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

译宋太祖干德年间，因为雅乐的音调偏高，诏令有关官署重新加以考察校正。当时判太常寺和岘上言说：“古代圣人制定法则，先确定尺的长度，制作律吕；按照三分损益法，使各律上下相生，取其合于真实的，称为形器。只是尺的长短不能靠书本传授，所以累积秬黍来求得标准。后代试验这种方法，有时并不相符。西京的铜望臬可以校验古法，就是现在司天台影表铜臬下面的石尺。后来拿王朴所定的尺度比较，比石尺短四分，雅乐音调偏高，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何况影表是根据天地实测的，因此律管可以作为准绳。”太祖于是命令依照古法制作新尺，并制作黄钟九寸的律管，命工匠校验音调，结果音调果然比王朴所定的律管低一律。又从宫中拿出上党羊头山的秬黍，累积成尺来校验律管，也相互符合。于是下令尚书省召集官员详细审定，众议一致。从此重新制作十二律管，雅乐的音调便和谐流畅。宋太宗雍熙元年四月，平民赵垂庆上书说：“本朝应当越过五代，向上承继唐朝正统，五行德运应属金德。假如梁朝继承唐朝，再传给后唐直到本朝，也同样应当属于金德。何况自国家建立以来，白色的符瑞多得数不清，都是金德应验的征兆。希望改定正朔，变更车舆、旌旗和服色，以承继上天的正统。”此事交给尚书省召集官员议论，常侍徐铉与百官上奏说：“五运相承，是国家大事，前代典籍记载得很清楚，也有明确的文字。近来因为唐末丧乱，朱梁篡夺并弑杀君主；后唐庄宗很早便列入唐朝宗室谱籍，亲自为国家雪耻，使唐朝国运中兴，重新恢复土德。应当把梁朝比作后羿、寒浞和王莽，不承认为正统。此后几个姓氏相继建立政权：晋属金德，汉属水德，周属木德；上天创立宋朝，国运承受火德。何况国家初建时祭祀赤帝为感生帝，至今已经二十五年，怎么可以轻率议论改换？”又说：“从梁到周，不应当连续占据五运。想让本朝承继唐统而属金德，而且五运依次迁移，亲自承受历数，质朴与文饰依次相承，中间不能有丝毫间隔，怎么可以越过几个姓氏，在百年国运之前承继？这是最不可以的事。”考察《唐书》，天宝九载崔昌曾献议说：“从魏、晋到周、隋，都不能算作正统；应当让唐朝远承汉统，立周、汉的子孙为王，以预备三恪之礼。” 当时朝廷的议论赞成和反对各占一半，集贤院学士卫包上言，附和李林甫，于是这件事得以施行。到了天宝十二载，李林甫去世，又把魏、周、隋的后代列为三恪；崔昌、卫包因此被远远贬谪。这又是前代记载得十分明确的事。臣恭敬地请求陛下只守旧有章法，以承受上天的保佑。”太宗采纳了。端拱二年四月己未日，翰林祗候张玭夜间值守禁中。宋太宗亲自下诏说：“我看《乾元历》的细行推算，今晚荧惑星应当退行到轸宿，随后顺行；现在却只到达角宿便顺行，难道不是历法有误吗？”张玭上奏说：“今夜初更，占测荧惑星在轸宿末端、角宿初度顺行。根据历法，今月甲寅日荧惑星应到轸宿十六度，乙卯日顺行；实际观测与历法相差二度。臣占测荧惑星明亮润泽，运行在轨道上，并且前一年曾逆行出太微垣。按照历法，运行较快的星体会有八日误差。这些都是上天保佑有德之人的应验，不是历法所能测定的。” 至道二年，屯田员外郎吕奉天上言说：考察经书、史书中的年历，从汉、魏以来，虽然有编年记载，但周朝、秦朝以前大多没有甲子纪年。太史公司马迁虽然记载岁次，详细考察朔日、闰月，却与经书传文完全不相符合，于是说周武王元年岁在乙酉。唐代兵部尚书王起撰写《五位图》，说周桓王十年岁在甲子，四月八日佛诞生，恒星不见；又说孔子生于周灵王庚戌年，死于周悼王四十一年壬戌年，这些都不对。司马迁是古代优秀史官，王起又是近世名儒，后人因循沿用，不敢改动。臣私下认为，史官编排一年，必有十二个月；月份有晦、朔，节气和闰月，就必须同岁次相合。如果不相合，还怎么能称为岁次？本朝文教大兴，礼乐完备，唯独这件事长期没有刊正详定。臣查考百家，用心十年，才知道唐尧即位那一年岁在丙子，到太平兴国元年也岁在丙子，共经历三千三百零一年。虞、夏之间还没有甲子纪年，可以证明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才开始有二月乙丑朔日旦日冬至，伊尹在先王宗庙举行祭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三百一年〕 到周武王伐商那一年，正月辛卯朔日后二十八日为戊午日，二月五日甲子日天将破晓。又，周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后三日为庚午日，月初出现月光，周王命令史官毕制作册书。从唐尧即位那年到春秋鲁隐公元年，共一千六百零七年；从鲁隐公元年到现在至道二年，共一千七百一十五年；从太甲元年到现在至道二年，共二千七百三十二年；从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日夜间恒星不见到现在至道二年，共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从周灵王二十年孔子出生、该年九月庚戌朔与十月庚辰朔接连发生日食，到现在至道二年，共一千五百四十五年；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日孔子去世，到现在至道二年，共一千四百七十二年。以上都依据经书、传文的正文，用古历推算校验，没有一项不符合。由此可知，《史记》和《五位图》所编排的年份非常粗略。这类事情还有很多，如果全部陈述，恐怕会烦扰圣上阅览。臣钻研此事已经很久，引证尤其明确：从商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日旦日冬至起，此后每隔七十六年出现一次朔日旦日冬至。这就是古历的一个蔀；每蔀累计九百四十个月、二万七千七百五十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六百七年〕 以九个运行率作为常数，一直推到春秋鲁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旦日冬至，完全没有误差。用这个方法推算经书、传文，即使有小的增减，或者是经传本身的错误，也都可以加以辨明。古历到了齐、梁以来，有时会相差一日；再用近代历法校验，也能够相符。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施以圣慈，允许臣编撰汇集，不出一百天，这部书一定可以完成。如果有可取之处，希望收藏在秘府。”皇帝下诏准许，但书最终没有完成。又，司天监冬官正杨文鉴上言说：“新历的甲子纪年，请把一百二十年的事项交给有关官署议论。由于没有依据，议论后停止，没有施行。”太宗说：“天干地支相承，虽然只循环六十年，假如再循环一个甲子，就成了上寿之数，使年满百岁的人能够看见自己出生的年份，不也是好事吗？”于是下诏规定新历所记甲子纪年为一百二十年。

