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四

译如今只因为称谓上的小小疑点，便仓促地说他属于异姓，与普通人同样论罪，那么三岁以下收养、按亲生子孙对待的法律就可以废弃不用；而收养子女违背伦理、伤害道义的，即使父子之间相互侵犯，也可以因为是异姓而减轻处罚了。况且养子与养父母的人情关系并不十分疏远，凡是收养孩子的人，本来就希望彼此看待如同至亲，这正是为了继嗣的情义。如果三岁以下收养合乎法律，却因为异姓的缘故，既不能作为亲兄弟，也不能作为亲父子，那么世间养子在父子兄弟之间便没有确定的名分；共同居住在一室之内，也不能依靠这种亲属关系，稍有离异就不相互保护了。即使宁可失于不合常理，这虽体现圣人好生的德行，但天伦人纪所系，风俗教化和名分所关，正是治道的大经，尤其不能有一天混乱。难道只是因为一个人的死亡就值得怜惜吗？不过臣才智浅陋，也不敢说吕念一一定应当处死；只是看到大理寺、刑部两处都曾坚决坚持原议，而朝廷却特地下达指示执行，似乎有司的职责没有完全尽到。臣希望圣上特别下达指示，将吕念一的案件再次送交大理寺、刑部和勅令所，依公正原则详细议论，使各部门都尽到自己的职责。如果事实情节与法律相当，所作判决确实恰当，就应当依从原来的判决；这样在朝廷方面不失为体恤生命，在有司方面也不失为恪守法律的道义，双方都能得到妥善处理。如果吕念一所犯的罪果真值得怜悯，按照人情和法律的本意，也可以通融办理。或者已有类似案件的判决先例，等候上报之后再宽免他也不晚；这样也可以形成长期施行而没有弊端的制度，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所有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谨抄录上奏。泾、荣、傅辰改正一事上奏说：臣听说，朝廷施行法律并不难，难的是守住法律。法律所在，执行果断而遵守坚决，那么人们就有所畏惧，不敢犯法；如果只能执行一时，却不能在以后坚持，那么就会使人产生轻玩法律的心思，不知道受到惩戒。各种事情已经判决而又申诉请求复理的，一年以内可以请求另行勘验，三年以内可以请求另行定夺；已经由敕令所判决的，须到宫阙进呈状文，这就是法律。如今荣傅辰曾任萧山县知县，在任时因违法被勘问，曾经伏辩，依照敕令比照加役流处理，追缴赃罪，毁弃他出身以来的文书，除名勒停，这就是说法律已经施行了。傅辰后来提出申诉，也曾到宫阙进呈状文。臣调取到刑部的案卷，法寺认为应当依照‘别定’条法处理，应当具文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施行，并不妨碍监司依照‘别定’条法办理；刑部则认为傅辰所诉不合条法，请求朝廷批示状文加以告示。根据这两种说法，傅辰的申诉不能仓促批准，这是非常明显的。如今置有司的意见于不顾，便贸然为他改正判决，那么对于守法的官吏来说，岂不是恐怕有所不安吗？臣私下考虑，陛下近来与二三位大臣修明纲纪，严格禁止贪赃官吏，唯恐他们成为百姓的祸害；犯法者并不宽贷。如果案件已经勘结并由敕令判决，像傅辰这类人却可以轻易替他改正，那么凡是没有经过勘结、没有伏辩而因赃罪被废黜罢免的人，难道还能没有借口为自己解脱吗？况且傅辰的状文自称原先勘问时含冤受屈，臣还没有来得及详细查究此事；如果万一确实如他所申诉，又何必吝惜不依照条文另行定夺，然后斟酌施行呢？这样或许足以昭示极其公正；对朝廷来说不失为守法，对傅辰来说也可能有可供申辩之处。臣职责所在，既然有愚见，实在难以沉默。所有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谨抄录上奏。薛季宣上奏说：‘臣听说，牧马的人在马后挥鞭，驱赶羊群的人要除去扰乱羊群的羊。把这个道理施用于百姓，原则并不遥远。先王制定徒刑、流刑的法律，是为了惩罚恶人而不立即处死；把罪犯编入赤籍，是为了约束他们的强悍暴戾；让他们困苦服劳役，是为了折服他们的心志。借此显示警戒惩罚，使百姓归向善行，消除社会习俗中的祸害。近来军法败坏，已经不再有纪律可言。被配流的罪徒知道自己不能与善人同列，于是留下的放肆作恶，逃亡的流为奸盗，甚至盗掘坟墓、屠宰贩卖，把这些当成惯常行为。过去用来约束他们的强悍、折服他们心志的办法，再也看不见了。对百姓造成的祸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这不是小患。近来又看到大军招募刺配强壮罪犯，实在极其困难；按照给赏的惯例提供物品，费用不可估量；强行刺配良民，骚扰不胜其多。每当想到小人罪至徒流以上，不是勇悍之徒，就是奸贼。把他们收编到军中，就可以采用使贪婪者效力、使愚顽者受治的办法。汉代招募缓刑罪徒迁徙到塞下，周世宗收纳天下逃亡的奸人，以充当禁军，依军法治理，都取得了成效。臣认为，先王把加役流罪犯编入赤籍，意思就在于此：用军律约束其强悍暴戾，用军役折服其心志，使他们都改过向善、建功立业，不再混杂在民众队伍中，成为善民的祸害。’ ‘挥鞭驱马、除去乱群之羊，不正是这个道理吗？臣愿请诏令天下州军：凡是罪行达到配流、年五十五岁以下，身体不是衰弱、没有疾病的，都送往大军收管。情节较轻的，特别免除刺面。徒刑以上的罪犯，愿意从军的，允许由原来收管他们的军队接收，并且免除重役。这样一年之内，大军所得将不止数千人，而且全都是强悍暴戾的人。与招募刺配而来的相比，显然不同。军队得到可用之人，百姓除去顽恶之徒，罪犯有了迁善的道路，百姓消除了祸害，而且法律体现宽厚，这也是当今的良策。’ 观文殿大学士兼侍读史浩上奏说：‘不要让巧言诡辩扰乱旧有政令，这是伊尹向商王进谏的戒言；不要自作聪明而扰乱旧有章法，这是成王告诫蔡仲的话。伊尹传承尧舜之道，成王重视光大文王、武王的功业。这些话是一时刻在金石上的格言，也是万世可以占验的训诫。祖宗创业建立基业、垂示统绪，是寄望后人；所以君臣之间反复遵循规矩，无不是已经形成的法制，实在是不可磨灭的法典，是后世可以继承的遗谋。难得的是圣贤能够相逢，可贵的是子孙能够长久遵守。如果想着轻易改变，决定不是良策。当陛下即位之初，正是臣下辅佐治理的时候，上呈封事的有几百人，谈论弊政的近千条。如果一定要把这些取来纷纷更改，没有人赞同继承先例，臣本来已经大书特书，认为不能辜负他们的来意。等到在朝廷聚议，却很难施用。陛下提出超越流俗的见解，深深建立长远富裕的根本，一切遵循历代圣人的宏大模式，已经成就中兴功业的前后相继。这些都是明显的成效和充分的验证，应当谨慎守持而不改变。近年以来，进献的言论颇为杂乱，一篇奏札稍有可取，当天就拿来施行；众人的意见尚未一致，当时便已经受到阻碍，徒然造成纷扰，对施政没有益处。开始时虽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随即却不免反悔收回。’

译‘间或有人深知时弊，透彻考察弊端，虽然情意恳切地尽忠，也往往悠然无效。香草和臭草混杂在一起，怎能分辨美玉和石头？实在是因为没有负责考核的官员，也没有负责审订的机构；施行时没有依据，废止时也不追究原因。幸亏依靠陛下四方皆能听察的圣明，最终还是归于旧有常规。如今的办法，应当慎重对待开端，选一二名从班官员，再从敕令所取三数名吏员，把全部常法旧典汇集起来，设置专门机构保存办理。凡是以变革制度为题提出的建议，必须让他们审阅详定并明确裁定；考察它是否违背典礼，衡量它是否触犯律令；确实有益于时政的，必须记入档籍。前面铺列条文制度，后面列出姓名，使人如在掌中查看，仿佛能看清肺腑一样，供皇上阅览，也准备交给中书省施行。若涉及军事机密，就交给枢密院。假如长期施行确有利益，必须加以奖赏以显示恩宠，务必使三尺法典中的严明法律，不被一个人的臆测之说扰乱。至于那些只想借他人之手求取美官，不再用心研究而更改制度、预防后患，轻率制作、出于不加思考，意在谋求自身，事情却无益于国家计划的言论，既然进言者本来无罪，就应当搁置而不予采纳。臣只是希望，朝廷发布号令之间，不要失去圣主继承先志、述行先事的美德。臣每每只是竭尽一己之见，未能穷尽天下的公论，恭请圣上再征询众议，听取枢密院和近列大臣、侍从近班、御史台以及中书门下两省贤能、枢密府和各部门官员的意见，全部按照公正原则办理。’ 如果各方意见没有不同，那么臣这番樵夫般浅陋的意见，或许也能有丝毫的益处。长沙知州王师愈请求禁止师巫的奏疏说：臣私下听说，荆楚的风俗自古以来就信奉师巫，然而近世尤其严重。其中危害最大的，有所谓‘把门师’。他们声称一家人的事情全都由自己掌握。有的人家嫁娶不去询问媒人，专门相信把门师勘定婚姻；稍微供奉得不够，就离间两家，导致许多婚嫁错过时日。有的人家生病不敢求医用药，专门相信把门师下禁；稍微供奉得不够，就恐吓、煽动病人的亲属，不让他们侍奉，以至于许多人因饥渴而死。到了有人死亡，又专门由他们掌管择地选日；稍微供奉得不够，就借口山川不吉、年月不利，往往经过数年仍不能安葬，控制这类人家婚嫁的事情也很多。