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六

译所以，必须详细考察他们的真伪，确实是有才干的人，然后才加以试用。这样一来，选拔就会更加周详，失误也会大大减少。为什么呢？“人非美防”【原文“美防”疑有讹误，语义不明】，怎么能满足所有人的议论呢？其中必然夹杂着个人的爱憎、嫉妒和憎恶。以孔仲尼的才干来说，如果将要在齐国任用他，按当时的情势本来很容易得到进用；可是晏子一番话就使他被驱逐了。何况那些处于幽暗卑微地位的普通士人，想要得到天下之主的知遇，处境实在极其艰难。可是有些人不知几【原文“几”所指不明】，晏子便蹙着面颊加以议论；因此，天下的士人都对陛下绝望了，彼此争相奔走于大臣的门下。他们的志向难道就真的甘愿背弃陛下吗？只是依附陛下不如依附大臣：依附陛下就得不到任用，依附大臣却能够得到任用。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必定比陛下亲自提拔的人多得多。至于某人是某门下的士人之类，完全可以概略地数出来。这正是陛下不能亲自信任并选拔人才，反而把他们弃置不用，以此资助大臣党羽的缘故罢了。然而，陛下任用人才如果不够精审，又何必担心天下人的指责议论呢？陛下所掌握的赏罚权柄，究竟将用来做什么？从前舜和鲧，都是由四岳推荐的；一个成为圣人，一个成为凶人，而尧仍然任用他们，是因为四岳是贤者。若不任用他们，又恐怕失去士人；等到试用之后，发现功绩不能成就，于是舜便起而诛杀了他。这不正是尧舜任用和黜退人才的做法吗，难道还不明白吗？假如贤能之士进言说：“这个士人可以任用。”陛下为什么不按照他的长处任用他，谋求他的新的表现而不计较他的以往，记录他的长处而不责备他的短处，兼收并用，这样天下难道还会有被遗漏的人才吗？如果他取得了成绩，就奖赏并提升他；如果他把事情办坏了，就惩罚并斥退他。至于对所推荐之人的升迁和黜退，也照此办理。这样不过几年，升任在上位的，必定是敦厚踏实、有才干力量的人；退居下位的，必定是空疏、浮躁、妄为之徒。这样又有谁敢拿虚假的名声和无才无能来欺骗陛下呢！獬又上《论责任有司札子》，说：“臣听说，治理天下事务，治理得繁琐就难以周全，治理得简明就容易贯通，这个道理确实如此。天下每天有一件机要事务，陛下都一定要亲自提领、逐条剖析，岂不是难以承担吗？这就是陛下上朝直到日头偏西，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不避严寒酷暑的侵袭，早晚不得休息；二府也焦急地聚集在一起，商议文书牒件上的判决文字。白天不够用，就收拢文书带回各自私第，直到傍晚关上门才出来。至于关系国家安危的大计，又哪里有空闲赐予从容清静的召对，使君臣在‘都俞’之间从容讲习研讨呢？这就是把政事治理得过于繁琐的缘故。是因为陛下从未明确各部门的职分，却用赏罚来责求下属。所以，群有司的事务都由二府决定，二府的事务又由陛下决定。这样一来，上面更加劳苦，下面更加不能治理；大纲更加废弛，小目更加繁多，怎么能够从容而妥善地处理呢？” “从前舜对禹说：‘你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契担任司徒，推广五教；皋陶担任士，五刑各有规定。让每个人各自承担职务，而舜自己无为而治。’像舜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懂得怎样做君主了吧？唐太宗对房乔说：‘你担任仆射，应当帮助朕访求贤才。’近来却听说你忙于阅览牒讼，哪里还有空闲访求人才呢？”像唐太宗这样的人，才真正懂得怎样责成宰相吧？“臣认为，天子应当用国家安危的大计责成二府，用各种事务的兴废责成群有司。凡是文治事务，交给东府；武治事务，交给西府，使他们确定议论后上报，不得把事情推给皇上决定。陛下认可后施行；如果施行后危害天下，提出议定的人就应受责罚。群有司的事务，不得交由二府决定，而应依据道理办理；如果办理后损害政事，有司就应受责罚。这样，皇上所治理的事务就更加简要，而下面所治理的事务则各自专一负责。事务简要就容易举措，职责明确而专一，就能不劳皇上而使政事贯通，万事也就各有归属了。”“臣希望陛下先下诏给二府：凡是繁杂琐碎而不关系利害的事务，一概省除，合并归给有司，使他们能够专一负责地办理。二府所处理的事务减少后，就让他们专心谋划国事。如果思虑不精密、谋划不明白，施行后又危害天下，就罢黜他们而不用。掌握国家大权来统御群臣，这是最重要的办法。这样，陛下就可以高拱坐在岩廊之上，观察天下的治理，与万民共同承受无穷的福祉，岂不是美好吗！” 熙宁元年，左丞蒲宗孟上《仕进抑塞书》。前夔州观察判官蒲宗孟谨慎冒死，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听说，圣人掌持天下，在不幸到了极其弊坏、严重败坏的时刻，想要更改律令，也还应当运用不可测度的策略、不可预知的权变，使天下受到感动而安然趋向、乐意服从，奔走奉行而不自知。因此从来不曾仓促急迫、暴烈地制定惊扰众人的办法，来违逆人的愿望、拂逆人的情感，强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违背众意、触犯万物，从而招来怨恨和愤怒，聚集深重的愤懑，产生深切的遗憾，离散天下人的人心。何况如今还没有到极其弊坏、严重败坏的地步，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做出矫正世俗、改变风气的事情，在天下人心中结下怏怏不快的情绪呢？近来，朝廷厌恶官员过多、仕途混杂，便把这一切都堵塞断绝，像防备盗贼，像抵御仇敌，像防备狼虎，只担心不能除尽，却不担心有所伤害。设置阻塞、梗塞道路，施行苛细文书和严峻法令，离析、限制荐举人员，增加任职年限，阻止并断绝迁升，常常唯恐他们符合条目、合于法令，符合制度、合乎规矩，从而取得一日的荣耀。自古以来厌弃士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轻视、贬低王官，造成仕进阻塞，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厉害。这种情形如此明显，激起士大夫的怨恨，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公开猛烈。白衣之士和下层士人，直到吏部所选用的人；上至朝廷所谓的郎曹、卿列，没有一个不受到阻塞遏制，没有一个不违背自己的愿望。这些人本来都是前代喜好治理天下的君主，勤勉不懈地降低自己的身份，急切地求取、渴望选用，依靠他们共同治理国事；而今天却将要把他们全部除去，其容易程度不亚于摒斥乞丐、斥退奴仆。这样怎么能使英明伟大而自重的士人竭尽谋略和心力，乐于为国家奋发建立功业，使这种风气流传下去呢？那些才华精深、智慧奇特的人，平素谨守界限，平素谨慎修德，平素看重名节；他们不忍舍弃簪绂而去从事贩卖，又有父母妻儿的逼迫，不忍离开而隐居山林，只能抱着不得已的心情，含羞忍耻、勉强作出笑脸，出入于权贵之门，勉强苟且度日，这实在令人叹息。从前大臣制定法令，为了节约进士、经生的名额，把天下的人计算在内，三年之中，大体上从数十万人中只取三四百人。又削减任子之令：原来一年期满可以补官的，增加为三年；原来三年期满的，增加为两次郊祀。三丞告老所享有的恩泽，十八道使者迁任的恩宠，也一概停止废罢。大致与旧制相比，每年已经有一千多人不能列入仕籍了。

