像拿价值千金的玉璧去投掷瓦石一样，难道不可惜吗！起初是因为使用奇兵而取胜。关陇、江淮以北，多是平原旷野，而我军擅长骑兵，所以所向之处敌人不能抵御；兵锋刚刚锐利，人口物资又很丰足，军队拥挤推进，郡县便自行溃败；我军又擅长攻城，所以所攻击的地方没有不被攻破的，这就是使用奇兵并且迅速取胜的原因。如今被大山深谷限制，被重重险阻阻隔，又被危险曲折的道路拖延。我军凭借险要地形使用奇兵很困难，敌人依靠险要地形来限制奇兵却容易。何况客军与主军形势悬殊，所储蓄的力量和真实情况已经暴露；没有抢掠所得作为资粮，也没有俘虏补充劳役。用有限的力量冒犯无限的险阻，即使有奇谋秘计，也没有施展的力量；没有施展的力量，就等同于没有力量；勇气无处发挥，就等同于没有勇气；计谋不能实行，就等同于没有计谋。形势如泰山压卵，行动如河海冲洗炎热，却被阻遏、停滞、盘桓而不能前进。这就是所说的强弩之末，连鲁地的薄绢也射不穿。如今的计策，只应挽救已经造成的过失，防止尚未发生的变化罢了。两军既已交战，仓促之间不能解除，就像两只老虎互相搏斗而进入险岩阻塞之处；看见它们的人躲避还来不及，又怎么能用道理劝说它们徘徊自行退去呢？敌人知道处境危险，就会倾尽全国力量与我军拼命；我若一定要取胜，就没有机会后悔。战事连续、祸患相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殿下应当派人到行在所禀报，请求大王命令；大军压境后，派使者向宋朝说明，表示最大的诚信，命宋朝投降称臣、进献财币、割让土地、交纳人质；他们一定会接受命令。暂且同他们讲和，停止战争、休养百姓，以保全我军力量，谋划日后的行动，这就是天地人神共同的福分。如果禀报请求而对方不听，殿下的义理已经尽到，然后再进军。东方军队应当慎重周详，不可躁进轻率、飘忽不定；要预先制定谋略，以正大之道统一行动。可以借西方军队作为奇兵，而以我军采取正兵行动。北方军队向南行动，先显示恩德和信义，重申文书，向他们说明祸福，使他们知道殿下仁慈而不滥杀，并非喜欢攻战、贪图扩张土地，而是不得已才用兵；这样诚意显明，恩信流布。然后考核确实精锐勇敢的士卒，另编一军作为帐下亲兵；选拔老成而熟悉军事的人担任将帅，轮流值宿护卫，以防意外。其余军队分别授予侯、伯等将领统领，由府中大官、元老重臣分领各军，作为攻战部队。新近编入的部曲，懵懂而不懂军事，虽然名义上是士兵，实际上只是劳役之徒的，让他们负责守边、修筑工事，与敌方郡县犬牙交错地相互牵制，作为屯戍部队。推选并查清那些单弱之人，追究其逃亡藏匿；整编修治各部队伍，使有声望的重臣负责抚养安置他们，统领并驻守近里旧有的屯营，作为镇守部队，使牵制我军的计谋不能实行，让妄图作乱的人屏息不敢动。内外防备没有缺漏，就应当掌握节制、逐步推进。进入敌境以后，应当厚实布置阵列，缓慢推进。敌人善于防守而我军不进攻；敌人依仗城墙不出战，我军就让长期围困来消耗他们而不急于攻打，使他们困顿。这样使用我军的长处，使敌人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选择进退便利的地方，作为长期驻扎的根基，显示必定攻取的声势；不要焚烧房舍，不要伤害百姓，给他们留下生路，以此争取民心；迅速反复袭扰使其疲惫，多方设法使其迷乱，以消耗他们的力量。军势振作、蓄积的力量已经显露后，就用轻兵掠夺两淮，禁止他们砍柴取薪，截断粮道，使其血脉断绝，各自困守孤城，显出不足攻取的样子。然后推进大军，直抵长江；沿江上下布置营寨，列成万灶，号令严明整肃，部伍严整，首尾彼此联结，各自准备船只，声称要直接渡江。他们一定会震恐慌乱，自己发生变故。因为他们的精锐全在两淮，江面宽阔，依仗险阻；军队都柔弱脆怯，自从用兵以来不曾交战一次，怎么能抵挡我军百战磨炼的锐气呢？只要一处崩溃，其他地方就会望风溃败；手足不能相互接应，内外被隔绝，勇敢的人无法发挥，怯弱的人不能抵敌；背向敌人的不能返回，正面迎敌的不能抵御；水陆两军相互拥挤，必定会被我军乘隙攻击。