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七

译国史。宋高宗时，起居舍人张孝祥上奏说：“臣听说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凭个人意愿编写《日录》，当时政事做得好，就归功于自己。陈瓘以死相争，写成《尊尧集》《日录辨》等书。忠臣义士因此感奋，气节更加振作。恭敬思量，陛下亲自经历艰难，成就中兴和美好的治理，具有慈爱与节俭的德行，仁爱百姓、爱惜万物，圣德的盛大，本来已经足以继承先帝的事业。而故相受到陛下专一的信任和隆重的礼遇，又不只是像王安石受到神宗皇帝知遇那样。臣私下认为，政事的举措、号令的发布，全都出自圣上的裁断，故相最多只能顺势奉行、辅佐赞助而已。臣担心他编写《时政记》时，也会像王安石那样专凭自己的意愿，把功劳都夺归自己，掩盖陛下的圣明，擅自决定群臣的褒贬。掌管《日历》的官员又据取他的说法，写入史册，这实在大大违背尊奉君父、向万世传信的道理，臣对此非常恐惧。臣仰望陛下既已慎重选拔史臣，交给他们论述编纂的职责，希望陛下迅速发布明诏，把去年以前臣僚修订过的《日历》重新取来，详细加以订正，审定事实，贬斥排除私说，阐明圣德。这样或许能够使其像《宋一经》《[原文“▯六为七垂”有疑]》一样传之无穷，天下幸甚。” 起居郎兼中书舍人刘才邵上奏说：“自古以来，拥有天下和国家的君主，为了记载言语、行动和制作制度，用来向后世显示劝善惩恶，没有不设史官的。行动由左史记录，例如《春秋》就是这样；言语由右史记录，例如《尚书》就是这样。至于礼乐刑政以及制度的沿革、增损，因时势不同，后世之人还要重新修订，以备参照考订，《礼经》中所记载的就是这样。三种方法相互配合才能完成，缺少一种都不可以。唐虞三代盛大的典章文物，清楚地呈现在简册之间，难道会没有来由吗？到左丘明采集各国史书，依经书撰写传文，把言语行动的记载合成一部书；司马迁网罗古今，撰成《史记》，于是改变了编年体的旧法。班固以下的史家，因而承袭并阐述这种体例。一代的典章制度，虽然在各志中有所记载，但因为按义理难以详尽，遗漏的很多。到唐德宗贞元年间，苏冕才开始编写《会要》。考察他编纂的用意，难道不是有所补益吗？由此看来，后世修史的人，实录用来保存《春秋》的编年法，正史用来沿袭司马迁、班固记事的旧法，而《会要》用来追承《礼经》的意思，怎么可以偏废任何一种呢？恭敬思量，国家圣圣相承，制作制度明备。” “陛下光大彰明先帝的功业，敬遵既成的法宪，历朝的大典已经完备；只是《会要》创始于建隆年间，续修于熙宁年间，共三百卷。元丰元年以后，近来因近臣提出建议，已经颁下明诏，命馆职之臣再次加以校勘。然而自元祐元年以后，仍然没有修纂。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睿旨，允许馆职之臣校勘旧本完成后，接续编纂。” 史馆修撰常同上奏论述神宗、哲宗二朝史书说：“章惇、蔡京、蔡卞一类人，积累罪恶，制造诽谤，极力加以诬蔑诋毁，颠倒是非，终于导致祸乱危亡。绍圣年间，章惇取王安石《日录》的私家文字，改修神宗《实录》；崇宁以后，蔡京把《时政记》《日历》全部焚毁，凭个人意愿修订哲宗《实录》。其中所记，都是出自奸人的议论，不能取信于后世。恭敬思量，宣仁皇后保佑国家的德行，哪里容许有不同的说法？蔡确却贪取上天赋予的功劳，认为是自己的力量，深深诬陷圣后，把恩宠收归自己的私门。陛下即位之初，曾下诏明确宣示宣仁皇后安定社稷的重大功勋，命国史院采摭事实加以刊修。又希望陛下从容等待，精心选择史官，先修哲宗《实录》，等书成之后，再取神宗《朱墨史》考证修订，这样毁誉是非都能符合事实。”皇上深深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起居舍人洪遵请求编纂经筵圣语，上奏说：“臣恭敬思量，陛下亲自承受大统，维系并振兴中兴，在处理万机的空暇，专心考察古代。天刚亮退朝之后，来到便坐，召见儒臣，讲习研读经史，兢兢业业，只把学习典籍作为要务。臣不肖，幸而得以充任记注官，陪侍在细毡座侧，实在是荣耀的遭遇。但左右二史，按照[原文“▯防近例”有疑]，对于陛下的美言善行，随众进退，竟然缺漏而没有记述，臣非常害怕荒废职守，不足以符合圣天子崇尚儒学、借鉴古代的心意。臣私下听说，景祐年间，崇政殿说书贾昌朝把经筵中的一言一事汇总编成书，称为《迩英延义二阁记注》，献给仁宗皇帝；章得象等人又奉命接续编纂，历代圣主相继承继，这部书如今还保存着。臣愚昧，希望陛下慈悲，遵用旧例，凡经筵中侍臣的升黜、封章、进对、燕见、赏赐、讲读、问答，都命执笔之臣记录编纂，从今年八月秋讲开始，全部进行编录，题名为《迩英记注》。仍请敕令讲读官员，今后奏对之间，亲自听到圣上的言语，立即如实具报，不得隐瞒遗漏。这样或许可以使一代盛典大书特书，流传于亿万世，与《时政记》《日历》《起居注》互相参照，收藏在金匮石室中的史料也有凭据可考，实在是很大的补益。” 臣固陋而没有见识，冒死陈述愚见，唯愿陛下裁察并宽恕。洪遵又请求修纂《起居注》，上札子说：“臣恭敬思量，陛下励精图治，光大开启中兴，功德巍巍，即使与古代圣王相比，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向前推进的了；这些本应在史册中大书特书，成为万世无穷的美好功业。臣在柱下任职，幸而得以编纂圣上言论，自入直以来，不敢有丝毫懈怠。只是因为过去权臣当政，记注官员多有空缺而没有补充；而《起居注》自绍兴九年以后，前后积压，至今尚未修纂的几乎已有十五年。各处因循旧习，遇到本省索取会要贴子时，不肯按期报送，臣私下担心年月渐久，便难以考核查究。检照绍兴令，门下省、中书省后省的贴子，凡要求紧急供给的限一日办妥，其余限三日。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睿旨，重申并严格执行旧法，使各处按时回复，不至于违期拖延。仍请求命令两省，除现今修纂的《起居注》按月进呈外，凡绍兴九年以来因循拖延尚未完成的部分，每月带修两个月的内容，这样或许可以使上天的德行、大地的功业光明显赫，与日月星辰一同流传。臣不胜庆幸和愿望。” 洪遵任吏部侍郎时，又请求修续《会要》，上札子说：“臣听说，应当以先王已经制定的法则为鉴，这样才能长久没有过失。

译《尚书》说：‘文王的谋略多么光明显著，武王的功业多么伟大地继承了它。’ 《诗经》说：‘应当以文王的典法为准则。’既然如此，祖宗的训诫就是留给后世的恩泽，使后人有所凭借；凡是扶持天下、治理国家的人，都不能把它置于身后。恭敬思量，国家圣圣相承，法度重重相因，远远超过古代。延阁所收藏的文献以及金匮石室所载的典籍，本来已经昭示天下。至于重大的号令、重大的政事，把其中的关键撮要出来，按类别归纳编排，那么本朝的《会要》最为详细严密。用它施行于朝廷，推达于天下，凡典礼制度设置施行的事情，无不由此而出。自元丰年间成书以后，政和年间也曾续修，但与旧府所藏相比，只有吉礼一百多卷，不到原有篇幅的五分之一。近来显仁皇后升遐，讨论典章旧例时，有些还没有载入书中，不免仓促查考；虽然公卿大夫共同参照考议，但事情在一时完成，怎么能做到尽善尽美？如今国家政务稍闲，希望趁此时机，重新整顿失坠的典制。臣个人的浅见是，不必另设机构，只命国史院总管其事，选择馆阁官三数人掌管，从熙宁年间一直编到现在，命名为《国朝续会要》。馆职每月已经领取校正《会要》的食钱，略微增加一些，也不算过分。书成后奏呈御览，然后再推恩赏赐，这样或许可以使圣朝制度相互发明，作为亿万年珍贵的训典。” 臣不胜至诚的愿望。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汪藻请求修纂《日历》及《会要》，上奏说：“臣先前任职禁林时，曾在经筵当面奏报，本朝《实录》自经历艰难以来，收藏在金匮石室中的文献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臣恭敬地看到，列位圣主从哲宗皇帝以上，都有已经完成的史书，流传于民间，颇有一些版本，朝廷已经访求并收藏到御府之中。至于太上皇帝、渊圣皇帝以及陛下自建炎改元到现在三十多年，完全没有《日历》，臣请求下诏有关部门编纂，然而还没有施行。臣私下思量，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史书，史书也从来没有一天没有记载。晋国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梼杌》，鲁国称之为《春秋》，由此可见，没有国家没有史书。《春秋》以事情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时，以时系于年；四时齐备，称为编年，由此可见，史书从来没有一天没有记载。汉代制度规定，太史公的官位相当于丞相，上天下的计簿，先上报太史公，副本再上报丞相。唐代以及本朝的宰相都兼任史官，史职的重要就是这样。因此，记录皇帝御前议论的言辞，便有《时政记》；记录在柱下所听见、看见的事实，便有《起居注》；分类编次称为《日历》，修成之后称为《实录》，用来广泛记录、完备记载，成为一代的典制。” “如果荒废三十年之久，茫然没有一个字流传下来，将来拿什么昭示后世呢？