译入仕已经如此困难，入仕以后，又多制定使人无法升迁的限制来阻挠他们。所以，举职官的法令实行后，京官每年减少的常常有一百多人，朝廷却还认为不够。召见引对的时候，又不采用铨筦的正式法则，不遵循祖宗旧例，授予或剥夺没有一定标准，出于临时决定，使天下人有时得意、有时失意的叹息，惶惑惊扰，认为很不便利。而今年六月己未日的诏令，又命令天下的通判，大都不得荐举京官；转运判官所应荐举的人数也予以削减，士人还凭什么希望进身呢？前面没有荣华富贵来诱导他们的心，后面又没有温饱来满足他们的衣食，陛下还想责求他们治理百姓、养育赤子，不是太疏忽了吗？不只是这样，严重的还有增加年限、迁升官秩的法令，以及郎官升至卿官的限止之令。只许郎官做到某级，却限制其升为卿官，这又是为什么呢？尧舜以来从未有过这种做法。古代的爵位俸禄，是君王用来激励世人、磨炼庸钝之人的；如今的爵禄，朝廷却专门用来阻挠善人、使人懈怠丧志，难道这是圣人掌持天下的办法吗？做官如果有可以停止升迁的时限，那么人们行善就会产生可以停止的心。行善既然可以停止，那么朝廷还将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陛下难道不想想那些入仕的人吗？” 如今所尊贵并宠信任用的，是进士这一科。即使按进士来说，假定天下入仕的人大约三十岁才得以入仕，四十岁才成为京官，等到按年龄引退的日子，不过也只是做陛下的中行郎中罢了。然而其中有多少人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呢？那些通过补奏而得以入仕、通过诵读经书而入官的人，又难道人人都能在四十岁时成为京官吗？这样比较起来，怎么能制定名目明确的科条、严格设置禁令，限制郎官升卿官，以招致万世的讥笑呢？这实在是使清明朝廷遭受严重损失的议论，也是治理太平之世毫无意义的法令。恐怕献计的人考虑得不精密，谋求得不成熟，只顾眼前而忘记长远谋划，只想到小利而不知道最终无益，逞一时之见，触动天下人的心，使怨恨的根源归于朝廷，使祸衅的根子盘结于天下；这不足以惩治弊端、革除积弊，只会聚集遗憾、招来怨恨罢了。腐儒和浅薄的年轻士人不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凡事都认为天下的事情应当彻底清理、严厉治理，然后才能置于太平之境，于是陈说使自己痛快的议论、悦耳的说法，来扰乱陛下的视听。他们不知道陛下刚刚获得大宝，正应当用极其深厚的恩德来团结人心，不应当做苛刻察究、乖戾违逆的事情，使天下受到惊扰。唉！最容易得到的是天下的形势，最难得到的是天下人的人心。从前周武王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所以周王室兴盛；商纣王有乱臣三千，却离心离德，不能保有天下。人的人心不可失去，就是如此。臣希望陛下精心思考、竭尽忧虑，不要怕迅速改正自己的过失。喜爱进取、厌恶摒弃，是人的常情；所以古代明君顺应人情所喜爱的事，因势诱导他们，没有不能满足其愿望的。君王知道人们厌恶饥寒，就给他们俸禄，使他们达到温饱；知道人们厌恶贫贱，就给他们爵位，使他们达到富贵；知道人们厌恶被摒弃，就给他们荣誉和名声，使他们因进取而获得荣耀。正因为如此，天下聪明才俊、豪迈雄杰，以及举世无可屈服的人，都乐意接受任用，乐意为之竭尽力量。这是什么缘故呢？并不是有什么奇异的策略和谋算，大概只是顺应他们的感情罢了。如今却处处违背人的情感，还想和他们共同治理天下，臣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希望陛下不要做过分严酷的事情，开阔地打开士人可以进身的道路，防止仕进道路阻塞的根源；使转运判官和各州郡通判重新像旧制一样可以荐举官员，以此诱导州县官员仕进的心愿；使郎官没有可以停止升迁的期限，卿官没有可以限制升迁的数额，以消除清望官升迁道路断绝的叹息；使选人到了改官时，凡资历地位符合规定的，不要因临时决定而被夺去机会，以杜绝铨选时惶惑不安的骚扰。这样，天下的荣誉和希望就重新归于士大夫，仕进之路重新畅通，做官的地位重新尊贵，朝廷的威望也重新得到尊重了。治平年间的法令，是减少京官举荐职官的名额，使京官和京朝官以上任职满四年后进行磨勘。采用这样的办法施行十年，仕途自然会清正，吏员自然会安守本分。何必巧妙地设置办法来阻塞仕途，曲意设置防范来遮蔽道路呢？一个百日形成的疾病，想用一天来治愈，必定知道做不到；而五六十年形成的弊病，却想一下子全部除去，不是太急迫了吗？希望陛下从容安定心意来等待成效，仓促急迫、暴烈施行，恐怕不是天下的福分。臣越过职分议论政事，罪过大到无法赎免，惟愿陛下裁夺赦免。臣宗孟冒死再拜。二年，右谏议大夫吕诲论说王安石奸诈十件事情的第二份奏状说：“臣恭敬地承受陛下的慈爱，陛下派内臣李舜举传达圣谕，询问王安石的事情，臣岂敢不体察圣意，只是惊恐得无地自容。况且臣家世代承受国恩，家中又有忠贞的规范，只知道以死守节来图谋报效。臣私下认为，我朝开国一百多年，四方太平无事，这是前代从未听闻的。然而太平日久，事情本来就有关系到圣上思虑的地方；想到这里，尤其应当谨慎处置。谋划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安危取决于所倚任的人。任用有旧德的人，推广恩惠和信义，直到各种政务，考察其利弊，都在于深沉机密地运筹，不应当显露形迹。应随事制宜，修补弊病和废弛，上应天灾，务求安静，这才是今天应做的事情。王安石本来凭文章才学进身，哪里想到这么快就做了辅弼大臣？他只是迎合陛下的意旨，夸大一时的事情。首先议论变更祖宗的法度；天下的财利来源，也全都想要摇动。他斥逐近侍，窃弄威权，倾陷危害老臣，想迅速取得宰相之位。人情十分郁结，公论也不容他。只是陛下尚未醒悟，信任王安石，同他讲求治理之道的要领，决定天下士人的进退。臣恐怕这对盛世没有益处，只会使陛下知人失误而受到牵累。”

译陆象先说：“天下本来没有事情，只是庸人扰乱它。”贾谊说：“天下是一个大器，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这些确实是朝廷的正确议论，可以作为保全国家的办法。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深思社稷的重大，辨别忠臣和奸邪之人，以笃实的诚意应对上天，把这个大器审慎地放在安危所系的地方，垂衣拱手而天下安泰，这是天下的福分。对王安石的进言，希望陛下稍加澄清省察。像臣这样的人，长期居于要职，实在没有补益报答。陛下不应夺取百姓的资财，却增加无用之臣。即使圣明的气度能够兼容，公论却不能赞同。臣怎敢偷安自处，以致连累公朝？臣倾尽诚恳陈说，只希望陛下明察。”监察御史里行程颢请求留下张载的上疏说：“臣听说，朝廷派著作佐郎张载前往明州推勘苗振的案件。臣私下认为，张载的经术和德义，久已成为士人所师法的对象。近侍之臣因为他的学问品行加以荐举，所以得以被召见对答。陛下亲自加以询问，屡次显露出上天的褒奖，朝廷内外一致称誉。陛下崇尚高深儒学，优礼贤能俊杰，行善的人谁不知道受到劝勉呢？如今朝廷如果一定要考察他的学业，详细试验他的才器能力，那么这件事本来关系到教化的根本、政治的大体。假使让他讲求政论，才足以充分发挥他的所长。推按诏狱【一作“讼狱”】，并不是说儒者不应当做。臣今天所论的，是朝廷对待士人的方式。用审理案件来考验他，虽然足以看出他探究隐微、精审核查的能力，以及攻驳摘发、断决击断的才干，却只能用来考验能吏，并不能由此充分体现儒者的事业。这样只会使四方之人认为，朝廷以儒术贤业进用人才，却用狱吏的事务来考验他们，那么怀抱道术、修养清洁的士人就更加难以自我进用。在朝廷尊重贤者、选取士人的体制上，也将有所损失。况且苗振的罪行已经明白，情状也已齐备，得到一个公平干练的人，便足以办结此事。恳请朝廷另行选派人员，以保全事情的体制。谨具此状奏闻。兼御史知杂事刘述请求留下吕诲的上奏说：臣看见罢免御史中丞吕诲、派他出知邓州，是因为他说事失实。臣私下思考，本台旧制之所以允许御史根据传闻议论政事，是因为事情正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形成明显迹象，等到辗转询问采集，也难以预先知道详情。如果能在事情发生之前议论，就可以遏止祸乱的根源，挽救事机上的过失。其中固然可能有审察不周的地方，但对大体并没有什么严重危害。如今听说，吕诲因为在奏章中说石得一狂妄、离间岐王，并牵连到辅臣的长短，这正是吕诲竭尽忠心于陛下、挽救朝政缺失罢了，哪里还有别的意思呢？如今却突然贬斥他，士大夫相互惊叹，都很替陛下惋惜这一举动。陛下登基才三年，已经罢免五位御史中丞了，天下人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将会说陛下厌恶听取直言，只想让人迎合心意、顺从旨意。哪里只是对圣德造成不小的污损，实在还恐怕公正忠诚的人因此离心，奸邪之党乘机进用，把白说成黑，把正说成邪。等陛下醒悟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况且吕诲为人公正严峻刚直，知道了没有不去做，四方士人交口称誉，他正是众望所归的人。御史中丞的职位，是朝廷纲纪所寄托的地方，如今竟转而成为动摇之源，自毁纲纪，臣实在不能理解。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察知吕诲没有其他意图，怜悯他的过失很小，追回先前的诏书，使他恢复旧职；上可以保全国家体制，下可以安慰人们的希望，这是臣最大的愿望。臣不是不知道这话一旦传入，便会招致权臣的愤怒，只是实在不忍辜负陛下的任用。臣惶恐徘徊，等待治罪，实在惭惧至极。神宗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皇帝下诏，专门命令御史中丞举荐御史，不限制官职高低。赵抃为此争论，未获允许。刘述任吏部郎中，上言说：“旧制举荐御史，官职必须在中行员外郎至太常博士之间，资历必须实际任过通判，并且还必须由翰林院众学士和本台丞、杂相互举荐。