译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开封府功曹参军张君房上言说：“自唐朝衰败以后，土德崩坏；朱梁势力强盛，自称承继金德正统，但后唐庄宗很快恢复旧国，这就明确说明朱梁不能列入正统。晋朝又自称金德，大概是说自己承接唐朝，却不知道李昪已经在江南建立国家。汉朝两个君主共历三年，承接晋朝而兴起，属于水德。到后周广顺年间改朝换代，两个君主共历九年，最终到了显德年间；以上三个朝代、七个君主，总共只有二十四年，其间的五运变化隐晦而难以考察。臣恭敬地认为，太祖承接后周木德而称王，应当属于火德；向上承继商朝，建国于宋地，从此三个朝代直到现在，都应这样看。臣详细辨析，其中有一件似乎值得怀疑：太祖禅让后周而即位那一年岁在庚申，庚属金，申也是金位，但纳音属木；这大概是周氏自称木德、却显出被两个金所胜的征象。太宗登极以后，下诏在金方之上开辟金明池；是谁启发了这件事？这就是上天显示的灵验符瑞。陛下登临帝位，正值强圉之年，又在作噩之春掌握天符，恰逢宋道兴盛、金天正气显现。臣姑且从瑞应方面来说，当年丹徒进贡白鹿，姑苏进献白龟，条支的鸟来朝，颍川的野鸡出现。臣又听说，举行封禅时，鲁国郊外进贡白兔，郓地得到金龟，这些都是金德符瑞最确切的验证。希望把臣的奏章交给三位宰相共同审定此事。”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天禧四年，光禄寺丞谢绛上书说：“臣考察古代记载，凡是帝王兴起，必定推定五行中盛大的德性，用来配合天地、符合阴阳。所以神农氏以火德，圣祖以土德，夏以木德，商以金德，周以火德。汉朝兴起后，称王于火德，是因为认为自己承继尧的后代；而且汉朝是尧的后裔。五帝之中，没有比尧更伟大的，汉朝能够承接尧，就没有丢失他的事业，并且善于继承他的盛德。国家承受开光的吉庆，秉持敦厚的德性，应当凭借土德的瑞应统治天下。然而推究其前后传承，周朝的木德之后本应轮到土德；朱梁不列入正统，是因为庄宗后来复兴于后。若从石晋、汉氏直到周朝，则李昪在江左建国，而唐朝国统并未断绝，这三个朝代也不能算正统。过去秦朝国祚短促、德性暴虐，不列入正统；考察五代之间，也属于同类。国家如果确实能够贬黜五代，承继唐朝的土德来继承圣祖，也如同汉朝贬黜秦朝，兴起周朝的火德来继承尧一样。五行各有定位，土德居于中央；国家的运数在宋地兴起，把都城建在汴州，确实处在万国中央。古书说：“土是各种事物的主宰”，所以称为后土。《洪范》说：“土适宜种植庄稼，种植庄稼就产生甘味。”如今四海物资充足，嘉禾等作物繁茂；近年京师降下甘露，泰山涌出醴泉，这些都是产生甘味的征兆，也已经显现出来了。何况灵异的树木和奇花异草，都依靠土地生长；各种品类、万般事物，数说不尽，这难道不是土德的验证吗？臣又听说，太祖出生在洛邑，胎衣呈黄色；宏大的基业建立以后，五星聚集在奎宿，镇星又成为主星。到了陛下封禅升中后的第二天，出现环抱黄色光晕的天象；陛下在太清宫朝祀时，有一颗星叫含誉，颜色黄色而且光泽润美。这些都是承受天命的表征，是盛德所归，天意与人事相互响应的重大征验，土德的符瑞已经显现。因此，天心在此，陛下却拒绝而不接受；民意如此，陛下又谦逊而不答应，于是气机壅塞、尚未宣通，黄河决口而溃流，这难道不神奇吗？既然天地之间水势奔流，水德造成水患，就应当考察六府所厌胜镇压的关系，验证五行相胜相克的道理，也应当兴起土德的国运，以抵御时令灾害。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顺应考察这些符瑞，详细学习有关法度，只愿陛下适时施行，臣就万分庆幸了。” 大理寺丞董行父又上言说：“从前太昊认为万物在东方生长，至仁之德体现于木，所以德性从木开始。木生火，神农承接它而为火德；火生土，黄帝承接它而为土德；土生金，少昊承接它而为金德；金生水，颛顼承接它而为水德；水生木，高辛承接它而为木德；木生火，唐尧承接它而为火德；火生土，虞舜传承它而为土德；土生金，夏为金德；金生水，商为水德；水生木，周为木德；木生火，汉依据图谶为火德；火生土，唐承受历运而为土德。陛下承继上天的统绪，接受上天的命令，本来应当向上继承唐朝国统，以金为德，彰显黄帝嫡传的统绪，显明圣祖的伟大功业。臣又考察，圣祖先在癸酉年降生，太祖在庚申年接受禅让，陛下在丁酉年即位，天书在戊申年降下。庚属金，申、酉也都是金位，是上天的本体。陛下承继唐、汉的运数，接续黄帝之后，三代变更其道，以应合上天的统绪，确定金德，这又是顺理成章的。”皇帝下诏命两制详细议论。后来两制献议说：“臣私下详考谢绛所述，他认为圣祖得到瑞应，就应当承继土德，并且以汉朝承接尧的统绪、属于火德作为比证。虽然班彪叙述汉高祖兴起的原因有五项，其中一项说是帝尧的后裔，但等到叙述承接正统时，却越过秦朝而继承周朝，并不是采用尧的德行。如今国家如果采用土德，就应当越过唐朝，向上承继隋朝，这更加不合顺序，破坏了五德相传承袭的次序。又据董行父请求越过五代、承继唐朝而为金德；如果可以越过数代而向上承继百代的正统，那么晋、汉直到周都曾称帝于中原，太祖确实从周室接受禅让而登上帝位，难道可以不遵守传承次序，反而去接续遥远的正统吗？三位圣主临朝统治六十多年，登封泰山、宣告功成，昭示姓氏、确定年号，大体都遵循火德运行的国运，以光耀炎帝之灵的光辉。这件事关系重大，不容轻率议论。何况雍熙年间徐铉等已经详细议论过，谢绛、董行父等人的请求难以施行。”皇帝下诏表示同意。