这是不可不编纂的第一个理由。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的卦象和《春秋》，说：‘周礼全都在鲁国了。’我如今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之所以能够称王，因此国家作为守成守文的一方，不可以没有史书。萧何进入秦都，首先收取丞相、御史掌管的律令、图书，把它们收藏给沛公，使沛公完全了解天下险要、户口多少、强弱所在以及百姓疾苦；由萧何得到秦朝图书这件事可知，国家创业之时也不可以没有史书。如今陛下亲自接受上天的命令，虽名义上是中兴，实际上兼有创业与守文两方面的事业，可是一代典章却残缺到这种地步，恐怕在道理上不能安妥。这是不可不编纂的第二个理由。恭敬思量，太上皇帝具有聪明睿哲的资质，具备孝友温恭的德行，广泛询问臣下，所说的话必定形成文辞，裁决政务时，行动都合乎道理；在位二十多年，从未刑罚一个无罪之人，杀害一个无辜之民，涵养百姓，使万里之内都能耕作养蚕，与唐虞三代相比没有什么不及之处。渊圣皇帝恭敬节俭、忧劳勤政，招揽贤士，听取并采纳意见；虽然登上至尊之位的时间不长，但恩泽已经浸润人心，只因奸臣误国误朝，逐渐导致远行出狩。如今如果没有史书记录事实，恐怕千年之后，人们只会看到一个朝代迅速衰败的祸患，却不知道二位圣君长期积累的功业是多么深厚。这件事绝非轻微，群臣应当承担责任。这是不可不编纂的第三个理由。”}], 自古以来，史官没有什么不记录的，何况三十年之间，朝廷的施政设置，豪杰的谋划，政事的兴废，人材的升降，礼制文章的沿袭与改革，法度的废止与施行，年成的丰歉，羌戎的归服与反叛，都有本有末、有源有流。如果一项法度松弛了却不记载，这项法度就会消亡；一件事情被忽略而不载入史册，这件事就会败坏。况且当时群臣中有些人还在世，把他们看作忠臣贤士吗？不逐条记载他们的美好品行，怎么知道他们值得嘉奖？把他们看作奸邪佞臣吗？不逐条记载他们往日的奸恶，怎么知道他们应当被弃绝？如果因为文献散失，就把这部书废弃，难道符合孔子所说的阙文之义吗？这是不可不编纂记述的第四个理由。《公羊传》说：‘亲眼所见的事，记载的说法不同；亲耳听闻的事，记载的说法不同；传闻的事，记载的说法也不同。’孔子编写《春秋》，对于鲁定公、哀公时期，事情记载得详细；对于鲁隐公、庄公时期，事情记载得简略。圣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中原失去太平，已经三次出现闰年了。趁现在耳目所接触的事情还可以互相印证追寻，再过几年，事情将要湮没，即使有优秀的史官，也没有可以凭据的材料。况且近些年风俗衰败，公论不能确立，士大夫的取舍全都出于个人的爱憎，因一件事偏袒一个人而著书流传于世的很多。如果不趁此时订正，几代以后，人们就会把可信的当作可信来传，把可疑的当作可疑来传，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小人的说法得以流行，而君子受到诬陷，难道不可畏惧吗？这是不可不编纂记述的第五个理由。臣在政和年间任著作佐郎，修撰太上皇帝的《日历》时，东观的编纂条例，臣曾参与其中。如今臣所管辖的州，又幸而经历兵火之后，唯独没有残毁；与各处旧府相比，案牍都还保存着，像御笔、手诏以及赏功罚罪的文书，至今还清清楚楚，可以考查。现在不编辑整理，臣实在为此惋惜。古代拥有国家的君主，即使身处颠沛流离之中，也不废弃史官，何况如今边境烽火稍稍平息，群盗已经被屏除，正是朝廷搜集补充散佚遗缺的时候。伏望陛下以睿智慈仁，允许臣在处理政务之余，将本州所有御笔、手诏以及赏功罚罪的文字，从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间截取出来，按年份分类编排，并酌量拨给官钱，购买纸张，雇用抄书工匠之类，缮写后进呈，以供修撰《日历》的官员采择。

译汪藻又进呈奏札说：‘臣曾听说，修撰史书的方法，以编年为开始，所以《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事情，从来没有不谨慎记明年、月、时、日的。大概君主治理天下，其重大事迹而见于史书的，不过是政事的松弛与振作、人材的升迁与贬黜。松弛与振作有本有末，升迁与贬黜有先有后，如果不以年、月、时、日来系连，又将凭什么考察呢？在这方面有丝毫差错，不仅不足以取信于后世，凡是所谓邪说和私意，也都能肆意流行，扰乱我们对是非真相的判断；祖宗的丰功盛德，也将郁结而不能彰显。所以本朝设置著作局，专门修撰《日历》，既以宰辅的《时政记》为依据，又责令各部门供报；凡供报不实的，便治罪。这样，年、月、时、日可以说真实而没有差错了。然而彼此抵牾的情况也时常有，大概是因为事业巨大、事务繁多，这是必然的。自从皇帝南渡以来，史官没有流传下一字记载；当时大臣的《时政记》已经无法再得到，各部门所谓的案牍，也全都毁弃在兵火之中。朝廷每次举行一项政事，往往幽暗而无人知道它的根由，常常临时根据胥吏的口头说法作决定，称为“省记”，何况史官想得到真实的年、月、时、日呢？’ 所以臣在绍兴二年任职湖州时，竭力备具奏章陈述，认为趁现在听闻见到的事情还新鲜，应当赶紧加以搜访；现在不编辑，后来一定会后悔。蒙受恩典后，皇帝便把这件事交给臣办理。臣私下思量，一代的大典，从这里开始；如果把它归咎于兵火，认为实在无可奈何，只匆忙把眼前材料编成，称作成书也可以。但如今残编断简中所见的年月，幸而还清楚可寻；如果一定要编纂整理，使它能够列入历代圣人的实录而无愧，困难不在材料本身，只在于是否加以用心罢了。因此设置四类来搜求：第一叫年表，第二叫官阀，第三叫政迹，第四叫凡例。什么叫年表？依据祖宗实录考察，宰辅的任免，台谏官的去留，六曹、寺、监长官和副长官的调迁，三京、二十八帅的任命，凡是关系政体的事情都要记载，不能有丝毫差错。但是徽宗亲政二十六年间，任命官员的除目以千万计，每天不同、每月不同，如果不按年份贯通考察，怎么能看清呢？什么叫官阀？依据祖宗实录考察，朝臣从馆职以上的差除都要全部记载；文臣从卿、监以上，武臣从刺史以上，宗室从小将军以上，都应当分别立传。但是徽宗亲政二十六年间，应当记载差除的有八千多人，应当立传的有二千多人。差除必须首尾相接，才不会有遗漏；立传必须把人物始终相互参照，才不会有错误，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承担的。什么叫政迹？依据祖宗实录考察，内则各种政务制度的兴废，外则四方远国的归服与反叛，都应当叙述它们的源流并加以记载。像党论、舍选、礼制、河防、方田、市易、茶盐、钱币这一类，都是各种政务制度中应当叙述源流的事情。青唐的弃地与收复，金人请求结盟与背弃盟约，西夏进筑城寨，高丽遣使这一类，都是四方远国应当叙述源流的事情。什么叫凡例？依据祖宗实录考察，有按月记载的条例，有按季记载的条例，有按年记载的条例，有按三年记载的条例，缺少任何一项就不能算全书。比如观测星象，奏报灾异祥瑞，赏赐高龄老人，表彰孝行悌德，以及县镇的废置、神祠的加封，通常在月底记载，这是按月记载的条例。原庙四时举行酌献，百官春秋举行大宴，虽然月份固定，但占卜确定的日期不同，这是按季记载的条例。大辽、夏国祝贺正旦和皇帝生辰，以及押送赐给夏国礼物的官员，都应记载姓名。年终户部奏报天下主户、客户人口的增减，刑部奏报天下判决的大辟案件，宗正奏报宗子命名授官，都应记载人数，这是按年记载的条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月、一年〕 郊祀、明堂、夏祭和贡举前期颁下诏书，郊祀后大赦，殿试中正奏名、特奏名、武举进士的策问，都应当全文记载。大礼中任命五使、三献官，后妃的封赠，三代臣僚和蕃国的加恩，宣麻，贡院任命知举及殿试官，各类文武进士释褐，都应当记载人数；榜首都应当记载姓名。接受誓戒、住宿斋戒、恭敬谢恩、饮福，都应当记载日期。正奏名进士释褐前三名的授官，以及诸班直转员，都应当记载所受恩典的数目，这是按三年记载的条例。至于那些不能按年月来表现的条例，还没有包括在内。臣从绍兴二年奉命编次，逐字逐句缀辑，到现在已经七年。本来想完成臣这点愚见，每一类各编成一部书，以供史官采择。但由于工程浩大，不是几年时间能够完成的；又恭敬听说最近已开设史院，修撰徽宗皇帝实录，事情体制宏大，实在不是臣这样疏远外任之人敢于擅自进行的。如今每一类各修成一门，除凡例一门已经完备外，又重新编修元符庚辰以后至三年的诏敕，已分次进呈完毕。如今修成了年表门，具备元符、建中、崇宁三年的材料，臣僚按年贯通考察的资料六册。官阀门，具备宰相十三人、执政三十三人的材料，历任资料共十册。政迹门，具备青唐弃地、复地的始末，金人请盟、背盟的始末，共十二册；连同前面共二十八册，全部进呈合计八百册。伏乞圣上慈悲，特别赐阅，也许可以知道，臣所编的年月时日，都是多方订正，务求符合事实，从来没有一个字是毫无根据的。翰林学士周麟之上奏说：‘臣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大大继承并发扬先祖的谋略，光明昭著孝治之道。近来实录院修成进呈徽宗皇帝实录，这是庆贺大典崇高完成，同时表彰史官劳绩的事情；凡是编撰、编次、校订的人员，下至掌故之官，按例都得到丰厚赏赐，恩典实在优厚。接着又因为已故翰林学士汪藻曾经修撰元符以来的诏敕等书八百余卷，对实录最有助力，特意加以褒赠，并优厚抚恤他的儿子。陛下这一举措可以说深合公论，明察幽隐。然而臣私下看到，绍兴初年曾下达指挥，搜访先朝文书；献上文书的人家，朝廷酌量文书价值高低而推恩。如今实录已经成书，臣私下担心二十多年间，臣僚的子弟中有人把他们父祖侍奉先朝时获得的圣语等材料拿来进献；凡是关系国家体制、可以作为万世法则的，不可不稍加甄别记录。伏望圣上慈悲，再次诏令有关部门，检查看原先下达的指挥，令实录院开列人数，考核事实，选择其中显著的，酌量推恩，以表示劝勉奖励；这也是信实施赏、不使功劳遗漏的道理。’麟之又上奏说：‘臣仰望思量，皇帝陛下以如天地般的德业重新创建天下，独具见识而通达明彻，圣明恭敬的德行日益增进，即使古代所谓的盛帝显王，也没有能够超过您的。’