愚昧百姓没有知识，相信他们的邪说，甘愿承受这些祸害而不醒悟，只怕供奉得不够丰厚。因此师巫之家无不成为温户，实在令人痛恨。按照法律，施行邪神法术、妄言祸福，自有固定刑罚。无奈州县有的想出售乳香，有的贪图从中得到利益，反而发给公据，放纵他们而不追问，实在令人震惊。臣希望圣上仁慈，重申敕令给州县，严格加以禁止；如果仍不悔改，就从重判决发遣，不得宽赦，这样或许可以革除其祸害。当时省府下达文书，命平江府知府王佐判决陈长年擅自私卖田地一案。陈长年的侄子向有司申诉，历时十八年；他的母亲鱼氏年七十岁，因这件事被置于狱中与官府辩诉。应当依法追究改正，命令等候其母去世、服丧期满之日再办理为自己的产业，并命天下郡县把此事作为法式。进贤县知县程回议论说：天下人谁没有母亲？母亲慈爱子孙，子孙应当按时问安、照料寒暖，不应当拥有私产。法律禁止另立户籍，也禁止各自占有财产。起初在应报文书时，县令把他杖责后遣返，让他听从母亲的命令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拖延案件，使他遍诉有司，直到告达登闻院呢？《春秋谷梁传》的注说，臣没有控告君主的道理，这是因为卫侯郑和元咺的事情而发明此论。诸侯对于受命的大夫尚且如此，子孙对于母亲，竟让母亲坐在狱中与官吏对答；爱护亲人的人听说这件事，不禁泪流满面。按照法令文字，分割财产是指祖父母、父母服丧期满以前所有的财产；既然如此，母亲在世，子孙就不得拥有私产。即使母亲有一天把子孙的财产全部花尽，子孙也不得违背她的教令。既然已经让财产归于母亲，那么他此前所花用的财物，就是卑幼擅自使用尊长的财物；法律规定须等五年后尊长告发才予受理，何必预先等候母亲去世，又开启日后争讼的端绪呢？又怎么知道这个不孝的子孙不会死在母亲之前呢？守令是百姓的师长和统帅，是政教施行的出发处，实在应当纠正守令失职的过错和子孙不孝的罪行，以此使天下为人母者受到尊敬。蔡戡论述治理贪赃官吏法律的奏状说：臣听说，法律贵在施行，不贵在过重。法律太重，就不能经常施行。法律很重却一定施行，并不是先王的法律。王者的政治本来存有不忍之心；一旦有不忍之心，法律即使很重，也未必能够经常施行，不过是用来挽救一时的弊病罢了。如今危害国家、残害百姓的，没有比贪赃官吏更严重的；即使把他们陈尸于市朝，也没有什么值得怜惜的。自陛下即位施政以来，实行判决发配的法律，用来严厉收敛这类人、惠爱百姓，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然而十五六年之间，触犯重法而被如此处理的，不过数人罢了。难道州县官吏个个都清白谨慎，或者因为畏惧法律、远离罪过而不犯有司禁令吗？可是贪赃官吏本来仍旧如此。国家忠厚仁慈，与周朝相匹敌；风俗习惯于淳厚美善；监司、守臣力行宽大，眼看着鞭笞、辱没、刺字、涅面以及徒隶等刑罚毁伤士类，所以极其不忍，于是又拿佛教因果的说法作借口，宁可削减官阶、罢免官职，也不肯弹劾贪官。实在不得已，就让他们寻医离去；但他们贪污污秽、罪迹狼藉，无法掩盖，于是姑且求得一两项较轻的罪名来应付考核、塞住责任；有的过一年便重新参加铨选，有的遇到赦令便叙复任用，又让他们重新治理百姓，造成的祸害更加严重。臣愚昧地希望圣上特别详加斟酌：凡贪赃官吏罪行达到判决发配的，姑且免除现行刑罚，编置到海外州军；即使遇到大赦，也永远不准量移。有的人情节和道理上确实是大奸大蠹，不是通常法律所能处置的，就请圣上亲自裁决，偶尔使用一次。还请求圣上明令严厉告诫监司、守臣：凡是对辖区内有犯罪者都必须刺举；如果因未能察觉而失职，或者被其他部门按察弹劾，或者朝廷访察听闻后查验属实，也都要连坐治罪。这样或许能使贪赃官吏必定受到惩处，不至于漏网，重新成为百姓的大害。

译崔敦礼代江东帅上疏论述法律制度不可轻易创立说：臣私下认为，建立国家所凭借的权力，不过是法度和政令罢了。祖宗的法度，要使天下遵守而不敢议论；君主的政令，要使天下相信而不敢怀疑。如果因为一件事就创立一条法律，因为一个人就制定一道命令，那么天下人私下议论，人心就更加疑惑了。臣仰望思考，陛下刚健之德出于天赋，宏大的规划、深远的谋略，自古无有可比，这是极盛的德行。然而近年以来，祖宗旧法有时因小臣进言而改变，朝廷发布命令有时又顺从一个人的私意，特地下达指挥，这类事情多得数不尽。臣姑且把到江东各州郡所见的一两件事说出来。巡辖递铺本来有专门的主管机构，如果有迟延违误，依法办理就可以了。如今却因为发生缺失错误，特意命令守臣、倅臣在文书上署名负责。州郡的事情，哪一件不属于守倅管辖？难道都要署名负责吗？这也未免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岂不是因为一件事就创立一条法律吗？路分钤辖与转运判官、提举常平茶盐官的官序，已经记载在《乾道新书》中，所到之处从未不遵守。如今忽然特地下达指挥重申说明，那么《乾道新书》中的每一件事都应当等候另下指挥才遵守，岂不是太繁琐了吗？’ ‘岂不是因为一个人就下达一道命令吗？这还只是小事，尚未达到危害政事的地步。至于军务各职，都有各自统辖控制的等级，从都总管以下，又有副都总管，再有路钤、钤辖、路分都监，也如同各军设置都统制、副都统、统制、统领等职。如今却允许路钤因训练军队而可以专门上奏，那么各路副都总管、路分都监以及各军统制、统领，只要有可以援引的情形，就都应当援照这个先例而下达指挥了。平时没有事情，还看不出利害；到了紧急关头，军政不统一，难道不会乖乱吗？何况其中那些倚仗势力、任意妄为的人，必定会随意制造事端；帅臣不敢发号施令，监司不敢过问，扰乱常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道命令一下，舆论哗然，都知道其中一定有原因，多半是结交培植党羽，彼此互相抬高，欺骗蒙蔽圣上，使法制变乱；如果同类事情不断扩大，将来还有什么做不到呢？外间议论认为，权贵和近幸有人在背后支持这些人；臣身在远方，无法知道实情，但只看近几年凡是权贵、近幸所支持的人所创立的事情，号令一经发出，就没有人敢坚持上奏、提出驳议；士大夫却这样观望不前，难道不是辜负国家吗？’ ‘从前赵充国说过：‘我已经老了，如果不把余生用来替国家进言，还有谁来进言呢？’何况臣承蒙陛下恩宠最为深厚，尚且比不上赵充国。臣将近七十岁，正想请求辞官归乡。如果隐瞒不说，只同天下人一起私下议论，实际上就是辜负陛下。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从内心作出决断：从今以后，凡是小臣进献意见，必定查察其来源，详细审慎地考虑，不要轻易创立法律；凡朝廷发布命令，必须合乎天下的公心，不要顺从一个人的私意，使天下都知道王者言语的重大、王者之心的一致。这样来安守先王的禄位、使百姓得到生存安宁，根本就从这里开始。臣对此忠诚恳切，不能自已。’ 敦礼又代陈丞相请求停止施行白劄一事，上疏说：臣充任帅藩，任职以来已一年半。除职务之外，臣年老而见识昏昧，常恨不能仰助圣德，今因近来的事情，冒昧表达愚忠。臣私下听说，号令由人主发出，在朝廷施行，传布于内外，这是古今天下共同的制度。若有军国机密之事，恐怕执行、传达迟缓，便由御前批降指挥，加盖御宝下发；这样才能使天下信服而不容伪造。臣从未听说内臣或都承防司能在数百里之外，用白劄传达防司处分的事情。臣到任以来一年半，先后三次接到指挥，都是白劄：一次是把北方来的人王济等送往都统司领取请受；一次是催促勘问杨百宁侵用官府纲运；一次是这次天申节期间下令禁止屠宰。臣都已经遵照执行了。这三件事，并不是什么十分机密的事情，即使交付省部下达，又有什么不可呢？省部行移有印，御前批降有宝，文书可以查验，来由可以考察，天下就没有理由怀疑。舍弃这些而使用白劄，即使事情小、没有多大利害，臣愚昧的忧虑是：白劄既然可以向天下发出，那么将来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发放钱物、调遣军马、处置边疆事务以及关系国家重大利害的事情时，既然地方遥远，势必不能复奏，而且所取得的遵依状只让差来的人带回，或者申报原来承受文书的地方，其中的欺诈伪造，哪里能够全部防范？如果是严肃而懂得体制的人，一定要上奏审查，那么往来之间就会贻误事机；如果是懦弱糊涂、没有见识的人，耳目习惯了这种做法，认为理所当然，立即执行，岂不是会误事？况且有些文书不附随递送差使臣的虞候携带，所到之处便擅自夸张声势，往往惊扰官吏，官吏把他们当作奉诏使者一样接待，还要犒劳仆从马匹、馈送酒食，费用有的达到二三百千。州郡如此，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兼且听说各军将佐、总领诸司以及两淮州郡，也常有这种事。这样做实在不合朝廷体制，也会出现地方已经施行而朝廷并不知道的事情。万一因伪造而终于误事，后悔也来不及了。大体说来，奸民巧于欺诈，像度牒、交子、茶盐钞引一类文书，尚且能够伪造，何况这种白批不过是一张纸，难道还难以编造吗？如果奸细存心混入其中，造成的祸患恐怕不只是漏掉馈赠而已。