这就是兵家所说的避开坚固处而攻击薄弱处，避开充实处而打击空虚处。如果想保存兵力，逐步推进，以谋求万全，就先取荆州，再取淮地；先取淮地，再取长江。敌方一向的说法是：有了荆襄就可以保卫淮甸，有了淮甸就可以保卫江南。此前我军曾经拥有荆襄、淮甸和上游地区，却都自行丧失了。现在应当从他们所依恃的地方下手，作为我军进攻的目标。命一军从襄阳、邓州出发，直接渡过汉水，造船搭桥，使水陆军队得以渡河；用轻兵牵制襄阳，截断粮道；重兵都奔向汉阳，出其不意，等待长江的空隙。否则，就用重兵逼近襄阳，以轻兵迅速出动，穿过均州、房州，远袭归峡，以策应西路军。像交州、广州的军队进攻施州、黔州，选拔先锋穿出夔门；不拘泥于固守大势，顺流而下就合并大军全面出动，摧毁攻破荆州、郢州，横向溃决于潭州、湘州，形成掎角之势。另一军从寿春出发，乘锐气一并攻取荆山，以淮河为桥梁，沟通南北；轻兵抄袭寿春，重兵分布在钟离、合肥之间，攻取湖栎，夺取关隘，占据濡须，堵塞皖口，向南进入舒州、和州，向西到达蕲州、黄州，往来纵横，任意行动，以窥察长江入口；在乌江、采石广泛设置戍守和侦察，探明江渡的险易，测察防御的疏密，慢慢谋划，然后再进军。这是为了击溃两淮的腹心，扼住长江的关键部位。

译一军从维扬出发，连贯楚地，盘踞横跨长淮，与我军相邻而成为强敌；通泰、海门、扬子江面靠近他们的京畿，必然防守坚固。若仓促进攻，必定使军队疲惫、耗费财物。应当以重兵逼近维扬，合围形成长期包围，向他们显示必定攻取；同时以轻兵出通泰，直接堵住海门、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骑在上下往来，控制江面和海口，兼施威势与信义，拖延一段时日，观察他们的变化，这就是谋求缓慢持久之势。三路军队同时从东西方向出动，互相联络支援殿下；或者由殿下处置一军，统一节制，使我军力量始终有余。这样，尚未发生的变化或许可以消除，已经造成的过失或许一天也能挽救。议论的人一定会说：三路同时推进，军队分散、势力削弱，不如集中力量攻向一个方向，那样就没有谁能抵挡我们。他们却不知道，夺取国家的谋略与争夺土地的谋略不同：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对敌，是争地的谋略；各路同时推进，是夺取国家的形势。从前完成统一的，都是这样做的。晋朝攻吴国时六路进军，隋朝攻陈国时九路进军，宋朝攻南唐时三面同时进攻。从未听说只凭一旅之众就能攻克一个国家；即使有，那也是侥幸之举。堂堂大国拥有百万军队，难道能采取侥幸之举吗？况且宋朝渡过长江建立国家，已经一百多年，纲纪修明，风俗完厚，君臣和睦，内部没有祸乱；东西南北纵横万里，也不能小看。自从破坏盟约以来，他们没有一天不进行征讨，充实军备并加强警戒；虽然屡经挫折、反复周旋，但面对我们的强敌，从未遭受大败，不能说他们弱，怎么可以蔑视呢？难道认为秦国没有人，竟只想凭一支军队侥幸取胜吗？从前秦王问王翦攻伐荆国需要多少兵，王翦说：“非六十万不可。”秦王说：“将军老了。”便命李信率二十万人出征，不能取胜，最后交给王翦六十万人，才攻灭楚国。这是因为兵力有必须使用的限度，事情的形势有不能凭空估计、靠侥幸夺取的地方；所以王者的行动必求万全，靠侥幸行事的，只是无所凭藉而突然起事的人。唉！西路军出兵已经到了瓜戍，却还没有立即成功。国家盛大而完整的力量，在东方。如今如果也只向前猛进，振作锐气来谋求成功，一举攻下金陵，进而攻取临安，那当然可以。如果兵力耗尽疲敝，徭役和戍守拖延，进退两难，反而被敌人乘隙攻击，后悔还来得及吗？本来就应当慎重周详，运用谋略来谋划，像前面所陈述的那样保全我军力量，这才是所谓坐等胜利。虽然如此，仍有值得忧虑的地方：国家夺取各国时，行动迅疾猛烈，本来是凭力量取胜的。