译臣先前在东观任职，以修纂《日历》为职责，因此得以遍览陛下亲政以来三十多年间丰富的事业、伟大的谋略决断和宏大的训诫，这些都布列在册籍之中，光明显赫，与日月争辉。臣窥测天意的才智狭小，但仰戴圣上的心情深切；曾经考察其中记载的圣语，大体上前期详细，后期简略。臣深入探究其中缘故，大概是因为近年左右史多有缺员，《起居注》没有修撰，三省、枢密院的《时政记》对于圣语，也有时疏略而没有详细记录。近来陛下总揽权纲，修复废弛，振兴弊政，改革的道路显然焕然一新；圣明的谋略和训诫从深宫机密政务之间发出，却能使天下受到感动；辅佐襄助的宰辅、进言纳谏的臣子以及内外朝进见奏对的官员，所记得的一定很多。臣这点愚见，想乞请陛下重申并严格执行旧制，从今以后凡是参与奏对的，都详细记录所听到的内容，不要造成遗漏，使史官都能完整记载；仍令记录时政的官员尤其务必加以详细记录，把这些交给国史，写入《日历》，作为宋朝的一部经典，使旧有的六部增为七部，用来向亿万后世传达真实。臣实在是最大的愿望。’麟之又论述禁止传抄先朝实录的奏札说：‘臣伏见本朝《会要》记载，嘉祐四年，史馆修撰欧阳修说：史书的作用，是记载朝廷政事的得失，以及臣下的善恶功过，应当收藏在有关部门。’ 从前史官写成史书进呈后，就焚烧稿本；有人请求下诏令龙图阁另抄一本，交给编修院，以备查考阅览，皇帝听从了。这样看来，祖宗朝对史事的管理竟然如此严格，哪里容许轻易给人看呢？如今徽宗皇帝实录已经成书，奏篇进呈后，收藏在内阁。朝廷内外的士大夫欣喜地听到这件盛事，都想先睹为快。臣私下认为，先帝的盛大德行和美好功业、良好的法令和美好的用意，都布列在册籍中，本来应当广泛流传，以昭示天下后世。然而其中记载的内容多涉及国家体制，与今日的政论有关系；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重申并严格执行旧制，令有关部门保存的副本务必谨慎收藏，仍不许各官司借取、抄写，也不许臣僚之家私自传诵，这样或许可以严肃宗庙、尊崇朝廷，遵守祖宗的成法。孝宗隆兴年间，起居郎胡铨论述左右史的四项弊端说：‘臣错误地蒙受亲自擢用，充任左史。自从任职以来，查考历代记注的旧例，私下看到如今史官职责废坏的地方不止一项，其中最严重的有四项：一是进呈史书不合适，二是侍立位置不对，三是前殿不侍立，四是奏事不能直接上前。什么叫进呈史书不合适？臣听说唐代褚遂良任知起居注，唐太宗问君主能不能看起居注，他回答说：‘史官记录善恶，是为了作为鉴戒，希望君主不要做非法的事。’没有听说帝王亲自查看史书。魏謩任起居舍人时，唐文宗派中使取起居注想要观看，魏謩说，史官记录事情是为了保存鉴戒，陛下所做的善事不用担心史官不记；所做的不善之事，天下人也会有人记载。皇帝于是停止了。褚遂良和魏謩可以说是能够守住职责的。到了本朝，梁周翰、李宗谔任左右史，竟然建议每月把《起居注》先奏报给皇帝，然后交付史馆，国史把这件事记作‘进起居注’；从周翰等人开始，难道不愧对唐代那两位吗？庆历年间，欧阳修任起居注，曾经论述这种错误说：‘自古君主都不亲自阅看史书，如今史官编撰完成后，却一定要抄录一份进呈。’ 从前因为有所避讳，史书即使想记也不敢记，请求从今以后《起居注》不再进呈。仁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奸佞之臣掌握史笔，于是又恢复进呈史书，弊病没有革除，竟延续到今天。希望陛下遵循仁宗的训示，革除周翰等人的错误，从今以后记注不必进呈，这样才可以使君主不亲自观看史书的美意，不仅仅在于唐代那两位君主。什么叫侍立位置不对？臣考察唐代制度，每当皇帝登殿，左右二史就在香案两侧侍立，善恶都必须记录。后来许敬宗、李义府执掌政事，常常心怀奸诈，害怕被史官记录，于是废除了左右史侍立的职务，凡是谋划议论都不让他们听见。唐文宗恢复贞观旧例，每次进入閤门，都命左右史执笔站在螭头之下；这样宰相奏事就可以完整记录，所以开成时期的政事在史书中记载得很详细。本朝旧例，天子临朝时，记注官站在御座后面。欧阳修认为，起居官应当观察君主的言色举动来记录，如果站在后面就不能全部看见，于是改为站在御座前面。欧阳修罢职后，修注官又恢复站在御座后面；如今站在大殿东南角，从来听不见皇帝的言语举动，可以说是侍立在错误的位置上，比欧阳修的制度差得太多了。’ 臣又听说，元丰三年，修起居注王存上奏，想要恢复贞观旧例，使左右史能够充分听到天子的德音；如果二府另有《时政记》，那么请求允许其余臣僚登殿奏对时，让记注官侍立听记。神宗皇帝说：‘君主同臣下谈话，一定关系到政事治理；所说的如果是公事，就公开说。除非是军机大事，何必秘密？只是臣下奏对，有的偏邪不正，有的肆意进谗说恶；如果史官把它记录下来，他们就无法放肆地施展奸邪了。’皇帝的话多么伟大！然而还没有来得及施行，直到今天议论者仍为之惋惜。如今史官徒有左右史的名义，却不知道天子言语举动的实际情况；群臣奏对，也全都没有所得。至于上报圣语，负责记注的官员不过是记录各部门供报的公文罢了，这怎么能称为史官呢？臣想乞请陛下恢复欧阳修侍立的旧例，这样或许皇帝的言色举动都能记录下来。至于宰执跪近御前奏事的日子，本来有《时政记》，也请求像王存所请的那样，凡是其余臣僚奏对，允许记注官侍立，这也足以伸张神宗的心愿。什么叫前殿不侍立？臣遍考古代制度，左右史从来没有不侍立在天子身旁的，也从来没有前殿、后殿的区别。唐代制度只说左右史分立在殿下螭头两侧，研墨濡笔，都在螭头的凹处；有诏命时，就到殿阶前俯身听取奏对并记录，没有听说在后殿侍立而前殿不侍立的。’

译又听说欧阳修上奏请求：‘从今以后，前殿、后殿上殿时，臣僚退下后命令他们在殿门稍作停留，等修注官出来当面记录圣语。’由此可知，本朝旧制在前殿、后殿都侍立。君主的言语，不是只有后殿有而前殿没有；宰执奏事、百官奏对的话，也不是只有后殿有而前殿没有。如今唯独后殿侍立，前殿却不参与，这个道理究竟在哪里呢？后殿侍立，虽然位置不对，但毕竟还独自侍立在那里，也有爱惜礼制、保存礼意的意思。前殿不侍立，就是连祭祀用的羊也撤掉了，礼制的意义全都消亡了。如今左右史分日侍立，皇帝的言语举动却没有什么区别。臣想乞请在前殿、后殿都分日侍立，这样或许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能记录下来，用来备存一代的典章谋议，光耀千年的史册，实在不是小事。什么叫奏事不能直接上前？臣听说唐文宗对魏謩说：‘事情有不恰当的，不要嫌疑而不进言论奏。’魏謩回答说：‘臣先前任谏官，所以能够有所陈述；如今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语举动，不敢越过职责。’皇帝说：‘两省属官都可以议论朝廷之事，不要推辞。’所以本朝左右史都允许直接上前奏事，虽以奏报史事为名，但朝廷政事也可以议论，这大概也是文宗命令魏謩的意思。’ 熙宁年间，修起居注张琥上奏说：‘近来按照惯例，要先向閤门颁发牒文，然后才能上殿。臣私下看到，枢密承旨每次在侍立之处还可以奏事；起居注官既然也得以侍立，有时有奏陈请求立即当面陈说，诏令同意了。臣自从任职以后，起初想直接上前奏事，閤门以臣没有预先申报牒文为由拒绝。臣后来也曾预先申报牒文，又说当天没有班次。臣每次看到閤门官奏事，从来没有以有无班次为限制。左右史的职责，是当天有事情要奏陈；现在却一定要预先向閤门申报，又一定要有班次，那么有应当奏报的事却不能奏报，这样失职就太多了。臣又听说，皇祐年间，御史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仁宗为此发怒时，蔡襄任起居注，直接上前论奏救护；事情发生在一时之间，他又何曾预先向閤门申报、一定等待班次呢？何况如今后殿奏对，从来没有没有班次的情况。如此一来，记注官虽有直接上前的名义，却没有可以奏事的时候了。臣想乞请从今以后左右史奏事，命令他们直接上前，不必预先向閤门申报，也不必受有无班次的限制。臣所陈述的四件事，都是近来记注官失职中最严重的。臣冒昧居此职位，岂敢不把话全部说出？伏望陛下考察古制、验证今事，按名分追究实际，果断施行，臣不胜幸甚。’ 乾道年间，编修官林光朝上奏说：‘臣才识短浅昏暗，承蒙恩宠居任史官；执笔之后，私下认为古代修史的人，都是依据事实来记载。