译宋仁宗初年，冯元等进上新修的《景祐广乐记》。当时邓保信、阮逸、胡瑗等奏请制作钟律，仁宗下诏命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右司谏高若讷、韩琦取来保信、阮逸、胡瑗等制作的钟律，详细考察其得失。丁度等上议说：“保信所制的尺，使用上党秬黍中圆形的黍粒，以一粒黍的长度累积成尺。律管以此尺裁取九十黍的长度，内径三分，内围九分，容量为一千二百粒秬黍。于是又用黍粒长度作为分，再累积成尺，校验保信所制的尺和律管，结果并不相同。他按照这种方法推算龠、合、升、斗的深度和宽度，也大多有差错，不符合周、汉的量制。阮逸、胡瑗所制的尺，也使用上党秬黍中的黍粒，累积其宽度来求尺，制作黄钟律管。现在再累积成尺，与阮逸、胡瑗所制的相比，又不相同。至于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区、鬴，也大多如此。大概是因为黍粒有圆、长、大小的不同；保信使用圆黍，并且首尾相接，阮逸等只使用大的黍粒，所以重新考察便会不同。尺既然有差异，就难以确定钟和磬的标准。谨慎考察古今制度，从晋到隋，累黍定尺的方法只是用来确定尺和裁制律管，并不用权量制度累积黍粒相互校验，所以历代黄钟律管所容纳的黍粒数目各不相同。只有后周挖地得到古代玉斗，根据玉斗制作律管，同时制定权量制度，但也不同于周、汉制度。因此《汉书·律历志》有“备数、和声、审度量、权衡”的说法，这些都起源于黄钟。如今想使各种器物的制度互相参校而不出差错，班固《汉志》中按分数累积的方法较为接近。阮逸等用大黍累积成尺，用小黍充实龠，这是自己违背本来法则。保信用黍粒长度作为分，虽然符合北魏公孙崇所说的方法，但当时已经没有施行。何况保信现在用圆黍累成尺，并且首尾相接，这与用来充实龠的黍粒再累积成尺的方法不同。量器的分寸既然不符合古制，权衡的方法就不能单独采用。”皇帝下诏全部停止采用这些方法。又下诏命丁度等详细审定太府寺以及保信、阮逸、胡瑗所制作的尺度。丁度等说：“尺度的起源很早。《周官》说用璧羡来制定长度【宽径八寸，长一尺】；《礼记》说以张开手掌作为一尺；《淮南子》说十二粒粟为一寸；《孙子》说十毫为一分，十分为一寸。虽然保存着不同说法，却没有一种可以完全遵从。《汉志》记载，元始年间召集天下通晓钟律的人一百多人，命刘歆主持此事。当时周朝灭亡已经二百多年，古代律度中应当还有可以考察的部分。凭刘歆广泛贯通艺文、通晓历法算术的学识，他所制定的尺度应当不会平庸浅近。” 关于审定尺度的方法是这样说的：一粒黍子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先儒解释经籍，多引用它作为义例。世代相沿，成为确定的法则；然而每年有丰歉，土地有瘠肥，即使在一年之中、一个境内取黍校验，也仍然不会完全一致。这大概是因为天地万物的生长规律本来就难以均齐。古代制定法度，只保存它的大概罢了。因此前代制造尺子，不只是累积黍粒，必定还要寻找古雅的器物来相互校验。晋泰始十年，荀勗等校定尺度，用来调和钟律，这就是晋代以前的尺。荀勗等用七种古物加以考核：一是姑洗玉律，二是小吕玉律，三是西京铜望臬，四是金错望臬，五是铜斛，六是古钱，七是建武铜尺。当时用荀勗所制的尺校验古器，与器物铭文所记的尺寸没有差别。前史称赞其用意精密。《隋书》记载各代尺度共有十五等，但以晋代以前的尺为根本，因为它与姬周之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相合。我私下认为，周、汉两代享国长久，圣贤所制作的制度，可以作为取法的准则；而隋氏销毁了金石典正之物，能够保存下来的很少。古代器物的尺寸，明确记载于史籍、可以用来校验的，只有法定铜钱罢了。周代的圜法，流传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详细考知。秦代半两钱，实际重量为八铢。汉初的四铢钱，钱文也写作“半两”。汉武帝时期才开始通行五铢钱，直到隋朝，大多仍以五铢为名称。由于历代尺度屡次改变，所以钱的大小、轻重，很少有完全相同的。只有刘歆设置的铜斛，以及世间铸造的错刀和大泉五十，王莽天凤元年改铸的货布、货泉之类，后世没有听说再有这些钱。臣等详细查考《汉书·食货志》《通典》《唐六典》，其中说：大泉五十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错刀的环与大泉相同，钱身形状像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钱首长八分有余、宽八分，钱足两股长八分，中间宽二分，穿孔直径二分半；货泉重五铢，直径一寸。现在把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四种钱相互校验，尺寸正好相同；有的大小轻重与原志记载略有差别，大概是因为当时私铸盗铸的很多，不一定都符合法定标准。只要校验其首、足、肉、好以及长宽尺寸都符合正史记载的，就可以采用，那么铜斛的尺度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况且经籍中的制度都起源于周代，以刘歆学术的广博、祖冲之算术的精妙，以及荀勗校验的详密，既然校验后与周尺相合，就最值得效法。另外详考《隋书》所载牛弘等人的议论，其中说：后周太祖曾敕令苏绰制造铁尺，与宋尺相同，用来调和中声律、均定田地和丈量土地。唐代祖孝孙说，隋朝平定陈国以后，废弃周代玉尺，改用这种铁尺。按律管相比，铁尺比晋代以前的尺长六分四厘。现在司天监的影表尺，就是和岘所说的西京铜望臬，大概因为它是洛都的旧物。现在用货布、错刀、货泉、大泉等钱校验，景表尺长六分有余，大略符合宋、周、隋三代的尺。由此说来，铜斛与货布等物的尺寸，已经清楚而可以验证。唐朝享国三百年，其间制定的制度法度虽然没有达到周、汉的水平，但也可以说是社会安定的时代。如今朝廷如果一定要寻求合中的尺，应当依照汉钱的尺寸。如果认为太祖承受天命、接受禅让，创制制度以垂示后世，曾诏令和岘等采用影表尺，与典籍所载、修治金石七十年间所得的尺度相互考核，并把它荐用于郊庙，以考合唐制、显示先帝的遗谋，那么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并且可以暂依影表旧尺，等待精通钟律之学的人来考订改正，以遵从周、汉的制度。王朴律准尺比汉钱的尺寸长二分有余，比影表尺短四分。它既然前代从未施用，又经过太祖朝改易了逸瑗、保信以及照所使用的太府寺等尺，制度更加偏长，远远超出古制。