如今却无缘无故大举出兵，如果又安排处置不当，不能挫败英雄豪杰的气势、使天下人心服，那么那些阴险邪恶、怀有奸谋的人就会窥见漏洞，乘机插入；国内空虚，容易被他们动摇。臣之所以对东方出兵一再恳切陈说、反复论述，说这件事虽然不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却关系到尚未发生的后果，原因就在这里。《易经》说：“把房屋建得很高，用草帘遮蔽自己的家，从门缝窥视屋内，寂静得像没有人。”这正是当前的形势。挽回元气，收回已经放纵的心志，坚守约束、充实内部，以建立皇极，实在是殿下的责任。臣这些浅陋的瞽言，冒昧触犯圣听，内心战惧至极，谨此陈议。世祖亲自统军攻宋，正值军队渡江、包围鄂州时，听说宪宗驾崩，便召集各位将领，嘱咐他们议论郝经所进的意见。郝经说：“《易经·文言传》说，‘亢’的意思是：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后退，只知道生存而不知道灭亡，只知道获得而不知道丧失。能够知道进退、生存和灭亡，又不失去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乾卦的龙德，体现的是上天运行刚健的道理。六个爻位依时而成，按时驾驭六龙以运行上天，就是说做事都恰当地合乎时机。因此可以潜藏时就潜藏，可以显现时就显现，可以警惕时就警惕，可以跃进时就跃进，可以飞腾时就飞腾。前五个爻位都能合乎时宜，这是圣人的德行。到了上九，只知道前进和生存，不知道后退和灭亡，不能合乎时宜而违背时势，所以达到极点而产生悔恨。不如前五个爻位，却仍称为亢龙，这说明龙德已经衰败，不足以成为圣王。因此古代的圣王没有不随着时势进退、掌握乾道而知晓事机的。舜从耕田、种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知道前进；把天下让给别人，不把帝位私下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交给禹，知道后退。周文王占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服事商朝，知道后退；周武王于是攻伐商朝而拥有天下，知道前进。汉高帝不与项羽争强，像虫子一样屈伏在汉中，知道后退；还定三秦以讨伐项羽，是懂得进取。光武帝因为更始帝杀了他的哥哥齐武王，却不计较，辗转于河朔，是懂得退让；一旦自立，便复兴汉室，是懂得进取。因此上古称为圣王的，以舜为首，其次称道周文王、周武王；后世称为圣王的，以汉高帝为首，其次称道光武帝。他们都懂得进退、存亡的道理，能够顺应时势、驾驭天命，最终凭借龙德而登上天子之位。至于魏孝文帝，虽然比不上周文王、周武王、汉高帝和光武帝，迁都洛阳时，总的目的是问罪讨伐，因对方言辞顺服便退兵返回；齐人侵扰越界，便出兵报复；听到丧事便退兵，进退都合乎礼法，没有损失军队，最终保全了龙德而得以发挥作用。他是夏文化改变夷俗的贤明君主，也可列为其次。那些凭借威势、倚仗力量来逞遂无边欲望的人，都是亢龙之师。秦始皇、苻坚、金海陵王，是飞腾过高而不知悔悟的人；汉武帝、唐太宗，是飞腾过高但有所悔悟的人。虽然都是亢龙而有悔，但懂得退让，仍可列在其次。舜是无法企及的，周文王、周武王、汉高帝、光武帝、魏孝文帝、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后世君王在进退方面取法的榜样。恭敬地想到大王殿下聪明睿智，足以君临天下；奋发刚毅，足以作出决断。进退存亡的正道，大王已经懂得很久了。