文献不足，即使孔子也无可奈何。吴兢、令狐德棻撰写武德以来的国史，韦述又根据二人所作，参照后来的事情，编列为本纪和列传。当时图籍文书都还在，不过是特别记录、反复记录罢了。到了开元以后，文献散失，于休烈请求普遍搜求实录和起居注，以及其他若干篇书，其后所得也只有一两篇罢了。正如柳芳所问，关于高力士在内廷可记载的事情，如今有《唐历》四十卷；拿开元时期的事情与贞观时期相比，所费的功力何止十倍！臣私下认为，四朝国史工程巨大、事务繁多。自从上章年间开始议论，想先撰写神宗皇帝、哲宗皇帝两朝正史，等将来徽宗皇帝实录确定后，再另行撰述，于是设置国史院继续编修。臣僚又认为靖康承接宣和，前后相连，应当合为一部书，连同前面的书成为四朝国史，这确实是当代极为盛大的典章。然而删削编修如此重大，迟疑拖延已经十年，想问何时成书，却还看不到尽头。’ 近来又得到诏令，命令重新修撰徽宗皇帝实录，因为先前的记录有错误，不能作为取信的依据；如今耳目所能接触到的材料还可以重新订正。现在延阁所收藏的，有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实际上已经合为一部书。往年修撰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从景德四年起，到大中祥符九年完成，前后远达十年才成书。后来修撰真宗正史，从天圣五年到八年，又历经四年才成书。这些书彼此相隔，何止二十年之后才合为一部书呢？如今神宗、哲宗两朝实录，细节已经完备，但本纪、志和列传仍有断缺。崇宁、大观年间百事更张，只有汪藻记录的元符以来诏敕；至于宰辅跪近御前的议论，不在这部书中，这就如同唐人令狐氏所搜集的诏册，只是用来弥补一时的缺漏罢了。其他书也多半疏略，如果不是等徽宗实录搜集编定以后就动笔，那么纷纷执笔记录，又从哪里措置一字呢？依臣愚见，四朝大典的简册浩繁广阔，伏乞圣上慈悲，允许先行修撰神宗、哲宗两朝正史以及徽宗实录，令它们同日进呈。徽宗实录确定以后，立即把钦宗实录接续编修，合为四朝国史，正如景德、天圣年间分作两项撰述，后来再合为一部书；这样，即使要按日月计算时间，也可以完成。’ 如果臣所说的，大体上可以采纳，那么请求把它交付国史院共同参酌。臣越过职分妄加议论，实在惶恐战栗至极。’ 淳熙五年，吏部侍郎周必大论述史事的奏札说：‘臣因没有才能，却承受命令编纂四朝正史，依靠同僚协力搜集分类事实，粗略看到了工作的头绪。如今正要下笔之际，事情的体制尤其困难。臣私下观察前朝国史，虽然由多人分头撰写，但当时案牍可以查考，是非可以询问，而且责任集中在一人身上，不至于产生错误。自从南渡以来，文献残缺，往往要搜求散失的材料，考证彼此异同；如果不集合众人的智慧，深恐彼此不能照应，抵牾之处会很多。臣曾与众人商议，分头撰述；每当一篇志或一篇传写成，就令在院官员相互修订润色，这样或许首尾贯通、体制统一，不会有思虑不周的忧患。如果符合圣意，乞请立即特别下达指挥，以便凭此遵守。’

译孝宗时，端明殿学士范成大上奏说：‘臣听说，追念孝道没有比显扬父母更大的，显扬父母没有比记述他们的事迹更大的。恭敬地思量，高宗皇帝在位三纪，丰功盛德，陛下已经把它写入《圣政编》了。至于高宗退居德寿宫以后，天子的运转和日常政务，难道没有可以记载的吗？像汉代宫禁中的《起居注》、唐代诸王所修的内起居注之类，过去缺少这样一部书，使二十五年之间，尧一样的言语、尧一样的行为，不能让世人全部听闻，实在可惜。臣私下认为，陛下过去长久奉养老亲，从容居于北宫，宫廷中充满喜庆，且兼有国家大事，其中一定有传授政道的训诫，也料想有许多慈爱的话语；至于按时举行的宴饮欢聚、盛大的礼仪和大事，无不是典籍中从未听闻的，都应当记下大略，以使这些万古罕见的事情更加显扬。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时日尚不久远；陛下孝思长存，连在羹墙之间也能见到先帝，恐怕还有可以回忆的事情。再参照东朝、东宫所听见看见的，以及宫禁中老成之人流传的情况，特命亲王全部加以记录，交付史官，那么陛下记述先帝事迹的孝心，就能流传无穷而施行无极了。臣曾经考察《虞书》《尧典》一篇，记载陶唐氏的事迹已经很完备；可是《鲁论》有‘尧曰咨舜’的训语，《孟子》有‘放勋劳来’的话，以及《庄子》《列子》记载的游汾水、观华山、康衢歌谣等事情，都在《尧典》之外。由此可知，虞舜时代记述尧的遗事，一定还有其他书，不只是现存的一篇《尧典》而已。’ 伏望陛下亲自留意。成大又论述三朝国史的奏札说：‘臣听说，自古以来凡是有国家、有家族的，虽然盛衰不同，却从来没有没有一代史书的。姑且用小事来比喻，就像士大夫和庶民之家，大的有家法，小的有日记，即使在仓促忙乱、无暇顾及时，也决不可一天缺少；这不是其他翰墨文章那种空话无用之物可比的。恭敬地思量，国家五朝正史早已大体完成；而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三朝史书，从绍兴二十八年开院编纂以来，耗费国库钱粮，至今已经九年，除帝纪大略完备外，其余仍遥遥无期。不仅旧日见闻已经散失，没有书可以考查，也因为其中是非褒贬容易招来后悔和忧患。朝廷既不督促考核，有关部门又幸于因循拖延；加上席子还没有坐暖，便调迁离去；甚至有时连负责提纲的人也没有，执笔者完全缺少，动辄经过十天半月，再也没有人过问。人们只看见馆舍深邃严肃，吏胥来往繁忙，都以为煌煌天朝必定具备史书，却不知道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到这种地步。臣私下查考，景德年间修太祖、太宗两史，用了十年完成；天圣年间修真宗史，用了四年完成；熙宁年间修仁宗、英宗两史，用了六年完成。’ 如今这三朝史书，如果只按照眼前的规制办理，再过几十年、上百年，恐怕也没有完成之日。为什么呢？从熙宁初年至今已有一百年，亲身见闻所能涉及的事情尚且难以追记；只再过一二十年，残编断简逐渐散失，世家故宅的遗闻旧俗也无从询问。即使后悔过去的因循拖延，想要下定决心完成，也再不能得到这些材料。文治谋略和武功功业，恐怕终于会湮没不彰；这样拿什么来仰称陛下追念孝道、在清庙和羹墙之间思念祖宗的心意呢？臣每想到这里，就震惧得汗流满面。伏望陛下特别裁决，赶快命朝廷讨论史事，制定课程，务必限定期限完成。熙宁以来的旧事，本院没有书可以考查的，允许向秘阁四库调取收藏的材料，并搜访士大夫家中保存的凭证文书，广泛搜集，互相参订。仍选择馆阁中有余暇的儒臣数人，增加兼任编纂选择之职，这样或许能够同时开工、分担力量，结局有期。书成之后，把它荐献给宗庙，以此慰藉三位先后的神灵，使宫中安宁欢喜，使国家承受福祉，与上天同样无穷。这就是臣所说关系国家体制、意义重大的事情；臣亲眼看到了它的弊病，如今又再次主管此职，不敢闭口不言，而且这也是陛下的家事。伏望陛下特别留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成大又论述记注圣语的奏札说：臣听说，帝王没有比尧、舜更盛大的，他们的时代虽然久远，但书籍还保存着。《二典》所记载的‘都俞吁咈’等言语，后人可以端正地拜读并加以评议；从这些言语可以知道他们之所以圣明，否则即使尧舜盛德，也无法流传。后世设置官员来记录君主的言语，其用意深远。恭敬地思量，陛下天资神圣，勤勉地寻求治理，清晨临朝、退朝后在便殿处理政务，每天都有谋略训诫。凡是有关纲纪法度的论说、性命道德的蕴涵，有些是汉唐君主也不能参与其中的，这正应当由史官不断记录，以昭示万古。臣蒙受恩典，任职柱下，私下考察记注中所载的内容，十件还不到一两件；大概是因为进见奏对的臣僚沿袭旧习，按例以‘没有听到圣语’来供报。绍兴年间，史官多次提出建议，三次在朝堂张榜公布却没有得到上报，仍然如此。上报来的内容，又只求简略，有时只是一句话、一个字，而且完全不涉及所奏之事，只是依照惯例抽笔执简，始终没有真正编纂记述，臣对此非常害怕。按照法令，亲自听到圣语而应当记注的事情，如果不向后省报告，按违制论罪；又应当上报圣语而违背的，修注官要具文申报尚书省；如果上报到的内容没有圣语，月底就应分类汇集上奏。虽有这些法令，前后却从未严格申明，也没有真正执行；至于分类汇集上奏的命令，记注之事大多违反旧章，也就不足为怪了。’ 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将臣这份奏章交付閤门、内侍省；遇到群臣朝班奏对时，就逐条告知并上报，也允许史官依照法令执行，将上报内容中没有圣语的，于月底分类汇集后奏闻。即使在万机之余稍微赐予考察，也或许能使伟大的王言无人敢隐匿，使圣明的谋略训诫洋洋流传，与《二典》相媲美，天下万世都幸甚。成大又论述侍立的奏札说：臣近来因为上奏陈述记注官不能完整记录圣语，蒙受宣谕，正是因为史官侍立得太远，于是命臣讨论典故。臣私下看到，如今左右史侍立在正殿东南角的朵殿之上，茫然一片，根本听不到什么，实在违背记录言语、记载举动的道理。谨按唐代制度，凡皇帝登殿，二史就在殿上御座左右侍立，执笔记录言语举动。皇帝在紫宸殿入閤、临轩听政时，就站在螭头处，靠近殿阶侧耳听取。无论在殿上还是螭头处，都能秘密听到王言，立即记录，证据十分明确。许敬宗、李义府、李林甫执政时，这项制度才被废除；文宗恢复了它，直到现在仍被认为是盛举。文宗曾经同宰相议论当时奢侈风气，史官执笔站在螭头处，皇帝问：‘刚才议论的事情，你记录了吗？’由此可见，即使站在殿阶螭头之下，尚且能够听到并记录，何况侍立在殿上呢？’