译逸又进呈《周礼度量法议》，想先铸造嘉量，然后再确定尺度和权衡；他的说法疏漏乖谬，不可采用。臣谨慎考查旧文，重新制造影表尺一把，校制汉钱尺二把，并将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共十七枚，一并进呈。诏令度等按照钱尺、影表尺各自制造律管，与逸瑗所制以及太常寺新旧钟磬相互比较，考定声音的高低后上报。度等说：先前奉诏考察太常寺等处的四种尺，确定可以使用的只有一种；按照典故，并用《汉志》所记古钱的尺寸相互校验，影表尺大略符合宋、周、隋的尺，认为应当以影表尺为标准施用。如今又奉命制造律管来验证音的高低，这不是我们平素所熟习的，请另外诏令通晓音律的人总领校定。诏令于是停止此事，但若讷最终采用汉代货泉的尺寸，依照《隋书》确定的十五种尺进呈，收藏在太常寺。当时朝臣宋祁、田况推荐益州进士房庶，说他通晓音律。宋祁上呈他补写亡佚的乐书三卷，朝廷召他到宫阙。房庶自己说：“我曾得到一本古书，《汉志》说：‘尺度起源于黄钟律管的长度。取子谷所产的秬黍中等大小的一粒，以其宽度为基准，累积一千二百粒黍子的宽度，再以其中九十分之一作为黄钟的长度，一份为一分。’如今文字脱漏了‘起积一千二百黍’八个字，所以自前代以来，都是累积黍粒来制定律管，成了律管产生于尺，而不是尺起源于黄钟。况且《汉志》所说‘一为一分’，是指九十分之一，后儒误认为一粒黍为一分，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应当把一千二百粒中等大小的秬黍实装入律管，装满黍粒后，所得九十分就是黄钟的长度九寸，再增加一寸作为一尺，这样律就确定了。”直秘阁范镇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进言说：“照按照纵向排列黍粒累积成尺，律管内空直径三分，能容黍一千七百三十粒；逸瑗按照横向排列黍粒累积成尺，律管能容一千二百粒黍，而内空直径为三分四厘六毫。这两种方法都是由尺产生律，不符合古法。现在房庶所说，是把一千二百粒黍实装入管中作为黄钟的长度，再取三分作为内空直径；这样容纳数量就不会有不合的差异，比前面两种说法正确。” 大概以累积黍粒制尺，是《隋书》开始出现的错误；当时议论此事的人因为律管的容积与尺寸不相合，便弃置不用。后来隋朝平定陈国，得到古代乐器，高祖听到后感叹说：“这是华夏旧有的声音啊！”于是传用这些乐器。到了唐代，祖孝孙、张文收号称通晓音律，也不能重新制造尺和律，只是整治隋代的古乐，制定乐器。朝廷长期因钟律不正，屡次下诏，广泛征求各种意见，希望有所收获。如今房庶所说以律产生尺，确实是众人议论所没有涉及的，请按照他的方法试制尺律，再用古代乐器参考，应当可以得到真实的制度。于是诏令王洙与范镇在修制所依房庶的说法制造律、尺、龠：律管直径三分，周长九分，长九十分；龠直径九分，深一寸；以黄钟的长度为尺的起点，再增加十分；律管能容一千二百粒黍。起初，房庶说太常寺的乐声高于古乐五律，律管制成后才把三律降低作为如今使用的音；所用的黍也不是古书所说的一稃二米的黍。新尺比横向累积黍粒制成的尺长一寸四分。房庶又说：“古代有宫、商、角、徵、羽五音，而如今没有正确的徵音。国家以火德为王，徵属火，不应缺少。现在依照五音旋相生的方法，可以得到徵音。”又说：“《尚书》所说‘同律度量衡’，是为了统一风俗。如今太常寺、教坊、钧容以及天下各州县各自制定律，违背了《尚书》所说统一律的含义。” 而且古代帝王巡行四方、巡视诸侯国时，必定考察各地礼乐的同异，据此施行诛罚和赏赐；应当颁布统一的格律，使京师和各州县不得任意不同，有擅自提高或降低的，应依法论罪。皇帝召集辅臣观看房庶进呈的律、尺、龠，又令房庶亲自陈述他的方法，随后询问律吕旋相为宫的事情，命他绘图进呈。他的说法是把五个正音、两个变音配合五音，交替作为主音，推演成八十四调。旧法先按宫、徵、商、羽、角五音的次序配七声，然后增加变宫、变徵两个音以补足数目。按照旋相生的方法推演，他认为五行相互抵触是不对的，应当把徵改为变羽，把变音改作闰音，随着音调增加；这样十二个月各以本月的律为宫，五行相生便始终没有穷尽。诏令把他的图送到详定所。房庶又论述吹奏律管来听察军中声气的做法，认为根据五行的逆顺可以知道吉凶，说先儒的论述过于简略。当时逸瑗制定乐制已有定议，于是补授房庶为试秘书省校书郎，遣他离去。如今的龠却是方形一寸，深八分一厘，仍然容纳一千二百粒黍。这也是用方分计算，这是龠制不正确的第四点。又考察《周礼》的鬴法：方尺，外部做成圆形，深一尺，容量为六斗四升。所谓方尺，是八寸的尺；所谓深一尺，是十寸的尺。怎么知道尺有八寸、十寸的区别？考察《周礼》所说璧羡的尺度，璧孔为三寸，作为一尺。璧羡的形制长十寸、宽八寸，同称为度尺；以它作为尺，那么八寸和十寸都可以称作尺。又《王制》说：‘古代以周尺八尺为一步，现在以六尺四寸为一步。’八尺，是以八寸为一尺；六尺四寸，是以十寸为一尺。同样都称为周尺，可见周代确实同时使用八寸尺和十寸尺。因此知道八寸尺是鬴的方边，十寸尺是鬴的深度，其容量为六斗二升，可容一千二百八十龠，实际容积为一百零三万六千八百分。如今鬴是方形一尺，实际按十寸计算，这是鬴制不正确的第五点。又考察《汉书》的斛法：方尺，外部为圆形，容量十斗，旁边还有庣出的部分。隋代时汉斛还存在，所以《隋书》记载它的铭文说：‘审定律制的嘉量，斛方一尺、外圆，旁边庣出九厘五毫，表面积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容量一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三年、三斛、八斗〕