译然而，如果只是不能按照正确的方式驾驭军队，那么军民之间就可能互相伤害，各不得其所。即使在夏、商、周三代盛世，军队由农民组成，对军队的告诫还说：‘不许胆敢抢劫侵夺，翻越墙垣，偷窃马牛，诱骗臣妾。’何况后世军民已经分开，而政治又比不上三代呢？唐代刘蕡说：‘脚踏军营大门，把农夫看得像草芥一样。’由此可以看出其中的弊病。不过，那是唐朝末年的政治。若圣人再世，即使军农已经分开，即使三代已经远去，因时制宜，自然也有办法。恭敬地思量，陛下明察政体，总揽权纲，驾驭将帅，任其进退；训诫整饬坚定明确，赏罚一定兑现。因此军队驻扎之处，即使与农田交错相杂，部伍仍然整肃，没有人敢喧哗，军民相安，帅臣与守臣彼此协助。过去人们所说的那些弊病，如今都可以不必忧虑了。乾道二年，因三省、枢密院请求，朝廷告诫各将，禁止军人与士兵侵扰百姓；如有陈诉，听任守臣先行追捕，依照条法判罪惩治。如本将不立即发遣，仍听守臣把原因具奏上报。这样防微杜渐，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将帅固然已经择用得人，士卒也固然能够听命，而诏令下达又如此明白，它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实在数不胜数。臣伏见《乾道新书》偶然没有把这项诏令载入，私下恐怕有人会认为这只是一时的指挥，未必常用，不足以体现申明、严格约束并传示长久的意思。伏望圣慈再次诏令有司，把此前这道诏令载入正式法令，使帅臣、守臣都能遵奉，军民都能知晓；人人有所畏惧，那么法律虽然设立，也不会有人触犯。臣承蒙恩典，暂任守臣，实际处在兵马屯驻的地方，凭借朝廷威令的重大权威，所谓军民相安、帅守协济，臣私下希望能够做到万分之一，所以才敢冒昧进言，内心实在战栗至极。光宗绍熙三年，陈傅良上奏说：‘据中书门下省送到录黄一道，节略说，刑部、大理寺申报：吉州奏报勘查百姓鄢大为说合，已经判定李一等六人各自持杖抢劫朱三家谷物，赃物数额已满；按法律，大理寺称鄢大为依条在绞刑之上定罪，应判重杖处死。二月十四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鄢大为依照判决，命臣书写施行。由于此事关系人命，必须奏闻。臣私下详察上述判案，只是因为鄢大为所携带的劫粮木檐足以伤人，才定为持杖强盗，赃满五贯，应该判重杖处死。’ 假如不把木檐算作杖，那么按赃数计算，必须满十贯才构成死罪。死生的区别，就在木檐算不算杖，差之毫厘，因此不可不谨慎。臣曾经研究过这件事。按照法律，杖是指兵器、杵、棒之类，其他东西不称为杖。由此看来，恭敬地说，本朝历代圣主相继而立，刑罚日益减轻。考虑到把杵、棒列入条文，记载得不够明确，容易使犯法者陷入重罪，也会造成刑罚过多，于是重新确立两条，见于嘉祐《编敕》的贼盗门。第一条说：凡持竹枪、竹杖、砖石之类作为盗具，并且足以伤人的，一律依持杖之法处理。这是说，如果拿竹枪、竹杖、砖石等足以伤人的东西去盗窃，就算持杖；由此明确，若只是拿取盗窃所必需的工具，不能称为持杖。第二条说：拿镰、檐、刀、斧之类，在他人的园林、陂野中偷割禾谷、蔬果，盗砍柴薪等本来不是聚积财物的行为；以及拿篙、楫盗取空船，或拿鞭、杖偷赶牲畜，即使被主人发觉，只要没有施加威力、抗拒捉捕，都依不持杖窃盗法处理。这是说，如果只是拿镰、檐、刀、斧等盗窃所需的工具去盗窃，就不算持杖；由此明确，只有拿着足以伤人的杖具去盗窃，才称为持杖。上述关于两种‘杖’的规定合编为一条，载入敕文，有司承用时就可以互相参照，不至于彼此抵牾。到了元丰年间删修旧敕时，一时没有深入探求嘉祐以前立法的美意，竟把上述两条分拆到两个门类。第一条在名例门说：凡称为杖的，凡是竹、木、砖、石之类足以伤人的，都同样论处。第二条在贼盗门说：凡在城外无人防守的地方盗窃，只携带所需要的工具，都算不持杖。注释说：采割砍伐需要金属刀具，船筏需要篙楫，挑负需要檐，赶牲畜需要鞭之类。由于把两条拆到不同地方，凡使用持杖之法，只依据名例门的条文；凡使用不持杖之法，只依据贼盗门的条文，两条文书便不能互相参照，也无从斟酌了。再详察元丰新定嘉祐敕文，颠倒了原文，已经失去原意，把‘并同持杖之法’改作‘诸称杖者’，又删节了几个字，便形成了苛刻的解释。自元丰以来，有司一直遵用，不知因此被重判的人有几千人。如今鄢大为一案，只是布袋和檐，而且从未施加威力；如果采用嘉祐旧敕，就不能说是拿足以伤人的物品去盗窃。这是很明白的。况且前代立法，本来规定拿盗窃所需的工具去盗窃；这种情形的本意不是要伤人，即使拿着有刃的斧头，也不称为持杖。本来规定拿着足以伤人的物品去盗窃；这种情形的本意是要伤人，即使只是砖石，也可以称为持杖。关键只在于盗贼是否有伤人的意图，而不计算所拿的东西本身是否足以伤人；按照实际情状定罪，这就是《春秋》的义理。又规定，持杖在外面盗窃，空手进入房屋，罪至死刑的减一等。也就是说，虽然持杖，但当时没有持杖入室，可以减等。又规定，主人察觉后，盗贼没有施加威力、抗拒捉捕的，一律同不持杖处理。也就是说，虽然拿着盗窃所需的工具，但当时若施加威力、抗拒捉捕，就可以加重一等。可以说法律已经讲得深切明白了。然而元丰年间改写、拆分敕文，如今有司还沿袭错误。臣愚昧，愿望陛下施加仁慈，特将鄢大为按未满十贯的条款处理，特别宽免他的性命，判处遣发。仍乞请将刑部、大理寺拟定此案判决的官吏一并免除因错把应轻判案件判重而获罪。又乞请把现行条法送交删定所，依据嘉祐旧敕，将两条删订润色，合并收入贼盗门，以便遵守。臣听说中兴初年重修绍兴敕令时，已有指挥，采用嘉祐旧法，因此元丰敕文多列入厘改范围。其中关于持杖的一条，当时有司偶然失于参照考订，至今还没有追究改正。如今如果进行删订润色，并不是创新或冲改旧法，而是使圣主好生之德和公朝从宽的风气从今以后更加深厚。愚昧的百姓虽然似乎侥幸免罪，但上天听察极其卑下细微，理应得到相应的福报。这就是臣恳切不已的原因。所有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

译宁宗即位后，国子录王介上疏说：‘陛下即位还不到三个月，就罢免宰相，调换台谏官员，全都出自内批，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正常做法。崇宁、大观年间，事情出自御批，终于酿成徽宗北狩的祸患。杜衍任宰相时，常常积存十几道内降诏令，封还内降，使当时的宰相不敢封存接受，台谏也不敢弹劾奏论；这难道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吗？’嘉定四年，著作佐郎真德秀上奏说：‘臣伏见朝廷因为楮币发行过多，贬值损耗日益严重，便整顿多年积累的弊病，使之焕然一新，这项措施的利益极为广泛。然而臣私下听到道路上的议论，仍担心四方郡国之间未能完全体察公朝的意旨，奉行发布时稍有不慎，给百姓造成的祸患恐怕也不止一种。臣曾任职州县，每次看到诏令下达，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官吏却从中借机苛扰，百姓还没有接受恩赐，祸害已经随之而来。负责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的官员，有的从未过问；即使诏令反复叮咛不得强行摊派，强行摊派仍然照旧；不得扰民，扰民也仍然照旧；即使允许百姓越级申诉，真正能够前往申诉的，也多是人命案件，监司以此纠察。至于果真能够举劾查办的，又有多少呢？这些都是臣过去亲眼见到的。因此，下情郁结，不能上达；上面的恩泽壅塞，不能下流。这种积习相互影响，已经不是一天了。’ 如今新法令施行，以两张旧劵兑换一张新劵，假如郡县谨慎推行，实际恩惠难道不会普遍流通吗？然而臣担心其中仍然不能没有弊病：有的颁发数量有限，只够装满官吏的钱袋而达不到普通百姓；有的胥吏借机索取，只供给豪富之家而不给下户；有的创设机构却没有妥善防范，恩惠只到城邑，乡村田里反而被遗弃；有的彼此争夺、纷争不止，难以禁止，结果公私双方反而多事。若不是守宰用人得当、处置有方，那么它造成的危害恐怕远不止这些，怨恨叹息之声，各地一定很多。况且京师靠近宫阙，推行之初即使多有惶惑，出现问题也能随时发现、随时补救。外地四方远离天子，假如有弊端和侥幸作弊之事，怎么能够上报朝廷？群情哀号，感伤天地和气，这不是小事。况且要使新法令顺利施行，必须先让百姓信任朝廷。若使远近百姓带着旧劵，徘徊四顾而无处使用，只好抛弃焚烧，不再珍惜，难道不是可以预料将来一定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吗？臣愚昧，伏望陛下重新颁布明确指示，告诫监司、守臣专心讲求，多方筹划，使实际恩惠惠及百姓，而不至于出现兑换推行不了的叹息。