译本朝初年重新恢复了这种制度。起居院的梁周翰等人讨论旧例，虽然不够精详，但也只是说直立在崇政殿记录言语；以至于国史、职官志等书中所载，也只说在便殿侍立，没有如今所说的东朵殿。所谓朵殿，本来没有经典文献依据。如果说它与正殿属于一体，那么既然可以容纳设置供奉官员，让他们在閤内幕次中休息坐卧自如，就不能完全称作殿。如果说它与正殿的规制不同，不应让左右史站在正殿，却让他们站在那里，这就可以说是记注位置错误了。又按王容季所记，称本朝旧例是在御座后侍立；欧阳修请求改为在御座前侍立，欧阳修罢职后又恢复站在后面。这件事虽然不见于会要，但流传已久。会要只记载欧阳修请求命令臣僚上殿后，退下时在殿门稍作停留，等修注官出来当面记录圣语，仁宗听从了他。臣私下推测，本朝修注官虽然站在殿上，但所谓站在御座后面，听见看见的也不清楚，所以欧阳修才请求让臣僚留在殿门，以便当面记录圣语，又有改站御座前面的说法。总之，唐代制度详细，而本朝制度简略；其根源在于建置初期梁周翰等人讨论得不精详。当时尚且没有朵殿之说，如今不知道閤门如何承袭下来，却只命令史官站在朵殿。’ 隆兴元年，左史胡铨等人建议，侍立的位置不对；閤门、御史台讨论旧例，因此想要命令起居郎、起居舍人记注完毕后登殿，宰执以及台谏奏事时，暂时在东朵殿侍立；等臣僚奏事时，按照讲筵的惯例，在御座前侍立。他们的意思认为，宰相奏事所得的圣训，中书门下本来有《时政记》；台谏论事，也恐怕难以立刻泄露；但其他臣僚开始奏对时，有什么妨碍，竟要顾忌而使记注官不能记录，以昭示万世呢？这实在是遗漏典章。臣私下看到，行在的各部门都能履行职责，唯独左右史负责记录言语举动，却实际上不能履行职责；既听不到王言，臣僚奏对又按例以‘没有听到圣语’来供报，这就是记录言语的职务徒有其名而没有实际。所谓记录举动，凡是皇帝出行、出入、号令、施政设置一类的事情，只凭各部门关报；国史和《日历》也同样接受这些材料，已经预先修纂，那么后来再由后省记录注记，几乎成了多余之物。二史官职号称清贵，位置接近朝班；作为侍从之臣却荒废职守到如此地步，这是臣日夜惭愧恐惧、不得安居的原因。伏望圣上慈悲，参酌古代盛时的制度，特别加以检视。乾道元年，閤门、御史台已经讨论到旧例，由圣心裁断，特别制定制度。’ 规定史官侍立的位置，把它作为圣明时代的成法。光宗绍熙元年，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陆黼上奏说：‘臣伏见真宗皇帝至道三年冬，修撰太宗实录，到第二年咸平元年八月完成，才经历九个月，修书的只有钱若水、柴成务、宗度、吴渊、杨亿五人。书成之后，又下诏重修太祖实录，到第二年六月完成，也才经历九个月，修书的只有王元之、梁灏、赵安仁、李宗谔四人。臣私下考察，太祖讨伐泽潞、攻取扬州、平定吴地、灭亡蜀国、平定荆楚、攻下五岭；太宗安抚并拥有吴越，荡平汾晋，在蓟门用兵，向夏台问罪，这些都是大规模的举动和事业，事务广泛而繁多，关于兵机戎政、攻守、军粮运输、功罪和升降的事情，可以说很多。至于制定礼制、制作音乐，彰明刑法、治理历法，修复废置的官职，振兴坠失的典章，革除五代的弊病，恢复汉唐的盛况，侧身而求治理，可以说十分勤勉。按理说，描摹这些事迹如同日月、形容其功业如同造化，即使多年也不能完成；然而奏进史书如此迅速，不超过三个季度，上可以慰藉仰望先帝如在羹墙之间的思念，下可以满足士大夫的期望，这不只是这几个人竭尽精力思考的力量。’ 或许是因为当时命令受到重视，刑罚和赏赐必定得到尊崇，君主和国家受到重视的风气已经形成；凡是史官考订推求所需要的材料，上至中书、枢密院，下至各部门、各府署，乃至四方万里之外的郡国，都把重重编纂的文书像水流归海一样源源不断地汇集而来；然后根据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情况，考察墓碑、行状、述论中的虚文，依据众人认可的意见，刊正野史小说的荒谬妄说，取天下公论，去一家私见，于是史书才得以完成。九个月就奏进史书，臣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快。臣辞职多年，忽然蒙受圣恩，把臣从山林泽野之间起用，让臣得以参与大典；既没有让臣兼任其他职务，又特别宽免朝谒、责成任事的要求，可以说恩典很重了。然而臣愚昧的忧虑中有想要陈述的事情，不敢立即冒昧上达天听，只在前面略具梗概；想乞请圣上慈悲，明白诏令大臣，等臣任职后有所陈请时，选择其中可行的，由朝廷主张施行。如果臣不能自我振作，荒废职守，辜负圣上知遇，那么流放、诛戮的刑罚，臣不敢逃避。’ 四年，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陈傅良论述史官事务的奏札说：“臣曾经具奏，私下看到唐大顺二年二月的敕令：吏部侍郎柳玭等人修撰宣宗、懿宗、僖宗实录。起初，丞相、监修国史杜逊认为三朝实录尚未修成，于是奏请吏部侍郎柳玭、右补阙裴廷裕、左拾遗孙防、驾部员外郎李彻、太常博士郑光庭等十五人修撰。过了一年，竟然一个字也没有编成。臣由此知道，史事极其重要，不宜由其他官员兼任。如今史院的检讨都是兼任其他职务，时进时出，就像传舍一样。至于修撰，也由侍从之臣兼任，往往多是接近皇帝、受皇帝优厚眷顾的人，大都任职不久便离去掌管机要政务。大致一年之内，才开始商议制定条例、均分卷帙，史官就已经离开史院很多了，这样一代的大典便没有办法完成。事情重大、体制重要，哪里容许白白度过岁月？提领史事的大臣必须取信于人，订立期限，奏报篇章。臣恐怕这样免不了追逐时限、勉强完成任务，只求临时交差，草率敷衍以逃避责任，却不能阐明圣朝的盛德大业，使之流传万世。这也不能全怪秉笔史官考订古事的过错，而是因为没有专任官员，形势必然发展到这一步。”近年李焘、洪迈以待制身份相继修史，不兼任其他事务，之后四朝国史才得以成书。

译依臣愚见，两制臣僚的地位和声望已经很高，如果把史事交给他们，别人会认为这是冷清的部门，不出一两年，朝廷就必须再次迁调任命。虽说是专任官员，也未必能长期任职。如今官名中有秘阁修撰、右文殿修撰，以及旧有的史馆校勘等，正是三馆修书官的名目。自郎官、察官、卿监中补任外官的人，都可以授予这些职务。若把这两三个官名设置为史官，以两年为任期，从史馆校勘这类职位供职后，逐步迁为秘阁修撰，再逐步迁为右文殿修撰，那么在史院中至少已经任职五七年。等到有了功劳和成绩，即使依次升迁，也可以像李焘、洪迈那样兼领史事。这样，史官与郎官、察官、卿监一样，可以逐步进入从班，体制大致相同，既有专任官员的效能，又没有冷清部门的嫌疑，也许就能使大典真正有人负责。况且在祖宗朝，虽然谏议大夫以上都出任外官作为寄禄官，但在谏院供职的人仍称为谏官。那么如今以修撰作为贴职，而以在史院供职的人作为史官，大概也是旧有章法，有什么不可以呢？臣愚昧而不自量，冒昧议论史事，惟愿陛下裁察。” 五年，起居舍人彭龟年请求申明告诫上奏事务的臣僚，把所记录的圣语报告给记注官。彭防说：“臣听说古代君王面前有巫，君王身后有史，史官侍奉在君王身边，本来不应离得很远。唐贞观初年，皇帝退朝后议论政事，史官还能够在面前执笔记录。本朝元丰年间，曾议论臣僚在前殿、后殿入对，允许记注官侍立，记录他们所听到的、关系国家治理的事情。元祐年间，又命令在迩英殿讲读时，停止臣僚留身奏事，也允许记注官侍立。近来的这些制度都已经不再实行，只有臣僚入对结束后，记录所听到的圣语并报告记注官这一项还存在。然而前后因循，有时臣僚声称没有听到什么圣语，因而史官执笔所记的内容有很多遗漏。陛下英明的谋略和睿智的决断，隐没而不能彰显，史官失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私下看到，本朝欧阳修曾请求：从今以后，前殿、后殿入殿的臣僚退下后，命令他们在殿门稍作停留，等修注官出来，记录圣语。臣愚昧，希望陛下采用欧阳修的话，特别加以申饬：每逢前殿、后殿臣僚奏事退下，允许当天侍立的官员到殿门记录所听到的圣语。若有内引的臣僚，就命令移文索取记录，这样也许记注官能够完整记载，使圣明的谋略浩大流传，美善的言论充分彰显，无愧于三代，臣将不胜荣幸。” 经过的时间渐渐久了，必定已经成书。臣希望陛下特地下达睿旨，命国史实录院把所修的事项上报朝廷，审查详定后认为妥当，就颁行天下；玉牒、防要所参考的材料，也重新修纂。这样对上可以光大圣朝谦让禅逊的美德，对下可以杜绝奸党逐渐窥伺觊觎的苗头，天下幸甚。臣又听说，熙宁年间，王珪建议编修《国朝会要》，朝廷检寻旧事，从来没有不用这部书的；但只修到庆历三年，而且当时急于成书，又想扩充篇帙，所以其中仍有遗漏的事情，所记也有很多官府文书，恐怕不足以流传久远。于是请求从庆历四年以后续修旧书，并在原书基础上略加增删，使之成为一代的典章制度，朝廷批准了他的奏章。等书成，从建隆到元丰，只有三百卷，记载最有法度，后来没有能超过它的。臣恭敬地看《皇帝会要》，从绍熙末到嘉泰初年不过八年，卷数却已经有一百五十卷，大概是扩充篇帙过度。