因为众人共同议论并荐举，各自都务必尽心，不会有偏私蒙蔽、私相爱护的忧患。如今专门委任给中丞，那么爱憎就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如果个个都能得到合适的人，还不至于生出事端；万一所举不是合适的人，就会接受权臣的嘱托，自行树立党援，使不依附自己的人得以遭受中伤，媒介酿成诬陷，弊端不止一种。变更法度，事情并不轻易，这次却只是参知政事二人共同签署札子。况且宰相富弼暂时告假，曾公亮已经入朝，台官现在并不缺人，何至于这样急迫？希望收回这项诏令，等富弼出任后与曾公亮共同商议，然后再施行。” 孙固任审刑院知院。神宗问王安石是否可以做宰相，孙固回答：“王安石的文章和品行很高，担任侍从、献纳一类的职务可以了。宰相自有宰相的器度，王安石性情狭隘，不能容人。如果一定要寻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才是合适的人选。”神宗一共问了四次，孙固每次都这样回答。朱京被提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御史中丞及其同僚大多被罢免离职。朱京上抗疏说：“御史得到重视，职权就重要；被轻视，职权就轻微。如今掌管耳目、监察百官的官员，屡次进用又屡次被斥退，那么进言的人还不如安静沉默才算贤明，正直的人还不如柔顺服从才算聪明。苟且偷安、取得容纳，即使得到一百多个这样的御史，对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呢？” 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范纯仁上奏，请求下诏召还吕诲，说：“臣私下看见前御史中丞吕诲，因为议论政事失实获罪，被夺去职务，降为邓州知州。由于吕诲天性耿直，素来秉持忠义，朝廷允许他根据传闻议论政事，他也毫不疑虑地这样做。既然有所听闻，遇到事情便发表议论，即使有超过适当之处，他的本意实在值得宽容。何况陛下正处在举用正直、置错枉者于一旁、遏制邪恶、褒扬善行的时候，像吕诲这样的臣子，不应当贬斥离开。四方不知道他的罪过，也就无法用来奖劝正直之人。恳请陛下特别回施圣明恩典，赦免其罪，召还他。即使中丞之职已经补授他人，也可以另给他职任，留在陛下左右，实在可以激励忠良。”

译纯仁又论说孙永，并请求让他仍旧出知秦州的奏状说：“臣前次入殿，亲自承受陛下的圣谕，得知因为孙永守边失策，暂且责求他日后的成效，由此可见圣心宽大，以过失责求成效，深得秦穆公任用孟明视的道理。今天却听说孙永被降职，改任和州知州，由李师中代任秦州统帅。臣私下认为，帅臣的职务尤其需要长期任用，才能熟悉边疆事务，经营远大谋略。如果因为事情而屡次更换，不仅迎送会劳烦人员，而且各种事务都要更改，军民的情绪也难免受到扰乱。况且臣过去与孙永、李师中都相识，大略知道他们的性情品行。孙永忠诚谨慎而沉静，足以让他安定守边。李师中确实有才干和能力，遇到急难可以任用；然而他喜欢进取，擅长经营仕进，不能安静地守住职任。如果边事稍稍安宁，他必定躁动而另图进用。这样看来，长期的成效未必能像孙永一样。希望暂且依照此前圣训，孙永虽然降职，仍令他依旧出知秦州，以责求他日后的成效。李师中暂且命他留在河东，慢慢观察他的政绩，同时也免得频繁调动而劳烦人员、扰乱各项事务。”纯仁又论说富弼的奏状说：“臣听说，股肱之臣取决于人才，贤良之臣取决于圣君。君主倚赖贤良之臣，就像人必须依靠手足一样。手足不能举动，就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大臣不能任事，就无法治理国家。因此虞舜作歌，告诫他的臣子说：“股肱之臣欢喜地任职啊，元首的德业就兴盛起来了。”这就是说，股肱之臣乐于被任用，元首的德业就会一天天兴盛。陛下即位以来，慎重寻求辅弼宰相，宰相之位空缺了一年多，近来得到富弼，把国家大权交给他，四方士人百姓无不鼓舞，认为圣明的君主既然得到贤臣，德泽就会日益更新，太平可以期待。然而富弼被任用以来，多次以旧病告假，入朝便随从众人、沿袭旧例，不愿有所作为；退朝便谢绝宾客、闭门不出，很少与人往来。虽然陛下再三恳切地宣召他，富弼始终不乐于任职。臣私下认为，中书省的政事每天有万般机务，早晚之间，辅佐谋划都要依赖宰相。陛下身居万乘之尊，尚且因为宗庙社稷的重任，日日勤勉，忙到日暮而无暇休息；富弼却以养病自便，安然处之。臣下安逸而君主劳苦，按道义怎么忍心呢？有人认为，陛下待富弼恩礼虽然优厚，但诚意还有不足；任用富弼虽重，授权却不专一，使富弼不能尽展才干，所以郁郁不得志，渐渐请求离去。臣思考这件事，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富弼本来出身布衣，仁宗提拔他做宰相，先皇帝以及陛下都把他看作有宿德的元老，四方士人百姓都仰望富弼为贤臣硕辅；按照富弼报答君恩的道义，应当怎样做呢？何况陛下正处于忧惧天灾、求治理政的时候，富弼位居宰辅之首，君臣之间不应拘泥外在形迹，而应当亲自承担天下的重任，尽量陈说自己想做的事情，必须问清：如今有什么事情值得忧虑？什么人可以任用？什么利益可以兴办？什么弊病可以革除？什么应当作为首先办理的事务？什么适宜缓办？然后审察陛下用人和弃人的意旨，富弼的去留自然就清楚了。何必勉强逢迎，自我退缩，是非不愿明确辨别，进退不敢公开陈说，只是暂且以疾病为由退居家中，使君主厌倦于容养他，然后突然决定离去，才算善于谋划吗？臣担心富弼被道家保全精神、调养元气的言论所迷惑，顺从曲士忘却声名、忌惮盈满的操守，不肯以天下的重任替换爱惜自身，不肯以万事的紧迫妨碍养性；体恤自己胜过体恤万物，忧虑疾病胜过忧虑国家，只要早早退隐、保全自身，便认为这是明哲保身的办法，这与圣人“早晨闻道，晚上死去也无憾”的道义相差太远。富弼把这看作所得，正是富弼错误的谋划。《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这说明朝廷中的老成之臣，比典章法度更为重要。《易经》说：“王臣艰难竭力，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这说明人臣的职分，不应当只顾自身。如今富弼如果渐渐终于离去，就会使陛下留下不任用老臣的迹象，富弼也留下不能竭尽忠节、不顾自身的名声。不任用老成之臣，是圣德有所亏损；不能不顾自身，是臣节没有可取之处。这样富弼立身处世、辅佐君主，两方面都不合宜，又希望成为四方的楷模、百官的表率，就困难了。臣又想到，富弼与先臣一向有交契情义，臣本应有忠告的话，但臣身为谏官，正在待罪，不敢私下写信拜访。希望圣慈将臣这份奏章宣示给富弼：如果臣妄自诋毁大臣，请重重贬责；如果认为臣的话有道理，那么富弼就应当恐惧反省，不可再像前些日子那样倚仗疾病而自便，应当尽快安静恭敬地处在自己的职位上，与同僚敬慎共事、合力工作，竭尽心力谋求使君主安定、百姓安宁，讲求兴治补弊的办法，延请访问众多士人，采择群才，上以副合陛下的倚任，下以副合士民的期望，使虞舜君臣唱和的美事不只在前代受到赞美。微臣的愿望实在深切。听说富弼因脚病不便迎送宾客，便不接见宾客，那么将凭什么询访政事、辨识人才呢？臣私下估计，富弼即使在家养病，不过是安坐静室；宾客既然知道富弼有脚病，必定不会责求他迎送宾客的礼节。只要坐着同他们交谈，对富弼又有什么损害呢？” 也请圣慈把这个意思传谕给他。纯仁又论说刘琦等不应当被责罚降职的第一份奏状说：“臣今天忽然听到诏令，说台官刘琦等人进言多有失实，动辄接近邀取名声，擅自离开官署，动不动惊扰朝廷听闻等罪过，各自被罢去御史职务，降为监当。听到命令时，朝廷内外都震惊了。大臣以恪尽职守为忠，君主以采纳谏言为美。恪尽职守的臣子获罪，忠勤之风就不会受到劝勉；纳谏的风气有所缺失，君主的德行就有亏损。因此仁宗皇帝开辟广阔的进言道路，优容直谏之臣，使执政不敢任性，小人不能危害政事，以至于太平长久，亿兆百姓归心。先皇帝容纳直言，从未因此变色。当时吕诲等人与臣都任御史，也曾擅自收纳告身，皇帝都下诏慰谕，封还告身。此后吕诲等人竭力请求外任，这些都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实在足以成为万世的光辉。陛下继承先帝事业，承接光明，思念继承先帝的功业，却因为二三位执政不能以正道侍奉君主，使教化有时失去先后次序，刑罚和赏赐有时不合轻重。中书省把事情的本末藏起来，只使外间议论喧腾。凡是担负言责的臣子，怎敢不立即议论上奏？既然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就等于允许有过失而不追究；而权臣却坚持错误，搜罗摘取他们的罪过，想让他们畏惧躲避、畏缩不前，遇到事情不敢立即议论。