这样，诏令下达才不会成为空话，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嘉定六年，真德秀任起居舍人，又上奏说：‘臣伏见陛下因为郊禋礼成、天地降福，思念与天下百姓共同享有福祉，采纳臣下从厚施恩的请求，各种恩典比旧制更加优厚，德泽广泛流布，延及众生，万物和悦，差不多可以看到太平盛世的气象了。然而臣听说，满堂饮酒时，如果有一个人面向墙角哭泣，满堂人都会因此不快乐。四海如此广大，只要有一个普通人没有得到安宁，圣人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忧患。近来朝廷因为楮币日益贬值，改行新法令，担心士大夫奉行不恭谨，于是用剥夺官职、贬逐流放的刑罚威慑他们；担心百姓从中减损钱值、谋取私利，于是用没收家产的刑罚警戒他们。这大概也是严密设置防范，希望他们不敢触犯罢了。内外有司如果都能体察朝廷的本意，选择情节严重的加以惩罚，那么谁不畏惧，谁不服从？然而臣听到的情况，却有从未玩忽法令的人被说成玩忽法令，从未误国的人被弹劾为误国；有的因同僚诬陷而不追究事实，有的因豪强诽谤便轻率地顺从其私意。这难道是朝廷立法的本意吗？至于没收家产的实行，更有许多滥及无辜的情况：有胥吏贪图财产丰厚，借机倾夺；也有街坊平日结怨，借此加以中伤。’ 没收财产的灾祸比刑罚诛杀更严重。刑罚诛杀即使残酷，痛苦也只止于本人；财产全部空尽，则全家都可能陷入沟壑。如今却不衡量轻重，突然施行没收，这难道也是朝廷立法的本意吗？正当恩德广大、恩惠普遍的时候，却仍有面向墙角哭泣的人，这也是圣朝应当怜悯的。臣愚昧，伏望陛下深切诏告辅臣，考察参酌众议：凡州县官员因奉行新劵而被监司、守臣弹劾追削、令其居住的，如果确实倚仗法令牟利，成为严重危害公私的人，自然不必议论；其中过错稍轻，以及只是才能短浅、办事笨拙，情形值得怜悯的，应当趁郊禋施恩之后，酌情恢复其职务，允许他们自行选择居住之处。至于没收家产一项，虽然法令要求申报审查，但层层周旋经营，即使侥幸获免，家产也已经损失过半。因此应当明确敕令监司、守令：今后民间有人违反约束，经过告谕仍不悔改，只应严格依典章法令治罪，不许再没收其家产，这也足以扩大圣朝革新自新的恩泽。有人或许一定会说，这样做法禁就松弛了，法令会更加不能施行；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如今四方郡国，有的从未弹劾一个官吏、没收一个百姓的财产，却能使楮币流通无阻；也有的操办过急过严，民情更加惊恐，最终仍然无法禁止。这全在于有司推行得当还是不当。况且臣所请求的，只是使处罚与罪行相当，释放无辜者，并不是要把禁防完全撤除之后才罢休。假如臣的话可以采纳，惟愿陛下留意。’ 真德秀又上奏说：‘臣既然劝陛下容纳接受忠言，如今愿意把忠言献给陛下。臣私下认为，今天关系国家命脉盛衰、关乎百姓生活休戚的事情，难道不是楮币这一件事吗？我朝自列祖列宗拥有天下以来，用来保全天命、凝聚人心的办法没有别的，不过是不施行重刑、不进行重敛、不实行苛政、不任用酷吏而已。历代圣主相承，世世守护而不改变，因此德泽深厚长久，与天同样无穷。太平长久，远远超过汉唐。陛下圣性宽仁，一向遵循祖宗训诫；更化以后，停止战争，休养百姓，天下获得的福祉数不胜数。然而自楮币更换以来，州县奉行失当，于是没收财产、徒刑流刑接连不断，重刑开始使用了；科敷抑配，远近骚扰，厚重的征敛开始加到百姓身上；告讦之风公开盛行，牵连株连，苛政开始肆意出现；借称提楮币之说，放纵削减民财私欲的人纷纷得势，酷吏也开始得志。这些事情，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当楮币弊坏到了极点，不得已而变通时，朝廷拿出御府的钱，捐出祠曹的度牒，延长期限以便收换，多方给予优待抚恤，唯恐它伤害百姓。法令施行之初，虽然有情节严重者没收财产的条文，不久又下令说：‘应当没收财产的，不得擅自执行，必须奏闻朝廷，等待报可。’这种忠厚谨慎、审慎周详的意思，寓于未明说之中，也已经达到如此程度。’

译然而臣观察如今的州县，有时专门追求新奇，擅自创立科调，多半超出朝廷约束之外。因此出现了一人获罪，兄弟的财产也一并被没收；有人只亏短四钱，却有百万财产全部被没收。这样能说是奉行法令吗？至于向富室征钱，朝廷的法令没有这项规定；扣留盐商的船，朝廷的法令也没有这项规定；又按照产业税额的多少分等，命百姓收藏纸劵，这同样不是朝廷的法令。过去熙宁新法施行时，可以说已经很严厉了，明白事理的人尚且说：‘宽免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赐。’何况如今朝廷的本意原是便利百姓，奉行者却违背到这种程度，能说是体恤国家吗？不过四方利弊，臣不能全部知道。臣是闽人，所谓产业满一千钱、收藏纸劵五十张，是闽中的新令。产业满一千钱，大约有田几百亩，养生送死的费用、向县官缴纳的税赋，都从中支出；额外的需要又不在其中，哪里还有多余财产可以买劵、收藏楮币？何况闽地的风俗是土地贫瘠、人民贫穷，即使号称最富有的人，比起江浙也不能达到十分之一。所以这项法令施行后，即使大户人家也要卖掉田宅来收取纸劵，尚且不能免除，难道是便利百姓的政策吗？有人或许只是看到楮币价格突然上涨，便指称这是新法令的成效。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近来朝廷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办法：规定福建上供的钱物，全部允许使用纸劵。按一年计算，数额将近二百万。官府使用纸劵多了，百姓也会更加看重纸劵。这就会变成不强迫它升值而自然升值，不强迫百姓收藏而自然收藏。况且百姓缴纳给官府的，钱和纸劵各占一半。这样朝廷停止拨付现钱给州郡，大约有一百万元；用于称提的资助已经非常充足，还用得着另外实行科配吗？如今四方百姓受此困扰已经到了极点。假如前面所说几项确实出自公朝法令，陛下和几位大臣听到危害达到这种程度，也一定会恻然动心，立即改变，不会等到第二天。何况它们只是州县借机牵连、谋取私利，为什么还要顾虑疑惑而不加救治呢？臣愿陛下广发布施恩的诏令，明确敕告各道监司、守臣，体察国家更换货币、便利百姓的本意。凡是在诏令之外擅自创意妄为，假托奉行法令，实际却破坏法令的，一律废止。对于仍然施用严刑厚敛、肆意实行苛扰、放纵贪婪残酷的人，命台谏纠察上报，施以重罚，这样或许可以安定百姓的生活，延长宗社的命脉，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宁宗时，籍田令徐清叟上疏说：近来江右、闽峤一带盗贼突然发动，监司、帅守未免想稍微建立自己的威名，专擅诛杀，滥施刑罚。这只是想凭借权力来解决事情罢了。然而偏远州县和僻地营垒听惯见惯，便转相仿效，也都不等待朝廷论定、回复，动辄擅自杀人。希望陛下明令禁止，彻底改变臣下嗜好杀戮、借此求进的心思，不要丧失祖宗建国以来仁厚的本意。太学博士许应龙上奏说：臣听说有法令的弊病，也有成例的弊病。法令的弊病容易看见，成例的弊病却难以革除。舍弃法令而采用成例，是今天的大患。凡是明确写入律文、详细列为令文、编次成书的，各有条目，本来界限分明而不可轻易改变。即使有旁证适用、通用条文，舞文弄法的人固然仍可能在其中任意轻重、出入罪责；但如果有司精明，详细考察、反复推究，他们的奸诈就无法逃脱。这难道不是说法令的弊病容易看见吗？至于成例，有的出于一时的特别恩典，有的出于一时的权宜办法；有的因为徇私亲故而开创，有的因为迫于权势而制定。拿它同法令衡量，往往大相抵牾，但后来的人却不断援引。案牍掌握在胥吏手中，有司无法知道；请求者拿着已经实行过的先例，有司也无法拒绝。这难道不是说成例的弊病难以革除吗？今天的弊病是，各部门、各官府办理事务，本来并不是没有一定的法令，却免不了沿袭积习的弊病，舍法而用例。不是不知道这违反法律，只是执意不用，恐怕会违背人情；不是不知道冒滥越来越严重，只是压下请求、不予批准，担心会招致众人的怨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于是胥吏得以掌握权柄，包容并满足自己的私欲；只要收取厚重贿赂来经营，就说有成例可以实行。请求没有送到时，他们便把成例藏起来不用。长官知道这种情况却不能禁止，天下人都共同受害，却不敢发言。过去富弼曾说：‘近年纲纪十分紊乱，遇到一件事就随意变更，便形成成例，以至于民力枯竭、国用匮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制没有确立，而习惯于援用成例，终于相互牵连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看来，援用成例难道不是破坏法令最严重的做法吗？今天的弊病也已经到了极点。把一切成例禁止掉，只遵守法令，固然是防止根本、堵塞源头的办法；但成习已久，突然全部革除，恐怕有些事情会彼此抵触而难以实行。