看王珪所修的书，臣僚的论奏只摘取要旨；如今有时整篇记录，一个字也不遗漏，至于公文往来、行遣文书中措辞俚俗浅近的，也有来不及删润的，臣恐怕难以流传久远，正如王珪所担忧的那样。又从嘉泰二年以来，已经八年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月、半年〕 十五年，司封郎中魏了翁论述实录缺文的奏疏说：“臣从前滥充东观史官，曾经恭敬阅读金匮玉板所藏的史书，常常想到祖宗实录，从东都以前共一百六十八年，不过一千多卷；而南渡以后，高宗、孝宗两朝实录，仅六十多年，却达到一千卷。三十六年的事情编成五百卷，还可以说得过去；但二十七年也编成同样多的卷数，料想是广泛记载、详尽叙述，没有遗漏。然而臣偶然根据当时亲身经历的事情，逐件查阅，却并不完全如此。往往一个月就分成两三卷，往往州县的细小事务，也动辄写了一千多字；至于关系大体的事情，反而脱漏简略。比如开禧元年，金国使者赵之杰要求陛下起身接受国书，臣当时以馆职身份得以陪同朝见。记载此事以后，臣偶然想起乾道六年，虞允文任宰相时，金国使者乌凌噶天锡态度傲慢，与此事相似。当时虞允文先奏请大驾返回内宫，撤仗退朝，臣和在场的人诵说此事，希望很快传达上去。不久听说陛下径直返回禁中，完全如同乾道年间的旧事。臣以为宰执一定有人援引这件事来向皇帝陈述了，后来却听说韩侂胄任宰执时，说这是谢郭然所为；却不知道郭然掌政还在十多年以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 臣退朝以后，便取来乾道年间的国史、实录、防要、圣朝日历等书，全部翻阅，结果发现这件事有的完全没有记载，有的只略略提到一两句；实录仍按通常的格式，记载在垂拱殿赐茶赐酒，却不知道那天根本没有设置茶酒。又记载知閤事王抃上奏，诏令第二天引领使者入朝觐见，似乎专门为王抃夸美；而王抃的奏词只议论接受国书的仪式，也没有提到撤仗退朝的事情。这就是实录缺文的情形。那一年，苏师旦被授为安远军节度使；第二年六月，苏师旦获罪，词臣因起草制书而被罢免离职。有人说，内制没有封驳的旧例。臣于是记起乾道七年三月己卯日，张说被授为签书枢密院事，张栻等人说不可以，随即收回成命。乾道八年二月乙卯日再次下令，周必大以直学士院身份封还批诏，并请求改以宣徽使的名义授予张说。臣随即查阅实录等书，己卯日的事情完全没有记载，只在该月戊子日记载节度使兼万寿观使的制书，不记载事情的起因，这本来就应当修正；至于八年乙卯日的事情，又遗漏了。君主圣明，臣下才能正直，这是先朝最值得称道的美事，前后却都没有记载，这又可见实录缺文竟到了这种程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四年、三百卷〕

译开禧二年秋八月，倪思与李璧争论明堂严父配天之事，朝廷舆论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裁决。臣于是记起淳熙三年三月丙午朔日，秘书监李焘奏请举行宗祀明堂之礼，广泛引用神宗皇帝的圣语以及钱公辅、司马光、李受等儒者的学说，也曾下令群臣议论，虽然后来没有实行，但实录不应完全遗漏这件事。到了淳熙六年，赵雄任宰相，终于明确主张实行，实录也没有记载。元降明堂诏书，也从未收入记录；至于阅乐等事情，也都失实。由此又可见实录缺文到了这种程度。臣因这三件事，常常感叹孝宗皇帝英明的谋略和伟大的决断，超过前代的事多得不可胜数；臣偶然记下所听闻的事情，却总是遇到史书脱漏简略。卷帙已经如此繁多，记载却又如此脱略。如果不趁现在办理，距离乾道、淳熙年间还不远，文字尚未全部散失，老师宿儒、年长者以及旧家遗裔还可以访问，应当赶快搜集、考订、汇编；如果因循日久，必然导致是非失实，无法传示后世。臣恭敬地看到，实录院现在遵照诏旨，正在改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增入列传。臣愚昧，希望陛下下达睿旨，同时交付本院，命史官将两朝实录重新加以校订；如果有像上述所说的缺失，立即采访补入；其中冗杂泛滥、重复以及不合史法的官府文书，全部删削。这样也许能够文字省约而事实详尽，足以垂为法典、留给后世，也可仰承陛下敬念祖宗功烈的心意。” 理宗淳祐十二年，秘书少监兼修注官高斯得进呈修史旧例说：淳熙十年七月丁丑日，李焘奏道：臣承蒙恩典，任职史馆，有事情应当上奏请圣裁，谨列在后：一，向来修书必须订立期限，如今四朝正史开院已经二十四年，已经三次延长期限。所幸纪、志都已进呈完毕，尚未完成的只有诸臣列传。列传已经有底本，再稍加用心，似乎不难完成。请求从今以后再延长到明年春季，希望史官各自尽力同心，不致耽误时日。一，裕陵诸臣列传已经修改四次，泰陵三次，祐陵两次，靖康一次。如果旧本有错误，或有各家增补之处，就应明确写出错误所在，删去应当补入的部分，并且详细说明依据哪部书、哪条考证；没有违背这些要求的，才允许修订更换，同时抄录出来作为考异。否则就沿用旧本，不再增改。所有应当为诸臣立传而事迹无从查考的，暂且附在相应的附录位置，不必勉强立传；将来如果能够查考到，再另行立传也不妨。总之只要求真实而有证据。一，臣听说驾船的人和驾车的人，技艺不能同时精通，所以史官必须长期担任其职，少兼其他职务，才可以责成其完成任务。如果兼职太多，用心必然分散；即使是高才之人，能够兼任多事，也终究精力有限，正怕在这里详细了，那里就简略。如今史官仍有空缺，从今后选任时，请选择兼职较少的人委任，希望能专心尽力，迅速完成大典。”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一百六十八年、一千卷、三十六年、五百卷、二十七年、一月、元年、六年〕 臣曾经恭敬阅读国史，私下看到祖宗修书的旧例：帝纪、志、传一定是一部书完成后才修另一部书，从来没有同时修两部书的。因为国家大典关系极其重大，如果不能专心致志办理，就不能把事实记载准确，取信于后世。且以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正史来说，乾道年间史官李焘修成帝纪后被调任外官，等到再次回朝，才命令他修列传。所以李焘起初任职时，提出了这三项请求；列传即将完成时李焘去世。所谓延长到第二年春季，最终也没有完成，于是召回洪迈，终于完成了它。淳熙十三年十一月，才得以进呈。纪、志、传依次修撰，前后二十七年，四朝大典才完备。孝宗皇帝难道不想尽快完成吗？但就是这样逐步责成。以李焘优良的史才，没有人超过他，他也不敢自称可以同时修志、传，而两部书进呈的先后相隔很久，又是如此。由此说来，完成国家大典，怎么可以轻易谈论呢？臣恭敬地看到，国史院奉诏修纂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的志、传，限期在明年三月进呈。臣忝列执笔之职，若有一点管见，不敢默然不言。况且诏令修撰四朝志、传已经很久了，赵以夫起初专门负责此事，却不知道赶快加以编纂，反而想先把九朝正史合为一部，再续修四朝志传，用力方向错误，于是陷入漫无边际的拖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月、八年、二月〕 直到赵以夫离任，四朝志传竟连一个字也没有。汝腾继任，正当承担此任，却以避嫌为由极力推辞。尤焴又继任，也再次请求回避，过了很久才就职。更换了三任史官，白白度过岁月，几乎已经两年，实在可惜。九月以来，才开始分别命令属官办理，但规模尚未确立，人心已经涣散；既不依照旧例奏请先订立期限，也不考察旧例，把志、传分作两次修撰。一本一百多年间历任二百八十多位史官都不能完成的书，却自称可以在几个月内迅速完成，这岂不是太轻率了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诸臣的列传，到李焘任时，已经分别修改四次、三次、两次、一次，可以说已经容易成书了，尚且超过四年才进呈。如今高宗、孝宗、光宗、宁宗诸臣，应当立传的人数尚且没有确定，材料杂乱、疏漏，完全没有条理。史院官吏提供的初稿，大多只是徒具形式；私人家族提供的行状、志状，也完全没有经过史官考订，或增入其他书籍，又怎么会有所谓四修、三修、两修、一次修订的基础呢？如今却想在四五月间赶办完成，臣知道这必然苟且破碎，只求应付期限、希望得到恩赏，而不会以传信后世为决定标准。即便如此，列传毕竟还算有了大致的底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月、三年、三月、六年〕 理宗淳祐十二年，秘书少监兼修注官高斯得进呈《修史故事》，说：淳熙十年七月丁丑日，李焘上奏说，臣蒙受恩荫，任职史馆，其中有应当奏请圣上裁决的事情，谨列在后面：一、历来修书都必须规定期限。如今四朝正史开馆修撰已经二十四年，期限也展延三次了。所幸纪、志以及传已经奏进成篇，尚未完成的只是诸臣列传而已。列 传已经有底稿，只要稍加整理，看来并不难完成。乞请从今以后再展延期限到明年春季，这样或许史官都能致力于齐心协作，不至于拖延日月。一、裕陵诸臣列传已经修改四次，泰陵三次，祐陵两次，靖康一次。如果旧稿有错误之处，或有各家增补之处，就应当明确注明错误，删去应当增补的部分，并且详细说明所依据、考订的是哪部书；没有违背这些要求，才允许修订更换，并另行抄录出来作为考异。否则就依从旧稿，不再增删修改。凡是诸臣应当立传而事迹无从查考的，暂且附在相应的类别中，不必勉强另立传，这样将来如果能够查考到，就可以另行立传。总的来说，只求材料真实而且有证据。一、臣听说，操楫与佐辕，不能两种技艺都精通，所以史官必须长期担任本职，少兼任其他职务，才可以要求他们完成职责。如果兼职太多，用心就会分散；即使有才能的人担任职务，似乎多做几项也能办好，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正担心在这里详细了，在那里就简略了。如今史官仍有缺额，从今以后任命官员时，乞请选择兼职较少的人委任给他们，希望能够专心工作，迅速完成这部大典。朝廷采纳了这一意见。