译这样虽然对政府而言安稳便利，但陛下将依靠什么呢？况且执政王安石以文学自负，凭议论得到君主信任，专门任用自己的才能而不懂时务；性情又颇为轻率，轻易相信别人而难以改变，一有想法便发言，自以为合乎事理。近来因为陛下急切求得政治安定，王安石不衡量自己的才力，想求取眼前的功效，忘记旧日所学，舍弃尧舜知人安民的道理，讲求五霸富国强兵的办法；崇尚法令便称道商鞅，谈论财利便背离孟轲，鄙视老成之人，认为他们因循守旧，抛弃公论，认为那是流俗之言。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就指为不肖，合乎自己心意的就说是贤能，所以荐举薛向为通达多才之人，指称吕诲为无用之人，导致陛下失去纳谏的美德，使当今政事有拔苗助长的忧患。臣常常失望痛心，所以已经多次陈奏。孟子说：“不用舜侍奉尧的方式侍奉君主，就是不敬重自己的君主；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方式治理百姓，就是残害自己的百姓。”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王安石却谋划桑弘羊的办法，实在非常不恭敬。四方百姓尚未安定，王安石却想让小人去扰乱他们，这实在是严重地残害百姓。加上曾公亮年老仍不退职，廉节已经有亏，又想得到王安石的容纳，只是一味雷同苟且。过去他喜欢拘守文法，如今却一概依从。赵抃心里知道这样不对，但言辞和辩论比不上王安石，凡事不能竭力挽救，只能听说退处之后还会有后患。既然这些都是陛下大臣所做，怎么能使政令没有过失？求取谏言尚且担心来不及，哪里有时间深深责罚直谏之臣？大概是因为王安石想要果断兴办事情，所以深深厌恶进言的人，以此惩戒后来者。他却不知道，成汤以自己的过错归罪而兴盛，禹听到正确的言论便拜谢说：“圣人周密的治道衰微后，就有堵塞河川所造成的弊病；秦朝的法令虽然暴虐，却还有敢于愤怒的百姓。”陛下睿智聪明，洞察古今，怎么可以开启偏宠、偏听的局面，而失去天下人心？希望陛下平心静气、虚怀若谷，深深为国家谋划，赶快追回责降刘琦等人的诰敕。王安石不可长期留在中书，必定担心他任性生事，应当迅速解除他的机务，或者暂且把他安置在经筵，这足以回应朝廷内外的心意，消弭尚未发生的祸患。这样，商汤改过的美德就可以重新在今日出现，帝尧顺从众人愿望的仁德也不只在古代受到称道。臣的愿望实在深切；但是臣长期居于谏官行列，智慧思虑不明，不能挽救阻止尚未发生的祸患，终于使圣明政治有所失误。即使陛下不怕改正施行新的办法，臣的职事也已经毁坏，哪里还敢再留在谏官之列？” 臣于是居家待罪，从本月十日起不再供职。恳请重重贬谪，以此警戒百官。贴黄：今后政府大臣每当想要主张任用亲友，只需先与他们共同议论，到了签署敕令的时候再另外表示回避，那么进言者就没有理由上奏弹劾了，陛下难道可以不察知吗？刘述正被审问弹劾，恐怕执政会以拖延之罪陷害他。刘述既然看见事情有不妥之处，自然不敢把它施行下去；这本来是尽心办理职务，却恐怕触怒执政。况且王安石过去任中书舍人、纠察在京刑狱时，也曾封还词头，不肯入谢。今天却不存忠恕之心，以至于发生这种事，也请陛下详细察看。第二份奏状说：臣昨天上奏，请求追回责降刘琦等人的诰敕；臣已经居家待罪，等待流放诛戮。然而出于爱戴君主的心情，仍希望能够申明一次。因为台官是天子的耳目，负责使百官受到警察，以防权幸之人的过失。如今刘琦等人说了一句话，权臣便使他们丢官、降为监当。如果是指责君父的过错，将用什么法令来惩罚他们呢？况且自先皇帝以来，君主本身从未有过失，都是由于大臣举措不谨慎，玷污连累了朝廷。君父既然被别人玷污连累，忠臣孝子难道忍心不进言吗？陛下不察知他们的心意，反而加以贬谪流放，不只是自行摧毁耳目，还使忠孝之心无法伸张。如今众多士人充满朝廷，大半趋附执政。陛下又用法令驱迫他们，使他们畏惧大臣，那么执政任性恣意而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陛下即使想要控制驾驭，也必定伤害始终相待的恩义。因此君主虽然应当仰赖执政完成政事，但督察的职责应交给台官。等到执政有过错，就让台官弹劾攻击，下面使大臣知道畏惧，上面保全君臣之间的恩义。这是自古以来驾驭臣下的重要道理。希望陛下将臣这份奏章反复审察，特别追回刘琦、另一人的责降诰敕，以纠正朝廷的过失，那么臣死之日，也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满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熙宁三年，直舍人院吕大防论述统御臣下的要领，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陛下求治的心意，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四方偏远、孤独、卑贱的官吏，有的有一件善行可以称道，有的有一句话可以记录，不论官阶高低，都传召进见。陛下在闲暇从容之时，让他们尽量陈述胸中所藏。圣心谦退，仍认为还没有达到充分。又下诏让在朝百官各自封上自己想说的话，依次在朝廷之下回答。自那以后，将近数年了。臣认为陛下所观察到的天下人才，不能说不多；所阅览的天下事理，不能说不广。然而人才多，贤与不肖一同进用，就难以辨别；事理多，可行与不可行混杂而来，就容易迷惑。恭敬地说，陛下圣明的鉴察本来没有不能照见的地方；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古今君主临御天下的行动，都可以比作驾车：天下是车，群臣是马，法度是缰绳和鞭策，关键只在君主善于驾驭罢了。驾驭得当，车就安稳，马就驯服，缰绳可以放松，鞭策可以简省；驾驭失当，车就危险，马就疲敝，缰绳就会收紧，鞭策就会繁多。君主所看重驾驭的要领，没有别的，不过就在这里。臣愚昧地认为，驾驭臣下的要领，必须先退去纤弱柔媚的人，进用朴实正直的人；少看重言辞，而责求实际行动，这样才算得当。

译臣私下看见，近年被召见并任用的臣子，其中善于办事的确实不少，但凭浮夸的辩说和巧妙的言论而进用的，也有一些。臣私下推究其中的道理，大概有两种情形：有的人一味逢迎，侥幸求得迅速升进，等到考察成败，却不足以承担长远事业；有的人援引古代义理来证明自己的见解，不衡量是否适宜，却说今天也可以施行。虽然说法不同，但败坏事务、损害事理，造成的危害相同。这是陛下不可不彻底察看的。自古即使圣人在上，也未尝不把巧言作为戒备，因为美好的言辞对于人来说容易使人迷惑而难以察察，容易听取而难以实行；所以即使尧舜在上，也害怕巧言令色，以空谈而实际违背为忧患，以任用奸佞之人、听信谗说为忧虑，何况圣人以下的君主呢？由此说来，所以应当专门进用、尊崇忠实贤良之士，以成就圣明教化。即使他们言语有违拂，行为简约直率，乍看似乎不相合，也在于陛下容纳培养而成就他们。汉武帝喜爱司马迁、严助的才华，却尊重任用汲黯、卜式；唐太宗喜欢许敬宗、李义府的文章，却信任王珪、魏征。这就是明主的鉴别，能够分别安排他们。凭陛下的文明德化来达到治平，将要登上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的盛治，而辨识人才的能力，也一定不会在汉、唐两位君主之后。” 知审官院苏颂与李大临等人封还李定词头的第一份札子说：臣等查考熙宁三年七月六日承奉圣旨：今后台官有缺，委托御史中丞奏举，不拘官职高低，命令兼权。如果所举不是合适的人，命令言事官察觉后上奏。臣于四月二十八日入殿，亲自承奉圣旨，命将上述条贯送到舍人院商量起草任命李定的官制。臣等随即将上述条贯送到舍人院，共同查考详议。原来因为从前台官必须在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才能奏举称职之人，后来朝行中很难找到资序相当的人，所以朝廷特意开放此制度。所谓“不拘官职高下”，只是说不限制太常博士与中行员外郎的范围，并不是说选人也可以奏举。所谓“兼权”，是说如果原有官员的资序不相当，三丞以下还不能任监察御史，所以暂且命令上权前行员外郎以上的官职；中行员外郎以下不能任侍御史，所以命令下兼相应职务。这些都不是为选人设置的。如果不拘官职高低，连选人也包括在内，那么秀州判官也可以权任里行，就不必再改任中允了。由此可见，选人不能越级授任台官，已经很清楚了。至于程颢、王子韶等人，都是已经先转为京官，因御史中丞荐举，才特意迁任中允、权任监察御史。如今李定只是初等职官的资序，如果特意给他改官，只应当转任大理寺丞。况且选人特意改授京官，已经是优厚特殊的待遇；如果再授予超越朝籍、安置到御史台的职位，恩命重叠，升擢非同寻常。