译如今的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这是斛制不正确的第六点。又考察算术：圆分称为径围，方分称为方斜，所谓径三围九、方五斜七就是这个意思。如今明明是圆分，却用方形的方法计算，这是算数不正确的第七点。又考察权衡，是从一千二百粒黍出发而制定法则的。周代的鬴，重量为一钧，声音与黄钟相应；汉代的斛，重量为二钧，声音也与黄钟相应。鬴和斛的制度，既有容量和尺寸，又取它们的轻重，是想显示器壁厚薄的法则，以此考察声音。如今黍粒的轻重还不真实，这是权衡不正确的第八点。又考察鳬氏制造钟的制度：大钟把鼓间分成十份，取其中一份作为厚度；小钟把钲间分成十份，取其中一份作为厚度。如今不分大小、薄厚，一律以黄钟为标准，这是钟制不正确的第九点。又考察磬氏制造磬的制度：磬的倨句为一矩半，宽度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大概都是按照各律管长度的不同来制定的。如今也一律以黄钟为标准，没有长短、厚薄的区别，这是磬制不正确的第十点。以上这些都是有形的事物，是可以看见的；其中有一项不相合，就不能作为法式，何况十项全都相互冲突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斛〕 现在的龠，边长是一寸，深为“八分一”，容量是黍米一千二百粒。这也是把方分累算而成的，因此，这种龠是第四处不合。又考察《周礼》所载的鬴制：边长一尺，外形为圆，深一尺，容量六斗四升。所谓边长一尺，是用八寸为尺的尺制；所谓深一尺，是用十寸为尺的尺制。怎么知道尺有八寸、十寸两种区别呢？考察《周礼》所说的璧羡制度，璧羡的弧边长三寸，以此作为一尺。璧羡的形制，长十寸、宽八寸，都称为度尺；以它作为尺，那么八寸和十寸就都可以称为一尺了。又《王制》说：“古代以周尺八尺为一步，现在以六尺四寸为一步。”八尺，是以八寸为尺的尺制；六尺四寸，是以十寸为尺的尺制。二者都称作周尺，这就明确说明周代同时使用八寸尺和十寸尺。因此可知，八寸尺是鬴的边长，十寸尺是鬴的深度；鬴的容量应为六斗二升，即一千二百八十龠，换算所得体积是一百零三万六千八百分。现在的鬴边长一尺，体积却按十寸相乘计算，这是这种鬴的第五处不合。又考察《汉书》所载的斛制：边长一尺，外形为圆，容量十斗，旁边还有外扩部分。当时在隋代，汉代的斛还保存着，所以《隋书》记载它的铭文说：“审定律吕，制成嘉量；斛边长一尺，外形为圆，旁边外扩九厘五毫，表面积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容量一斛。” 如今斛是方形，边长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这说明这种斛不合标准，这是第六处不对。又考察算法：按圆形计算，称为“径围”；按方形计算，称为“方斜”。所谓“径三围九”“方五斜七”，就是这个意思。如今计算圆形却采用方形的方法，这种计算数目不合标准，是第七处不对。又考察权衡制度，是从一千二百粒黍的重量开始制定标准的。周代的鬴，重量为一钧，声音与黄钟相应；汉代的斛，重量为二钧，声音也与黄钟相应。鬴、斛的制度，既有容积，又有尺寸，还要取其轻重，是想借此看出器物壁的厚薄法则，用来考察它发出的声音。如今黍的轻重还不准确，因此这种权衡也不合标准，是第八处不对。又考察鳬氏制造钟的制度：大钟把鼓间分为十分，取其中一分作为钟壁厚度；小钟把钲间分为十分，取其中一分作为钟壁厚度。如今不分大小、薄厚，一律以黄钟作为标准，这种钟不合标准，是第九处不对。又考察磬氏制造磬的制度：倨句为一矩有半，磬的宽度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大概都是各以其律的长短作为法则。如今也一律以黄钟作为变化的标准，却没有长短、厚薄的区别，这种磬不合标准，是第十处不对。以上这些，都是有形的器物，是可以看见的。假使其中有一项不相合，就还不能拿来作为标准，何况十项全都彼此相违呢？臣当然知道，这样就不可能使无形的声音和谐。请把臣的奏章交给有关官司，询问：秬黍一米和二米哪一种才是律管所用的？律管内空直径三分与三分四厘六毫，哪一种正确？律从尺起与尺从律起，哪一种正确？龠制圆形与方形，哪一种正确？鬴方八寸、外圆、深一尺与方一尺，哪一种正确？斛方一尺、外圆、旁庣九厘五毫与方一尺六寸二分，哪一种正确？算术中的圆分与方分，哪一种正确？权衡的重量以二米秬黍还是一米秬黍为准，哪一种正确？钟磬依古法分别有大小、轻重、长短、薄厚而与律相应，哪一种正确？先把是非确定下来，然后制造龠、合、升、斗、鬴、斛，来校验它们的容量。容量相合以后，再下诏寻求真正的黍。真正的黍得到以后，才可以制造量器和钟磬。量器、钟磬与律相合以后，才可以制作雅乐。如今尺和律的根本、枝末尚未确定，而详定、修制二局的工费已经不下千万。议论者之所以纷纷如此，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然而议论者不说有关官司议论时依违两可、迟迟不能决定，反而说制作雅乐是过分的举动；又说当今应先治理政令，礼乐不是急务。” 这是臣最为困惑的地方。假如有关官司能够把关于礼乐的意见合并起来，确定正确的、排除错误的，由陛下亲自临朝裁决，这难道不是对政令极为重大的事情吗？从前汉代儒者议论盐铁，后世流传下《盐铁论》。如今制定雅乐，是为了寻求已经废失的制度，而有关官司却不记录这一盛德之事，后世将凭什么考察呢？希望命令有关官司中的每个人，都各自依据经史提出议论，汇合成一部书，那么谁敢不竭尽心力来符合陛下的意旨？如果认为臣的意见正确，伏请暂时停止详定、修制二局，等真正的黍送到以后再制作乐器，这样一定能做到恰当，也不会徒然耗费。诏令把这件事送到详定所。