如果任凭繁冗滥用而不加救正制止，彼此转相沿袭，最终必然会空荡荡地无法可守。过去韩琦办理每件事都使用成例，胥吏把成例拿在手中，只看金钱多少来决定取舍。韩琦亲眼看到了弊病，便保留可以使用的，删去冗余错误的，因此胥吏无处容纳奸私，事务也能按职责办成。如今不如明确诏令有司，搜求前后已经采用的成例，公开共同参酌；可以实行的保留下来，不可以实行的删去，使轻重合乎法令本意而不相违背，编成定书，收藏在有司。凡有陈请，就依据这部书施行；凡是这部书没有载明的，都压下不予批准，这样或许权力就不在胥吏手中，奔走竞争、妄图求取的人也无从施展巧诈了。这也是因时制宜的一项办法。希望陛下与大臣仔细商议后施行。青田县主簿陈耆卿上奏说：臣听说民间风俗不美，并不只有一个方面。其中好打官司的祸害，是州县长官用来平定天下不平之事的障碍。百姓有无法得到公平的事情而向州县申诉，州县不能使之公平，便再向台、向省申诉。既然这是情势所迫，谁能因此愤恨责怪他们呢？然而观察今天州县的诉讼，未必都是确实没有得到公平。良民以打官司为耻，顽民却以打官司为乐。那些以打官司为耻的人，即使确实没有得到公平，只要事情还没有惨烈到极点，也有人忍受痛苦而不说；不幸到了必须诉讼的地步，也有人没过多久便中途停止。顽民正是利用这一点，所以常常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侵夺了别人之后，又害怕对方到官府申诉，便先粉饰自己的言辞，借此在诉讼中自我夸耀。因此如今天下不正当的一方多半先成为诉讼中的主张者，而正当的一方只能起来回应。他们喜欢竞争、热衷争斗，就像嗜好饮食一样，又能用丰厚财物诱使胥吏，用强词曲说蒙蔽官府。

译案件还没有写判词，他们就已经想预先控制其中的是非利弊，说‘不胜诉就不罢休’。所争的不过几缗钱，但求胜的心，即使耗尽家产也不吝惜。稍不如意，便凭空捏造理由越级申诉，不遗余力。因此官吏听到这种风气便害怕，往往对黑白是非含混容忍，天下于是有许多不能裁决的诉讼。由此，好打官司的风气一天比一天炽烈；好打官司的人越多，天下得不到公平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增加。对于告发诬陷，有法律；自诉，也有法律；告发与己无关之事，有法律；向上级告发却不据实陈述，也有法律。如今这些法律未必都真正施行，所以奸民勇于妄为而无所顾忌，风俗也更加败坏。臣愚昧，请求降下睿旨，重申告谕省部、台、郡：凡百姓的诉讼，无论大小，已经查明事实并作出判决，却又任意牵枝蔓延、诬告申诉的，都应按其罪行治罪，不要让他们侥幸逃脱。他们知道好打官司没有益处，就会相率归于不诉讼。恶草除去，良苗就会生长，这是自然的道理。臣不胜恳切。理宗时，许应龙上奏说：臣听说欧阳修说过：‘如今政令刚发布时不加详细审慎，施行不久，随即又更改；用不可信的话来推行政令，发布难以遵从的命令。因此每逢有处置事情，州县知道朝廷还没有确定的意见，官吏有的相互说：“暂且不要施行，不久就会改。”有的说：“姑且准备礼数发下去，大略应付一下原来要破除的指挥。”符牒纵横交错，上下都不能遵守。’刘安世说过：‘命令变更，远的不过三年，近的有时仅一月，更严重的早晨颁布、晚上就更改，使百姓疑惑。请求发布政令时，一定要让大臣共同谋议，由门下省审查复核。’臣认为，言语多变就不会被信任，命令频繁更改就难以遵从，这是古人的格言。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下是执行君主命令并传达给百姓的人。君臣必须共同讲明道理，以求得正确方案；如果顺应人心、符合事宜，然后再传布天下，那么它的信用就像四时运行一样不会改变，施行就像汗流出后不能收回一样不可反悔。这样，规划一定，上下互相信任，没有一项政事不能成功，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办成，治理的成效就可以很快建立。假如思考不精细，讨论不详尽，听到什么就立即施行，既不察看是否恰当，别人一有议论便又中途停止，前后互相抵牾，使人不知听从哪一个；文书即使繁多，也只是白白挂在墙上。’ 欧阳修说：‘发布命令不加详细审慎，不久又更改，上下都不能遵守。’刘安世说：‘早晨施行、晚上更改，使百姓疑惑；请求发布政令时，一定要让大臣共同谋议，由门下省审查复核。’他们的意思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如今陛下日夜勤劳，并不是不勤奋；施行政令，也不是不多，但岁月悠悠过去，却看不到成效，难道是积弊难以立即革除、治功难以突然形成吗？还是因为屡次更改、反复变易而没有一定的规章呢？担心履亩会扰民，于是又下令退还；担心混试会造成人才过多，于是又把它分到各路。虽然说更改不断、没有定规，但仍然没有失去厚待百姓、树立根本和因时制宜的本意。至于被贬逐的人，本应逐步迁转，却突然恢复原来的官秩；本来不许任用为亲民官的人，未经赦免，却突然给他注授官职；有边功的人，既让他从军，又让他参加铨选；任官的人，本应让他任满一秩，却随即改任他职；称提的法令接连更改，盐钞的制度屡次变动，于是使人心惶惑，即使有命令也不再遵从。幸进之门一旦打开，援引攀附就没有止境。要转变这种局面，也并不困难，只应在发布命令之初极其谨慎，不要在施行以后轻易改变。贤能的人如果确实可以任用，就任用而不要三心二意；奸邪的人如果确实应当罢黜，就罢黜而不要犹疑。应当兴办的有利之事，就不要因浮泛的言论而动摇；应当革除的弊病，就不要因群臣的议论而改变。这样，奉行一定会谨慎，事功一定能够建立，治理内政、驾驭外部事务大概没有不如意的；然而使人心信服并不困难，使国是确定也不困难，关键只在公正和果断。公正，就是心中没有私情；君主或任用或舍弃，都参考舆论，必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称誉便任用，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毁谤便抛弃。果断，就是不被众议迷惑；或罢止，或施行，无不合乎道理，哪里会因为轻率试行后稍有不如意就立即沮丧退缩？身居上位的人，如果能够以极其公正的心守持，凭独断实行，那么发号施令就没有不善的。没有人能够容纳私议、从中作梗，还会有什么需要反复更改的呢？这也是慎终如始、追溯根本的办法，惟愿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天下幸甚。礼部尚书魏了翁进献前代故事说：唐代陆贽进入翰林，曾经在禁中参与裁决可否，当时号称‘内相’。他曾对皇帝说：‘如今盗贼遍布天下，陛下应当痛切地自我责备悔过，以感动人心。从前成汤归罪于自己而使国家兴盛，楚昭王出奔时因听到一句善言而复国。陛下如果确实不吝惜改正过错，用诏言向天下谢罪，使臣下执笔时没有顾忌，或许叛乱者会改变心意。’皇帝听从了他。因此奉天所下的制书，即使武人、强悍士卒也没有不感动流泪的。后来李抱真入朝，对皇帝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传到山东，士卒听到的人都感动哭泣，想着奋发报效。’臣认为，当时已经知道贼寇不足以平定，议论者说兴元平定祸难的功劳，虽有将士效力，大概也有陆贽的帮助。奉天改元诏说：‘要达到治理、振兴教化，必须推诚相待、忘却自身，为救济人民而不吝改过。朕继承守护祖宗的大业，君临天下，却失守宗庙社稷，流离在草野之间。不思遵循德行，过去的过失确实无法追回；长久地追思罪过，希望将来能够恢复。朕明确证明当初的过失，以示天下。我的烈祖德行高远，庇护百姓，使风俗教化达到和平，拯救生灵于涂炭，累积太平和福庆，流传近二百年。你们这些卿尹、众官以及亿兆百姓，世代接受养育保护直到今天；功业存于人心，恩泽流传后世。’