先朝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知李定有什么长处，可以承当这种特殊任命。臣等之所以反复进言，不避斧钺诛戮，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爱惜朝廷的法制，遵守有司的职守罢了。况且爵禄、赏罚、进退、黜陟，都是陛下可以专断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若事情交给有司办理，就有明确的条制，任职的官员必须奉行并坚持。大体说来，条例最忌随意开放，今天施行了，日后就会成为旧例。如果有司因循迁就，逐渐导致法制毁坏紊乱，实在恐怕一旦打开侥幸之门，那么仕途上奔走竞争的人都会怀着侥幸求取不按次序的升擢。朝廷的名器有限，哪里能够让每个人都满足愿望呢？前代之所以谨慎看重爵位赏赐，不轻易授给别人，即使有奇才异能，也必须先用职事考验，等到取得成效以后才越级提拔，就是这个原因。况且臣等先前的论列虽然没有完整记录，上述条贯也只是指出选人越级授任台官是过分的罢了。例如宋敏求说，去年突然任用京官并升迁他们，如今又要把幕职官直接升入朝廷官员之列，置于纠察弹劾的要职，臣私下担心，如果不遵循旧有官制，恐怕不能平息群议。臣苏大临说，秀州判官被授为监察御史里行，不仅越过资序，不能平息众议，也有违本朝一贯的法制。臣苏颂说，去年诏敕专门命令御史中丞举荐官员，虽然不限制资品，仍以京官秩位者荐授其人，所以没有人进言，是因为此前已有诏敕的缘故。详细考察这件事，与如今检举时所说不拘官职高低的条制，也不至于违背，因此我们才必须再次坚持最初的意见。我们并非不知道再次抗拒严厉的诏敕会获罪不轻，只是意在秉公办事，不敢反复不定，最终上误朝廷罢了。至于臣苏大临昨日应当起草薛昌朝的除官制诰，起初也曾疑虑不妥，后来想到，昌朝虽不是由御史荐举，朝廷特意授官，是因为他是京官，有程颢、王子韶的近例，所以不敢违抗，并非像李定这样的选人可比。希望圣上更加详察我们的一片诚心。至于李定的除官制诰，我们还不敢起草。第二篇奏札说：臣本月二十一日接到中书省奏札，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奏称：本月十九日臣在中书省刑房当值，送来前秀州军州事判官李定特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的词头。臣以为，御史这一官职，自本朝以来责任相当重大。去年突然任用京官并升迁他们，如今又把幕职官直接升入朝廷官员之列，置于纠察弹劾的要职。臣恐怕不遵循旧有官制，不能使群议满意。有关词头，臣不敢起草。奉御批命令迅速交给其他官员起草。臣认为，本朝近来的制度，是由御史中丞知杂事与翰林学士轮流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且曾任通判的官员中奏举，补充三院御史。没有任过通判的，必须有特别诏敕才允许荐为里行。如果所荐不是合适的人，荐举者甚至会被连坐。这正是慎重选择台阁官员的缘故。去年诏敕专门命令中丞荐举官员，虽不限制资品，仍以京官秩位者荐授。因为已有先前诏敕，所以没有人说什么。如今李定从属郡幕职官进入朝廷，担任纠察弹劾的职务，越过资序，近年从未有过。臣恐怕这会违背官法，对治理朝政没有好处。宋敏求之所以恳切进言，是为了尽忠并履行职责。

译议论此事的人有人说：唐代从诸侯幕府进入台省任职的人很多，李定这次授官难道算过分吗？臣认为不是这样。唐代藩镇势力强盛时，常有奏请征辟郎官、御史来充任幕府属官，因此幕府相互延揽人才，声势日重。祖宗深知这种弊端，便全部加以整顿改革。州郡属官都由朝廷补授，大臣出任藩镇长官，有时允许自行辟用官员，但也都要依资序铨注拟定，任满一年升迁官秩，遵循铨选格式，不再像唐代那样。如今三院御史的职任又比过去更加重要，何况李定的官任尚未任满，也没有因时召对，不经铨考便擢升入朝，不是由御史荐举，却直接置于宪台。即使朝廷急于任用人才，越过常格，也必然会破坏法制，引起舆论。所得好处小，所受损害大。再详察宋敏求前次奏章，颇为妥当；关于李定的除官制诰，臣不敢起草。第三篇奏札说：臣本月二十三日接到中书省奏札节文：尚书工部郎中、知制诰李大临陈奏，李定除官制诰中有不便之处；奉圣上诏敕，命苏颂依照先前下达的指挥撰写词命。臣私下认为，官品有高低，职事有闲繁轻重，都是用来对待有才能之士的。升授有资级，保任有常法，也是为了抑制奔走竞争的途径。自古以来，这个道理从未改变。祖宗朝有时有人从偏远孤寒之地起身而登上显要职位，大概是天下初定，士人有的被遗弃于草野而无人任用，所以不得不广泛开辟搜罗荐举人才的道路。自真宗、仁宗以来，每有除授，即使是隐逸之士、品行奇异之人，也不至于越过资品。因为在承平时代，事务都有纪律，所以不得不依照资品选授。如今朝廷清明，俊杰一并任用，升任台阁官职，往往都有成规；但李定以远州幕官的身份，没有积累的资历和明白的功效，只因召对时偶然一句话得到称许，便授为台官。政府既已奉行，有司不能抗议，使制命得以施行，四方听闻，仕进之路上难道不会有人失望吗？何况天下广大，英豪众多，将来如果再有非同寻常的人，比这次更进一步，只因夤缘进见、奏对得到称许，又该授予什么官职呢？如果这种趋势逐渐发展而不停止，臣实在担心高官要职或许可以通过旁门而取得；事情一旦出现万一，就不能不预先防范。臣之所以区区进言，是上为了遵守朝廷法制，下为了尽到有司的职责罢了。谨按《六典》，中书舍人的职责是，凡诏敕制书，都要依据典故起草；制敕施行后如果有错误，就应奏明予以纠正。因此前后中书舍人援引典故，论列差除并请求改正的事，不止一例。如今三院御史必须由中丞、学士荐举朝臣，这就是典故。若有人不符合这一规定，臣等难道敢不进言吗？去年因任用京官授官，所以没有人进言，是因为先前已有诏敕。如今如果先制定制度，允许从幕职官中选拔三院御史，那么臣等又有什么理由敢于违抗拒绝呢？何况这次授予李定官职，前日宋敏求、李大临以及臣都知道不合近来制度，所以各自上奏论列。如今再次接到诏敕，如果立即奉行，就是臣故意违背职责，自相反复，上累圣明，谁能承担这个责任？臣私下认为，威福之权，君主可以自行掌握；官员守职有责，臣下则可以坚持己见。如果朝廷认为李定才干确实非同寻常，就应特意改授官职，另授职任，依资序而破格使用，没有什么不可以，不必越过近来制度来安排他。如果臣等作为宪台纲纪之臣，上怕严厉诛责而厚着脸皮起草，实在担心门下省封还驳正而不肯放过；即使门下省不举发，言事之臣也一定会再次严厉论列。或者李定害怕议论，固执地不敢接受任命，那么臣便是废弃职责，导致彼此的论议交相而起，烦扰圣听；这样臣的罪过，即使死了也仍不足以抵偿。关于李定的除官制诰，臣不敢起草。第四篇奏札说：臣本月一日接到中书省奏札节文：李定除授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词头奉圣上诏敕，交给苏颂所除。李定属于特诏授官，不妨碍近来的条令，命令迅速撰写词命。臣查考本院一向的规矩，凡中书省送来的词头，都由当值的舍人奉行。只有当值之日曾经封还词头，词头再次下达时，如果原来封还它的官员又正好当值，才转送给下一位官员起草词命。昨日中书省奏札送到舍人院，正是臣当值，所以臣单独撰写奏札陈奏。今日轮到李大临当值，以上奏札本应由他本人奏行，却专门送到臣这里，明显不符合一向轮值承受的规例。同一件职事，差遣却有不同，臣怎敢越次承受？如果说因为臣曾论列这次除授不合条例，所以送臣处置，那么这次论奏与李大临同一奏状共同议论，事情并无不同，却不按常例送交本院轮次承受。该奏札已经写成状文缴送中书、门下二省，伏请依照一向体例施行，现已办毕。此外，臣与李大临等前后论列李定的差除不妥，是为了遵守朝廷法制，履行有司职责。初等职官越级授予朝廷官职，又兼任御史，不符合近来的制度，所以臣等不敢起草。如今中书省奏札说这是特诏除授，不妨碍最近颁行的条制。臣切实认为，如果果真出于圣意而破格擢用，就必须是非同寻常的人，声名当时显著，然后才可以平服群议，成为朝廷的美事。否则，升进任用自有循序渐进的阶次。过去马周替常何起草奏章，分条陈述二十多件时政得失，都是当时的紧要事务，唐太宗便把他从平民中擢拔出来。近世张知白上书论事，议论卓越，真宗皇帝把他从河阳职官中擢拔出来。这两位臣子可以说都有显著的事迹，遇到合适的时代和君主，也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然而马周仍先召入门下省任职，第二年才任御史里行；张知白召对得到称许，也先命其试任舍人院，然后才授为正言。并不像李定这样，本是远州职官，平素没有声誉，只因孙觉论荐，一次召对，便特诏越级授官。即使他有奇谋大计，也还没有在当时显露出来，哪里足以上称为不次之擢？只采用他的话，却不通过实际任事来考验他，天下有才有辩的人听到这件事，都会想要奔走依附权势，以求荐举任用。这个门路一旦开启，未必是国家的福分。