译先前在沙陀时，大王命臣郝经说：『时机还不到。』又说：『“时”这个字，最应当加以整治。』又说：『可以行动的时机，你自己会知道。』大王的话真是伟大，顺应时势、驾驭六龙的道理，大王早已懂得，正是出于此意。自从出兵以来，只知进取而不知退让。臣郝经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在真定、曹濮、唐邓等地多次进言，反复说个不停。一直没有得到开纳允准，如今事情危急，所以再次进献狂妄之言。国家自从平定金朝以来，所进行的都是亢龙之师，只一味务求进取，不遵循休养生息、等待时机的道理，劳累军队、耗费财物，最终没有成功，已经三十年了。先皇帝当初建立政事，应当安静地谋求安宁，却忽然无故大举出兵，只进不退。把东征之师交给大王，本来不应当继续进军，大王却仓促进军，认为这是天命所定，不敢自行退逸。到了汝南，已经听到先皇帝的凶讣，就应当派使者遍告各路将帅，让他们依次撤回，与宋朝修好，回来安定大事，不应当再进军，却又仓促进军。既然不应渡过淮河，又哪里应当渡过长江？既然不应妄自进军，又哪里应当攻城？如果认为时机不可错过、敌人不可放纵，那么既然已经渡过长江、不能中止，就应当乘虚夺取鄂州，分兵四路出击，直达临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这样宋朝也还可以图取。如果认为不能这样做，就应当知道困难而退兵，至少还不失为金兀术那样的将领。军队本不应进军却进军，长江本不应渡过却渡过，城池本不应攻打却攻打；应当迅速退兵却不退，应当迅速进攻却又不进；服役和戍守一再拖延，盘桓在江边，意图已经暴露、形势已经屈服，动用天下兵力却连一座城也攻取不了，这样我们已经耗尽而敌人正充盈，又还等待什么呢？况且各军发生疫病已经十四五天，又拖延日子，冬春交替之际，疫病一定会大规模发作，恐怕想要撤回也不能了。敌人在上游已经没有忧患，吕文德已经合并兵力据守，也知道我国军队疲敝、士气受挫，因此士气加倍。两淮的兵力全部集中在白鹭，江西的兵力全部集中在隆兴，岭南、广东的兵力全部集中在长沙，闽越沿海的巨船大舰也将依次到来，窥伺空隙发动进攻。如果他们在黄津渡拦截，在大城关口邀击遮挡，堵塞汉东的石门，封锁郢州、复州的湖泊水泽，那么我们将退到哪里去？如果无可奈何，就突入江浙，攻击宋朝的心腹之地。听说临安海门已经准备了龙舟，那么我们也不过是白白往返抵达金山，下令搜求出路，难道那里没有韩世忠一类的人吗？况且鄂州与汉阳分别据守大别山，中间夹着大片水域，号称活城。如果以肉搏骨、付出重大伤亡攻下它，那么敌人会弃守残破的壁垒和孤城离去；如果沿水逆流而上，就会进入洞庭湖，保卫荆襄；如果顺流而下，精锐部队和强健的桨船会突然冲过浒黄，难以轻易阻挡。这样也不过是白白耗费人命，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呢？区区一座城，战胜它也算不上威武；战胜不了，就会大大损害威望，还等待什么呢？不过，大王本来的心意是不愿渡过长江，渡江以后也不愿攻城，攻城以后也不愿与敌人拼命；不焚烧房屋，不伤害百姓，不改变他们的衣冠，不毁坏他们的坟墓，三百里以外不让军队侵扰抢掠。有人劝说直接奔赴临安，说：『那里百姓密集众多，我们即使不杀戮他们，他们也会受到践踏蹂躏，这是我所不忍心的。』如果上天允许我们不必杀人，就不杀人；如果上天不允许，杀人又有什么益处？因此最终没有前往。各位将领把失败归罪于士人，说士人不能任用，因为不杀人，所以没有攻下城池。大王说：『守城的只有一个士人贾制置，统率十万军队的你们不能战胜他，杀了几个月的人还不能攻下城池，这是你们的罪过，难道是士人的罪过吗？』于是更加禁止杀人，仁德巍然如山，上达于天；大王早已有退兵的意志，只是不能立即实行罢了。然而今天事情危急，不可不作出决断。宋人正害怕强大的敌人，前来救援的军队虽然已经全部集结，却没有时间谋划对付我们。只是我国境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如同手臂和大腿相互依靠，正处在背后和侧翼的要害之地。