译‘因此我这个后辈得以继承宏大的事业，害怕德行不能继承，不敢懈怠荒废。然而朕长久生长在深宫之中，对治理国家的事务昏暗无知，积久的习惯容易使人沉溺，身处安逸便忘记危险，不知道耕作收获的艰难，也不了解征战戍守的劳苦；恩泽不能下达，民情不能上通，政事既然壅塞隔绝，人民心怀疑虑阻隔，朕仍然昏昧而不反省自己，于是发动战争，征召四方军队，转运军粮千里，征集车辆、登记马匹，远近骚动不安，行军者携带供给，居家者输送物资，百姓疲劳困苦。有时一天之内多次交锋，有时连年不能解下铠甲；祭祀无人主持，家庭无所依靠，生死流离，怨气凝结；劳役不停，田地大多荒芜；暴虐的命令比诛求更加严峻，疲惫的百姓因织作而耗空，辗转死于沟壑，离开乡里，城邑村落成为丘墟，人烟断绝。上天降下谴责而朕没有醒悟，下面百姓怨恨而朕不知道，因循渐进终于造成祸乱的阶梯；变乱在都城兴起，贼臣乘机而动，大肆叛逆，罪恶滔天，竟然毫不惭愧畏惧，胆敢凌逼皇室；百官秩序全部失常，九庙震惊，对上有辱于祖宗，对下有负于百姓。朕痛心惭愧，罪责确实在我，长久地惭愧哀悼，如同坠入深谷。幸赖天地降下福佑，神灵与人共同谋划，将相竭尽忠诚，爪牙之臣奋力效命，驱逐大盗，重新张大皇纲，弘扬长久的谋划，一定颁布新的政令。’ 臣听说感动百姓的事情有很多，但没有比诏令更优先的。我曾考察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情况，只有汉文帝最为笃实而接近古代。他在日食时发布的诏书说：‘朕向下不能治理养育众生，向上因而累及日月星辰的光明；你们都思考朕的过失，把它告诉朕。’他给祠官的诏书说：‘朕因为不聪敏、不明察，长久治理天下，朕非常惭愧。’他关于和亲的诏书又说：‘四方荒远之外不能安享生活，封国疆界之外的百姓辛劳而不得安居，都是因为朕德行浅薄，不能把恩泽远达。’唉！他责备自己的程度多么深重而周全啊！君主凭孤立一身，处在亿兆百姓之上，却想让天下人只服从自己，这不是靠空话振动人心可以做到的。汉代以后，只有唐德宗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听从并采用陆贽的意见，把真实的德行和诚意运用于诏诰命令之中，比如说‘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世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又说‘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循至乱阶，变兴都邑’。这些话，即使唐德宗自恃刚强明断、以拒绝正直议论为耻，却仍能痛切责备自己，以感化顽强悍戾之人。除此制书、诏书外，共有二十八篇；除去其中四篇小事，其余二十四篇也没有一篇不是自责之语。这并不只是奉天制书如此。自从权臣专擅国政以来，内患外祸没有一年断绝；但每次诏令下达，从来没有一句稍微自我责备的话。词臣习惯于阿谀奉承，不知道这种做法的错误；即使遇到水旱灾害和盗贼，照例也说‘年谷屡次丰登，四方没有忧患’。扶杖听诏的百姓无不忧愁怨恨，认为朝廷不体恤百姓的穷困。如今幸而陛下亲自总揽万机，但这种弊病承袭下来，仍没有改变。臣自从进入京城以来，亲眼看到士大夫的议论，似乎都认为禁军的变乱自从诛杀以后已经完全平息，可以保证没有其他事；京口的变乱自从叛军逃入茅山以后已经渐渐困窘，可以保证平安。即使依靠宗庙社稷的威灵，凡是可怕可惊的事情往往侥幸消弭，但喜爱阿谀奉承、憎恶告发直言，乐于蒙蔽遮掩、责怪张扬实情，上下互相顺从，已经习以为常。臣恐怕一旦发生比这些更大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向陛下报告，这不能不预先加以忧虑。淳祐年间，徐元杰进献前代故事说：‘仁宗皇帝皇祐二年，针对宫内降下的指挥发布诏令，允许臣下执奏反对；如果有人借机请托干求，台谏官就察访举劾。在此以前，皇帝曾对辅臣说：“可以在明堂赦文中禁止内降，这样或许能够澄清长期积累的弊病。”辅臣等奏说：“把它载入赦文，还不能完全表达圣意。”于是另外下达了这道诏令。’ 臣听说，人主发布的命令，最不能轻率。轻率发布，就会损害君主威严，使百姓疑惑不知听从；起初所忽视的事情，后来往往会变成难以抵御的严重祸患，这一点不可不察。仁祖用心深远啊！他重申并严格规定内降诏令必须由外廷执奏的法令，一定要把它载入宗庙祭祀时宣读的德音之中，正是为了面对祖宗，表明自己没有辜负祖宗当初遗留谋划的本意。可是考察辅臣深远的考虑，他们尤其想把圣人的德意完全说明，专门在诏书反复叮咛中加以宣示，仿佛担心人们把它看成赦免宽宥的惯例，因而就此停止。按《易经》“夬”卦的含义，是以刚决断柔。圣人取其“孚号”的意义，却一定说要“扬于王庭”，因为王庭是发布命令的地方，必须公开明白、通达无碍，使天下共知，使万世信服。祖宗制定的成法都载在国史中，施行至今，简直如桑麻、谷粟一样不可缺少，不能一日废弃。三省的体统和先后相承的纲维，凡是提出而确认可行的意见，都必须经过复奏审定；复奏后已经施行的，又必须严格实行封驳。因此，外廷的事务，不是内廷所能干预的；国家公道和元气所系的命脉，不是私意和一时的小小不忍所能改变的。这正是大宋宗社福祚长久的根本，无不从防微杜渐的开始处取得。臣考察成周盛世，掌握诛罚、赏赐、任用、废置大权的“八柄”，固然是君王可以专擅的权力，但一定要由大宰负责诏告，使朝廷大庭和众人都共同知道。如今考察王宫的职掌，从小宰以下，有宫正、宫伯，凡是王宫的政令、纠察和禁令，各有专门的官司掌管；而隶属于王宫服役的人，又都是士和庶子。因此，当时居于虎门、主管王朝事务的人，必定严格履行师氏的职责。凡是能够防止并培养人主的德性、保全巩固其心术，在祸患尚未萌发时谨慎防备、在行动尚未发生时加以制止的事情，无不是太宰以下群臣的责任。哪里像后世那样，君主的耳目轻易交给某些人，偏偏容易被亲近私昵之人所蒙蔽，最终无法禁止斜封墨敕的弊病？唐朝因此促成国运走向乱亡，其祸根由来已久，只是没有及早辨别罢了。臣又考察诸葛亮的《出师表》，当时益州疲敝，就认为正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深怕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无法发扬先帝遗留的德行，所以直截了当地说：“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如果有作奸犯科以及尽忠行善的人，都应该交给有关官司评定他们应受的刑罚或赏赐。”至于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并且一定要深切陈述先汉兴盛的原因，意思就在这里。

译至于亲近小人、疏远贤士，从而导致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诸葛亮又一定反复恳切地加以告诫。唉，这篇《出师表》，岂不是与《伊训》《说命》相互表里、意义相通吗？既然如此，拥有天下的君主，必定应该考察周朝的盛况，以唐朝的衰败为鉴，重视周代宫禁制度，并参照“宫中府中一体”的话，那么贤臣必然得到亲近，小人必然受到疏远，外廷的这种原则就一定不会被内廷改变。这样一来，仁祖宏大的规制和美好的典范，只在陛下一念之间持守正心、保持敬慎罢了。臣内心实在恳切。金世宗时，有关官员说，民间收藏制书，恐怕会因此滋生诉讼，请求禁止。平章政事张汝霖说：“君王的法令，好比江河，应当使人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本朝法制坦白明晰，如今已经著为不可更改的典章，天下人没有不听闻诵读的。如果允许私人家中收藏，那么人人都明白法令，就不敢为非作歹，这也是帮助治理的一种办法。不要禁止更为便利。”诏令同意了他的意见。梁肃任济南尹时，上疏说：“刑罚应当随着时代有轻有重。自从汉文帝废除肉刑后，罪至徒刑的人，戴着镣铐服役，服役期满就释放。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的，加杖刑而按徒刑论处。如今采用辽末的刑法，判徒刑一年的人又杖打一百，这就是一个罪施用两种刑罚。刑罚之重，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如今太平日久，应当采用适中的刑典，而有关官员仍然使用重法，臣实在为此痛心。从今以后，判处徒刑的人，只服劳役，不再决杖。” 章宗承安四年，户部尚书孙铎因轮流应对皇帝，奏说：“近年以来的号令，有的已经施行却中途停止，有的已经更改却又恢复施行，反复更张太过频繁，百姓因此不信任。请从今以后，凡是将要发布命令，都要反复讲求研究；如果确实有利于治理，就一定施行，不要顾虑小民的议论。”国子司业赫舍哩善才也说：“颁行法令，诏令既然发出，更应当坚定地遵守。”皇上认为他们说得对。元世祖时，有两个道士争夺长幼尊卑，互相结党。其中一人诬告仇党中的两个人，说他们把逃亡士兵结交给中贵，并勾结通事杨惟忠；于是中书省拘捕他们，把他们虐杀了。耶律楚材查办并拘捕杨惟忠，中贵人又上诉说楚材违犯制度。皇帝震怒，把楚材拘押起来。不久皇帝自己悔悟，命令释放他。楚材不肯解除拘系，进言说：“臣充任公辅，掌管国家政事。陛下起初下令拘系臣，是认为臣有罪；既然如此，就应当向百官明白宣布，说明臣罪在不赦。如今又释放臣，就是认为臣无罪。怎么可以这样轻率反复，像戏弄小孩子一样？国家有大事，今后还凭什么施行？”众人都惊恐失色。皇帝说：“朕虽然是皇帝，难道就不会有错误的举动吗？”于是用温和的话安慰他。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说：“臣听说，心意要通过言语才能彰明，言语又必须记录下来才算完备。所以雷鸣风动之后，造化才能施展功效。君王不发言，臣下就没有可以奉行的命令。发动战争、与人交好，既要有信用又不能徇私；天下之人都指望着，四海之内都在注视着，怎么可以轻率呢？