译所以前代任用人才的办法，必定要加以详细考察和试用，等看到成效以后再升擢，也是为了防止侥幸求进的途径。如今臣不躲避诛戮，再次献上愚昧之言，是确实看到陛下能够容纳直言，难道可以不思考进献，稍稍希望有所补益吗？关于特诏授予李定官职一事，希望陛下早日采纳群议，或者询问近臣。如果认为李定的才干确实足以担当陛下特诏擢用的任命，那么臣自然应当接受妄言之罪；万一臣所说不虚，即请再次详细斟酌，或者另授他一官，置于京师，等日后看出他的实际才干，再加以任用也不迟。这样不仅臣等可以履行职责，也可以培养成就李定的才干资历，避免给日后留下议论。臣日夜恳切尽忠，实在无法胜任这份至诚；但臣已经是第五次论列，屡次抗拒诏命，罪责难以赦免，正战战兢兢等候治罪，不敢稍有安宁。知制诰宋敏求缴还李定的词头，上奏说：“臣本月十九日在中书省刑房当值，送来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特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的词头。臣认为，御史一职，自本朝以来责任相当重大；虽然分属三院，各有等级差别，但至于肃清外朝、寄托纲纪，号称清峻，选任大体遵循旧制，必须是太常博士，且任过两任通判，才允许荐举入台。因为任职经历深厚，所经历的事务就更多，对朝廷礼仪也能更加熟悉。景祐初年，因资历和任职条件难以找到完全相当的人，于是改为统计荐举太常博士以上、通判任期尚未届满的官员，任为御史里行。去年突然任用京官并升迁他们，如今又把幕职官直接升入朝廷官员之列，置于纠察弹劾的要职。臣私下担心这不遵循旧有官制，也不能平息群议，关于词头，臣不敢起草。”知制诰李大临缴还李定的词头，上奏说：“臣本月二十二日接到中书省奏札，命臣查考宋敏求、苏颂所奏，认为确实公允妥当。臣认为，御史的职责是纠正内外，自本朝旧例以来，每有员额空缺，必须任用太常博士以上官员补充，并且还须曾任通判才允许荐举。如今李定以秀州判官除授监察御史里行，不仅越过资序，不能平息群议，也有违本朝一贯法制。宋敏求、苏颂所陈述的意见，对朝廷也有补益，伏望早日加以详察斟酌。关于李定的除官制诰，臣不敢起草。”李大临又奏说：“臣本月三日接到中书省奏札，送下苏颂缴纳的李定除授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词头，奉圣上诏敕说，李定的除授出于特诏，并不妨碍近来的制度，命舍人院迅速依次撰写词命。今日是臣当值，实因臣与苏颂前后多次论列此事，屡次烦劳圣听。臣并非不知道自己狂率冒犯，罪当万死，然而仍喋喋不休，是因为别无他故，只是臣身居近列，参与掌管诏书制敕，遇到除授不便之处，按理应当奏论；既然心中有所怀疑，怎敢默不作声？臣私下认为，李定从初等职官越级授为御史，破格升迁，是旧例中没有的。如果说这次差除是特诏亲自决定，不妨碍近来制度，那么凡是朝廷颁出的爵禄赏赐，只要稍有优厚特别，都可以说是特诏；若事情有不妥之处，难道能因为是特诏，就不许负责该官职的人依据职责加以论列吗？凭陛下圣明宽宏、聪慧而能容纳，一定没有不允许这样做的道理，因此臣才能尽情陈述自己的意见而说到最后。” 况且李定自从入仕以来，未曾听说有卓越而为时人推重的声誉。如果说他有经术和品行，那么在几刻钟的召对之间，陛下怎么能够完全看出他学问修养的深浅呢？如果陛下认为他的辩论值得取用，急于任用他，那么先升他一级官也可以；慢慢观察他的作为，然后再另外加以升擢也可以。不应当仓促把他置于宪台，使众人震惊，这对李定本人不安，对国家体制也有损害。所以此前苏颂所论述的，唐太宗任用马周时，先把他置于门下省，第二年才任御史里行；本朝任用张知白时，也先让他在舍人院试任，然后才授为正言，大概都是因为这个道理。如今对李定的除授既然没有平息群议，如果制命一下发出，难道能避免门下省封还驳正、台谏官上章疏吗？臣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想要自劾请罪，也来不及了。即使陛下宽恕我，不加诛责，臣又有什么脸面留在陛下左右呢？因此必须在事情发生以前进言，倘蒙陛下明察，不仅臣的职责大致能够守住，也对朝廷有万分的补益。臣不胜恐惧惭愧，恭候治罪。关于李定的除官制诰，臣不敢起草，伏望圣慈再次详细斟酌。” 神宗时，校书郎晁补之奏举赵元绪，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本府居住的朝奉郎、新差监在京物料库赵元绪，其父亲故太子少师致仕赵概，在仁宗朝曾与韩琦、曾公亮、欧阳修一同执政。当时仁宗起初命英宗兼领宗正，赵概说宗正不足以显示尊重，请求立为皇子。后来他参与顾命、决定策立英宗继承大统，对国家社稷功劳很大。当时功臣的儿子都依次受到褒奖擢升，大多已经通达显贵，而赵概的嗣子却独自沉沦于常调官中，簪缨世家的传承几乎断绝。赵元绪专心继承父业，学问自立，处理政务也足以称道。勘磨知扬州苏颂、知应天府何正臣、权京东转运副使吕温卿，都曾论述赵概的功劳，荐举赵元绪的才能，认为可以任用，但尚未获得诏敕施行。臣私下见英宗在东宫答赵概书信说：‘首先定下大策，固然已经把时局安置于长久安定之中；世代显扬的美德和功勋，正应当与国家一同长久发扬。’赵概有功于王室，事实确实显著。他的坟墓和住宅都在宋地，年节时无人照管。伏望圣上查考前后臣僚请求，特赐甄别记录他的儿子赵元绪，授予一个南京差遣，以此扩大国家寻求旧臣、念及功劳的美意，也劝勉臣子尽忠尽孝。”

译监察御史陈师锡上奏说：“臣听说尧、舜、禹、稷彼此相遇共事，他们早晚之间相互赞许、劝诫，不过是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斥退奸邪不要迟疑，因为君主最先要做的事情就在这里。既然知道应当任用贤人，却不能专心任用，贤人就无法真正被任用；既然知道应当斥退奸邪，却迟疑不决，即使有斥邪之意，奸邪也无法真正被除去。从前齐桓公问管仲：‘我想让酒在爵中腐坏，让肉在俎中腐坏，这难道不会妨害称霸吗？’管仲说：‘这极其不是好事，但还不至于妨害称霸。任用贤人却让小人从中离间，才会妨害称霸。’齐桓公又问：‘郭国为什么灭亡？’管仲说：‘因为它喜爱善人、憎恶恶人。’桓公说：‘喜爱善人、憎恶恶人，为什么反而灭亡？’管仲说：‘喜爱善人却不能任用，憎恶恶人却不能斥退，郭国就是因此灭亡的。’由此说来，君主如果不能掌握任贤去邪的道理，大则不能成就王业，小则不能成就霸业；如果固守不变，最终将走向灭亡，哪里还能既称霸又成王呢？连管仲尚且知道这个道理，何况不是管仲的人呢？宋朝兴起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号称太平，享国长久，至今百姓遗民还在思念的，没有谁比仁宗皇帝更甚。” 臣私下曾考察治理国家取得成效的根本，也不过在于广泛采纳直言，善于驾驭群臣；贤能的人一定提拔，奸邪的人一定斥退。自明道年间开始亲自阅览各种政务，看到政事中有许多偏差，知道辅佐大臣失职，于是宰相吕夷简、枢密使张耆、参知政事夏竦、陈尧佐、范雍、晏殊等人，一天之内全都罢免斥退，天下已经佩服陛下英明果断了。宝元初年发生地震、冬日雷鸣，陛下采纳谏官韩琦的意见，宰相王随以及同列陈尧佐、盛度、韩亿、石中立同时被贬黜。曾经任用夏竦为枢密使，谏官欧阳修论奏他奸邪，当天就罢免夏竦，让他出任河阳判官。晏殊任宰相时，谏官蔡防说他不顾边疆事务，广置田宅，当天就让晏殊出任颍州知州。此后又破格提拔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以至形成庆历、嘉祐年间的太平治理，成为本朝最盛的时期，远远超过汉、唐，几乎有三代的遗风。假如仁宗被偏听偏信所牵制，优柔寡断，台谏官徒居其位而意见不被采纳，贤能善良的人不被进用，结党作奸的人不被斥退，那么又怎么能够享有四十二年的太平福分呢？臣希望陛下远则思考尧、舜、禹、稷任用贤能、斥退奸邪的道理，中则采纳齐桓公、管仲褒善贬恶的戒训，近则效法仁祖采纳谏言、驾驭群臣的用意，那么太平盛世的成就，指日可待。臣因为身处疏远之地而又质朴浅陋，侥幸得到防收录擢用，冒昧竭尽所知，上报以帮助政事万分之一。伏望陛下留意审察，倘若再加以留心，哪里只是一个小臣的幸运，实在是社稷和百姓的福分。[原文“实」社稷”标点及字样疑有讹误，依文义译作“实为社稷”。]黄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建议说：“成就天下的事务，没有比人才更急迫的。希望下令两制、近臣以及转运使各自举荐一名士人。”诏令各举荐一人。他接着说：“寒微偏远的下级官员既然得以把名声上达朝廷，希望下令中书审察他们的才能后上表任用，这样，重视人才的诏令才不会在天下徒然施行。” 