西域各族胡人窥伺关陇，锡哩大王患病使局势隔绝，诸奸臣各自持两端观望，凡是已经拥立的人无不觊觎神器，垂涎染指帝位。一旦有人发生变故，或者会激发兵戎之心。先人起事时腹背受敌，大事就会毁掉。况且阿尔布格已经颁行赦令，命托里齐任断事官，行尚书省据守燕都，依据图籍，向各道发号施令，已经在行使皇帝的权力了。大王虽然一向很得人望，又掌握重兵，难道没有看见金世宗与海陵王的事情吗？如果阿尔布格果断地声称奉受遗诏，便正式确定帝号，下诏中原，在江上实行赦免，召人归附，能够不成功吗？昨天奉命与张仲一察看新月城，从西南角抵达东北角，城上万人敌可以并排行驶大车，排槎、丳楼等防御设施层层构筑，必定不能攻取，只能答应议和撤军罢了。还等待什么呢？希望殿下以祖宗为念，以社稷为念，以天下百姓为念，奋发振作、承担刚健之责，不要因迟疑而屈服，断然下令班师，赶快决定大计，把祸患消弭于尚未发生之时。先命精锐部队把守截断江面，与宋朝议和，答应割让淮南、汉上、梓防两路来确定疆界，约定岁币，安置辎重，以轻骑回军；渡过淮河后乘驿马直达燕都，这样就像从天而降，阿尔布格等人的奸谋和僭越之志便会冰消瓦解。派一支军队迎接大行皇帝的灵柩，收取皇帝玉玺；派使者召锡哩、阿尔布格、摩格以及各位诸王、驸马到和林参加丧礼；分别派官员到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进行抚慰安辑。召太子镇守燕都，把形势说明给他，那么帝位就会有所归属，社稷也会安定。事情在东方失去，却可以在西方收回；以退让作为进取，以灭亡转为生存。飞龙升腾在天，利于见到大人，就不会有亢龙过高而悔恨的结果了。

译世祖即位后，郝经任翰林侍读学士，陈述便宜施行的新政，说：“臣昨日承蒙和尔济苏传达圣旨，命臣分条上奏当前的急务，交给执政官听取上奏。臣谨慎裁定新政便宜十六事，进呈圣上，惶恐战栗至极，条列如下：第一，大有作为以确定根本和统绪。自古帝王兴起，没有不是先有所作为，然后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所以舜除掉四凶、使有苗归服，周成王讨伐三监、诛杀管叔和蔡叔，然后才实现垂衣拱手的无为之治和刑罚废置、歌颂称美的太平景象。宋太祖刚即位时，还没有能够使人心满足，赵普说：『陛下新登帝位，必须彰显神武，有所作为来挫败英雄豪杰的气势，使天下人心服。』于是亲自平定三叛，天下因此安宁。如今的形势不能说没有事情，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应当大举军队讨伐不朝、不服之国，申明逆顺，使天下知道应当归向谁。如果因循苟且，被别人抢先，那么祸乱一旦发生，就不能很快平定了。第二，严格加强防御以防备意外。国家凭借雄强武力自负，所以历朝都疏于防御；今天的事情尤其不同于往日，应当秘密筹划军旅，严密设置防备，以等待意外变故。况且即位之初，兵卫没有撤除，这本身就是警示。过去周康王即位时，正值太平无事，齐侯仍让虎贲军到南门外迎接周王姬钊；先皇帝有防备，锡喇默没有防备，所以被乘隙袭取。至于以后没有意外时，京师宿卫的军队也应当留下数万人，何况现在的形势并非平常呢？第三，确定都邑以显示形势。如今在这里建都，本来就胜过从前，但仍不如定都燕都更好。燕都东面控制辽东、碣石，西面连接三晋，背靠关岭，俯视黄河以北，面向南方治理天下。在和林设置一司，分兵镇守根本之地；在北京、丰靖各设置一司，分别作为两处辅翼；在京兆、南京各设置一司，分别作为藩篱屏障。燕云是帝王之都，一旦有紧急情况，很快就能得到数万军队；即使发生意外，敌人也不敢越过关岭和各司所在地区出兵。地势形势确定了，根本稳固了，太平就可以期待。第四，设置省、部以统一纲纪。如今执政官各自上奏政事，彼此不能统一，都要让陛下亲自裁决；即使圣明有余，也不能全部处置，反而让奸人得以钻营迷惑、谋求私利。如果省、部已经设立，各自的职掌已经确定，大事总揽纲要，小事掌握关键，天下事务虽然众多，也会像没有事情一样。