译庆历年间，翰林学士宋祁论述以尺确定律，奏说：“臣听说，乐以声音为主，声音产生于律，律由尺确定，尺由黍制成。黍不真实，尺就无法确定；确定尺没有标准，律也自然会有偏差。这样却希望校准声调，就像南方的船逆水驶向燕地、北方的车驾向越地行走，越急反而离得越远。所以尺短，律也随之变短；尺长，律也随之变长。尺短则声音清亮而偏高，尺长则声音浑浊而偏低。清浊不能处于适中状态，至高的音乐就消失了。古代神瞽考察中和之声并加以测量，用来制定律，所以建立音阶、确定尺度。黄帝命伶伦截竹，长三寸九分，吹奏它作为黄钟之宫，然后制定十二律，通过上下推求并听取凤凰的鸣声。司马迁说：‘黄钟律长八寸七分之一，太簇长七寸七分之二，林钟长五寸七分之三，应钟长四寸三分之二。’班固、司马彪说：‘黄钟长九寸，声音最低沉；太簇长八寸；林钟长六寸；应钟长四寸七分四厘有余，声音最高。’蔡邕、郑玄、杜夔、荀勗等人所论述的尺都有增减，但黄钟之宫总要以九寸为确定标准。起初荀勗在武帝泰始年间，校验太乐的八音不和，知道后汉到魏代的尺比古尺长四分有余，于是让著作郎刘恭依照《周礼》制造尺，这就是所谓古尺。” 用古尺重新铸造铜律，以调和声音的音韵。后来汲郡盗掘魏襄王墓，得到战国时期的古周玉律和钟磬，与新制律管的声韵暗中相同。当时各郡国有时得到汉代旧钟，吹奏荀勗所制的律管来配合，声音都相互应和。当时人称赞它精密。只有散骑侍郎、陈留人阮咸讥讽说它声音太高；声音高就悲哀，不是使国家兴盛的声音，必定是古今尺度长短不同造成的。武帝因为荀勗的律管与周、汉乐器相合，于是施行使用。后来始平掘地得到一把古铜尺，年代久远，已经将要腐朽，不知出自哪个朝代，果然比荀勗的尺长四分，当时人都佩服它的精妙，却没有人能够认真思考其中的道理。荀勗立足于千年之后，推求百代以前的法度，尺寸数度既符合声韵，又彼此和谐，可以说精密而且有证据。可是当时人只根据掘地所得的一把尺，便推翻周、汉两件乐器，这也近似于重听觉、轻视觉了。隋代开始使用木尺来制定律，确定律吕，并铸毁前代的金石乐器，以平息众议。大业年间又诏令采用梁代表尺来调校八音乐器，比起前代最为符合古制，可惜其制度和议论都在江都制定，后世没有流传。当时的尺度有十五等：一是周尺；二是晋代田父玉尺；三是梁表尺；四是汉官尺。五是魏尺；六是晋后尺；七是后魏前尺；八是中尺；九是后尺；十是东后魏尺；十一是蔡邕铜龠尺；十二是宋氏尺；十三是万宝常水尺；十四是杂尺；十五是梁朝民间尺。后周时期，达奚震等人议论时，唯独认为铁尺最为适宜，也就是十二宋氏尺。他们说：如今取上党羊头山的黍，依照《汉书·律历志》来测量；如果把大的黍密集累积，按数目累满一尺，实装进黄钟律管，必须摇动才能容纳；如果把中等大小的黍累积成尺，即使颗粒较小而稀疏，实装进黄钟律管，不用摇动便能装满。考察这两种情况的差别，确实是因为取舍调节得不恰当；但用来考察铁尺，终究还是有一项根据。况且上党的黍不同于其他地方，颜色略黑，形状圆而且重，用它来制定量器，必定不是没有道理。只是各时有水旱差异，各地有肥瘠不同，所取黍粒的大小未必恰好适中。按照许慎解释字义的说法，秬黍的形体大，本来就不同于普通黍；怀疑如今的大黍正是其中等大小的黍，累积一百粒正好满尺，并不是古代实装于龠中、削去多余部分的情况。恐怕其周长、直径仍有差异，所以制造律管还不够精妙。即使通过摇动使其装满，从道理上说也讲得通。如今考察周、汉古钱的大小，有的与宋氏浑仪的尺度相合，没有差错。古代黄金一平方寸重一斤，如今铸造黄金加以校验，铁尺较为接近，但还没有来得及详细确定，大概在高祖受命时便停止了。唐贞观年间，又诏令张文收铸造铜斛、铜秤和铜尺，都得到了相应的数值，诏令把它们的副本收藏在乐署。到武延秀任太常卿时，把它们当作奇异玩物，认为律管与古代玉尺、玉斗不相符合，便把它们进献上去。开元年间，将要考定宗庙乐，有关官司奏请取出这些器物，诏令只把铜管交给太常寺，结果九管已经亡失。本朝的金石乐器传自周代，世宗曾多次诏令王朴累积黍粒确定尺度，用来制作律管；律管既不适用，王朴制作律准的尺寸至今还保存着，但当时的实录没有说明使用什么秬黍，不知道究竟依据何物，现在应当进一步详加审定。况且五代战乱，古代器物荡然无存，即使想要制作，也没有凭借；当时又没有神瞽之类的人，谁敢取其中声？不是没有人知道，而是没有人能够通晓。精通音律的人不能说明其中的义理，精通文字的人不能察知声音，音乐确实难以用言语说明。正如所说：知道的人想教却无从教起，心中通达的人只能亲自体会，却没有老师可循。如今距离圣人已经很远，通晓音律的人又少，只能用王朴的律准来调和八音。近来太常臣燕肃按照律准尺，把三分作为标准，想制作十二律管，但黄钟九寸竟然不能发出应有的声音；把管内空径再扩大，才与律相应。虽然管内的厚度还没有完全合乎法式，但深深怀疑如今的尺比古尺短。太常寺的钟磬于是达到清亮高亢的程度，到了法部所用的乐器，声音又变得更加高急。臣认为应当寻求上党的秬黍，像达奚震所说的那样，选取其中精良的，按圆形黍粒累积来确定分、寸、尺，再依此确定律管；有了律管以后求取声音，把律管发出的声音与周代的标准相合。只要声音高低符合标准，清浊没有差别，就可以据此确定法式，颁布到各方各国，足以显示陛下统一律、度、量、权、衡的制度。如果还有与标准不相合的地方，就请招募通晓音律的人，另制新管，参考中和之声，校正统摄各种声音，制定雅乐；这样或许可以纠正历代的错误和缺失，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命郭守敬与王恂率领南北各地的日官，分别掌管测验，并把推算结果上报；命张文谦与枢密院张易主持此事，把裁定意见奏报皇帝；左丞许衡参与其中。郭守敬首先说：“历法的根本在于测验，而测验所用的器具，没有比仪表更重要的。如今司天台的浑仪，是宋仁宗皇祐年间在汴京制造的，与这里的天度不相符合；比较南北两极，大约相差四度。表和石年代久远，也已经倾斜。”郭守敬于是全面考察它的缺失，并把它迁移安置。又奏说：“唐代一行在开元年间命令南宫说测量天下各地的日影，书中记载的共有十三处。如今疆域比唐代更大，如果不在远方进行测验，那么日月交食的分数、时刻会不同，昼夜长短会不同，日月星辰距离天顶的高低也会不同。即使说测验人员少，也可以先在南北设置表，取得直线来测量日影。”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