知杭州陈防荐举吴师仁的劄子说：新制颁行以前，曾经选取请到本州的进士吴师仁，在学校充任教授。考察得知，此人操行淳厚端正，器量见识高远，曾在太学学习，名声为士大夫所知。他参加科举没有考中，退回乡里，甘愿安贫守道，专心研究诚明义理之学，不讲异端邪说。自从充任教授以来，早晚勤勉不懈，教诲诱导学生从不厌倦。还不到几个月，求学者便一致受到他的教化，知道应当受到劝勉激励；如果让他长期任职，必定能够培养成材，改善并敦厚风俗。伏望圣上慈爱，特加采纳，令他充任本州州学教授。熙宁年间，陈防任侍御史知杂事，又论奏大臣都因迎合谋利而升进，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朝廷已经下制命任命韩绛为枢密副使兼参知政事。韩绛凭才能和声望逐级升迁，本来并不过分。然而，朝廷任用韩绛的用意，似乎并不厚重。陛下开始任用王安石参与大政，他首先谋划兴利之事，先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不久，陈升之因这件事升为丞相，而韩绛又接替主持此司，前后还不到几个月。如今又让韩绛参与政事，这就是说中书选任大臣都因谋利而升进。自古以来治理有成的朝代，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译《尚书》说：“这三公的职责，是论说治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官位不一定要齐备，关键只在于任用合适的人。” 这就是辅佐宰相的职责。太戊兴盛时，有伊陟、臣扈辅佐，能够上达上帝，巫咸治理王室。高宗兴盛时，有甘盘、傅说辅佐，于是商朝的祭祀能够与上天相配。成王即位时，周公任太师，召公任太保，兴办礼乐，终于成就太平功业，没有听说用谋利来要求他们。唐宪宗刚强明断，能够建立功业；后来因为藩镇逐渐平定，便放纵自己的奢侈欲望，程异、皇甫镈窥知他的心意，用诛罚剥削、谋取财利来劝说他，所以宪宗独自排斥众议，任用程异、皇甫镈为宰相。裴度一向是宪宗亲近信任的人，即使极力进言论列，宪宗始终也没有醒悟；到了晚年昏乱迷惑，竟然还不如平庸的君主，这足以说明财利对人的蒙蔽竟到了这种地步。君主所任用的人以及所喜好的事，已经足以作为警戒了。如今陛下执政的大臣中，凡是因谋利而升进的已有三人。即使陛下圣明高远，不至于因此受惑，也不能不谨慎。臣请求罢免韩绛参知政事之职；今后中书选任大臣，必须寻求道德高尚、精通经术的贤人来担任，不得因谋利而升进。如果陛下不愿追回已经施行的任命，那么请求把制置条例司以及青苗补助之法，只归三司办理，并责成各地守令斟酌施行，这样或许不至于损害王政，也足以保全大臣的节操。” 陈防任知谏院时，请求召回范纯仁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中书劄子中，圣旨已经就地差遣知河中府、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范纯仁充任成都府路转运使，并将劄子交付御史台。近来听说御史中丞吕公著、右正言兼知谏院孙觉都曾上文字请求留下范纯仁，任用他担任重要而繁剧的差遣，尚未得到圣旨允准。范纯仁先前因为谏官身份进言，议论有些地方不合义理，难以处置，便恳切请求出任外官。陛下深示体恤宽容，不得已才让他出任善郡。朝廷内外都已经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认为不用多少时间，必定会召回他供职。如今又让他远行，人情都十分惊骇。在陛下的意思看来，不过是借助他的声望和力量来安抚远方百姓。然而，内外有资历声望的大臣中，能够担任这一路转运使的人，仍然足以选择。像范纯仁这样的人，忠义刚正，是陛下的耳目之官；他曾因进言而被斥退，但志向没有被夺，轻视财利、信守道义，不作苟且求容之计。如今寻求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众人异口同声，都认为不应让他离开。伏望圣意早日下令召他回朝，任职于要近之地，以满足众人的期望；这并不只是臣个人的意见。谨具奏状上奏圣听。陈防又依照赦文举荐陈烈的奏状说：“根据御史台牒文，奉熙宁十年九月七日敕令和圣旨，凡内外官中待制以上者，都要在文臣中举荐一名才干品行足以任用、可以升擢的官员，令中书审察；如果所举没有错误，便取旨随着他的才能任用考察，但不得举荐已经兼带职名的人以及两府大臣自己的亲属。臣恭敬地看到，前任安州司户参军、充国子监直讲陈烈，内心仁厚、气节刚强，才智卓越，学习圣人的言论便一定践行其道，考察先王的法度便一定使之适合时宜；他博通群经，尤其明白典礼的深奥之处。他写文章，学问渊源深厚、内容广博，提笔便能写成；即使寻求当代宿儒，也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庆历初年，他曾与乡贡士人一起参加礼部考试，落第后回归乡里，不再谋求仕进，安于贫困而努力学习，积累四十年，著书数万言，至今没有停止。仁宗朝曾因近臣论荐，以及本部监司、长吏推重他的风节，多次把他的姓名上报，朝廷屡次下诏召用，想以学官起用他，他却推辞而不赴任，世人都认为他是洁身自守、独立践行的人；这正是了解陈烈的人所共同知道的。陈烈所学习的，都是孔子、孟子的志向；观察他的作为，完全足以有所成就。他自认为身负圣贤之道，不肯苟且求进；这样的人可以用礼节招致，却不能用财利蓄养，不过如此。” 臣恭敬地思考，陛下登基临朝以来，广泛延揽俊杰，得到人才之盛，超过历代帝王。像陈烈这样的贤人，并不是难以招致的；希望陛下特地用礼节下诏召他到朝廷，赐予清闲之时接见，亲自降下圣问，让他陈述二帝三王的治国之术、六经四子的要旨以及当世事务，并把这些写成文章，一定能够用来彰显陛下尊重贤人、重视德行的举动。如今臣保举他充任清要之职并破格任用；如果朝廷擢用之后，他不如臣所举，臣甘愿承担欺罔陛下之罪。谨具奏状上奏圣听。” 陈防又弹劾李南公被任命为京西路转运判官不当的奏状说：臣恭敬地奉到中书劄子，太常博士李南公已经奉下敕命，就地差遣权发遣京西路转运判官，仍旧提举本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务，并将劄子交付御史台。李南公的资历和才能都很浅薄，学术没有声望，虽然略有才干，却不足以骤然担任繁重的职务。他近来被制置司奏请辟用，专门因为赞同青苗法，迎合掌权大臣；还没有赴任，突然就得到这项升迁任命。虽然名义上只是权发遣，资序也相当于转运判官，实际上与转运使、副使的职权相同。使者负责按察一路，关系重大；不是有资历声望的人，怎么适合越级轻率授予？何况青苗取利之法，臣已经多次论列，请求停止废罢，至今尚未得到指挥。如今又令转运判官专门负责此事，对外掌握使者的权力，对内同制置司彼此呼应，足以公开实行搜刮剥削，坐等取得剩余赢利；至于爱护百姓，实在很不合适。关于李南公任转运判官的任命，臣请求追回，另行给予差遣，用具体事务考验他。如果他确实有显著成效，然后再提拔任用，这样或许能使轻浮、善于逢迎的人无法妄自进用。仍请求把臣前后请求罢除青苗法的劄子，早日下发中书裁决施行。” 谨具奏状上奏圣听。

译陈防任判尚书都省时，请求选择县令的劄子说：臣任职铨衡，承担铨选授官的寄托。臣恭敬地看到，吏员冗多混杂，无法进行铨量品评，这不是国家澄清源流、端正根本的办法。臣本来不敢另作改革，只是县令这一职务，是最直接亲近百姓的官职：对上要宣扬引导王道恩泽，对下要使百姓富足安定。假如任非其人，那么方圆百里都将受其祸害，这确实不能不慎重选择。自仁宗天圣年间举荐县令的制度开始实行，当时天下一致认为这是良法，即使是穷荒极偏、最为鄙陋的县邑，也都称说得到了合适的人才。然而臣观察此事，仍认为没有达到理想。为什么呢？因为天下县邑极多，而被举荐的官员不够，间或又把按通常调补进入县令职位的人混同安排，所以不能平均地都得到良吏。臣如今斟酌，想请求凡属选人担任知县、县令之处有空缺，一律用奏举之人充任。仍诏令各路职司、长吏，今后奏举县令必须确实有才干、行政能力和治术、能够养育百姓的人；不得徇私，妄加保荐亲戚故旧、权势人物以及不称职的人。如有错误举荐，专门交由御史台察觉弹劾。每当举荐状送到铨司，委派判铨臣僚把每个人历任中的功劳及举主人数一并填写实绩凭证，考核比较其铨选次序，登记为上、下两等。仍令各路转运司勘察所属州军，把所管各县人口多少、公事繁简也分为两等。选择一向号称事务繁重难治的县邑，以及京朝官知县长期缺少正式官员的地方，取上等实绩凭证的人依次授任。其次等人员，就按次序在两等县份中差注。若奏举人数不足，便在按常规调补、资序应当进入县令或县丞职位的人中，选择历任之内有京职官县令三名举主者，拆阅其任职状，与奏举人同样列等差注。