第五，建立监司以治理诸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各镇、各诸侯都掌握军队和百姓，不能突然罢免，应当设置监司来收取他们的权力，限制他们的行为；这样军民可以减轻负担，政事也可以建立。第六，诛杀凶恶首领以显示劝善惩恶。自古以来，扰乱政事、残害百姓的人，必须诛杀其中罪恶最重的；否则他们害怕被杀而逃走，必定会为国家制造事端。第七，亲近诸王以庇护根本。诸王既然共同推戴陛下，就应当对他们施加恩惠、以义理劝导，使他们的尊荣超过从前，这样才可以。第八，推行宽政以结纳人心。历来积存的弊病都可以洗涤清除。至于今年的丝线包银，应当分别减免一定数额，一切拖欠的赋税债务都予以蠲免。第九，赦免罪过以清除旧日污秽。自古以来新君即位，必定大赦天下；况且如今西北地区疑惧阻隔，人心反复，各路筹算又造成严重纷扰，应当实行大赦，同时停止诸路打算，以安慰安抚百姓。第十，裁撤冗官以宽缓百姓财力。各州县管理百姓的官员人数应当限定，小的机构可以合并；像乐人、打捕、鹰房等名目下的官吏，都应当裁撤，归并交给管民官管理。各种工匠的头目尤其多，有的只管三五户，也称作总管、佩带金牌，这些都应当裁去，只在一路设置一名头目总领制作事务。天下百姓和工匠，连供养这些官吏都做不到，这是最急迫的事务。如果裁去这类官吏，他们大多都是富裕人家的子弟，裁撤后用来补充军民的力量，所获得的益处会非常大。第十一，总管钱谷以救济国用。天下的差发、宣课、交钞以及各色粮食，可以设置一个大司分别总管，不让它们落入各路官府手中，也不许承买承扑，那么所得就都可以供国家使用。裁撤各路宣课、盐铁官中的冗员，废除常平仓；虽说是常平仓，实际上从来没有使百姓得到益处，只是供养了数百上千名无用官吏。第十二，减少吏员以怜恤善良百姓。各路以及州县的吏员没有人数限制，挟持官府，结党营私，苛刻虐待良民，横行作害。如今应当明白下诏防禁，限定大小州县的吏员人数，必须令其由人保举；尤其污秽暴虐的人，应以重罪惩处并罢黜。第十三，坚定凝聚、果断行事以成就中兴。君王初政没有不锐意进取的，但往往不能坚持自己，少有能够善始善终的。必须凝聚天心，奋发刚健，群臣的议论不能动摇，断然实行而没有人能够阻止，这样才能保全并完成大定之功。汉元帝优柔游移、不能决断，最终使汉朝国运衰亡；唐宪宗果断行事，击破蔡州叛乱而成就中兴，这就是效果。第十四，扩充诚意和明察以杜绝猜疑阻隔。把别人都当作奸诈之徒而预先猜疑、不予信任，是圣人所讥刺的；推诚相待，是君王的明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一切用小事干扰圣听的行为，都应当停止断绝。第十五，明确赏罚以定功过。有功不赏，有罪不诛，即使尧、舜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天子没有别的职事，只是分别君子和小人，判定他们的功劳和罪过，并施行赏罚，这就是天子的职责。第十六，确定储君以堵塞祸乱的阶梯。国家在历朝即位之际，都是仰赖众人推戴，因此近世以来几乎导致祸乱，正是没有及早确定储贰的过失。如果早早确定储君，上下都没有觊觎之心，那么任何时候都没有人敢于争夺。况且这样可以让储君早晚侍奉皇帝饮食，或者出外抚慰军队，留守时监国，逐渐熟悉通达政事，这也是一件盛大的好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顺帝时，监察御史托克托穆尔说：“去年河南的贼寇窥伺河北，只有河南与山东互相策应，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当前的谋划，应由中书遴选能干的将领，在台布哈达、实巴图尔、阿噜三处军马中挑选精锐，用来守卫河北。