译臣曾经恭敬地阅读国史，私下看到祖宗修书的旧例：帝纪、志、传必须完成一部之后，才修撰另一部，从来没有同时修撰两部书的情况。因为国家的大典，关系极其重大；如果不能专心致志地办理，就不能把事实记载准确，使后世信从。且以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正史来说，乾道年间史官李焘修成帝纪后，便出任外职；等到再次回朝，才奉命修撰列传。因此李焘最初到任时，才有这三项奏请。列传即将完成时李焘去世。所谓将期限展延到来年春季，最终也没有实现，于是召来洪迈，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十三年十一月，才得以进呈。纪、志、传依次修撰，前后用了二十七年，四朝大典才开始完备。孝宗皇帝难道不希望它迅速完成吗？但像这样逐步责成办理，正是因为事情重大。凭李焘作为良史的才干，没有人能超过他，他也不敢自称能够同时修撰志、传，而两部书进呈的先后相隔那么久，又是如此。由此说来，完成这样宏大的典籍，难道可以轻易谈论吗？臣恭敬地看到国史院奉诏修纂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的志、传，限定明年三月进呈。臣忝列其中执笔，如果有一点管见，不敢缄默不言。况且诏令修撰四朝志、传已经很久了，赵以夫起初专门负责此事，却不知道赶紧加以编纂辑录，反而想先把九朝正史合为一部，然后再续编四朝史，所用力量和次序颠倒，终于陷入漫无边际的拖延。到赵以夫离任时，四朝志、传竟然一个字也没有完成。汝腾接任，正应当承担这项职责，却以避嫌为由竭力推辞。尤焴又接任，也再次托辞回避，过了很久才就职；更换了三位史官，白白耗费岁月，几乎达到两年，实在可惜。自九月以来，才开始分别命令僚属办理，然而规章制度尚未建立，人心已经涣散；既没有按照旧例奏请先行规定期限，也没有考察旧例，把志、传分作两次修撰。这样一部一百多年间、历经二百八十多位史官都没有完成的书，却自称要在几个月内迅速完成，这未免太轻率了吧？神宗、哲宗、徽宗、钦宗诸臣列传，到李焘时已经分别修订四次、三次、两次、一次，可以说已经较容易成书了，尚且超过四年以后才奏进成篇。如今高宗、孝宗、光宗、宁宗诸臣，应该立传的人数还没有确定，材料混杂疏漏，完全没有条理。史院官吏提供的初稿，大体只是徒具形式；各私人家族提供的行状、志状，也完全没有经过史官考订、补入其他书籍，哪里会有所谓修订四次、三次、两次、一次的基础呢？现在却想在四五月之间催促办成，臣知道这必然草率破碎，只求应付期限、希望获得恩赏，而不会以传信后世为最终目标。即便如此，列传也不过是略有基础而已。至于各类志书，过去连一张纸的编纂次序都没有，如今才开始创制。其中天文、地理、选举、礼乐之类，尚且可以编类、缀辑、整理。唯独兵、财二志，是一百多年立国实政的始末，范围宏大，工程浩繁，不是凭空就能编成的，难道几个月能够办成吗？而且史院官员按照惯例大多兼任其他职务，往往一时繁重的事务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正如李焘所说，人的精力有限，在这里详细就会在那里简略；希望他们专心总领工作，迅速完成大典，实在困难。臣并不是故意提出异议，苟且想要拖延时日来逃避职守。只是考察过去的事实，情况明明白白，并非虚妄，所以才敢援引旧例据以向陛下陈说。希望圣上慈爱，宣谕提举官：趁现在编纂修订尚未定型之初，查照孝宗皇帝修书的旧例，改命史院官员专一编纂四朝正史。各志等奏进成篇以后，再继续编纂列传。这样或许修书的次序既符合旧典，又能使各位史官专心一意，不致因为分散精力而草率破碎，贻笑后世。金世宗时，伊喇杰上书说：“早朝时屏退他人议事，史官也不能参与听闻，便没有办法记载。”金世宗把这件事拿来询问宰相石琚和右丞唐古安礼，他们回答说：“古代的史官，天子的言语行动都一定记载，用来警戒君主，希望君主因此有所畏惧。周成王把桐叶剪成圭形，开玩笑地封叔虞为诸侯，史佚说：‘天子不可以说笑话，既然说了，史官就会把它记下来。’由此可知，君主的言语行动，史官都可以记录，不可回避。”金世宗说：“朕看《贞观政要》，唐太宗与臣下议论事情，最初怎样议论，后来结果怎样，这正是史臣在旁边记录下来的。如果担心泄露机密事情，就选择谨慎严密的人担任此职。早朝时即使屏退他人议事，记注官也不回避，便从此开始。”元世祖至元年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上奏说：“自古帝王的得失、兴亡之所以可以考察，是因为有史书存在。我国凭借神武平定四方，天子的兵威所到之处，没有不臣服的，这些全都是太祖皇帝谋划深远、决断雄伟所造成的。如果不趁时机记录下来，臣私下恐怕时间久了会遗失，应当设置机构编纂成《实录》，并附带修撰辽、金二史。”又说：“唐太宗刚刚平定天下时，设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继太祖开创的基业以后，设置内、外学士院，史册内容灿然完备，号称以文治国。堂堂的本朝，难道没有像唐、宋那样的英才吗？” 成宗时，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袁桷上奏请求修撰辽、金、宋三史，并陈述搜访遗逸、分条列举事状说：“臣以低劣的才干，勉强充任史馆官员，已经将近二十年。近来又升任翰林院供职，仍兼任史职，只是苟且度日，实在是在虚耗功劳。臣恭敬地看到先朝圣训，曾多次命令史臣编纂修撰辽、金、宋三史，却因循拖延，始终没有完成。推究前代亡国之史，都是在天下统一以后，由史官编成的。比如齐、梁、陈、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寿的《南北史》，房玄龄等人的《晋书》，有的称为皇帝亲撰，有的题作史臣所著；这些都是唐太宗尊崇文教、考求古事，把数百年分裂时期的事迹和记载全都整理完备的结果。到了宋代，仿照唐代，于是设置官署和修史机构，来完成《唐书》。这样看来，先朝多次下令修史，正与唐太宗文治昌明的盛况相合。桷生长在南方，对辽、金旧事很少听闻。中原各位老先生家中藏有相关书籍，一定能够搜集整理精粹材料，编成可信的历史。臣私下又想到，先祖父的叔祖少傅正献公燮，在嘉定年间以礼部侍郎、秘书监的身份专门修撰宋史，已经写成完整的书稿。曾祖太师、枢密、越公韶，任秘书著作郎，升任秘书丞，也曾参与史事。

译曾叔祖少傅正肃公甫任吏部尚书时，曾与人一同以尚书身份修撰《实录》；臣资质浅薄、力量微弱，有幸身逢圣朝，得以继承先人的事业。宋代九朝虽然已有正史，但当时有所避讳和忌讳，如今既已改朝换代，正应当加以改正。从前司马迁、班固都凭借父子相传，终于能够成书。刘知几、刘餗、刘賛都凭借家世流传的旧闻，撰成《史通》。臣不敢自量史学条例，姑且把有关事项分条剖析。又，本院所藏宋朝名臣文集及杂书中的记载，全都残缺散失，也应当编列出完整书目，以供采择。” 顺帝时，苏天爵论述修撰功臣列传的奏疏说：古代设置史官，是为了论述君臣的善恶、得失，作为后人的鉴戒。恭敬地想，圣朝在朔方兴起，消灭金国、平定宋国，于是统一了华夏。如果那些有门第功勋的旧臣和有谋略才干的士人，不把他们的事迹载入简册，拿什么向后世昭示呢？祖宗的大典既然如此严肃，金匮、石室中都收藏有典籍，唯独功臣列传没有片纸只字的记载，实在是典章中的缺漏。然而自大德以来，史臣多次请求搜集编录，有司却把它视为寻常事务，直到如今仍未全部送交官府。臣过去曾经充任史官，谨慎地列出四件事，以供采择：一、史书有两种体例：编年体始于左丘明，纪传体始于太史公。考察一个时期的得失，编年体较为优胜；论述一个人的一生始终，纪传体较为完备。总之，这两种体例都不可缺少。近代编纂《实录》，大体上属于编年体，又在诸臣去世之下另作列传来附载，因此兼备两种体例。我国至元年间，最初编撰祖宗《实录》时，当时许多大臣还在世。到元贞初年，下诏修撰世祖《实录》，命令朝廷内外各部门、各级大小臣僚分别具录事迹，送交史馆，大概是想记述一代的事情，同时寓含修撰诸臣列传的意思。然而由于进呈史书的日期过于急迫，诸臣的事实材料不完整，拖延到今天，最终仍没有完成列传。先前修撰《经世大典》时，臣在简册中所见到的事迹，十件中只有两三件。何况如今翰林院专门负责笔削史书，如果再旷日持久、年年拖延，不再加以记载，将会看到功臣旧臣的盛大功业湮没无闻，作为史官的人也将无法逃避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列传一定应当修撰的原因。