商汤后来告诫殷人不要贪食，史佚告诫周成王不可嬉戏，这些事情关系重大，能够不慎重吗？如今国家有圣祖、神宗遗留下来的规章典制，到了陛下，又更加广泛地发布德音。八十多年间，一家一统天下，把它宣布给百姓，记载于史书，制定于礼制，歌咏于乐章的事情，本来就不止一端。然而中外臣民，有的只得到其中一部分而没有得到另一部分，有的只看见后来的而没有看见先前的，彼此相互援引，却没有时间明辨；沿袭这样的风气而希望达到太平安宁，臣私下认为恐怕还没有做到彻底。臣恭敬地看到，至元壬申年间圣旨的节文说：‘不采用泰和年间的律令，是要减损其中多余的、补益其中欠缺的，舍弃旧制而谋求创新。’直到今天二十多年了，仍没有向百姓公布明确的文书，地方守令各自专断，宰相也没有依据。臣已在先前所进的万言奏疏中详细陈述过这些事情。臣又恭敬地看到，乙丑年间圣旨宣谕：‘出征的人必须由本人充当，不得让人顶替或雇人代役。’ 后来又颁下圣旨条文，其中一款说：“各正军如果有雇用熟悉军务的好人代替自己出征的，听凭依照这一规定办理。”这大概就是前后不相一致的一类情况。如果认为后一道圣旨适宜遵照，那么如今万夫、千夫、百夫之长多有向上司申报，调发各处，拘取本人，互相骚扰。如果认为前一道圣旨适宜遵照，那么后一道圣旨为什么又要发布呢？像张汤那样任意轻重其刑，像州犁那样上下其手的官吏，很多都是因此而得到启发的。臣又恭敬地看到，国家典章中时常有“和同不拘此例”的文字。臣私下认为，礼只有一个根源，义没有两个标准；法律纲纪尚且没有确定，大化又如何施行？铸造器物在于有防范，制作方形图样在于有规矩。如果已经建立制度，却仍然允许“和同不拘此例”，就是设置了防范却任由器物使用不遵制度，确立了规矩却任由方圆随意而行。想要使它符合准则，不也很困难吗？臣又恭敬地看到，国家典章中时常有“防古人不在此限”的文字，却没有规定具体适用的条例。臣私下认为，九州四海，不过一札十行的诏令，也应使大仁广泛施及幽远之地而不遗漏，使大义推及即使灭亲也不敢徇私。天子，是上天的儿子；百姓，是上天暗中扶助保佑的人。那些各方百姓，形貌不同、语言各异，在天子看来，虽然似乎有亲疏之分，但上天普遍平等地看待他们，并没有彼此之别。人君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应当合乎天意来施行。如果唯独偏爱“防古人”，那么既不是坦荡平正的公道，也不同于皇天普遍平等的视察。况且凡是明诏的文字，最终都归结于充实教化、节省财用、加强根本、保养民生的道理。如果唯独规定“防古人不在条例之内”，那么这种偏爱恰恰会使他们得不到充实、节省、强本和保卫，反而是在加害他们。臣又恭敬地看到，诏令每次下达，远近之人都震惊喜悦，认为太平可以希望。京师开读诏书，外路降示，司县传布，张挂在市井之中，如同悬挂日月，可以仰望却不可测度；如同面对江河，可以接近却不可冒犯。可是三天以后，才把挂在墙上的文书收起，仅仅半知半不知罢了。等到过了一年，知道的人百个中也没有一两个。小民愚昧，想让他们不犯法，又怎么做得到呢？如今人们常说：‘新条例不可触犯。’臣最为痛心的，正在这里。小民以为旧条例距离现在太久，即使老吏也有遗忘之处，或许可以触犯它以求侥幸免罪，所以唯独不敢触犯新条例。

译新条例虽然是新的，但不久也会变成旧条例。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即使再有一百个曹参，也难以兴起法令划一的歌谣，形成清静、安宁、统一的治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更新天下人的视听，确定天下的权衡，整顿五叶的纲维，建立当朝的典章制度。向远处求取诰制，向近处采纳家法，上承天意，下访舆论，按照增减损益的常理，编定成一部书，颁布四海，流传万姓，使众人都说：‘君王的言论伟大啊！’又说：‘君王的心意纯一啊！’百姓明白知道而畏惧犯法，官吏遵守它而不疑惑，宰相依靠它而使教化清明，陛下也可以凭借它垂衣拱手而实现治理了。愚臣妄加议论，仰望陛下怜悯宽容。” 文宗天历二年六月，陕西行台御史孔思迪说：人伦关系中，夫妻关系最为重要。近来看到内外大臣获罪受刑，他们的妻妾随即被断付给别人，似乎与本朝旌表贞节的法令不相符合。丈夫死亡后妻子服满丧制的命令，也与此相反。何况把失节的妇女配给有功之人，又似乎与前贤所说“娶失节之人为妻，自己也就失节”的意思不同。今后凡是负罪的臣子，籍没其奴婢和财产即可，不必牵连治罪他的妻子儿女。应当判处典刑的，就连同其家属一起诛戮，也不必把妻妾断付给别人。这样或许可以使妇女都能守节，请把它著为法令。顺帝时，苏天爵上奏说：“臣听说，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没有超过刑法，刑法中最重的处罚没有超过死刑。况且制定法律在于能够遵守，使用刑罚贵在适中。法律如果不能遵守，就只是空有法律而不能自行施行；刑罚如果不适中，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因此古代施用刑罚，必定随着时代而有轻重。杀人的人处死，虽然罪名固定，但斗殴杀人的情形却极不相同。如果一概处死，其中有些情节或许可以宽恕；如果想全部判决释放，那么被杀者又有什么罪过？查得大德十年八月，刑部郎中赵奉政牒文说：斗殴杀人，轻重情节似乎论述得不够详细。本部议定：斗殴杀人所犯情形不一，应当推原情节、斟酌议罪，各案各有不同。如果准许一概判决释放，被杀者的冤屈从哪里得到昭雪？又恐怕官吏乘机玩弄法律，逐渐滋生奸弊，使刑政更加不便。若依照所说办理，只要犯有斗殴杀人罪，就追查审问完备，依照条例结案，详细判断，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差错。都省准许了这一拟议。又查得至正五年五月，中书省奏准的节文说：因斗殴用手脚殴打人、用头撞击人，或者用其他物品在对方非要害处殴打，受伤后导致死亡；或者因斗殴击打的部位并非虚怯要害，只因疼痛、气血攻心而偶然死亡的，都属于本来没有杀人之心，应拟杖刑一百以下，并流放三千里。” 如果因斗殴使用刀刃或其他物品，在对方虚怯要害处殴击，立即死亡；或者并非因斗争而无故杀人；以及被殴者原本没有参与争斗，只因辨认、处理某事而导致死亡；若斗殴结束散开、双方声音不再相接，离去后又回来殴打他人，导致对方死亡，因为已经具有加害之心，都依照故意杀人的法律办理，按条例结案，等待上报裁决。钦此。法律制度如果公平允当，就可以长久施行；如果拘泥于一端，刑狱必然拖延积滞。近来臣奉诏巡行京畿，询问百姓疾苦，疏理洗涤冤屈积案。所经过的州县等处，有的斗殴杀人案件，依据实情比照新例，却往往不能及时判决遣送。禁止奸邪、制止暴行，固然应当严肃；慎重审理案件、体恤刑罚，更应当谨慎。况且如今乡村百姓平素没有受到教养，误犯法令的很多；郡县官吏又贪污苟且，通晓法律的很少。他们既不能详细审问情节，又不肯追查审理、结案解送，以致囚徒长期滞留，最后全都死在监狱里。这岂只是玩弄刑政，实在也伤害了中和之道。《尚书》说：‘罪行有疑，当从轻处置。’《易经》说：‘君子因此明慎地使用刑罚，而不使狱讼滞留。’应当由都省详加制定法律，务必使它公平允当，使天下在狱囚徒有幸得以保全生命，国家好生之德普遍施及远近。” 天爵又上奏说：“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公器，用来辅助治理；律令，是历代通行的典章，用来施行法律。因此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必定要建立一代的法制；建立法制，必定要制定统一的律令。礼乐教化固然是治理的根本，法制禁令实际上是辅助治理的工具。所以设置律学来教导人，设置律科来考核官吏。它用来辅助治理，难道不是既详尽又严密吗？我国家自太祖皇帝平定中原以来，法律崇尚宽简；世祖皇帝统一四海，开始建立制度。历代圣主相承，天天谋划政治。即使法令尚未施行，也都因事立法。岁月久了，条例越来越多。英宗皇帝才开始命令中书省制定通制，向各方颁行，令官吏遵守。然而从延祐至今，又将近二十年了。人的情形有万般差异，哪里能用一条例拘束？再加上一时各官署的官员，才识有高下不同，致使各人的罪状，在议罪拟判上有轻重差别。因此烦琐的条文和细碎的条目与日俱增。每处罚一个罪人，或审断一件事情，有关官司援引法律时，不能把所有条文都列举出来。如果不分类编纂，向内外颁示，实在恐怕远方百姓有的因不知法令而误犯，奸贪官吏却独自熟知法令而舞文弄法。”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很不便利。应当由都省尽早奏报，精选文臣，要求他们学通经术、明白治国体要、熟悉民政，集中在一起听读讨论，确定取舍，续编为通制，刻板印刷颁行。其中有的条文或许与先前施行的通制参差抵牾、首尾不相应，都应当防同讲究、归于划一；关键在于详细记载犯罪情节，明确说明法律本意，使法条能够通融而不拘泥于一偏，明白可行而能施于久远。