进军可以制止河南的侵犯，退守可以进攻山东的寇贼，如此或许可以无忧。”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守成 汉惠帝时，曹参任相国，他的儿子曹窋任中大夫。汉惠帝对曹参不处理政事感到奇怪，认为他难道是轻视自己吗？于是对曹窋说：“你回去后，试着私下从容地问问你的父亲：『高帝刚刚离开群臣，皇帝还年轻，您担任相国，每天只是饮酒，什么政事也不请示办理，凭什么忧劳天下呢？』但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曹窋洗浴休息后回家，找机会侍奉父亲时，便把皇帝所说的话委婉地劝告曹参。曹参大怒，打了曹窋三百杖，说：“赶快入朝侍奉皇帝，天下的事不是你应当说的。”到上朝时，汉惠帝责问曹参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曹窋？先前是我让他劝说你的。”曹参摘下帽子谢罪说：“请陛下自己看看，您的神武与高帝相比怎么样？”皇上说：“我哪里敢望及先帝呢？”曹参说：“陛下再看看我的才能与萧何相比谁更贤能？”皇上说：“您似乎不如萧何。”曹参说：“陛下说得对。况且高帝与萧何平定天下，法令已经明确；如今陛下垂衣拱手而治，我们这些人谨守职分，遵循既定法令而不使它失误，不也是可以的吗？”汉惠帝说：“好，您歇息吧。” 哀帝即位后，起初大多改变汉成帝的政令，更换大臣，罢免何武，让他回到泛乡侯的封国。大司空师丹于是上书说：“古代居丧期间，天子不说话，听取冢宰的意见；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治国之道。先帝的灵柩还在殿堂之中，官爵以及臣等和亲属却显赫尊贵、受到宠幸，诏书接连下达，政事突然变动，仓促而没有渐进。臣不能明白陈述大义，又不能坚决辞让爵位，反而相继空受封侯，增加了陛下的过失。近来郡国多有地震，洪水泛滥冲走百姓，日月失去光明，五星运行失常，这些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度失理的应验，是阴阳混浊所导致的。人之常情是没有儿子，即使到了六七十岁，仍然广泛求取、寻求子嗣。孝成皇帝却独自在壮年时克制自己，立陛下为继承人；及至离开天下，陛下继承帝位，四海安宁，百姓不再恐惧，这是先帝的圣德，应当是合乎天意和人心的功业。臣听说天威近在咫尺，不违背皇帝的面容；希望陛下深思先帝建立您为继承人的用意，并且克制私欲、亲自实行，以示范群臣百姓，使他们受到感化。天下是陛下的家，亲近可靠的宗室又怎会忧虑不能富贵？仓促如此行事，难道能够长久吗？” 东汉光武帝时，冯异从长安入朝。皇帝对公卿说：“这是我起兵时的主簿，也曾替我披荆斩棘，平定关中。”于是赐给他珍宝、钱财和丝帛。诏书说：“当初仓促起兵时，在芜蒌亭一起吃豆粥，在滹沱河一起吃麦饭，我对你的深厚情意长久以来还没有报答。”冯异叩头谢恩说：“臣听说管仲对齐桓公说：『希望君王不要忘记射中带钩的旧事，臣也不敢忘记被关入槛车的旧事，齐国因此得以依赖我们。』臣如今希望国家不要忘记在河北遭遇的艰难，小臣也不敢忘记蒙受巾车之恩。”冯异留了十多天，才回去。唐太宗贞观年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的帝王，也不能永远使天下归化。假如内部安定了，必然还会有外部扰乱。如今远方夷人全都降服，百谷丰收，盗贼不起，内外安宁，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由于你们共同匡正辅佐的结果。然而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治理时不能忘记祸乱；即使知道今天没有事情，也必须思考事情的始终。能够常常如此，才是真正可贵的。”