译至元十七年，新历告成，郭守敬与诸臣一同上奏说：“臣等私下听说，帝王的政务没有比历法更重要的。黄帝迎接日影、推求历数，帝尧设置闰月以确定四时、完成一岁，舜观察璇玑玉衡以校齐日月五星七政。到了夏、商、周三代，历法仍没有固定的方法。周、秦之间，闰月和余数次序错乱。西汉制定三统历，一百二十年以后是非才开始确定；东汉制定四分历，七十多年后仪器和法式才完备。又过一百二十一年，刘洪制定乾象历，才开始认识到月行有迟速。又过一百八十年，姜岌制定三纪甲子历，才开始认识到应以月食冲验太阳所在的宿度。又过五十七年，何承天制定元嘉历，才开始认识到朔、望和弦日都应确定大小余数。又过六十五年，祖冲之制定大明历，才开始认识到太阳有岁差，北极星距离不动的位置有一度多。又过五十二年，张子信才开始认识到日月交道有表里，五星有迟疾、留、逆。又过三十三年，刘焯制定皇极历，才开始认识到太阳运行有盈缩。又过三十五年，傅仁均制定戊寅元历，较多采用旧仪器，才开始使用固定的制度。又过四十六年，李淳风制定麟德历，认为古历的章、蔀、元首和分度不齐，才创立总法，用进朔来避免晦日早晨看见月亮。” 又过六十三年，一行制定大衍历，才根据朔日有四个大月、三个小月，确定九服各地交食的差异。又过九十四年，徐昻制定宣明历，才认识到日食有气、刻、时三种差异。又过一百三十六年，姚舜辅制定纪元历，才认识到食甚时泛余的差数。以上共计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历法经历七十次改订，其中创立新法的共有十三家。从此又过一百七十四年，本朝专门命令臣等改制新历。臣等采用新创制的简仪、高表，凭借实际测量的数值，考订改正了七件事：一是冬至。从丙子年立冬以后，按照每天测得的日影，逐日取冬至前后日影差相同的日期为准，得到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后八刻半。又确定丁丑年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后七十刻；戊寅年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后三十三刻；己卯年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后五十七刻；庚辰年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后八十一刻。各项都比大明历减少十八刻，远近相符，前后也相应。二是岁余。自大明历以来，凡是通过测量日影、验证节气而得到冬至时刻真实数值的共有六次，用它们相互比较，分别得到适用的岁余。” 现在考验四年，彼此相符，没有差错。又从宋代大明壬寅年到今天，经过八百一十年，平均每年应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中二十五分就是今历所采用的岁余数。三是日躔。用至元丁丑年四月癸酉日望日月食已经发生的情况推求太阳运行位置，得到冬至时太阳在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宿九度有余。又依据每天测得的太阳运行度数，或根据星辰测月，或根据月亮测日，或直接根据星度测日，制定方法推算。从丁丑年正月到己卯年十二月，共三年，得到一百三十四项数据，都显示太阳运行在箕宿，并与日食相符合。四是月离。从丁丑年以来直到现在，依据每天逐时测得的太阴运行度数，推算它偏离黄道的变化，求得进入转道后的极迟、极疾以及平行位置的前后情况，共十三转，合计五十一项。其中除去不真实的，有三十项得到大明历所说的入转后天数。又因考验交食，在大明历基础上增加三十刻，才与天道相合。五是入交。从丁丑年五月以来，依据每天测得的太阴距北极度数，与黄道距北极度数相比较，得到月道与黄道相交的情况，共八项。仍依照日食的方法推求，凡有食分的，都得到入交时刻，与大明历的差异不大。” 六是二十八宿距度。自汉太初历以来，各宿距度不相同，彼此都有增减。大明历在度数下面附加太半少等余分，都是牵强地依照私意安排，从未实际测量这些数值。如今新仪把周天度分刻画得很细，每度为三十六分，以距线代替管窥来测量宿度余分，并且完全依照实测，不用私意牵就。七是日出入和昼夜刻数。大明历的日出入、昼夜刻数都以汴京为标准，其刻数与大都不同。如今改以本地北极出地的高度，以及黄道出入内外的度数制定方法，推求每天日出入和昼夜刻数。所得夏至昼最长：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昼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昼最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昼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远作为定式。所创立的方法共有五项：一是太阳盈缩。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正点确定节气，建立升降界限，再依照立招差法求得太阳每日运行分数的起末极差和累积度数，比古法精密。二是月行迟疾。古历都使用二十八限，如今以一万分之一日中的八百二十分作为一限，共分为三百三十六限；依照垜叠招差法求得转分的进退，使月亮迟疾的度数随时不同，这是前人没有的。” 三是黄道与赤道的差数。旧法用一百零一度相减相乘；如今依照算术中句股、弦矢、方圆、斜直等关系，求得度率和累差率，与天道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四是黄道、赤道的内外度数。根据多年实际测量，内外极度为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圆容方、直矢连接句股为方法，求得每天距北极的度数，与实测相符。五是白道交周。旧法由黄道推变白道，以斜求斜；如今使用立浑相互比较的方法，得到月道与赤道正交处，距离春分、秋分两个正点黄赤道正交处十四度六十六分，以此作为标准，推算每月月道交点经过二十八宿的度数，从道理上说已经完备。”