这样或许可以把列圣的制度合为一代的宪章，使百姓知道应当躲避什么，官吏知道应当遵守什么，刑政严肃清明，治理教化兴盛和洽。”},{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慎重刑罚 汉文帝元年十二月，皇上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准则，是用来禁止暴行、引导百姓向善的。如今犯法的人已经依法定罪，却还要让无罪的父母、妻子和同胞兄弟连坐，甚至把他们收没为官奴，我非常不赞成。把这件事交给有关官员议论。”有关官员都说：“百姓不能自行治理，所以制定法律来禁止犯罪。连坐和收没家属，是为了使他们内心受到牵累，从而更加畏惧犯法，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仍照旧执行最为有利。”皇上说：“我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忠厚；罪罚恰当，百姓就服从。况且管理百姓、引导他们向善的人，是官吏。官吏既不能引导百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给他们定罪，这实际上是在伤害百姓，是施暴的人，又怎么能禁止暴行呢？我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你们再仔细考虑。”有关官员都说：“陛下施加的宏大恩德，实在盛大，不是我们臣下所能比拟的。请奉行诏书，废除收没家属及各种连坐的律令。” 汉文帝十三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罪，依法应受刑，皇帝下诏将他押解到长安，交付诏狱审理。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押解日期将到时，他骂女儿们说：“生女儿而不生男儿，遇到紧急事情时一点用处也没有。”他的小女儿缇萦为此悲伤哭泣，于是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上书说：“我的父亲任官吏，齐国人都称赞他办事公平，如今却因犯法而应受刑。我悲伤的是，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受刑后肢体也不能再接续，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道路可走。我愿意没入宫中做官婢，来赎父亲的刑罪，使他能够改过自新。”奏书上达后，天子怜悯悲伤她的心意，于是下令说：“诏告御史：我听说有虞氏的时候，只是在衣服上画出受刑者的标志，用不同的章服来表示羞辱，而百姓并不犯法，这是多么高明的治理啊！如今法律规定有三种肉刑，却仍不能制止奸邪【三种肉刑，指黥刑、劓刑和砍去左右脚趾】，这过错究竟在哪里？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教化不明吗？我对此深感惭愧。因此，正是由于教导引导不够纯正，愚昧的百姓才陷入犯罪。《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如今有人犯了过错，教化还没有施行，刑罚却已经加在身上；有的人想改正行为而向善，却没有道路可走。我对此非常怜悯。刑罚竟然达到砍断肢体、刻伤肌肤，使人终身不能恢复，这种刑罚多么痛苦，又有什么德义可言？这难道符合把百姓视为子女、父母般治理的本意吗？应当废除肉刑，另行制定刑罚来替代它。” 宣帝刚即位时，守廷尉吏路温舒上书，提出应当崇尚德教、放宽刑罚。他说：“臣听说齐国发生了无知之祸，桓公却因此兴起；晋国发生了骊姬之难，文公却因此成就霸业。近世赵王未能善终，诸吕发动叛乱，孝文帝却因此成为汉朝的太宗。由此看来，祸乱的发生，往往正是为了开启圣人的时代。所以桓公、文公扶持正道、振兴衰败，尊奉文王、武王的事业，恩泽施加于百姓，功德惠及诸侯；虽然比不上三王，天下却都归向仁德。文帝长久思念最高的德行，以承顺上天的心意，崇尚仁义，减少刑罚，开放关卡桥梁，使远近一体，敬重贤人如同尊贵宾客，爱护百姓如同初生婴儿，内心推己及人，把自己认为安适的情感施加于天下，因此监狱空虚，天下太平。经历变乱之后，必定要有不同于旧例的恩德，这正是贤圣之君彰明天命的原因。过去昭帝去世而没有继承人，大臣们忧虑焦心，共同谋议，都因为昌邑王尊贵的亲属关系而拥立他；然而上天没有授予他天命，他使心志沉溺于淫乱，终于自取灭亡。深入考察祸乱变化的原因，就会知道这正是皇天用来开启至圣之君的安排。因此大将军接受天命，作为汉武帝的股肱，披露肝胆、决断大计，罢黜没有义德的人，拥立有德之人，辅佐上天行事，之后宗庙才得以安定，天下都获得安宁。臣听说《春秋》端正即位之礼，是为了尊重大一统并慎重对待开端。陛下初登至尊之位，与上天相合，正应改正前代的过失，端正开始承受的统绪，清除烦琐的文法，解除百姓的疾苦，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存续、断绝的世系得以继承，以符合上天的意旨，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听说秦朝有十项过失，其中一项至今仍然存在，就是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吏。秦朝时，轻视文学，喜好武勇，鄙视仁义之士，尊重审狱之吏；直言进谏的人被称为诽谤，阻止过错的人被称为妖言。因此，衣冠整肃的先生不能被任用于世，忠良的切直言论都郁积在胸中，赞誉阿谀的声音每天充满耳边，虚假的美名熏染人心，真实的祸患反而被遮蔽，这就是秦朝灭亡天下的原因。如今海内依赖陛下深厚的恩德，没有兵革之危，也没有饥寒之患，父子、夫妇共同努力安定家庭；然而太平还没有完全实现，是因为狱讼扰乱了它。狱讼关系天下人的性命，死者不能复生，被斩断的肢体不能再接续。《尚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误而不按常法定罪。’如今审狱之吏却不是这样，上下互相驱迫，把刻薄苛察当作明察；审理深重的人可以获得公正严明的名声，审理平允的人却常有后患。因此审狱之吏都希望把人置于死地，并不是他们憎恨人，而是把人的死亡当作保全自己的办法。所以死囚的血流淌在市中，受刑的人肩挨着肩站立，每年判处死刑的人数以万计。这正是圣人认为太平尚未完全实现而感到悲伤的原因。” 人的性情在安逸时就乐于求生，受到痛苦时就想到死亡；在鞭笞刑具之下，还有什么供词是逼不出来的？所以囚犯承受不了痛苦，就编造虚假的供词来迎合审讯者，审狱的官吏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便引导他按照指定的方向供述。若上奏的供词被驳回，便加以锻炼罗织，使其周密地符合罪名。案件一旦定成，即使让皋陶来审听，也会认为罪犯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参与罗织的人很多，按照文法构成罪名的证据又很清楚。因此狱吏专门从事深文刻法、残害无辜的行为，没有止境；他们苟且敷衍，只顾眼前，不顾国家的祸患，实在是当世最大的祸害。俗语说：‘在地上画成监狱，议论者也不肯进去；刻一块木头当作狱吏，约定也不肯与它对答。’这些都是痛恨狱吏作风、表达悲痛的言辞。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狱讼更深的；败坏法律、扰乱政事、使亲属离散、堵塞正道，也没有比审狱之吏更严重的。这就是臣所说仍然存在的那一项过失。臣听说：‘乌鸢的卵不被毁坏，凤凰才会来集；诽谤之罪不被诛杀，良言才会进献。’所以古人说：‘山林沼泽能够藏纳疾病，江河湖泽能够容纳污秽；国君也应包容污垢。’希望陛下废除诽谤罪，以招致切直之言，开放天下人的言路，扩大规劝进谏的途径，改正亡秦的过失，遵循文王、武王的德政，省减法制，宽缓刑罚，以废除苛刻审狱的做法。这样，太平的风气就可以在世间兴起，长久享有和谐安乐，与上天永无穷尽地相处。” 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有人只凭单方面的供词告发武阳侯朱浮的事情，明帝大怒，赐朱浮死。长水校尉樊倏上奏说：“唐尧是大圣人，亿万百姓都获得了安居之所；他审理防范四凶的案件，先使海内人心完全信服，让天下都明白事实，然后才施行诛罚。朱浮的事情虽然已经清楚，但还没有使众人知晓，应该交给廷尉审理，把这件事明白地公布出来。”明帝也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