若其中有贤能之士，只是偶然举主不足、不符合入等条件，但他的才术可以担当繁重事务，就委托判铨官共同承担责任保举，列入相应等级差注。每年判铨的二名官员，各自举荐不得超过十二人。对于一向品行乖张、为人卑劣懦弱、昏聩衰老或残疾的人，即使各自已经列等，也要由判铨官考察情状，降低等级，按常规调补。由奏举入选县令的人，都请求免除觐见职司长吏和廷参；其资序仍在幕职官之下、录事参军之上。如果到任后政绩有声誉，并且举主达到五人以上、符合磨勘条件，等到任期届满回到铨司之日，任繁剧县的立即截取中等，任次等县的则提前引见；如果没有其他治理成绩，或者举主人数不足，便依照通常选人的条例办理。施行此法稍有错误或滥用，任职表现与举荐状所说不相符的，就让所举荐的人承担罪责。这样一来，天下各县，无论大小、远近以及繁重难治之处，经过举荐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偏远地区的百姓，也都能受到圣上的恩泽。这实在是陛下安定养育百姓的首要事务。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伏乞下发铨司，令臣与同判官商议应当施行的条约；未尽的事项，再详细分析具奏。”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六。《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七。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用人。宋神宗熙宁四年，监察御史里行刘挚论述人才问题，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道理，最难的只是识别人。大概善与恶，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实质上不过是义与利罢了。然而君子行善，并不是存心要行善，而只是因为义之所在；小人作恶，却很能依靠真相来推销自己的虚伪，想同善良的人混淆。因此，善与恶虽然是辨别君子和小人的依据，却常常达到难以明辨的地步。世上的人只看得到一时的表现，却不能考察其长久的结果。所以君子常常难以进用，而小人却常常能够得志，这一点不可不察。恭敬地想，陛下承继百年太平，处在大有作为的时势中，日夜思求人才，破格任用；到了今天，却还没有看见特别突出、建立功劳的事迹，能够补益国家、利泽百姓，仰副诏旨，因而朝廷内外颇有疑惑。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任用他们时，有些人没有完全选对吗？臣姑且以奉命出使的人为例来说，他们所规划的法度，开始时都接受于朝廷；一到外地，就大不相同了。在无可兴办之处兴办利事，在不可改革之处强行改革；州县承接意旨、奔走奉命还来不及，官员不能恪守自己的职守，农民不能安居于田亩之间，却把搜刮百姓财物当作功劳，把兴起讼狱当作才干。” 陛下原本振济贫乏、均平徭役的用意，变成了聚敛财物的事情；陛下原本兴修农业、消除灾害的法令，变成了烦扰百姓的命令。守令不敢为百姓作主，百姓没有地方申诉。臣认为，这些人未必都是才能方面的过错，只是他们内心所趋向的并不在义罢了。因此，希求赏赐的念头，总是在做事之前；奉公的心思，总是在私利之后。所以事情颠倒错乱，长久没有成效。那些稍微懂得治国体要、有爱君之心、能够说出忧国之言的人，都无法容身于其中。正因为如此，如今天下有两种人的议论：一种是安于常规、沿袭旧习、以无事为乐的议论；一种是改变古制、变更法令、喜欢大胆作为的议论。这两种议论各自树立，互相以对方为非；时常以此作为进退的标准，于是人们也以此决定离开还是趋附。臣曾经寻求这两者的用意，大概两者都有正确之处，也都有错误之处。喜欢无事的人认为，遵守祖宗成法，只需根据人们从中得到的利益，因循旧制而补救其中的偏失，逐渐达到治理，这就是他们正确的地方。至于过分昏昧的人，便苟且简略、懒惰怠慢，偏袒私情、胶着于旧习，不知道变通的权宜，这就是他们错误的地方。喜欢有所作为的人认为，法令已经败坏、治道已经穷尽，如果不大加变化，就不足以通达事理、成就事务，这就是他们正确的地方。” 至于过分穿凿的人，便把任意作为当成聪明，抛弃义理而任凭智巧，轻率放纵、独断专行，强迫百姓去做事，这就是他们错误的地方。一方把另一方看作扰乱常道，另一方把这一方看作流于世俗；畏惧义理的人认为双方并进是可耻的，嗜好财利的人则认为守道是无能。两种势力如此对立，士人便没有归依趋向。臣认为这种风气不能逐渐滋长。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朋党之事，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易》的卦象中，以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为泰卦；以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消退为否卦。《易传》说：只有君子才能使天下人的心志通达。《尚书》说：皇天为天下建立中正的准则；又说：不要另作偏爱，遵循君王的正道；不要另作憎恶，遵循君王的正路。《礼记》说：统一道德以使风俗相同；又说：舜掌握两端，取其中道施用于百姓。如今的天下风俗，可以说很不一致；人的情感志向，可以说十分险阻；而君子小人消长的形势，也可以说还没有明朗。臣希望陛下虚心平等地听取意见，默默观察万事的变化，并设法使它们归于一致。关键只在于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慎重任用人才罢了。过去认为正确的，如今要反过来考察其中不正确的地方；过去认为有短处的，如今要取用其中的长处。逐渐压制浮夸喧哗、轻薄虚伪、只顾眼前而忘记长远、以苟且迎合为幸的人。” 逐渐考察忠厚谨慎、稳重持守、难以进取而容易退让、可以同心共事有所作为的士人。抑制过高的举荐，提拔地位低下者，评定并调整品级，收束和调和过分与不足的风俗，使其都通达于中正之道。这样以后，风俗统一，险阻平息，百姓知道应当趋向何方，而忠义之士也明白君主的好恶没有偏颇，无不奋发迅速，愿意为陛下所用。那么施政设施和变革，只须由陛下发布号令即可。臣认为当今的弊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唯愿陛下明察。挚又论述监司上奏说：“臣自从任职御史台，屡次以天下监司为题上言，请求澄清淘汰、慎重选任。实在是因为朝廷的政令，若监司任用了合适的人，推行宣布政令，就可以晓谕皇上的旨意，使恩惠最终施及百姓；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所谓的善政也只是徒有其名，最终百姓不能享受到它的利益。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更加过分。朝廷以名实相符为政事，实行总核考察的政策，下面却做成苛刻急迫、浅薄逼促的行为；朝廷以教化为本意，实行宽厚的政策，下面却做成松弛怠慢、苟且简略的事情。这些都是因为迎合风俗、贪图私利、逢迎上意而作，所以表面相似，实际上并非皇上的本意。如今虽然改革或沿袭的政策各有不同，但观望迎合的风气仍在，只是所迎合的上意不同罢了，其造成的祸患是一样的。前些日子差役法刚开始实行，监司已经有迎合上意、争先恐后办理的，不衡量是否可行，不核查利害，一概决定差役，致使一路骚动；朝廷察知他们的意图，已经把他们罢黜了。由此推论来看，人情大致都类似这样。况且天下的事务分散在各路，由监司总管；其中大的事务，是治理财赋、考察官吏、审平狱讼、考核百姓疾苦。使者都只求和缓宽纵，苟且维持安静，于是政事衰败不振，世间所受的弊害实在说不尽。” “从前罢黜责罚的几个人，都是因为他们违法搜刮聚敛，意在求取升进，其中虐害百姓最严重的，也并不是要让他们茫然不知反省自己的职守，废弃本应治理的事务，却把这叫作宽厚。昏昧的人不能明白这一点，所以纠正偏差有时反而超过了正当限度。臣认为这种做法不能任其滋长，必须大力加以禁止。伏请圣上慈悲，下诏令有关官员重申制定监司考核功绩的制度，以常赋收入的增减、郡县官吏的勤惰、刑狱处理的恰当与否、民间风俗百姓生活的安乐与忧苦，来评定监司的优劣；每年年终下诏分别赏罚，并从今年开始实行。这样或许可以有所考察约束和裁制，使循良之吏不流于松弛，使严肃勤敏之吏不流于刻薄，以此完全符合圣明制定治理政策、取其中道的本意。观察时政应当宽还是严、缓还是急，考察风俗有无过与不及，再相应地调整政令的张弛，正是今日的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