译处士杨恭懿进奏说：“臣等全面考察汉代以来四十多家的历书，精心思考推算，旧仪器难以使用，而新的仪器又不完备，所以太阳运行的盈缩、月亮运行的迟疾以及五行周行于天的情况，详细情形都没有精确考察。如今暂且把新仪的木表与旧仪测得的结果相比较，得到今年冬至的日影、太阳所在的位置，以及列宿分度的差异；再参考大都北极的高度和昼夜刻数的长短，参照古制，创立新法，推算完成辛巳历。虽然有些地方还不精确，但与此前改历的人相比，他们附会授时历，改换日期而制定方法，完全沿袭旧习，我们也并不惭愧。然而必须每年测验、修订，积累三十年，才可能穷尽这套方法；这样就可以像三代的日官一样，世代专掌其职，长期测验而不再发生改年的事情。”又议论合朔说：“太阳运行一周，经历四时，称为一年；月亮运行一周，又与太阳相合，称为一月。所谓一月的开始，就是日月相合，所以称为合朔。自秦朝废弃历法纪年以后，汉代太初历只采用平朔法，大月、小月相间，有时会连续出现两个大月，所以日食多发生在晦日或初二，实际测验的时刻也很少准确。宋代何承天测验四十多年，制定元嘉历，才按照月亮运行的迟速确定小余，以校正朔望，使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称为定朔法；其中有三大二小，当时的人认为它不同于旧法，便将它废止。” 世祖时期，东平平民赵天麟上奏《论统一制度疏》说：“臣听说，四海如果统一，朝堂之上圣王只有一位，没有第二个可以与之并尊的人；首先应颁布法制，使天下和同而各得其宜。从前有虞氏巡狩四方，在各地朝见国君，先做的是协调时令月份、校正日期，其次是统一律、度、量、衡。到了苍周，设置司市以平定物价；至于炎汉，命令张苍确定制度章程。追根究底，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自从曹魏、刘蜀三国鼎立，南北分裂，前面有战国七雄疆域参差不齐，后面有五代战乱纷扰，想要统一，难道不困难吗？古代制度仍然存在，前代书籍记载得很完备。如今国家如尧天广大、禹迹无边，所有人民没有不是国家的臣民，所有土地没有不是国家的土地。然而曹地奢靡、魏地狭小、楚地急切、齐地舒缓，都是风土长期熏染、习俗自然形成的结果，想要改变它们也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往往只能做到一半而停止。至于各方政令不同、各县风俗有别，如果不彻底更新，怎么能成就盛大的教化？况且天以绳墨为象而贵在直，地以准为象而贵在平。东方之神名叫勾芒，执规而主管春季；南方之神名叫祝融，执衡而主管夏季；西方之神名叫蓐收，执矩而主管秋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九年、四月、元日、八月〕 北方之神名叫玄冥，执权而主管冬季。由此看来，准、绳、规、矩、权、衡，正是主管天地四方的器具和法则。臣听说虞、夏、商、周的制度已经无法详细考知，只有刘歆的义理记载在《汉书》中，最为详尽。臣试着分条说明：一是备数，二是和声，三是审度，四是嘉量，五是权衡。把这些相互参验、变化运用，交错综合其中的数理，考察古今，验证气候和万物，使之符合心意和听觉，并记载在经传之中，全都得到实际依据，没有不协调统一的。所谓备数，就是制造圆形的规、方形的矩、定重量的权、定平衡的衡、取平直的准绳以及嘉量，都不能失误；所以从一记起，以十相协，以百定长，以千为大，以万推衍。所谓和声，就是用律吕来完成，用天干地支来统摄；所以宫声居中，角声触发，徵声彰显，商声成章，羽声展开。所谓审度，就是取子谷所产中等大小的秬黍，以一粒黍的宽度为尺度，将黄钟长度分为九十分，其中一分为一分；从分向上，每十为一个进位等级，所以由分区别为寸，由寸累积为尺，由尺扩展为丈，由丈延伸为引。所谓嘉量，根本起于黄钟的龠；取子谷所产中等大小的秬黍，一千二百粒正好充满一龠；从龠向上，每十为一个进位等级，所以由龠进为合，由合积为升，由升聚为斗，由斗积成斛。”}], 北方的神，名叫玄冥，掌管权柄，主持冬季。由此看来，准绳、规矩、权衡等器物，正是用来掌管六合的职分。臣听说虞、夏、商、周的制度，已经无法详细考察了，只有刘歆的义理记载在《汉书》中，最为详尽。臣试着分条说明如下：第一叫作备数，第二叫作和声，第三叫作审度，第四叫作嘉量，第五叫作权衡。把这些交互参验、变化运用，使各种数目错综排列；用古今制度加以考核，用自然之气和万物加以验证，使之与内心和耳朵所感相协调，写入经书和传注之中，全部都能得到实际验证，没有不相互符合的。所谓备数，就是制作器物时，使其圆形、方形、重量和平衡以及准绳、嘉量都不失其标准，所以以一来记数，以十相配，以百增长，以千扩大，以万推衍。所谓和声，是用律吕来构成，用天干地支来统摄，所以宫音居中，角音相触，徴音呈现“祉”之义，商音彰显，羽音覆盖。所谓审度，是取子谷所产秬黍中等大小的籽粒，以一粒黍的宽度作为标准，把黄钟律管长度分为九十分；其中一粒的宽度为一分。从分往上，每十进一等，依次区别为分、忖、寸、尺、丈、引。所谓嘉量，本来起于黄钟律管的龠；取子谷所产中等大小的秬黍，一千二百粒正好充满一龠。从龠往上，每十进一等，所以原文所谓“跃于龠”，进而以十龠为合，以十合为升，以十升为斗，以十斗为斛。所谓权衡，也起源于黄钟之龠：每龠二十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所以从铢、两开始，在两上明确斤的标准，在钧上求得均平，最终确定石的标准。臣又按照刘歆的法则，以三十多斤为一斗，但如今不能采用这一点。不过，其中的道理有可以采用的地方。现在数术已经向天下宣布，历法已经由太史掌管，音乐已经由太常总领，音律已经由协律掌管。如今各种制度中，或有尚未确定，或虽已确定却还没有统一的，只有度量衡了。臣居住在山东，只见山东数郡，有的隔着一个镇，有的隔着一条河，长度的标准、容量的大小、重量的轻重，都已经各不相同了。那么，凭什么向四海显示天下一家的统一制度呢？伏望陛下诏令都省明确建立制度，采纳刘歆的学说，考察其可行与否，确定高低标准。先约定黍粒的多少，均匀其长度作为一尺；又约定黍粒的多少，平定其重量作为一斤。至于现行制度，只约定以十二斤为一斗，五斗为一斛，两斛为一石；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以水平面校正平准器，使用铜来制作。三项标准确定后，颁发给行省，分送各路，作为各路的标准，是可以的。从法令施行以后起，违犯者由主管官署治罪。这样或南或北，都知道制度在内外都明确，财物的收支也有同等标准。圣人曾说：“谨慎地确定权衡和度量，四方的政令就能推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