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君主和辅臣不能同时完备，有时君主被称为圣明，臣下却不贤能；有时遇到贤臣，却没有圣明的君主。如今陛下圣明，所以能够达到天下大治。假如只有贤臣，而君主不思考教化，也没有什么益处。天下现在虽然太平，我们这些臣下仍然不敢把这当作值得欣喜的事，只希望陛下处在安定中思考危险，勤勉不懈罢了。”太宗又曾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君主行善的很多，却不能坚持到底。汉高祖不过是泗水边的一名亭长，起初能够拯救危难、诛除暴乱，成就帝业；但后来又放纵享乐十多年，终于失败，也不能保全始终。怎么知道这一点呢？孝惠帝作为嫡长子，庄重温和、仁慈孝顺，本应得到重视；可是高祖被宠姬之子迷惑，想要废长立幼。萧何、韩信功业很高，萧何却被无故拘禁，韩信也被滥加贬黜；其余功臣如黥布之流，因恐惧而不得安宁，终于反叛。君臣父子之间竟悖乱荒谬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难以保全国家的明显证明吗？我之所以不敢倚仗天下安定，每每想到危亡之事来警戒恐惧自己，正是为了保全始终。太宗对公卿说：“我安坐而无为，四方夷人都来归服，难道是我一人造成的吗？实在依赖诸位的力量。你们应当想到善始善终，永远巩固宏大的基业，使子子孙孙相继辅佐，令丰功厚利长存，让数百年后阅读我国史书的人，看见宏伟功勋和盛大事业灿然可观，难道只能称道周朝盛世、汉朝盛世以及光武帝建武、永平年间的旧事吗？”房玄龄进言说：“陛下谦抑自己、把功劳推给群臣，使天下达到太平，根本在于陛下的圣德，臣下有什么力量呢？只希望陛下有始有终，那么天下将永远受益。”太宗又说：“我观察古代那些平定乱世的君王，都年过四十，只有光武帝三十三岁。我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就平定天下，二十九岁登上天子之位，这说明武功胜过古人。我年轻时跟从军旅，没有空闲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道教化的根本，看见治理政事的源头，实行数年后，天下大治，风气转移、习俗改变，子女孝顺、臣下忠诚，这又说明文治超过古人。从前周、秦以来，戎狄侵入内地；如今戎狄都俯首受制，成为臣妾，这又说明怀柔远方胜过古人。这三件事，我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呢？既然有这样的功业，怎么能不善始慎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九升〕 太宗对侍臣说：“帝王创立基业和守成，哪一件更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天地初开、天下昏乱，群雄竞相兴起，攻破城池才投降，战胜敌人才能取胜；这样说来，创立基业更难。”魏征回答说：“帝王兴起，必然承接衰乱局面，推翻那些昏庸狡诈的势力，百姓乐于拥戴，四海归顺，既是上天授予、百姓推举，所以并不算难。然而取得天下以后，志趣变得骄纵放逸，百姓想要安静而徭役不停，百姓已经凋敝而奢侈营造不止，国家的衰败，常常由此开始。这样说来，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过去跟随我平定天下，备尝艰苦，经历万死才得一生，所以看见了创立基业的艰难。魏征与我安定天下，担心产生骄纵放逸的根源，必然会走到危亡之地，所以看见了守成的艰难。如今创立基业的艰难已经过去，守成的艰难，应当和你们一起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