一、从前司马迁任太史令时，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遗文和古事，没有不全部汇集的。于是他依据《左氏传》《国语》，采录《世本》《战国策》，叙述《楚汉春秋》，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古今的变化，形成一家之言，公布于世。他的文章直率，记载的事情翔实，不虚夸美化，不隐瞒罪恶，所以称为《实录》。史书本来就要求翔实，真实事迹尤其重在广泛搜罗。如今史馆修书，不过是把任务交给有关官府，让他们负责采集记录。有的功臣子孙衰败，无人提供报告；有的有司害怕烦琐，没有全部执行；事迹最终不能完备，原因就在这里。如今史官首先应当查明自国初以来直到某年之间，应当为功臣立传的共有若干人，分别列出姓名。有的可以到他们的子孙宗族那里，有的可以到他们的亲属、故旧、属吏那里，有的可以到他们任官的地方，指名征取材料。这些人应当亲自据实报告，不许有司借机烦扰他们。又，各位公卿的遗文散落在各处，有的已经刊行，应当开列书目并提供印本；尚未刻板刊行的，命有司到其家中抄录、校勘，不得有错误，然后申报送达史馆。严格规定期限，违期者连同提调官吏一起治罪，这样或许不会遗漏任何事情，留名青史也就有日期了。一、官品固然有高低，人材却没有贵贱之分。而且修史本来就是要记载贤能之人，作为后世效法的榜样，起初难道要区别贵贱，随意把人分成等级吗？所以赵周虽然显贵，姓名只在当时的记载中出现；黄宪虽然地位卑微，美好的德行却永远流传后世。近来从金、元以来，才开始规定官位达到三品的人，事迹才能载入史书；这就使忠贞刚烈、隐居不仕的士人，只要处在低位，便都不能被记载，又凭什么来劝人为善呢？这种规定的错误，竟到了如此地步。如今二品以上的人，即使有官职封号，如果没有别的事迹，也完全可以删去；三品以下的人，有的地方长官施政贤能、政绩值得记载，有的隐逸之士善于著述、作品可以流传，有的为人子女侍奉父母，例如王祥的孝行感动天地；有的义士奔赴危难，例如南霁云舍生取义，都应当载入史册，作为后人的劝勉。一、史书记载事情，应当善恶一并载录，因为记载善行是为了劝勉，记载恶行是为了警戒。所以《春秋》成书后，乱臣贼子都感到恐惧；后世史臣也说：‘在奸人死后仍加以诛责，使潜藏的德行发出幽微的光辉。’如今修史条例只说采集嘉言善行，那么奸臣、贼子的事情难道就不再载入书中了吗？那些奸臣本来就不在乎史书是否记载他们。如今如果顺从而把这些事情湮灭，就是让奸诈的谋划、暴虐的行为在一时获得快意，却不给后世留下警戒；他们又有什么畏惧而不去作恶呢？况且像阿哈玛特、僧格、特克实、道拉实这一类人，都应当明确写出他们欺骗蒙蔽的罪行和弑君叛逆的阴谋，希望奸邪之徒有所警戒畏惧。然而各家提供的事迹，大多出自孝子慈孙的言辞和门人故吏之手，恐怕有不真实之处，还应当参考刑曹的罪过案簿、吏部的行止记录。这样，善恶都得到记载，就不会有虚夸美化、隐瞒罪恶的讥议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律历。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待诏太史霍融上言说：“官漏的刻度大约每九天增减一刻，不能与天象相应，有时误差达到二刻半，不如《夏历》精密。”诏书下达太常，命史官与霍融用仪器观测校验天象，考察度数远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回答说：“考察官府施行的漏法，是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日，下达建武十年二月壬午日诏书，施行漏刻，以太阳运行的日长日短为计算标准，大约太阳在南北移动二度四分，便增减一刻。一气共十五日，太阳距离北极各有不同。如今官漏每九天移动一刻，不随太阳运行而进退。《夏历》的漏刻随着太阳南北位置而定长短，比官漏精密而接近实际，明确可以施行。” 安帝延光二年，中谒者亶诵上言说：“应当采用甲寅元。”河南人梁丰说：“应当恢复采用太初历。”尚书郎张衡、周兴都精通历法计算，诘难亶诵和梁丰；有时不回答，有时说他们的说法错误。张衡、周兴与考察仪注的人共同查考，比较过去与现在，认为九道法最为精密。诏书下达公卿详细议论。太尉恺等上奏，侍中施延等议论说：“太初历超过天行，每天一度，弦望失去准确。月亮在晦日出现在西方，日食、月食也与天象不相应。元和年间改用四分历，四分历虽比太初历精密，却仍不准确，都不能采用。甲寅元与天象相应，合于图谶，可以施行。”博士黄广、大行令任佥等议论与九道法相同。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等四十人议论说：“如果采用甲寅元，就应当除去《元命苞》所说天地开辟以来、到获麟年间的一百一十四年；推算闰月时，有六个月与日期不相合，或者朔、晦、弦、望、二十四节气、星宿度数不相应的地方，不止一处。用九道法推定朔日和月相，有时连续三大二小，都是牵强附会。元和年间改变历法，是为了应合《保乾图》三百年以及《斗历改宪》的文字。四分历本来起于图谶，最为合乎正理，不应改换。” 恺等八十四人议论说：“应当采用太初历。”尚书令忠上奏说：“赞成太初历的人，都没有拿出有效的验证，只是把世宗攘除夷狄、扩张疆域、享国长久作为理由。有人说孝章皇帝改用四分历后，灾异反而更加严重，却没有说明太初历有好的应验。臣恭敬地思考，圣王兴起，各自改变正朔，用来贯通三统。汉高祖受命，沿用秦朝的纪年，以十月为岁首，闰月通常放在年末，不考察前代，违背帝王典章。太宗遵行修正三阶之法，以平息黄龙之灾，以至于刑狱，又以错行五行之说，来解释哀帝、平帝时期，同样承用太初历而妖孽接连出现，灾祸不止一种。议论者不把成数相互参照考核，不能真正求实，却广泛采纳妄说，把福应归于太初历，把灾咎归于四分历。太初历是众多贤人制定的，是非已经确定；永平年间没有审慎考察，又改变弦望的推算。四分历既有错误，也不能施行。元和年间凤凰本来不应当按历法出现却飞来聚集，远的便赞美先前的制作而说这是福瑞，近的却讥刺后来改历而隐去其福，这是见识鄙陋、议论偏曲，不能作为正确结论。臣再次详细驳难。张衡、周兴认为五纪法推算日月运行度数，当时与其他算法相比较为接近，但仍没有考察古法。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想使历法合于《春秋》，横断年数，减少夏代、增加周代；考察表纪，差错达数百年。” 两种历法相互核验，六千一百五十年后太初历多出一天。冬至日应当位于斗宿，却说在牵牛宿，迂曲疏阔，不能再采用。事情明白到这种程度，史官都共同看见了，并不只是张衡、周兴此前认为九道法精密接近天象；如今议论者认为九道法有缺失，甲寅元又多有遗漏，也都不能据此校正。古时孔子顺着借用马名的说法，以尊崇君主的义理，何况天文历数，不可任凭疑惑，依据虚妄而否定变更。皇帝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最终改定历法。顺帝汉安二年，尚书侍郎边韶上言说：“世道衰微在于数法亏缺，道术兴盛在于合乎常理。常数亏缺，万物就衰败；合乎常数，国家就昌盛。孝武皇帝发挥圣明思虑，因为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早晨冬至，于是诏令太史令司马迁治理历法，邓平等人重新制定太初历，改定年号和朔日，实行夏正。《干凿度》以八十分之四十三作为日法，设置清台观候，验证六种天象、考核历法效果，粗略比较各种精密程度，太初历最为优良。后来刘歆深入研究历法的精微，验证《春秋》，参照《易》的道理，又依据《河图》《帝览嬉》《雒书》《甄曜度》，推演九道法，一百七十一年进退六十三分，一百四十四年超越一次星次，与天象相应，差错很少。” 从太初历到永平十一年，经过一百七十年，进退的余分为六十三；治理历法的人不知道如何处理，推算出的十二次弦望不应验，于是那些想废弃此法的人便乘机曲解其说。到了永和二年，小终的数值逐渐超过，余分稍有增加，月亮不在晦日、朔日却出现光亮。孝章皇帝依据《保乾图》三百年之说和《斗历改宪》的文字，已经采用四分历；又把太白复枢的甲子改作癸亥，把上天纳入计算的偶数序列之中，又改以庚申为历元，但没有明确文字依据，只把它托言为获麟之年，而且与《感精符》所说单阏之年不相同。史官世代相承，因而形成习惯性的疑惑，很少有人能够探究深奥、推及远古。考察弦望就可以知道这一点。诏书下达三公百官共同议论。太史令虞恭、治历宗防等人议论说：“建立历法的根本，必须先确立历元；历元确定后，才能确定日法；日法确定后，才能测算周天，确定冬至、夏至等节气。三者都有规定，历法就可以完成。”四分历仲纪的历元起于孝文皇帝后元三年，这一年干支为庚辰；向上推四十五年，这一年干支为乙未，就是汉兴元年；再向上推二百七十五年，这一年干支为庚申，就是孔子获麟前二百七十六年。继续向上推算，又得到庚申年，年份前后承接推算，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